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十
勤兢畏，故得终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赖于己，身当天下大任，宜竭其才力，济天下之艰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专，受任如此之重，茍不济天下艰危，何足称委遇而谓之贤乎！」
译勤勉谨慎而心存敬畏，所以最终获得吉祥。凭借君主的才能不足，却倚赖于自己，自身承担着天下的大任，应当竭尽自己的才力，拯救天下的艰难危急，成就天下的安定太平，所以说“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得到君主如此专一的信任，承受如此重大的委任，如果不能拯救天下的艰难危急，哪里配得上称为受知遇之恩而称之为贤能呢！
师九二，在师中，吉。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臣良胜曰：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大臣之任，不特宰相之职，将之责，固匪轻也。由爻词观之，可以得任将者之心也；以象词观之，可以得为将者之心也。以六五柔中之主，而任九二刚中之将，在阃外有专制之权，在居中有异数之宠，将得行其志而成其功，是以为吉。然而为将者不敢自矜其能，故师中之吉，承天宠也，则无恃功骄恣之过矣。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则有平定安戢之道矣。夫必有是君，而后能任其将；有是将，而后能用其师。将者，师之命也，众之死生，君之安危，国之存亾系焉。故足以当大臣之位者如此。然而戡乱以武，致治以文，承平之世，率尚文士，至鄙武夫于不齿。故若宋真宗于澶渊之役，渡浮桥及半，高琼执御辔曰：「此处好唤宰相吟两首诗。」则其平日忿憾可知。琼犹稍知大义，能成寇凖之谋者，言犹若是，则在骄悍之夫又何如？持衡之势，人主有以审度之焉。
君奭曰：「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大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吕大临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葢勉召公匹休于前人也。伊尹佐汤，以圣辅圣，其治化与天无间。伊陟、臣扈之佐大戊，以贤辅贤，其治化克厌天心。自其徧覆言谓之天，自其主宰言谓之帝。书或称天，或称帝，各随所指，非有重轻。至此章对言之，则圣贤之分而深浅见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为治，功在王室，精防之蕴，犹有愧于二臣也。亡书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实，与巫贤、甘盘而无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
臣良胜曰：商六臣者，人品固殊，功烈亦异，然皆列大臣之位，而尽大臣之职。商之五王所以敬之之道，则一也。故曰：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高宗曰：「小子旧学于甘盘」，先后例之，则五王于六臣皆师而臣之者也。王通曰：「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是故人君之敬大臣，师之云乎？岂曰臣之云乎？
周官》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隂阳。官不必备，惟其人。」
贾谊曰：「保者，保其身体；傅者，傅之德义；师者，道之教训。此所谓三公也。」阴阳以气言，道者，阴阳之理，恒而不变者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也。论者，讲明之谓；经者，经纶之谓；燮理者，和调之也。非经纶天下之大经，参天地之化育，岂足以任此责？故官不必备，惟其人也。
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蔡沉曰：「孤，特也。三少虽三公之贰，而非其属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运而无迹者，《易》曰『范围天地之化』是也。▯者，张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论道，孤▯化；公燮理隂阳，孤寅亮天地。公论于前，孤弼于后。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綂百官均四海
蔡沉曰：「天官卿，治官之长，是为冢宰。内綂百官，外均四海，葢天子之相也。百官异职，管摄使归于一，是之谓綂；四海异宜，调剂使得其平，是之谓均。」
吕大临曰：「冢宰相天子，綂百官，则司徒以下无非冢宰所綂。乃均列一职，而并数为六者，纲在网中也。乾坤之与六子，并列于八方；冡宰之于五卿，并列于六职也。」
臣良胜曰：「任之重者，职亦重；职之重者，责亦重。人君之于大臣，必能举是职者，而后敬礼之也。若孔光、桓荣而尊之，亦妄施也。大臣之于人君，必克举是职而当敬礼之也。若陈平、丙吉而居之，亦冐宠也。」
烝民诗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
吕祖谦曰：「仲山甫之职，外则
译师卦九二爻，在军队之中，吉祥。君王三次赐予命令。象传说：在军队之中吉祥，是承受上天宠爱的缘故。君王三次赐予命令，是安抚万国百姓的缘故。
臣良胜说：文武并用，是长久之道。大臣的责任，不仅仅是宰相的职责，将领的责任，本来也不轻。从爻辞来看，可以得知任用将领者的用心；从象辞来看，可以得知担任将领者的用心。以六五柔顺中正的君主，来任用九二刚健中正的将领，在国门之外有专断的权力，在朝廷之中有特殊的宠遇，将领得以实现其志向并成就其功业，所以吉祥。然而担任将领的人不敢自恃其才能，所以军队中的吉祥，是承受上天宠爱的缘故，就没有倚仗功劳而骄横放纵的过失了。君王三次赐予命令，是安抚万国百姓的缘故，就有平定和安抚的方法了。一定要有这样的君主，然后才能任用他的将领；有那样的将领，然后才能使用他的军队。将领，是军队的命脉，众人的生死，君主的安危，国家的存亡都系于他。所以足以担当大臣职位的人就是这样的。然而平定叛乱依靠武力，达到治世依靠文治，太平盛世，通常崇尚文士，以至于鄙视武夫，不屑与之同列。所以像宋真宗在澶渊之战时，渡过浮桥到一半，高琼拉着皇帝的缰绳说：“此处正好叫宰相吟两首诗。”那么他平日里的愤恨就可以知道了。高琼还稍微懂得大义，能成就寇准的谋略，言语尚且如此，那么在骄横强悍的武夫那里又会怎样呢？权衡轻重的态势，君主应当有审慎度量的方法。
君奭说：“我听说从前成汤既受天命，当时就有伊尹，感通于皇天。在太甲时，就有保衡。在大戊时，就有伊陟、臣扈，感通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时，就有巫贤。在武丁时，就有甘盘。”
吕大临说：这一章叙述商朝六位大臣的功业，大概是勉励召公与前人匹敌。伊尹辅佐成汤，以圣人辅佐圣人，其政治教化与天没有间隔。伊陟、臣扈辅佐大戊，以贤人辅佐贤人，其政治教化能够契合天心。从它普遍覆盖的角度来说称为天，从它主宰的角度来说称为帝。《尚书》有时称天，有时称帝，各自随所指而言，没有轻重之分。到了这一章对比而言，那么圣人与贤人的区别以及深浅就显现了。巫咸只说他治理王家，因为巫咸的治理，功绩在于王室，精微深奥的蕴藏，还比不上那两位大臣。失传的书中还有《咸乂》四篇，他治理王家的实际，与巫贤、甘盘一样没有具体指明，意思必定又次于巫咸。
臣良胜说：商朝六位大臣，人品固然不同，功业也各异，但都位列大臣之位，而尽大臣之职。商朝五位君王敬重他们的方法，则是一样的。所以说：成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以臣待之；高宗说：“小子从前向甘盘学习”，前后以此为例，那么五位君王对于六位大臣都是先以师待之然后以臣待之。王通说：“天子一定有老师，然而又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呢？只要道所在之处，以天下之身，接受天下的训诫，获得天下的道理，成就天下的事务，百姓不知道其缘由。”所以君主敬重大臣，说是以师待之呢？怎么能说是以臣待之呢？
《周官》说：“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在于其人。”
贾谊说：“保，是保护其身体；傅，是传授其德义；师，是引导其教训。这就是所谓的三公。”阴阳是从气的角度说的，道，是阴阳的道理，恒常不变的东西。《易经》说：“一阴一阳叫做道。”就是这个意思。论，是讲明的意思；经，是经纶的意思；燮理，是调和的意思。不治理天下的大纲，参赞天地的化育，怎么足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官职不必齐备，只在于其人。
少师、少傅、少保，叫做三孤。辅佐三公，张大教化，恭敬地明察天地，辅佐一人。蔡沉说：“孤，是特出的意思。三少虽然是三公的副手，但不是他们的属官，所以叫孤。天地是从形体角度说的，化，是天地的作用，运行而没有痕迹的，《易经》说‘范围天地的化育’就是这个意思。〇，是张大；寅亮，是恭敬而明察。公讨论大道，孤张大教化；公调和阴阳，孤恭敬明察天地。公在前面讨论，孤在后面辅佐。公与孤的区别，就是这样。”
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
蔡沉说：“天官卿，是治官的首长，这就是冢宰。对内统领百官，对外均衡四海，大概是天子的宰相。百官职责不同，管理统摄使归于统一，这就叫统领；四海情况不同，调剂使得公平，这就叫均衡。”
吕大临说：“冢宰辅佐天子，统领百官，那么司徒以下没有不是冢宰所统领的。于是单独列出一职，而并数成为六职的，是因为纲在网中。乾坤与六子，并列于八方；冢宰与五卿，并列于六职。”
臣良胜说：“责任重的，职位也重；职位重的，责任也重。君主对于大臣，必须能胜任这个职位的，然后才敬礼他。如果像孔光、桓荣那样被尊奉，也是妄加恩宠。大臣对于君主，必须能胜任这个职位而应当被敬礼的。如果像陈平、丙吉那样居位，也是冒受宠幸。”
《烝民》诗说：“君王命令仲山甫，规范百官，继承祖考的事业，保护君王自身。传达君王命令，是君王的喉舌，在外颁布政令，四方由此发动。”
吕祖谦说：“仲山甫的职责，对外则
总领诸侯，内则辅养君德，入则典司政本，出则经营四方。此章葢备举仲山甫之职。」
译总领诸侯，在内则辅助培养君主的德行，在朝廷则掌管治理国家的根本，在外则经营治理四方。这一章大概全面列举了仲山甫的职责。
臣良胜曰：山甫之职，备矣，重矣。其所以克举之者，斯亦难矣。惟其有柔嘉之美质，令好之仪色，内之而小心恭敬，外之而训式典刑，刚柔适中，举德弗遗，足以补王之阙格。心之非而宣王任之，诚为得人。兹特命城齐国，出祖之礼仪，衞之盛。吉甫颂言，乃以式遄其归为望。虽其僚友之情，亦道其君臣之素也。宣王于敬礼大臣之道，可谓得矣。
天王使家父来聘
胡安国曰：虞史以人主大臣为一体，春秋以天王宰相为一心。以为一体，故帝庸作歌则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熈哉。」臯陶赓歌则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与也。以为一心，故归▯仲子防葬成风，则宰咺书名于前，而王不称天于后。来聘桓公，赐桓公命，则宰纠书名以正其始，王不称天以正其终，而荣叔、家父之徒不与也。故人主之职，在论相而已矣。
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衞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胡安国曰：「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冢宰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禹自司空进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也。周公为师，又曰『位冡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也。所以然者，三公与王坐而论道，固难其人；而冢宰綂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处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职任重矣，而不殊防之何也？人臣则有进退之节、出入均劳之义，非王世子贵有常尊之可比矣。」
臣良胜曰：「大臣虽尊，终不敢以王世子为比。春秋尊君抑臣之意，防矣。以此垂法，而后世有杨素怀奸而太子勇囚，林甫献谄而太子瑛戮。端本议刑，隋文帝、唐▯宗不能择大臣之贤者而敬任之也，将谁咎哉！」
缁衣》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无以远言近，无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陈澔曰：大臣不见亲信，则民不服从其令，故不宁也。此葢由臣之忠不足于君，君之敬不足于臣，徒富贵之大过而然耳。由是迩臣之党相比，以夺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为民瞻望之仪表也。迩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恶系焉，乃民之所从以为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谋大臣，则大臣不至于怨乎不以。不使远臣间近臣，则近臣不至于疾其君。不使内之宠臣图四方宣力之士，则远臣之贤无所壅蔽，得见知于上矣。
臣良胜曰：「人君之敬大臣者，必自择迩臣之慎也。葢大臣之正者，恒为迩臣之所惮；迩臣之所无惮者，大臣必非其人也。」萧望之建白不近刑人之义，▯恭、石显指为朋党，召致廷尉。望之饮鸩自杀，而元帝曰：「果然，杀吾贤！」▯仇士良归第，教其徒以固宠，曰：「但使人主不近儒生尔。」臣故曰：「人君之敬大臣者，必自择迩臣之慎也。」
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朱熹曰：「以道事君者，不从君之欲，不可则止者，必行己之志。」
臣良胜曰：大臣之责，与天下共其安危利害也。凡所建立，葢有徇天下而不徇君者，夫岂固为拂逆以自取罪戾乎哉？如使徇君以害天下，也是害君也；虽拂君而利天下，也是利君也。其计利害于天下，虽君有所不计也，而况己之利害云哉？故惟以道事君者，乃能不可而止尔。若夫谗夫宵人，内外交缔，善刺主意，争先售术以竒中之，又岂能去乎？魏世祖惑于寇谦之符箓之説，崔浩上书明证曰：「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鱼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对手笔，灿然。」李义府既出，璧州司马王德俭为之画策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以为后，未有以发，君能建白，是转祸为福也。」义府叩阁上表，请立昭仪，即召见，赐珠一斛，乃如是之人也。惟中君欲以自固也，尚何望其拂君以
译臣良胜说：山甫的职分，完备而重大。他之所以能够胜任，确实很难。只因他具备柔顺美好的本质，端庄美好的仪态，对内小心恭敬，对外训导法度，刚柔适中，举荐德行不遗漏，足以弥补君王的过失。心中没有私念，宣王任用他，确实是得到了贤才。这次特别命令他筑城齐国，出祖的礼仪，护卫的盛况。吉甫颂扬的话，是以迅速归来为期望。虽然这是僚友的情谊，也表达了君臣平素的状况。宣王在敬礼大臣的道理上，可以说是做到了。
天王派遣家父来聘问。
胡安国说：虞史认为君主和大臣是一个整体，《春秋》认为天王和宰相是一条心。因为是一个整体，所以帝庸作歌说：“股肱高兴啊，元首兴起啊，百官兴盛啊。”皋陶赓歌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贤良啊，万事安康啊。”而垂、益等九官的人不参与。因为是一条心，所以归仲子防葬成风，宰咺名字列在前面，而王不称天在后面。来聘桓公，赐桓公命，宰纠名字列在前面以端正开始，王不称天以端正结束，而荣叔、家父等人不参与。所以君主的职责，在于选拔宰相罢了。
公、防、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胡安国说：“称宰周公，是因为冢宰兼任三公。古代三公没有其人，就用六卿中有道的人上兼师保的职务。冢宰空缺，也用三公下行端揆的职务。禹从司空进位百揆，又说‘作朕股肱耳目’，这是宰臣上兼师保的职务。周公为师，又说‘位冢宰，正百工’，这是三公下行端揆的职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与王坐而论道，本来难其人；而冢宰统领百官、均衡四海，也不易处。用冢宰兼任三公，职分重大，为什么不特别防备呢？人臣有进退的节度、出入均劳的道义，不是王世子贵有常尊可以相比的。”
臣良胜说：“大臣虽然尊贵，终究不敢以王世子相比。《春秋》尊君抑臣的意思，完备了。以此垂范后世，而后世有杨素怀奸而太子勇被囚，林甫献谄而太子瑛被杀。端正根本议定刑罚，隋文帝、唐玄宗不能选择大臣中的贤者而敬任他们，又能责怪谁呢！”
