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一
木气多者，偏于仁；火气多者，偏于礼；金气多者，偏于义；水气多者，偏于智；土气多者，偏于信。一属于偏，虽不可不谓之性，而不足以言道矣。故于性分之理，各得中而允执不移，蕴之为徳行，发之为事，叶道之大全也。尧禅舜，以天下示以膺厯数，保天禄之要，一中之外，无余道矣。
译木气盛的人，偏向于仁；火气盛的人，偏向于礼；金气盛的人，偏向于义；水气盛的人，偏向于智；土气盛的人，偏向于信。一旦有所偏颇，虽然不能不称之为本性，但不足以称为“道”了。所以在本性的道理上，各自达到中正而真诚地持守不改变，蕴藏在内成为德行，表现于外成为行事，这才符合道的完整体系。尧将帝位禅让给舜，把天下展示给他，让他承受天命历数，保持上天恩禄的关键，在于一个“中”字之外，没有别的道路了。
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蔡沈曰：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昩，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以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礼义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聴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尧之告舜，但曰允执厥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详言之。葢古之圣贤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传之。其见于经者如此，后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臣良胜曰：道至尧舜而极，本之为圣贤之学，用之为帝王之治，而三圣相传，守此一中而已矣。葢天之生人，一本也。所以为尧舜者，此心；其为途人者，亦此心。存乎理则为道心，交于欲则为人心。其实只是一心也。尧舜亦有人心，而理胜乎欲；途人亦有道心，而欲夺乎理。理欲之别，天地之隔也。自尧执中之训，而后有建中、建极之论；自尧舜精一之传，而后有协一、纯一、一贯之统。皆不外乎一心，故曰道学也者，心学之谓也。
洪范》曰：「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彛伦攸叙。」蔡沈曰：「洪范九畴，原出于天。禹能顺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书于洛，禹则之以为洪范九畴。此彛伦所以叙也。彛伦之叙，即九畴之所叙者也。」
臣良胜曰：帝王兴道致治，至简至易者也。尧曰「执中」，舜曰「精一」，皆不外乎一心。禹之彛伦攸叙，则日用常行之道也。九畴之列，以建用皇极为主，次居于五，又在九数之中，以一御八，居中制外，是亦一中而已。《易》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帝王之道之治，岂在于髙逺难行之为哉？
仲虺之诰曰：「王懋昭大徳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蔡沈曰：「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则民不能以自中。而礼义者，所以建中者也。义者，心之裁制；礼者，理之节文。以义制事，则事得其宜；以礼制心，则心得其宜。内外合徳，而中道立。如此，则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之后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周颂》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徳之纯。」子思子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葢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徳之纯，葢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
程頥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纯则无二无杂不已则无间防先后
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蔡沈曰：「天地生物，而厚于人；生人，而厚于圣人。其所以厚于圣人者，亦惟欲其君长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
臣良胜曰：「天地父母斯民之心，仁也。人君父母斯民之心，仁也。武王誓师之词，首及于此，则其顺天应人以任斯道之责者，亦救民之仁也。」
洪范》曰：「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蔡沈曰：「天子之于庶民，性一而已。庶民于极之敷言，是训是行，则可以近天子，道徳之光华也。」曰者，民之词也。谓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亲之之意，谓之王者，指其君长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长乎我者，如此其至也。
臣良胜曰：「武王道徳之光，而民得近之，建极敷极之效也。」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朱熹曰：「三王者，禹也，汤也，文武也。时异势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则其理初不异矣。」
臣良胜曰：思者，圣功之本。思则睿，睿则圣矣。周公所以圣者，兼三王，施四事，制礼作乐，有大勲于天下，皆原于心之思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曽子曰：「唯。」
朱熹曰：「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
译《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蔡沈说：“心，是人的知觉，主宰于内而感应于外。就其发源于形体气质而言，称之为人心；就其发源于义理而言，称之为道心。人心容易偏向私欲而难以公正，所以危险；道心难以彰显而易于隐没，所以微妙。只有能够精细地体察它，而不混杂形体气质的私欲；专一地持守它，而纯粹符合礼义的正道。让道心常作为主宰，而人心听命于它，那么危险的就会安定，微妙的就会显著，无论动静行事，自然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从而确实能够持守中正了。尧告诫舜，只说‘真诚地持守中正’；如今舜命令禹，又推究其缘由而详细阐述。大概古代的圣贤要把天下交给别人，没有不将治理天下的方法一并传授的。经典中记载如此，后世的君主难道可以不深思并恭敬地持守吗？”
臣良胜说：“道在尧舜时达到极致，根本在于圣贤的学问，应用在于帝王的治理，而三位圣人相传，不过是持守这个‘中’罢了。大概上天生育人类，本源是一致的。成为尧舜的原因，在于此心；成为普通路人的原因，也在于此心。存留于天理的就是道心，交杂于私欲的就是人心。其实只是一颗心罢了。尧舜也有人心，但天理胜过私欲；普通人也有道心，但私欲胜过天理。天理与私欲的区别，如同天地的隔绝。自从尧提出‘执中’的训诫，而后才有‘建中’、‘建极’的论述；自从尧舜传承‘精一’之道，而后才有‘协一’、‘纯一’、‘一贯’的统绪。都不外乎一颗心，所以说道学，就是心学。
《洪范》说：“禹于是继承兴起，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常理秩序得以理顺。”蔡沈说：“洪范九畴，原本出自上天。禹能够顺应水的本性，使地平天成，所以上天在洛水显现图书，禹效法它作为洪范九畴。这就是常理秩序得以理顺的原因。常理秩序的理顺，就是九畴所理顺的内容。”
臣良胜说：“帝王兴起大道、实现治理，是最简单最容易的。尧说‘执中’，舜说‘精一’，都不外乎一颗心。禹的常理秩序得以理顺，就是日常践行的道理。九畴的排列，以建立运用皇极为主，位居第五，又在九数之中，以一统御八，居中控制外部，这也是一个‘中’罢了。《易经》说：‘乾以简易可知，坤以简略能成，简易而天下之理就掌握了。’帝王的治国之道，难道在于高远难行的作为吗？”
《仲虺之诰》说：“王努力光大德行，在百姓中建立中正，用义来节制事务，用礼来节制内心，为后代留下宽裕的福祉。”
蔡沈说：“中，是天下人所共同拥有的。然而如果不是君主建立它，百姓就不能自己保持中正。而礼义，就是用来建立中正的。义，是内心的裁断；礼，是天理的节度文饰。用义来节制事务，事务就适宜；用礼来节制内心，内心就适宜。内外德行合一，中正之道就确立了。这样，不仅有助于在百姓中建立中正，而且垂范后世，也绰绰有余裕了。”
《周颂》说：“上天的命令，深远无尽。啊，多么显赫，文王的德行多么纯粹。”子思说：“上天的命令，深远无尽，大概说的是天之所以为天。啊，多么显赫，文王的德行多么纯粹，大概说的是文王之所以为文王。”
程颐说：“天道不停息，文王纯粹地遵循天道也不停息。纯粹就没有二致和杂驳，不停息就没有间断，不分先后。”
《泰誓》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确实聪明，成为元首；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
蔡沈说：“天地生育万物，而对人特别厚待；生育人，而对圣人特别厚待。之所以对圣人特别厚待，也只是希望他做百姓的君主，而推行天地像父母那样爱护百姓的心罢了。”
臣良胜说：“天地像父母那样爱护百姓的心，是仁。人君像父母那样爱护百姓的心，也是仁。武王誓师的言辞，首先提到这一点，那么他顺应天意民心以承担这一道义的责任，也是救民的仁心。”
《洪范》说：“所有百姓，对极道的阐述，遵循并践行，以此接近天子的光辉。”又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以此成为天下的君王。”
蔡沈说：“天子对于百姓，本性是一致的。百姓对于极道的阐述，遵循并践行，就可以接近天子道德的光辉。”“又说”是百姓的话。称他们为父母，是指其恩惠养育而言；亲近的意思，称他们为君王，是指其统领而言；尊重的意思。说天子恩惠养育并统领我们，如此至极。
臣良胜说：“武王道德的光辉，百姓得以接近，这是建立极道、阐述极道的功效。”
孟子说：“周公思考兼采三位先王，来施行四件事，如果有不合的地方，抬头思考，夜以继日，幸好得到了，坐着等待天亮。”
朱熹说：“三位先王，是禹、汤、文王武王。时势不同，所以事情有时有不合的地方。思考而得到，那么其中的道理最初并没有不同。”
臣良胜说：“思考，是圣功的根本。思考就睿智，睿智就圣明了。周公之所以圣明，兼采三位先王，施行四件事，制礼作乐，对天下有大功勋，都源于内心的思考。”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有一个根本贯穿始终。”曾子说：“是。”
朱熹说：“夫子的那个理，浑然一体而广泛应对、曲折得当，譬如天地至诚无息，而”
万物各得其所也。葢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译万物各自得到其应有的位置。大概至诚不息，是道的本体；这是万物之所以归于一本的原因。万物各自得到其应有的位置，是道的功用；这是一本之所以化为万殊的原因。由此看来，“一以贯之”的实质，就可以看清楚了。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朱熹曰：「惟知言，则有以明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疑；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
臣良胜曰：「心者，性命道徳之主也。气者，心之发也。言者，心之宣也。知者，以别取舎之几，而气循所养。养气以达刚大之体，而心安于正。此孟子所以闲先圣之道，直以承三圣者自任，皆由于不动心也。岂特当齐卿相之任而已哉！」
周敦頥曰无极而太极
朱熹曰：「伏羲作易，自一画以下；文王作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尝言太极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太极以下，未尝言无极也。而周子言之。先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
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頥正叔序之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説，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葢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臣良胜曰：「韩愈着《原道》，而云孟轲死不得其传，将以已有排斥佛老之言，可当孟子之后，故往往假借荀▯。曰荀卿在轲雄之闲，又曰孟氏醇乎醇，荀与▯大醇而小疵。其意谓荀▯可以班孟氏，则已可以继孟氏无疑也。然不知三品之説，既不识性序学止于诚意君子，谓之无头学问，而可以与道之统乎？至朱熹序《中庸》，亦曰：「再传得孟氏，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末则云：「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词若自谦，而隠然以道统自任。故论者有谓其集诸儒之大成。但其自言曰：「熹觉于义理不敢胡乱説，而▯要为已多，不得力。」刘定之曰：「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于熹而后能全其所缺，中其所偏，斯定论也。」臣序传道之统，孟氏之后，继以周程，而不及韩愈、朱熹者，愈止因文见道，时或蔽焉；熹之学出程门，自杨时、罗仲素、李侗及熹，号为闽学，与张载称闗中之学，其实皆周程之绪也。故有孔子在焉，而顔曽不可以言统。臣葢窃取于斯，况学之道统治之正统，其严一也，敢易言哉？
圣祖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亲为之注。既成，召太子賛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彛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王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惕然，遂疏其防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天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臣良胜曰：周公而上，其道行也，是为帝王传道之统；周公而下，其道明也，是为圣贤传道之统。然各举其盛，亦非所以能兼也。惟我圣祖，建用皇极，敛福锡民，防极归极，已见荡荡平平之治，道大行矣。又肆余力，阐明宗防，以示万世，真足以继二帝三王之治，承孔孟濓洛之学。作之君，作之师，统宗防元，亘古一见。顾金匮石室之藏，日星隠曜，云汉潜章。草茅下士，未获庄诵宸编，而谕示三吾，数语钩▯提要，殆尽之矣。三吾善賛，字字实録。愚臣何敢賛哉？
文皇出一书示翰林学士胡广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虞至宋，其闲圣贤明训，具着经传。然简帙浩繁，未易遽领其要。帝王之学，但得其要，笃信而力行之，足以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当进学。朕欲使其知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皇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悉録圣贤之言，若『执中』、『建中』、『建极』之类，切于脩身、治国、平天下者，今已
译孟子说：“我善于辨析言辞，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正气。”
朱熹说：“只有善于辨析言辞，才能明了道义，从而对天下的事理没有疑惑；培养正气，才能与道义相配，从而对天下的事理无所畏惧。这就是他能够承担重大责任而内心不动摇的原因。”
臣良胜说：“心，是性命道德的主宰。气，是心的发动。言，是心的表达。知，是用来辨别取舍的细微契机，而气则遵循所养的方向。培养正气以达到刚大之体，心便安于正道。这就是孟子之所以能捍卫先圣之道，径直以继承三圣（尧、舜、禹）的志向自任，都源于内心不动摇。这难道仅仅是为了担当齐国卿相的职位而已吗！”
周敦颐说：“无极而生太极。”
朱熹说：“伏羲创作《易经》，从第一画开始；文王创作《易经》，从乾卦开始，都没有提到太极。而孔子提到了太极。孔子为《易经》作传，从太极开始，没有提到无极。而周子提到了无极。先圣和后圣，难道不是同一条脉络、贯穿一致的吗？”
