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七
为之乎？使泰伯未尝有逊国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过尽其事兄之道耳，岂有心于求福哉？闺门之内，敬顺休洽，固产祥隤祉之基也。故厚其庆而锡之光，受天之禄而有天下。天之报施，其亦明矣。」
译这样做吗？假使泰伯不曾有让国之事，王季之所以与他交好，也不过如此罢了。王季与兄长交好，不过是尽到侍奉兄长的本分而已，难道有求福的心吗？家庭内部，恭敬顺从、和睦融洽，这本来就是产生吉祥福祉的基础。所以丰厚他的福庆而赐予他光辉，承受上天的福禄而拥有天下。上天对善行的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
臣良胜曰：周之兴也，其本于泰伯之让乎？周公盛言王季之友，而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葢其友爱之相成也。夫立子以嫡以长，三代以来未之有改也。泰伯长而贤，其当立无疑，然而天眷太王之德，既作之邦而得岐周之地，又贤其后而有文王之贤。文王，王季子也。使非泰伯之让，王季不立，传位无由以及文王，则天眷于太王者亦虚矣。故泰伯不待太王传位及已，而后让，先适吴而不反，使若莫知所之，则太王传位自归王季而及文王矣。使太王没时泰伯在国，则废长之令不宜出于太王，择贤之令不宜施于泰伯。王季当太王受终之际，而泰伯近亦难于安其位而不辞也。此泰伯所以让而无称为至德也。若非先适不反，当立而让，则民显有所称，而王季之立亦难于言因心之友矣。是故防子不得先纣，目夷不得并襄，公子臧、季札终身不敢即乎其位，以无泰伯之让，亦无文王之圣也。然则天之所以眷太王以生文王也，泰伯之所以可让者，以文王也；王季之所以可立者，以文王也。皆所谓顺天者也。然为王季则易，为泰伯则难，此所以为至德也。
常棣诗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吕祖谦曰：「疎其所亲，而亲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诗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葢视之以亲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则由亲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亲既笃，朋友之义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茍杂施而不逊，虽曰厚于朋友，如无源之水，朝满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难，朋友亦可坐视？」与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则非不忧悯，但视兄弟急难为有差等尔。」
臣良胜曰：周公之为此诗，必三叔流言之际，反覆喻之，如作鸱鹗之诗，以告成王者也。故首言兄弟至亲，启其天性之善；继言急难御侮，终非朋友可比。葢三叔方比武庚作乱，致难于兄，抑扬其词，葢以破其惑也。末言安宁之后，和乐之至，死生苦乐相与共之，故欲其是究是图，信其然而思以改也。周公于是葢无所不用其心，亦无所不用其言也。如是而不知改悟，是以有东山之役，但云「罪人斯得」，终不以讨三叔为词，致辟者管叔一人而已。蔡叔虽囚，而犹以从车七乗归之。霍叔降庶人，三年之后复齿。即国蔡叔子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仲封复侯于故蔡矣。呜呼！周公处兄弟之变，诚不幸也，而所以委曲保全之者，无所不至。此所以为天理人情之至也。若使三叔之难止于周公之一身，必有以容而受之，终不忍以言诛者。方主少国疑，乗商之不靖，而惑以非义，流言倡乱以揺之，是岂周公一身之利害哉？乃欲倾危社稷，涂炭生灵。借使文武在御，必诛不听，周公亦有不能自已者。至如后世蹀血禁门，实欲自利其国，更以周公借口，可乎哉？
破斧》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朱熹曰：「夫管、蔡流言以谤周公，而公以六军之众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于自私，而不在天下，则抚之虽勤劳之虽至，而从役之士，岂能不怨也哉！今观此诗，固足以见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无有一毫自爱之私。抑又以见当是之时，虽披坚执鋭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葢亦莫非圣人之徒也。」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
朱熹曰：「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蹝尔，何怨之有？」
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臣良胜曰：春秋之世，兄弟始终相成如宋襄子鱼者，葢亦鲜矣。立子鱼者，桓公之始谋也。先是，兹父尝请于公曰：「使目夷立，臣为之相。
译臣良胜说：周朝的兴起，大概根本在于泰伯的谦让吧？周公极力称赞王季的友爱，而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了！”大概是因为他们兄弟友爱互相成就的缘故。确立继承人以嫡长为标准，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未曾改变。泰伯年长且贤能，他应当继位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上天眷顾太王的德行，既让他建立邦国而得到岐周之地，又使他的后代有文王这样贤明。文王是王季的儿子。假如不是泰伯的谦让，王季就不能继位，传位就无法轮到文王，那么上天对太王的眷顾也就落空了。所以泰伯不等待太王传位给自己，然后才谦让，而是先前往吴地不再返回，使得太王传位自然归于王季并传到文王。假如太王去世时泰伯在国内，那么废黜长子的命令就不应该出自太王，选择贤能的命令也不应该施加于泰伯。王季在太王接受天命的时候，而泰伯在身边，也难以安心处于其位而不推辞。这就是泰伯谦让而被称作至德的原因。如果不是先前往吴地不返回，在应当继位时谦让，那么百姓明显有所称颂，而王季的继位也难以说是因为顺应内心的友爱了。因此，防公子不能排在纣王之前，目夷不能与宋襄公并列，公子臧、季札终身不敢登上君位，因为没有泰伯那样的谦让，也就没有文王那样的圣明。那么上天之所以眷顾太王以生下文王，泰伯之所以可以谦让，是因为文王；王季之所以可以继位，也是因为文王。这都是所谓顺应天意。然而做王季容易，做泰伯困难，这就是被称为至德的原因。
《常棣》诗说：“鹡鸰鸟在原野上，兄弟遭遇急难。”每当有良朋，也长久叹息。吕祖谦说：“疏远自己所亲近的，而亲近自己所疏远的，这是丧失本心的人。”所以这首诗反复说朋友不如兄弟，大概是用亲疏的区别来看待，让他们反过来遵循本心。本心得到了，那么由亲近到疏远，井然有序。兄弟的亲情既然深厚，朋友的道义也就敦厚了。起初并不是轻视朋友。如果杂乱施予而不遵循次序，虽然说对朋友厚道，就像没有源头的水，早上满溢晚上干涸，怎么能够保持呢？有人说：“人处在危难中，朋友也可以坐视不管吗？”回答说：“每当有良朋，也长久叹息，那么不是不忧悯，只是看待兄弟急难有差别罢了。”
臣良胜说：周公作这首诗，一定是在三叔散布流言的时候，反复开导他们，就像作《鸱鸮》诗来告知成王一样。所以首先说兄弟是最亲近的，开启他们天性中的善；接着说急难抵御外侮，终究不是朋友可以比拟的。大概三叔正与武庚作乱，给兄长带来危难，抑扬他们的言辞，大概是为了破除他们的迷惑。最后说安宁之后，和乐达到极致，生死苦乐共同承担，所以希望他们探究谋划，相信确实如此而思考改正。周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不用心的地方，也没有不用言语的地方。像这样还不知道悔改，所以有东山的征伐，只说“罪人得以捕获”，终究不以讨伐三叔为说辞，被处死的是管叔一人而已。蔡叔虽然被囚禁，但还是用七辆随从车让他回去。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之后恢复官位。蔡叔的儿子仲克恭敬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蔡叔死后，仲克又被封在原来的蔡国。唉！周公处理兄弟间的变故，确实不幸，而用来委曲保全他们的做法，无所不至。这就是天理人情达到极致的表现。假如三叔的危难只限于周公一人，一定有办法容纳并接受，终究不忍心用言语诛杀。当时君主年少国家疑虑，趁着商朝未定，用不合道义的话迷惑，散布流言倡导叛乱来动摇国家，这难道是周公一人的利害吗？而是想要倾覆社稷，使百姓陷入苦难。假使文王、武王在位，必定诛杀不听命的人，周公也有不能自己控制的时候。至于后世在宫门流血，确实想要利于自己的国家，更借周公为借口，可以吗？
《破斧》诗说：“既弄坏了我的斧头，又弄缺了我的斨。”周公东征，四个国家得以安定。哀怜我们这些人，也非常勇武。
朱熹说：“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诽谤周公，而周公率领六军前往征讨。如果他的心有一丝出于自私，而不在于天下，那么即使安抚勤勉，服役的士兵，难道能不怨恨吗？现在看这首诗，足以看出周公的心，大公至正，天下相信他没有丝毫自爱的私心。又可以看出当时，即使是披坚执锐的人，也能以周公的心为心，而不为自己一家打算。大概也都是圣人的门徒。”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父亲将要去世，遗命立叔齐。父亲去世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逃走。叔齐也不继位，也逃走了。
朱熹说：“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他们让国，都是寻求合乎天理的正道，而顺应人心的安宁。既然各自实现了志向，那么看待抛弃国家就像丢弃破鞋一样，有什么怨恨的呢？”
宋桓公生病，太子兹父坚决请求说：“目夷年长且仁德，您立他吧。”桓公命令子鱼继位，子鱼推辞说：“能把国家让给别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仁德的呢？臣比不上。”而且又不顺从，于是逃跑退下。
臣良胜说：春秋时代，兄弟始终互相成就像宋襄公和子鱼这样的，大概很少了。立子鱼的是桓公最初的打算。在此之前，兹父曾经请求桓公说：“让目夷继位，我做他的相。”
」公曰：「何故？」对曰：「臣之舅在衞，爱臣。若臣立，则不可以往，絶迹于衞，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不许，强请之，将立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遂逃之衞。」兹父从之。及公之疾，乃召兹父曰：「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是襄公之让，子鱼之辞，皆由衷者也。且襄公母出于衞，以不得迎而赋《河广》之诗，其欲避位以宁母，葢素志也。子鱼以后妻之子，而为桓公所爱，皆能不失其天性之常，是难能也。其后，子鱼卒相襄公，了无嫌猜。及襄乗车防楚而遭执，则谓子鱼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子鱼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归设守械而守国。楚谓宋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曰：「吾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矣。」楚知杀公犹不得国，于是释公。公走之衞，子鱼复请曰：「国为君守之，君何遂不入？」遂迎公归。原始要终，而襄公、子鱼皆不取乎为诸侯者，是难能也。
译宋襄公说：“这是什么缘故？”子鱼回答说：“我的舅舅在卫国，喜爱我。如果我即位，就不能前往卫国，与卫国断绝往来，这就是背弃母亲。况且我自己知道才德不足以处在目夷之上。”襄公不答应，子鱼一再恳请，襄公将要立目夷为君。目夷推辞说：“兄长即位而弟弟居下位，这是合乎道义的。现在弟弟即位而兄长居下位，是不合乎道义的。如果不合乎道义却让我这样做，我就逃往卫国。”兹父听从了他。等到襄公病重时，便召见兹父说：“如果你不回来，就是让我怀着忧虑死去。”这是襄公的谦让，子鱼的推辞，都是发自内心真诚的。况且襄公的母亲出自卫国，因为不能去迎接母亲而作《河广》这首诗，他想要避让君位以安抚母亲，大概是一向的志向。子鱼作为后妻的儿子，受到桓公的宠爱，两人都能不违背天性中的常理，这是很难做到的。后来，子鱼最终辅佐襄公，毫无猜忌之心。等到襄公乘车抵御楚国而被俘时，他对子鱼说：“你回去守卫国家吧，国家是你的国家。”子鱼说：“君主即使不提及国家，国家本来就是臣子的国家。”回去后设置守御器械而守卫国家。楚国对宋国说：“你不把国家给我，我将杀掉你们的君主。”子鱼说：“我们依靠社稷神灵，国家已经有君主了。”楚国知道杀掉襄公仍然得不到国家，于是释放了襄公。襄公逃往卫国，子鱼再次请求说：“国家为您守卫着，您为什么还不回国？”于是迎接襄公回国。从头到尾来看，襄公和子鱼都不贪图诸侯之位，这是很难做到的。
衞侯之弟鱄出奔晋
胡安国曰：「衞侯之入，使鱄与▯喜约言。既杀▯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晋，托于木门。不向衞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其称弟罪衞侯也。」谷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臣良胜曰：春秋者，通乎权变而止乎礼义者也。鱄信贤矣，其去也，果合春秋乎哉？衞献公杀▯喜，喜尝弑君剽也。剽不宜君而君之者，▯氏，则弑君之罪必归狱者也。弑隐者翚，而国归桓公；弑子赤者仲遂，而国归宣公。君子以弑逆之罪归之桓、宣者，谓受国而不讨贼也。献公出而剽立，剽亦贼也。喜承父命，要君约弑剽而纳献公，喜亦贼也。献公杀喜，虽背惠也，亦讨贼也。鱄以失言而必去，贤者之过也。君子于善，若农夫之有畔，朝夕行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可也。鱄初以献公之命而约喜曰：「政由▯氏，祭则寡人。」夫国政也，而曰「必由▯氏」，此言可必守乎哉？鱄也，始焉不图为可守之约，而终焉为必絶之行，贤则贤已，未可云合于春秋也。春秋以重信言而见取者二，鱄与荀息是也。当晋献公属奚齐、卓子之时，荀息不虞可辅与否，而一言承之曰：「其济，君之灵也；不济，继之以死。」鱄之失言而必信者，亦尾生、白公之行也。
公弟叔肹卒
谷梁氏曰：「其曰公弟叔肹贤之也。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何去如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是以取贵于春秋。」
汉光武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为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綂。皇太子疆，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疆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
袁宏曰：「世祖中兴汉业，宜遵正道，以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可谓失矣。然东海归藩，谦恭之心弥谅；明帝承綂，友于之情弥笃。虽长幼易位，兴废不同，父子兄弟，至性无间。夫以三代之道处之，亦何以过乎？」
唐睿宗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茍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固请者屡日，上从之，立隆基为皇太子。后立为▯宗，成器献兴庆宅为离宫，制许之。作兴庆宫，仍赐成器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曰“花蕚相辉之楼”。▯宗友爱，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殿中设五王帐。成器尤恭谨，未尝议及时政，愈信重之。
范祖禹曰：「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以嫡长而能辞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笃于兄弟。葢成器之行，有以养其友爱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谗间之言无自入焉。呜呼！茍能充是心，则仁不可胜用也。至于为人父，则谗杀其子；为人夫，则以嬖黜其妻；为人君，则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类也。茍不能充其类，则为善岂不出于利心哉！」
真德秀曰：「汉显宗以东海王疆逊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逊已而友之。其友虽同，而所以友之则异。王季之友，无所为而然者也；显宗、明皇之友，有所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汉、唐之盛，不若周之盛与？」
臣良胜曰：兄弟俱贤，能成乎让而友以终者，泰伯、王季是也。不成乎让而友者，夷齐、襄公、子鱼也。弟之不善，而大舜、周公之圣，处之或封或诛，其心一也。兄之不善，而鱄之去，肹之不去，虽未敢言五子之戒，其义均也。显宗、明皇勉于成义，虽不可方王季之贤，其性存也。臣于此亦重有感焉。古者天下为公，本支敦厚，何有疑间猜忌之心？至于末世，择利自私，薄恩崇怨，嫌隙之生，谗邪之间，至有网罗诛杀，无以庇其本根，卒不师大舜、王季之友，而动以周公借口。是故君子有不得已而予显宗、明皇者也。
永乐元年六月，文皇以盛暑赐书在京诸王曰：「吾与诸弟皆先帝子。往者各在
译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
胡安国说：“卫侯回国时，让鱄与甯喜订立盟约。后来杀了甯喜，鱄因违背诺言而生病，于是出逃到晋国，寄居在木门。他不面向卫国而坐，而是面向木门。大夫劝他做官，他不肯。说：‘做了官却废弃了所承担的事，是罪过。如果听从劝告，就彰显了我出逃的原因。我不可以站在别人的朝廷上了。’他终身不做官。史书称他为‘弟’，是为了归罪于卫侯。”谷梁子说：“鱄的离去，符合《春秋》的大义。”
