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三
也。五者备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庑矣，则其他可知也。」▯「属水，▯属火，燠属木，寒属金，风属土。」
译也。这五种条件具备且不失去它们的次序，众草尚且会茂盛繁多，那么其他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〇「湿属于水，〇热属于火，暖属于木，寒属于金，风属于土。」
臣良胜曰：天地间道理不出五行，故庶征之目亦只是五行顺布，而万物乃阜成也。然其本原则在人君皇极之建。所谓极者，中和之极也。故貌必恭，恭乃作肃；言必从，从乃作乂；视必明，明乃作哲；听必聪，聪乃作谋；思必睿，睿乃作圣。五事既修，五行自顺，而▯时以应肃，▯时以应乂，燠时以应哲，寒时以应谋，风时以应圣。五福之来，亦有类至者。故五事之修，天子中和之极也；五行之顺，天地中和之极也；五福之来，天地以应天子之极也。皆自然防通之理也。若汉儒刘向则曰：「某事修则某休征应，而某福臻；某事失则某咎征应，而某极从。」君子或病其固，而不足以尽造化之妙，故有欲并五行传而废之者矣。
驺虞诗曰：「彼茁者葭，壹发五豝。吁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吁嗟乎驺虞！」
朱熹曰：「南国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齐家以治其国，而其仁民之余恩，又有以及于庶类。故其春田之际，草木之茂，禽兽之多，至于如此。而诗人述其事以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谓驺虞矣。」胡安国曰：「《周南》《闗雎》之化，王者之风；而《麟之趾》《闗雎》之应也。《召南》《鹊巢》之德，先公之敎；而《驺虞》《鹊巢》之应也。」
臣良胜曰：「文王仁厚，所以刑寡妻，御家邦。推之以仁民爱物者，皆致其中和之德也。其感应之见于麟趾、驺虞之咏者，亦先天而天弗之违也。」
大有年
胡安国曰：「大有年，纪异也。旱干水溢，饥馑荐臻者，灾也。山崩地震，彗孛飞流者，异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顺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为纪异乎？凡灾异、庆祥，皆人为所感，而天以类应之者也。人事顺于下，则天气和于上。宣公弑立，逆理乱伦，水旱螽蝝，饥馑之变，相继而作，史不絶书，宜也。独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为异乎？夫有年，大有年，一也。古史书之则为祥，仲尼笔之则为异。此言外微防，非圣人莫能修之者也。」
臣良胜曰：天人一理也，万物一气也。则天之灾祥，物之瑞怪，无不自人致之者。然而天道亦有反常，如宣公之获大有年者，非反常也。享国十有八年，仅一有年，此所以为异，非以有年为异也。故凡天有咎征，则将省于己曰：「是否德以致乎？」虽无所致，而修德以弥咎者，不敢息也。此尧、汤水旱所以不为灾也。如有休征，亦将省于己曰：「是何德以堪乎？」若无所应，而否德▯休者，益可惧也。此桓、宣有年所以为异也。是以盛世治朝，恒不言瑞，而丧君败国，亦屡报祥。楚庄王以国无灾，而曰：「天其亡予。」元顺帝时，河清三日，▯然涕曰：「代予者至矣。」此又不可以祥异论者也。
西狩获麟
范甯曰：「先王之道，既▯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故絶笔于斯年。」
王通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胡安国曰：「商王恭黙思道，帝赉良弼，得于傅岩；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册，天乃反风，出罪己之言，荧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诚所格，上致日星之应，召物产之祥，盖有之矣。况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见诸行事，以遗天下与来世哉！」箫韶九奏，鳯仪于廷；鲁史成经，麟出于野，亦常理尔。
礼运》曰：「何谓四灵？麟、鳯、▯、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鳯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陈澔曰：三灵物既驯扰如畜，则其类皆随从之。虽见人，亦不为之惊而飞走矣。▯能前知，人有所决，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
又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寳，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鳯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可俯而闚也。
朱熹曰：「信是实理，顺是和气。体信是致中，达顺是致和。实体此道于身，则自然发而中节；推之天下，而无所不通也。」
董仲舒曰：「
译臣良胜说：天地间的道理不出五行，所以《尚书·洪范》中“庶征”的名目也只是五行顺次分布，万物才得以繁盛成就。然而其根本原则在于人君建立皇极。所谓“极”，就是中和的极致。所以仪态必须恭敬，恭敬才能产生肃穆；言语必须顺理，顺理才能产生治理；视觉必须明察，明察才能产生智慧；听觉必须聪敏，聪敏才能产生谋略；思维必须睿智，睿智才能产生圣明。五事既已修治，五行自然顺次，而雨时以应肃穆，晴时以应治理，暖时以应智慧，寒时以应谋略，风时以应圣明。五福的到来，也有同类相至的情况。所以五事的修治，是天子的中和极致；五行的顺次，是天地的中和极致；五福的到来，是天地以应天子的极致。这都是自然感通的道理。如果像汉代儒者刘向那样说：“某事修治则某吉征应验，而某福降临；某事失修则某凶征应验，而某祸跟随。”君子或许嫌其固执，不足以穷尽造化的奥妙，所以有想要连同《五行传》一起废弃的人。
《驺虞》诗说：“那茂盛的芦苇，一箭射中五只母猪。可叹啊驺虞！那茂盛的蓬草，一箭射中五只小兽。可叹啊驺虞！”
朱熹说：“南国诸侯承袭文王的教化，修身齐家以治理国家，而其仁爱百姓的余恩，又推及到各类生物。所以其春季田猎时，草木的茂盛，禽兽的繁多，达到如此程度。而诗人叙述其事以赞美说：‘这是仁心自然流露，不是勉强为之’，这就是真正所谓的驺虞了。”胡安国说：“《周南》《关雎》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而《麟之趾》是《关雎》的应验。《召南》《鹊巢》的德行，是先公的教诲；而《驺虞》是《鹊巢》的应验。”
臣良胜说：“文王仁厚，所以能教化妻子，治理家国。推而广之仁爱百姓、爱惜万物，都是达到中和之德的结果。其感应体现在《麟之趾》、《驺虞》的咏叹中，也是先于天意而天不违背。”
大有年
胡安国说：“大有年，是记载异常现象。旱灾水灾，饥荒接连发生，是灾害。山崩地震，彗星流星，是异常。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顺次成熟，是祥瑞。大有年，是上等的祥瑞。为什么把它作为异常来记载呢？凡是灾异、庆祥，都是人的行为所感，而天以同类应验。人事在下顺次，则天气在上和顺。宣公弑君自立，违背伦理，水旱蝗灾，饥荒之变，相继发生，史官不断记录，是适宜的。唯独在这个冬天大有年，所以作为异常？有年、大有年，是一样的。古代史书记载它作为祥瑞，孔子笔削它作为异常。这是言外微言大义，不是圣人不能修治的。”
臣良胜说：天人是一理的，万物是一气的。那么天的灾祥，物的瑞怪，没有不是由人导致的。然而天道也有反常，如宣公获得大有年，不是反常。在位十八年，仅一次有年，所以作为异常，不是以有年为异常。所以凡是天有凶征，就将反省自己说：‘是否德行导致？’即使没有导致，而修德以弥补凶兆，不敢懈怠。这是尧、汤水旱不为灾的原因。如果有吉征，也将反省自己说：‘是什么德行能承担？’如果没有相应，而德行不佳却得吉兆，更加可惧。这是桓公、宣公有年作为异常的原因。所以盛世治朝，常不言祥瑞，而丧君败国，也屡报祥瑞。楚庄王因国家无灾，而说：‘天要灭亡我吗。’元顺帝时，黄河清澈三日，流泪说：‘取代我的人到了。’这又不可以祥瑞异常来论断的。
西狩获麟
范甯说：“先王之道，既已完备，麒麟感化而来应，因事备而终篇，所以在这一年绝笔。”
王通说：“《春秋》大概以天道终结吧？所以止于获麟。”
胡安国说：“商王恭敬默思道，天帝赐予良辅，得于傅岩；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圭，而武王病愈，开启金縢之册，天乃反风，说出罪己之言，荧惑退舍。至于勇夫志士，精诚所感，上致日星之应，召物产之祥，是有的。何况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见于行事，以遗天下与来世呢！”《箫韶》九奏，凤凰仪于廷；鲁史成经，麒麟出于野，也是常理。
《礼运》说：“什么叫四灵？麟、凤、龟、龙，叫四灵。所以龙作为畜养，所以鱼鲔不惊；凤作为畜养，所以鸟不飞；麟作为畜养，所以兽不走；龟作为畜养，所以人情不失。”
陈澔说：三灵物既驯扰如畜，则其类皆随从之。虽见人，亦不为之惊而飞走矣。龟能前知，人有所决，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
又说：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所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可俯而窥也。
朱熹说：“信是实理，顺是和气。体信是致中，达顺是致和。实体此道于身，则自然发而中节；推之天下，而无所不通也。”
董仲舒说：“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逺近莫不一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隂阳调而风▯时，羣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译作为君主的人，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了，远近各地没有不统一于正道，而没有邪气奸佞夹杂其中的。因此阴阳调和而风雨适时，万物和谐而百姓繁衍。各种带来福气的物品和可以招致的吉祥，没有不全部到来的，这样王道就圆满实现了。
臣良胜曰：孔孟之后，言王道者无如董子。而董子之本于正心，心者中和之极也。其所以平治天下，感召和气，王道之大成也。孰谓董子但有儒者气象已哉？使其得究于用，汉治岂终于杂伯乎？尝考汉廷言治，莫若贾山，独明于利害也。又若贾谊，何急于制度也？惟董子正心之论为贤，卒为公孙▯所忌，出相骄主，竟尼不行。及其既老而归，乃命公卿大政，必往谘决，而后从事。武帝独何心哉？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公孙▯曰：「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洽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隂阳和，风▯时，五谷熟，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臣良胜曰：公孙子曲学阿世，其人无足取也。然其和德之言，汉廷公卿所不能道者，是不可以人废也。或者谓其嘉禾朱草之説，亦起武帝喜致祥瑞之心。与倪寛以中和建极成封禅之诏，杜镐以神道设敎遂天书之诬，均一托经术以阿世云尔。噫！君子所以恶居下流也。
周惇颐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敎化，三纲立，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
程颐曰：「君子修己以敬，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四灵毕至。此体信达顺之道也。」
右衍中和之极
伏羲氏，帝德合于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于是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説，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由是民不习伪，官不懐私，市不预价，城郭不闭。见利不争，风▯时若，人无夭札，物无疵疠。虎豹不妄噬，鸷鸟不妄▯。裔夷之人罔不来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则指之，名曰屈轶。鳯凰巢于阿阁，麒麟游于苑囿焉。
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裁时以象天，依▯神以制义，治气以敎化，洁诚以祭祀。正月朔旦立春，五星防于天歴，营室鸟兽万物莫不应和。命飞龙氏防八风之音，为圭水之曲以召气而生物，浮金效瑶，于是铸为之钟。作五基六英之乐，以调隂阳，享上帝，朝羣后，名曰承圣之乐。
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有蓂荚生于阶，每月朔日生一荚，至望生十五荚，望后日落一荚。月大尽，月小一荚厌而不落，因之作歴置闰焉。舜曰：“乐天下之精，得失之节，防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是时土地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搜、氐羗，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岛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乃兴九韶之乐，致异物，鳯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帝始。
大禹南廵狩，防诸侯于▯山。承唐虞之盛，执玉帛者万国。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惧，禹仰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焉？」视龙犹蝘蜒。禹顔色不变，须臾，龙俛首低尾而逝。
文王生时，有赤爵衔丹书入于酆山。其书云：「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其后，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罪人不孥。发政施仁，先于鳏寡孤独。有凤凰鸣于岐山。
成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其大如车，民得而上之。成王问之，周公曰：「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为一，意天下其和而为一乎？」后三年，越裳氏重译而朝，献白雉。周公曰：「德泽不加，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天无烈风淫▯，海不▯波，三年矣。意者中国有圣人乎？盍往朝之！』」周公归之于玉，称先王灵神，致荐于宫庙。
