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十三

译祭祀祖先的礼仪最为盛大。《周礼》说：“在圜丘演奏音乐，极尽九次变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举出最盛大的例子，其他的就可以推知了。然而这些都是为了推崇德行罢了。所以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宗庙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这是礼乐的盛大，是和谐愉悦的极致，是推崇德行的最高境界。难道仅仅是说子孙的礼仪吗？

译周成王六年，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于是天下大为信服。乐舞名为《勺》，意思是能够汲取先祖的道统。又创作乐舞名为《武》，用来象征武王讨伐商纣的功绩。

臣良胜说：“明堂，在《孝经》中被认为是宗庙祭祀的场所，孟子认为是施行王政的大堂，《月令》中又说天子每月轮流居住其中。胡寅认为它是天子的外朝。其制度的细节，已经无法考证。大致上是青阳位于左侧，总章环绕右侧，玄堂在后，太室居中，上下象征天地的仪态，四方对应时序的次序，那么周旋之间具备辟雍的制度，规划之中有井田的规制。这难道不是周公制定的吗？夏代称为世室，商代称为重屋，周代称为明堂。周公的礼乐既已制定完成，于是在此颁布。其中所说的礼，就是现在所说的礼。周代的礼制在孟子时代，已经不能听闻其详细情况，而分封爵位俸禄又是政治中重大的事情，论述既然不同，典籍又经过秦朝焚书，而今天所保存的尚且是完整的书籍。因此后世多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旧制。汉代时已经失传，到了苻坚时期，韦逞的母亲独自能够通晓它，年纪已经八十多岁，命令博士向她受业讲习，设置红色帷帐，当时号称宣文君。推测现在所保存的版本，就是韦母所传授的。《勺》《武》之歌，《周颂》中完备了。而孔子对宾牟贾说：‘手持盾牌如山般屹立，是武王的事迹；发扬蹈厉，是太公的志向。’武舞的混乱都坐着，是周公召公治理的结果。又，舞蹈用来象征功绩的吗？”

汉高祖全部废除秦朝苛刻的仪法，改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喝醉了就胡乱呼喊，拔剑砍击柱子。高祖对此感到厌恶。叔孙通劝谏皇上说：“儒生难以与他们一起进取，可以和他们一起守成。我希望征召鲁地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一起制定朝仪。”高祖说：“难道很难吗？”叔孙通说：“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制各异。这两者都是根据时世人情来制定节制的文饰。我希望采集古礼与秦朝仪法混合制定。”高祖说：“可以试着制定，让容易知晓程度，我能做到的就实行。”鲁地有两个儒生不肯前往，说：“如今天下刚平定，死者尚未安葬，伤者尚未痊愈，又想制定礼乐。礼乐的产生，积累德行百年之后才可以兴起。我不忍心做您要做的事，您去吧。”叔孙通笑着说：“鄙陋的儒生不知时势变化。”于是和他征召的三十人向西进发，以及皇上左右的学者和他的子弟一百多人，在野外用草标划地演习。起初，秦朝拥有天下，采纳六国的礼仪，选取其中尊崇君主、压制臣下的保留下来。等到叔孙通制定礼制，大体上都沿袭秦朝的旧制。

司马光说：“礼这种东西，太重要了！用到自身，那么动静都有法度，而各种德行就完备了；用到家庭，那么内外有别，而九族和睦了；用到乡里，那么长幼有序，而风俗教化美好了；用到国家，那么君臣有次序，而政治成就了；用到天下，那么诸侯顺服，而纲纪端正了。难道只是在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到它而不混乱吗？凭借高祖的明达，听到陆贾的话而称善，看到叔孙通的仪制而叹息。然而之所以不能与三代王者并肩，弊病在于不学习罢了。在那个时候，如果得到大儒辅佐，用礼来治理天下，他的功业难道会止步于此吗？可惜叔孙通器量狭小，只是窃取礼的糟粕，来迎合世俗，获取宠幸罢了。于是使先王的礼沦没而不能振兴，直到今天，难道不痛惜得很吗！”

汉章帝时，博士鲁国人曹褒上疏，认为应当制定文制，编成汉代的礼制。太常巢堪认为，一世的重大典制，不是曹褒所能制定的，不可以准许。章帝知道儒生拘泥固执，难以与他们谋划开端，朝廷的礼制法令，应当及时建立，于是任命曹褒为侍中。武司马班固认为，应当广泛召集儒生，共同议论得失。章帝说：“谚语说在路旁盖房子，三年也盖不成。研究礼制的家，名为聚讼，互相产生疑异，笔不能落下。从前尧作《大章》，一个夔就足够了。”章帝召见曹褒，授予他叔孙通的《汉仪》十二篇，说：“这些制度散乱粗略，大多不符合经义，现在应当依照经义条列修正，使其可以施行。”

晋武帝重新制定元旦仪制，考察夏后、殷、周的典章，采纳秦汉以来的旧仪，混合使用。至于郊庙、明堂的礼乐，权且使用魏朝的仪制，大概是遵循周室，开始称颂殷礼的意思。

唐太宗命令房玄龄、魏徵与礼官学士等，依据隋朝的礼制，增加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今朔、陈兵太社等，作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这就是《贞观礼》。

唐玄宗命令李锐与诸学士刊定五礼。李锐去世，萧嵩继任。等到起居舍人王仲立请求依照显庆年间祈谷、大雩、明堂都祭祀昊天上帝。萧嵩又请求依照上元年间的敕令，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都听从了。新礼完成，呈上，号称为《开元礼》。

宋太祖时，太常博士聂崇义呈上《三礼图》，下诏太子詹事尹拙召集儒学之士会议。于是，翰林学士窦俨详细审阅，定为十五卷，下诏颁行，并且绘制在国子监讲堂的墙壁上。

神宗命令太常寺设置礼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人为详定官，太常博士杨完等人为检讨官。又命令龙图直学士宋

译敏求会同御史台、阁门礼院详细审定朝会防务的礼仪规范。

译洪武六年，礼官呈上考定好的礼仪。圣祖对尚书牛谅说：“礼，是国家的防范，人道的纲纪，是朝廷应当首先致力的大事，一天也不能没有。自从元朝废弃礼教，因循苟且多年，中原的礼制几乎完全改变。朕即位以来，日夜不忘，想着要振兴礼制，以洗刷污浊的习气。所以曾命令你们礼部制定礼仪，现在虽然已经成书，但应当再与各位儒生详细考议，斟酌先王的典制，以恢复中原的旧制，务必使人情长久成为定式，或许能符合朕的心意。”

圣祖告诫朝廷大臣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必定确立礼制来辨别贵贱，明确等级威严。因此汉高祖刚兴起时，就有禁止穿锦绣绮罗、禁止百姓操持兵器骑马的法令，历代都是这样。近世风俗沿袭，流于奢侈，民间百姓的服饰饮食居住与公卿没有区别，贵贱没有等级，僭越礼制败坏法度，这是元朝政治的失误。中书省应当就房屋、服饰颜色的等级，明确设立禁令条令，颁布到国内外，使各自有所遵守，以端正名分。”

臣良胜说：孔子曾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可以知道。”世代相承，因循变革兴办礼制，补救弊端并举正偏颇，都是英明君主所想要做的。如果汉高祖混杂秦代的仪制，于是长久废弃了周代的礼制；曹褒独自学习众人议论，多遗失了晋武帝的制度，虽然想要包举并行，却权宜使用魏代的仪制。魏代的仪制原本是在文帝朝防范洛阳宫时，跟随汉代仪制而来的。傅玄等人，又凭什么承担制作礼制的责任呢？贞观年间的礼制由房玄龄、魏征制定，固然都是河汾旧学的传承。但王通曾对房玄龄和魏征说：“先辈虽然聪明通达，但不是董仲舒、薛宣、程颐、仇览之比；虽然遇到明主，必定在礼乐方面感到惭愧。”这是他们的师门已有定论，而议论者也责备房玄龄、魏征不能发扬师道的道理，使王通的教化郁结而不施行，这就是所谓在礼乐方面感到惭愧。开元年间又比这更差。宋神宗礼局所定的礼制，都是建隆年间窦俨详细审阅的制度。但在他即位第四年，采纳王安石的建议，特别废除《仪礼》，春秋科举不以取士，学校不设官职，经筵不进读，那么当时所设置的详定检讨官，就不能说是恢复古制了。胡安国说其效果，使风俗日益败坏，没有人能遏制。那么元朝放弃礼教，是有原因的。我们圣祖一举振兴它，全部恢复古雅的正常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礼乐等待人才得以施行。确实如此！

右边是论述因循变革的礼制。

《祭法》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郊祭鲧，祖祭颛顼而宗祭禹。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冥，祖祭契而宗祭汤。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

石梁王氏说：“这四代禘祭、郊祭、祖祭、宗祭的各种经典，没有所见，多有可疑之处，混杂以纬书，更加纷乱错杂了。”

苏辙说：“礼所实行的，是义所允许的。所以礼虽然先王没有过，也可以根据义来兴起。舜、禹拥有天下，是先王所没有的。所以尧虽然不是父亲，但他的功德记载于后世，不可以不宗祭。瞽瞍虽然是亲人，但对人没有功劳，不可以私下享祭。这两者都是义。至于夏后氏郊祭鲧而宗祭禹，这是禹的子孙的礼制。”

