春秋集传纂例卷一

译说这种话就太浅陋了。何休所说的“改变周朝的文华，遵循先代的质朴”，虽然得到了言辞，但用错了地方，不把它用在性情上（性情即前章所说的以忠道为用、以原情为本），却用在名位上（指贬黜周朝、尊奉鲁国），这是失掉了主旨、只看到浅末，没有进入正门的人。周朝的德运虽然衰微，但天命并未改变，所说的变而从夏政，只是在于以忠厚为教化，以推原真情为根本，并不是说要改革爵位等级，增减礼乐制度。所以孔子哀伤主上的威权不能施行，与列国同等，首先确立王者的正统以统一天下，先称王人以贬黜诸侯，不言战以示无敌，称天王以表明无二，尊崇唯有王者为大，崇高深远，反而说“贬黜周朝、尊奉鲁国”作为《春秋》的宗旨（隐元年盟于昧，何休注如此），两汉的专门之学流传至今，违背礼制、诬蔑圣人，违反经义、毁坏传注，教导人行逆乱，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范氏的说法，粗略陈述了大概，完全没有深意。况且历代史书，都是用来惩戒和劝勉的，《春秋》的创作，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由此可知，虽然依据旧史，斟酌以圣人的心意，拨乱反正，归于王道，但三家之说，都没有进入正门。有人问《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回答说：孔子的志向，是希望施行道义来拯救百姓，所以历国应聘，希望遇见贤明的君王，等到麒麟出现而受伤，知道是为哲人而现，其枯萎的景象，悲叹大道不能施行，将要寄托文字来表达心意，虽然有其德行却没有其地位，不制作礼乐，于是修撰《春秋》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从隐公开始，是因为幽王、厉王虽然衰微，雅乐还未变为国风，平王之初，人们还习惯于剩余的教化，如果有过错恶行，应当用王法来纠正（此时只见周家旧典，自然可以治理）等到时代变迁、风气转移，衰败已经很久了，如果用太平盛世的政教来衡量，那么家家户户都可诛杀，不再有善恶之分，所以断从平王的末年，而以隐公为始，以此来拯救浅薄的习俗，勉励善行，挽救周朝的弊端，革除礼制的缺失（说此时周礼已经崩坏，所以作《春秋》来挽救它）

译关于《春秋》三传得失的议论第二

啖子曰：古代的解说全都是口耳相传。自从汉代以来，才出现了分章析句的著作。就像《本草》一样，都是后汉时期各郡国的人，却题上神农的名字；《山海经》广泛解说殷商时代的事情，却说是夏禹所记录。其余的书籍，此类情况非常多。由此可知，《春秋》三传的含义，原本都是口传的。后来的学者，才将其写在竹帛上，并冠以祖师的名义。我观察《左氏传》，对于周、晋、齐、宋、楚、郑等国的事情记载最为详细。晋国每次出兵，都详细列出将领和副手；宋国每当发生兴衰变故，都完备地列举六卿的情况。所以知道史官左丘明的文章，各国各不相同。《左氏传》获得了这几个国家的史书，传授给门人，义理则是口传的，没有形成文字。后代的学者，才推演并贯通它们，汇总并合并它们，编排年月写成传记。又广泛采录当时的文献，所以同时包含了子产、晏子以及各国卿大夫的家传，还有卜书、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书混杂其中。所以叙事虽然很多，解释义理的却很少，是非交错，混杂难辨。其大概都是左氏原有的意思，所以比起其他两传，它的功劳最高。广泛采录各家说法，叙事尤其完备，能让百代之后的人，大致看到事情的始末，借此探求义理，经文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何况论述大义，得其本源，解释三两条大义（如“天王狩于河阳”之类），也依据情理来解说，想让后人由此推及其他事情。而作传的人，不理解这个意思，随意添加附会，所以多有迂腐荒诞之处。又《左氏传》原本解释始末的人，压抑地为之解说，于是导致邪正混杂，学者迷失了根本。《公羊传》《谷梁传》起初也是口授，后人依据它们的大义，分散配属经文（传中还称“谷梁子曰”，就是证据），所以多有乖谬，失去了纲领统摄。然而它们的大旨，也是子夏所传的，所以这两传对于经文的传述，比《左氏传》更紧密。《谷梁传》意旨深远，《公羊传》辞藻辩析，随着文句解释，往往能钩深致远，只是坚守文句固执僵化，拘泥难通，比附日月，曲解生成条例，义理有不合的，也强行贯通，驳杂不类，甚至自相矛盾，不符合圣人平易旷达的体例。《春秋》的文字，一字用来褒贬，确实是这样。其中也有文辞不同但义理相同的（如详内略外，沿用旧史的文字，这类情况）两传穿凿附会，全都用褒贬来解释，所以比《左氏传》更加繁碎。《公羊传》《谷梁传》又不知道有不报告就不记载的原则，凡是没记载的，都用义理来解释。况且列国非常多，如果盟会、征伐、丧纪，不报告也记载，那么一年之中，可以填满几卷。何况他国的事，不凭借报告命令，从哪里得到记载？只记载所报告的事，判定其善恶，用文字褒贬罢了。《左氏传》说褒贬的，也不过十几条。其余事同文异的，也没有其他解释。旧解都说随从报告以及旧史的文字。如果这样论述，那就是夫子抄写鲁国史书罢了，怎么能叫修《春秋》呢？所以说这两种说法都不恰当。