《缁衣》说：“大臣不被亲近，百姓不安宁，这是因为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大臣不治理，而近臣结党。所以大臣不可不敬，这是百姓的表率。近臣不可不谨慎，这是百姓的道。君主不要用小臣谋大臣，不要用远臣言近臣，不要用内臣图外臣，这样大臣不怨恨，近臣不嫉妒，而远臣不被遮蔽。”
陈澔说：大臣不被亲信，百姓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所以不安宁。这是因为大臣对君的忠诚不足，君对大臣的敬重不足，只是富贵过大罢了。因此近臣的党羽结党，以夺取大臣的权柄，使他们不能治理事务。所以大臣不可不敬，是因为他们是百姓瞻望的仪表。近臣不可不谨慎，因为君主的喜好厌恶系于他们，这是百姓所跟随以为道的。君主不使小臣谋大臣，这样大臣不至于怨恨不被任用。不使远臣间近臣，这样近臣不至于嫉妒君主。不使内宠臣图四方宣力之士，这样远臣的贤能不被壅蔽，得以被上所知。
臣良胜说：“君主敬重大臣，必须从选择近臣的谨慎开始。因为大臣的正直，常被近臣所忌惮；近臣所不忌惮的，大臣必定不是贤人。”萧望之建白不近刑人的道理，石显、石显指为朋党，召致廷尉。望之饮鸩自杀，而元帝说：“果然，杀我的贤臣！”仇士良归第，教他的徒众以固宠，说：“只要使君主不亲近儒生罢了。”臣所以说：“君主敬重大臣，必须从选择近臣的谨慎开始。”
孔子说：“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朱熹说：“以道事君，不听从君主的欲望；不可则止，必定实行自己的志向。”
臣良胜说：大臣的责任，与天下共其安危利害。凡所建立，大概有顺从天下而不顺从君主的，哪里是故意违背以自取罪戾呢？如果顺从君主而害天下，这也是害君主；虽然违背君主而利天下，这也是利君主。他们计算天下的利害，即使君主有所不计，何况自己的利害呢？所以只有以道事君的，才能不可而止。至于谗夫宵人，内外交结，善于刺探主意，争先献术以奇中，又怎么能离去呢？魏世祖惑于寇谦之符箓之说，崔浩上书明证说：“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都寄言于虫鱼之文，不如今日神人接对手笔，灿然。”李义府既出，璧州司马王德俭为他画策说：“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以为后，未有以发，君能建白，是转祸为福也。”义府叩阁上表，请立昭仪，即召见，赐珠一斛，就是这样的人。只有中君欲以自固，尚何望其拂君以
朱熹曰：「世臣，累世勲旧之臣，与国同休戚者也。亲臣，君所亲信之臣，与君同休戚者也。此言乔木，世臣皆故国所宜有。然而所以为故国者，则在此而不在彼也。」
臣良胜曰：世臣云者，必其元德显功，着在王室，而其子孙绳武，世笃忠贞，植根深而耳目广，德泽厚而用物宏。平居无事，若不足为轻重，至利害大变，凝然持之而不变，卒然撼之而不动，国人信之。呼吸举措，足以转祸为福，易危以安者也。若夫张咏再行，足正蜀乱；彦博出镇，叛卒俯降。固有不言而孚，不疾而速之机。名臣辅德，亦有然者。又不在于世秉机轴，而后谓之世臣也。后世有轻忽世胄老臣，一切以新进浮薄从事，鲜有不败者矣。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叚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胡寅曰：「常主于其臣，爱顺巳而已；贤主于其臣，欲其諌己焉。始乎求諌，中而勉从，终而恶闻者多矣。况于师乎？」諌争之臣，则有朋友之义；逆耳拂意之言，至悻然发于心，勃然变乎色者，贤君之所未免也。争臣之位卑，其势可以进退而制指，则其惮之尚浅也。一成乎为师，其位尊，其道严，其教诏辅拂，必一于听从，而莫得违拒；其威仪体貌，必与之终始，而不敢废弃。故君于得师为难，非世之人无可师也。以人主无求师之意，事师之道也。不自得师，而臣其所受教，虽有愿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蹇浅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师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虽然，不既与庸主远矣乎？敦信以治国，则不失于虞人；脩睦以善隣，则不失于韩赵。闻翟璜之对，则悟；任座之言直听，田子之论则知钟声之问，非将相大任也。谋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国之庸主诚远矣。虽然，文侯与子思同世，不知师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师也。文侯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衞之音，则不知倦；是以不能师子思也。
贾谊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亷远地，则堂高；陛无级，亷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
臣良胜曰：「三代而下，言敬礼大臣之道，自贾谊始。谊亦有所为而言也。文帝寛厚，德化君臣之间，鲜有过举。于斯言待臣有礼，劳军细柳，按辔徐驱。申屠嘉既相，得以召邓通而议法，遣使谢之。谊之言葢亦行矣。自夫敬臣之礼，文侯而后大废于秦，一切以尊君抑臣为典要。汉祖复遵用之，萧何起秦故吏，习见而不为非，自受其毙。至于械系以衞尉之言，幸免徒跣请罪，文帝由此而系周勃，景帝由此而杀张释之，武帝由此而杀刘屈牦，宣帝由此而杀赵葢韩杨，元帝由此而杀萧望之，哀帝由此而杀王嘉，其积习之所由来也。光武号为哲后，亦循故常，三公以吏事责之，事权无綂，而后世托孤之命未免归之房闱。终汉之世，政事大权不在母后，则在外戚；不在外戚，则在宦官；不在宦官，则在将帅。汉随以亡。贾谊所以长大息于斯者，葢深达于国体者也。议者犹以其识之不足为咎，何哉？」
唐太宗时，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羣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齧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衣以覆之。
臣良胜曰：太宗自以李勣可任托孤之寄，将以为社稷臣也。故于勣也，虽髪肤有所不爱，以为敬礼，足以结其心矣。殊不知勣亦匹夫之侠，以死狥人，诚不为难。故李密既败，不忍以地求利；单雄信将戮，割股肉啗之，皆其所能为也。然其理义不明，出处不正，欲寄以社稷安危之任，斯亦难矣。太宗疾革，以知数黜之，而命高宗用之，将谓羣臣真无勣之比者。未几，高宗立武后，顾命大臣皆不可，勣独以家事无问外人，成之。武氏之祸，戮及襁褓，唐室不絶如线，则唐臣之负太宗者，勣为首也。太宗可谓失所敬矣。
唐▯宗方躬万几，询事，
译朱熹说：“世臣，是世代有功勋的老臣，与国家同甘共苦。亲臣，是君主所亲信的大臣，与君主同甘共苦。这里提到高大的树木，世臣都是旧国所应当拥有的。然而之所以成为旧国的根本，在于这些世臣，而不在于其他。”
臣子良胜说：“所谓世臣，必定是那些具有根本美德和显著功绩，声名显赫于王室，而其子孙继承父业，世代忠诚坚贞，根基深厚而耳目灵通，恩德深厚而作用宏大。在太平无事时，似乎不足以决定国家的轻重；但到了利害发生巨大变化时，他们能坚定持守而不改变，突然受到撼动也不动摇，国人信任他们。他们的呼吸举止，足以转祸为福，化危为安。像张咏再次出使，足以平定蜀地的叛乱；韩琦出镇，叛乱的士兵俯首投降。本来就有不言而使人信服，不疾而迅速见效的契机。名臣辅佐君主，也有这样的情况。并不在于世代掌握权柄，才称为世臣。后世有轻视世袭贵族和老臣，一切任用新进浮薄之人，很少有不败亡的。”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老师，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宅，必定下车致敬。四方贤士大多归附他。
胡寅说：“平庸的君主对待臣下，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贤明的君主对待臣下，希望他们规劝自己。开始寻求规劝，中间勉强听从，最终厌恶听到的情况太多了。何况对于老师呢？”规劝争辩的臣子，具有朋友的道义；那些逆耳违心的话，甚至让人心中愤怒，脸色大变，这是贤明君主也难以避免的。争臣地位低微，其权势可以进退并制约君主，那么君主对他们的忌惮尚浅。一旦成为老师，其地位尊贵，其道统严厉，其教导辅助，必定要求君主一律听从，而不能违抗拒绝；其威严仪态，必定要始终如一，而不敢废弃。所以君主得到老师很难，并不是世上没有可师法的人。是因为君主没有求师的心意，没有侍奉老师的道理。不能自己得到老师，而臣服于自己所受教的老师，即使有愿意治理国家的心意，其成就也只会低浅狭隘而止步。魏文侯并非自己求得老师的人，而这三个人又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虽然如此，不也已经与平庸的君主相差很远了吗？以诚信治国，就不至于像虞人那样失误；以和睦善待邻国，就不至于对韩赵失策。听到翟璜的回答，就醒悟；任用座下直言进谏，田子方谈论，就知道钟声的问题，并非将相的大任。咨询李克而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他距离六国的平庸君主确实很远了。虽然如此，魏文侯与子思同处一个时代，不知道以子思为师；而子思也不是魏文侯所能师法的。魏文侯听古乐，就唯恐睡着；听郑卫之音，就不知疲倦；因此不能师法子思。
贾谊说：“君主的尊贵，好比厅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上面边缘远离地面，那么厅堂就高；台阶没有级数，边缘接近地面，那么厅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侵犯，这是事理形势必然如此。”
臣子良胜说：“三代以后，谈论敬礼大臣的道理，从贾谊开始。贾谊也是有所针对而言的。汉文帝宽厚，德行教化君臣之间，很少有错误举动。在这时，对待臣下有礼节，慰问细柳营军队，勒马慢行。申屠嘉担任丞相后，能够召见邓通并商议法律，派遣使者道歉。贾谊的话大概也实行了。自从敬礼臣下的礼仪，在魏文侯之后在秦朝大大废弃，一切以尊崇君主、压制臣下为准则。汉高祖又遵循使用它，萧何起于秦朝旧吏，习以为常而不认为不对，自己遭受了灾祸。至于因为卫尉的话而械系，幸好免于徒跣请罪，汉文帝因此囚禁周勃，汉景帝因此杀害张释之，汉武帝因此杀害刘屈牦，汉宣帝因此杀害赵盖韩杨，汉元帝因此杀害萧望之，汉哀帝因此杀害王嘉，这是积习由来已久的原因。光武帝号称是贤明的君主，也遵循旧例，以吏事责备三公，事权没有统属，而后世托孤的命令难免归于后宫。整个汉朝，政事大权不在母后，就在外戚；不在外戚，就在宦官；不在宦官，就在将帅。汉朝随之灭亡。贾谊之所以对此长叹，大概是因为他深深通达国家体制的缘故。议论的人还以他的见识不足为过错，为什么呢？”
唐太宗时，李世勣曾经得暴病，方士说须灰可以治疗，皇上亲自剪下胡须为他调和药物。世勣叩头出血，哭泣谢恩。皇上说：“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你，有什么可谢的呢？”世勣曾经侍宴，皇上从容地对他说：“我寻求可以托付幼孤的群臣，没有超过你的。你过去不辜负李密，难道会辜负我吗？”世勣流涕辞谢，咬指出血，于是饮酒沉醉。皇上脱下御衣覆盖在他身上。
臣子良胜说：太宗自认为李勣可以承担托孤的重任，将要作为社稷之臣。所以对于李勣，即使头发皮肤也不吝惜，以此表示敬礼，足以结其心。殊不知李勣也是匹夫之侠，以死报人，确实不难。所以李密失败后，不忍以土地求利；单雄信将被杀，割股肉给他吃，这都是他能做到的。然而他理义不明，出处不正，想要寄托以社稷安危的重任，这也太难了。太宗病重时，以知数黜之，而命高宗用之，将谓群臣真无李勣之比者。不久，高宗立武后，顾命大臣都不可，李勣独以家事无问外人，成全了这件事。武氏之祸，杀戮及于襁褓，唐室不绝如线，那么唐臣辜负太宗的，李勣为首。太宗可谓失所敬矣。
唐玄宗正亲自处理万机，询问政事，
他宰相畏帝威决，皆谦惮，惟姚崇佐裁决，故得专任。崇病痞，移告，凡大政事，必令乾曜就咨焉。帝欲崇自近，诏徙寓四方馆，日遣问食饮起居，高医尚食踵造。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帝使语崇曰：「恨不处禁中，此何避？」
译其他宰相畏惧皇帝的威严果断，都谦逊畏惧，只有姚崇辅佐皇帝裁决政务，因此得以专权受任。姚崇患有痞病，请假休养，凡是重大政事，皇帝必定让萧乾曜前往咨询。皇帝希望姚崇住在自己身边，下诏让他迁居到四方馆，每天派人询问他的饮食起居，名医和御膳官接连前往探视。姚崇认为四方馆华丽宏大，不敢居住。皇帝派人告诉姚崇说：“我遗憾不能让你住在宫中，这有什么可避讳的？”
苏辙曰：「唐▯宗豪杰之主也，而崇复以豪杰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无足为者。虽然，以水济水，后将有不可食者。」开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视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然遇灾而惧，脩德以答天变，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专以捕为事，已可疑矣。帝幸东都，而太庙屋坏。宋璟、苏颋皆言：「三年丧未终，不可巡幸。坏压之变，天戒也。请罢东巡，脩德以答天谴。」帝以问崇，曰：「此符坚故殿也，岁久朽坏而崩，木蠧而折，理无足怪。但坏与行防，非缘行而坏也。今闗中无年，餽饷劳弊，出幸东都，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百司已戒，供亿已具，请车驾即东，而迁神主太极殿，更作新庙，此大孝也。孰谓崇独贤乎？」从崇之议，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庙，下不防人言，皆忠臣之所讳，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后崇、璟既殁，▯宗愈老，轻蔑羣臣，方任张九龄而废太子瑛，用牛仙客则听李林甫，方用杨国忠而纵安禄山，则用辅璆琳，专以适已为悦，类崇有以启之也。
臣良胜曰：「若辙之论，▯宗始有敬大臣之礼，而姚崇不能尽大臣之道以应之，故后▯宗之于臣，寖失于无礼矣。」
宋太祖谓昭文馆大学士宋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处，顔色严毅，左右无敢贡言者。朕与卿等周旋欵曲，商确时事，葢欲通上下之情，无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无得有所顾避。」琪谢曰：「臣等菲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赐温顔，令尽愚恳，敢不倾竭以副圣意。」
宋孝宗召张浚赴行在，赐手书。浚即就道，至即引见。帝改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倚惟公。”赐坐，降问再四。浚言：“人主以务学为先，人主之学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业自持，使一心清明，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四裔自服。”遂以浚为少傅、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
臣良胜曰：「从古待臣有道，惟宋为至。鞭扑不行于殿陛，骂辱不及于公卿。是故平居而有直言敢諌之风，临难而有仗节死义之志。获报之厚，振古如兹。臣举太祖之言，足以见其贻谋于始；述孝宗之事，足以见其率行于终。」
大诰》曰：「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饮食梦寐未尝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务为民造福，检君之失，撙君之过，补君之阙，显祖宗于地下，显父母于生前，荣妻子于当时，身名流芳，千万载不磨。」
臣良胜曰：「君臣之间，同心同德，宴游不忘儆戒，敬爱存于责成。虞廷之歌，卷阿之诗，殆无以专美于前矣。」
圣祖尝与宋濓饮，濓辞，强之至五巵，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欢笑，亲御翰墨，赋诗一章以赐，仍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曰：“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如此也。”复以公难于行步，特诏皇太子选良马以赐。上亲作《马歌》，命羣臣咸作之，以宠耀焉。濓致仕归，濒行，赐缗帛文绮及御制文集。皇太子赠以衣二袭。上谕曰：“朕最慎于赏予，嘉卿忠信可贯金石，故以是赐卿。”卿今年几何？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绮，俟三十二年后作百岁衣也。”