臣良胜说：记载礼制的人在这段关系很大，大概是古今帝王祭祀上天、享祭上帝、尊崇祖先、严敬父亲的礼制。而《国语》所载在这里略有不同，有虞氏郊祭尧而宗祭舜。按照《礼记》则舜宗祭尧而不及瞽瞍，到禹郊祭鲧，尧舜都废弃祭祀了。苏辙于是说鲧因为治水而死，应勤勉事奉的法度，所以为子孙的礼制。以舜不宗祭瞽瞍，而禹郊祭鲧，都是义。然而由舜的道，不是用来对待父子的；由禹的道，不是用来对待君臣的。《尚书》记载舜接受禅让则说“受命于文祖，文祖是尧的祖庙”；禹接受禅让则说“受命于神宗，神宗是尧的庙”。以尧为神宗，那么舜宗祭尧可知。禹接受舜的天下却立刻改变其制度，并废弃尧舜的祭祀，而尊崇他的父亲，如果禹不是圣人，或许还会这样做，自己不是天下万世的公义，谁说禹是圣人而有这样的行为呢？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臣认为郊祭禘祭是古礼，配天严父是周代的制度。《尚书》说：“于是类祭于上帝，说至于岱宗，柴祭说格于文祖，说归格于艺祖”，都是分别祭祀。到周公之后才有郊祭后稷以配天，宗祭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以有冬至的郊祭，又有孟春祈谷的郊祭，所以称为两郊，而礼文又不同于古代。《思文》的诗，是后稷配天的乐；《我将》的诗，是文王配帝的乐。如果虞夏本来就有宗祭舜、郊祭鲧的制度，周公沿袭而实行，《孝经》不认为这是周公的专美了。况且宗祭的说法，也只是以其功德盛大足以配上帝而如此，如果只限于尊父的礼制，那么当世一改变，在成王时代就宗祭武王，康王时代就宗祭成王才是对的。为什么整个周代都没有听说改变文王的呢？这是严父配天的说法，也只是就周公初制此礼而言，不是通世的通礼。只有这个义理不明白，而后有圜丘、方泽、雩祀、地祗、明堂各以其祖父而分配之，如《开元礼》那样，犯义为孝，献佞为忠。

译这大大违背了周公的本意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呢？《国语》是依据周代的制度并沿袭上古时期的史实，属于文辞胜于事实的史书。通晓礼制的学者如果不以《诗经》《尚书》中的经典要旨为根本，反而拘泥于传记中的虚假记载，那么违背天下万世共同正义的情况就很多了。

译汉文帝增加祭祀且不祈求福佑的诏书说：“我得以手持牺牲、圭璧和币帛来侍奉上帝与宗庙，至今已经十四年，岁月越来越长。因为我愚钝不明却长久地统治天下，我内心非常惭愧。应当广泛增加各祭祀坛场的圭璧和币帛。从前先王施行恩德深远而不求回报，遥望祭祀而不祈求福佑，尊重贤人而疏远亲属，先考虑百姓而后考虑自己，这是极其光明的境界。如今我听说祠官祭祀的福佑，都归于我自身，而不是为了百姓，我对此深感惭愧。凭着我无德的资质，却独自享受美好的福佑，百姓不能共享，这是加重了我的无德。因此命令祠官恭敬地祭祀，不要有所祈求。”

汉宣帝亲自奉行祭祀，下诏说：“听说天子尊崇地祭祀天地，修缮祭祀山川，这是古今通行的礼制。近来对上帝的祭祀缺失而没有亲自参与，已有十多年，我非常恐惧。我亲自整顿身心斋戒，亲自奉行祭祀，为百姓蒙受吉祥之气，获得丰收之年。”魏明帝在委粟山营造圜丘，下诏说：“曹氏的世系出自虞舜，现在祭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享，称圜丘为皇皇帝，方丘所祭祀的为皇皇后地，以帝妃伊氏配享。天郊所祭祀的为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享。地郊所祭祀的为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享。”臣良胜说：“杞国郊祀的是禹；宋国郊祀的是契。因为天子之后存留祭祀所以有郊祀，因为诸侯的郊祀配享没有祖先，所以援引及此。后世沿袭这个做法，于是想要推崇他们的出身，如曹魏以篡位之统而上溯配享帝舜，李唐无所称述，却显扬他们的祖先老子李耳，这太不合常理了。至于用帝妃父母分别配享天地，亵渎僭越没有章法，这就叫做扰乱国家的伪制，难道是礼制吗？”

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谏议大夫贾鲁上奏说：“郊祀和庙祀，都有禘祭。在庙中举行禘祭，则祖宗合祭于太祖；在郊外举行禘祭，则地祇和群望合祭于圜丘，以始祖配享。如果有大事的大祭，就不是常规的祭祀了。”《三辅故事》记载：“在圜丘祭祀，上帝和后土的位置都面向南方，那么汉朝曾经合祭了。”当时认为贾鲁的话是对的。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在南郊举行祭祀。皇帝登上祭坛，皇太子跟随奠祭。当时连续多日阴天下雪，当天早晨仍然云雾昏暗。等到登上祭坛，烟雾消散，风景清朗，礼乐文物昭示感应。礼仪结束后，礼官诵读谢天瑞文。

宋仁宗曾经对辅佐大臣说：“前代礼神有祭玉，如今只焚烧玉，岂不是缺失了礼制？我侍奉祭祀天地祖宗，难道会吝惜宝玉吗？”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典礼。敕令内府寻找美玉，恰逢回纥进贡数十块玉璞，剖开都很精美，制成琮璧九种器物，每种两个，祭玉的完备从此恢复。

宋光宗绍熈二年，在圜丘合祭天地，风雨大作，黄坛的蜡烛全部熄灭，不能完成礼仪，于是停止。

本朝丘濬说：“圣祖刚得到天下时，筑坛设立南北郊，冬至在圜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完全依照周礼的制度。实行几年后，风雨不按时节，上天多有变异，于是决断于圣心，恢复合祭的礼仪，而在正月行礼。凡所谓六宗、山川、群臣，都各自设立坛位从祀，大概是在四千多年之后恢复了虞朝的典制。每年正岁的吉日，天子亲自祭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别命令群臣各自献祭二十四坛。实行百年，神祇享用并回应，吉祥的征兆屡次应验。能够承受天地之心，而普遍招致明灵的降临，不是一日之功了。”

臣良胜说：丘濬的话，大概有博求古今重要典章的意义。圣祖的制度，大概是斟酌万世常行的做法。祭祀天的礼仪，始于《虞书》，舜接受天命，而类祭则及于山川；巡狩而柴祭，则实行方望。这是地因天而祭祀。鲁国僭越天子的郊祀，占卜而不从，于是实行望祭。传述者说：“有虞氏接受天命而望祭，因于类祭；巡狩而望祭，因于柴祭。不郊祀而望祭，所以受到讥讽。”鲁国使用郊祀，孟春乘坐大辂，载着弓矢，在郊外祭祀帝。周历的孟春，是夏历的建子月。然而说占卜日期，那么又不是以冬至日为定期了。《王制》说：“祭祀天地的牛，角像茧栗。”《郊特牲》说：“器具使用陶器和匏瓜，象征天地的本性。”《周颂》说：“昊天有成命。”《诗序》说：“祭祀天地。”商汤讨伐夏桀，用纯色牡牛，向上帝祷告。神后武王讨伐殷商，向皇天后土祷告。《易经》说：“作乐崇德，殷勤进献于上帝，以配享祖考。”《周礼》说：“大宗伯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不说祭祀地，是什么名分呢？《祭法》说：“禘祭黄帝而郊祀喾，禘祭黄帝而郊祀鲧。”《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说祭祀地，配享什么呢？《周礼》说：“王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不说祭祀地，穿什么衣服呢？而且大裘也不是夏至适宜穿的衣服。大概是因为天统辖地，举重而言。苏轼在元祐年间议论合祀的礼仪说：“祭祀上帝则地祇也在其中。”朱熹说：“社祭地，又国中的大社，适宜于冡土。”所以君子说：“说郊祀就兼指后土，说社祭就兼指稷，这是对的。”只有《周礼》太师乐有记载：“乐六变而天神降，八变而地

译祗出。」这并不是说两次祭祀时音乐的变化不同，而是指一次举乐，天地感应感格有先后罢了。胡宏认为这是类似祝巫制造怪诞的言辞，吴徵认为这不合常理，两者自相矛盾。至于用苍璧礼敬上天，用黄琮祭祀大地；在泰坛祭祀上天，在泰圻祭祀大地，或许也是沿袭前代的祭祀，只是分设祭坛和使用的器物有所不同罢了。至于在隆冬时节露天祭祀，就有宋代皇坛蜡烛熄灭的担忧；在盛夏时节疾行奔走，侍卫人员劳累困顿，强作庄重的仪容，肃穆恭敬的心意，或许会出现叔弓临事时的变故。圣祖在岁首合祭天地，并建立殿屋加以尊崇，能创立制度的人称为圣，或许其中存有深意。愚臣浅陋，哪里能够窥见这深奥微妙的万一呢。