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啖子曰：可惜啊！左丘明的言论长久断绝，通儒不再出现，遗留的文字存在的，只有三传而已。传已经互相失去了经文的旨意，注又没有完全表达传的意思。《春秋》的义理，几乎泯灭。只有圣人制定法则，譬如泉源，只要涉足其流，无不善于利人。贤者得其深意，次一等者得其浅意。如果文义隐晦，就是虚设大训，谁能通晓它？所以《春秋》的文字，简易如天地，其道理显明如日月。只是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攻击，仇视不如诡辞迂说，附会本学，杂乱如米聚，难见易滞，更加让后人不知根本。因注而迷经，因疏而迷注，偏袒所习，风俗如此。老子说：大道很平坦，而人喜欢走邪径，确实啊！所以知道三传分流，其源头则相同，择善而从，就已经超过一半了。归于允当，又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现在《公羊》《谷梁》两传，几乎断绝，习《左氏传》的人，都遗经存传，谈论其事迹，玩赏其文采，如同阅览史籍，不再知道有《春秋》的微言大义。唉！买椟还珠，难道值得奇怪吗？我于是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汇集前贤注释，也用我的意思补补缺漏，商讨得失，研精宣畅，期望融会贯通。孔子的志向，或许可以看见。可疑的则空缺，以等待君子。称之为《春秋集传集注》，又撮取其纲目，撰写为统例三卷，以辅助集传通经意。所以剪除荆棘，平易道路，让趋向孔门的人，并轨康庄大道，避免涉足险难。

啖氏集注义例第四

啖氏说：“我所注的经传，如果旧注道理通顺，就依照它书写；稍有不安，就随文改易；如果道理不尽，就推演并贯通它；道理不通的，就全部删削而另作注解。那些未详的，就依据旧说罢了。只是不博览诸家的注，不能不成为遗憾。”有人问：“传则每题传名，注则为什么不题注者的名字呢？”回答说：“杜征南说：‘略举刘、贾、许、颖的违误。’何掾说：‘略依胡母生条例。’范武子说：‘博采诸儒之说。’那么如果题此三人之名，未必得其本，所以就不说了。”又近来见诸家所注，如果有异义，想题自己的名字以示后人，所以必须具载其名氏罢了。我只是以通经为

译如果这样，那么前人的名字和我有什么差别呢？楚国得到它并不值得奇怪。即使这是我首创的见解，怎么知道先贤没有已经提出过这种说法？所以都不提及所注的名字，只是以贯通经义为宗旨罢了。

