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十六
中庸衍义卷十六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七明夏良胜撰平天下之义【创业之治，守成之治，中兴之治，经常之治】
咸彖曰：「天地感而万物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程頥曰：「天地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至诚以感亿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圣人感之也。观天地交感化生万物之理，与圣人感人心以致和平之道，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感通之理，黙而观之可也。」
系辞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
臣良胜曰：「圣人之生，得天地理气之精也。圣人之位，代天地生成之位也。而其所以参天地者，一法天地简易之道也。天以易知，非徒易也，以其无所为而为，虽有所为，犹谓之易也。地以简能，非徒简也，以其有所因而成，虽有所成，犹谓之简也。是故天地运化，圣人成能，其理一也。」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尹氏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称。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徳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舜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已者，圣人敬徳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臣良胜曰：「尧之则天，舜之恭已即所谓简易之理也。其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犹天地也。是则所谓性之也。故杨时曰：『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率是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禹贡曰祗台徳先不距朕行
蔡沈曰：「禹平水土，定土赋，建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当此之时，惟敬徳以先天下，则天下自不能违越我之所行也。」
臣良胜曰：地平天成，万世永赖。禹所以治平天下，盖有功之可言，非若尧舜之可以无为而治也。即如治水之事，乃开辟以来未除之害。鲧治之九年，绩用弗成。禹继之，而八年于外，三过门而不入，胼手胝足，乃克告成。自非徳为之先，则民力之作劳，民心之弗顺，民言之胥动，而距行者或亦未免也。今而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非盛德之感，何以至此？
太甲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
蔡沈曰：「伊尹言，成汤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祗、社稷宗庙，无不敬肃，故天视其徳，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抚安万邦。」
大明诗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懐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朱熹曰：「小心翼翼，恭慎之貎，即前篇之所谓敬也。文王之德，于此为盛。昭明懐来，回邪也。方国，四方来附之国也。」
下武》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朱熹曰：「言天下之人皆爱戴武王以为天子，而所以应之，惟以顺德。是武王能长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臣良胜曰：「禹、汤、文、武所以治天下者，皆以德为之先也。是所以为易简之道也。」
汉髙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剖符作誓，丹书鐡劵，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而规模▯逺矣。
班彪《王命论》曰：「盖在髙祖，其兴也有五：一曰帝尧之苖裔，二曰体貎多竒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诚，好谋达
译中庸衍义卷十六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七 明 夏良胜 撰 平天下之义【创业之治，守成之治，中兴之治，经常之治】
《咸卦·彖传》说：“天地交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化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察这交感的作用，天地万物的实情就可以看清楚了。”
程颐说：“天地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圣人以至诚感化亿万民众的心，从而使天下和平。天下人心之所以和平，是因为圣人感化了他们。观察天地交感化生万物的道理，以及圣人感化人心以致和平的方法，那么天地万物的实情就可以看清楚了。感通之理，默默观察即可明白。”
《系辞传》说：“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掌握了。天下的道理掌握了，就能在天地之间确立人的位置了。”
朱熹说：“成位，是指确立人的位置；其中，是指天地之中。达到这一步，就是体悟大道的极致功效，圣人的所能之事，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了。”
臣夏良胜说：“圣人的诞生，禀受了天地精微的气。圣人的地位，是代替天地进行化育的地位。而他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立，是因为遵循了天地简易的道理。天以简易而可知，不仅仅是容易，因为它无为而化，即使有所作为，也称之为简易。地以简约而能成，不仅仅是简单，因为它有所依循而成，即使有所成就，也称之为简约。因此，天地运化，圣人成就功业，其道理是同一的。”
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崇高啊，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浩荡啊，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他。崇高啊，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光辉啊，他建立了礼乐制度！”尹氏说：“天道广大，无为而成，只有尧效法它来治理天下，所以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赞。所能称道的，只有他巍然耸立的功业和光辉灿烂的礼乐制度罢了。”
孔子说：“无为而治的，大概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只是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坐着罢了。”
朱熹说：“无为而治，是圣人德行盛大而百姓自然感化，不需要他有所作为。特别称道舜，是因为舜继承尧之后，又任用贤人来担任各种职务，所以尤其看不出他有所作为的痕迹。恭己，是圣人恭敬德行的仪容，既然无所作为，人们所见到的就是这样罢了。”
臣夏良胜说：“尧效法天，舜恭敬端正自己，这就是所谓的简易之理。他们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就像天地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本性如此。所以杨时说：‘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也只是遵循这本性罢了。所谓遵循本性就是遵循天理。’如果在外表上使用计谋和权术，即使建立了功业，也只是私欲，与圣贤的做法，相差如天地之远。”
《禹贡》说：“恭敬地以德行率先，不违背我的行为。”
蔡沈说：“禹平定水土，确定土地赋税，建立诸侯，治理已经安定，功业已经成就。在这个时候，只有恭敬地以德行率先天下，那么天下自然就不会违背我所推行的政令。”
臣夏良胜说：“地平天成，万世永远依赖。禹之所以能治理平定天下，大概是有功业可言的，不像尧舜那样可以无为而治。就像治水这件事，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消除的祸害。鲧治理了九年，业绩没有成功。禹继承他，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手脚磨出老茧，才最终告成。如果不是德行作为先导，那么民力的劳作，民心的不顺，民意的动摇，而违背政令的情况或许也难以避免。如今向东逐渐到达海边，向西覆盖流沙，北方和南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如果不是盛德的感化，怎么能达到这样？
《太甲》说：“先王时刻顾念上天的明命，以此承奉上下神祗，社稷宗庙，无不恭敬严肃。上天监察他的德行，于是集成大命，安抚四方。”
蔡沈说：“伊尹说，成汤常常目视上天的明命，以此奉侍天地神祗、社稷宗庙，无不恭敬严肃，所以上天观察他的德行，于是集成大命，拥有天下，安抚万邦。”
《大明》诗说：“这位文王，小心谨慎，光明地侍奉上帝，从而招来多福。他的德行不邪僻，因此接受四方国家的归附。”
朱熹说：“小心翼翼，是恭敬谨慎的样子，就是前篇所说的敬。文王的德行，在这里最为盛大。昭明怀来，是邪僻的意思。方国，是四方来归附的国家。”
《下武》诗说：“爱戴这一个人，顺应侯王的顺德，长久地思念孝道，光明地继承先王的事业。”朱熹说：“说天下的人都爱戴武王作为天子，而之所以顺应他，只是因为他的顺德。这是武王能长久地思念孝道，而光明地继承先王的事业。”
臣夏良胜说：“禹、汤、文、武之所以能治理天下，都是以德行作为先导。这就是所谓的简易之道。”
汉高祖不修习文学，但天性明达，喜好谋略且能听取意见。从看门的小卒到戍边的士兵，见到他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起初顺应民心，制定了三条法令。天下平定后，命令萧何制定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确定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剖符作誓，丹书铁券，藏在宗庙的金匮石室中。虽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但规模却非常远大。
班彪《王命论》说：“大抵在高祖，他的兴起有五个原因：一是帝尧的后代，二是体态相貌多有奇异，三是神武有征验，四是宽明而仁恕，五是知人善任。再加上诚信，喜好谋略且通达
于听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起。当食吐哺，纳子房之防防；足挥洗，揖郦生之语；悟戍卒之言，断懐土之情，髙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阵，防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羣防毕举。此髙祖之大畧，所以成帝业也。」
译在听取意见方面，见到善行唯恐赶不上，使用人才如同使用自己，听从劝谏如同顺水行舟，顺应时势如同回声应响。吃饭时吐出食物，接纳张良的防备之策；洗脚时挥动双足，接见郦食其的言论；领悟戍卒的话，断绝思乡之情；推崇商山四皓的名望，割舍骨肉之爱。从行伍中提拔韩信，从亡命之徒中起用陈平。英雄施展才能，群臣全部举荐。这是高祖的大略，所以能成就帝王大业。
唐太宗问侍臣曰：“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龄曰：“草昧之初，羣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吾共安天下，尝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怱，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徃矣；守成之难，方与诸公慎之。”
曽巩曰：「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令之行，拟之先王未纯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行战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裔万古所未及以致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得失如此。」
臣良胜曰：「唐太宗创业之主也，而迹兼守成；汉光武中兴之主也，而志同创业。才略相当，亦有惭徳，而太宗甚焉。」
