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十四
臣良胜曰：自成汤之时，伊尹、仲虺为左右相；至周，则设三公，如周公为师，召公为保，无独任也。至是以勃之谢病，止置一相，权専，位重，其祸滋深。至宋太祖，始置参知政事，以分其权；而専决之政，卒难改于其旧。故有如桧、如似道者，卒以殃人祸国，如是也。大端，宰相须用读书人。綘侯勃，织畚人尔，宜其出陈平下也；而贻之▯忧，亦至于此。其后董贒治哀帝丧，一无所知，太后乃召王莽，谓明习故事，遂信向之，代汉之事，成于贤矣。人君置相，亦慎之于始哉。
汉宣帝诏曰：「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闗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徴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増加，以蒙显赏，其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胡寅曰：甚哉事之难乎核实也！史称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伪増流民占田之口，遂蒙显赏。后帝因问上计长史，既知其妄而不追改，王成诏书。自是俗吏多为虚名，而棕核名实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谓虚名者，乃人臣聋瞽君上之奸术也。为君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逺于千里，而况四海九州之大乎？故寄心腹于一相，而托耳目于臣隣，欲其莫我欺也。人君不好名而笃实，则宰相务实而去华，在下者皆尽忠赤，莫敢诞谩。朝廷内外归于一实，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笃实而好名也，于是宰相尚华而废实，在下者靡然成风，为欺为防，如幻如戯。朝廷内外归于一虚，而天下之理乱矣。实则聚敛而名曰理财，用实则掊尅而名曰抑兼并，实则开边而名曰讨不庭，实则尚同而名曰一众志。移囚于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闻而称大有年，谏诤路絶则曰无事可言，贤才尽废则曰小人退听。人君乐其名，良是也，使之夸颂太平，玩心宴安，而不知天变实章，地变实着，人心实离。虽祸乱自此而起，则虽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故为天下国家者，贵实则益隆，虚则损，自古不易之道也。
章帝诏曰：「夫俗吏矫餙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厌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芳，吏民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他异，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徳，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戴溪曰：「甚矣，俗吏之为民患也！以办事为功，以称职为能，以刻为威，以察为明，以政化为髙论，以风俗为迂濶。当其初也，百姓畏其威，令行禁止，所求者遂，所欲者得，有所任使，不避剧易，皆能成功，故朝廷之上翕然以为能，以此驯致大位，典领方面，徃徃如是。天下之士争慕效之，翕然成风，离散民心，破壊国体，斵丧元气，而风俗自此耗矣。古之君子深嫉俗吏如仇者，恶其为民患也。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静不扰，悃愊无华，其政闷闷，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恺悌慈祥，寛洪广大，将以感动民心，扶持教化，薫烝和气，与一世共跻于仁夀之域。舍斯人，其谁与共治哉！」
唐太宗谓魏徴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専取其才，不取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范祖禹曰：太宗以治乱在庶官，欲进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徴之所为才行者，不亦异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谓才者，君子之才也；后世之所谓才者，小人之才也。髙阳氏有子八人，天下以为才，其所以为才者，曰忠肃恭懿宣慈恵和。周公制礼作乐，孔子以为才。然则古之所谓才者，兼徳行而言也；后世之所谓才，辩给以御人，诡诈以用兵，邪僻险陂，趋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乱，职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师
译臣良胜说：从成汤时代开始，伊尹、仲虺担任左、右宰相；到了周朝，则设立三公，比如周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没有独揽大权的情况。后来因为周勃称病辞职，只设置了一位宰相，权力专断，地位显赫，其祸患更加深重。直到宋太祖，才开始设置参知政事，以分割宰相的权力；然而专断决策的政体，终究难以改变旧习。所以出现了像秦桧、贾似道这样的人，最终导致祸害人民、败坏国家，就是这样的结果。大抵而言，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周勃只是编织草筐的普通人罢了，理应处在陈平之下；而给他留下的忧患，也到了这种地步。后来董贤处理哀帝的丧事，一无所知，太后于是召见王莽，认为他熟悉旧例，便信任他，代汉自立的事情，就在王莽手中完成了。君主设置宰相，在开始时也要慎重啊。
汉宣帝下诏说：“有功不奖赏，有罪不惩罚，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教化天下。现在胶东相王成，慰劳安抚百姓毫不懈怠，流民自行登记落户的有八万多口，治理有超群的成效。赐给王成关内侯的爵位，俸禄为中二千石。”还没来得及征召任用，恰逢他在任上病故。后来下诏让丞相、御史询问各郡国上报计簿的长史、守丞关于政令得失的情况。有人回答说，前任胶东相王成虚报增加人口，以骗取显赫的赏赐，此后庸俗的官吏大多追求虚名。
胡寅说：核实事情真是难啊！史书称宣帝任命刺史、郡守、国相时，考察他们的行为来验证他们的言论，有名声与实际不相符的，一定能知道其中的原因；而王成因虚报流民占田的人口，于是获得了显赫的赏赐。后来皇帝因为询问上报计簿的长史，既然知道了这是虚妄却不追改王成的诏书。从此庸俗的官吏大多追求虚名，而考察名实相符的政治，弊端就多了。所谓虚名，是臣子蒙蔽君主的奸诈手段。做君主的深居九重宫阙，堂下的事情远在千里之外，何况是四海九州这样广大的地方呢？所以把心腹寄托给一位宰相，把耳目托付给身边的臣僚，希望他们不欺骗自己。君主不喜好虚名而崇尚笃实，那么宰相就会务实而去华，在下的人都会尽忠赤诚，不敢虚妄欺瞒。朝廷内外归于一个“实”字，天下的道理就理顺了。只有君主不笃实而喜好虚名，于是宰相崇尚浮华而废弃务实，在下的人随风倒，做欺骗防备的事，如同幻术游戏。朝廷内外归于一个“虚”字，天下的道理就混乱了。实际是聚敛财富却美其名曰理财，实际是掠夺百姓却美其名曰抑制兼并，实际是开辟边疆却美其名曰讨伐不服从者，实际是崇尚同一却美其名曰统一众志。把囚犯转移到外舍而奏报监狱空虚，水旱灾害不上报而称颂丰收之年，谏诤之路断绝就说无事可言，贤才全部废弃就说小人退让。君主喜欢这些虚名，确实如此，让他们夸耀颂扬太平，玩弄心机安于享乐，却不知道天象的变化确实昭示，地象的变化确实显著，人心确实离散。即使祸乱从此兴起，即使每家放一张嘴，用尽南山的竹子写满汗水，也不足以掩盖真相。所以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以务实为贵则日益兴盛，以虚华为贵则受损，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汉章帝下诏说：“庸俗的官吏矫饰外表，似是而非，我非常厌恶他们，非常苦恼他们。安静的官吏，诚恳质朴没有浮华，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每月计算却有余。像襄城令刘芳，官吏百姓同声称赞他不烦扰，虽然没有其他特别的政绩，这也差不多接近了。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精明，把轻率当作恩德，把严酷当作威严，这四种风气如果兴起，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怨恨之心。我的诏书多次下达，使者车盖在路上接连不断，但官吏没有加强治理，百姓有时失去生计，这罪过在哪里？努力思考旧的法令，符合我的心意吧。”
戴溪说：“庸俗的官吏作为百姓的祸患，真是严重啊！把办事当作功劳，把称职当作能力，把刻薄当作威严，把明察当作精明，把政令教化当作高论，把风俗教化当作迂阔。在他们刚开始时，百姓畏惧他们的威严，命令下达就执行，禁止就停止，所要求的得以实现，所想要的得以获得，有所任用驱使，不避艰难容易，都能成功，所以朝廷之上一致认为他们有才能，因此逐渐达到高位，统领一方，往往都是这样。天下的士人争相羡慕效仿，一致形成风气，离散民心，破坏国家体制，斫丧元气，风俗从此衰败了。古代的君子深深痛恨庸俗的官吏如同仇敌，是厌恶他们作为百姓的祸患。天下的善人君子，安静不扰民，诚恳质朴没有浮华，他们的政治宽缓，似乎不足以让人痛快，但和乐平易慈祥，宽厚洪大，将要感动民心，扶持教化，熏染蒸腾和气，与世人一起登上仁寿的境界。舍弃这些人，还能和谁共同治理呢！”
唐太宗对魏徵说：“为官职选择人才，不能草率。任用一位君子，那么君子都会到来；任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就会竞相进用。”魏徵回答说：“是的。天下未定时，就专门选取他们的才能，不选取他们的品行；丧乱已经平定，那么不是才能和品行兼备的人就不能任用。”
范祖禹说：唐太宗认为治乱在于众官，想要进用君子，退避小人，这是帝王的言论。而魏徵所说的才能品行，不也奇怪吗？才有君子的才能，有小人的才能。古代所说的才能，是君子的才能；后世所说的才能，是小人的才能。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天下认为他们有才能，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有才能，是因为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礼作乐，孔子认为他有才能。那么古代所说的才能，是兼德行而言的；后世所说的才能，是口齿伶俐以驾驭他人，诡诈以用兵，邪僻险恶，趋利就事，因此天下多乱，正是这些人被世所用。在《易经》师
之上六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未济曰：「髙宗伐▯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创业垂统，敷求哲人，以遗后嗣，故能长世也。岂其以天下未定而専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无行之小人，无时而可用，退之犹惧其或进也，岂可先用而后废？乃取才行兼备之人乎？徴之学驳而不纯，故所以辅导其君者，卒不至于三代之治也。
译上六爻辞说：“开创国家、继承家业，不要任用小人。”《象传》说：“不要任用小人，是因为任用小人必然会导致国家混乱。”《未济卦》说：“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它，不要任用小人。”君王开创基业、确立法统，广泛寻求贤哲之人，留传给后代，所以能够长久统治。难道是因为天下尚未安定，就专门任用小人的才能吗？那些有才能但没有德行的小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任用，即使罢黜他们，还担心他们可能会重新得势，怎么可以先任用然后再废黜呢？难道是要选取才能和德行兼备的人吗？考察其学问驳杂而不纯正，所以用来辅佐君王的措施，最终没有达到夏、商、周三代的治理水平。
唐▯宗时，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髙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几，宰相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
臣良胜曰：「▯宗以専任宰相，不预除吏，固为得体；然不自言于宰相，而与宦官言之，为大失体矣。使力士变换其言，元之何所从质？方懐疑震惧之际，非去则死而已。此奸臣欲固权宠，必预结左右，以刺人主，意好恶喜怒，无不知之，而先意承迎，如李林甫、卢杞、元载之俦，皆▯宗有以啓之也。」
唐髙宗时，少常伯裴行俭有知人之鉴，与贠外张仁祎设长名姓歴榜，行铨注之法，又定升降官资髙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抵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己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宋真宗时，冦凖为相，用人不以次，同类颇不悦。目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
臣良胜曰：冦凖之郤例簿，真宰相事也。而积日取贵，自汉以来便之，以为茍禄。圣书崔亮始立年格，専以倚解，日月为断。而薛琡上书曰：「选曹惟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同列欲进例簿者，崔亮之格也；凖之意，薛琡之议也。虽然，惟凖行之，则可以其无所私也。是以上信之下服之也。其后王安石变法，吕恵卿軰以为不取众，不悦者骤用之，无以震动人心，一时少年新进，幸门大张，而作福作威之术，随地而布。故有不须用人，特防御前处分，金字牌指挥纷然并出，而赏罚纪纲于是大壊。是又不可不虑也。故曰：「资格以畜常调，闻望以待异才，二者并行而不相悖。」此叙官之大要也。
仁宗时，范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吕夷简不悦。
臣良胜曰：人主之职，在论一相；相择十使，十使择其刺史、县令之贤，此姚崇之论官人之最简而易者也。以汉宣之核于名实，未免王成之欺；至章帝而厌苦之，吏治之得人，亦难矣哉！必若唐太宗、▯宗为命官之主，裴行俭、冦凖当审官之局，又必有主张公议如仲淹者，以正其后。如是而有官不得人，民受其弊，未之有也。
汉灵帝时，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徳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估令长、郡县好丑、丰约有贾。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曽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武后时，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髙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贠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槌侍御史，盌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
臣良胜曰：先是，官爵之滥，故有曰「烂羊头」，闗内侯灶下飬中郎将，又曰「貂不足，狗尾续」。然未有拾遗补阙、御史校书清要之秩，亦滥至此。盖武曌以匪人窃位，惟恐人不已附，以兹清秩为餂人之具也。
中宗时，安乐、长寜公主及皇后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二十万，则别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肃宗时，府库无畜积，朝廷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髙下。及清渠
译唐玄宗时期，姚崇曾上奏请求按资历依次提拔郎官。皇上仰头看着殿顶，姚崇再三陈述，皇上始终不回应。姚崇害怕，快步退出，朝会就此结束。高力士劝谏说：“陛下刚总揽天下政务，宰相奏事，应当当面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为何一概不省察？”皇上说：“我任用姚崇处理日常政务，大事应当奏报，共同商议。郎官职位低微，难道要一一烦劳我吗？”恰逢高力士到尚书省宣达旨意，便将皇上的话告诉了姚崇。姚崇听后很高兴。听闻此事的人都信服，认为皇上懂得君主的体统。
臣良胜说：“玄宗专任宰相，不干预官吏的任免，固然符合体统；然而不直接对宰相说，却对宦官说，是大失体统的。假如高力士变换了言辞，姚崇又能向谁去核实呢？在姚崇心怀疑虑、震惊恐惧的时候，不是被罢免就是被处死罢了。那些奸臣想要巩固权位宠幸，必定预先结交皇帝身边的人，以窥探君主的心意，喜好厌恶喜怒，没有不知道的，从而预先揣测迎合，像李林甫、卢杞、元载这类人，都是玄宗开启了这种风气。”
唐高宗时期，少常伯裴行俭有识人的眼光，与员外郎张仁祎设立长长的姓名履历榜，实行铨选注官的方法，又确定升降官职资历的高低，后来这便成为永久制度，没有人能改变它。大体上唐朝的选官方法，选取人才依据身、言、书、判四项标准，计算资历衡量劳绩来拟定官职。开始集合时进行考试，观察他们的书法和判案能力；考试后进行铨选，考察他们的仪表和言辞；铨选后进行注官，询问他们的便利之处；注官后唱名，集合众人告知，各自发给凭证，称为告身。
宋真宗时期，寇准做宰相，用人不按资历次序，同僚大多不高兴。小吏拿着惯例簿册进呈，寇准说：“宰相的职责是进用贤良、斥退不肖，如果依照惯例，那只是一个吏员的职责罢了。”
臣良胜说：“寇准拒绝惯例簿册，确实是宰相做的事。而积累资历获取尊贵，从汉朝以来就沿袭这种便利，作为谋求俸禄的手段。圣书中提到崔亮开始设立年资等级，专门以资历深浅、日月长短作为标准。而薛琡上书说：“选官部门只取资历劳绩，不简选贤能与否，意义等同于大雁排队，次序如同串起的鱼，拿着簿册呼喊名字，一个吏员就足够了。”同僚想要进呈惯例簿册的，是崔亮的等级制度；寇准的意思，是薛琡的议论。虽然如此，只有寇准实行，是因为他无私心。所以皇上信任他，下属信服他。后来王安石变法，吕惠卿等人认为不采纳众人的意见，突然任用那些不高兴的人，无法震动人心，一时之间年轻新进之人，侥幸之门大开，而作威作福的手段，到处散布。所以有不须用人，特意防御前项处分，金字牌命令纷纷发出，而赏罚纪纲于是大坏。这又是不可不忧虑的。所以说：“资历用来蓄养常规官员，声望用来等待特殊人才，两者并行而不相违背。”这是叙用官员的大要。
仁宗时期，范仲淹呈上百官图，指着其中的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升迁，这样是不按次序升迁，这样是公正，这样是私心。况且进退近臣，凡是超格提拔的，不应当完全委托给宰相。”吕夷简不高兴。
臣良胜说：“君主的职责，在于评定一位宰相；宰相选择十位使臣，十位使臣选择贤能的刺史、县令，这是姚崇关于任官最简捷容易的理论。以汉宣帝核查名实，尚且难免被王成欺骗；到了章帝则厌烦苦累，官吏治理得到合适的人，也难啊！如果一定要像唐太宗、玄宗那样作为任命官员的主持者，裴行俭、寇准担任审官的职务，又一定有像范仲淹那样主张公议的人，来纠正后面的弊端。像这样还有官员不得其人，百姓遭受弊害，是没有的。
汉灵帝时期，开设西邸卖官，投入的钱各有差别：二千石官职二千万，四百石官职四百万。那些以德次应选的人，减半，或者三分之一。在西园设立仓库来储存这些钱。有人到宫阙上书，估价令长、郡县的好坏、丰歉都有价格。富有的人就先交钱，贫穷的人到任后，然后加倍缴纳。又私下命令左右卖公卿：公一千万，卿五百万。起初，皇帝做诸侯时常苦于贫穷，等到即位，每次感叹桓帝不能经营家业，曾经没有私钱，所以卖官聚钱作为私藏。武则天时期，引见存抚所举荐的人，不问贤愚，全部提拔任用。高的试任凤阁舍人、给事中，次等的试任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从此开始。当时的人为此作歌谣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槌侍御史，盌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写说：“〇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
臣良胜说：“在此之前，官爵的泛滥，所以有“烂羊头”的说法，关内侯灶下养中郎将，又说“貂不足，狗尾续”。然而没有拾遗补阙、御史校书这样清贵重要的职位，也泛滥到这种程度。大概武则天以非正统之人窃取皇位，只担心人们不依附自己，用这些清贵的职位作为诱骗人的工具。
中宗时期，安乐、长宁公主以及皇后妹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等，都依仗权势做事，请托受贿。即使是屠夫商贩、奴婢，出钱二十万，就另外降下墨敕授予官职，斜封交付中书省。当时的人称为“斜封官”。肃宗时期，府库没有积蓄，朝廷用官爵赏赐功劳。各位将领出征，都发给空名告身。从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到中郎将，听任临事填写名字。后来又听任用信牒授予人官爵，有达到异姓王的。各军只以职务相互统摄，不再计较官爵的高低。等到清渠
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于朝士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译在那次战败之后，朝廷又用官职爵位来收编溃散的士兵。从此官职爵位变得轻贱而财物变得贵重，大将军的任命文书一份，仅能换得一次醉饮。凡是应募入伍的人，全都穿着紫色官服、佩戴金鱼袋。至于朝廷官员穿着紫色官服、佩戴金鱼袋，自称大官却从事低贱劳役的，名位器物的泛滥，到这时达到了极点。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驭天下，不可以虚名而轻用也。君以为贵而加于君子，则人贵之矣；君以为贱而加于小人，则人贱之矣。肃宗欲以茍简成功，而滥假名器，轻于粪土，此乱政之极也。」
臣良胜曰：「物之敝以渐而至也，官制亦然。始若汉灵君自壊之，次而后壊之，又次而近习壊之。其初犹官贵而货贱，有一官而至千万。至肃宗，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则官轻而货重矣。」
皇明祖训》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曽设立丞相。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所用多有小人専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处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臣良胜曰：「圣祖此训，所谓洞视千古，贻谋万世者也。但洪武六年，命编修张淮等十人入文华堂肄业，宋濂为之师。听政之暇，輙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光禄给酒馔，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给冬夏衣，时赐鞍马。盖有微意在也。文皇縁此，遂简解缙等七人入内阁，掌制诰，备顾问，参预机务，秩上五品。仁皇以后，加师保殿阁隆名。先臣丘濬谓：『不与以相之名，而与以相之实也。』臣又尝闻宋儒胡安国曰：『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禹自司空进宅百揆是也。宰臣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周公为师，而位冢宰，正百工是也。』然则圣制宏逺，盖将追复乎有虞、成周之盛，而秦汉以下不足法也。」
洪武四年，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圣祖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民；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永乐元年四月，吏部尚书蹇义奏请明选官，上谕之曰：「尔等职専铨部，辨别邪正，但当揆理，不当任情。揆理则以是非为进退，任情则以从违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徳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徳者必不同小人。」