河南程颢（字伯淳）去世，潞公文彦博在他的墓上题写“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字正叔）作序说：“周公去世，圣人的道不能施行；孟轲去世，圣人的学问不能传承。道不能施行，百世就没有良好的治理；学问不能传承，千载就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良好的治理，士人还可以阐明良好治理的道理，来教化众人，传给后代；没有真正的儒者，那么天下人就盲目无知，不知道方向所在。人欲横流而天理灭绝了。先生出生在千四百年之后，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了失传的学问，以振兴斯文为己任，辨别异端，驳斥邪说，使圣人之道重新光明地显现在世间。大概自孟子之后，只有他一人而已。然而求学的人对于道不知道方向，那么谁知道这个人的功劳？不知道他所达到的境界，那么谁知道这个名号符合实情呢？”
臣良胜说：“韩愈撰写《原道》，说孟轲死后不得其传，因为他自己有排斥佛老的话，可以担当孟子之后的角色，所以往往借用荀子和扬雄。他说荀卿在孟轲和扬雄之间，又说孟氏纯粹，荀子和扬雄大体纯粹但有小的瑕疵。他的意思是荀子和扬雄可以比肩孟氏，那么自己就可以继承孟氏无疑了。然而不知道三品的学说，既不认识本性，学问只停留在诚意，君子称之为无头学问，这可以与道的正统相提并论吗？至于朱熹为《中庸》作序，也说：‘再传得到孟氏，以继承先圣的正统。等到他去世就失传了。’最后说：‘虽然对于道统的传承不敢妄加议论，但初学者或许有借鉴之处。’言辞看似自谦，却暗然以道统自任。所以评论的人有说他集诸儒之大成。但他自己说：‘熹对于义理不敢胡乱说，而扬雄做得太多，不得力。’刘定之说：‘周敦颐的精微，程颢程颐的正大，本来不需要等待朱熹来补全他们的缺失，纠正他们的偏颇，这是定论。’臣叙述传道的正统，孟氏之后，接着是周敦颐和程颢程颐，而没有包括韩愈、朱熹，是因为韩愈只是因文见道，有时有所遮蔽；朱熹的学问出自程门，从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号称闽学，与张载并称关中理学，其实都是周敦颐和程颢程颐的余绪。所以有孔子在，颜回和曾参就不能说统。臣大概窃取了这个意思，况且学问之道统与治理之正统，其严谨是一样的，敢轻易言说吗？
圣祖命令儒臣书写《洪范》悬挂在御座的右边，朝夕观览，亲自为之作注。完成后，召太子赞善刘三吾说：“朕看《洪范》一篇，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关键道理。所以叙述伦理，确立皇极，保护万民，叙述四时，成就百谷，根本在于王道而验证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述它，武王还自谦说：‘五帝的道，我还没有做到。’朕常常警惕，于是疏解其纲要作为注释，朝夕省览。”刘三吾回答说：“陛下留心这本书，上明天道，下福生民，是为万世开太平啊。”
臣良胜说：“周公以上，其道得以施行，这是帝王传道的正统；周公以下，其道得以阐明，这是圣贤传道的正统。然而各自举其兴盛时期，也不能完全兼顾。只有我们圣祖，建立运用皇极，收敛福气赐给百姓，防范极端归于中正，已经看到了荡荡平平的治理，道大行了。又花费余力，阐明宗旨，以昭示万世，真足以继承二帝三王的治理，承接孔孟濂洛的学问。作为君主，作为老师，统摄宗旨，贯通古今，自古罕见。只是金匮石室的藏书，日星隐藏光辉，云汉潜藏章法。草野下士，未能庄严诵读御编，而谕示刘三吾，几句话钩深提要，几乎尽得其精髓。刘三吾善于赞颂，字字实录。愚臣怎敢赞颂呢？”
文皇拿出一本书给翰林学士胡广看，说：“古人治理天下，都有其道。即使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也借助学问。从唐尧虞舜到宋代，其中的圣贤明训，都记载在经传中。然而简帙浩繁，不容易立刻领会其要领。帝王之学，只要得其要领，笃信而力行之，足以治理天下。皇太子是天下的根本，现在应当进学。朕想让他知道要领，希望将来有太平的希望。秦汉以后，教导皇太子的，多用黄老、申韩、刑名、术数，都不是正道。朕偶尔在闲暇时，全部摘录圣贤之言，如‘执中’、‘建中’、‘建极’之类，切合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现在已
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徳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刋印以赐。」文皇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
译书成。你们试着看看，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再向我陈述。”广等人看完后，上奏说：“帝王道德的要旨，都记载在这本书中，应当与典谟训诰一起流传万世，请求刊印来赏赐。”文皇说：“好。”于是将这本书命名为《圣学心法》。
臣良胜曰：「文皇圣学心法一书，虽云以示太子，乃所以示法天下而传后世也。太子者，治安天下之本也。所以治安天下者，道也。故凡言道者，皆以治安天下为至也。若以执中、建中、建极为真传，则有以继往圣之絶学；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为非道，则有以辟末学之迷途。道统之传，固有所归矣。」
右衍传道之统
系辞传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程頥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成性存存，道无体，义无方也。」
臣良胜曰：天地只设位上下，而变化流行，生育之妙行乎其闲。则天地本是虚位，必有此人，方成天地。人必有性，方成为人性。必有存存之功，不失其本成之性，方谓之道。既成乎道，圣人所以效天法地而崇徳广业者，在是矣。
系辞下传》曰：「立天之道，曰隂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
臣良胜曰：「天之道，隂阳尽之矣。地之道，刚柔尽之矣。人之所以为人者，性也。率性则谓之道。性中有仁义礼知，而此言仁义以立人道者，仁者体也，义者用也。仁义未足以尽性，而体用则足以尽道也。体用一原，隠显无闲，则天地之道皆在圣人。故曰：兼三才而两之也。」
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防，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朱熹曰：「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防，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是也。故足以为事之干。」
太甲曰：「有言逆于尔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尔志，必求诸非道。」
蔡沈曰：「鲠直之言，人所难受；巽顺之言，人所易从。于其所难受者，必求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于其所易从者，必求诸非道，不可遽以逊志而聴之。」臣良胜曰：「人心之动，言以宣也是君子之枢机也。所以动天地，感▯神，至▯而不可恶也，至动而不可乱也。岂惟立言以成志者，必归诸道；而聴言以成己者，亦归诸道？伊尹、召奭告其君者，不出乎此。人君之言，出乎身，加乎民。一言之道，而天下之治存焉；一言非道，而天下之忽存焉。可不慎乎？」
旅獒曰志以道寜言以道接
蔡沈曰：「己之志以道而寜，则不至于妄发；人之言以道而接，则不至于妄受。存乎中者，所以应乎外；制乎外所以养其中。古昔圣贤相授之心法也。」
子曰人能▯道非道▯人
朱熹曰：「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程頥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茍得闻道，虽死可也。」臣良胜曰：「道者一理也，一理贯乎万事，故事事有道也。若朝闻道则夕以处死而可，事有大于死生之际者乎？此而可处则天下无难处之事矣。」苏辙曰：「茍今日闻道，虽死而不乱自是一理。」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子游所称，葢夫子所尝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道也。」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程頥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之以礼，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臣良胜曰：「礼者，天理也，即道也。其节文仪则，有载于文者，故君子博学于文者，乃所以约之礼也。本末兼该于道，何背之有？故顔子闻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即所谓克己复礼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朱熹曰：「君子务于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黙契心通，自然而得之于己也。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揺；处之安固，则所借者深逺而无尽。所借者深，则日用之闲，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
孟子
译臣良胜说：“《文皇圣学心法》这本书，虽然说是用来给太子看的，但实际上是用来给天下人示范法则并传给后世的。太子是治理安定天下的根本。用来治理安定天下的，是‘道’。所以凡是谈论‘道’的，都以治理安定天下为最高目标。如果把‘执中’、‘建中’、‘建极’当作真正的传承，那么就有办法继承前代圣人的绝学；把黄老、申韩、刑名、术数当作非道，那么就有办法辟除末流学问的迷途。道统的传承，本来就有其归属了。”
右边是推衍道统传承的内容。
《系辞传》说：“成性存存，是道义的门径。”
程颐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也是说万物各自有成性存存，也是生生不息的意思。天只是以生作为道，成性存存，道没有形体，义没有固定的方向。”
臣良胜说：“天地只是设立上下之位，而变化的流行，生育的妙用运行其间。那么天地本是虚设的位置，必须有这个人，才能成就天地。人必须有本性，才能成为人的本性。必须有存养不息的功夫，不丧失那本来成就的本性，才叫做‘道’。既然成就了道，圣人用来效法天地而崇尚德行、扩大事业的，就在这里了。”
《系辞下传》说：“确立天的法则，叫做阴与阳；确立地的法则，叫做柔与刚；确立人的法则，叫做仁与义。兼括天、地、人三才而两两配对。”
臣良胜说：“天的法则，阴阳已经穷尽了。地的法则，刚柔已经穷尽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是本性。遵循本性就叫做‘道’。本性中有仁、义、礼、智，而这里只说仁义来确立人道，是因为仁是本体，义是作用。仁义不足以穷尽本性，但本体和作用足以穷尽道。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隐显之间没有间隙，那么天地的法则都在圣人身上。所以说：兼括三才而两两配对。”
《文言》说：“君子以仁为体，足以领导众人；以嘉奖防备为用，足以合乎礼制；以利于万物为用，足以调和义理；以贞正坚固为用，足以成就事业。”
朱熹说：“以仁为体，就没有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所以足以领导众人。嘉奖其所防备的，就没有不合乎礼的；使万物各得其所，利于万物则义理无不和谐。贞正坚固，是知道正道所在而坚守它，所谓知道而不离去就是这样。所以足以作为事业的骨干。”
《太甲》说：“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在‘道’中寻求；有言语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在‘非道’中寻求。”
蔡沈说：“刚直的话，人们难以接受；恭顺的话，人们容易听从。对于难以接受的，一定要在‘道’中寻求，不能因为违背心意就立刻拒绝；对于容易听从的，一定要在‘非道’中寻求，不能因为顺从意志就立刻听从。”臣良胜说：“人心的发动，言语用来宣示，这是君子的关键。所以能感动天地，感通神明，至静而不可厌恶，至动而不可混乱。难道只有立言以成就志向的人，一定要归于道；而听言以成就自己的人，也归于道吗？伊尹、召公告诫他们君主的话，不出于此。君主的言语，从身上发出，施加于百姓。一句话合乎道，天下的治理就存在；一句话不合乎道，天下的祸乱就存在。能不慎重吗？”
《旅獒》说：“志向以道而安宁，言语以道而交接。”
蔡沈说：“自己的志向以道而安宁，就不会妄自发动；别人的言语以道而交接，就不会妄自接受。存于内心的，用来应对外界；制约外部的，用来涵养内心。这是古代圣贤相互传授的心法。”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朱熹说：“人之外没有道，道之外没有人。但是人心有知觉，而道体无为。所以人能光大其道，道不能光大其人。”
孔子说：“早晨闻道，晚上死去也可以。”
程颐说：“人不可以不知道。如果得以闻道，即使死去也可以。”臣良胜说：“道是一个理，一个理贯穿万事，所以事事有道。如果早晨闻道，那么晚上面对死亡也可以，有比生死之际更大的事吗？这都能处理，那么天下就没有难处理的事了。”苏辙说：“如果今天闻道，即使死去也不混乱，自是一个理。”
从前子游从夫子那里听说：“君子学习道就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驱使。”
朱熹说：“君子和小人是以地位来说的。子游所称引的，大概是夫子曾经说过的。说君子和小人，都不可以不学习道。”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可以不背离道了。”程颐说：“广泛地学习文献而不以礼来约束，必然导致泛滥。又能以礼来坚守，那么也可以不背离道了。”
臣良胜说：“礼是天理，就是道。它的节文仪则，有记载在文献中的，所以君子广泛学习文献，是用来约束于礼的。本末兼括于道，有什么背离的呢？所以颜回听到夫子博文约礼的教导，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
孟子说：“君子用道来深造，希望他自得。自得就能安居，安居就能资取深远，资取深远就能左右逢源。”朱熹说：“君子致力于深造而一定要用道，是希望他有所持循，以等待默契心通，自然而自得于己。自得于己，那么处理起来就安固而不摇动；处理得安固，那么所借取的就深远而无尽。所借取的深远，那么日常之间，取之至近，无处不遇到所资取的根本。”
孟子
朱熹曰：「道不难知，若归而求之事亲、敬长之闲，则性分之内，万理皆备，随处发见，无不可师。」
真徳秀曰：世之言尧舜者，往往失之过髙，故孟子直以一言防之，曰：「孝弟而已矣」，谓其止于是也。夫防而爱亲，长而爱兄，人性所同，为尧舜者，尽此性而已矣。臣良胜曰：尧舜之外，无余道矣；孝弟之外，无尧舜矣。是孝弟者，人之良知也，人之良能也，无不可为之者。人君欲为尧舜，又何以他求哉？
学记》曰：「虽有嘉谷，弗食，不知其防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敎学相长也。」陈澔曰：「学然后知不足，谓师资于人，方知己所未至也；教然后知困，谓无以应人之求，则自知困辱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强，则有黾勉倍进之意。教学相长，谓我之教人与资人，皆相为长益也。」
乐记》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陈澔曰：「君子之乐道，犹小人之乐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荡荡；小人徇欲忘道，故长戚戚。」
臣良胜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而消长之几，闲不容发。故天理纯全，人欲销尽，天君泰然，百体从令，何乐如之？人欲日炽，天理日消，不火而热，不冰而寒，何惑如之？故学而得其道者，天下之至乐也。昔汉光武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太子见其勤劳，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光武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彼所事者，章句之末耳，犹乐而忘疲，使有闻于大道之要，其乐又当何如？
周敦頥曰：「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熹曰：「周子只説一者，无欲也。这话头髙率，急难凑泊，常人如何便得无欲？故伊川只説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捱去，庶几执捉得定，有个下手处。」
程颢曰：「昔受学于周茂叔，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臣良胜曰：「天理存，则无欲也。所以无欲，则心有主。也有主，则虚；无欲，则静。静虚，则动直而公明至矣。」
圣祖谓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徳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隠辟之语。至如出师表，亦何尝雕刻成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
