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十一
有芑，武王岂无所事乎？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则武王之事也。谋及其孙，则子可以无事矣。」
译有芑，武王难道没有做什么事吗？为子孙留下长远的谋划，以安定地庇护后代，这就是武王所做的事。谋划到了孙辈，那么子辈就可以无所作为了。
臣良胜曰：武王末受命，其所以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固多所事，而亟迁镐京，去文王所作丰邑才二十五里，是非有所谓违害就利者，无亦有择于风气之完、水土之厚、民物之便，将诒于万世之谋，故不惮于一时之役也。故诗人谓之「以燕翼子」，虽或违先人之意，有不避者，诒谋孙子己之心，亦先人之心也。是之谓西周。其克商也，迁九鼎于洛邑，故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洛伊，母远天室。」其后周公之营洛者，亦武王之志也。是之谓东周。创业之君所以为后谋者，慎于建都如此。夫周自后稷封邰，公刘治邠，太王居岐，文王作丰，武王迁镐，又欲宅洛，以为末世永安之图。譬则富室厚赀，以数十年之经营，而后卜宅，子孙不幸而败，生息耗敝而不鬻故宅，人亦未敢傲然轻之，将谓有所振也。周平王一有犬戎之祸，遂议东迁，君子谓之「一败而鬻宅子也」，是宜其不振也。然则何以不亡？洛都固武王之志，亦成王、周公之业也。不然，则若魏惠迁大梁，楚昭迁郢，项襄迁陈，考烈迁寿春，汉末之长安，宋末之临安，未或不亡者也。议者谓惟汉高祖之迁闗中，光武之都南阳，我文皇之迁北平，当盛而举，择而居之，即武王作镐、周公营洛之意，所以为万世之谋也。
新作南门
胡安国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创始也。其曰『南门』，南非一门也。书『新作南门』，讥用民力于所不当为也。」臣良胜曰：「鲁以周公之勲，受成王之赐，故礼文僭侈，先公习用其故，未有创为僭拟，如僖公之作南门者。僖公贤君也，何以有是？意者季孙之所为也。僖公以成风事季友而得直，故赐友汶阳之田及费，俾世为卿，遂致成风为夫人，则友之为也。友以素贤，终身未敢动于恶。友卒数月而行父继之。僖公方在防，而专兵灭项，浸不用公之命。越三年而有南门之作，是必行父导使为之。夫既以诸侯而僭天子，则已之以大夫而僭诸侯，固其所也，复何所惮乎？观僖之脩泮宫、复閟宫，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则其导谀行僭、假礼畜奸，亦故知也。是故奸雄之欲无礼于其国，或先为非礼以导君，行父之作南门是也；或为非礼以动民意，如之大搜是也；或济其好，或启其欲，或徇其名，或制其心，固不独行于愚暗，亦有因其高明如鲁僖公者。惟人主有以察之，而制之于始，则不堕其术中矣。」
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晳，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朴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避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臣良胜曰：「子罕可谓善分君宰之谤矣。昔齐桓公多内好，立宫中七市，宫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不諌，而作三归以掩君过。君子每不之与也。人臣于君过，则当諌；諌而不用，则当去。若曲为污行以分谤，亦怀禄固宠者之为，知者为之，贤者不为也。惟是之为，恒以知免也。而后逄君、长君之恶者，得以为口实矣。」
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冯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雕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臣良胜曰：物无知者，必曰草木其发生、开落、荣悴，犹有知也。至于石，信其顽朴，一无所知。今而工役敝民，亦有所感，冯而言者。人之与物，其初之生，皆一气也。人不敢言，有托物以言之者矣。人不能言，有托物以言之者矣。晋筑虒祁之宫，崇侈为甚，叔向为卿，乃不之言。石言之，师旷言之，而称曰「君子哉」，则非不知其可言也。及诸侯往落，而齐侯中壶有志代兴，乃言曰：「诸侯贰矣，不
译臣良胜说：武王晚年承受天命，他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固然有很多事务要处理，而急切地迁都镐京，离开文王所建的丰邑才二十五里，这并非有什么避害趋利的目的，无不是选择了风气完整、水土丰厚、百姓物产便利的地方，作为留给万世的谋划，所以不畏惧一时的劳役。因此诗人称他“以燕翼子”，虽然有时违背先人的意愿，也有不回避的，但为子孙谋划的心，也就是先人的心。这就是所谓的西周。他战胜商朝后，将九鼎迁到洛邑，所以说：“我南望三涂山，北望岳鄙，回望黄河，远看洛水，不要远离天室。”后来周公营建洛邑，也是武王的志向。这就是所谓的东周。创业之君为后代谋划，在建都上如此慎重。周朝自从后稷封于邰，公刘治理邠地，太王居住在岐山，文王建立丰邑，武王迁都镐京，又想在洛邑建都，作为末世永远安定的图谋。这就好比富有的家庭拥有丰厚的资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然后选择宅基，子孙不幸而败落，生计消耗破败而不卖掉旧宅，人们也不敢傲慢轻视他们，认为他们会有所振兴。周平王一旦遭遇犬戎之祸，就商议东迁，君子说这是“一败就卖掉宅子”，这正是不振兴的原因。然而为什么没有灭亡呢？洛邑本来就是武王的志向，也是成王、周公的事业。不然的话，就像魏惠王迁都大梁，楚昭王迁都郢，顷襄王迁都陈，考烈王迁都寿春，汉末的长安，宋末的临安，没有不灭亡的。议论的人说只有汉高祖迁都关中，光武帝定都南阳，我太祖皇帝迁都北平，在兴盛时举动，选择而居住，就是武王建镐京、周公营洛邑的意思，所以为万世谋划。
新作南门
胡安国说：“说‘新’是因为有旧，说‘作’是创始。说‘南门’，南不只是一扇门。记载‘新作南门’，是讥讽在不当用的地方使用民力。”臣良胜说：“鲁国因为周公的功勋，接受成王的赏赐，所以礼仪文饰僭越奢侈，先公习惯使用旧例，没有像僖公建造南门这样首创僭越的。僖公是贤君，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大概是季孙氏所为。僖公因为成风侍奉季友而得到正直，所以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及费邑，让他世代为卿，于是导致成风成为夫人，这是季友做的。季友因为一向贤德，终身不敢动于恶。季友死后几个月，季行父继位。僖公正在防地，而季行父专权用兵灭掉项国，渐渐不听从公的命令。过了三年就有南门的建造，这一定是季行父引导他做的。既然已经以诸侯身份僭越天子，那么以大夫身份僭越诸侯，本来就是应有的，还有什么可忌惮的呢？看僖公修缮泮宫、恢复閟宫，季行父向周王室请命，而史克作颂，那么他引导谄媚、假借礼仪蓄养奸邪，也是早就知道的。所以奸雄想要在其国无礼，有时先做无礼的事来引导君主，季行父建造南门就是这样；有时做无礼的事来动摇民心，像大搜就是这样；有时助长他的喜好，有时开启他的欲望，有时顺从他的名声，有时控制他的心，不仅施行于愚昧昏暗的人，也有因为像鲁僖公这样高明的人。只有君主能够察觉，而在开始时制约，就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了。”
宋国皇国父担任太宰，为平公筑台，妨碍了农事。子罕请求等农事完毕，平公不答应。筑台的人唱道：“泽门那个白皙的人，确实兴起我们的劳役；邑中那个黑脸的人，确实安慰我的心。”子罕听到后，亲自拿着木棍巡视筑台的人，鞭打那些不努力的人，说：“我们这些小民，都有房屋，来躲避燥湿寒暑。现在君主建一座台，而不快速建成，怎么对待劳役？”唱歌的人于是停止。有人问他原因，子罕说：“宋国小小，却有诅咒有祝祷，这是祸患的根本。”
臣良胜说：“子罕可以说善于分担君主和太宰的谤议了。从前齐桓公多内宠，在宫中设立七个市场，宫闾七百，国人非议他。管仲不劝谏，而建造三归来掩盖君主的过错。君子常常不赞同他。人臣对于君主的过错，就应当劝谏；劝谏而不被采用，就应当离去。如果曲意做污浊的行为来分担谤议，也是怀恋禄位固宠的人所为，智者不做，贤者不做。只有这样做，常常因为知道免于祸患。而后逢迎君主、助长君主恶行的人，得以作为口实了。”
石头在晋国魏榆说话。晋侯问师旷说：“石头为什么说话？”师旷回答说：“石头不能说话，或许有凭借它说话的。不然，就是民听混乱。”我又听说：“做事不合时宜，怨恨在民间发动，就有非言语之物说话。”现在宫室崇高大奢，民力耗尽，怨恨并发，没有人能保全性命。石头说话，不也是应该的吗！这时晋侯正在筑虒祁之宫，叔向说：“子野的话，是君子啊！”
臣良胜说：没有知觉的事物，一定说草木的发生、开落、荣枯，还有知觉。至于石头，确实顽劣朴实，一无所知。现在工程劳役疲敝百姓，也有所感应，凭借它说话。人和物，起初产生，都是一气。人不敢说话，有寄托于物来说话的。人不能说话，有寄托于物来说话的。晋国筑虒祁之宫，崇高大奢很严重，叔向作为卿，却不说话。石头说话，师旷说话，而称说“君子啊”，那么不是不知道可以说话。等到诸侯前往落成，而齐侯中壶有志代兴，于是说：“诸侯有二心了，不
可以不示威，治兵、建斾。」恶是何言也？可言而不言，是谓不忠；不可言而言，是谓不知。叔向贤者也，臣故责备之焉。
译可以不必展示威势，整顿军队、树立旗帜。”这是什么话呢？该说而不说，叫做不忠；不该说而说，叫做不明智。叔向是贤人，所以我才对他提出严正的指责。
王制》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陈澔曰：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壮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虽少壮，但责以老者之功程；虽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饮食，寛厚之至也。
子曰：「道千乗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程頥曰：「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
臣良胜曰：为政者爱养斯民，在重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教化行，则风俗美矣。故夫子言治道，敬信以正其志节，爱以厚其生，然后使之而必以时焉。所谓时者，有岁时也，有时势也。故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星正而栽，日至而毕。此审于岁时而使者也。韩昭侯作南门，屈宜曰：“不时。”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时，不利时。前年秦防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防民之急，而顾益奢，所谓时诎而举嬴者。此审于时势而使者也。君子谓役不违时，又当分财用，平扳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畧基址，揣厚薄，仍沟洫，具糇▯，度有司，董工命日，不愆于素，然后为爱养斯民之道也。呜呼！民力民时，其当慎重有如此哉！
孔子入后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熖熖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絶，或成网罗。毫末不札，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
臣良胜曰：老氏有言：「为天下谿，为天下谷，为天下君。」其原葢出于此。老氏无足取也，而斯言有不可废者。人君至尊无上，固以下人为难也。昔楚子入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是金人者，置周后稷之庙，则凡嗣君致礼于祖庙，必将亲绳于祖武。覩斯人而诵斯铭，固若祖宗之灵有以命之，必将有警于心，而无敢以君上人矣。无上则必下，能下则能君矣。《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盈者上之谓也，谦者下之谓也。周公之政，其后也弱，而后亡，其以是哉。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问于守庙曰：“此何器？”对曰：“此为宥坐之器。”孔子曰：“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乌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葢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之谓损之又损之道也。”
臣良胜曰：宥坐之器，凡君当置之也。而必曰：「明君以为至诫。」明者，易于满也。亦观诸月：三五而盈，则明之极矣，亦满之极矣。三五而缺，葢亦自然之数也。魏武得荆州，而张松见忽；唐庄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二君皆明者也，葢亦明之为累也。人君而知谦之必益，满之必损，则戒满之有器，而持盈之有道，斯明之至也。呜呼！制器尚象，圣人有取于《易》也。金人置于后稷之庙，百世不迁者也。欹器置于鲁桓之庙，亦三桓所自出，将以不毁者也。是器也，将以为世守而世戒者，视之竒技淫巧，有不侔矣。
汉高祖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匃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説。臣良胜曰：“谋臣策士之所为，众人固有不识也。萧何治家不治垣屋，欲后世师其俭，更欲以侈导
译《王制》说：“凡是役使百姓，要让他们做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却给予壮年人的饮食。”
陈澔说：老年人吃得少，劳绩也少；壮年人劳绩多，吃得也多。现在役使百姓，即使是年轻力壮的，也只要求他们完成老年人那样的工作量；即使是老年人，也给予他们壮年人那样的饮食，这是宽厚到了极点。
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办理政事而讲求信用，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程颐说：“圣人说的话虽然非常浅近，但上下都相通。这三句话，如果推究到极致，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
臣良胜说：执政者爱护养育百姓，在于重视他们的劳力。百姓的劳力充足，那么生计养育就能顺遂；生计养育顺遂，那么教化就能推行；教化推行，那么风俗就美好了。所以孔子谈论治国之道，用恭敬和诚信来端正他们的志向节操，用爱护来厚待他们的生活，然后役使他们一定要顺应时节。所谓时节，有年岁的时节，也有时势的时机。所以龙星出现就告诫农事，大火星出现就致力使用，水星端正就种植，冬至就完成。这是审慎地根据年岁时节来役使百姓。韩昭侯修建南门，屈宜臼说：“不合时宜。”所谓时宜，不是指具体的时日，人本来就有有利的时机，不利的时机。前年秦国防备宜阳，今年大旱，君主不趁着这个时机防备百姓的急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说的时机紧迫却还要增加负担。这是审慎地根据时势来役使百姓。君子认为役使百姓不违背时节，还应当分配财物用度，平整木材，称量畚箕和土筐，估量土石的数量，商议道路的远近，粗略规划地基，揣测墙体的厚薄，顺着沟渠，备足干粮，估量官吏的能力，督工确定日期，不违背原本的规划，这才是爱护养育百姓的方法。唉！百姓的劳力和时节，应当慎重到如此地步啊！
孔子进入后稷的庙堂，里面有一个铜人。嘴被封了三次，在它的背上刻着铭文说：“这是古代谨慎说话的人。要警惕啊！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多失败；不要多事，多事多祸患。安乐时必定要警戒，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不要说有什么伤害，灾祸将会长久；不要说有什么危害，灾祸将会巨大。不要说没人听见，神明将会窥视人。小火苗不扑灭，大火蔓延怎么办？细流不堵塞，最终会成为江河；丝线不断绝，或许会结成网罗。毫末不剔除，将来就要寻找斧头砍伐。确实能够谨慎，这是福气的根本。嘴巴有什么伤害？这是祸门的入口。强横的人不得好死，好胜的人必定遇到对手。君子知道天下不可凌驾于其上，所以居于下位；知道众人不可争先，所以居于后面。温和恭敬谨慎德行，使人仰慕他。江海虽然在左边，却长于百川，因为它地势低洼。天道没有偏爱，却能谦下待人。要警惕啊！”
臣良胜说：老子有话说：“做天下的溪涧，做天下的山谷，做天下的君主。”它的本源大概出于此。老子没有什么可取的，但这番话不可废弃。人君至尊无上，本来以下待人就很难。从前楚子进入郑国，郑伯肉袒牵羊来迎接。楚子说：“他的君主能谦下待人，必定能取信于他的百姓了。”这个铜人，放置在周朝后稷的庙堂，那么凡是继位的君主到祖庙行礼，必定会亲身遵循祖先的法度。看到这个铜人诵读这篇铭文，就好像祖宗的灵有所训示，必定会在心中产生警戒，而不敢以君主的身份凌驾于人。没有凌驾于人，就必定能谦下；能谦下，就能成为君主了。《易经》说：“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地道改变盈满而流向谦虚，鬼神损害盈满而福佑谦虚，人道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盈满是指凌驾于上，谦虚是指居于下位。周公的政治，后来衰弱，最终灭亡，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孔子在鲁桓公的庙堂参观，有一个欹器，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器具？”回答说：“这是放在座位右侧的器具。”孔子说：“空的时候倾斜，水适中就端正，满了就翻倒。英明的君主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所以常常放在座位旁边。”回头对弟子说：“试着往里面倒水。”水适中就端正，满了就翻倒。孔子感叹地说：“唉！事物哪有满了而不翻倒的呢？”子路上前说：“请问保持满而不翻倒有方法吗？”孔子说：“聪明睿智，要用愚笨来保持；功盖天下，要用谦让来保持；勇力震世，要用怯懦来保持；富有四海，要用谦虚来保持。这就叫做减损再减损的方法。”
臣良胜说：宥坐之器，凡是君主都应当放置。但必定说：“英明的君主把它作为最大的警戒。”英明的人，容易自满。也可以从月亮来看：十五月圆，是光明的极致，也是满的极致。十六就开始缺损，大概也是自然的规律。曹操得到荆州，就忽视了张松；唐庄宗自夸攻取汴州，高氏就不来朝见。这两位君主都是英明的，大概也是英明带来的累赘。人君如果知道谦虚必定受益，自满必定受损，那么警戒自满有器具，保持盈满有方法，这就是英明的极致。唉！制作器物崇尚象征，圣人从《易经》中有所取法。铜人放置在后稷的庙堂，百代不迁移。欹器放置在鲁桓公的庙堂，也是三桓的起源，将要不被毁坏。这些器物，将作为世代守护和世代警戒的东西，与那些奇技淫巧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汉高祖到达长安，萧何修建未央宫，看到它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百姓困苦劳累，几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修建宫室过度呢？”萧何说：“天下刚刚安定，所以可以趁机修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就无法加重威严，而且不要让后世有超过它的。”皇上高兴了。臣良胜说：“谋臣策士所做的，众人本来就不理解。萧何治理家业不治理墙屋，想让后世效法他的节俭，更想用奢侈引导……”
上，决不为也。”然则何居闗中可都？娄敬曰：“此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张良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项羽入咸阳，宫殿烧燬，乃思东归，遂失大势。高祖起丰沛，而诸将多山东人，何尝一日忘洛阳哉？高祖虽于五年夏之闗中时，宫殿未成，寄治于栎阳。尔秋征臧荼，复至洛。六年取韩信，还又至洛。七年自征韩信，自洛归，宫阙始成。高祖自栎阳徙治，而后都长安之心始固。然则何之为，是顺适其意以成大计，故假词曰“欲无令后世加尔”。是则何之深意，高祖亦由其术中而不得窥其秘也。汉史书“上说二字以终之意，亦远矣。虽然是非臣之说也。葢闻之刘安世云。
译皇上，是绝对不做的。”那么为什么在关中定都可以呢？娄敬说：“这里是扼住天下的咽喉并拍击其背部。”张良说：“这里有千里坚固的城池，是富饶的天府之国。”项羽进入咸阳，宫殿被烧毁，于是想东归，从而失去了大势。高祖从丰、沛起兵，而各位将领大多是山东人，什么时候曾有一日忘记洛阳呢？高祖虽然在五年夏天进入关中时，宫殿尚未建成，暂且寄居在栎阳处理政务。那年秋天征讨臧荼，又到了洛阳。六年平定韩信，回来后又到了洛阳。七年亲自征讨韩信，从洛阳归来，宫阙才刚刚建成。高祖从栎阳迁都，此后定都长安的决心才坚定下来。那么萧何做了什么，是顺应高祖的心意以成就大计，所以假托说辞道“不想让后世增加您的负担”。这就是萧何的深意，高祖也受其术数的影响而无法窥探其中的奥秘。汉史用“皇上很高兴”这两个字来终结此事，其意旨也深远了。虽然如此，这并非臣的说法。大概听刘安世说过。
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増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尝恐羞之，何以台为？”