洪武元年，章溢奏定处州七县税粮，比宋制亩悉加五合。圣祖特命青田县粮止作五合起科，曰：“使刘伯温乡里子孙世世为美谈也。”天威严重，伯温抗言直议，不以利害怵其中。上甚礼重，称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圣祖谕魏国公徐达曰：「卿等连年征伐，犯霜露，冐矢石，临危决机之际，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则召卿等议之。」达对曰：「臣等荷陛下威灵，仰奉成算，遂翦羣雄。顾臣等愚陋，犬马微劳，何足齿录。伏防圣恩，特加优礼，揆之于心，实加愧悚，岂敢自逸。」圣祖曰：「朕固知卿等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劳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劳。」尔达等复固辞弗许。大赉天下致仕武臣，谕之曰：「元末兵争，
译苏辙说：“唐玄宗是位豪杰君主，而姚崇也用对待豪杰的方式侍奉他。当君臣相遇相合时，天下事务迎刃而解，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作为的。虽然如此，用水去济水，后来将有不可食用的后果。”开元四年，天下发生大蝗灾，百姓祭祀且拜蝗虫，坐着看蝗虫吃庄稼而不敢捕捉。姚崇上奏派遣御史担任捕蝗使，分路杀蝗。然而，遇到灾祸而恐惧，修德来回应天象变化，是古代的正道。姚崇对此只字不提，而专门以捕蝗为事，这已经令人可疑了。皇帝驾临东都，而太庙房屋倒塌。宋璟、苏颋都说：“三年丧期未满，不可巡幸。房屋倒塌的变故，是天意的警告。请停止东巡，修德来回应天谴。”皇帝拿此询问姚崇，姚崇说：“这是前秦苻坚的旧殿，年代久远朽坏而崩塌，木头蛀蚀而折断，道理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房屋倒塌与出行防备，并非因为出行才倒塌。现在关中歉收，运输粮草劳苦疲弊，出巡东都，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自己。百官已经戒备，供应已经具备，请车驾立即东行，而将神主迁到太极殿，再建造新庙，这是大孝。谁说只有姚崇贤能呢？”皇帝听从了姚崇的建议，使得君主对上不畏天意警告，对中不敬宗庙，对下不防备人言，这些都是忠臣所忌讳的，而姚崇身处其中却毫不怀疑，为什么呢？后来姚崇、宋璟去世后，唐玄宗更加年老，轻蔑群臣，刚任用张九龄就废黜太子李瑛，任用牛仙客就听从李林甫，刚任用杨国忠就放纵安禄山，任用辅璆琳，专门以迎合自己为喜悦，这类情况大概都有姚崇开启的先例。
臣良胜说：“如果按照苏辙的议论，唐玄宗起初有尊敬大臣的礼节，而姚崇不能尽到大臣的道义来回应他，所以后来唐玄宗对待大臣，逐渐失于无礼了。”
宋太祖对昭文馆大学士宋琪等人说：“过去的帝王大多以崇高自处，脸色严厉刚毅，左右没有人敢进言。我与你们周旋亲切，商讨时事，大概想要沟通上下之情，没有壅塞蒙蔽。你们只要直道而行，不要有所顾忌回避。”宋琪谢恩说：“臣等才能微薄，在相府待罪，陛下曲意赐予温和的脸色，让我们尽忠恳切，怎敢不倾尽所有来符合圣意。”
宋孝宗召张浚到行在，赐给手书。张浚立即上路，到达后立即被引见。皇帝改容说：“久闻您的大名，现在朝廷所倚仗的只有您。”赐坐，反复询问。张浚说：“君主以致力于学习为先，君主的学习根本在于一心。一心合乎天道，什么事不能成功？所谓天道，就是天下的公理罢了。必须兢兢业业自我持守，使一心清明，那么赏罚举措没有不恰当的，人心自然归附，四方边远地区自然臣服。”于是任命张浚为少傅、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
臣良胜说：“自古以来对待大臣有道，只有宋朝最为极致。鞭打扑击不在殿陛上施行，辱骂侮辱不及于公卿。因此平时有直言敢谏的风气，面临危难有仗节死义的志向。获得的回报丰厚，自古至今如此。臣列举太祖的话，足以看出他在起初留下的谋略；叙述孝宗的事，足以看出他在终了时的践行。”
《大诰》说：“从前人臣能与君主同游的，他们竭尽忠诚成全君主，饮食梦寐不曾忘记政事。所谓的政事是什么？只致力于为民造福，检举君主的过失，抑制君主的过错，弥补君主的缺失，使祖宗在地下显赫，使父母在生前显耀，使妻子儿女在当时荣耀，自身名声流传芬芳，千万年不可磨灭。”
臣良胜说：“君臣之间，同心同德，宴游不忘警戒，敬爱存在于责成。虞廷的歌，卷阿的诗，大概没有什么能独占前人的美名了。”
圣祖曾与宋濂饮酒，宋濂推辞，强劝到五杯，脸色如红土，走路不成步。皇上欢笑，亲自挥毫，赋诗一章赐给他，又命令侍臣都作《醉学士歌》说：“让后世知道朕君臣同乐如此。”又因为宋濂难以行走，特诏皇太子挑选良马赐给他。皇上亲自作《马歌》，命令群臣都作，以宠耀他。宋濂退休回家，临行，赐给缗帛文绮及御制文集。皇太子赠给他衣服两套。皇上告诫说：“朕最谨慎于赏赐，嘉奖你的忠信可以贯穿金石，所以用这些赐给你。”你今年多少岁？回答说：“六十八。”皇上说：“收藏这些绮，等到三十二年后做百岁衣。”
洪武元年，章溢上奏确定处州七县税粮，相比宋代制度每亩都增加五合。圣祖特命青田县粮只作五合起科，说：“让刘伯温乡里子孙世世作为美谈。”天威严重，伯温抗言直议，不因利害而在心中恐惧。皇上非常礼重，称为“老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又说：“你是我的张良啊。”
圣祖告诫魏国公徐达说：“你们连年征伐，冒着霜露，顶着箭石，在临危决断的关键时刻，生死置之度外。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你们应该稍作休息。可以从现在起，或者三天、五天朝见一次，有大事则召你们商议。”徐达回答说：“臣等承受陛下威灵，仰奉成算，于是剪除群雄。只是臣等愚陋，犬马微劳，何足挂齿记录。伏蒙圣恩，特加优礼，衡量于心，实在惭愧恐惧，怎敢自逸。”圣祖说：“朕本来知道你们不忘恭敬的心意，只是念及你们久劳于外，想有所慰劳你们的辛劳。”徐达等人又坚决推辞不被允许。大赏天下退休武臣，告诫他们说：“元末兵争，
中原鼎沸，人不自保。尔诸将臣奋起从朕，效谋宣力，共平祸乱，勤劳备至。天下既定，论功行赏，使尔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朕思起兵时与尔等皆少壮，今皆老矣，久不相见，心恒思之，故召尔等来。所赐薄物，以资养老。尔等还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诸将叩首谢。上因笑曰：「同厯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有无穷之天下，则尔等子孙亦享有无穷之爵禄。」诸将臣无不感激，至有堕泪者。洪武十八年，命大都督府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谕之曰：「武臣从朕定天下，以功世禄，其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没，鲜知学问，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有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致祸灭者，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葢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者，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学尔。」文皇入正大统，建内阁于东角门内，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竒七人处其中，典机密务。上时步至阁中，亲阅视所治，且劳之曰：「天下事，朕与若等共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译中原战乱不息，人们无法保全自身。你们众将臣奋起追随朕，出谋划策，竭尽全力，共同平定祸乱，勤劳至极。天下平定后，评定功劳给予赏赐，让你们担任官职处理事务，子孙世代承袭，永远享受富贵。朕回想起兵时与你们都是年轻力壮，如今都老了，长久没有相见，心中常常思念，所以召你们前来。所赐的微薄物品，用来资助你们养老。你们回家后，抚育教导子孙，以终老一生。」众将叩头谢恩。皇上于是笑着说：「共同经历艰难，才有今天。考虑到朕的子孙能保有无穷的天下，那么你们子孙也能享有无穷的爵位俸禄。」众将臣无不感激，甚至有人落泪。洪武十八年，命令大都督府选拔武臣子弟进入国子监读书，告诫他们说：「武臣跟随朕平定天下，凭借功劳世代享有俸禄，他们的子弟生长在富贵之中，又因为父兄早逝，很少懂得学问，应当让他们读书，了解古今，明白道理，等他们有所成就后，再任命官职，或许能得到实用的人才。从前霍光功劳并非不高，死后不久，子孙骄横放肆，最终导致灾祸灭亡，是因为不学习。郭子仪中兴唐朝，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内心常保持谦虚退让，保全了美好的名声，福泽惠及后代，是因为明白道理。如今武臣子弟只知道习练武艺，只怕在于不学习罢了。」文皇入宫继承大统，在东角门内建立内阁，命令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杨士奇七人在其中任职，掌管机密事务。皇上时常步行到阁中，亲自查看他们处理的事务，并且慰劳他们说：「天下大事，朕与你们共同商议，不是你们六卿分别管理的。」
臣良胜曰：我祖宗任臣敬臣，同归于厚，而有分焉。在文臣则优其地分，隆其礼遇，恩及其身后，惠及其乡里，嘉其德焉。在武臣则念其劳动，畧其边幅，赉资以货财，训饬其子弟，称其功焉。道并行而不相悖，此所以为天地之大也。但文臣有任子末品，终其身；武臣一例防叙，世世勿絶其后。边功日烦，以官为赏，视国初已逾百倍，而膏梁柔脆，多不任兵。目不知书，何云畏法？虽丽重典，不废先功，故谚有「军官锡防」之喻，谓其可毁可复，是以益无所惮也。为国家深长之虑者，恒有为裁省之议，率以成法为词。臣伏读《大明律》：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先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地方远近充军。及文皇之时，奉天征讨，官犯罪，法司奏以律行。则今日议此，正须率用祖宗成法而有余矣。所以厚报之者，仁之至也；所以重治之者，义之至也。然治之于末，莫若成之于初。各都司选举武举一员，如提调学校之制，每岁按行各衞所，将应袭官舍考校武艺、字法可任官者，方许送部覆考，果称方许授官，不称者发囘再考，三考不称者降用。且圣祖初命教武臣子弟之言曰：「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使有成立，然后命官。」微意远畧，已有所在。其犯私罪，一遵文皇以律科断，官有实用，法不虚行，足以仰体祖宗优厚报功之恩，黙存今日裁省重官之意，于成法无所变焉。右衍敬大臣之义。
舜典》曰：「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蔡沉曰：「舜既告庙即位，乃谋治于四岳之官，辟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
臣良胜曰：「舜以圣人，聪明睿知，自侧微受禅。试之三年，摄政二十有八年。其于天下视听，固亦广矣，壅蔽之患可自无矣。乃受终传位之初，谋治四岳，惟务来四方之贤，以布有位。则其效知宣力，各得尽其闻见，以敷于治，而四方幽隐之情，必无壅于上闻者。然而人主之心，攻之甚众，左右有所伺隙以投其好者，日相万也。一有所蔽，则聪明之德日损矣。《易》于丰卦之爻有曰：『日中见斗，蔽障之甚至于昼夜不辨』，又何以辨人之邪正，政之得失，而言治乎哉！」
臯陶谟曰：「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臣良胜曰：「此亦言知人之谟也。知人之道，以九德为本。宣三德者，则使之有家；严六德者，则使之有邦。是以俊乂在官，百僚师师。其原皆出于君也。人君不以逸欲为教，故其下观感。有邦君子，皆持兢业之心而日进于德。言有邦则有家者，可知矣。况兹庶务之烦，一日二日之间，而有万几，岂能独理？必俊乂百僚分治而无旷职，然后可也。人君所以帅教成德，而使之布列庶位，无非所以代天理物，而非为其私也。是庶官之职，所以代君之事；人君任庶官之职，所以代天之工。故曰知人之谟也。」
伊训》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防士。」
蔡沉曰：三风愆之纲也，十愆风之目也。卿士诸侯十有其一，已丧其家，亡其国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则以墨刑加之，具详悉也。童防始学之士，则详悉以是训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谏也。臣良胜曰：自天子而下，有诸侯大夫，皆羣臣也。君臣一体，故有体其事而察其心者。彼大夫之心，孰不欲保其家也？诸侯之心，孰不欲保其国也？是以风愆之戒，儆于有位，葢欲诸侯大夫知所谨守，保其家国于无虞也。然而大夫之下有家臣焉，诸▯之下有卿大夫焉，交脩之责有归也。大夫有嫡子庶子焉，诸侯有世子公子焉，防养之教有素也。其所以制法如是者，无非欲诸侯大夫保其邦家，是之谓体其心也。
译臣良胜说：我们的祖宗任用臣子、敬重臣子，同样归于厚待，但有所区别。对于文臣，则优待他们的地位，隆重他们的礼遇，恩泽延及他们的死后，恩惠遍及他们的乡里，这是嘉奖他们的德行。对于武臣，则念及他们的辛劳，不拘泥于细枝末节，赏赐他们财物，训诫他们的子弟，这是称颂他们的功劳。道理并行而不相违背，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但是文臣有任子制度，即使是最末等的官职，也能终身享有；武臣则一律按例承袭，世代不绝其后。边境战事日益频繁，以官职作为赏赐，相比开国之初已经超过了百倍，然而这些出身富贵、柔弱脆弱的人，大多不能胜任军事。眼睛不认识字，怎么能说他们畏惧法律？即使触犯重典，也不废除他们先前的功劳，所以谚语有“军官的官职像锡器一样”的说法，意思是官职可以毁坏也可以恢复，因此他们更加无所忌惮。为国家做长远考虑的人，常常有裁减冗官的议论，大多以成法为借口。臣恭敬地阅读《大明律》：军官犯私罪，应受笞刑的，附记过错收赎；应受杖刑的，解除现任职务，降等叙用；应罢职不叙用的，降充总旗；应受徒刑流刑的，按照地方远近充军。到了文皇时期，奉天征讨，官员犯罪，法司奏请按照律法执行。那么今天议论此事，正应该遵循祖宗成法而且绰绰有余了。所以厚报他们的，是仁的极致；所以重治他们的，是义的极致。然而治理于末流，不如成就于初始。各都司选举武举一人，如同提调学校的制度，每年巡视各卫所，将应袭官职的官舍考校武艺、字法，能够胜任官职的，才允许送部覆考，确实称职才允许授官，不称职的发回再考，三次考校不称职的降用。况且圣祖最初命令教导武臣子弟的话说：“应当让他们读书，知晓古今，认识道理，使他们有所成就，然后任命为官。”深意远略，已经有所体现。他们犯私罪，一律遵循文皇以律法科断，官职有实用，法律不空行，足以仰体祖宗厚报功劳的恩德，默存今日裁减冗官的意思，对于成法没有什么改变。右篇阐述敬大臣的道义。
《舜典》说：“咨询四岳，打开四门，明察四方，通达四方。”
蔡沉说：“舜在告祭宗庙即位后，于是向四岳的官员谋划治理，打开四方之门，招来天下的贤才俊士，扩大四方的视听，以决断天下的壅蔽。”
臣良胜说：“舜作为圣人，聪明睿智，从卑微的地位接受禅让。试用了三年，摄政二十八年。他对于天下的视听，本来已经很广了，壅蔽的祸患本来就可以自然消除了。然而在受命传位之初，向四岳谋划治理，只致力于招来四方的贤才，以布满官位。那么他们效忠尽力，各自能尽其见闻，以敷行治理，而四方幽隐的情况，必定不会壅塞于上闻。然而人主的心，攻心者很多，左右有人窥伺空隙以投其所好，每天数以万计。一旦有所遮蔽，那么聪明的德行就日渐减损了。《易经》在丰卦的爻辞中说：‘日中见斗，遮蔽阻碍甚至到了昼夜不分的地步’，又怎么能辨别人的邪正，政事的得失，而谈论治理呢！”
《皋陶谟》说：“不要教导安逸欲望，拥有邦国的君子要兢兢业业，一天两天之间万般机要，不要荒废众官，天工之人要代替它。”
臣良胜说：“这也是谈论知人的谋略。知人的道理，以九德为根本。宣扬三种德行的人，就让他有家；严守六种德行的人，就让他有邦。因此俊才在官，百官互相效法。其根源都出自君主。君主不以安逸欲望为教，所以下属观感。拥有邦国的君子，都持兢兢业业之心而日进于德。说拥有邦国就拥有家，是可以知道的。况且这些庶务的繁杂，一天两天之间，而有万般机要，怎么能独自治理？必须俊才百官分治而不荒废职守，然后才可以。君主所以率领教导成就德行，而让他们布满众位，无非是为了代替天治理万物，而不是为了私利。因此众官的职责，是用来代替君主的事务；君主任用众官的职责，是用来代替天的工。所以说这是知人的谋略。”
《伊训》说：“制定官刑，警戒在位者。说：‘敢有在宫中常舞，在室内酣歌，这叫巫风。敢有贪恋货色，常于游猎，这叫淫风。敢有侮蔑圣言，违逆忠直，疏远耆德，亲近顽童，这叫乱风。’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有一项在身，家必丧；邦君有一项在身，国必亡。臣下不匡正，其刑墨，详细训诫于防士。”
