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九
家人，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程頥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动不可易也。君子观风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谓事实；恒，谓常度法则也。徳业之着于外，由言行之谨于内也。言谨行脩，则身正而家治矣。
臣良胜曰：「君子身之所御，大如纲常伦理，小如事物细微，无非所当致力之地。而周公独以言行槩之。凡事之所当为，而力之所能为者，君子必言之而后可行，行之而不失其言，则内外一致，本末无遗，而君子之全徳着矣。况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发乎迩而见乎逺，言行，君子之枢机，别荣辱而动天地，率以是也。脩身之道，何加于此？」
大壮，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勿履。
程頥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壮也。君子观大壮之象，以行其壮君子之大壮者，莫若克己复礼古人云：「自胜之谓强中庸》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矫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已复礼则非君子之大壮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礼弗履。」臣良胜曰：兵者，有形之冦也；欲者，无形之冦也。兵之冦，贼其身而已；欲之寇，贼其心而无已也。是故君子之防欲，甚于防寇。必闲其邪心，以存其诚斯须不谨则邪乗虚而入，而寇夺之矣。非君子大壮其何能为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程頥曰：「山之峻阻，上复有水，坎水为险阻之象，上下险阻，故为蹇也。君子观蹇难之象，而以反身脩徳。君子之遇艰阻，必反求诸已，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故遇艰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则改之，无歉于心则加勉，乃自脩其徳也。君子脩德以俟时而已。」
臣良胜曰：富贵利达，所以厚生；贫贱忧戚，天所以玉尔于成也。遇蹇难而反身脩德，是故多难兴邦，殷忧啓圣。君德之成，有可徴也。▯▯版筑、鱼盐、海市、士师之间，皆以动心忍性而增益其不能。臣徳之成，有可徴也。然则蹇难之际，固君子自反之心；亦君子自成之地也。
复初九不逺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逺之复，以脩身也。朱熹曰：一阳复生于下，复之主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逺，能复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程頥曰：「不逺而复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学问之道，无他，也惟其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臣良胜曰：「复者，复天地之心也。人之所以为人者，具此天地之心而已。天地之心，何所不善？然气有清浊欲有开蔽，故人不能皆善，而未免于有过过既逺而不改，是之谓文过恶斯成也。若有过而知不逺而改，将复于无过是天地之心全具于我，而身无不脩矣。然此境界，自难超诣以顔子克己之功，而孔子但曰『其庶几乎』，故惟圣人，而后能立于无过之地。」《礼曰：「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其是之谓乎！」
▯陶谟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逺，在兹。」
蔡沈曰：「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谨也。身脩则无言行之失，思永则非浅近之谋。厚叙九族，则亲亲恩笃而家齐矣。庶明励翼，则羣哲勉辅而国治矣。言近而可推之逺者，在此道也。盖身脩、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臣良胜曰：「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言行者，身之本也。脩身而知所以致谨于言行，决非为浅近谋者，其思之永也。亦思所以由内及外，慎终如始，惟恐脩于身者容有作辍怠忽于其间也。若然，则脩身之功益加密矣。推之于家、于国、于天下，举而措之焉尔。」窃伏思之：「古者纪君之致治，莫先于典，而必曰克明峻德，则尧之所以为君者脩身也。臣之辅治，莫先于谟，而必曰慎厥脩身，则▯陶之所以正君者脩身也。为君如尧，为臣如▯陶，皆所以为万世法程者。方今典则尧庭，臣惟端册臯谟以进。」
无逸》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
译家人卦，象辞说：风从火中生出，这就是家人卦。君子因此说话要有实质内容，行为要有恒常准则。程颐说：端正家庭的根本，在于端正自身。端正自身的方法，一言一行都不可轻率改变。君子观察风从火中生出的卦象，知道事情是由内而外产生的，所以所说的话必定有实质内容，所做的事必定有恒常准则。物，指事实；恒，指常度法则。德行功业显扬于外，是由于言行在内心谨慎修养。言语谨慎、行为修养，那么自身端正而家庭治理好了。
臣良胜说：“君子所驾驭的，大到纲常伦理，小到事物细微，没有不是应当致力用心的地方。而周公唯独用言行来概括。凡是应当做且能力能够做到的事，君子必定先说出来然后才去做，做了就不违背所说的话，这样内外一致，本末没有遗漏，君子的完美德行就显扬了。何况言语从自身发出而施加于民众，行为从近处发起而显见于远方，言行是君子的关键枢纽，辨别荣辱并感动天地，都遵循这个原则。修养自身的方法，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大壮卦，象辞说：雷在天上，这就是大壮卦。君子因此不合礼法的事不涉足。
程颐说：雷震在天上，宏大而强壮。君子观察大壮卦的卦象，以实行其壮。君子的大壮，没有比克制自己、回归礼法更重要的了。古人说：“战胜自己叫做强。《中庸》中说‘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中立而不偏倚’，都说‘强啊矫健’。赴汤蹈火，脚踏白刃，武夫的勇敢，是可以做到的。至于克制自己、回归礼法，就不是君子的大壮做不到的了。所以说：‘君子因此不合礼法的事不涉足。’”臣良胜说：军队，是有形的寇贼；欲望，是无形的寇贼。军队的寇贼，只是伤害身体罢了；欲望的寇贼，伤害心灵而没有止境。因此君子防范欲望，比防范寇贼更甚。必须防范邪念，以保存诚心，稍微不谨慎，邪念就会乘虚而入，寇贼就夺取了。如果不是君子的大壮，怎么能做到呢？
蹇卦，象辞说：山上有水，这就是蹇卦。君子因此反省自身、修养德行。
程颐说：“山势高峻险阻，上面又有水，坎水象征险阻，上下都是险阻，所以称为蹇。君子观察蹇难的卦象，因而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君子遇到艰难险阻，必定反过来求之于己，更加自我修养。孟子说：‘行为有不得志的，都反过来求之于己。’所以遇到艰难险阻，必定反省自身，是否有过失导致这样呢？这就是反省自身。有做得不好的就改正，内心没有愧疚就加倍勉励，这就是自我修养德行。君子修养德行以等待时机罢了。”
臣良胜说：富贵利达，是用来丰厚生活的；贫贱忧戚，是上天用来成就你的。遇到蹇难而反省自身、修养德行，所以多难兴邦，深重的忧虑开启圣智。君主德行的成就，有可以验证的。〇〇在筑墙、卖鱼盐、海市、狱官之间，都通过动心忍性来增加自己不能做到的能力。臣子德行的成就，有可以验证的。那么蹇难的时候，固然是君子自我反省的时候；也是君子自我成就的地方。
复卦初九爻辞：不远复，没有悔恨，大吉。象辞说：不远而复，是为了修养自身。朱熹说：一阳在下位复生，是复卦的主爻。又处在事情的初始，过失还不远，能回复到善，不陷入悔恨，是大善而吉的道理。
程颐说：“不远而复，是君子修养自身的方法。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知道不善就迅速改正从而向善罢了。”臣良胜说：“复，是回复天地之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就是具备这个天地之心罢了。天地之心，有什么不善的呢？然而气有清浊，欲望有开蔽，所以人不能都善，难免有过错。过错已经久远而不改正，这就叫文过饰非，恶行就形成了。如果有过错而知道不远就改正，将回复到没有过错的状态，这是天地之心完全具备于我，而自身没有不修养的了。然而这个境界，自然难以达到，以颜回克制自己的功夫，孔子只说‘差不多吧’，所以只有圣人，才能立于没有过错的地位。”《礼记》说：“王内心无为以守住至正，说的就是这个吧！”
〇陶谟说：谨慎修养自身，思虑长远，敦厚有序地治理九族，使众贤明者勉励辅佐，近处可以推及远方，在于此。
蔡沈说：“慎，是说不可不极其谨慎。自身修养好了就没有言行的过失，思虑长远就不是浅近的谋划。厚待有序地治理九族，那么亲近亲属恩情深厚而家庭齐整了。众贤明者勉励辅佐，那么群哲勉力辅助而国家治理好了。言语近切而可以推及远方的，在于此道。大概自身修养、家庭齐整、国家治理，那么天下就平定了。”臣良胜说：“自身，是天下国家的根本。言行，是自身的根本。修养自身而知道如何在言行上致谨，决不是做浅近谋划的人，他的思虑是长远的。也思考如何由内及外，慎终如始，只担心修养自身的过程中容有间断怠忽在其中。如果这样，那么修养自身的功夫就更加严密了。推及到家庭、国家、天下，举而行之罢了。”我私下思考：“古代记载君主致治，没有比典章更早的，而必定说‘克明峻德’，那么尧之所以为君主的原因就是修养自身。臣子辅助治理，没有比谋略更早的，而必定说‘慎厥修身’，那么〇陶之所以端正君主的原因就是修养自身。做君主像尧，做臣子像〇陶，都是作为万世法程的。当今典章则效法尧的朝廷，臣子只端正皋陶的谋略来进献。”
《无逸》说：“从前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因此中宗在位，七十有
五年。」
蔡沈曰：「中宗严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检律其身；至于治民之际，亦只敬恐惧而不敢怠荒。安宁，中宗无逸之实如此，故能有享国永年之效也。」
译五年。」
蔡沈说：「中宗严肃恭敬、敬畏谨慎，以天理来检点约束自身；至于治理百姓的时候，也只是一心敬慎恐惧而不敢懈怠荒废。国家安宁，中宗不贪图安逸的实际表现就是这样，所以能够获得在位长久、国运绵延的效果。」
臣良胜曰：中宗之所以脩身者，乃所以保身也；所以保民者，乃所以保治也。惟脩其身，乃足以保其民；不能脩身而保民者，未之有也。或者乃曰：后世若秦皇、汉武、梁武、隋文及唐▯宗，惟耽乐之从，实未闻于脩身治民之道。然而临御久逺，亦数十年，遂使慆淫借口，而周公陈戒之意，漫若无徴。臣闻苏辙有曰：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膳服之厚，声色之美，所以贼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至于夭死者，势也；幸而夀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圣，轻▯臣下，至于失国，宜矣。然则人主之所决择，欲为中宗之享国永年者乎？抑为秦皇、汉武、梁武、隋文、▯宗之永年者乎？
君牙曰：「▯敷五典，式和民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
蔡沈曰：「▯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则有物有则之则，君臣之义，父子之仁，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设教，言故曰「▯敷」；则以民彛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则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则之体，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处无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无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职也。
臣良胜曰：「岂惟君哉？人臣受君之命，分君之职，而所以立民之教，亦必本之脩身。有如此者，而所以脩身，必曰中与正焉。中正贯天下之道也。以之治已，则慎以详；以之治民，则安以法。推之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
淇澳》诗曰：「瞻彼淇澳，绿竹如箦。有斐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寛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戯谑兮，不为虐兮。」朱熹曰：「以竹之至盛，兴其徳之成就，而又言其寛广而自如，和易而中节也。盖寛绰无敛束之意，戯谑非庄厉之时，皆常情所忽而易致过差之地也。然犹可观而必有节焉，则其动容周旋之间，无适而非礼，亦可见矣。」《礼》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谓也。
臣良胜曰：「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箴儆于国，自卿以下，恪恭交戒。尝作《懿戒》自警，又作《宾之初筵》以礼自防。其脩身成德，老而不倦，故其成就至于如此。圣人序《诗》，列于《卫风》之首，盖深意也。夫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首》以庄姜，《▯首》以共姜，与《卫首》武公，无非革薄从忠，使人入于善也。读《诗》者静而思之，桑间、蝃蝀、墙茨、鹑奔之什，人道废矣，天理灭矣，将沦于鸟兽之族矣。妇人乃有若庄姜、共姜之节义，自闲；丈夫有若武公之老而成德，彼独非卫之人哉？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忘也。茍为善，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岂郑卫之风声习气，能尽移之哉？故曰：『诗可以兴也。』」
访落诗曰：「访予落止，率时昭考。呜呼悠哉，朕未有艾。将予就之，继犹判涣。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绍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朱熹曰：「成王既朝于周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羣臣之意。言我将谋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逺矣，予不能及也。将使予勉强以就之，而所以继之者，犹判涣而不合也。则亦继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庶几赖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臣良胜曰：「读淇澳之诗，则知武公脩身之道，惟保其终。读访落之诗，则知成王脩身之道，必谋于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然而慎厥终者，惟其始也。成王谋始之道，又见于免丧朝庙之初，且终以延访羣臣为务。虽成王之夙志，亦周公之本心也。」臣于是有以见周公正君之功，而释其践阼之疑者焉。夫天子之丧，谅闇三年不言，通礼也。周公摄政，非惟不即天子之位，而其所谓摄之云者，亦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之常也。故成王免丧朝庙，即有「闵予小子」之诗，又有「访落」之诗，是周公已复政于王，持众美而效之矣。何尝一日居王位
译臣良胜说：中宗之所以修养自身，是为了保全自身；之所以爱护百姓，是为了保全治世。只有修养自身，才足以爱护百姓；不能修养自身却想爱护百姓的，从来没有过。有的人却说：后世像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隋文帝以及唐太宗，只沉溺于享乐，确实没有听说他们懂得修养自身、治理百姓的道理。然而他们统治时间长久，也有几十年，于是让荒淫的人有了借口，而周公陈述警戒的用意，似乎毫无证据。我听说苏辙说过：君主的财富，比普通人多出千万倍。饮食服饰的丰厚，声色犬马的美妙，足以危害自身的东西太多了。早晚沉浸其中，又没有方法抵御，以至于短命而死，这是必然的趋势；侥幸长寿，耗费物资多而危害百姓久，自以为是、自认为圣明，轻视臣下，以至于失去国家，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君主所要做出的抉择，是想像中宗那样享受长久的国运呢？还是想像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那样追求长久的寿命呢？
君牙说：“广泛地宣扬五常之教，恭敬地调和百姓的准则。你自身能够端正，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没有中正，只有你心中持守中正。”