唐太宗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諌者十余人，此何足諌？」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諌矣。」帝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諌其渐。」贞观六年，公卿奏依礼曰：「季夏之月，可以处台榭。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上曰：「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固请竟不许。
宋太祖尝令后苑造薫笼，数日不至，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防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厯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左右曰：“可问宰相。”上曰：“呼赵学究来。”赵普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薫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葢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諌理防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薫笼是甚小事也。”
臣良胜曰：「国家工费，直是不赀。然若文帝惜费之防，太宗防事之渐。唐臣假礼以导侈，宋臣立法以防奢。玩味于斯，是台阁之小者必慎也，况其大者乎？器物之用者必慎也，况其异者乎？」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圣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美，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竒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决不为之。」
宋国公冯胜督建周王殿宇，开封府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民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晩也。”
圣祖赐临濠造作军士衣米，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常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常亲军旅，备知其疾苦。凡有兴造，未免资军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难集。朕每造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寒。今临冬兴作之士，宜加给米一石，衣一袭，庶不至饥寒也。"谕工部曰："曩以边境未宁，兵甲未弛，故集天下工匠，▯于京师。其中有以病疾致死者，不能归葬，深可悯也。尔工部即遣人收其遗骸，函送其家，各以钞七锭给其妻子，瘗之，着为令。"
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牀进，圣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其一牀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
司天台进元氏所制水晶宫漏，备极工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圣祖览之，谓待臣曰：“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灭亡？立命碎之。”
臣良胜曰：尝闻宋儒胡安国曰：「鲁僖公尝修泮宫，复閟宫，奚斯董其役，史克颂其事。春秋不书者，宗庙以祀其祖考，学校以教国之子弟，虽用民力，不可废也。」我圣祖诸役，或以宅中图大，或以报本追远，或以贻谋燕翼，或以分建屏翰，皆义之所当为者。而闵闵焉惟恐伤民之力，耗民之财，妨民之时，又加赐以厚其生，归衬以厚其死，而恤及其后，是之谓人道，使人示万世子孙法也。至于胜国竒技淫巧器用，一切毁而不用，示万世子孙戒也。而国奢示俭，国俭示礼，转移导化之机，固有行乎其间矣。
永乐初，建北京，采宫殿材木于东南，命夏原吉督视运送。于号令中，备矜恤之意。
初，迁北
译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没有任何增加。如果有不便之处，就立即废除，以利于百姓。他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要一百金。皇上说：“一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承继先帝的宫室，还常常担心有愧于先帝，还要露台做什么呢？”
唐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帝制作漆器，劝谏的人有十多人，这有什么值得劝谏的呢？”褚遂良回答说：“奢侈，是危亡的根本。如果漆器不停止，接下来就会用金玉制作。忠臣爱护君主，一定要防止这种苗头。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劝谏的了。”太宗说：“对，我有过错，你也应当劝谏这种苗头。”贞观六年，公卿们上奏，依据礼制说：“季夏之月，可以居住在台榭中。现在酷暑未退，秋雨刚开始，宫中低洼潮湿，请求建造一座阁楼居住。”太宗说：“我有气喘的病，怎么适宜住在潮湿的地方？如果答应这个请求，浪费的费用会很多。”公卿们坚持请求，最终也没有被允许。
宋太祖曾经命令后苑制造熏笼，几天了还没送到，便责备发怒身边的侍从。侍从回答说：“事情下达给尚书省，尚书省下达给本部，本部下达给本曹，本曹下达给本局，经过覆奏，又得到批复，依照方案下达制造，才进献给皇上。因为经过各处办理，即使速度最快，也需要几天。”太祖愤怒地说：“是谁制定这样的条规来约束我？”侍从说：“可以问宰相。”皇上说：“叫赵学究来。”赵普到了之后，皇上说：“我在民间时，用几十钱就可以买一个熏笼，现在身为天子，却几天都得不到，这是为什么？”赵普说：“这是历来就有的条规，大概不是为陛下设置的，而是为陛下的子孙设置的。假使后代子孙如果不合理地制造奢侈之物，浪费钱财，经过各处办理，必须有台谏官依据这条规来规劝。这条规的深意就在这里。”太祖非常高兴地说：“这条规极好，如果没有熏笼，那是多么小的事情啊。”
臣良胜说：“国家的工程费用，确实是不计其数。然而，如果汉文帝有节省费用的考虑，唐太宗有防止事情发展的远见。唐臣借礼制来引导奢侈，宋臣立法来防止奢侈。细细品味这些，即使是台阁这样的小事也一定要谨慎，何况大事呢？器物的使用一定要谨慎，何况那些奇异的器物呢？”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圣祖对朝廷大臣说：“唐尧虞舜的时候，宫室朴素；后世穷尽奢侈华丽，习尚华美，离古人的风气太远了。我现在所建造的，只求安全坚固，不追求华丽。凡是雕刻装饰奇巧的，一概不用；只有朴素坚壮，可以传之久远，让我的子孙遵守作为法度。至于台榭的建造，劳民伤财，用来追求游乐观赏的快乐，我坚决不做。”
宋国公冯胜督建周王殿宇，开封府奉敕谕令他：“中原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只有小麦和大麦。最近听说你命令有关部门召集民夫，想在九月动工，这正当播种的时候，却役使他们，这是剥夺了农时。过了这个时候，天气寒冷土地冻结，种子无法入土，来年靠什么接续粮食？自古以来治理天下的人，一定重视农时。我分封诸子，是为了造福百姓，现在福气还没有施加，却先剥夺了百姓的农时，我担心小民会怨恨抱怨。敕令到达，就立即放他们回去，等到农闲的时候再来做工，也不晚。”
圣祖赏赐临濠建造工程的军士衣服和米粮，谕示中书省大臣说：“关心百姓的人常常体会他们的心意，爱护百姓的人常常珍惜他们的劳力。我经常亲自参与军旅，深知他们的疾苦。凡是有兴造工程，难免要借助军民的力量，土木工程也很难聚集人力。我每做一顿饭，就想到天下军民的饥饿；每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天下军民的寒冷。现在临冬兴工的人，应当加给一石米，一套衣服，希望不至于让他们受饥寒。”又谕示工部说：“以前因为边境未安宁，兵器未松弛，所以聚集天下的工匠，集中在京城。其中有人因病而死，不能归葬，非常可怜。你工部立即派人收殓他们的遗骸，装殓后送回家乡，各给七锭钞给他们的妻子儿女，安葬他们，著为法令。”
江西行省进献陈友谅雕刻金饰的床，圣祖观看后，对侍臣说：“这与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一张床工艺如此精巧，其他的可想而知。陈氏父子穷奢极欲，怎么能够不灭亡？”立即命令毁掉它。
司天台进献元朝所制的水晶宫漏，极其精巧，中间设置两个木偶人，能按时自动敲击钲鼓。圣祖观看后，对侍臣说：“废弃万机政务，却用心于此，这就是所说的做无益的事，损害有益的事。假使把这种心思用来治理天下，难道会灭亡吗？立即命令打碎它。”
臣良胜说：曾经听说宋儒胡安国说：“鲁僖公曾经修缮泮宫，重建閟宫，奚斯督理工程，史克歌颂此事。《春秋》不记载，是因为宗庙用来祭祀祖先，学校用来教育国家的子弟，虽然使用了民力，不可废弃。”我们圣祖的各项工程，有的是为了居中图大，有的是为了报答根本、追念远祖，有的是为了留下谋略、庇佑后代，有的是为了分封建立屏障，都是道义上应当做的。而圣祖担忧恐怕伤害百姓的劳力，耗费百姓的财力，妨碍百姓的农时，又加赐恩惠以厚待他们的生活，归葬以厚待他们的死亡，并且体恤到他们的后代，这就叫做人道，给万世子孙做榜样。至于前朝那些奇技淫巧的器用，一概毁掉不用，给万世子孙做警戒。国家奢侈就提倡节俭，国家节俭就提倡礼制，转移引导教化的契机，本来就在其中运行。
永乐初年，建造北京，在东南采集宫殿木材，命令夏原吉督视运送。在号令中，充满了怜悯体恤的意思。
起初，迁都北
都，军储未充，文皇命平江伯陈瑄董运百万石，从海道给之。建百万仓于直沽城，天津衞籍兵万人戍守之。海溢坍没堤岸，起扬之海门，厯通泰抵盐城八百里，发卒四十万修之。既罢海运，复济宁、临清河，始通南北。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免风涛之患。就湖筑堤十里，以便引舟。浚仪真、▯步二坝，凿吕梁、徐州二洪，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望湖、扬州、高邮湖堤，内凿渠四十里以通舟行。建桥以便陆行，自徐至兖，魏相水高下，建闸四十有七，以时启闭。于淮建常盈仓五十区，贮江南输粟。建徐州、临清、通州仓，以便转输。濵河置铺舍五百六十八，置卒守，使导舟行。縁堤凿井，树木为永世利焉。
译都城军需储备尚未充足，明成祖命令平江伯陈瑄主持运输百万石粮食，从海路运往京城。在直沽城建造百万仓，调拨天津卫籍士兵一万人驻守。海水泛滥冲毁堤岸，从海门起，经过通州、泰州抵达盐城，绵延八百里，征发四十万士兵修筑堤防。停止海运后，疏浚济宁、临清的河道，南北漕运才开始畅通。疏浚清江浦，引水经由管家湖进入鸭陈口直达淮河，免除风浪之患。在湖边修筑十里长的堤坝，以便船只通行。疏浚仪真、瓜步两座水坝，开凿吕梁、徐州两处险滩，修筑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望湖、扬州、高邮湖的堤坝，并在内部开凿四十里渠道以通船只。修建桥梁以便利陆路行走，从徐州到兖州，根据水位高低，修建四十七座水闸，按时启闭。在淮河沿岸建造常盈仓五十座，储存江南运来的粮食。修建徐州、临清、通州的粮仓，以便利转运。沿河设置五百六十八处驿站房舍，派驻士兵守卫，引导船只航行。沿堤开凿水井，种植树木，作为长久之利。
臣良胜曰：繄我圣祖积累之深，足宏文皇经济之畧。工役之兴，莫重于迁北都；而天下不知其害。莫烦于通运河；而天下不失其利。葢定都以镇北冲，所以己万世之害也。通运以制国用，所以享万世之利也。其时文武臣工，有如原吉、如瑄者，足以祗承从事，通变宜民。是谓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己。臣尝考汉、唐初都长安，与西北之敌密迩，其后亡也。东汉则在洛阳，南唐则在江南，宋远【阙】都汴【阙】
南宋之亡，又在临安大叚敌患迩，则惧心生。惧心生，则防之者日慎。慎所以能安也。敌患远，则怠心生。怠心生，则忽之者日肆。肆所以必危也。故曰：无怠无荒，四方来王。文皇所以自南迁北向，迩于敌者，真高万古之见，贻万世之安也。至于漕河直达京师，省民节费，迨十之九。视秦汉之运，率三十钟而至一钟者，为利既博。视元海运，委民命于波涛鱼龙之区者，去害为远。议者恒为过虑，谓喉嗌或梗，万一借海道以济变，殊不思元当盛时，海运时至。及其衰败，则以蟒衣赐张士诚、方国珍，仅得百一之偿。既而升斗不发，若果喉嗌有梗，国不可为。奸雄有如士诚、国珍者，海道适资彼内侵之道尔。以此计彼，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若云海道无所不通，是则固然。文皇时海运百万抵直沽尹儿湾，秦时运负海粟以给北边，吴徐承自海率舟师入齐，汉武自防稽道海入闽。是燕可达齐，齐可达吴，吴可达闽，闽可达粤。但计利害，终未可重物而轻人也，亦未可弃常而图变也。方今漕政日废，军民困穷。或谓畿辅郡邑开田废地，广召江南之民，因高就下，相宜开种。或引河为渠，或因污为沼，使旱有所备，潦有所归。纵是逃民遗业，亦许坐户代耕，止令上供赋税，毋假复业，毋争年丰谷贱，官籴运京，可省漕粟之半，折价以为籴本，视元儒虞集所议圩海为田，为费大减，为效尤速。至于通州厚储及郑村坝上等仓，正坐宋人牟駞冈之弊，郭药师以击毬窥见虚实，后引金人据之，刍茭有余，京城坐困，杞人之忧恒切于此。今惠通河于春夏闲月陆续转运入京，亦为思患预防之计，隂夺奸雄窥伺之心。即如己巳之变，议者焚弃通仓，殆数百万，策亦晩矣。迂陋不知长策，冐昧附陈，伏惟圣明裁察。
永乐元年三月，有司言殷太师比干墓及祠圯坏，请发民脩理。上从之，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顔諌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惟谗謟面谀，以茍富贵。明君乐諌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謟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
江西饶州府言鄱阳康山忠臣祠坏，请命脩治。文皇谓侍臣曰：「此皆首佐皇考成帝业者也。不幸遇艰难，效忠奋义以死。昔人盛德，百世祀。今不数年而庙坏不治，岂报德劝功之道？」今国家于异代忠义之臣犹致礼其祠墓，况皇考股肱牙爪之臣哉？礼，父母所爱亦爱之，况有功于国乎？遂命工部遣官督修，仍谕所司岁时严祀礼，守庙者悉复其家。
臣良胜曰：「事无常形，礼有义起，法有时制，未可以执一论也。祖宗最慎工役，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可不止，皆视理义之当然。若脩忠臣之祠，严佐命之祀，是也。至论君子敢諌，而明君乐諌，足以示万世之忠；父母所爱，亦爱，足以示万世之孝矣。」
右衍来百工之义
舜典》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蔡沉曰：「王政以食为首，农事以时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柔者，寛而抚之也；能者，扰而习之也。远近之势，如此先其畧而后其详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难拒絶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恶之人也。言当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恶也。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乂安，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
臣良胜曰：天无所
译臣良胜说：依靠我们圣祖深厚的积累，足以光大文皇经邦济世的谋略。兴修工程，没有比迁都北京更重要的；但天下人不知道它的危害。没有比疏通运河更烦扰的；但天下人没有失去它的利益。大概确定都城以镇守北方要冲，是为了杜绝万世的祸害。疏通运河以控制国家用度，是为了享受万世的利益。当时的文武臣子，像周忱、陈瑄这样的人，足以恭敬地承接并从事这项工作，通晓变化以适宜百姓。这就叫做有君主有臣子，而政事没有不兴办的。我曾考察汉、唐初年定都长安，与西北的敌人接近，后来灭亡了。东汉则在洛阳，南唐则在江南，宋朝远远【缺】定都汴【缺】南宋的灭亡，又在临安。大抵敌患接近，则恐惧之心产生。恐惧之心产生，则防备的人日益谨慎。谨慎所以能够安定。敌患遥远，则懈怠之心产生。懈怠之心产生，则忽视的人日益放肆。放肆所以必然危险。所以说：没有懈怠没有荒废，四方诸侯来朝拜。文皇之所以从南方迁往北方，接近敌人，真是超越万古的远见，遗留给万世安宁啊。至于漕河直达京城，节省民力费用，达到十分之九。比起秦汉的运输，通常三十钟只到一钟的情况，利益更加广博。比起元朝的海运，把百姓性命托付给波涛鱼龙出没之地的情况，远离危害更远。议论的人常常过度忧虑，说咽喉要道如果阻塞，万一借助海道来应对变故，完全不想元朝在兴盛时，海运按时到达。等到衰败时，则用蟒衣赏赐张士诚、方国珍，仅仅得到百分之一的回报。不久连一升一斗都不发出，如果咽喉要道真的阻塞，国家就无法治理。奸雄像张士诚、方国珍这样的人，海道正好成为他们内侵的途径罢了。以此计算彼方，谁利谁害，一定有能分辨的人。如果说海道无所不通，这确实是如此。文皇时海运百万石抵达直沽尹儿湾，秦时运输背负海粟以供给北边，吴国徐承从海上率领水军进入齐国，汉武帝从防稽道海进入闽地。这是燕可以到达齐，齐可以到达吴，吴可以到达闽，闽可以到达粤。但计算利害，终究不可以重视物资而轻视人，也不可以舍弃常规而图谋变故。现在漕政日益废弛，军民困苦贫穷。有人说京畿郡县开垦荒地，广泛招引江南的百姓，因地制宜，相宜开垦种植。或者引河为渠，或者利用洼地为沼泽，使旱灾有所准备，涝灾有所归宿。即使是逃民遗留的产业，也允许坐户代耕，只令缴纳赋税，不假借恢复旧业，不争夺年成丰收谷贱，官府籴粮运往京城，可以节省漕粮的一半，折价作为籴本，比起元朝儒者虞集所议的圩海为田，费用大减，效果尤速。至于通州厚储及郑村坝上等仓，正坐宋人牟駞冈的弊端，郭药师以击球窥见虚实，后来引金人占据它，草料有余，京城坐困，杞人之忧常切于此。现在惠通河在春夏闲月陆续转运入京，也是思患预防的计策，暗中夺取奸雄窥伺之心。就像己巳之变，议论的人焚弃通仓，几乎数百万，策略也太晚了。迂腐浅陋不知长策，冒昧附陈，伏惟圣明裁察。
永乐元年三月，有关部门说殷太师比干墓及祠倒塌损坏，请求发动百姓修理。皇上听从了，于是告诉侍臣说：“君子为国家，不为自身，所以犯颜谏诤，死尚且不避；小人为自身，不为国家，只有谗谄面谀，以苟且富贵。明君乐于谏诤而国家因此兴盛，昏君乐于谗谄而国家因此灭亡。桀纣杀龙逄、比干，明显的效验都在那里，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都不鉴戒覆辙，国家怎么得不灭亡呢？我正以此为戒，你们应当以君子之道自我勉励，庶几共同保全祖宗的洪业。”
江西饶州府说鄱阳康山忠臣祠损坏，请求命令修治。文皇对侍臣说：“这些都是首先辅佐皇考成就帝业的人。不幸遭遇艰难，效忠奋义而死。古人盛德，百世祭祀。现在没几年而庙宇损坏不修，难道是报德劝功的道理吗？”现在国家对于异代忠义之臣尚且致礼其祠墓，何况皇考的股肱牙爪之臣呢？礼，父母所爱的也爱他，何况有功于国家呢？于是命令工部派遣官员督修，仍告诉有关部门岁时严祀礼，守庙者悉复其家。
臣良胜说：“事情没有固定形态，礼有义起，法有时制，不可以执一论也。祖宗最慎工役，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可不止，皆视理义之当然。如果修忠臣之祠，严佐命之祀，这是对的。至于论君子敢谏，而明君乐谏，足以示万世之忠；父母所爱，亦爱，足以示万世之孝了。”
右衍来百工之义
《舜典》说：“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蔡沉说：“王政以食为首，农事以时为先。舜说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柔者，宽而抚之也；能者，扰而习之也。远近之势，如此先其略而后其详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难拒绝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恶之人也。言当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奸恶也。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乂安，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
臣良胜说：天无所
不覆也，地无所不载也。虽至于旃裘毳幕之地，雕题漆齿之乡，其生育长养于覆载之间，与中国无异。其心之灵，知是非善恶，亦人性也。故帝王顺治生民，既遂远附迩安，进善絶恶，必有以体天地覆载之德【阙】
译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即使到了穿皮衣、住毡帐的地方，以及文身、染齿的边远地区，他们在天地覆载之间生育成长，与中原地区并无不同。他们心灵聪慧，能分辨是非善恶，这也是人的本性。所以帝王顺应天道治理百姓，既使远方归附、近处安定，又进用善人、杜绝恶行，必定有体现天地覆载之德的方法。
故圣王之治，外本乎内也。又何以虚内事外？
为哉