译赵氏损益义第五

赵氏说：啖先生汇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长处，用来解说《春秋》，其中未能详尽之处，便阐发自己的见解，条理明晰通畅，真是通达贤达的做法。可惜他对《春秋》的大意或许没有显著标明，对传文的取舍或许存在偏差，大概是因为编纂刚刚完成，来不及详细审省罢了。所以古人说：“圣人尚且没有全能，何况贤者呢？”我因此推究寻绎，列出心中不安之处，随即加以疏解。啖氏依据《公羊传》家的旧说认为：“《春秋》改变周代的文饰，遵从夏代的质朴。”我认为《春秋》是依据史书制定经义，用以阐明王道，其主旨大体只有两个方面：一是振兴常典，二是彰显权变。所以凡是郊祀宗庙【郊祀宗庙的常事都不记载】、丧礼纪事【除了国君去世下葬之外，其他杂乱的丧事都记载，是因为不合礼制】、朝见聘问【改变文辞的都是讥讽不合礼制，比如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这类情况】、搜狩婚娶【这两种礼制的常事也不记载】，只要违背礼制就加以讥讽【这五种礼制都依据周礼】，这就是振兴常典【表明不改变周礼】。非常之事，常典所不及的，就由圣人裁断，以确定褒贬，用来穷尽精微的道理【这就是变例】。精微的道理，不使用权变就无法达到【权衡用来辨别轻重，意思是圣人深刻洞察是非之礼，类似于这种情况】。所以说：“可以和他一起走向正道，未必可以和他一起坚守正道；可以和他一起坚守正道，未必可以和他一起使用权变。”因此子游、子夏等弟子不能增添一个字。那么圣人根据时机做出决断，以确定中道，辨别疑惑质疑，为后世君王提供法则，何必一定要遵从夏代呢？有人问：“如果不是改变周礼的意思，那么周代的典章制度尚未消亡，哪里用得着《春秋》？”回答说：“礼典【周代的礼制经典册籍】是用来防止动乱的。动乱已经发生【指周幽王、周厉王不遵守礼制导致动乱形成】，那么礼典就不能治理了。打个比方，养生之法是用来预防疾病的，疾病已经发生【不依照法则就会生病】，那么养生之书就不能治病了，治病的是针药。所以《春秋》也是世间的针药，辅助拯救世道，道理应当如此，为什么说它是改变呢？”如果说《春秋》改变了礼典，那么针药也可以说是改变了养生之法吗？提问者说：“如果《春秋》不是改变周礼的意思，那么帝王的制度难道没有比周代更盛的吗？”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改制创法，是君王的事，孔子身为臣子，名分上不应当这样做【意思是孔子立教的界限止于依据旧史以示劝戒，不应当改变制度】。至于帝王简易精淳的道理，难道没有吗【意思是周道的不足以称为最盛】？提问者说：“那么《春秋》拯救世道的宗旨在哪里？”回答说：“在于尊崇王室，纠正僭越，举荐三纲，提挈五常，表彰善行，憎恶恶行，细微之处也不遗漏，就是这样罢了。”看那三家传文的解说，他们大多不了解《春秋》的大意和主旨，褒贬差品所中的地方没有防备。所以周王去世不记载的有三处，周王下葬不记载的有七处【春秋时期共有十二位周王，其中有去世下葬不见于经文的，三传都没有贬责】，嗣王即位，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都没有义理解说【三传也不说明其意】，盟会侵伐，难道没有褒贬，也没有论述【三传没有义理】，略举几件事，触类旁通都是这样【都见于前文中】。所以说他们大多不了解《春秋》的大意和主旨。至于分析名目，以示惩戒劝勉，违背经义失去主旨，错误多而正确少。啖氏虽然已经裁择，但芜杂秽乱仍然繁多。唉！圣典被遮蔽，一千几百年，理当发挥阐扬，不可以停止，哪里是随便驳斥先儒呢？所以褒贬的主旨在于体例【各种体例即是】，缀叙的意思在于体制。所谓体制，其大概有三类，而区分有十种。所谓三类，凡是即位、崩薨、下葬、朝聘、盟会，这些是常典应当记载的，所以全部记载，根据其邪正加以褒贬，这是第一类。祭祀、婚姻、赋税、军旅、搜狩，都是国家大事，也应当记载。其中合乎礼制的，孔子修经之时，全部不取，所以《公羊传》《谷梁传》说“常事不书”就是这个意思。其中不合礼制的以及合乎变例正道的，才取而记载，并增减其文辞，以寄托褒贬之意，这是第二类。庆贺祥瑞、灾异以及国君被杀、被俘以及被放逐、逃跑叛变、回归入国、接纳立君，这些都非常之事，也是史册应当记载的，孔子则依据这些加以褒贬，这是第三类。这是述作的大概。所谓十种：一是全部记载以志事实【朝聘用兵之类，一切记载以彰显事实】；二是略去常事以明礼制【祭祀婚姻等合乎礼制的常事不记载】；三是省减文辞以从简【经文贵在简省，触类旁通都是这样，比如前面列举名目后面凡是率领军队不说君主派遣之类】；四是改变文辞以示义理【只要经文比常例改变一个字，必有褒贬之义】；五是依据文辞以见意【指不成体例的，但在文辞中见褒贬之义，比如公追击齐军到酅，齐人来归，公孙敖到防之类】；六是记载以彰显非礼【记载子同出生以及下葬诸侯之类】；七是示讳以存礼【内部恶事都隐避其文，以示臣礼】；八是详述内部以区别于外部【内部卿大夫去世都记载被伐，都说某鄙之类】；九是阙略，因袭旧史【宣公成公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齐全】；十是损益，以成文辞【比如郑国渝平，如果说郑伯派人来渝平，就不成言辞，这是减省文辞；比如西狩是常事，不合记载为获麟，所以记载西狩，这是增益文辞】。了解其体制，

