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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第一 《周易玩辞困学记》　易类 提要 臣等恭谨查考：《周易玩辞困学记》十五卷。本朝张次仲撰写。张次仲字元岵，海宁人。这部书前面有他的自序，说自己天性愚钝，不敢夸谈象数，也向来不相信谶纬之说，只在语言文字之间寻求确切而有益于身心的内容，便随即疏解记录下来。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书稿；历时二十多年，凡六七次修改稿本才完成。他的立论最为笃实。对于《乾》卦，采用王弼的本子，以便解释训诂，但仍把郑康成的本子列在卷首。前集汇录诸儒的论说以及自己的论说数十条，作为读《易》的大意。他所辨析的内容，例如认为八卦重叠的法则，从十六卦、三十二卦直到六十四卦，说某卦由某卦变化而来，都是孔子没有说过的；河图、洛书之外，并没有其他图式，后人借托孔子的话而枝蔓推衍。又认为一卦有六爻，就像主、伯、亚、旅一样，不能说这个爻代表君子，那个爻代表小人，否则便反而违背错综复杂的道理。这大概是要扫除纷乱纠缠的说法，独以义理为宗旨。可是，虽然把各家的义例全部废弃，终究难免打开凭臆断定的门户。然而，他彻底废除各种图式，确实有铲除杂芜的功劳，而且尤其切合人事，对学者比较有帮助；与那些满篇绘图，徒然像算经、棋谱一样，反而把《易》理置之不讲的著作相比，实在高明得多。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周易玩辞困学记》序 我七岁时开始跟随外傅学习，先父教我读经学。我仿照《春秋》的意思，犹豫不决，便抱着书去询问筮人。他说，儒生似乎与《易》有宿世因缘，应当读《易》，于是把文公《本义》传授给我。我终年勤苦钻研，不过是为了应付科举文章，对于清洁安静、精微防范之处，完全没有窥见。一天，经师讲解“潜龙勿用”，我心中忽然有所触动，仿佛电光石火，刚刚出现便随即消失。二十岁以后，逐渐经历人事，遭逢家中许多灾难，每天行走在凶、咎、悔、吝的道路上，却没有因此悔悟。年老以后，忧患更加逼迫，独居深思，想要少犯过错，没有比读《易》更好的方法。读《易》的方法，应当以孔子的十翼为宗旨，这样或许可以沿流溯源，仰窥伏羲、文王、周公三位圣人的心意。我避居在萧寺，昼夜反复推究；有不明白的地方，便再检阅前辈的笺疏、传注等书，反复考校，并不是说自己的见解能够符合四位圣人，只求使自己心中满意才停止。风雨昏暗、疾病忧苦的二十年，始终如此。我的天性愚钝，不敢夸谈象数，也向来不相信谶纬之说，只从语言文字中寻求确切而有益于身心的内容，便随即疏解记录。年深日久，终于编成书卷，总不脱离经生的习气，姑且错误地题名为《玩辞困学记》。困顿确实困顿了，但“学”这个字，我实在对此深感惭愧。起初打算把它藏在箱笼里，至于流传还是不流传，便静静等待时运；后来时机到了，偶然遇到因缘，便贸然付梓。平生交游很少，不能拿片言只语去求教于名家，只略略写明本末，附载读《易》的大意。书写成后，有人奇怪它没有序文，我又勉强提笔，写在卷首。过去虞仲翔是读《易》的学者，他说：“四海之内若有一个人了解我，有一个知己也就足以不感到遗憾了。”苏子瞻替孙子思写信，剩下两幅纸，另写了一封信答复子思说：“留下这些，交给五百年后的人作跋。”古人急于求得知己，果真如此自信。我这部书，不知五百年后还存在于世间吗？即使还存在于世间，也不知是否会有一两个知己，抚卷低回，展开纸张研墨，为我写下几句话呢？我放下笔，感慨万端。张次仲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玩辞困学记》卷首 海宁张次仲撰 读《易》的大意 王辅嗣说：“所谓彖，是什么呢？它总括论述一卦的整体，说明这一卦所由以为主的根本。众多事物不能自行治理众多事物，能够治理众多事物的，必定是最少的那个。运动变化不能自行制约运动变化，能够制约天下变化的，是守正而归于一的原则。因此，众多事物之所以都能存续，必有主宰使它们达到如此；变化之所以都能通行，其根源必定不是两个。统摄事物要有宗主，汇聚事物要有根元，虽然繁多却不混乱，虽然众多却不迷惑。六爻彼此错杂，可以举出一个爻来说明；刚柔相乘，可以确立一个主爻来决定。所以杂取万物而撰述其德，辨别是非，若不是中爻，就无法完备地说明。由总括处追寻下去，事物虽然众多，却可以执守一端来驾驭；从根本处观察，义理虽然广大，却可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处在璇玑的位置观察大运，天地的运动也没有什么值得惊怪；据守枢要观察未来，六合聚集而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夸多。少数是多数所珍贵的，寡少是众多所尊奉的。一卦有五个阳爻、一个阴爻，那么这一阴爻就是该卦的主爻；有五个阴爻、一个阳爻，那么这一阳爻就是该卦的主爻。阴所求的是阳，阳所求的是阴。阳如果只有一个，五个阴爻怎么能不共同归附它？阴如果只有一个，五个阳爻怎么能不共同跟从它？所以阴爻虽然地位卑下，却能成为一卦的主爻，是因为它处在最少的位置。有时舍去某个爻而只举上下两个卦体，是因为卦体并不由某一爻决定。繁多而不混乱，变化而不迷惑，以约略保存广大，以简要救济众多，大概只有彖能够做到吧？” 所谓爻，是什么呢？是说变化的。变化是什么呢？是人情真伪所造成的。人情真伪的运动变化，并不是数术所能预先求定的。形体躁动的却喜好安静，资质柔弱的却爱好刚强，形体与情性相反，资质与愿望相违。即使精于历法计算的人也不能确定它的数目，即使圣明之人也不能替它制定固定准则；法制不能使它齐一，度量不能使它均平。事情会这样，难道是小事吗？冲犯三军的人，有时反而害怕朝廷的议论；显示威武的人，有时反而困于酒色的享乐。相近的未必相亲，相远的未必相悖。同声相应，高低未必相等；同气相求，形体资质未必相同。云由龙召来，律由吕声相应。因此，两个女子彼此违背，而刚柔仍可合成一体；高台之下长久叹息，远处的沟壑必定盈满。投戈于旷地，六亲也不能彼此保全；同舟渡河，吴越之人又何必忧虑他们怀有异心？所以，如果真正懂得其中的情实，就不必忧虑相违相远；如果明白其中的趋向，就不必烦劳强力制服。能够在心中理解它，能够深入研求各种思虑，即使彼此睽违也能知道它们的类别，即使彼此不同也能知道它们的贯通。大概只有明白爻的人才能做到吧？因此，有亲善近处而远方来到的，有命令宫声而商声响应的，有修治下位而高位下降的，有亲近彼方而取得此方服从的。由此可见，人情真伪彼此感应，远近相互追随，爱恶相互攻伐，屈伸相互推移。若不是天下最为奇异的变化，谁能达到这种境地呢？所以卦用来保存时势，爻用来显示变化。卦，是时势；爻，是适应时势的变化。时势有否有泰，所以行动有出有处。卦有大小，所以卦辞有险有易。某一时势的制约，可以反过来运用；某一时势的吉，也可以反过来变成凶。因此卦有反对，爻也都发生变化。所以运用没有固定的法则，事情没有固定的轨道，动静屈伸都随着变化而适宜。给卦命名，吉凶就随着它的类别而来；保存时势，动静就与其作用相应。