大禹谟》曰：“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蔡沉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师而始敷，苖之来格，非以舞干羽而后至。史臣以禹班师，弛其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苖之至，适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数千载之下，犹可以是而想其一时之气象也。”
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賔。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沉曰：「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谨德，四夷咸賔，其所贡献，惟服食器用而已，言无异物也。」
既济九三，高宗伐▯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頥曰：九三当既济之时，以刚居刚，用刚之至也。既济而用刚如是，乃高宗伐▯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惟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为之，则以贪愤私意也。非贪愤则莫肻为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圣人因九三当既济而用刚，发此义以示人，为法为戒，岂浅见所能及也。
六月诗曰：「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朱熹曰：「凡车，从后视之如轾，从前视之如轩，然后适调也。」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先王治夷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时大将也。宪法也，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能文能武，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臣良胜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何能去兵？诛讨不庭，有不能以德来者，故不得已而有征伐之举。然若苖民逆命，舜、禹敷文德以来之；▯方之伐，三年乃克；玁狁薄伐，亦至大原而止。以威服夷，终非圣王之所尚也。又况师危道也？器具未备，以其卒与敌也；士卒未习，以其将与敌也；将非其人，以其国与敌也。宣王六月之师，车如轩轾，戎车整矣；壮而佶闲，戎马壮矣；戌卒有一月三捷之心矣；大将有文武为宪之吉甫矣。以此遇敌，何敌不御？以此进攻，何攻不克？况玁狁侵及镐京，又门庭之寇，所必御者，亦薄伐之，又于大原而止。其慎于用师如此，此宣王所以为中兴之令主也，吉甫所以为文武之将也，此所以为万世御敌之上策也。
齐人伐山戎
胡安国曰：「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固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矣。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攻而贵远畧，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
汉武帝时，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上。召公卿问，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弗击便。”恢曰：“不然，高帝身披坚执鋭，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上从恢议。
苏轼曰：「王恢与韩安国论匈奴于上前，至三往复。安国初持不可击，甚坚；后乃云：『意者有他谬巧可以擒之，则臣不可知也。』安国揣知主意所向，故自屈其议以信恢尔。不然，安国所论，殆天下所以存亡者，岂计于谬巧哉？安国少贬其论，兵连祸结，至汉几亡，可以为后世君子之戒。」
罢田轮台诏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畧，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脩马复令，以补阙，毋乏武备而已。
眞德秀曰：「此武帝悔过之
译因此圣王的治理，是以外在的事功基于内在的德行。又何必空虚内在而从事外在的事功呢？
《大禹谟》说：“帝于是广泛地施行文德，在两阶之上舞干羽。七十天，有苗来归服。”蔡沉说：“舜的文德，并非从禹班师时才开始施行；有苗的来归服，也并非因为舞干羽才到来。史官认为禹班师，放松了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的到来，正赶上这个时候。所以作史的人就根据这个事实，来形容有虞氏的德行，几千载之下，还可以由此想象当时的气象。”
《旅獒》说：“明王谨慎德行，四方夷狄都来朝见。无论远近，都进献地方的特产。只是衣服、食物、器具、用品。”
蔡沉说：“方物，是地方土地所生长的物品。明王谨慎德行，四方夷狄都来朝见，他们所进献的，只是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罢了，是说没有奇异的东西。”
既济卦九三爻，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不要任用小人。
程颐说：“九三处在既济之时，以刚爻居刚位，是用刚到了极点。既济而用刚如此，就是高宗讨伐鬼方的事。高宗必定是商朝的高宗，高宗天下的事，既济而远伐暴乱。威武可以施加，而以救民为心，这才是王者之事。只有圣贤的君主才可以，如果逞威武愤怒不服，贪图土地，那就是残害百姓放纵欲望。所以告诫不可任用小人，小人去做，就是出于贪婪愤怒的私意。不贪婪愤怒就不会肯去做。三年才攻克，可见其劳苦疲惫之甚。圣人因为九三处在既济而用刚，阐发这个义理来示人，作为法则和警戒，岂是浅见所能达到的。”
《六月》诗说：“戎车已经安好，后面低前面高。四匹公马已经健壮，既健壮又驯服。讨伐玁狁，到了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作为法则。”
朱熹说：“凡是车，从后面看像低，从前面看像高，然后才合适调节。”到了大原，是说驱逐出去罢了，不穷追。先王治理夷狄的方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时的大将。宪，法则。没有文德无以附众，没有武力无以威敌。能文能武，那么万邦以他为法则了。
臣良胜说：“天生五种材料，百姓都使用，怎么能去掉兵器？诛讨不朝见的人，有不能以德招来的，所以不得已而有征伐之举。然而如果有苗民逆命，舜、禹施行文德来招来；鬼方的讨伐，三年才攻克；玁狁的薄伐，也到了大原就停止。以威武服夷，终究不是圣王所崇尚的。何况军队是危险的道路？器具未备，用士兵去对敌；士卒未习，用将领去对敌；将非其人，用国家去对敌。宣王六月的军队，车如轩轾，戎车整齐了；壮而佶闲，戎马健壮了；戌卒有一月三捷之心了；大将有文武为宪的吉甫了。以此遇敌，什么敌不抵御？以此进攻，什么攻不克？何况玁狁侵及镐京，又是门庭之寇，所必抵御的，也薄伐之，又在大原而止。其谨慎用师如此，这是宣王所以为中兴之令主的原因，吉甫所以为文武之将的原因，这是所以为万世御敌之上策的原因。”
齐人讨伐山戎
胡安国说：“北戎危害燕国，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固国，外无从诸侯，越过千里之险，为燕开辟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了。为什么讥刺他呢？桓公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那么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攻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所以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
汉武帝时，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上。召公卿问，韩安国说：“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遣刘敬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臣窃以为弗击便。”王恢说：“不然，高帝身披坚执锐，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此仁人之所隐也。故曰击之便。”上从恢议。
苏轼说：“王恢与韩安国论匈奴于上前，至三往复。安国初持不可击，甚坚；后乃云：‘意者有他谬巧可以擒之，则臣不可知也。’安国揣知主意所向，故自屈其议以信恢尔。不然，安国所论，殆天下所以存亡者，岂计于谬巧哉？安国少贬其论，兵连祸结，至汉几亡，可以为后世君子之戒。”
罢田轮台诏说：“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阙，毋乏武备而已。”
真德秀说：“此武帝悔过之
书也。其事有四：益民赋一，田轮台二，募囚徒送匃奴使者三，明封侯赏以报忿四方。帝志盛气壮，时闻羣臣此请，必鋭然从之矣。更变知难，乃始悔艾。帝之齿已六十九，虽徙义弗早，然汉家社稷几危而实安，实有赖焉。」
译这是诏书。其中包含四件事：一是增加百姓赋税，二是放弃轮台屯田，三是招募囚徒送往匈奴使者那里，四是明确封侯赏赐以报复四方。皇帝当时志得意满、气势旺盛，每当听到群臣这样的请求，必定坚决地听从。等到形势变化、意识到困难，才开始后悔改正。皇帝当时已经六十九岁，虽然改正错误不算早，但汉朝的江山社稷几乎危亡却最终得以安定，确实有赖于此。
臣良胜曰：「武帝之开边患，始于马邑之议，终于轮台之诏。虽帝之矜能自大，原始要终，皆臣下之罪也。」严安书曰：「今欲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匃奴，燔其龙城，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夫惟人臣一有所利，而人主恒有所欲。欲期于中，中先于试。主之欲有所贪也，试之以利者进矣；有所淫也，试之以色者进矣；有所怠也，试之以游者进矣；有所忍也，试之以杀者进矣；有所骄也，试之以誉者进矣；有所侈也，试之以土木者进矣；有所伐也，试之以兵革者进矣；有所诞也，试之以神仙者进矣；有所夸也，试之以祥瑞者进矣。人主一心，其欲甚众，凿秘巧施其术，以求试于一中者，日且万也。故武帝雄才大畧，几续亡秦，皆起于马邑之一试尔。呜呼！人臣自享其利而不顾其君，负怨于天下，取讥于万世，如汉廷之公卿者，观此亦为之少省矣。
唐太宗征高丽，还京师。江夏王道宗、薛万彻等招谕铁勒诸部，酋长请入朝。上大喜，诏曰：“夷戎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搆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恢庙畧，已灭延陀。铁勒百万万户，散处北漠。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
范祖禹曰：太宗不得志于东夷，而欲收功于比荒。因延陀破亡，以兵临之势如振槁。左袵之民，解辫内属，自以为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殊不思域外隔絶之氓，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为郡县，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其失不在于己，则在于子孙。故有征讨之劳，馈饷之扰，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太宗矜其功能，好大无穷，华夷中外欲其为一，非所以遗后嗣驭外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者，不可慕也。
魏相諌伐匃奴书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间者匈奴未有犯于边境，今闻欲兴师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兵也？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纎芥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严尤策曰：夷狄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而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周宣王时，玁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玁狁之侵，犹蟁蝱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防之功，胡輙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弊，匃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防。今天下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
房▯龄遗表曰：「边鄙贱类，不足待以仁义，责以常礼。古者以方外畜之。陛下每决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车，抱枯骨，椎心掩泣。其所以变动阴阳，伤害和气，实天下之痛也。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即臣死，骨不朽。」
臣良胜曰：「古今勤兵于远者众矣，臣独举汉武帝、唐太宗者二君，皆才武杰出，其复平城之雠，雪臣民之耻，名既正矣，师将纪律，亦近世无伦。伟功茂绩，汉至幕南无王庭，唐至四夷郡县，若足以垂耀万世。然其虚内事外，几于不戢自焚，二君亦自悔之，况天下后世之议乎？」三臣之言，已尽兵革之忧。班固云：「介胄之士，则言征伐，尚鉴于兹。」
坎彖曰：「
译臣良胜说：“武帝开启边患，始于马邑之谋，终于轮台之诏。虽然武帝自恃才能、骄傲自大，但推究其始、考察其终，都是臣下的罪过。”严安上书说：“如今想要顺从南夷，使夜郎来朝，深入匈奴腹地，焚烧其龙城，这是臣子谋取私利的行为，并非天下的长远策略。”只要臣子有一点点私利可图，君主就常常会产生欲望。欲望期望得到满足，满足之前先要试探。君主如果有贪婪之心，用利益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淫乱之心，用美色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懈怠之心，用游乐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残忍之心，用杀戮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骄傲之心，用赞誉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奢侈之心，用大兴土木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好战之心，用军事征伐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荒诞之心，用神仙方术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如果有夸耀之心，用祥瑞来试探的人就会得逞。君主一心，欲望却很多，那些钻营隐秘、巧施权术，以求在君主心中找到契合点的人，每天多达上万。所以武帝雄才大略，几乎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都起源于马邑的那一次试探罢了。唉！臣子只享受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君主，背负天下的怨恨，招致万世的讥讽，像汉朝朝廷的那些公卿们，看了这些也应该稍微反省了。
唐太宗征讨高丽，返回京城。江夏王道宗、薛万彻等人招抚劝谕铁勒各部，酋长请求入朝。太宗非常高兴，下诏说：“夷狄与天地一同诞生，与上古帝王并列。遭受灾祸、构起祸端，是从运数初始就有的。我姑且命令偏师出征，于是擒获颉利可汗。刚开始施展庙堂谋略，已经消灭了延陀。铁勒百万户人家，散居在北漠。他们远道派遣使者，委身归附，请求编入户籍，设立州郡。自混沌初开以来，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应当备齐礼仪告知宗庙，并颁布昭示天下。”
范祖禹说：太宗在东夷那里不得志，却想在邻近的荒远之地获取功劳。趁着延陀破亡，以兵临城下的威势如同抖动枯草一般容易。那些穿左衽衣服的百姓，解散发辫归附，太宗自以为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事。却完全没考虑到域外隔绝的百姓，受山川阻隔，受风气影响，语言不通，嗜好欲望不同。得到他们的土地无法居住，得到他们的百姓无法役使。将其设立为郡县，这是羡慕虚名而承受实际祸害。况且得到它既然认为是功劳，那么失去它必定认为是耻辱。失去的原因不在于自己，就会在于子孙。所以有征讨的辛劳，供给粮草的困扰，百姓不堪重负，接着就是灭亡，隋炀帝就是这样。太宗夸耀自己的功绩，贪大无穷，想让华夏和夷狄、中原和边疆合为一体，这不是留给后代驾驭外国的方法。这应当引以为戒，不可羡慕。
魏相劝谏征伐匈奴的书信说：“拯救乱世、诛杀暴君，称为义兵。兵义者称王；敌人加害于自己，不得已而起兵，称为应兵。兵应者获胜；因争恨小事，不能忍耐愤怒而起兵，称为忿兵。兵忿者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宝而起兵，称为贪兵。兵贪者破败；倚仗国家强大，夸耀民众众多，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风而起兵，称为骄兵。兵骄者灭亡。近来匈奴没有侵犯边境，现在听说要兴师进入他们的土地。臣愚昧，不知道这是什么兵？今年统计，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共二百二十二人。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小变故。现在左右大臣不担忧这个，反而想要发兵去远方夷狄那里报复细微的怨恨，这大概是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廷内部’。”严尤的策略说：“夷狄为害，由来已久，没听说上古有必须征伐的。后世三代，周、秦、汉都征伐过，然而没有获得上策的。周获得中策，汉获得下策，秦没有策略。周宣王时，玁狁内侵，到达泾阳，任命将领征伐，到达边境就返回，他们看待玁狁的入侵，就像驱赶蚊虫一样罢了，所以天下称颂其英明，这是中策。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约定携带轻装粮食，深入远方戍守，虽然有攻克防御的功劳，胡人随即报复，战争连绵祸患结聚三十多年，中原疲弊，匈奴也遭受创伤，而天下称颂其武功，这是下策。秦始皇不能忍受小耻，轻视民力，修筑坚固的长城，绵延万里，转运供给的劳役从海边开始，疆界虽然完备，中原内部耗尽，因而丧失社稷，这是没有防御。如今天下连年饥荒，西北边境尤其严重，大量使用民力，功业不一定能建立，臣私下担忧。”
房玄龄的遗表说：“边远鄙陋的贱类，不值得用仁义对待，用常规礼法要求。古代把他们当作方外之人畜养。陛下每次判决重囚，必定命令反复审核五次奏报，进献素食，停止音乐，这是重视人命。如今驱使无罪的士卒，把他们置于锋刃之下，让他们肝脑涂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着灵车，抱着枯骨，捶心掩面哭泣。这导致阴阳变动，伤害和气，实在是天下的痛楚。臣希望陛下颁布恩泽广布的诏书，允许高丽改过自新，即使臣死了，骨头也不朽。”
臣良胜说：“古今在远方频繁用兵的君主很多，臣只举汉武帝、唐太宗这两位君主，他们都才武杰出，他们报复平城之仇，洗雪臣民的耻辱，名义已经正当，军队纪律，也是近世无与伦比。伟大的功绩，汉朝直到幕南没有王庭，唐朝直到四夷设立郡县，似乎足以垂耀万世。然而他们空虚内部以事奉外部，几乎到了不收敛而自焚的地步，两位君主自己也后悔了，何况天下后世的议论呢？”三位大臣的话，已经说尽了战争忧患。班固说：“披甲戴盔的武士，就谈论征伐，应当以此为鉴。”
坎卦的彖辞说：
臣良胜曰：自家天下之后，而守天下之策立矣。至于设险守国，固末世之议，亦君子所不废也。孔子发此义于坎坎陷之际，亦将以重险为足恃也。故虞之下阳，赵之上党，魏之安邑，燕之榆闗，吴之西陵，秦之函谷，蜀之剑阁，皆曰：「一夫当闗，万夫莫敌。」在中国隣境，亦有必守以为固者。况中外之大防，其山川之险要，城垒之坚完，可视之为末务，而不知谨乎？
秦始皇廵北边，卢生入海还，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防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为四十四县，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隋炀帝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毕。