译推究其体例，观察其大意，然后才可以议论它。有人问：圣人的教化，旨在训导世人，为何言辞如此深微？（怪其辞意深微，人难晓解，不可以训）回答说：并非刻意使其深微，而是事情本来如此。人的善恶，必有深浅之分，如果不约束言辞，不足以区分其差别。（如弑君有称人、称盗之异，来盟有书名、书字、书官之异，必假一字以示善恶浅深也）如果言辞广博，那就是史官的记录了，哪里足以体现条例而称为《春秋》呢？言辞简略而义理隐晦，道理自然应当如此，并非刻意使其深微。所以成年人的言语，孩童不能理解；朝廷官员的才能，百姓和低级官吏不能企及。因此小智慧赶不上大智慧，何况圣人的言语呢？这是性情自然形成的品类，并非刻意使其深微。现在凭借不及圣人的资质，想要不学习就能懂得，这难道是街谈巷议，随便说说就容易明白的吗？

有人问：《春秋》始于隐公，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一是因为周平王东迁的缘故。（此与啖同）二是因为隐公谦让的美德。（此与杜同，别具言获麟传）啖氏依据旧说，认为左丘明受经于孔子。现在看左氏解释经义，比公羊、谷梁浅陋，错误谬误实在很多。（备在纂例诸门及辨疑篇）如果左丘明的才能确实超过常人，怎么会这样呢？推类而言，都是孔子门下的后学弟子。只是公羊、谷梁恪守经义，左氏通达史事，所以它们的体例不同罢了。况且孔子自比，都引用古人，所以说“我私下比作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我则与他们不同”，都不是同时代的人。左丘明，大概是孔子以前的贤人（《论语》说左丘明以此为耻，我也以此为耻），像史佚、迟任那样，在当时就被称颂。焚书之后，无人能详细知晓，学者各自凭主观臆断，看到《左传》和《国语》都题署左氏，于是牵强附会认为左丘明就是那个人。这件事既然没有明确记载，只有司马迁说“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刘歆认为《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作。况且司马迁喜好猎奇且多谬误，所以他的书多被淮南王驳斥。刘歆则凭私意喜好将其编入《七略》（《七略》：《左氏传》，左丘明所作），班固沿袭而未加改正（指《汉书·艺文志》凭《七略》而成），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以讹传讹，一去不复返了。