宋太宗既诛李筠、李重进等，诏赵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十二君，僣窃相踵，鬬战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建国家久长之计，其道何如？”普对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无他，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
臣良胜曰：宋祖所以建天下之治，赵普所以辅天下之治，莫大于收藩镇之权。前可以洗五季之弊，后可以肇四百年之基。自是一兵一民，贯钱斛谷，皆朝廷主之，文吏掌之。君子谓其始也足以戢奸雄之变，而其后也亦渐无以御外敌之骄。持衡之势，轻重然也。若其深长之虑，尤有见于迁都之议。其初，幸洛阳都，民垂白者曰：「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见太平。」天子仪卫，帝欲畱都，而晋王谏止。太祖曰：「迁河东未已，终当都长安。」且曰：「据榆山之胜，而去省冗兵，循用汉故事，以安天下。」呜呼！此策果行，则南渡之祸必免矣。盖天下利害，每慎于切身。西都则迩敌，迩敌则有惧心，惧则善心生，而所以为谋者日宻。惟其逺敌，是以缓祸，缓而怠，怠而忘之。故曰：「待尔家议论定，吾已过河矣。」是亦死地而后生，亡地而后存，不独兵家之法为然。臣幸其收兵之谋成于赵普，而恨迁都之议阻于晋王也。
元世祖召史天泽问治道，天泽具疏言：“当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郡，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婪以任贤能，颁俸禄以养防，禁贿赂以防奸，悉听之次第举行。”臣丘濬曰：“呜呼！世道极变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位也，妇而当阳之刚也，小人而败君子之成功也。自秦汉以来，僭君之位有莽、温焉，然其恶犹显著也。当阳之位有武曌焉，然其罪犹共见也。至于国家大计所赖一二公忠体国之君子，相与谟谋于庙堂之上，而彼小人者，隂贼险诐，或忌其勋名，或虑其不便于已，乃従中而挠败之，致事偾于崇朝，而祸延于百世。呜呼！有国者可不慎哉！”
圣祖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借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怠惰荒宁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隂？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事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达旦则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尔。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堕，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羣臣但能以此为勉，朕无忧已。」
臣良胜曰：「天何为哉？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日月星辰之运，风雷雨露之施，何莫而非干健不息者为之也？惟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惟有所为，而后可以无为。圣人之言，如天也。臣也
译唐太宗问侍臣说：“帝王开创基业与保持成就，哪一个更难？”房玄龄说：“在草创之初，群雄并起，经过较量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开创基业难啊。”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取得天下，在安逸中失去天下的，保持成就难啊。”皇上说：“玄龄与我共同夺取天下，经历百死才得一生，所以知道开创基业的艰难；魏征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担心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所以知道保持成就的艰难。然而开创基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保持成就的艰难，正要和诸位共同谨慎对待。”
曾巩说：“唐太宗有夺取天下的志向，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却不能与先王并列的原因，在于法令的执行，比照先王不够纯粹；礼乐的设施，田地的制度，学校的教化，比照先王不够完备。亲身在战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取，天下没有不认为他勇武的，但这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方边远之地万古所未能招致的，没有不臣服的，天下没有不认为他强盛的，但这不是先王所致力于的。唐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
臣良胜说：“唐太宗是开创基业的君主，而事迹兼有保持成就；汉光武帝是中兴的君主，而志向如同开创基业。两人的才略相当，也有令人惭愧的德行，但唐太宗更甚。”
宋太宗在诛杀李筠、李重进等人后，下诏对赵普说：“天下自唐朝末年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更换了八个姓氏十二位君主，僭越窃取皇位的人相继出现，战斗不止，百姓遭殃，这是什么缘故？我想平息天下的战乱，建立国家长久的计策，应该怎么做？”赵普回答说：“陛下说到这些，是天地神人的福气。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藩镇权力太重，君主弱而臣子强罢了。现在想要治理它，应当稍微剥夺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财赋，收回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安定了。”
臣良胜说：“宋太祖之所以建立天下的治理，赵普之所以辅佐天下的治理，没有比收回藩镇权力更大的了。往前可以洗刷五代弊政，往后可以开创四百年的基业。从此一兵一民，钱币谷物，都由朝廷主宰，文官掌管。君子认为起初足以遏制奸雄的变乱，但后来也逐渐无法抵御外敌的骄横。平衡的局势，轻重就是这样。至于他深远的考虑，尤其在迁都的议论中有所体现。起初，驾临洛阳，百姓中头发花白的老人说：‘我们年轻时经历战乱，没想到今天又见到太平。’天子的仪仗护卫，皇帝想留都洛阳，而晋王劝谏阻止。太祖说：‘迁移河东的意图未已，最终应当定都长安。’并且说：‘占据榆山的险要，裁减冗兵，遵循汉朝旧例，来安定天下。’唉！这个策略如果实行，那么南渡的祸患必定可以避免。大概天下的利害，往往在切身时谨慎。西都靠近敌人，靠近敌人就有畏惧之心，畏惧就有善心产生，而谋划就日益周密。因为远离敌人，所以祸患迟缓，迟缓就懈怠，懈怠就忘记。所以说：‘等你们家议论定下来，我已经过河了。’这也是处于死地而后能生存，处于亡地而后能保全，不独兵家的法则是这样。臣庆幸收兵的策略成于赵普，而遗憾迁都的议论受阻于晋王。”
元世祖召见史天泽询问治理之道，史天泽详细上疏说：“应当设立省部以端正纲纪，设置监司以督察各郡，施予恩泽以安抚反侧之人，斥退贪婪之人以任用贤能，颁布俸禄以供养官员，禁止贿赂以防备奸邪，全部听从依次举行。”臣丘濬说：“唉！世道极变的重大情况有三种：臣子僭越君主的地位，妇人当阳刚之位，小人败坏君子的成功。自秦汉以来，僭越君主地位的有王莽、司马昭，然而他们的罪恶还显著。当阳刚之位的有武则天，然而她的罪过还共见。至于国家大计所依赖的一两位公忠体国的君子，在庙堂之上共同谋划，而那些小人，阴险毒辣，或忌妒他们的功勋名声，或顾虑他们对自己不利，于是从中阻挠败坏，致使事情在清晨就失败，而祸患延续到百世。唉！有国家的人能不谨慎吗！”
圣祖对侍臣说：“前代庸君昏主，没有不以垂拱无为为借口，放纵荒淫，不亲自处理政事。哪里知道治理天下的人，不安逸然后才能安逸？如果把怠惰荒淫当作垂拱无为，帝舜为什么说‘年老疲倦于勤劳’？大禹为什么珍惜寸阴？文王为什么太阳偏西还不吃饭？况且人君每天处理万机，怠心一生，那么各种事务就会壅滞，留下的祸患不可胜数。我即位多年，常以勤勉自勉，天亮就上朝，傍晚才回宫，夜里躺着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有时仰观天象，见一颗星失序，就为此忧虑警惕；有时衡量民事有应当迅速执行的，就依次笔记，等天亮发遣。我不是不想暂时安逸，只是敬畏天命，不敢如此。我说这些，只是担心群臣因为天下无事，就想安逸享乐，股肱之臣堕落，元首琐碎，百姓依靠谁？《尚书》说：‘功高在于有志，业广在于勤勉。’你们群臣只要以此自勉，我就没有忧虑了。”
臣良胜说：“天做什么呢？而四季运行，百物生长。日月星辰的运行，风雷雨露的施行，哪一样不是乾健不息者所为呢？只有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只有有所为，然后可以无为。圣人的言语，如同天一样。臣也”
圣祖御东阁，宋濂、王祎进讲《大学》▯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圣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徳厚则人懐，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亲父母。人心既归，则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君徳不足以懐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臣良胜曰：濂等反覆于有，人有土者后，非众罔与守邦。民为天下本也。陈谟之意，臣道之当然也。圣祖归重于修德者，何以守位？曰：仁徳为天下先也。正己之意，君道之当然也。此上下交而德业成也。
大明日歴序畧》曰：太祖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裔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上为然。其功髙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闵生民涂炭，始取土地于羣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髙帝，其得国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战百胜，未尝挫防，以至继天出治，经纶大经，皆由一心运量。文臣武将，不过仰受成算而已。其独秉全智，三也。钦畏天命，一动一静，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于心目，有赫其临，甚至不敢仰视。惠鲜小民，复恐一夫不获。其于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内，不预一髪之政。外戚循理畏法，无敢恃宠以病民。貂珰之辈，惟给扫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絶无之。其家法之严，五也。兵戎国之大权，悉归之朝廷。有事征伐，则诏大帅佩将印领之。既旋则上章绥归，士卒单身还第。其兵政有统，六也。
臣良胜曰：史臣赞汉祖之兴，有五，是以其取天下者言也。先儒谓宋祖家法度越古今者五，是以其守天下者言也。我圣祖以汉祖所以取者取之，以宋祖所以守者守之。殆恐日歴所记所序，尚有不尽名言者也。圣子神孙，茍思所以取之之难，则知所以守之之不易。祖述宪章，又何事于他求哉？归而求之，有余师矣。
右衍创业之治
廿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蔡沈曰：「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鲧汩五行而殛死，况于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弃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
臣良胜曰：孟子言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而初立即有有扈之师。史记谓启立，有扈不服，而孔颖达附防其说，谓尧舜受禅，启独继父，故不服。是大不然。舜初受禅之时，亦有有苗之伐，又岂以受禅而不服耶？盖天下治乱每每相寻，尧舜禹三圣继治且数百年，而有扈之逆命适在啓立之初。啓能奉天行罚，是即克诘戎兵，迹禹方夏，此继治之大者也。能胜乎此，则其率旧章，守先业，乃所优为者尔。
太甲曰：「皇天眷祐有商，俾嗣王克终允德，实万世无疆之休。」
蔡沈曰：「太甲不义，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岂人力所至？盖天命眷商，隂诱其衷，故嗣王能终其德。向也，汤绪几坠，今其自是有永，岂不为万世无疆之休乎？」
臣良胜曰：天地之道为大矣，隂阳之气为正矣。然而清宁或不能恒，愆伏时有所倚。故《豳风·七月》之诗言藏冰之道，而《周官》凌人之职藏周用徧，亦能燮调愆伏，以和隂阳之气，以顺天地之道也。然则人君不能无过，亦在大臣调燮而改之，则复于无过矣。成汤圣人也，亦曰「改过不吝」。太甲既曰「欲败度，纵败礼」，而伊尹正之，翻然改过，君子谓其如日月昏蚀，一复其旧光采，▯燿万景俱新，不在成王之下。然则人君不可自弃于过而不知图改，人臣亦不可委君于过而谓其不及改也。故曰：「吾君不能，谓之贼。」