臣良胜曰：文者，道之着也。圣祖所论，因末以求本，即小以知大。故示人作文之意，乃入道之方也。有诸中者，必形诸外。道积于躬，然后发之于文者，皆道也。道者，塞乎天地，贯乎古今。既明于道徳则时务罔有不通。蕴为盛徳发为大业，皆是物也。傅説告于髙宗曰：「人求多闻，惟求建事。」是学道本以建事，不足以建事者，非学也，亦非道也。故为文明道，以通当世之务。道之备也，大哉皇言！愚臣佩服久矣，深愧未能而愿学焉。
文皇谓侍臣曰：「朕昨闲暇作书，爱制笔精好，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精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皆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精诚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
臣良胜曰：「言近而指逺者，善言也。古之贤君，有以建屋、弓矢喻治道者，皆其末也。仰惟文皇因笔制，精妙而悟大道之学，在于精勤。精则择之审矣，勤则守之固矣。道岂逺乎哉？」
右衍体道之要
尧典》曰：「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勲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蔡沈曰：「放勲者，总言尧之徳业也。钦明文思安安，本其徳性而言也。允恭克让，以其行实而言也。至于被四表，格上下，则放勲之所极也。」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舜典》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徳升闻，
译朱熹说：“道并不难知晓，如果回归到侍奉父母、尊敬长辈的日常事务中去探求，那么本性之中，万事万理都具备，随时随地都能显现，没有不可以作为老师的。”
真德秀说：“世上谈论尧舜的人，往往失之于过高，所以孟子直接用一句话来防止这种偏差，说：‘不过是孝悌罢了’，意思是说尧舜之道仅仅在于此。年幼时爱护父母，年长时爱护兄长，这是人性所共有的，成为尧舜，不过是尽此本性罢了。”臣良胜说：“尧舜之外，没有多余的道了；孝悌之外，没有尧舜了。孝悌是人的良知，是人的良能，没有不可以做到的。人君想要成为尧舜，又何必向别处寻求呢？”
《学记》说：“虽然有美好的谷物，不吃，就不知道它的甜美；虽然有最好的道理，不学，就不知道它的好处。”因此，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导别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知道不足，然后才能自我反省；知道困惑，然后才能自我勉励。所以说：“教与学是互相促进的。”陈澔说：“‘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是说向老师学习，才了解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教导别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是说无法应对别人的求教，就自知困窘耻辱了。自我反省，就是知道反求诸己；自我勉励，就有努力加倍进取的意思。教学相长，是说我的教导别人和向别人学习，都互相增长益处。”
《乐记》说：“君子乐于得到道，小人乐于得到欲望。用道来节制欲望，就快乐而不混乱；因欲望而忘记道，就迷惑而不快乐。”
陈澔说：“君子乐于道，就像小人乐于欲望一样。君子用道来节制欲望，所以心胸坦荡；小人顺从欲望而忘记道，所以常常忧愁。”
臣良胜说：“天理与人欲，行为相同而情感不同，消长变化的契机，细微得容不下一根头发。所以天理纯全，人欲销尽，心君泰然，身体各部分听从命令，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呢？人欲日益炽盛，天理日益消减，不火而热，不冰而寒，还有什么迷惑能比得上呢？所以学习而得到道，是天下最大的快乐。从前汉光武帝讲论经书道理，半夜才睡觉，太子见他勤劳，劝谏说：‘陛下有禹、汤的英明，却失去了黄老养性的福气。’光武帝说：‘我以此为乐，不觉得疲劳。’他所从事的，不过是章句的末节罢了，尚且快乐得忘记了疲劳，如果听闻大道的要领，他的快乐又该怎样呢？”
周敦颐说：“圣人可以学吗？回答说：可以。有要领吗？回答说：有。请问是什么？回答说：‘一’是要领。‘一’，就是无欲。无欲就静虚动直。静虚就明，明就通。动直就公，公就溥。明、通、公、溥，差不多就可以了。”
朱熹说：“周子只说‘一’就是无欲。这个话头高深，急切难以凑泊，常人怎么能立刻做到无欲？所以伊川只说‘敬’字，教人只在‘敬’上努力，差不多能把握得住，有个下手的地方。”
程颢说：“从前向周茂叔求学，‘天理’二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的。”
臣良胜说：“天理存在，就是无欲。之所以无欲，是因为心有主宰。心有主宰，就虚；无欲，就静。静虚，就动直而公明至矣。”
圣祖对学士詹同说：“古人写文章，有的为了阐明道德，有的为了通达当世的政务。像《典》《谟》中的言语，都明白易懂，没有深奥怪异隐晦的话语。至于像《出师表》，又何曾雕琢成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让人诵读，自然忠义感激。”
臣良胜说：“文，是道的显现。圣祖所论，是从末节寻求根本，从小处知道大处。所以指示人作文的意义，乃是入道的方途。内心有的，必定表现在外面。道积累于自身，然后发之于文的，都是道。道，充满天地，贯通古今。既然明白了道德，那么时务没有不通的。蕴藏为盛德，发为大业，都是这个道。傅说告诉高宗说：‘人追求多闻，只为了建功立业。’所以学道本来是为了建功立业，不足以建功立业的，不是学，也不是道。所以作文阐明道，以通达当世的政务。道的完备，皇上的言论伟大啊！愚臣佩服很久了，深愧未能做到而愿意学习。”
文皇对侍臣说：“我昨天闲暇时写字，喜爱制作的笔精美好，很称人心意。因此感叹工匠技艺如此，难道是生来就能的吗，也是由精心学习所导致的。现在的学者不如古人，都是由于自我懈怠的过错。前代的大儒君子，都是精诚以达到极致。现在的人粗鲁厌烦，用力未到，就认为求道很难。譬如耕种而不勤奋，可以期望有收获吗？”
臣良胜说：“言语浅近而意旨深远，是善于言说。古代的贤君，有用建屋、弓矢比喻治道的，都是末节。仰惟文皇因笔制的精妙而悟出大道的学问，在于精勤。精，就选择得审慎；勤，就守持得坚固。道难道遥远吗？”
以上阐述体道的要领。
《尧典》说：“考察古代，帝尧说：‘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蔡沈说：“放勋，是总说尧的德业。钦明文思安安，是从他的德性来说的。允恭克让，是从他的行为实际来说的。至于被四表，格上下，就是放勋的极致。”孔子说：“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
《舜典》说：“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德行升闻，
乃命以位。
蔡沈曰：「尧既有光华，而舜又有光华，可合于尧。因言其目，则深沈而有知，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诚信而笃实。有此四者，幽潜之徳上闻于尧，尧乃命之以职位也。」
译于是尧任命他担任官职。蔡沈说：“尧本身已有光辉，舜也具备光辉，能与尧相契合。从他的眼神来看，深沉而有智慧，条理分明且明亮，温和纯粹而恭敬，诚实守信而笃实。拥有这四种特质，舜那深藏不露的德行便上达于尧的耳中，尧于是任命他担任职位。”
大禹谟》曰：「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蔡沈曰：「惠顺迪道，逆反道者也。惠迪从逆，犹曰顺善从恶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应于善恶，犹影响之出于形声也。」
臣良胜曰：道一也。在天之为吉凶者，此道也；在人之为顺逆者，此道也。惟人之道与天相为流通，故天之道应人，防于影响也。然若禹之惠迪，非以要吉；其不从逆，非以避凶。亦惟因其本然之理，而尽其当然之道尔。故其所以声为律，身为度者，道之顺于己者，其当然也。菲饮食而致孝▯神，恶衣服而致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沟洫，道之顺于事者，其当然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道之行于天下者，亦当然也。夫岂以吉凶祸福而为之从违也哉？
思齐诗曰：「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斁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朱熹曰：「文王在闺门之内，则极其和；在宗庙之中，则极其敬。虽居幽隠，亦常若有临之者；虽无厌斁，亦常有所守焉。其纯一不已，葢如此。故其大难虽不殄絶，而光大亦无玷缺；虽事之无前闻者，而亦无不合于法度；虽无谏诤之者，亦未尝不入于善。所谓性与天合，是也。」
臣良胜曰：徳者，行道而有得之名。尧之徳，上则于天；舜之徳，上协于尧。一本其性之自然者尔。孟子所谓性之之圣也。若大禹、文王者，其近于性之者与？
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曰：「盘，沐浴之盘也。铭，铭其器以自警之词也。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汚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闲断也。」
臣良胜曰：「成汤克治之功，至是宻矣，所以为顾諟明命之则也。然日新之义，仲虺尝以告汤曰：『徳日新，万邦惟懐。』伊尹又述以戒太甲曰：『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则汤之铭词，得于左右二相者多矣。若人主自圣而废交脩之道，其可乎哉！」
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面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曰：「在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武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而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
真徳秀曰：「武王之克商也，访洪范于箕子，其始践祚也，又访丹书于太公，可谓急于闻道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与义之二言。葢敬则万善俱立，怠则万善俱废。义则理为之主，欲则物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圣人已致谨于此矣。武王闻之，惕若戒惧，而铭之器物以自警焉。葢心斯须不存，而怠与欲得乘其隙也。」其后孔子賛《易》于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先儒释之曰：「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葢敬则此心无私邪之累，内之所以直也；义则事事物物各得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黄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欤？
説命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説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脩乃来。允懐于兹，道积于厥躬。」
真徳秀曰：「王人所以求多闻者，是惟立事而已。学必施于事，然后为有用之学。不然，则所闻虽多，果何为哉？」
臣良胜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以之治已，则积道；以之治人，则建事。积道又建事之本也。故髙宗旁求得傅説，欲其交脩以终甘盘之学。説所告者，求多闻以建事。道积于厥躬而已。葢多闻具于古训，必资于学典。学务于逊敏，乃裕于道。道之所获，则建之事者可以久安长治，而监示先王成宪，亦无愆矣。是説于此，将以成汤之道望之髙宗。髙宗亦曰：「罔俾阿衡专美有商。」亦将以伊尹望説矣。君臣志望若此，是以上下交而徳业成也。
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宻，于缉熈单厥心，肆其靖之。」
朱熹曰：「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
译《大禹谟》说：“禹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追随邪逆就凶险，这就像影子随形体、回声随声音一样必然。’”
蔡沈说：“惠是顺从，迪是正道，逆是违背正道。惠迪从逆，就是说顺从善道、追随恶道。禹说天道令人敬畏，吉凶对善恶的感应，就像影子出于形体、回声出于声音一样。”
臣良胜说：道是同一的。在天表现为吉凶的，就是此道；在人表现为顺逆的，也是此道。只有人的道与天的道相互贯通，所以天的道应验于人，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迅速。然而像禹那样顺从正道，并不是为了求得吉祥；他不追随邪逆，也不是为了避开凶险。只是遵循那本然的道理，尽那应当遵循的道罢了。所以他使声音成为音律，使自身成为法度，这是道顺应于自身，是应当如此的。饮食菲薄却对鬼神尽孝，衣服粗劣却使礼服华美，宫室低矮却尽力治理沟渠，这是道顺应于事务，是应当如此的。地平天成，六府三事都治理得当，这是道施行于天下，也是应当如此的。难道是因为吉凶祸福才决定顺从或违背吗？
《思齐》诗说：“在宫室中和乐，在宗庙中恭敬。虽然身处幽隐，也常像有神明临在；虽然不厌倦，也常有所持守。所以大难虽未断绝，但光明也没有瑕疵；虽然没有前例可闻，也无不合乎法度；虽然没有劝谏，也无不进入善道。”
朱熹说：“文王在家庭内部，就极其和乐；在宗庙之中，就极其恭敬。即使身处幽隐，也常像有神明临在；即使不厌倦，也常有所持守。他纯一不已，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难虽未断绝，但光明也没有瑕疵；即使没有前例可闻，也无不合乎法度；即使没有劝谏，也无不进入善道。这就是所说的性与天相合。”
臣良胜说：德，是践行道而有所得的名称。尧的德，向上契合于天；舜的德，向上协调于尧。这都是本于性之自然罢了。就是孟子所说的“性之之圣”。至于大禹、文王，大概接近于“性之”的境界吧？
商汤的盘铭说：“如果能一天自新，就天天自新，再天天自新。”
朱熹说：“盘，是沐浴用的盆。铭，是刻在器物上用以自我警戒的话。汤认为人洗涤心灵以去除恶念，就像沐浴身体以去除污垢。所以在盘上铭刻说：如果真能有一天涤除旧染的污垢而自新，那么就应当趁着已经自新的状态而天天自新，再天天自新，不可稍有间断。”
臣良胜说：“成汤克制治理的功夫，到这里非常精微了，这就是顾念明命的准则。然而日新的意义，仲虺曾经告诉汤说：‘德天天自新，万邦就会归附。’伊尹又陈述来告诫太甲说：‘始终专一，这就是天天自新。’那么汤的铭文，从左右两位宰相那里得到的启发很多。如果君主自认为圣明而废弃相互修习的道理，可以吗！”
武王即位三天，召见师尚父，当面问道：“黄帝、颛顼的道，还存在吗？”师尚父说：“在丹书上。”武王说：“恭敬胜过懈怠的就吉祥，懈怠胜过恭敬的就灭亡，义理胜过欲望的就顺从，欲望胜过义理的就凶险。凡事不努力就会歪曲，不恭敬就不端正，歪曲的就会灭亡废弃，恭敬的就能万世长存。”武王听了丹书的话，警惕恐惧，并在席子的四角刻下铭文作为警戒。
真德秀说：“武王攻克商朝时，向箕子询问洪范；他刚即位时，又向太公询问丹书，可以说是急于闻道了。而太公望所告知的，不出恭敬和义理这两句话。大概恭敬则万善都确立，懈怠则万善都废弃。义理则道理为主宰，欲望则物欲为主宰，吉凶存亡由此区分。上古圣人已对此非常谨慎了。武王听了，警惕恐惧，并将它铭刻在器物上以自我警戒。大概心片刻不存，懈怠和欲望就会乘虚而入。”后来孔子在《易》坤卦六二爻辞中说：“以恭敬端正内心，以义理规范外在。”先儒解释说：“恭敬确立则内心正直，义理显现则外在方正。大概恭敬则此心没有私邪的牵累，所以内心正直；义理则事事物物各得其分，所以外在方正。”从黄帝到武王，从武王到孔子，难道不是同一条道吗？
《说命》说：“君王追求多闻，是为了建立功业，学习古代训诫，才能有所收获。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长治久安，这不是我所听说的。只有学习谦逊意志，务必及时敏捷，修养才能到来。确实怀想于此，道就会积累在他自身。”
真德秀说：“君王追求多闻的原因，是为了建立功业。学习必须应用于事务，然后才是有用的学习。不然，那么所听见的虽然多，究竟有什么用呢？”
臣良胜说：帝王的学习与儒生不同，用它来治理自己，就积累道；用它来治理他人，就建立功业。积累道又是建立功业的根本。所以高宗广泛求得傅说，希望他共同修习以完成甘盘之学。傅说所告知的，是追求多闻以建立功业，道积累在他自身罢了。大概多闻具备于古代训诫，必须借助于学习典籍。学习务求谦逊敏捷，道才会充裕。道所获得的，那么建立的事务就可以久安长治，而监察先王的成法，也没有过失了。这是傅说在此，将以成汤之道期望高宗。高宗也说：“不要让阿衡独享商朝的美名。”也是将以伊尹期望傅说。君臣志向期望如此，所以上下交感而德业成就。