有人问：司马迁、刘歆与左丘明年代相近，本来应当知道，现在用远事驳斥近事，可以吗？回答说：探求事实，应当推究理例，岂能只以远近为限？况且司马迁作《吕不韦传》说：“吕不韦做秦国相国，聚集门客千人，著录其所闻，汇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为《吕氏春秋》，悬挂在秦国。”等到他与任安的书信中却说：“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修撰《春秋》，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孙膑受膑刑，兵法得以修列。”吕不韦迁往蜀地，世间流传《吕览》，那么司马迁所论吕不韦的书与传记自相违背，如此严重，他关于左丘明的说法之谬误，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刘歆说左氏亲见孔子，杜预说凡例都是周公旧典礼经，按他的传例说：“弑君称君，是君无道；称臣，是臣的罪过。”那么周公预先设定弑君之义吗？又说：“大规模用兵曰灭，不占领土地曰入。”又是周公预先设定相灭之义吗？又说：“诸侯同盟，去世则赴告以名。”又是周公命令称先君之名以告知邻国吗？周朝以避讳事奉神明，不应有此。又说：“平地积雪一尺为大雪。”如果认为是灾异呢？那么一尺雪是丰年的征兆。如果认为是常例必须记载呢？不应二百四十二年中只有两次大雪。凡此之类，不可胜言（俱见纂例诸篇及辨疑中），那么刘歆、杜预的话浅薄近俗得很了，左氏决非孔子同时代人，也已经明白了（说如果亲授经，不应乖谬至此）。

有人问：如果左氏不是受经于孔子，那么他的书多与汲冢《纪年》相符，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彭城刘惠卿著书（名贶）说：“《纪年》叙述诸侯列会，都举其谥号，知道是后人追修，不是当世正史。”至于如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都是孔子褒贬之意，而竹书之文也是如此。其书郑杀其君某，因而解释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郑，因而说：“是子常”，大多此类。另有《春秋》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所以知道此书是按《春秋》经传而作的。刘惠卿的这个论断，恰当。况且经书记载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传解释云：“鲁故也”，认为是纪大夫裂繻的字，因为与鲁结好，所以褒扬而书字。同字之内，大夫序在莒子上。这是鲁国褒贬之意，而竹书自是晋史，也依此文而书，为什么呢？这是最明显的验证。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如此等数事，又与公羊相同。其称今王者，是魏惠成王。这是魏惠成王时，史官约诸家书，追修此纪，理甚明矣。观其所记，多诡异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此段言左氏传既非全实，而纪年又凭左氏而成也）况且

译《左传》和《国语》的文体不统一，叙述事情又多矛盾错乱，肯定不是一个人所作。大概左氏广泛收集各国的史书，来解释《春秋》。《左传》写成之后，大概是左氏家族的子弟及门人，看到许多嘉谋事迹没有收入《左传》，或者有的虽然收入《左传》但说法不同（因为各国各有史官，所以同一件事说法各异），于是各自按国家编排，写成这本书，以增广异闻罢了。自古以来难道只有一位姓左名丘明的人吗？为什么看到题为左氏的作品，都称为丘明？近代的儒生，又胡乱记载说：丘明传授给鲁国的曾申，曾申传给吴起，吴起传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给楚国的铎椒，铎椒传给虞卿，虞卿传给荀况，荀况传给张苍，张苍传给贾谊（这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例》所引用的）。这是近世的儒生，想要尊崇《左传》，才胡乱编造这些记录。如果传授脉络真的如此分明，那么《汉书》中张苍、贾谊以及《儒林传》，为什么没有记载？那么它的虚假就显而易见了（汉朝初年尚且不知道，后代从哪里得来，足以证明是胡编的）。有人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因为《汉书》的《儒林传》和《艺文志》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年代和名字，所以这样问）？回答说：这两部传虽然不记载事迹，但它们解经比《左传》更精密，由此可知他们一定是孔子门人后代的门人，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师承和世代罢了。传记中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三部传的先后顺序也无法知道。前代儒生说《公羊传》的作者名叫高，是子夏的弟子（应劭《风俗通》这样说）；有人说他是汉初的人（何休在《公羊传隐公元年》“纪子伯莒子”注中这样说）；有人说《谷梁传》的作者也是子夏的弟子，名叫赤（也是《风俗通》所说的）；有人说他是秦孝公同时代的人（麋信这样说）；有人说他名叫俶，字元始（阮孝绪《世录》这样说）。这些都是牵强的说法（西汉的儒生尚且不能确定他们的时代和名字，而后代反而广泛传播，胡乱编造记录，所以知道不是真实的说法）。儒生和史官这类人，尚且多有此类情况，何况那些谈论怪异的人呢（意思是历代儒生和修史的人，应当坚守正道、依据事实，却还胡乱广泛传播，有这些虚假的记载，何况那些迷信谶纬、迂腐怪诞之徒呢？这是感叹作伪之意）。