闵予小子，诗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维予小子，夙夜敬止。于乎皇王，继序思不忘。
朱熹曰：「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见其陟降于庭，犹所谓见尧于墙，见尧于▯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思继此序而不
译圣祖在东阁，宋濂、王祎进讲《大学》第十章，讲到“有土有人”时，宋濂等人反复阐述其义。圣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道德是立身的根本。道德深厚则人民归附，人民安定则国家稳固。所以君主有仁厚的德行，人民就会像亲近父母一样归附他。人心既已归附，那么拥有土地和财富，就是自然的道理了。君主的德行不足以安抚众人，即使拥有财富，又有什么用处呢！”
臣良胜说：宋濂等人反复强调“有土有人”之后，是因为没有民众就无法守护邦国。民众是天下的根本。陈谟的意思，是臣子之道理所当然的。圣祖将重点归于修养德行，是为了什么来守住君位呢？回答说：仁德是天下首要的。端正自身的用意，是君主之道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上下交感而德业成就的道理。
《大明日历序略》说：太祖诞生于南方，而成就了统一华夏夷狄的盛世。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皇上是这样。他的功业高于万古，这是第一。元朝末年战乱频仍，他从民间奋起，起初只是为了保全自己，并没有称帝的念头。后来怜悯百姓遭受苦难，才开始从群雄手中夺取土地并安抚治理。与古人相比，如汉高祖，他取得天下的正统性，这是第二。他平生用兵，百战百胜，从未受挫，以至于继承天命治理天下，规划治国大法，都出自他一人的运筹谋划。文臣武将，不过是仰承他的既定计策罢了。他独自掌握全部智慧，这是第三。他敬畏天命，一举一动，都仿佛神明在上监视。等到郊祀时，心中存有敬畏，感到威严临在，甚至不敢抬头仰视。他恩惠贫弱的小民，唯恐有一人不得其所。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及豪强狡诈之徒，如果有危害百姓的行为，必定用刑罚威慑他们。他敬天勤民，这是第四。后妃居内，不干预丝毫政事。外戚遵循法度，不敢依仗宠幸而祸害百姓。宦官之类，只负责扫除杂役。这些都是古代所深深担忧的，如今却完全没有。他的家法严谨，这是第五。军事是国家的大权，全部归于朝廷。有事征伐，就诏令大帅佩带将印统领。军队凯旋后，就上奏章安抚归来，士兵单身返回家中。他的兵政有统制，这是第六。
臣良胜说：史臣称赞汉高祖兴起有五点，这是从他夺取天下的角度说的。先儒说宋太祖的家法超越古今有五点，这是从他守护天下的角度说的。我们的圣祖用汉高祖夺取天下的方法来夺取，用宋太祖守护天下的方法来守护。恐怕《日历》所记载叙述的，还有未尽言明的地方。圣明的子孙，如果想到夺取天下的艰难，就知道守护天下的不易。遵循祖制的法度，又何必向其他地方寻求呢？回归本源去寻求，就有足够的老师了。
以上论述的是开创基业的治理。
《誓师》说：“有扈氏暴虐轻侮五行，怠慢废弃三正，上天因此剿绝他的命数。现在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蔡沈说：“威，是暴殄；侮，是轻忽。鲧扰乱五行而被杀，何况暴虐轻侮五行的人呢？”三正，是子、丑、寅的正朔。夏历建寅，怠弃是指不使用正确的历法。有扈氏暴殄天物，轻慢不敬，废弃正朔，虐待下属背叛上级，获罪于天，所以上天剿绝他的命数。现在我讨伐他，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罢了。
臣良胜说：孟子说启贤能，能够恭敬地继承禹的道，但刚即位就有有扈氏的战争。《史记》说启即位，有扈氏不服，而孔颖达附会其说，认为尧舜受禅让，启却独自继承父位，所以不服。这大错特错。舜刚受禅让时，也有讨伐有苗的战争，难道是因为受禅让就不服吗？大概天下的治乱常常相继出现，尧舜禹三位圣人相继治理了几百年，而有扈氏的叛逆恰好发生在启刚即位之初。启能够奉天行罚，这就是能够整顿军队，遵循禹治理夏朝的法度，这是继承治理的大道理。能够胜任这一点，那么他遵循旧章，守护先业，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太甲说：“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始终允执厥德，实在是万世无疆的福祉。”
蔡沈说：“太甲不义，好像本性如此，一旦幡然醒悟，这难道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吗？大概是天命眷顾商朝，暗中诱导他的内心，所以嗣王能够始终保全他的德行。以前，汤的基业几乎倾覆，现在从此有了永久的保障，难道不是万世无疆的福祉吗？”
臣良胜说：天地的道理是伟大的，阴阳的气是纯正的。然而清宁有时不能恒常，气候失常有时有所偏倚。所以《豳风·七月》的诗讲藏冰的道理，而《周官》中凌人的职掌遍布周朝，也能调和气候失常，以调和阴阳之气，以顺应天地的道理。那么人君不能没有过错，也在于大臣调和纠正，就能回到没有过错的状态了。成汤是圣人，也说“改过不吝”。太甲既然说“欲败度，纵败礼”，而伊尹纠正他，他幡然改过，君子认为他像日月发生昏蚀，一旦恢复旧日的光彩，照耀万景俱新，不在成王之下。那么人君不可自暴自弃于过错而不知图谋改正，人臣也不可放任君主于过错而认为他不能改正。所以说：“认为我的君主不能改正，叫做贼。”
《闵予小子》诗说：“念及这位皇祖，升降于庭止。”我是小子，早晚恭敬止息。啊，皇王，继承次序思虑不忘。
朱熹说：“承接上文，说武王的孝道，思念文王，常好像看见他升降于庭院，就像所谓看见尧在墙上，看见尧在……一样。皇王兼指文王、武王。说我之所以早晚恭敬止息，思虑继承这个次序而不忘。”
忘尔。」
康王之诰》曰：「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继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
译忘记你们。」《康王之诰》说：“于是命令分封诸侯建立屏障，以辅佐我后世子孙。如今我们这些伯父，应当互相勉励顾念，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属，使他们服从先王。虽然你们身在朝外，但你们的心无不系于王室，用以奉行并体恤先王的旨意，不要给幼主留下羞辱。”
蔡沈曰：「天子称同姓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意盖在我之后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几相与顾绥尔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虽身守国在外，乃心当常在王室，用奉上之忧勤，其顺承之，毋贻我稚子之耻也。」
臣良胜曰：「创业之治，君用乎臣者也；守成之治，君资乎臣者也。创业之主，重于法天；守成之主，重于法祖。法祖，亦所以法天也。盖祖之所法以为治者，天也，其理一也。成康继治，汲汲访咨于臣，一则曰『继绪皇王』，一则曰『服先王』，无一毫自圣而轻臣下之心，是以四方賔服，海内晏然，百姓兴于礼乐，刑措不用，有唐虞之风。呜呼！文武成康，圣贤相继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卜年七百之歴，宜其过矣。」
汉文帝躬修渊黙，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寛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网疏濶，罪疑者轻。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焉。
叙传曰：太宗穆穆，允恭渊黙，化民以躬，率下以徳。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徳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汉书》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网宻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庶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胡寅曰：“文景养民，厚矣。稽诸仲尼之言，则亦庶富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谓：“孝文恭俭，景帝遵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窃以为不然。文帝寛厚长者，以德化民，无事则谦抑如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下御，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懦惧失措。其大致悬絶如此。独节俭不妄费，育民以致丰富，一事为克遵前业矣。夫岂可与成康同德美称哉！
胡安国曰：「尝反覆真宗首末论之，景德以前足为继世之贤君，祥符以后不过为矫诬上天之主。吕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毕士安、防准、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贤为最。祥符以后之相，王钦若、陈尧叟、冯▯、丁谓、曹利用，皆小人，而钦若之奸邪为最。虽有向敏中、李廸二贤，已不逾时而去矣。』吁！以数君子成之，不见其有余；以一小人败之，不见其不足。相道有闗于君德之成败如此夫！」
臣良胜曰：「宋太宗削平海内，功烈炳然，继世之君，斯亦贤者。但其负兄簒国，不可以言继统矣。故有取于真宗、仁宗也。」
宋仁宗遗制下日，虽深山穷谷，莫不奔走悲号，而不能止。
吕仲曰：「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泽，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畜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寛厚待民，以恩礼待士，夫而以至诚待异国。此苏文忠公谓社稷长逺终必赖之。」
元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有司奏大辟，为之惨怛者久之。
臣良胜曰：「▯古之性素习以惨戮为恒，若是可以言仁者，固有取也。」
文皇外严内仁，而雄才大略，条理精宻，知人善任，使推诚待下。聴言之际，明睿所照，不待其尽，洞见底蕴。临机刚果，裁制大事，数语而决。与下人言，开心写诚，表里明白。盖唐虞三代以来，若汉之髙帝、世祖，唐之文皇，宋之太祖，其寛明大度，聪明文武，闳逺之规，干刚之用，皆兼而有之。
右衍守成之治
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而抚其官职。夏有旧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举兵灭浞，立少康。少康使其臣女艾灭浇于过，使其子后杼灭豷于戈，乃归故都。于是夏道复兴，诸侯来朝。胡一桂曰：少康﨑岖乱离之间，复禹迹，还旧都，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而有夏中兴焉。后之言中兴者，当自少康始。少康其
译蔡沈说：“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康王说，文王、武王之所以任命诸侯、建立邦国、树立藩屏，用意大概在于我身后的子孙。如今我的一两位伯父，希望共同顾念安抚你们的祖考，使他们臣服于我们先王的道统。虽然你们身在国外守国，但内心应当常系王室，用上帝的忧勤来顺承，不要给我年幼的君主留下耻辱。”
臣良胜说：“创业时的治理，君主依靠臣下；守成时的治理，君主凭借臣下。创业的君主，重在效法天道；守成的君主，重在效法祖制。效法祖制，也就是效法天道。因为祖先所效法来治理天下的，就是天道，其道理是一致的。成王、康王继承治理，急切地向臣下咨询，一方面说‘继承皇王的基业’，一方面说‘奉行先王的道统’，没有丝毫自以为是而轻视臣下的念头，因此四方归顺，海内安宁，百姓兴起礼乐，刑罚搁置不用，有唐尧、虞舜的风范。唉！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圣贤相继二百多年，光明重叠，治理和谐，预言周朝七百年的国运，确实超过了这个期限。”
汉文帝亲自修养深沉静默的品德，而将相都是旧日的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议论务求宽厚，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教化施行于天下，告发揭短的习俗改变了。官吏安心任职，百姓乐于生计，积蓄逐年增加，人口渐渐增长。风气淳厚，法网疏阔，罪行可疑的从轻处理。因此刑罚大大减少，以至于一年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件，有刑罚搁置不用的风范。
《叙传》说：“太宗（汉文帝）庄重恭敬，真诚恭敬，深沉静默，以身作则教化百姓，以德行为表率引导下属。农民不供给贡赋，罪犯不株连家属，宫室不新建馆舍，陵墓不修筑高大。我的德行像风，百姓的响应像草。国家富裕，刑罚清明，登上了汉道的顶峰。”