臣良胜说：“《春秋》的原则，是通晓权变而止于礼义。鱄确实贤德，但他的离去，真的符合《春秋》吗？卫献公杀甯喜，甯喜曾经弑杀国君剽。剽不应当为国君却做了国君，这是因为甯氏的缘故，那么弑君的罪责必定归于甯氏。弑杀隐公的是翚，而国家归于桓公；弑杀子赤的是仲遂，而国家归于宣公。君子把弑逆的罪责归于桓公、宣公，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国家却不讨伐贼人。献公出逃而剽被立为国君，剽也是贼人。甯喜秉承父命，胁迫国君约定弑杀剽而迎回献公，甯喜也是贼人。献公杀甯喜，虽然违背了恩惠，也是讨伐贼人。鱄因为违背诺言而一定要离去，这是贤者的过错。君子对于善行，就像农夫有田界一样，早晚践行，思考其开始并完成其终结，是可以的。鱄起初奉献公之命与甯喜约定说：‘政令由甯氏决定，祭祀则由我主持。’这是国家政事，却说‘必定由甯氏决定’，这话能一定遵守吗？鱄起初不图订立可遵守的盟约，最终却做出必然决绝的行为，贤德则贤德罢了，不能说符合《春秋》的大义。《春秋》中因重视守信而被称许的有两人，就是鱄和荀息。当晋献公托付奚齐、卓子时，荀息不考虑能否辅佐成功，而一句话答应说：‘如果成功，是君主的福分；如果不成功，我就以死继之。’鱄因违背诺言而一定要守信，也是尾生、白公那样的行为。
卫公的弟弟叔肹去世。
谷梁氏说：“称他为‘公弟叔肹’，是认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他贤德呢？因为他反对宣公弑君。反对宣公却为什么不离去呢？回答说：‘兄弟之间怎么能离去呢？’宣公给他财物，他说：‘我足够了。’他编草鞋为生，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这是通达恩义，所以《春秋》推崇他的高贵。”
汉光武帝下诏说：“《春秋》的大义，立嫡子为贵。东海王阳，是皇后的儿子，应当继承大统。皇太子刘强，崇尚谦退，愿意作为藩国诸侯。父子之情，难以久违。因此封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袁宏说：“世祖中兴汉业，应当遵循正道，作为后世的法则。现在太子的德行在外没有亏损，内宠已经很多，嫡子被迁位，可以说是失误了。然而东海王归为藩王，谦恭之心更加可信；明帝继承大统，友爱之情更加深厚。虽然长幼易位，兴废不同，但父子兄弟，天性没有隔阂。用三代的道理来对待，又能超过什么呢？”
唐睿宗将要立太子，因为宋王成器是嫡长子，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犹豫不决。成器推辞说：“国家安定则先立嫡长子，国家危难则先立有功者。如果违背适宜，四海失望，我死也不敢居于平王之上。”他坚持请求了多天，皇上听从了他，立隆基为皇太子。后来隆基即位为玄宗，成器献出兴庆宅作为离宫，皇帝批准了。建造兴庆宫，仍然赐给成器宅第环绕在宫侧，又在宫西南建楼，题名为“花蕚相辉之楼”。玄宗友爱兄弟，用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殿中设五王帐。成器尤其恭谨，不曾议论时政，玄宗更加信任重视他。
范祖禹说：“明皇因为藩王有功，成器因为嫡长而能辞位让给他，所以明皇对兄弟的情义笃厚。大概成器的行为，培养了明皇的友爱之心，因此能保全他的天性，而谗言离间的话无从进入。唉！如果能扩充这种心，那么仁爱就不可胜用了。至于作为父亲，却听信谗言杀死儿子；作为丈夫，却因宠幸而废黜妻子；作为君主，却以无罪诛杀臣下。这都是不能扩充同类之心的缘故。如果不能扩充同类之心，那么行善难道不是出于利心吗！”
真德秀说：“汉显宗因为东海王刘强谦让而与他友爱，唐明皇因为宋王成器谦让而与他友爱。他们的友爱虽然相同，但友爱的原因却不同。王季的友爱，是无所为而然的；显宗、明皇的友爱，是有所为而然的。这是天理与人欲的区别，而汉、唐的兴盛，不如周的兴盛吗？”
臣良胜说：“兄弟都贤德，能成就谦让而友爱到底的，是泰伯、王季。不能成就谦让而友爱的，是伯夷、叔齐、襄公、子鱼。弟弟不善，而大舜、周公那样的圣人，对待他们有的封赏有的诛杀，他们的心是一样的。兄长不善，而鱄离去，叔肹不离去，虽然不敢说符合五子的告诫，但道义是相同的。显宗、明皇勉强成就道义，虽然不能与王季的贤德相比，但他们的本性还在。臣对此也有深深的感慨。古时候天下为公，宗族敦厚，哪里有猜忌之心？到了末世，选择利益自私，薄恩重怨，嫌隙产生，谗邪离间，以至于有网罗诛杀，无法庇护根本，最终不效法大舜、王季的友爱，却动不动以周公为借口。所以君子不得已而赞许显宗、明皇。
永乐元年六月，文皇因盛夏酷暑赐书在京诸王说：“我与各位弟弟都是先帝的儿子。过去各自在
一方，有一岁得一见者，数岁得一见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己。今吾承继大綂，诸弟早暮来聚，岂不甚惬于心？炎暑方盛，举动烦劳，可三日一朝，用称友于之意。」
译此外，有的兄弟一年才能见上一面，有的几年才能见上一面，手足之间的情谊让人难以自抑。如今我继承帝位，各位弟弟早晚都能来相聚，这难道不是极其令人心满意足的吗？现在正值酷暑时节，行动往来颇为烦劳，可以改为每三天朝见一次，以体现兄弟间友爱的情意。
永乐三年，文皇赐诸王《皇明圣训》，且谕之曰：「皇考所以垂训子孙至要之道具在此书。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长保富贵。朝廷与藩王本同祖宗所出，但能皆以祖宗之心为心，则自然各尽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如周三监、汉七国，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为心。朕与诸弟各勉之。」
秦王尚炳将归，文皇谕其从臣曰：「王前在国中，言动时有错谬，朕遣书戒之。颇闻克自省改，今日见王应对进退，循循合度，甚适朕意。此皆尔等辅导之力。」长史以下皆叩头曰：「此由王天资之美，克奉陛下圣训，臣等庸愚，实无所效力。」文皇复谕之曰：「美玉非资良工，不适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适为材。人之成德，亦然。尔等宜益尽心辅王，虽小过必规正之，虽小德必助成之。谓小过无害，驯至于大过；谓小德无益，驯致于无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导之，从容以入之，积以诚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尔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赐纱衣一袭及道里费。
臣良胜曰：尝闻圣祖在御时，建大本堂，命太子诸王讲学于中，命选名儒训廸，一体葢欲同归于善也。文皇仰体此心，友于备至，见之书劄，复有祖训之赐，交相戒勉，期以万世与宗社咸休。友爱之义，蔼然词防。至于奬谕从官，申锡赞导，极其委曲，诸藩奉职，远过前代，有由然也。昔汉文帝于淮南王，固非自处以薄者，以王骄蹇，丞相御史屡请论如法，文帝不忍，但废王迁之蜀，竟以道死后，闻斗粟尺帛之謡，为之赐諡，置园分惠其三子，皆王。若无愧于天下，议者犹谓当淮南擅杀辟阳侯时，帝使吏治其国，留之长安，使名儒朝夕辅导之，而威以汉家之明刑，必有所惩艾而改也。《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彼欲禁于已然者，犹将以为善也，况我文皇成之于未然，其善为何如哉！右衍兄弟之法。
康诰》曰：「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彛大冺乱。」
蔡沉曰：「天显，犹《孝经》所谓天明尊卑显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养之劳，而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贼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茍不于我为政之人而得罪焉，则天之与我民彛，必大冺灭而紊乱矣。」
角弓诗曰：「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真德秀曰：「弓之为物，其体往来。张之则内向而来，弛之则外反而去。骨肉之亲，亲之则附，疎之则离，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则兄弟、婚姻，其可使疎远乎？夫人君风化之本尔，远其亲，则民亦皆然矣。尔之教如此，则民亦皆效之矣。」尔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笃于善而不为风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后能寛裕而不变。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恶，上又教之，则交相为病，当愈深矣。于是民之失其良心者，虽细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犹一事也，专利欲得其受爵者，无复逊让之意，至争夺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人主诚惩角弓之刺，则于兄弟之亲，可不厚其恩意乎？
春王正月
谷梁传》曰：公何以不书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乎为公也。君之不取乎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让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邪也？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葢隐者可谓轻千乗之国，蹈道则未也。
齐人取子
译永乐三年，明成祖赐给各位藩王《皇明圣训》，并且告诫他们说：“皇考（太祖）用来垂训子孙的最重要道理，都在这本书里。朝廷常守此训，可以永远安定宗庙社稷；藩王常守此训，可以长久保全富贵。朝廷与藩王本来同出于祖宗，只要都能以祖宗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那么自然能各自尽到本分。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的，如宋太宗；也有宗室不能保全自己的，如周朝的三监、汉朝的七国，这都是不能以祖宗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我与各位弟弟都要各自勉励。”
秦王朱尚炳将要回封地，明成祖告诫他的随从官员说：“秦王以前在封地时，言行常有错误，我写信告诫他。听说他能自我反省改正，今天见秦王应对进退，都合乎法度，很合我的心意。这都是你们辅导的功劳。”长史以下的官员都叩头说：“这是由于秦王天资美好，能奉行陛下的圣训，我们庸俗愚笨，实在没有效力。”明成祖又告诫他们说：“美玉如果没有好的工匠，就不能成为器物；嘉木如果没有好的匠人，就不能成为良材。人的德行养成，也是这样。你们应当更加尽心辅助秦王，即使是小过错也一定要规劝纠正，即使是小德行也一定要帮助成就。认为小过错无害，就会逐渐导致大过错；认为小德行无益，就会逐渐导致没有德行。不可因循苟且，只要平和地引导他，从容地使他进入正道，积累诚意，没有不信任的。秦王能修养善行，你们也有美名。去吧，勉励吧。”命令赐给他一套纱衣以及路费。
臣良胜说：曾听说圣祖在位时，建立大本堂，命令太子和各位藩王在其中讲学，命令选拔名儒训导，大体是想一同归于善道。明成祖仰承此意，友爱备至，见于书信，又有祖训的赐予，互相告诫勉励，期望万世与宗庙社稷共同美好。友爱的道义，洋溢在言辞中。至于奖赏告诫随从官员，申明赏赐赞导，极其委婉周到，各藩王奉行职守，远远超过前代，是有原因的。从前汉文帝对待淮南王，固然不是自己处薄，因为淮南王骄横，丞相御史屡次请求依法论处，汉文帝不忍心，只是废黜淮南王迁往蜀地，最终死在路上，后来听说“斗粟尺帛”的民谣，为他赐谥号，置园分惠他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如果无愧于天下，议论的人还说当淮南王擅自杀害辟阳侯时，皇帝派官吏治理他的封国，把他留在长安，让名儒朝夕辅导他，并用汉朝的严明刑罚威慑他，必定有所惩戒而改正。《易经》说：“童牛之牿，元吉”，那些想要禁止已经发生的事，尚且认为这是善，何况我们明成祖在祸患未发生时就成就善道，他的善又怎么样呢！右边是衍述兄弟之法。
《康诰》说：“对于弟弟不念上天显明的尊卑秩序，就不能恭敬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就不友爱弟弟。只有哀怜这些不为我们执政者得罪的人，上天只与我们民众的大伦常大混乱。”
蔡沉说：“天显，就像《孝经》所说的天明尊卑显然的秩序。弟弟不念尊卑的秩序，而不能敬重他的兄长；兄长也不念父母养育的辛劳，而不友爱弟弟，这是兄弟互相残害。父子兄弟到了如此地步，如果不为我们执政者得罪，那么上天与我们民众的大伦常，必定大灭绝而混乱了。”
《角弓》诗说：“弯弯的角弓，翩然反张。兄弟婚姻，不要互相疏远。你疏远了，民众都这样。你教导这样，民众都效仿这样。好的兄弟，宽绰有余；不好的兄弟，互相为病。民众没有良心的，互相怨恨一方。接受爵位不让，以至于自己灭亡。”
真德秀说：“弓这种东西，它的体往来。张弓则内向而来，弛弓则外反而去。骨肉之亲，亲近则依附，疏远则分离，也像角弓翩然反张一样。那么兄弟、婚姻，可以使他们疏远吗？人君风化的根本，你疏远亲人，那么民众也都这样。你教导这样，那么民众也都效仿这样。”你指周幽王而言。人的本性，固然有笃于善而不被风化所移的，然而不移的少，而移的多，所以必须让善兄弟，而后能宽裕而不变。如果不善的兄弟，本来薄恶，上面又教导他，那么互相为病，会更深了。于是民众失去良心的，即使细微的缘故，也互相怨恨。一方犹一事也，专利欲得其受爵者，无复逊让之意，至争夺以取亡，都是由上面的教化造成的。人主如果惩戒《角弓》的讽刺，那么对于兄弟之亲，能不厚待恩意吗？
春王正月
《谷梁传》说：鲁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成全隐公的志向。怎么成全他？说君主不取于为公。君主不取于为公？为什么？将要让位给桓公。让位给桓公正吗？说不正。《春秋》成全人的美，不成人之恶。隐公不正而成全他，为什么？将要厌恶桓公。厌恶桓公什么？隐公将要让位而桓公杀了他，那么桓公恶了。桓公杀了而隐公让位，那么隐公善了。让位那么不正呢？为什么？《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孝子宣扬父亲的美，不宣扬父亲的恶。先君想要给桓公吗？那么就是成全父亲的恶。兄弟，是天伦。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是小道。大概隐公可以说轻视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齐人取子
纠杀之
胡安国曰：「取者，不义之词。前书纳纠，不称子者，明不当立也；后书杀纠，复称子者，明不当杀也。或夺或予，于义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纠虽争立，越在他国，置而弗问可也。必请于鲁，杀之然后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后世以传让为名而取国者，必杀其主，以为一人心，防后患，意与此同，流毒岂不远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译管仲杀了公子纠。
胡安国说：“‘取’这个字，是不义的措辞。先前史书记载‘纳纠’，不称他为‘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立为国君；后来史书记载‘杀纠’，又恢复称他为‘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杀。无论是剥夺还是给予，在道义上各自安顿，这正是《春秋》的精微意旨。仁爱的人对待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近爱护罢了。公子纠虽然争夺君位，但既然身处他国，放着不管不问也是可以的。一定要向鲁国请求，杀了他才心里痛快，这种不仁也太严重了。后世那些以禅让为名义而夺取国家的人，必定要杀掉原来的君主，以此统一人心，防止后患，其用意与此相同，流毒难道不深远吗！”
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
汉景帝二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巵进酒曰：“天下者，髙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以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臣良胜曰：景帝刻薄任数，人也，何能致厚于梁王？葢其任数之深也。梁王本窦太后幼子，甚爱之，列土而王，四十余城，居膏腴地。帝本忌之，其为此言，聊以愚弄其母与弟云尔。为太子时，吴太子以侍博争道，即提杀之。亲子荣既立为太子，以无罪而废，何独爱于梁哉？故七国反时，亚夫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乃可制也。」帝无所难而许之，其志可知。吴攻梁急，亚夫坚壁不出，梁与吴、楚俱毙矣。昔卞庄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鬬，鬬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庄子从之，得双虎。然则景帝于梁与吴、楚，正卞庄子之术也，岂曰友爱之哉？
唐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上省之，愕然曰：“明当鞫问，尔宜早防。”世民遂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武门。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既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趋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苏轼曰：「唐髙祖起兵汾晋间，时子建成、元吉、智云皆留河东防家。髙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间道赴太原，智云幼不能逃，为吏所诛。髙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缓义师数日以须建成等至，乎以此知为秦王所逼。髙祖逼于裴寂乱宫之事，不暇复为三子性命计矣。太宗本谋于是时，借隋吏以杀兄弟，其意甚明。新旧史皆曲为太宗润饰，然难以欺后世矣。」