文皇又谕吏部尚书蹇义、左都御史陈瑛等曰：“为国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贤，则一▯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贤，当速去之。盖吏部选授，出一时仓卒，未能悉其才行。必者察所行，乃见贤否。其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县官到任半嵗之上者，察其能否、亷贪之实，具奏。”
永乐二年九月，上谓蹇义等曰：「徃者虑各处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闻御史至▯邑，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役于官者询之，輙以为信。如此何由得实？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礼让兴，风俗厚，境无盗贼，吏无奸欺，则守令贤能可知。无是数者，则守令无所可取矣。且询言之▯，非一端，好恶不同，则毁誉亦异。若只凭在官数人之言，以定贤否，其君子中正自立，小人赂遗求誉，而即墨与阿之毁誉出矣。故孟子论取舍，必徴诸国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贤否，皆令具实以闻。」
永乐十三年正月，遣御史吴文等分行天下。陛辞，上论之曰：“百姓艰难，有司蔽不以闻。尔等受朕耳目之寄，宜悉咨访。凡朝廷所差人及郡县有贪刻不律者，执之。阘茸不职及老病者，悉送京师。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状来闻，毋枉毋纵，必合公道。军民利病，宜一一奏来。尔不恭命，尔则有罪。”
臣良胜曰：守圣祖之谕，则选举之法无弗公明者也；守文皇之谕，则考课之法无弗精核者也。上下各尽所长，内外交修其职，如此而吏有弗称，民有弗安，太平之治弗能逺绍于唐虞三代之隆者，皆臣下守法弗防之过也。若我祖宗立法之意，无以复加者，从古人君谕下固亦多端，惟我
译范祖禹说：“官位爵禄，是君主用来驾驭天下的工具，不可以用虚名而轻易使用。君主认为尊贵而加于君子，那么人们就认为他尊贵；君主认为卑贱而加于小人，那么人们就认为他卑贱。肃宗想要用苟且简略的方法来取得成功，却滥授名位器物，把它们看得比粪土还轻，这是政治混乱的极致。”
臣良胜说：“事物的败坏是逐渐形成的，官制也是这样。起初像汉灵帝那样自己毁坏它，其次后来的人毁坏它，再其次亲近宠幸的人毁坏它。起初还是官位尊贵而财物轻贱，有一个官职价值高达千万。到了肃宗时，大将军的任命文书只换得一次醉饮，那么官位就轻贱而财物就贵重了。”
《皇明祖训》说：“自古以来三公议论治国大道，六卿分担职事，并没有设立丞相。秦始皇设置丞相，不久就灭亡了。汉、唐、宋沿袭这种做法，虽然有贤能的宰相，但所用的人多是小人专权乱政。现在我朝废除丞相，设立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分别管理天下的各种事务，彼此相互制衡，不敢互相压制，事情都由朝廷处理，所以稳妥得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允许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的，文武群臣要弹劾奏报，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
臣良胜说：“圣祖这条训诫，可以说是洞察千古，为万世留下谋略。但是洪武六年，命令编修张淮等十人进入文华堂学习，宋濂担任他们的老师。处理政务的闲暇，皇上就驾临堂中，选取他们的文章亲自评定优劣。光禄寺供给酒食，皇太子、亲王轮流担任主人，供给冬夏衣服，时常赏赐鞍马。这大概有深意在其中。文皇因此，于是选拔解缙等七人进入内阁，掌管制诰，备顾问，参与机密事务，官秩上五品。仁皇以后，加授师保殿阁的崇高名号。先臣丘濬说：‘不给予丞相的名号，却给予丞相的实权。’我又曾经听宋儒胡安国说：‘古代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用六卿中有道的人兼任师保的职责，禹从司空进升担任百揆就是这样。宰臣如果空缺，也用三公下行担任端揆的职务，周公为师，而位居冢宰，端正百官就是这样。’那么圣祖的制度宏大深远，大概是想要追复虞舜、成周时期的盛世，而秦汉以下不值得效法。”
洪武四年，任命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圣祖告诫他们说：“吏部是衡量和鉴别的部门。镜子明亮那么事物的美丑无处隐藏，秤杆平衡那么事物的轻重得到恰当。政事的得失，在于百姓；官员的贤能与否，由吏部决定。任用得到合适的人，那么政治清明百姓安宁；任用不合适的人，那么官职荒废职责旷废。你们担任持衡、秉鉴的职责，应当在公平中辨别贤能与否，不要只是平庸碌碌充数而已。”
永乐元年四月，吏部尚书蹇义奏请明确选拔官员，皇上告诫他说：“你们专职掌管铨选部门，辨别邪正，应当只衡量道理，不应当凭个人情感。衡量道理就以是非作为进退的标准，凭个人情感就以顺从违背作为取舍的标准，谨慎啊谨慎啊。”又说：“用人的道理，各自跟随他们的长处，才能优秀的人让他治理事务，德行深厚的人让他管理百姓。大概有才能的人未必都是君子，有德行的人一定不同于小人。”
文皇又告诫吏部尚书蹇义、左都御史陈瑛等人说：“为国家管理百姓，没有比守令更切近的了。守令贤能，那么一个府一个县的百姓有所依靠而不能得到安顿的就少了。如果他们不贤能，应当迅速罢免他们。大概吏部选拔授职，出于一时的仓促，不能全面了解他们的才能品行。一定要考察他们的行为，才能看出贤能与否。命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凡是府州县官到任半年以上的，考察他们能否、廉洁贪婪的真实情况，详细奏报。”
永乐二年九月，皇上对蹇义等人说：“过去担心各地的守令未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命令御史分巡考察。近来听说御史到各县，只是坐在公馆，召集诸生以及在官府服役的百姓询问，就认为可信。这样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如果进入他们的辖区，田野开垦，百姓安宁，礼让兴起，风俗淳厚，境内没有盗贼，官吏没有奸诈欺骗，那么守令贤能就可以知道了。没有这几种情况，那么守令就没有可取之处了。而且询问言论，不是单一方面的，好恶不同，那么毁谤赞誉也不同。如果只凭在官府几个人的话，来判定贤能与否，那么君子中正自立，小人贿赂求取赞誉，即墨和阿的毁誉就出现了。所以孟子论取舍，一定要征询全国人的意见。从今以后御史及按察司考察地方官员贤能与否，都命令他们详细报告实情。”
永乐十三年正月，派遣御史吴文等人分赴天下。辞别皇上时，皇上告诫他们说：“百姓艰难，地方官员隐瞒不向上报告。你们接受朕作为耳目的寄托，应当全面咨询访问。凡是朝廷派遣的人以及郡县有贪婪苛刻不守法纪的，逮捕他们。庸碌不称职以及老病的，全部送往京师。只有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用文书报告，不要冤枉不要放纵，必须符合公道。军民的利益和弊病，应当一一奏报。你们不恭敬执行命令，你们就有罪。”
臣良胜说：遵守圣祖的告诫，那么选举的方法没有不公正明察的；遵守文皇的告诫，那么考核的方法没有不精细严密的。上下各自发挥长处，内外共同修明职责，像这样如果官吏有不称职的，百姓有不安宁的，太平的治理不能远绍唐虞三代的隆盛，都是臣下不遵守法度的过错。如果像我祖宗立法的意图，没有可以再增加的，古代君主告诫下属固然也有很多方面，只有我
祖宗独举其要，而唐太宗克举其详，然有互相发者，臣敢附録之以备考焉。其谕左仆射房▯龄曰：「卿为百司之首，佐理隂阳，朕有不逮，宜矫其失。」吏部尚书侯君集曰：「职在选举，发言朕听，宜屛黜不肖，进用贤才。」户部唐俭曰：「朕情存兆庶，诚不懈怠，宜知其疾苦，体其虚实。」工部杜楚客曰：「人君欲竒服异器以散府藏，当谏而勿为也。」鸿胪卿刘善固曰：「今逺方之人朝贡不絶，来数则烦，迎送拒之便絶通和，宜处之以道，令懐而不怨。」呜呼！由唐宗之详而执我祖宗之要，审官之道，几于舜典周官矣。右衍命官之制。
译祖宗只列举了纲要，而唐太宗则能详尽地列举出来，然而两者有互相阐发之处，臣斗胆附录在此，以备考察参考。唐太宗对左仆射房玄龄说：“你是百官之首，辅佐调理阴阳，我若有不足之处，应当纠正我的过失。”吏部尚书侯君集说：“我的职责在于选拔举荐，我进言陛下听从，应当屏除罢黜不贤之人，进用贤良之才。”户部尚书唐俭说：“陛下心怀天下百姓，确实不懈怠，应当了解百姓的疾苦，体察情况的虚实。”工部尚书杜楚客说：“君主若想制作奇异的服饰器物来耗费府库，应当劝谏而不这样做。”鸿胪卿刘善固说：“如今远方之人朝贡不绝，来得太频繁则烦扰，如果拒绝迎送便会断绝通好和睦，应当用恰当的方法处理，使他们心怀感激而不怨恨。”唉！遵循唐太宗的详尽而执守我祖宗的纲要，考察官员的方法，几乎达到了《舜典》和《周官》的境界。以上论述任命官员的制度。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蔡沉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也。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谓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恶大憝、杀人、伤人、穿窬、滛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逺去，如下文流放、窜殛之类也。宥，寛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轻，虽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勲劳而不可加以刑者，则以此而寛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朴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学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轻者。金作赎刑者，金黄金赎，赎其罪也。盖罪之极轻，虽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此五句者，从重入轻，各有条理，法之正也。肆，纵也。▯灾肆赦者，▯谓过误，灾谓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则又不待流宥、金赎而直赦之也。贼，杀也。怙终贼刑者，怙谓有恃，终谓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刑，则虽当宥、当赎，亦不许其宥，不听其赎，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轻，或由轻而即重，盖用法之权衡，所谓法外意也。圣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尽之矣。虽其轻重取舍、阳舒隂惨之不同，然钦哉！钦哉！惟刑之恤之意，则未始不行乎其间也。盖其轻重毫厘之间，各有攸当者，乃天讨不易之定理，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则可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也。防此经文，则五刑有流宥而无金赎，《周礼》秋官亦无其文，至《吕刑》乃有五等之罚，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盖当刑而赎，则失之轻；宜赦而赎，则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贫者受刑，又非所以为平也。
噬嗑亨利用狱
朱熹曰：「物有间者，齧而合之，也为卦。上下两阳而中虚，頥口之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齧之而后合，故为噬嗑。其占当得亨通者，有间故不通，齧之而合则亨通矣。又三隂三阳，刚柔中半，下动上明，下雷上电。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隂居阳，虽不当位，而利用狱。盖治狱之道，惟威与明而得其中之为贵。故筮得之者，有其徳则应其占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患，皆自间而生之也。近莫若夫妇，以妾媵间之，而失其夫妇者多矣。亲莫若父子，以嬖幸间之，而失其父子者多矣。至于君臣，其势既逺，而所以间之者日有至也，则君臣之保全能几何哉？故噬嗑之象，取于治间。治间用狱之大者也。若幽王之褒姒，晋献之骊姬，不特附喉之瘿，其何能治？平勃之于产禄，五王之于诸张，太子重俊之于三思，其成也亦大幸矣。必如是，而后明威之用为广，岂但勅罚议狱之足云哉？
汉文帝除肉刑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徳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导不纯，而愚民防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徳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陈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难犯也，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夫以古人用法之意若此，而文帝乃以为可畏，易之以笞法，殊不知此法一立，上之人轻用之，下之人轻犯之。」按《刑法志》，文帝肉刑之除，乃在于刑措之后，自是而下，以至人轻冒法，而文书盈于几阁，不足以胜奸矣。
臣丘濬曰：「三代以前所谓肉刑者，墨、劓、剕、宫、大辟五者是也。至汉时仅有三焉，黥、劓、斩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少女缇萦之言，始下诏除之，遂以髠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自是以来，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断肢体、刻肤肌，万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文帝之徳大矣！」
景帝减笞法，诏曰：“加笞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
译《舜典》说：“以常刑示人，对五刑予以流放宽宥，用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朴刑作为学校的刑罚，用罚金作为赎罪的刑罚，过失犯罪予以赦免，怙恶不悛、屡教不改者处以死刑。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只有对刑罚怀有怜悯之心啊！”蔡沉说：“象，如同上天垂示天象以昭示世人。典，是常道。向人展示常刑，即所谓墨、劓、剕、宫、大辟这五刑的正法。这是用来对待那些元恶大憝、杀人、伤人、盗窃、淫乱放纵，凡是罪行不可宽恕的人。‘流宥五刑’，是流配遣送他们使之远离，如后文所说的流放、放逐诛杀之类。宥，是宽恕。这是用来对待那些罪行稍轻，虽然落入五刑但情理可矜、法律可疑，以及因亲属尊贵、有功勋劳绩而不能施加刑罚的人，就用这种方式来宽待他们。‘鞭作官刑’，是用末端系着皮革的竹板，这是官府使用的刑罚。‘朴作教刑’，是用夏楚两种刑具，这是学校使用的刑罚。这都是用来对待罪行较轻的人。‘金作赎刑’，是用黄金来赎罪，赎免其罪行。这是因为罪行极轻，虽然落入鞭朴之刑，但情理和法律仍有可议之处。这五句话，从重到轻，各有条理，是法律的正统。肆，是放纵。‘〇灾肆赦’，〇指过失错误，灾指不幸。如果有人因这样而落入刑罚，那么就不等待流宥、金赎而直接赦免他们。贼，是杀害。‘怙终贼刑’，怙指有所依恃，终指再次犯罪。如果有人因这样而落入刑罚，那么即使应当宽宥、应当赎罪，也不允许宽宥，不听从赎罪，而必定处以刑罚。这两句话，或者由重即轻，或者由轻即重，大概是运用法律的权衡，所谓法外之意。圣人立法制刑的根本与末节，这七句话大致都概括尽了。虽然轻重取舍、阳舒阴惨有所不同，但‘钦哉！钦哉！惟刑之恤’的意思，则未曾不在其中施行。大概那轻重毫厘之间，各有其恰当之处，乃是天讨不可改变的定理，而钦恤之意行于其中，就可以看出圣人好生的本心了。防备这段经文，五刑有流宥而没有金赎，《周礼》秋官也没有这样的条文，直到《吕刑》才有五等之罚，怀疑是穆王开始制定的，不是法律的正统。大概应当受刑而赎罪，就失之过轻；应当赦免而赎罪，就失之过重。而且让富人侥幸免罪，穷人受刑，又不是公平的做法。
噬嗑卦亨通，利于治狱。
朱熹说：“事物之间有间隔的，咬合使之闭合，形成此卦。上下两阳爻而中间虚空，是颐口之象。九四一阳爻间隔在中间，必须咬断它然后才能闭合，所以叫噬嗑。其占断应当得到亨通，因为有间隔所以不通，咬合之后则亨通了。又三阴三阳，刚柔各半，下动上明，下雷上电。本来自益卦六四的柔爻上行至于五而得其中，这是知道以阴居阳，虽然不当位，但利于治狱。大概治狱之道，只有威严与明智且得其中才最为可贵。所以筮得此卦者，有其德行就应验其占断。”
臣良胜说：“天下的祸患，都从间隔中产生。亲近的没有比得上夫妇的，因为妾媵的离间，而失去夫妇之道的很多了。亲密的没有比得上父子的，因为宠幸的离间，而失去父子之亲的很多了。至于君臣，其形势既然疏远，而用来离间的人每天都有到来的，那么君臣能保全的能力有多少呢？所以噬嗑卦的象，取用于治理间隔。治理间隔是用狱的大事了。如果像周幽王的褒姒，晋献公的骊姬，不只是喉间的瘿瘤，怎么能治理？平勃之于产禄，五王之于诸张，太子重俊之于三思，他们的成功也是大幸了。必须像这样，然后明威的作用才广大，岂只是告诫惩罚、商议狱讼所能说的呢？
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诏书说：“听说有虞氏的时候，在衣服上画图案，区别章服作为惩罚，而百姓不犯法，这是治理达到了极致啊！现在法律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不止，这罪责在哪里？难道不是我的德行浅薄，而教化不明吗？我非常自愧。所以训导不纯粹，而愚民陷入其中。《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现在人有过错，教化未施而刑罚已加，有的人想改过向善，却没有途径达到，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到了断肢体、刻肌肤的地步，终身不能恢复，刑罚多么痛苦而不仁德啊？这难道符合做百姓父母的意思吗？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替代。”于是命令罪人根据轻重，不逃亡满一定年限而免罪，详细制定了法令。陈季雅说：“古人肉刑的法度，是为了让百姓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所以人人自爱而重视犯法。古人用法的意图像这样，而文帝却认为可畏，用笞刑替代，殊不知此法一立，上面的人轻率使用，下面的人轻率触犯。”按《刑法志》，文帝废除肉刑，是在刑罚搁置之后，从此以后，以至于人们轻率冒犯法律，而文书堆满案头，不足以惩治奸邪了。
臣丘濬说：“三代以前所谓的肉刑，墨、劓、剕、宫、大辟这五种是也。到了汉朝只有三种，黥、劓、斩趾而已。文帝感于淳于少女缇萦的话，开始下诏废除，于是用髡钳替代黥刑，笞三百替代劓刑，笞五百替代斩趾。从此以后，天下犯法的人，开始免于断肢体、刻肌肤，万世之下的人得以保全身体。文帝的恩德很大啊！”
景帝减轻笞刑，诏书说：“增加笞刑的重罪，与侥幸不死没有区别，不
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既减笞法，笞者犹不全，乃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棰令。”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谳狱诏曰：“狱重事也。人有知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寛。”
译可以施用于人。将原定的笞刑五百改为三百，笞刑三百改为二百。既然减轻了笞刑，但受笞者仍然不能保全性命，于是再次将笞刑三百改为二百，笞刑二百改为一百。又制定了关于刑杖的法令。从此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然而死刑过重，而生刑又过轻，百姓容易触犯法律。审理案件时皇帝下诏说：“案件是重大的事情。人有聪明与愚笨之分，官有职位高低之别。案件有疑问的，应上报主管官员；主管官员无法决断的，移交廷尉。有法令规定应当上报却未上报，或者不应当上报却上报了的，都不算过失。这是为了让审理案件的人务必首先秉持宽仁。”
臣良胜曰：史称景帝刻薄任数，得于晁错为多。今观其减笞法、定棰令、下谳狱诏，务先从寛，其本心之仁者，文帝之遗也。其用刑之刻者，晁错之过也。君子谓秦用商鞅法以毒天下，而子孙自受其毙，则朝服东市之诛，亦错自服其辜也与？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絶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敺，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致，凡以此也。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词也。惟陛下省法制，寛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臣良胜曰：「狱吏之苛，固然也。所以使之至是者，宣帝明察之过也。不然，赵、盖、韩、杨之狱，亦吏之为哉？」善乎，刘徳威告唐太宗曰：「人主好寛，则寛；好急，则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尔。」噫！吏之弊也久矣，独汉、唐为然乎？
唐髙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及受禅，命刘文静等损益律令。武徳三年，颁新格伍十三条。太宗诏房▯龄复定旧令，▯龄以为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除断趾法。
唐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必从寛恕。有司覆一狱，必求深刻，作何道理？今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但用公正善人为法官，则奸伪自息。」帝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后大辟罪结正，更取公卿议之。」
帝尝览明堂鍼炙图，见人五脏皆近背，针炙失所，其害致死，叹曰：「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致死？」诏曰：「罪人无得鞭背。」
胡氏曰：「太宗诚有意于养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于民。禁笞囚背，亦可谓善推其所为矣。」
宋太祖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防止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宻乎？」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録状闻奏，付刑部覆视之，着为令。」
仁宗诏曰：「狱者，人命之至重也。故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方盛夏长养之时，有司其蠲烦狱，出轻系，以奉天时。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岂所以称哀矜之意？」孝宗诏曰：「比年以来，治狱之吏，大率巧持多端，随意援引，而重轻之。卿等其革巧习之弊，明审克之公，使奸不隐情，罚必当罪。」