寻求卦名来观察吉凶，举出时势来观察动静，那么一体之中的变化，就由此可以看见了。所谓应，是志趣相同的象；所谓位，是爻所处位置的象；所谓承、乘，是逆顺的象；所谓远、近，是险易的象；所谓内、外，是出处的象；所谓初、上，是终始的象。因此，虽然相距遥远却可以发动它，是因为得到其应；虽然处境危险却可以安处，是因为得到其时；力量弱小却不惧怕敌人，是因为有可据守之处；心怀忧虑却不害怕混乱，是因为有可以依附的对象；柔弱却不担心被决断，是因为有可以控制自己的力量；虽然在后面却敢于充当先导，是因为响应事物的开始；万物争竞而独自安静，是因为把握了事情的终局。所以观察变化和行动，关键在于应；考察安危，关键在于位；辨别逆顺，关键在于承、乘。要明白出处，关键在于内外、远近、终始。各自都要保存其要领：蹇卦避开险难而崇尚远离，随时趋进而贵在接近，比卦亲近而喜好先行，乾卦刚健而厌恶居首，明夷以昏暗为要，丰卦崇尚光明广大。吉凶各有时，不可冒犯；动静各有适宜，不可过度。违犯时势的禁忌，罪过即使不大也会受到惩罚；失去适宜的位置，过失即使不深也会造成后果。即使发动天下、灭掉君主，也未必可以说是危险；即使侮辱妻子、儿女、以脸色相待，也未必能够改变他们。因此，当处在排列贵贱的时势中，所处的位置不可冒犯；遇到忧、悔、吝的时势时，所守的节操不可轻慢。观察爻而思考变化，变化的道理就穷尽了。所谓象，是用来表达意的；所谓言，是用来说明象的。穷尽意，没有比象更好的；穷尽象，没有比言更好的。言以象为主，所以可以寻求言来观察象；象以意为主，所以可以寻求象来观察意。意通过象得到充分表达，象通过言得到彰显。所以言是用来说明象的，掌握了象就可以忘掉言；象是用来保存意的，掌握了意就可以忘掉象。这就像捕兔的蹄子，得到兔子后便忘掉蹄子；捕鱼的竹筌，得到鱼后便忘掉竹筌一样。不过，言是象的蹄，象是意的筌。因此，拘守言的人，并没有真正得到象；拘守象的人，也没有真正得到意。象由意产生，如果只保存象，那么所保存的已经不是那个象了。言由象产生，如果只保存言，那么所保存的已经不是原来的言了。既然如此，忘掉象，才是真正得到意；忘掉言，才是真正得到象。得到意在于忘掉象，得到象在于忘掉言。所以要确立象来充分表达意，而象可以忘掉；反复画卦来充分表达情，而画也可以忘掉。触类旁通就可以取作象，合乎义理就可以作为征验。义理如果在于刚健，何必一定要取马为象？类别如果在于顺从，何必一定要取牛为象？爻如果合乎顺从，何必一定要是坤卦才取牛象？义理如果对应刚健，何必一定要是乾卦才取马象？有人却把马固定为乾卦之象，拘泥文辞来责求卦义；如果有马而没有乾卦，便说是伪说，这样的说法就会不断泛滥，难以穷尽记录。互体不足，便推及卦变；卦变又不足，便推演到五行。一旦失去根本，巧辩就更加严重。即使偶尔碰巧符合，也没有可取的义理，大概就是保存象而忘掉意所造成的。忘掉象而寻求意，义理就显现出来了。【愈石经作“□”】

译考察《易》中并没有初爻、上爻得位失位的文辞，《系辞》也只论说三、五与二、四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并没有涉及初爻、上爻。只有《乾》上九《文言》说“贵而无位”，《需》上六说“虽不当位”。如果把上爻看作阴位，那么《需》上六就不能说“不当位”；如果把上爻看作阳位，那么《乾》上九就不能说“贵而无位”。无论阴爻阳爻处在这里，都说它不是固定之位，初爻也不说当位或失位。既然如此，初爻、上爻就是事情的终始，并没有固定的阴阳位置。所以《乾》初九称为“潜”，超过五爻又说“无位”；从来没有处在其位却说“潜”，上面有位却说“无位”的情况。遍观各卦，也全都如此。初爻、上爻没有固定的阴阳位置，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所谓位，是排列贵贱的处所，是等待才用施展的居所；所谓爻，是守持位分的职责，响应贵贱次序的事物。位置有尊卑，爻有阴阳；尊位是阳所相应的，卑位是阴所践履的。因此把尊位看作阳位，把卑位看作阴位。撇开初爻、上爻而论位分，那么三、五各在一卦之上，怎么能不称为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怎么能不称为阴位？初爻、上爻，是卦体的终始，也是事情的先后。所以位置没有固定的分际，事情没有固定的所在，不能用阴阳来确定。尊卑有固定的次序，终始却没有固定的主宰。因此《系辞》只论四个爻功用和位置的通例，而不涉及初爻、上爻的固定位置。然而事情不能没有终始，卦也不能没有六爻。初爻、上爻虽然没有阴阳的本位，却是终始所在的地方。总括来说，爻所处的地方就称为位；卦以六爻成形，所以不得不说“六位时成”。【自王辅嗣以后，各儒的议论不拘泥于时代，随着经文义理的次序编排，因此有同一人前后两次出现的情况。】程正叔说：“万物生成，都背阴而抱阳，没有一种不具有太极，没有一种不具有两仪。阴阳之气交织感应，变化无穷。形体一旦接受生命，精神一旦发出智慧，情实与虚伪便产生了，万端头绪便兴起了。所以《易》是阴阳的道；卦是阴阳形成的事物；爻是阴阳的运动。六十四卦是它的体，三百八十四爻彼此互为作用。远至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短暂如一瞬，微小如动静，没有一处没有卦的象，没有一处没有爻的义。时势本来从未只有一种，卦也从来没有固定的象；事情本来从未穷尽，爻也从来没有固定的位置。若用一个时势去寻求卦，就会拘泥于没有变化，这不是《易》；若用一件事情去说明爻，就会阻塞而不通，这也不是《易》。只知道所谓卦、爻、彖、象的意义，却不知道卦、爻、彖、象的作用，也不是《易》。所以，能够从精神的运行、心术的发动中得到它，使自己的德与天地相合，明与日月相合，次序与四时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这才可以说是懂得《易》。虽然如此，《易》有卦，是《易》已经显形的部分；卦有爻，是卦已经显现的部分。已经显形、显现的，可以谈论并认识；尚未显形、显现的，不能用名称去求取。那么所谓《易》，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学《易》的人应当知道的。” 天下许多道理，都散布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如果只把它当作《易》来读，就没有意味；必须把它当作具体事情来读，才会发现句句字字都有用处。郝仲舆说：“人生没有一刻不是屈伸往来的感应，没有一处不是悔吝休咎的征兆。一念精进就是乾，一念收敛就是坤；一件事情光明就是阳，一件事情昏暗邪僻就是阴。操持心志、约束行为，随时处于中道；有所畏惧便想到占问，有所疑惑便想到决断。圣人创作《易》，体察天道，明白人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后世儒者拘泥于卜筮来解释《易》，甚至把筮法中的老少看作变化，把阴画阳画的重叠交错看作发动。阴阳有老少，经典中没有这种说法；爻画有重交，卦中也没有这种说法。这些都是后世卜祝、筮史的说法，却拿来解释经典，实在浅陋。