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玩辞困学记卷十四

译天下本来有道理应当吉利却反而…… 成为凶的，最终仍然是凶，不会被吉所胜；也有本来应当凶却反而吉利的，最终仍然是吉，不会被凶所胜。这不是正道要求胜过凶，而是邪道不能胜过正道。所以说“贞胜”。贞这一道理，是从造化中来的。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照临万物。所以说：“天地的道理，是以守正来显现的；日月的道理，是以守正来光明的；天下的运动，是以守正归于一的。”《书》说：“德只要专一，行动没有不吉利；德若二心三意，行动没有不凶险。”世上的事情千条万绪，只有这一“贞”最为稳妥。所以说“守正归于一”。一是什么？不过就是易简罢了。道路不同而思虑百端，便会陷入烦难；归于一处而共同归宿，自然就是易简。【私记】疏说：“‘贞’的训释，是正，也是专一。正，是本体没有倾斜邪曲；一，是情意没有差别二心。寂然无所忧虑，任其自然运行。只要有所行动，就难免受到牵累；追逐吉利，就还没有脱离凶险。如果守持贞正而安静寂然，哪里还有什么吉凶呢？所以，贞正能够胜过吉凶。【附录】乾刚健而明确地向人显示易，坤柔顺而安静地向人显示简。爻，就是效法这一点的；象，就是仿像这一点的。爻象在内发动，吉凶在外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心情在辞中显现。一层层推究敲问，直到剥剖到根本之处，吉凶的道理竟然如此简约而容易掌握吗？只说了一个“一”，却没有说明这个“一”是什么。寻求这个“一”而又看不见它，于是恍然间对乾坤有所领会。乾坤的道理，概括起来就是易简：一处说乾明确地向人显示，一处说坤安静地向人显示。可见易简的道理已经清楚显露，只是人自己走到烦难的道路上去了。所以圣人作《易》，没有别的奥妙：爻就是效法这个，象就是仿像这个。三百八十四爻、六十四卦，都不超出乾坤；乾坤也不超出易简。这都是圣人为天下后世苦心安排之处。然而只有卦画而没有文字，这番苦心还没有全部托出。至于系辞，不只是说吉、说凶，而是反复说明利贞，因为它所论的是必然的道义，不顾突然来到的祸福，从而断绝人们侥幸求免的心理，把一切归于正道，使无论愚人、聪明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知道守持居易俟命的学问，这就是圣人的心情。所以说，圣人的心情在辞中显现。【私记】“内外”就像说“微显”。爻象有卦画而没有辞，然而已经包含消长变化。吉凶的根由在内，所以说“在内发动，吉凶显现”。这样人就知道趋向和回避，可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所以说“显现在外”。荀慈明说：“阴阳相互变化，功业才得以成就。”《别传》说：“宇宙本来没有必死的局面，不说占而说变，正是把握细微的契机，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 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地位。怎样守住地位？靠人民。【王肃本作“仁”，陆德明本作“人”】怎样聚集人民？靠财货。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叫作义。郑氏说：征收聚敛要有经常的费用，支出要有法度，使兼并者没有机会任意开发掠取，使诸侯邦国不能擅自掌握节制，这叫治理财货。把法令悬挂在象魏，向乡党宣读，用言语明确说明，刊布在典册上；上面把它说出来作为命令，下面遵守它作为法令，这叫端正言辞。下不得僭越上，卑贱者不得超过尊贵者，妄造言语者要受诛罚，虚伪行事者要受惩罚；用这些来约束懒惰怠慢，用这些来铲除强横顽梗，这叫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凡此都属于义。《本义》：以上是第一章。考察这里的分章，是依从注疏。焦弱侯把“天地的大德”几句放在下一章开头，各自凭借意义来连接，所说的道理广大，固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最终还是勉强拼合。龙仁夫怀疑上下文不相衔接，认为是其他经文误入。胡仲虎的底本也把这一章删去，依此应当采取存疑而缺置的做法。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便观察天上的象，低头便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宜适之处【王昭素认为“地”字上面应有“天”字】；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用来分类万物的情状。本章说伏羲画卦，把天地人物无不包罗在内，所以卦一形成，圣人的制度也无不与之相应。耒、耜等十三项，孔子交错举例来表达其如镜花水月般的意思，大概是借手指指向月亮，而不是把手指当作月亮。郭鹏海说：“从十三卦来说，它们贯通变化、神妙化育，制作器物而崇尚卦象，却不拘滞于卦象，这就是所谓贯通神明的德性。人情想要兴利，就替他们兴利；人情想要除害，就替他们除害；人情厌恶质朴，就用文饰使之美盛；人情日益虚伪，就用书契使之取得信实。这就是所谓分类万物的情状。”归熙甫说：“传文论述圣人创作《易》，这里最为明白确切。所谓河图、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必定不是照着形式机械仿造。” 神明的德性不超出健、顺；万物运动止息的情状，也不只是天地风雷。德性不可见，所以说“通”；情状可以看见，所以说“类”。结绳制成网罟，用来打猎、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网”《石经》作“罔”，“罟”《石经》作“罟”】冯文所说：“佃渔、耒耜等十三项之所以全部列举，是为了显示《易》道广大，精细和粗略都完备。即使圣人制作器物，也不能超出这些。所谓‘先于天而行，天不会违背它’。”如果一定要等到取法卦象以后才制作器物，那么先代圣人是先有器物形象再画卦，画卦便不是自然形成；后代圣人依据卦象制作器物，制作也不是自行运作。所谓竭尽心思、竭尽耳目，又是为了什么呢？晦庵说：“孔子说‘大概取法于某卦’，有时取卦名，有时取卦义，有时取卦象，不过是得到它的大意罢了。”如《汉书》说：“获得一只独角兽，大概就是麟。”这里说“盖”，是表示怀疑的词，是“想来大概如此”的说法。网用来捕兽，叫作佃；罟用来捕鱼，叫作渔。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制作耜，使木头弯曲制作耒；耒耨的便利，用来教导天下百姓，大概取法于益卦。耜，是把耒的前端砍削成尖锐的木器；耒，是把作为耜柄的直木弯曲制成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犁。教百姓吃肉，从包牺氏开始；教百姓吃谷物，从神农氏开始。在太阳正中的时候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交易后各自离去，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大概取法于噬嗑卦。

译《风俗通》说：市场，就是可以依恃的地方。人们依靠它供养赡养老人和小孩，使他们不至于匮乏。《周礼》中的司市说：大市在太阳偏西时开市，以百族为主；朝市在早晨开市，以商贾为主；夕市在傍晚开市，以贩夫贩妇为主。神农最初创设市场，取太阳正中的时刻。“市”字本来有墙垣，所以字形从冂、中、丨，从“了”；“了”是古文“及”字，像物彼此相及。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氏兴起，贯通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以神妙之道加以变化，使百姓得到适宜。《易》到了穷尽之处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不利。黄帝、尧、舜垂下衣裳，天下因此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尧”从“壵”从“兀”】苏君禹说：“这一章先说庖牺，再接着说神农；说神农，又接着说黄帝、尧、舜，这就显出了五帝相互授受，是道统的源头。几位圣人心法的传承，不过就是《易》的道理罢了。” 阳发展到极点就一定转变为阴，阴发展到极点就一定转变为阳。阳变为阴，就不会达到亢极；阴变为阳，就不会陷入潜伏。这就是通。阳转为阴，阴转为阳，循环没有尽头，这就是久。《别传》说：“执持太久就会松释，注视太久就会眨眼，事情延续太久就会败坏，不加变更就会厌弃。” 蔡介夫说：“衣裳的制度兴起以后，就有拜、跪、坐、立的礼仪，有升降、作揖、谦让的节度，有君臣、父子的人伦，有男女、长幼的区别，有尊卑、等级、威仪的辨别。礼义兴起，风俗美善，这是无为的教化，也是世运中的一个重大关键。” 焦弱侯说：“制作器物而崇尚卦象的十三卦中，只有乾坤合在一起而不分开。上古的衣裳上下相连，乾坤相互依存，君臣也是一体。后世衣裳分开成为两件，尊崇君主、卑下臣民，上下判然隔绝，失去了古代的意义。