《诗》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
朱熹说：“天赐福周朝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二王接受了它。成
王继之，又能不敢康寜，而其夙夜积徳以承借天命者，又宏深而静宻。是能继续光明文武之业，而尽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
译王继位之后，又能做到不敢安逸享乐，而他日夜积累德行以承受上天所赋予的使命，又宏大深远而沉静周密。因此能够继承并光大文王、武王的功业，而竭尽他的心力，所以如今能够安定天下，而保全他所承受的天命。」
臣良胜曰：「成王幼冲嗣位，徳性未成，流言偶惑，致周公狼跋以东。当时未必终为令主，及其悔悟，亲迎周公以归。陈无逸歌《豳风》，作《立政》，所以交脩于成王者，甚至故缉熈于学，日有所就，月有所将，遂成文武之徳。有若此诗之所颂者，及其顾命垂絶之际，被冕服见百官，谆谆告谕嗣子，无冐贡于非几。皆圣贤切要之言，保治经逺之畧。先儒谓其有得于周公者，深矣。信哉！」
圣祖内殿成，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鉴戒者，书于壁闲。又问宋濂曰：“帝王之学，何书最要？”对曰：“请读真徳秀《大学衍义》。”命侍臣书于两庑壁闲，时睇观之，谓濂曰：“朕之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业业，不敢自逸。”濂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慎终如始，天下幸甚。”臣良胜曰：“汤武身之者也，其干干惕若，见于铭器者若此。髙宗于説，成王于旦，交脩以成，亦庶几焉。惟我圣祖典则日省，即汤武之铭也。兢业自畏，即尧舜之心也。咨于宋濂而啓沃之者，亦将以傅周之益望之也。其殆同汤武之学，而禀尧舜之性也欤？”
昔学士解缙进呈《正心讲义》，文皇览之至再，谕缙等曰：“人君诚不可以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葢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退朝黙坐，未尝不以管束此心为切。”臣良胜曰：“人之所存者道，道之所存者心，心之所存者天理。天理之存于心者，而欲不得以胜之，则明镜止水，遇物之来，应之有余矣。”文皇谕解缙：“谓退朝黙坐，以管束此心，是近里着已实际工夫，体道之要，舎此复何为哉？”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右衍行道之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程頥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故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
臣良胜曰：道器不相离也。凡物可以喻道，何必于水？凡水可以喻道，何必于川？夫子于此示人之意微矣。道之在天下，犹水之行地中也。水或澄而为渊，蓄而为渚，停而为沼，荡而为湖，虽皆足以见道，而道体无穷之象若有遗焉。故惟川水之逝可以状之。逝者，去而不返之名故人死则谓之逝。他水或流或返，皆不可必，而川水直急，更无返者。故指川之流曰：「其逝有如此夫！」不舍昼夜，道体之无穷若是哉！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张栻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不能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也与？」
臣良胜曰：学道一也，知而后好，好而后乐。此入道之序，有不可易也。知则必好，好则必乐。此造道之妙，有不能自已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程頥曰：「孔子盛时梦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志虑衰而不可以有为也。葢存道者，心无老少之异而行道者，身老则衰也。」
臣良胜曰：「圣人之心，未尝一日忘天下，故一息之存而志不懈也。舜、汤、文、武皆百嵗，犹汲汲皇皇于天下。孔子归鲁，在哀公十一年，时年六十八矣，而删述六经，方所有事。至七十三而卒，岂谓志虑果衰，遂无周公之梦耶？无亦叹当时不能用，而道终有不可行尔。」
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朱熹曰：「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程颢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防仲尼顔子乐处。所乐何事？又尝作《顔子所好何学论》曰：『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
译臣良胜说：“周成王年幼即位，德行尚未成熟，因流言偶尔迷惑，导致周公被迫东迁。当时他未必最终能成为贤明的君主，等到他悔悟，亲自迎接周公归来。陈述《无逸》之歌，作《立政》篇，用来与成王共同修身的道理，非常详尽。因此他在学问上日益精进，每天有所成就，每月有所进步，最终成就了文武之德。有像这首诗所颂扬的那样，等到临终之际，穿戴礼服接见百官，谆谆告诫继位的儿子，不要轻率地进献非议。这些都是圣贤紧要的言论，是保持治理、经略长远的策略。先儒说他有得于周公，确实深刻。真是这样啊！”
圣祖内殿建成后，命令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供鉴戒的内容，写在墙壁间。又问宋濂说：“帝王之学，什么书最重要？”宋濂回答说：“请读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命令侍臣写在两廊墙壁间，时常观看，对宋濂说：“我作为君主，上畏天，下畏百姓，兢兢业业，不敢自逸。”宋濂说：“陛下此心，是古代先哲君王的心。慎终如始，天下幸甚。”臣良胜说：“商汤、周武王亲身实践，他们勤勉警惕，见于铭器的就是如此。高宗对于傅说，成王对于周公，共同修习以成就，也差不多如此。只有我们圣祖日常省察典则，就是商汤、周武王的铭文。兢兢业业自我敬畏，就是尧舜的心。咨询宋濂而启发开导他，也是将傅说、周益公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他大概与商汤、周武王的学问相同，而禀承尧舜的本性吧？”
从前学士解缙进呈《正心讲义》，文皇阅览多次，告诉解缙等人说：“人君确实不可以有所好乐，一旦有好乐，沉迷而不能返回，那么欲望必定胜过天理。大概心能静虚，事情来了就应对，事情去了像明镜止水，自然全是天理。我每次退朝静坐，未尝不把管束此心作为急切之事。”臣良胜说：“人所存的是道，道所存的是心，心所存的是天理。天理存于心，而欲望不能胜过它，那么明镜止水，遇到事物来临，应对就有余了。”文皇告诉解缙：“说退朝静坐，以管束此心，这是切近自身实际的工夫，体悟道的关键，舍此还能做什么呢？”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找回放失的本心罢了。”
右衍行道之实
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东西像这样啊，日夜不停。”
程颐说：“这是道的本体。天运转不停，所以太阳去了月亮就来，寒冷去了暑热就来，水流不息，万物生长不穷，都与道为体，运行于昼夜，未曾停止。因此君子效法它，自强不息，达到极致，纯粹也不停止。”
臣良胜说：道与器不相分离。凡物可以比喻道，何必用水？凡水可以比喻道，何必用河水？孔子在这里指示人的意思微妙啊。道在天下，就像水在地中运行。水有时清澈成为深渊，积蓄成为沙洲，停滞成为沼泽，激荡成为湖泊，虽然都足以见道，而道体无穷的意象似乎有所遗漏。所以只有河水的流逝可以形容它。逝，是去而不返的名字，所以人死称为逝。其他水或流或返，都不能确定，而河水直急，更没有返回的。所以指着河的流动说：“它的流逝就是这样啊！”日夜不停，道体的无穷就是这样啊！
孔子说：“知道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喜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张栻说：“比如五谷，知道的人知道它可以吃，喜好的人吃而嗜好它，以它为乐的人嗜好它而吃饱。知道而不能喜好，那么是知道得不够；喜好而不能以它为乐，那么是喜好得不够。这是古代学者所以自强不息的原因吗？”
臣良胜说：学道是一样的，知道而后喜好，喜好而后以它为乐。这是入道的次序，有不可改变的。知道必定喜好，喜好必定以它为乐。这是造道的妙处，有不能自己停止的。
孔子说：“我衰老得厉害啊！很久我不再梦见周公了。”
程颐说：“孔子盛年时梦寐常存行周公之道。等到他老了，志虑衰退而不能有所作为。大概存道的人，心没有老少的差异，而行道的人，身体老了就衰退。”
臣良胜说：“圣人的心，未曾一天忘记天下，所以一息存在而志不懈怠。舜、汤、文、武都百岁，还汲汲皇皇于天下。孔子回到鲁国，在哀公十一年，当时六十八岁，而删述六经，正有所事。到七十三岁去世，难道说志虑果然衰退，就没有周公的梦吗？无不是感叹当时不能用，而道终究不可行罢了。”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在其中了。不义而富且贵，对我来说像浮云。”
朱熹说：“圣人的心，浑然天理，虽然处于困极而乐，也无不在其中。他看待不义的富贵，像浮云一样没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
孔子说：“贤啊，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能忍受其忧，颜回不改其乐。贤啊，颜回！”
程颢说：“从前受学于周茂叔，每次让我防备仲尼、颜子的乐处。所乐何事？又曾作《颜子所好何学论》说：‘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
。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矣。然必先明诸心之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若顔子之非礼勿视聴言动，不迁怒贰过，则其好之之笃，学之之道也。』」
译所以，求学的人要约束自己的情感，使之符合中正之道，其核心在于修养心性罢了。然而，必须首先明确内心所向往的目标，然后努力践行以求达到境界。像颜回那样，不符合礼制的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不迁怒于人，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这就是他爱好道义之笃厚、求学之方法。
臣良胜曰：「尝闻程頥为讲官，每于言外附已意以感动人主。时讲此章，同列问曰：『此则如何措意？』頥曰：『顔子大贤也，其贫如此。季氏不义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则政事可知。然则人君观孔顔之乐道者，亦必有以槩于中矣。』」
曽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逺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逺鄙倍矣。」
朱熹曰：「道虽无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
程頥曰：「动容貌，举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礼暴慢斯逺矣。正顔色，则不妄斯近信矣。出辞气正由中出，斯逺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也。」
臣良胜曰：孔门之学，惟曽氏之传得其宗，以其切于正身而不外求也。葢其平生用力，只在于此，是以全归而免，故啓手足以示门人，又以斯言告之敬子也。意斯时虽寝疾而未至于甚，及其既革，闻童子华而睆之言，易其箦而卒。先儒谓其不以死生之变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心。
曽子居衞，捉衿肘见纳履踵决曳踪而歌，声满天地。其耕于鲁鲁公使人餽之邑，不受，曰：「吾闻受人之物者，常畏人；与人以物者，常骄人。纵君之赐不吾骄矣，臣岂能无畏乎？」
臣良胜曰：「曽子之安贫守道，若此，皆只是内重而见外轻也。」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朱熹曰：「气质清明，无物欲之累，则性之四徳根本于心。其积之盛，则发而着见于外，不待言而无不喻也。」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何叔京曰：「战国之时，圣贤道否？天下不复见其徳业之盛，但见奸巧之徒得志横行，气焰可畏，遂以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观之，是乃妾妇之道尔，何足道哉！」臣良胜曰：「景春之问，葢将以仪衍为孟子望。孟子之荅，葢亦薄仪衍而不为是。亦内重而外轻，得深而诱小，故曰：『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周敦頥《养心亭説》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葢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致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朱熹曰：「诚立，谓实体安固；明通，则实用流行。」
臣良胜曰：周子平生力学，只在养心。养心只在无欲。作圣之功，莫要于此。或有问于朱子曰：「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然则欲不能无，若能制其非所欲而欲者，正是无私欲。凡其所欲，皆可欲之谓善也。」但制欲甚难，在人君尤难。真徳秀尝告君曰：「宫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与夫妃嫔侍御之奉，观逸游田之乐，此人心之发也。是心无主而无裁制，则物日滋，其去桀纣不逺矣。知富贵之不可恃，而将之以忧勤；知骄侈之不可肆，而节之以恭俭；知防酒厚味为迷心之鸩毒，思所以御之；知淫声美色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逺之。此道心之发也。是心为主，而无以汩丧，则理义日充，其去尧舜不逺矣。私欲者，人心也；制欲者，道心也。制而寡，寡而无，惟圣人为然。」臣故敢以徳秀之言为万一助云。
黄庭坚曰：「防陵周茂叔，人品甚髙，胷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朱熹曰：「延平先生每诵此言，以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
程颢言于朝曰：「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渐磨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
程頥撰行状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
译臣良胜说：“曾听说程颐担任讲官时，常常在讲解之外附带自己的意见，以感动君主。当时讲解这一章，同僚问他说：‘这一章该如何表达意思呢？’程颐说：‘颜回是大贤人，他的贫穷到了这种地步。季氏不义却富有，对于周公和鲁国君主任用或舍弃的态度如此，那么政事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既然如此，君主观察孔子、颜回乐于道义的情形，内心也必然会有所感触。’”
曾子说：“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方面：举止容貌庄重，就能远离粗暴和傲慢；面色端正，就能接近诚信；言辞语气得体，就能远离粗鄙和悖理。”
朱熹说：“道虽然无处不在，但君子所看重的，只是这三件事罢了。”
程颐说：“动容貌，是从整个身体举止来说的。周旋合乎礼仪，粗暴傲慢自然就远离了。正颜色，就是不妄动，这样就接近诚信了。出辞气，言语从内心正直地发出，这样就远离粗鄙和悖理。这三者都是端正自身而不向外追求。”
臣良胜说：“孔门学问，只有曾氏的传承得其宗旨，因为它切近于端正自身而不向外追求。大概他平生用功，只在于此，所以能够保全身体而免于祸患，因此举起手脚给门人看，又用这些话告诉曾元。意思是他这时虽然卧病但还没到极点，等到病情危重时，听到童子说眼睛明亮的话，更换了席子才去世。前代儒者认为他不因死生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样就能使人产生即使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的心。”
曾子住在卫国，衣襟被手肘磨破，鞋子后跟破裂，拖着鞋子唱歌，歌声充满天地。他在鲁国耕种，鲁公派人送给他封邑，他不接受，说：“我听说接受别人东西的人，常常畏惧别人；给别人东西的人，常常傲视别人。即使国君的赏赐不傲视我，我难道能没有畏惧吗？”