《易》不过就是变化运动而已，上下二篇的次序，一正一倒，反复周流；一卦的形体，一刚一柔，变化不止，哪一样不是变化？为什么偏要取重交来充当变化呢？礼可以驾驭数，数却不能违背义理。学习《易》的人只以十翼为主，《易》道自然就居于正中了。” 郑亨仲说：“从商瞿到汉魏，研究《易》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大体不外乎象与义两方面。李鼎祚专门阐明象变，汇集三十多家的说法，却没有涉及义；王弼把象变全部扫除，不采用古注，专门用义理训释。两者最不相合。有象便有义，训释义理不能遗弃象；如果只是随着时势解释义理，泛泛谈论道理，就再也认不出古人画卦、命名的用意。这就像整天谈论影子，却不知道形体在哪里一样，失误太远了。” 毛伯玊说：彖是六爻的纲领，爻是一卦的条目。观察卦象来论定卦，因卦而分列六爻，以穷尽它的变化。这个名称与这个卦相称，这个卦辞与这个爻相合，这样才可以窥见羲、文、周、孔四位圣人的心意。苏君禹说：象是奇偶之画，并不是指“潜龙”“见龙”之类。六十四卦没有一卦不变化，三百八十四爻没有一爻不变化，并不是说某爻由某卦变化而来。辞与占本来是一回事：就周公系爻辞来说，“勿用”也是辞；占问而得到它，“潜龙”也就是占。卓去病说：通过卦辞、爻辞观察象，玩味辞来观察变化，玩味占辞。用两句话说，变化就是象，占就是辞。变化的意义，就是以本来的象观察它的变化；占的意义，就是以本来的辞验证它的吉凶。吴桂森说：八卦推移荡动，包含六十四种大道理。圣人把这些道理看得真切，却难以全部说尽。每一卦确定一个卦名，虽然命名只有一个字，但卦中的义理无不具备。彖辞总括阐明这一个字，所以孔子的《彖传》详细说明卦名，把两卦推移荡动的精妙道理细细剖析。每卦必定先从上卦联系下卦说一句，又从下卦联系上卦说一句。例如《蒙》说“山下有险”，《需》说“险在前”，都是从上卦说起；《蒙》又说“险而止”，《需》又说“刚健而不陷”，则是从下卦说到上卦。只从两个卦象相合的地方看出往来的妙理，爻位的吉凶大体就可以明白了。

译卓去病说：“一卦有一卦的卦体，随着某一时势中的事情，道理自然彼此贯通。即使卦中有不善之处，告诫规劝的意旨也各有取义，拯救的方法也在于随时变化。因此，一卦的彖辞，对于本卦来说没有不包含善意的；一卦的德，对于本卦来说没有不完备的。”周光德说：“两个卦相遇时，这一卦的性情往往因那一卦而改变，那一卦的性情也往往因这一卦而改变。比如刚健是乾的本性；讼卦中的乾表现为刚健，讼、需二卦中的乾表现为坚忍；同一个乾卦，其余情况也可以类推。又一卦所取的大意，必须各爻都彼此照应回顾，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卦。”章本清说：“复卦只是阳气在初爻复返，其余都是阴爻，但休复、独复都取阳气复返的意义；由一个复卦，其余情况也可以类推。”由此看来，从一卦加入各卦来谈，卦的情性随着各卦而变化，这叫作根本相同而末节不同；从各爻仿效本卦彖辞来说，情性由卦所决定，根本没有不同，这叫作末节不同而根本相同。至于履卦的彖辞说“不咥人”，爻辞却说“咥人”，为什么截然不同呢？大概卦是合取全体的整体，爻则分别说明其中的一节。这就好比建造房屋，一根椽、一根栱，汇集众多材料才能构成屋架，缺少任何一样都不行；如果把它们零散开而不能聚合，那么一根椽不过是几尺长的枯木条，一根栱不过是半方的木料罢了【“栱”音“肺”】。又好比调制羹汤，一味酸、一味咸，要调和众多滋味才能成为羹汤，缺少任何一样都不行；如果只用一种味道而不能调和，那么单独的酸味必定酸得刺鼻，单独的咸味必定难以下咽。吴桂森说：彖传之后，接着是大象。大象的上句，正是阐明根据卦象命名的意义。例如八个纯卦分别说天行、地势、洊至、两作、洊雷、兼山、随风、丽泽。玩味这些话，意味无穷。至于其他卦，有的说“上有”“下有”，有的说“在上”“在下”，都不是随意落笔。它的意义全在两个卦一往一来的关系中。凡是内卦，属于来、属于主；外卦，属于往、属于用，这是《易》中往来的大义。重点在内卦，就先说内卦所重；重点在外卦，就先说外卦。即使一个字的推移，也务必寻求明白。至于讼卦说“违行”，泰、否说“交”“不交”，豫说“奋”，剥说“附”，无妄说“物”，大过说“灭”，家人说“自出”，丰说“皆至”，命名的深意都寄寓在一两个字中。从这里深入研求，《易》才有可以进入的门径。蔡介夫说：周公系爻辞，有时取爻的德，有时取爻的位置；又有时取本卦的时位和本爻的时位；又有时兼取应爻；又有时兼取所承、所乘的爻。有的兼取乘、应以及时位的全部因素，有的只兼取其中一两个方面。有时一个爻是众爻的主爻，于是也兼及众爻。大体不超出这几种情况。唐凝庵说：每卦必有主爻，六爻的吉凶悔吝，要看它们与主爻是同向还是相背。以三画卦来说，乾、坤必取其中爻；六子卦则取乾、坤所求取的爻，这就是成卦的主爻。合起来成为六画卦，就有两个成卦之爻；再从其中选择一个得位的作为主爻，另一个成卦之爻便作为它的作用。乾、坤、坎、离的主爻在中爻，没有异议。巽、兑以阴爻成卦，其中爻虽然不是成卦的主爻，但因为得中，常常取它；例如巽卦本卦的四爻已经得位，也必定取巽中正的刚爻；兑卦也没有不取中爻的。艮、震以阳爻成卦，多取成卦之爻，间或也取其他爻；这时其他爻多半是作为作用的。两个成卦之爻处在相应的位置，卦义就容易解释；如果一远一近，那么卦义往往很难解释。吴桂森说：六爻的意义容易考察，一卦只有一个道理，但实际运用却有六种不同情况，都是因为时与位之间彼此相与、彼此相取不同。所谓相与，是就上下两个卦来说的。例如震是动，适宜从初爻开始发动，所以处在下卦便合乎情势；艮是止，适宜在极处停止，所以处在上卦便合乎情势；坎的刚健适宜向外而在上，不希望陷滞而在下；离的光明适宜返照内里，不希望显露而向外；巽柔顺而善于处下，处在下方更加吉利；兑柔顺而善于喜悦，喜悦发于内则凶。由此观察彼此相与是否得宜的情势，就能明白了。所谓相取，是就应爻和相近之爻来说的。凡相应的爻，柔在上、刚在下便能交合；刚在上、柔在下便不能交合，因为柔本来向下运行，刚本来向上运行。凡相近的爻，刚在上、柔在下就是顺，柔在上、刚在下就是逆。顺则即使相远也能相取，不顺则即使相近也不能相取。由此观察彼此取用是否得宜的情势，就能明白了。由此推求，才知道吉凶悔吝都有天然的原因。明白这个原因，在彼此不得时，便能知道相互得到的办法，这就是观察爻的方法。许平仲说：“初位在最下，是事情的开始。用阳爻居于此位，才有可能有所作为；有时担心它躁动妄为，便用阴爻居于此位，就不怕它越过分寸；有时又担心它懦弱，无应便显得柔弱，有应则有时反而会伤于躁进。大体说来，柔弱就难以成功，刚健就容易施行。上爻是事情的终点，是时势的极处。因此，困难将要出现时，便指出可以通行的方向；事情已经完成时，便指示可以保全的办法。大体都是由微小积累而盛大，过于盛大而衰败。有些事情不可改变，有些事情又不能不改变。” 卓去病说：“卦有六爻，以二、五为中。二、五是卦的主爻，而五尤其是全卦的主位。到了五位，一卦的义理就没有不统摄的。仲舆所说的，五是尊位，是万物已经成形、事情已经完成、时势已经到来的位置。三、四两爻是上下交接的关隘，关系到全卦的利害。天道遇到节候，必然有风雨；地道遇到疆界，必然有险隘；人事遇到交接，必然产生龃龉；草木遇到移植，必然要防止损伤。这样才可以说真正把握了其中的情势。” 吴叔美说：“大体看上爻，要另用一种方法。总共有四种：有的以再进一步为义，有的以超出一格为义，有的反说以穷尽它的变化，有的推究说明以达到它的极点。”