如今獠川的苗寨多穿上下相连的统裙，仍然是古代的制度，这正是所谓礼制失传了就到民间去寻找。” 剖空木头制作船，削尖木头制作桨。船桨的便利，用来渡过不能通行之处，通达远方，以利于天下，大概取法于涣卦。“刳”就是剖开，使中间空虚；“剡”就是削得尖利，也有削的意思。驯服牛来驾车，乘用马匹，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利于天下，大概取法于随卦。设置重重门户并敲击梆子，以防备暴徒来客，大概取法于豫卦。截断木头制作杵，掘地制作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大概取法于小过卦。弦绷木头制作弓，削尖木头制作箭；弓箭的便利，用来威慑天下，大概取法于睽卦。上古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改为宫室，上面有栋，下面有宇，以防备风雨，大概取法于大壮卦。栋，是屋脊上的木材；宇，是屋檐。栋直直地承托在上面，所以说“上栋”；屋檐向两边下垂，所以说“下宇”。古代安葬死者，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埋葬在旷野中，不封土堆、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说文》说：葬，就是收藏，从“死”在“茻”中；“茻”读作模朗切，是众草的意思。字书说：聚土叫作封，从“阜”从“土”从“寸”。】上古结绳治理天下，后代圣人改用书契，使百官得到治理，使万民得到明察，大概取法于夬卦。【“契”从“丰”从“刀”从“大”，俗体写作“契”并不正确。】结绳，是把绳子的两端结在一起，再从中间截断，双方各拿一半，以便日后相互验证。书，是用刀笔在木简上刻画文字；契，是在木片上刻出一、二、三、四等线画，给予者拿左片，领取者拿右片，两片合在一起便成为凭信。契只记录数目，书则有指事、象形、会意等类别。以上各项事情，都是为了使百姓得到便利，使身体安定、生活得到养护，办理丧葬也没有遗憾。然而，百官得以治理、万民得以明察，最终归结到书契，是因为器物一旦便利，巧诈虚伪就会产生。圣人为此忧虑，所以最后用书契作结，并从夬卦取法。夬卦讲的是君子决断小人之事，而创制书契，也正是为了决除小人的虚伪，防止他们欺骗。杨廷秀说：“创制书契以上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圣人个人的智巧。取法于十三卦的象，然后才能完成，也不是一位圣人独自能够做到的，而是历经五位圣人之后才完备。人类生生不息的道路，竟是这样艰难；圣人使人类生生不息，也竟是这样辛劳。” 《本义》：以上是第二章。因此，《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仿像。彖，就是材料、资质；爻，就是效法天下的运动。因此，吉凶产生，悔吝也显著出来。由此看来，圣人治理世道、救济百姓的事情，都从卦象中取法。这样，《易》之所以成为《易》，其大意也可以知道了。《易》就是奇偶的象；象就是仿像神明的德性，仿像万物的情状。以那一方来比拟这一方，伏羲用来教导天下后世的，不过如此罢了。至于吉凶悔吝，原本又有什么呢？到了文王系彖，说明一卦的资质；周公系爻，效法天下的运动。于是吉凶产生，悔吝显著，象中的仿像被剖析显露，再没有遗漏。三位圣人相隔数千年，因应时势而立教，或显或微、或虚或实，虽然如莛与楹大小不同，但忧虑世道、启发百姓的用心却是一样的。【私记】来矣鲜说：“‘生’是从这里产生；‘著’是由微小而显著。吉凶属于事情，本来明显，所以说‘生’；悔吝属于内心，还很微隐，所以说‘著’。悔含有改过的意思；发展到吉，就是悔的显著结果。吝含有文饰过错的意思；发展到凶，就是吝的显著结果。追溯开始来说，吉凶产生于悔吝；概括结局来说，则是悔吝显著而成为吉凶。” 《本义》：以上是第三章。仔细玩味文辞意义，应当把“因此《易》就是象，直到悔吝显著”附在“取法于夬卦”的末尾，合并为一章，这样才确当。阳卦中阴爻多，阴卦中阳爻多，为什么会这样？阳卦为奇，阴卦为偶；它们的德行又是什么呢？阳卦是一位君主、两个百姓，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两个君主、一个百姓，是小人之道。【古代把两人并耕叫作耦，所以“耦”从“耒”】○“奇”“偶”这两个名称从这里开始出现。王辅嗣说：“少数是多数所归宗的，一是众数所归向的。阳卦有两个阴爻，所以奇数成为它的君主；阴卦有两个阳爻，所以偶数成为它的主宰。” 黄广寓说：“卦以阳为主，即使阴爻多，也不妨碍它属于君子之道；卦以阴为主，即使阳爻多，也不能挽救它属于小人之道。《宋史·奸臣传》说：‘君子即使多，小人掌权，卦象仍属阴；小人即使多，君子掌权，卦象仍属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阳卦、阴卦为什么有君子、小人的分别？奇为君，偶为民，那么阴阳的道理顺畅，君民的名分端正，所以说是君子。偶为君，奇为民，那么阴阳的道理悖逆，君民的名分混乱，所以说是小人。本章的文义以阳为君、阴为民，按理应当说“一民、二君”，用来与“一君、二民”相对；但却说“二君、一民”，是因为以君为重，扶助阳的意义。从卦画中看出德行，正好说明卦画不是粗浅的痕迹，而是宇宙之间辨别名称、确定名分的书。阳大阴小，阳贵阴贱，数量多少之间便关系到世道的升降。论卦时，阴阳可以交替为主；论名分时，君民的关系却绝不可改变。《本义》：以上是第四章。《易》说：“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顺从你的思虑。”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呢？天下同归于一个道理，却有不同的道路；归于一致，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呢？太阳西去，月亮便来；月亮西去，太阳便来；日月相互推移，光明便产生。寒气过去，暑气便来；暑气过去，寒气便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形成。过去的是屈，来临的是信；屈信相互感应，利益便产生。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达到应用；善于利用事物而安定自身，是为了崇高德性。超过这一层以后，就不是通常所能知道的了。穷尽神妙、了解变化，是德性的盛大。” 季明德说：“一开口说‘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虑’，便打破了疑团。又不用‘无’字而用‘何’字，便想出了它自然呈现的情状。”程敬承说：“三个‘天下’字很有意味。人们心意纷乱地往来，不过是在天下之间驰骋思虑罢了，却不知道天下空空洞洞，哪里容得下我的思虑？我又何必去思虑呢？”王伯安说：“孔子解释咸卦九四爻的意义，起初不说这颗心如何应感，只说日月、寒暑、尺蠖、龙蛇，让人自己寻求而得到答案。上接天下，下蟠大地，明亮如日月，变化如四时，细微如尺蠖，幽隐如龙蛇；种种妙用，易简在这里，神化也在这里，并不是安排设计出来的。”张彦陵说：“大凡喜欢运用思虑的人，只是突然希求神化，却遗漏了日常功夫。所以先把‘同归’‘一致’指出来，说明神化的源头；随即用造化中屈伸相感的道理，说明那里没有容纳思虑的地方。‘尺蠖’四句还不止如此，又用万物的自然道理来说，正是指示人实际落手之处。没有下学的功夫达到极致，却能突然上达，这是从来没有的。试看尺蠖因为屈曲而得到伸展，龙蛇因为蛰伏而保存自身，功夫全在精研义理、善于利用上开始。” 吴一源说：“人人都知道伸展的好处，却不知道屈曲正是产生好处的原因。所以用尺蠖、龙蛇来说明，正是要人养护静守以等待行动，不受感触以等待感应。” 姚▯昌说：“道理存在于天下，论到最终归宿处，并没有差别；但事情来到、万物出现时，逐条逐项无不各有应当实行的道路，这就是同归而道路不同。道理存在于人心，论到最终归宿处，也没有两样；但应对事情、接触万物时，依着各自的道路走下去，每件事都不相同，这就是归于一致而有百般思虑。”陆君启说：“就像一股水流，自然分成支流，各自兴起波澜；它们汇合，却不知道为什么汇合；它们分流，也不知道为什么分流。关键在于从‘同’和‘一’之处看出‘殊’和‘百’，不要从‘殊’和‘百’反过来推到‘同’和‘一’。” 余玉吾说：“思，是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虑，是防备自己厌恶的东西。”洪觉山说：“思，是从总体上说；虑，是从应对具体事情上说。” 子瞻说：“《易》将要说明一吗？没有不使用变化、晦明、寒暑、往来、屈伸这些相对的东西的。这些全都是二，而用来说明一的办法，只有贯通二而成为一，然后这个一才可以确定。所以说：‘在天形成象，在地形成形。’又说：‘变化是进退的象，刚柔是昼夜的象。’又说：‘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这些都是用来说明一的。” 又说：“精研义理，就是穷究道理；进入神妙，就是穷尽人的本性而达到天命。穷究道理、穷尽本性而达到天命，难道只是空谈吗？这是要用来达到实际应用。以水为比喻：知道水为什么能浮，知道水为什么会沉，把水的各种变化都弄清楚，并且都能有所应对，这就是精研义理。