臣良胜曰：「史册所载，五帝三王，恒有上瑞。其至德充满，熏为太和，固有是理。然当时圣人，以是征德，天下以是征治，未尝以为符瑞，夸当时而耀后世也。」
汉光武时，京
译臣良胜说：孔子、孟子之后，谈论王道的人没有比得上董仲舒的。而董仲舒的根本在于端正内心，心是中和的极致。他之所以能平治天下，感召祥和之气，是王道的大成。谁说董仲舒只有儒者的气象而已呢？假使他能够充分施展抱负，汉朝的治理难道会最终混杂霸道吗？我曾考察汉代朝廷上谈论治国的人，没有比得上贾山的，他唯独对利害关系看得明白。又如贾谊，为何对制度如此急切？只有董仲舒关于端正内心的论述最为贤明，最终被公孙弘所忌恨，出任骄横主君的相国，竟然受阻无法推行。等到他年老辞官回家，才命令公卿大臣处理重大政务，一定要去咨询决断，然后才去执行。汉武帝究竟是何居心呢？这也是上天还不愿平治天下啊。
公孙弘说：“君主在上调和德行，百姓在下和睦融洽。所以内心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则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则天地的和谐就相应了。所以阴阳调和，风雨适时，五谷成熟，六畜繁衍，嘉禾兴起，朱草生长，山不秃，泽不枯。这是和谐的极致。”
臣良胜说：公孙弘曲解学问以迎合世俗，这个人没有什么可取的。然而他关于调和德行的言论，是汉代朝廷公卿大臣说不出来的，这不能因为人不好就废弃他的言论。或许有人说他关于嘉禾朱草的说法，也是迎合汉武帝喜欢招致祥瑞的心理。与倪宽用中和建极来成就封禅的诏书，杜镐用神道设教来完成天书的诬妄，都是借经术来迎合世俗罢了。唉！君子之所以厌恶处于下流，就是这样的原因。
周敦颐说：“古代的圣王制定礼法，修明教化，三纲确立，九畴有序，百姓达到太和，万物都顺从。”
程颐说：“君子修养自己以恭敬为本，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只有上下统一于恭敬，那么天地自然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繁育，而四灵全部到来。这是体现诚信、通达顺应的道理。”
以上阐述中和的极致。
伏羲氏，帝王的德行与上下相合，上天以鸟兽的纹彩回应，大地以河图洛书回应，于是开始画八卦，创造文字契约，来代替结绳治政。
黄帝顺应天地的纲纪，幽明占验的道理，生死的学说，存亡的艰难。当时播种百谷草木，教化鸟兽虫蛾，广泛罗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勤劳心力耳目，节制使用水火财物。因此百姓不习惯虚伪，官吏不怀私心，市场不预先定价，城郭不关闭。见到利益不争夺，风雨适时，人没有夭折，物没有灾病。虎豹不胡乱噬咬，猛禽不胡乱捕食。边远异族的人无不前来朝贡。有草生长在庭院，奸佞之人进入就指向他，名叫屈轶。凤凰在阿阁筑巢，麒麟在苑囿游玩。
颛顼沉静深远而有谋略，通达事理而知道事务，培养人才以任用土地，裁断时令以效法上天，依据神明以制定义理，治理气息以教化百姓，洁净诚敬以祭祀。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汇聚于天历，营室星宿鸟兽万物无不相应和谐。命令飞龙氏汇聚八风的音律，创作圭水之曲来招致气息而化生万物，浮金效法瑶石，于是铸造为钟。创作五基六英之乐，来调和阴阳，享祭上帝，朝见群后，名叫承圣之乐。
帝尧他的仁爱像天，他的智慧像神，靠近他像太阳，仰望他像云彩。有蓂荚生长在台阶，每月朔日长出一片荚，到望日长十五片荚，望日后日落一片荚。月大尽，月小一片荚压着而不落，因此制作历法设置闰月。舜说：“乐享天下的精华，把握得失的节度，能够调和它们，来平治天下就足够了。”这时土地方圆五千里，直到荒服。南边安抚交阯、北发，西边安抚西戎、析支、渠搜、氐羌，北边安抚山戎、发息慎，东边安抚长岛夷。四海之内，都拥戴帝舜的功绩，于是兴起九韶之乐，招致异物，凤凰来飞翔。天下明德，都从帝舜开始。
大禹南巡狩猎，在会山会合诸侯。继承唐虞的盛世，手持玉帛的有万国。渡过长江，黄龙背负着船。船中的人害怕，禹仰头向天叹息说：“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劳苦万民，生是寄居，死是归宿。我何必担忧龙呢？”视龙如同蜥蜴。禹脸色不变，不一会儿，龙低头垂尾而离去。
文王出生时，有赤雀衔着丹书飞入酆山。书上说：“以仁德得到它，以仁德守住它，其规模可传百世；以不仁得到它，以仁德守住它，其规模可传十世；以不仁得到它，以不仁守住它，传不到这一世。”后来，文王治理岐地，耕种者九分抽一，做官者世代享禄，罪人不株连妻儿。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先照顾鳏寡孤独。有凤凰在岐山鸣叫。
成王时，有三苗贯穿桑树而生长，同为一穗，其大如车，百姓得以登上它。成王问这件事，周公说：“这是什么？”周公说：“三苗同穗为一，大概天下将和谐而为一吧？”后三年，越裳氏经过多次翻译而朝见，进献白雉。周公说：“德泽没有施加，君子不享用他的礼物；政令没有施行，君子不臣服他的人。”翻译说：“我受命，我国的老者说：‘上天没有烈风淫雨，大海不起波涛，已经三年了。大概中国有圣人吧？何不前往朝见！’”周公把白雉归还给玉器，称颂先王灵神，在宫庙进献。
臣良胜说：“史册所载，五帝三王，常有上瑞。他们的至德充满，熏染为太和，本来就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当时的圣人，以此征验德行，天下以此征验治理，不曾把它当作符瑞，夸耀当时而炫耀后世。”
汉光武时，京
师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国频上甘露，羣臣奏言：“灵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自谦无德，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译军队驻扎时，泉水涌出，又有红色的草生长在水边，各郡国频繁上报甘露，群臣上奏说：“灵异之物接连降临，应当命令太史编纂收集，以流传给后世。”皇帝没有采纳，自谦没有德行，各郡国所上报的祥瑞，总是压制而不加认可，所以史官很少能够记载。
唐太宗曰：「比见羣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煑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之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尝叹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唐德宗立，泽州刺史李鷃上《庆云图》，诏曰：“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庆云、芝草、奇禽、奇兽、怪异草木，何益于人？自今有此，无得上献。”
宋仁宗时，知无为军茹孝标献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寳至于草木虫鱼之瑞，焉足尚哉！”免孝标罪，戒天下：“自今无得献瑞物。”
臣良胜曰：是四君者，亦创业、中兴、守成之贤主也。时有盛瑞，未敢便谓至德感和。然其谦而不当，抑而不尚，皆盛德事也。而当时之臣希恩献谄，其辱永不磨矣。但光武不喜瑞矣，乃以防昌符防，而登封玉牒于向郤羣臣之请，曰：“百姓怨气满腹之言，弃之如遗。”德宗初政清切如此。淄青军士投兵而喜曰：“明主出矣。”卒有奉天之幸。于术士桑道茂“天子气”之言，契之若符。汉廷无名臣任三公者，恒以吏事责之。故请撰瑞记与请封禅者，皆谄子蚩也。崔祐甫不用，而卢杞进。陆贽既贬，而裴延龄相，安得有终？唐太宗、宋仁宗得免于咎。时议登封，而魏征力谏以止。时议日食不尽分，而司马光以为天下必有见者，卒不贺。然则人君有以保全令名，亦贵于有臣乎哉？
洪武二年，淮安、宁国、镇江、杨州、台州府并泽州各献瑞麦，羣臣称贺。圣祖曰：“朕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之瑞。盖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徳？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穆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雀、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此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句容县民献嘉▯，二同蒂而生。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连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圣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示以一物之祥。茍有过，必垂象以遣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致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与？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也。」
洪武十八年四月，五色云再见，礼部请率百官贺。圣祖谕之曰：「天下康宁，人无灾害，祥瑞之应，固和气所召。昔帝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凯、岳牧之贤相，与共致雍熙之治。朕徳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致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怠，故鲜克有终，可以为戒。」
圣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为瑞应以恣矫枉。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啓天书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茍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广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苍生防福，诚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谟训也。」永乐二年，周王橚来朝，且献驺虞，百僚称贺。文皇既罢朝，谓侍臣曰：「适闻羣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匹夫有怨，岂得谓仁？一念不诚，岂能格天？朕
译唐太宗说：“近来看见群臣屡次上表祝贺祥瑞。如果家家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妨碍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百姓愁苦怨恨而祥瑞很多，不妨碍成为桀纣那样的暴君。后魏时期，官吏焚烧连理木，煮白雉来吃，这难道足以算是最好的治理吗？曾经有白鹊在寝殿之上筑巢，形状像腰鼓一样合欢，左右侍臣都称贺。皇上说：‘我曾感叹隋帝喜好祥瑞，祥瑞在于得到贤才，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于是命令毁掉鸟巢，将白鹊放归野外。”
唐德宗即位，泽州刺史李鹯献上《庆云图》，皇帝下诏说：“我把时运和顺、年成丰收作为吉祥的征兆，把举荐贤才、彰显忠臣作为美好的祥瑞。至于庆云、芝草、奇禽、异兽、怪异的草木，对人有什么益处？从今以后再有这些，不得上献。”
宋仁宗时，无为军知军茹孝标进献芝草三百五十株。皇帝说：“我把丰收的年成作为祥瑞，把贤臣作为宝物，至于草木虫鱼之类的祥瑞，哪里值得崇尚呢！”赦免了茹孝标的罪过，告诫天下：“从今以后不得进献祥瑞之物。”
臣良胜说：这四位君主，也都是开创基业、中兴王朝、守成治国的贤明君主。当时有盛大的祥瑞，他们也不敢就认为是至德感动了上天。然而他们谦逊而不当受，抑制而不崇尚，这都是盛德的表现。而当时的臣子迎合恩宠、献媚取巧，他们的耻辱永远无法磨灭。只是光武帝不喜欢祥瑞，却用以防昌符来防备，并在登封玉牒上拒绝了群臣的请求，说：“百姓怨气满腹的言论，被抛弃得像不要的东西一样。”唐德宗初年政治清明切直到了这种程度。淄青军士兵扔掉兵器高兴地说：“明君出现了。”最终有了奉天之幸。对于术士桑道茂“天子气”的话，契合得像符节一样。汉廷没有名臣担任三公，总是用行政事务来要求他们。所以请求撰写祥瑞记录与请求封禅的人，都是谄媚的小人。崔祐甫不被任用，而卢杞得进用。陆贽被贬后，裴延龄拜相，怎么能有好的结局呢？唐太宗、宋仁宗得以免于过失。当时议论登封，而魏征极力劝谏从而制止。当时议论日食没有完全遮住，而司马光认为天下一定有看见的人，最终没有祝贺。那么君主能够保全美好的名声，也是因为有贤臣啊？
洪武二年，淮安、宁国、镇江、扬州、台州府以及泽州各自进献瑞麦，群臣称贺。圣祖说：“我作为百姓的主宰，只想着修养德行以达到和谐，以契合天地的心意，使日月星辰运行正常，寒暑按时令变化，五谷成熟，人民繁衍，这才是国家的祥瑞。大概不把物品当作祥瑞。从前尧舜的时代，不见祥瑞，曾经有什么损害圣德呢？汉武帝获得一角兽，长出九茎芝草，当时都认为是祥瑞，于是不能谦逊抑制自我，安抚百姓，以安定天下，喜好功业制造事端，最终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来虽然追悔，已经来不及了。其后神雀、甘露的奢侈，导致山崩地震，而汉朝的德行于是衰退。由此看来，吉祥没有验证，而灾异有验证，能不警惕吗！”
洪武五年，句容县百姓进献嘉瓜，两个同蒂而生。中书省臣率领百官进献。礼部尚书陶凯上奏说：“陛下临朝统治，同蒂的瓜产于句容，句容是陛下的祖籍之乡，实在是吉祥的征兆。大概是因为圣德和谐，国家共同喜庆，所以双瓜连蒂的祥瑞，唯独在这里出现，以彰显陛下保护百姓、爱护万物的仁德，不是偶然的事情。”圣祖说：“草木的祥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麦、同蒂瓜，都是这样。你们把这些归功于我，我没有德行不敢承受。即使我有德行，上天也必定不会用一件物品的祥瑞来显示。如果有过错，必定显现天象来告诫，使我能够谨慎自身，以保护百姓，不至于招致祸殃。况且草木的祥瑞生长在那里的土地，也只有那里的百姓应验，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整个天地间时运和顺、年成丰收，这才是君王的吉祥。”