臣良胜曰：「长城之守，至今为防边之利，而秦、隋适当其弊，遂至于亡，何也？葢天地间本有此界限，至秦、隋而后备，不然疆▯之防弛矣。臣谓秦、隋之所以亡，其故多也，岂真以长城哉？秦法如毛，人心久失，阿房宫之建，取之锱铢，用之泥沙；隋暴嗣秦，盗钱至死，显仁宫之修，运米载兵，死者相枕。其无益之费于长城者，又数倍也。使其他无营制而仁爱及民，则筑城之役，未必非保民利也。况先始皇而筑者，秦昭王自陇西以至上郡，燕武灵王自代、阴山以至高阙，其后燕破东胡，自辽东以至襄平，皆筑长城以拒敌矣。先臣邱濬曰：『继秦者皆因其已城之势，稍加修补之功，世世不废，安知天下后世不赖之以界限外内也哉？』臣故曰：『君子不以成败论事也。』」
唐景龙间，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三叠相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碛，置烽火千八百所，自是敌人不敢逾山牧马。
宋庆厯间，范仲淹以庆州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欲城，度贼必争，密遣其子纯佑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版筑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顺城也。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盗益少。
李牧尝居代鴈门备匃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享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为约曰：「匃奴入盗，则急收保；有敢捕贼者斩。」如是数岁，无所亡失。匃奴皆以为怯，边士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大破杀匃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单于奔走，十余岁不敢近赵边。
赵充国上屯田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茭藁调度甚广，徭役不息，恐生他变。且羌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东至浩亹，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万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处，浚沟渠，人二十畆，省大费。」曹玮知镇戎军时，陜西岁取边人为弓箭手，玮以塞上废地募人为之，若干畆出一卒，至其种敛为发州兵戍守，边赖以安。所募皆为精兵，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再更秋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田五十畆。至三百人以上，团为一指挥，择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缳之，立马社，众为出钱市马，开边壕山险，因其峭絶治之，使足限敌。后皆为法，敌闻曹玮姓名，即以手加额。
种世衡初至清涧城，逼近贼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通货，嬴其利。未几，仓廪皆实。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以银为的，中者輙与之。或事徭役，射中得优；式有过失，射中释之。数年遂成富强，延州诸寨中独不请益兵粮，而自足。
臣良胜曰：「守边将吏多贤，独举法效于古而可施之今者，录之。然皆上之人任之专久而不制以法，乃克有勲如李牧便宜置吏，市租皆听经费，故得死士力。后世少有出入，文吏有以绳之。一议建置，将以变更启衅，从法议矣。如是而望张、范、李、赵、曹、种之得策，可乎？」
王制》曰：「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
译臣良胜说：既然已经取得了天下，那么守护天下的策略就确立了。至于凭借险要地势来守卫国家，虽然是末世的主张，但也是君子所不废弃的。孔子在阐释《易经》中“坎”卦（象征险陷）时阐发这一义理，也是认为凭借重险是可以作为依靠的。所以虞国的下阳，赵国的上党，魏国的安邑，燕国的榆关，吴国的西陵，秦国的函谷关，蜀国的剑阁，都说：“一人把守关口，万人也难以抵挡。”在中原地区的边境，也有必须坚守以作为坚固屏障的地方。何况是中原与边疆的重大防务，那些山川的险要，城垒的坚固完整，可以将其视为次要事务，而不知道谨慎对待吗？
秦始皇巡视北方边境，卢生入海求仙回来后，进呈图录说：“灭亡秦朝的是胡人。”秦始皇于是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向北讨伐匈奴，收复河南地区，设立四十四县，修筑长城，依据地形设置险要关塞，从临洮延伸到辽东，绵延一万多里。
隋炀帝下诏征发一百多万成年男子，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二十天就完工了。
臣良胜说：“长城的防御，至今仍是边防的有利措施，而秦、隋两朝恰好承受其弊端，以至于灭亡，为什么呢？大概天地间本来就有这样的界限，到了秦、隋两朝才完备，不然的话，边疆的防务就松弛了。我认为秦、隋之所以灭亡，原因很多，难道真的是因为长城吗？秦朝法律严苛如毛发般细微，民心早已丧失，修建阿房宫，索取财物锱铢必较，使用却像泥沙一样挥霍；隋朝继承秦朝的暴政，搜刮钱财至死方休，修建显仁宫，运输粮米和军队，死者尸横遍野。那些对长城无益的耗费，又增加了数倍。假如秦、隋在其他方面没有劳役制度，并且仁爱惠及百姓，那么修筑城墙的劳役，未必不是保护百姓的有利措施。何况在秦始皇之前修筑长城的，有秦昭王从陇西到上郡，燕武灵王从代地、阴山到高阙，后来燕国击败东胡，从辽东到襄平，都修筑长城来抵御敌人。先臣邱濬说：‘继承秦朝的朝代都利用已经修好的城墙形势，稍微加以修补，世代不废弃，怎么知道天下后世不依赖它来区分内外界限呢？’所以我才说：‘君子不根据成败来评价事情。’”
唐代景龙年间，张仁愿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受降城，三座城相距各四百里，北面都是大沙漠，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从此敌人不敢越过山岭放牧马匹。
宋代庆历年间，范仲淹认为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位于后桥川口，处在敌人心腹地带，想要筑城，估计敌人必定争夺，秘密派遣他的儿子范纯佑与蕃将赵明先占据该地，率领军队跟随其后。众将领不知道方向，走到柔远时，筑城的工具都已具备，十天之内城池建成，这就是大顺城。大顺城建成后，白豹、金汤都不敢侵犯，环庆地区从此寇盗日益减少。
李牧曾经驻守代郡、雁门防备匈奴，根据情况自行设置官吏，市场上的税收都输送到幕府，作为士兵的费用。每天宰杀几头牛，犒劳士兵，练习骑射，谨慎设置烽火，多派间谍。规定说：“匈奴入侵抢劫，就迅速收拢部队保卫；有敢捕捉敌人的就斩首。”像这样过了几年，没有什么损失。匈奴都以为李牧怯懦，边塞士兵得到赏赐却不被使用，都愿意打一仗。于是大败匈奴，斩杀十余万骑兵，灭掉襜褴，击败东胡，单于逃跑，十几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
赵充国上奏屯田建议说：“我所率领的官吏士兵、马牛每月消耗的粮草调度非常广泛，徭役不停息，恐怕产生其他变故。而且羌人容易用计谋击败，难以用武力粉碎。所以我认为出击不便。东到浩亹，羌人原有的田地以及公田、百姓尚未开垦的可有二千顷以上。我希望罢免骑兵，留下步兵一万三百八十一人，分别驻守在要害之处，疏通沟渠，每人分配二十亩，节省大量费用。”曹玮担任镇戎军知州时，陕西每年征调边民作为弓箭手，曹玮用塞上的废地招募人们担任，若干亩地出一个士兵，等到他们耕种收获时，就征发州兵戍守，边疆依靠他们得以安定。所招募的都是精兵，让他们骑马射箭，比较强弱，胜者给予田地二顷，再经过秋季考核购买一匹马，马匹必须胜过铠甲，然后官府登记，就增加田地五十亩。达到三百人以上，编为一指挥，选择要害之处修筑堡垒，让他们自己挖掘壕沟形成方形田地，环绕起来，设立马社，众人出钱购买马匹，开掘边壕利用山险，凭借陡峭地势治理，足以限制敌人。后来都成为法令，敌人听到曹玮的姓名，就用手抚摸额头（表示庆幸或敬畏）。
种世衡刚到清涧城时，靠近敌境，守备单薄，草料粮食都缺乏。种世衡用官钱借贷给商人，让他们流通货物，获取利润。不久，仓库都充实了。教导官吏百姓练习射箭，即使是僧道妇女也练习，用银子作为靶子，射中的就给予他们。或者从事徭役，射中可以得到优待；如果有过失，射中就可以赦免。几年后于是变得富强，延州各寨中唯独不请求增加兵员粮食，而自给自足。
臣良胜说：“守边的将领官吏大多贤能，只列举效法古代且可以施行于今天的，记录下来。然而都是上面的人任用他们专一长久而不用法度制约，才能建立功勋，像李牧那样自行设置官吏，市场税收都听任作为经费，所以能得到死士的效力。后世稍有出入，文官就用法度来约束。一旦议论建置，将用变更来挑起事端，就按照法度议论了。像这样而希望张仁愿、范仲淹、李牧、赵充国、曹玮、种世衡能够制定策略，可以吗？”
《王制》说：“中原、夷、蛮、戎、狄，都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
，北方曰译。」
方氏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
译北方称为译。”方氏说：“因为言语不通，就必须传达他们的意志；因为嗜好欲望不同，就必须沟通他们的欲望。想要传达意志、沟通欲望，不借助象鞮译就不行。所以先王设立官职来掌管这件事。”
刘氏曰：「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难通，如寄托其意于事物，而后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仿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犹逖也。鞮，戎狄屦名，犹履也。远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周官鞮屦氏亦以通其声歌，而以舞者所履为名。译，释也，谓以彼此言语相誊释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译而朝是也。」
汉光武时，西域诸国侍子久留炖煌，皆愁思亡归。莎车王贤知都防不至，击破鄯善，攻杀▯兹王。鄯善王安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防。都防不出，诚迫于匃奴。帝报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南西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
班固曰：「孝武之世，图制匃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防匃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氐，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遭值文、景恭黙养民五世，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覩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二郡；感蒟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巂；闻天马、葡萄，则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开苑囿，广宫室，盛帷帐，美服玩，设酒池肉林，以享四夷之客；作鱼龙角抵之戱，以观视之。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弊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都防。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郤走马，义兼之矣。
江统《徙戎论》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西北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牧夷戎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防，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此葢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夫闗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庶，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怨之情，▯隙乗便，輙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犬马充肥，则有噬啮，况于仇讐，能不为变？但顾其防弱，势力不逮尔。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疆宇纎芥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
臣邱濬曰：昔人有言，晋之亡，大率中原半为敌居。刘渊，劲敌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符坚，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日趋于安，惟其桀暴贪悍、乐鬬喜乱之志态，则无时而可变。也是以刘渊一倡，而并雍之众乗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塲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思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预有以杜絶消弭之，无谓彼既久处中国，必无后患，而轻忽之哉！晋之事，可鉴也已。臣良胜曰：居敌于内地，始于汉武綂之所论，则魏兴之事也。徙戎之论，始于郭钦綂，葢引而申论之也。浑邪王降之时，汉发车二万乗以迎之，县官赀马不得，欲斩长安令，乃命降者居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为五属国。至羌胡鲜卑降者，汉魏皆居之闗中。晋武太康初，已杀害长史，渐为民患，而郭钦之疏竟不见用。君子已知五戎之乱不可制也，覆车在前，晋鉴不远。唐太宗复从温彦博议，准汉武故事，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
译刘氏说：“寄，就是寓。因为言语难以相通，就像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上，然后才能通达。象，是模拟，就像用心意模拟事物的形似而使之通达，周官中的象胥就是这样。狄，就是逖（远）。鞮，是戎狄鞋子的名称，就像鞋履。远远地履行其事，从而知道言语意旨所在而使之通达，周官中的鞮屦氏也是用来通达声歌，并以舞者所穿的鞋履为名。译，是解释，是说用彼此的语言互相解释而使之通达。越裳氏经过九次翻译而朝见就是如此。”
汉光武帝时，西域各国的侍从子弟长久留在敦煌，都愁苦思念，没有归意。莎车王贤知道都护不来，击破鄯善，攻杀了鄯善王。鄯善王安上书，愿意再次派遣儿子入朝侍奉，请求重新设置都护。都护没有派出，实在是迫于匈奴的压力。皇帝回复说：“现在使者请求出兵，还不能派出。如果各国力量不从心，东南西北，任凭你们选择。”于是鄯善、车师再次归附。
班固说：“孝武帝时，图谋制服匈奴，担心他们联合西国，结党南羌，于是标表河曲，设立四郡，开通玉门关，打通西域，以防御匈奴的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去援助，因此远遁，幕南没有王庭。恰逢文、景两代恭敬沉默，休养生息五代，财力有余，兵马强盛，所以能看到犀角、玳瑁，就建立珠崖二郡；感到蒟酱、竹杖，就开辟牂柯、越巂；听说天马、葡萄，就打通大宛、安息。从此奇异的地方和物品，从四面而来。于是开辟苑囿，扩大宫室，盛设帷帐，美化服饰玩物，设置酒池肉林，以款待四方夷狄的客人；制作鱼龙角抵的游戏，以供观赏。以及贿赂赠送，万里相奉，军队的费用，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于是开放酒禁，管制盐铁，铸造白金，制造皮币算赋，甚至对车船租及六畜征税。民力枯竭，财用耗尽，加上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使者，穿着绣衣，手持斧钺，在郡国断斩，然后才战胜。因此末年于是放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难道不是仁圣之所悔恨的吗？”建武以来，西域思念汉朝的威德，都乐于内属，多次派遣使者置质于汉，请求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推辞而没有答应，虽然大禹排序西戎，周公推让白雉，太宗拒绝走马，义理兼有了。
江统《徙戎论》说：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西北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因此有道之君牧夷戎，只以等待，有备御之，有常。虽然稽颡执防，而边城不弛固守；强暴为寇，而兵革不加远征。期望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这大概是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现在当之，已受其弊矣。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庶，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怨之情，乘隙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犬马充肥，则有噬啮，况于仇雠，能不为变？但顾其防弱，势力不逮尔。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疆宇纤芥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
臣邱濬说：昔人有言，晋之亡，大率中原半为敌居。刘渊，劲敌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符坚，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日趋于安，惟其桀暴贪悍、乐鬬喜乱之志态，则无时而可变。也是以刘渊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塲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思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预有以杜绝消弭之，无谓彼既久处中国，必无后患，而轻忽之哉！晋之事，可鉴也已。臣良胜说：居敌于内地，始于汉武綂之所论，则魏兴之事也。徙戎之论，始于郭钦綂，盖引而申论之也。浑邪王降之时，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县官赀马不得，欲斩长安令，乃命降者居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为五属国。至羌胡鲜卑降者，汉魏皆居之关中。晋武太康初，已杀害长史，渐为民患，而郭钦之疏竟不见用。君子已知五戎之乱不可制也，覆车在前，晋鉴不远。唐太宗复从温彦博议，准汉武故事，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
左置定襄，右置云中，愿入居长安者数万家。夫汉一线之绪尚存之远，竟为刘渊所贼，则西北之遗孽也；唐祚几移于禄山之祸，则营州牧竖皆蕃将也。则受其蔽者，岂特晋哉！呜呼！前人不鉴，又后人哀之。臣恐前人之不鉴，非前人，而后人之复哀后人也。
译左边设置定襄郡，右边设置云中郡，愿意迁入长安居住的有数万户人家。汉朝仅存的微弱命脉尚且能延续久远，最终却被刘渊所篡夺，那是西北地区的残余势力；唐朝的国运几乎因安禄山之乱而转移，那是营州的牧童都成了蕃将。那么受到这种蒙蔽的，难道只有晋朝吗？唉！前人不能以此为鉴，后人又为他们感到悲哀。我担心前人不能以此为鉴，并非指前人，而是后人又将哀叹后人了。
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维州副使悉坦谋请降，已遣兵入据其城。”且陈出师之利。百官集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上以为然。诏德▯以其城归吐蕃，执悉坦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