译圣祖建造观心亭，召见学士宋濂，对他说：“人心虚灵，秉承气机出入，持守并保存它是很困难的。我不敢让自己空闲安逸，好比鱼在井中，难免跳跃挣扎，终究不能超越范围。何况在天地宗庙祭祀时，尤其应当恭敬警惕。斋戒的日子，必定端正地坐在亭中，内视反听，向上契合冲虚寂漠的境界，体悟大道凝聚精神，真诚专一没有二心，希望在举行祭祀的时候，面对上天，仿佛神灵就在上方。你为我写篇记文，传示给后代，使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志，让他们不懈怠并更加防备。”宋濂拜手叩首，高声说道：“这颗心如果得以存养，动静都符合大道，这是建立中正至极的根本，清明而不受干扰，各种功业都会兴盛。否则就会像天飞渊沉，只顺从欲望而不能有所成就，治乱的关键，起初非常细微，不可不谨慎啊。”

东阁大学士吴沉进献《精诚录》。在此之前，皇上将要祭祀太庙，在武英殿斋戒，召见吴沉等人对他说：“我阅读古代圣贤的书，他们垂示训诫确立教化的大要有三点：一是敬天，二是忠君，三是孝亲。如果君主能敬天，臣子能忠君，儿子能孝亲，那么人伦之道就确立了。然而这些话散见于经传之中，不容易把握其要领。你们将圣贤所说的这三件事，分类编辑，以便于阅览。”至此，书编成，皇上阅览后认为很好，赐名为《精诚录》，命吴沉作序。

文皇在武英殿，阅览《存心录》，看着翰林侍臣说：“刚才看到慕容超郊祀时，有异兽出现在祭坛旁边；隋炀帝祭祀圜丘，遭遇暴风，没有完成礼仪就退下了。后来这两个人都很快灭亡。古人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善行就降下吉祥，不善就降下灾祸，只是各自以同类相应。’又说：‘祭祀的时候，固然应当诚敬，也必须平时积累善行，才能获得福报。如果平时所行违背道德，而在临祭时一时表现出恭敬，哪有获得福报的道理？’”

臣良胜说：“宝贵的谟训，未能全面阅览，而典籍所记载的，仅得其大概。然而吃一块肉，已经足以沾染九鼎全牢的美味。仰窥祖宗在郊祀典礼上，只在于仁孝诚敬的极致，以端正其根本；至于礼仪形式的末节，考察古代适宜当今，有不拘泥的地方罢了。”

右篇论述郊祀之礼

萃亨王假有庙

程颐说：“王者荟萃天下的大道，以至于有宗庙是极致的。众生极其众多，却能统一他们的归依仰慕。人心不知其趋向，却能使其诚敬。〇神灵不可测度，却能使其降临。天子荟萃人心，总摄众志的大道，没有比宗庙更荟萃大道的了。祭祀报答根本在于人心。圣人制定礼仪以成就其德行。”臣良胜说：“天下的事物，有荟萃有离散，都有形可见有声可闻，凡是离散而能荟萃的，都称为荟萃。只有祖宗去世后魂升魄散，看不可见听不可闻，只有建立宗庙设立神主，好像有所凭依而荟萃他们。所以当祭祀的时候，精诚感通，气息凄怆，好像看见他们的容貌，听见他们的声音，洋洋乎在上方在左右了。既然无形声可见闻的，还有可以荟萃的大道，何况天下人心，难道没有大道来荟萃他们吗？”

咸有一德。说：“唉！七代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

蔡沈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七庙亲尽就迁祧，一定有德行的神主就不迁毁。所以说：‘七代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

臣良胜说：天子七庙，是古代的制度。到了周朝而有文王、武王的世室，百世不迁，后世于是沿袭此而有天子九庙的制度，德行深厚流传光大，本来就是这样。到了汉朝而有同堂异室的制度，实际上是一座庙祭祀九代。到了宋朝而太祖、太宗以兄弟同为一代，蔡襄上奏九庙十一代的制度，朱熹还说：“甚至没有地方容纳鼎俎，而暗中减少了数目。”臣想伊尹在太甲时陈述这个，说七代的祖先始祖，始祖百世不迁的，像商朝的契，太祖则是汤。后来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三宗加上二祖都不迁，那么五庙就没有迁毁的主了，只留下两座庙。商王即位，兄弟相及的很多，沃丁与太庚，祖辛与沃甲，祖丁与南庚，是两人；小甲与雍己，太戊、仲丁与外壬、河亶甲，是三人；阳甲与盘庚、小辛、小乙，又是四人。如果以兄弟同为一代，那么一座庙应当排列数个神主；如果各为一代，那么五庙不毁。兄弟相及的，祭祀不及曾祖、三及、四及的，又怎么作为庙数呢？这些都是古礼不可考据的，臣所以列举出来等待纠正。

大传说：“礼，不称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享。”

方氏说：“这是禘祭。因为它不是四季的常祀，所以称为间祀；因为它及于祖之所自出，所以称为追享；因为它比常祭特别隆重，所以称为大祭；因为它还像侍奉生者一样有献享，所以称为四献祼。名称虽然不同，所以通称为禘。”

大事于大庙跻僖公

左氏说：这是逆祀。于是，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尊崇僖公，并且明白地说：“我看见新〇大，所以〇

译祭祀小宗，先祭大宗后祭小宗，这是顺理成章的。推崇圣贤，这是明智；明智且顺理，才符合礼制。」君子认为这样做是失礼的。礼制没有不顺理的情况，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却违背了顺序，这能叫合乎礼吗？你虽然像齐圣那样贤明，但长久以来都不先让父亲进食。所以禹不先祭鲧，汤不先祭契，周文王、周武王不先祭不窋。宋国以帝乙为始祖，郑国以厉王为始祖，这都是尊崇祖先的做法。因此《鲁颂》说：「春秋祭祀不懈怠，享祀没有差错。伟大的天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君子说：礼制，是说后稷亲近而先祭天帝。《诗经》说：「问候我的各位姑母，进而问候伯姊。」君子说：礼制，是说伯姊亲近而先祭姑母。孔子说：「臧文仲有三件不仁的事，三件不明智的事：压制展禽，废除六关，让妾织蒲席，这是三不仁。制作虚饰的器物，纵容逆序的祭祀，祭祀爰居海鸟，这是三不知。」

译胡安国说：“大事是指合祭，即把群庙的神主集中供奉在太庙，将僖公的神位升排在闵公之上。闵公、僖公两位国君，按亲属关系是兄弟，按名分则是君臣，之所以说这是逆祀，是因为兄弟之间没有先尽君臣之礼。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所以《左传》说：‘祭祀是国家的重大事务，违背礼制可以吗？’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应在父亲之前受祭，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公羊传》说：‘所谓逆祀，就是先祭父亲而后祭祖父。’《谷梁传》说：‘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父。’闵公、僖公并非祖父和父亲，却称他们为祖父和父亲，为什么呢？因为臣子和儿子在礼制上是一样的。”

臣良胜说：“君臣关系是尊卑的极致，父子关系是亲情的极致。权衡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确立是非的公道。就像石碏对待他的儿子，弃疾对待他的父亲那样，有时为了伸张君臣大义而委屈父子亲情，更何况是兄弟呢？所以汉宣帝作为昭帝的继承人，唐宣宗以叔父身份继承侄子，李景让坚持不拜的议论，都被当时的人所轻视。到了元顺帝祭祀太庙时，宁宗的宗室问说：‘我是宁宗的兄长，应当下拜吗？’刘闻回答说：‘宁宗虽然是弟弟，但在他做皇帝的时候，陛下是他的臣下。春秋时，鲁闵公是弟弟，僖公是兄长。闵公先做国君，在宗庙祭祀中，没听说过僖公不下拜的。陛下应当下拜。’于是顺帝下拜。唉！连元朝的君臣都知道审慎考量以成就礼制，在中国又应当如何深刻反省呢。”

汉元帝罢除郡国宗庙的诏书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顺应时势制定法度，根据事情制定适宜的措施。过去天下刚刚平定，远方尚未归顺，曾经凭借亲近的关系设立宗庙，这是建立威严、消除隐患、统一民心的最大权宜之计。现在依靠天地神灵、宗庙福佑，四方统一，外藩进贡任职，长期遵循而不加确定，让疏远卑贱的人共同承受尊贵的祭祀，恐怕不符合皇天祖宗的心意。我很担忧。《论语》不是说吗：‘我如果不亲自参与祭祀，就像没有祭祀一样。’请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各位大夫、博士、议郎一起商议。”

关于宗庙礼仪的诏书说：“我听说帝王以有功者为祖，以有德者为宗，这是尊尊的大义。保留四代亲庙，这是亲亲的至恩。高皇帝为天下诛灭暴乱，接受天命成为皇帝，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孝文皇帝，身为代王，吕氏作乱，天下动荡，然而群臣百姓无不全心归附，但他仍然谦逊辞让后才即位。他消除秦朝的暴政遗迹，兴起三代的风气，因此百姓安宁，都获得幸福，德行没有比这更盛的了。高皇帝作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作为太宗，世代承继祭祀，流传无穷，我非常乐意这样。”

宋太祖建隆元年，张昭等人请求依照隋、唐以来的制度设立四代亲庙，太祖听从了。又下诏商议追尊四代祖先的谥号。于是判太常寺窦俨上奏议论：尊高祖眺为僖祖文献皇帝，曾祖珽为显祖惠元皇帝，祖父敬为翼祖简恭皇帝，妣都封为皇后，父亲宏殷为宣祖昭武皇帝。太祖在崇元殿，备齐礼仪册封任命，于是将神主安放在宗庙。定下制度，每年在四孟月及季冬，共五次大祭；每月初一、十五进献食物和新物，三年一次合祭，在孟冬；五年一次大祭，在孟夏。