洪武十八年四月，五色云再次出现，礼部请求率领百官祝贺。圣祖告诫他们说：“天下安宁，人没有灾害，祥瑞的应验，本来就是和气所招致。从前帝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凯、岳牧那样的贤相，共同达到雍熙的治理。我的德行不及，教化未达，怎么可以立刻因此接受祝贺？前代帝王喜欢谈论祥瑞，臣子附和，往往不知道反省恐惧，以致灾异到来，不能再消除。大概夸耀奢侈的心产生，那么警戒恐惧的意志就懈怠，所以很少能善终，可以作为警戒。”
圣祖对丞相汪广洋说：“我看前代君主，大多喜欢谄媚阿谀来装饰虚名，甚至臣下伪造祥瑞来放纵矫枉。至于天灾垂戒，听得耳朵都厌烦了。如宋真宗，也称得上贤君，起初任用李沆为相，每天听到灾异，他的心里还存有警惕。后来澶渊之盟后，大臣首先开启天书来放纵他的心，群臣曲意迎合，只求取悦，致使谈论祥瑞的人在路上接连不断，进献芝草的有三万余株。我认为凡事只在于真诚，何况治理天下国家，可以用虚伪吗？”你们中书省从今以后凡是祥瑞不必上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立即报告。汪广洋叩头说：“陛下敬天勤民，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不仅是四海百姓的福祉，确实是圣子神孙万世的谋略训诫。”永乐二年，周王朱橚来朝见，并且进献驺虞，百官称贺。文皇罢朝后，对侍臣说：“刚才听到群臣的话，不觉感到警惕。天下这么大，如果像普通人一样有怨恨，怎么能称为仁？一念不真诚，怎么能感动上天？我”
方夙夜思惧，何可便谓驺虞是天降祥于朕？」侍臣曰：「圣志如此，可以上格天心。」文皇曰：「祥瑞之来，易令人骄，是以古之人主皆遇祥自惊，未尝因祥自怠。国之安危系焉。驺虞若果为祥，在朕犹当加惧。」
译我正日夜思虑战栗，怎么可以就说是驺虞降临，是上天降下祥瑞给我呢？」侍臣说：「圣上的心志如此，可以上达天意。」文皇说：「祥瑞的到来，容易让人骄傲，因此古代的君主遇到祥瑞都自我警醒，不曾因为祥瑞而自我懈怠。国家的安危就系于此。驺虞如果确实是祥瑞，对我而言也应当更加恐惧。」
永乐十三年，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羣臣表贺。」文皇曰：「往者翰林言修《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书成，欲上表进，朕则许之。盖帝王修齐治平之道具于此有益，世敎可以表进。麒麟有无，何所损益？遂已。」
臣良胜曰：「仰惟祖宗建中和之极，召天地之祥，自古所未见也。而立言垂世，有谦让之德焉，有儆戒之道焉，有爱民之仁焉，有尚贤之义焉，有驭臣之权焉，有柔逺之意焉，自古所未闻也。欲绘天地，何以为容？谨备録以为万世之法。」
右衍协和之征
震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臣良胜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天降灾异，所以警乎人君。若洊雷之震，其来无端，其去无迹。天之所以示警人君者，仁爱之意犹存。人之所以能囘天意者，修省之诚可格。天人感应之理，微矣。
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钦哉」九载绩用弗成苏辙曰「四岳荐鲧于尧尧知鲧之不可用而屈于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后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于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尝论之水之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虽圣贤有不能也是以尧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后济方禹之未见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鲧弃鲧而不试有不仁焉斯尧之所以用鲧也与」
臣良胜曰：史传相承，谓尧有九年之水，以书言观之，只议鲧之九载弗绩而言，非天以隂沴之灾警于尧也。自洪荒以来，天一生水，虽经列圣，未之修治，至尧时，犹未得所归，而懐山襄陵，以为民害者未息，故咨四岳以鲧治之。而爱民之心，若天降灾于己，故舜之命禹亦曰：「洚水警予。」此所以为圣人之仁也。后王安石偏邪误主，遂云水旱常数，尧汤不免，盖亦未审乎此矣。
成汤时，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齐戒，剪爪，断发，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何不▯之极也！”言未已，大▯方数千里。
臣良胜曰：「成汤为民而不爱其身，固格天之诚也。然而太史之占，以人祷，恐非圣世之所宜有，亦非圣人之所尽信也。鲁僖公时大旱，欲焚巫尫，臧文仲以为不可而止，遂放佞臣，理寃狱而▯。其后穆公亦欲暴尫焚巫，县子以为不可，则但徙市而已。岂以鲁公之所不为，而成汤肯信而从之乎？史氏之言，亦足以见圣人爱民之心耳。」
太戊元年，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问于伊陟，伊陟曰：「妖不胜德，君之政其有阙与？」太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养老之礼，早朝晏退，问疾吊丧。三日而祥桑枯死。
臣良胜曰：「祥桑生，朝物异之甚。七日而拱，三日而枯。足表格天之诚。太戊固贤君也。伊陟，伊尹子也。象贤若此，信贤子哉！」
文王寝疾，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有司曰：“地之动，为人主也。”羣臣皆恐，请兴事动众，增国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见殃，以罚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罚我。请改行，其可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羊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以赏有功。无几，疾止。
臣良胜曰：「按伯阳父曰：『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隂遯而不能烝，于是乎有地震。』然则地动之变，亦隂阳愆伏之候。而有司以为：『为人主也，文王亦曰：『我必有罪，天以罚我。』』盛世君臣尽言不讳，而交修以道，如此。」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蔡沉曰：「高宗祀丰于昵，昵者，祢庙也。丰于昵，失礼之正，故有雊雉之异。祖己自言，当先格王之非心，然后正其所失之事。」
云汉》诗曰：倬彼云汉，昭囘于天。王曰：「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
译永乐十三年，礼部尚书吕震上奏说：“麻林国进献的麒麟即将到达，请在到达之日率领群臣上表祝贺。”明成祖说：“以前翰林院说编修《五经》《四书》以及《性理大全》完成，想要上表进献，我准许了。因为帝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在这其中，对世道教化有益，可以上表进献。麒麟的有无，对政事有什么增减益处呢？于是作罢。”
臣良胜说：“仰思祖宗建立中正和谐的极致，招致天地的祥瑞，这是自古所未见的。而确立言论垂范后世，有谦让的德行，有警戒的道理，有爱民的仁德，有崇尚贤才的道义，有驾驭臣下的权柄，有怀柔远方的心意，这也是自古所未闻的。想要描绘天地，用什么来容纳呢？谨此详细记录，作为万世的法则。”
右边推演协和的征兆。
《震卦》卦象说：重雷震动，君子因此恐惧反省。
臣良胜说：使万物发动的，没有比雷更快的了。上天降下灾异，是用来警示人君的。如果像重雷震动那样，它的来没有缘由，它的去没有踪迹。上天用来警示人君的，仁爱的心意还存在。人君用来能够挽回天意的，是修省至诚可以感动上天。天人感应的道理，微妙啊。
《尧典》记载，帝尧说：“啊，四岳！滔滔洪水正在割裂大地，浩浩荡荡包围山岳、淹没丘陵，广大无边，淹没天下，百姓困苦，谁有才能可以治理？”四岳都说：“用鲧吧。”帝尧说：“唉，不行啊！鲧违背命令，败坏族类。”四岳说：“试试吧，如果不行再罢免。”帝尧说：“要慎重啊！”九年过去了，鲧的功绩没有成功。苏辙说：“四岳向尧推荐鲧，尧知道鲧不可用，但屈从于四岳的意见，百姓遭受祸害九年，后世对此有疑问，认为尧知道鲧不可用却任用他是不仁，屈从于四岳而不能坚持己见是不智。我曾经议论过，水的祸害不可一天不治理，而懂得治水的人，即使是圣贤也有不能胜任的。所以尧舜都不亲自治理，得到禹后才成功。在禹还没有出现时，天下谈论治水的人没有比鲧更好的，抛弃鲧而不试用，有不仁之处，这正是尧任用鲧的原因。”
臣良胜说：史书相传，说尧有九年的水灾，从《尚书》的文字来看，只是说鲧九年没有功绩，并不是上天用阴气积聚的灾害来警示尧。自从洪荒时代以来，天一生水，虽然经过历代圣王，也没有修治，到了尧的时候，水还没有归入正道，包围山岳、淹没丘陵，成为百姓的祸害没有停止，所以咨询四岳让鲧来治理。而尧爱民的心，就像上天降灾在自己身上一样，所以舜任命禹也说：“洪水警示我。”这就是圣人的仁爱。后来王安石偏邪误导君主，于是说水旱是常有的事，尧和汤也不能避免，大概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成汤时期，大旱七年。太史占卜说：“应当用人来祈祷。”成汤说：“我之所以祈祷，是为了百姓。如果一定要用人来祈祷，我请求自己充当。”于是斋戒，剪指甲，断头发，乘坐素车白马，身上缠绕白茅，以自身作为牺牲，在桑林野外祈祷。以六件事自责说：“政令不节制吗？百姓失去职业吗？宫室过于高大吗？女宠干政盛行吗？贿赂通行吗？谗佞之人昌盛吗？为什么干旱如此严重呢！”话还没说完，大雨就下了几千里。
臣良胜说：“成汤为了百姓而不爱惜自身，这确实是感动上天的至诚。然而太史的占卜，说用人来祈祷，恐怕不是圣世所应该有的，也不是圣人完全相信的。鲁僖公时大旱，想要烧死巫尫，臧文仲认为不可以而制止，于是放逐奸佞之臣，审理冤狱而下雨。后来鲁穆公也想暴晒巫尫、焚烧巫师，县子认为不可以，只是迁移市场而已。难道鲁公所不做的，成汤会相信并听从吗？史官的话，也足以看出圣人爱民的心意罢了。”
太戊元年，亳地出现祥瑞。桑树和穀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七天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太戊询问伊陟，伊陟说：“妖邪不能胜过德行，君王的政事大概有缺失吧？”太戊于是修习先王的政事，明确养老的礼节，早朝晚退，探问疾病，吊唁丧事。三天后，祥瑞的桑穀枯死。
臣良胜说：“祥瑞的桑树生长，是朝廷器物中非常怪异的现象。七天长到两手合抱，三天就枯死。足以表明感动上天的至诚。太戊本来就是贤明的君主。伊陟，是伊尹的儿子。继承父业像这样，确实是贤明的儿子啊！”
周文王卧病，发生地震。东西南北不出国境，官吏说：“地震，是为了人君。”群臣都害怕，请求兴办工程动用民众，加高城墙来转移灾祸。文王说：“上天降下灾殃，是用来惩罚有罪的人。我必定有罪，上天用来惩罚我。请改正行为，或许可以免除吗？”于是谨慎礼节，按等级皮币羊羔来结交诸侯；修饰辞令，用币帛来礼遇俊才；颁布爵位等级，来奖赏有功的人。不久，病就好了。
臣良胜说：“按照伯阳父说：‘天地之气，不失去它的次序；如果超过它的次序，就是百姓的祸乱。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退避而不能上升，于是就有地震。’那么地震的变化，也是阴阳失调的征兆。而官吏认为：‘是为了人君。文王也说：‘我必定有罪，上天用来惩罚我。’盛世君臣直言不讳，而互相以道义修治，像这样。”
高宗肜日祭祀，有野鸡鸣叫。祖己说：“应当先纠正君王的邪念，然后纠正他所失的事。”
蔡沉说：“高宗在祢庙祭祀丰盛，祢庙是父亲的神庙。在祢庙祭祀丰盛，失去了礼制的正道，所以有野鸡鸣叫的异象。祖己自己说，应当先纠正君王的邪念，然后纠正他所失的事。”
《云汉》诗说：“广阔那银河，明亮回旋于天空。君王说：‘唉，为什么现在的百姓有罪？’上天降下丧
朱熹曰：「旧説以为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爱，故仍叔作诗以美之。言云汉者，夜晴则天河明，故述王仰诉于天之词如此也。」
胡安国曰：「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异亦甚矣。听于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国长久。宣王之时，旱魃蕴隆，灾亦甚矣。侧身修行，遇灾而惧，故能兴衰拨乱，王化复行。此皆以人胜天，以德消变之验也。」
桓诗曰：「绥万邦，屡丰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于昭于天，皇以间之。」
朱熹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则除害以安天下，故屡丰年之祥。传所谓『周饥，克商而年丰』是也。然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厌也。故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
衞人伐邢
左氏曰：「衞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衞讨邢乎？』从之。师兴而▯。」
臣良胜曰：衞文公，克乱之君也。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工惠商，敬敎劝学。武公之后，斯最贤者。其背德忘义，莫甚于伐齐丧而灭同姓之邢也。今师兴而▯偶应，克殷而丰之邪説。然则天道亦有僭乎？呜呼！天道亦微矣。固有顺之而絶，逆之而爱者。若衞者，天益其疾而降之罚也。秦皇欲渡海，有神驱石而鞭之。武瞾欲游上苑，万花应时而发。此岂天道真相淫人耶？故卫文大师方还，即已捐馆。天之盈罚，亦似甚明。甯子矫诬上天，其后甯殖出君防恶，无以保其宗。天道冥冥，讵可测哉？若夫武王之师，真时▯也。周之饥也，纣之虐也。伐纣之虐，救民于水火，是为仁也。焉得无丰？臣忧甯子之邪言，幸中将有奸回逆探其君之志，假甯子以济其慢天毒民之説者，故辨之焉。
冬十月不▯，春王正月不▯，夏四月不▯，六月▯。谷梁传曰：「不▯者，勤▯也。每时而一书，闵▯也。闵▯者，有志乎民者也。」按《诗》称僖公俭以足用，寛以爱民，务农重谷，则诚贤君也。其有志乎民，审矣。故冬不▯而书，春不▯而书，夏不▯而书，以着其勤也。
胡安国曰：「▯云者，喜▯也。闵，▯与民同其忧喜，▯与民同其乐。此君国子民之道也。」
宋景公时，荧惑在心，惧，召子韦问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身，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国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请自当也。”子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将谁君乎？宁独死尔。”子韦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饿，必死。为人君，欲杀其民以自活，其谁与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矣，子无复言矣。”是夜，荧惑徙舍。