蔡沉说：三风是过失的纲，十愆是风气的目。卿士诸侯有其中之一，已经丧家亡国了。墨，是墨刑。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就用墨刑加之，详细明白。童防是始学之士，就详细明白以这训诫他们，想要他们入官就知道如何正谏。臣良胜说：从天子以下，有诸侯大夫，都是群臣。君臣一体，所以有体察其事而察其心者。那些大夫的心，谁不想保全他的家？诸侯的心，谁不想保全他的国？因此风愆的警戒，警戒在位者，大概想要诸侯大夫知道谨慎遵守，保全家国于无虞。然而大夫之下有家臣，诸侯之下有卿大夫，交修的责任有所归属。大夫有嫡子庶子，诸侯有世子公子，防养的教化有所素。他们所以制定法律如此，无非想要诸侯大夫保全邦家，这就是体察他们的心。
蔡沉曰：「庶官，治乱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
臣良胜曰：「贤能，治之表也；亦世之表也。人君必求能者而官之，贤者而爵之，是所以表异于天下而求治焉。则贤能之心，亦可以自慰矣。若使私昵而官之，则能者乃曰：『彼以私昵而可官也，吾乌用能？』恶徳而爵之，则贤者乃曰：『彼以恶德而可爵也，吾乌用贤？』夫其有所不安于心，则必有所不屑于职，又何以图治为哉！」
羔羊》诗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朱熹曰：「南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故诗人美其衣服有常，而从容自得如此。」
臣良胜曰：「有道之世，舒以和；无道之世，急以厉。惟文王仁厚之化行于南国，故在位得以养其节俭之德，行其正直之志。政裕情豁，而退食之际，从容自得如此。若夫苛烦督责，冺冺棼棼，正直者将摈斥而无容，节俭者欲自污以免祸。厝火束湿，救过不暇，背不帖席，而食不下咽，安得有退食委蛇如羔羊之咏者乎？」
四牡》诗曰：「四牡騑騑，周道委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朱熹曰：「此劳使臣之诗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礼也。故为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尽职分之所当为而已，何敢自以为劳哉？然君之心则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飨之际，叙其情而闵其劳。」言：「驾此四牡，而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逺如此。当是时，岂不思归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坚固，不敢狥私以废公，是以内顾而伤悲也。」臣劳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间可谓各尽其道矣。传曰：「思归者，私恩也；靡盬者，公义也；伤悲者，情思也。无私恩，非孝子也；无公义，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辞王事。」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臧哀伯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太庙，其若之何？」
臣良胜曰：「百官庶民之所以治也，人君百官之所由以正也。君者，臣之表也。表正而影直矣。故凡体察于羣臣者，亦自顾其所以照临之者何如尔。」
礼运》曰：「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仁，去其贪。」
臣良胜曰：人君操用人之权者也。惟用之也恕，故体之也必得其情。惟体之也诚，故用之也。不求其备，若求之备，则责之详，又何以用之而体之，得其心哉？善夫，子思言于衞侯曰：「合抱之木，不以数寸之朽弃也是故光岳之分，全才益寡。知近于诈，勇易于暴，仁类于贪，岂真善恶相去之远如是耶？有所长者，或亦有所短也。赵葵言于理宗曰：「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计者治财，寛厚者任牧养，刚正者持风宪。」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呜呼！是所谓能取其长，皆可用也。羣臣效用，将无有不得其心者。
汉宣帝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及拜刺史、守相，輙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其所行，以质其所言，有名实不相应者，必知其所以然。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声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輙以玺书劝
译蔡沉说：“众官，是治乱的根源。众官任用得当，国家就治理得好；任用不当，国家就混乱。”
臣良胜说：“贤能之人，是治理的表率；也是世风的表率。君主一定要寻求有才能的人授予官职，有德行的人授予爵位，这是为了向天下表明区别，从而求得治理。那么贤能之人的内心，也可以自我安慰了。如果因为私亲昵爱而授予官职，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会说：‘他因为私亲昵爱就可以做官，我哪里用得着才能呢？’如果因为恶劣的德行而授予爵位，那么有贤德的人就会说：‘他因为恶劣的德行就可以受爵，我哪里用得着贤德呢？’他们内心有所不安，就必然对职务有所不屑，又怎么能图谋治理呢！”
《羔羊》诗说：“羔羊的皮，素丝五缕。从公府退朝回家吃饭，从容自得的样子。”朱熹说：“南国受文王之政的教化，在位者都节俭正直，所以诗人赞美他们的衣服有定式，而从容自得如此。”
臣良胜说：“有道之世，舒缓而和乐；无道之世，急迫而严厉。只有文王仁厚的教化行于南国，所以在位者得以修养节俭的德行，践行正直的志向。政事宽裕，心情豁达，所以在退朝吃饭的时候，从容自得如此。如果是苛刻烦琐的督责，纷乱杂乱，正直的人将被排斥而没有容身之地，节俭的人想自污来避免灾祸。如同在湿柴上放置火种，救过都来不及，背不贴席，食不下咽，哪里会有退朝吃饭时从容自得如《羔羊》诗所咏叹的那样呢？”
《四牡》诗说：“四匹公马奔跑不停，周朝的道路漫长遥远。难道不想回家吗？王事没有休止，我心中悲伤。”
朱熹说：“这是慰劳使臣的诗。君主派遣使臣，使臣侍奉君主，是礼制。所以作为臣子奔走于王事，只是尽职责所应当做的罢了，哪里敢自以为劳苦呢？然而君主的心不敢因此就自安。所以在宴饮的时候，叙述他们的情怀而怜悯他们的劳苦。”说：“驾着这四匹马，出使在外，道路如此迂回遥远。在这个时候，难道不想回家吗？只是王事不可以不坚固，不敢徇私情而废公事，所以内心顾念而悲伤。”臣子因事劳苦而不自言，君主探知其情而代其言，上下之间可以说各自尽到了道义。传曰：“想回家，是私恩；王事不止，是公义；悲伤，是情思。没有私恩，不是孝子；没有公义，不是忠臣。君子不因为私恩损害公义，不因为家事推辞王事。”
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进太庙。
臧哀伯说：“作为君主的人，将要彰显德行、堵塞违逆，以此来监察百官，还担心有所失误，所以彰显美德来示给子孙。因此清庙用茅草盖屋顶，大路用蒲草编席，大羹不加调料，谷物不舂细，这是彰显节俭。衮服、冕冠、黻纹、珽玉，腰带、下裳、绑腿、鞋履，衡、紞、纮、綖，这是彰显法度。藻、率、鞞、鞛，鞶、厉、游、缨，这是彰显数量。火、龙、黼、黻，这是彰显文采。五色配合形象，这是彰显物象。〇鸾、和、铃，这是彰显声音。三辰旗帜，这是彰显光明。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数量，用文物来记载，用声音光明来发扬，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于是警戒畏惧而不敢轻易违背纪律。现在毁灭德行树立违逆，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向百官明示，百官效仿它，又怎么惩罚他们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僻。官员失去德行，是因为宠幸贿赂公开。郜鼎在太庙，公开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把彰显违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那该怎么办呢？”
臣良胜说：“百官庶民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因为君主和百官由此端正。君主是臣下的表率。表率端正影子就直了。所以凡是体察群臣的，也要自顾自己用来照临他们的是怎样的。”
《礼运》说：“利用人的智慧，去除他的欺诈；利用人的勇敢，去除他的暴戾；利用人的仁爱，去除他的贪婪。”
臣良胜说：君主掌握着用人的权力。只有用人宽恕，所以体察必然得其实情。只有体察真诚，所以用人。不要求完备，如果要求完备，那么责求就详细，又怎么能用人并体察，得其真心呢？子思对卫侯说的话好啊：“合抱的大树，不因为几寸的腐朽而抛弃它。”因此光岳之分，全才更加稀少。智慧近于欺诈，勇敢易于暴戾，仁爱类似贪婪，难道真的善恶相差如此远吗？有所长处，或许也有所短处。赵葵对理宗说：“有勇略的人治理军队，有心计的人治理财政，宽厚的人担任牧养，刚正的人主持风宪。”为官员选择人，而不为人选择官员。唉！这就是所说的能取其长处，都可以任用。群臣效力，将没有不得其心的。
汉宣帝励精图治，每五天听一次政事，从丞相以下各自奉职奏事，陈述他们的言论，考核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应当升迁以及有特殊善行的，厚加赏赐，直到子孙，始终不改变。等到任命刺史、守相，就亲自见面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来验证他们的言论，有名实不相应的，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常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的，大概是良二千石吧？”认为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则下面不安，百姓知道他们将长久任职，不可欺骗，于是服从他们的教化。所以二千石有治理成效，就用玺书劝勉
勉，増秩赐金，或爵至闗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译（对这些人）勉励，增加俸禄并赏赐金钱，有的人爵位甚至升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时，就从所表彰的人中依次选拔任用。因此，汉代优秀的官吏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
臣良胜曰：「宣帝之于臣下，综覈名实，人人得陈其言，得行其志，得尽其才，葢亦有以体之矣。若使人君深居高拱，于事无裁决之明，信意指使于人，无审择之素，频更数易，无自固之心，僭赏滥刑，无自明之路，功能混于所施，毁誉偏于所寄。如是而欲用舍之当，功效之着，如宣帝者，斯亦难矣乎！」
唐▯宗东封还，至宋州宴从官，谓张説曰：「怀州刺史王邱，饩牵之外，一无他物；魏州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裴耀卿，表数百言，莫非规諌。且曰：『人或重扰，则不足告成。朕常置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顾谓刺史寇泚曰：「比亦屡有以酒馔不丰诉于朕者，知卿不借誉于左右也。」自举酒赐之。于是以邱为尚书左丞，沔为散骑侍郎，耀卿为定州刺史。
臣良胜曰：「▯宗于道途之间，而灼知臣下之善，可谓善体之矣。至如宋璟入相，道途不与使者交言，▯宗亦尝赐以金筯，曰：『表君直也。』其后在蜀，与裴士淹论及璟曰：『彼卖直以取名尔。』然则人主聪明，固有在近而蔽在远，而彻者邪？何其明于此，而闇于彼也？故有问长吏之政于铃下马卒，而不得；至田间野老，能厯厯言之。此舜之明目达聪，必辟四门，以来远方之见闻也。或曰：璟以直道事君，屡拂上意，一斥不复，至是犹有余憾焉。林甫一意迎合，虽知其妬贤嫉能，无以为比，而任之久，好恶一偏，贤否莫辨，虽有英明之资，卒归闇缪之祸。如▯宗者，众矣。」
宋太祖即位之初，交广、剑南、太原、荆湖、江表、辽、夏皆为敌国也。因注意谋帅，命李汉超屯闗南，马仁瑞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勲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其族属在汴京者，抚之甚厚，郡中筦▯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锡赉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平蜀、楚，拓吴、越，所向遂志。葢能推赤心以驭羣下之所致也。
臣良胜曰：宋太祖经理天下，只此十四镇使而足。有藩镇之权，而无藩镇之弊。本之以诚，而济之以法也。有专兵，而无专地；有专利，而无专杀。族属在汴，而易置在朝；便宜在军，而文法在吏。故文臣知州，朝官知县，京朝官监临财赋，运使、通判、县尉之司，各有守焉。镇使亦何能为？故李汉超取部女为妾，贷钱不还，虽小民亦得而讼之矣。太祖虽折以言，责其人，遣之而谕汉超，亟还其女，偿其贷。军校诬郭进，终于不杀，遣使立功而荐之。董遵诲尝以紫气、黒龙之侮，而卒用此。又委之以心，而济之以知也。曽巩曰：太祖最得驭将之宜，为此故尔。
国朝指挥张温守兰州，元将王保保兵围城。温督将士备守，夜二鼓，围兵登城。千户郭佑醉卧不之觉，廵城官军击却之。围既解，温执佑将斩之。天策衞知事朱友文诤曰：“当贼犯城时，将军斩佑以令众，所谓以军法从事，人无得而议之。今贼既退，乃追罪之，非惟无及于事，且有擅杀之名，窃以为不可。”温悟，杖而释之。圣祖闻之，谓辅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直言开谕长官，此正人也，宜加赉予。”遂赐绮帛各五匹。
凌汉为监察御史，鞫狱平恕。人有德汉者，遇诸途，邀汉饮，厚报以金。汉曰：“子罪当尔，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饮，金不可受。”圣祖闻而嘉之，擢汉右副都御史。
金吾衞知事黄福，改龙江左衞，早暮勤职，而才识开敏，刻剔宿弊，数出意见，辅翼上官，陞本衙经厯，上书论国大计，圣祖览而奇之，陞工部右侍郎，特见信用。
臣良胜曰：「君门远于万里，谓其难于达也。我圣祖诚明，体下虽下僚之善，
译臣良胜说：“宣帝对待臣下，综合考核名实，使人人能够陈述自己的意见，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能够竭尽自己的才能，大概也有用来体察他们的方法。如果让君主深居高位、拱手无为，对政事没有裁决的明断，凭个人意志指使他人，没有审慎选择的素常，频繁更换官员，没有自我巩固的决心，僭越赏赐、滥施刑罚，没有自我辩明的途径，功劳与过失混杂在施行的措施中，诋毁与赞誉偏颇于所寄托的人。像这样却想要任用与罢免得当，功效显著，像宣帝那样，这也太难了吧！”
唐玄宗东封泰山归来，到达宋州宴请随从官员，对张说说道：“怀州刺史王邱，除了供给的牲畜之外，没有其他物品；魏州崔沔，供应的器物没有锦绣，向我展示节俭；济州裴耀卿，上表几百字，没有不是规劝进谏的。并且说：‘如果百姓受到严重骚扰，就不能报告成功。我常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像这三个人，不劳役百姓来博取恩惠，真是好官吏啊。”回头对刺史寇泚说：“近来也有多次因为酒食不丰盛向我诉苦的人，知道你不借左右之口来博取赞誉。”于是亲自举杯赐给他酒。于是任命王邱为尚书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定州刺史。
臣良胜说：“玄宗在路途之中，就能清楚地知道臣下的善行，可以说是善于体察了。至于宋璟入朝为相，在路途上不跟使者交谈，玄宗也曾赐给他金筷子，说：‘用来表彰你的正直。’后来在蜀地，与裴士淹谈论到宋璟时说：‘他是出卖正直来博取名声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君主的聪明，本来就有在近处被遮蔽而在远处通达的情况吗？为什么在这里明察，在那里昏昧呢？所以有向铃下马卒询问长吏的政绩，却得不到实情；直到田间的老农，能够一一详细地说出来。这就是舜使眼睛明亮、耳朵灵敏，一定要打开四门，来招致远方见闻的原因。有人说：宋璟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屡次违背皇上心意，一旦被斥退就不再起用，到现在还有遗憾。李林甫一心迎合，虽然知道他嫉妒贤才、忌恨能人，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却长期任用他，好恶偏向一方，贤与不贤无法分辨，虽然有英明的资质，最终归于昏乱谬误的祸患。像玄宗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宋太祖即位之初，交广、剑南、太原、荆湖、江表、辽、夏都是敌国。于是注重谋划统帅，命令李汉超驻守关南，马仁瑞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统领棣州，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守晋州，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用来抵御太原。赵赞驻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驻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用来防备西夏。他们的亲属在汴京的，安抚他们非常优厚，郡中管领的利益，全部给他们，任凭他们贸易，免除他们经过地方的征税，允许他们招募亡命之徒，作为爪牙。凡是军中事务，都能够便宜行事。每次入朝，一定召见应对，命令坐下，厚加赏赐然后遣返。因此边臣富有资财，能够供养死士，让他们做间谍，彻底了解敌情。等到敌人入侵，设伏袭击，大多取得胜利。二十年间，没有西北的忧患。以至于平定蜀、楚，开拓吴、越，所到之处都实现志向。大概是因为能够推诚驭下所致。