朱熹说：“臣认为太祖接受天命之初，来不及做其他事情，首先尊崇四代祖先的宗庙。后来因为太祖受命建立基业，应当作为始祖，在合祭时面向东坐。那僖祖起初没有功德，亲尽应当迁入祧庙。”但我深入考察他的说法，并用人心所安来衡量。那么僖祖是太祖的高祖父，虽然历经世代久远，功德没有流传，但在四代之后，诞生了神圣的孙子，顺应天命人心，使百姓安宁，他的功德不一定非要亲自去做，然后才算盛大。

神宗商议尊僖祖为始祖，少府监孙固议论说：“汉高祖因为得到天下，与商周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成为始祖；光武帝中兴汉室，不敢以舂陵为祖，而以高帝为祖。宋朝拥有天下，传之万世，是太祖的功劳，不应当废除他的祭祀。请求以他为始祖，而为僖祖另外设立宗庙，在禘祫之日，供奉他的祧主，面向东坐以伸张他的尊贵，符合所谓‘祖因孙而尊贵，孙因祖而谦抑’的意思。”韩琦看到后赞叹说：“孙公的这个议论，足以不朽了！”

宁宗时，赵汝愚请求将僖祖、宣祖迁入祧庙，确立太祖面向东坐的位置，诏书听从了。在此之前，英宗祔庙，已经迁走了顺祖；钦宗祔庙，又迁走了翼祖；高宗升祔，于是成为九世十二室。到了这时，孝宗将要升祔，想要迁走僖祖、宣祖，赵汝愚极力主张这个议论。朱熹争辩说：“宋朝以僖祖为始祖，就像周朝以后稷为始祖；太祖像文王，太宗像武王，都是百世不迁的。只是以太祖追尊僖祖为帝的心意来推想，就知道太祖今日在天之灵，必定有不忍心而不敢承担的地方。”并且写信给赵汝愚说：“丞相以宗室身份入朝辅佐王室，无故毁坏撤除祖庙，以快其私欲，其不祥也太严重了！”

汉刘歆关于毁坏宗庙的议论说：“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五座。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影响深远，德行浅薄的人影响浅近。”《春秋左氏传》说：“名位不同，礼数也不同，从上到下，递减两级是礼制。”七，是政治法度中可以常数的数目。宗不在这个数目之中，宗是变通的。如果有功德，就尊为宗，不能预先设定数目。所以在殷朝，太甲是太宗，太戊是中宗，武丁是高宗，周公

译制定《无逸》的告诫，列举殷代三位先王的事迹来勉励成王。由此说来，宗庙的数量是没有定数的。然而，用来劝勉帝王功德的广博程度，也就显而易见了。

译唐代韩愈在《禘祫议》中说：“臣广泛搜集前人的言论，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殷朝以王亥为始祖，周朝以后稷为始祖，在太祖之上，都各自称帝。又因为他们的世系年代已经久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太祖得以占据面向东边的尊位，子孙则按照昭穆的次序排列。礼制中所称述的，大概是为了记录当时适宜的作法，并不是传给后代的固定法则。《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排在父亲之前受祭。’这是说儿子要为父亲委屈退让。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懿祖来说却是子孙。在举行禘祫大祭的时候，献祖应当居于面向东边的尊位，景皇帝应当跟随昭穆的次序排列。祖先因为孙辈的尊贵而受尊，孙辈因为祖先而委屈退让，探求神道的意旨，难道远离人情吗？又因为日常祭祀很多，合祭很少，那么太祖所委屈的祭祀最少，所伸张的祭祀最多。比起伸张孙辈的尊贵、废除祖先的祭祀，不也更为顺理成章吗？”

汉哀帝时，建立共皇庙，师丹议论说：“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是母亲跟随儿子、妻子跟随丈夫的道义。现在想要设立官职、配置官吏，车马服饰与太皇太后相同，这都不是用来彰显‘尊无二上’道义的做法。定陶共皇的号谥以前已经确定，不能再更改。礼制规定，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祭祀时用天子的礼仪，但代表受祭者的尸穿着士人的衣服，儿子没有爵位高于父亲的道义。尊崇父母，作为继承人就是别人的儿子，所以为所继承的人服斩衰三年，而降低对亲生父母的服丧为期年。这是为了明确尊崇本宗祖先而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所以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现在共皇长久作为一国的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经完备。陛下继承先帝，特别重视大宗承奉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道义上不能再奉定陶共皇的祭祀进入他的宗庙。现在想要在京城立庙，让臣下祭祀，这是没有主祭人的。又因为亲尽应当毁庙，白白去掉一国太祖不毁的祭祀，而去就范没有主祭人、应当毁庙且不正规的礼制，这不是妥善厚待共皇的做法。”

宋仁宗时，有人上书请求建立刘氏七庙，太后拿此事询问辅政大臣，众人不敢回答，只有鲁宗道进言说：“如果建立刘氏七庙，那嗣君该怎么办？”于是作罢。臣良胜说：“礼制的条文繁杂漫衍，所持观点各不相同，然而依据古典，防范人心，本来就有折中而归于正道的方法。天子七庙，是常规；亲尽而祧迁，是常规；太祖面向东边，也是常规。如果像刘歆的议论，宗不可以作为常数，这是在始祖不祧之外，又有功德称宗的，如商朝的三宗，这是在七庙之外，另有功德之庙，如文武世室一样。然而西汉以高祖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不像商周那样推及到契、稷。唐朝以景皇帝为太祖，那是高祖父。韩愈关于禘祫的议论，想要让献祖占据面向东边的尊位，那么唐朝以高祖的父亲为始祖，而景皇帝的祖父已经在祧位，日常祭祀就停止了。宋朝孙固想要尊崇僖祖于禘祫，如同韩愈的议论，只是另外立庙，那么也是就祧位而日常祭祀，尊崇于太祖，这就是朱熹的意思。朱熹想要保留九庙十二室的制度，就是刘歆的议论，而始祖以僖祖百世不祧，上比商周的稷、契，这就完备了。那些做浅薄议论的人说：‘功德没有流传’，完全不想想士人有一点荣耀，商人有几两金的积蓄，农家有百亩的产业，都推本认为是先世的恩泽，说是积善之家的余庆。何况以万乘之尊，万世之业，而说不是先世积累才导致这样的吗？只是封建制度已经废除，任命官员不选择有德行的人而称颂他们，所以隐德没有流传，不像稷、契当初任命官职、封建国土，史书世代有所记载罢了。况且听说宗庙的制度，有德厚的道理，也有亲厚的道理。凡是议论庙祀，臣想要从厚道的一方，如朱熹的说法，然后才是厚道的极致。至于师丹、宗道的议论，又符合变通中的变通，而依赖有这样的议论，所以一并记录。”

本朝仁祖忌日，圣祖到宗庙祭祀完毕，退到便殿，哭泣不止。随后对起居注詹同说：“过去我的父亲在这个月六日去世，哥哥在九日去世，母亲在二十二日去世，一个月之间，三次丧事相继而来，我怎么能承受这终身的悲痛？想到丧事到了极点，呜咽不能自持。左右的人都哭泣，不敢抬头看。”中书礼部定奏：“天子亲自祭祀圜丘、方泽、宗庙、社稷，如果京城三皇、孔子、风云雷雨、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贤等祭祀，则派遣官员致祭；郡县设立社稷，由主管官员春秋两季致祭；平民祭祀里社、土谷之神以及祖父母、父母，并且可以祭祀灶神，这些都记载在祀典中。其余不应当祭祀的，一并禁止。”

圣祖告诫他们说：“凡是祭祀的礼仪，进献丝帛，与神明交接，费用出自国库，神明必定喜爱。如同平民烧纸钱、瓣香，都可以感通神明，不因为菲薄而不享用，为什么呢？因为所得之物，都是他们自己劳动所得。如果国家仓廪府库所积累的，乃是百姓的脂膏，用这些来制作尊醪爼馔，充实神庭，祈求福祉，以私利于自身，神明可以被欺骗吗？只有为国家、为人民祈祷，如水旱疾疫、战争之类，才可以。”

臣良胜说：古代天子七庙，各自有殿堂；自从汉明帝以后，才开始有同堂异室的制度。议论的人常常想要恢复古制，然而曾经听说季氏大夫祭祀，因为时间不够而接着点蜡烛。另一天，子路祭祀，省略了繁琐的礼仪，天亮时进行

译处理祭祀之事，晏朝之后便退下，孔子认为这符合礼制。如果天子以尊贵安逸的体统，穿戴好冕服，亲自进行灌献之礼，整天完成九次献酒，以此遍祭七座宗庙，即使是身强力壮的人，也认为难以做到。至于按时遣官祭祀却一并废除，所以汉高祖对叔孙通说：“估量我所能做到的，就那样去做。”创业的君主，为后世考虑，真是深远啊。我曾提出建议，认为别庙的制度，最终难以修复；而异室的制度，尚需严密深邃。世代的祭祀不限于创业之君，应当如刘歆所说，宗庙没有固定的数量，凡是有功德的，就尊奉于世室，足以劝勉守成的君主；配祀不限于武功，应当如景灵宫的制度，世代有辅佐之臣，凡建立功勋业绩的，就列于两庑，足以激励中兴的大臣。只是惭愧我的精诚不足以向上感动天心，疏浅不足以向下迎合时论，因此搁置未能实行。我怀着不尽的恳切之情，期望在今天得以施行。