圣祖吴元年，命中书省定律令。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惟元不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歴▯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长详定，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縁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卿等宜尽心叅究，凡刑名条目，逐日来上，吾与卿等面议斟酌之，庶可以为久逺之法。”圣祖谕台官刘基、章溢、周祯等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法度，则在台宪。尔等执法，上应天象，少有偏曲，则纪纲废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为能，苛察以为知，若寗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徒，巧诋深文，恣为酷虐，终亦不免。若于公、隂徳子孙，乃至贵显，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臣良胜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代之政因时损益，有不可泥焉者也。昔郑铸刑书，而叔向贻书子产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臣窃谓叔向、子产皆春秋之季人也，议或如是。若盛王之世，创制立法，以酌乎前而垂于后，刑典
译臣良胜说：史书称景帝刻薄且善于权术，这大多是因为受晁错的影响。如今看他减少笞刑、制定杖刑令、下达关于审判狱讼的诏书，都力求先从宽处理，他本心中的仁爱，是文帝留下的遗风。他使用刑罚的苛刻，是晁错的过错。君子说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来毒害天下，而子孙自己遭受其祸害，那么景帝在朝服东市被诛杀，也是晁错自己承担罪责吗？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项仍然存在，就是审理狱讼的官吏。狱讼，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死了的人不能复生，断绝的肢体不能再接上。《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失于不经常的法度。’如今审理狱讼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逼迫，以苛刻为精明，判得重的获得公正的名声，判得平的往往招致后患。所以审理狱讼的官吏都想要人死，并非憎恨别人，而是让自己安身的方法在于别人的死亡。太平盛世之所以未能实现，大抵就是因此。俗语说：‘在地上画个监狱，商议着不敢进入；刻个木头做官吏，期望不对它供词。’这都是痛恨官吏的风气，悲痛的话语。希望陛下省察法制，宽缓刑罚，那么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兴盛于世。”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
臣良胜说：“狱吏的苛刻，固然如此。使他们达到这种地步的原因，是宣帝明察的过错。不然的话，赵、盖、韩、杨的狱案，也是官吏所为吗？”刘德威告诉唐太宗的话说得好：“君主喜好宽缓，官吏就宽缓；君主喜好急迫，官吏就急迫。官吏各自爱惜自己，竞相执持深奥苛刻的法令，并非有教令使他们这样，而是畏惧获罪所导致的。”唉！官吏的弊端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有汉、唐是这样吗？
唐高祖进入京师，约定十二条法律，等到接受禅让，命令刘文静等人增减律令。武德三年，颁布新格五十三条。太宗下诏让房玄龄重新审定旧令，房玄龄认为肉刑已经废除，如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砍脚，这是六刑了。于是废除了断趾的法令。
唐太宗对侍臣说：“死了的人不能再生，使用法令必须从宽恕。有关部门复核一个狱案，一定追求深刻，这是什么道理？如今得到公平允当。”侍中王珪说：“只要任用公正善良的人做法官，那么奸诈虚伪自然平息。”皇帝说：“古代断狱，一定讯问三槐九棘的官员，如今就是三公九卿。今后死刑案件判决确定，再取公卿商议。”
皇帝曾经阅览明堂针灸图，看见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针灸失当，其害致死，感叹说：“杖刑，是五刑中较轻的，死亡，是人所看重的，怎么能犯到较轻的刑罚却有时致死？”下诏说：“罪人不得鞭打背部。”
胡氏说：“太宗确实有心养育百姓，所以耳目所接触到的，他的心一定在于百姓。禁止笞打囚犯背部，也可以说是善于推究他的行为了。”
宋太祖曾经阅读《尧典》《舜典》，感叹说：“尧舜的罪过，只是流放放逐，为什么近代的法网如此严密呢？”对宰相说：“五代诸侯专横跋扈，有枉法杀人的人，朝廷放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应当这样吗？从今以后各州判决死刑，记录状纸上报，交给刑部复核，定为法令。”
仁宗下诏说：“狱讼，是人命最重大的事情。所以刑罚不中，那么百姓就无处安放手脚。正值盛夏生长养育之时，有关部门应当免除烦琐的狱讼，释放轻罪的囚犯，以顺应天时。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精明，这难道是符合哀怜矜恤的意思吗？”孝宗下诏说：“近年来，审理狱讼的官吏，大抵巧持多端，随意援引，而加重或减轻刑罚。你们应当革除巧习的弊端，明审克制的公正，使奸邪不隐藏实情，惩罚一定符合罪行。”
圣祖吴元年，命令中书省制定律令。起初，因为唐、宋都有成律，只有元朝不访求古代制度，取一时所行的事情作为条格，胥吏容易做奸弊。自从平定武昌以来，就商议制定律令。到了这时，台谏已经设立各道按察司，将要巡视各县，想要颁布成法，使内外遵守。于是命令丞相李善长详细审定，告诫他们说：“立法贵在简明恰当，使言语直白道理明了，人人容易知晓。如果条绪繁多，或者一事而有两种端绪，可轻可重，使奸贪的官吏得以攀附做奸弊，那么用来禁止残暴的，反而用来伤害良善，这不是良法。务必寻求适中以去除烦琐弊端，你们应当尽心参究，凡是刑名条目，逐日上报，我与你们面议斟酌，或许可以成为久远的法令。”圣祖告诫台官刘基、章溢、周祯等人说：“纪纲法度是治理的根本，所以振兴纪纲法度，在于台宪。你们执法，上应天象，稍有偏曲，那么纪纲废弛，而百姓不能得到安宁。况且如果深文以显示能干，苛察以显示明智，像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类的人，巧诋深文，恣意酷虐，最终也不免。像于公、阴德子孙，甚至显贵，天道昭然，深可畏惧。”
臣良胜说：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三代的政令因时损益，有不可拘泥的。从前郑国铸刑书，而叔向写信给子产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怕百姓有争心。”夏朝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朝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朝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的兴起，都是衰世。臣私下认为叔向、子产都是春秋末年的人，议论或许如此。如果是盛王的时代，创制立法，以斟酌前人而垂范后人，刑典
有可废乎？虞舜之时，象以典刑，固亦明示之也。《周礼》悬法象魏，安得谓独无刑章也？况世衰道微，吏守于令，民徴于法，而髙下其手，其害滋深。自汉髙入闗，萧何定律令，张苍定章程，歴代因之。但通变宜人，固有随世而更者。圣祖受命之初，首事乎此，频经更定，一恊于中，又以继元紊法之后，不能一日安于烦苛之政，故也。是谓法天立道，孰大于此者？至于谕台臣者，明举善恶之应，以为劝戒。呜呼！好生之徳洽于民心，其在斯乎？
译有什么可以废除的吗？在虞舜的时代，用常法来施行刑罚，本来也是明确地昭示于众的。《周礼》中规定将法律悬挂在象魏之上，怎么能说当时唯独没有刑法条文呢？况且世道衰微，官吏拘泥于法令，百姓受法律制约，而官吏却随意轻重其手，其危害更加深重。自从汉高祖进入关中，萧何制定律令，张苍确定章程，历代沿袭这一制度。只是根据时势变化以适宜于人，本来就有随着时代而更改的。圣祖接受天命之初，首先从事于此，多次经过修订，完全符合中道，又因为继元代混乱的法度之后，不能一天安于烦琐苛刻的政治，所以如此。这叫做效法上天确立正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至于告诫台臣的话，明确列举善恶的报应，作为劝勉和警戒。唉！爱护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大概就在这里吧？
刑部奏决重刑，圣祖谕之曰：「朕尝命尔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法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尔等槩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悮，情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槩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毋槩言也。」
淮安府山阳县民有父得罪当杖，请以身代。圣祖谓刑部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厉天下，其释之。”
永乐六年，三法司言：“大辟囚三百余人，已覆讯，皆实，请决。”文皇令行人持节谕之，有寃抑者，许自陈。又召五府、六部、六科官谕之曰：“三百余人，未必人人皆得其情实，有一不实，则死啣寃。尔等更从容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三日，十日亦何害？必使其无寃。大抵人之实情难得，有言语便捷，輙驾虚辞掩实者；有讷于言语，懐实情而口不能发者。须详悉以听，亦不可以刑迫之。”
都督程逹有罪，文皇特宥之，命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遂勅晟曰：「都督程逹犯死罪，今惜其才，特宥之，使从尔立功。盖其才足当一面，其余文武官有罪发立功者，各量罪之轻重，察才之髙下而用之。用当其才，成功可必。」既而顾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极恶则不宥，有小善亦不弃。人孰无过？论小过而弃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若録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畧其小过。如此则善善恶恶，皆不失矣。」
臣良胜曰：「繄我祖宗之祥刑也，其立法也明慎若此，其用法也平恕若此，而矜疑弼教，审讯惜才，徃徃行乎其间，无俾大舜専美有虞。为法吏者，能守立法之常，而推广用法之意，信乎天下无寃民矣。」
皇明祖训》曰：「朕自起兵至今日十余年，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歴涉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等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当用。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敢有请用此刑者，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臣良胜曰：制法有经，用法有权。故《虞书》"象以典刑"，经之谓也；《周官》"治乱国，用重典"，权之谓也。圣祖承前元之乱，权以用法，拨乱反正之义也。而经常示后，有如此训，创业垂统之仁也。是以圣子神孙，休平翔洽。至我孝皇，又删定明例，以辅律令，率用平国中典之意。所以衍宗社灵长之庆者，端在于此。臣故结言之，以申重祖宗好生之徳，因以警夫兴事之臣，輙请严刑以济督责之术者。
右衍审刑之制
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朱熹曰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臣良胜曰：「耕获之益，益在下也；贡赋之益，益在上也。惟下之益，上乃益矣。」
禹贡》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蔡沉曰：「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赋之事故，谓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总，刈禾曰铚，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谓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为近，非惟纳总、铚、秸，而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独于秸言之者，总前二者而言也。粟，谷也。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纳也。外百里为逺去其种而纳糓。外百里为尤逺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逺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者也。」
臣良胜曰：「此贡法田赋之制，止于王畿五百里，则逺于五百里有土贡无田赋矣。至后秦汉，漕粟闗中，率二十钟而致一钟，盖有赋之于千万里之逺者，无复以五百里为限矣。」
公刘诗曰：「笃公
译刑部上奏判决重刑，圣祖告诫他们说：“我曾命令你们，凡是有重大案件，必须三次覆奏。因为人命最为重要，恐怕不能查明实情，就会使刑法滥施，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所以一定要详细审慎。现在你们一概以重刑来上奏，其中固然有败坏伦理、扰乱法纪，罪不可赦的人，也有一时过失错误，情理可悯的人，必须加以区分。如果一概而论，那么轻重就无法分辨了。从今以后，凡是十恶不赦、非常赦所不原的，才称为重刑，其余杂犯死罪，允许听任收赎，不要一概而论。”
淮安府山阳县有个百姓，他的父亲犯罪应当受杖刑，他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受罚。圣祖对刑部说：“父子之间的亲情，是天性。然而那些不孝顺、不恭敬的人，亲人遭遇患难，有坐视不顾的。现在这个人用身体代替父亲受罚，出于至诚的情意。我为了孝子而屈从法律来劝勉激励天下人，释放他吧。”
永乐六年，三法司上言：“判处死刑的囚犯三百多人，已经覆讯，都属实，请求执行。”文皇命令使者持节告知他们，如果有冤屈的，允许自己陈述。又召集五府、六部、六科的官员告诫他们说：“三百多人，未必人人都查明了实情，有一个不实，就会死含冤屈。你们再从容审慎地审理，一天审不完，就两天、三天，十天又有什么害处？一定要使他们没有冤屈。大抵人的实情难以获得，有言语敏捷，就编造虚辞掩盖实情的人；有言语迟钝，怀有实情却口不能言的人。必须详细听取，也不可以用刑罚逼迫。”
都督程达有罪，文皇特别宽恕他，命令他跟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于是敕令沐晟说：“都督程达犯死罪，现在爱惜他的才能，特别宽恕他，让他跟随你立功。大概他的才能足以担当一面，其余文武官员有罪发配立功的，各自衡量罪行的轻重，考察才能的高低而任用他们。任用符合他们的才能，成功就可以必然。”不久又对侍臣说：“统治者的道理，犯极恶之罪就不宽恕，有小善也不抛弃。谁没有过错？论小过而弃大善，那么行善的人就会懈怠；谁没有才能？如果录用小才而免除大恶，那么作恶的人就会放肆。所以难以容忍的恶，就不论他的才能；才能可用的，就略去他的小过。这样那么善善恶恶，都不失当了。”
臣良胜说：“依靠我们祖宗的祥刑，他们立法如此明慎，他们用法如此平恕，而怜悯怀疑、辅佐教化，审讯爱惜人才，往往施行于其中，不使大舜独美于有虞。做法律官吏的，能遵守立法的常规，而推广用法的意旨，确实天下没有冤民了。”
《皇明祖训》说：“我自起兵至今十多年，人情善恶真伪，无不经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特别命令法外加刑，使人知道警戒畏惧，不敢轻易犯法。然而这种权时处置，顿挫奸顽，不是守成之君所应当用的。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敢有请用此刑的，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臣良胜说：制法有常经，用法有权变。所以《虞书》“象以典刑”，是常经的意思；《周官》“治乱国，用重典”，是权变的意思。圣祖承受前元的混乱，权变以用法，是拨乱反正的道理。而经常示后，有如此训诫，是创业垂统的仁德。因此圣子神孙，休平翔洽。到了我们孝皇，又删定明例，以辅助律令，率用平国中典的意思。所以衍生宗社灵长的庆贺，端在于此。臣所以结语，以重申祖宗好生的德，因而警戒那些兴事的臣子，辄请严刑以济督责之术的。
右衍审刑之制
系辞说：“包牺氏去世，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做耜，揉曲木头做耒，耒耜的便利，用来教导天下，大概取自益卦。”
朱熹说：天下的益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良胜说：“耕获的益处，益在下；贡赋的益处，益在上。只有下的益处，上才有益处。”
《禹贡》说：“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蔡沉说：“甸服，是王畿内的土地。甸田，是服事。因为都是田赋之事，所以称为甸服。五百里，是王城之外，四面都是五百里。禾本全叫总，刈禾叫铚，是半藁。半藁去皮叫秸，称为服，是因为三百里内离王城近，不仅纳总、铚、秸，而且使他们服输将之事。只提秸，是总括前二者而言。粟，是谷。内百里最近，所以在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纳。外百里又次之，去藁粗皮纳。外百里为远，去其种而纳谷。外百里为尤远，去其谷而纳米。大概衡量土地的远近而为纳赋的轻重精粗。这分甸服五百里而为五等。”
臣良胜说：“这贡法田赋的制度，止于王畿五百里，那么远于五百里有土贡无田赋了。到了后秦汉，漕粟关中，率二十钟而致一钟，大概有赋于千万里之远的，不再以五百里为限了。”
公刘诗说：“笃公
臣良胜曰：周之兴也，自豳始也。易于剥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于益爻曰：利用为依迁国。然则非剥不迁也，非益不迁也。公刘居邠，迫西狄之祸，匪居匪康，其剥甚矣。今而迁豳，相土地之宜，为田宅之利，为益大矣。若其测景以正位，相冈以候气，就灌溉之源，立井田之法，三军之赋于是焉定，百畆之彻于是焉立。虽迁国邑，而居然经制，有天下之畧，有万世之规，在。故后文王作丰，曰：丰水东注，四方攸同。武王迁镐，曰：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周公体国经野，田以是食，赋以是兵，彻法之行，率循公刘之旧。至于相度之宜，亦遵用而不能废。其卜洛则曰：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大司空土圭测騐，则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防也，隂阳之所和也。是故相其隂阳，观其流泉之遗也。若卫文望楚与堂降，观于桑。韩献子谓郇瑕土薄水浅，有沉溺重膇之疾。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又周公卜洛之遗也。惟我圣祖龙飞淮甸，而刘基曰：凤阳虽帝乡，然非置都之地。乃卜金陵，则郭璞所云江东分王三百年之应也。文皇迁于北都，虽因潜邸，适当朱熹所谓冀州风水之域。盖山脉自云中发脊为祖，脊以西水西流入于河，脊以东水东流入于海。华山耸右，泰山耸左，嵩山居中而前，又前列淮南诸山，又前列江南诸山，又前列五岭。按图审势，今所都为最协。或曰：熹所云盖古冀州，则又曰：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之故都，今河中府是也。呜呼！圣王继统立极，固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者。南都之建，先天者也；北都之迁，后天者也。相度之宜，亦公刘、周公之遗法也。臣叙田赋而牵比及于迁都者，贡法甸服，皆以王畿为中，而禹都朔南暨声教讫，则五百里亦存其法制之常，非必四方均正如是今所都，犹禹制也。商制无所考见，而公刘度田本乎商，助又为周制彻法之始，故牵连书之，以存其故焉尔。
初税畆
公羊氏曰：「初者，何？始也。税畆者，何？履畆而税也。初税畆，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履畆而税也。何讥乎履畆而税？古者十一而借，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十一大桀，小桀；寡乎十一大貊，小貊。十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用田赋
左氏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访焉？』」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朱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
朱熹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畆，而每夫计其五畆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畆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畆，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区，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受田百畆，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畆均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畆中以二十畆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畆，通私田百畆为十一分而取其一，则又轻于十一矣。窃料商制亦当类此，而以十四畆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畆，是亦不过十一也。」
臣良胜曰：三代之制，足民以田，足国以赋，中正之道，此其大较也。然自宣公税畆而十取其二，哀公用赋而军
译臣良胜说：周朝的兴盛，是从豳地开始的。《易经》剥卦的象辞说：君子应当厚待下层以安定居所。益卦的爻辞说：利于作为依靠而迁都。那么，如果不是剥卦所象征的困境，就不会迁都；如果不是益卦所象征的增益，也不会迁都。公刘居住在邠地，迫于西狄的祸患，无法安居乐业，其处境之艰难（剥落）非常严重。如今迁往豳地，考察土地的适宜性，谋求田宅的利益，这是巨大的增益。至于他观测日影以确定方位，考察山冈以候测气候，利用灌溉的水源，建立井田的制度，三军的赋税由此确定，百亩土地的彻法由此确立。虽然迁都，但依然建立经制，拥有治理天下的方略，具备万世的规范。所以后来文王建造丰京，说：丰水向东流，四方都归附。武王迁都镐京，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周公治理国家、规划郊野，田地用来养活百姓，赋税用来供养军队，彻法的实行，都是遵循公刘的旧制。至于考察度量的适宜性，也遵循而不能废除。他在占卜洛邑时说：涧水在东，瀍水在西，只有洛水适宜居住。大司空用土圭测量验证，这里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时交汇的地方，风雨防御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因此考察其阴阳，观察其遗留的流泉。像卫文公眺望楚丘与堂降，观察桑树。韩献子说郇瑕之地土薄水浅，有沉溺和脚肿的疾病。新田之地土厚水深，居住在那里不会生病，这也是周公占卜洛邑的遗法。只有我们的圣祖龙飞于淮甸，而刘基说：凤阳虽然是帝乡，但不是建都的地方。于是占卜金陵，这就是郭璞所说的江东分王三百年的应验。文皇迁都北都，虽然是因为潜邸，正处在朱熹所说的冀州风水区域。大概山脉从云中发脊为祖，脊以西的水向西流入黄河，脊以东的水向东流入大海。华山耸立在右，泰山耸立在左，嵩山居中在前，又前列淮南诸山，又前列江南诸山，又前列五岭。按照地图审视地势，现在的都城最为协调。有人说：朱熹所说的大概是古冀州，那么又说：河东地形极好，是尧舜禹的故都，现在的河中府就是。唉！圣王继承统绪、确立极则，本来就有先于天意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而奉行天时的情况。南都的建立，是先天的；北都的迁移，是后天的。考察度量的适宜性，也是公刘、周公的遗法。我叙述田赋而牵涉到迁都，是因为贡法甸服，都以王畿为中心，而大禹都城从朔方到南方，声教遍及，那么五百里也保存其法制的常规，不一定四方都像现在这样均正，现在的都城，还像大禹的制度。商代的制度无处考证，而公刘度田本于商代，助法又是周代彻法的开始，所以牵连记载，以保存其旧制罢了。