臣良胜曰：「君子不登叛人，僧孺之议是也。但维州，唐故地也。天宝中，改维州郡。明皇自陜幸蜀，此其喉嗌要害，失而复之，未为不可。君子执论，固当右德裕而下僧孺矣。或者谓德裕以李宗闵议切父吉甫之政，遂相倾斥，而分牛李之党，故凡李之议，牛輙抑不行。大臣不为国谋，而专以党同伐异为能，罪亦大矣。」臣观德▯达于国体者，使非故地而通秦蜀之要害，决不为贪广地以开边隙之拙谋也。异时黠戛斯来言取安西，德裕以为不可，曰：「假令安西可得，即须置都防，以万人往戍，何所兴废，何道馈挽？彼天德、振武于京师犹近，力犹恐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即安西而有所不取，则维州之受，必有以策其可取而无疑也。
宋真宗时，诏羣臣议灵州弃守之宜。杨亿即日奏以为比贼方黠，其财犹丰，未可以岁月破也。须废弃灵州，退保环庆，然后以计困之。”尔帝访于左右，辅臣咸以为灵武乃必争之地，茍失之，则沿边诸州亦不可保。帝颇然之。宰相李沆奏曰：“继迁贼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将，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如此，则闗右之民息肩矣。”
吕中曰：「灵州之议，当以辅臣之言为是，而李沆、杨亿之言为非。」
臣良胜曰：「君子不以人废言也。辅臣之言，独尽利，岂害？杨亿、李沆，当局故迷，而旁观亦有圣算，惜乎其不能用也。」汉灵帝时，西羌与边卒乱，陇右司徒以为宜弃凉州，议郎李燮曰：「斩司徒，天下以安；凉州天下冲要，国家藩衞，牧御失人，使一州叛逆。崔烈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臣窃惑焉。」若烈不知，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噫！凉州之不可弃，犹灵州之必当守也。故何亮上《安边书》曰：「灵武地方千里，舍之则戎狄之地广且饶，一患也。西域戎狄合而为一，二患也。冀地马之所生，自匃奴猖獗，战马咸取足乎西戎，今既合而为一，夏贼不许诸戎货马，未知马从何来，五患也。」观是书，则当时固有定论矣。
富弼使契丹，契丹主曰："吾祖宗故地，当见还尔。"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闗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谓曰："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复陈其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
辽使萧喜来言疆宇，神宗问王安石，安石对曰：「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乃诏于分水岭为界，东西失地七百里，遂为异日兴兵之端云。
臣良胜曰：「内外之辨，固辨也；疆域之辨，亦辨也。在故地，则当世守；在要地，不可轻弃。富弼于辽，折其求地，詟其气而服其心矣。安石所以辅神宗者，厌薄祖宗，所以欲图富强以鞭笞强敌，乃降心敛手，无故而削七百里之故地。终宋之世，何能复其尺寸？而顾以将欲取之大言欺主，独不内愧于心乎？」
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隣震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兵甲不烦，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悦，使魏绛盟诸戎。
臣良胜曰：「和戎自绛始也。行而既效，悼公以是徴赏，赐金石之乐矣。然绛之意，非以和戎为永利也。晋当中衰，而迩于戎，时天下之大敌，而争伯者在楚。敌楚未可，而复事于戎，则腹背皆兵矣。虽有智者，其何以应之哉？其为此者，消众敌而畜力，以当大敌，权宜之术也。后世狃于茍安，恒以绛为得策而效之，致有假兵来援，中夏被毒，如肃宗之于回纥，信而结
译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说：“吐蕃维州副使悉坦谋请求归降，我已经派遣军队进入并占据该城。”并且陈述了出兵的利益。百官集会商议，都请求按照李德裕的策略行事。牛僧孺说：“近来双方修好，约定撤除戍守的军队。中原王朝抵御外族，以坚守信用为最高准则。”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下诏让李德裕将维州归还给吐蕃，并将悉坦谋以及随他一起来的人全部交还。吐蕃在边境上将他们全部杀害。
臣良胜说：“君子不接纳叛逃的人，牛僧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维州是唐朝的故土。天宝年间，改维州为维州郡。唐明皇从陕地幸驾入蜀，这里是咽喉要害之地，失去后又收复回来，并非不可以。君子坚持论断，本来应当支持李德裕而贬低牛僧孺。有人说是因为李德裕因李宗闵议论切中其父李吉甫的政事，于是互相倾轧排斥，从而分成了牛李两党，所以凡是李党的意见，牛党就压制不实行。大臣不为国家谋划，却专门以拉帮结派、打击异己为能事，罪过也太大了。”臣观察李德裕通达国家大体，如果维州不是故土且是通往秦蜀的要害之地，他决不会为了贪图扩大疆土而开启边境衅端的拙劣谋划。后来黠戛斯来说要夺取安西，李德裕认为不可以，说：“假使安西可以取得，就必须设置都防，派一万人去戍守，用什么来维持开支，用什么道路来运送粮饷？天德、振武距离京城尚且较近，力量还恐怕不足，何况七千里外的安西呢！”既然连安西都不肯夺取，那么接受维州，必定是有策略认为可以取得且没有疑虑的。
宋真宗时，下诏让群臣商议灵州是放弃还是坚守的适宜对策。杨亿当天上奏认为近来贼人正狡黠，他们的财物还丰富，不能在短时间内攻破。必须废弃灵州，退保环庆，然后用计谋困住他们。”于是皇帝询问左右大臣，辅政大臣都认为灵武是必争之地，如果失去它，那么沿边各州也无法保全。皇帝很赞同他们的看法。宰相李沆上奏说：“李继迁这个贼人不死，灵州必定不是朝廷所有。不如派遣使者秘密召见州将，让他安排军民空着营垒撤回。这样，关右的百姓就能减轻负担了。”
吕中说：“关于灵州的议论，应当以辅政大臣的话为正确，而李沆、杨亿的话是错误的。”
臣良胜说：“君子不因人废言。辅政大臣的话，难道只有利而没有害吗？杨亿、李沆，因为身处局中所以迷惑，而旁观者也有高明的算计，可惜当时不能采用啊。”汉灵帝时，西羌与边境士兵作乱，陇右司徒认为应当放弃凉州，议郎李燮说：“斩杀司徒，天下就能安定；凉州是天下冲要之地，国家的藩屏护卫，因为牧守御敌用人不当，致使一州叛逆。崔烈身为宰相，不思量平息叛乱的策略，却想要割弃一方土地，我私下感到困惑。”如果崔烈不知道，那是极其昏蔽；如果知道却故意这样说，那就是不忠。唉！凉州不可放弃，就像灵州必须坚守一样。所以何亮上《安边书》说：“灵武地方千里，舍弃它则戎狄的土地广阔且富饶，这是第一患。西域戎狄合而为一，这是第二患。冀地是产马的地方，自从匈奴猖獗以来，战马都从西戎获取，现在既然合而为一，夏贼不许诸戎卖马，不知道马从哪里来，这是第五患。”看这本书，当时本来就有定论了。
富弼出使契丹，契丹主说：“我祖宗的故土，应当归还给你们。”富弼说：“后晋将卢龙送给契丹，后周世宗又收复了关南之地，这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如果各自索取土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契丹主召富弼一同打猎，拉着富弼的马靠近自己，说：“得到土地则欢好可以长久。”富弼反复陈述不可行的理由，并且说：“北朝既然以得到土地为荣，南朝必定以失去土地为辱。兄弟之国，难道能让一方荣耀一方屈辱吗？”
辽使萧喜来谈论疆域，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想要夺取它，必须先暂时给它。”于是下诏以分水岭为界，东西失去土地七百里，这就成为日后兴兵作战的缘由。
臣良胜说：“内外的辨别，固然重要；疆域的辨别，也很重要。如果是故土，就应当世代坚守；如果是要害之地，不可轻易放弃。富弼对待辽国，折服了他们索取土地的要求，震慑了他们的气势而使他们心服。王安石用来辅佐神宗的，是厌恶轻视祖宗基业，想要谋求富强来鞭笞强敌，却反而降低姿态收敛手脚，无故削减七百里故土。整个宋朝，怎么能再恢复尺寸之地？却用‘想要夺取它，必须先暂时给它’的大话欺骗君主，难道内心不感到羞愧吗？”
魏绛说：“与戎狄和好有五利。戎狄逐水草而居，看重财物轻视土地，土地可以交易，这是一。边境不被惊扰，百姓安于田野，农夫能完成耕作，这是二。戎狄侍奉晋国，四邻震动，诸侯威服怀柔，这是三。用德行安抚戎狄，军队不劳累，兵器不烦扰，这是四。以后羿为鉴戒，而使用德行法度，远方到来近处安定，这是五。请您考虑。”晋悼公很高兴，派魏绛与诸戎结盟。
臣良胜说：“与戎狄和好从魏绛开始。实行后已经见效，悼公因此征召赏赐，赐给他金石之乐。然而魏绛的本意，并非认为与戎狄和好是长久之利。晋国正当衰微，且靠近戎狄，当时天下的大敌，争夺霸主地位的是楚国。对付楚国还不可行，又去侍奉戎狄，那么腹背都有敌人了。即使有智者，怎么应对呢？他这样做，是为了消除众多敌人而积蓄力量，以抵挡大敌，是权宜之计。后世习惯于苟且偷安，常常认为魏绛的策略得当而效仿他，导致借兵来援助，中原遭受毒害，如肃宗对待回纥，信任并结
汉高帝八年，匈奴冐顿数苦北边，上患之。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冐顿杀父代立，妻羣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説也。诚能以嫡长公主妻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冐顿在，固为子壻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哉？”九年，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结和亲约。司马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説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冐顿哉？葢上世帝王之御戎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冐顿视其父如路人而杀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疎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臣丘濬曰：夫以创业之君，任百战之将，驭戎岂无他防，而必以所爱以遗所恶哉？葢高帝因刘敬之言，刘敬本魏绛之説，后世遂祖之，以为驭戎上策。夫以闺阃窈窕之姿，为语言不通之配，田舍翁溺所爱者，尚不忍也。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祖、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葢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人伦之理故也。
汉文帝遗匈奴书曰：「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比疎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贾谊曰：「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匃奴慢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防、缯以奉之。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班固《匃奴传》赞曰：「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异同。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要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匃奴之终始也。自汉兴至于今，有脩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昔刘敬约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而单于反加骄倨。至于孝文，与通闗市，妻以汉女，増厚其赂，而匃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奋，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验也。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欲复守旧文，颇増其约，与之厚币，以没溺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当孝武时，虽征伐克捷，而士马物故，亦畧相当。匃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輙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夫边城不选守边武畧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城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孝宣之世，乗武帝奋击之威，值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賔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后六十余载，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絶，边境之祸搆矣。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媮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
扬雄諌絶单于书曰：「匃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以秦皇之彊，防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防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高皇后时，匃奴悖慢，大臣权
译汉高帝八年，匈奴冒顿屡次侵扰北方边境，使朝廷感到忧患。刘敬说：“天下刚刚平定，士兵们因战争而疲惫，不可以用武力来征服他们。冒顿杀父自立，娶了父亲的妻妾，以武力树立威势，不可以用仁义来劝说他们。如果真能用嫡长公主嫁给他，他一定会仰慕而将她立为阏氏，生下的儿子必定成为太子。冒顿在世时，他固然是女婿；冒顿死后，外孙将成为单于，难道曾听说过外孙敢与祖父抗衡吗？”九年，选取宫女，封为长公主，将她嫁给单于，派刘敬缔结和亲之约。司马光说：“建信侯说冒顿残忍凶暴，不能用仁义劝说，却想与他联姻，为何前后矛盾呢？骨肉亲情，尊卑秩序，只有仁义之人才能明白，怎么能用这些来使冒顿服从呢？大概上古帝王驾驭戎狄的方法是，归服的就用恩德安抚，叛乱的就用威力震慑，没听说与他们联姻的。况且冒顿视父亲如路人而杀害他，对岳父又会有什么感情呢？建信侯的策略本来就疏漏了！何况鲁元公主已经是赵王王后，又怎么能夺走呢？”
臣丘濬说：凭借创业之君，任用百战之将，驾驭戎狄难道没有其他防备，却一定要把所爱的人送给所厌恶的人吗？大概高帝因为刘敬的话，刘敬本于魏绛的说法，后世便以此为祖，认为是驾驭戎狄的上策。让闺阁中美好的女子，嫁给语言不通的人，即使是田舍翁溺爱自己的女儿，尚且不忍心，谁说像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英雄之主，竟然忍心这样做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羡慕割舍私爱以造福百姓的名声，而不明白内外之分、人伦之理的缘故。
汉文帝给匈奴的信说：“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所以赠送给单于的东西很丰厚。违背约定、疏远兄弟亲情的常常是匈奴，但右贤王的事已在赦免之前，不要深究。单于如果认同信中的意思，明确告知各位官吏，使他们不要违背约定。”有信敬像单于的信。使者说：“单于亲自率领并吞国家有功，非常苦于战事。”于是赠送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件，比疏一件，黄金饰具带一条，黄金犀毗一件，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派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送给单于。
贾谊说：“天子是天下的首领，为什么呢？因为在上。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呢？因为在下。现在匈奴傲慢侮辱、侵掠，极其不敬，而汉朝每年赠送金、絮、缯、帛来供奉他们。这是脚反而居上，头反而居下，倒悬如此，没有人能解释，还算是国家有人吗？令人流泪的就是这种情况。”
班固《匈奴传》赞曰：“夷狄成为祸患已经很久了。所以自从汉朝兴起，忠言嘉谋的大臣，何尝不在庙堂之上运筹策，互相争论呢？人人持自己的见解，各有异同。但总其要点，归结为两类而已。缙绅之儒则坚守和亲，介胄之士则主张征伐。都要皆偏见一时的利害，而没有探究匈奴的始终。自从汉朝兴起直到今天，有修文德而和亲的，有用武力而克伐的，有卑下而承事的，有威武而臣服的。屈伸变化不同，强弱相反，所以其详情可以言说。过去刘敬约定和亲，贿赂单于，希望以此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循而不违背，而单于反而更加骄横。到了孝文帝，与通关市，嫁汉女，增加贿赂，而匈奴屡次违背约束，边境屡受其害。因此文帝中年赫然发奋，于是亲自穿戎服，亲御鞍马，跟随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在上林驰射，讲习战阵，聚集天下精兵，驻扎在广武。顾问冯唐，与他讨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念古代名臣。这就是和亲无益，已经明显的验证。董仲舒亲眼见到四代的事，还想复守旧文，略微增加约定，给他厚币，以没溺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当孝武帝时，虽然征伐克捷，而士马物故，也大致相当。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也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且如此，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这是不合当时之言。边城不选守边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城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孝宣之世，乘武帝奋击之威，值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后六十余载，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边境之祸搆矣。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媮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
扬雄谏绝单于书曰：“匈奴本是五帝所不能臣服，三王所不能制服，其不可使有隙，明显得很。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威势，尚不敢窥视西河，于是筑长城以界之。汉朝初兴，以高祖的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高皇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
书遗之，然后得解。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栁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单于，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世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顔，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自是之后，匃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饥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尔，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匃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服称臣，然尚覊縻之，不专制。自此以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今单于归义，奈何疑而隙之，使有恨心，因以自絶，终无北面之心。」书奏，天子悟焉。
