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十五
焉，固非也。颛颛以利媚上，若汉之桑▯羊，唐之宇文融，宋之王安石者，又不足言矣。」
译那样做，本来就是不正确的。一心一意地用利益来讨好君主，像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宇文融、宋代的王安石那样的人，就更不值得提了。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蔡沈曰：「此亦禹之训也。色荒，惑嬖宠也；禽荒，耽逰畋也。荒者，迷乱之谓，甘嗜皆无厌也。峻，髙大也；宇，栋宇也；雕，绘饰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防亡也。」臣良胜曰：「三代家天下，自禹始，故其示后以保天下，亦自禹始。其为训昭明若此。太康一犯禽荒，遂以失邦；夏桀一犯色荒，遂以亡国。呜呼！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为人后者，于先世懿训，其慎保之哉！」
汤诰曰：「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
蔡沈曰：「天使我辑宁尔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当之，未知已得罪于天地与否，惊恐忧畏，若将坠于深渊。盖责愈重而忧愈大也。」
臣良胜曰：「成汤胜夏，诞告万方，与之更始。乃自戒惧若此。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临兆民，若朽索之驭六马。其道一而已矣，其心一而已矣。」
系辞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词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朱熹曰：「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必倾覆，易之道也。」臣良胜曰：「生于其心，克于其道，发于其道，成于其言。文王羑里之囚，虽死生利害不足以动其心，而忧患疢疾益足以深其道。故其易彖之言，容有近乎危者，然而言之危者，心之安也。心之安者，道之大也。故履和以至，谦尊以光，复小而辨，恒杂而理，损难而易，益裕而施，困穷而通，井安而迁，巽称而隐。凡其所以为危者，皆反身修德以即于安也。」嗟夫！天有徤之道，而后有日月星辰之文也；地有顺之道，而后有山川草木之文也；圣人有防天地之道，而后有经天纬地之文也。是文王之易之谓也。
武王席铭曰：「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一反一侧，尔不可不念。所监不逺，视尔之所代。」鉴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盘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逰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牖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剑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徳。行徳则兴，倍德则崩。」
臣良胜曰：「武王之铭，得于丹书之戒者深矣。天下之道二，理与欲而已。出乎此则入乎彼，故敬则毋怠，从怠非敬也。义则无欲，多欲非义也。武王之铭，志敬而辞义，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蔡沈曰：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也。益戒舜曰：「罔逰于逸，罔滛于乐。」舜，大圣人也，益犹以是戒之，则时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惧其知逸而不知无逸也，故作是书以训之。言则古昔，必称商王者，时之近也；必称先王者，王之亲也。举三宗者，继世之君也；详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防，下至畎亩艰难，闾里怨诅，无不具载。岂独成王之所当知哉？实天下万世人主之▯鉴也。
臣良胜曰：「上知之君，可正也；中才之主，难乎其为正也。老成之君，可道也；幼冲之主，难乎其为道也。故拂其志之所不欲，不可也；强其力之所不能，不可也。矧周公有圣人之德、叔父之亲、冡宰之位、摄政之权，而所事成王，又幼冲中才之主，无逸之陈，亦难乎其为言矣。故其书之纲领，但知稼穑艰难而已。此夫人之所能为，固不阻之以难从者。推其至于为三宗、为文王者，实不外是；而所以永年、所以享国长久，亦不外是。夫继世之君所欲，孰有大于永年享国者乎？是亦诱之以易从也。夫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而以文致戒其委曲之难如此，况其下乎？故伯益于舜则曰：「罔逰于逸」；臯陶于禹则曰：「无教逸欲有邦儆戒之词，若临师保而昌言。」是拜弗逆于
译古训说：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田猎，沉溺于美酒和音乐，建造高大楼宇和雕饰墙壁，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
蔡沈说：“这也是大禹的训诫。色荒，是迷惑于宠爱的妃嫔；禽荒，是沉溺于游猎。荒，是迷乱的意思，甘嗜都是不知满足。峻，是高；宇，是房屋；雕，是彩绘装饰。说这六项中只要有一项，都足以导致灭亡。”臣良胜说：“三代家天下，从大禹开始，所以大禹向后代展示如何保有天下，也从大禹开始。他的训诫如此昭明。太康一旦犯下禽荒，就因此失去国家；夏桀一旦犯下色荒，就因此亡国。唉！不犯错不遗忘，遵循旧的典章。作为继承先人的人，对于先世美好的训诫，一定要谨慎地保有啊！”
《汤诰》说：“让我一人来安定你们的邦国，现在我不知是否得罪了天地，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
蔡沈说：“上天让我安定你们的邦国，托付给我的责任重大，恐怕我不足以担当，不知是否已经得罪了天地，惊恐忧虑，好像将要坠入深渊。大概是责任越重，忧虑越大。”
臣良胜说：“成汤战胜夏朝，宣告天下，与之重新开始。却自我警戒恐惧到如此地步。尧的兢兢业业，舜的谨慎小心，禹面对万民，如同用腐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的心是一样的。”
《系辞》说：“《易经》的产生，大概是在殷商的末世，周朝盛德的时候吧？是在周文王与商纣王的事情发生时吧？”所以它的言辞危惧，使危惧的人得以平安，使轻慢的人得以倾覆。它的道理广大，万物不废弃，始终怀着恐惧，其要领是没有灾祸。这就叫做《易经》的道理。朱熹说：“因为危惧所以得到平安，轻慢则必然倾覆，这是《易经》的道理。”臣良胜说：“在心中产生，在道理上克制，在道理上发扬，在言语上成就。文王被囚禁在羑里，虽然生死利害不足以动摇他的心，但忧患疾病反而足以加深他的道理。所以《易经》卦辞中的言论，有的似乎接近危惧，但所说的危惧，是内心的安定。内心的安定，是道理的广大。所以履卦以和而至，谦卦以尊而光，复卦小而明辨，恒卦杂而有条理，损卦难而易，益卦裕而施，困卦穷而通，井卦安而迁，巽卦称而隐。所有那些看似危惧的，都是反身修德以达到安定。”唉！天有刚健的道理，然后才有日月星辰的文采；地有顺从的道理，然后才有山川草木的文采；圣人有防范天地的道理，然后才有经天纬地的文采。这就是所说的文王的《易经》。