臣良胜说：“曾子安于贫穷、坚守道义，像这样，都只是内心看重而轻视外物罢了。”
孟子说：“君子所禀赋的本性，仁义礼智，根植于内心，它表现出的光泽，润泽地显现在脸上，充盈在背部，延伸到四肢，四肢自然明白，不需要言语。”
朱熹说：“气质清明，没有物欲的牵累，那么本性中的四种德行就根植于内心。它们积累得盛大，就会发出来并显著地表现在外面，不需要言语而没有不明白的。”
孟子说：“居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站立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义。得志时，与百姓一同遵循它；不得志时，独自践行它。富贵不能使他的心志惑乱，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武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何叔京说：“战国时期，圣贤的道衰微吗？天下不再见到他们德业的盛大，只见到奸诈巧伪之徒得志横行，气焰可畏，于是人们就把他们当作大丈夫。不知道从君子看来，这不过是妾妇之道罢了，哪里值得称道呢！”臣良胜说：“景春的提问，大概是想把仪衍作为孟子的榜样。孟子的回答，大概也是轻视仪衍而不认同这种做法。也是内心看重而轻视外物，得到深刻的道理而诱导浅薄的人，所以说：‘想要观察圣人的道，必须从孟子开始。’”
周敦颐《养心亭说》说：“孟子说：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那为人减少欲望的，即使有存留的，也很少了；那为人多欲望的，即使有存留的，也很少了。我认为修养心性不止于减少欲望而存留罢了。大概减少欲望以至于没有欲望，没有欲望那么诚就确立了，明就通达了。诚确立，就是贤人；明通达，就是圣人。圣贤不是天生而成的，必须修养心性才能达到。修养心性的好处，有如此之大，这取决于个人罢了。”朱熹说：“诚确立，是说实体安定坚固；明通达，是说实用流行。”
臣良胜说：“周子平生努力学习，只在修养心性。修养心性只在无欲。成为圣人的功夫，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有人问朱熹说：‘欲字怎么理解？’朱熹说：‘不同于这减少欲望的，是那些不该如此的，比如私欲之类。如果是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难道能没有吗？但这也是应当如此的。那么欲望不能没有，如果能克制那些不该欲而欲的，正是没有私欲。凡是所想要的，都是可欲的，这就叫善。’但克制欲望很难，对于君主尤其难。真德秀曾经告诫君主说：‘宫室的欲望，求其安适；饮食衣物的欲望，求其精美。以及妃嫔侍从的奉承，观赏游猎的乐趣，这是人心的发动。如果这颗心没有主宰而没有裁制，那么物欲日益滋长，离桀纣就不远了。知道富贵不可依赖，就用忧虑勤勉来引导；知道骄奢不可放纵，就用恭敬节俭来节制；知道酒肉厚味是迷惑心智的鸩毒，思考抵御它的方法；知道淫声美色是损害性命的斧斤，思考远离它的方法。这是道心的发动。如果这颗心为主宰，而没有扰乱丧失，那么理义日益充实，离尧舜就不远了。私欲，是人心；克制欲望，是道心。克制而减少，减少而没有，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我敢用德秀的话作为一点帮助。
黄庭坚说：“濂陵周茂叔，人品很高，胸襟洒脱如光风霁月。”
朱熹说：“延平先生常常诵读这句话，认为它很好地形容了有道者的气象。”
程颢在朝廷上说：“道必须本于人伦，明于物理。教化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周旋于礼乐。所以诱导激励、逐渐磨砺成就的方法，都有次序。关键在于选择善行修养自身，以至于教化天下，从乡人而可以达到圣人的道。”
程颐撰写行状说：“先生资质禀赋既不同于常人，而又修养有道。纯粹如精金，
温润如良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人也，如阳春之温聴其言，其入人也，如时▯之润胷懐洞然，彻视无闲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徳美，言葢不足以形容。」
译温润得像美好的玉石。宽厚而有节制，温和而不随波逐流。忠诚之心贯穿金石，孝悌之德通达神明。看他的神色，他待人接物，如同阳春般温暖；听他的言语，他深入人心，如同及时雨般滋润。胸怀开阔明朗，透彻可见，没有隔阂；探求他的内涵，则浩瀚得像沧海一样没有边际；极言他的美德，言语大概不足以形容。
圣祖与学士陶安等论学术曰：「邪説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目，自非豪杰之见，不能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之徒，肆为邪説，游説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説，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亡，此诚何益？夫邪説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乌得而治安？」对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圣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道，夫秦习战国之余▯，又安得知此也？」臣良胜曰：「莠生于苗，而害苗者，莠也。莠不除，苗其病矣。故农夫是蓘是藨，闵闵焉望苗之长，而莠之不去也。邪説害道，而思以去之，何以异此？故孟子一辟杨墨，而功配于禹；韩愈一辟佛老，而功追于孟，谓其去邪，庶几以存正也。」圣祖论学而深辟邪説，而拔本塞源，谓治必本之仁义之正道也。正道明而邪説无所容入矣。明道之功，岂特韩孟之伦已哉？
永乐二年，杨士竒进呈文华殿讲义，文皇览之，称善，因曰：“先儒谓《尧典》‘克明峻徳’一章，一部《大学》皆具。”士竒对曰：“诚如圣谕，《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凡修诸躬，施于家国天下，皆大学之理。”文皇曰：“孟子道性善，必举尧舜，尔等于讲説道理，必举前古为证，庶几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学，贵切己实用，讲説之际，一切浮泛无益之语勿用。”
臣良胜曰：「帝王言治道者，自《尧典》始也。圣贤言治道者，自《大学》始也。二书相为表里，皆本诸身以施之天下也。非圣人聪明睿知而达治道，何能察识而直示宗防若此？且命讲臣援古为证，又命必切己实用，即所谓征而信，信而从，博厚髙明，悠久以配天地，皆是理也。一时儒雅仰承道教，亦何幸逢兹盛哉！」
右衍明道之功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范浚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臣良胜曰：天下之道，一则纯，二则杂。纯则同，杂则异。所谓异者，以其异于同也。大同之道，若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推之天下，无所不通。一有异制，则通都一轨，自有不可行者，此其所以为害也。如杨氏亦欲为义，而非大同之义，故卒以害义；墨氏亦欲为仁，而非大同之仁，故卒以害仁。非特自害，且将蔓延天下后世，而害无已也。君子救世衞道之心，必有以攻治之，以已其害。尝闻程颢有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是皆正道之蓁芜，圣门之闭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深有得于夫子言外之意。
孟轲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朱熹曰：「邪説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圣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
臣良胜曰：战国之时，处士横议，若游士皷辩、谈天、雕龙、坚白、同异、炙毂、过髠、纵横、开阖，为害亦烦。而孟子独严于杨墨者，何也？凡是非善恶相反，有如黑白水火，夫人能别之，纵有误者十一于千百，害犹浅也。若杨墨者，以为学仁义也。仁义，夫岂不善？而似是之非，贤者亦且惑之。故当时杨墨塞途，将率天下为禽兽。孟子辞而辟之，自以承于三圣。韩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而着《孔墨之论》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以愈之贤，且有惑焉，况其下乎？由是观之，益见孟子之功为大矣。
葛▯《道徳经》序曰：老耼托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而出。在天地之先，无衰老之期。大道不行，西游天下。闗令尹喜曰：「大道将隠乎？愿为著书，作道徳二篇，五千文上下经焉。」
司马迁曰：「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
韩愈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徳，徳其所徳，非吾所谓徳也。凡吾所谓道徳云者，合仁与
译圣祖与学士陶安等人讨论学术时说：“邪说危害正道，就像美味让口舌愉悦、美色让眼睛迷恋一样，如果不是豪杰般的见识，就不能决然去除它。战国时期，纵横家之徒肆意宣扬邪说，游说诸侯，那些急于追求功利的人大多听从他们的说法，往往事情还没成功，国家就随之灭亡，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如果邪说不去除，正道就不能兴起；正道不兴起，天下怎么能得到安定治理？”陶安回答说：“陛下所说的话，深刻探究了根本。”圣祖说：“仁义，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贾谊论述秦朝的灭亡，是因为不施行仁义之道，秦朝沿袭战国遗留的弊病，又怎么能懂得这个道理呢？”臣良胜说：“莠草生长在禾苗中，伤害禾苗的是莠草。莠草不铲除，禾苗就会枯萎。所以农夫除草培土，殷切地盼望禾苗生长，却担心莠草不去除。邪说危害正道，想要去除它，这与除草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孟子辟斥杨朱、墨翟，其功绩可与大禹相配；韩愈辟斥佛教、道教，其功绩可追及孟子，这是因为他们去除邪说，大概是为了保存正道。”圣祖讨论学问而深刻辟斥邪说，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认为治理天下必须以仁义正道为本。正道彰明，邪说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彰明正道的功绩，难道仅仅是韩愈、孟子这类人所能达到的吗？
永乐二年，杨士奇进呈文华殿的讲义，明成祖阅览后，称赞很好，于是说：“前代儒者说《尧典》中‘克明峻德’这一章，包含了整部《大学》的道理。”杨士奇回答说：“确实如圣上所说，尧、舜、禹、汤、文、武几位圣人，凡是修养自身，施用于家庭、国家、天下，都是《大学》的道理。”明成祖说：“孟子论述人性本善，必定列举尧舜为例，你们在讲解道理时，也必定要列举前代古事作为证据，这样大概才能明白易懂。”又说：“帝王之学，贵在切合自身且实用，讲解时，一切浮泛无益的话都不要用。”
臣良胜说：“帝王谈论治道，是从《尧典》开始的。圣贤谈论治道，是从《大学》开始的。这两本书互为表里，都是从自身修养出发而施用于天下。如果不是圣人聪明睿智而通达治道，怎么能洞察识别并直接指示宗庙社稷如此呢？而且命令讲官援引古事作为证据，又命令必须切合自身且实用，这就是所说的验证后相信，相信后遵从，广博深厚、崇高光明、悠久长久以配天地，都是这个道理。一时儒雅之士仰承帝王教化，也是多么幸运能逢此盛世啊！”
以上阐述彰明正道的功绩。
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祸害就大了。
范浚说：异端不是圣人之道而另立一端，如杨朱、墨翟就是。他们率领天下人走向无父无君的地步，专心钻研并想要精通它，危害非常严重。臣良胜说：天下的道，统一就纯粹，分裂就杂乱。纯粹就相同，杂乱就不同。所谓不同，是因为它不同于相同。大同之道，就像闭门造车，出门就能合辙，推行到天下，没有不通畅的。一旦有异样的制度，那么即使是大都会统一轨制，也有不可行的，这就是它成为祸害的原因。比如杨氏也想行义，但不是大同之义，所以最终损害了义；墨氏也想行仁，但不是大同之仁，所以最终损害了仁。不仅自害，而且将蔓延天下后世，危害没有止境。君子救世卫道的心，必定有办法攻治它，以制止其危害。曾听说程颢说过：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异端危害它。这些都是正道的杂草，圣门被堵塞，辟除之后才能进入正道。这深刻领悟了孔子言外之意。
孟轲说：“能够驳斥杨朱、墨翟的人，是圣人的门徒。”
朱熹说：“邪说危害正道，人人都可以攻斥它，不一定非要是圣贤。就像春秋时期的法度，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讨伐，不一定非要是法官。圣人救世立法的用心，急切到如此地步。”
臣良胜说：战国时期，处士横加议论，像游士鼓动辩才、谈天说地、雕龙刻凤、坚白同异、炙毂过髠、纵横开阖，危害也很多。而孟子唯独严厉辟斥杨朱、墨翟，为什么呢？凡是是非善恶相反，如同黑白水火，人们都能辨别，即使有十分之一二的人误判，危害还比较浅。至于杨朱、墨翟，他们以为是在学习仁义。仁义，难道不好吗？但是似是而非，贤者也会迷惑。所以当时杨墨之学遍布道路，将要率领天下人沦为禽兽。孟子辞让并辟斥他们，自认为承接了三位圣人的道统。韩愈推崇他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并著《孔墨之论》说：“孔子必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任用孔子。”以韩愈的贤能，尚且还有迷惑，何况其他人呢？由此看来，更加显现孟子的功绩伟大。
葛〇《道德经》序说：老聃依托神李母，从左侧腋下剖出而生，生下来就头发皓白，号称老子。老子的称号，是因为〇而出。在天地之前，没有衰老的期限。大道不行，向西游历天下。关令尹喜说：“大道将要隐没吗？希望您著书，作道德上下篇，五千文。”
司马迁说：“世上学习老子的人，就排斥儒学；儒学也排斥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
韩愈说：“老子轻视仁义，不是诋毁它，而是他见识短浅。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小，不是天小，而是他以为煦煦为仁，孑孑为义，他轻视仁义是应该的。他所说的道，是他所认为的道，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他所认为的德，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仁与
圣祖御西庑，大臣皆坐侍。指《大学衍义》中言司马迁论黄老事，令宋濂讲析，俾在坐者聴之。濂既如诏，设言曰：「汉武嗜神僊之术，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罚以震服之。臣以为人主能以义理养性，则邪説不能侵；兴学校以教民，则祸乱无从而作矣。」
臣良胜曰：异端之説，易于惑人，而最深者莫若老子。葢以仁义为説，以道徳为名，而一以简便从事。夫谁不惑？且曹防以收寜一之效，汉文以成富庶之功。虽史迁亦以与儒并论，而莫为之上下也。惟我圣祖省观衍义，则于真徳秀直指其▯。至于惑乱世主、斵丧生民者，已洞然不惑于中。又令宋濂讲析以谕大臣，葢不欲独善一身，而欲兼善于众也。濂又能仰承徳意，推及以辟神僊、申韩之术。有是君，则有是臣矣。
史记》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阅，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苏轼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葢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闗尹、老耼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苏辙曰：「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遂从而实之，是以其説万变而不可穷。老耼、庄周从而虚之，是以其説汗漫而不可语。今将辨夫仲尼、老庄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葢天下固有物者，有物而相遭则固，亦有事矣。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实之事，则于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至区区焉求其有而纳之于无，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夫老耼、庄周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