《汉书》说：“孔子说：‘这样的百姓，是夏、商、周三代能够直行正道的原因。’确实如此！周、秦的弊端，法网严密，文辞峻刻，而奸邪不能胜尽。汉朝兴起，扫除烦琐苛刻，让百姓休养生息。到了孝文帝，加上恭敬节俭；孝景帝遵循旧业。五六十年之间，以至于移风易俗，百姓淳厚。周朝称成王、康王，汉朝称文帝、景帝，美好啊。”胡寅说：“文帝、景帝养育百姓，很厚道。考察孔子的话，也只是使百姓富裕罢了，没有用来教化他们。”班固说：“孝文帝恭敬节俭，景帝遵循旧业。周朝称成王、康王，汉朝称文帝、景帝，美好啊。”我私下认为不对。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民，无事时谦抑好像不能胜任，有危难时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驾驭下属，平时诛赏肆意，缓急时懦弱恐惧不知所措。他们的大致情况如此悬殊。只有节俭不妄费，养育百姓以致丰富，这一件事算是能遵循前业了。怎么可以和成王、康王同德美称呢！
胡安国说：“我曾经反复论述真宗的首尾，景德以前足以成为继世的贤君，祥符以后不过是矫饰欺骗上天之主。吕氏说：‘景德以前的宰相，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毕士安、寇准、王旦，都是君子，而李沆的贤能最为突出。祥符以后的宰相，王钦若、陈尧叟、冯拯、丁谓、曹利用，都是小人，而王钦若的奸邪最为突出。虽然有向敏中、李迪两位贤臣，也已经不久就离去了。’唉！用几位君子成就，不见其有余；用一个小人败坏，不见其不足。宰相之道关系到君主德行的成败竟然如此！”
臣良胜说：“宋太宗削平海内，功业显著，继世的君主，这也是贤者。但他背负兄长篡夺国家，不可以说继承正统了。所以有取于真宗、仁宗。”
宋仁宗遗制下达之日，即使是深山穷谷，没有不奔走悲号，而不能停止的。
吕仲说：“我们仁祖（宋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泽，刑罚以不杀为威严，财物以不积蓄为富有，军队以不使用为功绩，人才以不故作聪明为贤能，以宽厚对待百姓，以恩礼对待士人，以至诚对待异国。这就是苏文忠公（苏轼）所说的社稷长远最终必然依赖的。”
元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平时服饰器物质朴，淡泊无欲，不从事游猎，不喜欢征伐，不崇尚货利。有关部门奏报死刑，他为此悲痛很久。
臣良胜说：“〇古人的本性习惯于以残酷杀戮为常态，如果是这样可以说仁的，确实有可取之处。”
文皇（明太祖）外严内仁，而雄才大略，条理精密，知人善任，使推诚待下。听取言论时，明睿所照，不待其说完，就洞见底蕴。临机刚果，裁制大事，几句话就决定。与下属说话，开心写诚，表里明白。大概唐尧、虞舜、三代以来，像汉高帝、世祖，唐文皇，宋太祖，他们的宽明大度，聪明文武，宏远的规划，刚健的运用，都兼而有之。
以上论述守成之治
夏少康有一成田地，有一旅军队，能够布施他的德行而谋划，以收聚夏的民众而安抚他的官职。夏有旧臣靡，从鬲氏收聚两国的余烬，举兵灭掉寒浞，拥立少康。少康派他的臣女艾在过地灭掉浇，派他的儿子后杼在戈地灭掉豷，于是回到故都。于是夏道复兴，诸侯来朝。胡一桂说：少康在崎岖乱离之间，恢复禹的足迹，回到旧都，祭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而有夏中兴。后来谈论中兴的，应当从少康开始。少康其
中兴之贤君，靡其中兴之贤臣乎？胡安国曰：在《易》之《困》曰：“困亨，因困穷而致亨也。”夫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此正愤悱自强之时，而夏少康、卫文公、越勾践、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选也。
译中兴的贤明君主，难道没有他们中兴时期的贤能大臣吗？胡安国说：《易经》中的《困卦》讲：“困亨，是因为身处困穷而最终通达。”内心忧困，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脸色显露，声音发出，然后才能被人理解。这正是愤激不自安而奋发图强的时候，而夏朝的少康、卫国的文公、越国的勾践、燕国的昭王这四位君子，就是从这样的处境中选拔出来的。
无逸曰：「其在髙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隂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髙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蔡沈曰：「髙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时，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处，故于小民稼穑艰难备尝之也。」雍，和也，发言和顺，当于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礼乐教化蔚然于安居乐业之中也。汉文帝与民休息，谓之靖，则可谓之嘉，则不可。小大无时或怨者，万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发于身；嘉靖者，和之发于政；无怨者，和之着于民也。髙宗无逸之实如此，故亦有享国永年之效也。
周宣王时，召公、周公辅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王命方叔征伐玁狁。申伯、仲山甫顺天下，更失理，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宗周。
臣良胜曰：「宣王侧身修行，兴衰拨乱，王化复行，诚中兴之令主也。但其不借千亩，虢公谏之，弗纳也。料民太原，仲山甫谏之，弗纳也。杀杜伯非罪，左儒争之，曰：『尔别君而异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顺友以违君。」率并左儒杀之。夫其愎谏而至于杀其臣，仅免于身。子幽王嗣立，遂罹犬戎之祸。是亦宣王有以遗其忧者也。」
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羌戎乖乱，推亡固存，伸威北讨。呼韩慕义，稽颡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裔。可谓中兴，侔徳殷宗、周宣矣。
吕祖谦曰：「观宣帝之为君，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其所以功光祖宗，业垂后嗣者，盖励精之效，初非申韩之功也。至于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宦者，贵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杀赵盖、韩杨而啓哀帝之诛大臣，开三大衅，终以亡国，此岂非择术不审之流弊乎？故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其功罪相半，盖失于欲速而用申韩也。」
光武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他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苏轼曰：「世祖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以任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搤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汉之所以忧者凡六变，而其乱与亡輙出于其所不忧，而终不可备。由此观之，治乱存亡之势，其皆有以取之，抑将不可推？如江河之推移，其势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与其所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为之也。」
昭烈章武元年，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防制服，谥曰孝愍皇帝。夏四月，即位于武担之南，大赦，改元，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立宗庙祫祭髙皇帝以下。
臣良胜曰：昭烈之所以能中兴者，大端见于草庐之言。曰：「奸臣窃命，欲信大义于天下。」自是帝王器度，所谓他人千言万语说不尽，只此两言而决之，无遗蕴矣。且尝于刘表坐中流涕曰：「平常身不离鞍马，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如流，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尔。」有如是之才，有如是之志，安得不兴？然于此益见封建为有道之长，而髙祖贻谋之善也。惩秦孤立，大封同姓，文、景继而行之。光武之兴，出于长沙定王之后；昭烈之兴，出于中山靖王之后。仆者虽在人之所共知，而兴者乃出于人之所不见。故奸雄窥窃神器，垂涎染指，卒莫敢动，盖惧宗室之胄有如光武、昭烈者出于其间。是故英雄犹有所辅，而奸邪盖有所惮也。
唐宪宗时，李师道所养客说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武元衡赞之也，请宻徃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师道
译《无逸》说：“高宗在位时，早年曾在民间劳作，与平民百姓共同生活。他即位后，曾居丧守制三年，期间不发布政令。因为他不轻易说话，一旦开口，言语便和谐顺畅，不敢荒废政务而贪图安逸。他使殷国美好安定，以至于无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没有时刻产生怨恨。”因此高宗在位五十九年。蔡沈说：“高宗就是武丁。在他未即位时，他的父亲小乙让他长期居住在民间，与平民百姓出入共处，所以他对于平民耕种收获的艰难都亲身经历过。”雍，就是和顺，指发言和顺，符合事理。嘉，是美好；靖，是安定。嘉靖，是指在安居乐业之中，礼乐教化兴盛。汉文帝让百姓休养生息，可以称为靖，但不能称为嘉。无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无怨恨，这是万民和谐的表现。言语和顺，是和谐体现于个人言行；政事美好安定，是和谐体现于政治；没有怨恨，是和谐体现于民众。高宗不贪图安逸的实际表现就是这样，所以也有在位长久的成效。
周宣王时期，召公、周公辅佐君王，修明政治，恢复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遗风。宣王命令方叔征伐玁狁。申伯、仲山甫顺从天下大势，治理失序的局面，宣扬道德教化，举荐被遗忘的贤士。海内人心归附，诸侯重新尊奉周王室。
臣良胜说：“宣王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振兴衰败，拨乱反正，王道教化重新施行，确实是中兴的杰出君主。但他不举行千亩的籍田礼，虢公劝谏他，他不采纳；在太原统计人口，仲山甫劝谏他，他也不采纳；杀害杜伯并无罪过，左儒争辩说：‘你背离君主而结交异己的朋友。’左儒说：‘如果君主合乎道义而朋友违背道义，就顺从君主而诛杀朋友；如果朋友合乎道义而君主违背道义，就顺从朋友而违抗君主。’宣王率领军队一并杀掉了左儒。他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以至于杀害大臣，仅仅保全了自己。他的儿子幽王继位，于是遭受犬戎的祸患。这也是宣王给后代留下忧患的原因。”
赞语说：汉宣帝的治理，奖赏守信，惩罚必行，综合考核名实相符。处理政事、文学、法律的人才，都精通他们的才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方面，自从元帝、成帝以来，很少能赶得上他的。这也足以说明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恰逢羌人、戎人叛乱，他推翻了灭亡的势力，巩固了生存的根基，向北讨伐以伸张威势。呼韩邪单于仰慕正义，叩头称臣。功业光耀祖宗，事业垂范后代。这可以说是中兴，德行可与殷高宗、周宣王相比。
吕祖谦说：“看宣帝作为君主，综合考核名实，奖赏守信，惩罚必行，他之所以能功业光耀祖宗，事业垂范后代，大概是励精图治的效果，起初并不是申不害、韩非子法家学说的功劳。至于任用恭显而开启元帝信任宦官的先例，宠信许、史两家而开启成帝任用外戚的先例，杀害赵盖、韩杨而开启哀帝诛杀大臣的先例，开启了三大祸端，最终导致亡国，这难道不是选择治国方法不审慎的流弊吗？所以论他的功绩，他是中兴的君主；论他的罪过，他是奠基祸患的君主。他的功过各占一半，大概是因为急于求成而使用了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学说。”
光武帝虽然凭借征伐成就了大业，等到天下平定后，就退让功臣而提拔文官，明确谨慎地处理政体，总揽权力纲纪，估量时势和力量，办事没有别的事故，所以能够恢复祖先的功业，亲身实现太平盛世。
苏轼说：“光武帝上鉴于韩信、彭越的灾难，中鉴于七国之乱，下鉴于王氏的祸患，于是封赏各位将领但不让他们担任实职，裁减同姓王的封地并削弱三公的权力，认为前代的弊端都去除了。等到汉朝衰败时，宦官的权势兴盛，党锢之祸兴起，士大夫们相互扼腕叹息，空谈议论，认为天子如果一天诛杀宦官并解除党锢，那么天下还可以无事。于是他们在外召见将领，在内胁迫君主，宦官虽然被诛杀，但董卓、曹操之流也借此灭亡了汉朝。汉朝所担忧的共有六次变故，而其动乱与灭亡往往出于所不担忧的地方，最终无法防备。由此看来，治乱存亡的趋势，大概都有其原因，还是不可推测呢？就像江河的推移，其趋势自有相互激荡而无法挽救的地方，与其可以用道理推度力量挽救而没有人去做。”