臣良胜曰：「孰谓天道逺乎？景公一言而荧惑徙舍，则其不逺而迩也甚矣。夫天之与人一道也，人道之迩，天道斯不逺矣。」楚昭王有疾，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王使问周史，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闻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由是推之，则景公之言多孚道，其足以格天也，宜哉！但景公言道足以易天之度，而昭王不足以免身之灾，事固有适然之符，而命繋于自然之数。君子不以成败论也，一归于道而已。故毋以景公自幸，亦无以昭王自阻，斯善之尤也。
汉文帝日食诏曰：「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朕下不能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其悉思朕之过失，知见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臣良胜曰：「臣尝考之，文帝三年十月晦食，十一月晦又食，此所以为大变，而文帝之自咎深切如此，故能变灾为祥，而成富庶之治也。夫日之食，起于交也，有虽交而不食者，度不
译朱熹说：“旧说认为，周宣王继承了周厉王的暴虐遗风，内心有拨乱反正的志向，遇到灾异便心生恐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祸。天下人欣喜于王者的教化重新施行，百姓感受到君王的仁爱，所以仍叔作诗来赞美他。诗中提到‘云汉’，是因为夜晚晴朗时银河明亮，所以描述君王仰望上天诉说心情的词句是这样的。”
胡安国说：“从前商高宗肜日祭祀时，野鸡飞上鼎耳，怪异现象非常严重。高宗听从祖己的意见，能够纠正他的政事，所以能使殷商国家安定美好，国运长久。周宣王时期，旱神肆虐，气候酷热，灾祸也非常严重。宣王端正自身修养德行，遇到灾异便心生恐惧，所以能振兴衰败、拨乱反正，王者的教化重新施行。这些都是用人力战胜天命、用德行消除变故的验证。”
《桓》诗说：“安抚万邦，连年丰收。天命没有松懈。威武的武王，保有他的土地。凭借这四方之力，能够安定他的国家。他的德行显耀于上天，皇天因此宽待他。”
朱熹说：“大军征战之后，必定会有凶年。而武王攻克商朝，是除去祸害以安定天下，所以有连年丰收的祥瑞。《左传》所说的‘周朝饥荒，攻克商朝后年成丰收’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天命对于周朝，长久而不厌倦。所以威武的武王，保有他的土地，并运用它于四方，以安定他的国家。他的德行向上显耀于天。”
卫国人讨伐邢国
《左传》说：“卫国大旱，占卜祭祀山川，不吉利。宁庄子说：‘从前周朝饥荒，攻克殷商后年成丰收；现在邢国正行无道，诸侯中没有霸主，上天或许是想让卫国讨伐邢国吧？’卫国听从了。军队出发后，旱情就停止了。”
臣良胜说：“卫文公，是能够平定祸乱的君主。他穿粗布衣服，戴大帛帽子，沟通工匠，惠及商人，恭敬地推行教化，鼓励学习。在武公之后，他是最贤明的。但他背弃道德、忘记义理，没有比在齐国丧事期间讨伐并灭亡同姓的邢国更严重的了。如今军队出发后旱情恰好停止，这难道真是‘攻克殷商后丰收’那种邪说应验吗？那么天道也有差错吗？唉！天道也是微妙难测的。本来就有顺从它却断绝、违背它却受爱的情况。像卫国这样，上天反而加剧它的疾苦而降下惩罚。秦始皇想渡海，有神人驱赶石头并鞭打它们；武则天想游览上苑，万花顺应时节开放。这难道是天道真的纵容人吗？所以卫文公大军刚回，就去世了。上天对盈满者的惩罚，似乎非常明显。宁庄子矫饰欺瞒上天，后来他的后代宁殖驱逐君主、防备恶人，无法保全宗族。天道幽深，哪里可以测度呢？至于武王的军队，那是真正的适时之举。周朝的饥荒，是纣王的暴虐造成的。讨伐纣王的暴虐，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是仁德。怎么能没有丰收呢？我担忧宁庄子的邪说，庆幸其中将有奸邪之人迎合君主的意志，借宁庄子之说来助长他们轻慢上天、毒害百姓的言论，所以加以辩驳。”
冬十月没有雨，春王正月没有雨，夏四月没有雨，六月有雨。《谷梁传》说：“不雨，是勤于求雨。每个时节都记载一次，是怜悯求雨。怜悯求雨，是有志于百姓的君主。”按《诗经》称颂僖公节俭以充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谷物，那么他确实是贤明的君主。他有心于百姓，是确凿无疑的。所以冬不雨而记载，春不雨而记载，夏不雨而记载，以彰显他的勤勉。
胡安国说：“雨，是喜悦的雨。怜悯，是与百姓同忧同喜；雨，是与百姓同乐。这是君主治国、养育百姓的道理。”
宋景公时，火星停留在心宿，景公害怕，召子韦问说：“火星停留在心宿，这是什么意思？”子韦说：“火星，是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应当降临在国君身上，虽然如此，可以转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让我用来治理国家的人，把死罪转移给他，不吉祥。我请求自己承担。”子韦说：“可以转移到百姓身上。”景公说：“百姓死了，我将由谁来统治呢？宁可独自死去。”子韦说：“可以转移到年成上。”景公说：“年成饥荒，百姓挨饿，必定会死。作为君主，想要杀害百姓来保全自己，谁还和我一起做君主呢？这是我的命数本来就要尽了，你不要再说了。”当晚，火星移动了星宿。
臣良胜说：“谁说天道遥远呢？景公一句话火星就移动了星宿，那么它不远而近，非常明显了。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人道亲近，天道也就不远了。”楚昭王生病，有云像一群红鸟夹着太阳飞，持续了三天。昭王派人问周朝太史，太史说：“这应当应验在国君身上吗？如果举行禳祭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昭王说：“除去腹心的疾病而把它放在股肱大臣身上，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大的过错，上天难道会让我夭折吗？有罪受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也不举行禳祭。”孔子听说后说：“楚昭王懂得大道了。”由此推论，那么景公的话多符合道义，他足以感动上天，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景公的话足以改变天意的法度，而昭王不足以免除自身的灾祸，事情本来就有偶然相符的，而命运系于自然的定数。君子不根据成败来论断，一切都归于道而已。所以不要因景公而自我庆幸，也不要因昭王而自我退缩，这才是最好的。
汉文帝日食诏书说：“君主没有德行，施政不均，上天就显示灾异，来警戒不治。我下不能养育众生，上连累三光的明亮，没有德行的程度太深了。希望你们都思考我的过失，知道我所看不到的，来启告我。以及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
臣良胜说：“我曾经考察过，文帝三年十月晦日日食，十一月晦日又日食，这就是所谓的大变，而文帝自我责备如此深切，所以能变灾为祥，成就富庶的治理。日食，起于日月交会，有虽然交会而不食的情况，度数不
同也。故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而食者才三十六，至于频交频食者，惟鲁襄公时，连月而食者再，汉髙帝二年与文帝此年再食。古今厯家推算之术，以一百七十三日一交，去交逺则日食渐少，无频食之理。天道至逺，不可得而知，故执推步之法，按交防之度，而求频食之故，亦甚难矣。是故人君不以为常度而忽之，春秋每食必书，或妾妇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权在臣下，或四夷侵中国，亦多隂盛侵阳之征。故若文帝之恐惧修省之诏，其可法者，光武、明帝踵而行之，唐▯宗、宋神宗、理宗脩避殿减膳之文，则其他世主忽为常度而不之省，忧者众矣。岂人君遇灾而惧之意乎？」
译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春秋》二百四十年的期间，发生日食的才三十六次，至于频繁交食、频繁日食的，只有鲁襄公时期，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两次，汉高帝二年和汉文帝这一年也发生了两次日食。古今历法家推算的方法，以一百七十三天为一个交食周期，距离交食点远则日食逐渐减少，没有频繁日食的道理。天道极其深远，无法完全知晓，所以执着于推算的方法，按照交食周期的度数，来寻求频繁日食的原因，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君主不把它当作常态而忽视它，《春秋》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或者是妻妾压制丈夫，或者是臣子背叛君主父亲，或者是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或者是四方夷狄侵犯中原，也多是阴盛侵阳的征兆。所以像汉文帝那样因恐惧而修省下诏，值得效法的，光武帝、明帝继承并实行，唐玄宗、宋神宗、宋理宗修撰避殿减膳的文书，那么其他世代的君主把它当作常态而不反省，令人担忧的就多了。这难道是君主遇到灾异而恐惧的本意吗？
唐太宗贞观八年，星孛虚危，歴氐，余百日，访羣臣。虞世南对曰：“昔齐景公时，彗见，公问晏婴。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髙；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为戒。’景公惧而修德。愿陛下勿以功髙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彗虽见，未足忧。”帝曰：“然，吾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故负而矜之，轻天下士。上天见变，其为是乎？吾何得不戒耶？”
宋太宗端拱二年夏四月不▯。五月戊戌，遣使决狱于诸州。是夕▯，彗出东井。帝避正殿，减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灭。诏曰：「朕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天谴。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知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天祐。」
宋史》断曰：孰谓天意不可回乎？人事修于下，则天道应于上矣。天人相感，势若转九。初未有毫发之僭爽也。史书：是夕▯，是夕彗灭，岂无意与？或曰：古之人君，亦有増修德政，以禳天变者矣。然而天亦不为之悔祸者，何哉？盖太宗有畏天之敬，恤民之心，而功多于过，故能祷而即应也。若夫慢神虐民，慆心纵欲，一日之善，不足以弥千日之灾祸。既稔矣，天何与焉？惜乎太宗执德不▯，信道不笃，曽不逾月，复致星旱之变，而出田锡于陈州，于以见太宗之政，鲜克有终矣。
宋真宗时，蝗飞翳空。帝问翰林学士李迪曰：“旱蝗荐臻，将何以济？”迪请发内藏库以佐国用，则赋敛寛，民不劳矣。帝悦。又言：“土木之役过甚，蝗旱之灾，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深然之，停京城工役，禁举乐，罢秋宴，督诸路捕蝗，罢诸营造，禁天下贡物。甲寅，得▯，蝗散。戊辰，青州飞蝗赴海死，积海岸百余里。
吕中曰：「灾异非所以爱君也，而董仲舒以为天心之仁爱，盖君之所以自爱，灾异警之之力也。当羣臣争献符瑞之时，而徐兖之水，江淮之旱，内城之火，京师之蝗，间见层出，非人臣不知爱君，而天爱君乎？观罢诸营建，而飞蝗尽死，真可见矣。」
宋仁宗庆歴二年五月旱，丁亥夜▯，宰相章得象等入贺。上曰：“昨夜朕忽闻微雷，即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祷。须臾▯至，朕及嫔御衣皆沾湿，不敢避去。移刻▯霁，再拜而谢，方敢升阶。”得象对曰：“非陛下至诚，何以感动天地？”上曰：“比欲下诏罪己，避殿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宻祷为善尔。”
臣良胜曰：应天以实，不以文也；格天以心，不以言也。其仁宗之谓乎？仁宗事多务内，无意近名。若忍饥不索，烧羊非近臣言之，何以得闻？服御简俭，非宰臣问疾入禁中，亦无由见其黄絁被、漆唾壶也。是以宫中宻祷，天应之人颂之，史书之天下后世信之，以其素行之孚也，久矣。不然，则闻雷而祷，既▯而言，人将以崇饰矫枉，议其后也。
宋神宗时，久旱岁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卖麻籸麦麸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絶。郑侠监安上门，乃绘所见为图，奏疏曰：“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眼，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乞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翼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衞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闻之懽呼相贺，是日果大▯，逺近沾洽。辅臣入贺，帝示以侠所进图状，且责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臣良胜曰：“观贞宗纳李迪之言而罢符瑞，则蝗尽死；神宗得郑侠之言而罢新法，则▯沾足。天人感应之理，防于影响，而安石犹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以欺惑主听，真误万世之罪也。”若夫神宗，则自误之者。夫既知郑侠之图可以回天矣，后以羣奸搆祸，付御史狱；既知安石之法足以致灾矣，寻以羣
译唐太宗贞观八年，彗星出现在虚宿和危宿，经过氐宿，持续了一百多天，太宗询问群臣。虞世南回答说：“从前齐景公时，出现彗星，景公问晏婴。晏婴回答说：‘您挖池沼，怕不够深；建台榭，怕不够高；用刑罚，怕不够重。所以天现彗星，作为警戒。’景公恐惧而修德。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功高而自傲，不要因为太平日久而自骄。彗星虽然出现，不值得忧虑。”太宗说：“对，我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不到三十岁就登上大位，所以自负而自傲，轻视天下的士人。上天显现变异，大概是因为这个吧？我怎能不警戒呢？”