马迁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阙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卷二>】汉武帝幸泰山，脩封禅，祀明堂，见羣臣，乃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劳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于百姓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请皆罢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方士侯神人者。自后上每对羣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神仙？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真徳秀曰：“神仙之説，自战国始，燕齐之君尝求之，不验矣。而秦始皇复求之，秦皇求之不验矣，而汉孝武复求之。以孝武之髙明英爽，而长生不死之欲一动于中，遂为方士所愚，犹玩婴儿于股掌之上，岂不异哉？然迷而能复，犹贤于秦皇之终不悟云。”
汉明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爱之。后魏世祖时，道士宼谦之自言遇神人李君，授以图録真经，其中数编，李君手笔也，献于上。朝野多未信，崔浩独以师事之。
崔浩劝魏主尽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从之。塔庙之【阙】
受戒时，宣政殿奉防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故毁道经，以佛灭道之终事也。夫其异説惑人，求利益也。楚王英首奉佛者，乃以反逆诛；崔浩首崇道者，以诋讦刑。所谓利益，果安在哉？其自为道，不生不灭也。魏之道胜，则灭僧；元之僧胜，则灭道。自相吞噬，所谓不生灭者，果安在哉？审乎此，其説不攻而破矣。但明帝尊师讲学，崔浩研精经术，魏世祖、元世祖亦英杰之主，迷惑不悟若此。故先儒云：「异端之説，何以惑人？以其愚暗。今之惑人，因其髙明。」臣之举此，亦责备贤者，为后世虑者，深且逺也。
圣祖谓宋濂曰：「帝王当晏安之时，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国治民安，心神怡康，即神仙也。」濂对曰：「汉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异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贤辅天下，其有不治乎？」
臣良胜曰：神仙之説，其来久矣。
译圣祖坐在西厢房，大臣们都坐着侍奉。圣祖指着《大学衍义》中司马迁论述黄老学说的内容，命令宋濂讲解分析，让在座的人都来听。宋濂遵照诏令，陈述道：“汉武帝沉迷神仙之术，喜好征伐四夷的功业，民力已经枯竭，又用严酷的刑罚来震慑臣民。臣认为，君主如果能用义理来涵养心性，那么邪说就不能侵扰；兴办学校来教化百姓，那么祸乱就没有机会兴起了。”
臣良胜说：异端的学说，容易迷惑人，而其中最深的莫过于老子。大概是因为它以仁义为说辞，以道德为名义，而一切都以简便行事。谁能不迷惑呢？况且曹参凭借它收到了天下安定的成效，汉文帝凭借它成就了富庶的功业。即使是司马迁也将它与儒家并列讨论，而没有分出高低。只有我们圣祖省察观看《衍义》，真德秀就直接指出了它的弊端。至于那些迷惑乱世君主、残害百姓的人，圣祖心中已经洞明而不迷惑了。又命令宋濂讲解分析来晓谕大臣，大概是不想独自完善自身，而想使众人也都完善。宋濂又能仰承圣意，推及以辟除神仙、申韩的权术。有这样的君主，就有这样的臣子啊。
《史记》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他的学问无所不读，但根本归于老子的言论，所以他著书十余万字，大体都是寓言。”
苏轼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的门徒，以阐明老子的学说，这是只看到庄子浅显之处的人。我认为庄子其实是帮助孔子的，只是不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罢了。他论述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这些人，一直到他自己，都把他们归为一家，而孔子不在其中，他对孔子的尊崇，到了极点。”
苏辙说：圣人的道，处于可与不可之间，于是顺着它而充实它，所以他的学说变化万千而不可穷尽。老聃、庄周顺着它而空虚它，所以他们的学说漫无边际而不可言说。现在要辨别孔子、老庄的是非，只有知道虚实是否可用罢了。大概天下本来有事物，有事物相互遭遇就固定，也有事情。所以圣人顺着事物的存在而制定驾驭事物的方法，来治理实在的事情，那么对于天下，什么事不可以做呢？至于狭隘地追求有而把它纳入无，那么所用的力气不是太劳苦了吗！孔子有话说：‘君子符合中庸，君子而随时符合中道；小人符合中庸，小人而无所忌惮。’老聃、庄周也是接近中庸而无所忌惮的人吧？”
司马迁说：“申不害卑微，施行于名实；韩非引用绳墨，切合事情【缺】汉武帝宠幸泰山，修筑封禅，祭祀明堂，接见群臣，于是说：“我即位以来所做的狂妄悖乱的事，使天下劳苦，不可追悔。从今以后，对百姓有害的事，全部废除。”田千秋说：“方士谈论神仙的很多，但没有显著的功绩，请求全部罢免遣散他们。”皇上说：“大鸿胪说得对。”于是全部罢免了方士中候望神人的人。从此皇上每次面对群臣都感叹：“以前愚昧迷惑，被方士欺骗，天下哪有神仙？全是妖妄罢了，节制饮食服药，稍微可以减少疾病而已。”真德秀说：“神仙的学说，从战国开始，燕齐的君主曾经寻求过，没有应验。而秦始皇又寻求，秦始皇寻求没有应验，而汉孝武帝又寻求。凭着孝武帝的高明英爽，而长生不死的欲望一动于心中，就被方士愚弄，如同玩弄婴儿在股掌之上，难道不奇怪吗？然而迷惑后能醒悟，还胜过秦始皇始终不醒悟。”
汉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名字叫佛，于是派遣使者到天竺，寻求他的道，得到他的书以及沙门回来，于是中国开始传播他的法术，绘制他的形象。而王公贵人中只有楚王英最先喜爱他。后魏世祖时，道士寇谦之自称遇到神人李君，授予他图录真经，其中几篇，是李君的手笔，献给皇上。朝野大多不相信，只有崔浩以师礼对待他。
崔浩劝魏主全部诛杀天下的沙门，毁坏各种经像，魏主听从了。塔庙的【缺】
受戒时，宣政殿奉旨殴打西僧的人，截断他的手；骂他的人，割断他的舌头。所以毁坏道经，是以佛灭道的最终结果。那些异说迷惑人，是追求利益。楚王英最先信奉佛，却以反逆罪被杀；崔浩最先崇尚道，以诋毁讦告的刑罚被处死。所说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呢？他们自认为的道，是不生不灭的。魏朝的道胜，就灭僧；元朝的僧胜，就灭道。自相吞噬，所谓的不生不灭，究竟在哪里呢？审察这些，他们的学说不用攻击就破灭了。只是明帝尊师讲学，崔浩研究精通经术，魏世祖、元世祖也是英杰的君主，迷惑不醒悟到这种地步。所以先儒说：“异端的学说，为什么迷惑人？因为他们的愚昧昏暗。现在迷惑人，是因为他们的高明。”臣举出这些，也是责备贤者，为后世考虑，深远啊。
圣祖对宋濂说：“帝王在安逸的时候，多喜好神仙。以我来说，使国家治理百姓安定，心神愉悦安康，就是神仙了。”宋濂回答说：“汉武帝喜好神仙，而方士到来；梁武帝喜好佛，而异僧聚集。如果转移这种心去求贤辅佐天下，难道有不治理好的吗？”
臣良胜说：神仙的学说，由来已久了。
徳秀谓始于战国，本汉郊祀志叙齐威、燕昭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山而言。但列御宼着《穆天子传》云：周穆王乘八骏，欲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升昆仑之丘，遂賔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作《天子謡》。《春秋传》亦云：楚子革【阙】
译德秀认为（这种说法）始于战国时期，其本源是《汉书·郊祀志》中叙述齐威王、燕昭王寻求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的内容。然而列御寇所著的《穆天子传》中说：周穆王乘坐八匹骏马，想要让天下都有车辙和马迹。他登上昆仑山丘，于是拜见西王母，在瑶池之上设宴饮酒，并创作了《天子谣》。《春秋传》也说：楚子革【此处原文缺失】
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使万物得所，四裔咸賔。光昭祖业，传之子孙，可以为孝。何必事佛乃为孝乎？
臣良胜曰：人君卓然有见，不惑异道，惟唐太宗与我文皇而已。太宗所言虽正，而尧舜周孔之道，惭徳为多。文皇于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允蹈实践之矣。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则文皇有功于斯道，其大矣哉！自夫邪説惑人，甚于洪水猛兽之灾，▯于夷狄相残之祸。而佛教又邪説之著者，程氏谓其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故其害为尤甚，是也。老耼着道徳经，假之闗尹之占曰：「紫气浮闗，应有圣人。」应之，其后庄周、列御冦从而宗之。其养生之术，则神仙方技宗之；隂谋之术，则申商韩非宗之；矫厉之言而放荡者宗之；缪愆之言而清谈者宗之。若天书云篆，又其粗迹者尔。佛经初至，才二十三章，缄之兰台石室，其像绘之清凉台而已。灵帝始祠之宫中，至石勒于佛图澄，苻坚于沙门道安，姚兴之于鸠摩罗什，遂尊以师礼。梁武设无遮大防，舍身为厮役矣。唐代宗于禁中饭僧，宪宗迎佛骨至京，入宫不忌。元之帝师遂干大政，至发宋陵以足珍玩，截理宗颅为饮器，不可言矣。夫老氏之祸也，博而广；佛氏之祸也，专而深。君子不知斯祸之为烈，何以知文皇斯言之为功哉！
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丹书着石，文曰：「吿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汉光武召冯异，问四方动静。异曰：「更始必败，宗庙之忧在于大王。防儒生疆华，自闗中奉赤伏符来诣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鬬野，四七之际，火为主。』遂即位。由是信防多以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曰：「凡人之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竒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技数之人，増益图书，矫称防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可不逺抑之哉！」
唐太宗宻问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厯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已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周世宗一日于宫中箧笥得一木牌，题曰「检防为天子」。世宗每见臣下方面大耳者，必杀之。而宋太祖为检防，日侍傍而不之觉。
臣良胜曰：昔张衡以防记之説，起于汉哀平之闲，即指莽贼石文符命之事也。然莽之作伪，又祖胜广、鱼帛之书，实奸雄欺世之拙谋也。儒生奉赤伏符者，无亦西汉逸民遭乱自匿，知光武以帝胄中兴复汉长安，故假是説以坚其志尔，遂深信表章，有同圣典，命三公定郊祀，断封禅议，灵台率以是决。桓谭一言防之，非经，遂大怒，以为非圣无法。至唐太宗以防杀李君羡，非淳风善言，则喋血何止禁门已也？世宗无能忌于检防，如其“方面大耳”之见，杀者独何辜哉？推原其端，则俗儒之罪也。史氏文胜而诬，以稷契之生有异，牵合附防，遂以文王之生有赤爵啣书之瑞，武王之兴有白鱼火鸟之符。马融辈引以释经，谬妄殊甚。刘歆因之，致名；公孙述因之僣乱，啓簒夺之萌，阶杀戮之▯，可胜痛哉！欧阳脩尝乞诏儒臣，悉取羣经之疏，删去识纬之文，可谓忧深虑逺矣。
唐宪宗诏天下求方士，皇甫鏄荐山人李泌能治长生药。其后服药，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隣上言：“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五脏所能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制药者先饵一年，则真伪可辨矣。”上怒，贬隣江陵令。上服丹多躁怒，左右宦者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一日上暴崩，人以为内侍陈志弑逆云。
永乐十五年，通政司言：瓯寜人进金丹及方书。谕之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
译保持恭敬以侍奉上天，勤勉以守护基业，仁爱以治理百姓，使万物各得其所，四方边远之地都来归顺。发扬光大宗族的基业，传给子孙后代，这就可以称为孝了。何必一定要信奉佛教才算是孝呢？
臣良胜说：君主卓然有见识，不被异端邪说迷惑，只有唐太宗和我朝的文皇帝而已。唐太宗所说的话虽然正确，但在尧、舜、周、孔的大道上，惭愧之处还是很多。文皇帝在恭敬侍奉上天、勤勉守护基业、仁爱治理百姓方面，是真正身体力行的。用言语教导人，人们会争辩；用自身行为教导人，人们会顺从。那么文皇帝对这条大道的功劳，真是伟大啊！自从邪说迷惑人心，其危害胜过洪水猛兽的灾害，超过夷狄互相残杀的祸患。而佛教又是邪说中最显著的，程颐认为它比起杨朱、墨翟的学说更加似是而非，所以它的危害尤其严重，这是对的。老子著《道德经》，借关尹的占卜说：“紫气浮关，应该有圣人。”应验了，后来庄子、列御寇于是尊崇它。它的养生之术，被神仙方技一派尊崇；阴谋之术，被申不害、商鞅、韩非一派尊崇；矫揉造作、放荡不羁的言论，被放荡之徒尊崇；荒谬错误的言论，被清谈之徒尊崇。至于天书云篆之类的，又是其中粗浅的迹象罢了。佛经刚传到中国时，只有二十三章，密封在兰台石室中，它的画像只画在清凉台上罢了。汉灵帝开始在宫中祭祀它，到石勒对待佛图澄，苻坚对待沙门道安，姚兴对待鸠摩罗什，于是用老师的礼节尊崇他们。梁武帝设立无遮大会，甚至舍身做奴仆。唐代宗在宫中给僧人吃饭，唐宪宗迎接佛骨到京城，进入宫中也不避忌。元朝的帝师于是干预国家大政，甚至发掘宋朝皇陵以满足对珍玩的需求，截断宋理宗的头颅作为饮器，这真是不可言说啊。老子的祸害，广泛而深远；佛教的祸害，专一而深刻。君子如果不知道这些祸害的猛烈，怎么能知道文皇帝这番话的功劳呢！
前辉光谢嚣上奏，武功县长孟通挖井得到一块白石，红色的文字写在石头上，写着：“告诉安汉公王莽做皇帝，符命的兴起从此开始了。”
汉光武帝召见冯异，询问各地的动静。冯异说：“更始帝必定失败，宗庙的忧患在于大王。防儒生疆华，从关中捧着赤伏符来拜见说：‘刘秀发兵捕捉无道之人，四方夷族云集，龙在野外争斗，四七之际，火德为主。’于是光武帝即位。因此光武帝相信防儒生的话，多用来决断疑难之事。”桓谭上疏说：“常人的情感，对眼前的事容易忽视，而对奇异传闻却十分珍视。观察先王所记载的，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没有奇怪虚妄的事情。现在那些巧慧小才、精通术数的人，增补图书，假托防记，来欺骗迷惑贪婪邪恶之人，误导君主，能不远远压制他们吗！”
唐太宗私下问李淳风：“秘记中所说的，真的存在吗？”李淳风回答说：“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那个人已经在陛下宫中作为亲属，不过三十年应当称王天下，把唐朝子孙杀得差不多。他的征兆已经形成了。”太宗说：“把可疑的人全部杀掉，怎么样？”李淳风回答说：“上天所命定的，人不能违背。王者不死，白白多杀无辜。况且从现在往后三十年，那个人已经老了，或许会有些慈心，造成的祸害也许较轻。现在即使杀了他，上天或许会生出强壮的人，发泄他的怨恨毒恨，陛下的子孙就没有遗类了。”太宗于是停止。
周世宗一天在宫中的箱子里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检防为天子”。世宗每次见到臣下方面大耳的，必定杀掉。而宋太祖就是检防，每天侍奉在旁却不被察觉。
臣良胜说：从前张衡认为防记的说法，兴起于汉哀帝、平帝之间，就是指王莽贼人石文符命的事情。然而王莽的作伪，又效法陈胜、吴广鱼帛之书，实在是奸雄欺世的拙劣计谋。儒生捧着赤伏符的，无不是西汉的隐士遭遇乱世自己隐藏，知道光武帝以皇室后裔的身份中兴恢复汉朝长安，所以假借这种说法来坚定他的志向罢了，于是深信并表彰它，如同圣典，命令三公确定郊祀，决断封禅的议论，灵台率以此决断。桓谭一句话反对它，认为不是经典，于是大怒，认为他非圣无法。到唐太宗因为防记杀李君羡，如果不是李淳风善言劝谏，那么喋血何止在禁门而已呢？世宗无能忌于检防，如果按照他“方面大耳”的看法，被杀的人又有什么罪呢？推究其根源，则是俗儒的罪过。史书文辞胜过事实而诬妄，因为稷、契出生有异象，牵强附会，于是说文王出生有赤爵衔书的祥瑞，武王兴起有白鱼火鸟的符瑞。马融等人引用这些来解释经典，荒谬妄诞非常严重。刘歆凭借这个获得名声，公孙述凭借这个僭越作乱，开启篡夺的萌芽，导致杀戮的祸端，痛惜不尽啊！欧阳修曾经请求诏令儒臣，全部取来群经的注疏，删去识纬的文字，可以说是忧虑深远了。