武王在席上的铭文说：“安乐一定要恭敬，不要做可后悔的事。一旦偏离正道，你不能不思念。所借鉴的不远，看你所替代的人。”镜鉴上的铭文说：“看见你的前面，考虑你的后面。”盘上的铭文说：“与其沉溺于人，宁愿沉溺于深渊。沉溺于深渊还可以游动，沉溺于人无法挽救。”柱子上的铭文说：“不要说怎么会有残害，灾祸将会发生。不要说怎么会有伤害，灾祸将会很大。不要说怎么会有损伤，灾祸将会长久。”窗户上的铭文说：“顺应天时，利用地利。恭敬地祭祀皇天，恭敬地把握时机。”剑上的铭文说：“佩戴它作为服饰，行动一定要践行德行。践行德行就会兴盛，违背德行就会崩溃。”
臣良胜说：“武王的铭文，深得丹书警戒的精髓。天下的道理只有两种，理与欲而已。出于此则入于彼，所以恭敬就不会懈怠，从懈怠就不是恭敬。合乎义就没有欲望，多欲就不合乎义。武王的铭文，志向恭敬而言辞合乎义，这就是他垂拱而天下大治的原因。”
周公说：“唉！君子不要贪图安逸，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才知道百姓的依靠。”
蔡沈说：“安逸，是君主的大忌。自古有国家的人，没有不因为勤勉而兴盛，因为安逸而衰败的。伯益告诫舜说：‘不要沉溺于安逸，不要纵情于享乐。’舜是大圣人，伯益还用这个告诫他，那么当时的君主怎么可以忽视呢？成王刚执政，周公担心他知道安逸而不知道不要安逸，所以写这本书来训诫他。说到古昔，一定称颂商王，是因为时代接近；一定称颂先王，是因为是王的亲人。列举三宗，是因为他们是继位的君主；详细叙述文祖，是因为是耳目所及。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田间艰难，邻里怨恨诅咒，无不详细记载。难道只是成王所应当知道的吗？实在是天下万世君主的明鉴。”
臣良胜说：“上等的君主，可以匡正；中等的君主，难以匡正。老成的君主，可以引导；年幼的君主，难以引导。所以违背他心中不想要的，不可以；强迫他力量做不到的，不可以。况且周公有圣人的德行、叔父的亲情、冢宰的地位、摄政的权力，而所侍奉的成王，又是年幼中等的君主，陈述不要安逸的道理，也很难措辞。所以这本书的纲领，只是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而已。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本来不阻止他难以顺从的。推演到成为三宗、成为文王，其实不超出这个范围；而所以长寿、所以享国长久，也不超出这个范围。继位的君主所想要的，哪有比长寿享国更大的呢？这也是诱导他容易顺从。以成王的贤明、周公的圣明，用文辞委婉地告诫他如此艰难，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所以伯益对舜说：‘不要沉溺于安逸’；皋陶对禹说：‘不要教导安逸的欲望，要有邦国警戒的词句，如同面对师保而直言。’这是拜谢而不违背
烝民诗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懐，以慰其心。臣良胜曰：「诗三百篇，皆不言作者之名，惟烝民诗则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崧髙诗则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盖朝宁公言友朋，正义无隐，义无愧词，亦足以见宣王之治，上下无回，故公事而公言之也。况申伯徃邑于谢，山甫城彼东方，皆王命有作，以大其行，君臣礼义，亦非后世之可言矣。惟节南山之刺，尹氏亦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夫以尹氏厉威专权，使人无得戯谈，家父乃欲自表言出于己，以身当尹氏之怒，则当时权臣犹有所惮，而人犹敢以言犯之，卒未闻家父之祸。若后世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惨祸继之，视幽厉之世又逺矣。巷伯恶谗之诗，初无所指，而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斯人也而有斯作也，诗固可以观也。
鲁颂诗曰思无邪思马斯徂
朱熹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盖诗之言，美恶不同，或劝或惩，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明白简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称之，以为可当三百篇之义。以其要为不过乎此也。学者诚能深味其言，而审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则日用之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臣良胜曰：六经之文，以载道也。道一而已，故千条万绪，而本原之地，必归于一，而后为道之文也。诗之本，思无邪也；礼之本，无不敬也；易之隂阳，必知其所以消长变化者何如；书之政事，必知其所以治乱升降者何如；春秋褒贬，必知其所以王伯名分者何如。是之谓知本，是之谓善学。不然，博闻强记，皆糟粕而已。至如读屈骚，人皆知其屈抑悲愤之志，而莫知大意只在逺逰一篇，当时君闇臣谗，世莫可与，但相与归之防漠焉尔。读陶诗，人但知其恬淡隐况之髙，而不知其大意在述酒一篇，盖刘裕以进酒行弑，而莫能正者，则托酒而逃，以慕于仙也。是故作文者不可不有是也，考文者不可不知是也。是孔子读诗之遗教也。
夫人姜氏薨
左氏曰：「穆姜薨于东宫，始徃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旡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防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固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臣良胜曰：「书传所记妇人之言，近于理者甚众。若其析性命之理，断吉凶之占，达死生之道，有补于圣贤之学，惟穆姜数言而已。孔子系易而文言取之，以明干之大义，不可以人废也。夫以姜之明达识事，而溺于宣伯，至行谮毁，几杀其子，卒祸其身后世。若武曌机术，能不动声色，潜移唐祚，而溺于二张，杀废其子而不惜，大类夫此。哲妇倾城，信若是哉！」
叔孙豹如晋
左氏曰：「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絶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臣良胜曰：「穆叔之言，加于宣子数等矣。」文仲之称于鲁，惟告籴于齐，与吊宋灾为可称述，而行父之出莒仆，亦曰：「文仲之教以事君也，其言信有立者，可不朽也。」独不思三不仁不智，其名亦将不朽者乎？穆叔特取其言而功德不与焉，是亦有所别矣。
晋侯使韩起来聘
左氏曰