译啖子取舍三传义例第六

啖子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文字含义虽然不同，但意旨可以相合的，就推演贯通它们；文字和意旨都不同，但各有可取之处的，就并列保留它们的义理。那些同一件事的传文，首尾分散在不同地方的，都汇集到本经之下，以便使学者免于烦杂疑惑。至于义理背离、理例不合，言辞浮泛虚妄，事迹近乎诬蔑，以及没有经文对应的传文，全部不予收录。那些言辞理路有害于教化的，以及繁琐琐碎、市井巷谈，戏谑浮夸的言论，以及寻常小事，不足以作为训诫的，都不予收录。如果必须保留以贯通经义的，就删取其中要点。劝谏争辩、谋略计议的话，如果有不切中要害的，以及成败并非由其言论决定的，也都略去。虽然应当保留但浮辞过多的，也摘取要点。凡是叙述战事，也有委曲详尽的繁文，并且只叙述参战人员个人的事情，义理并非两国成败的关键，又没有诚信节操可以记载的，也都不予选取。凡是议论事情，如果不是与议论者相关，而是私下评论其事，除非切中要害，也都删去。那些巫祝卜筮、梦境鬼神的话，都不予收录【如果有补于劝诫的则保留】三传叙事及义理相同的，只举《左传》，就不再举《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谷梁传》相同的，就只举《公羊传》。又《公羊传》《谷梁传》理义虽然相同，但《谷梁传》文字独自完备的，就只举《谷梁传》。《公羊传》《谷梁传》以日月为例的，一概不予选取。其中有义理的，有时偶尔保留，也不是作为定例【义是指日月的定例】有人问：没有经文对应的传文，其中仁义、诚信、节操、智谋、功业、政理、礼乐、正直的言论、良好的训诫很多，如果全部删除，不也太可惜了吗？回答说：这是《春秋》经，这是《春秋》传，不是解释《春秋》的话，理当不得收录，并不是说它们不好。况且历代史籍中好的言论很多，难道都能全部纳入《春秋》吗？那些应当昭示后代的，自然可以记载在史书中。现在《左传》尚存，如果一定要沉溺玩赏文采、记取事迹的，阅读它就可以了。如果想要通晓《春秋》的，就请观看这本传。传文中有一句是一句，并非都是选择恰当的留下，不恰当的去除，有疑问的就保留并加以议论。有人问：三传的文字，每说一件事，解释一个义理，是应当合并的，是非应当合并的，为什么不说是摘取呢？回答说：三传所记载的本都没有错误，后人不懂，而用滥说附会增补其中，不纯粹是本来的说法，所以应当选择使用，这也是披沙拣金、在杂乱的柴草中割取荆条的意思。赵子说：三传中值得保留的定例，有的移到事件开头，有的移到同类事件中【事件开头是指直接作为定例没有差别的，同类事件是指如弑君有称国、称人等差别等待经文】文字列举其差别普遍，然后举出定例】各自随其适宜。凡是需要全部摘取的，如内外大夫名目的定例【见僖公八年】像这样的三四条。三传及啖氏，有的已经解释且恰当的，有的散在前后，学者寻找最终难以总领，现在所以汇集它们，使褒贬差别明显易见。那四家的义理，各自在句下注明。不注明的【指不注明某家】就是鄙人的意思【鄙赵子自称】既不遗漏前儒的美善，而理例又明白。凡是《公羊传》《谷梁传》的文义，虽然与本经不相契合，但符合正理的，都移到适宜应用的地方应用。那些孤立绝少的文字，不能单独应用于经文之下的【指不能单独使用】我就引用使用它们【赵子引用为证，如同古人引用《诗》《书》一样】以便先儒的义理片善也不遗漏。凡是三传经文不同，所以传文也不同【如盟于昧，《左传》作蔑之类】现在既然编纂审定【义见三传差互略篇中】那么传文也全部改定以统一它们，以便使学者免于疑惑错误。《公羊传》《谷梁传》解说经文，多说隐讳、怜悯、喜悦之类。况且《春秋》举出治理国家的大训，难道是为私情悲喜而作文章吗？何必等到《春秋》这么浅薄。这样的定例，都不选取。《公羊传》灾异下都说记灾、记异。我已经在定例开头论述其大意，从此就观文知义，不再详细记载。那些需要保留的，才保留。《公羊传》《谷梁传》举定例，都不称凡。又《公羊传》《谷梁传》每一个义理，往往多处出现。现在既然去除重复，以恢复简要，其举定例所以加凡字，以贯通其前后。察微知远，是识见的精妙。所以孔子说：“由也不得其死，然是也。”古人立蓍草以求前知，所以应当不丢弃人的智识。然而《左传》所记载的，以一言一行定其祸福，都验证如同符契。这样的例子，接连不断，纵然不全部是虚妄，必然很多。全部丢弃吗，就失于精深劝诫之道；全部保留吗，就多言者无所畏惧，而诡诈虚妄繁多兴起。固然应当选择言辞深刻理路正当的保留，浮浅的去除，大概合乎中道。《左传》没有经文对应的传文，那些因为会盟、战争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正直言论、美好谋略与经文相接的，就略取要点。如果说事迹虽然与经文相符，而无益于教化的，就不选取。《左传》每次会盟下都说寻某年之盟，每次聘问下就说报某人之聘。侵伐下多说报某之役，凡此类，只是检查前面以符合后面，没有其他义理。现在考查其事相连带要保留的，保留。《左传》杂乱记载事迹，不达经意，就妄说礼也。现在考查其符合经文的，保留，其余全部不选取。《左传》汇集各国史书为传，叙述吴楚之君都称为王，这是本国臣