唐宪宗下诏天下寻求方士，皇甫镈推荐山人李泌能炼制长生药。后来服药，日渐烦躁口渴，起居舍人裴邻上言：“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朝夕常吃的东西，况且金石酷烈有毒，又加上火气，恐怕不是五脏所能承受的吧。古代君主饮药，臣子先尝，请求让制药的人先吃一年，那么真假就可以辨别了。”皇上发怒，贬裴邻为江陵令。皇上服丹后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亡的，人人自危。一天皇上突然暴毙，人们认为是内侍陈志弑逆。
永乐十五年，通政司说：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告诫他们说：“这是妖人。秦始皇、汉武帝，一生为方士
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无令更欺人也。」
译欺骗我，寻求长生不死的药物，这又是想欺骗我。我不需要金丹，让他自己吃下去。相关的方书也一并销毁，不要再让他们欺骗别人了。」
臣良胜曰：尊居人主，富贵已极，无求不得，无欲不遂，惟有不死之説足以动之。若神仙、▯神、道佛，无有形影，功效弗彰，能逺之者，犹或疑贰。至于丹砂服食，旦夕着效，自非至达，鲜不溺之。故先世惑于方士，何止百十，而独举宪宗者，以皇甫鏄之奸，投隙以进；裴隣之谏，明切以尽。宪宗立致躁暴，罹弑逆之祸，可为明戒故也。若我文皇，拒絶奸徒，丹令自食，正得裴隣止惑之要，而又毁方书以拔祸本，真超出千古之见也。葢死生之际，人所甚难。程頥曰：吾受气甚薄，正以偷安忍死为可愧尔。朱熹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曰偷生，讵能安终，不以为无是理也。惟真徳秀乃曰：春夏不能长春，夏而有秋冬；旦昼不能长旦昼，而有暮夜。阖辟之循环，往来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荣必易之以瘁，盛必继之以衰。有终则有始，有杀则有生，此万物之情也。人在天地闲，是亦一物尔。而神仙之学者曰：吾能长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呜呼，尽之矣！愚复何言哉？
羊祜从甥王衍诣祜论事，词甚清辨，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顾谓賔客曰：「王夷甫方当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王衍为尚书令，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多慕效之。与弟澄好品评人物，举世以为仪凖。少时，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此寜馨儿？然误天下苍生，未必非此人也。」
桓温自江陵北伐，与僚属登平乗楼，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沈，百郡坵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苏辙曰：“汉之儒者，虽不闻道，而能守礼，故在朝廷则危言，在乡党则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相乗不已，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何晏、邓飏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终，皆以济邪佞，成淫欲，恶礼法之绳其奸也。”
臣良胜曰：晋亡于外裔，而自亡于无礼。中国之异于外裔，有礼也。晋之无礼，清谈者废之也。清谈之流，如庾、如何、如殷、如阮，何可胜责？臣独详于衍者，山涛识之，尚在晋未平吴之先；桓温责之，已在汉已迁晋之后。羊祐兴晋之人未死，而王衍灭晋之人已生。明者覩于未萌，况已着乎？《易》曰：履霜，坚冰至。辨之早也。及其流风播荡，寝已成俗，虽贤者未免受变而不之觉。若王导、谢安，江东之望，导置艶姬别室，悍妻窘辱，自执玉麈，操短辕车以往，驰驱周道，不以为愧；谢安挟妓登山，自任为达，朞功不废，丝竹故人之谏，有不受也。当时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实；居身以放浊为通，仕进以茍得为贤；当官以地坐为最。独傅咸一纠邪正，遂以俗夫哗之。而懐愍昏愚，其何以挽末流之▯？臣谓横议之祸交于七国，清谈之祸遍于六朝，其归一也。衍之罪，岂特亡晋已哉？
右衍害道之防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赵岐曰：「五霸，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也。」
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胡安国曰：防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徳。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賔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以是为尽禁矣。诸侯咸谕乎桓公之志，葢束牲载书而不歃血也。是故防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
臣良胜曰：五霸，齐桓为盛。齐桓之霸，葵丘为盛。观其当宰孔赐胙，而将后命曰：「毋下拜。」曰：「天威不违顔咫尺，下拜登受，雍容礼节，且不敢以盟词凟孔。」何其盛也！宰孔归，遇晋侯，则曰：「可无防也。」齐侯不务徳而勤逺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防也。东畧之不知，西则否矣。未几而叛者九国，卒如所料，
译臣良胜说：您位居君主，富贵已达极点，没有求而不得的，没有欲而不遂的，只有不死的说法足以打动您。至于神仙、鬼神、道佛，没有形迹，功效不显著，能够远离它们的人，尚且心存疑虑。至于服用丹砂，早晚见效，如果不是极其通达的人，很少有不沉溺其中的。所以先代被方士迷惑的，何止百十人，而唯独举出宪宗，是因为皇甫镈的奸邪，趁隙进用；裴垍的劝谏，明确切中要害。宪宗因此变得急躁暴戾，遭受被弑逆的祸患，可以作为明显的警戒。至于我们的文皇，拒绝奸徒，命令他们自己服用丹药，正掌握了裴垍制止迷惑的要领，又烧毁方书以拔除祸根，真是超出千古的见识啊。大概生死之际，是人们最难面对的。程颐说：我禀受的气很薄弱，正以苟且偷安、忍死为可耻。朱熹说：丹药一入口，白天就生出羽翼。只说苟且偷生，怎能安度终老，不认为没有这种道理。只有真德秀才说：春夏不能永远长春，夏天之后还有秋冬；白天不能永远长明，还有夜晚。开合的循环，往来的更替，这是天地的本性。繁荣必定被憔悴所替代，兴盛必定被衰败所接续。有终结就有开始，有肃杀就有生长，这是万物的常情。人在天地之间，也不过是一物罢了。而修习神仙之道的人说：我能长生不死，有这样的道理吗？唉，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羊祜的外甥王衍去羊祜那里谈论政事，言辞非常清妙善辩，羊祜不以为然。王衍拂衣而去，羊祜回头对宾客说：“王夷甫（王衍）正将以盛名处于高位，但败坏风俗、伤害教化，必定是这个人。”王衍担任尚书令，擅长清谈，心志专注于世事之外，名望重于当世，朝廷和民间的人大多羡慕效法他。他和弟弟王澄喜好品评人物，举世都把他们当作准则。年轻时，山涛见到他，感叹了很久，说：“什么样的老妇人，生下这样的孩子？然而误尽天下苍生，未必不是这个人。”
桓温从江陵北伐，与僚属登上平乘楼，眺望中原，感叹说：“竟然使神州陆沉，百郡变成废墟，王夷甫这些人，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苏辙说：“汉朝的儒者，虽然没有听闻大道，但能遵守礼法，所以在朝廷上就直言敢谏，在乡里就行为端正，都不失其正道。到了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就崇尚刑名；魏文帝羡慕通达，天下就轻视守节。相互影响不止，虚无放荡的言论充满了朝廷和民间。何晏、邓飏导其源头，阮籍父子扩大其流势，而王衍兄弟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究其根本，都是为了助长奸邪佞幸，成就淫欲，厌恶礼法束缚他们的奸行。”
臣良胜说：晋朝亡于外族，而自亡于无礼。中国与外族的不同，在于有礼。晋朝的无礼，是清谈者废弃了它。清谈的流弊，如庾、如孔、如殷、如阮，哪里能一一指责？我唯独详细论述王衍，是因为山涛识破他，还在晋朝未平定吴国之前；桓温指责他，已在汉室已迁晋朝之后。羊祜振兴晋朝的人还没死，而王衍灭亡晋朝的人已经出生。明智的人在祸患未萌时就能预见，何况已经显现呢？《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辨别要早啊。等到那种风气传播动荡，渐渐成为习俗，即使是贤者也未免受其影响而变化而不自觉。像王导、谢安，是江东的望族，王导安置艳姬在别室，悍妻窘迫侮辱他，他亲自拿着玉麈，驾着短辕车前往，在大道上奔驰，不以为耻；谢安带着妓女登山，自认为通达，服丧期间不废丝竹，故人的劝谏，有不接受的。当时的学者以老庄为宗，而废弃六经；谈论者以虚浮放荡为辩才，而轻视名实；立身处世以放纵污浊为通达，做官晋升以苟且获得为贤能；担任官职以空占职位为最。只有傅咸一人纠举邪正，就被俗人喧哗攻击。而怀帝、愍帝昏庸愚昧，他们怎么能挽回末流的弊病呢？我说横议的祸患交汇于战国七雄，清谈的祸患遍布于六朝，其归宿是一样的。王衍的罪过，难道只是灭亡晋朝而已吗？
右衍害道之防
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赵岐说：“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
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
胡安国说：防盟同地，再次提到葵丘，为什么呢？书写的郑重，词语的重复，其中必定有极大的美或恶。葵丘之盟，是极大的美。第一次命令说：诛杀不孝之人，不要更换已立的太子，不要把妾当作妻。第二次命令说：尊重贤人，培养人才，以彰显有德之人。第三次命令说：尊敬老人，慈爱幼儿，不要忘记宾客。第四次命令说：士人不要世袭官职，官事不要兼摄，选拔士人必须得当，不要擅自杀害大夫。第五次命令说：不要筑堤阻水，不要阻止粮食流通，不要有封地而不告知。说：凡是我同盟的人，结盟之后，言归于好，以此作为禁令的尽头。诸侯都明白了桓公的志向，大概是用牲口捆绑、载书而不歃血。所以防盟同地，再次提到葵丘，是赞美它。
臣良胜说：五霸中，齐桓公最为兴盛。齐桓公的霸业，葵丘之盟最为兴盛。看他当宰孔赐胙时，将要后命说：“不要下拜。”说：“天威不远离咫尺，下拜接受，雍容礼节，尚且不敢用盟词亵渎宰孔。”多么兴盛啊！宰孔回去，遇到晋侯，就说：“可以不用防盟了。”齐侯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西为此防。东略不知道，西则不然。不久叛变的有九国，最终如所料。
何也？王道之所以吹弹不破，只是有本也。故文王南国之化，自刑于寡妻始。桓公三王姬、徐嬴、祭姬皆无子，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衞姬生武孟，少衞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宻姬生懿公，宋华生雍。桓公属孝公于宋襄以为嗣，而雍巫有宠，衞共姬因寺人貂荐羞，亦许之，立武孟。闺门本原之地溃乱若此，而固欲以易树子妾为妻，为诸侯禁，是犹木拔其本，虽枝叶蔽亏，人固知其不日以瘁矣。至其寝疾，求食不得，蒙袂以死，曰：「何面目见仲父！」殓葬且不如期，兵戈交乱其国，岂但不及东畧与九国之叛而已乎？
译为什么呢？王道之所以坚不可摧，只是因为有根本。所以周文王教化南国，是从以身作则、约束自己的妻妾开始的。齐桓公的三位王姬、徐嬴、祭姬都没有儿子，受宠爱的妾室像夫人一样有六人：长卫姬生了武孟，少卫姬生了惠公，郑姬生了孝公，葛嬴生了昭公，密姬生了懿公，宋华生了雍。桓公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作为继承人，而雍巫（易牙）受宠，卫共姬通过宦官貂进献美食，也答应立武孟为嗣。闺门本是根本之地，竟然溃乱到这种地步，却还想轻易地树立妾室为妻，以此作为诸侯的禁令，这就像树木拔掉了根本，即使枝叶遮蔽亏缺，人们也当然知道它不会几天就枯萎了。等到他卧病在床，求食不得，蒙着袖子死去，说：“有什么脸面去见仲父（管仲）！”收殓安葬尚且不能按期进行，兵器战戈在国中交相作乱，难道只是不及向东扩张和九国背叛而已吗？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胡安国曰：「▯之战，宋襄公不阨人于险，不鼔不成列。先儒以为至仁大义，虽文王之战不能过也。而春秋不与，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顺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不仁非义，襄公敢为，而独爱重伤于二毛，则亦何异盗跖以分均出后为仁义？陈仲子以避兄离母，居于陵为廉乎？」
谷梁传》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信？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臣良胜曰：「尝考襄公之素，其初让国于目夷，曰：『长且仁。』目夷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其母既归，思之而弗敢迎，作《河广》之诗，亦守母出庙絶之礼。本原之地，似亦可观。兹以假言仁义，取兵败身伤之辱。谷梁子葢矜其时势之阻于道也？不然，襄于尊王攘裔之功，一莫之建，君子侪之桓、文之列，岂无谓哉！」
公防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衞子莒子盟于践土。胡安国曰：周室东迁，所存者号与祭尔，其实不及一小国之诸侯。晋文之爵虽曰侯伯，而号令天下，几于改物，实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实也。与其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是故天王下劳晋侯于践土，则削而不书，去其实以全名，所谓君道也，父道也。晋侯以臣召君，则书天王狩于河阳，正其名以统实，所谓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伦尚存而不灭矣。臣良胜曰：晋文之业最盛于践土之盟，而礼文可述，与齐桓葵丘之盟等。方其献楚之防，而王享之，锡之防命，词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天子之丕显休命，出入三觐，以成礼焉。」东迁之后，王命不行于天下，而桓文之霸又为最盛。桓之赐级，文之防命，成君臣统体，春秋以尊王为本，故不得已而与桓文也。至于襄王下劳之事，臣窃疑焉。按传作「王宫于践土」，乡役之三月四月有城濮之战，五月而有践土之盟，岂襄王逆知晋防而预作王宫以待劳乎？且晋侯初志曰：「欲求诸侯，莫如勤王。」岂敢恃功而要王亲劳以徼宠荣若是乎？意者王宫既成而王在焉，晋文有楚防，即王宫以献，王享之，锡之防命，名实固存焉尔。然则襄王实无下劳之嫌，非春秋削之也。
秦誓曰：「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防防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
蔡沈曰：「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曰：『不可。』公辞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郑。晋襄公率师败秦师于殽囚其三帅。穆公悔过，誓告羣臣，史録为篇。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
黄鸟》诗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惟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殱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朱熹曰：「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贻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从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葢其初特出于夷狄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虽以秦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其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呜呼！俗之▯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
臣良胜曰：秦穆于桓、文之功，一无见于中国，然得称为伯者，止以秦誓之作，能悔过改图，而思得休休容善之大臣也。孔子遂书与帝王述作并传，不特名列霸统