译太宗对侍臣说：“听说近来风俗的弊病，在于对侍奉佛事过于严苛，而对侍奉祖先却十分简略，确实有这种情况吗？”侍臣回答说：“偶尔有这种情况。”太宗叹息说：“这大概是教化不明导致的过错。我在奉先殿早晚恭敬地参拜，未曾敢有怠慢。有时即使生病，也强撑病体行礼。世人对于佛老竭力崇奉，而在奉先的礼仪上却简略，大概是沉溺于祸福的说法，而蒙蔽了根本。想要引导并纠正这种风气，应当从我开始。”

臣良胜说：天子设立七座宗庙，建在外朝的东边，这是合乎礼制的。祖宗又在宫中建立奉先殿，作为早晚参拜的地方。这是以义理来制定礼仪。大概天子每天必须到宗庙参拜，礼仪会显得繁琐，繁琐就会流于轻慢。人子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每天不禀告见面，礼仪会显得简略，简略就会流于怠慢。因此早晚在宫中表达敬意，祭祀时在宗庙中对应祖先，这是礼仪的极致，义理的穷尽。所以太宗说：“即使有病，也强撑病体行礼”，用来引导天下走向正道的关键，实际上就在于此。有的人认为这是超过了礼制，而提出节省劳力、从简处理的建议，臣却听说：程颢说：“人子对于父母，没有过分的事情，凡是力所能及的，都是理所应当的。”又说：“君主一天中接待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那么所谓的节省劳力，还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臣不胜犬马般忠诚恳切之心。

以上论述宗庙的礼仪。

《玉藻》说：早晨辨别天色，开始入宫。君主日出时上朝，退朝后前往路寝，处理政务。派人去查看大夫，大夫退下后，君主才前往小寝，脱下朝服。

陈澔说：“臣子入宫通常较早，君主出宫通常较晚，这是尊卑的礼制。上朝会见群臣，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情义；听政前往路寝，是为了决断可否的计划。释服，是脱下朝服。”

《舜典》说：“五年一次巡守，诸侯四次朝见，陈述奏议以言语，明确考察以功绩，赐予车服以表彰。”

蔡沉说：“五年之内，天子巡守一次，诸侯来朝四次。天子、诸侯虽然有尊卑之分，但一来一往，礼仪无不回应，所以上下交通而远近和谐。”程子说：“陈述奏议以言语，是让各自陈述治理的说法，言语好的，就随之明确考察其功绩，有功就赐予车服以表彰其特殊，言语不好的，也有告诫他的方法。”

《周官》说：“六年，五服诸侯一朝见。又六年，天子于是巡守，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大大明察罢黜与升迁。”

蔡沉说：“五服，是侯、甸、男、采、卫。六年一朝见，前往京师。十二年，天子一次巡守。时巡，如同舜的四仲巡守。考察制度，如同舜的协调时月正日、统一律度量衡等事。诸侯各自朝见方岳，如同舜的肆觐东后。大大明察罢黜与升迁，如同舜的罢黜幽暗、升迁光明。疏密不同时间，烦简不同制度，帝王的治理，因时损益，可见一斑。”

《鹿鸣》诗说：“呦呦鹿鸣，吃野生的芩草。我有嘉宾，鼓瑟弹琴。鼓瑟弹琴，和乐且深沉。我有清酒，用来宴乐嘉宾的心。”

范氏说：“用礼来供养，用乐来娱乐，用实物来款待，用诚心来寻求，这就是得到他们心的原因。”贤者难道会因为饮食币帛而喜悦吗？如果婚姻礼数不完备，贞洁的女子就不会出嫁；如果礼乐不完备，贤者就不会留居。贤者不留居，又怎么能快乐并尽心呢？

《采菽》诗说：“采菽采菽，用筐筥盛装。君子来朝，用什么赏赐给他？虽然没有路车乘马，又用什么赏赐给他？〇衮及黼。”

朱熹说：“采菽，采菽，就一定有筐筥盛装。君子来朝，就一定有赏赐给他。又说现在虽然没有赏赐给他，但已经有路车乘马、〇衮及黼的赏赐了。这样说，是喜爱没有止境的意思，还觉得微薄。”

臣良胜说：“朝廷的礼仪，固然有很多方面，而早朝、巡守、述职、宴赐，是其中大的方面。”

汉文帝时，邓通正受宠爱。申屠嘉入朝，而邓通站在皇上旁边，有怠慢的礼节。申屠嘉奏事完毕，于是说：“陛下爱幸群臣，就让他们富贵，至于朝廷的礼仪，不可以不严肃。”罢朝后，申屠嘉坐在府中，发檄文召邓通到丞相府，不来就斩首。邓通害怕，告诉皇上。皇上说：“你只管去。”邓通到丞相府，免冠赤脚磕头谢罪。申屠嘉坐在那里像平常一样，不施礼，责备说：“朝廷是高帝的朝廷。邓通是小臣，在殿上戏弄，大不敬，应当斩首。”官吏合力要斩他。邓通磕头出血不停，皇上估计丞相已经困住邓通，就派使者持节召邓通并谢丞相说：“这是我的弄臣，您放了他。”邓通回来后，对皇上哭泣说：“丞相几乎杀了我。”

宋太宗去世，皇后派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商议立谁为帝。吕端知道有变故，骗王继恩进入书阁，于是锁住他，派人看守，急忙进入宫中。皇后问吕端说：“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现在将如何？”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现在刚弃天下，怎么可以立刻违背命令有异议呢？”皇后沉默，于是奉太子到福宁殿即位。太子即位后，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平立在殿下，不拜，请卷起帘子升殿，审视然后下阶，率领群臣拜见。

译臣良胜说：“有幸遇到贤明的君主，确立并安定皇位继承人，而朝廷的议论谨慎严肃，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吗？况且讨论斩杀宠幸的臣子，锁拿奸邪的宦官，都是宰相职权和宰相功业中难以做到的事。文帝向来宽容臣下遵守法度，而太宗称赞吕端‘在大事上不糊涂’，这就体现了这一点。”

译汉光武帝东巡，群臣上书说：“陛下即位三十年，应当封禅泰山。”光武帝下诏说：“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为什么要玷污七十二代帝王的记录呢？”群臣不再进言。后来光武帝阅读《河图》《洛书》中的祥瑞符命，上面说：“赤刘氏的第九代，受命于岱宗。”光武帝被这段文字感动，于是下诏让梁松等人查考河图洛书的符命，其中说第九代应当封禅的有三十六件事。于是张纯等人再次奏请封禅，光武帝同意了。登山后用玉玺亲自封存，用玉牒封检。

胡寅说：登封泰山这件事，原本源于燔柴祭天，但后来失传了。《诗经》《尚书》记载巡守，其中“柴”就是记载所说的祭天。至于岱宗，登上高山，就是记载所说的依托名山。有山就依托它作为高处，没有山就在郊外筑坛，其意义是相同的。又有重大事情要禀告上天的，比如周武王攻克商朝，开始拥有天下，这是燔柴望祭来禀告。除此之外就是亵渎了。《礼记》把在郊外享祭天帝与升中于天分为两件事，这是传述者的失误。那么七十二位君王的记录，在《诗经》《尚书》《礼记》等经典中几乎没有记载，如果确实有这种事，那是天下国家的盛大举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等圣王昭示宣扬，都亲身实现太平盛世，怎么会遗漏而不讲习呢？所以前代论述登封的人，没有比许懋更好的了。可惜光武帝的臣子，智慧达不到这个程度，使他们的君主陷入错误的举动，而听不到正确的意见。

唐太宗时，文武官员请求封禅。太宗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事，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如果天下安定，家家富足，即使不封禅，有什么损害呢？从前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认为汉文帝的贤能不如秦始皇吗？况且事奉上天，扫地而祭，何必登上泰山之巅，封起几尺高的土堆，然后才能表达诚心敬意呢？”群臣仍然不停地请求，太宗也想听从。只有魏徵认为不可以。太宗说：“您不想让我封禅，是因为我的功德不够高吗？”魏徵说：“高了。”“德行不够厚吗？”魏徵说：“厚了。”“中原没有安定吗？”魏徵说：“安定了。”“四方夷狄没有臣服吗？”魏徵说：“臣服了。”“年成谷物没有丰收吗？”魏徵说：“丰收了。”“祥瑞没有到来吗？”魏徵说：“到来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封禅？”魏徵回答说：“陛下具备这六样，但是承受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没有恢复，仓库尚且空虚，而车驾东巡，供应劳顿耗费，不容易承担。况且陛下封禅，那么万国都会聚集，远方的夷狄首领都应当随从。从今伊水洛水以东，直到海边泰山，烟火尚且稀少，杂草丛生极目皆是，这是把远方的夷狄引入腹地，向他们显示虚弱。况且赏赐无法计算，不能满足远方人的期望；免除赋税连年，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追求虚名而遭受实害，陛下将用它做什么呢？”