蔡沈说：“‘敷’，是广泛地颁布；‘式和’，是恭敬地调和。”所谓“有物有则”的“则”，就是君臣之间的义理，父子之间的仁爱，夫妇之间的区别，长幼之间的次序，朋友之间的诚信。用典章来设立教化，所以说“广泛地宣扬”；用准则来谈论百姓的常道，所以说“恭敬地调和”。这是司徒的教化职责。然而教化的根本，在于君牙自身的端正和中正。民之准则的体现，是人所共同认可的。正，从身体行为来说，希望他所处的行为没有邪僻；中，从内心思想来说，希望他所存留的思想没有邪念。孔子说：“你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周公说：“带头持守中正。”这是告诉君牙关于司徒的职责。
臣良胜说：“难道只是君主吗？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分担君主的职责，而用来确立百姓教化的，也必须以修养自身为根本。像这样的人，修养自身，必定要说到中正是根本。中正贯穿天下的道理。用它来治理自己，就谨慎而详尽；用它来治理百姓，就安定而守法。推广到天下，无论处于什么位置都不会不当。”
《淇澳》诗说：“看那淇水弯弯岸，绿竹稠密如水潭。有一位美君子，金锡般明亮，圭璧般温润。宽厚又从容，倚着车旁高栏杆，善于开玩笑，却不刻薄。”朱熹说：“用竹子极其茂盛，来兴起君子德行的成就，又说君子宽广而自在，和易而合乎节度。大概宽绰没有拘束的意思，开玩笑不是庄重严厉的时候，这些都是常人容易忽略而容易出过错的地方。然而仍然可观且必定有节度，那么他举止周旋之间，没有一处不符合礼，也可以看出来了。”《礼记》说：“只张不弛，文武也做不到；只弛不张，文武也不做。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臣良胜说：“卫武公九十五岁，在国中警戒，从卿大夫以下，恭敬地互相告诫。曾经作《懿戒》自我警戒，又作《宾之初筵》以礼自我防范。他修养自身成就德行，老了也不疲倦，所以他的成就达到这样。圣人编排《诗经》，把它列在《卫风》的开头，大概有深意。郑卫的音乐，是乱世之音，接近于怠慢了。《郑风》以庄姜开头，《卫风》以共姜开头，与《卫风》开头的武公，无非是革除薄俗、趋向忠信，使人进入善道。读《诗经》的人静心思考，桑间、蝃蝀、墙茨、鹑奔这些诗篇，人道废弛了，天理灭绝了，将要沦落到鸟兽的族群了。妇女却有像庄姜、共姜那样的节义，自我约束；男子有像武公那样年老而成就德行，他们难道不是卫国人吗？天理存在于人心，从未忘记。如果行善，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抛弃。难道郑卫的风俗习气，能完全改变他们吗？所以说：‘诗可以兴起人的志意。’”
《访落》诗说：“咨询我初即位，遵循先父昭考。唉呀悠长啊，我还没有经验。将使我勉强从事，继承者犹犹豫豫。我是小子，不能承担家中多难，继承朝廷上下，升降于家，美好啊先父，以保全明察我的自身。”
朱熹说：“成王在周庙朝见后，因此作这首诗，来表达延请群臣咨询的意思。说我将开始谋划，以遵循我昭考武王的道路。然而他的道路遥远，我达不到。将使我勉强去接近，而继承者犹犹豫豫而不合。那么也就继承他在朝廷上下，升降于家，希望依靠先父的美德，有以保全明察我的自身。”臣良胜说：“读《淇澳》的诗，就知道武公修养自身之道，在于保全始终。读《访落》的诗，就知道成王修养自身之道，必定在开始时谋划。没有谁没有好的开始，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然而谨慎终结的，是因为开始。成王谋划开始之道，又表现在免除丧服朝见宗庙之初，并且最终以延请群臣咨询为要务。虽然是成王的夙愿，也是周公的本心。”臣因此看到了周公正君之功，而消除了他践阼的疑虑。天子的丧礼，居丧三年不言，是通行的礼制。周公摄政，不仅没有即天子之位，而且所谓摄政，也是百官总领自己以听命于冢宰的常例。所以成王免除丧服朝见宗庙，就有“闵予小子”的诗，又有“访落”的诗，这是周公已经复政于王，持众美而效之了。何尝一日居王位
哉？説者谓「清庙」之诗，乃王在新邑烝祭升歌，是为周公摄政七年。殊不知周公营洛，欲成王留治不可，而以周公留后，则是成王即政于西周，而周公还政居洛，亦已久矣。安得有七年之摄？然则成王居丧，而周公冢宰以听百官，古制也。非周公一人为之也。伊尹以冕服祀于先王，亦以太甲在防，而摄告庙之礼。其居太甲于桐宫，亦谅闇也。但使近于汤之墓，则时思感怆，发其善端为易焉尔。伊尹阿衡之任，亦冢宰也。是则周公之摄政，非践祚也。伊尹之迁桐，非放君也。成王、太甲居丧之常礼也。后世贼莽以宰衡兼任，托迹伊周，遂成居摄即真之祸，是万世之忧也。臣故详辨之，以祛后世之惑。
译啊？解说的人说《清庙》这首诗，是周王在新都举行年终大祭时升堂所唱的乐歌，因此断定这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却不知周公营造洛邑，本想劝成王留在那里治理国家，但成王不肯，于是让周公留守后方，这说明成王已经在西周开始亲政，而周公还政后居住在洛邑，也已经很久了。哪里还有摄政七年之事呢？既然如此，那么成王居丧期间，周公以冢宰的身份代为听断百官政务，这是古制。并非只有周公一人如此。伊尹穿着礼服祭祀先王，也是因为太甲在守丧期间，代为执行告庙的礼仪。他把太甲安置在桐宫，也是实行居丧的制度。只是让太甲靠近商汤的墓地，以便时常思念感伤，激发他向善的念头，这样更容易罢了。伊尹担任阿衡的职务，也就是冢宰。由此可见，周公的摄政，并非登上帝位；伊尹将太甲迁往桐宫，并非废黜君主。这都是成王、太甲居丧时的常规礼制。后世王莽以宰衡的身份兼任，假托伊尹、周公的事迹，最终酿成居摄即位的祸患，这是万世的忧患。所以我详细辨析，以消除后世的疑惑。
北宫文子言于卫侯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徳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懐其徳。」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率服，可谓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诵而歌舞之，可谓则之。文王之行，至今为法，可谓象之。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臣良胜曰：「君臣威仪，身之表也。畏爱则象，身之影也。」《春秋注》曰：「所以尊其君也。」求之威仪而不得，脩身之道鲜矣。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朱熹曰：「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礼之本也。」
真德秀曰：「敬者，礼之纲领也。毋不敬，谓身心内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其容貌必端严而若思，其言辞必安定而不遽，以此临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脩身治国之道畧备，其必圣贤之道言也。
臣良胜曰：「礼者，履也。君子观上天下泽之象，以辨上下，定民志。则君子为礼，乃所以安民也。然而身者，民之本也；礼者，身之本也；敬者，礼之本也。故曰：『毋不敬，无所不敬』，犹曰『毋意，毋必』之无也。萌之于思，而俨然；发之于辞，而安然。则内外动静，无不敬者，所谓用敬作所者也。以是脩身而安民，礼之至也。」
乐记》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制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臣良胜曰：「君子之为礼乐也，盖以治身也。其治身也，必有以治其心也。身心治，然后能作礼乐。礼乐成，乃所以养身心。人之心，即天地也。所以序者，犹天地之序也。所以和者，犹天地之和也。故礼乐之道，与天地通，有不在天地，而在人之身心者。」
哀公问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方氏曰：「不能爱人，则伤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则一身无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则所居无所择。乐天，则所遭无所怨。俯能无所择，则仰亦无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乐天。能乐天，则于礼无不顺。成身之道，亦顺其理而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范祖禹曰：「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则末正，源清则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诸己。已正，则物莫不应矣。」
家语》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以端身矣。」
臣良胜曰：夫子尝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恕乎？」则脩身之道，无有先于恕者。然而恕之道，亦多端矣。君求于臣以忠也，则将曰：「吾所以使之者，未必有礼也。」父求于子以孝也，则将曰：「吾所以字之者，未必慈也。」兄之求于弟者以顺也，则将曰：「吾所以厚之者，未必友也。」责于人者，必以恕；而责于已者，不自恕。上必以恕待于下，而下不以恕望于上。
译北宫文子对卫侯说：“有威严而令人敬畏叫做威，有法度而可供效法叫做仪。君主具备君主的威仪，他的臣下就会敬畏并爱戴他，效法并模仿他，因此能够保有他的国家，美好的名声流传后世。臣下具备臣下的威仪，他的下属就会敬畏并爱戴他，效法并模仿他，因此能够守住他的官职，保全家族并使家庭和睦。”《卫诗》说：“威仪庄重，不可随意选择。”这是说君臣上下、内外大小都应当具备威仪。《周诗》说：“朋友之间相互辅助，以威仪来辅助。”这是说朋友之间的道义，一定要用威仪来相互教导劝勉。《周书》列举文王的德行说：“大国畏惧他的力量，小国怀念他的德行。”这是说既敬畏又爱戴。《诗》说：“不刻意去认识，不刻意去知晓，顺应天帝的法则。”这是说效法并模仿。商纣王囚禁文王七年，诸侯都跟随文王，囚禁商纣王，于是商纣王恐惧而释放了他，这可以说是爱戴他。文王讨伐崇国，崇国两次驾车投降成为臣属，蛮夷都顺服，这可以说是敬畏他。文王的功绩，天下人传颂并歌舞庆祝，这可以说是效法他。文王的品行，至今作为法则，这可以说是模仿他。这就是具备威仪。所以君子在位令人敬畏，施予恩惠令人爱戴，进退有度，周旋可作法则，仪容举止可观，做事可作典范，德行可作榜样，声气令人愉悦，动作有文采，言语有章法，以此来统御下属，这就叫做有威仪。臣良胜说：“君臣的威仪，是身体的表率。敬畏爱戴并效法模仿，是身体的影子。”《春秋注》说：“这是用来尊崇君主的。”追求威仪而得不到，修养身心的方法就很少了。
《曲礼》说：“没有不恭敬的时候，容貌端庄严肃像在思考，言辞安定从容，这样就能安抚百姓了。”
朱熹说：“首章说君子修养身心，关键就在这三点，而其效果足以安抚百姓，这是礼的根本。”
真德秀说：“恭敬，是礼的纲领。没有不恭敬，是说身心内外不可有一丝毫的不恭敬。容貌必定端庄严肃像在思考，言辞必定安定而不急促，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百姓，有不安抚的吗？”这一章共四句话，而修养身心治理国家的大道大致完备，这必定是圣贤的言论。
臣良胜说：“礼，就是履行。君子观察上天和下泽的卦象，来辨别上下，安定百姓的心志。那么君子制定礼，就是为了安抚百姓。然而身体，是百姓的根本；礼，是身体的根本；恭敬，是礼的根本。所以说：‘没有不恭敬，无所不敬’，就像‘没有臆测，没有绝对’中的‘无’一样。萌生于思想，就端庄严肃；发出于言辞，就安定从容。那么内外动静，没有不恭敬的，这就是所谓用恭敬作为所做的事。用这个来修养身心并安抚百姓，是礼的最高境界。”
《乐记》说：“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身体。通过音乐来治理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产生，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宁；安宁就会长久；长久就会通达天道；通达天道就会达到神妙。通达天道就不说话而令人信服，达到神妙就不发怒而令人敬畏，这是通过音乐来治理内心。制定礼来治理身体，就会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严肃威严。内心片刻不和谐不快乐，那么卑鄙欺诈的心就会侵入。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那么轻慢的心就会侵入。”
臣良胜说：“君子制作礼乐，大概是为了治理身体。治理身体，一定要先治理内心。身心治理好了，然后才能制作礼乐。礼乐完成，是用来滋养身心的。人的心，就是天地。所以有序，就像天地的秩序；所以和谐，就像天地的和谐。因此礼乐的道理，与天地相通，没有不在天地之中，而在人的身心之外的。”
鲁哀公问孔子说：“古代治理政事，爱护百姓是最大的。不能爱护百姓，就不能保全自身；不能保全自身，就不能安居于土地；不能安居于土地，就不能乐天知命；不能乐天知命，就不能成就自身。”
方氏说：“不能爱护百姓，那么伤害他的人就会到来。所以不能保全自身。不能保全自身，那么一身就没有容身之处。所以不能安居于土地。安居于土地，那么所居住的地方就没有选择。乐天知命，那么所遭遇的事情就没有怨恨。俯身没有选择，那么仰视也没有怨恨。所以不能安居于土地，就不能乐天知命。能乐天知命，那么对于礼就没有不顺从的。成就自身的大道，也就是顺从其理罢了。”
孔子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能施行；自身不端正，虽然下命令也不服从。”
范祖禹说：“君主，是根本；百姓，是末梢。君主，是源头；百姓，是水流。根本端正那么末梢就端正，源头清澈那么水流就清澈。因此先王的治理，一定要反求诸己。自己端正，那么万物没有不应和的。”
《家语》中孔子说：“君子有三恕。有君主而不能侍奉，有臣下却要求他们被使唤，这不是恕。有父母而不能孝顺，有子女却要求他们报答，这不是恕。有兄长而不能敬重，有弟弟却要求他们顺从，这不是恕。士人能明白三恕的根本，就可以端正自身了。”
臣良胜说：孔子曾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那就是恕吧？”那么修养身心的大道，没有比恕更优先的。然而恕的道理，也有很多方面。君主要求臣下以忠诚，那么就会说：“我使他们的原因，未必有礼。”父亲要求子女以孝顺，那么就会说：“我养育他们的原因，未必慈爱。”兄长要求弟弟以顺从，那么就会说：“我厚待他们的原因，未必友爱。”责备别人，一定要用恕；而责备自己，不自我宽恕。上级一定要用恕来对待下级，而下级不用恕来期望上级。
顔渊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逺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特一身者哉！」
臣良胜曰：人为天下善也。人有是身，即有是善。备是善，而后为身善；是身，而后为人。故曰：践形维肖者也。不然，血肉之躯，谓之无身可也，谓之非人可也。顔渊之问，不曰脩身，而曰为身。夫子告以勤于恭敬忠信，非特以为身，尚可以为国。善乎！善乎！其所以为身，为家国天下之本乎？
大学》所谓脩身在正其心者，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朱熹曰：「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臣良胜曰：「凡学之本于身心者，皆内也；其无预于身心者，皆外也。内之为学，则外之者非学也。身心之内，无他情而已矣。心蕴于内，待应物而发于外；发于外而当乎物，是得其正。情之正者，心之正也；心之正者，身之脩也。是故君子治心，有如止水，初无所动。故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遇其所当然而施之，非有所主也。一有所主，则滞于物，而为心之病矣。故水初无色也，投之以丹则赤，以墨则黑，以粉则白。水初无所预也。若水止，可以和丹；止可以和墨；止可以和粉，则失其水之性矣。吾惟情得其当然，则心正；心正而身脩。天下之人，亦各因其当然而遇之尔。」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朱熹曰：「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于不义也。一失其身，则亏体辱亲，虽日用三牲之养，亦不足为孝矣。」
汉文帝尝幸霸陵，欲西驰下峻阪。袁盎揽辔，帝曰：「将军怯耶？」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有如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帝乃止。
汉武帝至长杨猎，自撃熊▯驰兽。司马相如谏曰：「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愚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险阻，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帝善之。
臣良胜曰：「三代而下，人主知保身之道者，盖亦鲜矣。况有所谓脩身之道者乎？以文帝之恭黙思道，武帝之雄才大略，犹或轻身逸游，不知自重。其他昏庸淫侈，又何足言？然而害身之事，非止游猎已也。淫声艶色，为伐身之斧斤；旨酒厚味，为迷身之鸩毒；雕墙峻宇，为寝身之荆棘；黩货荐贿，为贾身之契劵。卿士有一于身，家必破；诸侯有一于身，国必亡。有天下者，身之所系尤大矣，可不慎哉！」
宋太祖谓宰相薛居正曰：「古之为君，鲜能正心，自致无过之地。朕尝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天下无间言哉？」