知道水为什么浮沉，并且与水合为一体，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面对水，这就是进入神妙。与水合为一体而不知其为水的人，没有不会游泳的；何况还要驾船呢？这就叫达到应用。”所以善于游泳的人驾船时，心情闲适，身体舒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运用得利，身体安定。事情发展到自身安定，外物就没有什么能够测度我，而德性也崇高了。凡是能够使别人安定却不能使自己安定的，都不是义。韩康伯说：“精研义理由于进入神妙，以达到实际应用；善于利用事物由于安定自身，以崇高德性。道理必定从它的根本出发，事情各自以自己的根源为本。回到根本就能安宁，天下的道理也就得到把握了。如果劳费思虑来追求行动，忘记安定自身而殉身于功业，那么所做的事情越多，离开道理就越远；名声越美，牵累就越明显。” 叶尔瞻说：“‘过’是境遇转变而不停留的说法；说‘知’而又说‘或知’，表示并非确定不变的真知；一旦生起念头反而迷失，这就是所谓意念的障碍。” 陈器之说：“这就像推车：车还没有行走以前，必须猛然用力，才能把它推动转动；车已经行走以后，车轮的势头自然转动，即使想停下来，也不可能马上用力使它停止。做功夫的人要看见这个消长动静的消息，这样就会省力。” 子瞻说：“恐怕天下人沿着末流而不返回根本，所以用‘不可知’寄托‘穷尽神妙’的境界；又恐怕天下人彼此追逐于无穷而不停下，所以指出德性的盛大，把它作为技艺的极致。”

译《象传》说：“往来奔波而心意不定，是因为德性还没有发扬光大。”既然如此，断绝往来，像已经烧成灰的树木一样，难道还能发扬光大吗？我不和这样的人同道，又同谁相处呢？只往不来，不合礼；只来不往，也不合礼。若没有往来也没有来往，就不会有这个世界，也不会有这种学问。只是在人与人的往来上多了一层计较，心地便不光明，行为便不正大。追究其所以不光明、不正大的原因，只是被“利”这一念迷惑了心志。所谓天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念头一动便夹杂私心，贤者和愚者都一样。所以孔子把日月和寒暑拿来说明往来不可缺少，又把“明生”“岁成”拿来说明利益必然会产生。由此可见，在道理上，往来本来就自有好处；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便有余。一切计较都如同做梦。说到这里，真可以说是在喧闹炎热的场合服下一剂清凉散了。然而这也只是冷淡的说法，在实际下功夫的地方还没有把握。所以孔子又用尺蠖、龙、蛇来形容潜伏退藏的状态。王文成公说学问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但收敛时究竟应当做什么功夫？就在义利的关头深入辨察，什么事应当做，什么事应当停止，绝不能夹有一丝自私自利之心。这种功夫不是闭门枯坐、空谈道理，而要在日常生活和人情应酬中见成效。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来来往往，都处理得恰当，绝没有怀着求利之心与人交往的意思。这样便觉得自己处世洒脱自在，不会掉进坑坎之中。所以说：“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实行；善于利用而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崇尚德行。”精研义理是为了善于实行，善于实行是为了安顿自身，安顿自身是为了崇尚德行。因为道理研究得不精，就会在应酬处事上乖谬；这样，家国天下又能把自身安顿在哪里呢？自身既不能安顿，却高谈性命，张扬幽深玄妙的道理，全是虚妄罢了，还谈什么崇德呢？看来人处在世上，首先要使自身安泰，不处于拘谨局促和烦恼之中，然后才可以希望追踪圣贤，达到高明广大之境。人之所以局促烦恼，只是因为利心太重，算计太深，只知道伸展而不知道屈曲，只知道飞腾而不知道蛰伏，以至于在君臣、父子之间，在富贵、贫贱的处境中，心力劳苦而处境日益窘迫，没有一处是顺当的。不如完全放下，无思无虑；太阳西行，月亮东升，月亮西行，太阳东升，日月相互推移，于是光明产生。寒去暑来，暑去寒来，寒暑相互推移，于是一年形成。机巧固然如此，笨拙也应当如此，又有什么可心意不定、奔波计较的呢？【私记】《尔雅》说：尺蠖，是一种能屈能伸的虫。形状像蚕，却非常小。行走时收缩腰部，使头尾相接，才能向前行进。龙，是一种灵异的虫，秋分时潜入深渊，春分时升上天空。蛇，是一种弯曲爬行的虫，冬天含着泥土进入蛰伏状态，到了春天出蛰时便吐出泥土。《易》说：“被困在石头上，又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看不见妻子，凶。”孔子说：“困在本不应困的地方，名声一定受辱；倚靠在本不应倚靠的地方，自身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将要到了，妻子难道还能够见到吗？”【“藜”，石经作“蔾”。】《易》说：“公在高墙之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具；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还有什么不利呢？行动而不受阻碍，所以出手便有收获。”这是说具备才能之后再行动。杨廷秀说：“隐藏时如同收敛刀刃，使人无法窥见；行动时如同弩机发射，使人来不及抵抗。”来矣鲜说：“‘括’有四种含义：结、至、检、包。《诗经》说：‘太阳已经西斜，牛羊下来归圈。’这是‘至’的含义。扬子《法言》说：‘内里宏大深厚，外表严肃收束。’这是‘检’的含义。《过秦论》说：‘包举宇内，囊括四海。’这是‘包’的含义。这里像坤卦的‘括囊’，取的是闭合、系结的意思；行动而不闭结，指的是资质深厚、遇事能逢源的意思。” 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肯勉励自己；没有威势就不受惩戒。受到小的惩罚而得到大的警诫，这是小人的福分。”《易》说：“脚上戴着刑具，遮没了脚趾，没有灾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耻”字从心。】【原文缺失】

译善行积累不起来，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积累不起来，也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把小善看作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把小恶看作没有伤害，所以不肯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遮掩，罪行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着沉重的刑具，遮没了耳朵，凶。” 所谓两个“小人”，并不是说小人不知羞耻、不仁，而是说应当使他感到羞耻，然后才能走向仁；不是说他不畏惧不义，而是说应当使他畏惧，然后才能趋于义。惩罚他的小恶，使他戒惧于大恶，这仍是可以教诫的普通人。若按注家的说法，那就成了不可教诫的人，必然发展到罪大而无法解脱了。管宁把一生中有一天不戴帽子、三天早晨晚起，都视为平生的过错。曾子认为砍伐一棵树、在不合时节时杀死一只兽，都是不孝。《易》学说：“美和恶发展到极点，正是精神所防备的地方，而气机一定会贯通。这样还不足以成就名声或毁灭自身吗？” 孔子说：“危险，是因为安于自己的地位；灭亡，是因为只顾保守已有的存续；动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所以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存续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定，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灭亡了，灭亡了！要像系在苞桑上一样警惕。”经常把自己当作处在危险、灭亡、动乱之中，正是安定地位、保存国家、维持治理的方法。有人把“安其位”三句解释为自恃长久安定、长久太平，因此招来危险和灭亡的灾祸，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保”字终究解释不通。安危，是就自身而言；存亡，是就家庭而言；治乱，是就国家而言。也就是说：自身安定，国家和家庭才可以保全；从来没有自身不安而能够保全家庭和国家的。孔子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才智浅小而谋划重大，力量微小而承担重任，很少有不遭受祸患的。”《易》说：“鼎折断了脚，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满污秽，凶。”这是说不能胜任所承担的任务。【“力小”，《石经》作“力少”。】德行浅薄、才智和力量微小，都是禀赋所限，不可以勉强。圣人难道会苛责他们一定要做到吗？圣人责备的，只是他们贪恋地位，不衡量自己的能力；承担超过自身能力的职位而不能胜任。孔子说：“能够察知事物的先兆，真是神妙啊！