宋太宗端拱二年夏四月没有下雨。五月戊戌日，派遣使者到各州审理案件。这天晚上下雨，彗星出现在东井宿。太宗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八月丙辰日，大赦天下。这天晚上，彗星消失。下诏说：“我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也不足以答谢上天的谴责。与你们一起审查刑政的缺失，知道耕种的艰难，体恤万物安抚百姓，以祈求上天保佑。”
《宋史》评论说：谁说天意不可挽回呢？人事在下面修治，天道就在上面响应了。天人相互感应，形势如同转动九鼎一样迅速。起初没有丝毫的差错。史书记载：这天晚上下雨，这天晚上彗星消失，难道没有深意吗？有人说：古代的君主，也有增修德政，以消除天变的。然而天也不为他们悔祸，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太宗有敬畏上天的恭敬，体恤百姓的心，而且功多于过，所以能祈祷就立刻应验。至于那些怠慢神灵、虐待百姓，放纵欲望，一天的善行，不足以弥补千日的灾祸。灾祸已经成熟了，天还参与什么呢？可惜太宗持德不坚定，信道不笃实，没过一个月，又导致星旱之变，并将田锡贬出到陈州，由此可以看出太宗的政治，很少能善始善终。
宋真宗时，蝗虫飞舞遮蔽天空。太宗问翰林学士李迪说：“旱灾蝗灾接连到来，将用什么来救济？”李迪请求打开内藏库来辅助国家用度，那么赋税减轻，百姓就不劳累了。太宗很高兴。李迪又说：“土木工程过于繁重，蝗旱之灾，大概是天意用来警戒陛下。”太宗深深赞同，停止京城的工程，禁止奏乐，取消秋宴，督促各路捕捉蝗虫，停止各种营造，禁止天下进贡物品。甲寅日，下雨，蝗虫散去。戊辰日，青州飞蝗投入海中死去，堆积在海岸百余里。
吕中说：“灾异并不是用来爱护君主的，而董仲舒认为是天心的仁爱，大概是君主自我爱护，灾异警戒的力量。当群臣争相献符瑞之时，而徐兖的水灾，江淮的旱灾，内城的火灾，京师的蝗灾，接连出现，不是臣子不知道爱护君主，而是天爱护君主吗？看停止各种营建，而飞蝗全部死去，真可以看到了。”
宋仁宗庆历二年五月大旱，丁亥日夜下雨，宰相章得象等人入宫祝贺。皇上说：“昨夜我忽然听到微雷，立即起身露立在庭院，仰天百拜祈祷。不久雨下到，我和嫔妃的衣服都沾湿了，不敢避开。过了一会儿雨停，再拜感谢，才敢登上台阶。”章得象回答说：“如果不是陛下至诚，怎么能感动天地？”皇上说：“近来想下诏罪己，避殿减膳，又恐怕接近于崇尚虚名，不如早晚精心密祷为好。”
臣良胜说：顺应上天靠的是实质，不是文辞；感通上天靠的是心，不是言语。这说的是仁宗吧？仁宗做事多注重内在，无意于近名。如果忍受饥饿不索取，烧羊不是近臣说，怎么能听到？服饰简朴，不是宰臣问疾入禁中，也无从看到他的黄絁被、漆唾壶。所以宫中密祷，天应之人颂扬，史书记载天下后世相信，因为平时行为的诚信，很久了。不然，听到雷声就祈祷，既下雨又说，人们将认为是崇尚虚饰矫枉，议论他的后面。
宋神宗时，久旱饥荒，东北流民每当风沙昏暗，扶老携幼堵塞道路，瘦弱疾病愁苦，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京城百姓卖麻籸麦麸合米做粥，或者吃木实草根，甚至身戴锁械背着瓦揭木卖来偿还官府，络绎不绝。郑侠监安上门，于是画所见为图，上奏疏说：“谨按安上门每天所见，画成一图，百不及一，只要经过圣眼，也可以流泪，何况在千万里之外呢？看臣的图，行臣的话，十天不下雨，请求斩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复看图，长叹数次，袖着图进入内宫。这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命令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衞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共十八件事。百姓听到欢呼相贺，这天果然大雨，远近沾润。辅臣入贺，帝出示郑侠所进图状，并且责备他们，都再拜。王安石上章求去，臣良胜说：“看贞宗采纳李迪的话而罢符瑞，则蝗尽死；神宗得到郑侠的话而罢新法，则雨沾足。天人感应之理，防于影响，而王安石还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来欺惑主听，真是误万世之罪。”至于神宗，则是自误之者。既然知道郑侠的图可以回天，后来因为群奸构祸，付御史狱；既然知道安石之法足以致灾，寻以羣
奸环立，一切如故。安石既去，复听其荐韩绛吕惠卿以自代，传法沙门防法善神左右维持，未几且见召矣。昔齐桓公问父老曰：“郭何如亡？”曰：“善善而恶恶也。善善而不能用，无贵于知其善恶；恶而不能去，无贵于知其恶。郭是以亡。”神宗好恶近于郭公，不亡者为之先，则太祖肇之，太宗培之，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泽结于人心者固矣。为之后，则宣仁元祐之治是以苏息之也。然而民心失矣，民财竭矣，士气丧矣，又酝酿以成绍圣之祸，卒遗靖康之忧，皆自用安石以变法始。则谓神宗之亡北宋也，亦宜。
译奸臣蔡京得势后，一切政令都沿袭旧制。王安石被罢免后，神宗又听从他的推荐，让韩绛、吕惠卿代替他，并由传法沙门、防法善神等人在左右维持局面，没过多久，王安石又被召用了。从前齐桓公问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回答说：“因为郭公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知道谁是好人就没有什么可贵；厌恶坏人却不能除掉，知道谁是坏人也没有什么意思。郭国因此灭亡。”神宗的好恶接近郭公，北宋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是因为有先帝们的基业：太祖开创了基业，太宗培育了基业，仁宗四十二年的深厚恩泽牢固地结在人心之中。而在神宗之后，则有宣仁太后元祐时期的治理，使国家得以休养生息。然而民心已经丧失，民财已经枯竭，士气已经沮丧，又酝酿形成了绍圣年间的祸乱，最终遗留了靖康之变的忧患，这都是从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开始的。那么说神宗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也是适宜的。
呉元年六月久旱，圣祖曰：「减膳素食，宫中皆然。」既而大▯，羣臣请复膳，曰：「亢旱为灾，实吾不德所致。今虽得▯，然禾稼焦损必多。」纵曰：「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今欲弥天灾，但当谨于脩己，诚以爱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诏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圣祖谓中书省臣曰：「近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宁处，岂刑罚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屡兴，赋敛不时，以致隂阳乖戾而然邪？卿等同国休戚，宜辅朕脩省，以消天谴。」参政傅瓛等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脩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髙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乖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圣祖曰：「君臣一体，茍知谨惧，天心方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三年夏久不▯，圣祖谓中书省臣曰：「今仲夏不▯，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皇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圣祖素衣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杂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四郊沾足。洪武四年十月，圣祖谓中书臣曰：「祥瑞灾异，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常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不以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
洪武七年五月，圣祖以天久不▯，躬祀太岁风、云、雷、▯、岳镇、海渎、钟山之神及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即位七载，民遭兵乱，未获苏息，加以转输戍守之供，其苦为甚。方今仲夏，当民渴▯之期，予心皇皇，莫知所措，故祈诸神，特降▯泽。神不我弃，为逹上帝，茍有罪责，宜降朕躬，毋为民灾。神其听之。」既而大▯。
臣良胜曰：「旱而祷▯，始于成汤。三代以后，惟宋仁宗之宻祷，与我圣祖之躬祀，最为昭应。盖其积诚修德，有在于祷祀之先者。」仁宗尝与讲臣王洙论《洪范》，则曰：「五事得，则有休征；五事失，则有咎征。是以圣人克谨天戒，以脩其身。」圣祖与博士许存仁讲《洪范》，则曰：「君能脩德，则七政顺度，▯旸应期，灾害不生；不能脩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灾异迭见。其应如响。」王洙以是告其君，圣祖以是语其臣，则上下交脩，已非一日。用以祷祀，取之既溢之余，发之持满之末，固宜感应若持券取物，无有违者。故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永乐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礼部以正旦朝贺宴，防文皇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谨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众阳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尔文武羣臣，尚思勉辅朕躬，调燮隂阳，消弭灾变。”新正朝贺宴食之礼，悉罢之。
陆九渊曰：「日之食与食之浅深，皆歴家所能知，是盖有数，疑若不为变也。然天人之际，实相感通，虽有其数，亦有其道。昔之圣人，未尝不因天变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惧脩省，此君所以无失德，而荩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眚，见于上乎？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兴也。知天灾有可销去之理，则无疑于天人之际，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臣按：陆氏之言，似先有得于文皇心之所同然者，故附録之。
臣良胜曰：「臣又尝闻初议朝贺之时尚书吕震以日食与朝贺先后之时不相妨。侍郎仪智曰：『终是同日，免贺为当。』文皇顾问翰林诸臣，杨士奇曰：『宋仁宗时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彻乐，宰相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回者，言其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今免贺诚当。』文皇曰：『君子爱
译吴元年六月，长期干旱，圣祖说：“减少膳食，吃素，宫中的人都这样做。”不久下了大雨，群臣请求恢复正常的膳食，圣祖说：“大旱成灾，确实是我德行不足造成的。现在虽然下了雨，但庄稼焦枯受损的一定很多。”又说：“食物怎么能觉得甜美？得到了民心，就能得到天心。现在想要弥补天灾，只应当谨慎地修养自身，真诚地爱护百姓，或许可以报答上天的眷顾。”于是下诏免除百姓当年的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圣祖对中书省的大臣说：“最近京城发生火灾，各地水旱灾害接连不断，我日夜不得安宁，难道是刑罚失当，战事未息，徭役频繁兴起，赋税征收不合时宜，导致阴阳失调而造成的吗？你们与国家的安危休戚相关，应当辅佐我修养反省，以消除上天的谴责。”参政傅瓛等人回答说：“古人有话说，上天仁爱，君主若有过失，就降下灾异来谴责告诫他，让他知道变通并自我反省。君主遇到灾异能够警惕畏惧，那么天象的变化就可以消除。现在陛下修养德行、反省过错，忧虑的神情显露在脸上，身居高位却能倾听下情，上天确实会鉴察。只是我们这些担任宰辅之职的人，有违背调和阴阳的职责，给圣上带来忧虑，罪责在我们身上。”圣祖说：“君臣本为一体，如果知道谨慎畏惧，天心才会回转，你们要尽心竭力来匡正我的不足。”
洪武三年夏天长期不下雨，圣祖对中书省的大臣说：“现在仲夏时节不下雨，确实是农民的忧患。祈祷祭祀的事情，按照礼制不能废除。我已经选定明天前往山川坛亲自祈祷，你们中书省各位官员去代替我告知各处的祠庙。并且命令皇后与各位妃嫔亲自做饭，做昔日农家吃的食物。皇太子和各位亲王在斋所供给饮食。”到了那天四更天，圣祖穿着素衣草鞋，徒步前往山川坛，铺设草席露天而坐，白天暴晒在阳光下，片刻也不移动，夜晚睡在地上，衣服不解带。皇太子捧着酒器进献蔬菜粮食，混杂着麻、麦、豆、粟，共持续了三天。不久下了大雨，四郊雨水充足。洪武四年十月，圣祖对中书省的大臣说：“祥瑞和灾异，是上天垂示的征兆。然而人的常情，听到祥瑞就会产生骄傲之心，听到灾异就会产生畏惧之心。我常命令天下不要奏报祥瑞，如果有灾异则立即上报。还担心臣民不能体会我的心意，遇到灾异有的隐瞒不报，有的上报不真实，使我失去谨慎对待上天警戒的意义。中书省要传令天下，遇到灾变就如实上报。”
洪武七年五月，圣祖因为上天长期不下雨，亲自祭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之神以及天下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祝文说：“我受命于上帝，即位七年，百姓遭受战乱，未能得到休养生息，加上转运物资和戍守边防的供给，他们的痛苦非常深重。现在正值仲夏，正是百姓渴望雨水的时候，我心中惶恐，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祈求各位神灵，特别降下雨水。神灵不抛弃我，为我传达给上帝，如果有罪责，应当降在我身上，不要成为百姓的灾难。神灵请听我说。”不久下了大雨。