臣良胜说：宋太祖治理天下，只有这十四位镇使就足够了。有藩镇的权力，却没有藩镇的弊端。以诚信为本，而用法律来辅助。有专掌兵权，却没有专占土地；有专享利益，却没有专断生杀。亲属在汴京，而易置权在朝廷；便宜行事在军中，而文法制度在官吏。所以文臣知州，朝官知县，京朝官监临财赋，运使、通判、县尉的职司，各有职守。镇使又能做什么呢？所以李汉超娶部将的女儿为妾，借贷钱财不还，即使是小民也能够起诉他。太祖虽然用言语折服他，责备那个人，遣送他并晓谕李汉超，赶快归还那个女子，偿还借贷。军校诬告郭进，最终没有杀他，派遣使者立功并推荐他。董遵诲曾经因为紫气、黑龙的侮辱，而最终任用他。又委任以心，而辅助以智识。曾巩说：宋太祖最懂得驾驭将领的适宜，就是这个缘故。
本朝指挥张温镇守兰州，元将王保保的军队包围城池。张温督率将士防备坚守，夜里二更，包围的士兵登上城墙。千户郭佑醉酒躺着没有察觉，巡城的官军击退了他们。包围解除后，张温抓住郭佑将要斩首。天策卫知事朱友文争辩说：“当贼寇侵犯城池时，将军斩杀郭佑来号令众人，所谓以军法从事，没有人能够议论。现在贼寇已经退去，才追究他的罪责，不仅对事情无益，而且有擅自杀人的名声，我私下认为不可以。”张温醒悟，杖责后释放了他。圣祖听说后，对辅臣说：“朱友文作为幕僚能够遵守朝廷法度，直言开导长官，这是正直的人，应该加以赏赐。”于是赐给绮帛各五匹。
凌汉担任监察御史，审理案件公平宽恕。有人感激凌汉，在路上遇到他，邀请凌汉喝酒，用重金厚报。凌汉说：“你的罪应当如此，法律有定法，不是我的私情。你的酒可以喝，金子不能接受。”圣祖听说后嘉奖他，提拔凌汉为右副都御史。
金吾卫知事黄福，改任龙江左卫，早晚勤勉职务，而才识开明敏捷，革除积弊，多次提出意见，辅助上官，升任本衙经历，上书议论国家大计，圣祖阅览后认为他奇特，升任工部右侍郎，特别受到信用。
臣良胜说：“君主之门远于万里，是说它难以通达。我们圣祖真诚明察，体察臣下，即使是下级官员的善行，
必闻必用，而道路辞受之际，亦所奬拔。所谓无幽不烛，无远弗届。如是而人臣不知自勉于善者，非有人心者也。」
译凡是听到的必定采纳，而在路途之中辞让或接受任命的关键时刻，也都加以奖赏提拔。这就是所说的没有阴暗之处不被照亮，没有遥远之地不被到达。像这样，如果臣子还不知道自我勉励行善，那就不是有良知的人了。
右都御史袁泰奏：「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言时事，当罪之。」圣祖曰：「言之非难，言而当理者为难。昌龄辈安知其终不言邪？」复执奏曰：「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诡诈，不肻言尔。」圣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闗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轻易？若遽以怀诡计罪之，此何异张汤腹诽之法？」泰不敢复言。
臣良胜曰：圣朝无阙事，自觉諌书稀。圣祖兴道致治，至于末年，凡志之所欲为，力之所能为者，将无遗阙可指。泰犹以台臣不言为罪，泰固失矣。圣祖之盛，于是益徴。先儒吕祖谦云：「欲观君德成就，只于言者验之。若言之委曲囘謢，则是德之未成，未孚于人故也。言之剀切直指，是德之既成，有以孚于人也。」圣祖德既大成，孚于人者久矣。泰犹欲责人以言，视之多方以阻言者，为何如哉？然而圣祖卒不罪昌龄者，非乐人之无言也，葢深重于有言也。古者台谏官无所綂，谓之天子耳目，故言及天子，天子改容；言及宰相，宰相待罪。若泰而视为属吏而督责之，言亦可阴持之而使之不言矣，殊失建置重言之意。然则渊微之意，殆亦在于斯乎？
圣祖行后苑，见巢鹊卵翼之劳，喟然叹曰："禽鸟勤劳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亲老者许归养。时故元镇抚陈兴被俘来京，恩待甚厚。兴言有母，嵩州年八十余，欲求归养，即赐白金衣防，遣之。陛辞，圣祖顾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陈兴虽武夫，闻朕言即怆然思归。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岂肻令其违远耶？人寿不过百岁，今其年已八十余，万一不得相见，兴有无穷之痛。兴归母子相见，其乐宜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测人情，无防不烛。非惟一家之老得所，天下之▯独鳏寡皆防其惠矣。"圣祖曰："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人孝，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人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
臣良胜曰：「体羣下之情，至于俘臣，所谓充类至义之尽也。」
永乐四年进士陈纪等还乡陛辞，文皇谕之曰：「为学至以进士发身，亦出乎等伦。然道理无穷，古人至老务学不厌；今人茍遂一得，即不复前进，故远不逮古。尔等年富力强，当立志远大，务进脩，非独成己之德，将来国家亦得实才之用。」纪等皆叩首谢。复谕之曰：「乡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輙生骄慢。骄慢凶德，孔子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尔曹勉之。」各赐钞五锭为道里费。
臣良胜曰：「进士筮仕之初，而文皇所以谕勉之者若此。葢教之以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少之行也。教之以脩身、以齐家、以治国平天下之道也。待之诚而养之厚，有若是乎？」
右衍体羣臣之义
益彖曰损上益下民説无疆
程頥曰：「卦之为益，以其损上益下。损于上而益下，则民説之无疆。谓无穷极也。」
臣良胜曰：「君民一体，君之富藏于民也。君何尝不欲益民也哉？然而謟佞之徒进，则诱以狗马，导以工役，引以宴游，开以征伐，百费不供，而兴利之臣入，则阴増赋敛，明夺商贾，▯及酒盐，税及间架，无非损下益上，而不知割肌充腹。其所损于上者大矣。故益，若九五之君，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上下交惠，勿问元吉。其益何如？故曰：保民如子，君犹父也。父而有可以益其子者，虽髪肤有不爱也，况其他乎？」
井：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程頥曰：「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观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劳徕其民，而劝勉以相助之道也。劳徕其民，法井之用也；劝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臣良胜曰：「水性下，而井居于下，犹能上之以养，是所难也。君处乎上，下施其泽以养民，固易事尔。然而民之仰赖无穷，君之施与有限，容有不得尽遂其养者。故君子劳徕于民，俾其有以自养，而又劝于民，使之相助为养，则民之不得其养者寡矣。」
节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程頥曰：推
译右都御史袁泰上奏说：“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闭口不谈时事，应当治他们的罪。”圣祖说：“说话并不难，难的是说得合乎情理。胡昌龄等人怎么知道他们最终就不说话呢？”袁泰再次坚持上奏说：“胡昌龄等人不是不能说话，只是心中怀着诡诈，不肯说罢了。”圣祖说：“臣子向君主进言，必定关系到国家的利弊、百姓的安危，怎么能轻易呢？如果立刻以怀有诡诈之心来治他们的罪，这与张汤的‘腹诽’之法有什么区别？”袁泰不敢再说话。
臣良胜说：圣朝没有缺失的事情，自然觉得谏书稀少。圣祖推行道义以达到大治，直到晚年，凡是意志想要做的、力量能够做的，几乎没有什么遗漏缺失可以指责。袁泰仍然以台谏官员不说话为罪，袁泰确实错了。圣祖的圣明，在这里更加显著。先儒吕祖谦说：“想要观察君主的德行是否成就，只需从进言的人来检验。如果进言的人委婉地庇护，那就是德行尚未成就，未能取信于人的缘故。如果进言的人恳切直接地指责，那就是德行已经成就，有所取信于人的缘故。”圣祖的德行已经大成，取信于人很久了。袁泰仍然想要责备别人说话，这与那些用各种方法阻止人说话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然而圣祖最终没有治胡昌龄等人的罪，并不是喜欢别人不说话，而是因为深深地重视有人说话。古代台谏官员没有统属，被称为天子的耳目，所以言论涉及天子，天子就改变神色；言论涉及宰相，宰相就待罪。如果像袁泰那样把他们视为下属官吏而督促责罚，言论也可以暗中压制而使他们不说了，这完全违背了设立台谏重视言论的本意。那么圣祖深微的意旨，大概也在于此吧？
圣祖在后苑行走，看见喜鹊筑巢孵卵的辛劳，感慨地叹息说：“禽鸟勤劳到这种地步，何况人母子之间的恩情呢？”于是命令群臣中有父母年老的，允许回家奉养。当时前元朝的镇抚陈兴被俘来到京城，圣祖对他恩待很厚。陈兴说他有母亲，在嵩州，八十多岁了，想请求回家奉养，圣祖立刻赐给他白银和衣物，派他回去。陈兴在殿前辞别时，圣祖回头对侍臣说：“孝顺和悌敬的本性，天下人都相同。陈兴虽然是武夫，听到我的话就悲伤地想回家。我起初不知道他有母亲，如果知道，怎么肯让他远离呢？人的寿命不过百岁，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万一不能相见，陈兴会有无穷的悲痛。陈兴回家母子相见，那快乐该是怎样的呢？”侍臣说：“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推测人情，没有不透彻的。不仅是一家的老人得到安置，天下的孤老鳏寡都蒙受您的恩惠了。”圣祖说：“人情没有不爱自己父母的，一定要让他们能尽孝道。一个人孝，众人都趋向于孝，这是教化风俗的根本。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必定依据人情来进行。”
臣良胜说：“体察群下的情感，甚至到了对待俘虏臣子，这就是所谓推究类例以达到道义的极致。”
永乐四年进士陈纪等人回乡，在殿前辞别，文皇告诫他们说：“做学问到以进士身份出仕，也是超出一般人的。然而道理无穷无尽，古人到老都致力于学习而不厌倦；现在的人如果侥幸获得一点成就，就不再前进，所以远远不如古人。你们年轻力壮，应当树立远大的志向，务必进修，不仅成就自己的德行，将来国家也能得到真正的人才。”陈纪等都叩头谢恩。文皇又告诫他们说：“乡里的父兄所在，不可以因为一点成就就产生骄傲轻慢。骄傲轻慢是凶险的德行，孔子在乡党中恭顺谨慎，好像不会说话。你们要努力。”各自赐给钞五锭作为路费。
臣良胜说：“进士刚刚任职，文皇用来告诫勉励他们的就是这样。大概是教他们作为臣子、作为儿子、作为晚辈的行为。教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对待他们真诚而供养他们丰厚，有像这样的吗？”
右衍体群臣之义
益卦的彖辞说：损上益下，民众喜悦没有穷尽。
程颐说：“卦名为益，是因为它损上益下。损于上而益于下，那么民众就喜悦得没有穷尽。意思是无穷极。”
臣良胜说：“君民一体，君主的财富藏在民间。君主何尝不想有益于民呢？然而谄媚奸佞的人进用，就用狗马诱惑君主，引导君主大兴土木，引诱君主宴饮游乐，开启征伐，各种费用供应不上，而兴利之臣进入，就暗中增加赋税，公开掠夺商贾，酒盐都征税，房屋也征税，无非是损下益上，而不知道割肉充饥。他们对上层的损害太大了。所以益卦，如果是九五之君，有诚信惠爱的内心，有诚信惠爱我的德行，上下互相惠爱，不必问就是大吉。它的益处如何？所以说：保护百姓如同子女，君主就像父亲。父亲如果有可以有益于子女的东西，即使是头发皮肤也不吝惜，何况其他呢？”
井卦：象辞说，木上有水，是井。君子以此劳民劝相。
程颐说：“木承接水而向上，是用器具汲水而出的样子，这是井的象。君子观察井的象，效法井的德行，以此来劳徕他的百姓，而劝勉他们以相助之道。劳徕百姓，是效法井的作用；劝勉百姓使他们相助，是效法井的施予。”
臣良胜说：“水本性向下，而井处于下方，还能向上以滋养万物，这是很难的。君主处于上方，向下施予恩泽以养育百姓，本来是容易的事。然而百姓的仰赖无穷，君主的施与有限，恐怕有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养育需求的。所以君子劳徕百姓，使他们有自我养育的方法，而又劝勉百姓，使他们互相协助以养育，那么百姓得不到养育的就少了。”
节卦彖辞说：天地有节制而四季形成。以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程颐说：推
言节之道，天地有节，故能成四时；无节则失序也。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茍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
译谈论节制的道理，天地因为有节制，所以能够形成四季；没有节制就会失去秩序。圣人建立制度作为节制，所以能够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如果不靠制度来加以节制，就会奢侈放纵到浪费财物、伤害百姓的地步了。
大禹谟禹曰「于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蔡沉曰「益言儆戒之道」禹叹而美之谓帝当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当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养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养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谷惟脩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谷或相制以泄其过或相助以补其不及而六者无不脩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货财之类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类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无教故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节谨度以厚其生使皆当其理而无所乖则无不和矣九功合六与三也叙者言九者各顺其理而不汩陈以乱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又咏之歌也言九者既以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咏而乐其生也
臣良胜曰：「君臣儆戒，所以为德也。德不足以行政，非德也；政不足以养民，非政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之为政，以养民也。故益之儆戒，禹之叹美，舜之深念，无非上之为德，下之为民也。此所以为唐虞之君臣，而后世所当法也。」
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蔡沉曰：亶诚实无妄之谓，言聪明出于天性然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万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灵，具四端，备万善，知觉独异于物。而圣人又得其最秀而最灵者，天性聪明，无待勉强，其知先知，其觉先觉，首出庶物，故能为大君于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残疾得其生，鳏寡孤独得其养，举万民之众，无一而不得其所焉。则元后者，又所以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厚于圣人。其所以厚于圣人者，亦惟欲其君长乎民，而推天地父母之心而已。天之为民如此，则任元后之责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义乎？商纣失君民之道，故武王发此是。虽一时誓师之言，而实万世人君之所当体念也。