蜀汉昭烈帝章武元年，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于是汉中王发布丧服，追谥汉帝为孝愍皇帝。夏季四月，在武担山南面即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设立宗庙合祭高皇帝以下祖先。
臣良胜说：昭烈之所以能够中兴，主要端点体现在草庐对策的话中。他说：“奸臣窃取政权，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从此确立了帝王的器度，所谓别人千言万语说不尽，只凭这两句话就决定了，没有遗漏的内涵。而且他曾经在刘表的座中流泪说：“平常身体不离鞍马，大腿上的肉都消瘦了；现在不再骑马，大腿里长出了肉。时光如流水，衰老将至，而功业未建，因此悲伤。”有这样的才能，有这样的志向，怎么能不兴盛？然而从这里更加可以看出封建制度是有道之长的优势，以及高祖谋划的善处。鉴于秦朝孤立无援，大封同姓王，文帝、景帝接着实行。光武帝的兴起，出自长沙定王之后；昭烈帝的兴起，出自中山靖王之后。仆从虽然在众人所知，而兴起者却出自众人所不见。所以奸雄窥窃神器，垂涎欲滴，最终不敢动手，大概是害怕宗室后裔中有像光武帝、昭烈帝这样的人出现在其中。因此英雄还有所辅佐，而奸邪有所忌惮。
唐宪宗时期，李师道所养的食客劝谏李师道说：“天子之所以决心诛灭蔡州，是因为武元衡赞成的，请秘密前往刺杀他。武元衡死后，其他宰相就不敢主持这个谋略，争相劝天子罢兵了。”李师道
资给遣之。六月，天尚未明，元衡入朝，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撃裴度，伤其首，度氊防厚得不死。京城大骇，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纪纲。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防扈者将视此为髙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
译供给他盘缠，让他回去。六月，天还没亮，元衡入朝，他居住的靖安坊东门有刺客从暗处将他杀害，取走他的头骨后离去。又进入通化坊袭击裴度，伤了裴度的头部，裴度因为毡帽防护厚实得以不死。京城大为惊骇，宰相出入时增加了金吾卫的骑士护卫，有人请求罢免裴度的官职以安抚成德、郓州的叛军之心。皇上愤怒地说：“如果罢免裴度的官职，那就是让奸邪的阴谋得逞，朝廷就不再有法度纲纪了。我任用裴度一人，足以击破这两个叛贼。”任命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上奏说：“淮西是心腹之患，不得不铲除，况且朝廷已经讨伐他们，两河藩镇中观望依附的人将以此作为衡量朝廷决心的标准，不能中途停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把用兵的事全部委托给裴度。
臣良胜曰：唐宪宗所以称中兴者，只此平淮蔡一事。而淮蔡所以平者，用裴度一人。昔韩愈上言曰：「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则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尔。今观「用一度足破二贼」之言，则淮蔡功惟断乃成，有信然者矣。未几，而皇甫镈、程异以言利得幸，裴度以朋党见疑，求仙迎佛，卒以弑终。分明为两截人，利令智昏，有如是哉！
宋髙宗谓赵鼎曰：「近将士致勇争先，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之有焉？」或问鼎曰：「金人倾国来攻，众皆汹惧，公独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敌众虽盛，然以刘豫邀而来，非其本心，战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语张浚曰：「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社稷之幸。」
臣良胜曰：髙宗为康王时，质于金，左右惊震，而意思安闲，射命连中。金疑其将家子，还之。及汴京失守，复遣徃质，亦不辞。此其器畧，足称中兴之任。有李纲、张浚、赵鼎之相，宗泽、韩世忠、刘锜、岳飞之将，竟不能建中兴之绩者，前阻于迁议，则黄潜善、汪伯彦为之也；后阻于和议，则秦桧为之也。髙宗首杀陈东、欧阳彻，以失天下士大夫之心。张浚杀曲端，秦桧杀岳飞，以失天下将士之心。故桀纣之失天下，失其心也。如此而谓天佐中兴，为社稷之幸，乃为不幸也。
右衍中兴之治
繋词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朱熹曰：「乾坤变化而无为。」
臣良胜曰：「易之制器尚象，此最大者，以其器御而制治也。然则伏羲时已作易矣。衣裳之制犹有未立，歴神农至黄帝、尧、舜，而后垂衣裳以治天下。盖创制、变制在圣人，犹以为难也。故必通变而民不倦，神化而民宜之，乃能变通以垂久。然则伏羲、神农未变衣裳之制，亦时未可变尔。程頥谓：『据如此事，只是一个圣人都做得了，然必须数圣人然后成，亦因时而已。』衣裳之制，上下之辨，天地之位也。元黄之采，天地之色也。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皆于是乎辨，是以定民志而天下治也。是衣裳制于黄帝至舜，乃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防、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是神农以前非不能为黄衣、元裳之制也，必至黄帝而后制。尧以前非不能为五采、五色之服也，必至舜而后备。是皆神化之道，亦至是而后适变通之宜尔。后世人君动有制作，其亦审于宜民之意而后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朱熹曰：「为政以徳，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范氏曰：「为政以徳，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防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臣良胜曰：天地无为而气自运也，圣人无为而化自成也。故大同之治，主治于上，从治于下，皆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说者以五帝为大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为非圣人之言也。然天地气运愈厚则愈长，愈长则愈生，愈生则愈薄。伯之不迨于王，王之不迨于帝，帝之不迨于皇，自然节限。邵雍于《经世书》推算有不能易者也。洪荒之世，譬之沃土，土而生木，而根荄，而枝叶，而畅茂，而花实，实而繁，繁而稀，稀而小，小而枝叶先瘁，瘁而枯，枯而根伤，地力且尽。即如天地，其初混沌，既而开辟而生人物，穷极而天地亦有蔽塞。是故古今有不相及，亦气数使然。其最可见者于文义间识之。观唐、虞之书，则三代训诰不可并也。观孔、孟之文，则先秦、两汉不
译臣良胜说：唐宪宗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之主，只因为平定淮蔡这一件事。而淮蔡之所以能够平定，是因为任用了裴度一个人。从前韩愈上奏说：“淮西三个小州，在残破困顿之后，面对天下的全力进攻，其破败是可以立刻等待的。”那么，不可预知的，在于陛下决断与否罢了。现在看“用裴度一人足以平定两贼”的话，那么平定淮蔡的功业只有靠决断才能成功，确实可信啊。不久，皇甫镈、程异因为谈论利益而得到宠幸，裴度因为结党被怀疑，追求仙道迎接佛教，最终因被弑杀而告终。分明是两种不同的人，利益使智慧昏昧，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宋高宗对赵鼎说：“近来将士们奋勇争先，各路守臣也一致效忠，这都是我任用你的力量啊。”赵鼎谢恩说：“这都是出于圣明的决断，我有什么力量呢？”有人问赵鼎说：“金人倾全国之力来进攻，大家都惊恐害怕，你独自说不足畏惧，为什么呢？”赵鼎说：“敌人虽然众多，但是因为是刘豫邀请而来的，并非他们的本意，作战一定不尽力，因此知道他们不足畏惧。”皇帝对张浚说：“赵鼎真是宰相，上天派他辅佐我中兴，可以说是国家的幸运。”
臣良胜说：高宗做康王时，作为人质在金国，左右的人都惊惧震动，而他神情安闲，射箭命中接连不断。金人怀疑他是将门之子，将他送还。等到汴京失守，再次派遣他去做人质，他也不推辞。这是他的器量才略，足以担当中兴的重任。有李纲、张浚、赵鼎这样的宰相，宗泽、韩世忠、刘锜、岳飞这样的将领，最终却不能建立中兴的功业，先前受阻于迁都的议论，是黄潜善、汪伯彦造成的；后来受阻于议和，是秦桧造成的。高宗首先杀害陈东、欧阳彻，从而失去了天下士大夫的心。张浚杀害曲端，秦桧杀害岳飞，从而失去了天下将士的心。所以夏桀、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像这样却说上天辅佐中兴，是国家的幸运，这其实是国家的祸患啊。
以上推演中兴的治理。
系词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坤。”朱熹说：“乾坤变化而无为。”
臣良胜说：“《易经》制器崇尚取象，这是最大的，因为用它来驾驭并制定治理。那么伏羲时已经作《易》了。衣裳的制度还没有确立，历经神农到黄帝、尧、舜，然后才垂衣裳来治理天下。大概创制、变制在于圣人，还认为很难。所以必须通晓变化而百姓不疲倦，神妙变化而百姓适宜，才能变通以长久流传。那么伏羲、神农没有改变衣裳的制度，也是时机尚不可变罢了。程颐说：‘依据这样的事，只是一个圣人都能做得，但必须几个圣人然后才能成功，也是因为时势罢了。’衣裳的制度，上下的区别，是天地的位置。玄黄的色彩，是天地的颜色。君臣上下、尊卑贵贱，都在这里区别，因此安定民心而天下治理。这衣裳制度从黄帝到舜，是观察古人的形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用五种色彩施加于五种颜色，制作服饰。这是神农以前并非不能制作黄衣、玄裳的制度，一定要到黄帝才制定。尧以前并非不能制作五彩、五色的服饰，一定要到舜才完备。这都是神妙变化的道理，也到了这时才适合变通的适宜。后世君主动不动就有制作，也应该审慎于适宜百姓的意思然后才可以。”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朱熹说：“为政以德，那么无为而天下归附。”其形象如此。范氏说：“为政以德，那么不动而教化，不言而信任，无为而成功。所坚守的极其简单而能驾驭繁杂，所居处的极其安静而能制伏躁动，所从事的极其少而能服众。”
《礼运》说：“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公有的，选拔贤能的人，讲求信用，修好和睦。所以人们不只亲近自己的亲人，不只抚养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有善终，壮年人有任用，幼童有成长，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供养。男子有职分，女子有归宿。财物厌恶它被抛弃在地上，不一定藏在自己那里；力气厌恶它不从自己身上出，不一定为自己。因此阴谋闭塞而不兴起，盗窃乱贼而不作，所以外门不关闭。这叫做大同。”
臣良胜说：天地无为而气自然运行，圣人无为而教化自然形成。所以大同的治理，在上面主导治理，在下面顺从治理，都不是有所作为而为之的。解说者以五帝为大同，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这不是圣人的话。然而天地气运越厚就越长，越长就越生，越生就越薄。伯不及王，王不及帝，帝不及皇，是自然的节限。邵雍在《经世书》中的推算有不能改变的。洪荒之世，好比沃土，土而生木，而根荄，而枝叶，而畅茂，而花实，实而繁，繁而稀，稀而小，小而枝叶先枯萎，枯萎而干枯，干枯而根伤，地力将尽。就像天地，起初混沌，后来开辟而生人物，穷极而天地也有蔽塞。所以古今有不相及，也是气数使然。其最可见的在文义间识别。看唐、虞的书，那么三代训诰不可并列。看孔、孟的文章，那么先秦、两汉不
足言矣。观唐史不若汉史，宋史不若唐史，元史不若宋史，岂人性禀学术有异乎哉？天地之气得于人者，亦自渐薄，岂独治道为然哉？虽然，君子任治以理，不可委之数也。
译话说得足够了。看唐史不如汉史，宋史不如唐史，元史不如宋史，难道是因为人的本性所禀受的学术有所不同吗？天地之气赋予人的，也是逐渐变得微薄，难道只有治国之道是这样吗？虽然如此，君子治理天下应当依据义理，不可以听任于气数。
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陈澔曰：「非意之谓，非以私意臆度而为之也。必是知其有此七情也，故开辟其十义之途，而使之忠之；明达其利与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趋，知所避，然后能使之为一家，为一人也。」