译胡庭芳说：六爻取应与不应，是孔子《彖传》的通例。例如恒卦彖辞说“刚柔皆应”，这是就六爻有应而言。又如艮卦彖辞说“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这是说六爻虽然处在相应的位置，但刚柔彼此敌对而不能相与，因此虽有应也等于不应。又如未济六爻都有应，所以说“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按照这个例子，六爻皆应的，有泰、否、咸、恒、损、益、既济、未济八卦；六爻皆不应的，也有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卦。上下两个卦体之所以相应，是因为初应四，四也应初；二应五，五也应二；三应上，上也应三。然而上下卦体虽然处在相应位置，实际上还要看阳爻与阴爻相应、阴爻与阳爻相应；如果都是阳爻或都是阴爻，即使处在相应的位置，也仍然不相应。江都李衡说：相应是同气的象，志趣相同就能结合，所以称为相应。但事情本来多有变化，关键在于因时而定；因此，有因有应而得到好处的，有因有应而反而失去的，也有无应而吉的，有无应而凶的。夬卦九三因为应小人而凶，剥卦六三因为应君子而无咎。咸卦和蒙卦都以虚心接受他人为贵，所以咸卦六爻有应，反而失去所守；蒙卦六四无应，反而陷于困顿和悔吝。这些都是时势和事情造成的，不能拘泥于一个固定说法。再看彖辞，着重于二、五刚健得中而且相应的，共有五卦：师、临、升，都是二爻以刚中应五爻；无妄、萃，都是五爻以刚中应二爻。【原文残缺】不能贯通的地方，终究不能贯通；能够贯通的地方，又都是穿凿附会，而不是自然的道理。只有少数一两个地方恰好适合，却不需要巧辩，才似乎可以相信。上面与义理的根本没有关系，下面又不能用来资助人事上的训诫，那么又何必苦心竭力地追求这些，非要一定得到不可呢？所以王氏说：“义理如果对应刚健，何必一定要乾卦才取马象；爻如果合乎顺从，何必一定要坤卦才取牛象。”程子也说：“道理没有形体，所以借助象来显明义理。”这正是破除先儒胶固支离的弊病、开启后学玩味卦辞和占辞方法的极致。然而观察他的意思，又好像是直接认为《易》取象没有任何由来，只像《诗》的比兴、孟子的譬喻罢了。这样一来，《说卦》的创作就与《易》无关，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话也成了多余之语。因此我对他的说法有所疑惑，觉得似乎还没有说尽，于是私下加以论述，认为《易》取象一定有它的来源，至于具体说法，必定记载在太古的官府文献中，只是如今不能再考察了；那么姑且把它空缺起来，直接依据卦辞中的象来探求象中的意，使它足以作为训诫并判断吉凶，像王氏、程子和我的《本义》所说的那样，这样也就可以了。固然不必深究卦象究竟从何而来，但也不能直接说它只是虚假设定，便仓促地想把它忘掉。焦弱侯说：《易》只说河中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并没有龟、龙的说法。东汉重视图谶，儒者争相谈论奇异之事，于是郑玄、马融一派无不深信。到了刘牧，又把九说成河图，把十说成洛书，假托说出自图南。元人赵汸谦又制作所谓自然河图，说蔡元定从蜀山隐士那里得到；朱子也没有见过它。它们的神秘诡秘，大体都属于同一类。古书《顾命》中把河图同天球并列，应该是玉石一类的东西，像俞琰所说的那样比较接近事实。至于龙马，从伏羲到成康，历经千万年，哪里有还保存下来的道理？如果有人根据《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几句话作为公案，那么归熙甫已经说过了。他说：“圣人看见转动的蓬草而制造车，观察鸟的足迹而制定文字。世人探求车的制作方法和文字的意义，这就够了；却一定拘拘然地去追求转蓬、鸟迹本身，不也愚蠢吗？”学者拘守河图、洛书，追问圣人为什么画卦、为什么排列畴数；先不说穿凿附会，即使每一项都合乎道理，但远处对天下国家没有实际关系，近处对身心性命没有补益，又何必用心于此呢？” 张西农说：一卦一爻，一出一入，无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分位；无非富贵、贫贱、患难之中的处境；无非喜怒哀乐的节度。孟子说：“经义端正，百姓就会兴起；如果离开子、臣、弟、友，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为道；离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学；离开《诗》《书》《礼》《乐》，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为教；离开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离开不被看见、不被听见、无声无臭的境界，就只能从卜筮开始实行，把四位圣人的心意寄托其中，再由方术传义，用一位先生的言论来守持。”学者只钻研谱牒传注，古代的操守便断绝了；那种一唱三叹的声音，也消失了。朱康流说：我读《易》二十多年，才知道四位圣人创作《易》，都是在天性上彼此相遇。他们忽然得到它，像没有思考便得到；充沛地表达出来，像没有思虑便流出。没有门径，没有小路，彼此不沿袭旧迹；有源头，有归宿，彼此不违背义理。就像先天、后天彼此符合，顺数、逆数共同贯通。这就是变化而又未曾真正改变。推演到《序卦》的次序，屯、蒙和《杂卦》的次序，比、师，一方面似乎整齐，一方面似乎错杂，却没有一处不存有大道理。乾的刚健是马，又是龙；坤的柔顺是牛，又是母马。这就是变化而又未曾真正改变。推演到鼎之所以为鼎、颐之所以为颐、小过之所以像飞鸟、噬嗑之所以像颐中有物，有的似乎庄重，有的似乎游戏，却没有一处不存有微妙的义理。这难道不是天性胸怀自然流露，完全任其自然，触及一端便横向生发，无往而不是道吗？后来的学者竭尽思虑来研求它，却不能得到它的所在；不思考、不穷尽心力去精研它，也同样不能得到它的所在。不加思虑，便会支离胶固，不能谈论《易》。然而，如果从未竭尽思虑，却只追求所谓不思不虑的境界，那就是二氏虚无的教说，不是圣人的教说。又哪里足以谈论《易》呢？变化，就是象；未曾真正改变的，就是太极。时势只求适应变化，道理必定贯通无碍。不考察它如何适应变化，就会在幽微与显明、柔弱与刚强之间产生拘泥偏执的弊病；不观察它如何贯通无碍，就会在屈伸往来之中产生临岔路而哭泣的悲哀。所以履卦六三，彖辞说不咥人，爻辞却说咥人；同人卦六二，彖辞说亨，爻辞却说吝。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差异，都在于卦与爻的分合之间。知道它们为什么不同，也就知道它们为什么相同。至于同一爻的辞，一处认为善，另一处却认为否定。例如小畜六四对于九三，一方认为否，一方认为善；又如随卦六二对于九五，也是如此。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它们的得失存在于交错之中，美恶辨别于极其细微的界限之间。并不是爻象本来不能固定，而是人们因此感到疑惑不安。向万物寻求验证而穷究它，反过来在自身上体察它。归根结底，不越出认识几微、精研义理罢了。知至而至之，知终而终之；对于微显、柔刚、屈伸、往来的道理，虽然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考、可忧虑的呢？【西农名遂辰，钱塘人；康流名朝瑛，同邑人。我曾向他们请教疑义，因此把他们列在诸贤之后。】