臣良胜曰：甚哉，太宗之行诈也！举兵之时，坐策必成，计杀兄弟而已。当元嗣以传位，及其既成，又何有于建成、元吉者哉？司马光谓：「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又云：「为羣下所迫。」逐孙甫则归罪于髙祖，不能舍长而立功。丘濬又谓：「承高祖见命之意，不必为虚词伪让，而恬然居之。」是皆为之释言，为史之所欺者也。葢唐史太宗贞观，又以▯龄首谋者，当局又经许敬宗邪人粉饰，凡所以为太宗谋者，无不至矣。今如苏轼之论，则有以知其欲葢而弥彰者。虽然，太宗之故智，亦六朝之余习也。晋之末也，翦除宗室，宋废帝杀江夏王义恭、南阳王敬猷，明帝杀安陆王等十三人，又杀庐江王祎。齐明帝杀鄱阳公锵等七人、衡阳王钧等四人、西阳王子明等三人、河东王竑等十人。梁元帝杀桂阳王楚、豫章王栋、武陵王纪。北齐后主杀赵郡王叡、琅琊王俨、兰陵王长恭、南阳王绰，忮害心淫，诛杀横及，始以自保，寻亦灭亡。太宗不知惩创，而忍效其尤，传及其子，而才人女主，易姓改命，芟刈子孙，亦几于尽，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宋太祖弟晋王病亟，亲往视之，自为灼艾。晋王觉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对近臣言：“晋王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及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晋王光义，延入大寝，属以后事。宦官宫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避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帝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俄而帝崩，时漏下四鼔矣。宋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晋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臣刘定之曰：“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汉景帝之于梁孝王，武宋文帝之于彭城王义康，其初也亦未尝不相友爱，其后也弟有次及之，望兄无付托之诚，因循积久，间隙生焉。大利诱之于前，羣小推拥于后，而兄弟遂不相容矣。岂特太宗哉？”
译汉景帝二年，梁孝王进京朝见，当时皇上还没有立太子，与梁王宴饮，从容地对他说：“我百年之后，把皇位传给你。”梁王推辞谢罪。虽然知道这不是真心话，但内心很高兴，窦太后也认为他说得对。詹事窦婴举起酒杯劝酒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汉家的约定。皇上怎么能把皇位传给梁王呢？”太后因此憎恨窦婴，梁王因此更加骄横。
臣良胜说：景帝刻薄而善于权术，这是他的本性，怎么能对梁王厚道呢？大概是他权术运用得很深罢了。梁王本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太后非常疼爱他，分封土地让他做王，拥有四十多座城池，占据肥沃之地。景帝本来就忌惮他，说这话，不过是用来愚弄他的母亲和弟弟罢了。景帝做太子时，吴国太子因为下棋争路，景帝就提剑杀了他。亲生儿子刘荣已经立为太子，却因无罪而被废黜，他怎么会独独疼爱梁王呢？所以七国叛乱时，周亚夫说：“楚军轻捷剽悍，难以与之争锋，希望把梁国交给他们抵挡，这样才能制服他们。”景帝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的志向可以知道了。吴军攻打梁国很急迫，周亚夫坚守营垒不出战，梁国与吴、楚两国都快要灭亡了。从前卞庄子想刺杀老虎，馆竖子阻止他说：“两只老虎正在吃牛，吃得高兴一定会争斗，争斗后大的受伤，小的死亡，跟着受伤的刺它，一举就能获得杀双虎的名声。”卞庄子听从了他，得到了两只老虎。那么景帝对待梁国与吴、楚两国，正是卞庄子的计谋，怎么能说是友爱呢？
唐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秘密上奏：“太白星出现在秦地分野，秦王应当拥有天下。”高祖把这份奏章交给李世民。于是李世民秘密上奏：“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并且说：“我对兄弟没有丝毫亏欠，现在他们想杀我，似乎是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高祖看了奏章，惊讶地说：“明天应当审问，你应当早做防备。”李世民于是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在玄武门埋伏军队。李世民射杀李建成。尉迟敬德率领七十骑兵赶到，左右射杀李元吉，使他坠马。李世民的马失控跑入林下，被树枝挂住，坠马不能起来。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想勒死他。尉迟敬德跃马呵斥他。李元吉步行想跑向武德殿，尉迟敬德追赶射杀了他。
苏轼说：“唐高祖在汾晋之间起兵时，当时儿子李建成、李元吉、李智云都留在河东防守家园。高祖起兵，才秘密召他们。隋朝追捕得很急，李建成、李元吉能从小路赶赴太原，李智云年幼不能逃脱，被官吏所杀。高祖因为父子的缘故，不能稍微延缓义军几天以等待李建成等人到来，由此可知是被秦王逼迫。高祖被裴寂扰乱后宫的事情所逼迫，来不及再为三个儿子的性命考虑了。太宗在这时本就谋划，借隋朝官吏之手杀死兄弟，他的意图很明显。新旧唐史都曲意为太宗润饰，然而难以欺骗后世了。”
臣良胜说：太宗行诈真是厉害啊！起兵的时候，坐着策划必定成功，计划杀死兄弟罢了。当时应当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等到事情成功，又怎么会有李建成、李元吉呢？司马光说：“起初想等他们先发动，然后应对。”又说：“是被群臣所逼迫。”孙甫则归罪于高祖，不能舍弃长子而立有功者。丘濬又说：“秉承高祖见命的意图，不必用虚假的辞令推让，而安然接受。”这些都是为他辩解的话，是被史书所欺骗的人。大概唐史中太宗贞观年间，又因为刘陵首谋，当局又经过许敬宗等邪人粉饰，凡是用来为太宗谋划的，没有不竭尽全力的。现在像苏轼的议论，就可以知道他想掩盖却更加显露。虽然如此，太宗的故智，也是六朝遗留的习气。晋朝末年，剪除宗室，宋废帝杀江夏王刘义恭、南阳王刘敬猷，明帝杀安陆王等十三人，又杀庐江王刘祎。齐明帝杀鄱阳王萧锵等七人、衡阳王萧钧等四人、西阳王萧子明等三人、河东王萧竑等十人。梁元帝杀桂阳王萧楚、豫章王萧栋、武陵王萧纪。北齐后主杀赵郡王高叡、琅琊王高俨、兰陵王高长恭、南阳王高绰，忌恨伤害之心泛滥，诛杀横加波及，起初是为了自保，不久也灭亡了。太宗不知道惩戒，却忍心效法其极端，传到他的儿子，才人女主（武则天）改朝换代，芟除子孙，也几乎杀尽，能不引以为戒吗！能不引以为戒吗！
宋太祖弟弟晋王病重，太祖亲自前往探望，亲自为他烧艾灸。晋王觉得痛，太祖也取艾草自己灸，以分担他的痛。每次对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将来必定成为太平天子，福德不是我所能比及的。”等到太祖身体不适，壬子夜大雪，太祖召晋王赵光义，引入大寝宫，托付后事。宦官宫妾全部屏退，左右都不能听到，只远远看见烛光下，晋王有时离开席位，好像有谦逊回避的样子。不久太祖用柱斧戳地，大声对晋王说：“好好做。”不久太祖驾崩，当时漏刻显示四更天了。宋皇后见到晋王，惊讶地急忙呼喊说：“我母子的性命都托付给官家了。”晋王哭泣说：“共同保全富贵，不用担心。”臣刘定之说：“唉！古代帝王兄弟，像汉景帝对待梁孝王，宋文帝对待彭城王刘义康，起初也没有不相友爱，后来弟弟有继位的期望，兄长没有托付的诚意，因循日久，间隙产生。大利在前面诱惑，群小在后面推拥，于是兄弟就不能相容了。难道只是太宗吗？”
史谓是夕，宋后遣王继恩召其子德芳，继恩径召晋王，王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步至宫，继恩使王止其直庐曰：“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王从者德▯曰：“便当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以此证之，亦可见其挟诈乗机之举，未为无心，未为无党，内外布置有自来焉，岂一日之积哉？
译史书上说，那天晚上，宋皇后派王继恩去召她的儿子赵德芳，王继恩却径直去召晋王。晋王说：“我应当和家人商议一下。”他进去很久没有出来，王继恩催促他说：“事情拖延久了就会被别人抢去了。”当时正下着大雪，于是王继恩和晋王步行到宫门，王继恩让晋王停在他的值班房说：“暂且在这里等待，我应当先进去禀报。”晋王的随从德〇说：“就应当直接进去，有什么好等待的？”于是他们和晋王一起进到了寝殿。用这个来证明，也可以看出他挟持欺诈、乘虚而入的举动，并非没有预谋，并非没有同党，内外布置由来已久，哪里是一天之内积累而成的呢？
臣良胜曰：弑逆之恶一也，于恶之中又有恶焉。宋太宗之谓也。唐太宗之致难于建成也，建成与元吉比谋欲害之者累矣。虽太宗之不恭，建成之不友，有以来之也。宋太祖友爱天至，其传位之言出于本意，故直语近臣以为太平天子，得张齐贤留尔作相，何有系吝之私也。”太宗欲速之心，机械必有先露其萌者，故太祖尝遣王祐体治符彦卿事，曰：“归与王▯官职。”彦卿，太宗之妇翁也，必有隐谋飞语闻于上矣。祐往辞太宗，欲与私，竟趋而出，既全之矣。故祐植三槐曰：“吾子二郎必相。”葢有阴造于太宗也。然则太宗弑逆之罪，诚有不可逭者。况唐太宗虽蹈是恶，犹欲掩葢，不敢以薄自居，尝遣诸王归藩，至于流涕曰：“儿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又曰：“前代帝王莫不疎弟而爱子，惟汉明帝赐诸王不令子多于弟，我罔极之恩，情钟诸弟。”于是内外诸王同有班赐，虽其缘饰之词，亦若有感怆之恨。宋太宗既弑其兄，复杀其弟廷美，又杀德昭、德芳，若薙狝之，惟恐不尽者，此岂复有人心哉！昔刘裕代晋则杀恭帝，萧道成代宋则杀顺帝，萧衍代齐则杀和帝，陈覇先代梁则杀敬帝，杨坚代周则杀静帝，朱晃代唐则杀昭宣帝，奸雄故态，则然而太宗并及其弟与子，又皆骨肉贤厚，非若彼异姓相代者，此太宗之罪通于天也。所谓于恶之中而恶焉者也。异时举族连宫，北狩不返，南渡不嗣，天下重器终归德昭、德芳之后，天道好还，有如是哉。
宋理宗封兄济阳郡王竑为济王，出居湖州。史弥远忌竑，谋杀之，乃诈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锡召医如湖州视之。天锡至，谕防逼竑缢于州治。以疾薨，闻于朝。后真德秀入对曰：「陛下初膺大宝，不幸处人伦之变，有所未尽，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捕讨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诏有司讨论雍熈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虽济王未有子息，兴灭继絶，在陛下耳。」
宋史》断曰：「天不欲延宗祚邪？何于理宗即位之初，而遭人伦若是之大变也？」自三代以降，家法最正，诸后最贤，传授最明，惟宋一代而已。四夷之所以率服者，此也；贤才之所以軰出者，此也；伏节死难之士所以众多者，此也；中原陷溺之民不忘宋德者，亦此也。今一旦遇杨后之亏恩，史弥远之弑逆，遂使理宗立不由正，济邸不得其死，其与邉鄙之乱何殊焉？禽兽之行，何异焉？于是宋之家法，国之元气，荡然而无遗矣。然而理宗之立，实出于杨后、史弥远之计，非若隋之杨广，必欲废兄而夺其位也。天命不爽，尚监厥绪，故复理、度二君有天下五十年而后亡。噫！天之为德，其明矣乎？
臣良胜曰：由鲁隐厚非其道，而桓之自处以薄也。景帝、宋祖皆欲自居于隐之厚，而宋太宗之薄则甚于桓矣。由桓公子纠各用其薄，而建成与唐太宗似之。理宗厚薄之情，人固有谅之者，但从古弟兄搆隙，必有奸邪交鬬其间，然彼自为主也。惟济王竑、理宗之事，则营谋废置皆出弥远之手，而其弟兄不预知焉，此又变之变者也。初，竑为皇子时，以愤弥远专横，尝指宫壁舆地图之琼崖曰：「他日置弥远于此。」又呼以「新恩」，弥远衔之。故于慧日阁语郑清之废立之议，决矣。及宁宗崩，弥远遣杨后兄子谷石以废立白后，后不可曰：「竑先帝所立，岂敢擅变。」一夜七往返，后终不许，则后之罪犹有贷者。谷等以杨氏无噍类挟之，而后勉从之。弥远之罪贯古今而一人也。以真德秀之正直，旧兼宫教，预言于竑矣。及入对，亦不敢正言其罪。理宗虽贤，视叔孙昭子不赏私劳，君子亦将有遗憾也。臣特附之终篇，若曰：「宁忤天子，不忤权臣，盍思所以致是者何哉？」
右衍兄弟之戒
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程頥曰：「丽泽二泽相附丽也。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先儒谓天下之可説，莫如朋友讲习朋友讲习可説之大者。
译臣良胜说：弑君篡位的罪恶是一样的，但在这些罪恶之中又有更恶劣的。这就是对宋太宗的评价。唐太宗招致太子李建成危难，是因为建成与李元吉勾结谋害他多次。虽然太宗对父亲不敬，建成对兄长不友爱，也有招致祸患的原因。宋太祖友爱之情达到极致，他传位的话出自本意，所以直接告诉近臣说：“太平天子，得到张齐贤留下来做宰相，哪里会有吝啬私心的想法呢？”太宗急于即位的心思，阴谋必定早有显露端倪，所以太祖曾经派遣王祐去处理符彦卿的事情，说：“回来给王〇官职。”符彦卿是太宗的岳父，必定有隐秘的阴谋和流言传到皇帝耳中。王祐去辞别太宗，太宗想与他私下勾结，王祐最终快步走出，保全了自己。所以王祐种植三棵槐树说：“我的儿子二郎必定做宰相。”大概暗中为太宗谋划。那么太宗弑君篡位的罪行，确实有不可推卸的。况且唐太宗虽然犯下这种罪恶，还想要掩盖，不敢以刻薄自居，曾经派遣诸王回到封地，甚至流着泪说：“儿子尚且可以求得，兄弟却再也得不到了。”又说：“前代帝王没有不疏远弟弟而宠爱儿子的，只有汉明帝赏赐诸王不让儿子多于弟弟，我无尽的恩情，情感集中在诸弟身上。”于是内外诸王都有班赏，虽然是粉饰之词，也似乎有悲伤怨恨。宋太宗既杀害了他的哥哥，又杀害了他的弟弟赵廷美，又杀害了赵德昭、赵德芳，像除草杀兽一样，唯恐杀不尽，这哪里还有人心呢！从前刘裕取代晋朝就杀害恭帝，萧道成取代宋朝就杀害顺帝，萧衍取代南齐就杀害和帝，陈霸先取代梁朝就杀害敬帝，杨坚取代北周就杀害静帝，朱温取代唐朝就杀害昭宣帝，奸雄故态，都是如此，但太宗连他的弟弟和儿子都杀害，而且都是骨肉至亲贤良宽厚，不像那些异姓相代的人，这是太宗的罪行通于上天。所谓在罪恶之中又有更恶劣的罪恶。后来举族连宫，北狩不返，南渡不嗣，天下重器最终归于赵德昭、赵德芳的后代，天道好还，就是这样啊。
宋理宗封兄长济阳郡王赵竑为济王，让他出居湖州。史弥远忌恨赵竑，谋杀他，于是谎称赵竑有病，让客人秦天锡召医生到湖州去看他。秦天锡到了，告诫防备逼迫赵竑在州治自缢。以病死上报朝廷。后来真德秀入朝回答皇帝问话时说：“陛下刚继承大宝，不幸遭遇人伦大变，有所未尽，流传四方，损害不浅。霅川之变，不是济王府的本意，前有避匿的迹象，后闻捕讨的阴谋，情状本末，明显可考。希望诏令有关部门讨论雍熙年间追封秦邸，舍罪恤孤的旧例，斟酌实行。虽然济王没有子嗣，兴灭继绝，在于陛下啊。”
《宋史》断语说：“上天不想延续宗庙社稷吗？为什么在理宗即位之初，就遭遇人伦如此大的变故呢？”自从三代以来，家法最正，皇后最贤，传授最明，只有宋朝一代而已。四夷之所以归顺，是因为这个；贤才之所以辈出，是因为这个；伏节死难之士之所以众多，是因为这个；中原陷溺之民不忘宋德，也是因为这个。现在一旦遭遇杨皇后亏恩，史弥远弑逆，于是使理宗即位不正，济王府不得好死，这与边鄙之乱有什么不同呢？禽兽之行，有什么不同呢？于是宋朝的家法，国家的元气，荡然无存了。然而理宗的即位，实在出于杨皇后、史弥远的计谋，不像隋朝的杨广，一定要废兄而夺位。天命不差错，尚且监视其绪，所以复理、度二君有天下五十年而后亡。唉！天的德行，多么明显啊！
臣良胜说：从鲁隐公厚待桓公，而桓公自处以薄。景帝、宋祖都想自居于隐公的厚道，而宋太宗的刻薄则甚于桓公。从桓公的儿子公子纠各用其薄，而建成与唐太宗类似。理宗厚薄之情，人固有谅解的，但从古弟兄构隙，必有奸邪交斗其间，然而他们自己为主。只有济王赵竑、理宗之事，则营谋废置皆出史弥远之手，而其弟兄不预知，这又是变之变。初，赵竑为皇子时，以愤史弥远专横，曾经指着宫壁舆地图的琼崖说：“他日置史弥远于此。”又呼以“新恩”，史弥远衔之。所以在慧日阁语郑清之废立之议，决了。及宁宗崩，史弥远遣杨皇后兄子谷石以废立白后，后不可说：“赵竑先帝所立，岂敢擅变。”一夜七往返，后终不许，则后的罪犹有贷者。谷等以杨氏无噍类挟之，而后勉从之。史弥远之罪贯古今而一人也。以真德秀之正直，旧兼宫教，预言于赵竑矣。及入对，亦不敢正言其罪。理宗虽贤，视叔孙昭子不赏私劳，君子亦将有遗憾也。臣特附之终篇，若说：“宁忤天子，不忤权臣，何不思考所以致是者何哉？”
右衍兄弟之戒
兑象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程颐说：“丽泽二泽相附丽也。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先儒谓天下之可说，莫如朋友讲习朋友讲习可说之大者。”
臣良胜曰：「泽以钟水润物者也。使依于山，比于地，以此之润，益彼之涸，其滋有限。若两泽相丽，交相为润，其益广矣。即如有君无臣，有臣无君，虽亦有所建立禆补，终于治化为浅。若圣主贤臣，同心同德，欲举斯世于二帝三王之治，宜无难者。岂独君之益哉？为之臣者，亦将与之匹休矣。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系词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黙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朱熹曰：「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物莫能间，而其言之有味也。」
臣良胜曰：君子之同人者，心也，不以迹为疑也。故禹显顔晦，同一出处之心也；史直蘧懐，同一语黙之心也。惟心之同，可以断金，故发而为言，如兰之臭：或产崇冈，或▯深谷，或植台榭，或委榛荆；而幽香气味，则一而已。然君子之心，非不能为尽同也。天下事物理，一分殊，万有不齐，自有不能以皆同者。故四时不齐，虽天地化育，亦然而况人乎？如君臣相得，本如鱼水，何所不同？然君以为可，臣以其否，替之；君以为否，臣以其可，献之。岂不枘凿？而所以求治之心同也。若无所可否，而一于从君，是谓上下雷同，岂世道之幸哉？
又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凟，其知几乎？」吴澄曰：「此一节释《豫》六二爻词。知几，谓知之于其事未显著之先，所以为神也。君子，谓六二有中正之德也。上，谓六三；下，谓初六。六二上比三，下比初。然六二中正，初、三柔邪，虽比追而不同情。交而不谄，不凟者也。葢九四以不中不正为豫乐之主，而三比之初，应之初，三者四之党与也。二中正自守，不肯阿附四之权势，故虽四之党与，亦不与之深交者，杜絶阿附之事于几微之时也。故曰：「其知几乎。」
程頥曰：「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交于上以恭巽，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过则为凟。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
説命曰：「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麯蘖；若作和羮，尔惟盐梅。尔交脩予，防予弃予，惟克迈乃训。」
范祖禹曰：「酒非麯蘖不成，羮非盐梅不和。人君虽有美质，必有贤人辅导，乃能成德。作酒者，麯多则太苦，蘖多则太甘，麯蘖得中，然后成酒。作羮者，盐过则咸，梅过则酸，盐梅得中，然后成羮。臣之于君，当以柔济刚，可济否？左右规正，以成其德。故曰：『尔交脩予，尔无我弃，我能行尔之言也。』」
臣良胜曰：「君之临臣，主不登阼，谓君无敌，弗敢賔也。是则君不可以友言也。然友也者，友其德也，交脩于德，是亦友道焉耳。髙宗旧学于甘盘，既而荒遯，旁求得傅説，使继甘盘而卒业，是师之也。故曰：『古者明王有不賔之臣』，是君于臣，当其为师而弗臣也，当其为賔而弗臣也，惟资其德以相成，是皆可以友言也。谓之友，则切磋琢磨，如麯蘖于酒，盐梅于羮，固非一于顺从若妾妇者。」
君奭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