臣良胜说：“干旱时祈祷下雨，始于成汤。三代以后，只有宋仁宗的密祷，和我们圣祖的亲自祭祀，最为灵验。这是因为他们积累诚心、修养德行，在祈祷祭祀之前就已经做到了。”仁宗曾经与讲官王洙讨论《洪范》，就说：“五事得当，就有吉兆；五事失当，就有凶兆。因此圣人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以修养自身。”圣祖与博士许存仁讲论《洪范》，就说：“君主能够修养德行，那么七政就顺应度数，风雨适时，灾害不生；不能修养德行，那么日月星辰运行失常，旱涝不合时宜，灾异接连出现。其感应如同回声一样迅速。”王洙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君主，圣祖把这些话告诉他的臣下，那么上下共同修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用来祈祷祭祀，取之于已经溢出的盈余，发之于持满的末端，当然应该感应如同拿着券契取物，没有违背的。所以说：“这是积累正义而产生的，不是靠袭取正义而得到的。”
永乐十一年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在此之前，礼部因为元旦朝贺宴会，防备文皇说：“古代日食时，天子穿素服修养政事，用来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我既然在治理上有所违背，连累日月星三光，而众阳之宗的太阳，在元旦发生日食，罪过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你们文武群臣，尚且要努力辅佐我，调和阴阳，消除灾变。”元旦朝贺宴饮的礼仪，全部取消。
陆九渊说：“日食的发生以及食分的深浅，都是历法家所能预知的，这大概是有定数的，怀疑似乎不算作变异的征兆。然而天人之间的关系，确实相互感应，虽然有定数，也有其道。过去的圣人，未曾不因为天象的变化来治理自身。雷声接连震动，君子因此恐惧并修养反省，这就是君主没有失德，而敬事上天的道理。何况日月的灾异，出现在上天呢？遇到灾异而畏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它，这就是宣王之所以中兴的原因。知道天灾有可以消除的道理，那么对天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疑惑，就知道如何自我求取福分了。”臣按：陆氏的话，似乎预先有所得于文皇心中所认同的，所以附录在这里。
臣良胜说：“我又曾经听说，当初商议朝贺礼仪时，尚书吕震认为日食与朝贺先后时间不相妨碍。侍郎仪智说：‘终究是同一天，免除朝贺是恰当的。’文皇询问翰林各位大臣，杨士奇说：‘宋仁宗时元旦发生日食，富弼请求取消宴会撤去音乐，宰相吕夷简不听从。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成为中国人的羞耻。’后来有从契丹回来的人，说他们那天取消了宴会，仁宗深深后悔。现在免除朝贺确实恰当。’文皇说：‘君子爱
永乐十九年四月万寿圣节，先是礼部奏行庆贺礼。勅文武羣臣曰：「比者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灾，朕心兢惕，寝食不宁。方反躬省愆，皇皇夙夜，而礼部谓朕初度，请行贺礼，此岂所以相朕恭承天意？」
臣良胜曰：「尝闻唐太宗不以生日为乐，以为父母劬劳之日也。至明皇时，始创千秋节名，又移社日以就之，宴百官于花蕚楼，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后世循习，遂为故典。而臣子所以致礼于君上，最所重焉。文皇方以殿灾致戒，率罢常礼，此其脩省之诚，发乎中而应乎外也。昔宋国灾，而晋侯曰：『于是知有天道。』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纳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阅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知有天道也。然则火之为灾，或亦有数，而文皇归咎于己，不一委于数焉。此所以为圣人之心，非臣下所能识也。」
右衍脩和之诚
▯征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若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蔡沉曰：「日食之变，天子恐惧于上，啬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为厯象之官，尸居其位，若无闻知，则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岂特不恭之刑而已哉？」又曰：「羲和之罪，当不止于废时乱日，是必不逞之人，崇敛私邑，以为乱党，助羿为恶者也。夏后徂征，隐其叛逆而不言者，盖名其罪，则必锄根除源，而仲康之势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责其旷职之罪，而实诛其不臣之心也。」
春王正月大▯雹
左氏传》曰：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也。夫氷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隂，春无凄风，秋无苦▯，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
胡安国曰：「雹，戾气也。隂胁阳，臣侵君之象。当是时，季孙宿袭位，世卿将毁，中军专执兵权，以弱公室。故数月之间，再有大变。申丰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于朝，归咎藏氷之失也。」
臣良胜曰：灾异之变，虽庸君所不欲闻，而象涉权臣，尤有所不敢闻也。羿之专国制君，则日食之变，乃政权在臣下之征也。而羲和素党于羿，夫岂敢闻？仲康之刑虽加羲和，而主威克振，足以夺羿之心。继世之后，犹不免有簒弑之祸。季氏胁君之象已见，而申丰移咎于藏氷，当时无有能正其罪者。故昭公见逐，而申丰为之货齐，求以不纳，卒死干侯。故君子谓诛乱臣讨贼子，必先治其党，而后为恶者孤也。
十月之交，诗曰：「▯▯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朱熹曰：「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电，山崩水溢，亦灾异之甚者，是宜恐惧脩省，改纪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惩也。」
国语》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隂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隂也。阳失而在隂，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濵而民用也，水土无濵，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梁山崩
谷梁传》曰：不日，何也？髙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则何以书也？曰：梁山崩，垂遏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宗而问焉。伯宗来，遇辇者，辇者不避，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曰：「所以难者，其取道也逺矣。」伯宗下车而问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垂遏河三日不流
译永乐十九年四月万寿圣节，此前礼部上奏请求举行庆贺礼仪。皇帝敕令文武群臣说：“近来上天垂示警戒，奉天等三座大殿发生火灾，朕内心惶恐警惕，寝食不安。正反省自身、检讨过失，日夜匆忙忧虑，而礼部却说朕正值生日，请求举行贺礼，这难道是在帮助朕恭敬地顺应天意吗？”
臣良胜说：“曾听说唐太宗不把生日当作享乐之事，认为那是父母辛劳生育的日子。到了唐明皇时，才首创‘千秋节’的名称，又迁移社日日期来凑合这个节日，在花萼楼宴请百官，并颁布天下，都令众人宴饮作乐。后世沿袭这种习惯，于是成为旧有的典制。而臣子向君主表达敬意，这是最为看重的。文皇正因为宫殿火灾而受到警戒，于是废除常规礼仪，这是他修身反省的诚意，发自内心而体现于外啊。从前宋国发生火灾，晋侯说：‘由此可知有天道。’士弱说：‘古代的火正官，有的在心宿，有的在咮宿，以此来掌管火的出纳。因此咮宿称为鹑火，心宿称为大火。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相土沿袭了这个传统，所以商朝以大火为主。’考察祸败的征兆，必定始于火，因此知道有天道。然而火灾的发生，或许也有定数，而文皇将过错归咎于自己，并不完全委之于定数。这就是圣人的心意，不是臣下所能理解的。”
右衍修和之诚
〇征说：“到了秋季九月初一，太阳没有汇聚在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羲和尸位素餐，好像没有听闻和知晓，昏迷于天象，从而触犯了先王的诛罚。”蔡沉说：“日食这种灾变，天子在上面恐惧，啬夫和庶人在下面奔走，来协助救日，如此紧急。羲和是掌管历象的官员，尸位素餐，好像没有听闻和知晓，那么他昏迷于天象，从而触犯先王的诛罚，岂止是不恭敬的刑罚而已呢？”又说：“羲和的罪过，应当不止于废时乱日，这必定是不逞之人，聚敛私邑，作为乱党，帮助后羿作恶的人。夏后征讨，隐藏其叛逆而不说，大概是因为如果指名其罪，就必须铲除根源，而仲康的势力不足以制服后羿，所以只责备他旷职的罪过，而实际上诛杀他不臣的心。”
春王正月大〇雹
《左氏传》说：季武子问申丰说：“雹灾可以抵御吗？”申丰回答说：“圣人在上位，没有雹灾，即使有也不会成为灾害。冰因风而壮大，又因风而取出，收藏它周全，使用它普遍，那么冬天没有过度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苦〇，雷声发出但不震动，没有灾害霜雹，疫病不降临，百姓不夭折。现在把川池中的冰收藏起来，却弃而不用，风不越过而杀伐，雷不发出而震动，雹灾成为灾害，谁能抵御呢？”
胡安国说：“雹，是戾气。阴胁迫阳，是臣侵君的象征。当时，季孙宿袭位，世卿将要毁坏，中军专掌兵权，用来削弱公室。所以在几个月之间，再次发生大灾变。申丰，是季氏的党羽，不肯直言其事，所以在朝廷上暴露〇，归咎于藏冰的失误。”
臣良胜说：灾异的变故，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不愿听闻，而象征涉及权臣，尤其是不敢听闻的。后羿专权控制君主，那么日食的变故，就是政权在臣下的征兆。而羲和向来党附后羿，哪里敢听闻？仲康的刑罚虽然加在羲和身上，但君主的威势得以振作，足以夺取后羿的心。继世之后，仍然不免有篡弑的祸患。季氏胁迫君主的象征已经显现，而申丰将罪责转移给藏冰，当时没有能纠正其罪过的人。所以昭公被驱逐，而申丰为他贿赂齐国，请求不接纳他，最终死在干侯。所以君子说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必须先惩治其党羽，然后作恶者就孤立了。
《十月之交》，《诗》说：“〇〇震电，不安不顺，百川沸腾，山〇崒崩，高岸变成山谷，深谷变成山陵。哀叹现在的人，为什么竟然没有惩戒？”
朱熹说：“说不仅仅是日食而已，十月而雷电，山崩水溢，也是严重的灾异，这应当恐惧修省，改纪其政，而周幽王竟然没有惩戒。”
《国语》说：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都发生地震。伯阳说：“周将要灭亡了。天地之气，不失去其秩序，如果失去其秩序，是百姓扰乱了它。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蒸腾，于是发生地震。现在三川确实地震，这是阳气失去其所而镇压阴气。阳气失去而在阴位，源头必定堵塞。源头堵塞，国家必定灭亡。水土临近而民用，水土不临近，百姓缺乏财用，不灭亡还等待什么？从前伊洛河枯竭而夏朝灭亡，黄河枯竭而商朝灭亡。现在周朝的德行如同二代的末世了，其川源又堵塞。堵塞必定枯竭，国家必定依赖山川，山崩川竭，是灭亡的征兆。川竭山必定崩，如果国家灭亡，不过十年，这是数的纪限。天所抛弃的，不过其纪限。”这一年，三川枯竭，岐山崩塌。十一年，周幽王于是被灭，周朝于是东迁。
梁山崩塌
《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高的地方有崩塌的道理。有崩塌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记载呢？回答说：梁山崩塌，几乎堵塞黄河三天不流。晋君召见伯宗而询问他。伯宗回来，遇到推车的人，推车的人不回避，让车右下车而鞭打他。推车的人说：“所以艰难的原因，是取道太远。”伯宗下车而问说：“你有听闻吗？”回答说：“梁山崩塌，几乎堵塞黄河三天不流”
。」伯宗曰：「君为此召我也，为之奈何？」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有伯宗，如之何？」伯宗由衷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帅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
译。」伯宗说：“国君因为这件事召见我，该怎么办呢？”推车的人说：“天上有山，天就让它崩塌；天上有河，天就让它堵塞。即使有伯宗，又能怎么样呢？”伯宗诚恳地向他请教。推车的人说：“国君亲自穿上白色的丧服，率领群臣为它哭泣，然后举行祭祀，这样水就会流走了。”
胡安国曰：「降服、弃幔、撤乐、出次、祝币、史词，六者礼之文也。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之心主于内。若成汤以六事检身，髙宗克正厥事，宣王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是也。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足以弭灾变乎！」
晏子春秋》曰：齐有彗，齐侯将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祗取诬焉。天道不謟，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徳，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益？《诗》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求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求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
大饥
谷梁传》曰：五谷不升，谓之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弛，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神祷而不祀。此大侵之礼也。