臣良胜曰：宋祖开基，终身寡过，其若斯言，致力于身心者，亦不浅矣。然其本则在读书，虽军中而手不释卷，居常可知。及闻王昭素养身，莫善寡欲之言，书之御屏，朝夕自警。故防非窒欲，正所以为寡欲之防也。先儒胡寅有言曰：「人君莫大乎脩身，脩身莫大乎寡欲。欲诚不行，则心虚而善入，气平而理胜，动无非礼，事无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臣每谓汉昭烈、宋太祖可以语王道者，正以此尔。
圣祖退朝之暇，延接儒生，讲论经典，取古今嘉言善行，书置殿庑，出入省观，斥侈靡，絶游幸，却异味，罢膳乐，泊然无所好，敦行俭朴，以身为天下先。
圣祖祀圜丘，患心不宁。宋濓进曰：「孟轲有言，养心莫善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防矣。」
圣祖谓詹同曰：「朕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致亡者不少。
译颜渊向孔子问道：“怎样才算保全自身？”孔子说：“做到恭敬、忠信罢了。恭敬就能远离祸患，敬重他人就能得到人们的喜爱，忠诚就能与众人和睦相处，守信就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勤修这四者，可以用来治理国家，难道仅仅是保全自身吗！”
臣良胜说：人是为天下行善的。人有了这具身体，也就有了这善性。具备了这善性，而后才能算是保全了自身的善；保全了自身的善，而后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所以说：践行形体而符合本性的人，才是真正的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血肉之躯，可以说他没有身体，也可以说他不是人。颜渊的提问，不说“修身”，而说“为身”。夫子告诉他要勤于恭敬忠信，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全自身，还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好啊！好啊！这就是保全自身、治理家国天下的根本啊！
《大学》所说的“修身在于端正内心”，如果心中有愤怒，内心就不能端正；心中有恐惧，内心就不能端正；心中有喜好享乐，内心就不能端正；心中有忧患，内心就不能端正。
朱熹说：“这四种情绪都是心的作用，是人所不能没有的。但是一旦有了这些情绪而不能察觉，那么心的作用在行为上的表现，或许就不能不失去端正了。”臣良胜说：“凡是学问的根本在于身心以内的，都是内在的；那些与身心无关的，都是外在的。内在的学问，那么外在的那些就不是学问了。身心以内，没有其他的私情罢了。心蕴藏在内在，等待应对外物而发于外在；发于外在而符合事物的道理，这就是得到了端正。情的端正，就是心的端正；心的端正，就是身的修养。所以君子治理内心，就像静止的水一样，起初没有任何波动。所以愤怒、恐惧、喜好享乐、忧患，遇到应当施加的情况就施加，并不是内心有所主宰。一旦内心有所主宰，就会滞留在外物上，成为心的弊病。所以水起初没有颜色，投入丹砂就变红，投入墨汁就变黑，投入粉彩就变白。水起初对任何事物都不预先介入。如果水静止，可以和丹砂混合；可以和墨汁混合；可以和粉彩混合，那就失去了水的本性了。我只要求情感符合应当的样子，那么心就端正；心端正而身就修养好了。天下的人，也各自根据应当的样子来对待他们罢了。”
孟子说：“事情什么最大？侍奉父母最大。守护什么最大？守护自身最大。不丧失自身而能侍奉父母的，我听说过；丧失自身而能侍奉父母的，我没听说过。”
朱熹说：“守护自身，就是持守自身，使不陷入不义之中。一旦丧失自身，就会损害身体、羞辱父母，虽然日常用三种牲畜供养父母，也不足以称为孝了。”
汉文帝曾经驾临霸陵，想要向西奔驰下陡坡。袁盎拉住缰绳，皇帝说：“将军是害怕吗？”袁盎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靠近屋檐，百金之家的子弟不骑在车衡上。现在陛下驾驭六匹马拉的车，奔驰在不可测度的地方，如果有马惊车败的情况，陛下纵然轻视自己的生命，那对高庙和太后怎么办？”皇帝于是停止了。
汉武帝到长杨打猎，亲自射杀熊、追逐野兽。司马相如劝谏说：“事物有同类而能力不同的，所以力气推崇乌获，敏捷称道庆忌，勇猛期望孟贲、夏育。臣愚以为人确实有这样的人，野兽也应该如此。现在陛下喜欢冒险阻，射杀猛兽，突然遇到超常能力的野兽，在惊骇不安的地方，触犯属车的清尘，这就是胡人、越人从车轮下兴起，而羌人、夷人紧接车后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好。
臣良胜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知道保全自身的方法的，大概也很少了。何况有所谓修养自身的方法呢？以文帝的恭敬沉默思考道义，武帝的雄才大略，尚且轻身逸游，不知道自重。其他昏庸淫侈的，又何必说呢？然而危害自身的事情，不仅仅是游猎而已。淫靡的声音和艳丽的色彩，是砍伐自身的斧头；美酒厚味，是迷惑自身的鸩毒；雕饰的墙壁和高大的房屋，是埋葬自身的荆棘；贪财行贿，是出卖自身的契约。卿士有一项在身，家必定破败；诸侯有一项在身，国家必定灭亡。拥有天下的人，自身所系尤其重大，能不谨慎吗！”
宋太祖对宰相薛居正说：“古代做君主的，很少能端正内心，自己达到没有过错的地步。我曾经日夜畏惧，防止错误，堵塞欲望，希望达到以德化人的意义。像唐太宗接受别人的谏疏，直接指责他的过失，曾经不感到羞愧耻辱，难道不如不做那些事而使天下没有闲话吗？”
臣良胜说：宋太祖开创基业，终身很少有过错，他这样的话，致力于身心修养的，也不浅薄了。然而他的根本在于读书，即使在军中手里也不放下书卷，平时就可以知道了。等到听到王昭素修养自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话，把它写在御屏上，早晚自我警戒。所以防止错误、堵塞欲望，正是作为减少欲望的防备。先儒胡寅有话说：“人君没有比修养自身更大的，修养自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大的。欲望如果真的不行，那么心空虚而善性进入，气平和而道理战胜，行动没有不符合礼的，事情没有不善的。唐虞的治理，不超过这个了。”臣常常说汉昭烈、宋太祖可以谈论王道的人，正是因为这个。
圣祖退朝的空闲时间，接待儒生，讲论经典，选取古今美好的言论和善行，书写放在殿廊，出入省视观看，斥责奢侈靡费，断绝游幸，拒绝奇异的食物，罢免膳食音乐，淡泊没有什么喜好，笃行俭朴，以自身为天下表率。
圣祖祭祀圜丘，担心内心不安。宋濂进言说：“孟子有话说，修养内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如果能实行，那么心就清净而自身就安定了。”
圣祖对詹同说：“我思考声色是砍伐性命的斧头，容易使人沉溺。一旦沉溺，那么祸败随之而来。所以它的危害比鸩毒还大。我看前代君主，因此导致灭亡的不少。”
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声，窈窕之色，何求而不得？茍不知逺之，则小人乗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不谨。」同曰：「不迩声色，成汤所以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诚万世子孙之法也。」
译大抵君主居于天下最尊贵的地位，享有四海之内的富足，靡靡之音、美好之色，有什么是求而不得的呢？如果不知道远远地避开它们，那么小人就会趁机进献淫邪之物，不被迷惑的人能有几个呢？何况是开创基业、留下法统的君主，作为子孙所效法的榜样，尤其不能不谨慎。”同说：“不亲近女色和音乐，这是成汤之所以能为后代留下福泽的原因。陛下这番话，乃是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道理，确实是万世子孙的法则。”
谕福建行中书省蔡哲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惟利是趋，而不知义；君子则惟义自守，而竟忘乎利，所以异于常人也。福建滨海，民物富庶，番舶徃来，私交者众。徃来官吏多以利▯陷于罪戾。今命卿徃必坚所守，毋蹈其非。」哲对曰：「臣菲薄，叨承恩命，敢不尽公以报。」圣祖曰：「公即无私，义之谓也；私即忘公，利之谓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镜，无分毫私意累之，然后揆事度物，廓然无滞。若使胸中微有芥蔕，则不能为公矣。」圣祖御文华殿，皇太子侍。圣祖问曰：「此日讲习何书？」对曰：「昨防书至商周之世。」圣祖曰：「防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因谕之曰：「君道以宁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乎天下，繋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天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防福；一行不谨，四海获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尔其识之。」
臣良胜曰：宋濓寡欲之对，即王昭素所以告宋祖者也。而我圣祖所以人已交脩，内外交养，古今备美，动静备制，视宋祖私曲毕见之功，为益密矣。又推其绪余，以训迪皇子子孙，则效谨于言行声色之间。葢人君有恣于欲者，声色为之先也。以训饬臣工，则致谨于义利公私之辨。葢人臣有纵于欲者，贪利为之先也。此皆实际工夫，而吃紧为人道也。是故治天下，本之脩身；脩身，本之正心；正心，本之寡欲；寡欲，本之声色义利。声色逺，言行有则矣；义利明，公私自辨矣。为臣子者，佩服于斯，则所以宁天爱民，所以祈天永命。入则典司政本，出则经营四方，将不愧乎为人君、为人臣者。圣训之功，其逺乎哉！
右衍脩身之义
頥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頥之时义，大矣哉！」
程頥曰：「圣人极言頥之道而赞其大。天地之道则养育万物，养育万物之道正而已矣。圣人则养贤才，与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禄俾泽施于天下，养贤以及万民也。」
臣良胜曰：天之立君，以乱民也；君之继天，以养民也。然而天下万国，恒以徧及为难。但求天下之贤而养之，贤者得所养而居位，无非推人君养民之心，以行养民之政，则君为民以养贤，贤为君以养民，其义一也。虽然是既用之贤而有以养之，其常也；若其未成未用之贤而养之者，尤人君所深致意也。故萧何劝髙祖王汉中曰：「养其民人，以致贤人。贤人之养，皆民之供也。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是民与贤，亦相交为养也。」至董仲舒言于武帝曰：「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玊而求文采也。」故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贤士之所闗也。是故贤不养，何以周天下之用？贤不用，何以养天下之民？然而养贤于既用，必养之于未成；贤之养民，必资民以养贤，天也。君也，贤也，民也，皆相须以为命者也。人君代天理物，而有贼贤害民者，亦何哉？虽然，臣又尝闻圣祖与儒臣论易至此，有云：「知人最难。」若所养非贤，反厉其民，何补于国？故人主养贤非难，知贤为难。呜呼懿哉！此廓圣贤所未发之意，臣敢敬诵为今日献。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程頥曰：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髙木而叶大，处高体大而可包物者，杞也。美实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侧微之贤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贤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犹以杞叶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蕴中正之德，充实章美。人君如是，则无有不遇所求者也。虽屈己求贤，若其德不正，贤者不屑也。故必含蕴章美，内积至诚，则有陨自天矣。犹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诚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贤，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于梦寐，文王遇于鱼钓，皆由是道也。
商髙宗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乃恭黙思道，梦帝与之良弼。髙宗以梦之所见视羣臣，皆非也。乃使工画其象，徧求于天下。得说于傅岩。是时説
译圣祖谕福建行中书省平章蔡哲说：“君子立身处世，没有比辨别义与利更优先的了。义，是保全自身的根本；利，是败坏名声的根源。普通人只知追逐利益，而不知大义；君子只坚守道义，而完全忘却私利，这就是君子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福建地处海边，百姓物产富庶，海外商船往来频繁，私下交往的人很多。往来的官吏大多因贪利而陷入罪责。现在任命你前往，务必坚守节操，不要蹈入错误的行为。”蔡哲回答说：“臣资质浅薄，蒙受恩命，怎敢不竭尽公心来报答。”圣祖说：“公就是无私，这就是义；私就是忘却公，这就是利。这‘公’字，也不容易做到。这颗心要像静止的水、明亮的镜子一样，没有丝毫私意拖累，然后衡量事务、估量事物，才能开阔通达而没有滞碍。如果胸中稍有芥蒂，就不能做到公正了。”圣祖在文华殿，皇太子侍奉在侧。圣祖问：“今天讲习的是什么书？”皇太子回答：“昨天讲书讲到商周时期。”圣祖说：“讲书也知道古人做君主的道理吗？”于是告诫他说：“君主的道理以安定上天、爱护百姓为重，其根本在于敬畏自身。人君的一言一行，都上达于天下，关系到百姓，一定要恭敬地对待，然后所做的事没有不善的。因为善行上天必定鉴察，不善行上天也必定鉴察。一句话善良，四海都会得到福佑；一个行为不谨慎，四海都会遭受灾祸。言行如此，能不恭敬吗？你要记住。”
臣良胜说：宋濂关于寡欲的回答，就是王昭素用来告诉宋太祖的道理。而我们圣祖之所以能够内外兼修、古今兼备美德、动静都有法度，比起宋太祖那些私心曲意完全暴露的功绩，更加周密了。又推演其残余的道理，用来训导皇子子孙，那么在言行声色之间就要谨慎。大概人君放纵欲望的，声色是开端。用来训诫臣下，那么在义利公私的辨别上就要谨慎。大概人臣放纵欲望的，贪利是开端。这些都是实际的工夫，而切中要害的是人道。所以治理天下，根本在于修身；修身，根本在于正心；正心，根本在于寡欲；寡欲，根本在于声色义利。远离声色，言行就有准则了；明辨义利，公私就分明了。作为臣子，信奉这些，那么就能安定上天、爱护百姓，就能祈求上天永保天命。在内掌管政务根本，在外经营四方，将不愧于为人君、为人臣的身份。圣训的功德，难道不深远吗！
右述修身之义
颐卦彖辞说：“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人以及万民。颐卦时势的意义，真是伟大啊！”
程颐说：“圣人极力阐述颐卦的道理而赞美其伟大。天地的道理就是养育万物，养育万物的道理在于公正而已。圣人则养育贤才，与他们共享天位，让他们享受天禄，使恩泽施于天下，这就是养育贤人以及万民。”
臣良胜说：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治理百姓；君主继承天意，是为了养育百姓。然而天下万国，常常以普遍惠及为困难。只求天下的贤人而养育他们，贤人得到养育而居位，无非是推行人君养育百姓的心意，来施行养育百姓的政治，那么君主为了百姓而养育贤人，贤人为了君主而养育百姓，其意义是一致的。虽然是已经任用的贤人而养育他们，这是常理；如果那些尚未成就、尚未任用的贤人而养育他们，更是人君所深切注重的。所以萧何劝高祖称王汉中时说：“养育百姓，以招致贤人。贤人的养育，都由百姓供给。治理别人的人吃别人的饭，被治理的人养活别人。这是百姓与贤人，也互相供养。”直到董仲舒对汉武帝说：“不养育士人而想求得贤才，好比不雕琢玉石而想求得文采。”所以养育士人没有比太学更大的了，太学是贤士所关联的地方。因此贤人不养育，凭什么周济天下的用途？贤人不任用，凭什么养育天下的百姓？然而养育贤人于已经任用之后，必定要养育于尚未成就之前；贤人养育百姓，必定依靠百姓来养育贤人，这是天意。君主、贤人、百姓，都互相依赖以维持生命。人君代天治理万物，却有残害贤人、祸害百姓的，又是为什么呢？虽然如此，臣又曾听说圣祖与儒臣讨论易经到这里，有说：“知人最难。”如果所养育的不是贤人，反而残害百姓，对国家有什么补益？所以人主养育贤人不难，识别贤人难。唉，多么美好啊！这是开廓圣贤未曾阐发的意旨，臣敢恭敬地诵读作为今天的进献。
姤卦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程颐说：上下相遇，是由于互相寻求。杞是高树且叶子大，处于高处、体大而能包裹物体的，是杞树。在下方的美好果实，是瓜。美好而居于下方的，是地位卑微的贤人的象征。九五尊贵居于君位，而向下寻求贤才，以至高寻求至下，犹如用杞叶包裹瓜。能如此自我降屈，又其内蕴中正之德，充实章美。人君像这样，就没有不遇到所寻求的人的。虽然屈己求贤，如果其德行不正，贤者不屑一顾。所以必须含蕴章美，内积至诚，那么就有从天而降的了。犹如说从天而降，是说必定得到的。自古人君至诚降屈，以中正之道寻求天下的贤才，没有不遇到的。高宗感于梦寐，文王遇于鱼钓，都是由这个道理。
商高宗想复兴殷朝而未得到辅佐，于是恭敬沉默思考道理，梦见上帝给他良佐。高宗以梦中所见查看群臣，都不是。于是让工匠画其形象，遍求于天下。在傅岩得到说。这时说