君子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就是能够察知先兆吧？先兆，是事物发动时极其微小的迹象，是吉祥将要显现的前兆。君子见到先兆便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易》说：‘坚定如磐石，不等到一天终了，正固而吉祥。’既然坚定如磐石，哪里还需要等一整天？事情的决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君子能知微，也能知彰；能知柔，也能知刚，成为众人的期望。”【字书说：“谄”从“臽”，有陷入之义；谄媚他人，是把他人陷入邪恶。】韩康伯说：“先兆，是由无到有的临界处，不能用名称追寻，也不能从形状看见。所以说它是事物发动时的微小迹象。合抱的大树，起于细微的毫末，所以说它是吉祥的先兆。”晦庵说：“凡是事情尚未发生便空谈道理，很容易看见；事情已经发生、道理已经显然，也容易看见。只有事情刚刚萌发、运动还极其微小的时候，最难看见。”张邦奇说：“三百八十四爻，只有豫卦六二发明了‘介于石，不终日’的意义。因为豫最容易使人沉溺，不坚守安静就不能守持，没有操守就不能迅速察知先兆。如今朋友、夫妻之间，和乐过度尚且可能启发嫌隙，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说：‘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就是能够察知先兆吧。’楚人有句话说：‘人所忧患的事，往往发生在寝席之上、酒席之间。’” 项氏说：“谄媚本来是为了求福，但祸患往往以谄媚为基础；轻慢本来是为了交好，但怨恨往往由轻慢而起。所以《易》谈察知先兆，孔子却先说不谄媚、不轻慢。杨廷秀说：‘石，是最安静而没有欲望、最沉重而不动摇的东西。坚定如石，哪里还会有谄媚轻慢之事呢？’” 子瞻说：“内心没有操守的人，不是有所畏惧，就是有所忽略。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是没有所畏惧；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是没有所忽略。对上没有畏惧，对下没有忽略，事情一到，便自然发动行动罢了。” 能看见明显事物的人很多，只有君子能从微小处知道明显的结果；能知道刚强的人很多，君子却能从柔弱处知道刚强。因此众人都仰望他，把他作为进退的准则。孔颖达疏说：“凡物的形体，都是由柔弱发展到刚强；凡事的道理，都是由微小发展到明显。能够察知先兆的人，既知道开始，也知道结局，所以说‘察知先兆，真是神妙’。” 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于圣道了吧？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之后，没有再去做的。”《易》说：“不远就复归，没有大的悔恨，大吉。”【字书说：“甞”从“甘尚”声，俗字“从旨”，通用。】韩注说：“处在义理之中时还昏昧，到了具体形迹显现时才觉悟，这是颜子的境界。失误发生在先兆之处，所以会有不善；在六二的位置得到它，不远便复归，因此知道之后从未再做。”子瞻说：“知道了却又去做，不是真知。世人之所以不吃乌喙，只是因为对它的毒性认识得很清楚。假如人们认识不善如同认识乌喙，那么世人就都成为颜子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便是从这里产生的。天地之气交互缠绕，万物由此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会损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会得到他的朋友。”这是说贵在专一。丘行可说：“损卦由泰卦变化而来，从尚未形成卦的角度说，下卦乾为天，上卦坤为地；由于乾上面的三爻与坤下面的三爻交互而成为损卦，所以有天地之气交合缠绕的象。从卦已经形成的角度说，上卦坤变为艮，艮为少男；下卦乾变为兑，兑为少女，所以有男女交合精气的意义。” 来矣鲜说：“絪是麻线，緼是丝绵和棉絮，借这两个字来说明天地之气缠绵交密的意思。醇，是凝聚深厚；‘醇’本来指醇酒，这里也是借字。潘去华说：天下的事情，专一就精纯，分散就杂乱。尧舜的仁义、黄老的清静、孙武和吴起的治兵、申不害和商鞅的行法，道路虽然不同，但达到专一，结果就相同。” 孔子说：“君子先安顿自身，然后才行动；先使内心平和，然后才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有所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周全。以危险的状态行动，百姓不会同他合作；带着恐惧说话，百姓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关系便有所求，百姓不会给他。没有人同他合作，伤害他的人就来了。”《易》说：“没有人来增益他，反而有人来攻击他；立定的心志不能持久，凶。” 郭鹏海说：“‘全’兼指自己和他人，意思是自己所施行的，对别人没有不合宜；自己所做的，没有不能实行，这叫周全而没有过失。事情不合道理，却强横地一定要做，是处在危险中而行动；心里知道不合道理，自己感到惶恐，却强迫别人服从命令，是带着恐惧说话；恩德和信用还没有使人信服，就突然让人输送财物、供给劳役，是没有交往关系便有所求。这三种情况，都是违背常道；反过来才是合乎常道。”

译《易》学说：从井中取水却没有器具，不能救济；徒手而没有工具，不能援助。这就是先安顿自身再行动。趁着愤怒不能施行刑罚，趁着喜悦不能施行赏赐。这就是先使内心平和再说话。不被信任，就不能役使别人；没有使人喜悦，就不能让人冒险。这就是先确定交往关系再有所求。周用斋说：“上面对下说‘交’，含有担心对方不与自己相合的意思；上面对下有所取而说‘求’，含有唯恐对方不服从的意思。圣人用字之间，义理意味深长。”两个“与”字，一个是党与、同伴的“与”，一个是给予和取得的“与”。庭芳说：“孔子在《系辞上传》中，已经列举七卦的爻辞来发明《易》道；现在在这一章又列举九卦十爻的辞来讨论。看来也只是随着当时想说的内容而举出，各爻自有各爻的意义，都足以作为学者取法的对象，未必是先立下一个主旨，再用卦义去附会它。” 《本义》说：以上是第五章。按注疏的说法，既然从“德之盛也”开始，就把上文合并为第三章；又把“困于石”到“勿恒凶”作为第四章。胡仲虎、吴幼清把《系辞上传》的七爻、下传的十一爻，以及“自天祐之”一爻，都看作《文言》附在乾、坤《文言》末尾的文字。这不只是因为义类相近，也是因为它们就日常平常的事情反复叮咛告诫，是圣人苦心教人的地方；遵从这种说法，也未尝不可。孔子说：“乾坤，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性之物；坤，是阴性之物。阴阳合其德，刚柔便有形体。以此体现天地的造化，以此贯通神明的德性。卦爻所称的名称虽然纷杂，却不超越其范围。考察它们所取的类别，难道表现的是衰世的思想吗？” 这一章说文王、周公的《系辞》委婉曲折而详尽，无非是因为世道有疑贰，要借此救助百姓；但其根本不出乾、坤两画，所以从伏羲画卦说起。乾坤分列，不过是阴阳两种事物罢了。阴阳相互配合，阴的德性与阳相合，阳的德性与阴相合。于是三百八十四爻都有刚柔的体质，天地的造化由此得到体现，神明的德性由此得到贯通。这难道不是乾坤作为《易》的门户吗？所谓天地的造化，是雷、风、山、泽之类；所谓神明的德性，是健、顺、动、止之类。“体”是形容其体现，“通”是发挥其贯通。体现天地的造化，是从卦象说；贯通神明的德性，是从卦德说。阴阳合德，就是所谓相互摩擦、相互激荡；刚柔有体，就是所谓生成男、女。【私记】有人问：这里所说的“门户”，是因为六十四卦都由乾坤产生，所以称为门户吗？还是另取开合的意义？元晦说：“取的是开合的意义，从下文‘阴阳合德’就可以看出来。” 苏君禹说：“宇宙之间没有独立的阴、独立的阳这种道理。人们只知道刚属于阳、柔属于阴，却不知道阳与阴相合，才有刚的形体；阴与阳相合，才有柔的形体。所谓体，就是卦体。有时刚在上而柔在下，有时柔在上而刚在下，都是从阴阳合德中产生的。天地的造化，是相合而共同化生的；神明的德性，是合一而不可测度的。” 一卦有一卦的名称，一爻有一爻的名称。有的说物象，有的说事变，可以说是纷杂了。然而不过是体现天地的造化、贯通神明的德性，没有超出这之外的。只是考察这些名称所取的类别，并不是上古百姓淳朴、风俗质朴时的语言，所以说是衰世。有人把“称名”解释为卦名；卦名是伏羲所命，这就与下文“衰世”一句不相合。上文说画卦，紧接着就说“称名”，句意脉络也不相连接。“衰世”一句与“彰往察来”一节的文理又不相接，应当是错简。【私记】《易》能够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显现、使幽深明白，开示事理并恰当地命名，辨别万物并端正言辞，作出判断的辞语，于是就完备了。它所称的名称虽然细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它的防范深远，辞语有文采；言语曲折却合乎中正，所说的事情铺陈广泛却含有隐微的道理；借助世人的疑贰来救助民众的行为，以说明过失与得失的报应。