吕大临曰：「大臣之位，百责攸萃，震撼击撞，欲其镇定；辛甘燥湿，欲其调济；盘错棼结，欲其解纾；黯闇汚浊，欲其茹纳。自非旷度洪量，与夫患失干没者，未尝无翻然舍去之意。况召公亲遭大变，破斧缺斨之时，屈折调防，心劳力瘁，又非平时大臣之比。顾以成王未亲政，不敢乞身尔。一旦政柄有归，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业之艰难，念成王守成之无助，则召公义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谋所以寛裕之道，图功攸终，展布四体，为久大规模？使君德开明，未可舍去，而听后人之迷惑也。」
臣良胜曰：武王既一天下，分陜以东，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及夹辅成王，同功一体人也。方周公遭疑谤，居东；召公在位，纷解镇定，以全周公者，无所不至，故金縢启册以迎反之者，召公为之也。今成王即政，召
译臣良胜说：“沼泽是靠积聚雨水来滋润万物的。如果它依附于山，贴近于地，用这种润泽去弥补那里的干涸，它的滋养是有限的。如果两个沼泽相互连接，交互滋润，它的益处就广大了。就像有君主没有臣子，有臣子没有君主，虽然也能有所建树和补益，最终治理教化还是浅薄的。如果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同心同德，想要将当今世界提升到尧舜三王那样的治理境界，应该没有什么困难。这难道只是对君主的益处吗？作为臣子的人，也将与君主共享福庆。所以说：‘这是天子把平民当作朋友。’”
《系辞》说：“君子的处世之道，有时出仕有时隐居，有时沉默有时言语。两个人同心协力，其锋利足以切断金属；同心协力的言语，其香气如同兰花。”
朱熹说：“君子的处世之道，起初似乎不同，后来实际上没有隔阂。像切断金属、像兰花香气那样，没有什么能离间他们，而且他们的言语意味深长。”
臣良胜说：君子与他人志同道合，在于心意相通，不因外在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疑虑。所以大禹显达、颜回隐晦，有着相同的出仕或隐居的心意；史鱼刚直、蘧伯玉谨慎，有着相同的言语或沉默的心意。只有心意相同，才能像切断金属那样有力，所以表达出来的言语，就像兰花的香气：有的生长在高山，有的生长在深谷，有的种植在台榭，有的委弃在荆棘丛中；但那幽雅的香气，则是一样的。然而君子的心，并不是不能做到完全相同。天下的事理，有细微差别，万事万物参差不齐，自然有不能全都相同的。所以四季不齐，即使是天地化育万物，也是这样，何况是人呢？比如君臣相处融洽，本来像鱼和水一样，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君主认为可以的，臣子认为不可以，就替换它；君主认为不可以的，臣子认为可以，就进献它。这难道不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吗？但追求治理的心意是相同的。如果没有什么可不可，一味顺从君主，这就叫上下雷同，难道是世道的幸运吗？
又说：“能预知事物的苗头，真是神妙啊！君子与地位高的人交往不谄媚，与地位低的人交往不轻慢，这就是能预知事物的苗头吧？”吴澄说：“这一节解释《豫卦》六二爻的爻辞。知几，是指在事情尚未显著之前就预知，所以称为神妙。君子，是指六二具有中正的德行。上，指六三；下，指初六。六二向上亲近六三，向下亲近初六。然而六二中正，初六、六三柔顺邪僻，虽然亲近但情意不同。交往而不谄媚，不轻慢。大概九四因为不中不正而成为豫乐的主宰，六三亲近初六，应和初六，六三是九四的党羽。六二中正自守，不肯阿附九四的权势，所以即使是九四的党羽，也不与他们深交，这是在细微之时杜绝阿附之事。所以说：‘这就是能预知事物的苗头吧。’”
程颐说：“能看见事物细微的苗头，真是神妙啊！与地位高的人交往以恭敬谦逊，过分了就是谄媚；与地位低的人交往以和蔼平易，过分了就是轻慢。君子在细微之处就能察觉，所以不至于过分。”
《说命》说：“你只须教导我的志向。就像制作甜酒，你只是酒曲；就像制作调和的羹汤，你只是盐和梅子。你交互地修正我，防止我抛弃你，只有能够践行你的教导。”
范祖禹说：“酒没有酒曲就不能成，羹没有盐和梅子就不能调和。君主虽然有美好的资质，必须有贤人辅导，才能成就德行。酿酒的人，酒曲多了就太苦，酒蘖多了就太甜，酒曲和酒蘖适中，然后才能酿成酒。做羹的人，盐多了就太咸，梅子多了就太酸，盐和梅子适中，然后才能做成羹。臣子对于君主，应当以柔济刚，以可济否，在左右规劝纠正，以成就他的德行。所以说：‘你交互地修正我，你不要抛弃我，我能践行你的言语。’”
臣良胜说：“君主面对臣子，君主不登上阼阶，是说君主没有敌手，不敢以宾客之礼相待。这就是君主不可以朋友之道来对待臣子。然而朋友，是结交其德行，在德行上交互修正，这也是朋友之道啊。高宗过去向甘盘学习，后来荒废遁逃，四处寻求得到傅说，让他接替甘盘完成学业，这是以他为师。所以说：‘古代圣明的君主有不以宾客之礼相待的臣子’，这是君主对于臣子，当其为师时不以臣下对待，当其为宾客时不以臣下对待，只是凭借他们的德行来相互成就，这都是可以用朋友之道来对待的。称为朋友，那么切磋琢磨，就像酒曲对于酒，盐和梅子对于羹，固然不是一味顺从像妾妇那样。”
《君奭》篇周公说：“唉！君主于是监察于此。我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美好也伟大，艰难也。告诉君主你的谋略宽裕，我不让后人迷惑。”
吕大临说：“大臣的位置，各种责任汇聚，震撼冲击，希望他镇定；辛甘燥湿，希望他调和；盘根错节、纷乱纠结，希望他解开舒缓；黑暗污浊，希望他容纳。如果不是气度宏大、胸怀宽广，以及那些患得患失、贪求私利的人，没有不突然产生离去念头的。何况召公亲身遭遇大变，在破斧缺斨（战事激烈）的时候，屈折调防，心力交瘁，又不是平时大臣可比。只是因为成王没有亲政，不敢请求退休罢了。一旦政权有所归属，浩然离去的志向，固然是人情所必然的。然而想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难，念及成王守成没有助手，那么召公道义上不可以离去。现在却急切地求去，迫切已经太甚了。何不谋划宽裕的方法，图谋功业的终结，舒展四肢，为长久的大规模谋划？使君主的德行开明，不可以舍弃离去，而让后人迷惑。”
臣良胜说：武王统一天下后，分陕山以东，由周公主持；陕山以西，由召公主持。等到辅佐成王，他们是同功一体的。当时周公遭受猜疑诽谤，住在东方；召公在位，纷繁地解释镇定，以保全周公，无所不至，所以打开金縢之匮迎回周公的，是召公做的。现在成王即位执政，召
公欲避权告老，周公谕留，亦无所不至，葢欲其图终以辅成王之德，以保文武之业，皆天理人情之至也。或谓召公有疑于周公践阼，以爵位介意，此殆以小人之心窥君子之际也。苏子谓召公亦欲周公告老而归，恐亦未然。人臣之义，无以有已，当主少国疑，而夙望大臣相率以去，自便其私，岂圣贤以天下为已任意哉？但当时成王即政，齿既长矣，辅导之责，有周公而足矣，召公可以盛满知止而求去，周公自当以君臣大义而恳留，各尽其道焉耳。召公亦何疑于周公者？当夫营洛之时，周公告成王曰：「兹予其明农哉。」是周公于此亦有归老之志，其所以未去，以成王之留，以殷民未靖，淮夷、徐戎与奄继叛国事有未可以言去。召公尝告王曰：「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耉。」当时在王左右者复有谁哉？召公亦知周公未可以去矣。周公曰：「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尔奭其济。」周公自知不可以去召公矣。然则召公何以欲去？防以宠利居成功，大臣之常也，在伊尹而已。然太甲怨艾成德而尹之去，犹陈「咸有一德」以戒之，是周公不得为伊尹，召公不必为周公，其道一也。召公既留相成王，康王未释于政，其心同也，此同官为僚友道之极致也。后世有以势均权敌相倾忌而不能并立于朝者，真周召之罪人也哉。
译周公想要避开权势、告老还乡，周公劝谕挽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大概是想让他善始善终，以辅佐成王的德行，以保全周文王、周武王的基业，这都是天理人情的极致。有人曾说召公怀疑周公践祚即位，是因为在意爵位，这大概是用小人的心思去揣测君子之间的间隙。苏东坡说召公也想让周公告老归隐，恐怕也不对。臣子的道义，没有因为个人私利而停止的，当君主年少、国家局势可疑时，如果德高望重的大臣相继离去，只顾自己方便，这难道是圣贤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吗？只是当时成王开始执政，年纪已经长大了，辅导的责任，有周公就足够了，召公可以懂得盛极而衰、适可而止的道理而请求离去，周公自然应当以君臣大义恳切挽留，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罢了。召公又怎么会怀疑周公呢？在营造洛邑的时候，周公告诉成王说：“我大概要专心于农事了吧。”这是周公此时也有归隐养老的志向，他之所以没有离开，是因为成王的挽留，因为殷商遗民尚未安定，淮夷、徐戎和奄国相继叛乱，国家大事还不可以说走就走。召公曾经告诉成王说：“现在年幼的君主继承大统，不要遗漏年高德劭的老臣。”当时在成王身边的还有谁呢？召公也知道周公不可以离去。周公说：“小子旦，就像渡过大河，我去和你奭一起渡过去。”周公自己知道不可以离开召公。那么召公为什么想要离去呢？防止因宠幸和利益而居功自傲，这是大臣的常道，只有伊尹做到了。然而太甲怨恨悔恨、成就德行后，伊尹离去，还陈述“咸有一德”来告诫他，这说明周公不必做伊尹，召公不必做周公，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召公被留下辅佐成王，康王尚未完全放手政事，他们的心意是相同的，这是同僚之间作为朋友关系的极致。后世那些因为权势均等、互相倾轧猜忌而不能在朝廷上并存的人，真是周、召的罪人啊。
伐木》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旧之乐歌，故以伐木之丁丁兴鸟鸣之嘤嘤，而言鸟之求友，遂以鸟之求友，喻人之不可无友也。人能笃朋友之好，则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矣。」
臣良胜曰：「小雅之诗，为天子燕飨之乐，周公制作所定也。然亦有此燕友之歌，则三代而上，天子之友，其臣下者，葢亦其常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而成者。故士庶人而得友，则有以和平其身矣；大夫而得友，则和平其家矣；诸侯而得友，则和平其国矣；天子而得友，则和平其天下矣。友道所系于人，其大如此。」
假乐》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吕祖谦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为泰之时也。泰之时，所忧者怠荒而已。此诗所以终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
臣良胜曰：「此西周防朝之乐，故谓之大雅。则在当时，百辟卿士于天子，亦以朋友称也。伐木之和平，下之有益于上；假乐之燕安，上之有益于下。交相为益，亦友道也。然其和平而安者，亦惟民之有攸塈也。葢天之所以树后王君公，建邦设都，以乱民也。岂以逸豫为哉？故不解位以安民，益之大者也。」
抑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茍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讐，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
朱熹曰：「言不可轻易其言，葢无人为我执持其舌者，故言语由已，易至差失，常当执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无有言而不讐，无有德而不报者。若尔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则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矣。」臣良胜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则威仪之表着，是谓德之隅也。故必蕴之为德行，而后发之为德言，充之为德容。言本乎德，慎乎容，而后无易言之失矣。夫一言之善，而千里之外应之；一言不善，而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若朋友者乎？朋友之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其情易宻，其迹易亲，故其言亦易发。发而中节，而朋友以惠焉，则无择言而非易矣。夫以朋友易狎之地，而谨言若此，则在朝防矜持之地可知。言所以动天地，感▯神，则子孙万民之承，有不期然而然者。夫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欲自卿以下以相交戒，乃作《抑》诗而慎言，以为威仪之饰，葢亦以友道望其臣也。」
六月，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朱熹曰：「此言吉甫燕饮喜乐，多受福祉，葢以其归自镐而行永久也，是以饮食进馔于朋友，而孝友之张仲在焉。言其所与燕者之贤，所以贤吉甫而善是宴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善，未有不须友而成者也。至于朝政国事，同官为僚，寅恭和衷，所系尤重。▯济艰难，同声相应，如左右手，况其素友善者乎？故吉甫御侮于外，而张仲居中，无所阻挠，是以疏附先后，奔奏御侮，各宣乃猷。吉甫之功，亦张仲之善也。功成宴乐，而诗人以张仲在焉为美婉而则矣。是故人臣戮力王室，或内或外，或行或居，所事不同，其所以靖安天下之善一也。礼曰：「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音六律十二音，还相为宫也。五齐六和十二食，还相为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审乎此，而后可以达诗人之意，可以识吉甫张仲之心，可以尽朋友之义矣。
鹤鸣》诗曰：「鹤鸣于九臯，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臯，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惟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朱熹曰：「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词也。葢鹤鸣于九臯，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
译《伐木》诗说：“砍伐树木丁丁响，鸟儿鸣叫嘤嘤声。从幽深的山谷飞出，迁居到高大的树木上。鸟儿嘤嘤地鸣叫，是寻求同伴的呼应。看那鸟儿尚且寻求同伴的呼应，何况是人呢，难道不寻求朋友吗？神明会听到这种声音，最终达到和谐且太平。”
朱熹说：“这是宴请朋友故旧的乐歌，所以用砍伐树木的丁丁声来兴起鸟儿鸣叫的嘤嘤声，讲述鸟儿寻求同伴，于是用鸟儿寻求同伴，来比喻人不可以没有朋友。人如果能真诚地对待朋友的情谊，那么神明就会听到，最终达到和谐且太平。”
臣良胜说：“《小雅》中的诗歌，是天子宴请宾客的乐歌，由周公制作并确定。然而也有这种宴请朋友的歌，那么在三代以前，天子的朋友中，有臣下的人，大概也是常事。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需要朋友就能成就事业的。所以士人和平民得到朋友，就能使自身和谐平安；大夫得到朋友，就能使家庭和谐平安；诸侯得到朋友，就能使国家和谐平安；天子得到朋友，就能使天下和谐平安。朋友之道对于人的关系，竟然如此重大。”
《假乐》诗说：“国家的纲纪，宴请朋友，各国诸侯和卿士，都取悦于天子，不离开自己的职位，这是百姓所安息的。”
吕祖谦说：“君主宴请臣下，臣下取悦君主，这是上下交流而达到通泰的时候。通泰的时候，所担忧的只是懈怠荒废罢了。这首诗之所以终于‘不离开职位，百姓所安息’，就是这个原因。”
臣良胜说：“这是西周朝会宴饮的乐歌，所以称为《大雅》。那么在当时，各国诸侯和卿士对于天子，也以朋友相称。《伐木》中的和谐平安，是下级对上级有益；《假乐》中的宴饮安乐，是上级对下级有益。互相有益，也是朋友之道。然而那和谐平安且安乐的，也只是因为百姓有所安息罢了。大概上天之所以树立后王君公，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是为了治理百姓。难道是为了安逸享乐吗？所以不离开职位来安抚百姓，是最大的益处。”
《抑》诗说：“不要轻易说话，不要说‘随便罢了’。没有人能捂住我的舌头，言语一旦说出就不能收回了。没有言语没有回应，没有德行没有回报。对朋友、平民、年轻人施以恩惠，子孙就会谨慎小心，万民没有不顺从的。”
朱熹说：“言语不可以轻易说出，大概是因为没有人替我执持舌头，所以言语由自己发出，容易出差错，应当常常执持，不可以放纵。况且天下的道理，没有言语没有回应的，没有德行没有回报的。如果你能对朋友、平民、年轻人施以恩惠，那么子孙就会谨慎小心，万民没有不顺从的。”
臣良胜说：“朋友所摄取的，是用威仪来说的，那么威仪的显著表现，就是德行的角落。所以必须蕴藏为德行，然后发出来为德言，充实为德容。言语本于德行，谨慎于仪容，然后就没有轻易言语的过失了。一句善言，千里之外的人就会响应；一句不善之言，千里之外的人就会违背。何况近在咫尺的朋友呢？朋友的情义，在道德学业上互相劝勉，在过失上互相规劝，他们的情谊容易亲密，他们的交往容易亲近，所以他们的言语也容易发出。发出而符合节度，朋友因此得到恩惠，那么就没有不当的言语而轻易说出的了。在朋友容易亲近的地方，尚且如此谨慎言语，那么在朝廷矜持的地方就更可知了。言语之所以能感动天地，感召鬼神，那么子孙万民的顺从，就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了。卫武公年纪九十五岁，还在国内进行劝诫，想要从卿大夫以下互相警戒，于是作《抑》诗来谨慎言语，作为威仪的装饰，大概也是用朋友之道来期望他的臣下。”
《六月》诗说：“吉甫宴饮喜乐，已经受到很多福祉。从镐京归来，我出行很久。宴请各位朋友，烹煮甲鱼切鲤鱼。谁在这里呢？张仲孝顺友爱。”
朱熹说：“这是说吉甫宴饮喜乐，受到很多福祉，大概是因为他从镐京归来而出行很久，所以饮食进献给朋友，而孝顺友爱的张仲在这里。说的是他所宴请的人贤良，所以认为吉甫贤良而称赞这次宴饮。”
臣良胜说：“天下的善事，没有不需要朋友就能成就的。至于朝政国事，同僚为官，恭敬和衷，关系尤其重要。共同渡过艰难，同声相应，像左右手一样，何况那些一向友善的人呢？所以吉甫在外抵御外侮，而张仲在朝中居中，没有阻挠，因此辅佐先后，奔走奏事抵御外侮，各自施展谋略。吉甫的功劳，也是张仲的善行。功成宴乐，诗人以张仲在这里为美好而合乎法则。所以人臣为王室尽力，或在内或在外，或出行或安居，所做的事不同，他们使天下安定太平的善心是一样的。《礼记》说：‘五行四时十二月，互相作为根本。五音六律十二音，互相作为宫音。五齐六和十二食，互相作为用途。五色六章十二衣，互相作为质地。’明白这些，然后可以通达诗人的意思，可以认识吉甫张仲的心意，可以尽朋友的情义了。”
《鹤鸣》诗说：“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野外。鱼潜藏在深渊，有时在沙洲。喜爱那个园林，那里种着檀树，树下有落叶。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琢磨。鹤在九皋鸣叫，声音传到天上。鱼在沙洲，有时潜藏在深渊。喜爱那个园林，那里种着檀树，树下有山谷。其他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攻玉。”