译以上是诸儒关于《易》的论说。《易》是简易的学问，是减少过错的书。必须使内心体察《易》的平易正直，使气质和平，不可妄自产生意见，喜好树立异同；所以即使与先儒的说法有不合，也不必拘守成说。尊崇儒者却怀疑圣人，举出一点而废弃全部，便会把圣贤的道理从自己的聪明中无端埋没。读者应当整襟端坐，先看卦画，再解卦名，然后依据十翼来推演彖辞、爻辞。卦名是一卦的时势，彖是总说时势的道理，爻是处在这一时势中的人，爻辞则分别说明人在时势中所处的事情。一卦六爻，各有差异而共同归于一体，就像一家有主、伯、亚、旅，药物有君、臣、佐、使；名分有尊卑，情感有亲疏，品行有贤与不肖，又有得时与不得时的区别。因此各卦都有成卦的主爻，诸爻的吉凶悔吝，都要看它们趋向主爻还是避开主爻。但也有权力不在主爻而另有所属的情况，这都是由时势造成的。必须在六爻中理清线索，使贵贱亲疏、位置安排各得其所，使恩怨报施彼此联属而合乎情理，使微显柔刚的处置恰到好处。合起来观察，就像五弦琴，清浊高下无不合乎音律；又像常山之蛇，攻击头部尾部便相应，攻击尾部头部便相应，攻击中部则头尾都相应，这才算真正掌握了。” 读《易》有简明扼要的方法，只要反求于内心而觉得安适，衡量道理而觉得恰当，以圣人的言论相互质证而没有大的乖谬，使读者忽然有所省悟，产生冷水浇背般的警醒感，就可以由孔子领悟文王、周公，由文王、周公窥见伏羲。晦庵说：“如今谈论经书的人有四种弊病：本来浅卑，却强行说得高深；本来浅近，却穿凿得深奥；本来切近，却推演得遥远；本来明白，却一定弄到昏暗。除去这四种弊病，才可以着手研究《易》。” 羲皇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处寻求，近处取法，发现天地万物不过就是这些道理，于是随手画出刚柔两画。这是道理和文字的始祖；一旦机关泄露，便停不下手，于是推衍为八卦，荡动为六十四卦，很快便告完成，绝不是先拟定、反复揣摩，今天画一卦、明天画一卦。不过，既然已经落入形象，动手创制时必然有先后次序，如《系辞》所说生两仪、生成四象，以及一索、再索等，这就是八卦形成并排列的次序，不可怀疑。然而究极而论，所谓相生、相索，也只是圣人沉浸于《易》学之中，看出许多精妙道理；伏羲画卦时，何曾有过这些筹划呢？康节“乾一兑二”十六个字，仿照两仪生四象的次序；方圆之图、纵横错综，总不离开这十六个字，精妙而极其自然，这是《易》中一家之学。然而《系辞》说“因而重之”，又说“八卦相荡，八卦相错”，这就是说在八卦之上各加一个八卦，哪里曾有根干枝叶逐节相生，像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那样的说法？而且父母、男女、少长的排列失去伦序，也有可以议论之处。先儒说：“两仪怎样成为八卦，可以知道；八卦怎样成为六十四卦，却无法知道。”所以康节的四图，只说是康节的学说，可以；若说是伏羲的学说，就是欺罔了。友人汪惕若因为“重卦”图说如下【惕若名学圣，休宁人，精通图学，如今只载录其中一部分】。说明说：“重卦的方法，先从刚柔确立根本，然后刚柔相互推荡的妙处，唯随变化所适而定。因此作《因重图》。图法遵循圣人的辞义，从‘因’字发端，而所因循的并不离开已经排列成列的卦。已排列成列的八卦始终不变，只是各以八卦自下而上叠加在其上，用来生成新的卦，所以称为因而重。其法是：乾与坤先彼此相重，乾卦先与三个阳卦相重，后与三个阴卦相重，然后再以本卦自重；坤卦先与三个阴卦相重，后与三个阳卦相重，然后再以本卦自重。至于六子卦，阴卦先与阳卦相重，阳卦先与阴卦相重，然后各以本卦自重。乾为父、坤为母，居于中央，各自统率其男女，左右分列而成六十四卦，阴阳相对，丝毫不乱。” 伏羲画卦，文王系彖辞，周公系爻辞，孔子作《十翼》，诸儒加以辨析、驳正和考订，已经有了定论，不必再另立异说。彖辞、爻辞与《十翼》原来各自成书，把传文和《文言》附在彖辞、爻辞之后，始于费氏、郑玄，后来王弼、韩康伯相继沿用，是为了便于阅读玩味，体例就像《左传》附在经文之后。宋儒拘泥于不能恢复古《易》而引以为恨，却不知道《易》的晦暗、光明、存续和亡失，完全不在这里。若论古《易》，那么六十四卦也应当另成一书，不应列在彖辞之前。至于卦名确定于羲皇，这是没有可疑之处的；有人说蝌蚪文、鸟书都是画卦以后的事，那么卦名似乎不是羲皇所定，却不知道太古时代还没有文字。

译有了文字和语言，卦画既然形成，就必然有名称。▯就称为乾，▯就称为坤。正如还没有‘天’这个字时，把苍苍的东西称为天；还没有‘地’这个字时，把茫茫的东西称为地，这也是事理必然如此。自从文王系辞以后，便把乾、坤作为卦名，不再以▯、▯作为卦名，于是卦画和卦名就分成两回事了。《易》说：‘圣人的情意显现在辞中。’《易》除了六画之外，卦名本身就是辞。羲皇的卦画，如果没有文王的彖辞，终究就同符术一样；文王、周公的彖辞、爻辞，如果没有孔子的两传，就像谜语一样。从羲皇直到今天几千年，《易》学没有陷于晦暗，依靠的就是有这些辞。比如延寿的卦气之说，不过是依附《万物出乎震》一章；尧夫‘乾一兑二’的学说，也依据‘两仪生四象’几句话。辞的功用真是太大了！如今想舍弃辞而求象，舍弃孔子而求文王、周公，舍弃文王、周公而求羲皇之《易》，就像询问祖先、寻找宗族，却不从子孙追溯，而茫然无所凭依；又像面对黄茅白草去寻找坟中的枯骨，又从哪里辨别真伪呢？程正叔说：‘有从辞中得到东西却不能通达其意义的，却没有不通达辞而能通达其意义的。’ 图南认为，学习《易》的人应当从羲皇的心地中寻求，不要在周公、孔子的足迹下盘旋；敬夫却认为，学习《易》的人必须在周公、孔子的足迹下寻求，然后才能认识羲皇的心地。因此我学习《易》，始终以辞为依据，这也算是由下学而上达的一条途径。《易》有《十翼》，就像厅堂深处有门窗、道路上有指南针一样。学习者一一以孔子的话为宗旨，才有依据。孔子没有说的，不必深究。因为孔子的《十翼》，已经把天人之间的奥秘说尽了。后世儒者一知半解，并非完全没有所得；然而越说越枝蔓，对身心没有补益。这是画蛇添足，而不是为龙点睛。彖传、爻传是孔子的手笔，却题作‘彖曰’‘象曰’，大概是为了表明这些传文不是自己创作的，而是在述说文王、周公的意思。程颐、朱熹注《易》，预先取用两传的义理，分别解释在彖辞、爻辞之下，好像不必询问渔父，就能自己认出桃源的门径；这样只作而不述，失去了对后学应有的情谊。现在把一切训诂都附在两传之后，彖辞、爻辞下面不加一条注脚，也许可以沿着水流追溯源头：孔子解释文王、周公的意思，文王、周公解释羲皇的意思，前后一致，千秋万世只有一个《易》。