范祖禹说：“古代天子巡守四方岳山，必定禀告祭祀燔柴望祭，这是为了尊崇上天而安抚百神。后世学习礼制的人失传了真意，而诸儒中阿谀奉承的人编造说法，来迎合当世的君主，称之为封禅，实际上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古代没有这种事。君主不效法夏商周三代而效法秦朝，也太荒谬了。唐太宗当时英明，朝廷多贤臣，而奸佞之人仍然倡导这个建议，只有魏徵认为时机未到，但也并不认为这件事是错误的。后来讨论封禅的礼仪，魏徵也参与了。唐高宗、唐玄宗于是沿袭实行，直到唐朝结束，只有柳宗元认为封禅是错误的。唉！礼制的失传很久了，世俗的迷惑，哪里救得过来呢！”

臣良胜说：“浅陋的儒生和阿谀的士人，破坏经典败坏礼制，也到了这种地步吗！天子诸侯，哪有比巡守述职更重大的礼仪呢？却借此引导阿谀行奸，夸耀德行炫耀功绩，把它与考察衡量、同礼庆贺谦让的典制相比，本来就不相等！况且仪仗护卫供应帐幕，超过古代万倍？即使不是以封禅的名义进行，而每天奔波道路，一年没有安宁的时候，地方长官因为仓促无法办理而被诛杀，百姓因为烦劳供给不足而产生厌恶，像秦隋那样迅速灭亡的，多了！”叔恬问王通说：“舜一年巡守五岳，而国家不耗费，百姓不劳苦，为什么呢？”王通说：“没有别的道理，兵卫少而征敛寡少罢了。”计算后来的劳费，有能恢复到舜时旧制的吗？那么省方之政停止，而述职之典实行，君主处于安逸，臣子处于劳苦，这是本分。三年的期限，而百里之邑，千里之郡，数千里的方岳，陈述职事修习礼仪，其劳费能有多少呢？这是万世常行的道理。我认为光武帝、唐太宗明智有余，终究不免迷惑；魏徵已经超出朝臣之上，终究不敢直言其非，大概也是把巡守登望当作旧典吧？所以特别记载下来以警戒后世借礼引导君主来成就其阿谀的人。

汉高帝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都来朝贺。诸侯王以下六百石以上的官吏，没有不震惊恐惧严肃恭敬的。礼仪完毕，又摆设法酒。各位侍坐殿上的，都伏身低头，按照尊卑次序起身祝寿，没有敢喧哗失礼的。于是高帝说：“我到现在才知道皇帝的尊贵了。”

宋太宗召宰相近臣在后苑赏花，对他们说：“春天气候温暖，万物茂盛，四方无事，我以天下的快乐为快乐。”命令侍从词臣赋诗，赏花曲宴赋诗，从此开始。

章圣朝春天多召两府两制三馆官员在后苑赏花钓鱼赋诗。自赵元

译西夏在西部边境叛乱，朝廷用兵讨伐，朝廷的宴饮礼仪荒废缺失了很久。嘉祐末年，仁宗皇帝恢复旧有的礼制，群臣奉和皇帝所作的诗。那天天气微寒，宰相韩琦在诗的最后写道：“曾参二十年前防，今备台司得再陪。”当时内侍都知任守忠常以诙谐滑稽的态度侍奉皇上，他从容地说：“韩琦是在讥讽陛下。”仁宗惊讶地问其中的缘故，任守忠说：“讥讽陛下游乐宴饮太过频繁。”仁宗听后笑了。当时仁宗赐诗中有句：“莺留深树久徘徊。”众臣进献和诗都押“徘徊”这个韵脚。教坊进献杂剧，剧中几个人寻找纳税的宅第，来到一处宅子，观看玩赏不停，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回答说：“这是‘徘徊’。”一人笑着说：“可以是可以，只是未免‘徘徊’得太多罢了。”臣良胜说：“宋朝以忠厚立国，对待士人有礼，所以君臣宴饮之事独独被盛传。但是古今令人快意的事，美好与丑恶常常各占一半。君臣心意相合，是君子的幸运，却是小人的不幸。凭借仁宗与韩琦君臣相得益彰，尚且有像任守忠这样忌妒进谗的人。进谗未能得逞，而俳优也敢用轻侮的话进言，这难道不可怕吗？难道不可怕吗？从前吴王孙休喜欢读书，与祭酒韦昭、博士盛冲讲论学问。左将军张布、丞相濮阳兴正受宠信掌权，担心韦昭、盛冲刚直切谏，暗中说他们的过错，劝谏阻止孙休这样做。吴主说：“我学识浅薄，群书大致都读遍了，只想与韦昭等人讲论旧闻，这有什么损害？你们只是担心韦昭等人揭发臣下的奸恶，所以不让他们参与这些事。我已经心中有数，不需要韦昭等人，才放心。”评论的人说仇士良教导他的门徒说：“不要让君主亲近儒生。”这种权术是从张布开始的。既然如此，那么臣子有幸遇到宋朝君主那样的盛世，也必定期望有吴主那样的明察，然后才能免于像张布、任守忠那样的谗言陷害。

译汉王嘉议论董贤受封的上书说：“陛下在封国时，喜好诗书，崇尚节俭，征召您来京途中，沿途百姓都称赞您的美德，这是天下人心归向您的原因。刚即位时，更换帷帐，去掉锦绣，车驾的坐垫只用粗厚的丝织品镶边。共皇的寝庙，接连应当修建，您忧虑怜悯百姓，只担心费用不足，为了合乎道义而克制恩惠，就暂且停止。现在刚开始修造，而驸马都尉董贤也在上林中修建官署，又为董贤建造大宅，开门朝向北阙，引玉渠水灌溉园池，使者监督施工，赏赐官吏士卒比修建宗庙还多。为董贤制作器物，器物制成呈献御览后才交付，有的物品好就特别赏赐，工匠也自行贡献。宗庙三宫，尚且不到这种程度。董贤家有宾客婚嫁以及会见亲戚官员，一并赏赐，连家奴仆役每人也赏赐十万钱。诏书罢免苑囿而赐给董贤两千多顷土地，均田的制度从此败坏。奢侈僭越放纵，扰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传谣言，拿着筹码互相惊恐，披头散发赤脚奔跑，骑马奔驰，上天迷惑他们的意志，不能自己停止。有人认为筹码是防备失德的警戒。”

臣良胜说：“从前韩昭侯有破旧的裤子却收藏起来，说：‘英明的君主爱惜一皱眉一微笑，我一定要等有功的人才赏赐给他。’他谨慎到这种地步。而哀帝对于董贤，却滥赏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因为哀帝以定陶王亲藩的身份继承皇位，看左右前后的人好像都不是向来亲近的人，唯独偏爱董贤，而把心腹耳目寄托在他身上罢了。但是君主对于天下，应当像天无私地覆盖，地无私地承载，日月无私地照耀，奉行这三项无私的原则，看待天下百姓万物都像是我们公派去服役的，何况是左右的臣工呢？况且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严重。上面专一于公，下面都公心奉行，从而使下面的人都公心了。上面有所私心，下面都私心谄媚，从而使下面的人都私心了。这不仅仅是赏赐滥发的问题。所以说：‘明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大概差不多了吧！”

洪武初年，礼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礼仪。圣祖对中书省臣说：“朝廷的礼仪，是用来辨别上下，端正名分的，不让卑贱凌驾尊贵，不让低微超越尊长。百官在列，班次有序，奏对从容，不失法度。这不仅是为了朝廷的尊严，也是天下四方瞻仰的地方。现在文武百官朝会奏事，有不熟悉礼仪的，这是礼法在殿陛不严明，怎么能使朝廷肃穆呢？”凡是现在新任官员及各位武臣，有礼仪不熟悉的，命令侍仪司官员每天在午门外演习。并且命令两名御史监视，有不合乎礼仪的检举。百官入朝失仪的，也按法律检举。

圣祖亲自耕种藉田，派遣官员祭祀先农。礼成后，在坛所宴请群臣。告诫他们说：“耕种藉田，是古礼。一是为了供给祭祀的粮食，一是为了鼓励农业根本。我即位以来，经常举行，只希望百姓知道鼓励，尽力于田地，以完成他们的供养，不是做虚文。现在礼成，与你们在这里分享祭肉，不仅仅是为了宴饮的快乐，正想让群臣知道重视农业的意思。”

宋濂退休，每年一次来朝。这一年九月，入朝。圣祖思念已久，在朝廷多次询问。等到到来，非常高兴，再三慰劳。皇太子和各位亲王都欢欣动容。第二天，降下敕符，派遣仪曹捧着酒食等物，送到寓馆赏赐。从此每天侍从游览宫阙，在禁苑中盘桓，询问咨询非常周到。在便殿侍奉饮食，天色晚才退下。皇上感叹说：“纯臣啊！现在四方夷狄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要自爱。”宋濂推辞谢罪，不敢当。年末辞别返回，又派遣中贵人赏赐上尊酒。走了几天后，皇上问宋濂的儿子宋璲说：“我前些时候，梦见你父亲谈笑像从前。你父亲虽然离去，他的容貌仪表依然在我眼前。”

臣良胜说：明君贤臣相遇，千年难逢。像宋濂这样，真是奇遇。圣祖始终优待礼遇，宴赐特别丰厚，所谓康侯众多马匹，白天三次接见的情形。精诚感通，体现在梦寐中。只有高宗对于傅说，事先没有相遇；圣祖对于宋濂，情感已经归附，所以是古今殊绝的事。像汉文帝对于邓通，竟然因为宠幸奸佞，有损美德。君子讥讽说：“不梦商岩，梦邓郎”就是这个意思。唐太宗也梦见褚遂良，而飞雉入宫的应对，不知道雉是吕后的名字，正符合武才人的征兆，却错误地引用陈仓的典故，说“得雄者王，得雌者伯”。君子认为舍弃鼎耳而取陈宝，不是忠臣。褚遂良不是宋濂的匹敌，而汉文帝、唐太宗哪里够得上圣祖的同类呢？