译《烝民》诗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长久怀念，以此宽慰他的心。臣良胜说：“《诗经》三百篇，都不说作者的名字，只有《烝民》诗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崧高》诗说：‘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大概朝廷中公正的言论，朋友间没有隐瞒，道义上没有愧怍之词，也足以看出宣王的治理，上下没有曲折，所以公事就公开谈论。何况申伯前往谢地建邑，山甫在东方筑城，都是王命有所作为，以扩大他的德行，君臣间的礼义，也不是后世可以谈论的。只有《节南山》的讽刺，尹氏也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凭着尹氏的威势专权，使人不能戏谈，家父却想表明言论出于自己，以身体承受尹氏的愤怒，那么当时的权臣尚有所忌惮，而人尚敢以言论触犯他，最终没听说家父的灾祸。如果后世诵读君子之泽，五代就断绝，而惨祸相继，比起幽王、厉王的时代又远多了。《巷伯》厌恶谗言的诗，起初没有特指，却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这个人而有这样的作品，诗确实可以观照人心。”
《鲁颂》诗说：思无邪，思马斯徂。
朱熹说：“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大概诗的语言，美恶不同，有的劝善有的惩恶，都有使人获得性情之正的作用。然而明白简切，通于上下，没有比这句话更好的，所以特别称引它，认为可以当作三百篇的意义。因为它的要点不过于此。学者如果能深深体味这句话，而在念虑之间审慎，必定使没有思想不出于正，那么日常的行为，没有不是天理的流行了。”
臣良胜说：“六经的文字，用来承载道。道只有一个，所以千条万绪，而本源之地，必定归于一，然后才是道的文字。诗的根本，是思无邪；礼的根本，是无不敬；《易》的阴阳，必定知道它消长变化的是怎样；《书》的政事，必定知道它治乱升降的是怎样；《春秋》的褒贬，必定知道它王霸名分的是怎样。这就叫知道根本，这就叫善于学习。不然，博闻强记，都是糟粕罢了。至于读屈原的《离骚》，人们都知道他屈抑悲愤的志向，而不知道大意只在《远游》一篇，当时君主昏暗臣子谗佞，世上没有可以共同的人，只是相与归于虚无罢了。读陶渊明的诗，人们只知道他恬淡隐逸的高尚，而不知道他的大意在《述酒》一篇，大概刘裕以进酒行弑，而没有人能纠正，就寄托于酒而逃避，以羡慕仙道。所以作文的人不可没有这个，考文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个。这是孔子读诗的遗教。”
夫人姜氏薨
《左传》说：“穆姜死在东宫，起初去占卜，遇到艮卦变为随卦。史官说：‘这叫艮之随。随是出，君主必定很快出来。’穆姜说：‘不对。《周易》说：‘随，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体的长；亨，是嘉的会；利，是义的和；贞，是事的干。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这确实不可欺骗，所以虽然随也无咎。现在我妇人参与叛乱，本来在下位而不仁，不能叫元；不安定国家，不能叫亨；作乱害身，不能叫利；弃位而淫，不能叫贞。有四种德行，随而无咎，我都没有，难道是随吗？我取恶，能无咎吗？必定死在这里，不能出来了。’”臣良胜说：“史传所记载妇人的言论，近于道理的很多。至于分析性命的道理，判断吉凶的占卜，通达死生的大道，有补于圣贤之学的，只有穆姜这几句话罢了。孔子系《易》而《文言》取用它们，以阐明干的大义，不可以人废言。凭着穆姜的明达识事，却溺于宣伯，以至于行谮毁，几乎杀了他的儿子，最终祸及其身后世。像武则天机术，能不动声色，潜移唐祚，而溺于二张，杀废他的儿子而不惜，大体像这样。哲妇倾城，确实如此啊！”
叔孙豹如晋
《左传》说：“穆叔到晋国，范宣子迎接他，问他。”古人有话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穆叔没有回答。宣子说：“从前我的祖先，从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这就是说的吗？”穆叔说：“据我所闻，这叫世禄。鲁国有先大夫叫臧文仲，死后，他的话还在，这就是说的吗？”我听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然长久不废，这叫不朽。”至于保姓受氏，以守宗庙，世代不绝祭祀，没有国家没有的，这是最大的禄，不能叫不朽。”臣良胜说：“穆叔的话，比宣子高几等了。”文仲在鲁国的称述，只有向齐国借粮，和吊唁宋国灾祸值得称述，而行父的出莒仆，也说：“文仲的教以事君，他的话确实有立的，可不朽。”唯独不想三不仁不智，他的名字也将不朽吗？穆叔只取他的话而功德不与，这也是有所区别的。
晋侯使韩起来聘
《左传》说
：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
译韩宣子来到鲁国聘问，并且告知鲁国要举行朝见天子的礼仪。他在太史氏那里观看典籍，看到了《易》的卦象和《鲁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都保存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以及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鲁国国君设享礼招待他，季武子吟诵了《诗经·大雅·绵》的最后一章。韩宣子吟诵了《诗经·小雅·角弓》，季武子拜谢说：“敢拜谢您弥合修补我们国家的不足，我们国君对此有所指望。”季武子又吟诵了《诗经·小雅·节南山》的最后一章。享礼结束后，在季氏家中设宴，那里有一棵美好的树。韩宣子称赞这棵树，季武子说：“我宿怎敢不保护培育这棵树，以不忘记《角弓》的教诲！”于是吟诵了《诗经·召南·甘棠》。韩宣子说：“我韩起承受不起，无法比得上召公的德行。”
臣良胜曰：「鲁闵公时，齐桓使仲孙省难，有乗乱取国之心。仲孙曰：『鲁犹秉周礼，国家之本未防也。』于是务宁鲁难而亲之，是之谓周礼。以先世俗政而言也。今宣子之谓周礼者，徒有其文而已。武子方以私交为重，一誉其树，则欲封殖无忘，且以召公甘棠之德谄之。此其志欲何为哉？専国逐君，其势既成于此矣，而曰周礼在焉，何哉？」
史记·世家》曰：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易象、说卦与文言。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
刘安世曰：后生未可遽立议论以褒贬古今，盖见闻未广而渉世浅故也。且如孔子，万世师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师孔子时，孔子年尚少也。又齐景公晏子适鲁问礼时，孔子年方三十。其后孔子年五十余，方歴聘诸国，十四年而归，退居鲁时，孔子年六十八岁，乃始删诗、定书、繋周易、作春秋。只数年间了却一生著述，盖是时学问成矣，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为后世法。譬如积水于千仞之渊，源一日决之，滔滔汩汩，直至于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终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浅也。古人著书多在暮年，盖为此也。
汉髙帝至丰沛，酒酣击筑而歌曰：「大风起兮云飞▯，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臣良胜曰：「髙祖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而歌词壮烈，乐而不纵，安不忘危。数言之间，而天时、人事、乡情、治道，咸具焉。三代而下，人君制作，此其最简而切者。孰谓其不事诗书而有是哉？」
武帝谓倪寛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寛説可观，乃从寛问一篇。」