初税亩
公羊氏说：“初，是什么意思？开始。税亩，是什么意思？按亩征税。初税亩，为什么记载？表示讥讽。讥讽什么呢？讥讽开始按亩征税。为什么讥讽按亩征税？古代实行十一税，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多于十分之一是大桀，少于是小桀；少于十分之一是大貊，少于是小貊。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实行十分之一，颂声就兴起了。”
用田赋
左氏说：“季孙想用田赋，派冉有向孔子询问。孔子说：‘我不了解。’多次催促说：‘您是国家的元老，等待您的意见才行动，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不回答，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为，以礼为度，施予要厚，行事要适中，征收要薄。像这样，那么按丘征税也足够了。如果不以礼为度，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按田征税，也将不够。况且您季孙，如果想依法行事，那么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想苟且行事，又何必询问呢？’”
哀公问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十分之一的彻法呢？”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您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您怎么会富足？”
朱熹说：“百姓富足，君主就不会独自贫困；百姓贫困，君主就不能独自富有。如果深入阐述君民一体，以制止君主的厚敛，这是为君者应当深深思考的。”
孟子说：“夏代五十亩而贡，殷代七十亩而助，周代百亩而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
朱熹说：“夏代一个农夫受田五十亩，而每个农夫计算其五亩的收入作为贡赋。商人开始实行井田制度，将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划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间是公田，外面八家各受一区，只借他们的力帮助耕种公田，不再征收私田的税。周代一个农夫受田百亩，乡遂使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使用助法，八家同井，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均分，所以称为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贡法固然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助法实际上是九分之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在百亩公田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个农夫实际耕种的公田计算十亩，连同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那么又比十一分之一轻了。我推测商制也应当类似，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个农夫实际耕种的公田七亩，这也不过十一分之一罢了。”
臣良胜说：三代的制度，用田地使百姓富足，用赋税使国家富足，中正之道，这是大概。然而自从宣公税亩而十取其二，哀公用赋而军
足于农，赋民之政壊矣。至战国时，诸侯兼并，恶经界之病，已有去其籍，则受田之制壊矣。由赋政之壊，而有郑子产之丘赋，魏文侯之増租。田制之壊，而有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开阡陌。天下后世无复先王之旧矣。臣于冉求有追责焉。鲁国之政，惟在季氏。桓子之卒，遗言必召仲尼，康子乃召冉求。今而加赋，必命以访仲尼，则其心有慕而不安于所为也。哀公又问于若，亦心有所疑而不安于所为也。使求于季氏，能申仲尼之意而善道之，则田赋之用已矣。且哀公之谓用不足者，非直以年饥也，以是为名尔。鲁国分于三家，季氏尽征其二，叔孙臣其子，孟氏臣其子弟之半而贡于公，固宜公之有不足也。有若对以盍彻，则正赋治彻，于是焉一举而正私家，张公室，乃仲尼所谓周公之典在，则宣公之失可救，而后之效尤者亦或省矣。知不及此，而徒以加赋附益为能，此仲尼所以曰“非吾徒也”。臣故曰于求有追责焉。
译如果农业足以自给，那么向百姓征收赋税的政策就败坏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相互兼并，厌恶划定田界带来的弊病，已经废除了户籍登记，那么授田的制度也就败坏了。由于赋税政策的败坏，于是有了郑国子产的丘赋，魏文侯的增加租税。由于田制的败坏，于是有了李悝的尽地力政策，商鞅的开阡陌措施。天下后世再也没有先王的旧制了。我对冉求有追究责任的意思。鲁国的政事，全掌握在季氏手中。季桓子去世时，留下遗言一定要召见孔子，季康子于是召见了冉求。现在如果要增加赋税，必定会命令冉去向孔子请教，这说明季氏内心仰慕孔子，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不安。鲁哀公又向有若询问，也是内心有所疑虑，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不安。如果冉求在季氏那里，能够申述孔子的意见并好好引导他，那么田赋的用途就已经足够了。况且哀公所说的用度不足，不仅仅是因为年成饥荒，而是以此为借口罢了。鲁国被三家大夫瓜分，季氏征收了其中的两份，叔孙氏征收了其子弟的一份，孟氏征收了其子弟的一半并贡献给公室，本来就应该公室有不足。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彻法，那么正常的赋税治理彻法，这样一来就能一举纠正私家，壮大公室，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周公的典章还在，那么宣公的过失就可以补救，后来效仿的人或许也会减少。冉求不知道这一点，却只把增加赋税、增益私利当作才能，这就是孔子说“他不是我的门徒”的原因。所以我说是冉求有追究责任的意思。
汉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稍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臣良胜曰：赋民之薄，未有甚于汉制者也。然自汉文恭俭，国用以饶，故或赐民田租之半，或通赐焉。而当时家给人足，都鄙京师粟陈贯朽，塞下积贮人行晁错之策，而边食足支。五嵗率以受爵免罪，取充于田赋，无与。至景帝而三十税一以为常，议者或谓非中正之道，不可以常。然而君子之取民也，与其失之厚也，宁薄。
光武时，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増减，乃诏下州▯检覈。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茍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各遣使奏事，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頴川▯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吏不肯服，只言于长夀街上得之。帝怒，时皇子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尔。」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凖。」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如东海公对。
臣良胜曰：「以光武起自民间，周知物情，而覈田之令，吏恣欺防，有如此者，则在其极闇弱，听人所为，如方田保甲之令，只扰民尔。但当时究心民隐，故王成伪増户口，兴此弊端，皆于奏使得之，庶几幽隐必逹。后世髙拱、穆清而曰：『所贵乎人主者，人不识其面，乂当何如』？」
董仲舒防曰：「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供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説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専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滛越制，逾侈以相髙。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嵗屯戍，一嵗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嵗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専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寛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师丹防曰：“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类钜万，而贫弱愈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畧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闗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奴婢无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不便也。
臣良胜曰：观二防，则汉之民田无几，而民之困赋亦甚。文景寛征之后，厄于武帝之虚耗；贼莽纷更之后，宜有光武之复初也。嗟夫！一治一乱，理数之常然，必极而后变，变而通之，存乎其人。以莽奸雄，窃防狭小汉制，更为踈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得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隣族。君子谓不可以莽所尝为而指以为非，固也。然臣以为莽实未尝为，假虚器以饰名尔。其号阿衡，啓金縢，作大诰，更王田，无非托周公故迹以文奸，岂其实有是政而可非哉？信有之，必无光武复汉制之诏也。
唐髙祖初定均田租庸调，云：「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十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十之三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嵗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嵗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佣俱免。水旱虫霜为灾
译汉光武帝下诏说：“近来战事未停，费用不足，所以实行十分税一的税率。如今军士屯田，粮食储备逐渐积累，现命令郡国征收现有田地的租税，实行三十税一，恢复旧制。”
臣良胜说：减轻百姓赋税，没有比汉代制度更薄的了。然而自从汉文帝恭敬节俭，国家财政充裕，所以有时赏赐百姓减免一半田租，有时全部免除。当时家家富裕人人满足，京城和边远地区的粮食陈腐堆积，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边塞储备充足，人们施行晁错的策略，边境的粮食足以支撑。五年间，百姓大多通过接受爵位来免除罪责，充实了田赋，没有额外负担。到了汉景帝时，三十税一成为常制，议论的人有的认为这不是公正之道，不可以作为常法。然而君子向百姓取税，与其取之过重，宁可取之过轻。
光武帝时，因为天下开垦的田地大多不据实申报，又因为户口年龄互相增减，于是下诏命令各州核查。于是刺史、太守大多弄虚作假，借度田之名，聚集百姓在田间，一并丈量房屋院落。百姓拦路哭喊，有的官吏优容豪强，侵害贫弱。当时各州派遣使者汇报事务，看到陈留郡的文书上有题字，看上面写着：“颍川郡的农民可以询问，河南、南阳郡不可询问。”皇帝质问官吏，官吏不肯认罪，只说是在长寿街上得到的。皇帝发怒，当时皇子东海公刘阳年仅十二岁，在帷帐后说：“官吏接受郡里的指令，是想以垦田数量互相比较罢了。”皇帝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河南、南阳不可询问？”回答说：“河南是京城，多近臣；南阳是帝乡，多近亲。田宅超过制度规定，不能作为标准。”皇帝命令虎贲将军审问官吏，官吏这才认罪，正如东海公所说。
臣良胜说：“凭借光武帝起自民间，深知民情，而核查田地的命令，官吏肆意欺骗，竟有如此情况，就在于他极其昏弱，听任他人作为，像方田、保甲那样的法令，只是扰民罢了。但当时他关心百姓疾苦，所以王成虚报户口，兴起这些弊端，都通过奏事使者得知，大概幽隐之事必能上达。后世高高在上、清静无为的君主却说：‘君主可贵之处，在于百姓不认识他的面容，又该怎么办呢？’”
董仲舒上疏说：“古代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百姓容易供给；役使百姓不超过三天，百姓的力气容易满足。百姓的财富对内足以养老尽孝，对外足以侍奉君主缴纳赋税，对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极尽爱护，所以百姓喜悦顺从。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富人田地连绵不断，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又独占川泽的利益，垄断山林的富饶，荒淫越制，奢侈攀比。城中有人享有君主的尊贵，乡里有公侯的财富，小民怎能不困苦？又加上每月服更卒之役，之后又服正卒之役，一年屯戍，一年力役，是古代的三十倍。田租、口赋、盐铁之利，是古代的二十倍。有的耕种豪民的田地，见到税率为十五分之一，所以贫民常常穿牛马穿的衣服，吃猪狗吃的食物。加上贪婪暴虐的官吏，刑罚杀戮随意施加，百姓愁苦无助，逃亡山林，转而成为盗贼。囚犯遍布道路，断案每年以千万计。汉朝兴起沿袭而未改变，古代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的田地以救济不足，堵塞兼并之路。盐铁都归还给百姓，废除奴婢，除去专断杀人的威权，减轻赋税，节省徭役，以宽缓民力，然后才能良好治理。”
师丹上疏说：“古代的圣王，没有不设立井田制的，然后治理才能公平。孝文帝继承周朝灭亡、秦朝战乱之后，天下空虚，所以致力于劝课农桑，带头节俭，百姓开始充实，没有兼并的危害，所以不为百姓田地和奴婢设定限额。如今累世太平，豪富官吏百姓财产数以万计，而贫弱更加困苦。大概君子执政，贵在因循而慎重改革，然而之所以有改革，是为了救急，也不可不详细考虑，应该大致设定限额。”天子下达他的议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诸侯王、列侯、公主占有田地各有限额，关内侯、官吏、百姓占有田地都不超过三十顷，奴婢不超过三十人，期限三年，违犯者没收归官。”当时田地、房屋、奴婢的价格降低，贵戚近臣感到不便。
臣良胜说：观察这两篇奏疏，可知汉代的民田不多，而百姓困于赋税也很严重。文景宽征之后，困于武帝的虚耗；王莽纷乱变更之后，应该有光武帝的恢复旧制。唉！一治一乱，是理数的常态，必定达到极点而后改变，改变而通达，在于其人。凭借王莽奸雄，窃取权位，狭隘的汉制，改为疏阔，将天下田地改名为“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不得买卖。男子不满八口而田地超过一井的，将多余田地分给邻族。君子认为不能因为王莽曾经做过而指责其为非，固然正确。然而我认为王莽实际上未曾实行，只是假借虚名来装饰罢了。他号称阿衡，开启金縢，作大诰，更改王田，无非是依托周公的旧迹来文饰奸诈，难道他真的有这些政策而可以指责吗？如果真有，必定不会有光武帝恢复汉制的诏书了。
唐高祖初定均田租庸调制，说：“成年男子，给予田地一顷，重病者减少十分之六，寡妇减少十分之七，都以十分之三作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作为口分田。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产，缴纳绫、绢、絁、布。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则征收其佣钱，每天三尺。有事而增加役期的，十五天，免除其调。三十天，租和佣都免除。水旱虫霜为灾”
唐太宗尝读《周官》书，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言，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
臣良胜曰：太宗亦有志于井田、封建之治者，封建沮于羣臣之议，而井田遂不复有所施，张惜也。但其言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矣。」故其致治，斗米三四钱，行旅无赍粮，外户不闭。裕民之政，固亦效矣。
李翺《平赋书》曰：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何也？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由是土地虽大，有荒而不耕者，虽耕之而地力有所遗，人日益困则日益匮，是谓弃天之时，遗地之利，竭人之财。如此者，虽欲为社稷之事，建不朽之功，诛暴逆而威敌国，徒有其心，岂可得耶？故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柘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邻之人归之如父母，虽欲驱而去之，岂可得耶？是以与之安而居则富而可教，危而守则人皆自固。孟轲所谓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秦灭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废，相承滋久，不可卒复。翺是以取可行于当时者为《平赋书》，而什一之法存焉。凡为天下者，视千里之都为千里之都者，视百里之州为百里之州者，起于一畆之田，六尺谓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谓之畆，三百有六十步谓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畆，十里之田百万四千畆，百里之州五十有四亿畆，千里之都五十有四百亿畆。方里之内，以十畆为之屋室径路、牛豚之所息、葱韮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给焉。一畆之田，以彊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嵗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亿畆，以一十九亿四万有四千畆为之州县城郭、通川大涂、畎遂沟浍、丘莽郷井、屋室径路、牛豚之所息、防韮蔬菜之所生植，余田三十四亿五万有六千畆，畆率十取粟一石，三十四万六千有六石以贡于天子，以给州县，凡执事之禄，以供賔客，以输四方，以御水旱之灾，皆足于是矣。
刘晏以户口滋多，则税赋日广，其理财常以养民为本。先是运闗东糓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逹▯州，汴船达河隂，河船逹渭口，渭船逹太仓，其间縁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嵗运糓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
欧阳修賛曰：「人生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干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昻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治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足。唐中偾而复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与矣。」
胡寅曰：「刘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废者。一曰：集众务在得人，勾检簿书，出纳钱糓，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而已。此不可独施之转运事也。二曰：户口多则贡赋广，故其理财以养民为先。此虽为守为令，皆当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则民扰，但于出盐之郷置监官，自余州县不复置。故虽天下吏员，皆当减省，不贵多也。四曰：论大事不计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此又合孔子所谓『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无逺虑则必有近忧』也。五曰：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凡狱讼文移，自上行下，未有不以决遣为利，滞淹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
后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祯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嵗大均天下之田。
臣良胜曰：世宗有志于复均田之制，似非五代主也。且其延儒学，考制度，修礼乐，正刑统，皆存逺畧。毁佛寺三千三百三十陆所，即仪铸钱，断识不
译唐太宗曾经阅读《周官》一书，书中关于辨别方位、确定尊卑，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立官职、分配职责，以此作为百姓最高准则的言论，使他感慨地叹息说：“如果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就不足以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
臣子良胜说：唐太宗也有志于实行井田制和分封制的治理，分封制因为群臣的反对而受阻，井田制于是再也没有得到施行，这真是令人惋惜啊。但他曾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就像割肉来填满肚子，吃饱了身体却会死亡，君主富有了国家却灭亡了。”所以他治理天下时，一斗米只值三四钱，出行的人不用携带干粮，外面的门不用关闭。他使百姓富裕的政策，确实也取得了成效。