文皇在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完毕，召六部尚书近臣，告诫说：“早朝四方奏事多，君臣之间不能尽说。午后事简，你们有所想说的，也可以从容陈述，不要因为傍晚，我疲倦于听纳。大概我想说的，也想趁此时与你们计议。”

臣良胜说：晚朝议政，是祖宗的盛制。这样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就多了，这样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就少了。况且各部门当面陈述政事，他们心术的正邪，谋略的审慎粗疏，政务的兴废，不能自己掩盖；而人才的贤否高下，从咨询听览中得到真实。贤者得以尽忠，不肖者也没有地方容身。凡是黜陟进退，自己掌握权度，左右权宠不能先行，奸雄无处施展手段，官员没有

译用人得当，无人失职，天下治理的关键就在于此。这一道理，汉宣帝曾实行过，丞相及以下官员奉职尽职而晋升，以此来考核他们的功绩和才能。然而，在听政之时，如果急躁草率，辨别与表达失常，恐怕也不能完全发挥其蕴藏的作用。至于唐太宗设立宏文馆，安排内学士轮流值班休息；宋朝在迩英阁、崇政殿延请议论，从容地在禁中夜间值班，不时召见对答。只是所选人员有限，所听取的意见或许有所偏颇，都不如晚朝接见对答那样雍容、公平、正大。这既能涵养君主的德行，又能激励臣子的修养，既能辨别各类人才，又能防止信息壅塞蒙蔽，既能杜绝谗言谄媚，又能远离宠幸奸佞，一件事而众多事情都得以汇聚。孝宗初年，儒臣杨守陈曾请求恢复午朝制度，但也未能涉及议政。臣知道要等待今日，所以详细陈述这些。

译永乐十四年，周王、楚王来朝拜谒孝陵，皇上命令东宫皇太孙及各位皇孙陪同拜谒。皇上问侍臣：“拜位的次序应当如何？”杨士奇回答说：“两位王爷是尊贵的亲属，应当分列在前面，东宫皇太孙稍后居中间，皇太孙再后，也居中间。各位皇孙与皇太孙同列，但分列两旁。”皇上拿出一张纸片，写下位次，与杨士奇所说的相合。然而纸片上有六个字未写，皇上把笔交给杨士奇，命他补全。派遣他们依照礼仪行事，于是将御笔书写的位次交给杨士奇。

臣良胜说：礼是用来正名定分，区别嫌疑，阐明细微，杜绝僭越的阶梯，消除觊觎的野心，必须在细微之处谨慎对待。齐僖公宠爱同母弟弟仲年，衣服礼秩如同嫡子，于是招致了姑棼的祸患。汉文帝因为淮南王刘长最亲近，入朝跟随狩猎，就与他同乘一辆车，最终引发了“斗粟尺帛”的民谣。吴国孙权宠爱鲁王孙霸，唐太宗宠爱魏王李泰，于是李治与李承乾之间的嫌隙，最终酿成大变。文皇对于弟弟、儿子、孙子，按照次序安排礼仪，毫厘曲折，都经过深思熟虑。他鉴戒深远，思虑周密。以此垂范后世，然而汉王府以及诸王侍奉皇太子、皇太孙拜谒寿陵时，仍有前人失足、后人滑倒的比喻。全靠皇孙直言规劝，把滑倒的责任推给后人，预先折断了奸邪的萌芽，最终成就了奇妙的防备。那么帝王垂范，后嗣在开始时就要考虑祸患，在礼数嫌疑的关头，也应当在细微处谨慎啊。

宁夏都指挥佥事韩诚来朝。起初，韩诚说鞑靼别部中居住在宁夏的有怀有二心。文皇不忍心发兵。不久果然叛变了。镇守军队所擒获斩杀的人数各占一半。到这时，文皇说：“朕对于远人归附的，都推诚相待，不怀疑他们。如果早听从你的话发兵擒拿叛贼，何至于多损生灵？”然而起初不想发兵，还是想用恩德来安抚他们，没想到野心终究不可驯服。如今全部被擒杀，都是他们自取灭亡。然而你忠直的议论在事端萌发前就明确了，朕嘉许怀念不忘，从今以后更加勉励你。命令礼部赐给韩诚钞三百锭，羊一只，酒五十瓶，在防同馆设宴款待。

臣良胜说：文皇以礼对待韩诚，认为他在事前洞察了怀有二心的奸细，在事发时除去了心腹之患，然而只限于宴饮赏赐，未曾晋升他的官职，由此可知爵赏的典制，其重要性如此。臣因此想到文皇神武足以镇压，仁恩足以安抚，诚意足以威信昭著，而归附的人也有背叛的。先儒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其心必定不同。”凡是叛乱的阶梯，其祸患不可滋长。过去晋武帝对于远裔降者，建立五郡，最终有了刘渊、石勒灭亡晋朝的祸患；唐太宗对于突厥降者，设立两镇，因而有了回纥、吐蕃祸害唐朝的灾难。魏晋之际，郭钦、江统著《徙戎论》，当时未被采纳，而有五胡之乱，都是明显的鉴戒。圣祖平定中原，而色目人也有散居在中原的，然而他们祖先本是中原人，而沾染了元朝的风气，久居民间，逐渐恢复本性，是有的。文皇以后，一切降人聚居在京城附近，因为他们骁勇雄健，时常调遣。先臣丘濬曾有深忧，说正统己巳年的变故，也有趁机易服为他们做向导的人，想要预先分散安置以防患，而未得其便。臣认为宋太祖时曾挑选卫卒中骁勇的，分散在各州军，称为军样。如果仿效这个意思，将这类骁勇出众的人，分散到天下，每卫所不超过五人，安置住房，优厚供给粮食，名义上称为教师，他们心中无所怀疑，势必乐于接受，而潜移默化、暗中制约的机制，也在其中实行了。臣过去曾听说这类人旧时也安置在南荒，英宗时兵部尚书陈汝言阿顺权臣，将发配去云南、两广的达官取回，大学士李贤说：“达官不是我们同族的人，自古为中国患。过去幸好将他们迁到江南远方，如今又取回来，甚是不便。”英宗说：“我也后悔。”唉，李贤是名臣，丘濬是老儒，他们的言论思虑如此，臣是何人，敢有谬议？然而犬马一得之愚，不过是摘取李贤曾经说过的话，以补充丘濬所未备之处罢了。伏望圣明裁察。

右衍朝廷之礼

孔子说《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说《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朱熹说：“《韶》，舜的乐；《武》，武王的乐。美，是声音容貌的盛大；善，是美的实质。舜继承尧的治世，武王伐纣救民，他们的功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乐都尽美。然而舜的德，是出于本性，又通过禅让得到天下；武王的德，是后天修养而成，又通过征伐得到天下，所以实质有所不同。”

汉高祖时，叔孙通任用秦朝乐人制定宗庙乐。大祭祀，在庙门外迎接神灵，奏《嘉玉》，如同古代的降神之乐。皇帝进入庙门，奏《永安》，如同古代的《采齐》、《肆夏》。放置祭品时，奏登歌，如同《清庙》之乐。登歌再终，奏《休成》，赞美神明已经享用。皇帝就座饮酒，东厢奏《来安》，赞美礼仪已经完成。又有房中祠乐，是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的。刘安世曾说：“西汉乐章，可与三代相齐，旧见于《礼乐志》。房中乐十七章，看其格调韵味高严，规模简古，几乎接近商周之颂。唉！奇异啊！”这是高帝一时的佐命功臣，下至叔孙通等人，都不能创作这样的歌。推究

译它的来源，是唐山夫人所创作的。《服防》说：“她是高帝的姬妾。”韦昭说：“唐是她的姓氏。”然而汉初竟然就有这样的人物，即使把《竹竿》、《载驰》两首诗与她相比，也显得浅陋了。但是后妃的传记中唯独没有记载她，这是为什么呢？

译光武帝时，益州传送公孙述的盲人乐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度器物开始完备，于是扩大郊祀的礼乐：青阳、朱明、西皓、玄防以及云翘、育命舞。

明帝时，博士曹充上奏说：“汉朝再次受命，应当兴办礼乐。”引用《尚书·璇玑铃》说：“有帝汉出现，德治作乐，名为予。”诏令改大乐官为“大予乐”。乐共有四品：一是大予乐，用于郊庙、上陵等祭祀宴饮；二是周颂雅乐，用于辟雍、六宗、社稷祭祀；三是黄门鼓吹，天子宴乐群臣时使用；四是短箫铙歌，军中使用时使用。又采集百官的诗颂，作为登歌。

唐太宗时，太常少卿祖孝孙创作唐雅乐。皇上说：“礼乐，大概是圣人顺应事物来设立教化罢了。治世的兴盛与衰败，难道是由于这个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齐国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曲》；陈国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它们的声调哀怨，路人听到都悲伤哭泣。怎么能说治世的兴盛与衰败不在于音乐呢？”皇上说：“不是这样。音乐能够感动人，所以快乐的人听到就欢喜，忧愁的人听到就悲伤。悲喜在于人心，不是由音乐决定的。将要灭亡的政令，百姓一定愁苦，所以听到音乐而悲伤罢了。现在这两首曲子都还在，我为您演奏，您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音乐确实在于人心和谐，不在于声音。”