周文王将猎，卜之曰：“非龙，非彲，非熊，非罴，非虎，非貔，所获，伯王之辅。”于是遇太公于渭水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因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号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臣良胜曰：髙宗文王思贤而求，求而遇，遇而有符于梦卜，真若有陨自天者然。使遇而不用，用而不尽其贤，则亦失矣。若孔子于鲁卫，孟子于齐梁，果何益哉？惟髙宗于说，则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嵗大旱用汝作霖▯。」故能嘉靖殷邦者，以得贤而尽其用也。文王于臣，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矧兹太师，其鹰▯燮伐，用之未尽，尚以贻之后也。呜呼！云之从龙，风之从虎，盖亦自然感契而应，必有是君而后有是臣也。故曰：「圣人作而万物覩。」
立政曰：「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蔡沈曰：「汤自七十里升为天子，典礼命讨，昭著于天下，所谓陟丕厘，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谓居常伯、常任、准人之位者三；俊，谓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汤所用三宅，实能就是位而不旷其职；所称三俊，实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汤于三宅、三俊，严思而丕法之，故能尽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职，俊者得以着其才。贤智奋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近者察之，详其情未易齐；畿甸之协，则纯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逺者及之，难其德未易徧观；法之同，则大之至也。至纯至大，治道无余蕴矣。」
文王诗曰：「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朱熹曰：「其传世岂不显乎？而其谋猷乃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众多之贤士而生于此文王之国也。文王之国能生此众多之士，则足以为国之干，而文王亦赖以为安矣。」盖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传世之显也。
臣良胜曰：任贤，享天下之福。观之汤、文，其信然也。但贤才之任，天下岂惟用之为难？其生亦自以为难。有生而不用，犹不生也。故天之生贤，何代无之？惟世非其君，用非其道，或隐匿而不见于用，或小试而未竟其施，则谓之世不生贤，亦可也。不然，兴国之才，皆亡国之遗也。文王在国，成人有徳，小子有造，誉髦多士，若自文王而生之也。彼闗龙逢生于桀之世，微子、此干、箕子生于纣之世，其能有用协式德之治乎？其能为国之桢而君以宁乎？其所谓有生不如无生者乎？
孔子闲居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为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文武之徳也。」
陈澔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即至诚前知之谓也。」嗜欲所愿，欲之事也。有开必先言，有以开发其朕兆者，如将兴必有祯祥。若时▯将降，山川必先为之出云也。国家将兴，天必为之豫生贤佐，故引《大雅·嵩髙》之诗，言文武有此无私之德，故天为之生贤佐以兴周。而文武无此诗，故取宣王之诗为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
臣良胜曰：圣王开基植国，根本其歴年有永，不永皆定于创造之初。周家八百年，兴王之泽在文武之德，已有歴数之期。已故虽经夷厉之衰，而宣王中兴，天乃笃生申甫，以应岳神之降，皆文武之徳积累深厚，以致然也。宣王之治，益所以见文武之泽之延也。夫圣王不世出，出有如文武者，天既为之生贤以▯创业之规，又为之生贤以继垂统之治，夫岂偶然之故哉？
卷阿》诗曰：「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吕祖谦曰：「贤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盖人主常与慈祥笃实之人处，其所以兴居善端，涵养
译周文王将要打猎，占卜后说：“得到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熊，不是罴，不是虎，不是貔，所获得的，将是成就霸业的辅佐之才。”于是在渭水北岸遇到了姜太公，与他交谈，非常高兴地说：“我的先祖太公曾预言：‘将有圣人来到周地，周将因此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吗？我父亲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给他起号为“太公望”，载着他一同返回，尊他为师。
臣良胜说：高宗和文王思慕贤才而寻求，寻求而遇到，遇到且与梦兆占卜相符合，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如果遇到了却不任用，任用了却不充分发挥他们的贤能，那也是失去了贤才。像孔子在鲁国、卫国，孟子在齐国、梁国，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只有高宗对于傅说，说：“如同金属需要你去磨砺，如同渡过大河需要你做舟楫，如同遭遇大旱需要你做甘霖。”所以能够安定殷商国家，是因为得到了贤才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文王对于臣下，说：“我有辅佐的，我有先导的，我有奔走传达的，我有抵御外侮的。”何况这位太师，他如鹰隼般敏锐，调和征伐，对他的任用尚未穷尽，还留给了后代。唉！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大概是自然感应契合而相应，必定有那样的君主，然后才有那样的臣子。所以说：“圣人兴起，万物得以显现。”
《立政》篇说：“还有成汤升为天子，大大厘定上帝的光明天命，于是任用三位居常伯、常任、准人之位的人，能够胜任其职位；三位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的人，能够胜任其才能。严肃地思考并大大效法，能够任用这三位居位者和三位有才者，在商都，用来协调其都城；在四方，用来大大效法并彰显德行。”
蔡沈说：“成汤从七十里之地升为天子，典礼命讨，昭著于天下，这就是所说的升位并大大厘定上帝的光明天命。三宅，指居于常伯、常任、准人之位的三个人；俊，指有常伯、常任、准人之才的人。‘克即’，是说成汤所任用的三宅，确实能够胜任其职位而不荒废职责；所称的三俊，确实能够胜任其德行而不徒有虚名。成汤对于三宅、三俊，严肃思考并大大效法，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宅、俊的作用，使居位者得以效忠其职，有才者得以彰显其才。贤智奋起，达到至治，在商都，用来协调其都城，近处的人观察得详细，其情未易整齐；畿甸的协调，则是纯善的极致。在四方，用来大大效法并彰显德行，远处的人波及到，难乎其德未易普遍观察；效法的相同，则是广大的极致。至纯至大，治道没有剩余的蕴藏了。”
文王的诗说：“世代不显赫，其谋略却谨慎恭敬。思慕众多贤士，生长在这个王国。王国能够产生贤士，是周朝的栋梁。众多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安宁。”
朱熹说：“其传世难道不显赫吗？而其谋略却能如此勤勉恭敬。美哉，这些众多贤士生长在这个文王的国家。文王的国家能产生这些众多贤士，就足以成为国家的栋梁，而文王也依靠他们得以安宁。”这是说文王得到人才的盛况，因而其传世显赫是适宜的。
臣良胜说：任用贤才，享受天下的福泽。观察成汤、文王，确实如此。但是贤才的任用，天下难道只是任用他们难吗？他们的出生也自认为难。有出生而不被任用，如同没有出生一样。所以天降生贤才，哪个朝代没有呢？只是时代没有合适的君主，任用没有正确的方法，或者隐匿而不见被任用，或者小试而未竟其施，那么说这个时代不产生贤才，也是可以的。不然，兴国之才，都是亡国之遗。文王在国，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就，誉髦多士，好像是从文王那里生长出来的一样。那关龙逢生于桀的时代，微子、比干、箕子生于纣的时代，他们能够有协调式德的治理吗？他们能成为国家的栋梁而君主因此安宁吗？他们所谓有出生不如无出生吗？
孔子闲居时说：“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这在《诗》中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为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这是文武的德行。”
陈澔说：“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就是至诚前知的意思。”嗜欲所愿，是想要做的事。“有开必先”是说，有开发其朕兆的，如将兴必有祯祥。如果时雨将降，山川必先为之出云。国家将兴，天必为之预先产生贤佐，所以引用《大雅·嵩高》的诗，说文武有此无私之德，所以天为之产生贤佐以兴周。而文武无此诗，所以取宣王的诗为喻，而说：“这是文武的德行。”
臣良胜说：圣王开基植国，根本其历年长久，不长久都定于创造之初。周家八百年，兴王之泽在文武之德，已有历数之期。已故虽经夷厉之衰，而宣王中兴，天乃笃生申甫，以应岳神之降，都是文武之德积累深厚，以致如此。宣王之治，益所以见文武之泽之延也。夫圣王不世出，出有如文武者，天既为之生贤以助创业之规，又为之生贤以继垂统之治，夫岂偶然之故哉？
《卷阿》诗说：“有辅佐有羽翼，有孝有德。以引导以辅助，和乐君子，四方为法则。”
吕祖谦说：“贤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盖人主常与慈祥笃实之人处，其所以兴居善端，涵养”
晋侯搜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黡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立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新军无帅，晋侯难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乗，官属以从于下军，礼也。晋国之民是以大和。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
臣良胜曰：「君子谓读《唐风》可以见尧舜节俭之化，臣谓读《晋史》可以见唐虞德让之遗也。士匄让善一国，刑之且城濮之战，命将也，其让如是；邲之战，命将也，其让如是；悼公之命六官也，其让如是。皆《春秋》诸国所未闻者，霸业之盛，亦赖夫是，况明王有道之长者乎！」
秦人伐晋
左氏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为臣也：其不懈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飱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栁宗元曰：余谓守原政之大也，所以承天子，树伯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沗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家；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宏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问与举又两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
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犹恐其蔽于私也。至于国人，则其论公矣。然犹必察之者，盖人有同俗而为众所恱者，亦有特立而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亲见其贤否之实，然后从而用舍之，则于贤者知之审，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
周惇頥曰：「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臣良胜曰：范祖禹云：「敛天下之贤者而聚之于朝，使之施其所有以为国之所有，则贤无不得其所，而民物亦无不得其所矣。」是则治平天下之道，虽尧舜以亲贤为先务也。然而择贤之道，固亦多端。先其孝徳，则恃才者在所后已；与其让善，则争名者在所夺已。能弃其过，人皆可用。己左右寺宦，固非贤者所由进之道也。审度于此而得贤才之辅治者，其惟纯心之主乎？
汉髙祖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饷，不絶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増，而不能用，是以为我禽也。」
臣良胜曰：「好善则裕，自用则小。创业之君，每以知术先天下，而英雄欺世，谁肯自谓不如人者？髙祖自谓不如三杰，真大度也。若光武、唐太宗，亦为贤者，以其吏事责之三公，而兼行将相，无非与下争能尔。至于宋孝武欲擅书名，而王僧防輙用拙笔；宋文擅文名，而鲍照为俚语，仅仅自免。隋炀以诗忌薛道衡而杀之，曰：『复能作『空梁落燕泥』否？』髙帝以后，惟文帝自谓不及贾生，魏明不能堪，作《汉文胜贾生论》。苏轼谓此非独求胜其臣，乃与异代之臣争善，正如妬妇，不独禁其夫，且妬人之妾也。呜呼！此小技尔，乃不能相容若此，此髙祖所以度越千古也。」
宋仁宗以富弼同中书
译晋侯在緜上举行搜礼，以整治军队。任命士匄统领中军，士匄推辞说：“荀偃年长，过去我习惯于辅佐知伯，因此做他的副手，并非我有贤能。请让我跟随荀偃。”于是荀偃统领中军，士匄做他的副手。任命韩起统领上军，韩起推辞，举荐赵武。又任命栾黡，栾黡推辞说：“我不如韩起，韩起愿意推举赵武，国君还是听从他吧。”于是任命赵武统领上军，韩起做他的副手。栾黡统领下军，魏绛做他的副手。新军没有主帅，晋侯难以人选，就让什长率领他们的兵车，官属跟随在下军之后，这是符合礼制的。晋国的百姓因此非常和睦。君子说：“谦让，是礼的核心。”范宣子谦让给他的下属，大家都谦让。栾黡虽然骄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太平，几代人都依赖这种风气。这是崇尚善行的典范啊！一个人崇尚善行，百姓就能安宁和睦，这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
臣良胜说：“君子认为阅读《唐风》可以看到尧舜节俭教化的影响，我认为阅读《晋史》可以看到唐虞谦让美德的遗风。士匄谦让善举，使一国受益，这种典范在城濮之战任命将领时，他的谦让就是这样；在邲之战任命将领时，他的谦让也是这样；在悼公任命六官时，他的谦让也是这样。这些都是《春秋》时期各国未曾听闻的，霸业的兴盛，也依赖于此，何况是有道的明君呢！”
秦人攻打晋国
左氏说：“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烧掉船只，夺取了王官和郊邑。晋军不出战，秦军于是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的尸体后返回。秦穆公因此称霸西戎，是因为任用了孟明。”君子由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君主：举荐人周全，待人专一。孟明作为臣子：能够不懈怠，心存敬畏与思虑。子桑的忠诚：能够知人，举荐善人。《诗经》说：“在哪里采集白蒿？在水池和小洲。用来做什么？公侯祭祀之事。”秦穆公具备这种品德：早晚不懈怠，侍奉君主。孟明具备这种品德：为子孙谋划，以庇护后代。子桑也具备这种品德。
晋侯向宦官勃鞮询问谁可以镇守原邑，勃鞮回答说：“过去赵衰带着干粮跟随您，路过饥饿之地也不吃，所以让他镇守原邑。”
柳宗元说：“我认为镇守原邑是重大的政务，用来承接天子命令，树立霸主功业，向诸侯传达命令，不应该与亲近的宦官谋划，以玷污王命。而晋君选择重任，不在朝廷公开商议，而在内室私下商议；不向卿相广泛谋问，却独自向宦官咨询。虽然赵衰贤能，足以镇守国家政务，没有导致败坏。但败坏贤才、失去政事的开端，从此滋长了。后来景监得以推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王望之，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镇守大邑，那么询问并非错在举荐，而是错在询问的对象。然而尚且使当时感到羞耻，使后代陷入困境如此，何况询问与举荐都错失了，那又怎么补救呢？”
孟子说：“左右亲信都说贤能，还不可以；众大夫都说贤能，还不可以；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任用他。”
朱熹说：“左右近臣的话，固然不可轻信；众大夫的话，应该可以相信了。然而还担心他们被私情蒙蔽。至于国人，他们的议论是公正的。然而还必须考察的原因，是因为有人顺应世俗而为众人所喜欢，也有人特立独行而为世俗所憎恶。所以必须亲自考察，亲眼见到他贤能与否的实情，然后决定任用或舍弃，这样对贤能的人了解得审慎，任用得慎重；而不才的人，就不能侥幸进用了。”
周敦颐说：“心地纯正，贤才就会辅佐；贤才辅佐，天下就会治理。纯正的心地至关重要，任用贤才最为急迫。”