李翱在《平赋书》中说：人们都知道加重赋税可以得到财富，却不知道减轻赋税得到的财富更多。为什么呢？加重赋税百姓就会贫困，百姓贫困就会流离失所而不回归，天下的百姓也不会前来，因此土地虽然广大，却有荒芜而不耕种的地方，即使耕种了土地的力量也有浪费，百姓日益贫困就会日益匮乏，这就叫做抛弃上天的时令，浪费土地的利源，耗尽百姓的财力。像这样，即使想要为国家做事，建立不朽的功业，讨伐暴乱逆贼而威慑敌国，也只是一厢情愿，怎么可能实现呢？所以减轻赋税百姓就会乐于生存，百姓乐于生存就会安居的人不流离，流离的人每天前来，安居的人不流离而流离的人每天前来，那么土地就没有荒芜，桑树柘树日益繁茂，尽力耕种的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百姓日益富裕，军队日益强大，四方邻国的人归附他就像归附父母一样，即使想要驱使他们离开，怎么可能做到呢？因此让他们安居乐业就会富裕并且可以教化，让他们处于危险境地就能自我巩固。孟子所说的率领子弟攻打父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能够成功的。秦朝废除了古代的制度，毁坏井田制，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就废弛了，沿袭的时间太久，不能突然恢复。李翱因此选取当时可行的方法写成《平赋书》，其中保留了十分之一的税法。凡是治理天下的人，把千里的大都看作千里的大都，把百里的州看作百里的州，都是从一亩田地开始的，六尺叫做步，二百四十步叫做亩，三百六十步叫做里，一平方里的田地有五百四十亩，十平方里的田地有一百零四万四千亩，百平方里的州有五百四十亿亩，千平方里的都有五百四十亿亩。一平方里之内，用十亩作为房屋道路、牛猪休息的地方、葱韭菜蔬种植的地方，里中的家庭就自给自足了。一亩田地，因为强者兼并弱者，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即使不能完全发挥土地的力量，每年也不低于产出一石粮食，官府征收其中的十分之一。凡是百平方里的州有田地五百四十亿亩，用十九亿四千亩作为州县城池、通川大道、田间沟渠、丘陵荒野乡井、房屋道路、牛猪休息的地方、葱韭菜蔬种植的地方，剩余的田地三十四亿五千六百亩，每亩平均征收一石粮食，三十四万六千零六石作为贡品献给天子，用来供给州县，凡是办事人员的俸禄，用来招待宾客，用来输送四方，用来抵御水旱灾害，都足以从这里得到了。
刘晏认为户口增多，那么税赋就会日益扩大，他理财常常以养育百姓为根本。以前从关东运输粮食进入长安的，因为河流湍急凶悍，通常一斛粮食只能得到八斗，到达的就算是有功劳，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力不同，各自根据方便建造运船，教导漕运士兵。江船到达〇州，汴船到达河阴，河船到达渭口，渭船到达太仓，其间沿着水路设置粮仓，互相转运供给。从此每年运输粮食有时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斗升沉没翻覆的。十艘船为一组，让军将统领，十次运输没有损失，授予优厚的官职。
欧阳修赞颂说：“人生的根本，不过是食物和货物罢了。知道如何获取，百姓不怨恨；知道如何给予，百姓不缺乏。用道义驾驭就能称王，用权术运用就能称霸，古今是一样的。刘晏依据平准法，经营山海，排斥商贾，控制万物价格的涨跌，掌握天下的盈余财富，用来辅助军需。虽然治理军队几十年，征税不触及百姓，而用度充足。唐朝中期衰败后又重新振兴，刘晏有功劳。可以说他懂得获取和给予的道理了。”
胡寅说：“刘晏是谈论利益的臣子，君子不谈论他，但他的言论有不可废弃的地方。第一：集中众务在于得到人才，勾稽检查账簿，收支钱粮，一定要委托给士人，官吏只负责书写符牒罢了。这不仅仅适用于转运事务。第二：户口多那么贡赋就广，所以他理财以养育百姓为先。这即使是做太守、县令，都应当努力实行的。第三：官员多那么百姓就受扰，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监官，其余州县不再设置。所以即使天下的吏员，都应当减省，不贵在多。第四：讨论大事不计较小的费用，凡事一定要为长远考虑。这又符合孔子所说的‘见到小利那么大事就不能成功，没有长远的考虑那么一定会有近处的忧患’。第五：事情无论闲杂还是繁忙，一定要在一天中决断。凡是狱讼公文，从上级下发到下级，没有不以迅速决断为有利的，以拖延积压为有害的。这是刘晏可以效法的五件事。”
后周世宗曾经夜里读书，看到唐元祯的均田图，感慨地叹息说：“这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君王的政治，从这里开始。”于是下诏颁布均田图的法则，让官吏百姓先学习了解它，期望用一年的时间大大均分天下的田地。
臣子良胜说：世宗有志于恢复均田制，似乎不像五代君主的样子。而且他延请儒学，考订制度，修明礼乐，整顿刑统，都存有长远的谋略。毁坏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立即铸造钱币，断
疑。王环以不降，赏刘仁瞻以坚守，録弃冯道疎张美好恶予夺，皆非衰世之所宜有。司马光以为近于王道之无偏无党，则似过矣。世宗以明察威世，用法过严，羣臣职事小有不举，必寘之刑，是以七龄嗣帝而托孤寄命，更无其人，终归于亡而已。
译怀疑。后周世宗因王环不投降而奖赏他，因刘仁瞻坚守城池而奖赏他，记录冯道被弃用，疏远张美，这些善恶的评判与赏罚的授予，都不是衰败时代所应该有的。司马光认为这接近于王道那种没有偏私、没有党派的境界，这就似乎过分了。世宗凭借明察秋毫来威服世人，用法过于严酷，群臣在职责事务上稍有失职，必定施加刑罚，因此在他七岁继承帝位并托付后事时，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罢了。
宋真宗时，陈恕久领三司使，帝命条具中外钱谷以闻。恕久不进，屡诏促之。恕对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也。”帝嘉之。至是，以疾辞。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尔。”恕荐冦凖，凖检恕前后改革兴立之事，类以为册，及其所出榜，别用新板，躬至恕第，请判押，恕亦不让，一一押之。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贯。
龟鉴曰：陈晋公不答钱谷之问，而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充实，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简而切，婉而直邪？呜呼！丁谓上景徳会计録，而封禅；定林时上祥符会计録，而天书成。陈公之为虑逺也。臣良胜曰：宋兴，田制无改于旧，故太祖受命，但闻赈贷诸州，劝课农桑而已。积三世至真宗，而恕之所掌必甚殷富，是以不上，恐生侈也。大端，太祖立国之初，恒任义理，而诸臣亦多以儒学进，率耻言利，故恕不具闻，准亦循其故案，无所兴革，但循其故而足。非惟恕之事君可法，而凖之继恕亦可法也。丁谓、林时已不足言，安石用于神宗，方欲以经术为经世务，而首事青苗钱，大变旧章，而祖宗之法几于大废。非特恕、凖之罪人，又谓时之罪人也。
苏洵《田制论》曰：今虽使富民皆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间，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备沟洫。沟洫之制，夫间有遂，遂上有经，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经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丘陵、破坟墓、壊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専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噫！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
臣良胜曰：「若洵之论，则井田之制决不可复也。臣愚以为，今虽井田克复如三代之旧，决不能行也。古者封建诸侯，世国大夫世禄，不若后世郡县吏禄之烦也。兵农为一，不若后世边鄙兵卫之养也。力役有数，家征三人，嵗不过三日，不若后世征输调发供亿之浩也。故臣愚以为，欲行井田，须自复封建始。复封建，则必削郡县，罢官吏，省兵卫，弛贡举，诸凡供亿力役，一切革絶，而后可言也。迂儒曲士，恒欲法古以徼时论，而不知深究以益时惑。幸圣明裁察。」
林勲《本政书》曰：「国家兵农之政，宜仿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畆。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防惰未作者，皆驱之使为▯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组钱谷以为什一之税。每十六夫为一井，每井赋二兵马一匹，匹妇之贡绢三尺，緜一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其后朱熹甚爱其书，陈亮亦曰：「此书考古騐今，思虑周宻，世之为井田之学者，无加。」
理宗时，贾似道以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思有以变法而未得其説。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献买公田之策。似道乃命侍御史陈尧道、正言曹孝庆上疏，言一事行而五利兴。帝从之，诏买公田，置官田，以刘良贵提领，陈訔为检察，副之。良贵请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帝曰：“求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施行。”似道愤言，上疏乞去。何梦然，陈尧道力劝，帝勉留。帝遂诏似道视事。帝曰：“当始于浙西诸路，视以为则。”似道乃条陈其制，帝悉从之。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万畆为公田倡。
臣良胜
译宋真宗时期，陈恕长期担任三司使，皇帝命令他详细列出全国各地的钱粮储备情况上报。陈恕迟迟不上报，皇帝多次下诏催促。陈恕回答说：“陛下年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因此我不敢上报。”皇帝对此表示赞赏。到了这时，陈恕因病请求辞职。皇帝说：“你推荐一个可以替代你的人，就准许你离职吧。”陈恕推荐了寇准，寇准核查了陈恕前后改革和建立的各项事务，分类编成册籍，连同他所颁布的榜文，另外刻制新板，亲自到陈恕家中，请求他判署画押，陈恕也不推辞，一一画押。从此以后，计使无不遵循他的旧例。
《龟鉴》评论说：陈晋公不回答关于钱粮的问题，却说：“天子年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多么广博啊！多么简明而切中要害，委婉而直率啊！唉！丁谓呈上景德年间的会计录，于是进行封禅；定林时呈上祥符年间的会计录，于是天书出现。陈公的考虑真是深远啊。臣良胜说：宋朝建立以来，田制没有改变旧例，所以太祖受命，只听说赈贷各州，劝课农桑罢了。积累三代到真宗时，陈恕所掌管的一定非常殷实富庶，因此他不上报，是担心产生奢侈之心。大体上，太祖立国之初，常任用义理，而各位大臣也多以儒学进用，大都耻于谈论利益，所以陈恕不详细上报，寇准也遵循他的旧案，没有兴办变革，只是遵循旧例就足够了。不仅陈恕侍奉君主值得效法，而且寇准继承陈恕也值得效法。丁谓、林时已经不值得谈论，王安石被神宗任用，正想以经术作为经世务，而首先实行青苗钱，大改旧章，而祖宗之法几乎完全废除。他不仅是陈恕、寇准的罪人，又是丁谓、林时的罪人。
苏洵《田制论》说：现在即使让富民都奉献他们的田地归还给公家，请求实行井田制，其形势也不可能做到。为什么呢？井田的制度，九夫为一井，井之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方圆八里，旁边加一里为一成，成之间有洫。其地一百井，而方圆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圆八十里，旁边加十里为一“同”，同之间有浍。其地一万井，而方圆百里。百里之间，作为浍的有一条，作为洫的有一百条，作为沟的有一万条。既然实行井田，又必须兼备沟洫。沟洫的制度，夫之间有遂，遂上有经，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大概三十二里半，其中作为川和路的有一条，作为浍和道的有九条，作为洫和涂的有一百条，作为沟和畛的有一千条，作为遂和经的有一万条。这两者如果不堵塞溪壑、填平涧谷、夷平丘陵、破坏坟墓、毁坏庐舍、迁移城郭、改变疆界就不能实行。即使能够完全得到平原广野，而在其中规划，也应当驱使天下的人，竭尽天下的粮食，穷尽数百年专心致力于此，不处理其他事务，然后才可以期望天下的土地都成为井田，都成为沟洫，而又为百姓在其中建造房屋，以安顿他们的居住，然后才可以。唉！也太迂阔了。井田建成而百姓的骨头都已经腐朽了。
臣良胜说：“如果苏洵的议论，那么井田的制度绝对不可恢复。臣愚以为，现在即使井田能够恢复如三代的旧制，也绝对不能实行。古代封建诸侯，世袭的国家大夫世袭俸禄，不像后世郡县官吏俸禄那样烦杂。兵农合一，不像后世边疆兵卫的供养那样。力役有定数，每家征调三人，一年不超过三天，不像后世征调输送供亿那样浩大。所以臣愚以为，想要实行井田，必须从恢复封建开始。恢复封建，那么必须削减郡县，罢免官吏，精简兵卫，松弛贡举，各种供亿力役，一切革除，然后才可以谈论。迂腐的儒生，常想效法古代以迎合时论，而不知道深入探究反而增加时人的困惑。幸蒙圣明裁察。”
林勋《本政书》说：“国家兵农的政策，应当仿效井田的制度，使百姓一夫占有田地五十亩。那些有多余田地的家庭，不得买卖田地。那些没有田地和懒惰未耕作的人，都驱使他们成为佃农，以耕种多余的田地，而混合征收钱谷作为十分之一的税收。每十六夫为一井，每井赋税二兵马一匹，匹妇进贡绢三尺，绵一两。不是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后来朱熹非常喜爱他的书，陈亮也说：“这本书考古验今，思虑周密，世上研究井田之学的，没有超过他的。”
理宗时，贾似道因为国家财政困于制造纸币，富民困于和籴，想有办法变法而没有得到学说。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献买公田的计策。贾似道于是命令侍御史陈尧道、正言曹孝庆上疏，说一件事实行而五种利益兴起。皇帝听从了，下诏买公田，设置官田，以刘良贵提领，陈訔为检察，作为副手。刘良贵请求下达都省，严格设立赏罚，追究归并的弊端。皇帝说：“要求免除和籴，没有比买超过限额的田地更好的良法。但是春耕刚开始，暂且等到秋收后施行。”贾似道愤然进言，上疏请求离职。何梦然，陈尧道极力劝谏，皇帝勉强挽留。皇帝于是下诏贾似道视事。皇帝说：“应当从浙西各路开始，视其为准则。”贾似道于是条陈其制度，皇帝全部听从。贾似道首先以自己在浙西的一万亩田地作为公田倡导。
臣良胜
曰：青苖之法，实亡北宋；而安石主之时，则有若吕恵卿为之附和，李参为之倡首也。公田之法，实亡南宋；而似道主之时，则有若刘良贵、吴势为之献策，陈尧道、曹孝庆为之役徒也。防其初论，犹为足军饷，省和籴，停楮币，平物价，安富屋，有所利也。其后至抑买民田，大损其价，假以度牒、告身，遂成公夺。有司争相迎合，以买田多者为功，皆伪増租数，至有不足，复取足于田主。六郡之民，无不失业荡家者。至似道窜逐，而叶李赠言曰：「公田闗防今何处？仔细思量真自误！」似道俯首谢之，悔何及焉？人臣谋国务于变法，夺民尚戒之哉！
译说：青苗法，实际上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而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有吕惠卿为之附和，李参为之倡导。公田法，实际上导致了南宋的灭亡；而在贾似道主持时，有刘良贵、吴势为之出谋划策，陈尧道、曹孝庆为之充当爪牙。起初讨论时，还说是为了充实军饷，节省和籴，停止发行纸币，平抑物价，安抚富人，似乎是有利的。后来发展到强行低价收购百姓的田地，大幅压低价格，假借度牒、官职作为补偿，最终演变成公开掠夺。官吏争相迎合，以购买田地多者为功劳，都虚增租税数额，如果仍不足额，又从田主那里强行补足。六郡的百姓，没有不失业破家的。等到贾似道被流放驱逐时，叶李赠言说：“公田法的弊端如今在哪里？仔细思量真是自误！”贾似道低头谢罪，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臣子为国谋划事务而推行变法，掠夺百姓尚且要警戒，何况是公然夺取呢！
圣祖谓中书省臣曰：「予尝亲厯田野，见人民凋弊，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触热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温燠，为之上者固当念之。且如太平、应天、宣城，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苏民力。」省臣傅瓛对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赐，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善当何如？」圣祖因叹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租赋一年。
洪武三年，济南府陈修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郷民无田者垦辟，户率十五畆，又给二畆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畆，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逓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守御军中逺者，亦移近城。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圣祖从之。
臣良胜曰：元政不纲，赋政无艺。圣祖继治，视之先代，革命可以因其故习者，万倍其难也。然观其赐大平诸▯之租，则所以寛南方之民可占也。观其从济南之议，则所以来北方之民可占也。圣人之心，真天地之覆帱也。然以舆图既广，户厯为难，而当时奉行之吏寛严异志，其间贡赋厚薄，庸有未尽当于圣心者。即如处州之赋，旧额一万三千石，及军兴而加至十倍，御史中丞章溢言之。圣祖曰：「吾劳处民久矣，遂从其旧。」尚书周忱抚治江南，亦奏减官田额八十余万石，宣庙可之。故天下之赋因时损益，如是类者甚众。然终不敢损上供之数，吾民得遂生养于今百七十年，诚不知帝力何有于我也。
右衍田赋之制
师贞丈人吉无咎
朱熹曰：「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阳居下卦之中，为将之象；上下五隂顺而从之，为众之象。九二以刚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师』。丈人，长老之称。用师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旡咎。戒占者必如是也。」
六月，诗曰：「六月栖栖，戎车既▯。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成康既没，周室寝衰，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臣良胜曰：师者，圣人之所甚重也。故师出以丧礼，行命下之日，三军涕泣，无非以哀敬为本也。宣王兴衰拨乱之主，而六月出师，岂其所得已哉？当玁狁内侵，宗社安危所系，疆宇之大变，生民之大患，有不能以一息以自安者，是以宁冒“出师”之戒而不忌也。礼称“墨衰绖而即戎”，伯禽有“为为之”也。是门庭之冦，虽视防而金革之事无避也。李晋王薨，梁兵压境，而庄宗有夹寨之师；周太祖殂，契丹入冦，而世宗决髙平之战。君子曰：“君行为显亲，臣行为爱君。”况宣王之师，宗社安危所系，又何以时月之制为限哉？然曰“以正王国”，非正王国则古制固有不可违者，亦诗人之微意也。
周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蔡沉曰：「夏官卿主戎马之事，掌国征伐，统御六军，平治邦国。平，谓强不得凌弱，众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臣良胜曰：「玩易之占，则知用兵之常也；考诗之故，则知用兵之变也；守周官之职，则知兵务之重而不可轻也。」
周礼》《司马法》曰：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
译圣祖对中书省的大臣说：“我曾经亲自走访田野，看到百姓困苦衰败，土地荒芜，失去生计的人很多。这是因为长期遭受战乱困扰，百姓未能休养生息。就像受热的人渴望清凉，受寒的人渴望温暖，作为统治者本来就应该体恤他们。况且像太平、应天、宣城这些地方，是我渡江开创基业的地方，供应军需物资的百姓先受辛劳，他们的租赋应当酌情减免，以稍微缓解民力。”中书省大臣傅瓛回答说：“体恤百姓，是君王善政的表现。皇上能考虑到这一点，真是施行仁政的根本。百姓受到的恩赐，就像大旱时得到甘霖，这善政该是多么美好啊！”圣祖于是感叹道：“我过去在军中，曾经缺乏粮食，空腹出战，回来得到一顿饭，虽然非常粗劣，吃起来却很香甜。如今我位居百姓之上，饮食丰盛精美，也没有忘记过去的艰辛。何况百姓居住在田野，所从事的产业有限，却又各种供应需求层出不穷，难道不会更加困苦吗？”于是免除太平府两年的租赋，应天、宣城等地一年的租赋。
洪武三年，济南府人陈修上书说：“北方郡县靠近城池的土地大多荒芜，应当招募乡里没有田地的百姓去开垦，每户分配十五亩，再给两亩用来种菜。有余力的人不限开垦面积，都免除三年租税。那些在马驿、巡检司、急递铺服役的人，各自在本地开垦，没有牛的人由官府提供。驻守防御的军队中驻扎较远的，也迁移到靠近城池的地方。如果是亲王封地所在，靠近城池保留五里地，用来准备练兵和牧马。”圣祖采纳了他的建议。
臣良胜说：元朝政治纲纪败坏，赋税没有定数。圣祖继承统治，看待前代，想要变革却又能沿袭其旧习，这困难程度是前代的万倍。然而看他免除太平等地租赋，就可以看出他是为了宽待南方百姓；看他采纳济南的建议，就可以看出他是为了招引北方百姓。圣人的心意，真是像天地一样覆盖万物。然而因为疆域广阔，户籍管理困难，当时执行政令的官吏宽严不一，其中的贡赋轻重，恐怕有不完全符合圣心的地方。就像处州的赋税，旧定额是一万三千石，等到战争兴起增加到十倍，御史中丞章溢上言。圣祖说：“我让处州百姓劳苦很久了，就按旧额征收。”尚书周忱治理江南，也奏请减少官田定额八十余万石，宣宗皇帝批准了。所以天下的赋税根据时势增减，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然而最终不敢减少上缴朝廷的数额，我的百姓得以生养至今一百七十年，实在不知道皇上的恩力对我有什么呢。
右边是衍田赋的制度
师贞丈人吉无咎
朱熹说：“师，指军队。下卦坎上卦坤，坎代表险，坤代表顺。坎是水，坤是地。古代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把极大的危险潜伏在最大的顺从中，把不可测度的力量藏在极度的静止之中。又只有九二这一爻，一个阳爻居下卦之中，是将军的象征；上下五个阴爻顺从它，是军队的象征。九二以刚强居下而掌权，六五以柔顺居上而委任它，是君主任命将领出兵的象征。所以这个卦的名字叫‘师’。丈人，是对长老的称呼。用兵的道理，利于得正而任用老成持重的人，这样才能吉祥而没有灾祸。告诫占卜的人一定要这样。”
六月，诗中说：“六月奔波不停，兵车已经出动。四匹公马强壮有力，装载着军服。玁狁势力强盛，我们因此紧急。君王出征，是为了匡正王国。”
朱熹说：“成王、康王去世后，周朝逐渐衰微，八代传到厉王胡暴虐无道，周人驱逐他，他出逃住在彘地。玁狁内侵，逼近京城。厉王死后，儿子宣王靖即位，命令尹吉甫率领军队讨伐玁狁，有功而回。诗人作歌，来叙述这件事。就像《司马法》所说：‘冬夏不兴兵，现在六月出兵，是因为玁狁非常强盛，事情危急，所以不得已君王命令出征，以匡正王国。’”
臣良胜说：军队，是圣人非常看重的。所以出兵用丧礼，命令下达那天，三军流泪哭泣，无非是以哀敬为本。宣王是振兴衰败、拨乱反正的君主，六月出兵，难道是他愿意的吗？当玁狁内侵，宗庙社稷安危所系，疆域的大变，百姓的大患，不能有一刻自安，所以宁愿冒着“出兵”的禁忌而不忌讳。礼制称“穿着丧服就投入战争”，伯禽有“为了国家大事”的说法。家门内的寇贼，虽然视为防备，但金戈铁马之事没有回避的。李晋王去世，梁兵压境，而庄宗有夹寨之师；周太祖去世，契丹入侵，而世宗决意高平之战。君子说：“君主行动是为了显扬亲恩，臣子行动是为了爱护君主。”何况宣王的军队，关乎宗庙社稷安危，又怎么以时间月份的限制为限呢？然而说“以匡正王国”，如果不匡正王国，那么古制本来有不可违背的，这也是诗人的微言大义。