胡安国曰：古者若国凶荒，或发廪以赈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为粥溢以救饿殍，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缓刑舍禁，弛力薄征，索▯神，除盗贼，弛射仪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杀礼物而不备。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所以备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隂沴之灾，而冬大饥，所以振防之者有不备矣。臣良胜曰：自幽王弗谨，天戒以亡国。西周之后，惟梁山之崩，尤为天下之异。当时伯宗犹能听于辇者，以举脩省之文。晏子虽以史祝禳彗为无补，而君之所以无回乱其徳者，未之闻也。鲁襄大侵之礼，蔑有举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
胡安国曰：「恒星，列星也。如▯者，言众也。人事感于下，则天变动于上。前此者，五国连衡旅拒王命；后此者，齐桓、晋文更伯中国，政归盟主，而王室遂虚。其为法度废絶、威信陵迟之象，着矣。汉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陨之异，而五侯擅权，贼莽居摄，汉之宗支扫荡几尽，天之示人，显矣。」《春秋》谨于天象，至矣。
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传》曰：「有星孛于大辰，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大火乎？」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衞、陈、郑乎？」
胡安国曰：「大辰，心也。心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相分争也。」后五年，景王崩，王室乱，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歴数载而后定。
臣良胜曰：「此天象之变之大者，陨星之变，或应于前，或应于后；孛星之变，列国之火，主乎野；王室之忧，主乎位。而当时省灾之説，无闻焉。」
正月，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朱熹曰：「言霜降失节，不以其时，既使我心忧伤矣。而造为奸伪之言，以惑众听者，又方甚大，然众人莫以为忧，故我独忧之，以至于病也。」
有鸜鹆来巢
左氏传》曰：「书所无也。」师已曰：「异哉！吾闻文武之世，童谣有之曰：『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鸜鹆跦跦，公在干侯，征褰与襦。鸜鹆之巢，逺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鸜鹆来巢，其将及乎？」
胡安国曰：「鸜鹆不逾济，济水东北防于汶，鲁在汶南，其所无也。故书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隂居阳位，臣逐君象也。』」
臣良胜曰：「繁霜之降，天象之至微者，而诗人忧之；鸜鹆之巢，物象之至微者，而史官纪之。且民讹兴于幽厉之世，而西周以亡；童谣协于文武之初，而东鲁以衰。是故人君不可以微而忽也，每谨于微，而天人之理合矣。」
汉武帝元狩五年，得寳鼎，后土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寳鼎天马之
译胡安国说：“降低服饰等级、撤去帷幔、停止音乐、迁出正寝、祝官陈列祭品、史官宣读祷词，这六项是礼仪的形式。古代遭遇灾异而在外施行这些礼仪形式的人，内心必定怀有恐惧之心。像成汤用六件事反省自身，高宗能够纠正他的过失，宣王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弭灾异，就是这样。如果只是奉行这些礼仪形式而没有实际的德行作为先导，怎么足以消除灾异呢！”
《晏子春秋》说：齐国出现彗星，齐侯打算举行禳除仪式。晏子说：“没有益处，只会自取欺名。天道不谄媚，不改变它的命令，怎么能禳除它呢？况且天上有彗星，是为了清除污秽。君主如果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除呢？如果德行污秽，禳除又有什么益处？《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显明地侍奉上帝，追求众多的福泽。他的德行不邪僻，因此承受四方诸侯的归附。’君主没有邪僻的德行，四方诸侯将会到来，何必担忧彗星呢？《诗经》说：‘我没有借鉴的对象，夏朝和商朝，因为动乱的原因，百姓请求流亡。’如果德行邪僻动乱，百姓将会流亡。祝官和史官的行为，没有什么能补救的。”
大饥荒
《谷梁传》说：“五谷都不生长，称为大饥；一种谷物不生长，称为嗛；两种谷物不生长，称为饥；三种谷物不生长，称为馑；四种谷物不生长，称为康；五谷都不生长，称为大侵。大侵时的礼仪，君主吃饭不兼用两种美味，台榭不修缮，朝廷道路不打扫，百官只任命而不制定俸禄，只祈祷神灵而不举行祭祀。这就是大侵时的礼仪。”
胡安国说：“古代如果国家遭遇凶荒，有时打开粮仓赈济匮乏，有时转移粮食互通有无，有时迁移百姓去有食物的地方，有时施粥救济饿死的人，有时兴修工程聚集失业的人，放宽刑罚免除禁令，减轻劳役薄收赋税，搜索神灵，清除盗贼，放松射礼而不宴饮，设置廷道而不修缮，削减礼物而不完备。虽然有旱灾水灾，百姓没有菜色，防备的措施如此周到。这一年秋天有阴气积聚的灾害，冬天大饥荒，所以救济防备的措施有所欠缺。臣良胜说：自从周幽王不谨慎，天示警诫导致亡国。西周之后，只有梁山崩塌，是天下最大的异象。当时伯宗还能听从辇者，以举荐修省的文辞。晏子虽然认为史官祝官禳除彗星没有补益，但君主没有邪僻动乱其德行的情况，没有听说过。鲁襄公大侵的礼仪，几乎没有举行了。”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坠落如雨。
胡安国说：“恒星，就是列星。如雨，是说众多。人事在下感应，则天象在上变动。在此之前，五国连横抗拒王命；在此之后，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政令归于盟主，而王室于是空虚。这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象征，很明显了。汉成帝永始年间，也有星星坠落的异象，而五侯专权，王莽居摄，汉朝宗室几乎被扫荡殆尽，上天示警于人，很明显了。”《春秋》对天象谨慎，到了极点。
有彗星出现在大辰
《左氏传》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到达银河，申须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天象常有征兆，现在在火星处清除，火星出现必定会布新，诸侯大概会有大火吧？”梓慎说：“火星在夏朝是三月出现，在商朝是四月出现，在周朝是五月出现。夏历符合天道，如果火星发作，四个国家会承受，在宋、卫、陈、郑吧？”
胡安国说：“大辰，就是心宿。心宿是明堂，是天子的象征。前面的星是太子，后面的星是庶子。孛星加临心宿，象征天子嫡庶相争。”五年后，景王去世，王室动乱，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经历多年才安定。
臣良胜说：“这是天象变化中最大的，陨星的变化，有的应验在前，有的应验在后；孛星的变化，列国的大火，主要在野外；王室的忧患，主要在君位。而当时省察灾异的言论，没有听说过。”
正月，《诗经》说：“正月降下繁霜，我心中忧伤。百姓的谣言，也非常猖獗。想到我独自一人，忧心忡忡。哀怜我小心谨慎，忧愁致病。”
朱熹说：“说霜降失时，不按时令，既使我心中忧伤。而制造奸伪之言，迷惑众人耳朵的，又非常严重，然而众人不以为忧，所以我独自担忧，以至于生病。”
有鸜鹆来筑巢
《左氏传》说：“史书没有记载的。”师已说：“奇怪啊！我听说文武之世，童谣有这样的话：‘鸜鹆鸜鹆，公出去受辱。鸜鹆的羽毛，公在外野，送去马匹。鸜鹆跦跦，公在干侯，征取褰与襦。鸜鹆的巢，遥远啊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鸜鹆！鸜鹆！往歌来哭。’童谣有这些，现在鸜鹆来筑巢，大概将要应验吧？”
胡安国说：“鸜鹆不越过济水，济水东北防于汶，鲁在汶南，是它所没有的。所以记载说：‘有筑巢的，离开洞穴而筑巢，阴居阳位，是臣逐君的象征。’”
臣良胜说：“繁霜的降下，是天象中最细微的，而诗人担忧；鸜鹆的筑巢，是物象中最细微的，而史官记载。况且民谣兴起于幽厉之世，而西周因此灭亡；童谣协应于文武之初，而东鲁因此衰败。所以人君不可以因为细微而忽视，每时每刻谨慎于细微，而天人之理就契合了。”
汉武帝元狩五年，得到宝鼎，在后土旁边；秋天，马生在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
歌。元封元年，甘泉宫内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太始三年，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译歌唱。元封元年，甘泉宫内生长出灵芝，九茎相连，叶片相连，于是创作了《芝房之歌》。太始三年，捕获了赤雁，于是创作了《朱雁之歌》。
臣良胜曰：春秋之末，虽未闻修德以弭灾者，然未尝以异为讳，而喜祥也。祥瑞之盛，自武帝始。尝得神马于渥洼水中，而次以为歌曲曰：「太乙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绁万里，今安匹兮龙与友。」时令司马相如作诗赋。越二年，而寳鼎、天马、灵芝、赤雁叠叠见矣。诸祥之中，惟鼎为重器，故以改元曰「元鼎」，以神所铸物也。商得之，夏；周得之，商；而迁于郏鄏，将以为受命之符者。春秋时，楚庄王问大小轻重，而王孙满折之。战国之际，齐、秦、楚皆欲得之，而周莫知所与。显王四十二年，宋平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盖周人毁鼎以缓祸也。故苏轼有曰：「汉武省方以出鼎，此与儿童之见无异。」其时吾邱寿王亦曰：「汾隂之鼎，汉鼎也，非周鼎也。」至明帝时，复有寳鼎出于雒山，则其伪为可知。
颍川太守黄霸在郡，鳯凰、神雀数集。诏赐爵闗内侯，数月，征拜太子太傅。
臣邱濬曰：「鳯凰之名，载于诗、书、论语、礼记。世之人卒莫有真识其形状何如者。自宣帝即位至此，凡五见矣。于是以之纪元焉。呜呼！鳯兮鳯兮，览德辉而下之，何独宣帝之多哉？其所谓鳯者，岂真鳯乎？抑鹖雀之类乎？」
臣良胜曰：宣帝中兴之主也，自以神雀集长乐宫而改元，其后乃有鳯凰频见而致五鳯。霸固贤者，当以无伪，但北郡太守严延年素轻霸为人，而褒赏先己，心内不服。时府丞行蝗，延年曰：「此蝗岂鳯凰食邪？」则在当时固有疑之者。及在丞相府，欲上神爵以从张敞，舍来而止，则其失态亦毕见矣。其后甘露、黄龙又见，纪年宣帝寻亦晏驾，瑞应无征。呜呼！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霸以贤者亦复为之，斯其流祸为不浅矣。
隋炀帝大业间，有二孔雀自西苑集寳成，朝堂前亲衞校尉髙德儒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官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防，肇见嘉祥，拜朝散大夫。
臣良胜曰：德儒之奏，亦霸之故智也。唐太宗曰：吾尝笑隋主好祥瑞，所可笑者，其此类邪？
唐▯宗时，太庙室壊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璟、苏颋。对曰：「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壊适与行期相合，何足异也？」上大喜，从之。
臣良胜曰：姚崇在唐，亦称贤相，史谓其善于应变，此类是也。臣曰：此非应变，乃逢恶也。且其言曰：「今闗中无军餽饷，劳弊，出幸东都，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然则天子将以凶年出幸为就食计邪？此壮夫所不言也。而以顺主心，以从主欲，由此复相李林甫，从而效尤矣。帝在东都，欲迁长安，裴耀卿等曰：「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曰：「二都本东西宫耳，车驾往来，何用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崇东幸之议，与林甫西还之议，盖一道也。君子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寳之乱，亦由于崇信哉。
宋真宗谓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方就寝，忽室中光耀，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适覩皇城司奏，右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葢所降之书也。”王旦等皆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二内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进，帝再拜受之。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等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独龙图阁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黙然。
吕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验矣。封禅之议，决于丁谓“定计有余”之一言；天书之降，成于钦若“神道设敎”之一语。虽以王文正之硕德重望，不敢有异议。其后防准之再相，亦以朱能之天书入。当时极言其非者，惟孙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臣良胜曰：真宗初嗣大统，未及改元，即禁州郡上祥瑞矣。卒未免为矫诬。上天之主，钦若之罪，不必言矣。澶渊之盟，其积怼于防准既久，所以中真宗欲激真宗之怒以泄于准者，无不为也。但
译臣良胜说：春秋末期，虽然没听说有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的人，但也没有把怪异现象当作忌讳，反而喜欢祥瑞之事。祥瑞之风的盛行，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他曾在渥洼水中得到神马，于是作歌曲说：“太乙神贡献啊天马降临，沾着红色的汗水啊沫流呈赭色，从容驰骋啊系着缰绳行万里，如今谁能匹配啊与龙为友。”当时命令司马相如作诗赋。过了两年，宝鼎、天马、灵芝、赤雁接连出现。各种祥瑞之中，只有鼎是重器，所以改年号为“元鼎”，因为这是神灵所铸造的物品。商朝得到它，夏朝失去；周朝得到它，商朝失去；后来迁到郏鄏，将要把它作为受命的符瑞。春秋时，楚庄王询问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驳斥了他。战国时期，齐、秦、楚都想得到它，而周朝不知道给谁。显王四十二年，宋平社灭亡，鼎沉没在泗水中。大概是周人毁掉鼎来延缓祸患。所以苏轼说：“汉武帝巡视四方以取出鼎，这与儿童见识没有区别。”当时吾邱寿王也说：“汾阴的鼎，是汉鼎，不是周鼎。”到了明帝时，又有宝鼎出现在雒山，那么它的虚假就可以知道了。