译写信给他，然后才解除误会。汉文帝时，匈奴侵犯北方边境，骑兵到达雍、甘泉，京城大为震惊，派遣三位将军驻守细柳、棘门、霸上以作防备，过了几个月才撤军。汉武帝即位，设下马邑的圈套，想要诱骗单于，白白耗费钱财、劳苦军队，连一个敌人都没见到，何况是单于本人呢？后来他深思社稷的大计，规划万世的策略，于是大规模出动数十万军队，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兵马，前后十多年，于是渡过西河，穿越大漠，攻破寘颜，袭击王庭，穷尽匈奴的地域，追击败逃的敌人，在狼居胥山封禅，在姑衍山祭天，到达瀚海之滨。从此以后，匈奴震惊恐惧，更加寻求和亲，然而不肯称臣。况且前世难道乐于耗尽无数的费用，役使无罪的人，在狼望以北逞快心意吗？认为不经历一次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永远安宁，因此忍耐百万大军去摧毁饥饿猛虎的利嘴，动用府库的财物，填平卢山的沟壑也不后悔。到了本始初年，匈奴怀有凶暴之心，想要掠夺乌孙，侵犯公主，于是派遣五位将领的军队，十五万骑兵去攻打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只是振奋宣扬威武，显示汉军如雷霆风雨一般，虽然空手而去空手而回，仍然诛杀了两名将军。所以北狄不服，中原地区不能高枕无忧。等到元康、神爵年间，伟大的教化如神明般显现，宏大的恩泽普遍施予，而匈奴内部混乱，五位单于争位，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带着国家归顺，伏地称臣，然而仍然以羁縻之策对待，不直接统治。从此以后，想朝见的就不拒绝，不想朝见的也不强迫。如今单于归顺大义，为什么要怀疑并疏远他，使他产生怨恨之心，因而自我断绝，最终没有北面称臣的心意。」奏章呈上，天子醒悟了。
臣良胜曰：「和戎之説，大行于汉，故言议之臣，亦盛于汉。高帝初欲伐败，而后和；文帝守于和，愤而欲伐。有武帝之功伐，而后有宣、元、成、哀之臣服。高、文、武帝当匈奴之强，宣、元、成、哀值匈奴之内乱。观贾谊、班固之论，则无备而安之一于议和，不可也。观扬雄之书，既服而隙之，使之不和，不可也。」
宋真宗时，契丹次澶州，自将御之。次澶州，悉以军事付寇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数千骑来薄城下，逆击之，斩获太半，乃引去。帝还行宫，留凖居北城。上曹利用自契丹还，言契丹欲得闗南地。帝曰：“所言归地事，极无名。若必要求，朕当决战。若欲货财，汉以玊帛赐单于，有故事，宜许之。”凖不欲赂之以货财，且欲要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敌且生心矣。”凖欲击之，使只轮不返。帝方厌兵，曰：“数十年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复遣曹利用议岁币，竟以绢二十万匹，银拾万两定和议。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交誓约，各解兵归。
陈莹中曰：「当时若无寇凖，天下分为南北矣。凖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説，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厯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
臣良胜曰：凖之策，葢有见于汉之故也。汉武之先，有公主下嫁，岁致金缯之辱；汉武之后，有稽颡称藩，佩印赞谒之盛。强敌之性，纵之则佚，制之则伏。畏战而求和，和不可恃；战胜而后和，和必可久。故澶渊之和，幸有薄城之一胜，是以能固；不幸而不获大胜，是以不能久也。且真宗之主和议久矣，是故非凖仓卒之言所能移也。曹彬疾时，尝访以契丹事宜，彬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经营和好。」真宗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呜呼！岂知和之一字，终始为宋宗社之大累也哉！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策进士于射殿，赐陈诚之、秦熺等及第，南省擢熺第一。桧以为嫌，故以诚之为首，以其策专主和议云。以孟忠厚为迎防梓宫礼仪使，王次翁为奉迎两宫礼仪使。金使刘筈来，以衮冕圭册册帝为大宋皇帝。
宋史》断曰：「宋于金则书奉表称臣，金于宋则书以衮冕来册。帝中国屈于外藩，至是极矣。」
臣丘濬曰：呜呼！帝者，中国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应人心者也。所传者，二帝二王之綂；所践者，祖宗列圣之阼。况高宗被衮冕，即皇帝位，郊天享庙，君国子民，至是已十六年矣。乃始受金人之封册，被其衮冕，以为大宋皇帝。抑不知自此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称者何等号耶？呜呼！宋之国统，至是极矣。天理人伦，于是乎扫地；天冠地履，于是乎倒置。秦桧之罪，上通于天矣。
洪武元年，圣祖将发汴梁，大将军徐达等自陈桥入辞，乃谕之曰：「朕与公等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战鬭于矢石之间，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人为羣雄所苦，死亡流离，徧于道路。天监在兹，朕不敢怠，故命尔等帅师北征，廓清中原，极民艰苦。昔元起沙漠，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其子孙怠荒，防恤民难，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讐，大肆荼戮，逆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罚无赦【阙】
得而治哉？尔民其体之。如防古色目，虽非【阙】族类。
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臣刘基曰：冬寒之极，必有阳春；湍激之下，必有深潭；十乱之后，必有大治。理则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鸱张狼顾之豪，弥满山泽，万姓鱼喁，无所吁告。天乃命我皇帝肃将威武，代伐不道。故一伐而
译臣良胜说：“和戎的主张，在汉代大为流行，所以议论朝政的大臣，在汉代也特别兴盛。汉高祖起初想要讨伐匈奴却失败了，之后才选择议和；汉文帝坚守和议，愤慨之下又想要讨伐。有了汉武帝的功业与讨伐，之后才有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匈奴的臣服。高祖、文帝、武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匈奴，宣帝、元帝、成帝、哀帝遭遇的是匈奴内部的动乱。观察贾谊、班固的论述，那么没有防备而求安，一味主张议和，是不行的。观察扬雄的著作，既然已经臣服却又制造嫌隙，使之不和，也是不行的。”
宋真宗时，契丹军队驻扎在澶州，真宗亲自率军抵御。驻扎在澶州时，真宗将军事全部托付给寇准，让他秉承旨意专断决事。号令严明整肃，士兵敬畏而喜悦。不久，契丹数千骑兵逼近城下，宋军迎击他们，斩杀俘获大半，契丹军队于是撤退。真宗返回行宫，留下寇准驻守北城。曹利用从契丹回来，说契丹想要得到关南的土地。真宗说：“他们要求归还土地的事，极其没有名分。如果一定要强求，我应当决战。如果他们想要财物，汉朝用玉帛赏赐单于，有先例，应该答应他们。”寇准不想用财物贿赂他们，并且想要迫使契丹称臣以及献出幽蓟之地，于是制定策略进言说：“这样做可以保全百年无事，不然几十年后，敌人将会产生野心。”寇准想要击溃他们，使他们片甲不留。真宗正厌恶战争，说：“几十年后会有抵御的人，我不忍心让百姓再次陷入困境，暂且听从和议也可以。”又派遣曹利用商议岁币，最终以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定下了和议。南朝为兄，北朝为弟，交换誓约，各自撤兵返回。
陈莹中说：“当时如果没有寇准，天下就分为南北了。寇准的功劳不在于主张亲自征讨，而在于当时制定策略，谋求百年无事的计策。假使他的主张得以采用，不仅不会有庆历年间的悔恨，也不会有靖康之难了。”
臣良胜说：寇准的策略，大概是从汉代的旧事中看到的。汉武帝之前，有公主下嫁，每年赠送金帛的屈辱；汉武帝之后，有叩头称藩，佩戴印信赞礼谒见的盛况。强敌的本性，放纵他们就会放纵，制约他们就会屈服。畏惧战争而求和，和议不可依赖；战胜之后求和，和议必定长久。所以澶渊之盟，幸好有薄城这一胜仗，因此能够稳固；不幸没有获得大胜仗，因此不能长久。况且真宗主张和议已经很久了，所以不是寇准仓促间的言语所能改变的。曹彬病重时，真宗曾询问他关于契丹的事宜，曹彬说：“太祖英武平定天下，尚且委托经营和好。”真宗说：“这件事我应当屈节为天下百姓考虑。”唉！哪里知道一个“和”字，始终成为宋朝宗庙社稷的大累赘呢！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在射殿策试进士，赐陈诚之、秦熺等人及第，南省选拔秦熺为第一。秦桧认为这是忌讳，所以让陈诚之居首，因为他的策论专门主张和议。任命孟忠厚为迎接梓宫礼仪使，王次翁为奉迎两宫礼仪使。金使刘筈到来，用衮冕圭册册封皇帝为大宋皇帝。
《宋史》断论说：“宋朝对金国则记载奉表称臣，金国对宋朝则记载用衮冕来册封。皇帝中国屈从于外藩，至此达到了极点。”
臣丘濬说：唉！皇帝，是中国自己确立的，上受天命，下应人心。所传承的，是二帝二王的道统；所践履的，是祖宗列圣的帝位。况且高宗穿着衮冕，即皇帝位，祭天享庙，统治国家养育百姓，至此已经十六年了。才开始接受金人的封册，穿着他们的衮冕，作为大宋皇帝。又不知道在此之前，所穿的是什么服饰？所称呼的是什么名号呢？唉！宋朝的国家正统，至此达到了极点。天理人伦，由此扫地；天冠地履，由此颠倒。秦桧的罪过，上通于天了。
洪武元年，圣祖将要出发前往汴梁，大将军徐达等人从陈桥入宫辞行，于是告诫他们说：“我与你们率领众人渡江，誓要铲除祸乱，以安定天下。如今士兵舍弃父母妻子，在箭石之间战斗，百死一生，长久没有得到休息。我每每念及此，心中惕然不安。然而这是不得已的。中原的百姓，被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布道路。上天监视在此，我不敢懈怠，所以命令你们率领军队北征，廓清中原，解除百姓的苦难。昔日元朝起于沙漠，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近百年。如今他们的子孙怠慢荒废，不体恤百姓的艰难，上天厌弃他们。君主有罪，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敌，大肆屠杀，逆天虐民，我实在不忍心。你们各位将帅，应当以此为戒，攻克城池之日，不要掳掠，不要焚烧，不要妄杀无辜，一定要使市场不改变店铺，百姓安居乐业。凡是元朝的宗室亲戚，都要善待他们。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就我讨伐罪人、拯救百姓的志向。有不遵从命令的，必定惩罚不赦【缺】
得以治理吗？你们百姓要体察这一点。如蒙古色目人，虽然不是【缺】族类。
然而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意做臣民的，与中原之人抚养无异。
臣刘基说：冬天寒冷到了极点，必定会有阳春；湍急水流之下，必定有深潭；十乱之后，必定有大治。道理就是这样。元朝德行已经衰微，九州糜烂沸腾，鸱张狼顾的豪强，遍布山泽，万民如鱼张口喘息，无处呼告。上天于是命令我皇帝严肃地执行威武，代天讨伐无道之人。所以一伐而
定荆湖，再伐而举全吴，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东越、南闽悉归版图。于是肆伐中原，拾宋掇秦，挈赵防燕。兵锋未至，声闻先及，神慑▯栗，匍匐俯伏。▯莵青海、昆仑、大漠、交趾、鐻耳之国，莫不献琛奉表，稽首阙下，无敢后者。
译平定荆湖，第二次征伐便攻取整个吴地，第三次征伐使得沿海地区肃清，第四次征伐让东越、南闽全部归入版图。于是肆意征伐中原，轻易夺取宋、秦，携取赵、燕。兵锋尚未到达，威名已经传至，令人恐惧战栗，匍匐跪拜。青海、昆仑、大漠、交趾、鐻耳等国，没有不献纳珍宝、呈递奏表，在宫阙之下叩头致敬的，没有敢落后的。
【阙】
洪武十八年，五开山獠为乱，命信国公汤和率师讨之。扫其窟，和入朝乞骸骨。上喜，为造第于凤阳，谓之曰：「日本小虏，履援东海。卿虽老，强为朕行，视要害地，筑城増城，以固守备。」遂筑海上数十城，民四丁取其一为兵，以守之。
云南梁王拒险弗賔礼部侍郎王祎奉命招谕。祎见梁王君臣，以天命人心从违吉凶之道，反覆开谕。王已有降意，防元后嗣有自立于沙漠，遣使托克托欲连兵拒命，因以危言迫梁王杀公以固其志。托克托欲以威屈祎，祎骂曰：「天迄尔元命，我朝实代之，汝如爝火余烬，尚欲与日月争光邪？」顾谓梁王曰：「尔朝杀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后命平西侯沐英副頴国公傅友德征之。梁王驻兵白石江拒守，英败其军，擒达尔玛，得甲士二万，马万匹。梁王死滇池岛中，分兵下乌撒、澂江，擒大理酋叚世雄。云南大定留王镇守，辨方物，定贡赋，疎节目以宁使其人。于是麓川、缅甸、车里、八百皆内附。圣祖深倚信之，曰：「使我无西南之忧者，英之功也。」
永乐初，西北诸夷来贡，命光禄卿赐食。既罢，礼部尚书李至刚曰：“西北诸夷，陛下抚绥，皆已向化，边境已宁。”文皇曰：“人尝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问于夷狄？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扰之，能使驯帖，况夷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推诚待之尔。”
文皇北征，驻跸上庄堡。宁阳侯陈懋为前锋，遇鞑靼王额森托噶率妻子部属来归。懋以入见，额森托噶遥望天顔，尚有惧色。文皇命稍前与语，备述诚悃，久愿来归，但为阿噜台牵制，今幸见陛下，是天赐臣再生之日也。文皇曰：“中外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岂有彼此？尔今顺天道而来，君臣相与共享富贵，勿忧。”额森托噶及部属皆叩首呼万岁，命悉赐酒馔。额森托噶退谓所亲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舍此何适？”文皇谕文武羣臣曰：“远人来归，宜有以旌异之。”其封额森托噶为忠勇王，赐姓名曰金忠。额森托噶之来归也，其甥巴图罕实赞之，遂授巴图罕都督，俱赐冠带及织金袭衣。遂赐宴，命金忠坐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辍以赐之。宴罢，御用金杯等物亦輙赐之。于是左右皆赞美功德之盛。文皇曰：“昔唐突厥颉利朝太宗，言中外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边境无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臣良胜曰：呜呼休哉！我祖宗驭外之道，于古之至善者，兼綂条贯而防于一也。人之恒言：大上以德，其次以战、以守、以辨和，斯下矣。有战而示之不战，有守而择其可守，有辨而不殊于辨。德以来之，诚以安之。有抚绥而无议和，有谦下而无矜喜。至赐姓而不混于天潢，视汉赐刘、唐赐李、宋赐赵，姓者不伦。位次侯下，视待以不臣而位诸王上者，尤有体焉。呜呼休哉！
皇明祖训》曰：「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来犯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鞑靼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臣良胜曰：大哉圣言，懿哉圣心！以天地界限，自有定理。有中国，必有四方。而身亲战阵，谋虑深长，是以示后之典，亲切如此。以文皇英畧，葢古初封逼塞经度图回，故定都镇扼，实其要冲。尝綂六师出塞，仅得额森图罕之附。其后大宁故土，捐以为赏。而东隣之患，迫辽东之备，仅能抚赏。蓟州之备，益为单弱。云密外蔽，弃而不守。而西戎之势，合洮岷之守，遂为离析。甘肃之守，亦觉孤悬。东胜州既亡，黄河套既失，而北戎南牧，已无宁岁。至于交南郡县，竟莫之能为，而自委于汉。弃珠崖之义，皆仰遵祖训，不敢易于言兵故也。至英庙时，权奄王振误主决策，
译【缺】
洪武十八年，五开山的蛮族作乱，朝廷命信国公汤和率领军队讨伐他们。扫荡了他们的巢穴后，汤和入朝请求退休。皇上很高兴，在凤阳为他建造府邸，对他说：“日本这个小国，屡次侵犯东海。你虽然年老，也要勉力为我前往，视察要害之地，修筑城墙、加固城防，以巩固守备。”于是修筑了海边数十座城池，从百姓中每四个丁口抽取一人作为士兵，来守卫这些城池。
云南梁王凭借险要地势抗拒朝廷，不遵守臣子的礼节，礼部侍郎王祎奉命前去招抚劝谕。王祎拜见梁王君臣，用天命人心、顺逆吉凶的道理，反复开导劝谕。梁王已有投降之意，但防备元朝的后嗣在沙漠中自立，派遣使者托克托想要联合兵力抗拒命令，于是用危言胁迫梁王杀掉王祎以坚定他的意志。托克托想以威势使王祎屈服，王祎骂道：“上天已经终结了你们元朝的命数，我朝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它，你们如同微弱的火光和残余的灰烬，还想与日月争辉吗？”回头对梁王说：“你们朝廷杀了我，大军的晚上就会到了！”于是被害。后来朝廷命平西侯沐英、副颍国公傅友德征讨他们。梁王驻兵白石江抗拒守卫，沐英打败了他的军队，擒获达尔玛，得到披甲士兵二万人，马一万匹。梁王死在滇池的岛中，分兵攻下乌撒、澄江，擒获大理酋长段世雄。云南大局已定，留下沐英镇守，辨别当地物产，确定贡赋，疏通政令细节以安抚当地百姓。于是麓川、缅甸、车里、八百等国家都归附朝廷。圣祖深深倚重信任他，说：“使我没有西南忧患的，是沐英的功劳啊。”
永乐初年，西北各族夷人前来朝贡，命光禄卿赐给他们食物。宴罢后，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各族夷人，陛下安抚他们，都已经归顺教化，边境已经安宁。”文皇说：“人们常说用‘不治’来治理夷狄。喜爱善行、厌恶恶行，这是人情所共有的，难道还要去问夷狄吗？安抚他们有方法，他们未必不来。老虎即使凶猛，扰乱它，能使它驯服顺从，何况夷人也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具备人心的人，有什么不能驯服的呢？只要有来归附的，以诚心对待他们罢了。”
文皇北征，驻扎在上庄堡。宁阳侯陈懋作为前锋，遇到鞑靼王额森托噶率领妻子儿女和部属来归顺。陈懋带他们入见，额森托噶远远望着天颜，还有恐惧的神色。文皇命他稍向前一些与他说话，他详细陈述自己的诚恳心意，说长久以来愿意来归顺，只是被阿噜台牵制，今天有幸见到陛下，这是上天赐予臣重生的日子啊。文皇说：“中原和边疆本来是一家，我奉天命为天子，上天所覆盖、大地所承载的，都是我的子民，哪有彼此之分？你现在顺应天道而来，君臣共同分享富贵，不要担忧。”额森托噶及部属都叩头高呼万岁，命全部赐给他们酒食。额森托噶退下后对亲近的人说：“大明皇帝真是我的君主，离开这里还能去哪里呢？”文皇告知文武群臣说：“远方的人来归顺，应该有表彰他们与众不同的措施。”于是封额森托噶为忠勇王，赐姓名叫金忠。额森托噶来归顺时，他的外甥巴图罕确实赞助了他，于是授巴图罕都督之职，都赐给冠带和织金袭衣。于是赐宴，命金忠坐在侯爵之下、伯爵之上，御前的珍贵美食都撤下赐给他。宴罢，御用的金杯等物品也随即赐给他。于是左右的人都赞美功德的盛大。文皇说：“过去唐朝突厥颉利朝见太宗，说中外一家，有自夸自大、自我满足的意思，我不取法。只有天下的人都得以生存，边境没有忧患，兵器铠甲不使用，这才是我的志向。”
臣良胜说：啊，多么美好啊！我们祖宗驾驭外族的方法，在古代最完善的方法中，兼总条理脉络而统一于一个原则。人们常说：最高明的是以德服人，其次是靠战争、靠防守、靠辩驳和谈，这就低下了。有战争却显示出不战，有防守却选择可以防守的地方，有辩驳却不拘泥于辩驳。以德来招徕他们，以诚心来安定他们。有安抚而没有议和，有谦卑而没有自夸喜悦。至于赐姓而不混同于皇室血统，看汉朝赐刘姓、唐朝赐李姓、宋朝赐赵姓，赐姓的人是不伦类的。位次在侯爵之下，看那些以不臣之礼对待却位居王爵之上的人，尤其有体制啊。啊，多么美好啊！
《皇明祖训》说：“四方各族夷人，都隔着山海，偏僻地在一个角落，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供给，得到他们的人不足以使唤。他们不自量力，来侵犯我的边境，那么他们就是不祥。他们既然不构成中国的祸患，而我兴兵轻易讨伐，也是不祥的。我担心后世子孙倚仗中国富强，贪图一时的战功，无故兴兵，导致伤害人命，切记不可。只是鞑靼与西北边境互相接近，世代战争，必须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时常谨慎防备。”
臣良胜说：伟大的圣言，美好的圣心！以天地界限，自有定理。有中国，必有四方。而亲身参与战阵，谋虑深远，所以留给后世的典章，亲切如此。以文皇的英明谋略，大概古代封疆逼塞、经度图回，所以定都镇扼，充实其要冲。曾经统领六师出塞，仅得到额森图罕的归附。其后大宁故土，捐弃作为赏赐。而东邻的祸患，迫使辽东的防备，仅能安抚赏赐。蓟州的防备，更加单薄。云密外蔽，弃而不守。而西戎的势力，合并洮岷的防守，于是成为离析。甘肃的防守，也觉得孤悬。东胜州既已灭亡，黄河套既已失守，而北戎南牧，已无安宁之年。至于交南郡县，竟然不能有所作为，而自委于汉。弃珠崖之义，都是仰遵祖训，不敢轻易言兵的缘故啊。到了英宗时，权阉王振错误地主持决策，
亲征厄于土木之变，益足以见圣谟之宏远矣。然则坐削故疆，自委要地，付之不省已乎？曰：祖训所谓选将练兵，时谨备之，葢有深意存也。夫以内治未修，外警有急，人臣不能效忠宣力，必烦天子之尊，下与夷狄为敌。虽彼残孽，亦策中国之无人也。故曰：将非其人，以其国与敌也。天子自将，是以身与敌也。然则寇凖主澶渊之役，非与夫以真宗闻曹彬垂絶之言曰：「当屈节为天下苍生，是以一意主和。」奸邪如钦若辈，又有迁西蜀江南之议。凖以奋▯，幸而有成，足以为解。尔孤注之説，不意奸臣以此为败。凖之策若其取喻，葢亦未可尽非也。大抵将帅屡败，不过为边境之忧。天子一败，遂将为宗社之辱。英雄勇畧，何如汉高？谋臣武将，何如陈平、樊哙？拥兵且数十万，而平城之辱，几于不免，况其他守成主哉？臣尝以为从古御戎，汉文帝最为得策。圣祖之见，葢出于此时。匃奴宼云中，烽火通甘泉，但遣兵屯飞狐、句注，命将出细栁、棘门、霸上，亲往劳之。边陲自足备御，而京师大为声援。戎知有备，而不敢轻。将知应援，而有可恃。彼戎且自敝而图归也，必矣。圣祖谓选将练兵为谨备之策者，意不取之，必不与之也，若使边备废弛，而故彊要地弃不之惜，一有议及，自度不任，而輙以不征远戎籍口，恐非为国之忠谋也。臣愚以为，祖训所戒，贪战功，无故兴师，致伤人命者，谓贪彼无用之地，言也。曰边境密迩，累世战争，时谨备之，谓守我故有之地，言也。今欲举偏言以隳全盛，臣恐非圣祖垂训之意。迂谬末议，未敢毕陈焉。尔右衍柔远人之义。