《周官》中司马掌管国家政事，统领六军，平定邦国。
蔡沉说：“夏官卿主管军事，掌管国家征伐，统御六军，平治邦国。平，是指强者不能欺凌弱者，人多者不能暴虐人少者，而人人都能得到公平。军政没有比马更急迫的，所以用司马命名官职。何尝不是政事，唯独军事称为政事？因为用来征伐而纠正那些不正的，这是王政中最大的。”
臣良胜说：“玩味《易经》的占卜，就知道用兵的常道；考察《诗经》的典故，就知道用兵的变通；遵守《周官》的职责，就知道兵务的重要而不可轻视。”
《周礼》《司马法》说：十井为通，通为匹。三十家出一匹马，一个士兵，步兵
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乗，士十人，徒二十人。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故称万乗之主。春振旅以搜，夏茇舍以苖，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讲武事焉。
译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故称万乘之主。春振旅以搜，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讲武事焉。
二人。十家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包含百井，即三百户人家，配备战车一辆，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天子王畿方圆千里，总土地面积为一百万井，实际征收赋税的为六十四万井，战马四万匹，所以称为万乘之主。春天整顿军队以进行搜猎，夏天驻军野外以进行苗猎，秋天整治兵器以进行狝猎，冬天大规模检阅军队以进行狩猎，借此演练军事。
齐桓公用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郷，郷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五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郷，故二千人为旅，郷良人帅之；五郷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郷之帅帅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胡安国曰：「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为成。所取于民者，出长毂一乗。此司马法一成之赋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偹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问李靖：「楚广与周制何如？」靖曰：「周制一乗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则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积四丘而具一乗尔。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为兵矣。」
汪克寛曰：「兵制之变，始壊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壊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乗。楚防啓疆，有晋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余，守四千。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乗，则兵制之増益于古可知矣。厥后，楚之乗广，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穷兵极诈，以快贪残，而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然兵农既分，更歴千载，虽有明君贤臣，不能复古，亦可叹哉！春秋作『丘甲』之书，垂戒深矣。」
汉髙祖踵秦置材官于▯国。京师有南北军，南军为宫城兵，卫尉主之；北军为京城兵，中尉主之。南北二军不出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之，以偹军旅。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之别：平地用车骑，山陵用材官，水泉用楼船。以秋后讲肄，课试之。
文帝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官之士，骑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于坝上、棘门、细栁
武帝平百粤，内増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外有楼船，皆嵗时讲肄。
光武以幽兾并兵定天下，始于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如故。
唐髙祖置府兵，其制始于西魏、后周，而备于隋，为十二卫，帝因之，置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析闗中为十二道，皆制府兵以▯。后改道为军，其法一寓于农，每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及天下既定，废十二道，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
唐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兵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而闗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吏、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甲兵装粮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
唐▯宗时，宰相张説请一切募士宿卫，号曰彍骑，分▯十二卫，总十二万人，为六畨
唐兵志》曰：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以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盖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矣。
范祖禹曰：「唐制诸卫府兵，有为兵之利，而无养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犹藏于民。后世最近古而便于国者也。开元之时，其法寝隳，非其法不善，盖人之失也。张説不究其所以，而轻变之。兵农既分，其后卒不能复古，则説之为也夫。三代之法，出于圣人，及其末流，亦未尝无弊。救之者，举其偏以补其▯而已。若并其法废之，而以私意为一切茍简之制，则先王之法，其存者几何？天下之务，常患于议臣之好改旧章，此所
译齐桓公任用管仲，在国内政令中寓含军事编制。五家为一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乡良人，以此作为军事编制。因此，五家为一轨，所以五人组成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组成小戎，由里有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组成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组成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设一帅，所以一万人组成一军，由五乡的帅率领。成公元年三月，实行丘甲制度。
胡安国说：“实行丘甲，是增加兵力。古代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甸方圆八里，四周各加一里为成。从百姓那里征收的，是出一辆长毂战车。这是《司马法》中关于‘成’的赋税规定。因为齐国面临困难，实行丘甲，增加兵力以备战，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不是治国之道。史书用‘作’字，是不应该实行这种制度。”唐太宗问李靖：“楚国的‘广’与周代的制度相比如何？”李靖说：“周代制度，一辆战车配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共三甲总计七十五人。那么一个丘所出的是十八人，累积四个丘才凑够一辆战车的兵力。现在实行丘甲，即每个丘出一甲，这样一个甸中总共有一百人当兵了。”
汪克宽说：“兵制的变革，开始败坏于齐国的内政，每家出一人；接着败坏于晋国的州兵，每家出五人。长勺之战，桓公自称带甲十万，战车五千辆。楚国防启疆，有晋国十家九县，长毂九百辆，其余四十多县，守兵四千。叔向也说寡君有甲车四千辆，那么兵制较古代有所增加就可知了。此后，楚国的乘广，魏国的武士，秦国的戍卒，穷兵黩武，极尽欺诈，以逞贪残之欲，而孙武、吴起、商鞅、白起等人，都在生前被诛杀，死后国家灭亡。然而兵农既已分离，历经千年，虽有明君贤臣，也不能恢复古制，也可叹啊！《春秋》记载‘丘甲’之事，垂示的警戒很深啊。”
汉高祖沿袭秦制，在各郡国设置材官。京师有南北军，南军是宫城卫兵，由卫尉统领；北军是京城卫兵，由中尉统领。南北二军不征调民兵，民兵散在郡国，有事时用羽檄征召，以备战事。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的区别：平地用车骑，山陵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在秋后讲习演练，考核测试。
文帝身穿戎服，亲自驾驭鞍马，率领六郡良家材官之士，在上林苑骑射，讲习战阵，将天下精兵聚集在霸上、棘门、细柳。
武帝平定百越，在内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在外有楼船，都按时节讲习演练。
光武帝凭借幽州、冀州、并州的兵力平定天下，开始在黎阳设立军营，统领兵骑常有一千人，由谒者监管，号称黎阳兵。而京师南北军依旧。
唐高祖设置府兵，其制度始于西魏、后周，而在隋朝完备，分为十二卫，高祖沿袭此制，设置骠骑、车骑两将军统领，将关中分为十二道，都设置府兵以充实。后来改道为军，其法度全部寓于农业，每军设将、副各一人，以督促耕战，由车骑府统领。等到天下平定，废除十二道，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
唐太宗改称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各府总称为折冲府。天下十道设置府兵六百二十四府，其中关内道有二百六十一府，都隶属于各卫。凡府分三等：兵员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每府设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吏、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兵以三百人为一团，团设校尉；五十人为一队，队设正；十人为一火，火设长。每人甲兵装粮都自备，连同其铠甲、兵器收藏在库中。有所征发行动，则根据人数发放。
唐玄宗时，宰相张说请求全部招募士兵宿卫，号称彍骑，分属十二卫，总共十二万人，分为六番。
《唐兵志》说：设置军队，是为了制止动乱；等到其弊端出现，反而成为动乱的原因。更严重的，甚至耗尽天下资源来供养动乱，最终导致灭亡。大概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而兵制的大势经历了三次变化。其初兴盛时，有府兵。府兵后来废除，改为彍骑。彍骑又废除，藩镇之兵兴盛了。到了末期，强臣悍将，军队遍布天下，而天子也在京师自置军队，称为禁军。此后天子衰弱，藩镇强大，唐朝于是灭亡了。
范祖禹说：“唐朝制度中各卫府兵，有当兵的好处，而没有养兵的害处。田地不实行井田制，而兵卒仍寓藏于民间。后世最接近古制而利于国家的，莫过于此。开元年间，其法度逐渐败坏，不是法度不好，而是人的失误。张说不探究其中的原因，而轻易变革。兵农既已分离，其后终究不能恢复古制，这是张说造成的啊。三代的法度，出自圣人，等到其末流，也未尝没有弊端。补救的方法，是举其偏颇以补其不足罢了。如果连同其法度废除，而以私意为一切苟且简略的制度，那么先王的法度，还能保存多少？天下事务，常担心议臣喜好更改旧章，这就是……”
以多乱也。」
吕祖谦曰：太宗既分天下为十道，以军镇城戍之兵为十二道，而置使处之，总之以都督者，此其为方镇已成之兆，特待时而张尔。以天下之极边为天下之重镇而抚之，以都督其品秩与十六卫将军同，乃在六尚书之上，而与左右仆射为一流。所谓“五大不在边”者，果若是乎？天寳之际，沿边置十节度经畧使，凡镇兵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而安禄山遂以范阳反。当是时，府兵之法已再壊矣。其初壊也，张説募兵补之，谓之彍骑；又其壊也，折冲诸府无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鱼书，但有兵额存尔。而六军宿卫皆市人，不复受甲更。此二壊扫地无余，于是外兵盛强，其反者以镇兵，讨平之者亦以镇兵，而居重御轻之意不复存矣。今谓唐兵三变之説者曰：府兵变而为彍骑，则可谓，彍骑变而为藩镇，特未之考尔。
译这是以多乱罢了。”
吕祖谦说：唐太宗既然将天下划分为十道，又把军镇城戍的军队编为十二道，并设置使臣驻守，由都督统领，这已经是方镇形成的征兆，只是等待时机而扩张罢了。将天下的极边地区作为天下的重镇来安抚，都督的品秩与十六卫将军相同，却在六尚书之上，与左右仆射属于同一等级。所谓“五大不在边”的说法，果真如此吗？
天宝年间，沿边设置十个节度经略使，各镇兵力共四十九万，马匹八万余匹，于是安禄山便以范阳起兵反叛。当时，府兵制度已经两次遭到破坏。第一次破坏时，张说招募士兵补充，称为彍骑；第二次破坏时，折冲诸府没有士兵可以交接，李林甫于是停止上下鱼书的调发，只保留兵额而已。而六军宿卫都是市井之人，不再接受甲仗更替。这两次破坏使得府兵制度荡然无存，于是外兵强盛，造反的是镇兵，讨伐平定的也是镇兵，而居重御轻的意图不再存在了。
现在那些说唐代兵制有三变的人说：府兵变为彍骑，可以说是这样；彍骑变为藩镇，只是没有考证罢了。
苏轼曰：「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使，而范阳、朔方之兵皆▯甲十万，上足以制边鄙之难，下足以偹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闗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闗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能至于乗隙伺衅以邀大利，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闗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虞，下无诛絶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防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闗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天寳之际，府兵四出，而徳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制之失，乃后世之不用也。」
肃宗以内侍鱼朝恩领神策军，悉以其半归禁中，然尚未得与北军齿。至是，鱼朝恩以神策军从上屯苑中，其势寝盛，分为左右厢，居北军之右。朝恩既典禁兵，宠任无比，势倾朝野。上令元载为方畧，擒而缢杀之。
胡寅曰：“古今皆谓宦官难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则然矣，而或不然。辅国、元振、朝恩相继掌兵，气势隆重，然代宗去之，而无肘腋反噬之变。是知宦官非难去，顾人主之喜怒何如耳。其至于无可奈何者，以人主无意于可为之时，及不可为然后为之故也。”
宋太祖监五代方镇之▯，聚劲兵于京师，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分领于殿前、侍卫二司。寻诏二司拣其骁勇者升为上军，瘦弱者退为剰贠，令诸路选所部兵送至阙下以补其缺。后复简强壮者为之兵様，散降诸道，令依様招收，长吏部送诣阙，分▯诸军。帝御讲武殿，亲临试之。其法刻木为箭镞，褁以氊▯，命引强者两两相射。又以木挺为马挝，施韦鞘，俾驰骑相击，皆取其不避者，分等级以迁▯之。又出内库钱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楼船，选精卒，号水虎防，习战池中。又诏诸道选材力、技艺过人者收▯禁军，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常躬自较阅，训练皆以一当百。
太宗亲阅诸军，叅考劳绩，升诎之曰：“兵虽众，茍不简阅，与无兵同。先帝训练之方，咸尽其要。朕因讲习，渐至精鋭。倘统帅得人，何敌不克？”又幸金明池观习水战，曰：“示不敢忘战尔。”
臣良胜曰：汉武帝时，征越嶲，欲通身毒国，而为昆明所蔽。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故武帝凿池象之，以习水战，期必取之也。太祖之凿金明池以习战者，为取江南，犹武帝意也。太宗相承，以为习练之常。其后真宗复选江淮水军习之，而淮南诸州亦选教习，欲何为哉？是乃为南渡之兆尔。
神宗以唐李靖兵法无全书而见之《通典》，命王震解释，又令内侍李宪以马步教习之。谓宪曰：「黄帝制八阵，武侯造图，桓温以为常山蛇势，盖即九军阵法。韩擒虎以授靖，时知者多，故作六花陈。八陈即九军九军方陈也，六花陈即七军七军圆陈也。陈以圆为体，方陈者内圆外方，圆陈者内外俱圆。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候；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为七军。八陈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朕采古酌今，营陈同一法，止曰营，行曰陈。营为正，陈为竒也。」
臣良胜曰：神宗垂情兵事，亦已久矣。思欲试而用之，故王韶上平虏策，即以为竒谋。而安石揣知其意，青苖、保甲，无非假足食足兵，以为熈河之役之费也。故韩琦曰：「始为陛下谋者，必曰祖宗以来因循茍且，治国之本当先富强，则可以拓土宇，収复唐之故疆。」可谓得其心矣。然当时文武重望，不乏其人，而制法典兵
译苏轼说：“唐太宗平定天下后，划分四方土地，全部把沿边地区设为节度使，而范阳、朔方的军队都拥有精兵十万，对上足以抵御边境的危难，对下足以防备平民的叛乱，对内足以制止大臣的变乱，而将帅大臣常常不至于叛变，是因为内部有重兵之势预先制约他们。贞观年间，天下的军队有八百多府，而在关中的有五百府，动员天下的军队才能抵挡关中军队的一半，然而朝廷的大臣也不能趁机寻找空隙以谋取大利，是因为外部有节度使的权力来打消他们的念头。所以外部的节度使像周朝的诸侯，外部权重但容易调遣服从，能够选择贤能或不贤能的人才，因此君主没有征伐的辛劳，天下没有世袭大臣暴虐的祸患。内部的府兵像秦朝的关中，内部权重而左右谨慎，没有人敢做不义的行为，所以上面没有逼迫夺取的忧患，下面没有诛杀灭绝的灾祸。具备周朝和秦朝的好处而没有周朝和秦朝的坏处，形势相互制约，内部不敢作乱，外部不敢叛乱，没有比唐朝制度更得当的了。天宝年间，府兵四处出动，而德宗时期禁军都驻守赵、魏，因此安禄山、朱泚得以到达京城。由此看来，唐朝的衰败，弊端在于外部权重，而外部权重的弊端起于府兵驻扎在外，这不是制度的失误，而是后世不加以运用。”
肃宗让内侍鱼朝恩统领神策军，把其中一半全部归入禁中，然而神策军还不能与北军并列。到这时，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跟随皇帝驻扎在苑中，其势力逐渐强盛，分为左、右两厢，位居北军之上。鱼朝恩既然掌管禁军，受宠信任用无比，权势倾覆朝野。皇帝让元载策划方略，擒获并勒死了他。
胡寅说：“古今都认为宦官难以去除，是因为他们掌握兵权。这确实如此，但有时也不尽然。李辅国、元振、鱼朝恩相继掌兵，气势隆重，然而代宗去除了他们，却没有发生肘腋反噬的变乱。由此可知宦官并非难以去除，只看君主的喜怒如何罢了。那些到了无可奈何地步的，是因为君主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没有意图，等到不可为的时候才去做的缘故。”
宋太祖鉴于五代方镇割据的弊端，把精锐部队聚集在京城，确定军制，纪律详尽。他的军制，亲卫、殿禁的名称，营寨设立龙虎、日月的称号，分别由殿前、侍卫两司统领。不久下诏两司挑选勇猛者升为上军，瘦弱者退为冗员，命令各路选拔所部士兵送到京城以补充空缺。后来又挑选强壮者作为兵样，分发到各道，命令依照样式招收，长官部送来到京城，分配到各军。皇帝亲临讲武殿，亲自测试他们。方法是用木头制作箭镞，包裹上毡子，命令强壮的人两两相互射击。又用木棍制作马挝，加上皮鞘，让骑马的人相互击打，都选取那些不躲避的人，分等级提升他们的职位。又拿出内库的钱招募各军子弟数千人，在京城南面凿开大池，引蔡水注入，建造楼船，选拔精兵，号称水虎军，在池中练习战斗。又下诏各道选拔材力、技艺过人者收入禁军，以备宿卫，厚待他们的粮饷赏赐，经常亲自检阅，训练都达到以一当百的程度。
太宗亲自检阅各军，参考劳绩，升降官员说：“军队虽然众多，如果不加检阅，与没有军队相同。先帝训练的方略，都尽其要领。我因讲习，逐渐达到精锐。如果统帅得人，什么敌人不能攻克？”又驾临金明池观看水战演习，说：“这是表示不敢忘记战争罢了。”
臣良胜说：汉武帝时，征讨越嶲，想要打通身毒国，却被昆明所阻挡。昆明有滇池，方圆三百里，所以汉武帝凿池模仿它，用来练习水战，期望必定能攻取它。太祖凿金明池来练习战斗，是为了攻取江南，这与武帝的意图相同。太宗相继承接，把它作为练习训练的常规。其后真宗又选拔江淮水军练习，而淮南各州也选拔教习，想要做什么呢？这乃是南渡的征兆罢了。
神宗因为唐朝李靖的兵法没有全书而见于《通典》，命令王震解释，又让内侍李宪用马步教习。对李宪说：“黄帝制定八阵，诸葛亮造图，桓温认为是常山蛇势，大概就是九军阵法。韩擒虎传授给李靖，当时知道的人多，所以作六花阵。八阵就是九军九军方阵，六花阵就是七军七军圆阵。阵以圆为体，方阵是内圆外方，圆阵是内外都圆。六军是，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候；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为七军。八阵是，加上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我采纳古代斟酌当今，营阵同一法则，驻扎叫营，行进叫阵。营为正，阵为奇。”
臣良胜说：神宗关注军事，也已经很久了。想着尝试并运用它，所以王韶上平虏策，就认为是奇谋。而王安石揣知其意图，青苗法、保甲法，无非是借助足食足兵，作为熙河战役的费用。所以韩琦说：“起初为陛下谋划的人，一定说祖宗以来因循苟且，治国的根本应当先富强，这样就可以开拓疆土，收复唐朝的故疆。”可以说深得他的心意了。然而当时文武重望，不乏其人，而制定法规统领军队
，一付之内侍李宪，此其不足以有为，即是可占。至契丹使至，剖地畀之，而不知有所制驭，则平时坐谈兵陈，何为也哉！
译其中一份交给内侍李宪，这足以说明他无足轻重、不成气候，由此便可预见其结局。等到契丹使者到来，割让土地给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控制驾驭，那么平时坐着谈论军事阵法，又是为了什么呢！