朱熹说：“这首诗的创作，不知道它的原因，一定是陈述善道、采纳教诲的词句。大概鹤在九皋鸣叫，而声音传到野外，是说真诚不可掩盖。鱼潜藏在深渊，而有时在沙洲，是说道理没有固定的所在。”
爰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
译这里有树檀，而它的下面却是枯叶，说的是喜爱应当知道它的缺点。其他山上的石头，却可以用来做磨刀石，说的是憎恶应当知道它的优点。从这四个方面，引申并推广开来，触类旁通地加以扩充，天下的道理，大概就差不多了吧？
程颢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脩省畏避，动心忍性，増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吾闻诸邵子。
臣良胜曰：「由朱子之言释之，以上交焉得也？由程子之言释之，以下交焉得也？然君子择友而后交，岂得近恶友哉？人主择贤而后任，岂得近小人哉？借恶以成善，计亦晩矣。不幸而处乎是，亦有自成之道焉尔。」
宋大水
左氏曰：「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罚，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已，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説之词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臣良胜曰：「于是见春秋诸侯之交之礼也。怨不废义，怒不废礼，古之道也。鲁庄十年，尝败宋师于桑丘；十一年，又败于鄑，皆宋师侵轶我也。夏则交恶，秋则吊灾，此岂以怨怒废礼义者哉？宋有御説致词有章，鲁有臧孙致礼有节。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壊。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壊，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无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悦，乃轻币。
臣良胜曰：「子产之忠告，宣子之受尽言，可以见春秋大夫之交之义也。」祁奚请免叔向，曰：「子为善，孰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悦而免之。宣子固可与言者也。逾年，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则当时同政诸卿，非不知宣子之过举，竟匿弗言，待自为而形若短也。言之使补过者，乃在既老之祁奚，隣国之子产，则晋卿之睦，已不及先君之时，而后荀、范、韩、魏、赵鞅之相恶，其机亦见于此矣。
吴入郢
左氏曰：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隣于君疆塲之患也。』迨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絶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臣良胜曰：「友之道，以信为达也；友之责，以善为道也。若子胥、包胥之友也，其言践责善之道，则未也。方子胥以父讐而图覆楚国，包胥如知其非义，一言止之而足也。如其义也，则固不必遗君之忧，而后图其安也。」昭王初奔在郧，郧公辛之弟懐欲杀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讐之？君命天也。天命将谁雠？违强凌弱，非勇也；乗人之弱，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汝。」使包胥亦若郧辛之谕其弟子胥，贤者莫逆之矣。不图其易，而图其难，何居？
缁衣》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是故迩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
陈澔曰：「
译程颢说：“玉石的温润，是天底下极致的美；石头的粗糙坚硬，是天底下极致的丑。然而两块玉互相摩擦，不能制成器物；用石头来磨玉，然后玉才能成为器物。君子与小人在一处，横逆侵犯施加，然后君子修养反省、畏惧躲避，触动内心、忍耐性情，增加防备，于是义理产生，道德成就。”我从邵雍那里听说过这番话。
臣良胜说：“按照朱熹的话来解释，这是为了向上结交而获得的吗？按照程颐的话来解释，这是为了向下结交而获得的吗？然而君子选择朋友然后结交，怎么会接近恶友呢？君主选择贤人然后任用，怎么会亲近小人呢？借助恶来成就善，这计策也太晚了。不幸而处于这种境地，也有自我成就的道理罢了。”
宋国发生大水灾。
《左传》说：“宋国发生大水灾，鲁庄公派人去慰问，说：‘上天降下过度的灾祸，损害了祭祀的谷物，怎么能不去慰问呢？’宋国使者回答说：‘我确实不恭敬，上天降下惩罚，又让国君担忧，拜谢您的慰问，真是辱没了您的命令。’臧文仲说：‘宋国大概要兴盛了吧？禹和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盛就很迅速；桀和纣归罪于别人，他们的灭亡就很突然。况且诸侯国有凶灾，自称孤是合乎礼节的，言语中流露出畏惧并符合礼节，大概可以吧？’后来听说，那是公子御説的话。臧孙达说：‘他适合做君主，有体恤百姓的心。’”
臣良胜说：“由此可以看到春秋时期诸侯交往的礼节。怨恨不废弃道义，愤怒不废弃礼节，这是古时的道理。鲁庄公十年，曾在桑丘打败宋国军队；十一年，又在鄑地打败宋国，这都是宋国军队侵犯我国。夏天还在交恶，秋天就去慰问灾祸，这难道是会因为怨恨愤怒而废弃礼义的人吗？宋国有御説致辞有章法，鲁国有臧孙致礼有节制。所以说：‘没有君子，国家能存在吗？’”
范宣子执政，诸侯进献的财物很重，郑国人对此感到困苦。郑伯前往晋国，子产托子西带信给范宣子，说：“您作为晋国四邻诸侯的领袖，没听说您有美好的德行，却听说您加重财物，我感到困惑。我听说君子治理国家，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名声。如果诸侯的财物都聚集在晋国公室，那么诸侯就会产生二心；如果您依赖这些财物，那么晋国就会产生二心。诸侯产生二心，那么晋国就会败坏；晋国产生二心，那么您的家族就会败坏。为什么还要默默无闻地这样做，将要用这些财物做什么呢？美好的名声，是德行的载体；德行，是国家的根基。有了根基就不会败坏，不应当致力于这个吗？有德行就会快乐，快乐就能长久。《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这是有美好德行的表现！‘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这是有美好名声的表现！用宽恕的思维来彰显德行，那么美好的名声就会承载并推行它，因此远方的人到来，近处的人安定。难道非要让人说：您确实养育了我们，而说您剥削我们来养活您自己吗？大象因为有牙齿而招致杀身之祸，就是因为财物。”范宣子很高兴，于是减轻了财物的征收。
臣良胜说：“子产的忠告，范宣子接受直言，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大夫交往的道义。”祁奚请求赦免叔向，说：“您做善事，谁敢不勉励？多杀无辜的人做什么？”范宣子很高兴，于是赦免了他。范宣子确实是值得与之交谈的人。过了一年，赵文子执政，下令减轻诸侯进献的财物，而加重礼节，那么当时共同执政的各位卿大夫，不是不知道范宣子的错误举动，竟然隐藏不说，等到自己执政时，范宣子就显得短见了。进言让他弥补过错的，却是已经老迈的祁奚，邻国的子产，那么晋国卿大夫之间的和睦，已经比不上先君的时候了，后来荀、范、韩、魏、赵鞅互相憎恶的端倪，也在这里显现了。
吴国攻入郢都
《左传》说：伍员和申包胥是朋友。伍员逃亡时，对申包胥说：“我必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说：“努力吧，你能颠覆它，我必定能复兴它。”等到楚昭王在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求援军，说：“吴国像大猪长蛇，接连吞食大国，暴虐始于楚国。我们的国君失去了社稷，流落在荒野，派下臣来告急说：‘夷狄的德行没有满足，如果它成为您疆场的祸患。’趁吴国还没有安定，您不妨夺取一部分土地。如果楚国最终灭亡，那土地也是您的。如果您凭借神灵的护佑安抚它，世代侍奉您。”秦穆公派人辞谢，说：“我听到了您的命令，您暂且住在馆舍，我将考虑后告诉您。”申包胥回答说：“我们的国君流落在荒野，还没有找到安身之处，下臣怎么敢安心？”他靠着庭院的墙哭泣，日夜不停声，七天不喝一口水。秦哀公为他吟诵《无衣》诗，九次顿首然后坐下。秦军于是出动。
臣良胜说：“朋友之道，以诚信为通达；朋友的责任，以劝善为正道。像伍子胥、申包胥这样的朋友，他们的言论践行劝善之道，却还没有做到。当伍子胥因为父仇而图谋颠覆楚国，申包胥如果知道这不义，一句话制止他就足够了。如果这是义举，那么本来就不必让君主担忧，然后再图谋他的安定。”楚昭王刚开始逃亡在郧国，郧公辛的弟弟怀想杀他，说：“平王杀了我的父亲，我杀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辛说：“君主讨伐臣子，谁敢报仇？君命就是天命。天命将向谁报仇？违背强者欺凌弱者，不是勇敢；乘人之危，不是仁爱；灭绝宗庙废除祭祀，不是孝顺；行动没有美好的名声，不是智慧。如果一定要犯这些错误，我将杀了你。”如果申包胥也像郧公辛那样开导伍子胥，贤者就不会违背他了。不图谋容易的，而图谋困难的，这是什么道理呢？
《缁衣》说：只有君子能喜好正道，小人厌恶正道。所以君子的朋友有方向，他的厌恶有准则。因此近处的人不迷惑，远处的人不怀疑。
陈澔说：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尝不好其同利之朋，不当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视君子如仇雠，常有祸之之心，此所谓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乡』。所恶，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恶有方』。前章言彰善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惑。今好恶既明，民情归一，故迩者远者不惑不疑也。」
译君子与君子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友，小人与小人因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友。君子固然喜爱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小人也未尝不喜爱那些利益相同的朋友，所以不应说小人毒害他的同类。小人把君子视为仇敌，常常存有加害他们的心思，这就是所说的毒害正直的人。君子所喜爱的，不可以不是合适的人；所以说：“朋友是有类别的”。君子所厌恶的，不可以波及善良的人；所以说：“他的厌恶是有准则的”。前一章说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来给百姓看，恩德深厚那么百姓的情感就不会迷惑。现在喜好与厌恶已经明确，百姓的情感归于一处，所以近处的人和远处的人都不迷惑、不怀疑了。
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陈澔曰：「合志，以所向言；营道，以所习言。方，即术也；并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让而已，处其下也。流言，恶声之传播也；闻之不信，不以为实也。其行本方立义，谓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于为义，则进而从之；不同，则退而避之。故曰：同而进，不同而退。」
表记》曰：「君子之接也，如水；小人之接也，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壊。」《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
臣良胜曰：「王通有云：『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然则君子贵择交也。择之道，最先于言。言者，心之声也。如水之淡，如醴之甘。君子、小人于是辨矣。然而溺于甘，厌于淡，恒人情也。故君子之交，正以异乎恒情也。人君之择乎臣，要亦无出乎此。其言虽未免有拂，而意在匡君，必正人也。其言不敢有违，而志于狥主，必邪人也。然乐其狥已，而疎其拂已，亦恒情也。英杰之士，自有异乎是者。」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朱熹曰：「友，所以辅仁，故尽其心以告之，善其説以道之。然以义合者也，故不可则止。若以数而见疏，则自辱矣。」
臣良胜曰：「君臣、朋友，均以义合者也。而君臣之分，则尊矣。故人臣而欲进主于三代之隆，岂但责善于友以相成而已哉？然以数而见疏、见辱，则进退之权度，亦在我矣。」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朱熹曰：「友直，则闻其过；友谅，则进于诚；友多闻，则进于明。便辟，谓习于威仪而不直；善柔，谓工于媚説而不谅；便佞，谓习于口语而无闻见之实。三者损益，正相反也。」
臣良胜曰：「友之损益，固如是也。若人君所任之臣，其所损益，又有大于是者，可不谨乎？」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熹曰：「子夏之言迫狭，子张讥之，是矣。但其所言亦有过髙之病。葢大贤虽无所不容，然大故亦所当絶。不贤固不可拒人，然损友亦所当远。学者不可不察。」臣良胜曰：「斯友道也，推之君道，无遗善，无弃材矣。」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朱熹曰：「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而不可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之古之人，是能尽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一世之士矣。」臣良胜曰：「昔傅説告于髙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匪説攸闻。」则人君尚友，正以师于古也。若论夫覇者之世，则霸而已矣；进而论三王之世，则禹、汤、文、武固今日之友也；又进而论二帝之世，则尧、舜固今日之友也。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徒以外慕其名者也。至如阴盗神器，便借口于唐、虞簒逆诛夷，欲比迹于汤、武，今之贼也，古之罪人也，又何以尚友为哉！」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朱熹曰：「言君当屈已以下贤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葢亦各尽其道而已。」
孟子曰：「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朱熹曰：「先从受学，师之也；后以为臣，任之也。」
臣良胜曰：「师臣者王，賔臣者霸，有必然者也。伊尹于
译《儒行》说：“儒者有志向相合、方向相同，追求大道、方法一致，地位相等时便快乐，互相谦让而不厌倦，长久不见面，听到流言也不相信。他们的行为以方正为根本，在道义上相同就共同进取，不同就各自退守，他们的交友就有这样的。”
陈澔说：“‘合志’，是从所向往的方向来说的；‘营道’，是从所修习的内容来说的。‘方’，就是‘术’；‘并立’，是指爵位相等；‘相下’，是指以尊位互相谦让，甘居下位。‘流言’，是指恶意的言论传播；‘闻之不信’，是指不把它当作事实。‘其行本方立义’，是说所依据的根本必定方正，所确立的原则必定适宜。在道义上相同，就进而跟随他；不同，就退而避开他。所以说：相同就进取，不同就退守。”
《表记》说：“君子与人交往，像水一样；小人与人交往，像甜酒一样。君子交往清淡却能成就事业，小人交往甘甜却导致败坏。”《小雅》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祸乱因此蔓延。”
臣良胜说：“王通曾说：‘君子先选择而后交往，小人先交往而后选择。’所以君子很少过失。那么，君子贵在慎重选择朋友。选择的方法，最先体现在言语上。言语，是心的声音。像水一样清淡，像甜酒一样甘甜。君子和小人由此可以辨别。然而，沉溺于甘甜，厌倦于清淡，是常人的情性。所以君子的交往，正在于不同于常人的情性。君主选择臣子，关键也离不开这一点。那些言语虽然难免有触犯，但意在匡正君主，必定是正直的人；那些言语不敢有违背，但志在顺从君主，必定是邪曲的人。然而，喜欢顺从自己的人，而疏远触犯自己的人，也是常人的情性。英杰之士，自然不同于此。”
子贡问关于朋友的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他不听就停止。”
朱熹说：“朋友是用来辅助仁德的，所以竭尽心力去劝告他，用善言去引导他。然而朋友是因道义而结合的，所以如果不听就停止。如果因为屡次劝告而被疏远，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臣良胜说：“君臣和朋友，都是因道义而结合的。但君臣的名分，则更为尊贵。所以人臣想要使君主达到三代的盛世，难道只是像对朋友那样责善以互相成就就完了吗？然而，如果因为屡次劝告而被疏远、被羞辱，那么进退的权衡尺度，也掌握在我自己手中。”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信的人交朋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表面柔顺内心虚伪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朱熹说：“与正直的人交朋友，就能听到自己的过错；与诚信的人交朋友，就能增进诚实；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就能增进明智。‘便辟’，是指习惯于威仪而不正直；‘善柔’，是指善于阿谀奉承而不诚信；‘便佞’，是指习惯于巧言令色而没有真实的见闻。这三种人的益与损，正好相反。”
臣良胜说：“朋友的益与损，本来就如此。至于君主所任用的臣子，他们带来的益与损，比这更大，能不谨慎吗？”
子夏的门人向子张问关于交友的事。子张说：“子夏怎么说？”回答说：“子夏说：‘可以交往的就交往，不可以交往的就拒绝。’”子张说：“这与我听到的不同。君子尊重贤人而包容众人，赞美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我是大贤人吗？对人有什么不能包容的？我不是贤人吗？别人将拒绝我，怎么能拒绝别人呢？”