译百姓僭越的尊号，不能用于正统史传，所以都改称为吴子、楚子。如果叙述君臣之间互相问答的话语，则不符合我褒贬善恶的本意，况且要让后人知道他们的僭越虚伪，所以保留原称。《左传》记载楚国县大夫都称为公，这是僭越的言辞，都予以刊正。《左传》记载各国国君都称为公，这都是依据该国史书的成例，严重违背了鲁国史书的体例，现在因为繁多无法一一更改，学者应当知晓。大凡有德行的人，人们尊敬他的名字，所以称他的字。《左传》追述前代史事，足以纠正名分，但在叙述有罪恶的人时，也举用他们的字（如羽父之类），违背褒贬之意，太过分了。这类例子极多，来不及全部更改，学者应当知晓。大凡谥号，是用来褒贬善恶的，那些有罪的人却加上美谥（如恭、仲之类），现在不加以删削，是为了显示当时政教废弛的状况，后代应当以此为戒。

译重修集传义第七

陆淳手持笔和简牍，侍奉在啖先生身边，共十一年。在讲述和阐释的过程中，常常得到先生良好的诱导，那些精微的言辞和深奥的旨意，我颇能听闻。唉！神明不保佑善人，上天夺走了这位文士。笔削工作刚刚完成，哲人就去世了，因此在选择取舍三家传文时，或许没有精研《春秋》的纲领条例，有所遗漏和省略。等到赵氏对经文进行增删修改，既符合《春秋》的大义，又与条例相通。我担心学者匆匆阅读难以领会，随着文字看到义理，以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于是我将这些内容编纂在经文之下，就明显容易看见了。对于取舍传文，也按照类别刊刻附在后面。另外，《春秋》中三家传文没有解释的意思，先生都在注文中说明了，这是表示谦让。我私下认为，既然自己解释了经义，就应当作为传文，于是陈述自己的见解，各自附在经文之下，这样《春秋》的旨意就明朗容易看见了。有人问：“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相同的，有十分之二三。现在你重修《集传》，全都以啖氏命名，难道不像是窃取古人的美名，来偏袒你的老师吗？”回答说：“啖氏原本就是汇集众说，《传集注》已经说明，是汇集古人的学说，而选取其中好的部分。现在作传的人，只是解释经义，不适合在注中特别标出，这是啖氏用来区别于左氏、公羊、谷梁的原因。其义理也与集注没有不同。”啖氏、赵氏所选取的三家传文，都经过曲折剪裁，去掉妨碍理解的部分，所以行文有删减句子，句子有删减字，以至于达到精深。实在担心曾经学习过三家传文的人，不明白这个意思，认为文句脱漏，随即加以注释。这就是《集传》的弊病。将来的君子，对这件事有兴趣的，如果怀疑有缺漏错误，应当先详细阅览啖氏、赵氏的取舍条例及《辨疑》，来校勘它，不可以援引三家的旧文，来纠正新的传文，要谨慎啊，要谨慎啊。三家传文的义理条例，即使不恰当的，都在纂例的本条中书写，并论述舍弃它们的原因。那些不列入条例的，就在《辨疑》中论述。有人问：“《集传》先列左氏，次列公羊，后列谷梁，也有用意吗？”回答说：“左氏传经，多叙述事迹，凡是先看到某件事，然后才可以判定其是非，所以先列左氏。公羊叙述事迹，也比谷梁多，但判断义理就不如谷梁精当，精当的应当放在最后，作为总结，所以谷梁排在后面。