圣祖经理淮甸，亲阅将士，命镇抚居明率军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赏银有差，且徧给酒馔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尔等练之，今尔等勇徤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顾谓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陈。近闻军中募兵多冗滥者，吾特为戒之，兾得精鋭，庶几有用也。」臣良胜曰：「立法彷古也，而议法有不必泥于古者也；守法从古也，而行法有不必泥于古者也。古以井田具赋，农夫为兵，时有车战之法也。约日交绥曲直胜负，兵用而不用将，战而不战，以农为兵而可也。自荀吴败狄，毁车崇卒，乗为参伍，后世变诈相尚，若复籍农以兵，是驱犬羊以填饥虎之喙也。古无重镇，置大帅不在边，时有封建之制也。秦当西戎，晋当北，燕赵当东夷，吴楚当南粤，周室居中，无重镇而可也。自秦罢侯置守，无所専统，疆▯之患，王室当之，若无専使，是土崩而瓦裂之也。古者兵无用养，器具自偹。至张説募兵宿卫，而唐始困民以养兵，京师旬日募十三万，而镇兵四十九万，开元之前，嵗供衣粮费不过二十万，天寳以后，嵗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已不克堪。至宋苏轼又曰：「自唐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糓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酌之古今，参之论议，则兵戎之制，固有权度于胷中，如圣朝之制，参伍错综，皆择善而从之者也。若京营禁兵，▯十二万，即宋集劲兵于京师之制也，而别有亲军宿卫捕卒班操，又汉南北军之制也。蓟州保宣定府三镇连十万众，并实畿甸，呼吸可应，即秦闗中重内之制也。辽东镇兵七万有畸，以制东徼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四镇聨络一十八万以御西北，五镇分▯，仅足以当京营、畿甸之数。虽建帅府，而兼以文吏统之，即唐藩镇之兵，而非藩镇之帅也。南郡、中都留守▯卫兵八万有畸，山东入卫京班余三千三百有畸，山西一万九千五百有畸，陜西二万三千九百有畸，河南入卫京班余一万五千九百有畸，浙江三万九千九百有畸，江西一万二千七百有畸，湖广七万一千六百有畸，四川九千六百有畸，福建四万八千二百有畸，广东三万九千四百有畸，广西一万二百有畸，云南八万一千四百有畸，贵州三万二千九百有畸。卒▯卫所，即唐府兵之制，而都司所掌，犹折冲府之遗也。宣调应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万无尾大不掉之患。所养之费，皆出于民，而边镇之储，又兼之以盐▯飞挽，则亦不専于民也。北卫之有班操，南卫之有漕卒，习劳居守，水陆应援，率有长虑深识行乎其间，叅之既徃，殆无遗虑矣。祖宗贻谋，真万世之长策也。法久而弊，虽三代亦所不免，要之用法之弊，非立法之弊也。凡今言▯者，必曰京军不可用，边军不可缺，二者而已。盖以京军习于晏安，掌于贵将，一旦驱以从事，更须边卒防持，万有成功，攘夺称首。边伍时发清勾，多是南方孱弱，不耐寒劳，寻复逃散，屡补屡逃，逓年幇解，诚为无益于军，有损于民者也。然而法不能以尽废，伍不可以长虚。若在边用曹玮以废地募军之法，则舍余军余补其正伍，全粮全赏，足以养生余力，余地可致殷盛，人或乐从，原额可足。其骁腾惯战，视新补罢卒一人而当十矣，何患边卒之多缺乎？京营之将，必选久厯战阵之人，或用种师道银的教射之法，处以优任，免其轻罚，日久人慕，技业専精。宋初禁军一以当百，何今日京军独不可用乎？二弊之除，正烦方尺之令尔。但臣尝闻范祖禹曰：天下之患，每生议臣之好乱旧章，是则又有可忧者。
御史中丞章溢子存道部郷兵万五千人，从李文忠入闽。闽平，诏存道以兵从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乡兵农人尔，许以事平归农，今复调之，是爽信也。”继论曰：“兵
译圣祖治理淮甸地区，亲自检阅将士，命令镇抚居明率领军士分队练习作战，获胜者赏银十两，那些受伤却仍不退缩的也是勇敢之士，按等级赏赐银两，并且普遍供给酒食慰劳他们，仍然赐给受伤者医药。于是告诫他们说：“兵器不平时拿着，必定导致手指流血；船只不平时驾驶，必定导致翻船溺水；弓箭马匹不平时练习，却想要攻战，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特意挑选你们来训练，现在你们如此勇猛健壮，临敌还有什么担忧不能取胜的呢？爵位赏赐富贵，只有有功的人才能得到。”圣祖回头对起居注官詹同等说：“军队不贵在人多，而贵在精锐，人多而不精锐，只会拖累行军布阵。近来听说军中招募的士兵多有冗杂滥竽充数的人，我特意以此告诫他们，希望得到精锐部队，或许才有些用处。”臣良胜说：“立法效法古代，但议论法律有不不必拘泥于古代的地方；守法遵循古代，但执行法律有不不必拘泥于古代的地方。古代用井田制征收赋税，农夫作为士兵，当时有车战的方法。约定日期交战，曲直胜负分明，用兵而不用将领，作战而不真正拼杀，以农夫为士兵是可以的。自从荀吴打败狄人，毁坏战车推崇步兵，乘坐的战车变为参伍编制，后世欺诈互相崇尚，如果再把农夫当作士兵，这是驱赶犬羊去填饱饥饿老虎的嘴。古代没有重镇，设置大帅不在边境，当时有封建的制度。秦国面对西戎，晋国面对北方，燕赵面对东夷，吴楚面对南粤，周王室居中，没有重镇是可以的。自从秦国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没有专门统辖，疆域的祸患，王室承担，如果没有专门使者，这是土崩瓦裂的局面。古代士兵没有供养，器具自己准备。到了张说招募士兵宿卫，唐朝才开始困害百姓来供养士兵，京城十天招募十三万人，而镇兵四十九万人，开元之前，每年供应衣粮费用不过二十万，天宝以后，每年用衣一千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已经不堪承受。到了宋朝苏轼又说：“自从唐朝以来，百姓不知道当兵，士兵不知道务农，农夫拿出粮食布帛来供养士兵，士兵拿出性命来保卫农夫，天下认为便利，即使圣人再兴起，也不能改变。”斟酌古今，参考议论，那么兵戎的制度，固然有权衡于胸中，如圣朝的制度，参伍错综，都是选择好的而跟随的。如果京营禁兵十二万，就是宋朝集结劲兵于京师的制度，而另有亲军宿卫捕卒班操，又是汉朝南北军的制度。蓟州、保定、宣府、定州三镇连接十万众，并充实京畿地区，呼吸可应，就是秦国关中重内的制度。辽东镇兵七万多，以控制东边，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四镇联络十八万以抵御西北，五镇分守，仅足以抵挡京营、京畿的数目。虽然建立帅府，而兼用文吏统辖，就是唐朝藩镇的兵，而不是藩镇的帅。南郡、中都留守卫兵八万多，山东入卫京班余三千三百多，山西一万九千五百多，陕西二万三千九百多，河南入卫京班余一万五千九百多，浙江三万九千九百多，江西一万二千七百多，湖广七万一千六百多，四川九千六百多，福建四万八千二百多，广东三万九千四百多，广西一万二百多，云南八万一千四百多，贵州三万二千九百多。卒卫所，就是唐朝府兵的制度，而都司所掌，还是折冲府的遗制。宣调应时，如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万无尾大不掉的祸患。所供养的费用，都出自百姓，而边镇的储备，又兼以盐引飞挽，那么也不专门出自百姓。北卫有班操，南卫有漕卒，习劳居守，水陆应援，率有长虑深识行乎其间，参考既往，几乎没有遗漏的顾虑了。祖宗的遗谋，真是万世的长策。法律长久就有弊端，即使是三代也不能避免，总之用法的弊端，不是立法的弊端。凡是现在议论的人，必定说京军不可用，边军不可缺，只有这两点。大概因为京军习惯于安逸，掌管于贵将，一旦驱使他们从事，更须边卒防持，万有成功，攘夺称首。边伍时常发清勾，多是南方孱弱，不耐寒劳，随即逃散，屡补屡逃，逐年帮解，确实对军队无益，对百姓有损。然而法律不能全部废除，伍不可以长久空虚。如果在边沿用曹玮以废地募军的办法，那么舍弃余军余补其正伍，全粮全赏，足以养生余力，余地可致殷盛，人或许乐意跟随，原额可足。其骁腾惯战，视新补罢卒一人而当十，何患边卒之多缺乎？京营的将领，必定选择久历战阵的人，或用种师道银的教射之法，处以优任，免其轻罚，日久人慕，技业专精。宋朝初年禁军一以当百，何今日京军独不可用乎？二弊之除，正烦方尺之令尔。但臣曾听范祖禹说：天下的祸患，每生议臣之好乱旧章，是则又有可忧者。
御史中丞章溢之子存道率领乡兵一万五千人，跟随李文忠进入福建。福建平定，诏令存道率兵从海路北征。章溢坚持认为不可，说：“乡兵是农夫，许诺事情平定后归农，现在又调动他们，这是失信。”接着议论说：“兵
已入闽者，俾还乡里。昔尝叛之民，宜籍为军，使北征，一举而恩威着矣。”上喜曰：“孰谓儒者果迂阔哉？非先生为朕一行，无能成此事者。”
译已经进入福建的人，让他们返回家乡。过去曾经背叛朝廷的百姓，应当登记为军籍，派他们向北征讨，这样一举就能彰显恩德与威严了。”皇上高兴地说：“谁说读书人果然迂腐不切实际呢？如果不是先生为我走这一趟，没有人能完成这件事。”
永乐十八年，将西征亲藩，奏江西所垜集民兵可徴，出奏，示学士杨荣。对曰：「陛下已命罢之，今复徴，非信。」遂寝。
臣良胜曰：「孔子有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之重于兵也，审矣。国初君臣当戎马急遽中，而论议施罢，必主于信，真得孔子之心也。」
洪武四年春正月，圣祖谓中书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緜袄，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省臣对曰：「守边将士衣袄，嵗有常供，无庸再运。」圣祖曰：「将士虽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异于常时，故命加给。尔古人一夫不获，引咎在躬，况守边将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给之勿缓。」
臣良胜曰：天下之兵一也，圣祖独优厚于守边者，盖有深意存也。自封建制废，而天下之祸每起于外。自汉以后，募民徙塞，至于遣戍，虽宰相子弟亦必应行。唐时衣袄皆自宫中制之，人君虽深居九重之中，而忧念及万里之外，此边士所以防死也。我朝边士皆有定籍，无更畨之扰，有衣粮之厚，而圣祖推念，又复加赐若是。昔楚庄巡抚三军，有如挟纩，矧兹实赏，其感激效死，当何如哉！
文皇谓忠诚伯茹瑺、兵部尚书刘防曰：「太祖髙皇帝尝戒▯诸将校曰：『军士家属既众，月粮有限，衣食不足，不免饥寒。加以尔等无恻隐之心，侵渔私役，徃徃逃亡，缺伍。故当时私役者，一日追工钱一贯，仍论其罪。』今切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比昔有加，所以逃亡者众。自今计其逃亡之数以论罚：如百户有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十人者，全不给，降充总旗；四十人，降充小旗；五十人，发充军。其千户逃军十倍于百户，指挥逃军五倍于千戸者，减俸逓降，一如百戸之例。」
臣良胜曰：方今负经世之畧者，必曰军伍日寡，法不能以追补，军官日滥，势不能以裁革，故清查条例日以繁多，责数勾解，重贻民累。一言裁损，怨议沸腾。宣庙尝谕兵部尚书张本曰：「近年有诉妄解充军，乃有司之过。彼意谓朝廷所重在军，不知民乃国家根本，则清补之▯在昔巳然，不知今日又何如也？」英庙时，军官俸一季支银一十四万余两。大学士李贤言曰：「军官有増无减，如人有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军功者，虽以金书铁劵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犯法即除其国，岂有累犯恶罪而不革者？今若因循久逺，天下官军多民少，供其赋必至困穷，而邦本弱矣。」上曰：「此事诚可虑，当徐图之。则军官之滥，在京既然，不知在边境在天下又何如也？」臣愚以为，存圣祖优厚边士之心，而举文皇督责军职之例，又何军伍日寡、军官日滥之足忧哉？清查之例可以日省俸粮之给，可以日裕所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盖不必别创新法，过为危论，一取▯祖宗之法而自足也。
周官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曰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
汉文帝初年，廐马止百余疋，下取给于边郡。班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羣；桥桃居塞，则致马千疋。其后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边，其良者以给乗舆。
武帝征伐繁兴，益盛。养马以西河、上郡为万骑，太守而马政始掌于郡二千石矣。蓄积廐马至四十万，自遣卫、霍之师频出塞，马大耗焉。
唐髙祖得牝马三千疋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嵗掌之。万嵗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徳，马蕃息至七十万疋，分八坊四十八监，置使以领之。
▯宗时，牧马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廐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四十二万匹。帝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焉。
徳宗建中元年，市闗辅马三万，实内廐。元和中，命中使以绢一万市马河曲，始置四十八监，防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
译永乐十八年，皇帝准备亲自征讨西部的藩王，有人上奏说江西集结的民兵可以征调，拿出奏章给学士杨荣看。杨荣回答说：“陛下已经下令停止征调，现在又征调，是不守信用的。”于是此事作罢。
臣良胜说：“孔子曾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就会信任政府。’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但百姓如果没有信任，国家就无法立足。信用比军队重要，这是很清楚的。建国初期，君臣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讨论政策施行或废止，一定以信用为主，这真是领悟了孔子的用心啊。”
洪武四年春正月，太祖对尚书省官员说：“今天天气寒冷，比冬天还冷。京城尚且如此，何况北边荒凉的地方，冰厚雪深，我守卫边疆的将士非常艰苦。尚书省用府库储存的布帛制作棉袄，运送到蔚州、朔州、宁夏等地，发给将士。”尚书省官员回答说：“守卫边疆的将士穿棉袄，每年有固定的供给，不需要再运送。”太祖说：“将士虽然有固定供给，我本来就知道，只是因为今天寒冷不同于平常，所以命令额外发放。古人说一个人得不到安顿，过错就在自己身上，何况守卫边疆的将士，更是我深切挂念的人，赶快发放不要拖延。”
臣良胜说：天下的军队是一样的，太祖唯独优待守卫边疆的将士，大概有深意存在。自从封建制度废除后，天下的祸患常常来自外部。从汉朝以后，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直到派遣戍守，即使是宰相子弟也必须应征。唐朝时棉袄都由宫中制作，君主虽然深居宫中，但忧虑思念到万里之外，这就是边疆士兵愿意效死的原因。我朝边疆士兵都有固定名册，没有轮换的困扰，有丰厚的衣粮，而太祖推恩思念，又如此加赐。从前楚庄王巡视军队，士兵们感到温暖如同穿着棉衣，何况这是实际的赏赐，他们感激效死，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太宗对忠诚伯茹瑺、兵部尚书刘防说：“太祖高皇帝曾经告诫各位将校说：‘军士家属众多，月粮有限，衣食不足，难免饥寒。加上你们没有恻隐之心，侵吞克扣私役，往往逃亡，缺额。所以当时私役的人，一天追缴工钱一贯，仍然论罪。’现在深切忧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比过去更严重，所以逃亡的人众多。从今以后根据逃亡的人数来论罪处罚：如果百户有逃亡一人，减少俸禄的一半；十人，全部不给，降职充任总旗；四十人，降职充任小旗；五十人，发配充军。千户逃亡人数是百户的十倍，指挥逃亡人数是千户的五倍，减少俸禄依次降职，都按照百户的例子。”
臣良胜说：当今负有经世济民方略的人，一定说军队日益减少，法律不能追回补充，军官日益泛滥，形势不能裁减革除，所以清查条例日益繁多，责成查核勾解，重重地给百姓带来负担。一提到裁减，怨声沸腾。宣宗曾经谕令兵部尚书张本说：“近年有人申诉被错误地解送充军，这是有关部门的过错。他们以为朝廷重视军队，不知道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那么清理补充在以前已经这样，不知道今天又怎么样呢？”英宗时，军官一季发放俸禄银十四万余两。大学士李贤说：“军官有增无减，就像人生下来不死，没有地方安置了。自古有军功的人，虽然用金书铁券发誓永远存在，但他们的子孙不是一两次犯法就废除爵位，哪有屡次犯恶罪而不革除的？现在如果因循久远，天下官军多百姓少，供给他们的赋税必然导致困穷，而国家根本削弱了。”皇上说：“这件事确实值得忧虑，应当慢慢谋划。那么军官的泛滥，在京师既然这样，不知道在边境在天下又怎么样呢？”臣愚以为，保持太祖优待边疆士兵的心，而推行太宗督责军职的例子，又有什么军队日益减少、军官日益泛滥值得忧虑的呢？清查的条例可以日益节省俸禄粮食的供给，所谓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政府。大概不必另创新法，过分危言耸听，只要采取祖宗的法度就足够了。
《周礼》校人掌管王马的政令，辨别六类马：叫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天子有十二个马厩，六种马；诸侯国有六个马厩，四种马；大夫家四个马厩，两种马。
汉文帝初年，马厩马只有一百多匹，向下从边郡取用。班氏驻守边塞，就得到马几千群；桥桃驻守边塞，就得到马一千匹。后来边郡的兴盛，就在西北边设置三十六个苑，其中优良的供给皇帝乘坐。
武帝征伐频繁兴起，更加兴盛。养马以西河、上郡为万骑，太守而马政开始由郡二千石掌管了。积蓄马厩马达到四十万，自从派遣卫青、霍去病的军队频繁出塞，马大量消耗。
唐高祖在赤岸泽得到母马三千匹，迁徙到陇右，命令太仆张万岁掌管。万岁善于其职，从贞观到麟德，马繁殖到七十万匹，分设八坊四十八监，设置使臣统领。
玄宗时，牧马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达到四十二万匹。皇帝东封，用牧马数万匹，按颜色分为群，望去像云锦一样。
德宗建中元年，购买关中辅地的马三万，充实内厩。元和中，命令中使用绢一万购买河曲的马，开始设置四十八监，防备陇西、金城、平凉、天水，范围广阔千里。从京城越过陇山，设置八坊，作为会计都领。其间水草丰美、田地肥沃
，以给贫民及军吏。
宋太祖以五代时监牧多废，官失其守，国马不蕃息，时但有左右飞龙院，帝始置养马二务，嵗遣中使诣边州市马，自是闲廐始充。
译（将所得之物）用来供给贫民和军吏。
宋太祖认为五代时期监牧多被废弃，官员失职，国家马匹不能繁殖增多，当时只有左右飞龙院，皇帝才开始设立养马二务，每年派遣宦官到边境城市购买马匹，从此马厩才开始充实。
太宗时，内廐马既充牣，始分置诸州牧养。雍熈初，禁边臣于边外市蕃马，勿得▯其直。自河北洛阳至许州镇，凡十八监，通利军十牧草地图，虑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检视，画其疆界。又于诸州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费刍秣，所生驹可资军用。
真宗羣牧司总内外马政，嵗遣判官一人巡行诸监，取孶生驹二嵗以上者，防印之。
仁宗时，丁度谓羣牧吏上言：「天圣中，牧马至十余万。其后言者以天下无事，遂废八监。陜西、河东嵗市马一万二百，犹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数年，所市马比常嵗特三之一。请下令河东、京东、京西、淮南籍丁壮为兵，处有能畜一战马者，与免二丁，仍不升户，以偹缓急。」神宗留意马政，枢宻使郤亢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而羣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余顷，今以五万为率，一马占地五十畆。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军、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万七千顷，可赋民以刍豆。」从之。
臣良胜曰：兵政以马为先，周官以命夏官之名可知也。厯代修令，其法备矣。国家法古为治，集其善者，在内设太仆寺，以总天下马政，率用士人；而在外苑寺长贰亦然，时有异擢特用，以励之。周命伯冏为大正，其不轻而重可知也。市马于河西，犹昔也；嵗遣巡行，犹昔也；攷驹防印，犹昔也；牧地画疆，犹昔也；占畆之数，犹昔也；刍豆之赋，犹昔也；分养诸州，犹昔也。然而征行大耗，亦犹昔也。以为无事而废监，亦犹昔也。考其故，而今之利病从可知也。臣尝闻仁庙时兵部尚书李庆言：「民间畜马蕃息，请令朝觐正佐官领马，嵗课其驹。」学士杨士竒奏言：「非贵贤贱畜之意。」此令之失，非小，遂止。已领者准官贠乗马例，不责生息。由此观之，则当时马之充牣，将无所容。近年以来，内廐所畜损价发卖，以省刍秣，国马大耗，卒有军兴，増价市补而不得矣。诸省之备用，畿辅之寄养，其弊滋深，将至民逃地废，而莫之为所，是不能不烦经国之议，以厪圣明之决也。臣敢牵连附议于末曰：「大叚今之马政，袭用宋人保马之法，而▯或甚焉。宋人听民愿领，今则计户论丁而配与之；宋人免其体量钱及他征役，今则征输如故也。使其有损于民而有益于官，犹或可也。今所养马多不堪乗，朋户轮喂，刍秣不时，外瘦中干，驰骤中土已为不任，况驱以驰骋于边塞乎？且养马着令，生必报数，死必责偿，死者未偿而生者揑报，嵗嵗増陪，家家困敝，朋钱买补，公私费耗，殆数十金。及领给官军，月支刍豆，那移克减，马随瘦伤，展转相仍，均为虐政。故谚云：『马领于官者有名而无实，马养于民者无益而有损。』或者建议清出原额牧塲，水草必为两便。太仆等官，诚得如王毛仲、张景顺者，考其遗法，通以时宜。昔在民者官牧而给之，今在官者比伍而养之，在民粮草照地起科，以为买给。之费，在军倒死，同伍买偿，以防克料之奸。纵使未获其利，亦或可省其▯矣。臣尝闻宋臣文彦愽曰：「议者欲赋牧地于农民，敛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责其孳息。即不知所赋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敛征赋丰防，皆可得乎？复不知户配一马，絷之维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后将何继乎？」此皆老成长虑，若为今日预言之者。臣故敢并録以为圣明献。
右衍兵戎之制
盘庚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余亦不敢动用非徳。」
蔡沉曰：「兹我大享于先王，尔祖父亦以功而配食于庙。先王与尔祖父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作福作灾，皆简在先王与尔祖父之心。我亦岂敢动用非徳以加尔乎？」
臣良胜曰：「人臣而配食于先王之庙，此崇徳报功之盛典也。盘庚推言，及其后人，亦不敢动用于非徳，况当其身乎？」
洛诰》曰：「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苏氏曰：「以黒黍为酒，合以郁鬯，所以祼也。宗庙之礼
译太宗时，内厩的马已经充足，开始分派到各州牧养。雍熙初年，禁止边将到边境以外购买蕃马，不得抬高其价格。从河北洛阳到许州镇，共有十八个监，通利军十个牧草地图，担心多侵占民田，于是派遣宦官检视，划定其疆界。又在各州畜养母马一万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耗费草料，所生的马驹可供军用。
真宗时，群牧司总管内外马政，每年派遣判官一人巡视各监，选取两岁以上的马驹，加盖印记。
仁宗时，丁度对群牧吏说：“天圣年间，牧马达到十余万。后来有人议论说天下无事，于是废除了八个监。陕西、河东每年购买马一万二百匹，尚能补充京畿、塞下的缺口。自从用兵数年，所购马匹比常年只有三分之一。请下令河东、京东、京西、淮南登记丁壮为兵，凡能畜养一匹战马者，免除两个丁的赋役，且不升户等，以备缓急。”神宗留意马政，枢密使郤亢利用牧马剩余田地修习稼穑之政，以资助牧养之利。而群牧司上言：“马监草地四万余顷，现在以五万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个监剩余田地无几，应当暂且照旧。而原武军、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一万七千顷，可以赋税给民以购买草豆。”朝廷听从了。