朱熹说：“子夏的话狭隘，子张讥讽他，是对的。但子张所说的也有过高的毛病。大概大贤人虽然无所不容，但大的过错也应当断绝往来；不贤人固然不可拒绝别人，但有害的朋友也应当远离。求学的人不可不仔细考察。”臣良胜说：“这是交友的道理，推广到君主的道理，就没有遗漏的善行，没有废弃的人才了。”
孟子说：“以与天下善良的人交朋友为不够，又向上评论古代的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的人品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是向上交朋友。”朱熹说：“‘论其世’，是评论他们当时行事的踪迹。说既然观察了他们的言语，就不能不知道他们为人的实质，所以要考察他们的行为。能够与天下善良的人交朋友，他所交的朋友很多，还认为不够，又进而取法古代的人，这是能穷尽取友之道，而不局限于一个时代的人。”臣良胜说：“从前傅说告诉高宗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有收获；行事不效法古人，就不是我所听到的。’那么君主向上交朋友，正是以效法古人为师。如果评论霸主的时代，那就只是霸业罢了；进而评论三王的时代，那么禹、汤、文、武本来就是今天的良友；又进而评论二帝的时代，那么尧、舜本来就是今天的良友。所谓朋友，是交结他们的德行，不只是向外羡慕他们的名声。至于那些暗中窃取神器的人，便借口唐尧、虞舜的禅让是篡逆诛杀，想要比肩汤、武的功业，这是今天的贼寇，古代的罪人，又怎么能向上交朋友呢！”
孟子说：“古代的贤明君王，喜好善道而忘记权势；古代的贤德士人，难道独独不是这样吗？乐于自己的道而忘记别人的权势。所以王公如果不恭敬尽礼，就不能屡次见到他们。见面尚且不能屡次，何况能让他们做臣子呢？”
朱熹说：“说君主应当委屈自己来礼贤下士，不歪曲正道来求取利益，这两者看似相反，实则相辅相成，大概也是各尽其道罢了。”
孟子说：“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才让他做臣子，所以不劳苦就成就了王业；齐桓公对于管仲，先向他学习然后才让他做臣子，所以不劳苦就成就了霸业。”
朱熹说：“先向他受学，是尊他为师；后来让他做臣子，是任用他。”
臣良胜说：“以臣为师的成就王业，以臣为宾客的成就霸业，这是必然的。伊尹对于
汤曰：『惟尹暨汤咸有一德，以德行仁，是以王也。』管仲既囚，桓公举以相国，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有司致请曰：『若是乎君之易也？』桓公曰：『吾难于得仲父，既得之，故其易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霸者，仲之刀也。呜呼！汤与伊尹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如桓公、管仲者，臣亦曰：『民到于今受其赐矣。』」
译商汤说：“只有伊尹与我商汤都具备纯一的德行，以德行仁政，因此能够称王。”管仲被囚禁后，齐桓公举荐他担任国相，一次称他为仲父，又一次称他为仲父。主管官员进言请示说：“您这样做未免太轻易了吧？”齐桓公说：“我难以得到仲父，既然已经得到了他，所以任用他就显得轻易了。”多次会盟诸侯，匡正天下，他之所以能成就霸业，全靠管仲这把利刃。唉！商汤和伊尹无法见到这种情形了，如果让他们见到像齐桓公、管仲这样的人，我也会说：“百姓直到今天还蒙受他们的恩赐。”
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哀公曰：「然则五帝三王有师乎？」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于太贞，颛顼学乎缘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鲛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此数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着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古。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家者，未之有也。
臣良胜曰：鲁哀公有为善之资，有去恶之志，惟强臣有以制其势，而圣贤无所用其心也。观公问政礼于孔子矣，问驭民于顔子矣，问社于宰我矣，问彻于有若矣，与兹问学于子夏，皆切问也，亦其志之所欲为也。三家之专，陪臣之叛，公亦无所于治，有求于越而竟以为辱，其志亦可悲矣。慕若圣贤，莫效于用，故曰：「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叚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胡寅曰：常主于其臣，爱顺已而已；贤主于其臣，欲其諌已焉。始乎求諌，中而勉从，终而恶闻者多矣。况于师乎？諌争之臣，则有朋友之义；逆耳拂意之言，至悻然发于心，勃然变乎色者，贤君所未免也。然争臣之位卑，其势可以进退而制指，则其惮之尚浅也。一成乎为师，其位尊，其道严，其教诏辅拂，必一于听从，而莫得违拒；其威仪体貌，必与之终始，而不敢废。故君于得师为难。非世之人无可师也，以人主无求师之志，事师之道也。不自得师，而臣其所受教，虽有愿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蹇浅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师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虽然，不既与庸主远矣乎？敦信以治国，则不失信于虞人；脩睦以善隣，则不失交于韩赵。闻翟璜之对，则悟任座之意；直听田子之论，则知钟声之问，非将相大任也。谋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国之庸主诚远矣。虽然，文侯与子思同世，不知师也；而子思亦非文侯所得师也。文侯听鼓乐，则惟恐卧；听郑衞之音，则不知倦；是以不能师子思也。
汉髙祖还过沛宫，置酒，召故人父老。酒酣，自为歌起舞，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
臣良胜曰：富而能贫，贵而能贱，在士人已为髙致。矧贵为天子，而恋恋乡曲父老，是谓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虽周公未有改也。是时髙祖酣歌，所谓大风歌者是也。王通谓：安不忘危，其有覇心者乎？覇固能假仁义者也。故齐桓之存纪季，似义；葬伯姬，似仁。晋文避三舍以报楚，亦将以为礼也。
严光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乃张目熟视曰：“昔唐虞着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尔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道故旧相对，屡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尔。”范仲淹曰：“在《易》屯之初九，阳刚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光武以之；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能不事王侯，髙尚其事，子陵以之。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髙哉？而使顽夫亷，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臣方正学曰：「敬贤当远色，治国在齐家。何如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安足拟？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
汉明帝自为太子时，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及即位，尊以师礼。乗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防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輙曰：“太师在。”是悉以大官供具赐之。
章帝为太子，受学于张酺。酺为东郡太守，帝幸东郡，引酺及门生掾吏防庭中
译鲁哀公问子夏说：“一定要学习之后，才能安定国家、保护百姓吗？”子夏说：“不学习却能安定国家、保护百姓的，我从未听说过。”哀公说：“那么五帝三王有老师吗？”子夏说：“有。”我听说黄帝向太贞学习，颛顼向缘图学习，帝喾向赤松子学习，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跗学习，禹向西王学习，汤向威子伯学习，文王向鲛时子学习，武王向郭叔学习。这几位圣人，如果没有遇到这些老师，那么他们的功业就不会显赫于天下，名号也不会流传于千古。如果不学习，就不明白古代的道统，却能安定国家的，是没有的。
臣良胜说：鲁哀公有向善的资质，有去恶的志向，只是强大的臣子制约了他的权势，使得圣贤无法施展他们的用心。看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和礼制，向颜回询问治理百姓，向宰我询问社稷，向有若询问赋税，以及这次向子夏询问学习，都是恳切的提问，也是他内心想要做到的。然而三家专权，陪臣叛乱，哀公也无法治理，向越国求助最终却成了耻辱，他的志向真是可悲啊。仰慕那些圣贤，却没有效法他们的作为，所以说：“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老师，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所，必定在车上俯身行礼。四方的贤士大多归附他。
胡寅说：平庸的君主对待臣子，只喜欢顺从自己的人；贤明的君主对待臣子，希望他们劝谏自己。起初寻求劝谏，中间勉强听从，最终厌恶听到的情况很多。何况是老师呢？敢于劝谏争辩的臣子，具有朋友的道义；那些逆耳拂意的言论，往往使君主内心愤怒，脸色大变，这是贤明的君主也难以避免的。然而争辩之臣地位低下，他们的权势可以通过进退来制约，那么君主对他们的忌惮还比较浅。一旦成为老师，地位尊贵，道统严肃，教诲辅佐，必须完全听从，不得违抗；其威仪体态，必须始终如一，不敢废弃。所以君主得到老师很难。不是世上没有可师法的人，而是因为君主没有求师的志向，以及侍奉老师的道理。如果君主自己不能得到老师，而把接受教诲的臣子当作臣下，即使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意图，其成就也只会是卑微浅陋而已。魏文侯并不是自己主动求得老师的人，而且这三人也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虽然如此，不也已经和庸碌的君主相差很远了吗？以诚信治国，就不失信于虞人；以和睦善待邻国，就不失交于韩赵。听到翟璜的回答，就领悟了任座的用意；直接听取田子方的议论，就知道询问钟声并不是将相的大任。咨询李克，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他确实远离了六国那些庸碌的君主。虽然如此，文侯与子思同时代，却不知道以子思为师；而子思也不是文侯所能师法的。文侯听鼓乐，唯恐睡着；听郑卫之音，却不知疲倦，因此不能以子思为师。
汉高祖回师经过沛宫，摆设酒宴，召集老朋友和父老乡亲。酒兴正浓时，自己作歌起舞，对沛地的父老兄弟说：“游子悲思故乡，我自从沛公起兵诛灭暴逆，于是拥有了天下。就把沛地作为我的汤沐邑。”
臣良胜说：富有却能安于贫贱，尊贵却能安于卑下，在士人身上已经是高远的志趣了。何况贵为天子，却眷恋乡里的父老，这就叫做亲近的人不失为亲近，旧友不失为旧友。即使是周公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当时高祖酣畅高歌，就是所谓的大风歌。王通说：安不忘危，这大概是有霸心的人吧？霸者固然能假借仁义。所以齐桓公保存纪季，看似义；安葬伯姬，看似仁。晋文公退避三舍以报答楚国，也是想以此作为礼节。
严光与光武帝一同游学，等到光武帝即位，严光就改换姓名，隐居不见。皇帝思念他的贤德，于是命令按照他的特征去寻找。后来齐国上报，有一个男子披着羊裘在沼泽中钓鱼，皇帝怀疑是严光，于是备办安车、束帛，派遣使者聘请他，往返三次后才到来。皇帝当天就驾临他的馆舍，严光躺着不起。皇帝到他躺卧的地方抚摸他的腹部说：“咄咄子陵，不能帮我治理天下吗？”严光于是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他说：“从前唐尧虞舜彰显德行，巢父洗耳，士人本来有志向，何至于互相逼迫呢？”皇帝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让你屈居人下吗？”于是登上车驾，叹息着离去。又引严光进入，叙说旧日情谊相对而坐，过了几天，于是一起躺卧，严光把脚放在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报客星侵犯帝座，非常紧急。皇帝笑着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同卧罢了。”范仲淹说：“在《易经》屯卦的初九爻，阳气刚健正在亨通，却能以尊贵谦下于卑贱，光武帝做到了；蛊卦的上九爻，众人正有所作为，却能不侍奉王侯，高尚其事，严子陵做到了。没有严子陵不能成就光武帝的大德，没有光武帝怎么能成全先生的高洁呢？从而使顽劣的人廉洁，懦弱的人自立，这对名教大有功劳。”
臣方正学说：“敬重贤人应当远离美色，治理国家在于整顿家庭。为何废黜郭皇后，宠爱这个阴丽华？糟糠之妻尚且如此对待，贫贱之交又怎能比拟？羊裘老子早已洞察先机，独自向桐江垂钓烟水。”
汉明帝自从做太子时，就师从博士桓荣，通晓《尚书》。等到即位，以老师的礼节尊崇他。皇帝曾经驾临太常府，让桓荣坐在东面，设置几案和手杖，召集百官以及桓荣的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拿着经书，每次说话就说：“太师在。”全部用太官的膳食赏赐给他们。
章帝做太子时，向张酺学习。张酺担任东郡太守，皇帝驾临东郡，邀请张酺以及门生、属吏在庭院中相见。
臣良胜曰：「明章尊学，事师诚为帝王髙致盛节也。然而德业所就，竟亦未有大异乎汉季之主。炎刘之泽，于是息焉。知所事，而未知择所事之人也。桓荣、张酺，章句之学也。未论格心，至于变化气质，未之能焉。故传称：明帝性▯急，好以耳目隐发为明。章帝虽云长者，而优柔不断，其过益繁于尚书。所谓髙明柔克，沉潜刚克，未知有以动其中否。程頥曰：『未读是书，犹是人也；既读是书，亦犹是人也，则为不善读矣。』」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已，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何不交驩？”大尉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胡寅曰：「陆生为平、勃一时计可耳，非所以为训也。将相不和，固非国家之福；将相深相结，亦非国家之利。使其皆贤，皆为社稷计，相举相职，进贤退不肖；将举将职，诘暴而禁奸，何患恶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私交缔结，类非公道者乎？平与勃同心谋虑，则是也；而进币施报，则非矣。一有传之，失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国之安？故曰：『陆生为一时之计可耳，非所以为训也。』」
杜如晦、房▯龄共筦朝政。天下新定，台阁制度、献物容典，率二人讨裁。每议事帝所，▯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如晦至，率用▯龄防。葢如晦长于断，而▯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用心济谋，以左右帝治。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良胜曰：凡物之相反者，莫如水火。阴阳异气也，燥湿异宜也，南北异位也，上下异性也。然而有相济焉。水火交而物以化，于《易》之鼎、之革，可以识其用也。而执其机要，有存乎人者。故萧之规，曹之随，魏之严，丙之寛，其相济以成务。君用之也。矧夫国之大事，匪谋胡获，匪断胡成？二者本以相资，又非规、随、寛、严若水火之异者，其辅成唐宗致治之美，几于成康，岂偶然哉！
韩▯言：“庆厯中，与希文、彦国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葢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务容小人，善恶黒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欧、尹尝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方诸公斥逐，独▯安焉，扶持复起，皆琦力也。”
臣良胜曰：君子和而不同，韩、范、富、杜、欧、尹是也，尚岂有党同伐异之为哉？然亦不能久安于位。故欧阳脩疏曰：「杜衍、范仲淹、韩▯、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有可罢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韩▯疏曰：「陛下用杜衍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由是出知扬州，而修亦左迁滁州。夫君子好正，小人毒正，君子之好尤不足以胜小人之毒，况君子而自丑其正，又何以语小人哉？
圣祖手诏叙刘伯温功伐，召赴京，累欲进公爵。伯温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力？”上欲相杨宪，伯温与宪素厚，以为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上曰：“吾之相，无逾于先生。”伯温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大深，又不耐烦为之，且负大恩。”进封诚意伯，归老乡里。
臣良胜曰：尝闻管仲用鲍叔牙之荐，相齐国。及病，桓公问可以属国者，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可。」仲曰：「不可。其为人也亷洁善士也，其为不已若者，不比之。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理国，上且钧乎君，下且逆乎民。」自恒情言，仲若大负于叔牙者，而古今称交道必曰「管鲍」，其所以交而知者，皆以为国而非为其私也。然以亷洁善士为不可相，则伯説已。臣观伯温不私于宪，大类乎仲。其曰：「宰相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则恢恢乎王者之佐矣。且自谓疾恶