臣良胜曰：天下中国亿兆其人，其生于天地，则一心也。心之属气，则为情；属理，则为义。狥情而失义，则利害昏矣。否则无不自明者。圣人知天下中国之心，犹已也。以己之情度人之情，以己之义达人之义，以己之所利知人之利而聚之，以己之所害知人之害而逺之。则天下中国运之一心而有余矣。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臣良胜曰：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元士，嫡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有天下国家之责。故其所以为学者，皆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极致也。然其用力之地，则自格物致知始。盖天下国家与吾身皆物也，天与人心之知足以具众理，而天下国家与吾身运之一心之知，皆吾心之知也。惟不能格此物，则不能致吾之知，而所以治身以施之天下国家者，皆自昧矣。若此物理皆明，而心之全知独秉，则所以诚意正心以修吾身而施之国家天下，举而措之尔。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所生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惟圣人全体此心，随感而应，故其所行无非不忍人之政也。」
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朱熹曰：「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臣良胜曰：孟子七篇，无非仁义之说。而仁义所以用者，无非治天下之道也。所谓仁者，不忍人之心也。推之以为政者，义也。然是心，夫人之所必有。推而极之，则尧舜之治，亦不过善推此心之所为而已矣。然恐人不尽知，又指所易见者示之曰：「乍见孺子入井，而有怵愓恻隐之心，是不忍也。若视天下犹夫孺子也，又安有一夫不被其泽、一物不得其所者哉？」
国语》曰：「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古之王者，德政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兠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謡，考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有正之尽戒之术也。
臣良胜曰：唐虞君臣相与都俞吁咈，未有谏之名也。至禹而后，悬器以待天下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皷，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颂者揺鼗。然尚未有谏之官也。然则古者谏无官，欲其人皆有谏而无所限，又赏之而使谏，夫安得不兴？后世以谏名官，则固限之以职。谏复不听，而或罚之，夫安得不逸？善乎！唐髙祖语杜正伦等曰：「我闻神龙可扰以驯，然颔下有逆鳞，婴者死。人君亦有之。卿等遂犯吾鳞，禆阙失，朕岂虑有危亡哉？」思卿至此，故举酒以相乐。呜呼！人臣进谏亦难矣，而人主每以受谏为难，亦独何哉？
贾谊曰：「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
臣良胜曰：天下之道二，出乎此则入乎彼矣。于事则有善恶，于人则有忠邪，于极则有安危治乱而已。如其所举者善，而所用者忠，虽未必治，而所以治者正在也。所举者恶，而所用者邪，虽未必乱，而所以乱者在是也。与治同道，罔不安；与乱同道，罔不危。明者覩于未萌，是故有重于取舍之审也。然而所以审而决之，非茍然也，亦必有道也。臣闻程頥有言曰：「君道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正忠邪之分，趋道之正，又在君志先定。定志者，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政为必可法而已。」呜呼
译圣人之所以能够将天下视为一个家庭，将中国视为一个人，并不是出于私意的主观臆测。一定是了解了人的实情，开辟了义的途径，明确了利的所在，通达了患的根源，然后才能做到这一点。陈澔说：“‘非意之’的意思，是指不凭借私意去揣测而这样做。一定是知道人有这七种情感，所以开辟十义的途径，使他们忠诚；明确利害所在的道理，使他们知道该趋向什么、避开什么，然后才能使天下成为一家，中国成为一人。”
臣良胜说：天下和中国有亿万人民，他们生于天地之间，本心是一致的。心依附于气，就表现为情；依附于理，就表现为义。如果顺从私情而丧失大义，那么利害就会昏乱不明。否则，没有谁不是自然明白的。圣人知道天下和中国的人心，就像自己的心一样。用自己的情感去揣度别人的情感，用自己的道义去通达别人的道义，用自己认为有利的去知道别人的利益从而聚集他们，用自己认为有害的去知道别人的祸害从而远离他们。这样，天下和中国运用一颗心来治理就绰绰有余了。
《大学》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品德彰明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要整顿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顿好家庭的人，先要修养好自己的身心。想要修养好身心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心思的人，先要使意念真诚。想要使意念真诚的人，先要推极自己的知识。推极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
臣良胜说：从天子到公卿大夫、元士，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俊秀人才，都负有治理天下国家的责任。所以他们治学的目的，都是以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品德为最高境界。然而他们用力的地方，都是从格物致知开始的。因为天下国家和我自身都是事物，天赋予人心的知识足以具备各种道理，而天下国家和我自身运用一颗心的知识，都是我心里的知识。如果不能穷究这些事物的原理，就不能推极我的知识，那么用来修身并施用于天下国家的方法，就都变得昏暗不明。如果这些事物的道理都明白了，而心中全备的知识独自持守，那么用来诚意正心以修养自身并施用于国家天下的方法，就可以全部施行并落实了。
孟子说：“人都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先王有这种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因此就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政令了。用这种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去施行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政令，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上转动东西一样容易。”
朱熹说：“天地以生育万物为心，而所生育的万物各自得到天地所赋予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人都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众人虽然有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但物欲侵害它，保存下来的很少，所以不能察觉认识并推广到政事之中。只有圣人完整地保有这颗心，随感而应，所以他所施行的无非是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政令。”
孟子说：“尧舜之道，如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平定治理天下。”
朱熹说：“仁政，是治理天下的法度。”
臣良胜说：孟子的七篇著作，无非是讲仁义的道理。而仁义之所以被运用，无非是治理天下的方法。所谓仁，就是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的心。推广这种心来作为政令，就是义。然而这种心，是每个人都必然具有的。推广到极致，那么尧舜的治理，也不过是善于推广这种心所做的事罢了。然而恐怕人们不完全了解，又指出容易见到的例子来展示说：“突然看见小孩掉进井里，而产生惊惧同情的心，这就是不忍心。如果把天下人看作像那个小孩一样，又怎么会有一个人不被恩泽覆盖、一个事物不得其所的情况呢？”
《国语》说：“兴盛的君王赏赐进谏的大臣，荒废的君王惩罚他们。”古代的君王，德政已经成就，又听取民众的意见。于是让乐工在朝廷上歌唱进谏，在位的大臣进献诗歌，使不要掩盖风俗民情。在街市上听取众人的言论，从歌谣中辨别吉凶征兆，在朝廷上考察政事，在路上询问诽谤和赞誉。这是全面警戒邪正的方法。
臣良胜说：唐尧虞舜时期君臣之间相互应和，没有进谏的名目。到了大禹之后，悬挂器物来等待天下的士人：教导寡人以大道的人击鼓，晓谕以道义的人击钟，告知以政事的人振铎，诉说忧患的人击磬，有诉讼的人摇鼗。然而还没有设立进谏的官职。那么古代进谏没有专职官员，希望人们都有进谏而不受限制，又赏赐他们使他们进谏，怎么会不兴盛呢？后世以进谏作为官职名称，就固然用职权来限制他们。进谏又不被听从，反而有时惩罚他们，怎么会不荒废呢？唐高祖对杜正伦等人说的话好啊：“我听说神龙可以用驯服的方法扰乱，但下巴下有逆鳞，触碰到的人就会死。人君也有逆鳞。你们竟然触犯我的逆鳞，弥补我的缺失，我哪里会担心有危亡呢？”想到你们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举杯共饮以互相欢乐。唉！人臣进谏也很难了，而人主常常以接受进谏为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贾谊说：“为人主谋划的人，没有比先审慎取舍更重要的了。取舍的极则在内心确定，而安危的萌芽就在外部响应了。”
臣良胜说：天下的道理只有两种，不出于此就入于彼。在事情上有善恶，在人上有忠邪，在极致上有安危治乱罢了。如果所举荐的是善人，所任用的是忠臣，虽然未必能治理好，但治理的因素正在其中。所举荐的是恶人，所任用的是奸邪，虽然未必会混乱，但混乱的因素就在这里。与治道相同，没有不安全的；与乱道相同，没有不危险的。明智的人在祸患未萌发时就能看见，所以有重视审慎取舍的道理。然而用来审慎并决断的方法，不是随便的，也一定有道理。臣听说程颐有话说：“君道考察古代，端正学问以明确善恶的归宿，端正忠邪的分别，趋向大道的正确，又在于君主的志向先确定。确定志向，就是把圣人的训诫作为必然应当遵从的，把先王的政令作为必然可以效法的。”唉！
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隂阳。阳为德，隂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隂长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
臣良胜曰：仲舒之意重于“端”之一字。“端”者，事之初也。事行于末，视其初，意固有违之者矣。王者德刑以象隂阳，虽若并用，及其用也，而刑胜于德者居多。是以求其端于天，则制刑之物皆不使胜于德，故曰“刑期于无刑”也。《春秋传》曰：“爵赏以类天之生育，刑罚以类天之震曜。”夫震曜者，非以杀物也。雷行天曰“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雷之动，和之极，而万物皆甲拆也。是故刑以禁暴，以行仁也；刑以治恶，以安善也；刑以靖乱，以制治也。于刑之之中，恒存德之之意。此则大冬严寒，成物之终，为生物之始，德刑之大用也，王道之大成也。仲舒谓积于空虚无用之地，臣故思以广其说。
刘向曰：「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
臣良胜曰：汉之宗向，为最贤者也。向之言，斯为最粹者也。初以望之荐引给事于中，而成帝方以宏恭、石显明习朝章，专宠无比。所谓刑余周召，法律诗书，而道德仁义之言，宜乎枘凿之不入矣。未几，望之下狱，而向亦无以自容。故又有言曰：「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是皆有为言之也。」而成帝竟不知悟，其不足以有为可知矣。君子谓王政君之宠成于成帝之世，而王莽簒汉由于政君。是故亡汉者成帝，非哀平也。
▯雄曰：「天下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为逺，治之在心，不亦近乎？」
臣良胜曰：「▯雄见道之言，此其最者也。然道者，心所具之理，而行之者也。心即道，道即心也。言心不言道，则无政矣；言道不言心，则无本矣。故曰：『以仁心仁闻而行先王之道』是也。」
诸葛亮曰：「亲贤臣，逺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逺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頺也。」
臣良胜曰：「读《出师》二表，而不为之流涕者，其为人必不忠也。盖亮之平生大节，惟见于二表；表之肯綮大义，惟在于此数言。非特以决汉之兴亡，殆徃古之断案，后世之龟鉴也。然此特其言尔，若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又其事业之本。先儒谓其有王佐之心，不独以其言已也。」
陆防曰：「君天下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
臣良胜曰：苏轼尝言，陆防奏议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乎道德。若斯言是也。盖天之立君，非为君也，为天下也。则天之心，本以公也。人君视天下为公，乃所以奉天之公也。若使天下志有不通，而情有不尽，皆自私其耳目也。私其耳目，由私其心也。私其心，由以天下为己私也。此盖荡荡平平之道。防何以语德宗也？人君而不以王道自任，非君也。人臣而不以王道望其君，非臣也。德宗以苛刻为能，而防之言则忠厚也。德宗以猜忌为术，而防之言则推诚也。德宗好用兵，而势之言则消兵也。德宗善畜积，而防之言则散财也。有臣如此，而忠州之行，一斥不复，势亦何负于学？何负于天子也哉！