臣良胜说：范祖禹说：“汇聚天下的贤才聚集在朝廷，让他们施展所有的才能作为国家的财富，那么贤才就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位置，百姓和万物也没有不得到合适的安置。”这就是治理太平天下的道理，即使是尧舜也把亲近贤才作为首要任务。然而选择贤才的方法，本来也有很多方面。优先看重孝德，那么倚仗才能的人就会被排在后面；推崇谦让善行，那么争名夺利的人就会被剥夺机会。能够包容过错，人人都可以任用。自己身边的宦官，本来就不是贤才进用的正道。在此审慎衡量而得到贤才辅佐治理的，只有心地纯正的君主吧？
汉高祖说：“在帷帐中谋划策略，在千里之外决定胜利，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断绝粮道，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因此被我擒获。”
臣良胜说：“喜好善行就能宽裕，自以为是就会狭隘。创业的君主，往往以智术领先于天下，而英雄欺世，谁肯说自己不如人呢？高祖说自己不如三杰，真是大度。如果像光武帝、唐太宗，也是贤君，却以行政事务责难三公，同时兼任将相，无非是与下属争能罢了。至于宋孝武帝想独占书法名声，王僧虔就用拙劣的笔法；宋文帝独占文学名声，鲍照就用俚俗的语言，仅仅得以自保。隋炀帝因为诗歌忌恨薛道衡而杀了他，说：‘还能写出“空梁落燕泥”吗？’高帝之后，只有汉文帝说自己不及贾谊，魏明帝不能忍受，写了《汉文胜贾生论》。苏轼说这不仅是想胜过自己的臣子，而是与异代的臣子争高下，就像嫉妒的妇人，不仅禁止自己的丈夫，还嫉妒别人的妾室。唉！这只是小技艺罢了，竟然不能相容到这种地步，这就是高祖之所以超越千古的原因。”
宋仁宗任命富弼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与文彦博并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帝微觇之，以语学士欧阳脩曰：「古者命相，或得之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臣良胜曰：「三代而下，纯心用贤，择贤固难其选。然若汉髙祖之虚已听人，宋仁宗之人情，尤协其庶几于近古者。」
译门下平章事，与文彦博同时被任命。宣示诏命那天，士大夫们在朝廷上互相庆贺。皇帝暗中观察到了这种情况，对学士欧阳修说：“古代任命宰相，有时是通过梦境或占卜决定的，哪里像今天这样顺应人心呢？”臣良胜说：“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纯粹出于公心任用贤能，选拔贤才本来就很难。然而，如果像汉高祖那样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像宋仁宗那样顺应人心，尤其接近于近乎古代的理想状态。”
圣祖命吏部访求贤才，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若髙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二君者，岂知不足也，而皇皇于版筑、鼔刀之徒？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逺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鬛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足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使召章溢、刘基、叶琛、宋濓同至建业，入见。圣祖问劳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纷纷，何时定乎？”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尔。”曰：“卿等其留辅予矣。”
王袆隠青岩山中。圣祖取婺徴至行在，商略机务，悉契上衷。语必称「子充」而不名。进平江西，颂上览而喜曰：「吾固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濓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濓；才思之雄，濓不如卿。」
臣良胜曰：求贤之道，旁及侧微，则在位之贤尊尚可知。一则曰先生，一则曰子，充惟师惟友，无间然矣。至谓浙东二儒，已素知之，而辨其所长，毫髪不爽。即是尧之于舜，曰：「予闻如何也？」倪寛视畜牧，上所作疑奏，武帝则曰：「吾闻之久矣。」望之为治礼丞，而宣帝曰：「此东海萧生耶？」先儒有曰：「人主不能自知天下豪杰，惟左右权臣、佞幸之是听，乌能起太平之治？」圣祖身致太平，其道何以加此？
圣祖开科诏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懐材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髙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特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非科举者无得与官。」
臣良胜曰：登荐被召，所以罗先代遗逸之贤也；设科取士，所以收当代作养之贤也。二者并行，而野无遗才矣。窃观圣诏所选，必经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之士。不知今科目所得，果若而人乎？又谓中外文臣皆由科举，非科举者无得与官。而好异议者每曰：科目不足以得强拔他途而宠异之。不知圣祖求贤初意，果若是否也？
文皇外严内仁，雄才大畧条理精密，知人善任。使推诚待下，凡所委任，非浸润所能间。谗谀之人，终见疎斥。矜过误，略小罪，不以私爱蔽大罪。
永乐三年，命大学士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才质英敏者，俾就文渊阁进其学。缙等选脩撰曾棨，编脩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刘子钦、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训、柴广敬、王道、熊直、陈敬宗、沈升、洪顺、章朴、余学夔、罗汝敬、卢翰、汤流、李时勉、叚民、倪维哲、袁添禄、吴绅、杨勉二十八人入见。文皇谕勉之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而能建功成事者。尔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志逺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致也。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可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可得其用，不可自怠，以辜朕期待之意。」时进士周忱自陈年少，愿进学。文皇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増忱为二十九人，遂命司礼监月给笔札纸，光禄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
臣良胜曰：「呜呼休哉！任贤之道，以仁、明、诚、达为之本，而谮毁谗佞不足以间之。不以过掩能，不以私废法。而养贤之道，尊尚之诚，谕教之切，诸司供给之具，无非备者。其后道德、文学之臣，效忠宣力，黼黻皇猷，不独班、马、韩、欧之匹。书曰：『敷求哲人，以贻后嗣。』呜呼休哉！」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程子曰：「人各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
译圣祖命令吏部访求贤才，说：“世间有贤才，是国家的珍宝。古代的圣王，总是急切地寻求贤才。就像高宗对待傅说，文王对待吕尚那样。这两位君主，难道是不知道贤才不足吗？却为何急切地寻求从事版筑、鼓刀这类劳作的人呢？这是因为贤才不充足，就无法治理好国家。鸿鹄能够高飞远举，是因为它有羽翼；蛟龙能够腾跃，是因为它有鳞鬛；君主能够治理好天下，是因为有贤人作为辅佐。如今山林隐士中，难道没有德行、文章值得称道的吗？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采集举荐，备齐礼仪送到京城，我将任用他们，以谋求最好的治理。”于是派遣使者召章溢、刘基、叶琛、宋濂一同到建业，入宫觐见。圣祖慰问慰劳他们说：“我是为了天下而委屈这四位先生。四海纷乱，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呢？”他们回答说：“天道没有常定，只辅助有德行的人。不喜好杀人的，才能统一天下罢了。”圣祖说：“你们就留下来辅佐我吧。”
王袆隐居在青岩山中。圣祖征召婺州的人才到行在，商议谋划机密事务，全都契合圣祖的心意。说话必定称呼“子充”而不叫他的名字。进军平定江西时，王袆歌颂圣祖，圣祖阅览后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浙东有两位大儒，就是你和宋濂。学问的广博，你不如宋濂；才思的雄健，宋濂不如你。”
臣良胜说：求取贤才的方法，遍及地位低微的人，那么在位贤者的尊贵崇尚就可以知道了。一方面称先生，一方面称子，充（指王袆）既是老师又是朋友，没有隔阂了。至于说浙东两位大儒，圣祖早已知道，并且辨别他们的长处，毫厘不差。这就像尧对于舜，说：“我听说他是怎样的呢？”倪宽放牧牲畜，皇上所作疑奏，武帝就说：“我早就听说了。”萧望之担任治礼丞，宣帝说：“这是东海的萧生吗？”先儒曾说：“君主不能自己了解天下的豪杰，只听信左右权臣、佞幸的话，怎么能兴起太平的治理呢？”圣祖亲身实现太平，他的方法怎么能超过这个呢？
圣祖开设科举的诏书说：“从洪武三年开始，特别设立科举，以兴起怀才抱德的人士，务必在于精通经义、品行修养、博古通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符。其中被选中的，我将亲自到朝廷策问，观察他们的学识，评定他们的高下，然后授予官职。确实有才学出众的，特别予以显赫提拔，使中外文臣都由科举出身，非科举出身的不得授官。”
臣良胜说：登荐被召，是用来罗致前代遗留的贤才；设科取士，是用来收罗当代培养造就的贤才。两者并行，野外就没有被遗漏的人才了。我私下观察圣诏所选，必定是经过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符的人士。不知道如今科举所得，果然是什么样的人呢？又说中外文臣都由科举出身，非科举出身的不得授官。而喜欢提出异议的人常说：科举不足以得到强拔其他途径而宠幸特别的人。不知道圣祖求贤的初衷，果真是这样吗？
文皇外表严厉内心仁爱，雄才大略条理精密，知人善任。他推诚待下，凡是所委任的人，不是浸染所能离间。谗谀之人，最终被疏远排斥。宽恕过错失误，忽略小罪，不因私爱掩盖大罪。
永乐三年，命令大学士解缙等在新科进士中选择才质英敏的人，让他们到文渊阁进修学业。解缙等选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刘子钦、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训、柴广敬、王道、熊直、陈敬宗、沈升、洪顺、章朴、余学夔、罗汝敬、卢翰、汤流、李时勉、段民、倪维哲、袁添禄、吴绅、杨勉二十八人入见。文皇告诫勉励他们说：“人必须立志，志立则功成。天下古今的人，没有不立志而能建功成事的。你们从千百人中选拔为进士，又从进士中选拔到这里，固然都是当今的英俊，但应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做学问必须造道德之微，必须具体用之全；做文章必须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没有不成功的。古代的文学之士，难道都是天成，也是积累功夫所致。我不委任你们事务，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可以各自享受俸禄，每天到阁中恣意玩索，务求实得于己，庶几国家将来可得其用，不可自怠，以辜负朕期待之意。”当时进士周忱自陈年少，愿进学。文皇高兴地说：“有志之士也。”命令增加周忱为二十九人，于是命令司礼监每月供给笔札纸，光禄给朝暮膳，礼部每月供给膏烛钞三锭，工部选择近第宅居之。
臣良胜说：“呜呼休哉！任贤之道，以仁、明、诚、达为之本，而谮毁谗佞不足以间之。不以过掩能，不以私废法。而养贤之道，尊尚之诚，谕教之切，诸司供给之具，无非备者。其后道德、文学之臣，效忠宣力，黼黻皇猷，不独班、马、韩、欧之匹。书曰：‘敷求哲人，以贻后嗣。’呜呼休哉！”
仲弓说：“怎么知道贤才而举荐他们？回答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会舍弃他们吗？”
程子说：“人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不独亲其亲。”仲弓说：“怎么知道贤才而举荐他们？”孔子说：“举荐你所
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圣人与仲弓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防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人们难道会舍弃它吗？」由此便可见圣人与仲弓用心之大小。推究此义，则一心可以振兴国家，一心可以祸害国家，只在公私之间罢了。
儒行》曰：「儒有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茍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吕大临曰：「儒者之志，以天下为度者也。寛裕之至，既足以有容，则物我之间无所别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贤而不达，吾任其责矣。故知其贤者，犹有亲怨之避，谓之公而实私也。过计于一己之私，而不同于天下之公也。传称：『祁奚称其讐，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忘乎亲雠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忘其君臣者也。范文子所举于晋国筦库之士七十有余家，忘乎贵贱者也。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者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惟天下国家之利，然后举贤授能，尽其功矣。夫望报于人，求富于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毛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虽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亷耻自励。
陈俊卿为尚书仆射，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之选。奬恬退，抑奔竞，或才有可用，资歴尚浅，奏荐于上，未尝语人。
韩▯在相位，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镇风俗，列侍从，备台谏，以公议用之，多有未尝识者。
王曾进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尝问曾曰：「明▯士类，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独少此尔。」曾曰：「夫执政者，恩欲归已，怨使谁归？」仲淹服其言。
臣良胜曰：「用贤，人主之权也；荐贤，人臣之职也。臣荐之，君用之。与治同道，而野无遗贤矣。」
巷伯》诗曰：「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朱熹曰：「此皆设言，以见欲其丧亡之甚也。故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
臣良胜曰：尊贤之道，去谗为首。谗人之説行，则贤者之志沮。其志沮，则言不听，道不行，不能一日安乎其位矣。屈原之为楚使，以结强援，谋既效矣。秦患之，而赂上官靳尚之属，内及郑袖，交谮而出之。懐王拘囚，客死而屈原犹以谗废。则夫利害未明者，虽百贤能胜一谗之喙哉？胡安国曰：无极以谗胜，而策士竒才为敌国用矣。此寺人孟子恶谗，至投有昊而无所归者，情之正也。
十月之交，诗曰：「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艶妻煽，方处。」
朱熹曰：「小人用事于外，而嬖妾蛊惑王心于内，以为之主，故也。」
臣良胜曰：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微，持衡之势不待朝夕而自见。艶妻若褒姒者，既蛊于内，则尹氏之小人盘结于外，正人君子尚何为容足之地乎？骊姫内嬖，而申生必死，重耳必出，里克、荀息均于不保其身。史苏谓之：「有女戎者，必有男戎，其理然也。」太真既宠，九龄必疎；九龄既疎，林甫必用。林甫用，杀三子而亡之矣。欲令智昏，岂特不保其臣哉？
国语》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周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臣良胜曰：义利犹水火也，其不能相入也，明矣。尊贤为国，义之利也；贪利丧国，利之害也。成汤懋功懋赏，功德并施，必以不殖货利为之先也。后世若德宗于奉天罪已，其视陆贽，真如鱼水；裴延龄以羡余进，则贽也逺州之行矣。宪宗于淮蔡用命，其任裴度同休社稷；皇甫镈以聚敛进，则度也外镇之命矣。入者主之，