译亲身征讨却困于土木堡之变，这更加足以显示圣上谋略的宏大了。然而，如果因此就坐视故土疆域被削减，自己放弃要害之地，把它交付出去而不加省察，可以吗？回答说：祖训中所说的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时常谨慎防备，大概是有深意存在的。因为内部治理尚未修明，外部警报又有急迫，臣子不能效忠尽力，必定要烦劳天子尊贵之身，下去与夷狄为敌。即使是那些残存的敌寇，也料定中国无人。所以说：将领不是合适的人选，就是把国家送给敌人；天子亲自率领军队，就是把自身送给敌人。然而，寇准主持澶渊之战，难道不是与真宗听到曹彬垂死之言说：“应当委屈节操为天下百姓，因此一心主张议和”的情况一样吗？奸邪如王钦若等人，又有迁都西蜀、江南的提议。寇准凭借奋发之力，侥幸取得成功，足以作为辩解。那种孤注一掷的说法，没想到奸臣以此作为失败的借口。寇准的策略如果用来比喻，大概也不能完全说错。大体上，将帅屡次战败，不过是边境的忧患；天子一旦战败，就会成为宗庙社稷的耻辱。英雄的勇略，哪里比得上汉高祖？谋臣武将，哪里比得上陈平、樊哙？拥有军队将近数十万，而平城的耻辱，几乎无法避免，何况其他守成的君主呢？臣曾经认为，自古以来抵御戎狄，汉文帝最为得策。圣祖的见解，大概出于这个时候。匈奴侵犯云中，烽火通达甘泉宫，但只派遣军队屯驻飞狐、句注，命令将领出细柳、棘门、霸上，亲自前往慰劳他们。边境自然足以防备抵御，而京城大为声援。戎狄知道有防备，就不敢轻举妄动；将领知道有应援，就有可以依靠的。那些戎狄将会自己疲惫而图谋回归，这是必然的。圣祖说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是谨慎防备的策略，意思是不取用他们，就一定不与他们交战。如果使边境防备废弛，而故有疆域、要害之地抛弃而不珍惜，一有议论涉及，自己估量不能胜任，就借口不征讨远方的戎狄，恐怕不是为国家的忠谋。臣愚以为，祖训所告诫的，贪图战功，无故兴师，导致伤害人命，是说贪图那些无用的土地的话。说边境邻近，累世战争，时常谨慎防备，是说守卫我们故有土地的话。现在想要举出片面的言论来毁坏全盛的局势，臣恐怕这不是圣祖垂训的本意。迂腐荒谬的末议，不敢全部陈述。您右边阐述柔服远方人的义理。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朱熹曰：「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间。建国诸侯，亦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无间者也。」
臣良胜曰：「圣人之视天下，一体也。故上之比下，下之比上，必若水地之无间，而后为一。此封建之制，所以比天下，乃所以公天下也。公则久。故论者恒云：周封建而厯年八百，秦废之而郡县，二世而亡。惟栁宗元以为封建非圣人之意势也，苏轼是之，遂谓秦建郡县足为万世法。胡寅折之，无遗论矣。但封建所以能久，郡县所以速亡，臣尚有以申其説焉。谓秦专以郡县速亡，则未然，而郡县固有速亡之势也。谓周专以封建而久，则未然，而封建固有长久之势也。何者？封建以天下分而为公，其封域之世守者视之为私也。郡县聚天下而为私，其守宰之更代者视之为公也。天下大数，为公之人不若为私者之众也，守公之器不若守私者之众也。人之亲，孰若父子？其饥寒忧乐荣辱成败相与共之。耕父之田，不若耕已之田之勤也。葺父之庐，不若葺已之庐之密也。用父之财，不若用己之财之啬也。则守宰于郡县，望其若诸侯自守之固，斯亦难矣。且其疆域世守，尺寸不移，纵有奸雄强暴，并隣兼弱，积岁月之劳，兵革之费，取一邑，并一城，天子有讨之，方伯有问之，敌国有挠之，隣国有救之。虽有齐桓、晋文之盛，兼数国而老且死矣，岂若后世一举兵而下数十城哉？是以厯春秋争夺战鬭而周拥虚器，莫之敢动。其假以率诸侯如桓、文者，必以尊周为名，而后可以动众，况能并天下而取周也哉？此封建为制，中国之利，所以能长久之道也。况夫天下所以败亡，一在中国，一在外藩。周之衰时，北戎之患，晋自当之，而不及周也；西戎之患，秦自当之，而不及周也；东夷之患，燕、齐当之，而不及周也；南夷之患，荆、楚、吴、越当之，而不及周也。列数强国，自消肘腋之忧，而王室居中，絶无边陲之警。此封建为制，戎夷之利，所以为长久之道也。」宗元与轼谓封建非圣人意也，岂其然哉？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程頥曰：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国之侯也。故谓之康侯，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者，天子治于上者也，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诸侯之象也。
旅▯曰：「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蔡沉曰：「昭示方物于异姓之诸侯，使之无废其职分；宝玉于同姓之诸侯，使之益厚其亲。如分陈以肃慎氏之矢，分鲁以夏后氏之璜之类。王者以其德之所致，方物分赐诸侯，故诸侯亦不敢轻易其物，而以德视其物也。」
顾命曰：「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
蔡沉曰：「怀来、驯扰、安宁、劝导，皆君道所当尽者。合远迩大小而言，又以见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滞也。」
蓼萧》诗曰：「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朱熹曰：「为龙为光，喜其德之词也。其德不爽，则寿考不忘矣。」
臣良胜曰：天子燕来朝诸侯，而歌此诗，既以并笑誉处为乐，而此以龙光之德为训者，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夫德者，寿之基也。皇极之道曰富，曰寿，曰康宁，必以攸好德终之。故惟不爽于龙光之德，而后寿考之不忘也。虽然，此常理也，亦有不得其常者。顔仁而不寿，其德在人，永永不忘，谓之寿可也。若其否德，如跖之寿，何足筭乎？
彤弓，诗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吕祖谦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由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未尝有迟留顾惜之意也。后世视府藏为己私分，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赏赐非出于利
译比卦的象辞说：地上有水，这就是比卦的卦象。先王因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
朱熹说：“地上有水，水与地紧密相依，不容许有间隙。建立诸侯国，也是先王用来使天下紧密相连而没有间隙的方法。”
臣良胜说：“圣人看待天下，视其为同一整体。所以上位者比附下位者，下位者比附上位者，必须像水和地那样没有间隙，然后才能成为一体。这就是封建制度用来比附天下，也就是用来使天下公有的原因。公有就能长久。所以评论者常说：周朝实行封建制度，历经八百年的国运；秦朝废除封建而实行郡县制，两代就灭亡了。只有柳宗元认为封建制度并非圣人的本意而是时势使然，苏轼赞同他的观点，于是认为秦朝建立郡县制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胡寅驳斥了这种观点，没有留下任何可辩驳的余地。但是封建制度之所以能长久，郡县制之所以迅速灭亡，我还有话要阐述我的观点。如果说秦朝专门因为实行郡县制而迅速灭亡，那是不对的，但郡县制确实有迅速灭亡的趋势。如果说周朝专门因为实行封建制而长久，那也是不对的，但封建制确实有长久之势。为什么呢？封建制将天下分封而使之公有，那些世代守卫封地的人将其视为私有。郡县制将天下聚集而使之私有，那些更替任职的守宰将其视为公有。天下的常理，把公事当作公事的人不如把私事当作私事的人多，守护公器的人不如守护私产的人多。人的亲情，谁比得上父子？他们饥寒、忧乐、荣辱、成败都共同承担。耕种父亲的田地，不如耕种自己的田地勤快；修缮父亲的房屋，不如修缮自己的房屋严密；使用父亲的财物，不如使用自己的财物节俭。那么，要求郡县的守宰像诸侯守卫自己的封地那样坚固，这也太难了。况且那些疆域世代守卫，尺寸不移，纵然有奸雄强暴，兼并邻国、吞并弱国，经过岁月的辛劳，兵革的费用，夺取一个邑，兼并一座城，天子会讨伐他，方伯会责问他们，敌国会扰乱他，邻国会救援他。即使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强盛，兼并了几个国家，也年老且死去了，哪里像后世一举兵就能攻下几十座城呢？因此，经历春秋时期的争夺战斗，周朝虽然拥有虚名，没有人敢动摇它。那些假借率领诸侯如桓公、文公的人，必须以尊崇周朝为名，然后才能动员众人，何况能兼并天下而夺取周朝呢？这就是封建制度，对于中原地区的利益，所以能成为长久之道的原因。况且天下之所以败亡，一方面在中原，一方面在外藩。周朝衰微时，北戎的祸患，由晋国独自承担，而波及不到周朝；西戎的祸患，由秦国独自承担，而波及不到周朝；东夷的祸患，由燕国、齐国承担，而波及不到周朝；南夷的祸患，由楚国、吴国、越国承担，而波及不到周朝。列举几个强国，自行消除身边的忧患，而王室居于中央，断绝了边境的警报。这就是封建制度，对于抵御戎夷的利益，所以能成为长久之道的原因。”柳宗元与苏轼认为封建制度并非圣人的本意，难道真是这样吗？
晋国的康侯，被赏赐马匹，马匹众多，在白天三次被接见。
程颐说：“大明之君，是安定天下的人。诸侯能够顺从依附天子的明德，这是使民众安宁、国家安定的侯爵。所以称为康侯，因此享受宠赐而被以亲近的礼节对待，在白天之间三次被接见于天子。不说公卿，而说侯，是因为天子在上方治理，诸侯在下方治理。在下方而顺从依附于大明之君，这是诸侯的象。”
《旅卦》说：“君王将昭示德行推广到异姓的邦国，不废除他们的职分。将宝玉分赐给伯叔的邦国，这时用来展现亲情。人不会改变物品，只有德行才是物品的本质。”
蔡沉说：“向异姓的诸侯昭示方物，使他们不废弃他们的职分；向同姓的诸侯分赐宝玉，使他们更加深厚他们的亲情。比如分赐给陈国肃慎氏的箭，分赐给鲁国夏后氏的璜之类。君王以其德行所招致的方物分赐给诸侯，所以诸侯也不敢轻视这些物品，而是以德行看待这些物品。”
《顾命》说：“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安宁劝导大小众多的邦国。”
蔡沉说：“怀来、驯扰、安宁、劝导，都是君道所应当尽到的。合远迩大小而言，又可以看出君德所施，公平周遍，而不可有所偏滞。”
《蓼萧》诗说：“那萧草茂盛，露水浓重。既已见到君子，成为龙的荣光。他的德行没有差错，长寿不忘。”
朱熹说：“成为龙的荣光，是喜悦他德行的词句。他的德行没有差错，那么长寿就不会被忘记了。”
臣良胜说：天子宴请来朝见的诸侯，而唱这首诗，既以共同欢笑赞誉相处为乐，而又以龙光之德为训诫，这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德行，是长寿的基础。皇极之道说富，说寿，说康宁，必定以喜好德行作为终结。所以只有不违背龙光之德，然后长寿才不会被忘记。虽然如此，这是常理，也有不得其常的情况。颜回仁德而不长寿，他的德行在人心中，永远不忘，称之为长寿也可以。如果他的德行不好，像盗跖那样长寿，又哪里值得计算呢？
《彤弓》诗说：“红色的弓弦松弛，接受后收藏起来。我有嘉宾，内心赏赐他。钟鼓已经设置，一天之内宴请他。”
吕祖谦说：“接受后收藏起来，是说重视。弓人所献，收藏在王府，以等待有功之人，不敢轻易给人。内心赏赐他，是说真诚。内心实在想要赏赐他，不是出于外在。一天之内宴请他，是说迅速。未曾有迟留顾惜的意思。后世将府库视为自己的私分，甚至有将武库兵器赐给弄臣的，那就与接受后收藏起来的不同了。赏赐不是出于利
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劵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屯膏吝赏，功臣解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与者，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
译如果出于诱导，那么是被事势所迫，甚至出现早上赐予铁券、晚上就加以屠戮的情况，这就与从内心真诚赏赐的人不同了。如果吝惜奖赏，功臣就会离心离德，甚至出现官印磨损了也不忍心授予的情况，这就与一次性给予丰厚赏赐的人不同了。
臣良胜曰：「君臣势隔，其所以相通者，一心而已。彤弓之诗，只在中心贶之为要也。方弓人初献而藏，先有待功之心矣。及遇有功而心贶之，又何爱惜之焉？故凡锡予之恩，有一羽重于千钧，其心所与，彼亦心受之也。万金视之若无者，非心所与，亦非心受之也。非物视物，惟心视物。故一彤弓之赐，足以昭功懋赏，乃其心贶之，是以与之者为宠，而受之者为荣。敌忾之功，所以益勤也。不然，裂土而王，不能制侯景之命；残炙之惠，阴铿亦获脱死之报也。谓之何哉？」
王制》曰：「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叶梦得曰：「内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视公侯子男，故亦通称诸侯也。内以世禄为主，而有贤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为主，而不贤者亦止于世禄。然则诸侯之子，自非大恶，犹得袭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贤而后爵，岂轻内而重外乎？葢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则出封为诸侯，是在外之世爵乃在内之世禄臣也。至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为公卿，则在内之世禄者，或在外之世爵。诸侯者，内外更易而轻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聘义》曰：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吕大临曰：「上下不交，则天下无邦。人道之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御诸侯，使之相交以修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数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其相敬也，必相厉以礼，故使者之误，主君不亲飨食以愧厉之，然后仁达而礼行。外则四隣相亲而不相侵，内则君臣有义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礼，以善养人于无事之际，多为升降之文，酬酢之节，賔主有司，有不可胜行之忧。先王未之有改者，葢以养其德意，使之安于是而有惮也。故不安于偷惰，而安于行礼；不耻于相下，而耻于无礼也。天子以是养诸侯，诸侯以是养其士大夫，上下交相养，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武王追思先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于营丘，曰齐；封周公于曲阜，曰鲁；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郕，叔处于霍。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
臣良胜曰：「兴灭国，继絶世，天下之民归心焉。」武王封建先圣贤之后，次功臣，次兄弟同姓。有贤贤，有庸庸，有亲亲，轻重有伦，内外屏翰。曹冏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众，此之谓也。」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训导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耉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然则能训治其民矣。’乃命鲁孝公于夷宫。
胡安国曰：「昔毕高以父师而保厘东土，衞武以列国而入相于周，葢与后世出入均劳之意同。」
汉高帝六年，剖符封诸功臣，异姓为王者八人，列侯一百四十四人。
班固《诸侯王表》曰：「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禅，积德累功，洽于百姓，摄位行政，考之于天，经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由稷、契脩仁行义，厯十余世，至于汤、武，然后放杀。秦起襄公、章、文、缪、献、孝、昭、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难也。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钳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然。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适戍强于五伯，闾阎偪于戎狄，响应防于谤议，奋臂威于甲兵。向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是以汉无尺土之阶，由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纪未尝有焉。何则？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
译臣良胜说：“君臣之间地位悬殊，之所以能够心意相通，全靠一心而已。《彤弓》这首诗，关键就在于发自内心的赏赐。当弓匠刚献上彤弓并收藏时，君主心中已有等待功臣的心意。等到遇到有功之臣而内心想要赏赐时，又何必吝惜呢？所以凡是恩赐，有一根羽毛比千钧还重的情况，只要君主真心给予，对方也就真心接受；万金视若无睹的情况，并非君主真心给予，对方也并非真心接受。不是把物品当作物品来看，而是把物品当作心意来看。因此，一柄彤弓的赏赐，足以彰显功绩、厚加奖赏，因为是出于内心的赏赐，所以赐予者感到恩宠，接受者感到荣耀。抵御外敌的功劳，因此更加勤勉。否则，即使裂土封王，也不能制服侯景；即使有残炙的恩惠，阴铿也能获得免死的回报。这怎么说呢？”
《王制》说：“天子直辖地区内的诸侯，其俸禄由天子决定；天子直辖地区外的诸侯，其爵位由子孙继承。”
叶梦得说：“内部的公卿大夫，他们受田的规格比照公、侯、子、男，所以也通称为诸侯。内部以世袭俸禄为主，而有贤德的人也能世袭爵位；外部以世袭爵位为主，而不贤德的人也只世袭俸禄。那么诸侯的儿子，除非有大恶，仍然可以袭位；而公卿大夫的儿子，必须贤德才能受爵，难道是轻视内部而重视外部吗？大概古代公卿大夫有功德，就出外封为诸侯，所以在外的世袭爵位，其实是内部的世袭俸禄之臣。至于诸侯有功德，也必须入朝担任公卿，那么内部的世袭俸禄者，或许就是外部的世袭爵位者。诸侯，是内外交替而轻重得以均衡的，这是先王的仁政。”
《聘义》说：“天子控制诸侯，每年进行小聘，每三年进行大聘，用礼仪互相勉励。使者聘问时如果有失误，主君就不亲自设宴款待，以此来使他们羞愧并加以勉励。诸侯用礼仪互相勉励，那么对外就不互相侵犯，对内就不互相欺凌，这是天子用来养育诸侯的方法，不用军队而诸侯自然归于正道的工具。”
吕大临说：“上下不交往，那么天下就没有邦国。人道之所以不能聚集，是因为如此。所以先王驾驭诸侯，让他们交往以增进友好，一定让他们互相尊敬以保全交往。他们的交往，一定要寻求疏密适中，所以每年小聘，每三年大聘。他们的互相尊敬，一定要用礼仪互相勉励，所以使者有失误，主君不亲自设宴款待以使他们羞愧并加以勉励，然后仁爱通达而礼仪施行。对外则四邻相亲而不互相侵犯，对内则君臣有义而不互相欺凌。先王制定礼仪，在无事的时候善于养育人们，多设置升降的仪节、酬答的礼节，宾客主人及有司，有不胜其烦的忧虑。先王没有改变这一点，大概是为了养育他们的德意，使他们安于礼制而产生敬畏。所以不安于苟且懒惰，而安于行礼；不以处于下位为耻，而以无礼为耻。天子用这种方法养育诸侯，诸侯用这种方法养育他们的士大夫，上下互相养育，这就是军队之所以不用，天下之所以太平的原因。”
武王追思先代圣人，于是褒扬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帝尧的后代于蓟，帝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于是封赏功臣谋士，而师尚父首先被封于营丘，称为齐；封周公于曲阜，称为鲁；封召公奭于北燕，毕公高于毕，弟弟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铎于曹，叔武于郕，叔处于霍。统制天下，建立了七十一国。
臣良胜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都归心于此。”武王分封先代圣贤的后代，其次是功臣，再次是兄弟同姓。有尊重贤德的，有任用能干的，有亲近亲属的，轻重有伦常，内外都是屏障。曹冏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为扶持它的众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宣王想要得到能训导诸侯的国子，樊穆仲说：“鲁侯孝顺，宣王说：‘怎么知道的呢？’回答说：‘严肃恭敬地侍奉神明，而尊敬地侍奉老人，分配事务执行刑罚，一定要询问遗留的训诫，而咨询旧有的成例，不干预所询问的，不触犯所咨询的。’宣王说：‘那么就能训治他的百姓了。’于是任命鲁孝公在夷宫任职。”