韩愈曰：「善医者，不视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计天下之安危，察其纪纲之治乱而已矣。」
臣良胜曰：尝闻苏轼上书神宗曰：「世有尫羸而夀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闗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夀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持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彊阳，根本已危，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噫！味愈之言，则有以审死生治乱之几矣；味轼之言，则有以制死生治乱之道矣。
刘蕡曰：为
译董仲舒说：“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应当从天那里探求其根本。天道中最大的道理在于阴阳。阳代表德教，阴代表刑罚。刑罚主杀戮，而德教主生养。因此，阳常居于盛夏，以生育、长养万物为职事；阴常居于隆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这显示出上天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
臣良胜说：董仲舒的意思着重在“端”这个字上。“端”就是事物的开端。事情发展到末端，如果回顾其开端，往往会有违背初衷的情况。君王以阴阳为象征来施行德教与刑罚，虽然看似并用，但在实际运用中，刑罚胜过德教的情况居多。因此，向天探求其根本，就要使制定刑罚的事物都不胜过德教，所以说“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再需要刑罚”。《春秋传》说：“爵位赏赐要像天的生育万物，刑罚要像天的雷霆震曜。”雷霆震曜，并不是为了杀戮万物。雷行于天称为“无妄”，先王以此顺应时节，养育万物。雷的发动，是和谐至极的表现，万物都因此破壳萌发。所以，刑罚用来禁止暴行，是为了施行仁政；刑罚用来惩治邪恶，是为了安抚善良；刑罚用来平定动乱，是为了建立治世。在刑罚之中，始终存留着德教的用意。这就是隆冬严寒，既是万物终结之时，又是万物萌发之始，是德教与刑罚的大用，也是王道的大成。董仲舒说阴积聚在空虚无用之地，我因此思考以扩展他的学说。
刘向说：“道所在的地方，天下人都归附它；德所在的地方，天下人都尊重它；仁所在的地方，天下人都爱戴它；义所在的地方，天下人都敬畏它。”
臣良胜说：汉朝尊崇刘向，认为他是最贤能的人。刘向的言论，是最精纯的。起初因为陈汤的推荐引荐，刘向在中朝任职，而成帝正以张宏恭、石显熟悉朝廷典章，专宠无比。所谓那些受过宫刑的周公、召公，以及法律诗书，而道德仁义的言论，理应像方枘圆凿一样格格不入。不久，陈汤下狱，刘向也无法自容。所以他又有话说：“大道包容众人，大德包容卑下。圣人少有所为而天下治理，这些都是有所针对而说的。”而成帝最终没有醒悟，他不足以有所作为是可以预知的。君子认为王政君的宠幸在成帝时期形成，而王莽篡汉是由于王政君。所以灭亡汉朝的是成帝，而不是哀帝、平帝。
扬雄说：“天下虽然广大，治理它在于道，难道不显得微小吗？四海虽然遥远，治理它在于心，难道不显得近便吗？”
臣良胜说：“扬雄关于道的言论，这是最精要的。然而道是心所具备的道理，也是心所践行的。心就是道，道就是心。只谈心不谈道，就没有政事了；只谈道不谈心，就没有根本了。所以说：‘以仁爱和仁声去践行先王的道’，就是这个意思。”
诸葛亮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
臣良胜说：“阅读《出师表》上下两篇，而不为之流泪的人，他为人一定不忠诚。大概诸葛亮一生的大节，只体现在这两篇表中；表中的关键大义，只在于这几句话。这不仅决定了汉朝的兴亡，几乎是古往今来的定论，后世的借鉴。然而这仅仅是他的言论，如果开诚布公，施行公道，汇集众人的智慧，广纳忠言益策，又是他事业的根本。先儒认为他有辅佐帝王的心，不仅仅因为他的言论而已。”
陆贽说：“统治天下的人，以天下人的心为心，而不私存己心；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而不私用己耳目。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志向，穷尽天下人的情实。”
臣良胜说：苏轼曾经说，陆贽的奏议议论深切于事情，言论不离乎道德。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此。大概上天设立君主，不是为了君主，而是为了天下。那么天的本心，本来就是公正的。人君视天下为公，才是奉行天的公正。如果使天下人的志向不能通达，情实不能穷尽，都是因为私用己耳目。私用己耳目，是因为私存己心。私存己心，是因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这大概是荡荡平平的大道。陆贽为什么对德宗说这些呢？人君如果不以王道自任，就不是君主。人臣如果不以王道期望他的君主，就不是臣子。德宗以苛刻为能事，而陆贽的言论则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权术，而陆贽的言论则推诚。德宗喜欢用兵，而陆贽的言论则消弭兵祸。德宗善于积蓄财富，而陆贽的言论则散财于民。有这样的臣子，而贬谪忠州之行，一贬不复，陆贽又辜负了学问什么？辜负了天子什么！
韩愈说：“善于行医的人，不看人的胖瘦，只考察他的脉象是否有病罢了；善于筹划天下的人，不计算天下的安危，只考察纪纲的治乱罢了。”
臣良胜说：曾经听说苏轼上书神宗说：“世间有瘦弱而长寿的，也有强壮而突然死亡的。如果元气尚存，那么瘦弱也无害；等到元气耗尽，那么强壮反而更危险。所以善于养生的人，谨慎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就选择品质上等、性质良好、可以久服而无害的药物，那么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执着于吐纳的效果，厌恶上等药而使用下等药，损伤真气而助长强阳，根本已经危险，倒下死亡的日子就不远了。”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唉！品味韩愈的言论，就可以审察死生治乱的征兆；品味苏轼的言论，就可以制定死生治乱的方法。
刘蕡说：做
君者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近必正人。臣良胜曰：蕡之试防，直节正论，冠絶古今。其切要之论，则在近正人也。正人得近，则所以正君者自有其道，而正言正道相因而善。故曰：一正君而国定矣。蕡之意，盖在于劝主逺絶宦竪。有司畏惮意，以抑之。是以当时有「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宁无顔厚之叹」。噫！斯言一开，流布万世，荣于状元宰相多矣。后以指蕡为戒，而迎合新法和议以取上第者，所得能几何哉？
译君主发出的言论必定端正，践行的道路必定正当，亲近的人必定是正直之人。臣子良胜说：“刘蕡在应试时的表现，刚直的气节和正直的议论，冠绝古今。他切中要害的论述，就在于亲近正直之人。正直之人得以亲近，那么用来匡正君主的方法自然有其途径，而端正的言论和正当的道路便相辅相成而臻于完善。所以说：只要匡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刘蕡的本意，大概在于劝谏君主远离并断绝与宦官的交往。有关官员畏惧忌惮他的心意，因而压制他。因此当时有‘刘蕡落第，我们这些人却考中，难道不觉得脸皮太厚’的感叹。唉！这番言论一旦传出，流传万世，比那些状元宰相荣耀多了。后来人们以刘蕡为戒，通过迎合新法和议来谋取高第的人，所得又能有多少呢？
欧阳修曰：「为人君者，以细务而责人，専大事而独断，此致治之要术也。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以阻之，此力行之果断也。知此二者，天下无难治矣。」
臣良胜曰：天下之治，非一人之治也；天下之言，非一人之言也。修之事宋，当仁宗、英宗之时，庸有主威未断，事或阻于众议，如濮王典礼者是。修乃一人之言，非所以为天下之治也。尧之禅舜，事孰有大于此？而咨四岳，既荐舜而复试之，岂以独断为贤乎？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龟筮，岂不以阻众说者为是乎？唐太宗征辽，似独断矣，而终悔不从魏征之言；宋神宗之新法，似无阻矣，卒有误于安石之僻。故臣未敢以修之言为然。
邵雍曰：「圣人所以能立无过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
臣良胜曰：心者，天君也。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故善事乎心，则身之无过也，必矣。然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恒人之无过易，人君之无过难。恒人之过，辱于一身；人君之过，播及于天下矣。宴安肇荒滛之迹，珍异啓奢泰之端，沾词辟侥幸之途，顾语来谗贼之口，名器导僭偪之防，威福移陵替之渐。是故人主立无过之地，视恒人万倍其难。所以善事乎心者，必万倍其功而后可也。
程颢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臣良胜曰：治道公案，歴千万世，只此两言，断决无遗议矣。所谓道者，即得天理之正，极人心之安，无所为而为之者，王者之道也。法者，假仁义之偏，建事为之末，有所为而为之者，霸者之术也。若颢者，诚有得于圣贤之学，欲效于时，以为帝王之治者，故常陈十事于朝：曰师傅，曰六官，曰经畧，曰乡党，曰贡士，曰兵役，曰民食，曰四民，曰山泽，曰分数。且言曰：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人之法可改。茍若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狥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呜呼！以周程而不得行于北宋，以孔孟而不得行于东周，岂非天未欲平治也哉！
程頥曰：「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在此二端而已矣。」
臣良胜曰：「頥之言，即颢之意也。体用贵于一，原道法须于兼备。治非以道为本，则行于法者将无以信天下矣；治非以法为用，则深于道者将无以济天下矣。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闗睢》《麟趾》之化，而行《周官》之法度，其于治也，何有？」
张载曰：「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能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
臣良胜曰：「生民有欲，所谓欲者，我之根也。夫惟视天下为我有也，则有我之为害也深矣。如以天下为天下有也，则无我之为感也深矣。是故天下之患，常生于有我。天子以天下为我，诸侯以一国为我，大夫以一家为我，士庶人以一身为我。我则私，私则利，利则害随之矣。若推其极，尧之禅舜，舜之禅禹，其有天下而不与也，皆无我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有我之为害哉！」
范祖禹曰：「圣人顺天理而感人心，敛天下之贤而聚之于朝，使之施其所有为国之有，则贤者无不得其所，而民物亦无不得其所矣。」
臣良胜曰：「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天之生贤，以为君也。故为天养民者，天子之职也；为天子治民者，贤者之职也。故人君用贤，非为贤也，为民也；为民所以自为也。贤者之见用，非自为也，为民也；为民所以为君也。」
苏轼曰：「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
臣良胜曰：「伯夷、太公，一归西伯，则曰天下之父归之，而其子焉徃？英雄之才，虽未可云二老，其足以系天下之望一也。所以收之者，何道也哉？所谓英雄者，非常之才。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主，而后能用之，亦必有非常之礼，而后能尽其用。彼常人者，禄之可富也，位之可贵也，予之可宠也，夺之可辱
译欧阳修说：“作为君主，用琐碎的事务去责求臣下，把重大的事务独自决断，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方法。采纳一条可行的建议，即使众人的议论也不能阻碍它，这是坚决执行的果断表现。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
臣良胜说：“天下的治理，不是靠一个人来治理的；天下的言论，不是靠一个人来发表的。欧阳修侍奉宋朝，正值仁宗、英宗时期，当时君主威权不够果断，事情有时被众人的议论所阻碍，比如濮王典礼一事就是如此。欧阳修只是凭一人的言论，这不足以作为治理天下的准则。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然而尧咨询四岳，推荐舜之后又加以考察，难道是以独断为贤明吗？与卿士商议，与百姓商议，与龟卜筮占商议，难道不是认为阻碍众人议论的做法是正确的吗？唐太宗征讨辽国，看似独断专行，最终却后悔没有听从魏征的劝谏；宋神宗推行新法，看似没有阻碍，最终却因王安石的偏执而失误。所以我不敢认为欧阳修的话是正确的。”