真德秀曰：「典谟训告誓命之文，凢百篇，皆人主之轨范也。武帝初以为朴学，弗好，既失之矣。及闻寛说可观，又止从问一篇，则是其弗好如故也。然圣经之蕴无穷，随其所入，皆必有获。百篇之书，无所不备。使帝于其一篇果尝深玩而服膺焉，修已治人，亦有余用。而帝之行事未见有一与书合者，是亦徒问而已，果何益哉？」
唐太宗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竒，一将之知有余，万乗之才不足。」
胡氏曰：知人则易，自知则难。太宗之评魏武，正所以自状尔。或问：“汉髙祖、光武、昭烈、魏武、唐太宗人品如何？”曰：“髙祖尚矣，光武、昭烈犹鲁卫之政也。魏武、太宗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其所长短，盖畧相当。光武、昭烈才德俱优，魏武、太宗才优于德，然规模建立皆在髙祖范围之内尔。”
又幸灵州，勅勒诸部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
臣良胜曰：「有其善，防厥善；矜其能，防厥功。太宗自矜才知，而欲逞志髙丽。及无成功，而欲自掩于北代，复为诗词勒石示武，自矜功伐，正与曹操一等见识尔。故有识者观之，将谓太宗除凶，而凶未可除；突厥之祸，终唐之世。则所谓雪耻，乃自雪其耻也。何与于百王也哉！」
唐宪宗留意坟典，及观贞观、开元实録，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宗撰《开元训诫》，遂采《尚书》、《春秋》及《史汉》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金镜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辨邪正》、《戒权幸》、《慎防行》、《任贤臣》、《纳忠谏》、《谨征伐》、《重刑法》、《去奢泰》、《崇节俭》、《奬忠臣》、《修德政》、《简田猎》、《録勲贤》，书于屏风，列之座右。
臣良胜曰：宪宗于文知所以钩▯提要，为世切用，其用心亦勤矣。然推其心，特以太宗、▯宗均有制作垂世，故为是弥文之具，以耀前而夸后尔。淮西既平，骄侈自恣，程异、皇甫镈以言利幸，裴度以忠直踈，李逢吉以谗謟行，土木既兴，仙术并进，所谓十四篇无一不背，是谓无本之文，若潢潦之朝满
译臣良胜说：“鲁闵公时期，齐桓公派仲孙去慰问鲁国的灾难，内心却怀有趁乱夺取鲁国的心思。仲孙说：‘鲁国仍然秉持周礼，国家的根本尚未败坏。’于是致力于平息鲁国的祸乱并亲近它，这就是所谓的周礼。这是从先于世俗政治的角度来说的。如今宣子所说的周礼，只是徒有其表罢了。武子正把私人交情看得很重，一旦赞誉他种树，就想让他封植培育而不忘，并且用召公甘棠的德行来奉承他。这他的志向想要做什么呢？专权国家、驱逐君主，这种势头在这里已经形成了，却说周礼在其中，为什么呢？”
《史记·世家》说：康子于是召见孔子，孔子便回到鲁国。这实际上是鲁哀公十一年丁巳年，孔子当时六十八岁。然而鲁国最终没有任用孔子，孔子也不谋求做官。于是编撰书籍，传授《礼记》，删定《诗经》，校正音乐，编排《易经》的彖辞、系辞、象辞、说卦和文言。弟子大概有三千人，亲身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哀公十四年庚申年，鲁国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孔子于是作《春秋》。
刘安世说：“后辈不可以轻易地树立议论来褒贬古今，这是因为见闻不广且涉世浅的缘故。况且像孔子，是万世的老师。当孟僖子临死时，告诫他的继承人懿子以孔子为师的时候，孔子的年纪还轻。又当齐景公、晏子到鲁国问礼的时候，孔子年纪才三十岁。那以后孔子五十多岁，才周游列国，十四年后回来，退居鲁国时，孔子六十八岁，才开始删定《诗经》、审定《尚书》、系连《周易》、作《春秋》。只在几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著述，大概是因为这时学问已经成熟了，涉世已经很深了，所以他的著述才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譬如在千仞深的深渊中积水，源头一旦决开，滔滔滚滚，一直流到大海，是因为它的源头深。至于池塘里的积水，时而流动时而干涸，最终不能到达什么地方，是因为它的源头浅。古人著书多在晚年，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汉高祖到了丰沛，酒喝得痛快时击筑歌唱道：“大风刮起啊云彩飞扬，威严加于海内啊回到故乡，哪里能得到猛士啊守卫四方。”
臣良胜说：“高祖凭借马上征战得到天下，不从事诗书，然而歌词壮烈，快乐而不放纵，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几句话之间，天时、人事、乡情、治国之道，都具备在其中了。夏商周三代以后，君主的创作，这是最简练而切要的。谁说他不从事诗书而有这样的作品呢？”
汉武帝对倪宽说：“我起初认为《尚书》是朴拙的学问，不喜欢，等到听到倪宽解说可观，于是跟随倪宽问了一篇。”
真德秀说：“《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总共一百篇，都是君主的规范。汉武帝起初认为它是朴拙的学问，不喜欢，这就已经错了。等到听到倪宽解说可观，又只跟随问了一篇，那么他不喜欢还是像原来一样。然而圣经的蕴藏无穷，随着他所进入的，一定都有收获。一百篇的书，无所不备。假使皇帝对于其中的一篇果然曾经深入玩味并牢记在心，修养自己、治理他人，也有足够的用处。而皇帝的行事没有一件与《尚书》相合的，这也只是白白地询问罢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唐太宗到了邺城，亲自写文章祭祀魏太祖说：“面临危险制定应变之策，估量敌人设置奇谋，一个将领的智慧有余，万乘之主的才能不足。”
胡氏说：“了解别人容易，了解自己难。太宗评价魏武帝，正是用来形容自己罢了。有人问：‘汉高祖、光武帝、昭烈帝、魏武帝、唐太宗的人品如何？’回答说：‘高祖最高尚，光武帝、昭烈帝还像鲁国、卫国的政治一样。魏武帝、唐太宗在中原并驾齐驱，不知道鹿死谁手。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大概相当。光武帝、昭烈帝才能和品德都优秀，魏武帝、唐太宗才能优于品德，然而他们建立的规模都在高祖的范围之内罢了。’
又驾临灵州，敕勒各部相继来到灵州的有数千人。皇上作诗，叙述这件事说：“洗雪耻辱报答百代君王，铲除凶恶报答千古。”公卿请求在灵州刻石，皇上听从了。
臣良胜说：“有他的善行，要防止他的善行；夸耀他的才能，要防止他的功绩。太宗自夸才能和智慧，而想要在辽东逞志。等到没有成功，却想要在北代自我掩饰，又作诗词刻石显示武力，自夸功绩，正与曹操一样的见识罢了。所以有见识的人看来，将认为太宗铲除凶恶，而凶恶还没有被铲除；突厥的祸患，贯穿唐朝始终。那么所谓的洗雪耻辱，乃是洗雪他自己的耻辱罢了。与百代君王有什么关系呢！”
唐宪宗留意于古代典籍，等到观看《贞观实录》、《开元实录》，看见太宗撰写《金镜书》及《帝范》，玄宗撰写《开元训诫》，于是采集《尚书》、《春秋》以及《史记》、《汉书》等书中君臣行事可以作为金镜的，集成十四篇，叫《君臣道合》、《辨邪正》、《戒权幸》、《慎防行》、《任贤臣》、《纳忠谏》、《谨征伐》、《重刑法》、《去奢泰》、《崇节俭》、《奖忠臣》、《修德政》、《简田猎》、《录勋贤》，写在屏风上，陈列在座位旁边。