臣良胜说：兵政以马为先，周官以命夏官之名可知。历代修定法令，其法完备。国家效法古代治理，汇集其善者，在内设立太仆寺，以总管天下马政，率用士人；而在外苑寺长官副职也是如此，时有异擢特用，以激励他们。周命伯冏为大正，其不轻而重可知。在河西买马，如同往昔；每年派遣巡视，如同往昔；考驹盖印，如同往昔；牧地划界，如同往昔；占地亩数，如同往昔；草豆赋税，如同往昔；分养各州，如同往昔。然而征行大耗，也如同往昔。以为无事而废监，也如同往昔。考察其故，而今之利弊可知。臣曾听说仁宗时兵部尚书李庆说：“民间畜马繁殖，请令朝觐正佐官领马，每年考核其马驹。”学士杨士奇上奏说：“这不是贵贤贱畜的意思。”此令之失，非小，于是停止。已领者按官员乘马例，不责生息。由此观之，则当时马之充足，将无处容纳。近年以来，内厩所畜降价发卖，以省草料，国马大耗，卒有军兴，增价购买补充而不得。各省之备用，京畿之寄养，其弊滋深，将至民逃地废，而莫之为所，是不能不烦经国之议，以劳圣明之决。臣敢牵连附议于末曰：“大概今之马政，袭用宋人保马之法，而或甚焉。宋人听民愿领，今则计户论丁而配与之；宋人免其体量钱及他征役，今则征输如故。使其有损于民而有益于官，犹或可也。今所养马多不堪乘，朋户轮喂，草料不时，外瘦中干，驰骤中土已为不任，况驱以驰骋于边塞乎？且养马着令，生必报数，死必责偿，死者未偿而生者捏报，岁岁增赔，家家困敝，朋钱买补，公私费耗，殆数十金。及领给官军，月支草豆，挪移克减，马随瘦伤，展转相仍，均为虐政。故谚云：‘马领于官者有名而无实，马养于民者无益而有损。’或者建议清出原额牧场，水草必为两便。太仆等官，诚得如王毛仲、张景顺者，考其遗法，通以时宜。昔在民者官牧而给之，今在官者比伍而养之，在民粮草照地起科，以为买给之费，在军倒死，同伍买偿，以防克料之奸。纵使未获其利，亦或可省其弊矣。臣曾闻宋臣文彦博曰：‘议者欲赋牧地于农民，敛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责其孳息。即不知所赋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敛征赋丰歉，皆可得乎？复不知户配一马，絷之维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后将何继乎？’此皆老成长虑，若为今日预言之者。臣故敢并录以为圣明献。”
右衍兵戎之制
盘庚说：“兹我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余亦不敢动用非德。”
蔡沉说：“兹我大享于先王，尔祖父亦以功而配食于庙。先王与尔祖父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作福作灾，皆简在先王与尔祖父之心。我亦岂敢动用非德以加尔乎？”
臣良胜说：“人臣而配食于先王之庙，此崇德报功之盛典也。盘庚推言，及其后人，亦不敢动用于非德，况当其身乎？”
《洛诰》说：“伻来，毖殷，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苏氏说：“以黑黍为酒，合以郁鬯，所以祼也。宗庙之礼
，莫盛于祼。王使人来戒▯，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绥宁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译没有比裸祭更盛大的了。周王派人来告诫说：“用黑黍酿成的香酒两壶，来安抚、安定周公。说：‘显明的祭祀，称为美好的享祀，这是什么意思呢？’侍奉周公就像侍奉神明一样。”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勲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乗。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王安石曰：「周公能为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可用之礼乐。」
程颢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则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为者，皆所当为也。周公乃尽其为臣之职耳，岂得独用天子之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良胜曰：成王昔命微子于宋，以賔王家，必曰「慎乃服命，以率由典常」，其虑至深逺也。盖偪生于僣，僣生于疑。宋爵上公，又王者之后，尤易于僣偪而可疑者，故所以命之必慎服命，以守典常，庶免于僣偪之患。岂其于鲁而命其僣越至是哉？故先儒有曰：「成王于宋谨慎如此，必无赐周公以天子礼乐之事。」岂周室既衰，鲁窃僣用，托为成王之赐，伯禽之受乎？
汉髙祖封功臣爵，誓曰：「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苖裔。」
臣良胜曰：髙祖定天下，列元功十八侯，位次而譬之于猎，曰：「诸将狗也，萧何发纵指示人也。」可谓明而公矣。沙中偶语，张良犹曰：「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是以其后异姓王者八人，侯者一百四十四人。其封誓之词若此，盖欲其传之永永，与国咸休也。终髙祖世，七王皆絶，惟吴芮尚存。至武帝时，列侯存者止四人，则山河带砺之誓，亦安足恃哉？纵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多自取败。然在武帝时，以酎金爵夺者一百六人，意有不乐而文致之者，亦多。以萧何首功，至景帝时，以祀絶，乃封其孙嘉为后，庶几存一线之绪，足盖前人之愆尔。
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其人于麒麟阁，凡十一人，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车骑将军龙▯侯韩増，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丞相髙平侯魏相，博阳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阳城侯刘徳，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徳知名当世，是以表而▯之。
吴养心曰：「定策如博陆，济治如丙、魏，靖边如充国，寘之前列，夫谁曰不然？安世以谨厚闻，延年以安和着，萧望之、梁丘贺以文学显，其他如韩、如刘，不过一艺一能之士，未见有卓然之功也。而苏武大节凛然，乃寘之于羣臣之后，帝岂无见于此哉？盖麒麟之图绘，正逺人观听之所系。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一旦顾瞻杰阁，厯数元勲，而畴昔敬畏之人乃居羣臣之后，必相顾骇愕，私相告语：『以中郎之大节如此，且居羣臣之下，则凡偃然其右者，功徳顾可量与？』将益信中国人才之盛，而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矣。」
臣良胜曰：是非优劣，每公于无所弊而已，而好恶不可以有所欺也。宣帝寘苏武于末，谓足以夸示外藩而重中国也。彼博陆之尊崇若此，独不知乎？赤族之惨，夫谁不知？崇虚礼以掩之，将无起刻薄少恩之议乎？是近于欲盖而张之也。且夫长吏贤否，于府史市卒或不能得，而深山穷谷耕樵之夫乃称量铢两而不失，以其无所蔽也。外藩于中国，人才无所忌也，无所争也，何所蔽乎？耶律防至，王徳用与射玉津园，防曰：「天子以公典枢宻，而用富公为相，将相得人矣。」及司马入相，则曰：「中国相司马，慎无生事。」朱熹在潭州曰：「朱先生安在？」是诸贤之在中国时，或毁誉失真，而外藩定论乃万世之不可易。则凡是非优劣，岂得而欺之也哉？故曰：中国之待外藩，亦推其至诚可也。
明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冦恂、傅俊、岑彭、坚谭、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肜、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以椒房之亲，独不与焉。
臣良胜曰：君臣之际，相成之难，而相保之尤难也。荣于当世为难，而荣于嗣世尤难
译《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劳，所以把曲阜封给周公，方圆七百里，配备革车一千辆。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
王安石说：“周公能做出人臣做不到的功绩，所以可以使用人臣不可以使用的礼乐。”
程颢说：“这是不懂人臣的道理。处在周公的位置，就做周公该做的事。凭借那个位置而能做到的，都是应当做的。周公只是尽到了做臣子的职责罢了，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
臣良胜说：成王从前在宋国任命微子，让他以宾客的身份辅佐王室，必定说‘谨慎地执行你的使命，以遵循典章常规’，他的考虑非常深远。大概僭越产生于逼迫，逼迫产生于猜疑。宋国的爵位是上公，又是前朝王者的后代，尤其容易僭越逼迫而令人猜疑，所以任命他时必定要谨慎执行使命，以遵守典章常规，希望避免僭越逼迫的祸患。难道在鲁国却命令他僭越到这种地步吗？所以先儒有人说：‘成王对宋国如此谨慎，必定没有赐给周公天子礼乐这件事。’难道是周王室衰微后，鲁国窃取僭用，假托是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吗？
汉高祖封赏功臣爵位，发誓说：“黄河像衣带一样，泰山像磨刀石一样。国家永远存在，惠及子孙后代。”
臣良胜说：高祖平定天下，排列十八位元功侯的位次，并比喻说：“各位将领是猎狗，萧何是牵狗发令、指示猎物的人。”可以说明智而公正了。沙中私下议论，张良还说：“所封赏的都是旧交，所诛杀的都是仇怨。”因此后来异姓王有八人，侯爵有一百四十四人。那封誓的言辞像这样，大概是希望他们世代相传，与国家共同享有福泽。直到高祖去世，七个王都断绝了，只有吴芮还在。到了武帝时，列侯存活的只有四人，那么山河带砺的誓言，又哪里值得依赖呢？纵然说世代享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法，大多自取败亡。然而在武帝时，因酎金问题被剥夺爵位的有一百零六人，其中有意怀不满而罗织罪名的，也很多。以萧何首功之臣，到了景帝时，因为祭祀断绝，才封他的孙子萧嘉为后，大概是为了保存一丝血脉，足以弥补前人的过失罢了。
宣帝思念股肱之臣的美德，于是把他们的画像画在麒麟阁，共十一人，依照他们的形貌，题写他们的官爵姓名。只有霍光不写名字，写的是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是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阳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阳城侯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典属国苏武，都有功德闻名于当世，因此表彰并描绘他们。
吴养心说：“定策如博陆侯，济治如丙吉、魏相，靖边如赵充国，把他们放在前列，谁说不合适呢？张安世以谨慎厚道闻名，杜延年以安定和谐著称，萧望之、梁丘贺以文学显达，其他如韩增、刘德，不过是一技一能之士，没有看到卓越的功绩。而苏武大节凛然，却被放在群臣之后，皇帝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大概麒麟阁的画像，正是关系到远方人的观听。他们平日所敬畏仰慕的，知道只有苏武而已。一旦瞻望高阁，历数元勋，而往昔敬畏的人却排在群臣之后，必定互相惊愕，私下告诉彼此：‘以中郎将这样的大节，尚且排在群臣之下，那么那些安然位居其右的人，功德难道可以衡量吗？’将更加相信中国人才的兴盛，而隐然有虎豹在山的气势了。”
臣良胜说：是非优劣，往往在无所偏私时才公正，而好恶不可以有所欺骗。宣帝把苏武放在最后，认为足以夸示外藩而加重中国的威望。那博陆侯的尊崇像这样，难道不知道吗？灭族的惨祸，谁不知道呢？推崇虚礼来掩盖，难道不会引起刻薄少恩的议论吗？这接近于欲盖弥彰。况且长官的贤与不贤，在府史市卒那里或许不能得知，而深山穷谷耕樵的农夫却能称量铢两而不失，因为他们没有遮蔽。外藩对于中国，人才没有忌讳，没有争夺，有什么遮蔽呢？耶律德光到来，王德用与他在玉津园射箭，德光说：“天子让公掌管枢密，而任用富公为相，将相得到人才了。”等到司马光入相，就说：“中国任用司马光为相，千万不要生事。”朱熹在潭州说：“朱先生在哪里？”这些贤人在中国时，或许毁誉失真，而外藩的定论却是万世不可改变的。那么所有的非优劣，难道可以欺骗吗？所以说：中国对待外藩，也推究他们的至诚就可以了。
明帝思念中兴功臣，于是把二十八将的画像画在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其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谭、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增加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马援因为椒房之亲，唯独没有列入。
臣良胜说：君臣之间，相互成就很难，而相互保全尤其难。在当世获得荣耀很难，而在后世获得荣耀尤其难。
也。晋文从亡在外，十有九年，介子推不及禄，而竟灰于緜上。勾践范蠡，﨑岖战鬭，而五湖扁舟，未免弓藏狗烹之虑也。岂独白马之盟，血未干而爼醢继之哉？光武功臣，终身保全，而明帝继治，复追崇之，斯功臣之大遇也。是以邓景之后，与汉始终，视麒麟阁之绘，不克全于霍氏者，亦为优矣。独马援以椒房之亲，不与，是避嫌之过也。使其功之足崇，虽途人而可也。如诸将是也，如其不足崇，虽贵戚而不可也。唐太崇以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太宗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茍或不才，虽亲不用。今日之举，非私亲也。」后世不以太宗为私，则固知明帝之过也。虽然，臣又有以发帝之微者：帝隂后子也，隂识其舅也，亦有贤名于光武时，而非功臣列也。马后，明帝后也，图援而不及识，将无有厚薄之疑？因援而及识，惧无以服功臣之心矣。然则帝之是举，非不私马后之过也，乃私隂后之过也，终归于私而已矣。
译罢了。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介子推没有等到受封爵禄，最终在绵山被烧死。勾践与范蠡历经艰难险阻、征战沙场，最终泛舟五湖，也未能免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担忧。难道只有白马之盟，血迹未干就接着遭受剁成肉酱的惨祸吗？光武帝的功臣们得以终身保全，而明帝继位后，又追赠尊崇他们，这是功臣们极大的恩遇。因此，邓禹的后代与汉朝始终共存，比起麒麟阁画像未能保全的霍氏家族，已经算是优厚了。唯独马援因为与皇后有亲戚关系而没有受到追崇，这是明帝避嫌过头了。如果他的功劳值得尊崇，即使是路人也可以；如果他的功劳不值得尊崇，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可以。唐太宗推崇长孙无忌担任司空，长孙坚辞说：“我愧为外戚，担心天下人认为陛下徇私。”太宗说：“我为了官职选择人才，只授予有才能的人，如果没才能，即使是亲属也不用。今天的举措，不是徇私情。”后世不认为太宗徇私，那么本来就知道明帝有过错了。虽然如此，我还有理由揭示明帝细微的私心：明帝是阴皇后的儿子，阴识是他的舅舅，在光武帝时也有贤名，但不属于功臣行列。马皇后是明帝的皇后，图绘马援而没有图绘阴识，难道没有厚此薄彼的嫌疑吗？因为图绘马援而连带图绘阴识，恐怕无法使功臣们心服。那么明帝的这一举措，不是不徇私于马皇后的过错，而是徇私于阴皇后的过错，最终归结于徇私罢了。
安帝诏曰：「建武元功二十八将，至此未逺，而或至乏祀，朕甚闵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絶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继后者，分别置状以上。明年二十八将絶国者，皆绍封焉。」
臣良胜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髙祖裂土侯王，连城兼郡，皆所不惜。盖攫取他人之有而弃之，不甚惜。侯王骄侈自败，故诛除削夺，亦不甚惜。光武有徴于此，以髙宻首功，而分土不过四县。与朝请叅决政事者，不一二人，是以保全髙帝之后，克绍髙帝。虽文、景亦不甚矜容，至武帝而国除者，若弃孤雏、腐鼠，皆髙帝之流祸也。光武之后，恒思光武，明帝追崇，至安帝复继其絶世，皆光武之遗泽也。故曰：「作法于仁，其后犹忍；作法于忍，其将若之何？」
唐太宗图功臣于凌烟阁，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杜如晦，魏徴房▯龄，髙士廉，尉迟敬徳李靖，萧瑀，叚志▯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徳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寳凡二十四人。
唐▯宗天寳六载，南郊礼毕，诏太庙配享功臣：髙祖室宜加裴寂、刘文静；太宗室加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髙宗室加禇遂良、髙季雅、刘仁轨；中宗室加狄仁杰、魏元忠、王用。侯文武之道，既惟并用，宗敬之仪，不可独阙。宋髙宗诏图像功臣：赵普、曹彬、薛居正、石希载、潘美、李沆、王旦、王曽李继隆、吕夷简、曹玮、韩▯富弼、曽公亮、司马光、韩忠彦十六人，配享景灵宫。
理宗诏太常寺绘配享景灵宫功臣赵普以下十六人，増赵鼎、吕頥浩、韩世忠、张浚、陈康伯、史浩、葛邲，益以赵汝愚二十四人于昭勲崇徳阁。
臣良胜曰：朱熹尝谓九庙之制既废，惟景灵都宫别殿门制亢严，犹存古庙之制。臣谓配享之臣，若唐▯宗之文武并列，宋髙宗、理宗之创业守成并存，最为得体，视専祀武功、创业之制为大偹矣。臣尝具疏请建庙如文武世室之制，与増祀守成辅相功徳之显者，以集先代之成，且足以厉守成君臣之志。时为当事所抑，遂寝议焉。臣之志未巳也，俟别陈之。
洪武二年，圣祖勅中书省臣曰：「元末政乱，祸及生灵。朕倡义临濠，以全郷曲。继率英贤，度大江，遂西取武昌，东定姑苏，北下中原，南平闽广。越十有六载，始克混一。每念诸将相从，损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前劳，痛切朕懐。人孰无死，死而不朽乃为可贵。若诸将者，生建忠勇之节，死有无穷之荣，身虽没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鸣山，序其封爵，为像以配之。」
文皇即位之初，享太庙毕，遣官祭功臣于鸡鸣山庙。先是，礼部侍郎宋礼言：“功臣自有庙，请罢太庙配享，但于本庙祭之。”文皇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罢。此皆佐命开国之臣，既自有庙，俟太庙享毕，亦别遣官即其庙祭之，于义可也。”着为令。
臣良胜曰：「在《易》有曰：『云从龙，风従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文王之兴，而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汉髙受命，而一时佐命，皆丰沛故人。圣祖飞龙，濠梁勲旧，▯名义烈，辉映山川。庙祀报功，后先隆称，慰精灵于九京，啓忠魂于万世。视韩彭不保其终，房杜不恤其后，度量相越，岂不逺哉！」
右衍崇勲之制
中庸衍义卷十五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六明夏良胜撰三重之义【经济之文，词翰之文】
舜弹五▯之琴，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薫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臣良胜曰：「南风，长养之风也。万物长养，而后民财可阜；民财阜，而后民愠可解。盖财者，天之利也，民之心也。圣人以美利利天下，亦因民所利而利之焉尔。然当唐虞盛时，亦复以财阜民为说者，人生有欲，无主乃乱，为之主以治其乱，君也。故曰：『圣人之大寳曰位，何以聚人？曰财。』后世托为清旷，视财计为末务，而或若以凂
译安帝下诏说：“建武年间建立大功的二十八位将领，距今时间还不算久远，但其中有的人甚至到了断绝祭祀的地步，朕对此非常怜悯。你们要列出二十八位将领中那些没有子嗣、断绝后代，或者因犯罪被剥夺封国，但其子孙应当继承爵位的人，分别列出情况上报。明年，对于二十八位将领中断绝封国的，都要重新封爵继承。”
臣良胜说：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可以继承。高祖分封土地给侯王，连城兼郡，都不吝惜。大概是因为夺取别人的所有而抛弃它，不太吝惜。侯王骄傲奢侈导致自我败亡，所以诛杀削除，也不太吝惜。光武帝对此有借鉴，以高密侯为首功，但分封土地不超过四个县。参与朝请、共同决断政事的，不过一两个人，因此保全了高帝之后的血脉，能够继承高帝的事业。即使是文、景二帝也不怎么宽容，到了武帝时废除封国的，如同丢弃孤雏、腐鼠，这都是高帝遗留的祸患。光武帝之后，常思念光武帝，明帝追崇，到了安帝又接续那些断绝的后代，这都是光武帝留下的恩泽。所以说：“制定法度出于仁爱，其后代尚且还能忍耐；制定法度出于刻薄，那将会怎么样呢？”
唐太宗在凌烟阁绘制功臣画像，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髙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共二十四人。
唐玄宗天宝六年，南郊祭祀礼成，下诏太庙配享功臣：高祖室应增加裴寂、刘文静；太宗室增加长孙无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增加褚遂良、高季雅、刘仁轨；中宗室增加狄仁杰、魏元忠、王用。文武之道，既然都应当并用，宗庙敬奉的礼仪，不可单独缺失。宋高宗下诏绘制功臣画像：赵普、曹彬、薛居正、石希载、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继隆、吕夷简、曹玮、韩琦，富弼、曾公亮、司马光、韩忠彦十六人，配享景灵宫。
宋理宗下诏太常寺绘制配享景灵宫的功臣赵普以下十六人，增加赵鼎、吕颐浩、韩世忠、张浚、陈康伯、史浩、葛邲，加上赵汝愚共二十四人，供奉于昭勋崇德阁。
臣良胜说：朱熹曾说九庙的制度既然已经废除，只有景灵都宫别殿门制高大严整，还保留着古代庙制的样子。臣认为配享的功臣，像唐玄宗那样文武并列，宋高宗、理宗那样创业与守成的功臣并存，最为得体，比起专门祭祀武功、创业的制度要完备得多。臣曾经上疏请求建立庙宇如同文武世室的制度，并增加祭祀守成辅相中功德显赫的人，以汇集前代的成就，而且足以激励守成君臣的志向。当时被当权者压制，于是停止了议论。臣的志向并未停止，等待另行陈述。
洪武二年，圣祖敕令中书省臣说：“元末政治混乱，祸及百姓。朕在临濠倡导义举，以保全乡里。接着率领英雄贤才，渡过长江，于是向西攻取武昌，向东平定姑苏，向北攻下中原，向南平定闽广。过了十六年，才终于统一天下。每当想起各位将领跟随我，牺牲身体、竭尽全力，开拓疆土，有的共同做事却没看到成功，有的建立功业却没享受到回报。追思以前的辛劳，痛切地萦绕在朕的心怀。人谁不死，死而不朽才最为可贵。像各位将领这样，活着建立了忠勇的节操，死后有无穷的荣耀，身体虽然逝去但名声永远磨灭不了。命令有关部门在鸡鸣山建立功臣庙，排列他们的封爵，制作画像来配享。”
文皇即位之初，祭祀太庙完毕，派遣官员在鸡鸣山庙祭祀功臣。此前，礼部侍郎宋礼说：“功臣自有庙宇，请求罢免太庙配享，只在原庙祭祀。”文皇说：“先帝所确定的配享，不可罢免。这些都是辅佐开创基业的功臣，既然自有庙宇，等太庙祭祀完毕，也另外派遣官员到他们的庙宇祭祀，在道义上是可行的。”定为法令。
臣良胜说：“《易经》中有说：‘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圣人兴起，万物显现。文王兴起，思念众多贤士，诞生在这个王国。汉高祖受命，当时辅佐的，都是丰沛的老朋友。圣祖飞龙在天，濠梁的功勋旧臣，名义烈节，辉映山川。庙祀报答功劳，先后隆重称颂，安慰九泉下的精灵，启发万世的忠魂。比起韩信、彭越不能保全终局，房玄龄、杜如晦不体恤后代，度量相差，难道不遥远吗！”
右衍崇勋之制
中庸衍义卷十五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六 明夏良胜撰 三重之义【经济之文，词翰之文】
舜弹奏五弦琴，唱南风的诗歌说：“南风温暖啊，可以解除我百姓的怨恨啊；南风适时啊，可以丰富我百姓的财富啊。”
臣良胜说：“南风，是长养万物的风。万物长养，然后百姓的财富才能丰富；百姓财富丰富，然后百姓的怨恨才能解除。大概财富是天的利益，也是百姓的心意。圣人用美好的利益造福天下，也是顺应百姓所利的而使他们得利罢了。然而在唐虞盛世，也再次以财富丰富百姓来说明，人生而有欲望，没有主宰就会混乱，设立主宰来治理混乱，这就是君主。所以说：‘圣人的大宝是地位，用什么聚集人？说是财富。’后世假托清高旷达，视财政为末务，有时甚至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