司马光说：“礼，是圣人所践行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践行中正而喜爱和平，又想与天下人共享，传给百世，于是制作礼乐。礼乐，有根本有形式。中和，是根本；声音，是形式。两者不可偏废。先王坚守礼乐的根本，不曾片刻离开内心；践行礼乐的形式，不曾片刻远离自身。兴起于家庭，显现在朝廷，普及于乡里邻里，通达于诸侯，流传于四海。从祭祀、军旅到饮食起居，不曾不在礼乐之中。这样经过数十百年，然后教化周遍融洽，凤凰来仪。”太宗急忙说：“治世的兴盛与衰败，不由于音乐，为什么发言如此轻易而果断地否定圣人呢？”礼不是指威仪，没有威仪则礼无法施行。乐不是指声音，然而没有声音，音乐无法显现。所以说：“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怎么因为齐陈的音乐在今世不灵验，就说音乐对治乱没有益处？这与看到拳石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

臣良胜说：音乐的制作，难以言说。唐乐的制作，尤其难以言说。西汉的音乐，失传于长安；光武帝平定陇蜀，法物盲人乐师才开始完备。东汉的音乐，失传于南阳；曹操平定荆州，获得杜夔，他曾任汉雅乐郎，于是通晓音乐事务。至于隋代所传的，本是南北音乐，梁陈吴楚之声，周齐二氏之音。大唐继承它，以回归正道，这难道不是尤其困难吗！当时祖孝孙校正宫调，吕才学习音律，张文收考订律吕古钟十二。近代自黄钟一均变极七音，其余都废弃，称为哑钟。文收吹律调之，于是声音响彻。孝孙又制定旋宫之法，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制作十二和，以效法天下的成数。”也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太宗礼乐的根本，一无足称，连声音的形式，也想废弃，哪里值得谈论音乐？后来命令孝孙教导宫人音乐，不称职，责备他。温彦博、王珪劝谏说：“孝孙是雅士，却让他教导宫人，又加以谴责。”臣私下认为不可。唉！以太宗为君，以孝孙为臣，却说礼乐的治理，也只是虚文罢了，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宋神宗将要在明堂举行祭祀，大臣说秘书监致仕刘几懂音乐，诏令他到太常寺制定雅乐。刘几说：“律主要依据人声，不靠尺度来求合。古今时代不同，声音也随之变化，就像把冠服加在今人身上，怎么能称合？儒者拘泥古法，在形名度数间过于详细，而不知道清浊轻重的运用。所以寻求器物虽然相合，考校声音却不和谐。况且古乐具备清声，五代混乱杂糅而废弃，请求增加。”皇帝允许。音乐制成，于是用于明堂。

臣良胜说：宋乐至此已五次变革了。太祖初年，窦俨奏改周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而雅乐声高，接近哀怨。和蚬凖王林律较司天影尺制律吕，音乐才开始通畅。仁宗时，诏令胡瑗、阮逸校正钟律。韩琦说四方多事，即使有韶濩之乐也无益，于是停止。后来在明堂祭祀，又诏令胡瑗制定。黄钟律短，而所奏音高，又钟口窄直，声音郁结不发。刘义叟说：“这叫害金，将引发心腹之疾吗？”这不是义叟的话，是周乐师的话。周铸造无射钟，伶州鸠说：“王将患心疾吗？天子省察风气以作乐，器物以钟之，小的不窕，大的不槬，则与万物和谐。所以和声入耳而藏于心，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因此感动而实生疾。现在钟槬了，王心不堪。”像这样的话，是真懂音乐，而世上罕见其人。义叟也是习闻其说罢了。后来范镇也上乐书，自谓得

译这是古法，而司马光竟然议论不合，以至于用掷壶投弈的方式来决断。那获胜的人就说：“大乐还魂了。”像胡瑗、韩琦、范镇、司马光这些贤人，最终都没有定论，而刘几用人声来验证，不一定要符合古代的度数，虽然只是一时的意见，然而在《乐记》的论述上，却接近了。《乐记》说：“大凡音乐，是产生于人心的。情感在心中激动，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声音形成节奏，就叫做音乐。这是音乐的根本。”舍弃这个根本来谈论音乐，都是拘泥于乐器和音律细节的末节。

译洪武四年，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定燕享九奏乐章完成。其曲第一首叫《本太初》，第二首叫《仰大明》，第三首叫《民初生》，第四首叫《品物享》，第五首叫《御六龙》，第六首叫《泰阶平》，第七首叫《君德成》，第八首叫《圣道成》，第九首叫《乐清宁》。在此之前，圣祖厌恶前代乐章大多使用阿谀之词，以此取悦君主，甚至粗俗鄙陋，不相称，于是命令陶凯等人重新制作歌词。到这时，呈上乐章，命令通晓音律的人演唱。对侍臣说：“礼是用来表达敬意的，乐是用来宣扬和谐的。不敬不和，怎么治理国家呢？”元朝时古乐都废弃了，只有淫词艳曲轮流演唱应和，又让异域的声音与正音混杂，甚至把古代先帝祭祀的神祇装扮成舞队在殿廷上嬉戏，这实在不是用来引导中和之气、崇尚治国体制的做法。现在所制的乐章颇为符合音律，有和平广大的意境。从今以后，一切流俗虚伪、喧闹淫邪的音乐，全部摒弃。

洪武十七年，圣祖对礼部说：“近来命令制作大成乐器，将要颁行天下学校，让诸生学习用来祭祀孔子。我思考古人的音乐，是用来防范民众欲望的；后世的音乐，是用来放纵民众欲望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乐的诗歌和谐端正，后世的歌词淫靡奢侈。古代的律吕协调天地自然之气，后世的律吕出于人为智巧的私意。天时与地气不审察，人声与乐声不相比配，所以即使使用古代的诗歌，使用古代的乐器数量，也乖戾而不合，凌犯而不伦常。手敲击乐器而不能得于心，口唱歌词而不是出于志向，人与乐截然分为两样，却想要感动天地，感通神灵，难道不难吗？这种流弊已经很久了，挽救它非常困难。你们应当用心研究这件事，或许可以恢复古人的本意。”

臣良胜说：“伟大的圣言啊！礼乐的道理，完备了。如果真是这样，追慕《韶》乐的美德；从《武》乐以下，不足以相比。”

以上论述正乐的礼仪

《中庸衍义》卷十四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五 明夏良胜撰 三重之义【命官之制 审刑之制 田赋之制 兵戎之制 崇勲之制】

《舜典》：帝说：“咨！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天工。”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各种功绩都兴盛，三苗被分背迁徙。

蔡沉说：“二十二人，是四岳、九官、十二牧。《周官》说：‘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大概百揆是用来统领众官的；而四岳是用来统领十二牧的。分别任命他们之后，又总告他们，让他们各自恭敬地履行职责，以辅助天事。考核是实际的，三考就是九年。九年那么人的贤能与否，事情的得失，就可以看见了。提拔贤明者而罢免昏庸者，赏罚明信，人人努力于事功，这就是各种功绩都兴盛的原因。北，就是背的意思。好的留下，不好的放逐迁徙，使他们分背而去。任命二十二人之后，确立这个考核政绩、罢免提拔的制度，按时举行，最后说其效果如此。”

《王制》说：天子派遣他的大夫作为三监，在方伯的国家进行监察，每国三人。陈澔说：“监，就是监临督察的意思。”从王朝派出，权力也很尊贵。一州三人，就是二十四人。

臣良胜说：“君主，就像天运行在上空，好像无所作为。然而代替他有所作为的，就像星垣日月，度数次第分抄，不能有差错，然后运化才能施行。所以内有公卿，外有列侯、州长，可以说很专一了；而由方伯统领，方伯率领州，可以说很尊贵了；而由三监监察。职位高于大夫，所谓王人虽然卑微，却列在诸侯之上。天子任命一大夫，就足以制约方伯，遏制邪心，堵塞乱源，体制更加严密，而天子的尊贵又怎样呢？”汉朝制度，万户以上的县，县令秩千石；郡守二千石；刺史十三州行部，才六百石，而六条检察，一条治理强宗豪右，其他五条都治理二千石的不法行为，秩卑以便期望晋升，权重以责其成功，这是《王制》三监的遗制。唐朝设置观察使，则是尊官了，而养尊自爱，最终与藩镇勾结而为祸。宋朝以前，宰相典领，设置帅而以清望为监司，不过是台省寺监官，藩臣一事不法，就按劾执行，还像汉朝制度。圣朝，守令统属于方伯，是周朝制度；监司按察，是唐朝制度；重臣抚治，是宋朝制度。又用御史代巡守而监察，也不过是七品官。那么汉朝制度本于三监，这就是所谓斟酌历代之善，而取其尤者，真是万世常行的法则。

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说：“天下一年判决案件多少？”周勃推辞说不知道。又问：“一年钱谷出入多少？”又推辞说不知道。汗出沾背。皇上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主管的人，陛下如果问判决案件就责问廷尉，问钱谷就责问治粟内史。”皇上说：“你所主管的是什么事情？”陈平推辞说：“宰相，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下使万物适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近安抚百姓，使卿大夫各自胜任其职责。”皇帝称赞好。于是周勃自知其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