《大象》是孔子特别创作的，其中有文王、周公未曾说过的内容，也有与卦辞、爻辞完全不相涉的内容。彖辞自为彖辞，《大象》自为《大象》，程颐、朱熹拿《大象》来解释彖辞，是不对的。六十四卦都写有一个‘以’字，‘以’就是运用。它是学习《易》的阶梯，也是由下学而上达的根本纲领。郝仲舆说：‘八卦开始画成时，取法的是天地五气；自从孔子作《大象》以后，才知道八卦的作用并不远离人。学习《易》的人，这才认识到它的归宿。’ 文王的彖辞连同卦名共七百二十字，简洁质朴而高古。孔子以德、体、象、变作为依据，逐字诠释，周详完备。学习者因辞观象，又因象玩味辞，像水乳和符节相合，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愉悦，产生手舞足蹈的兴味。周公的爻辞奇特险怪，是古今少有的文格。孔子作传，却绝不在取象之处加注脚，而是截取章句，一一归结到义理上：有时提炼其中要点，有时推究它的缘故，有时疏解它的意义，有时申明言外之意，有时发出不平之感，有时寄托调笑之辞。奇特险怪的内容，全都归于平淡，这就是所谓简易而能获得义理。如果没有孔子，爻辞究竟说的是什么便无法知道了。虞庭的十六字，《中庸》一书谈‘中’而不谈‘正’，《大学》谈‘正’而不谈‘中’。孔子的《翼传》反复以中正立论。中正就是《易》所说简易之道的枢纽。天下的道理，达到中正就完备了；我们的学问，达到中正就到极点了。所以《易》借爻位居中来表示中，借爻位得正来表示正。达到中正，《易》的功用就完成了。中正也不必深究。从前桓温伐蜀，遇到一位曾长期侍奉武侯的老校尉。桓温问武侯治理蜀地有什么奇特之处，老校尉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奇特，只是事情无论大小，都处理得恰当而已。《易》的道理，在呼吸之间就关系到治乱安危；只要处理得恰当，便能安然无事。所谓中正，就是恰当。即使冒险犯难，做应当做的事，也不失为中正。中正不在外在事迹和谋划上，必须从内心根源和理路上体察。武侯说：‘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易》以刚居刚、柔居柔为当位，以刚居柔、柔居刚为不当位，经文有明确说法，这是定论。然而说‘不当’的共有二十一个，都在三、四两爻，大概因为这两爻是卦中实际任事的人，又处在改革之际；初爻、上爻不是任事之位，所以应当不说位。五爻是一卦之主，二爻居下卦之中，又与五爻相应，因此二爻也是主持世事的，却竟然不说当位或不当位，难道是《系辞》认为它处在远位而居柔中，不必用当不当来论吗？大体说来，一卦有一卦的大意，一爻有一爻的本旨；爻与卦相宜就称为当，爻与卦不相宜就称为不当。圣人不过借爻位标示一种影象，关键全在结合时宜来观玩；如果执着于一端去求解，那么在《易》中逐一类比观察，也会处处有拘泥不通的地方。六爻的情势在于乘、承、比、应，《系辞》说‘远近相取，爱恶相攻，情伪相感’，即使相近却不能相得，也都要从这四个字中寻求。然而事情本来多种多样，行动总在于顺应时机；有凭乘、承、比、应而得的，也有凭乘、承、比、应而失的。琥珀不吸腐草，磁石不吸弯针，总要看本卦、本爻的时势如何、道理如何、气类如何。

译辅嗣说：‘感应如果不合义，即使相近也不可亲近；应合如果合乎理，即使相远也不可抛弃。’这句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易》就是变化。谈变化，没有比《系辞》更完备的，其中纲领性的话不外乎‘刚柔相推’以及‘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等。羲皇画卦，刚柔相互摩擦、推荡，从乾坤直到未济，三百八十四爻，一爻有一爻的时势，一爻有一爻的义理，随着消长流转而移步换形，这是变化的大概。程颐、苏轼说：‘乾坤变化而成为六子，六子变化而成为六十四卦，卦中的刚柔都由乾坤的变化而来。’这是变化的本源。至于圣人没有明说而寄寓深理深意的，没有比《序卦》中的反对更妙的了。就在奇偶六画、一上一下、一正一倒之间，造化的消息、人事的善恶无不显露端倪，使人突然警醒而存心戒惧，这是最大的变化。然而圣人只就本卦阐明道理，其中消长变化绝不说破，这就是所谓‘引而不发，是要人深思而自己得到它’。至于本卦的往来，如贲卦所说‘柔来而文刚’，随卦所说‘刚来而下柔’，这是圣人观玩卦时探究出的种种妙理，各自挑出最切近的来发挥卦义。至于成卦以后，在书册上说某一爻从某卦而来，某一爻从某卦而去，如《易林》所说，一阴一阳的卦从姤、复而来，五阴五阳的卦从夬、剥而来。这是焦氏占察的方法，晦庵沿袭了这种说法，又推演成图。金汝白说，五阴五阳的卦就是一阴一阳的卦，既从姤、复而来，又从夬、剥而来，可以这样吗？所谓变，就是变化；一合一开称为变，圣人也不知道它究竟为何如此。如果拘泥认定某爻从某卦而来，那就像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毫无灵活变化，还能称为变吗？晦庵虽然把图列在书册开头，却说这是《易》中的一个义理，并不是画卦作《易》的根本宗旨。又说伏羲画卦时，六十四卦同时具备，即使乾坤也没有生出其他卦的道理。若按文王、孔子的说法，纵横曲直、反复相生，这话才得到其宗旨。《易筌》记载王拱东论卦变，说彖传中的刚柔上下往来等语，都是卦体，完全没有卦变之说；这又是杜撰，不足相信。大概爻画的上下，就像人的来往；只是这一个人的身体，只是这一爻的画，它来到这里，彼处就没有来往；彼处如此，此处就没有，所以称为变。现在王拱东说‘讼卦刚来得中’，是上体乾的刚来到坎体的中位，那么上体九五的刚仍然确实不动，能说是‘来’吗？如果说是来，就又多出一个刚了。他说‘噬嗑卦柔得中而上行’，是震体的柔上行到离体的五位，那么下体六二的柔本来仍然安静不动，能说是‘上行’吗？如果说是上行，就又多出一个柔了。随、贲等卦都依照这个例子，这些都是道理难以贯通的地方，不足以相信。《左传》记载，周史拿《周易》去见陈侯，陈侯让他占筮，得到《观》变《否》，意思是《观》的六四爻变化而成为《否》。杜预注《否》卦说，从二爻到四爻有艮象，这就是互体说的由来；后人沿袭这种说法，却不知道互体只是卜筮家的偏见，用来射覆，也不过偶尔猜中。羲皇以六画成卦，六位构成文理，何曾去掉初爻、上爻，把它们割裂分配到卦中，另在卦外求卦生卦，弄得支离纠缠，把《易》当作游戏呢？最荒诞的，是援引《系辞》中二与五、三与四的话作为证据。那一章开头先说六爻，接着说初爻、上爻，再说中爻；中爻就是中间四爻，所以说‘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如果没有中爻，内容就不完备，意思是初爻、上爻没有说到的，中间四爻都说到了。二与四、三与五，是总论中间四爻的功用和位置，哪里是说二、三、四为一卦，三、四、五为一卦，像世儒所说的那样？圣人作《易》，阐明先圣的微言，开启后贤的觉悟之路，难道会对正卦一句不说，却对互体反复详说而不厌吗？若按世儒所说，那么时位和事物就是十爻相杂，便不能说是六爻了。