事理形势应当如此，并不是前面优秀而后面低劣。”有人问：“经传文字，有触犯本朝庙讳的，全都未作更改，为什么呢？”回答说：“文章是用来传达义理的，如果更改了，就失去其义理了。《礼》说：‘临文不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只是诵读的人，解释并称呼它，那么臣子的礼节就完备了。”《左氏传》所记载的事迹，连带经义的，都收入《集传》了。那些没有对应经文的传文，《集传》不选取但事迹有可嘉许的，现在都略加摘录，按年份编排，共成三卷，名叫《春秋逸传》，这样左氏的精华就没有遗漏了。其他的则是虚妄繁琐琐碎，不值得观看。

修传始末记第八

啖先生名助，字叔佐，关中人也。聪明颖悟，简朴淡泊，博学通达，见识深远。天宝末年，客居江东，因为中原战乱兴起，于是没有返回故乡。凭借文学才能入仕，担任台州临海尉，又担任润州丹阳主簿。任期届满，就在那里安家。住在简陋狭窄的巷子里，却安然自若。起初在上元辛丑年汇集三家传文解释《春秋》，到大历庚戌年完成。赵子当时在宣歙的使府做官，因为往返浙中，途中经过丹阳，于是到先生家中拜访，深入谈论经义，事情大多观点相合。约定赵子返回的日子，应当再次讨论。唉！仁德之人不一定长寿。这一年先生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这年冬天，赵子随使府迁镇到浙东，我悲痛老师的学问没有彰显，于是与先生的儿子陆异，亲自抄写，一起带着去见赵子。赵子于是进行增删修改。我随之编纂汇总，到大历乙卯年书成。赵子名匡，字伯循，天水人也。等到淮南节度使、御史大夫陈公统领宣歙时，才开始召用他，多次随镇迁升拜官。后来担任殿中侍御史、淮南节度判官。我字伯冲，吴人也。世代以儒学著称，当时又被陈公推荐，诏授大常寺奉礼郎。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纂例卷二

唐 陆淳 撰

鲁十二公谱并世绪第九

鲁是周公的封国。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起初受封，本人留在朝廷辅佐王室，派儿子伯禽回国，建都在曲阜。伯禽去世，儿子考公酋继位。考公去世，弟弟炀公熙继位。炀公去世，儿子幽公宰继位。幽公被弟弟防所杀，防继位，这就是魏公。魏公去世，儿子厉公擢继位。厉公去世，弟弟献公具继位。献公去世，儿子真公濞继位。真公去世，弟弟武公敖继位。武公去世，儿子懿公戏继位。懿公被兄长的儿子伯御所杀，周宣王诛杀伯御，立懿公的弟弟称，这就是孝公【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杀幽王】孝公去世，儿子惠公弗湼继位【惠公三年，平王东迁】

隐公，是惠公的儿子，名息姑。在位十一年，被公子翚和桓公所杀。母亲声子，不记载去世，不记载埋葬，不迎娶夫人，是因为摄政谦让，不向外迎娶。

桓公是惠公的儿子，隐公的弟弟，名允，在位十八年，被齐国所杀。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