译臣良胜说：“明帝、章帝尊崇学问，对待老师极为诚恳，这确实是帝王高尚的品德和盛大的节操。然而他们所成就的道德功业，最终也没有比汉朝末年的君主有什么大的不同。炎刘氏的恩泽，到这时也就衰息了。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应当侍奉老师，却不知道选择应当侍奉的人。桓荣、张酺，是钻研经文章句的学者。不论他们能否端正人心，至于改变人的气质，他们是没有做到的。所以史传称：明帝性情急躁，喜欢用耳目暗中察访来显示自己的英明。章帝虽然被称为长者，但优柔寡断，他的过失比尚书（指尚书令或尚书台官员）更多。所谓‘高明者以柔克刚，沉潜者以刚克柔’，不知道他们内心是否有所触动。程颐说：‘没有读这本书时，还是那样的人；读了这本书后，还是那样的人，那就是不善读书了。’”
陈平担忧诸吕专权，自己力量不能制服，害怕祸患波及自身，曾经在闲暇时独自深思。陆贾前往，径直进入坐下说：“天下安定时，要注意丞相；天下危乱时，要注意将领。将领和丞相和睦协调，那么士人就会预先归附；士人预先归附，那么天下即使有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为什么不交好欢洽呢？”太尉周勃采用他的计策，两人深深交结，吕氏的阴谋就日益衰微了。
胡寅说：“陆生为陈平、周勃做一时的计策是可以的，但这不能作为准则。将领和丞相不和，固然不是国家的福气；将领和丞相深深交结，也不是国家的利益。假如他们都贤能，都为社稷着想，丞相举荐丞相的职责，进用贤人，斥退不肖；将领举荐将领的职责，谴责暴行，禁止奸邪，还担心什么恶人不能清除，功业不能成就呢？何必私下交结，这难道符合公道吗？陈平与周勃同心谋划，这是对的；但赠送财物互相报答，这就错了。一旦这种私交传扬出去，失势者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国家的安定呢？所以说：‘陆生做一时的计策是可以的，不能作为准则。’”
杜如晦、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天下刚刚平定，朝廷的制度、礼仪规范，大多由这两人商讨裁定。每当在皇帝面前议事，房玄龄必定说：“没有杜如晦不能筹划。”杜如晦到了，大多采用房玄龄的防备措施。大概杜如晦擅长决断，而房玄龄善于谋略。两人深深相知，所以能够用心辅助谋略，来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当时谈论贤良的宰相，必定说“房杜”。
臣良胜说：凡是事物中相互对立的，没有比水火更甚的。阴阳是不同的气，燥湿是不同的适宜，南北是不同的位置，上下是不同的性质。然而它们有相互辅助的一面。水火相交而万物得以化育，在《易经》的鼎卦、革卦中，可以认识它们的功用。而掌握其关键，在于人。所以萧何的规整，曹参的随顺，魏相的严厉，丙吉的宽厚，他们相互辅助以成就事务，这是君主使用的结果。况且国家的大事，不谋划怎么能获得，不决断怎么能成功？这两者本来相互依赖，又不同于规整、随顺、宽厚、严厉像水火那样不同，他们辅助唐太宗达到治理的美好，几乎达到成王、康王的境界，难道是偶然的吗！
韩琦说：“庆历年间，我与范仲淹、富弼同在枢密院，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议论各不相同，下殿后不失和气，就像没有争论过一样。当时我们交好，三人就像推车子，大概他们的心只在于车能前行而已。韩琦务求宽容小人，善恶黑白不大区分，所以小人忌恨他也少。像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尹洙曾经想要区分君子和小人，所以小人忌恨怨恨日积月累，朋党也就兴起了。当各位公卿被斥逐时，只有韩琦安然无恙，扶持他们重新起用，都是韩琦的力量。”
臣良胜说：君子和谐而不盲从，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欧阳修、尹洙就是这样，哪里还有结党营私、攻击异己的行为呢？然而他们也不能长久安于职位。所以欧阳修上疏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天下都知道他们有可任用的贤能，而没有听说有可罢免的罪过。正直的士人在朝廷，群小所忌恨，谋臣不被任用，是敌国的福气。”韩琦上疏说：“陛下任用杜衍为宰相，刚满一百二十天就罢免；范仲淹因为西夏人刚刚归附，自己请求保卫边疆，至于富弼的外放，损失很大。”韩琦因此出京任扬州知州，而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知州。君子喜好正道，小人毒害正道，君子的好尚还不足以胜过小人的毒害，何况君子自己丑化自己的正道，又怎么跟小人说话呢？
圣祖亲手写诏书叙述刘伯温的功绩，召他赴京，屡次想要进封他为公爵。刘伯温说：“陛下是上天授予的，臣怎么敢贪图上天的力量？”皇上想要任用杨宪为宰相，刘伯温与杨宪向来交厚，认为不可以，说：“杨宪有宰相的才能，没有宰相的器量。宰相，内心像水一样平静，以义理作为权衡罢了，不参与其中。现在杨宪不是这样，能不失败吗？”皇上说：“我的宰相，没有超过先生的。”刘伯温说：“臣不是不自知，只是臣嫉恶太深，又不耐烦做宰相，况且辜负了大恩。”进封为诚意伯，回到家乡。
臣良胜说：曾听说管仲凭借鲍叔牙的推荐，担任齐国宰相。等到管仲病重，桓公问可以托付国家的人，管仲说：“您想托付给谁？”桓公说：“鲍叔牙可以。”管仲说：“不可以。他为人廉洁，是善士，他对于不如自己的人，不亲近他们。一听到别人的过错，终身不忘。让他治理国家，对上会苛求君主，对下会违背民心。”从常情来说，管仲似乎大大辜负了鲍叔牙，而古今称道交情必定说“管鲍”，他们之所以交往相知，都是因为国家而不是为了私利。然而以廉洁善士为不可为宰相，那么刘伯温的话已经说清楚了。我看刘伯温不私心于杨宪，很像管仲。他说：“宰相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罢了，不参与其中。”那么恢弘啊，真是王者的辅佐啊。而且自认为嫉恶
过严而不耐烦，是亦有叔牙之病而不自隐，则伯温者，上不负君，下不负友，亦不自负其心矣。
译过于严厉而不能忍耐，这是也有叔牙的毛病却不自隐，那么伯温这个人，对上不负君王，对下不负朋友，也不违背自己的本心。
圣祖往濠州省陵，墓父老经济等来见。上与之宴，谓济等曰："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闵焉。"济等对曰："久苦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上曰："濠，吾故乡，父母坟墓所在，岂得忘之。"诸父老宴饮极欢。上又谓曰："诸父老皆吾故人，岂不欲朝夕相见？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归，宜教导子弟为善孝弟勤俭。乡有善人，由家有贤父兄也。"济等顿首谢。上又曰："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濵淮诸郡尚有宼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爱，以乐髙年。"于是济等欢醉而去。臣良胜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视乡曲故人皆韦布，殷勤休戚一体。"圣祖之于濠梁，与汉髙之于丰沛，其揆一也。《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只。"《礼》曰："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圣心渊微，一举而孝弟礼乐之道，皆于是乎在，不特香火之情而已。彼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是薄夫浅人之论，岂足以语帝王之度哉！"
桂彦良被荐至京师，圣祖见而伟之，授太子正字。切磨治道，必称孔孟，不下千余言，无一不当帝心者。其要以明圣学、格君心为务。在春坊久，每侍讲必以二帝三王心法为本。至于厯代治忽，谆谆启廸不倦，诚意恳至。东宫每动容称敬。圣祖尝顾问曰：「尔何官？」彦良对曰：「正字。」圣祖曰：「否，尔帝师也。」
臣良胜曰：「圣祖于宋濓、章溢等荐至，则曰：『为天下屈。』四先生于彦良荐至，则曰：『尔帝者师。』呜呼！师臣者王，賔臣者覇。三代而下，何多见哉！」臣窃思之：元之末季，政教陵夷，乃有豪杰之才、圣贤之学、经济之畧，如濓、如基、如琛、如溢、如彦良者，一时并赴荐召。即所居创礼贤馆，处之。朱文忠复荐王祎、王天锡，而婺州儒士许元、叶瓒、胡翰、汪仲山、金信、童冀、吴履、张启敬、孙履軰，又皆防食省中，敷陈治道。真所谓圣人作而万物覩，云从龙而风从虎也。然则贤人隐而天地闭，世道升降，断可识矣。天生贤才，而故遗之以待真主，岂偶然哉！
右衍朋友之法
仲虺之诰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
蔡沉曰：「言简贤附势之徒，同恶相济，实多徒众，肇我邦于有夏，为桀所恶，欲见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粃。汤特言其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
臣良胜曰：「正人以邪人为邪，邪人亦以正人为邪。是故，朋友之弗善，有变而党者矣。」
十畆之间，诗曰：「十畆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朱熹曰：「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故其词如此。」
臣良胜曰：天下有道，防茅彚征，贤人君子皆荣仕进，以行其所学，上焉为德，下焉为民，同道相济，此则所谓君子之朋也。至如《北风》之诗，则朋友同车以去国，此则相与并耕于田野，方以类聚，物以羣分，驱之不可使之合，析之不可使之离，是亦根于人心之同，然而不可易者也。然在衰周之世，尚不为怪，降及后世，将以背君死党目之矣。
民劳》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蘓氏曰：「人未有无故而妄从人者，惟无良之人将説其君而窃其权以为寇虐，则为之。故无纵诡随，则无良之人肃而寇虐，无畏之人止，然后柔远能迩，而王室定矣。」
臣良胜曰：「戮力王室，共济时艰，而所以相戒，必重于诡随。祸之始，自此起也。大叚人心，自有是非；天下，自有公议。静思审顾，孰不自明？惟其利害之心胜，趋避之机熟，贪权懐禄之术行，而欺上防下之心昧，冒然当之而不顾，只是诡随为之害也。然则君子无所随乎？曰：有，易于随卦取象于雷之泽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雷之行，天是曰无妄。无妄，天下之至诚，
译圣祖前往濠州省视陵墓，当地父老经济等人前来拜见。皇上与他们宴饮，对经济等人说：“我与各位父老很久没有相见了，如今回到故乡，想到父老乡人自从遭受战乱以来，未能得以休养生息，我对此深感怜悯。”经济等人回答说：“长久以来苦于兵戈争战，无法安居乐业，如今仰赖主上的威德，各自得以安宁休息，劳烦主上挂念。”皇上说：“濠州是我的故乡，父母坟墓所在之地，怎能忘记它。”各位父老宴饮极为欢乐。皇上又说：“各位父老都是我的旧友，难道不想朝夕相见吗？但我不能长久停留在此，父老们回去后，应当教导子弟行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勤劳节俭。乡里有善良的人，是因为家里有贤德的父兄。”经济等人叩头谢恩。皇上又说：“乡人耕作交易，暂且让他们不要远出，淮河沿岸各郡尚有寇兵，恐怕被他们抄掠，父老们也应好好保重自己，以安享晚年。”于是经济等人欢醉而去。臣良胜说：“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看待乡里旧友如同平民百姓，殷勤关切，休戚与共。”圣祖对待濠梁，与汉高祖对待丰沛，其道理是一样的。《诗经》说：“看到桑树和梓树，必定恭敬对待。”《礼记》说：“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礼制不忘根本。”圣心深奥精微，一举一动之间，孝悌礼乐的道理都蕴含其中，不仅仅是香火祭祀的情感而已。那些说：“富贵了不回到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黑夜中行走”的人，是浅薄之人的言论，哪里足以谈论帝王的胸襟呢！
桂彦良被推荐到京师，圣祖见他后认为他才华出众，授予太子正字一职。他切磋探讨治国之道，必定推崇孔孟，不下千余句话，没有一句不符合帝心的。其要点在于阐明圣人之学、端正君主之心。他在春坊任职很久，每次侍奉讲学必定以二帝三王的心法为根本。至于历代治乱兴衰，他谆谆教诲启发，从不疲倦，诚意恳切至极。东宫太子每每动容表示敬意。圣祖曾经询问他说：“你是什么官？”桂彦良回答说：“正字。”圣祖说：“不对，你是帝师的老师。”
臣良胜说：“圣祖对于宋濂、章溢等人被推荐到来，就说：‘是为天下屈尊。’四位先生对于桂彦良被推荐到来，就说：‘你是帝王的老师。’唉！以臣为师的是王，以臣为宾客的是霸。夏商周三代以后，哪里多见呢！”臣私下思考：元朝末年，政教衰败，却有豪杰之才、圣贤之学、经世济民之略，如宋濂、如刘基、如叶琛、如章溢、如桂彦良等人，一时都响应征召前来。皇上就在住所创建礼贤馆，安置他们。朱文忠又推荐王祎、王天锡，而婺州儒士许元、叶瓒、胡翰、汪仲山、金信、童冀、吴履、张启敬、孙履等人，又都在省中供给膳食，陈述治国之道。真可以说是圣人兴起而万物显现，云跟随龙而风跟随虎。既然如此，那么贤人隐居而天地闭塞，世道的升降，完全可以知道了。上天降生贤才，却故意遗留下来等待真命天子，难道是偶然的吗！
以上阐述朋友相处的法则。
《仲虺之诰》说：“简选贤才依附权势的人，确实有很多党徒。我们在夏朝开创邦国，就像禾苗中有杂草，像粟米中有秕谷。大小官员战战兢兢，无不害怕无辜获罪。”
蔡沉说：“说的是简选贤才依附权势的人，同恶相济，确实有很多党徒，我们在夏朝开创邦国，被夏桀所厌恶，想要被剪除，就像禾苗中有杂草，像粟米中有秕谷。商汤只是说不被夏桀容忍，而踪迹危险到了这种地步。”
臣良胜说：“正直的人认为邪恶的人是邪恶的，邪恶的人也认为正直的人是邪恶的。因此，朋友中不善的人，有变化而结党营私的。”
《十亩之间》诗说：“十亩桑田之间啊，采桑的人悠闲自得啊，我和你一起回家啊。”朱熹说：“政治混乱国家危亡，贤者不愿在朝廷做官，而想着与朋友回归农耕园圃，所以词句如此。”
臣良胜说：天下有道，茅草汇聚征召，贤人君子都荣耀地出仕进用，以实行他们的所学，对上成就德行，对下造福百姓，志同道合互相救助，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之朋。至于像《北风》那样的诗，则是朋友同车离开国家，这就是一起在田野并耕，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驱使他们不能使他们聚合，分析他们不能使他们分离，这也是根源于人心的相同，然而不可改变的。但在衰微的周朝，尚且不觉得奇怪，降及后世，将要以背叛君主、死于私党来指责他们了。
《民劳》诗说：“百姓也劳苦啊，差不多可以稍微安康。恩惠这中国，以安抚四方。不要放纵诡诈随顺的人，以谨慎对待不良之人。遏制寇贼暴虐，竟不畏惧光明。安抚远方能亲近近处，以安定我王。”
苏氏说：“人没有无缘无故而妄自跟随别人的，只有不良之人将说服他们的君主而窃取权力以成为寇贼暴虐，才这样做。所以不要放纵诡诈随顺的人，那么不良之人就会肃然，寇贼暴虐，无畏之人就会停止，然后安抚远方能亲近近处，而王室就安定了。”
臣良胜说：“合力为王室效力，共同渡过时艰，而互相告诫，必定重视诡诈随顺。祸患的开始，从此产生。大致人心，自有是非；天下，自有公议。静心思考审慎回顾，谁不自己明白？只是利害之心胜过，趋避之机熟练，贪权怀禄之术施行，而欺上瞒下之心蒙昧，贸然担当而不顾，只是诡诈随顺造成的危害。那么君子没有所随的吗？回答说：有，容易随卦取象于雷在泽上动。万物之中，没有比雷更快的。雷的运行，天说是无妄。无妄，是天下至诚，
亦天下之至公也。诚则公，公则同，同则必有以应之，如泽之説以应雷，莫随之善也。故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穆姜曰：「有是四德而随之，是以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
译这也是天下最公正的道理。真诚就能公正，公正就能同心，同心就必定有相应的表现，就像泽水喜悦地顺应雷霆，这是“随”卦最善的体现。所以说：“随卦，至为亨通，利于坚守正道，没有灾祸。”穆姜说：“具备这四种德行并随之而行，因此没有灾祸。我都不具备这些，哪里是‘随’呢？”
祭伯来
胡安国曰：「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而有贰心之明戒也。惟此义不行，然后有借外权，如缪留之语韩宣惠者；交私议论，如庄助之结淮南者；倚强藩为援，以胁制朝廷，如唐卢携之于髙骈，崔允之于宣武，崔昭纬之于邠岐者矣。」
窦武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近者奸臣牢脩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隷校尉李膺等，逮拷连及数百人，旷年拘録事无数。验膺等诚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惟陛下留神澄省。」书奏，霍谞亦为表请，帝意稍解。
赵弼曰：「一时党人，互相标榜，以髙玩一世。议论激切，固未合于中道，皆懐嫉恶之心，不忍小人之朋奸蠧政，以颠覆国家，相与肆为髙论，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尽私邪也。人君闻其言而反之，已吾有是邪，从而改之；吾无是邪，因而豫为之戒。其于君身国政，未必无补也。奈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为诽谤，置之于法，而又禁锢其终身。真氏所谓禁锢终身，自古大无道之世所未有也。呜呼！古之相臣，一夫不获，以为已辜。况人君为天地民物之主，乃禁锢人于平世，使人郁结而不得自申，是岂有道之世哉？况所禁锢者，又皆世所谓贤人君子者哉！」
唐宪宗问宰相曰：“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羣小欲害君子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胡寅曰：「尝考古而申其説。君子之类，或以道德，或以学行，以气节，以议论。穷则相益，达则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谓之党。小人之类，或以才知，以邪慝，以恩私，以势利。穷则相疎，达则相亲，可以名之曰党，而不可谓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时，临其事者，惑于真伪，贤不肖之辨，而听夫牵合罗织，疑似之言，谓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后世观之，乃大相谬戾。故前汉之党，指萧望之、刘向、张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与▯恭、石显也。后汉之党，指李膺、范滂二百余人，而治之者桓、灵与中常侍也。唐之党，指独孤损、翟远等三十余人，而治之者朱全忠与柳灿、李振也。此三党者，系宗社存亡，使天下振动者也。其果小人邪？抑君子邪？而髙祖之臣皆自丰沛，光武诸将悉出南阳，宣帝图形于麒麟，太宗延士于瀛洲，于以兴起治功，计安天下，又安可以其众多而指为朋党邪？」
宋崇宁元年，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执司马光等，侍从苏轼等，文臣程頥等，武臣王献可等官者，▯士良共百二十人，为奸党，请书之，遂刻石于端礼门。