译《儒行》说：“儒者有在内部举荐不回避亲人，在外部举荐不回避仇怨的。衡量功绩积累事务，推举贤能并使之显达，不期望他们的报答。君主实现了他的志向，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追求富贵。他举荐贤能、援引人才就是这样的。”
吕大临说：“儒者的志向，是以天下作为衡量标准的。宽宏大量到了极点，既然足以包容万物，那么物与我之间就没有区别了。天下有事务而不治理，天下有贤才而不显达，我就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知道他是贤才，却还回避亲怨，叫做名义上公正而实际上自私。过分计较一己的私利，而不与天下的公利相同。传记称：‘祁奚举荐他的仇人，不算谄媚；举荐他的儿子，不算结党。这是忘记了亲仇的人。’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与公叔文子一同升任公卿，这是忘记了君臣的人。范文子在晋国举荐管理仓库的士人七十多家，这是忘记了贵贱的人。管仲遇到强盗，选取其中的两人，向上推荐作为公臣，说：‘他们交往的人是可以信赖的。’这是忘记了平素身份的人。能够忘记这些，而只考虑天下国家的利益，然后举荐贤才授予官职，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功效。指望别人报答，为自己谋求富贵，是小人的做法。又哪里值得称道呢！”
毛玠主管选举，所任用的都是清正廉洁的士人。虽然有时名声显赫，但行为不端正的人，终究不能进用。致力于以节俭来引导他人，因此天下的士人，没有不以廉洁和羞耻之心来勉励自己的。
陈俊卿担任尚书仆射，把用人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任命的官吏都是一时之选。奖赏恬淡退让的人，抑制奔走钻营的人，有的人才有可用之处，资历尚浅，就向皇上奏荐，不曾告诉别人。
韩琦在相位，所提拔引荐的多是正直有名望的人，或者忠厚可以镇抚风俗的人，安排他们担任侍从，充任台谏，以公议任用他们，其中有很多不曾相识的人。
王曾进退士人，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由。范仲淹曾经问王曾说：“明辨士人，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唯独缺少这一点罢了。”王曾说：“执政的人，恩惠想要归于自己，怨恨让谁去承担呢？”范仲淹佩服他的话。
臣良胜说：“任用贤才，是君主的权力；推荐贤才，是人臣的职责。臣下推荐，君主任用。与治理之道相同，那么民间就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了。”
《巷伯》诗说：“那些进谗言的人，是和谁谋划的呢？抓住那些进谗言的人，把他们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他们，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不接受他们，就把他们扔给上天。”
朱熹说：“这些都是假设的话，用来显示希望他们灭亡的心情非常迫切。所以说：‘喜爱贤才像《缁衣》那样，厌恶恶人像《巷伯》那样。’”
臣良胜说：尊重贤才的方法，以去除谗言为首要。谗言得逞，那么贤者的志向就会受挫。志向受挫，那么言论不被听取，正道不能施行，就不能一天安心在位了。屈原作为楚国的使者，去结交强大的外援，计谋已经见效了。秦国对此感到忧虑，就贿赂上官靳尚之类的人，内部又涉及郑袖，共同进谗言把他放逐。怀王被囚禁，客死他乡，而屈原还因为谗言被废黜。那么利害没有明辨的时候，即使有百个贤才，能胜过一个谗人的嘴吗？胡安国说：郑袖凭借谗言取胜，而策士奇才都被敌国所用了。这就像寺人孟子厌恶谗言，以至于想扔给上天而无处可归，这是情感的正直表现。
《十月之交》诗说：“皇父是卿士，番是司徒，家伯是冢宰，仲允是膳夫，棸子是内史，蹶是趣马，楀是师氏，艳妻煽动，正处在高位。”
朱熹说：“小人在外掌权，而宠妾在内部蛊惑君王的心，作为他们的主使，所以是这样。”
臣良胜说：后宫美女众多，那么贤者就会隐微，持衡之势不用等到朝夕就会自然显现。像褒姒那样的艳妻，既然在内部蛊惑，那么尹氏之类的小人在外部盘根错节，正人君子还有什么容身之地呢？骊姬在内部受宠，那么申生必定死，重耳必定出逃，里克、荀息都难以保全自身。史苏说：“有女戎，必定有男戎，道理就是这样。”杨贵妃既受宠，张九龄必定被疏远；张九龄既被疏远，李林甫必定被任用。李林甫被任用，杀害三位皇子而灭亡了国家。想要让智慧昏乱，难道只是不能保全大臣吗？
《国语》记载，厉王喜欢荣夷公，芮良夫说：“王室将要衰微了吗？荣公喜欢独占利益，而不知道大难。利益，是百物生长的源泉，天地所承载的，如果有人独占它，危害就多了。天地百物都将索取利益，怎么可以独占呢？所愤怒的人很多而不防备，大难因此教导君王，君王能长久吗？作为君王的人，将要引导利益并散布给上下，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到极致的利益，还每天警惕害怕怨恨的到来。所以《周颂》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确立我们的百姓，没有不是你的极致利益。’《大雅》说：‘陈列赏赐遍布周朝’，这不是散布利益而害怕灾难吗？所以能够承载周朝直到今天。现在君王学习独占利益，可以吗？平民独占利益，还被称为盗窃，君王如果实行，他的归宿就很少了。荣公如果被任用，周朝必定败亡。”不久，荣公担任卿士，诸侯不再朝贡，君王流亡到彘地。
臣良胜说：义和利就像水和火一样，它们不能相容，是很明显的。尊重贤才为国家，是义的利；贪图利益丧失国家，是利的害。成汤勤勉功业勤勉赏赐，功德并施，必定以不聚敛货利作为首要。后世如德宗在奉天罪己，他看待陆贽，真像鱼水关系；裴延龄以羡余进献，那么陆贽就有远州之行。宪宗在淮蔡用兵，他任用裴度共同休戚社稷；皇甫镈以聚敛进献，那么裴度就有外镇之命。进入的人主导，
出者奴之；入者辅之，出者污之。其播迁簒弑之祸，与流彘同归尔。
译出奔的，就使他们沦为奴仆；归来的，就辅佐他们，出奔的，就使他们蒙受污名。那流亡迁徙、篡位弑君的祸患，与周幽王被贬至彘地的结局是一样的。
臣良胜曰：「尊贤之道二，有君道焉，有臣道焉。君如用之，有养之也，有求之也，有择之也，有知之也，有好之也，有下之也，有任之也，有全之也，而后用贤之道至。臣如荐之，不避亲也，不避怨也，必崇本也，必训俗也，不市恩也，不责报也，而后荐贤之道至。又必谗无所间也，色无所夺也，利无所挠也，而后贤之生也。不为虚生，贤之用也，不为徒用，臣所以成天下之务，君所以享天下之福。尊贤，治道之大成也。臣敢缕覼陈之，惟圣明采览焉。」
右衍尊贤之义
尧典》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蔡沈曰：九族，髙祖至▯孙之亲，举近以该逺。五服异姓之亲，亦在其中也。睦亲而和也。
臣良胜曰：同姓之亲，自吾而上，及于始祖；自吾而下，及于云仍，皆一体而分也。由母而推及于父母兄弟，由妻而推及于父母兄弟，皆一气而连也。故惟亲之，而后睦之。然必克明峻德，以为亲睦九族之本，协和时雍，亦自亲睦九族而推。周敦頥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此亲亲所以为仁民爱物之先也，可不慎哉！
行苇》诗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戚戚兄弟，莫逺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朱熹曰：「言敦彼行苇，而牛羊勿践履，则方苞方体而叶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逺具尔，则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言其开宴设席之初，而殷勤笃厚之意，蔼然已见于言语之外矣。
臣良胜曰：天地生物，一本而已。犹木而千枝万叶，皆一根之所发也；水而千支万派，皆一源之所流也。是故古之治，最重亲亲。亲亲而贤贤，贤贤而贵贵。尧舜之时，九官元恺，多出世族。周封同姓，文昭武穆，并列显侯。是以入而助祭，祭而宴享，皆若家人之礼，而畧君臣之分。观《行苇》之诗，可想见矣。
板诗曰：「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懐徳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壊，无独斯畏。」
朱熹曰：「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则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则亲戚叛之，而城壊。城壊则藩垣屏翰皆壊，而独居。独居则所可畏者至矣。」
富辰曰：「太上以徳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也。召穆公思周徳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防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其若之何？」
臣良胜曰：「富辰言周之亲亲，可谓备矣。襄王不听，是以有出居于郑之祸，所谓城壊而畏者也。」
大传曰：「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诗云：「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此之谓也。
陈澔曰：祖之迁者愈逺，宗之继者无穷，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收不离散也。宗道既尊，故族无离散，而祭祀之礼严肃。内严宗庙之事故，外重社稷之礼。知社稷之不可轻，则知百官族姓之当爱。官得其人，则刑不滥而民安其生。安生乐业而食货所资，上下俱足。有恒产者有恒心，仓廪实而知礼节。故非心邪念不萌，而百志以成。乖争陵犯不作，而礼俗一致。刑犹成也，如此则协气嘉生，薰为太和矣。岂不乐乎？《诗》《周颂》清庙之篇，言文王之德，岂不光显乎？岂不见尊奉于人乎？无厌斁于人矣。引此以喻人君，自亲亲之道推之而家，而国而天下，至于礼俗大成，
译臣良胜说：“尊重贤才的道理有两方面，一是君主的道理，一是臣子的道理。君主如果任用贤才，要有供养他们、访求他们、选择他们、了解他们、喜爱他们、谦下他们、委任他们、保全他们的做法，这样任用贤才的道理才算完备。臣子如果推荐贤才，不回避亲属，不回避仇怨，一定要推崇根本，一定要教化风俗，不以此沽名钓誉，不要求报答，这样推荐贤才的道理才算完备。又一定要使谗言无法离间，美色无法动摇，利益无法屈挠，这样贤才才能产生。贤才的产生不是徒然的，贤才的任用也不是白费的，臣子因此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君主因此能享受天下的福泽。尊重贤才，是治理大道的大成。臣斗胆详细陈述，希望圣明的君主采纳阅览。”
右边阐述尊重贤才的意义。
《尧典》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来亲近九族。九族和睦了，就辨明百姓的善恶。百姓的善恶彰明了，就协和万邦。黎民因此改变，于是和乐。”
蔡沈说：“九族，是从高祖到玄孙的亲属，举近以概括远。五服内的异姓亲属，也包含在其中。睦，是亲近而和睦。”
臣良胜说：“同姓的亲属，从我向上推，直到始祖；从我向下推，直到玄孙，都是同一身体分化出来的。由母亲推及到父母的兄弟，由妻子推及到父母的兄弟，都是同一气息相连的。所以只有先亲近他们，然后才能使他们和睦。但必须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作为亲近和睦九族的根本，协和和乐，也是从亲近和睦九族推演出来的。周敦颐说：治理天下有修身这一说法，治理天下有家齐这一说法。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这就是为什么亲近亲人是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先决条件，能不慎重吗！”
《行苇》诗说：“那丛生的路边芦苇，牛羊不要践踏。正茂盛正成株，枝叶润泽柔美。亲密的兄弟，不要疏远你们。有的摆开筵席，有的安放几案。”
朱熹说：“说那丛生的路边芦苇，牛羊不要践踏，那么芦苇正茂盛正成株而枝叶润泽柔美；亲密的兄弟，不要疏远你们，那么有的摆开筵席，有的安放几案。”这是说在开宴设席之初，殷勤笃厚的意思，已经在言语之外洋溢显现了。
臣良胜说：“天地化生万物，只有一个本源而已。就像树木有千枝万叶，都是从一个根发出的；水有千支万派，都是从一个源头流出的。所以古代的治理，最重视亲近亲人。亲近亲人然后尊重贤才，尊重贤才然后尊贵地位高的人。尧舜的时候，九官元恺，多出身于世家大族。周朝分封同姓，文昭武穆，并列显赫的诸侯。所以入朝助祭，祭祀后宴饮，都像家人之礼，而略去君臣的分别。观看《行苇》这首诗，就可以想见了。”
《板》诗说：“贤人是藩篱，太师是围墙，大国是屏障，大宗是栋梁，怀德是安宁，宗子是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不要独自承受这恐惧。”
朱熹说：“说这六者，都是君主所依赖以安定的，而德是根本。有德就能得到这五者的帮助，不然的话亲戚就会背叛，城墙就会毁坏。城墙毁坏那么藩篱围墙屏障栋梁都会毁坏，而独自居住。独自居住那么所可畏惧的事就来了。”
富辰说：“最上等的是以德安抚百姓，其次是亲近亲人以相互惠及。从前周公哀悼管叔蔡叔的不和，所以分封亲戚以作为周朝的藩屏。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派；邗、晋、应、韩，是武王的穆派；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派系。召穆公思念周德的不类，所以在成周纠合宗族，而作诗说：‘常棣的花，花萼鲜明。当今的人，不如兄弟。’第四章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像这样，那么兄弟即使有小忿怒，也不废弃美好的亲情。现在天子不忍小忿怒，而抛弃郑国的亲情，那该怎么办呢？”
臣良胜说：“富辰谈论周朝亲近亲人，可以说完备了。襄王不听，所以有出居郑国的祸患，这就是所说的城墙毁坏而恐惧的。”
《大传》说：“所以人道是亲近亲人的。亲近亲人，所以尊重祖先；尊重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所以收聚族人；收聚族人，所以宗庙严肃；宗庙严肃，所以重视社稷；重视社稷，所以爱护百姓；爱护百姓，所以刑罚适中；刑罚适中，所以庶民安定；庶民安定，所以财用充足；财用充足，所以百志成全；百志成全，所以礼俗形成；礼俗形成，然后快乐。”《诗》说：“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陈澔说：“祖先迁徙的越远，宗子继承的无穷，必须知道尊重祖先才能敬重宗子，收聚不离散。宗道既尊贵，所以族人没有离散，而祭祀的礼仪严肃。内里严肃宗庙的事，外面重视社稷的礼仪。知道社稷不可轻视，就知道百官族姓应当爱护。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刑罚不滥而百姓安定生活。安定生活乐业而饮食货物所资，上下都充足。有恒产的人有恒心，仓廪充实而知道礼节。所以非心邪念不萌生，而百志成全。乖争陵犯不作，而礼俗一致。刑犹成也，像这样那么协气嘉生，薰为太和了。岂不快乐吗？《诗》《周颂》清庙的篇章，说文王的德行，岂不光显吗？岂不见尊奉于人吗？没有厌弃的人了。引此来比喻人君，从亲近亲人的道理推演到家，到国到天下，直到礼俗大成，
其可乐者亦无有厌斁也。
诸侯王表》曰：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周公、康叔建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诗》载其制曰：「介人维藩，太师惟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懐德维宁，宗子维城。毋俾城壊，无独斯畏。」所以亲亲贤贤，褒功表徳，闗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至乎阸防河洛之间，分为二周。有逃责之台，被窃鈇之言，然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歴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至于赧王降为庶人，用天年终，号位已絶于天下，尚犹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余年。秦据胜势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一切取胜。因矜其所习，自任私智，姗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无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歴，秦不及期，国势然也。」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转，渡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徃，奄有▯防为梁、楚；东带江湖，薄防稽为荆、吴；比界淮濒，畧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为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虽然，髙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宴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暌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邉矣。景帝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豫政事。至于哀、平之世，皆继体苖裔，亲属疏逺，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絶，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颁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绂，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推其终始彊弱之变，明监戒焉。唐太宗即位，举宗正属籍，问侍臣曰：“徧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封德彛对曰：“歴观徃古，封王者今最为多。两汉以降，封帝子及亲兄弟，若宗室既逺，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不得滥封，所以别亲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贻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帝曰：“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郡公，惟有功者数十人封王。