臣良胜曰：「汤之放桀，其作诰也，则曰：『惟皇上帝，降▯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维后。』则所以教民者，人君之责也。武之伐纣，其作誓曰：『惟人，万物之灵，元后作民父母。』则所以养民者，人君之责也。此汤武革命，所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也。虽然，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之顺也，其何徴也？亦顺乎民焉尔。」
咸有一德。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防与成厥功。
蔡沉曰：「伊尹言君民之使事，虽有贵贱之不同，至于取人为善，则初无贵贱之间。葢天以一理赋之于人，散为万善，人君合天下之万善，而后理之一者可全也。茍自大而狭人，匹夫匹妇有一不得自尽于上，则一善不备，而民主亦无与成厥功矣。」伊尹于篇终致其儆戒之意，而言外之防，则又推广其所谓一者如此。葢道体之纯全，圣功之极致也。尝因是言之，以为「精粹无杂者一也，终始无间者一也，该括万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达上下，万化之原，万事之干。语其理则无贰，语其运则无息，语其体则并包而无所遗也。「咸有一德」之书，而三者之义悉备。前乎伏羲、尧、舜、禹、汤，后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臣良胜曰：「君之与民，非特相须以为养，葢亦相须以为善。是故可近也，不可下也。然而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邦也；邦之所以为邦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其有养与教也。民之弗善，邦国瘁殄。故曰：『民者，邦之本也。』本固而后邦宁。人君欲宁其邦以自固也，不于本焉图之，可乎？」
南山有台。诗曰：「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臣良胜曰：「天子燕飨之乐，而率以民之父母为颂祝之辞。葢君子之在上，民之所攸塈也。其所以足为民之塈者，以其不懈于位也。上而爱民，有若其子；民
译大禹谟
禹说：“啊，帝啊，请深思啊。”德行在于良好的政事，政事在于养育百姓。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必须修治，端正德行、便利民用、丰厚民生这三事必须和谐。九项功业必须有序，九项有序必须歌颂。
蔡沉说：“益陈述儆戒的道理。”禹感叹并赞美他，说帝应当深深思考益所说的话。况且德行不仅仅是善良而已，必须用来使政事良好；政事不仅仅是法令而已，在于用来养育百姓。下文提到的六府三事，就是养育百姓的政事。水、火、金、木、土、谷必须修治，意思是水克制火，火克制金，金克制木，木克制土，从而生长五谷，或者相互制约以宣泄其过盛，或者相互辅助以弥补其不足，这样六者就没有不修治的了。端正德行，是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以此来端正百姓的德行。便利民用，是指制造工具、经商流通货物等，以此来便利百姓的使用。丰厚民生，是指穿丝绸、吃肉、不饥不寒等，以此来丰厚百姓的生活。六者既已修治，百姓的生活才开始顺遂，但不能让他们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所以为他们敦厚常典、广施教化，以端正其德行；通工易事，以便利其使用；节制谨慎法度，以丰厚其生活，使他们都合乎道理而没有违背，就没有不和谐的了。九功是六府与三事的合称。叙，是说九者各自顺从其道理而不混乱错乱以扰乱常道。歌，是说因为九功有序，又咏唱成歌。意思是九者既已修治和谐，各自合乎道理，百姓享受其利益，无不歌咏而乐于生活。
臣良胜说：“君臣儆戒，以此来成就德行。德行不足以行政，就不是德行；政事不足以养民，就不是政事。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君主施行政事，是为了养育百姓。所以益的儆戒，禹的叹美，舜的深思，无非是上位者成就德行，下位者为了百姓。这就是唐虞时代的君臣，也是后世应当效法的。”
《泰誓》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确实聪明，成为元首；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
蔡沉说：“亶，是诚实无妄的意思，是说聪明出于天性如此。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至善啊坤元，万物凭借它生长。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之中，只有人得其秀气而灵，具备四端，完备万善，知觉独自不同于万物。而圣人又得到其中最秀最灵者，天性聪明，无需勉强，其知先知，其觉先觉，首出于众物之上，所以能成为天下的大君。而天下疲弱残疾的人得到生存，鳏寡孤独的人得到供养，举凡万民众多，没有一人不得其所。那么元首，又是百姓的父母。天地生育万物而厚待于人，天地生育人而厚待于圣人。它厚待圣人的原因，也只是希望他君长于百姓，而推行天地父母之心罢了。上天为百姓如此，那么承担元首责任的人，怎能不知道作为百姓父母的意义呢？商纣失去了君临百姓的道理，所以武王发出这样的誓言。虽然是一时誓师的话，但确实是万世人君应当体悟念想的。”
臣良胜说：“商汤放逐夏桀，他作诰时说：‘伟大的上帝，将常性降于下民，能够安顿其谋略，在于君主。’那么教化百姓，是人君的责任。周武王讨伐商纣，他作誓时说：‘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那么养育百姓，是人君的责任。这就是汤武革命，所以顺应天意而响应人心的原因。虽然如此，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的顺应，它的征兆在哪里呢？也就是顺应百姓罢了。”
《咸有一德》说：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役使，百姓没有君主就无法侍奉。不要自高自大而轻视他人，否则普通男女不能尽其所能。君主与百姓共同防范并成就其功业。
蔡沉说：“伊尹谈论君民之间的役使与侍奉，虽然有贵贱的不同，至于取人为善，则起初没有贵贱的间隔。大概上天以一理赋予人，散为万善，人君集合天下的万善，然后理的一才能完全。如果自高自大而轻视他人，普通男女有一人不能在上级那里尽其所能，那么一善就不完备，君主也就无人共同成就其功业了。”伊尹在篇末表达其儆戒之意，而言外之防，又推广所谓“一”的含义如此。大概道体的纯全，圣功的极致。我曾经据此说：“精粹无杂是一，终始无间是一，概括万善是一”。一，贯通古今，通达上下，是万化的本源，万事的主干。说它的理则没有二致，说它的运行则没有停息，说它的本体则包罗万象而没有遗漏。《咸有一德》这本书，三者的意义都具备。在伏羲、尧、舜、禹、汤之前，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后，都是同一个准则。
臣良胜说：“君主与百姓，不仅相互需要以养育，也相互需要以成就善行。所以可以亲近，不可以凌驾。然而君主之所以为君主，是因为他有国家；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是因为它有百姓；百姓之所以为百姓，是因为他们有养育与教化。百姓不善，国家就会衰败灭绝。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然后国家安宁。人君想要安宁国家以自固，不从根本着手谋划，可以吗？”
《南山有台》。《诗经》说：“南山有杞树，北山有李树。欢乐啊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欢乐啊君子，美好的德行不止息。”
臣良胜说：“天子宴饮的音乐，都以百姓的父母作为颂祝之辞。大概君子在上位，是百姓所依赖的。他之所以足以成为百姓所依赖的，是因为他在位不懈怠。上位者爱护百姓，如同爱护自己的子女；百姓
而爱上，有若其父母。所谓德音之昭于久远者，孰大于此哉？」《大学》引此诗以释平天下之义，而申之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葢上下之分虽殊，而好恶之情则一。故君子而反思于己。」是故政之行也，吾之所安也，民之心亦所安也。吾必勉之，而民亦遂其安焉。是故令之出也，吾之所危也，民之心亦所危也。吾必改之，而无以危吾民焉。吾之所施于吾子，欲安而必恶危，是心也。推之而施于吾民，欲安而恶危，犹是心也。是爱民如子也，民有不爱之如父母者哉？晁错曰：「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不尽充。」是类也，则所谓絜矩之道，何以外此？
译而百姓爱戴君主，就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所谓美好的德行显扬于久远，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大学》引用这首诗来阐释平定天下的意义，并进一步申说：“百姓所喜爱的，君主也喜爱；百姓所厌恶的，君主也厌恶。大概上下的名分虽然不同，但好恶的情感是一致的。所以君子要反躬自省。”因此，政令施行时，我所感到安适的，百姓的心也感到安适。我一定勉励推行，百姓也就随之安适了。因此，政令颁布时，我所感到危惧的，百姓的心也感到危惧。我一定加以改正，而不使百姓处于危惧之中。我对待自己的儿子，希望他安适而厌恶他危惧，这是我的心。将这种心推广而施用于百姓，希望他们安适而厌恶他们危惧，也是同样的心。这就是爱百姓如同爱儿子，百姓会有不爱他如同爱父母的人吗？晁错说：“人的常情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养育他们而不伤害他们；人的常情没有不想富足的，三王丰厚他们而不使他们困窘；人的常情没有不想安定的，三王扶持他们而不使他们危险；人的常情没有不想安逸的，三王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使他们过度疲敝。”这类做法，就是所谓的絜矩之道，哪里会超出这个范围呢？
甘棠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説。」朱熹曰：「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臣良胜曰：「召伯之行于南国，推行文王之德也。其所致思召伯者，即所以思文王也。召伯听治于民，不安所居，至舍棠下，以便于民，则凡所施为措置，无非所以便民者矣。读是诗者，固可知其感民之德，尚当思其便民之政。」
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所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諌，大失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諌。』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諌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隣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臣良胜曰：「子民之责也，岂惟君哉？」观师旷之言也，罕乐之政也，臣亦与有政焉。然而罕乐之施，其末也将以为宋商人、齐陈氏矣，未可以为法也。子路治蒲，以箪食壶浆劳沟渎者，孔子使子贡止之。子路曰：「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饥，何不告于君，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否则尔之罪不久矣。」然则人臣而子民也，辅君以行之可也，专君而私之不可也。召公之泽，宜其远矣。
檀弓》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陈澔曰：“虎之杀人，出于仓卒之不免；苛政之害，虽未至死，而朝夕有愁思之苦，不如速死之为愈。此所以猛于虎也。为人上者，可不知此哉？”
顔渊侍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公曰：“善哉！”顔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必将佚，须防马败闻矣。”定公问曰：“子何以知其马之将佚也？”顔渊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于使人，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升马执御，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厯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无己，是以知其佚也。”定公曰：“善，可以少进乎？”顔渊曰：“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
臣良胜曰：「圣贤时人之耳目也。孔子因猛虎而戒苛政，顔子因佚马而喻穷民，皆足以见行道济时之心，致君泽民之志也。」
老▯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
臣良胜曰：人之常言，老子之教主于无，然观百姓为心之言，则谓之有可也。其谓之无者，曰无为而民自化，好静而民自正，无事而民自富，无欲而民自朴。以是而无，葢有百姓为心之先也。矧其生当春秋末造，五伯纷争，诸侯大夫家臣僭叛，骎骎然入于战国之风，故矫而镇之以静。故孔子生同其时，而曰吾见老子，其犹龙乎？且其论礼，则曰吾闻之老▯云。宗其教者，自葢公有闻。秦自商君变法，如毛、刘、项之际，死者十
译《甘棠》诗说：“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伐，召伯曾在此歇息。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坏，召伯曾在此休息。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折，召伯曾在此解衣安坐。”朱熹说：“召伯巡视南国，以推行文王的政令，有时住在甘棠树下，后来的人思念他的恩德，所以爱护那棵树而不忍伤害它。”
臣良胜说：“召伯在南国巡行，推行的是文王的德政。人们之所以思念召伯，也就是在思念文王。召伯在民间听讼治事，不安居住所，以至于住在棠树下，是为了方便百姓，那么他所施行的所有措施，没有不是为了方便百姓的。读这首诗的人，本来就可以知道感念他的恩德，更应当思慕他便民的政治。”
师旷说：“上天生育百姓而为他们设立君主，让他们管理百姓，不要使他们失去所有的东西。君主设立副手，让他们辅佐保护君主，不要使君主行为过度。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匠、商人、皂隶、牧人、圉人，都有亲近的人，来互相辅助。做得好就奖赏，有过失就匡正，有祸患就救助，有失误就改正。从天子以下，各自有父兄子弟，来补察他们的政事。史官记录，乐官作诗，工匠诵读箴言规劝，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话，庶人议论，商旅在市场，百工献艺。所以《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来进谏。’正月孟春，在这个时候进行。进谏是为了纠正失常。上天爱百姓很深切啊，难道会让一个人放纵在百姓之上，顺从他的淫欲，而抛弃天地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郑国的子展去世，子皮即位。这时郑国饥荒，还没到麦子成熟的时候，百姓困苦。子皮用子展的命令给国人发放粮食，每户一钟，因此得到了郑国百姓的拥护，所以罕氏长期掌管国家政事，担任上卿。宋国的司城子罕听说这件事说：“接近善行，是百姓的期望。”宋国也发生饥荒，子罕向平公请求拿出公家的粮食来借贷，让大夫们都借贷给司城氏，借贷而不登记，为那些没有借贷的大夫借贷。宋国没有挨饿的人。叔向听说这件事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他们将是最后灭亡的。这两家大概都能得到国家吧？百姓归附他们，施恩而不居功，乐氏又超过了。宋国的兴衰大概取决于他们吧？”
臣良胜说：“视百姓如子女的责任，难道只有君主才有吗？”看师旷的话，罕氏和乐氏的政治，臣子也参与政事。然而罕氏和乐氏的施恩，其最终目的将像宋国的商人、齐国的陈氏一样，不可以作为法则。子路治理蒲地，用竹篮盛饭、壶装浆酒慰劳挖沟渠的人，孔子让子贡制止他。子路说：“先生用仁德教导人，却禁止人行仁，我不接受。”孔子说：“你认为百姓饥饿，为什么不告诉君主，而用你的私物馈赠他们？这是你不彰显君主的恩惠，显示你的德义。赶快停止还可以，否则你的罪过不久就会来了。”那么臣子视百姓如子女，辅助君主施行是可以的，专断君主而私相授受是不可以的。召公的恩泽，适宜深远啊。