邵雍说：“圣人之所以能够立于无过错的地位，是因为他善于侍奉自己的内心。”
臣良胜说：“心，是天君。天君安泰，身体各部分就会服从命令。所以善于侍奉内心，那么身体没有过错，是必然的。然而没有身体的过错容易，没有内心的过错难。普通人的无过错容易，君主的无过错难。普通人的过错，只辱没自身；君主的过错，会波及天下。安逸享乐会开创荒淫的踪迹，珍奇物品会开启奢侈的端倪，偏爱的言辞会开辟侥幸的途径，顾惜言语会引来谗言贼害的口舌，名位器用会引导僭越逼迫的防线，威权福泽会转移陵替的渐变。所以君主立于无过错的地位，比普通百姓难上万倍。因此善于侍奉内心，必须付出万倍的功夫才可以。”
程颢说：“先王时代，用道来治理天下；后世只是用法来把持天下。”
臣良胜说：“治理国家的公案，历经千万世，只有这两句话，决断得没有遗留的异议。所谓道，就是得到天理的正统，达到人心的安定，无所为而为之，这是王者的道。法，是借助仁义的偏颇，建立事为的末节，有所为而为之，这是霸者的术。像程颢这样的人，确实对圣贤之学有所心得，想要效用于当时，作为帝王的治理之道，所以他常在朝廷陈述十件事：师傅、六官、经略、乡党、贡士、兵役、民食、四民、山泽、分数。并且说：没有古今之分，没有治乱之别，如果生民的理有穷尽，那么圣人的法就可以改变。如果只是知道拘泥古法，而不能施行于当今，姑且想要顺从名声，从而废弃实际，这是浅陋儒生的见解，哪里足以谈论治理之道呢！唉！周敦颐、程颢的道理不能在北宋施行，孔子、孟子的道理不能在东周施行，难道不是上天不想平治天下吗！”
程颐说：“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以至于平定天下，这是治理的道。建立治理的纲领，分正百官的职责，顺应天时来制定事务。至于创立制度、确立法度，尽天下之事，这是治理的法。圣人治理天下的道，就在这两个方面罢了。”
臣良胜说：“程颐的话，就是程颢的意思。体用贵在统一，原本的道和法必须兼备。治理如果不以道为本，那么施行于法的事物将无法取信于天下；治理如果不以法为用，那么深谙道的人将无法济助天下。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处理政务，仅有法律不能自行实施。’有《关雎》《麟趾》那样的教化，而施行《周官》那样的法度，对于治理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呢？”
张载说：“能够通达天下人的意志的人，就能感动人心。圣人与众人相同而没有自我，所以能够和平。天下没有比感动人心更盛大的了。”
臣良胜说：“百姓有欲望，所谓的欲望，是我的根源。只有把天下看作是我所有的，那么有我的危害就深了。如果把天下看作是天下的，那么无我的感动就深了。所以天下的祸患，常常产生于有我。天子把天下当作我的，诸侯把一国当作我的，大夫把一家当作我的，士庶人把一身当作我的。有我就是私，私就是利，利那么危害就随之而来了。如果推究到极致，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他们拥有天下却不据为己有，都是无我的表现。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难道不是有我的危害吗！”
范祖禹说：“圣人顺应天理而感动人心，聚集天下的贤才而汇聚于朝廷，让他们施展所有的才能作为国家的财富，那么贤者没有不得到适当位置的，百姓和万物也没有不得到适当位置的。”
臣良胜说：“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百姓；上天产生贤才，是为了君主。所以为上天养育百姓，是天子的职责；为天子治理百姓，是贤者的职责。所以君主任用贤才，不是为了贤才，而是为了百姓；为了百姓就是为自己。贤者被任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百姓；为了百姓就是为君主。”
苏轼说：“古代的君主，收揽天下的英雄，而不失去他们的心，所以天下都争相归附他。”
臣良胜说：“伯夷、太公，一旦归附西伯，就说天下的父亲归附他，他们的儿子又去哪里呢？英雄的人才，虽然不能说像两位老人那样，但足以系结天下的期望是一样的。所以收揽他们，用什么方法呢？所谓的英雄，是非常的人才。非常的人才，必须有非常的主君，然后才能任用他，也必须有非常的礼遇，然后才能尽其所用。那些普通人，用俸禄可以使他富有，用地位可以使他尊贵，给予可以使他受宠，剥夺可以使他受辱
也，招之而可来，麾之而可去也。故随能而置列，程功而叙赏，皆可以为之制也。非常之才，富贵非其所欲也，宠辱非其所惊也，来去无期，而死生之际有不可夺者也。故礼不备，不足以致之；遇之不殊，不足以使之；知不深，不足以结之；恩不隆，不足以感之。譬之养鹰，则一雉一鼠而饫以依人，千里之骥，非食之充其量而防之通其意，能尽其才也哉？故汉髙于韩、彭、黥布，未见尺寸之功，裂数千里而王之，其殆几于此矣。」
译招唤他们，他们就会来；挥手示意，他们就会离去。因此，根据才能来安排职位，衡量功劳来评定赏赐，都可以制定相应的制度。但对于非凡的人才，富贵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宠幸与屈辱也不是他们所惊惧的，他们来去没有定数，而在生死关头有着不可剥夺的节操。所以，礼节如果不周全，不足以招致他们；待遇如果不特殊，不足以驱使他們；了解如果不深入，不足以结交他们；恩德如果不深厚，不足以感动他们。这就像饲养鹰一样，如果只给一只野鸡或一只老鼠就让它吃饱，它就会依赖主人；但对于日行千里的骏马，如果不让它吃饱喝足，并且疏通它的意图，怎么能让它充分发挥才能呢？所以汉高祖对待韩信、彭越、黥布，在他们还没有建立尺寸之功时，就分割数千里土地封他们为王，大概就接近这种道理了。
苏轼曰：「圣人之为天下，不务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顺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废之。故天下乐从其所为。」臣良胜曰：「佑贤辅善，显忠遂良，圣人非有心命之也。五服五章，天命之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圣人非有心讨之也。五刑五用，天讨之也。然而天道防防，何所依据？观诸人心而已。人心顺，天意得矣。天之所助者顺，而况人乎？」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众谓不可，适以召辱。是故君子立事，未论物理之是非，先观人情之向背。王安石以新法为人阻挠为恨，而程子曰：「相公何故欲作此拂人心事？」安石无以为应。意辙之言，是亦有为而发也。
朱熹曰：「王者知有天而畏，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罸必行。」
臣良胜曰：人君至尊无上者也。上之者惟天尔，天下无足畏也。畏之者亦惟天尔。然非徒畏也，动与天惟一尔。一有愆违，则与天不相似，非肖子矣。所以付托之者有所负，所以责望之者有所孤，则所以谴告之者至矣。可不畏哉！
胡寅曰：「人君莫大乎修身，修身莫先于寡欲。欲诚不行，则心虚而善入，气平而理胜，动无非礼，事无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臣良胜曰：唐虞之治，古今以为极隆，而伯益致戒，亦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滛于乐，则致盛治，保盛治如唐虞者，修身寡欲之外，无余事矣。夫人之身，一人之身也；人君则天下恃以为治乱者，则天下之身也。夫人之欲，一人之欲也；人君一心，则天下之求遂其欲者，皆思以中之，则天下之欲也。是人君修身，乃以正天下之身，而其寡欲，乃以絶天下之欲。致治之原，孰大于此！
圣祖谓礼部侍郎曽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观其授受，其要在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徃徃背驰。」鲁对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逆，而皆得其常，所以致雍熙之治。后世鲜能，此道处事之际，欲求其至当，难矣。」圣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欲施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
戊戌十二月，辟儒士叶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圣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命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圣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臣良胜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欲求尧舜之治，必先尧舜之心。圣祖自得之师，心得之言也。至谓《大学》之道，惟在于平，一言以蔽之矣。是故论治之本，惟存于心之一字；论治之效，惟在于平之一字。古今言治理者，只此二字，可以集大成矣。故以为终卷献焉。
右衍经常之治
中庸衍义卷十七
译苏轼说：“圣人治理天下，不致力于违背人的心意。人心所向往的，就顺势引导；人心所背离的，就顺势废弃。所以天下乐于顺从他的作为。”臣良胜说：“保护贤人、辅助善人，彰显忠臣、成全良士，圣人并非有意去命令他们。五等服制、五种章纹，是上天命定的。兼并弱国、攻击昏昧，夺取混乱、侮辱灭亡，圣人并非有意去讨伐他们。五种刑罚、五种用法，是上天讨伐的。然而天道微妙，依据什么？观察人心罢了。人心顺从，天意就得到了。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道的，何况是人呢？”谢安任用桓氏诸人，未必正确，但众人乐于接受，国家因此安定；庾亮召苏峻入京，未必错误，但众人认为不可，反而招致耻辱。所以君子建立事业，不先论事理的是非，先观察人情的向背。王安石因为新法被人阻挠而怨恨，程颐说：“相公为什么想做这种违背人心的事？”王安石无言以对。苏辙的言论，也是有所针对而发出的。
朱熹说：“君王知道有上天而敬畏，言行一定守信，政教一定确立，喜怒一定公正，任用罢黜一定得当，升降一定分明，赏罚一定执行。”
臣良胜说：君主尊贵至极，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在君主之上的只有上天，天下没有值得畏惧的。值得畏惧的也只有上天。然而不仅仅是畏惧，行动与上天保持一致罢了。一旦有差错违背，就与上天不相似，就不是孝顺的儿子了。所托付的有所辜负，所期望的有所落空，那么谴责警告就来了。能不畏惧吗！
胡寅说：“君主没有比修身更大的事了，修身没有比减少欲望更优先的了。欲望确实不施行，那么内心空虚而善念进入，气息平和而道理占胜，行动没有不合礼的，事情没有不好的。唐尧虞舜的治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臣良胜说：唐尧虞舜的治理，古今认为是最隆盛的，而伯益告诫，也说：警惕没有忧患，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放纵于享乐，那么达到盛治，保持盛治像唐尧虞舜那样的，除了修身减少欲望，没有别的事了。人的身体，是一个人的身体；君主则是天下依靠他来治理混乱的，就是天下的身体。人的欲望，是一个人的欲望；君主一心，那么天下寻求满足欲望的人，都想迎合他，就是天下的欲望。所以君主修身，是用来端正天下的身体，而他减少欲望，是用来断绝天下的欲望。治理的根源，哪有比这更大的！
圣祖对礼部侍郎曾鲁说：“我寻求古代帝王的治理，没有比尧舜更盛的。看他们的传授接受，关键在真诚地持守中正。后来的儒者讲解它，不是不精妙，等到见诸行事，往往背离。”曾鲁回答说：“尧舜用这个道理主宰万事，像拿着秤锤和秤杆，事物的轻重长短，自然不能违背，而都得到它们的常态，所以达到雍熙的治理。后世很少能做到，用这个道理处理事情，想要达到最恰当，很难了。”圣祖说：“君主一心，治理教化的根本，心中没有尧舜的心，想要施行尧舜的治理，绝对不可能得到。”
戊戌年十二月，征召儒士叶祖干、叶仪。到达后，叶祖干拿着《大学》进献。圣祖问治理之道什么优先，回答说：“不出这本书。”命令剖析它的意义。叶祖干认为：“帝王之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必须上下四方均衡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然后可以谈论治理。”圣祖说：“圣人之道，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我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怎么能让众人信服？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治达到太平，都是这个道理。”
臣良胜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令不能自行实施。所以想要寻求尧舜的治理，必须先有尧舜的心。圣祖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是心得之言。至于说《大学》的道理，只在于一个“平”字，一句话概括了。所以谈论治理的根本，只在于“心”这个字；谈论治理的效果，只在于“平”这个字。古今谈论治理的人，只有这两个字，可以集大成了。所以把它作为终卷献言。
右边是衍经常之治
中庸衍义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