译那些令人快乐的事物也没有使人厌倦的。
《诸侯王表》说：从前周朝鉴于夏、商两代的教训，三位圣人制定法度，设立五等爵位，分封八百个国家，同姓诸侯有五十多个。周公、康叔被封在鲁、卫两地，各自拥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太公被封在齐地，也是五侯九伯管辖的区域。《诗经》记载其制度说：“介人作为藩篱，太师作为城墙，大国作为屏障，大宗作为栋梁，怀德作为安宁，宗子作为城郭。不要让城郭毁坏，不要独自面对恐惧。”这是为了亲近亲人、尊重贤人，褒奖功劳、表彰德行，关系着国家的盛衰，使根基深厚、根本牢固，成为不可拔除的样子。所以兴盛时，周公、召公辅佐治理，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衰败时，五霸扶持其虚弱，共同守护。自从周幽王、周平王之后，国力日益衰微，以至于困迫于河洛之间，分为东周、西周。有逃避责难的台阁，遭受“窃斧”的谣言，然而天下仍称其为共主，强大的诸侯也不敢倾覆它。历经八百多年，气数已尽、德行耗尽，到了周赧王降为平民，以天年终结，帝号爵位已在天下断绝，但宗室枝叶仍然相互扶持，没有人能占据那空出的君位。天下没有君主，长达三十多年。秦国占据有利的地势，施展狡诈的军队，像蚕吃桑叶一样吞并山东各国，一概取胜。于是夸耀自己所习用的权术，自恃私人的智巧，嘲笑夏商周三代，荡除古代法度，窃取自称皇帝，而子弟却沦为平民。内部没有骨肉亲族作为根本的辅佐，外部没有尺土大小的藩属作为护卫。陈胜、吴广举起木棍奋起反抗，刘邦、项羽随后跟进而灭亡了秦朝。所以说：“周朝超过了它的国运年限，秦朝没达到它的预期期限，这是国家形势造成的。”
汉朝兴起之初，天下刚刚平定，同姓宗室很少，鉴于秦朝孤立无援而败亡的教训，于是分割疆土，设立二等爵位。功臣封侯的一百多个邑，尊崇王子弟，大规模分封九个大国。从雁门以东，直到辽阳为燕国；代、常山以南，太行山左转，渡过黄河、济水，延伸到海边为齐、赵；谷、泗水以往，涵盖彭城为梁、楚；东边带着江湖，逼近会稽为荆、吴；毗邻淮河岸边，略过庐江、衡山为淮南；波汉水之北，横贯九嶷山为长沙。诸侯国接壤，环绕三边，外部连接胡、越。天子自己拥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到巴、蜀；北边从云中到陇西作为京师，内史共十五郡。公主、列侯也颇有封邑在其中，而藩国大的跨越州郡，连接几十座城池，宫室、百官的制度与京师相同。这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了。虽然如此，高祖创业时，无暇顾及；孝惠在位时间又短；高后作为女主摄政，而天下安宁，没有狂徒狡诈的忧虑，最终平定诸吕之难，成就太宗功业的，也依赖于诸侯。然而诸侯原本强大，末流泛滥以致溢出；小的淫乱荒淫、违背法度，大的背离孤立、横行逆乱，以致害身丧国。所以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分割齐、赵；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弱吴、楚；武帝施行主父偃的策略，下达推恩令，使诸侯王能够分封子弟，不实行黜陟，而藩国自然分裂。从此以后，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刚立时，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都没有南北边境了。景帝遭遇七国之难，抑制削弱诸侯，减损其官员；武帝有衡山、淮南的谋反，制定左官律，设立附益法，诸侯只得以衣食税租为生，不参与政事。到了哀帝、平帝之时，都是继位的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被士民所尊重，势力与富室无异。而本朝国运短暂，国统三次断绝，因此王莽知道汉朝内外衰微，本末都弱，无所忌惮，产生奸心，凭借母后的权力，假借伊尹、周公的称号，专断威福，在庙堂之上不降阶序而运转天下。诈谋既成，于是占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颁行符命。汉诸侯王叩头稽首，奉上玺绂，惟恐落后，有的甚至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悲哀！因此推究其终始强弱的变化，明确鉴戒。
唐太宗即位，举宗正属籍，问侍臣说：“遍封宗子于天下，方便吗？”封德彝回答说：“纵观往昔，封王者现在最为多。两汉以来，封帝子及亲兄弟，如果宗室既远，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不得滥封，所以区别亲疏。”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贻力役，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帝说：“朕治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郡公，惟有功者数十人封王。
宋太祖即位，承唐之制，宗室襁褓即列土而爵之。降至疏属，宗正存籍，玉牒有名，宗学有教。郊祀、明堂，遇国庆典，皆有禄秩。所寓州县，月有饩廪。凡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同母弟，立庶孙曾孙。
臣良胜曰：「三代而下，享国之长，曰汉，曰唐，曰宋。其建亲、叙族、封制、屏翰、强弱、盛衰、利害，大较如是。汉用其强，其大必折，是以烦削夺之策，起叛逆之资。然刘章制诸吕，光武奋于长沙定王之后，昭烈起于中山靖王之后，害由是，利亦由是。唐宋用其弱，虽不获利，害亦鲜矣。汉之刘向，唐之李白，不废仕禄；而宋则玉牒科名济济相望，赵鼎、赵汝愚辈荐登相位。国祚虽移，苖裔日逺，谓至今存可也。呜呼，兹永世之利哉！」
洪武元年十一月，宴东宫官及儒士，各赐袍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
洪武三年四月，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羣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圣祖谕廷臣曰：“昔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民生。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道。”群臣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圣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逺，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臣良胜曰：「我祖宗肇建亲藩，教爱一体，防制宏密，度越千古者矣。既无汉室尊土之强，亦无烦于分邑之策。王止亲子，无及他亲。其后递封，有郡王，有将军、中尉之别，制禄因之。视唐髙祖时，从弟侄始成童者，悉封郡王。宋太祖时，宗室襁褓即裂土而爵之者，为有制矣。议者谓左官之制，近方有同于汉；玉牒之学，后期有举于宋。制禄之地，初省一国，今宗茂以繁，如山西、河南、陜西、湖广、江西诸处。国初赋止万石，今至度支百万石而未已。地不改辟，民亦渐寡。负经世之责者，必思裒多益寡，达变通之权，以建万世之策。愚臣疎陋，何敢僭陈？谨述近闻，用备采择。」尝闻一子受禄，仁及其宗；一家积余，周于里党。今贵为天子，而天下禄粮至积欠数百万石；皇子皇孙而衣食不继，婚婣失时，呌号于官府，奔诉于京师。虽彼自失贵贵之体，要亦有负亲亲之仁。如求目前近计，户部难于处分。欲赋于民，而地废民逃，已不堪命；欲给于官，而官库虚耗，不足常供。臣尝闻太仓节年附余银两，久未查盘，皆非常额之赋。近年没入刘瑾、江彬、钱宁等钱，亦为官用之賍。皇上富有四海，出此羡余以亲九族，当不惜也。或曰：「是非可继之策。」臣又曰：「国初分封定赋，惟欲均平。今初封宗室，地方原禄万石者，今至有百万石而未已。若营造、婚婣之费，物产、庄田之求，斋郎、民校之役，又不知几十百倍于初。其他未有分封之地，赋役如常，以此较彼，轻重悬殊。若除两京及边境尚须他省接济外，其余未有分封省分，随原额粮数多寡，量派禄粮，毎年同折银征解户部，酌量原派少数去处，赍赴各布政司分给，是亦均平足赋之一画也。」至于各处抽分钞闗钱物所收，倍于所解。贤者耻于羡余，自进而不肖者，辄以贪黩自卑，防▯交通，侵渔无筭。正烦经理，少济度支，仍乞戒谕宗亲无得交通、赌博、兊放、禄粮、已徃债负，并照近年漕运私债之利免追。其奸豪积年放债兊粮规取厚利者，特立条例从众科断，已徃宥之，庶几可防既徃，可济方来。而亲亲仁民之政，称物平施之道，皆于是乎在。若谓处补之无方，而善后之无策，及至有求有犯，
译宋太祖即位，沿袭唐朝的制度，宗室子弟在襁褓之中就分封土地并授予爵位。等到血缘关系疏远，由宗正寺登记在册，玉牒上有名字，宗学中有教育。在郊祀、明堂祭祀，以及遇到国家庆典时，都有俸禄和等级。他们居住的州县，每月供给粮食。凡是诸王、公、侯、伯、子、男，都由子孙中嫡系继承人承袭。如果没有嫡子，或者嫡子有罪疾，就立嫡孙；没有嫡孙，就依次立嫡子的同母弟弟；没有同母弟弟，就立庶子；没有庶子，就立嫡孙的同母弟弟；没有同母弟弟，就立庶孙或曾孙。
臣良胜说：“夏、商、周三代以后，享国长久的，是汉、唐、宋。它们建立宗室、梳理族谱、分封制度、作为屏障、强弱盛衰、利害关系，大体如此。汉朝利用其强盛，但强大必然导致折断，因此频繁采取削夺的策略，反而助长了叛逆的资本。然而刘章制服诸吕，光武帝兴起于长沙定王之后，昭烈帝兴起于中山靖王之后，祸害由此产生，利益也由此产生。唐、宋利用其弱势，虽然没有获得利益，但祸害也很少。汉朝的刘向，唐朝的李白，不废弃做官的俸禄；而宋朝则玉牒中科举功名的人众多，赵鼎、赵汝愚等人相继登上相位。国运虽然转移，后代日益疏远，说至今尚存也可以。唉，这是永久的利益啊！”
洪武元年十一月，宴请东宫官员及儒士，各自赐予袍服。在此之前，建立大本堂，选取古今图书充实其中，聘请四方名儒教导太子和诸王，轮流夜间值班。选拔才俊之士担任伴读，时常赐宴赋诗，商讨古今，评论文章，没有虚度一天。
洪武三年四月，因为分封诸王，在太庙告祭礼成，在奉天门及文华殿宴请群臣。圣祖告诫朝廷大臣说：“过去元朝失去控制，群雄并起，四方动荡，百姓遭受苦难。我亲自率领军队平定大难，上天眷顾保佑，天下安宁。然而天下如此广大，必须建立藩屏，对上保卫国家，对下安定民生。现在诸子已经长大，应当各自拥有封爵，分镇各国。我不是偏私亲人，而是遵循古代圣王的制度，作为长久安定治理的方法。”群臣叩头回答说：“陛下分封诸王，以保卫宗庙社稷，这是天下万世的公议。”圣祖说：“古代圣王分封，是为了庇护百姓，周朝实行它所以长久，秦朝废除它所以迅速灭亡。汉、晋以来，没有不是这样的，其间治乱不齐，只看施行的方式如何罢了。总之，作为长久之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臣良胜说：“我们的祖宗开创建立亲藩，教育爱护一体，防范制度宏大严密，超越千古了。既没有汉朝尊崇土地过强的弊端，也没有烦扰于分邑的策略。王只限于亲子，不涉及其他亲属。其后依次分封，有郡王，有将军、中尉的区别，俸禄制度随之而定。相比唐高祖时，堂弟侄儿刚成童就全部封为郡王，宋太祖时，宗室在襁褓中就分封土地授予爵位的情况，是有制度的。议论的人说左官的制度，近来有与汉朝相同的地方；玉牒的学校，后期有在宋朝兴起的。制定俸禄的土地，起初节省一个国家，现在宗室繁衍众多，如山西、河南、陕西、湖广、江西等地。国初赋税只有一万石，现在达到度支百万石还不停止。土地没有开辟，百姓也逐渐减少。负有经世责任的人，必定思考取多补少，通达变通的权宜，以建立万世的策略。愚臣疏浅陋劣，怎敢越职陈述？谨陈述近来的见闻，用来备供采择。”曾经听说一个儿子接受俸禄，仁爱波及宗族；一家积累余财，周济邻里。现在贵为天子，而天下俸禄粮食积累拖欠数百万石；皇子皇孙衣食不继，婚配失时，在官府叫号，奔波诉苦到京师。虽然他们自己失去了尊贵的体统，但也辜负了亲爱亲人的仁爱。如果只求眼前的近利，户部难以处置。想要向百姓征收，而土地荒废百姓逃亡，已经不堪重负；想要由官府供给，而官库空虚耗损，不足以经常供应。臣曾经听说太仓节年的附余银两，很久没有查盘，都是非常额的赋税。近年没收刘瑾、江彬、钱宁等人的钱财，也是官府使用的赃款。皇上富有四海，拿出这些盈余来亲近九族，应当不吝惜。有人说：“这不是可以继承的策略。”臣又说：“国初分封确定赋税，只想要均平。现在初封宗室，地方原本俸禄一万石的，现在有的达到百万石还不停止。如果营造、婚配的耗费，物产、庄田的追求，斋郎、民校的役使，又不知比初封时几十百倍。其他没有分封的地方，赋役如常，以此比较彼，轻重悬殊。如果除去两京及边境尚需其他省份接济外，其余没有分封的省份，随着原额粮数的多寡，量派俸禄粮食，每年同折银征收解送户部，斟酌原派少数去处，携带前往各布政司分给，这也是均平足赋的一个计策。”至于各处抽分钞关钱物所收，比解送的加倍。贤者以盈余为耻，自己进献而不肖者，辄以贪婪卑鄙，勾结交通，侵吞渔利无数。正烦经理，稍微救济度支，仍乞戒谕宗亲不得勾结、赌博、兑放、俸禄粮食、以往债务，并照近年漕运私债之利免追。那些奸豪积年放债兑粮谋取厚利的，特立条例从众科断，以往宽恕，庶几可以防止以往，救济将来。而亲爱亲人仁爱百姓的政治，称量物品公平施行的道理，都在这里。如果说处理补救没有方法，而善后没有策略，等到有求有犯，
而徒挫辱之无礼，惩治之无法，则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是则非愚臣所知也。尝闻宣庙时，杨士竒、杨荣修玉牒成，上览之曰：「古人重世族谱，盖欲正伦理、笃恩义。我国家宗枝之盛，皆祖宗积德所致。今于族有亲疎，然泝所自，实本于一人，朕何敢忽？」士竒等对曰：「周自后稷以来，世积忠厚，是以子孙众多，维持王业，所歴年世最逺。国家世德隆厚，故本枝繁衍。陛下又逺宗帝尧，明峻德以亲九族，将来盛福当过周家。」臣谓宣庙之言，深有得于祖宗之心。陛下之言，必有契于宣庙之言。在廷之臣，有如士竒者，不知宜何如为策也？臣复何言哉！
译然而只是对其加以挫败羞辱，却无礼法可依，对其加以惩治，却无法律可循，那也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罢了。这便不是愚臣所能知晓的了。我曾听说宣德皇帝时，杨士奇、杨荣编修玉牒完成，皇上阅览后说：“古人重视世族谱牒，大概是为了端正伦理、厚待恩义。我朝宗室枝繁叶茂，都是祖宗积德所致。如今宗族中有亲有疏，但追溯其本源，实际上都源自一人，朕怎敢忽视？”杨士奇等人回答说：“周朝自后稷以来，世代积累忠厚，因此子孙众多，维系王业，历经的年数最为久远。国家世代德行隆盛深厚，所以根本枝条繁衍昌盛。陛下又远宗帝尧，以光明峻拔的德行亲近九族，将来的盛大福泽应当超过周朝。”臣认为宣德皇帝的话，深得祖宗之心。陛下的言论，必定与宣德皇帝的话相契合。在朝的大臣中，如果有像杨士奇那样的人，不知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呢？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崧髙》诗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朱熹曰：「申伯既入于谢，国人皆以为喜，而相谓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长宪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为法也。」
臣良胜曰：宣王于异姓之亲，可谓厚矣。命召公定其宅，彻其土，选其私人，重以车马、介圭之锡，出郊之饯，极其礼遇，将为异数之恩。宣王非以元舅故而私之也。吉甫颂之，则曰：「崧岳降神，而生」；又曰：「四方于宣，曰南国是式，曰文武是宪。」其功德在人，固宜优厚之者。但既封之后，亲宠日隆，幽王复娶其女为后，以黜生怨，至率犬戎杀之，遂有东迁之祸，周亦以衰。臣观始封之后，隆盛如此，固宜其有尾大不掉之患也。君子谓：秦之始封于雍，已知其有朝同列之风；申之始邑于谢，已知其弱周室之渐矣。
▯之水》诗曰：「▯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戌申。懐哉懐哉，曷月予还归哉？」
朱熹曰：「申侯与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则申侯者，王法必诛不赦之贼；而平王与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仇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忘亲逆理，得罪于天，已甚矣。」