臣良胜说：宪宗对于文章知道如何钩深提要，为世切用，他的用心也很勤了。然而推究他的内心，只是因为太宗、玄宗都有创作流传于世，所以制作这些修饰文辞的工具，用来炫耀前人而夸耀后人罢了。淮西既然平定，骄傲奢侈放纵自己，程异、皇甫镈因为谈论利禄而得宠，裴度因为忠诚正直而被疏远，李逢吉因为谗言阿谀而得势，土木工程已经兴起，神仙方术一并推进，所谓的十四篇没有一篇不违背的，这叫没有根本的文章，像池塘里的水早晨满
夕涸，亦何贵于文哉？
唐宣宗夜召学士令狐绹，出《金镜》书，曰：“太宗所着也，卿为我举其要。”绹语对曰：“至治未尝任不肖，至乱未甞任贤。任贤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祸。”帝曰：“善。”朕谓此书三复乃已。
译傍晚水干了，又何必看重文章呢？
唐宣宗在夜里召见学士令狐绹，拿出《金镜》这本书，说：“这是太宗所著的，你为我概括其中的要点。”令狐绹回答说：“最太平的治理从未任用不贤之人，最混乱的世道从未任用贤能之人。任用贤能之人能享有天下的福泽，任用不贤之人会遭受天下的祸患。”皇帝说：“好。”我说这本书要反复阅读才罢休。
臣良胜曰：宣宗少有至性，而隐德不形，宫中以为不慧。盖当时援立之权，皆出宦官，若见英明，必为所忌矣。初临政而夺德裕之权，听樵夫父老而知泾阳、醴泉之政，闻绹之言，即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则于任贤退不肖之说，知之审矣。其最可称者，乐闻规谏，封驳合理，必屈意从之。得大臣章防，焚香盥手而读之。宰相徙其故人为隣州刺史，诘责之曰：「诏命既行，废阁不用，宰相可为有权。」虽自谓犹畏宦官，而有罪勿舍，有阙勿补，图为渐耗之术，至今犹为可行。故大中之治，人称为小太宗，得于金镜之文者多矣。惜其溺于方士，以药饵终，人故有遗恨焉。
宋太宗雅好文史，于禁中建清心殿，收藏图籍，以资观览。视朝之暇，必读《太平御览》。三卷有所阙废，即进补之。虽隆冬短晷，必足其数。大臣请少息，曰：“朕开卷有益，不为疲也。”常作戒词，戒州县官，书于治所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宁宗为王时，深慕朱熹之学，每讲官进讲，必问熹说何如？及即位，熹进《大学》讲议，一日启曰：“臣所进讲议于圣意何如？”曰：“其要只在求放心。”熹顿首曰：“陛下天纵生知，举此正是要领，愿推之以见于行。”
理宗制训防慎刑二铭戒饬中外。训防铭曰：周典六计，吏治条陈，以亷为本。乃良而循，彼肆贪虐，与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纵逭于法，愧其冠绅。货悖而入，灾及后人。我朝忠厚，黜贪为仁。咨尔羣辟，是训是遵。谨刑箴曰：民吾同胞，疾痛犹已。服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谨庶狱，恻怛恩防。金科玉条，毫析铢累。夫何大吏，蔑弃法理。逮于郡邑，滥用笞棰。典听朕言，式克钦止。
臣良胜曰：天下有实心，乃有实理；有实理，乃有实学。从古人君不废讲学，未有如宋之盛者。若宁宗尊尚朱熹，而知本原，用力之地只在求放心，尤大要也。然制于其母，而大位不受之父，此心之大失，何以救之哉？闻彭龟年进讲鲁庄公事，曰：「母不可制，当制其侍御之人。」此其心惕然有动乎？理宗制作尤当，缉熙有记，道统有赞，元良有规，皆近义理。若兹训亷谨刑之铭，尤切吏治。但真德秀云：「窒贿送而贿进者尚存，惩賍吏而賍多者漏网。」宋狱之滥，最甚于理宗之朝。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擅制狱具，非法残民。富实之家稍有罥罣，动籍其赀，不问轻重，并从科罚。至有监司郡守毋籍民家之禁，而未己。呜呼！文乎文乎？岂将谓饰虚名之具而已乎？
圣祖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以资览阅。谓詹同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畧，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有功于后世。」又曰：「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万世之师法也。」洪武六年，祖训録成。圣祖谓侍臣曰：「朕着祖训録，所以垂训子孙。朕更歴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防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茍作聪明，以乱旧章，是违祖训矣。」又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其小过不及尔。若一代定法，不可轻改，故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臣良胜曰：天纵圣学，能自得师，求帝王之遗书，诵孔子之格言，皆以资治，臻于至理，出其绪余，见之制作。金匮所藏，莫窥秘奥，惟祖训典章，流布海宇，真大禹典则之训，成汤风愆之戒也。伏闻仁庙在御言曰：「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更改而后成书。秦、晋、周世子皆在太祖闲暇，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
译臣良胜说：宣宗年少时就有纯真的本性，但隐藏德行不显露于外，宫中的人认为他不聪明。大概当时拥立皇帝的权力，都出自宦官之手，如果显露出英明，一定会被他们忌惮。刚即位就剥夺李德裕的权力，听从樵夫和老人的意见而了解泾阳、醴泉的政事，听到李绹的话，就说：“凡是想要达到太平盛世，应当把这句话作为首要。”那么在任用贤能、斥退不肖之人的道理上，他是了解得很透彻的。他最值得称道的是，乐于听取规劝和谏言，对于封驳合理的意见，一定委屈心意听从。得到大臣章防的奏章，焚香洗手后阅读。宰相把他原来的同僚调任为邻州刺史，他责问说：“诏命已经下达，却搁置不用，宰相可以显得很有权势。”虽然他自己说仍然畏惧宦官，但对于有罪的人不宽恕，有空缺的职位不补任，谋划逐渐削弱宦官势力的方法，至今看来还是可行的。所以大中年间的治理，人们称他为小太宗，从《金镜》一书中得到的益处很多。可惜他沉溺于方士，最终因服药而死，人们因此留有遗憾。
宋太宗向来喜爱文史，在禁中建立清心殿，收藏图书典籍，以供阅览。处理朝政的闲暇时间，一定阅读《太平御览》。如果缺了三卷，就进献补充。即使是隆冬季节白天短，也一定要读够数量。大臣请求稍微休息，他说：“我打开书本就有好处，不觉得疲劳。”他常常写告诫的词，告诫州县官员，写在办公场所说：“你们的俸禄，是百姓的血汗。下层的百姓容易受虐，上天难以欺骗。”
宁宗做亲王时，深深仰慕朱熹的学问，每当讲官进宫讲学，一定问朱熹怎么说？等到即位后，朱熹进献《大学》讲议，有一天启奏说：“臣进献的讲议，圣意觉得如何？”宁宗说：“它的要点只在寻求放失的本心。”朱熹叩头说：“陛下天生圣明，指出这正是关键，希望推而广之体现在行动上。”
理宗制作《训防》和《慎刑》两篇铭文，告诫内外官员。《训防铭》说：周朝的法典有六项考核，官吏治理条理陈述，以廉洁为根本。于是善良而顺从，那些肆意贪婪暴虐的，与豺狼虎豹相同。使自家富裕，使我们的百姓贫弱。即使逃避了法律，也愧对官帽和腰带。违背道义得来的财物，灾祸会波及后人。我们朝代的忠厚，斥退贪婪就是仁政。希望你们各位长官，遵循这条训诫。《慎刑箴》说：百姓是我的同胞，他们的疾痛就像我自己的一样。使用严酷的刑罚，不是不得已。仰思祖宗，像保护婴儿一样。明察谨慎各种案件，怀着恻隐之心和恩惠。法律条文，毫厘必较。为什么那些大官，蔑视抛弃法理。下到郡县，滥用鞭杖。听从我的话，才能恭敬地止息。