胡安国说：“从前毕高以父师的身份保全治理东土，卫武公以列国君主的身份入朝在周担任宰相，大概与后世出入朝廷均等辛劳的意思相同。”
汉高帝六年，剖符封赏各位功臣，异姓封王的有八人，列侯有一百四十四人。
班固《诸侯王表》说：“从前《诗》《书》叙述虞、夏之际，舜、禹接受禅让，积累德行功绩，恩泽遍及百姓，代理职位处理政务，考察于天，经过几十年，然后才在位。殷、周的君王，是从稷、契修仁行义，历经十多个世代，到了汤、武，然后放逐杀戮。秦从襄公、章、文、缪、献、孝、昭、严，逐渐蚕食六国，一百多年，到了始皇才兼并天下。以这样的德行，用力如此艰难。秦既然称帝，担忧周的败亡，认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因弱而被夺取，于是削去五等爵位，毁坏城池销毁兵器，禁言烧书，内部铲除雄俊，外部排斥胡越，用统一的威权，为万世安然。十几年间，猛敌在不意中横发，戍卒强于五伯，民间迫于戎狄，响应防备谤议，奋臂威于甲兵。秦的禁令，正好用来资助豪杰而加速自毙。所以汉没有尺土之阶，凭借一剑之任，五年而成帝业，书传所记载未曾有过。为什么呢？古代世道更替，都继承圣王的功业”
；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綂，乃以年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
译如今汉朝独自承受了孤立无援的秦朝遗留下来的弊端。在金石上刻字难以见效，摧毁枯朽之物容易发力，这是形势使然。所以依据汉朝受命于天的说法，编排十八位王的月份并排列出来，天下统一之后，便以年数截止于孝文帝时期，因为异姓诸侯王已经全部消亡了。
臣丘濬曰：古者爵有公、侯、伯、子、男。然既列之以爵，则必分之以土，使以莅其土，主其神，以君其民。自秦汉以来，始有封以郡邑之名，而惟奉朝请于朝，曽不一出国门者。汉之封爵止于侯，而无有所谓公、伯、子、男者。书于此，以志其始。
文帝令列侯之国诏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臣良胜曰：汉初封异姓功臣，皆未就国；同姓诸王，则分裂天下大半。田肯谓：秦得百二，齐得十二。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而吴王铸山煮海，资以强戾。主父偃建议于武帝朝曰：诸侯子弟十数，而适嗣代立，余无尺地之封。故诏令推恩分子弟邑，则藩国益分，而子弟悉侯。是为同姓分国之始。文帝此诏，是为异姓就国之始。
宣帝封丙吉后诏曰：「葢闻褒有功，继絶綂，所以重宗庙，广贤圣之路也。故博阳侯吉以旧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孙，古今通谊也。其封吉孙中郎将闗内侯，是故博阳侯奉吉后。」
光武赐诸侯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封功臣诏曰：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其罚之义。惟诸将策逺功大，诚欲传之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氷，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功未酬，名籍未立，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録之。
臣良胜曰：「右三诏义近古，词亦近古，故录之以为后世法。」
唐太宗时，诸王归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相共处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因流涕呜咽不能已。
真德秀曰：「太宗此言，其殆有感于隐巢之事乎？昆弟至情，虽不幸怵于利害，或有时而忘，然是理之真终有不可掩者。使能因此心之发，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则见之于事，必有充其实矣。惜太宗之不能也。」
唐宪宗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湘、兖、郓使者数軰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为田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终夕不倦。
臣良胜曰：唐之方镇，拟古诸侯，至于赐钱宣慰，不可以言怀柔之道矣。但宪宗当其难，裴度处其变，固亦有足称者。议者每谓方镇非能亡唐，唐自亡也。臣谓唐非自亡，奸邪亡之也。贞观之时，尝任蕃将，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奋，一有文臣总制之。其后以积劳多入相，如郭元振、张说者，林甫忌之，恐夺己权，乃请悉以蕃将代汉将。而安思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遂为大将，而起天宝之祸。其后成德则李宝臣，魏博田承嗣，相衞薛嵩，卢龙李怀仙，各收安史余党，拥劲兵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遂请袭封，朝廷不能制。虽在中域，藩臣实同蛮貊。宪宗刚明，辅以李绛、裴度，乃能谕河北，平淮蔡，终于复叛，而唐因以亡。然则自天宝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祸本，由林甫以蕃将代汉将之故也。彼其用心，不过欲絶节度入相之阶，以久已权耳，而遂贻宗社之祸，断棺之戮，葢亦晩矣。
宋太祖干德初，吴越王钱俶来朝，帝待之甚厚。晋王乃与中外臣僚表请留俶。帝曰：“俶职贡无阙，今又来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何以示信于天下也？”俶辞归国，赐与金帛名马，以黄绡封署文书一束，付俶曰：“▯至国开之。”俶开封，乃羣臣请留五十余封。俶大惊，上表称谢。《元城语录》曰：“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两浙钱王入朝，羣臣争欲留之，圣意不允。晋王从容言及，太祖曰：‘二哥，你也出这言语！我平生不曽欺善怕恶，不容易留住这汉。’▯捉得河东薛王来，令纳土。至太平四年，河东既平，乃令钱王纳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仆曰：“此所谓不欺善也。”
译臣丘濬说：古代爵位有公、侯、伯、子、男。既然列出了爵位，就必定要分封土地，让他们治理那片土地，主持那里的祭祀，做那里百姓的君主。自从秦汉以来，才开始有封以郡县名称的爵位，只是奉命在朝廷朝见请命，竟然没有一个人离开过京城。汉朝的封爵只到侯，而没有所谓的公、伯、子、男。在这里记载下来，用来标记这种制度的开端。
汉文帝命令列侯前往封国的诏书说：“我听说古代诸侯建立的国家有一千多个，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按时入京进贡，百姓不劳苦，上下欢欣，没有违背道德的行为。现在列侯大多居住在长安，封地遥远，官吏和士卒供给运输费用辛苦，而列侯也没有机会教导他们的百姓。命令列侯前往封国，担任官吏以及被诏令留在京城的人，派遣太子前往。”
臣良胜说：汉朝初年封赏异姓功臣，都没有前往封国；同姓诸王，则分割了天下大半的土地。田肯说：秦国得到百二之险，齐国得到十二之利。如果不是亲生的子弟，不可以封王于齐地。而吴王铸造钱币、煮海制盐，凭借这些资源变得强大暴戾。主父偃在武帝朝建议说：诸侯的子弟有十几个，只有嫡长子继承爵位，其余的人没有一尺土地的封赏。所以诏令推行恩惠，分封子弟为侯，那么藩国就会更加分裂，而子弟都成为侯爵。这是同姓分封国家的开始。文帝的这道诏书，是异姓前往封国的开始。
汉宣帝封赏丙吉后人的诏书说：“大概听说褒奖有功之人，延续断绝的宗统，是用来重视宗庙，拓宽贤能圣明之人的道路。所以博阳侯丙吉因为旧恩和功劳而被封，现在他的祭祀断绝，我很怜悯他。善待善人并惠及子孙，是古今通行的道义。封赏丙吉的孙子中郎将关内侯，作为博阳侯的后嗣。”
光武帝赐给诸侯的策书说：“身居高位而不骄傲，地位高而不危险，节制谨慎遵守法度，充实而不溢出。恭敬地警戒自己，传给你们的子孙，长久地作为汉朝的藩屏。”
封赏功臣的诏书说：人的情感得到满足，苦于放纵，贪图片刻的欲望，忘记惩罚的意义。只有各位将领谋划深远、功劳巨大，如果真的想要传给无穷后世，应当像面临深渊一样，像踩在薄冰上一样，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些显赫的功劳尚未酬谢，名籍尚未确立的，大鸿胪赶快上报，我将分别记录他们。
臣良胜说：“以上三道诏书意义接近古制，文辞也接近古制，所以记录下来作为后世的法则。”
唐太宗时期，诸王返回藩镇，皇上与他们告别，说：“兄弟之间的情谊，难道不想常常在一起吗？只是因为天下重任，不得不这样。诸子还可以，再也不能得到兄弟了。”于是流泪呜咽不能停止。
真德秀说：“太宗这话，大概是对隐太子和巢刺王的事情有所感触吧？兄弟至深的情谊，虽然不幸被利害所惊惧，有时可能会忘记，但是天理的真实终究有不可掩盖的。如果能够因此心的发动，而知道天理不可蒙蔽，那么体现在事情上，必定会充实其实质。可惜太宗不能做到。”
唐宪宗派遣裴度到魏博宣慰，用一百五十万缗钱赏赐军士，六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接受赏赐，欢呼声如雷。成德、兖州、郓州的使者数人看到这种情况，互相看着变了脸色，感叹说：“倔强的人果然有什么好处呢？”裴度向田兴陈述君臣上下的道义，田兴整晚聆听都不疲倦。
臣良胜说：唐朝的方镇，比拟古代的诸侯，至于赐钱宣慰，不能说是怀柔之道了。但是宪宗身处危难，裴度处理变故，确实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议论的人常说方镇不能灭亡唐朝，唐朝是自己灭亡的。我认为唐朝不是自己灭亡，是奸邪之人灭亡了它。贞观年间，曾经任用蕃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因为忠诚奋发，有一位文臣总领制约他们。后来因为积累功劳多入相，如郭元振、张说等人，李林甫忌恨他们，担心夺取自己的权力，于是请求全部用蕃将代替汉将。而安思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于是成为大将，而兴起天宝之祸。后来成德有李宝臣，魏博有田承嗣，相卫有薛嵩，卢龙有李怀仙，各自收编安史余党，拥有数万精兵，治理军队修筑城池，自行任命文武将吏，不供给贡赋，于是请求袭封，朝廷不能制约。虽然在中原，藩臣实际上如同蛮夷。宪宗刚毅明察，辅以李绛、裴度，于是能够晓谕河北，平定淮蔡，最终又发生叛乱，而唐朝因此灭亡。那么从天宝到建隆初年，共二百零七年，推究祸乱的根源，是由于李林甫用蕃将代替汉将的缘故。他用心，不过是想断绝节度使入相的途径，以长久掌握权力罢了，却于是遗留下宗庙社稷的祸患，断棺戮尸的惩罚，大概也太晚了。
宋太祖干德初年，吴越王钱俶来朝见，皇上对待他非常优厚。晋王于是与中外臣僚上表请求留下钱俶。皇上说：“钱俶职贡没有缺失，现在又来朝见，如果贪图他的土地而留下他，拿什么向天下显示信用呢？”钱俶辞别回国，赏赐给他金帛名马，用黄绡封好一束文书，交给钱俶说：“回到封国再打开。”钱俶打开封套，是群臣请求留下他的五十多封奏表。钱俶大惊，上表称谢。《元城语录》说：“太祖的神武伟大啊！已经平定孟蜀，而两浙钱王入朝，群臣争着想要留下他，圣意不允。晋王从容说起，太祖说：‘二哥，你也说出这种话！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不容易留住这个人。’捉住河东薛王，让他纳土归降。到太平四年，河东已经平定，于是命令钱王纳土。”先生问：“太祖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这就是所谓的不欺善。”
先生曰：“此固然。钱氏久据两浙，李氏不能侵。借使钱王纳土，使大将镇之，未必能用其民。须本朝兵去镇服，又未必能守。两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则两浙安归乎？”此圣谟之宏远也。
译先生说：“这固然如此。钱氏长期占据两浙地区，李氏无法侵犯。假使钱王献出土地归附，派大将去镇守，未必能驱使那里的百姓。必须派遣本朝的军队去镇服，也未必能守住。两浙地区必定不敢依附李氏。李氏既然被平定，那么两浙地区又该归属谁呢？”这体现了圣上谋略的宏大深远。
宋高宗绍兴元年，诏曰：「太祖皇帝创业垂綂，德被万世。神祖诏封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世世勿絶。今其封不举，朕甚悯之。有司其上合封人名，遵故事施行。」遂以燕懿王▯孙令畴袭封。
臣良胜曰：「高宗此诏，实天理民彛之不可泯焉者也。惟有此诏，而后有娄寅亮之请，有孝宗、理宗之立；德昭、德芳之后，皆嗣帝业，以终太祖之綂矣。」
洪武初，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防政。圣祖谕之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有三：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粤，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按堵，可谓识时达变者矣。」真叩首谢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诸侯不期而防者八百。圣上除暴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景从。臣本外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圣祖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卿忠，念江西地近广东，用是特授江西行省防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令名既着，尚懋脩厥德，以辅我国家。」
臣良胜曰：按秦史，胡亥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为国。」陀遂行南海尉事。至汉文帝时，乃有赐尉佗书，入贡称藩而已。光武于窦融，亦赐书曰：「必有任嚣教尉佗制七郡之计。」融既归，遂以为凉州牧。今何真所据，尉佗故国也。不烦檄谕而服，既服而官于近地，威德并行，视文帝、光武之为，远迈之矣。
永乐五年，安南国陈王为黎季犛篡弑。文皇命新城侯张辅綂兵八十万，往问其罪。贼沿江列栅六七百里，水陆拒守。王师扼江口，破其坚壁，遂防多邦城。进攻交州，引兵蹙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余万。季犛遁入海，辅屯兵醎子闗。贼袭我，朝击败之，擒季犛并二子苍澄。交南平，遂议复古郡县，都布按三司綂镇之。辅还，进爵英国公。以刑部尚书黄福兼掌三司事，狥其所欲，革其所恶，劳辑训饬，戒郡邑吏脩抚字之政。福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改令区画，靡问纎钜，悉尽心焉。
臣良胜曰：按《名臣录》所叙如右。尝读《五伦书》，载四年文皇谕成国公朱能往征，有曰：「陈日煃在我太祖高皇帝时，率先归顺。日煃死，其后王为贼臣黎季犛所弑，僭称大号，杀陈氏子孙殆尽。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呜呼大哉！斯言兴灭继絶，治乱持危，真古怀诸侯之道也。至五年而辅始讨平之，郡县其地以福镇治之。七年而余孽简定煽乱，又命辅往讨，获之以归。九年陈季扩假复陈氏后以叛，复命辅往讨，获之以归。福抚治几二十年，交人戴福如父。中官马骐怙恩肆虐，为福所抑，诬福有异志。文皇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寝其奏。仁庙驿召福还，以兵部尚书陈洽代治。马骐激变，交人复叛，命将帅讨之，载福以往。我师失利，福为贼所得，皆下马拜馆，礼如昔，津送北归。至宣庙初，交人乞立陈氏后，命大学士杨士奇与杨荣谋之，咸曰：「十数年来兵民困于交阯极矣。汉弃珠崖，前史以为美。」遂从其请。至是而文皇择立陈氏复之初命始行，安南职贡惟谨，南人无兵革之扰，已为百年利。圣谟宏远，臣故备陈之。若预阻外徼生事之心，则犬马之愚也。
永乐七年，甘肃总兵何福奏：托克托布哈率所部来归。命谕德杨荣往同福处置。西宁侯宋琥奏：叛寇娄达衮逃居赤斤，防古衞将为边患。命丰城侯李彬▯之，且命杨荣往与计度可否。还奏曰：天时沍寒，人疲马瘠，不可行。且小敌不足烦大军，无几叛者复归。
臣良胜曰：「我文皇英畧葢世，而于怀绥边境慎重如此，此所以收内外宁谧之效也。」
右衍怀诸侯之义
中庸衍义卷十二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
译宋高宗绍兴元年，下诏说：“太祖皇帝开创基业并传下帝统，恩德惠及万世。神宗皇帝曾诏令封太祖的子孙一人为安定郡王，世代不绝。如今这一封爵之事未能施行，朕对此深感怜悯。有关部门应上报符合封爵条件的人选，依照旧例施行。”于是让燕懿王的孙子令畴袭封安定郡王。
臣良胜说：“高宗这道诏书，实在是天理和民众常道不可磨灭的体现。只有有了这道诏书，后来才有娄寅亮的请求，以及孝宗、理宗的即位；德昭、德芳的后代，都继承了帝业，从而终结了太祖的帝统。”
洪武初年，广东的何真率领他的官员属吏入朝觐见，皇帝下诏授予何真江西行省参政的官职。圣祖对他晓谕说：“天下纷争之时，所谓的豪杰有三种：能将乱世变为治世的是上等，能保护百姓、顺应时变、认清归附对象的是次等，依仗险固苟且偷安、给百姓带来祸害、至死都不悔改的，这就不值得谈论了。前不久大军逼近闽粤之地，你便诚心归顺，没有耗费一兵一卒之力，使得军队不流血，百姓安居乐业，可以说是识时务、通权变的人了。”何真叩头谢恩说：“从前周武王讨伐暴政以拯救百姓，诸侯不约而同前来归附的有八百之多。圣上铲除暴乱以安定天下，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四海之内都景仰追随。臣本是外邦之人，起初遭遇乱世，不过是聚集乡民，作为保全性命的打算，实在没有别的野心。如今有幸遇到大明王朝，如太阳普照天下，没有阴暗角落不被照亮，臣愚钝岂敢违背天命？”圣祖说：“那些能不给生灵带来灾祸的人，必定世代享受其恩泽。朕赞赏你的忠诚，考虑到江西靠近广东，因此特意授予你江西行省参政的官职，以表彰你归顺的诚意。古人说美好的名声是承载德行的车舆，美好的名声既然已经显扬，还要努力修养你的德行，来辅佐我们的国家。”
臣良胜说：查考秦朝历史，胡亥在位时，南海尉任嚣病重，将死之时，召见龙川县令赵佗对他说：“番禺背靠山险，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原人辅助，这里也可以成为一州之主，可以建国。”赵佗于是代理南海尉的事务。到了汉文帝时，才有赐予尉佗书信，让他入贡称藩罢了。光武帝对窦融，也赐书说：“必定有任嚣教导尉佗控制七郡的计策。”窦融归顺后，光武帝便任命他为凉州牧。如今何真所占据的地方，正是尉佗故国。无需檄文劝谕便归服，归服后又在近地任职，威德并行，比起文帝、光武的做法，远远超过了他们。
永乐五年，安南国陈王被黎季犛篡位杀害。文皇命令新城侯张辅统领八十万大军，前往问罪。贼军在沿江排列栅栏六七百里，水陆两路抗拒防守。王军扼守江口，攻破其坚固壁垒，于是包围多邦城。进攻交州，率军逼近清化城，摧毁其巢穴，招降夷民十余万。黎季犛逃入海中，张辅在醎子关屯兵。贼军袭击我军，朝廷击败了他们，擒获黎季犛及其两个儿子苍、澄。交南平定后，于是商议恢复古代的郡县制，由都、布、按三司统辖镇守。张辅回朝，进爵为英国公。任命刑部尚书黄福兼管三司事务，顺从百姓的愿望，革除百姓厌恶的事，慰劳安抚、训导告诫，告诫郡县官吏施行安抚百姓的政策。黄福鉴于这是新建立的邦国、新归附的百姓，更改法令、规划区划，无论事情大小，都尽心竭力。
臣良胜说：查考《名臣录》所记载的如上所述。曾经读《五伦书》，记载四年时文皇晓谕成国公朱能前往征讨，其中有说：“陈日煃在我太祖高皇帝时，率先归顺。陈日煃死后，他的后王被贼臣黎季犛杀害，黎季犛僭越称帝，将陈氏子孙几乎杀尽。罪人既已抓获，就选择陈氏子孙中贤能的人立为王，让他安抚治理一方。”唉，伟大啊！这番话体现了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治理乱世、扶持危局，真是古代怀柔诸侯的道理。到了五年张辅才开始讨平叛乱，在该地设立郡县，由黄福镇守治理。七年残余势力简定煽动叛乱，又命令张辅前往讨伐，抓获他带回。九年陈季扩假借恢复陈氏后裔之名叛乱，又命令张辅前往讨伐，抓获他带回。黄福安抚治理将近二十年，交人爱戴黄福如同父亲。宦官马骐依仗恩宠肆虐，被黄福压制，诬陷黄福有异心。文皇说：“这是君子不被小人所容。”搁置了他的奏章。仁宗皇帝派驿马召黄福回朝，任命兵部尚书陈洽代替他治理。马骐激起变乱，交人再次叛乱，命令将帅讨伐，载着黄福一同前往。我军失利，黄福被贼军抓获，贼军都下马拜见馆舍，礼节如同往昔，护送他北归。到了宣宗初年，交人请求立陈氏后裔，命令大学士杨士奇与杨荣商议，都说：“十多年来军民在交阯困苦极了。汉朝放弃珠崖，前史认为这是美事。”于是听从了他们的请求。至此，文皇选择立陈氏后裔以恢复其宗庙的初始命令才得以施行，安南职贡非常谨慎，南方百姓没有兵革的骚扰，已成为百年的利益。圣上的谋略宏大深远，臣因此详细陈述。如果预先阻止边境生事之心，那就是犬马般的愚忠了。
永乐七年，甘肃总兵何福上奏：托克托布哈率领他的部众来归顺。命令谕德杨荣前往与何福一同处置。西宁侯宋琥上奏：叛寇娄达衮逃居赤斤，蒙古卫将将成为边境祸患。命令丰城侯李彬讨伐他，并且命令杨荣前往与他商议是否可行。杨荣回来上奏说：“天气严寒，人疲马瘦，不可出兵。况且小敌不值得烦劳大军，不久叛贼又会归顺。”
臣良胜说：“我们的文皇英略盖世，而在怀柔安抚边境时如此慎重，这就是取得内外安宁效果的原因。”
以上阐发怀柔诸侯的意义
中庸衍义卷十二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