【《本义》说：“开而”二字为衍文。】所谓彰明过去，是彰明天道已经发生的情况，如阴阳的消长；所谓察知未来，是考察人事尚未确定的变化，如祸福和趋避。所谓显，是把日常饮食等显而易见的事情，推究到性命根本；所谓幽，是阐明鬼神、生死等幽深的说法，并在人事上发明其意义。恰当地命名，使贵贱上下各自安于其位；辨别万物，使乾为马、坤为牛，各自归于所属的类别。端正言辞，如“元亨利贞”的德性，明白地使人理解；判断辞语，如吉凶悔吝的占断，剖析决断而没有差错。“完备”就是指彰往、察来、微显、阐幽、开、当名、辨物、正言这八项而言。这种种发挥，都完备地存在于《易》书中。圣人用来教导天下的内容，再没有遗憾了。仲虎说：“名称虽然细小，但所取的阴阳类别非常广大，不可以因为名称浅近而轻视我的《易》。它的旨意虽然深远，但文章的经纬脉络清楚可见，不可以因为旨意高远而使我的《易》荒疏。它的语言虽然曲折，却都合乎义理，《易》难道是高远不可及的书吗？它所说的事情虽然纵横铺陈，实际上却根本出于最幽深的道理，《易》难道是浅近的书吗？” 人只有患病才肯服药。“贰”这个字，正是从梦中醒来、起死回生的关口。错过这个时机，就难以再下手。《易》中的种种言辞曲折周详，都是为了让这些百姓在岔路上徘徊、不知该走向哪里。妄自认为得到，未必就以吉来报；又妄自认为失去，未必就以凶来报，所以茫然地任意行动。圣人因他们心中迷惑、没有方向，拨转他们迷失的道路，引导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若是得到，就明确断为吉；若是失去，就明确断为凶，一丝一毫也没有差错。希望他们改变弓弦、改换车道，不要自行把自己送进网罟和陷阱。唉！读《易》读到这里，应当涕泪交颊，后悔自责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谈图说书、谈象谈数，制造无益的话呢？【私记】叶尔瞻说：“彰明过去，是为了察知未来，所以用‘而’字连接；过去和未来都有显、有幽，所以又用一个‘而’字连接；彰显、察知、使隐微显现、使幽深明白，都不超出名称、事物和言辞，所以《本义》又用一个‘而’字连接。”以上是第六章。《易》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之心吧？蔡无能说：“这一节应当接在上一节末尾，与‘考察它们所取的类别’相呼应，也与‘借助世人的疑贰来救助民众’相合，不必同下面的九卦相连。若把九卦解释为处理忧患的道理，那么否、蹇等卦，哪一个不是用来处理忧患的呢？” 所以，履是德行的根基；谦是德行的把柄；复是德行的根本；恒是德行的巩固；损是德行的修养；益是德行的充裕；困是辨别德行的处境；井是德行的根地；巽是制宜行权的德性。不合礼的事不去做，脚下便步步踏实，如同房屋有根基；以谦逊处置功劳，便不会丧失已有的功劳，如同器物有把柄；良心一旦复归，善端自然生长，如同树木有根本。一般人脚步轻浮、意气扬扬，只是因为胸中没有把柄和主见。像没有舵的船一样，怎么能够承载东西呢？于令升说：“把柄是用来持握物体的，谦是用来持守礼的。”

译韩注说：“行动以静为根本，言语开始于沉默；复是返回到开始的地方，所以是德行的根本。” “裕”就是宽广。应当从容不迫地培养，按日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便有余，不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的意思。人情对祸患思虑得越深，天与人的界限就越清楚；经历的事情越多，利害的缘故就越明晰。这是辨别自身的方面。松柏经过冬天，才知道它的坚劲；金银投入火中，才辨别出它的真假。辨别别人，自身也同样可以用这个道理。地，是汇合各种德性并承载它们的所在，是保存形体以等待发挥作用的地方。子瞻说：“地，就是所在之处。老子说：‘揉和泥土来制作器物，正因为器物中空，才有器物的作用。’井也是这样，正因为有空，所以德性存在其中。按说，地和根基不同：根基是最初站稳脚跟的地方，积累由此向上；地是凝聚形成的整体，作用由此施行。” 天下的事情没有穷尽，典籍有所不完备，父师有所不传授；面对时机审察适宜与否，间隙细到不能容纳一根头发，如果不是善于制宜的人，谁能使它们各得其宜、曲折成全？而如果不是精心体察、顺着事理深入，谁能做到制宜？所以最后以巽作为德行的制宜。履和顺而能达到中正；谦尊贵而能发扬光明；复虽然微小，却能辨别万物；恒处于纷杂之中却不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充裕而不是人为安排；困处于穷困却能够通达；井安居本位而能迁移施用；巽顺从而不显露。事情只要接近人情，就容易流于放纵。先王顺着人情制定礼，使礼法森严分明，一丝一毫也不能增减。所以说履是“和而至”。处在高位却傲视万物、轻慢世人，品格见识低下，有什么光彩？金玉即使细小，处在瓦砾之中也会鲜明地独自显露，不会被埋没。避开喧嚣、追求清静，怎么能长久处在纷杂之中而不觉得厌烦？不是悠久不息的人不能做到。愤怒像突然刮起的暴风，来不及抵挡；欲望像黏丝刷，难以除去。如果不是得到一个真正的觉悟，只在惩治和克制上努力，终究很困难。自然生出而没有益处，是生长的灾祥；自然增长而没有助力，是增长的祸害。就像毛发长在身上，每天增长却不知道，有什么人为安排可说呢？君子不以道去殉从世人，所以说“安居其所”，广泛施行、救济众人，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迁”。不称量便施用，涉及轻重时就失去了权衡的本体；显露在耳目之前，权衡的作用就浅薄了。凡是施展作用而让普通百姓都完全明白的，都不是高妙的作用。狄梁公对待武后，李文正对待刘瑾，其中的深意有谁知道？因为深入而能称为巽，因为潜伏所以称为隐。履用来调和行为，谦用来制定礼法，复用来认识自身，恒用来专守一种德行，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恨，井用来辨别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宜。礼如果没有谦逊以及节文、法度和等级，形式虽然具备，真实的心意却已经不存在了。一盏孤灯的一点光，就能照破众多昏暗。自身拥有认识，认识不必向外借取。所谓“自知”，就是以自身来认识，自己本身就是认识。水清了便能看见眉毛，心清了便能看见天理。流水不能照见事物，只有止水才能照见。这正是井所以能够辨别义理的原因。三次陈述九卦，第一次说德，第二次说体，第三次说用；“以”字和“而”字，是篇中的关键。圣人希望人沉潜玩味，所以反复说明。按朱子的说法，他不采用九卦合于阳数的说法，认为读经实在不必这样附会。天下的道理就在圣人的口头上，开口说出来就是道理。圣人偶然选取这九卦来作指示，即使再添一卦，或少一卦，也没有不可。若拘泥于一定要把它们解释为处理忧患，那么屯、蹇难道不是处理忧患吗？” 《本义》说：以上是第七章。《易》作为一部书，不可离开它所承载的道；它屡屡迁移变化而不固定，周遍流转于六个虚位之中，上下没有常位，刚柔相互变易，不能制定成固定的典要，只能随着变化而趋向适宜之处。它的出入有法度，使人知道外内之际应当畏惧；又明白说明忧患及其缘故，虽没有老师和保傅，却如同面对父母。起初依照它的辞语来揣度其方向，便有一定的常法；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自行流行。这一章专门讨论观察变化、玩味辞语以学习《易》的事情，并且深深寄望于能够这样做的人。凡是事物拘滞于形器，局限于方位，得到这一面便遗漏那一面，依靠左边便失去右边。所以可以远离诸子百家的书，却不可远离《易》；因为《易》是承载道的书，道不可执着固定，所以这部书也不可远离。至于诸子百家，把它们束之高阁，又有什么妨害呢？杨廷秀说：“《易》对于人，就像水对于鱼。鱼不能离开水，人不能远离《易》。君臣、父子，视听言动，治乱安危，取舍进退，没有一样不是《易》。鱼离开水就会死，人远离《易》就会凶。” “变动不居”以下六句，是发明“屡迁”二字。“变动”两句是概括地说；“上下”两句是分析地说；“不可为典要”两句是总括上文。“其出入以度”，承接“唯变所适”，指出变化最后归结的地方。出入就是变化，变化的次序就是法度；用法度告诫人，人却可能把它当成固定格式而忽略。易道的法度，就在一出一入之间；千变万化，而规矩分明，不能假借，怎么能不畏惧呢？“出入”，是从卦的内外卦体来说。出，是由内到外；入，是由外到内。由此观察消息盈虚的变化，以及出处进退的道理。应当出却进入，应当入却出，所造成的忧患是一样的。“故”就是“缘故、所以”的意思。既说明忧患，又说明导致忧患的缘故，即使想不畏惧，也不可能。所以说：虽然没有老师和保傅，却如同面对父母。老师，是教导其道理；保，是辅助其自身。君禹说：“祸患的到来，多半发生在称心如意的时候；意料不到的变化，往往产生于丰盛、亨通、安乐、盛大的时刻。这就是天下人认为没有忧患、没有祸害的地方，圣人却整日惶惶不安、认为忧患的缘故全都存在于此。如果在这里不能明白其中的缘故，就会生出侥幸之心。” 张氏说：“典常就在‘唯变所适’之处看得出来。《易》不能制定固定的典要，但随着变化而趋向适宜，这就是它的常道。解释者说，变化没有常态而辞语有常法，所以圣人教人沿着辞语寻求义理。这样说来，变化和辞语就成了两件事。不知道《易》的辞语寄托在变化之中，《易》的变化显现在辞语之中。辞语所指向的，就是道所迁移变化的地方。” 彦陵说：“把‘非其人’解释为拘泥辞语，是把意思拘限在固定形式上的人，不是正确的理解。《易》道极其变化，但在极其变化之中又有经常不变的道理。世上有些崇尚虚无的人，把象看作赘余，把辞看作烦琐，把圣人治理世间的典常全都扫除，还自以为懂得神明变化，却不知道这其实是小人没有顾忌。正如子瞻说：‘这两句话是告诫那些不合适的人不要学习《易》道。’”