臣良胜说：天下有真诚的心，才有真实的道理；有真实的道理，才有真实的学问。从古代君主不废弃讲学，没有比宋朝更兴盛的了。如果宁宗尊崇朱熹，知道根本，用力的地方只在寻求放失的本心，这是特别重要的。然而受制于他的母亲，而大位不是父亲传给的，这颗心的重大失误，怎么补救呢？听说彭龟年进讲鲁庄公的事，说：“母亲不能制约，应当制约她身边的人。”这颗心难道没有触动吗？理宗的制作尤其恰当，缉熙有记，道统有赞，元良有规，都接近义理。像这《训防》和《慎刑》的铭文，尤其切合吏治。但真德秀说：“堵塞贿赂的通道而送贿赂的人仍然存在，惩治贪官而贪官多的人漏网。”宋朝司法的滥用，在理宗朝最严重。监司和郡守擅自作威作福，擅自制造刑具，非法残害百姓。富裕的家庭稍有牵涉，动不动就抄没他们的财产，不问轻重，都进行科罚。甚至有禁止监司郡守抄没民家的禁令，却仍未停止。唉！文采啊文采！难道只是装饰虚名的工具吗？
圣祖命令有关部门访求古今书籍，以供阅览。对詹同说：“三皇五帝的书，不完全存在于世间，所以后世很少知道他们的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才开始出现，唐尧虞舜三代治理，才开始得以看见。汉武帝雄才大略，后世很少能及。至于表彰六经，开阐圣贤的学问，对后世有功。”又说：“我每当在宫中无事，就取孔子的话观看，如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使用民力要顺应时节，真是治国的良规，万世的师法。”洪武六年，《祖训录》编成。圣祖对侍臣说：“我著《祖训录》，是为了垂训子孙。我经历世事，创业艰难，常担心子孙不知道坚守什么，所以写这本书，日夜思考，详尽周全，推演六年，才编成。后世子孙坚守它，就能永远保有天命。如果自作聪明，扰乱旧章，就是违背祖训了。”又说：“日月能长久照耀，万世不改变它的明亮；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变它的行为。三代因时损益，只是小过或不及罢了。如果一代定下的法度，不可轻易改变，所以荒废了事业，几乎灭亡夏朝；颠覆典章刑法，几乎灭亡商朝。后世子孙应当思考恭敬地遵守祖法。”
臣良胜说：上天赋予圣学，能自己找到老师，寻求帝王的遗书，诵读孔子的格言，都用来资治，达到至理，将其余绪，体现在制作上。金匮所藏，无人能窥探其奥秘，只有祖训典章，流传天下，真是大禹典则的训诫，成汤风愆的警戒。听说仁庙在位时说：“我十几岁时侍奉太祖皇帝，亲眼看见作祖训，多次更改后才成书。秦、晋、周世子都在太祖闲暇时，就召太孙及诸世子在前，分条逐事，委曲开导他们，都是修身齐家，以至治天下的关键。做天子做藩王，能每事遵守，哪有福禄不永
逺者？」呜呼休哉！惟创业而知虑子孙之易，惟守成而知继祖宗之难，必有万世无疆之恤，而后有万世无疆之休。谅哉！
译远方的人吗？啊，真是美好啊！只有开创基业时懂得为子孙考虑容易，只有守成时懂得继承祖业艰难，必定有万世无尽的忧患意识，然后才有万世无尽的美好福泽。确实如此啊！
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初，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徃徃不安职业，触罹宪章，欲彷成周，乃作《大诰》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条目，以诰天下。又虑诰条未能尽天下之情，续为一编，以申其意，使民观感知所劝惩。自是民之作非者鲜，从化者多。故又作三编《大诰》，其意切至，而词益加详焉。每编成，上亲序之。
臣良胜曰：周公治殷乱，民乃有《大诰》之作，尚未格乂，乃有《多士》《多方》之作。怙侈灭义之风未息，而召公、毕公、君陈复治之。矧圣祖继故元之乱，而《大诰》之训劝解始明，务使家传人诵。故论刑以有《大诰》，则减罪一等，极有深意。而今以为虚文，故案未之省也。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文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里形势，归附始末，为《大明志》。
臣良胜曰：圣谟宏逺，盖序《禹贡》述职方意也。所以一区宇，用以昭示子孙，创守艰难，皆于是乎在。故文皇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采摭事实。至睿皇，又命儒臣通辑成书，为《大明一统志》。于古今建置、人贤、地里、形势、民物登耗、风俗媺恶，不出殿廷而可知。天下足以成圣祖之盛制云。
洪武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文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加陈澔集说焉。
臣良胜曰：天下一统，有征于书同文也。而文之同者，其转移导化之机，莫先于科目。盖上以是取，下以是应，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也。我祖宗垂训，明切如此。而今之业易、业春秋者，置易传与三传而不省；业书、业礼者，已不闻有古注疏之书。是在主司者，当有一道德而同风俗之志也。申明初制，是有望焉。
圣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寺人、外戚、权臣、藩镇、边徼之祸曰：「木必蠧而后风折，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已。汉无外戚、奄寺之权，唐无藩镇、边徼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徃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茍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兵柄，则无寺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为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待符而调，岂有防扈之忧？至于制四裔，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观览，亦社稷无穷之福也。」臣良胜曰：「戒之者，所以图存也；警恶者，所以思善也。昔孔子观周明堂，门墉间见图有桀纣之象，叹曰：『此周之所以盛也。』明镜所以察形，徃古所以知今也。我圣祖歴举前代所以灭亡者，皆由女宠、寺人、外戚、权臣、藩镇、边徼之祸，而思所以制之，皆原于人主之身，古今经济之畧，殆无遗虑。若果成编，藏之秘府，圣子神孙有所取法，诚万世长存与天无极之道也。如其未就之志，则继述之孝，无有大于是者。臣不胜惓惓仰望之至。」
右衍经济之文
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臣良胜曰：文字之兴，自庖牺氏而书制有六：曰象形，若日月之类，象日月形体而命之也；曰防意，若人言为信，止戈为武，防人意而命之也；曰转注，若考老之类，文意相受而命之也；曰指事，若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事得宜也；曰假借，若令长之类，一文而二用也；曰谐声，若江河之类，皆以水为形，耳为声也。是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又不特鱼鸟之迹，防画之求而已也。
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