穷究经书本来是为了尊崇经书，借用经文来文饰自己的异说，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大体说来，读《易》的人，对圣人反复告诫的话不潜心体认，却对圣人没有说的东西凭空揣摩，以夸张渲染其幽深渺远，这是学者的大病，不可不加以驳斥。伏羲画卦时还没有文字，却已经有卜筮，只是不知道当时如何验证。《左传》中的筮辞，像拿着凭据取偿一样；可知它的荒诞。然而南蒯、穆姜都占得吉兆，最终却失败灭亡，这说明吉凶、悔吝在于人的作为，与区区龟策无关。京房、郭璞的技艺冠绝千古，自己却遭受奇祸；祸福本来是君子不谈的，但这也足以看出推测没有用处。北山黄公擅长医术，先调理睡眠饮食，后使用针药；汾阴侯生擅长占筮，先处理人事，后谈天道。平时不能安居乐处，不能玩味利害，眼前满是人的欲望，惶惶不安，却抱着枯茎来问路，神明会真的允许他这样做吗？布置蓍草的法式，只见于《系辞》，老少、重交等法经传都没有记载。古代占者各有繇辞，其方法由太卜掌管，如今已经湮没失传，却只凭彖辞、爻辞形成定论，窥测未来事物，用事情附合辞义，又用辞义裁断事情，勉强牵合，只会徒增迷惑。唉！学习《易》而使国家灭亡的是张禹，学习《易》而杀身的是京房，学习者应当跟从谁呢？行仁义时不占卜，面对义理时不询问，不依赖天，不依赖神，只相信道，这就是所谓的卜筮。到此为止！焦延寿、京房、管辂、郭璞，都没有什么用处。【筮法有根据卦名占的，有根据卦字占的，有根据卦气占的，有根据卦体、卦象占的，有根据卦爻辞占的，有根据世应、纳甲占的。】

译古代治经的人，各自成为一家，祖辈师承相传，守着自己的说法而不改变。对于一部经书分立门户，好像不是通行的论说。然而象、辞、变、占，早已分为四科，大概像对着一个靶子从各个方向射去，必然有一箭射中正心，用来显示大道的公正，并不是要开启聚讼之门。《易》从商瞿子木以后，代代都有师承。秦人焚烧经书，《易》却凭借卜筮而独自流传。丁宽、孟喜、京房、田王孙、荀爽、刘向、马融、郑玄等人议论纷纭，分疆立帜，但终究不出象、辞、变、占四种；不是流于技术，就是拘泥训诂，于是《易》道渐渐微弱。王辅嗣出现后，把象数全部扫除，归于义理。仲达奉天子之命为它作疏解，其他说法便退居一旁。传到宋代，程氏首先继承阐述，晦庵及诸贤相互发明。于是读《易》的人知道，《易》这部书不离人事，句句字字都有实际用途。几千年的昏暗如同拨云见日，是王辅嗣首先倡导的。有人依据范宁的一句话，喋喋不休地辱骂他，这不只是舍弃大海而忘记河流，简直是拿着兵器闯入自己的家门。读《易》的人心地不应如此。《记》说：‘洁静精微，是《易》的教诲。’ 羲皇画卦时属于太古时代，险阻尚未遇到，变故尚未发生，只用一个奇画、一个偶画来描写天地和人物的内在蕴含。奇偶确立，变化便产生了；彼此摩擦、推荡，势不可止。人情和物变，森然都已具备。三圣生于多故之世，亲身经历艰难，亲眼看见困苦，于是把忧患之意、对安危倾覆的警戒，一一寄托在《易》中，而《易》完全归于人道。其事在君臣、父子之间，其理在消长、盈虚之际；以戒慎恐惧为工夫，以通权达变为作用。大的方面是治乱兴亡，小的方面是言语沉默、行动静止，凡是趋吉避凶、尽性至命的事情，无不极深研几；《易》的道理，片刻也不能离开。过去长源问道，懒瓒回答让他焚弃笔砚。康节也说：二十年断绝做官的念头，才可以学习《易》。我们这些人长期受到利欲熏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肠胃之间不洁、不静、不精、不微，却想凭管窥蠡测来窥测四圣。用管窥看天，看到的毕竟还是天；用瓢测量海，测到的毕竟还是海。如今既不知道天在哪里、海在哪里，甚至也不知道管和瓢在哪里，却跑到防山去遥望郢都，怎么可能得到呢？孔子服食菖蒲腌菜三年，才知道它的滋味。学习者有志于《易》，应当以《十翼》为墙壁，采用元凯读《左传》的方法，追溯它的来历，穷究它的归趣；由此向上窥探文王、周公，远远追溯羲皇的卦象，希望有所获得。否则，就把《乾》《坤》《文言》、上下《系辞》以及十九条爻辞，当作布帛菽粟一样的文章，反复体会涵泳，也可以希望少犯过错。再不然，《诗》《礼》《语》《孟》等书，没有一句不是卦，没有一个字不是爻。何必等到观看河图、洛书，去龟策之舍求取灵验，明明白白的东西却偏偏向幽暗处求取呢？孟子七篇绝口不谈《易》，谈到时中而归于智慧和技巧；真正得到《易》秘密的，只有孟子。学习者知道这一点吗？《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相像。《易》这部书借助手指来指示月亮，并不只是辞中‘乾为龙、坤为马’之类用来形容事物的说法，还应当从它的命名来理解。比如‘易、卦、彖、爻、象’五个字，都是借物设喻。洪景卢说：‘易’是蠦▯的名称，守宫就是它。守宫就是蜥蜴，蜥蜴就是蝾螈，大概是一种东西有四个名称。它与龙同气，所以可以祈雨；与虬形状相同，所以能吐出冰雹。它的身体颜色没有固定，一天变化十二次。这样看来，‘易’取的是它变化的特点。詹东园说：卦字从圭、从卜；古人造律、制定度量，以六十四粒黍为一圭；土圭用来辨别天地的吉凶，易卦用来占问国家的吉凶。孔颖达说：卦就是挂，把物象悬挂起来显示给人，所以称为卦。《木经》说：爻就是交错疏朗的窗户，即今所谓象眼窗；一扇窗有六十四个孔，六扇窗总共有三百八十四个孔。爻所取的意义，在于旁通；卦所取的意义，在于悬挂的物象有大小。杨用修说：彖就是毛犀，形状像犀牛而角小，善于知晓吉凶；交广地区的人称它为豨神。因此‘彖’取的是预知征兆的意义。象出于南方大荒之野。陈藏器说：象具有十二生肖的形态，身体各处都有分段，只有鼻子是它的本来肌肉。徐▯说：象的胆随着四时所在不同，春天在左前足，夏天在右前足，秋天在左后足，冬天在右后足。因此象具备天地万物的气。陆农师说：象取食物时用鼻子，象以鼻发挥作用而不用口；天以气发挥作用而不用言语。《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上这些说法，不知道是否果真合于道与器。易学到了宋代更加明白，邵雍传承羲皇的卦画，程颐推演周公的辞义。于是崇尚占筮的人以康节为宗，把义理看作空文；崇尚辞义的人以伊川为宗，把象数看作末技。邵雍、程颐的学说于是分成两家。延续到末世风俗，象数成为蒙昧老者谋生的资本，义理成为贫寒士人求取俸禄的工具。经学沦亡，门户衰败，到这里达到了极点。我因幽忧之疾，沉潜于《易》学二十多年，前后六七次脱稿，都是在呻吟辗转之中斟酌章句。腐儒只求自我满足，本来没有超出象外、系辞之外的志向，哪里有通达大邑大都的抱负？知道自己有所不足，就应当有所取舍。我家在渐江岸边，以煮海为业，几片盐锅靠在墙壁间，已将近百年。去年丙午年，有个商人出百金买去；这是意外得到的财物，孩子们怂恿我，于是交付刻书人刊刻。做这种荒诞妄诞的事，大概是多年刻苦攻读，难免产生顾影徘徊、自我顾惜的心情，这也是凡心尚未完全除尽。书成后收藏在家塾中，以等待后人。苏东坡说，扬雄用艰深的词句来文饰浅陋的意义；如今我是用浅陋的辞句来阐发艰深的意义，哪里敢妄自占据讲席？即使愚者偶有所得，若有几行几句能够阐明幽深、剖析精微而不违背经旨，也可以错误地附列在酱翁、篾叟之末。至于其中那些臆测妄语，若因此获罪于圣贤，也请天下后世据理批评、追究根本，纠正我的错误；这正是我对责备我的人的希望。时年七十九岁，我伏在枕上，在延恩院的待轩中口述写成，大概是在岁次疆圉洽协之九日。