译胡庭芳说：“六爻就是九和六，六位就是初、二、三、四、五、上。又说有六画、六虚，这是什么缘故？因为刚开始画卦时叫作画，画成以后叫作爻。爻可以看见，而位看不见；位是虚的，爻是实的。位之所以虚，是为了容纳爻。爻是已经完成的画，爻与画在先后上并没有多少差别，这就是所谓雏鸟啄壳和母鸟啄壳同时发生，不能强行分开，却也不能不加辨析。” 《本义》说：以上是第八章。《易》作为一部书，推究事物的开始，概括事物的终结，以此形成卦的本质。六爻相互错杂，只是因为各自所处的时位和事物不同。初爻难以知道，上爻容易知道，这是因为初为本、上为末。初爻的辞语要加以拟议，最终在上爻完成其结果。至于错杂万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唉！若要概括存亡吉凶，那么居中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一大半了。智者观察卦辞，就能思考明白一大半。【这二十三字为错简，应当在“其刚胜邪”的末尾。】二与四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二者的善处也不同。二多有赞誉，四多有恐惧，因为四接近君位。【《举正》说：“二多誉，四多惧”，注说“惧，近也”。今本误把“近也”作正文，而注中又脱去“惧”字；石经也把“近也”作为正文。】柔的道理，不利于处在远位；其要点在于没有咎害，其作用在于柔顺而居中。三与五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多凶，五多功，这是贵贱等级的差别。柔弱处位会危险，刚强处位能够胜任吗？《易》学中论述六爻一般规则的，没有比这一段辨析得更清楚的。寻求卦爻意义的人，只要据此去寻求就可以了。但仍说“要”“多”“邪”“过半”，是说只能得到其中的八九成。《易》这部书的纲领法度在卦，卦一定要合并六爻的整体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卦，否则相似却又会成为另一种格局。圣人系卦辞，推究它何以开始，概括它何以终结，包罗统摄而形成卦的体质，从未遗漏细微之处。至于系爻辞，则只就每一爻所处的一段情势分别说明。六爻的辞语，像吉、凶、悔、吝等，纷然不同。圣人并不是喜欢这样做；只是每一爻有每一爻的时位，每一时位有每一时位的事物，所以各因其时、各辨其物而系辞，并不像卦辞只说大概。卦辞和爻辞的不同就是这样。“原”是寻求缘由，“要”是总括大概。卦有固定的体，所以说“质”；爻没有固定的作用，所以说“时”。“物”是指阴阳两种事物；初和终相对，拟议和最终完成相对，这两句的文法是颠倒相互的。” 钱氏藻说：“六爻相互错杂，只是因为时位不同，所取的事物也不同。例如乾卦取象于龙，是同一种事物；但潜、见、飞、跃各不相同，这是时位不同。渐卦取象于鸿，也是同一种事物；但有在磐石、陆地、树木上的不同，也同样是时位不同。所谓易知、难知，如果从人观卦，是说初爻作为本质尚未显明，所以难知；上爻作为末端本质已经显著，所以易知。‘初辞拟之’两句，是追说圣人系辞时也有难易之分。说明难知、易知的原因：如乾卦初爻，说它是阳，便拟为龙；说它处在初位，便拟为潜伏。要经过多少斟酌，到了上九，在飞、跃之后，便直接称为亢龙，不再需要拟议，所以说‘最终完成’。这一节是教人由根本知道末端，由开始看见结局。难知、易知，是从卦画上看，不是从辞语上看；如果从辞语上看，就没有难知的了。” 熊叔仁说：“初、上，是就位置而言；初、终，是就时位而言；本、末，是就道理而言；始、终，是就事情而言，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君禹说：“错杂万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虽然说有三项，意思实际上彼此相连。‘错杂万物’，就是相互错杂的时位和事物。德性有时表现为刚，有时表现为柔，有时表现为中正；就是在时位和事物之中，分别列举出来。有德性就有得失、利害，是非也在其中得到辨别。这些不是初爻和上爻所能全部说明的，所以说‘不是中爻就不能完备’。中爻，是中间四爻。二与四以下两节，申明‘非中爻不备’的意思。位置的区别在于远近，排列出贵贱。所谓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说柔、说刚，就是所谓德；多誉、多惧、多凶、多功，或无咎，或危险，或胜任，这就是所谓辨别是非。” 郭鹏海说：“从位置说，二和四都是臣位；臣不宜逼近君位，而四恰好接近，所以多有恐惧。从善恶说，二和四都是柔爻；柔不宜处在远位，而二正好得中，所以多有赞誉。这是举出一端而彼此相互显现，是文章的妙处。” 归熙甫说：“知道所谓接近，就知道二与四的不同在于位置；知道所谓柔中，就知道二与四的不同不在位置，而在德性。贵贱是位置，刚柔是德性。时位有难易，德性本身没有难易。” 臣既然忌讳接近君主，又不利于远离君主，那么怎样做才有利呢？接近君主时应当和顺柔和，远离君主时应当刚强果断。另传说：没有功劳而没有咎害，并不是人臣应有的节操。然而功劳反而被当作罪过，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把功劳和罪过合起来分说。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起初出现“邪”字，是表示疑问：柔爻居阳位，位置不当，所以凶；阳爻居阳位，位置相当，所以吉。这是六十四卦的固定例则。如今说三多凶，难道是因为柔爻居三而凶吗？说五多功，难道是因为刚爻居五，能够胜任其位，所以不凶吗？其实六十四卦中，也有柔爻居阳位而吉、刚爻居阳位而凶的情况。汉元帝做太子时，性情柔仁，喜好儒学，看见宣帝用刑名之术约束臣下，便从容地说：“陛下使用刑罚太严，应当任用儒臣。”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庸俗的儒生不通达时宜，哪里足以参与政事！”于是叹息说：“扰乱我汉家的人，就是太子。”汉元帝最终成为汉家亡国的始祖。这也是“柔危刚胜”的证明。【私记】二、四都是阴爻，三、五都是阳爻，所以说“同功”，是就力量而言。二、四谈善，是因为二者都是臣位，可以相互比较；三、五处在君臣关系之中，有善只能称颂君主，不敢拿君臣相互比较。读《易》的人，从二、四、三、五来观察，君臣之间的关系、事情的吉凶、位置的存亡，不必多说其中当然的道理，也可以静观而自行领会。所以孔子在这里感慨叹息，含有做君主困难、做臣子不容易的意思。至于大的旨趣，都具备在彖辞中。智者观察彖辞，便能得到超过一半的收获。为什么呢？因为彖辞推究开始、概括结局，以此形成卦的本质；以彖辞开始，也以彖辞结束。圣人的文章有头有尾，这一段是错简，归入末节无疑。【私记】

译康伯说：“彖辞，是举出立象的宗旨，概括中爻的意义；用约略来保存广博，用简要来兼摄众多。错杂万物、铺陈德性，而用一个道理贯穿始终；形体所宗奉的是道，众多事物最终归于一。事情越繁多，就越容易滞留在形迹上；道理越简约，就越接近道。彖的意义，正在于保存一。‘一’的作用，与道相同。从形而上的方面观察，就可以看见道。得到超过一半的益处，不也是应该的吗？” 吴幼清说：“彖辞有时论述上下两个卦体，有时论述主爻，有时论述卦的变动和相互变易的爻。彖辞举出纲领，爻辞说明细目，所以不必等到观察六爻，卦义就已经可以看见了。” 主张互卦说的人，以中爻以及二与四、三与五这几个数字作为证据。前文已经明白说到初、上，也明白说到中爻，接着又说二与四、三与五，岂不是非常清楚吗？却强行把中爻解释为互卦，而且从未有正卦不说、反而详细说互卦的情况。这种说法虽然始于《左传》，又由汉儒继承阐述，却不敢轻信。“吉凶存亡”四句是错简，若移到“柔危、刚胜”之后，文理便流畅，脉络便贯通，也就清楚明白了。【私记】《本义》说：以上是第九章。《易》作为一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包。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自分为两爻，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处置不当，所以吉凶由此产生。【“才”，石经作“材”；“他”，石经作“它”。】上一章分析讨论爻辞，这一章总的讨论爻画，并把内外两个卦体作为三才的三部分来说明，这也是《易》书中的一种义理。所谓广大，是体制统摄而浑然完整；所谓悉备，是条理详尽而周密。“有天道”等句说广大；“道有变动”等句说悉备。“才”是能的意思。天能够覆盖，地能够承载，人能够参与天地，所以称为才。天如果不分为两面，就只有阳而没有阴；地如果不分为两面，就只有阴而没有阳；人如果不分为两面，就不能生长、成就。所以把三才各分为两部分，三乘二而成为六。又说“六”，不是多余的话，是为了说明作《易》的旨归，截断学习者的疑惑之路。张说：“道有变化运动，就像天地和人的变化；爻有等级，就像天位居上、地位居下、人处在中间；万物相互错杂，就像星辰明灭回旋、山川交错罗列；仁义交织成经纬，文章处置不当，就像天文、地理、人事、灾祥彼此激荡，休咎相互推移，于是吉凶产生。