译皇帝亲自撰写的《大诰三编》完成，颁布给天下人看。起初，皇上认为内外臣民沾染了元朝的陋习，往往不安于本职工作，触犯法律章程，想要效仿周成王的做法，于是制定了《大诰》，用来训导感化他们。于是选取当时世事中好的可以作为法则、坏的可以作为警戒的内容作为条目，以此告诫天下。又担心《大诰》的条目不能穷尽天下的情况，接着编写了一编，来申明其中的意思，让百姓观看后能明白受到鼓励和惩罚的道理。从此以后，百姓做坏事的人很少，顺从教化的人很多。所以又编写了第三编《大诰》，其用意恳切周到，而言辞更加详细。每一编完成，皇上亲自作序。
臣良胜说：周公治理殷商的混乱，百姓才有了《大诰》的写作，但尚未完全感化治理，于是有了《多士》《多方》的写作。依仗奢侈、泯灭道义的风气没有止息，召公、毕公、君陈又加以治理。何况圣祖承接元朝动乱之后，而《大诰》的训导劝诫才明确，务必使家家户户传诵。所以讨论刑罚时提到《大诰》，就减轻一等罪责，这极有深意。而现在把它当作虚文，所以案件没有因此得到宽减。
洪武三年，命令儒士魏俊文等六人，编纂分类天下郡县的地形形势、归附的始末，写成《大明志》。
臣良胜说：圣上的谋略宏大深远，大概是遵循《禹贡》述职方（考察四方）的意思。用来统一疆域，用以昭示子孙，开创和守成的艰难，都在于此。所以文皇帝十六年，又派遣官员分赴天下，采集事实。到了睿皇帝，又命令儒臣通篇辑录成书，作为《大明一统志》。对于古今的建置、人物贤愚、地理形势、人口增减、风俗好坏，不出宫庭就能知道。天下足以成就圣祖的盛大制度。
洪武十七年，命令礼部颁布实行科举考试的程式。士人各自专攻一经，都兼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的义理，以朱熹的集注为主。《易经》的章句以程颐、朱熹的传注为主，《尚书》以蔡沈的传注及古注疏为主。《诗经》以朱熹的集传为主，《春秋》以三传及胡安国、张洽的传注为主，《礼记》以古注疏为主。
文皇帝修撰《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只有《春秋》推崇胡安国，《礼记》增加了陈澔的集说。
臣良胜说：天下一统，有文字统一作为证据。而文字的统一，其转移引导教化的关键，没有比科举制度更优先的。因为皇上以此选拔，士人以此应对，老师以此教导，学生以此学习。我们祖宗留下的训诫，明确切要如此。而现在学习《易》、学习《春秋》的人，放置《易传》与三传而不省察；学习《书》、学习《礼》的人，已经听不到有古注疏的书了。这在主持考试的人，应当有统一道德、统一风俗的志向。申明最初的制度，是有希望的。
圣祖与侍臣谈论到古代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边疆的祸患时说：“树木必定先腐烂然后才被风吹断，身体必定先虚弱然后疾病才乘虚而入。国家的事情，也是这样。汉朝如果没有外戚、宦官的专权，唐朝如果没有藩镇、边疆的祸患，国家怎么能灭亡？我观察往昔的历史，深深地引以为戒。然而制约它们有其方法，如果不迷惑于声色，严格宫闱的禁令，贵贱有等级，恩爱不掩盖道义，女宠的祸患从哪里产生？不被私爱牵制，只任用贤能，对于政令典章，裁断至为公正，外戚的祸患如何兴起？宦官擅长服侍，职责在于打扫、供给、使唤，不假借兵权，就没有宦官的祸患。上下相互维系，大小相互制约，防止耳目被壅蔽，谨慎威福不下移，就没有权臣的祸患。藩镇的设置，本来是为百姓服务，财权归于有关部门，军队必须凭符节才能调动，哪里有防备护卫的忧虑？至于控制四方少数民族，就修习武备，谨慎边防，来了就抵御，走了不穷追，哪里有侵扰暴虐的担忧？常常想写书，让后世子孙观看，这也是国家无穷的福气。”臣良胜说：“告诫的，是为了谋求生存；警戒恶行的，是为了思考善行。从前孔子观看周朝明堂，门墙之间看到图画有桀纣的形象，感叹说：‘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明亮的镜子用来观察形体，往昔的历史用来了解现在。我们圣祖列举前代灭亡的原因，都是由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边疆的祸患，而思考制约它们的方法，都源于君主自身，古今经世济民的方略，几乎没有遗漏的考虑。如果果然写成书，藏在秘府，圣明的子孙有所效法，确实是万世长存、与天无极的道理。如果未能完成这个志向，那么继承先志的孝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不胜殷切仰望之至。”
以上阐述经济（经世济民）的文章。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用书契代替它，百官由此治理，万民由此明察。”大概取象于夬卦。
臣良胜说：文字的兴起，从伏羲氏开始，书的制度有六种：叫象形，像日月之类，模仿日月形体而命名；叫指事，像人言为信，止戈为武，指示人意而命名；叫转注，像考老之类，文字意义相通而命名；叫指事，像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事情得当；叫假借，像令长之类，一个字而两种用法；叫谐声，像江河之类，都以水为形，耳为声。这是天下的义理，必定归于文字；天下的文字，必定归于六书。又不只是鱼鸟的足迹，描绘的寻求而已。
《卿云歌》说：“卿云灿烂啊，纠缦缦啊，日
月光华，旦复旦兮。」臣良胜曰：「圣人为世瑞也，故舜之时，卿云之见，乃以章礼鳯凰之仪，乃以成乐，不以瑞名之也。若后世天马、寳鼎、朱鴈之歌，则甚侈矣。」
译月光华，旦复旦兮。”臣良胜说：“圣人是世间的祥瑞，所以舜帝的时候，卿云出现，是用来彰显礼仪；凤凰的仪态，是用来成就乐舞，并不用祥瑞来命名它们。如果后世的《天马》《宝鼎》《朱雁》等歌辞，那就太奢侈了。”
箕子麦秀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臣良胜曰：箕子朝周，过殷墟，咸生禾黍，伤之。欲哭不可，欲泣为近妇人，故作是诗以歌之。民为流涕。东周大夫赋《黍离》之诗，是本于此。陶渊明曰：「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凄矣其悲噫！是可以观箕子之心矣。
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臣良胜曰：按《史记》武王灭商，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乃作此歌。其后四皓隐商岩，亦祖此义而作歌曰：「莫莫髙山，深谷逶迤。▯▯紫芝，可以疗饥。驷马髙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知贫贱之肆志。」然则西山之歌，可以察天下兴亡之几；商山之歌，可以识一身安危之理。
孔子获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鳯逰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公羊传》曰：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靣，涕泪沾袍。臣尝闻夫子之生，有麟而赤绂，人以为祥也。今出而见获，岂惟夫子道之穷？越二年而两楹之奠梦矣。故曰：圣人之生，天地之交感，五行之秀防也。岂偶然哉？
汉武帝幸河东，祠后土，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懐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击中流兮▯素波。箫鼓鸣兮发掉，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柰老何！」
臣良胜曰：「武帝此词雄壮激烈，为辞人所宗。其意既壮，感叹繋之，固亦悔心之萌也。然留连光景，耽乐追欢，而所懐佳人，其不迨髙祖之思猛士逺矣。」