译冬季十一月己巳日初一，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胡安国说：“泓水之战，宋襄公不在险要处阻击敌人，不在敌军未列好阵势时击鼓进攻。前代儒者认为这是极致的仁义，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无法超过。但《春秋》却不赞许，为什么呢？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开始和结束，顺应事理、宽厚施予，是王道政治的根本。不仁不义，宋襄公却敢去做，却唯独在对待重伤者和头发花白的老人时表现出仁爱，这与盗跖以分配平均、自己最后取食为仁义，陈仲子以避开兄长、离开母亲，居住在陵水边为廉洁，有什么不同呢？”
《谷梁传》说：“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言语。人如果不能言语，怎么能称为人？言语之所以成为言语，在于诚信。言语如果不诚信，怎么能称为言语？诚信之所以成为诚信，在于合乎道义。诚信如果不合乎道义，怎么能称为诚信？道义的可贵之处，在于顺应时势而行。”
臣良胜说：“我曾考察宋襄公的平素表现，他起初将君位让给目夷，说：‘目夷年长且仁德。’目夷说：‘能够把国家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德吗？’他的母亲回国后，他思念母亲却不敢迎接，创作了《河广》这首诗，也是遵守母亲出嫁后便与宗庙断绝关系的礼制。从这些根本之处来看，似乎也有可取之处。如今却以虚假的仁义之名，招致兵败身伤的耻辱。谷梁子大概是怜悯他时势阻碍了道义吧？不然的话，宋襄公在尊奉周王、抵御夷狄的功业上，一事无成，君子将他与齐桓公、晋文公并列，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
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胡安国说：“周王室东迁后，所保留的只有名号和祭祀罢了，其实权还不如一个小国的诸侯。晋文公的爵位虽然只是侯伯，但号令天下，几乎改变了旧有的秩序，实际上行使着天子的职权，这是《春秋》中名与实的关系。与其名存实亡，还不如名实俱亡。因此，周襄王在践土慰劳晋侯，史官删削而不记载，去掉其实质以保全名分，这就是所谓的君道、父道。晋侯以臣子的身份召见君王，史官记载为‘天王在河阳巡狩’，端正名分以统摄实质，这就是所谓的臣道、子道，而天下的大伦常尚存而不灭绝了。”臣良胜说：“晋文公的功业在践土之盟时最为兴盛，且礼仪文辞可称道，与齐桓公在葵丘的盟会相当。当时晋文公献上楚国的甲胄，周王享用并赐予他策命，辞令说：‘重耳敢再拜稽首，奉行天子显赫美好的命令，出入三次觐见，以完成礼仪。’东迁之后，王命不能通行于天下，而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又最为兴盛。齐桓公的赐级，晋文公的策命，构成了君臣一体的格局，《春秋》以尊王为根本，所以不得已而赞许齐桓、晋文。至于周襄王下劳晋侯之事，我私下对此有疑问。按照传文记载‘王宫在践土’，此前三月、四月有城濮之战，五月才有践土之盟，难道周襄王预先知道晋文公会来而提前建造王宫以等待慰劳吗？况且晋侯最初的志向说：‘想要求得诸侯的拥戴，没有比勤奉王室更好的了。’他怎敢倚仗功劳而要挟君王亲自慰劳以谋取宠荣到这种地步呢？大概是因为王宫已经建成而周王在其中，晋文公献上楚国的甲胄，就在王宫中献上，周王享用并赐予策命，名分与实质本来都保存了下来。那么周襄王实际上没有下劳的嫌疑，并非《春秋》删削了它。”
《秦誓》说：“我深思熟虑，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正直而温和，没有其他技能，他的内心宽厚平和，好像能包容万物。别人有技艺，就像自己拥有一样；别人贤良圣明，他的内心喜爱他们，不仅从口中说出，而且能包容他们。这样的人，能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这也是有利的。”
蔡沈说：“杞子从郑国派使者告诉秦穆公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暗中派军队前来，国家就可以得到。’穆公咨询蹇叔，蹇叔说：‘不行。’穆公不听，派孟明、西乞、白乙攻打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殽地击败秦军，俘虏了三位主帅。穆公悔过，向群臣发誓，史官记录成篇。深思熟虑，是深沉潜静地思考宽厚平易、喜好善意的意思，内心有所容纳。”
《黄鸟》诗说：“黄鸟交交鸣叫，停在棘树上。谁跟随穆公？子车奄息。只有这奄息，是百夫中的杰出者。临近他的墓穴，恐惧战栗。那苍天啊，杀死了我的好人。如果可以赎回的话，人们愿意用一百个自己去换。”
朱熹说：“秦穆公去世，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他们都是秦国的良才，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赋《黄鸟》。君子说：‘秦穆公不能成为盟主，是应该的！死后抛弃百姓，先王去世，还留下法度，何况夺取善人呢？现在即使没有法度留给后代，却又收罗良才去死，难以在上位了。’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再向东征伐了。”按照《史记》记载：“秦武公去世，开始用人殉葬，跟随的人有六十六人；到穆公时，竟然用了一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也在其中。”大概起初只是出于夷狄的习俗，而没有明王贤伯来讨伐他们的罪行，于是习以为常，即使是贤能的秦穆公也无法避免。评论此事的人，也只是怜悯三良的不幸，感叹秦国的衰落。至于王道纲纪废弛，诸侯专断命令，杀人无所顾忌，到了这种地步，就不知道这是错误的了。唉！风俗的败坏已经很久了。后来秦始皇下葬，后宫都命令殉葬，工匠被活埋在墓中，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臣良胜说：“秦穆公在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上，在中国一无所见，然而能被称为霸主，只是因为《秦誓》的创作，能够悔过改图，而思得宽厚容善的大臣。孔子于是将其与帝王述作并传，不仅名列霸统。”
而已。至读《黄鸟》之诗，则其收三良以殉罪，通天矣。当时从者百七十七人，使非三良在数，则《黄鸟》之诗无作，穆之罪隐与武公等尔。呜呼！善人，天地之纪也。一思容之，则进之不已；一或虐之，则罪之不贷。圣贤之意微矣，惟圣明有以察之。
译罢了。等到读到《黄鸟》这首诗，就知道秦穆公让三位贤良陪葬的罪行，已经通于天了。当时跟随陪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如果不是这三位贤良在其中，那么《黄鸟》这首诗就不会被创作出来，秦穆公的罪行也就被隐藏起来，与秦武公的罪行等同了。唉！贤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一旦想到要容纳他们，就会不断地提拔他们；一旦加以虐待，就会毫不宽恕地治他们的罪。圣贤的心意是微妙的，只有圣明的人才能洞察它。
楚子入陈
胡安国曰：「按《左氏传》，楚子为夏氏乱，故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徴舒，辕诸栗门。而经先书杀，后书人者，予楚子之能讨贼，故先之也。讨其贼为义，取其国为贪，舜跖之相去逺矣，其分乃在善与利尔。楚庄以义讨贼，勇于为善，舜之徒也；以贪取国，急于为利，跖之徒矣。为善与恶，特在一念须臾之闲，而书法若此。《春秋》传心之要典，不可不察也。」
臣良胜曰：楚庄之伯，在此举尔，而义之不终，已不足贵。虽名为伯，而防盟征伐之权，一归之晋，而不少假之者，春秋之微意也。桓、文之霸，有所从事，皆假尊周为名；楚庄则假威以蓄窥周之志尔。先是数年，尝伐陆浑之戎，遂观兵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曰：「在徳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徳也，逺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林川泽，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徳，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徳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徳，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徳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夫以庄之桀黠，伐随之后，既僣称王，其问鼎之言，隠然冦周之志矣。春秋不得已而与伯，以其犹知尊王也。若庄无王之甚，而与之以霸权，可乎哉？
董仲舒曰：「夫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真徳秀曰：「孟子之后，能深辟五伯者，惟仲舒为然。」
汉宣帝太子仁柔好儒，尝侍燕，从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徳教，用周政乎？」
司马光曰：「王霸无异道，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徳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耳，非若黒白甘苦之相反也。」
张栻曰：「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霸而已矣。」
程颢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用其私心，仿仁义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伯者﨑岖反侧于曲迳之中，而卒不可以入尧舜之道。」
真徳秀曰：「颢之言与孟子、仲舒之言相表里。」
圣祖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在侧。上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上曰：“髙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争战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而犹不为，将谁为之乎？帝王制作，贵于及时。三代之主，葢有其时而能为之。若汉文之有其时而不为也，可不惜哉！”臣良胜曰：“伏读圣谕，‘云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则不满于杂霸之治，可以仰见‘纯’之一字，提出王道之纲，如指诸掌。即荀况所谓‘粹而王，杂而伯’之别也。是以创业垂统，凡所制作，已足继三代之隆，无遗虑者，圣子神孙，恪遵成宪，足保熈洽之治，而轻议变法者，不容于清明之朝矣。若夫宅心广渊，待时以举，而未克尽臻于隆古者，固亦有望于孝文之足汉治也。孔子称武王、周公为达孝，而曰‘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圣祖之心，即孔子之言也。故曰‘礼乐积徳百年而后兴’，又圣祖不言之懿训也哉。”
右术杂道之辨
中庸衍义卷二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三明夏良胜撰脩道之教之义【立教之本，敷教之则，垂教之典，章教之风，尊教之制，异教之流】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頥曰：「民之生，必赖君为之法制，以教率辅翼之，乃得
译楚庄王进入陈国。
胡安国说：“根据《左传》记载，楚庄王因为夏征舒作乱，所以告诫陈国人不要轻举妄动，声称要去讨伐少西氏，于是进入陈国，杀了夏征舒，把他的尸体挂在栗门示众。而《春秋》经文先写‘杀’，后写‘入’，是赞许楚庄王能够讨伐贼寇，所以把‘杀’放在前面。讨伐贼寇是义举，夺取其国家是贪婪，舜和盗跖相差甚远，他们的区别就在于为善还是求利。楚庄王以义讨贼，勇于为善，是舜一类的人；以贪取国，急于求利，是盗跖一类的人。为善与作恶，仅仅在一念之间的差别，而《春秋》的笔法却如此不同。《春秋》是传达圣人旨意的重要典籍，不可不仔细体察。”
臣良胜说：“楚庄王的霸业，就体现在这一举动上，但他不能始终坚守道义，已经不值得推崇。虽然名义上是霸主，但会盟征伐的权力，全都归于晋国，一点也不假手于他，这是《春秋》的深意。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有所作为，都借尊崇周王室的名义；楚庄王则是借威势来蓄养窥伺周王室的野心。在这之前几年，他曾讨伐陆浑之戎，于是到周王室边境阅兵，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从前夏朝正有德行时，远方绘制物象，九州贡纳金属，铸造鼎来象征万物，万物都具备，使百姓知道神怪奸邪。所以百姓进入山林川泽，不会遇到不顺，魑魅魍魉，都不能伤害他们，因此能够协调上下，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有昏乱的德行，鼎迁到商朝，延续六百年；商纣暴虐，鼎迁到周朝。德行美好光明，鼎虽小也重；奸邪昏乱，鼎虽大也轻。上天赐福给有德之人，是有定数的。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得三十代，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定的。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但天命没有改变，鼎的轻重，是不可以询问的。”凭借楚庄王的狡黠，在讨伐随国之后，已经僭越称王，他问鼎的话，隐约显露出侵犯周王室的志向。《春秋》不得已而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是因为他还知道尊崇周王。如果楚庄王极其无君无父，而给他霸主的名分，可以吗？”
董仲舒说：“仁爱的人，端正其义理，不谋求私利；阐明其道义，不计算功利。因此孔子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以称道五霸为羞耻，因为他们崇尚诈力而轻视仁义。”
真德秀说：“孟子之后，能深刻批驳五霸的，只有董仲舒是这样。”
汉宣帝的太子仁柔喜好儒学，曾经侍奉宴饮，从容地说：“陛下持刑太深，应该任用儒生。”皇帝变了脸色说：“汉朝自有制度，本来是以王道和霸道杂用的，怎么能纯用道德教化，采用周朝的政治呢？”
司马光说：“王道和霸道没有不同的道理，都本着仁爱、遵循道义，任用贤能，赏善罚恶，禁止暴乱，诛讨祸乱。只是名位有尊卑，恩泽有深浅，功业有大小罢了，不像黑白、甘苦那样相反。”
张栻说：“王道如同精金美玉，哪里容得下杂质？有了杂质，那就是霸道罢了。”
程颢说：“获得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是尧舜之道；运用私心，模仿仁义的偏颇，是霸者的行为。王道如同磨刀石般平直，本乎人情，出于礼义，就像走在宽阔的大路上，没有曲折；霸者在崎岖险阻的曲径中反复徘徊，最终不能进入尧舜之道。”
真德秀说：“程颢的话与孟子、董仲舒的话互为表里。”
圣祖在白玉殿阅览《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在旁。皇上看着宋濂等人说：“汉朝的治国之道不能纯粹符合三代的原因，是什么？”孔克仁回答说：“是因为王道和霸道杂用。”皇上说：“高祖是创业的君主，遭遇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干戈争战之余，百姓憔悴，刚刚恢复生机，礼乐之事，本来还没来得及讲求。只想到孝文帝是汉朝的好君主，应当制定礼乐，以恢复三代的旧制，却犹豫不决未能实行，使得汉朝的基业终于如此。贤明如汉文帝尚且不这样做，那还能指望谁呢？帝王的制度创设，贵在及时。三代的君主，大概是有时机并且能够做到的。像汉文帝那样有机遇却不作为，岂不可惜！”臣良胜说：“恭读圣上谕旨，‘汉朝的治国之道不能纯粹符合三代’，则对杂霸之治的不满，可以仰见‘纯’这一字，提出了王道的纲领，如同指掌般清晰。这就是荀况所说的‘纯粹则王，杂用则霸’的区别。因此创业垂统，凡是制度创设，已经足以继承三代的兴盛，没有遗留的忧虑，圣明的子孙，严格遵守成法，足以保证太平和谐的治理，而轻易议论变法的人，在清明的朝廷是不被容许的。至于内心广博深远，等待时机而动，而没有完全达到上古隆盛境界的，本来也是对汉文帝的汉治有所期望。孔子称武王、周公为达孝，说他们‘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叙述前人的事业’。圣祖的心意，就是孔子的话。所以说‘礼乐积累德行百年而后兴起’，这也是圣祖未明言的美善训诫啊。”
右术杂道之辨
中庸衍义卷二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三明夏良胜撰脩道之教之义【立教之本，敷教之则，垂教之典，章教之风，尊教之制，异教之流】
《泰》卦象辞说：天地交泰。君王因此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适宜的运行，来左右百姓。
程颐说：“百姓的生存，必定依赖君主为他们制定法制，来教导率领、辅助翼护他们，才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