所以说：广大而无所不备。” 徐衷明说：“变化运动之处，整齐而有次序，形成等级；变化运动之处，错杂而相间，便形成杂乱。‘物文’二字，原本不是《易》中所有的，而是爻的别名。荡开这两句，逐步便说到吉凶由此产生的地方了。这就是前面所说‘吉凶悔吝生乎动’的意思。” 仲虎说：“卦必须概括始终，才能形成卦体，所以上一章用‘质’来说明；爻必须杂合刚柔，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一章用‘文’来说明。” 郭鹏海说：“‘不当’，本义认为是爻不处在相应的位置。说当位就吉，不当位就凶。然而，爻也有当位而凶、不当位而吉的情况，如屯卦初九当位而吉，九五当位却凶；蒙卦六三不当位而凶，六五不当位却吉。怎么能说当位就吉、不当位就凶呢？大概‘不当’二字应当作‘不得其宜’来理解。道在于得正时，就以当位为宜；道在于彼此相济时，就以不当位为宜。爻位相杂，有适宜的，也有不适宜的，于是吉凶就产生了。‘不当’是说不能全都当位，把当位和不当位合起来说才是正确的。”汪咸池说：“既然刚柔文理彼此相杂，怎么能全都当位？所以有刚居柔位、柔居刚位而位置不当的；也有柔居柔位、刚居刚位而位置不当的。有时正当相济之时，不当位反而为吉；有时正当守正之时，不当位便为凶。当与不当不能一概而论，吉凶正由此产生。”本义所说，在第十章之右。《易》的兴起，大概是在殷代末世、周朝德业兴盛的时候吗？是在文王与纣王相遇的事情上吗？所以《易》的文辞含有戒惧。使危险者趋于平安，使平易者转为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万物没有被废弃不用的。始终保持戒惧，关键在于没有过失。这就是所谓《易》的道理。这一章阐明文王作《易》的根本心愿，也作为学习者读《易》的重要诀窍。本义所说，在第十一章之右。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其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其德行恒常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它能使这些道理悦入人心，能推究诸侯的忧虑，能确定天下的吉凶，能成就天下勤勉不懈的事业。因此，观察变化和言语行动，可以知道吉事必有祥兆；观察象，可以知道器物；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天地安置了各自的位置，圣人完成了天地未能完成的功业；人用人谋，鬼用鬼谋，百姓也能参与并运用这种能力。【本义：‘侯’字是衍文】首章说圣人凭借平易简约的德性，在天地之间成就自己的位置，说明圣人作《易》的根本来源。这一章说圣人凭借平易简约的德性，使百姓也能参与并运用这种能力，说明圣人作《易》的实际作用。知道险难阻碍，是由于平易简约；平易简约，又是由于刚健柔顺。这是原本的论述。《论语》说：‘不预先猜测别人欺诈，不凭空揣度别人不诚信’，难道能事先觉察就是贤明吗？不预先猜测、不凭空揣度，就是平易简约；事先觉察，就是知道险难阻碍。这里还没有说到刚健柔顺。刚健柔顺是本体，应当从自己的心中加以体察。怎样称呼它呢？勉强给它取名叫‘理’。一团天理，如同太阿剑出匣，谁也不能摧折它，所以称为健；如同江河刚刚决口，谁也阻挡不住它，所以称为顺。最刚健，所行没有困难，所以叫易；最柔顺，所行没有烦扰，所以叫简。简就是豁达坦易，如同太虚空，什么样的险难阻碍能够蒙蔽它呢？因为我自身既没有荆棘，世间哪有坎坷能够自然产生呢？所以说：‘易以知险，简以知阻。’既然知道险难阻碍，就能够走出险难阻碍。能使人心悦服，能推究忧虑，能确定吉凶，能成就勤勉不懈事业的，刚健柔顺的德行就是如此。因此，天道的变化、人事的言语行动，追究其起初，都是吉事，并且有可以显现的祥兆。就这些吉事观察其象，可以知道过去的险难阻碍；就这些吉事进行占问，可以知道未来的险难阻碍。天处在上位，地处在下位，圣人在天地之间完成事业；人在显明处谋划，鬼在幽冥处谋划，百姓则在日常饮食生活之间参与并运用这种能力。

译刚健柔顺的德行发展到这里，能做的事业就完成了。‘知器知来’的‘知’，就是‘知险知阻’的‘知’；‘成能与能’的‘能’，就是‘能说能研’的‘能’。这些都是不学习就能知道、不思虑就能做到的，也就是所谓平易简约。【私记】‘健顺’二字，不是普通人的心思所能测度的，若从天地生育万物的地方去体察，大概可以想见一二。天地对待万物，时令到了，气息来到，便蓬勃充沛；稍有阻塞，就从旁边显现、向侧面冲出，穿墙破壁而行，这难道不是刚健柔顺的样子吗？所谓平易简约，并不只是没有心机、坦率任意而已。这种人不过是心气平和，没有刚健柔顺的本领，能够成就什么事业呢？必须知道，这种平易简约正是首章所说在天地之间成就其位的根本；帝王、师傅、宰相决断重大疑难、平定重大祸乱，都在于此。所以说‘定吉凶，成亹亹’，这是多么大的作用！难道只是使人不掉进陷阱而已吗？【私记】所谓德行，就是内心有所获得，并表现在行动事业上。不说‘平易而知险、简约而知阻’，而使用‘以’字，是因为‘以’字多了一层转折；用‘以’字直接说下去，是说知道险阻是从平易简约中来的。大体说来，机锋彼此相对，以险遇险，以阻遇阻，共同处在云雾之中，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呢？平易简约则自身没有险阻，什么样的险阻能够蒙蔽它呢？孔林有万亩土地，却不生一根荆棘，由此就可以想见圣人的胸襟。荀子说：公正产生明察，偏私产生昏暗；端正诚实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产生闭塞；诚信产生神明，夸大荒诞产生迷惑。这就得到平易简约与险阻的道理了。【私记】仲虎说：险与阻不同。险，是从上面向下看，下面危险叫险，乾在上；阻，是从下面向上看，上面难行叫阻，坤在下。平易简约的道理融洽于心中，所以说‘说’；面对事情精细周详，不敢鲁莽，所以说‘虑’；圣人的举动不只是为了自身和一家，所以说‘天下’。‘几’是事物发动时最细微的征兆，是吉事将要显现的先兆。天道和人事，起初都只是一个吉端；吉事一定有可以看见的祥兆。这种微妙的征兆时时显露，只是人不能知道，只有圣人能够知道。‘器’是形成之后便不再改变的东西。圣人由这些吉事仿佛推知其理的一定性，如同器物的方圆，不可移动改变，所以说‘象事知器’。【私记】卓去病说：‘过去把“成能”解释为卜筮，但照下文“象告情”来看，正是指作《易》而言，使人人行走在平易简约的道路上，这正是“成能”的地方。这一章与卜筮无关；下文所说的变化运动，也是指卦爻中自然的变化运动，不是说揲蓍。’ 八卦用象来告知，爻辞和彖辞用情理来说明。刚柔杂处，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变化运动以有利来说明，吉凶则随着情理而转移。因此，爱与憎相互攻伐，吉凶便产生；远与近相互取应，悔吝便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便产生。凡是《易》的情理，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便凶，有时还会受到伤害，因而悔恨并且羞辱。所谓以象告知、以情说明，正是在说圣人成就事业的实际作用。‘告’，是把险阻告知人；‘言’，是把险阻作为言说内容。百姓之所以也能参与并运用这种能力，就在于刚柔杂处而吉凶可以看见。这里说明文辞不超出卦象；从彖辞看，卦体本来就是因变化运动而形成的。彖辞专门说变化运动的利益，如柔来文刚、刚上文柔之类。即使是睽卦、蹇卦等卦，其彖辞也都说到有所利，所以说‘变动以利言’。从爻辞看，一爻自有一爻的情理，所以有的爻在彖辞中是主爻，而在本爻爻辞中却为凶，如震卦九四可以作为祭祀之主，而爻辞却说‘震遂泥’之类，所以说‘吉凶以情迁’。从这里以下，都是在说情理转移的事情；不能知道险阻的人，是不能说明这些的。人情没有比爱憎更切近的了；远近，是人所处的地方。所谓真情和虚伪，是爱憎中的变化状态。‘攻’，是竭力进入并击中对方；‘取’，是想要得到并招致对方；‘感’，是受到触动而发生变化。凡是相互攻伐，无不开始于爱。爱到了极点，不只是彼此接近而相取，也会因相隔遥远而相取。求取而不得，就转为憎恶；产生憎恶，真情和虚伪就会出现。真情和虚伪一旦出现，便会有不可言说的后果。所以说利害产生。追究其起初，只是爱憎这一念头成了胚胎。因此从爱憎开始，以真情虚伪结束，而远近则是其中往来的道路。大体说来，《易》的情理是：既然彼此不能相得，相距遥远还可以，过于接近就必然凶险；有利还可以，受到伤害即使还没有达到凶，也会悔恨并且羞辱。人与人没有比父子兄弟更亲近的了，却往往有离间之言，正是因为过于接近。人若不能广大通达地把万物看作一体，而以天下为自身，就只能在亲疏远近之间好好处理罢了。【私记】凡是爻，都有情感上的爱憎，居处有远近，行动有真情和虚伪。只有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才会憎恶而不再相爱，虚伪而没有真情；感通断绝，相互攻伐的祸端就产生了，所以说凶；有时会受到伤害，因而悔恨并且羞辱。彼此接近本来只是偶然相遇，为什么会这样招怨惹祸呢？地方逼近，嫌隙容易产生；相处日久，情味容易厌倦。远远听到声音便彼此思念，天天走近面前反而不能相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又能怎么办呢？