臣丘濬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则肆为朋党之説。君子指小人为党，小人亦指君子为党。甚至君子亦指君子以为党，而小人亦然。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宋自元祐以来，党论滋起，互相指斥，不复能辨。衣冠涂炭，垂之十年，至于崇宁，其祸极矣。呜呼！有国者其尚公以存心，恕以待物，无偏无党，一惟理之是凖，庶几消朋党之祸于未然哉！」
唐顺宗即位，失音，不能决事，常居深宫，施帷帘，独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以王伾为散骑常侍，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大抵计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倡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穆宗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文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治及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目之为“八闗十六子”。
王氏曰：「按逢吉传，郑注
译祭伯前来朝见。
胡安国说：“作为臣子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下的交往。大夫如果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给后世那些侍奉君主却怀有二心的人以明确的警戒。只有这种道义不被奉行，才会出现借助外部势力，像缪留对韩宣惠王所说的那样；私下结交议论，像庄助勾结淮南王那样；倚仗强大的藩镇作为援助，来胁迫控制朝廷，像唐代卢携依附高骈，崔允依附宣武军，崔昭纬依附邠岐那样。”
窦武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善政。近来奸臣牢脩制造党争的议论，于是逮捕了前司隶校尉李膺等人，牵连拷问数百人，多年拘禁，案件无数。查验李膺等人确实是陛下像稷、契、伊尹、吕尚那样的辅佐之臣，却被奸臣贼子诬陷。希望陛下留心审视。”奏疏呈上后，霍谞也上表请求，皇帝的态度稍微缓和。
赵弼说：“当时的党人，互相标榜，以清高玩弄一世。议论激烈急切，固然不符合中庸之道，但他们都怀着嫉恶如仇的心，不忍心小人们结党营私、蛀蚀朝政，从而颠覆国家，于是共同发表高论，以扶持世道。推究他们的本心，并不全是出于私邪。君主听到他们的话而反思，如果我有这样的过错，就加以改正；如果没有这样的过错，就预先以此为戒。这对于君主自身和国家政务，未必没有补益。为什么要听信小人的话，一概认为是诽谤，将他们置于法网，并且终身禁锢。真氏所说的终身禁锢，是自古无道之世所未有的。唉！古代的宰相，一个人不得其所，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何况君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却在太平盛世禁锢人才，使人郁结而不能自我申辩，这难道是有道之世吗？况且被禁锢的，又都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啊！”
唐宪宗问宰相说：“人们说外面朋党非常兴盛，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君主最厌恶的，没有比臣下结党更甚的了。所以小人谗害君子，一定说是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一说听起来可恶，追查起来却没有踪迹，所以如此。东汉末年，凡是天下的贤人君子，宦官都称他们为党人，并加以禁锢，于是导致亡国。这些都是群小想要害死君子的言论，希望陛下深入明察。君子与君子相合，难道一定要让他们与小人相合，然后才说不算结党吗？”
胡寅说：“我曾考察古代并阐述这个观点。君子一类人，有的凭借道德，有的凭借学问品行，有的凭借气节，有的凭借议论。困顿时互相增益，显达时互相推举，可以称之为朋，但不能称之为党。小人一类人，有的凭借才智，有的凭借邪恶，有的凭借恩私，有的凭借势利。困顿时互相疏远，显达时互相亲近，可以称之为党，但不能称之为朋。然而小人想要害死君子，就把这两个名称合并起来一并称呼。在当时，面临事情的人，被真伪、贤不肖的辨别所迷惑，听信牵强附会、罗织罪名、似是而非的言论，认为被惩治的是小人，而惩治他们的是君子。从后世看来，却大相径庭。所以前汉的党争，指的是萧望之、刘向、张猛、周堪，而惩治他们的是元帝与弘恭、石显。后汉的党争，指的是李膺、范滂等二百多人，而惩治他们的是桓帝、灵帝与中常侍。唐代的党争，指的是独孤损、翟远等三十多人，而惩治他们的是朱全忠与柳璨、李振。这三起党争，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存亡，使天下震动。他们果真是小人吗？还是君子呢？而高祖的臣子都来自丰沛，光武帝的将领都出自南阳，宣帝在麒麟阁画像，太宗在瀛洲延揽士人，以此来兴起治世之功，安定天下，又怎么能因为人数众多就指斥为朋党呢？”
宋崇宁元年，蔡京登记元祐年间及元符末年担任宰执的司马光等人，担任侍从的苏轼等人，文臣程颐等人，武臣王献可等人，以及士人共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请求书写名单，于是刻石立于端礼门。
臣丘濬说：“小人想要掏空国家，就大肆宣扬朋党的说法。君子指斥小人为党，小人也指斥君子为党。甚至君子也指斥君子为党，小人也如此。开始因为党争败坏人才，最终因为党争败坏国家。宋朝自从元祐以来，党争言论日益兴起，互相指斥，不再能够分辨。士大夫遭受涂炭，延续了十年，到了崇宁年间，祸患达到了极点。唉！有国家的人应当以公正存心，以宽恕对待事物，不偏不党，一切以道理为准绳，或许能在未然之时消除朋党的祸患吧！”
唐顺宗即位，失声，不能决断政事，常居深宫，设置帷帘，只有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奉在左右。任命王伾为散骑常侍，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大体上由他们计议政事。王叔文依附王伾，王伾依附李忠言，李忠言依附牛昭容，辗转互相勾结。每件事先下到翰林院，由王叔文决定可否，然后宣示于中书省，韦执谊承接并执行。外朝党羽则有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主持采集听取外事，谋划议论，唱和呼应，日夜急切如狂，互相推崇奖赏，称伊尹、称周公、称管仲、称葛亮，傲慢自得，认为天下无人，士大夫畏惧他们，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
穆宗时，李逢吉掌权，所亲近厚待的有张文瓘、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以及张权舆、程昔范。又有跟随依附的人，当时人称他们为“八关十六子”。
王氏说：“查考李逢吉传，郑注
得幸于王守澄，逢吉遣子训赂注，结守澄为奥援，自是肆志无所惮。其党有张又新、李绩、张权舆、刘栖楚、程昔范、李虞、姜治及训八人，而傅防者又八人，皆任要害，故号『八闗十六子』者。所求请，先赂闗子，后达，逢吉无不得其所欲也。」
译得唐宪宗宠幸的宦官王守澄，逢吉派儿子李训贿赂注，结交王守澄作为靠山，从此放纵意志无所忌惮。他的党羽有张又新、李绩、张权舆、刘栖楚、程昔范、李虞、姜治以及李训八人，而傅防等人又有八人，都担任要害职位，所以号称“八关十六子”。凡有所求请，先贿赂关子，然后上达，逢吉没有不满足自己欲望的。
宋仁宗谓辅臣曰：「王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王曽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同恶，时称五▯，奸邪憸伪，诚如圣谕。」
臣良胜曰：「朋友之变也，其贤者则有朋党之名，其不贤者则有阿党之名。贤之为党，其成在上而责备于下者有也；不贤之为党，其成在下而责归于上者有也。是故君子并以戒也。」
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因荐韩绛、吕惠卿以自代，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防法善神。唐坰疏曰：「安石专作威福，曽布表里，擅权。文彦博、冯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无异厮仆。元绛、薛向、陈绎頥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璪、李定为安石牙爪，张商英乃安石鹰犬。逆言者虽贤为不肖，附已者虽不肖为贤。」
臣良胜曰：从古朋党之説，皆小人借此名以诬君子，而安石之党则不可谓之诬也。司马光尝谓之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当小人，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法行已成，即避之，用老成者守之。光曰：误矣，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王门十哲，惠卿首叛，以无使上知，退居而书福建，子悔之晩矣。
右衍朋友之戒
中庸衍义卷八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九明夏良胜撰「达德之义【临知之法，任知之戒，施仁之法，贼仁之戒，昭勇之法，矜勇之戒】
临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程頥曰：「五以柔中顺体，居尊位而下应于二刚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不劳而治，以知临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临乎天下之广若区区自任，岂能周于万事？故自任其知，适足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聪明，则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智，则其智大矣。五顺应于九二刚中之贤任之以临下，乃已以知临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臣良胜曰：大君不任其知，而寄聪明于大臣，此以天下之知为一人之知，可以知周万物而不穷。已然大臣必九二刚中而后可，若或遇柔邪之知，五又以柔中应之，则大臣之舞文弄知，作聪明以乱旧章，甚于君之用知者矣。盖君而用知，一人之察也；人臣而用其私智，则党附而以智用者，盖千万也。况君之用智，犹或察臣之奸，大臣舞知合而蔽主之明，其祸岂浅鲜哉！唐▯宗之于李林甫，德宗之于卢杞，宋神宗之于王安石，髙宗之于秦桧，度宗之于贾似道，非所谓柔中而应于隂邪之大臣者乎？故人君虽不用一已之知，亦必择大臣之知而后可任也。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程頥曰：「君子观明入地中之象，于莅众也，不极其明察，而用晦，然后能容物和众，众亲而安。是用晦乃所以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则已不胜其忿疾，而无寛厚含▯之德，人情暌疑而不安，失莅众之道，适所以为不明也。古之圣人设前旒、屏树者，不欲明之尽乎隠也。」
皋陶谟》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懐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兠？何迁乎有苖？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蔡沈曰：哲，知之明也；惠，仁之爱也。能哲而惠，则智仁两尽。虽党恶如驩兠者，不足忧；昏迷如有苖者，不足迁；与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奸恶者，不足畏。是三者，举不足害吾之治。极言仁知功用，如此其大也。
臣良胜曰：「臯陶之谟，惟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其所以为治，在安民；所以安民，又在于知人。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欲博施济众，虽尧舜犹以为病。惟知人而哲，则百司庶府各得其人，各行其职，而天下之民自安矣。此人君之知，在知人以安民。然曰『帝其难之』，岂易言哉！」
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蔡沈云：「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灵，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迁者。人惟私欲之念动揺其中，始有昧于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顺适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动静云为，
译宋仁宗对辅政大臣说：“王钦若长期在朝廷任职，观察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奸邪之人。”王曾回答说：“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狼狈为奸，当时被称为‘五鬼’，他们奸邪虚伪，确实如陛下圣谕所言。”
臣良胜说：“朋友之间发生变故，其中贤能的人会被冠以‘朋党’的名声，不贤的人则会被冠以‘阿党’的名声。贤人结党，其形成往往源于上级，而责任却归咎于下级，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不贤的人结党，其形成往往源于下级，而责任却归咎于上级，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因此，君子应当对此都引以为戒。”
王安石被罢免宰相职务，出任江宁知府，于是推荐韩绛、吕惠卿来代替自己，当时人们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唐坰上疏说：“王安石独断专行，作威作福，曾布与之内外勾结，擅权专政。文彦博、冯京明知其弊却不敢进言。王珪曲意逢迎，无异于奴仆。元绛、薛向、陈绎对他指手画脚，无异于家奴。张璪、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张商英则是王安石的鹰犬。对于进逆耳忠言的人，即使贤能也被视为不肖；对于依附自己的人，即使不肖也被视为贤能。”
臣良胜说：自古以来关于朋党的说法，都是小人借此名目来诬陷君子，而王安石的党羽则不能说是诬陷。司马光曾经对王安石说：“介甫推行新法，却引用了一副当小人，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说：“新法刚开始推行时，旧派人士不肯向前；等新法推行已成，他们便回避，所以任用老成持重的人来保守它。”司马光说：“错了，小人一旦得势，怎么能轻易去除呢？如果要想去除他们，必定会结成仇敌。后来王安石门下的‘十哲’中，吕惠卿首先背叛，因为没能让皇上知晓，退居福建时写书悔过，可惜悔之晚矣。”
以上论述了关于朋友的警戒。
《中庸衍义》卷八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九 明夏良胜撰 “达德之义【临知之法，任知之戒，施仁之法，贼仁之戒，昭勇之法，矜勇之戒】”
临卦六五爻辞：“知临，大君之宜，吉。”
程颐说：“六五以柔顺中正之质，居于尊位，而下应九二刚健中正的大臣，这是能够倚任九二，不劳而治，以明智来统御下属。一个人身临天下广阔之地，如果仅仅依靠自己，怎么能周遍万事呢？所以只依靠自己的智慧，恰恰是不知道。只有能够采纳天下的善政，任用天下的聪明才智，才能无所不周。不依赖自己的小智，那么他的智慧就广大了。六五顺应九二刚健中正的贤才，任用他来统御下属，这才是以明智统御天下，是大君所适宜的。其吉祥可想而知。”
臣良胜说：大君不依赖自己的智慧，而将聪明才智寄托于大臣，这是以天下人的智慧作为一人的智慧，可以周知万物而不穷尽。然而，大臣必须是像九二那样刚健中正的才行，如果遇到柔邪奸佞的人，六五又以柔顺中正去应和他，那么大臣舞文弄墨、自作聪明以扰乱旧章，比君主自己运用智慧还要严重。因为君主运用智慧，只是一人的明察；人臣运用私智，那么依附他们并以智谋行事的人，就有千万之众了。况且君主运用智慧，尚且能明察臣下的奸邪，大臣若结党营私、蒙蔽君主，其祸患岂是轻微的！唐玄宗对于李林甫，唐德宗对于卢杞，宋神宗对于王安石，宋高宗对于秦桧，宋度宗对于贾似道，不正是所谓以柔顺中正之质应和阴邪大臣的例子吗？所以君主虽然不依赖一己之智，但也必须选择明智的大臣然后才能任用。
《明夷》卦象辞说：“光明进入地中，是明夷卦；君子以此统御众人，运用晦暗而显光明。”程颐说：“君子观察光明进入地中的卦象，在统御众人时，不极尽明察，而是运用晦暗，然后才能容纳万物、和睦众人，众人亲近而安定。运用晦暗正是为了达到光明。如果自恃明察，无所不查，那么自己不能承受愤恨疾恶之情，而没有宽厚包容的德行，人情就会背离猜疑而不安，失去了统御众人的道理，这恰恰是不明。古代的圣人设置前旒、屏风，是不想让光明完全照见隐微之处。”
《皋陶谟》说：“了解人就是明智，能任用官员；安抚百姓就是仁惠，黎民百姓会怀念他。能明智而仁惠，何必担忧驩兜那样的坏人？何必迁徙有苗那样的蛮夷？何必畏惧巧言令色、大奸大恶之人？”蔡沈说：“哲，是明智；惠，是仁爱。能明智而仁惠，那么智和仁就都尽善了。即使像驩兜那样结党为恶的人，不值得担忧；像有苗那样昏昧的人，不值得迁徙；以及那些花言巧语、伪装善良、包藏奸恶的人，不值得畏惧。这三者，都不足以危害我的治理。极力说明仁和智的功效，如此之大。”
臣良胜说：“皋陶的谋略，只有知人、安民这两件事罢了。他治理天下的方法，在于安民；而安民的方法，又在于知人。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想要广施恩惠、救济众人，即使是尧舜也以此为难。只有知人而明智，那么百官众职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各自行使职责，天下的百姓自然安定了。这就是君主的智慧，在于知人以安民。然而说‘帝其难之’，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
《益稷》篇中禹说：“安定你的止境，只有细微之处才能安康。那些辅佐正直的人，只有行动才能宏大响应，等待意志，以昭示承受上帝的旨意。上天会再次命令，使用美好的德行。”
蔡沈说：“止，是心所安止的地方。人心灵明，事事物物，没有不各有至善的归宿，而不可改变的。人只是私欲的念头动摇其中，才开始蒙蔽于理而不能安止。所谓安止，就是顺应道心的正理，而不陷入人欲的危险，无论动静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