《檀弓》记载，孔子经过泰山旁边，有一个妇人在墓前哭泣，非常悲哀。孔子扶着车轼听她哭，让子路去问她说：“你的哭泣，好像有深重的忧愁。”妇人说：“是的。从前我的公公死于虎口，我的丈夫又死在那里，现在我的儿子又死在那里。”孔子说：“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说：“没有苛政。”孔子说：“学生们记住，苛政比老虎还凶猛。”陈澔说：“老虎杀人，出于突然无法避免；苛政的危害，虽然不至于死，但早晚都有愁苦，不如快死更好。这就是比老虎凶猛的原因。作为百姓的统治者，能不知道这个吗？”
颜渊侍奉鲁定公在台上，东野毕在台下驾车。定公说：“好！”颜渊说：“好是好，但他的马一定会逃跑，等马逃跑的消息传来就知道了。”定公问：“你怎么知道他的马将要逃跑呢？”颜渊说：“我从政治中知道。从前舜善于用人，造父善于用马。舜不穷尽民力，造父不穷尽马力，所以舜没有逃亡的百姓，造父没有逃跑的马。现在东野毕驾车，上马执缰，马口衔勒端正，步伐驰骋，礼仪完备，经历险阻到达远方，马力用尽了，然而他还不停地要求马，所以知道马会逃跑。”定公说：“好，能再深入说说吗？”颜渊说：“鸟被逼到绝境就啄人，兽被逼到绝境就抓人，人被逼到绝境就欺诈，马被逼到绝境就逃跑。从古到今，穷尽下属，能不危险的，从来没有过。”
臣良胜说：“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孔子因为猛虎而告诫苛政，颜子因为逃跑的马而比喻穷困的百姓，都足以看出他们行道济世的心，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志向。”
老子说：“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心，以百姓的心为心。”
臣良胜说：人们常说，老子的教义主张无，然而看以百姓为心的话，说他有也可以。说他是无，是因为无为而百姓自然教化，好静而百姓自然端正，无事而百姓自然富裕，无欲而百姓自然淳朴。因为有这些而无，大概是在以百姓为心之前。何况他生在春秋末年，五霸纷争，诸侯大夫家臣僭越叛乱，渐渐进入战国的风气，所以用静来矫正镇定。所以孔子生在同一时代，说我看老子，他就像龙一样。而且他论礼，就说我听说老子说。尊崇他的教义的人，从盖公开始有听闻。秦国自从商君变法，如毛、刘、项之际，死者十
九。曹参延之，又承高祖、萧何规画既定之后，是以治齐、治汉，一以无扰，着于近效。汉文虽尚其术，而贾谊建策，亦畧施行。劳军细柳，奋击匃奴，岂真溺志于无者？至晋王衍、何晏之流，渐入▯虚之论，以事物有形，目为刍狗。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礼法不必事，威仪不必修，是学老子之过，非老子之教本然也。况其高谈▯妙，而名宠势利，一莫之能远。晏图台鼎，戎执牙筹，衍营三窟，浩达空函，安知所谓百姓为心者？彼老子超然万物之表，肻为是哉？范甯谓王何之罪深于桀纣，其必有以恕夫▯者不然。彤管之什，取其节焉可也。
译九。曹参推崇黄老之术，又恰逢高祖、萧何的规划已经确定，因此治理齐国、治理汉朝，都遵循不扰民的原则，取得了显著的近期成效。汉文帝虽然崇尚这种方术，但贾谊提出的建议，也大致得到施行。在细柳营慰劳军队，奋起抗击匈奴，难道是真的沉溺于虚无吗？到了晋朝王衍、何晏等人，逐渐陷入虚无的议论，认为事物有形，便视其为刍狗（无用之物）。臣子不必忠诚，儿子不必孝顺，礼法不必遵守，威仪不必修持，这是学习老子的过错，并非老子教义本来如此。况且他们高谈玄妙，对于名声、恩宠、权势、利益，没有谁能远离。何晏图谋宰相之位，王戎手持牙筹（聚敛财富），王衍经营三窟（谋求生路），浩达空函（指王衍等人空谈无实），哪里知道所谓“以百姓心为心”的道理？那老子超然于万物之上，怎会这样做呢？范甯说王衍、何晏的罪过比夏桀、商纣还深，这一定有理由来宽恕老子，认为老子并非如此。《诗经》中的彤管之什，取其节制之意就可以了。
文帝劝农诏曰：「农，天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羣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真德秀曰：「按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间，减租税半者再，除租税者一。后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岂非躬行节俭之效与？」
景帝令二千石脩职诏曰：「今岁谷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职，不事官职秏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遣博士循行，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拯救饥民，免其戹者，具举以闻。」
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属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増词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无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氷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光武封卓茂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
眞德秀曰：「西都之亡，以士节不厉故尔。光武举此，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与礼严光、周党之意同。或者乃谓其褒表循吏，夫茂于出处去就之节，焕然光明如此，岂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章帝廪给婴儿诏曰：「葢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惨怛之忧，有中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
臣良胜曰：「汉诏数条，蔼然恻怛，慈爱犹存子民之意，录之以存古焉。」
唐太宗诏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亲问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抚教？”定州刺史薛献对曰：“老者，国家所养，臣每存恤之；少者，国家所使，臣每劝诫之。田畴荒废，渐加垦辟；礼义既行，产业咸振。此皆禀之圣化，非臣之力。”帝曰：“如公所奏，足称循良，清净为政，朕所望于公等也。”
宋仁宗时，契丹岁大饥，流民过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可大赈救之。”乃诏转运司分送唐、邓、襄、汝州，处以闲田。所过州县给食。
臣良胜曰：「臯陶陈谟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固为安民之本也。』汉帝唐宗，拳拳于刺史、二千石州县官之劝戒者，无非欲其代子民之职也。若宋仁宗推及契丹流民，济之一体，此所以为仁也。在方外之民，厚费不惜，则于京师之疫，又何爱于通天之犀乎？然而世运升降，隆替相因，四十余年，深仁厚泽，民丰物阜，可谓太平。英宗继綂未久，而神宗嗣位，安石变法，天下纷纷，民物太耗，党籍学禁，驯致靖康，而兵戎相防，无一日息肩之期。君子尝谓：齐桓方盛，而陈完来奔，异时代齐者，陈氏也。汉宣于呼韩来朝之岁，王政君得幸于太子，生成帝于甲观，异时代汉者，王氏也。验之天道：若夏至六阳极盛，万物繁鲜，一隂己生其中，则天地沍寒肃杀，万物实自伊始。天道人事，相为流通，人君尤谨于盛衰之际也乎？」
圣祖尝大宴羣臣，因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阙】仁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纡其忧
译汉文帝劝农的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来生存。然而百姓有的不致力于根本而从事末业，所以生计不能顺利。我担忧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耕种来勉励他们。赐给天下百姓今年田租的一半。”
真德秀说：“查考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间，减免租税一半的有两次，免除租税的有一次。后世的君主，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难道不是亲身实行节俭的效果吗？”
汉景帝命令二千石官员修明职事的诏书说：“今年谷物歉收，百姓粮食很少，这罪责在哪里？有的欺诈虚伪的人做官吏，官吏以贿赂作为交易，掠夺百姓，侵害万民。县丞是长吏，却违法与盗贼同流，盗贼更是毫无道理。命令二千石官员各自修明他们的职事，不从事官职、耗乱政事的，丞相上报，请求治他们的罪。布告天下，让百姓清楚明白我的意思。”
汉武帝派遣博士巡视的诏书说：“仁爱对远方的人没有区别，道义不回避困难。京城虽然还没有成为丰年，但山林池泽的富饶，与百姓共享。现在水灾蔓延到江南，临近冬至，我担心百姓饥寒不能存活。江南地区，火耕水耨，正从巴蜀运送粮食，运到江陵。派遣博士中等分别巡视，晓谕告知所到之处，不要让吏民受到双重困苦。有拯救饥民，免除他们困境的，详细举荐上报。”
汉宣帝命令二千石官员考察属官的诏书说：“狱讼，是万民的性命，用来禁止暴乱、制止邪恶，养育众生的。能使活着的人不怨恨，死去的人不遗憾，就可以称为文吏了。现在却不是这样，用法有的怀着巧诈之心，分析法律有两个标准，轻重不平，增加言辞掩饰错误，来构成他们的罪行，奏报不符合实情，皇上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这是我的不明，官吏的不称职，四方黎民将依靠谁呢？二千石官员各自考察属官，不要用这种人。官吏务必公平执法，有的擅自兴发徭役，装饰厨房传舍超过标准，让客人超越职分违反法律，来博取名誉，这就像踩着薄冰等待太阳出来，难道不危险吗！”
汉光武帝封卓茂的诏书说：“前任密县县令卓茂，约束自身修养，保持节操淳朴坚固，确实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名声冠绝天下，应当接受天下的重赏。所以武王诛杀纣王，封比干的墓，表彰商容的里巷。现在任命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
真德秀说：“西汉灭亡，是因为士人的节操不严厉的缘故。光武帝举荐这个人，用来洗刷二百年来萎靡颓败的风俗，与礼遇严光、周党的用意相同。有人却认为他褒扬表彰循吏，卓茂在出处去就的节操上，如此光明磊落，难道仅仅是一个循吏吗？这不仅是不知道皇帝，也是不知道卓茂了。”
汉章帝供给婴儿粮食的诏书说：“大概统治人民的人，看待百姓如同父母，有悲痛忧虑，有中和的教化，有匍匐救助。那些没有父母亲属的婴儿以及有子女但不能养活的人，按照法律供给粮食。”
臣良胜说：“汉朝的几条诏书，充满悲悯，慈爱还存有爱护百姓的意思，记录下来以保存古代的风范。”
唐太宗诏令朝集使、刺史以上官员升殿，亲自询问他们说：“你们在州里，用什么方法安抚教化？”定州刺史薛献回答说：“老年人，是国家所供养的，我时常存恤他们；年轻人，是国家所使唤的，我时常劝诫他们。田地荒芜，逐渐加以开垦；礼义已经施行，产业都振兴。这都是秉承圣上的教化，不是我的力量。”皇帝说：“像您所说的，足以称为循良，清净为政，是我对你们所期望的。”
宋仁宗时，契丹连年大饥荒，流民越过界河。皇帝说：“都是我的子民，可以大力赈救他们。”于是诏令转运司分别送到唐、邓、襄、汝州，安置在空闲的田地上。所经过的州县供给食物。
臣良胜说：“皋陶陈述谋略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知人固然是安民的根本。’汉帝唐宗，恳切地劝诫刺史、二千石州县官，无非是想让他们代替子民的职责。至于宋仁宗推及契丹流民，救济他们如同一体，这就是仁爱的表现。对于境外的百姓，不惜耗费，那么对于京城的瘟疫，又怎么会吝惜通天犀呢？然而世运升降，兴盛衰败相互因循，四十多年，深仁厚泽，百姓富足，可以说是太平。英宗继位不久，神宗嗣位，王安石变法，天下纷纷扰扰，民力物力大量消耗，党籍学禁，逐渐导致靖康之难，而兵戎相见，没有一天可以喘息的时候。君子曾经说：齐桓公正当兴盛，陈完来投奔，后来取代齐国的，是陈氏。汉宣帝在呼韩邪单于来朝的那一年，王政君得到太子的宠幸，在甲观生下成帝，后来取代汉朝的，是王氏。验证天道：如果夏至六阳极盛，万物繁茂新鲜，一阴已经在其中产生，那么天地寒冷肃杀，万物实际上从这时开始。天道人事，相互流通，君主尤其要在盛衰之际谨慎啊！”
圣祖曾经大宴群臣，于是晓谕他们说：“我本是布衣，拥有天下，实在由于天命。当群雄初起，到处掠夺，百姓惶惶不安，不能保全朝夕。我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正道，心里常常不以为然。后来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的道理。从此十多年，收揽英雄【缺】仁德四方克定，依靠诸将辅佐的功劳，尊居天位。想到天下广大，百姓众多，万事正繁忙，我半夜睡不着，忧虑悬在心中。”御史中丞刘基回答说：“过去四方未定，劳烦圣虑，现在四海一家，应该稍微减轻您的忧虑。”
。」上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忧之，矧德歉尧舜，治非雍熈，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
译。」皇上说：“尧舜是圣人，身处无为而治的时代，尚且为此忧虑，何况德行不及尧舜，治理不如太平盛世，天下的百姓刚刚从战乱创伤中恢复，怎能不忧虑呢？”
洪武元年，谕中书省臣曰：「中原兵难之后，老稚孤贫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赈卹之。」省臣以国用不足为对。圣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孙。恤其老，则天下之为子孙者悦；恤其幼，则天下之为父母者悦。天下之老幼咸悦，其心有不归者寡矣。茍视其困穷而不之恤，民将抚然曰：『恶在其为我上也？』故周穷乏者，不患无余财，惟患无是心。能推是心，何忧不足？今日之务，此最为先。」
洪武八年，命中书省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所依者，给以屋舎。仍谕之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转于沟壑，可坐而待也。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也。尔等为辅相，当体朕怀，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获也。」
洪武十七年，谕礼部曰：「古者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薄俗，亲死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之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苦贫无地葬所在官司择近城寛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舟车以归之。」
臣良胜曰：得天下之道，得其民也。得民之道，得其心也。况救民有若汤武，忧民有若尧舜，泽及鳏寡枯骨有若文王。集羣圣之大成，其在斯己。臣尝因义冢之令而考之：至元间，西僧嘉木▯喇勒智与僧格表里为防，请发宋防稽诸陵，取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屠于杭之故宫。戳理宗颅为饮器。圣祖受命初年，即命索饮器于西僧而藏之故陵。呜呼！圣人之仁，不可胜用也。于下民骨榇尚图安厝，况于先代帝王哉？然以此知元政之虐，岂及百年圣政之仁？视文王之泽为益厚，万世之祚其基之矣。
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圣祖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防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揺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惟亷者能约已而利人，贪者必朘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昵于私；善柔者，必昧于欲。此皆不害之害也。尔等深戒之。”