译以上是《困学私记》。附带说明。一、《郑樵通志》说，蔡邕的三体石经已经无法考察；如今经书中的字画都仿照欧阳询石经。本书中有一两处与本义有异同的地方，分别在本字下面加以疏释，以遵守文字相同的原则。书中所记字数繁多，来不及一一考察。一、《易》原本有押韵的文字。魏了翁论《易》，认为经文、传文都押韵。魏晋之间有人为《易》作音义，这对易学没有重大关系，所以不予收录。一、诸儒的议论，按照经文的次序编排，不以人物时代的先后为顺序。一、有些诠解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汇集、删裁编成的，不记载姓氏；无法考察出处的，也不记载。一、像用管窥天所得的见解，注明为私记，不敢混同于诸位贤者的说法。《周易玩辞困学记》卷首。钦定《四库全书》。《周易玩辞困学记》卷一。海宁张次仲撰写。《周易》上篇。‘周’是周代的名称，用来区别于夏、商。‘易’字由日、月构成。《庄子》说：‘易用来说明阴阳。’《系辞》说：‘阴阳的义理，配合日月。’变易、交易的道理，都包括在这里了。▯【下卦为乾，上卦为乾】乾：元、亨、利、贞。【《说文》：‘干’是向上冒出之意，从乙；乙，是万物通达之形；从倝，有光明之意，兼有表意和表声的作用。】《彖传》说：伟大啊，乾元！万物依靠它开始，于是它统摄上天。云气运行，雨水施布，万物呈现形态。大光明贯通终始，六个位次随着时机形成。顺应时机乘驾六条龙来驾驭上天。乾道发生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保持并合成最和谐的状态，才有利于守正。它首先出现在万物之上，于是万国都安宁。【字书说：‘曰’字上部有缺文，像人张口而气息出来。‘成’从戊、丁声；‘御’从卸，俗字写作缷是错误；‘变’从攴，攴写作攵，俗字写作夂是错误。《说文》：‘庶’从炗，石经从[缺字]。吴幼清认为，‘乾道变化’四句应在‘品物流形’之下，‘首出庶物’二句应在‘御天’[缺字]。】潘去华说：‘凡是彖辞把《易》的卦象与天道杂糅在一起说，是为了表明《易》所取的象都是天道；最后用人事作结，是为了表明《易》借天道来说明人事，这是六十四卦共同的体例。’ 奇画是羲皇的第一画，乾是羲皇的第一卦。‘元亨利贞’和‘潜龙勿用’，是文王、周公、孔子的第一句话。六十四卦的根基，三百八十四爻的纲领，都在这里提挈出来了。方节初说：‘六画纯阳，只有天和圣人足以相当。元是根本的大、通，利是根本的、贞是根本的，不使用戒惧之辞，不是其他卦所能相比的，所以孔子用四德来解释它。’刘濬伯说：‘汉、魏儒者把乾的四德分列为两件事，说成大而通达并且有利于守正；从此亨与贞成为实德，元与利成为虚字。在其他卦中可以有这种例子，却不是乾卦的本旨。’ 从前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突然勘破根源，随手画出一个奇画和一个偶画。那时天地万物的根窟，全都被掀开，造化的机关一经泄露，便停不下来了。刚柔相互摩擦、推荡，很快就形成六十四卦。归根到底，只是一画作为胚胎。孔子学习《易》，反复研读、截取精要，并不是从语言上删改润色，今天改一个字，明天增一句话，而是只从一画落笔的地方参详，恍然看见当日伏羲氏的机微：天地万物不离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不离一画。于是信笔写道：‘伟大啊，乾元！万物依靠它开始。’想来他落笔之时，真像银河倾泻、气息吞吐沧海。什么叫元，什么叫亨？什么叫利，什么叫贞？任凭说是天、是圣人、是《易》、是万物，都可以；总而言之只是‘伟大啊，乾元’而已。羲皇的六画，万种法则都已具备，用一个字命名叫‘乾’，用四个字形容叫‘元亨利贞’。孔子的《彖传》只用‘乾元’二字提纲，而把‘亨’‘利’‘贞’交错点缀在其中。知道‘元’究竟是什么，那么‘亨’‘利’‘贞’不过是张弛、开合的时节罢了。注疏家逐句分析，并不是乾卦的本旨。【私记】伟大啊，乾元！万物依靠它开始。既然万物依靠它开始，那么乾元就不只是天，而是统摄上天。试看云气运行、雨水施布、万物呈现形态，这是多么广大、多么高明。一乾将要终结，另一乾又开始；到了这个时候便形成这个位，到了那个时候便乘驾这条龙。一片天机，像车轮旋转、车毂转动；说到变化，若说到性命，就叫各自端正；若说到太和，就叫保持并合。元亨到了这里，才成为利贞。难道不是首先出现在万物之上，使万国都安宁吗？正因为资始，所以统摄上天；云行雨施，正是统摄上天的作用；正因为驾驭上天，所以发生变化、使万物各正并保合，这就是驾驭上天的效验。‘乃利贞’与‘乃统天’句法相同，既像承接上文，又像开启下文，最后用‘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作结。体味其中语意，忽而说天，忽而说人，忽而说《易》，忽而说万物，像蛛丝马迹，似断似续；像镜花水月，若隐若现。解释《易》的人说这里是元，那里是亨，再那里是利贞，逐节分界，意味就索然了。【私记】‘流’像水流，有生生不息的意味；‘形’像人的面貌，有种种不同之处。形是与气相对而言的，气在内部形成胚胎，形在外部显现。《易》的大体分别是：阳大，阴小；阳明，阴暗。大明，是乾的本体；终始，是乾的运行。九三是下乾的终点，九四是上乾的起点。一个乾终结而另一个乾开始，终始就是时机，六个位次就在其中形成。《易》由圣人作成，并不是圣人能够创造《易》，不过是借圣人来传写罢了。《易》用于圣人，也不是圣人能够支配《易》，不过是借圣人来展开罢了。《系辞》首章说天尊地卑，接着就说刚柔摩荡；玩味‘所以’二字，可见机势相互逼迫而来。有了天地和人物，自然就有《易》，哪里有半点人为的拟议？下面接着说雷霆风雨、成男成女；有了《易》，自然就有天地人物，哪里有半点人为的造作？造化和人事，总是一部《易》书，天地和圣人都不能主宰它。管登之说：‘圣人乘龙，是乘一条龙，还是乘六条龙？回答说：乘一条就是乘六条。若论圣学的大致，就以潜藏为根基而显现，以使用潜藏和警惕来保持显现，以跃来实行警惕，以飞来完成跃。亢是飞的极点，又返回到潜。六个位次在人心中，就像昼夜循环，随时随地都没有不能乘的。若按时位来说，六条龙也没有同时乘驾的道理。即使是道全德备的圣人，所乘的也不过一条龙。尧舜处于飞位，孔子处于见位，伯夷处于亢位，太公处于跃位。道虽然相通而可共同运用，却彼此不相夺；但就他所乘的那一条龙来说，六条龙也都森然具备。这就是所谓敦厚地化育而如川流不息，即一而成为六。然而龙德没有固定的主意，乘时也没有固定的格式，所以有开始潜而最终见，开始见而最终飞，开始惕而最终跃的；又有见中兼有潜、惕中兼有见、飞中兼有跃并且兼有亢的。千变万化，不可穷尽。总之，也只是各自乘合于自己的时机罢了。忽而潜，忽而见，忽而惕、跃、飞、亢，这叫乾道变化；潜就是潜，见就是见，惕、跃、飞、亢各自就是惕、跃、飞、亢，这叫各正性命；潜、见、惕、跃、飞、亢浑然一体，混沌融和，成为一团元气，彼此不相违戾，这叫保合太和。【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