汉文帝窦后，兄长君，弟广国，字少君。闻后立，上书自陈。后言，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是窦后持之而泣，厚赐之。家于长安。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悬。此二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又复放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之有节行者与居。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
臣良胜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文帝以绛、灌之言而择人以教外戚，遂成谦让之德。至薄昭有罪，虽母后之弟，必寘于法，此谓恩威并用，待外戚之至要也。文帝于此，盖惩于吕氏之祸者深矣。
汉章帝时，皇后兄窦宪以贱直夺沁水公主园田，事觉，帝大怒，切责宪。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异于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尔。宪大震惧，皇后为毁服谢，良久乃解，使以田还主。
臣良胜曰：章帝于窦宪，己洞烛其奸横之情矣。既失教于初，若能如文帝不贷以法于宪，非薄而窦氏之宗保全为厚，尤多且不惩于王氏之祸，而复使之与政，郑▯以为言，竟中以漏泄机事，罢之。欲释罪专封，则邀功万里，父子兄弟至为卿校，悍卒刺客布满都城，卒以诛夷。是章帝贷窦宪一人之罪，乃所以酿窦氏一宗之祸也，岂曰爱之云哉！虽然，纵使章帝制之于终，已不若文帝教之于始为得也。
光武时，隂识以征伐军功増封，叩头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善之。及显宗立为皇太子，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帝巡郡国，留镇京师，委以禁兵，虽极言正议，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
臣良胜曰：「崔骃尝言：『外戚所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盖在满而太溢，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真德秀又谓：『田蚡骄横，仅而获免；丁氏之祸，见于身后。』其获全者二家而已。戚里之难全，亦至于此，则隂识之自全者，宜如是也。」
宋太宗朝，李继隆特被亲信，每征行必委以机要。真宗以元舅之亲，恩礼甚笃。然能谦谨保身。明德皇后寝疾，欲面见之上，促其徃，继隆但于万安门外拜笺，终不入。又尝命诸王诣第，不设汤茗，苐假从行茶炉烹饮焉。臣良胜曰：「宋朝家法最正，外戚不预政事，其一也。又若继隆周慎若此，此宋之后族保全盛节，与国咸休宜也。尝考汉之戚属，以权宠败者十有六家，而吕氏、王氏为盛。后汉则梁、窦氏，晋杨、贾氏，唐武、韦氏，犹吕、王也。其罪之及，一人之祸，未足深悼。盖有数十年之爱，不偿一日之惨。甲第厚赀，无赦同坎之悲，岂不哀哉！人君而知此，必思所以保全于其始；戚属而
译《崧高》诗说：“申伯威武雄壮，已经进入谢邑，车马随从众多。周朝国人全都欢喜，因为国家有了良臣辅佐。显赫的申伯，是周王的元舅，文武百官都把他当作典范。”
朱熹说：“申伯进入谢邑，国人都为此欢喜，互相说：‘你们现在有良臣辅佐了。’元舅即长舅，宪法即效法，意思是文武官员都以申伯为榜样。”
臣良胜说：宣王对待异姓亲族，可以说是非常厚待了。命令召公为他确定宅邸，整治土地，挑选私人侍从，重重赏赐车马、介圭，在郊外送行饯别，礼遇极其优厚，这将是罕见的恩宠。宣王并非因为他是元舅而偏私他。吉甫歌颂他，就说：‘嵩山降下神灵，诞生了申伯’；又说：‘四方都来宣扬，说南国以此为法式，说文武百官以此为典范。’他的功德惠及百姓，本来就应该优厚对待他。但是封爵之后，亲近宠幸日益隆盛，幽王又娶了他的女儿为王后，因废黜太子而结怨，以至于率领犬戎杀害了幽王，于是有了东迁的祸患，周朝也因此衰败。臣看申伯受封之后，如此隆盛，本来就应该有尾大不掉的隐患。君子认为：秦国最初封于雍地，就已经知道它有凌驾同列的风气；申国最初封于谢邑，就已经知道它有削弱周王室的苗头了。
《〇之水》诗说：“〇水的水流，不能捆束柴薪。那位男子，不与我一同戍守申地。怀念啊怀念，哪个月我才能回家？”
朱熹说：“申侯与犬戎攻打宗周并杀害幽王，那么申侯就是王法必须诛杀而不赦免的贼人；而平王与其臣民百姓，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平王只知有母亲，而不知有父亲；知道申侯拥立自己有恩德，却不知道他杀害父亲是可怨恨的。以至于使复仇讨贼的军队，反而变成了报恩酬谢的行为，那么他忘恩负义、违背情理，得罪上天，已经太过分了。”
汉文帝的窦皇后，兄长窦长君，弟弟窦广国，字少君。听说窦皇后被立为皇后，窦广国上书陈述自己的身世。窦皇后听后，皇帝召见窦广国，询问情况，窦广国详细说明了原委。窦皇后抱着他哭泣，厚赐给他财物。窦广国在长安安家。绛侯周勃、灌将军灌婴等人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死，性命还将悬于他人之手。这两个人出身微贱，不能不为他们选择师傅教导，否则又会重演吕氏专权的大祸。”于是便选择有节操行谊的长者与他们同住。窦长君、窦少君因此成为谦让的君子，不敢凭借富贵骄横待人。
臣良胜说：从小养成习惯就像天性一样，习以为常便如同自然。文帝因为绛侯、灌婴的建议而选择人来教导外戚，于是成就了谦让的品德。到了薄昭犯罪，虽然是皇后的弟弟，也必定置于法律制裁之下，这就是恩威并用，对待外戚最为关键的做法。文帝在这件事上，大概是因为对吕氏之祸的惩戒非常深刻。
汉章帝时，皇后哥哥窦宪以低价强夺沁水公主的园田，事情败露，皇帝大怒，严厉责备窦宪。窦宪深思之前的过错，夺取公主田园时，何异于赵高指鹿为马？长久思念此事，使人惊惧恐怖。国家抛弃窦宪就像抛弃孤雏腐鼠一样。窦宪非常震惊恐惧，皇后为他毁掉衣服谢罪，过了很久才解除帝怒，让窦宪把田地归还给公主。
臣良胜说：章帝对于窦宪，已经洞察了他的奸诈横行之情了。既然当初失于教导，如果能够像文帝那样不宽贷窦宪以法律，对窦氏宗族保全反而是厚待，而且如果不惩戒王氏之祸，反而让他参与政事，郑〇以此为言，最终因泄露机密之事被罢免。想要释放他的罪过只给予封爵，就邀功万里之外，父子兄弟都做到卿校高位，悍卒刺客布满都城，最终被诛灭。这是章帝宽贷窦宪一人的罪过，却是酿成窦氏一宗祸患的原因，怎么能说是爱护他呢！虽然如此，纵使章帝在最终制约他，也不如文帝在开始时就教导他来得得当。
光武帝时，隂识因为征伐军功增加封地，叩头说：“天下刚刚平定，有功劳的将帅很多，臣依托掖庭，却仍然加封爵位邑地，不能以此示天下。”皇帝非常赞赏他。等到显宗被立为皇太子，任命隂识担任执金吾，辅导东宫。皇帝巡视郡国，隂识留守镇守京师，被委以禁军重任，虽然极力直言正议，但与宾客交谈时，从未谈及国家大事。
臣良胜说：“崔骃曾说：‘外戚之所以被当时讥讽，给后代留下过失，大概是因为满足后太过溢满，地位有余而仁德不足。’汉朝兴起以后，直到哀帝、平帝时期，外戚家族有二十家，保全宗族全身而退的只有四人而已。真德秀又说：‘田蚡骄横，仅仅得以幸免；丁氏的祸患，出现在死后。’得以保全的只有两家而已。外戚难以保全，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隂识的自我保全，应当是这样的。”
宋太宗朝，李继隆特别受到亲信，每次出征必定委托他处理机要事务。真宗因为他是元舅之亲，恩礼非常深厚。但他能够谦恭谨慎以保全自身。明德皇后卧病在床，想当面见他，催促他前往，李继隆只在万安门外拜呈笺文，始终不进入宫中。又曾命令诸王到他的府邸，他不摆设茶茗，只是借用随从的茶炉烹煮饮用。臣良胜说：“宋朝家法最正，外戚不干预政事，这是其一。又如果像李继隆这样周详谨慎，宋朝外戚家族保全盛节，与国家同享福泽是适宜的。曾经考察汉朝的外戚，因权宠败亡的有十六家，其中吕氏、王氏最为兴盛。后汉则是梁氏、窦氏，晋朝杨氏、贾氏，唐朝武氏、韦氏，都像吕氏、王氏一样。罪责波及，一人的祸患，不足以深深哀悼。大概有数十年的宠爱，抵偿不了一日的惨痛。豪宅厚财，无法赦免同陷坎阱的悲哀，岂不哀伤！君主如果知道这一点，必定思考在开始时就保全他们；外戚家族如果
汉元帝寝疾，太子希得进见。驸马都尉史丹视疾，▯上间，独寝时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长立，积十余年，名号系于天下，百姓莫不归心。臣子见定陶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有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好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
卫尉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夫改政易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劒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髙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
臣良胜曰：「内戚之善谏，有若史丹；外戚之陈言，有若马廖。盖不徒保族宜家，盖亦有益于人国也。贤可少乎？但丹以父任为中庶子，廖亦将军援之后也。然则连姻肺腑，必择文武世德、世泽之厚者。其教之也有数，其制之也无难。又所以为亲亲之先事也乎？」
国朝李文忠父贞，尚曹国长公主，以舍人领军策应，器量沈闳，人莫测其际。临阻遇敌，胆气益壮，故敌无不胜。及释兵居家，恂恂若儒士，尝师金华范祖干、胡翰，讲明性理之学，出为诗辞，皆壮伟可观。至音乐华美事，泊如也。
臣彭韶赞曰：勲戚之胄，一世人豪。淹贯群籍，曾是六韬，甲囊尽赤。家有战袍，宋元故都，兼举并包。宣威万里，实为尔劳。庸建上公，以国于曹。追王庙食，后裔宠褒。
臣良胜曰：昔唐太宗以长孙无忌为司空，因辞曰：“臣沗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太宗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茍或不才，虽亲不用。今日之举，非私亲也。”夫无忌本太宗布衣交，凡举大事、决策为多，是固不以亲为嫌也。文忠于开创之际，战功茂着，年方四十即解兵务。祖宗之为后世虑也，深矣。太宗、无忌虽不为失，而武三思、韦月将、杨国忠之辄干大政，未必不以无忌为故实也。大扺守天下与取天下其道异也。取之也以权，守之也以正。取之为英雄畧，守之为子孙计，其运用固有难以齐者。降及英庙时，乃有以戚里典营务者。大学士李贤言于上曰：“祖宗以来，外戚不与政，今若此，不审太后知乎？”曰：“太后正不乐此。”初为闗防之説，至今独悔。贤奏曰：“此见太后之德，但后不可为例。”呜呼！祖宗之立法，后世之守法，斯尽之矣。臣故録之以备考焉。
右衍亲亲之义
中庸衍义卷十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一明夏良胜撰《九经之义【敬大臣，体羣臣，子庶民】
干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朱熹曰：「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
臣良胜曰：干之道，易知也。然非日月星辰之丽乎天，茫然而已。天之用于是乎息也。坤之道，简能也。然非山川草木之丽乎地，隤然而已。地之用于是乎息也。君之尊，犹天地也。非大臣左右，则百司庶府将亦不得其职，而庶事隳矣。故以九五圣德而居尊位，犹必利见九二之大人。利于见之，故亦利于用之。欲有以用之，必有以敬之。或曰：有圣君矣，无九二中正之大臣，足以当其敬者，则如之何？曰：云从龙，风从虎，水流湿，火就燥。圣人作，而万物覩。有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必有臯陶伊傅周召之为臣。天地理数，阳一，阴二，则君一，臣二。有自然者，有臣而无君者，葢有之矣。有君而无臣者，未之闻也。不然，则用非其臣，与无臣等尔。
頥上九由頥厉吉利涉大川
程頥曰：「上九以阳刚之德居师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顺而从于己，赖己之养，是当天下之任，天下由之而养也。以人臣而当是任，必常怀危厉则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尝不忧
译汉元帝病重卧床，太子很少能进宫面见。驸马都尉史丹侍奉探病，〇趁皇上稍有空闲，独自休息时，史丹径直走进卧室，叩头伏在青蒲席上，流着泪说道：“皇太子凭借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已积累十多年，名号已系于天下，百姓无不归心。臣下看见定陶王向来受宠爱，如今路上流言四起，认为太子有被废动摇的议论。如果真像这样，公卿以下的大臣必定会有人拼死争辩，不奉诏令。臣愿意先被赐死，以向群臣表明态度。”天子向来仁慈，不忍心看见史丹流泪哭泣，言语又如此恳切，于是皇上内心深受感动，长叹一声说：“我日渐困顿衰弱，而太子和两位王爷年幼，我心中眷恋不舍，难道你们就不想想吗？然而并没有这样的议论，况且皇后谨慎，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能违背先帝的旨意呢？”驸马都尉是从哪里听到这种话的？史丹随即退后叩头说：“愚昧的臣下胡乱听闻，罪当处死。”
卫尉马廖忧虑美好的功业难以善终，上书劝谏成就德政说：“改变政令、移风易俗，必定有其根本。《传》中说：‘吴王喜好剑客，百姓身上多创痕；楚王喜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人。’长安的谚语说：‘城中喜好高髻，四方就高出一尺；城中喜好广眉，四方就画到半额；城中喜好大袖，四方就用整匹帛。’这些话看似戏言，却切合事实。”
臣良胜说：“内戚中善于进谏的，有像史丹这样的人；外戚中陈述意见的，有像马廖这样的人。他们不只是保全家族、安定家室，也是对国家百姓有益的。贤德的人可以缺少吗？只是史丹凭借父亲的恩荫担任中庶子，马廖也是将军马援的后代。既然如此，那么与皇室联姻的人，必定要选择文武兼备、世代德行深厚、恩泽深广的人。对他们的教育有法度，对他们的制约也不难。这也就是为亲近之人预先做的事吧？”
本朝李文忠的父亲李贞，娶了曹国长公主，以舍人身份领军策应，器量深沉宏大，别人无法测知他的极限。面临险阻遇到敌人，胆气更加壮盛，所以敌人没有能战胜他的。等到放下武器居家，他恭顺谦逊如同儒士，曾经师从金华的范祖干、胡翰，讲明性理之学，写出的诗辞，都雄壮伟岸值得观赏。至于音乐华美之事，他淡泊如常。
臣彭韶赞曰：“勋戚的后代，是一代人的豪杰。通晓各类典籍，曾经研习《六韬》，甲囊尽赤。家中存有战袍，宋元故都，兼收并蓄。宣扬威德万里，实在劳苦功高。应当封为上公，以国号曹。追封为王在庙中受祭，后裔受到宠信褒奖。”
臣良胜说：“从前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因此推辞说：‘臣忝列外戚，恐怕天下人认为陛下是徇私。’太宗说：‘我为了官职选择人，只给予有才能的人，如果无才，即使是亲属也不任用。今天的举措，不是徇私情。’长孙无忌本是太宗布衣之交，凡是举大事、做决策，他参与很多，这本来就不以亲属关系为嫌。李文忠在开创基业之际，战功显著，年仅四十就解除兵权。祖宗为后世考虑，深远啊。太宗、长孙无忌虽然不算失误，但武三思、韦月将、杨国忠擅自干预大政，未必不是以长孙无忌为典故。大体上，守住天下与夺取天下，其道不同。夺取天下靠权变，守住天下靠正道。夺取天下是英雄的策略，守住天下是为子孙的打算，其运用本来就有难以整齐划一的地方。降及英宗时，竟然有让外戚掌管营务的。大学士李贤对皇上说：‘祖宗以来，外戚不参与政事，现在像这样，不知太后知道吗？’皇上说：‘太后正不喜欢这样。’起初只是防范的说法，至今独自后悔。李贤上奏说：‘这可见太后的德行，但以后不可作为惯例。’唉！祖宗的立法，后世的守法，这就完备了。臣所以记录下来以备考察。”
以上阐发亲亲之义
《中庸衍义》卷十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一 明夏良胜撰 《九经之义【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
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朱熹说：“刚健中正，居于尊位，如同以圣人的德行居于圣人的位置，所以其卦象如此。”
臣良胜说：“乾道的道理，容易知晓。然而如果没有日月星辰附着于天，就只是茫茫然罢了。天的功用因此就停止了。坤道的道理，简约而能。然而如果没有山川草木附着于地，就只是颓然罢了。地的功用因此就停止了。君主的尊贵，如同天地。如果没有大臣在左右，那么百官众府也将不能各司其职，而各种事务就会败坏。所以即使是九五圣德居于尊位，也必定利于见到九二的大人。利于见到他，所以也利于任用他。想要任用他，必定要尊敬他。有人说：有圣明的君主，却没有九二中正的大臣，足以承受这种尊敬的，那该怎么办？回答说：云跟随龙，风跟随虎，水往湿处流，火往燥处烧。圣人兴起，万物都显现。有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君主，必定有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天地的理数，阳为一，阴为二，那么君为一，臣为二。有自然存在的，有臣而没有君的情况，大概有过。有君而没有臣的情况，未曾听说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任用非其臣，与没有臣相等罢了。”
颐卦上九爻辞：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程颐说：“上九以阳刚的德行居于师傅的职位，六五的君主柔顺而顺从自己，依赖自己的养育，这是承担天下的重任，天下依靠他而得到养育。以人臣的身份承担这个重任，必定常怀危厉之心才吉祥。像伊尹、周公，何尝不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