文皇初命监察御史分诣各布政司廵视民瘼，陛辞谕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湿就燥以处之，无不尽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亦悉以闻。」
臣良胜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故古者天子廵守，以行庆让之典者，以为民也。诸侯述职，以行黜陟之典者，以为民也。今观圣祖改元，而谕述职之守令如此；文皇继綂，而谕代廵之御史如此。无非视民如伤之心也。所以固结人心，以延万世之祚者，端在斯乎？
永乐九年，戸部言：「赈北京临城县饥民三百六十五户，给粮三千七百石有奇。」文皇曰：「国家储蓄，上以供国，下以济民。故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有土有民，何忧不足？隋开皇间大旱，民饥，文帝不肻开仓赈济，听民流移就食。末岁计所积，可供五六十年。仓廪虽丰，民心不固。炀帝无道，遂至灭亡。前鉴具在，今后遇水旱民饥，即开仓赈给，毋令失所。」
臣良胜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文皇以隋为鉴，而必赈饥民，至仁之道也。虽然，岂特隋可鉴哉？武王既集大綂，而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非商纣之积者耶？」臣又尝闻解州儒学教谕白威言：「安邑民饥流徙，吏不知恤；旱伤田稼，而科徴不已。其税粮乞折收钱帛，庶少苏息之。」文皇曰：「守令，民之父母，艰难困苦而不之恤，又重以徴敛，岂为民父母之道？」命户部停
译洪武元年，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中原地区经历战乱之后，老人、孩童、孤儿和贫苦者大多流离失所，应当派人去赈济抚恤他们。”中书省大臣以国家财政不足为由进行回答。太祖说：“得到天下的人，是因为得到了民心。老人，是百姓的父母；幼童，是百姓的子孙。抚恤老人，那么天下做子孙的人就会喜悦；抚恤幼童，那么天下做父母的人就会喜悦。天下的老人和幼童都感到喜悦，他们的心不归顺的人就很少了。如果看到他们困苦贫穷却不加以抚恤，百姓将会怅然失望地说：‘哪里还有为我们着想的上位者呢？’所以救济穷困匮乏的人，不担心没有多余的财物，只担心没有这种心意。能够推己及人，还担心什么不足呢？当今的事务，这件事最为优先。”
洪武八年，太祖命令中书省让天下各郡县探访穷苦无依的百姓，每月供给他们衣食；没有住所依靠的人，供给他们房屋。仍然告诫他们说：“天下如同一家人，百姓如同一个整体。有不能得到安顿的人，应当思考如何安顿供养他们。过去我在民间时，亲眼目睹他们的苦难，鳏夫、寡妇、孤儿、老人，以及饥饿寒冷、困顿跌倒的人，常常厌弃生命，恨不得立刻死去。这样的人，辗转死于沟壑之中，是可以坐等发生的。我在战乱离乱中遭遇这些，心中常常悲伤，所以亲自率领军队，发誓肃清四海，以使天下像我家一样安定。如今我代替上天治理万物，已经十多年了。如果天下的百姓有流离失所的，不仅违背了我代替上天治理的初心，也是不能尽到职责的。你们作为辅佐的大臣，应当体察我的心意，不能让天下有一个百姓得不到安顿。”
洪武十七年，太祖对礼部说：“古代治理天下，有掩埋尸骨腐烂肉体的法令，恩惠推及到腐朽的骨头。近代拘泥于浅薄的习俗，亲人死后有的用火焚烧，然后把骨头投入水中。孝子慈孙的心，怎么忍心这样做？伤害恩义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禁止这种行为。如果因为贫困没有土地安葬，所在地的官府选择靠近城市宽敞空闲的土地作为义冢，让他们安葬。如果有出仕远方，不能归乡安葬的，官府提供船只车辆让他们回去安葬。”
臣良胜说：得到天下的道理，在于得到百姓；得到百姓的道理，在于得到民心。况且救民像商汤、周武王那样，忧民像尧、舜那样，恩泽遍及鳏寡孤独和枯骨像周文王那样。集合众圣人的大成，大概就在这里了。我曾经因为义冢的法令而考证：至元年间，西僧嘉木〇喇勒智与僧格内外勾结，请求发掘宋朝会稽等地的皇陵，夺取宝物，用各位皇帝的遗骨在杭州故宫建造佛塔。戳破宋理宗的头颅作为饮器。太祖受命之初年，就命令向西僧索要那个饮器并把它藏回原来的皇陵。唉！圣人的仁爱，是不可穷尽的。对于下民的尸骨尚且谋求安葬，何况对于先代的帝王呢？然而由此可知元朝政治的暴虐，哪里比得上百年圣政的仁爱？比起文王的恩泽更加深厚，万世的基业就建立在这里了。
天下官员来朝见，府、州、县官向皇帝辞行。太祖告诫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财力都困乏。好比刚飞起的鸟，不能损伤它的羽毛；新栽种的树木，不能摇动它的根。关键在于安养生息。只有廉洁的人能约束自己而利于他人，贪婪的人必定剥削他人而厚待自己。况且人有才思敏捷的，或许亲近私利；性格柔顺的，必定蒙蔽于欲望。这些都是不明显的祸害。你们要深深戒除这些。”
太宗刚任命监察御史分别前往各布政司巡视民间疾苦，在辞行时告诫他们说：“父母对于婴儿，天冷之前准备衣服，饥饿之前准备食物，适应他们温饱的需要，避开潮湿选择干燥的地方让他们居住，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君主作为百姓的父母，道理也应当如此。我住在深宫之中，一饮一食，没有不念及军民的，然而下面的情况不能全部知晓。你们作为朝廷的耳目，要用心咨询访查，凡是水旱灾害损害的地方，有司不报告的，都要详细奏报上来。军民之间，什么利益应当兴办，什么弊端应当革除，也要全部上报。”
臣良胜说：得到天下有道理，在于得到百姓；得到百姓有道理，在于得到民心。所以古代天子巡视守土，施行庆赏让贤的典礼，是为了百姓；诸侯陈述职守，施行升降黜陟的典礼，也是为了百姓。现在看太祖改元，而告诫述职的守令如此；太宗继位，而告诫代巡的御史如此。无非是视民如伤的心意。所以能够巩固人心，以延续万世基业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永乐九年，户部说：“赈济北京临城县饥民三百六十五户，发放粮食三千七百石有余。”太宗说：“国家的储备，向上供给国家，向下救济百姓。所以丰收年景就征收，灾荒年景就散发。只要有土地有百姓，还担心什么不足呢？隋朝开皇年间大旱，百姓饥饿，文帝不肯开仓赈济，听任百姓流离迁徙去别处找食物。末年计算所积累的粮食，可供五六十年之用。仓库虽然丰满，民心却不稳固。炀帝无道，于是导致灭亡。前代的鉴戒都在那里，今后遇到水旱灾害百姓饥饿，就开仓赈济，不要让百姓流离失所。”
臣良胜说：“仁爱的人用财物来成就自身，不仁爱的人用自身来发财。太宗以隋朝为鉴戒，而一定要赈济饥民，这是至仁的道理。虽然如此，难道只有隋朝可以作为鉴戒吗？周武王既已集大统，而散发鹿台的财物，发放钜桥的粮食，这不是商纣王所积累的吗？”我又曾经听解州儒学教谕白威说：“安邑百姓饥饿流离迁徙，官吏不知道抚恤；旱灾损害庄稼，而征收赋税不停止。他们的税粮请求折收钱帛，或许能稍微得到喘息。”太宗说：“守令，是百姓的父母，百姓艰难困苦而不加以抚恤，又加重征收，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的道理吗？”命令户部停止
徴税粮，令御史治县官罪，命吏部以威为安邑知县。呜呼！从古以救荒难为善政，若体文皇之鉴戒，法文皇之听纳，凡人皆得以言闻，而有司不容以不恤。如是而曰「天下有饥民」，臣亦未之信也。
译征收税粮，命令御史惩治县官的罪过，任命吏部以威担任安邑知县。唉！自古以来，将赈济灾荒视为善政是困难的，如果体会文皇的鉴戒，效法文皇的听取采纳，那么任何人都能够进言使上达，而有司不敢不体恤百姓。像这样却说“天下有饥民”，臣也不相信。
右衍子庶民之义
中庸衍义卷十一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二明夏良胜撰《九经之义【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
兑彖曰：説以先民，民忘其劳；説以犯难，民忘其死。程頥曰：君子之道，其説于民，如天地之施，感于其心而説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则民心説，随而忘其劳；率之犯难，则民心説服于义而不恤其死。
臣良胜曰：养民之道，在爱其力。工役之兴，民劳瘅瘁，然而亦有説焉。而忘之者，葢其平日所以爱养之者，无非悦怿之地也。惟其説之是以来之，惟其来之是以趋之，惟其趋之是以忘之。故古之役民可任也者，家三人而岁不过三日，则其赋于民者简矣。民安有不说而忘之者哉？
系词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葢取诸大壮。」
臣良胜曰：凡役皆工也，而宫室之工最其大者。然圣人初制，取其足以庇风▯而已，取其安于壮固而已。是故其役于民者无几也。后世则殿陛尊严，门观深密，龙楼雉帐，桂寝椒房，穷极富丽，已不胜其烦者。至若秦建阿房，可以坐万人；隋宫一柱之费，数十万工，宜其自速灭亡之祸矣。
舜典》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蔡沉曰：「若顺其理而治之也。」《曲礼》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周礼》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塼埴之工，皆是也。帝问：「谁能顺治于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庄子》曰：「攦工倕之指，即此也。」殳、斨、伯与三臣名也。殳，以积竹为兵，建兵车者；斨，方凿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为名。殳、斨，岂能为二器者与？往哉，汝谐者！往哉，汝和！其职也。
臣良胜曰：「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矧于天子，其所以供宗庙、宫寝、乗舆、服御之用者，又非若寻常工役之比。然天下事物，各有其理，而凡人艺能，各有所长。一顺其理，则物物各中其则；一和其职，则人人各尽其才。奇技淫巧之惑不兴，妬贤嫉能之患自息，而百工熈矣。」
緜》诗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朱熹曰：「赋也。司空掌营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绳所以为直，凡营度位处，皆先以绳正之。既正，则束版而筑也。缩，束也。载，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筑讫，则升下而上以相承载也。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廐库为次，屋室为后，翼翼严正也。」
臣良胜曰：安土，同情也；迁都，重事也。违宗庙，弃社稷；委朝市，振族属；失久宅之田里，惮新造之工役，皆人力之所不堪，而人情之所难强也。故盘庚以天子之尊，徙都邑之民，违害就利，去危即安，而世家大族胥动浮言，必丁宁反覆播告之备而后定。其难若此。太公去豳，迁岐民如归市，至于作室鼛鼓，弗胜其易若此，何也？葢商有天下，世济贤王，民安于治，而水患之来，犹冀朝夕之幸免，安而驱之以劳，是宜其为难也。周之始封于邰，密迩戎翟，迨于其后，吞噬日肆，公刘迁豳，民既易从，大王又遭獯鬻之侵，不获一息宁居，危而易之以安，是宜其为易也。矧太王仁德，固结人心，尚何以工役为烦哉？
灵台》诗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逸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子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心乐之，如子趋父事，不召而来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此之谓也。」
文王有声，诗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事？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朱熹曰：「镐京犹在丰水下流，故取以起兴。言丰水犹
译右边是衍子关于庶民道义的内容。
《中庸衍义》卷十一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二，明代夏良胜撰《九经之义【招来百工，安抚远方之人，怀柔诸侯】
《兑卦》彖辞说：“以喜悦引导百姓，百姓就忘记了辛劳；以喜悦面对危难，百姓就忘记了死亡。”程颐说：“君子的道，使百姓喜悦，如同天地施予恩泽，感动他们的心而使他们喜悦信服不知厌倦，所以用它来引导百姓，那么民心喜悦，跟随而忘记辛劳；率领他们冒犯危难，那么民心喜悦信服于道义而不顾惜死亡。”
臣夏良胜说：“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工程劳役的兴起，百姓劳累困苦，然而也有喜悦的地方。而忘记辛劳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平日里用来爱护养育他们的，没有不是令人喜悦的地方。正因为喜悦所以招来他们，正因为招来他们所以趋向它，正因为趋向它所以忘记辛劳。所以古代役使百姓可以胜任的，每家出三人而每年不超过三天，那么对百姓的赋役就简少了。百姓哪有不喜欢而忘记辛劳的呢？
《系辞》说：“上古时代穴居野外居住，后世的圣人用宫室来替代，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檐，用来抵御风雨，大概取象于大壮卦。”
臣夏良胜说：“凡是劳役都是工程，而宫室的工程是最大的。然而圣人最初制定制度，只取它足以遮蔽风雨罢了，只取它安稳坚固罢了。所以役使百姓的劳力很少。后世则殿阶尊严，门观深密，龙楼雉帐，桂寝椒房，穷极奢华，已经不胜其烦。至于秦朝建造阿房宫，可以容纳万人；隋朝宫殿一根柱子的费用，耗费数十万人工，适宜他们自己加速灭亡的祸患了。
《舜典》说：“谁能顺治我的百工之事？”大家说：“垂吧！”帝说：“好。咨垂，你管理百工！”垂拜稽首，让给殳斨和伯与。帝说：“好，去吧，你协调好。”
蔡沉说：“若，顺其理而治理它。”《曲礼》中的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周礼》中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塼埴之工，都是这样。帝问：“谁能顺治百工之事的人？”垂是臣名，有巧思。《庄子》说：“攦工倕之指，就是这个人。”殳、斨、伯与是三个臣名。殳，是用积竹制成的兵器，建在兵车上的；斨，是方凿的斧头。古代人多以他们的才能为名。殳、斨，难道是能做这两种器物的人吗？往哉，汝谐者！去吧，你协调好你的职责。
臣夏良胜说：“一个人的身体，而百工所制作的东西都具备，何况天子，他所用来供给宗庙、宫寝、乘舆、服御之用的，又不是像寻常工役那样。然而天下事物，各有其理，而凡人的技艺才能，各有所长。一旦顺其理，那么万物各自符合法则；一旦协调其职责，那么人人各自尽其才。奇技淫巧的迷惑不兴起，妒贤嫉能的祸患自然平息，而百工就兴盛了。”
《绵》诗说：“于是召司空，于是召司徒，让他们建立宫室。那墨线则直，束版以承载，建造宗庙严正有序。”
朱熹说：“这是赋。司空掌管营造国邑，司徒掌管徒役之事。墨线用来取直，凡是规划位置，都先用墨线校正。校正后，就束版而筑墙。缩，是束的意思。载，是上下相承的意思。说用绳索束版，投土筑完后，就升降而上以相承载。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为先，廐库为次，屋室为后，翼翼是严正的意思。”
臣夏良胜说：“安居土地，是人的同情；迁都，是重大的事情。违背宗庙，抛弃社稷；离开朝廷市场，震动宗族；失去久居的田里，畏惧新造的工役，都是人力所不能承受，而人情所难以强求的。所以盘庚以天子的尊贵，迁徙都邑的百姓，避害就利，去危即安，而世家大族都动浮言，必须反复叮咛告知完备后才安定。其难如此。太公离开豳，迁岐民如归市，至于作室鼛鼓，不胜其易如此，为什么呢？大概商拥有天下，世代继承贤王，百姓安于治理，而水患的到来，还希望朝夕侥幸免灾，安而驱之以劳，这是适宜其难的。周初封于邰，靠近戎翟，等到后来，吞噬日益放肆，公刘迁豳，百姓已经容易服从，大王又遭遇獯鬻的侵扰，不能有一息宁居，危而易之以安，这是适宜其易的。何况太王仁德，固结人心，尚何以为工役为烦呢？
《灵台》诗说：“开始营造灵台，规划经营它，庶民攻治它，不几天就建成了。开始营造不要急促，庶民像儿子一样来。”
朱熹说：“国家有台，用来观察气氛，察知灾祥，适时观游，节制劳逸。文王的台，正当其规划经营之时，而庶民像儿子一样来，所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虽然文王心中恐怕烦民，戒令不要急促，而民心乐之，如子趋父事，不召而来。”孟子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称他的台为‘灵台’，称他的沼为‘灵沼’，说的就是这个。”
《文王有声》诗说：“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事？贻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朱熹说：“镐京还在丰水下流，所以取以起兴。说丰水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