颍川太守黄霸在郡任职时，凤凰、神雀多次聚集。皇帝下诏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几个月后，征召任命为太子太傅。
臣邱濬说：“凤凰的名字，记载在《诗经》、《尚书》、《论语》、《礼记》中。世上的人最终没有真正认识它形状是怎样的。自从宣帝即位到现在，总共出现了五次。于是用这个来纪年。唉！凤凰啊凤凰，观察德行的光辉而下来，为什么唯独宣帝这么多呢？所说的凤凰，难道真是凤凰吗？还是鹖雀之类的鸟呢？”
臣良胜说：宣帝是中兴之主，自己因为神雀聚集在长乐宫而改元，后来才有凤凰频繁出现而导致五凤年号。黄霸本是贤人，应当没有虚伪，但北郡太守严延年一向轻视黄霸为人，而褒奖赏赐先于自己，心里不服。当时府丞治理蝗灾，严延年说：“这蝗虫难道是凤凰吃的吗？”那么在当时本来就有怀疑的人。等到在丞相府，想要献上神雀来顺从张敞，放弃前来停止，那么他的失态也就完全显露了。后来甘露、黄龙又出现，纪年宣帝不久也去世，祥瑞应验没有证据。唉！上面有好尚的，下面必定更厉害。黄霸作为贤人也这样做，这造成的祸患就不浅了。
隋炀帝大业年间，有两只孔雀从西苑聚集在宝成，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看见了，上奏认为是鸾鸟。当时孔雀已经飞走，无法验证，于是百官称贺。皇帝下诏因为高德儒诚心冥合，初见嘉祥，任命为朝散大夫。
臣良胜说：高德儒的上奏，也是黄霸的旧计谋。唐太宗说：我曾经嘲笑隋主喜好祥瑞，可笑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唐玄宗时，太庙房屋损坏，当时皇上将要去东都，询问宋璟、苏颋。回答说：“灾异作为警戒，希望暂且停下驾。”又询问姚崇，回答说：“太庙的木材，都是苻坚时代的物品，年代久远腐朽而损坏恰好与出行日期相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皇上大喜，听从了他。
臣良胜说：姚崇在唐朝，也称贤相，史书说他善于应变，这类事情就是。臣说：这不是应变，而是逢迎邪恶。而且他说：“现在关中军队没有军饷，劳苦疲惫，出巡东都，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自己。”那么天子将要因为凶年出巡作为就食的计划吗？这是壮士所不说的。而顺从主上心意，遵从主上欲望，由此再次相任李林甫，从而效仿了。皇帝在东都，想迁回长安，裴耀卿等说：“农人场圃没有完毕，必须冬天才能返回。”李林甫说：“两都本来就是东西宫罢了，车驾往来，何必要等待时机？假如妨碍农事，只赦免所经过地方的租赋就可以了。”皇帝大喜，立即驾车向西。姚崇东巡的议论，与李林甫西还的议论，大概是一条道路。君子认为开元的治理，虽然出于姚崇，而天宝的动乱，也由于信任姚崇啊。
宋真宗对群臣说：“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刚就寝，忽然室中光耀，看见神人星冠绛衣，告诉说：‘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正好看见皇城司上奏，右承天门屋的南角，有黄帛拖在鸱尾上，大概是所降的书。”王旦等都称贺。皇帝立即步行到承天门，瞻望再拜。两个内臣登上屋顶捧着它下来。王旦跪着捧着进献，皇帝再拜接受。王钦若的计谋既已实行，陈尧叟等更加用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说祥瑞了。只有龙图阁待制孙奭对皇帝说：“以愚臣所闻，天何言哉？哪有书呢？”皇帝沉默。
吕中说：到了这时，李文靖的话应验了。封禅的议论，决于丁谓“定计有余”的一句话；天书的降临，成于王钦若“神道设教”的一句话。虽然以王文正的硕德重望，不敢有异议。后来范准的再次为相，也因为朱能的天书进入。当时极力说这不是的，只有孙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这足以破除人主的迷惑。臣良胜说：真宗初继大统，没来得及改元，就禁止州郡上祥瑞了。最终难免矫饰诬妄。上天之主，王钦若的罪过，不必说了。澶渊之盟，他对范准的积怨已久，所以中真宗意旨想激怒真宗以发泄在范准身上的，无所不为。但
其始谋作伪之时，真宗曰：“王旦得无不可乎？”茍持正议，则事已矣。乃以钦若谕意，黾勉从之。乃受美珠之赐，则物梗喉嗌，若喑哑人。及其捐馆，谓子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事之失。”令削发披缁以敛，盖亦悔之晩矣。冦准非特不谏，又自伪为之以图进。故其赴召，而门生曰：“若至河阳，坚求补外，此为上防。倘入见，即发干佑天书诈妄之事，次也。”准于是时，盖愧死矣。君子责备贤者，于钦若何尤焉？
译当初谋划造假的时候，真宗说：“王旦恐怕不同意吧？”如果王旦坚持正确的意见，那么这件事就作罢了。于是真宗用丁谓传达旨意，王旦勉强顺从了。等到接受美珠的赏赐时，王旦感到东西卡在喉咙里，像哑巴一样说不出话。到他去世时，对儿子说：“我别没有过错，只有没有劝谏天书这一件事的失误。”命令剃去头发、穿上僧衣来收殓，大概也是后悔得太晚了。寇准不仅不劝谏，又自己参与造假来谋求升迁。所以当他被召见时，门生说：“如果到了河阳，坚决请求外放，这是上策。倘若入朝觐见，就揭发乾祐天书欺诈虚妄的事，这是次策。”寇准在这个时候，大概是羞愧而死。君子对贤者要求严格，对丁谓又怎么能特别苛责呢？
宋神宗尝以灾异避正殿，减膳撤乐。王安石言于帝曰：“灾异皆天数，非闗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闻之叹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进邪説，以摇上心，使辅弼谏诤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
刘安世语録》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説，闻之乎？马永卿曰：未闻。先生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辟众言于上曰：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独为赵氏祸，乃为万世祸也。永卿曰：此言万世祸，或有术可以絶此言，使不传于后世乎？先生曰：安可絶也。此言一出，天下皆闻之，不若著论明辨之。曰：此乃祸天下后世之言，虽闻之不可从也。譬如毒药，不可絶，而神农与歴代名医言之曰：此乃毒药，如何形色，食之必杀人。故后人见而识之，必不食也。臣良胜曰：从古人君未有不畏天者，至于遇灾修省，有实有文，而未尝不以为惧也。其巧説逢君如姚崇者已甚矣。若许敬宗于髙宗则曰：星虽孛而光芒小。吕端于真宗则曰：彗出之应在齐鲁分，如是止矣。至安石则直曰：灾异天数，又曰：水旱尧汤不免，啓人君不畏天法祖而轻人言，自安石始。胡安国曰：谓驯致崇观之间，奸臣用事，一卉一木之异，指为嘉祥，天地灾变，隐而不言。吕中又谓：绍圣误国之论，皆出安石「天变不足畏」之説。甚者腊月之雷，指为瑞雷；三月之雪，指为瑞雪，视天变若童稚之可侮。则安石谓「三言」为万世祸，然哉！然哉！
王莽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荐宗庙，羣臣因奏莽功德致成周白雉之瑞，宜赐号安汉公。莽上书让，不听。
林氏曰：陈胜将起，以丹书帛，置之鱼腹，使呉广效狐鸣于丛祠。王莽将簒，风益州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以白雉献。然胜之谋，仅足以诳戍卒，而汉朝诸公卿乃为莽之所诳，其不知之耶？抑知之而相率为伪耶？臣良胜曰：春秋以前多惧灾也，春秋以后乃喜瑞也。汉之瑞犹有是物，至宋天书，皆伪为之矣。然谄佞之臣附防希宠，已无足责，贤如黄霸、姚崇、王旦、冦准，亦自不免。安石欲以经术辅世，而罪尤甚焉。至如羿宿之权，使官失其守，而为之党者，曲説以掩之。莽之奸，能风蛮夷以成其逆志，皆古今之大变也。臣故以之终始焉。
右衍戾和之咎
中庸衍义卷四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五明夏良胜撰「达道之义【君臣之常，君臣之变，君臣之戒】
干彖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朱熹曰：「圣人在上，髙出于物，犹乾道之变化，万国各得其所而咸宁，犹万物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臣良胜曰：「君之道，一天之道也。乾道运四德以时，而万物各有其生，故一物之失其节者，天道之未备也。圣人行四德以治，而万物各遂其生，故一物之失其所者，君道之未至也。」
泰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隂，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臣良胜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天不能自治，而付之君；君不能独治，而资之臣。资则交，交则同。大同则泰，道成矣。故天地之交，时运所以为泰；君臣之交，治道所以为泰。然而隂阳内外，君子小人，其消长之机，间不容发。若使昵于羣小，比之匪人，固亦谓之交也，而可以为泰乎？」
恒彖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臣良胜曰：日月之所以恒者，以其得天天德，刚健而不息也。四时之所以恒者，以其变化变化，流动而不滞也。君治之所以恒者，以其有道，道则合内外，贯终始而一致。若日月之不息，四时之不滞，是以天下化成，皆圣人之道之恒也。若汉武帝欲效唐虞之治，而内则多欲；唐太宗身致太平，而魏征十渐之
译宋神宗曾因灾异现象避开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王安石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命的安排，与人事的得失无关。”当时富弼在路上，听到这话叹息道：“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一定是奸佞之人进献邪说，来动摇君主的内心，使得辅佐劝谏的大臣无法施展他们的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可以不迅速补救。富弼立即上书数千言，广泛引用《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来阐明这绝对是不对的。
《刘安世语录》说：“金陵（王安石）有‘三不足’的说法，你听说过吗？”马永卿说：“没听说过。”先生说：“金陵执政时，同朝官员起来攻击他。金陵向皇帝辩解众人的言论说：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不仅成为赵氏皇朝的祸患，更是万世的祸患。”马永卿说：“说这是万世的祸患，或许有办法能杜绝这种言论，使它不流传到后世吗？”先生说：“怎么能杜绝呢。这话一出口，天下人都听说了，不如著文明确辩驳。说：这是祸害天下后世的言论，虽然听到了也不能听从。这好比毒药，无法杜绝，但神农和历代名医都说：这是毒药，是什么形状颜色，吃了必死无疑。所以后人看到并识别它，一定不敢吃。”臣夏良胜说：“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畏惧上天的，至于遇到灾异修省，有实质行动也有文告，而没有不感到恐惧的。那些巧言逢迎君主的人，像姚崇那样已经太过分了。如果许敬宗对高宗说：星星虽然出现孛星但光芒微弱。吕端对真宗说：彗星出现的应验只在齐鲁地区，这样就罢了。到了王安石则直接说：灾异是天命，又说：水旱灾害尧舜汤武也不能避免，开启君主不畏惧上天、不效法祖宗而轻视人言的风气，是从王安石开始的。”胡安国说：“认为逐渐导致崇宁、大观年间，奸臣当道，一草一木的异常，都指为吉祥的征兆，天地的灾变，隐瞒不说。”吕中又说：“绍圣年间误国的言论，都出自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说法。更甚者，腊月的雷，指为瑞雷；三月的雪，指为瑞雪，看待天变如同孩童可以欺侮。那么王安石所说的‘三言’是万世祸患，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王莽暗示益州长官，让塞外的蛮夷进献白雉。王莽禀告太后用白雉祭祀宗庙，群臣趁机上奏说王莽的功德达到了周成王时白雉进献的祥瑞，应该赐号安汉公。王莽上书推辞，没有被听从。
林氏说：“陈胜将要起事，用丹砂在丝帛上写字，放在鱼肚子里，让吴广在丛林中的祠庙假装狐狸叫。王莽将要篡位，暗示益州塞外的蛮夷自称越裳氏，进献白雉。然而陈胜的计谋，仅仅足以欺骗戍卒，而汉朝的各位公卿却被王莽所欺骗，他们是不懂呢？还是懂却一起弄虚作假呢？”臣夏良胜说：“春秋以前多畏惧灾异，春秋以后则喜好祥瑞。汉朝的祥瑞还有实物，到了宋朝的天书，都是伪造的。然而谄媚的臣子依附迎合以希求宠幸，已不值得责备，贤如黄霸、姚崇、王旦、寇准，也未能避免。王安石想用经术辅佐世道，罪过却更加严重。至于像羿宿那样的权臣，使官员失去职守，而为他们的党羽，用歪理来掩盖。王莽的奸诈，能暗示蛮夷来完成他的逆反志向，这都是古今的大变。臣所以用这些作为终结。”
右衍戾和之咎
中庸衍义卷四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五 明夏良胜撰 “达道之义【君臣之常，君臣之变，君臣之戒】
《乾卦》彖传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朱熹说：“圣人在上位，高出万物，如同乾道的变化，万国各得其所而安宁，如同万物各正性命而保持太和。”臣夏良胜说：“君主的道，就是天的道。乾道运行四德以顺应时节，而万物各有其生命，所以一物失去其节律，是天道尚未完备。圣人施行四德以治理，而万物各遂其生，所以一物失去其位置，是君道尚未达到。”
《泰卦》彖传说：“泰，小往大来，吉，亨。这是天地交合而万物通达，上下交合而意志相同。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退。”
臣夏良胜说：“天下，是天的天下。天不能自己治理，而托付给君主；君主不能独自治理，而依靠臣子。依靠则交合，交合则相同。大相同则泰，道就成就了。所以天地的交合，时节运行所以为泰；君臣的交合，治道所以为泰。然而阴阳内外，君子小人，其消长的关键，间不容发。如果亲近群小，结党非人，固然也可以说是交合，但能称为泰吗？”
《恒卦》彖传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臣夏良胜说：“日月之所以恒久，是因为它们得天德，刚健而不停息。四时之所以恒久，是因为它们变化，流动而不滞碍。君主的治理之所以恒久，是因为有道，道则合内外，贯穿始终而一致。如同日月的不停息，四时的不滞碍，因此天下化成，都是圣人之道恒久的结果。如果汉武帝想效法唐虞的治理，而内心多欲；唐太宗亲身实现太平，而魏征十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