邵二泉说：近者因形势而得祸，远者因义理而获罪。因义理获罪，人们还会慢慢起来攻伐；不如因形势得祸者那样受到逼迫。【私记】彦陵说：‘凶害’之间加一个‘或’字，是说祸害潜伏在不可知之处，来不及预料；‘悔吝’之间加一个‘且’字，是加重尚未尽除的忧患，并且还会招来羞辱。爱相攻，如家人卦九五；恶相攻，如同人卦九三；远相取，如恒卦初六；近相取，如豫卦六三；真情相感，如中孚卦九二；虚伪相感，如渐卦九三。康流说：爱憎容易辨别，吉凶也容易看见。只有形迹接近而感情实际上疏远的情况难以防范，外表似有真情而内心却虚伪的情况难以察知。表面接近而实际疏远，爱必然转为憎，所以凶；真情不能胜过虚伪，所以有害。彼此取应不善，责任又归到哪里呢？所以会悔恨并且羞辱。这就是《易》对于接近之事特别详尽地加以告诫的原因。人情的险阻既然如此，就必然要有通过言语来认识人的方法，审察其真情和虚伪，判断其利害。大体不超出虚实、顺逆之间，因而可以得到阴阳、险易的规律。这是《易》象所寄寓的内容，也是由《易》之情可以推知的道理。旧说把人的情辞比作《易》的情辞，实在过于漫衍。有的说圣人依据这六种情形来系属爻辞，如同造化之神肖似万物；这样一来，圣人的文辞也要仿效那些惭愧、枝蔓的言辞，就更加荒谬了。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辞惭愧；内心疑惑的人，他的言辞枝蔓。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他的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屈曲。【《说文》：‘寡’字从宀、从颁；颁，分开。屋下分开，所以表示少。《六书正譌》：俗体从力，是错误的。】

译背叛的人没有信用，言语与事实相违背，所以惭愧；疑惑的人没有确定见解，言辞分成两条岔路，所以枝蔓；诬陷善人的人会失败，失去操守的人会自取失败。言语就像风波，能够兴起好事，也能够招致战争，是日常生活中最险阻的地方。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是因为平易简约。事情依从平易简约便吉利，言语依从平易简约便成为吉祥之人的言语。余德新说：‘《系辞上传》以默默成就、不言而使人信服、存在于德行之中作为结尾；《系辞下传》也说德行，却以各种言辞各不相同作为结尾，二者的意义互相发明。’吉祥之人的言辞少，大概就是默默成就的次序吧？本义所说，在第十二章之右。《周易玩辞困学记》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周易玩辞困学记》卷十五。海宁张次仲撰写。《说卦传》。吕伯恭《家塾论》引用《隋经籍志》的序文说：‘秦汉之际，《易》散失了；《说卦》三篇，是后来河内有女子打开旧屋时发现的。到后汉荀爽作集解，又得到八卦逸象三十一条。如今韩康伯的《说卦》只有一篇，却另外列出序言和杂说。我认为《隋志》的说法恐怕是对的，大概费直所传的《易》没有传到《说卦》以后；所谓三篇，恐怕连同序言和杂说在内。’ 从前圣人创作《易》，是要幽微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参取天的三数、地的两数而建立筮数，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创立卦，阐发刚柔而产生爻，使道德和谐顺适，并在义理上加以条理，穷尽事理、尽察本性，从而达到天命。吴幼清说：《说卦》完整记载了卦位、卦德、卦象等说法。首章、次章，是孔子总说圣人作《易》的大意，作为《说卦传》的开端。孔仲达说：‘《系辞》说伏羲最初创作《易》时，不借助蓍草来成卦，所以只说仰观俯察。这里讨论的是卦已经重叠之后，排列蓍策、布置爻画的事情，所以先说产生蓍草，后说立卦、生爻。’ 胡仲虎说：蓍草本来出于神明，圣人只是从幽微处赞助它而已。天圆地方的形象本来就具备一、二的数，圣人只是参取三、两之数而已。数本身自然有阴阳的变化，变化本身自然形成刚柔之爻，圣人只是观察其变化并加以阐发而已。对于蓍和卦的德性，圣人使它们和谐顺适而毫不违逆；对于六爻的义理，圣人加以条理，使各自都有次序。穷尽天地的道理，尽察人物的本性。圣人作《易》的功业，到这里就同天命合而为一了。天命自然而然，圣人的《易》也不是靠心思智虑造作出来的。何黄如说：蓍草像藾萧，青色，成丛生长；因其与‘耆’草同样长寿而得名。《博物志》说，蓍草因为年老，所以能知吉凶；生长千岁，三百根茎同出一根，其上常有黄云覆盖。《▯防传》说，天下和平、王道通行时，蓍草茎长一丈，一丛长满一百茎。圣人幽微地赞助神明，于是天地就产生蓍草，用作筮卦的工具。蓍草产生以后，《易》的数便有所寄托，《易》的作用也因而神妙了。本义说：天圆地方，圆形的直径为一、周长为三，三由三个奇数构成，所以说参天为三；方形的直径为一、周长为四，四由两个偶数合成，所以说两地为二。各种数都依此而产生。所以揲蓍三变结束时，剩下三个奇数，就是三乘三得九；三个偶数，就是三乘二得六；两个偶数一个奇数，就是二乘二加三得七；两个奇数一个偶数，就是二乘三加二得八。考察《周髀算经》：从前周公问商高说：‘数从哪里产生？’商高说：‘数的法则出于方和圆。’注说：‘圆的直径为一而周长为三，方的直径为一而周长为四。圆和方，是天地的形状，也是阴阳的数。’方圆之说流传已久，讨论参天两地，应当以本义为正确。其说在康流那里论述得很完备，勾股之论见《天一地二》章。丘行可说：‘倚，就是依靠。是说卦画之数依此而产生。三个奇数组成乾卦，就是以天的三数乘三而得九，这叫老阳。三个偶数组成坤卦，就是以地的二数乘三而得六，这叫老阴。两个奇数一个偶数组成巽、离、兑卦，就是二个三数加一个两数而得八，这叫少阴。两个偶数一个奇数组成震、坎、艮卦，就是二个两数加一个三数而得七，这叫少阳。依据七、八、九、六之数，来确定阴阳老少的变化，这就是立卦、生爻的根本。’ 产生蓍草、起出筮数以后，卦爻的形象便由此陈列出来了。这里的‘变’，就是十八变中的变；六、七、八、九彼此往来而不整齐，这就是所谓变。观察其中有多少阳、多少阴，有的成为纯卦，有的成为杂卦，应当形成什么卦？这个卦不能移到那个卦，那个卦也不能移到这个卦，明确而不可改变，所以叫‘立’。立卦以后六画具备，于是有了刚柔的性质。对六个刚柔之画仔细阐发，看它是老还是少、哪些发动、哪些静止，而当值的爻在其中萌发，好像爻在此产生，所以叫‘生’。阴阳本来就是形成爻的东西，却又说刚柔生爻，先儒说：尚未进入作用时叫阴阳，已经进入作用时叫刚柔。尚未进入作用，所以只说‘观’；已经进入作用，所以又说‘发挥’。【私记】卦立起来、爻产生以后，《易》中精微深奥的内容就可以窥见了。阴阳之道、平易简约之德，若想描摹其大概来展示给后世，不能掺入一丝一毫自己的见解；天地阴阳，是道德的根源。圣人参取天地的三数和两数，观察阴阳的变化，细心体察，这是多么和谐顺适！和谐顺适容易流于模棱两可；在消长盈虚之间，若不能条分缕析，就不能说是在义理上加以条理。如今既和谐顺适，又能在义理上加以条理，于是没有什么道理不能穷尽，己性、人物之性无不尽察，也就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了。所以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幽微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使用蓍草而达到天命。圣人与天地同德，竟然如此，谁能说《易》只是一本术数之书呢？【私记】‘至’，是从这里到那里、从近处到远处的意思。穷理，是把道理穷究到极点；尽性，是把本性尽察到极点，这便是达到天命。并不是在理、性之外另有一个命，也不是在穷理尽性之外另有一个‘至’。穷究尽察的功夫，也只在和顺道德、在义理上加以条理的地方。‘和顺道德’，总说一卦的体；‘理于义’，分说六爻的用。和顺是浑融的说法，未必能够条理义理，所以中间加一个‘而’字。达到天命，全靠在穷究尽察处用力，这是贯串的一件事，中间加一个‘以’字。【朱子发认为‘和顺道德’是指彖爻之辞，这是大错的。《传》以《说卦》为篇名，中间说卦德、卦象、卦位、卦气，没有一句涉及文辞。这一章说依数立卦、生爻，都是揲蓍之事，也没有涉及文辞。朱子发的本意，不过是认为‘和顺’二句与依数立卦关系不太密切，所以用文辞来解释罢了。他不知道孔子明明说‘伏羲画卦而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又哪里需要借助文辞呢？【私记】本义所说，在第一章之右。从前圣人创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因此，建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建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建立人的道理叫作仁与义；兼取三才而各分为两类，所以《易》用六画组成卦；分阴分阳，交替运用柔刚，所以《易》用六位组成文理。孔疏说：这一节就爻位说明重卦的意义。徐衷明说：‘圣人学习《易》，看到《易》中完备地包含如此多的道理，所以追想而这样说。“其如此，将以是”二句，语脉前后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