曹操《神龟篇》曰：「老骥伏▯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臣良胜曰：「诗言志也。操之诗，奸雄之志也。所谓壮心不已，欲何为哉？九锡未已，簒夺而后厌也。晋王敦极爱此诗，每醉则歌，以鐡如意击唾壶，壶为之缺。二奸心事，率于此一诗见之。故曰：诗可以观。」
魏文帝虽在军中，手不释卷，少诵《诗》《论》，及长，备歴五经、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
陈夀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材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逺之有？」
真德秀曰：「文帝之为太子也，与一时文士若王粲、阮瑀诸人逰，号建安七子。帝及粲、瑀所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丽华美则诚有之，揆诸风雅、典诰则罪人也。」
魏髙祖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一年以后，诏防皆自为之。
臣良胜曰：宋魏之世，魏髙祖为独贤，变北语，用文士，欲兴礼乐，郁然有太平之风。最可称者，诛沙门，废佛寺，而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是岂可以北朝少之？惜其恃于严明，肆行杀伐。初破南兖、徐、豫、青、冀六州，丁壮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为戱，所过赤地。春燕归巢于林木，此岂为久长之道哉？宜其传世防君萧衍，以六贵同朝，必知有乱。尔朱荣、髙欢之毒既施，而魏以三岁之婴亡。天道何还之速，而显也？
唐太宗时，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词命，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
臣良胜曰：太宗可谓真知轻重者矣。然而太宗固非不好文者，特论欲占上格。尔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后为一诗述古兴亡，世南已即世，命褚遂良即世南灵座焚之。推是心也，与隋炀帝忌薛道衡、王冑等尔，又何叹于梁、陈也哉？但太宗别有政事可观，不専于文
译箕子所作的《麦秀》诗说：“麦子长得茂盛啊，禾黍长得润泽。那个狡诈的童子啊，不与我这好伴侣亲近。”
臣良胜说：箕子朝见周朝，路过殷商的废墟，只见长满了禾黍，心中悲伤。想哭又不可以，想流泪又显得像妇人一样柔弱，于是作了这首诗来歌唱它。百姓听了都流下眼泪。东周的大夫吟诵《黍离》这首诗，就是源于此。陶渊明说：“离开故乡的感慨，尚且让人迟迟不忍离去，何况是时代更迭，触目所及都非旧貌。”哀伤的箕子，怎么能平复心情呢？那《狡童》之歌，真是凄惨悲切啊！由此可以观察箕子的心迹了。
《采薇》歌说：“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用暴力取代暴力啊，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忽然消逝了啊，我到哪里去归依呢？唉，我即将死去啊，命运真是衰败啊！”
臣良胜说：按照《史记》记载，周武王灭掉商朝，伯夷、叔齐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于是作了这首歌。后来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也秉承这个义理而作歌说：“高山茂密，深谷曲折。紫芝茂盛，可以充饥。四匹马拉的高车华盖，忧虑却很大。富贵使人畏惧他人，却不知道贫贱能放纵心志。”那么，西山的歌，可以洞察天下兴亡的征兆；商山的歌，可以认识个人安危的道理。
孔子捕获麒麟，作歌说：“唐尧虞舜的时代啊，麒麟凤凰遨游。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你来寻求什么？麒麟啊，麒麟啊，我心中忧愁。”
《公羊传》说：麒麟是仁爱的神兽。有王者就出现，没有王者就不出现。有人报告说：有一只像麕却长着角的动物。孔子说：“是谁让你来的呢？是谁让你来的呢？”用袖子擦脸，泪水沾湿了衣袍。臣曾经听说夫子出生时，有麒麟出现并带有红色的绶带，人们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如今它出现却被捕获，这难道只是夫子道义穷尽的表现吗？过了两年，夫子就做了两楹之间祭奠的梦。所以说：圣人的出生，是天地的交感，五行的精华所汇聚。难道是偶然吗？
汉武帝到河东巡视，祭祀后土，作《秋风辞》说：“秋风起啊白云飞，草木枯黄凋落啊大雁南归。兰花秀丽啊菊花芬芳，怀念佳人啊不能忘记。泛舟楼船啊渡过汾河，击水中流啊激起素波。箫鼓鸣响啊摇动船桨，歌唱欢乐到了极点啊哀情有多少。青春壮年能维持多久啊，对衰老无可奈何！”
臣良胜说：“武帝这首词雄壮激烈，被辞赋家所推崇。他的意旨既雄壮，感叹随之而来，这本来就是悔心的萌芽。然而他留恋光景，沉溺享乐追求欢愉，而他所怀念的佳人，比起高祖思念猛士来，相差太远了。”
曹操《神龟篇》说：“老马伏在马槽中，志向却在千里之外。烈士到了晚年，壮心依然不止。”
臣良胜说：“诗是表达志向的。曹操的诗，是奸雄的志向。所谓壮心不止，想做什么呢？九锡的恩宠还不够，篡夺皇位后才满足。晋朝的王敦极爱这首诗，每次喝醉就歌唱，用铁如意敲击唾壶，壶都被敲缺了。两个奸雄的心事，大都在这一首诗中体现出来。所以说：诗可以用来观察人的志向。”
魏文帝虽然在军中，手不离开书卷，年少时诵读《诗经》《论语》，长大后，遍览五经、史书、《汉书》及诸子百家的言论，没有不全部阅览的。他所写的书论、诗、赋，共六十篇。
陈寿说：“文帝天资富有文采，下笔就能成文，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才能技艺兼备。如果再加上宽宏的度量，用公平的诚意来勉励自己，立志追求大道，能够扩大德行的胸怀，那么古代的贤明君主，又有什么遥远的呢？”
真德秀说：“文帝做太子时，与当时的文士如王粲、阮瑀等人交游，号称建安七子。文帝以及王粲、阮瑀所写的文章，至今都还在。它们的辞藻华丽确实如此，但对照《诗经》的风雅和经典的诰命，他们就是罪人。”
魏高祖喜欢读书，手不离开书卷，在车上、马背上，不忘讲论道理，善于写文章，大多在马背上口述而成，写成后不再修改一个字，从太和十一年以后，诏令公文都由他自己撰写。
臣良胜说：宋魏时代，魏高祖最为贤明，改变北方语言，任用文士，想要振兴礼乐，郁郁然有太平之风。最值得称赞的是，诛杀沙门，废除佛寺，并且说：“法律，是我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怎么敢轻视呢？”这难道可以因为他是北朝人就轻视他吗？可惜他倚仗严明，肆意施行杀伐。起初攻破南兖、徐、豫、青、冀六州，斩断丁壮男子，将婴儿穿在长矛上，盘舞取乐，所过之处变成赤地。春天的燕子回归巢穴于林木之中，这难道是长久的治国之道吗？难怪他传位给几个君主后，萧衍以六位权贵同朝，必定知道会有动乱。尔朱荣、高欢的毒害既已施加，魏朝就随着三岁的婴儿灭亡了。天道报复得多么迅速而明显啊！
唐太宗时，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编纂皇帝的文章。太宗说：“我的诏令，对百姓有益的，史官都会记载，足以不朽。如果没有益处，编纂它有什么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流传于世，这对挽救他们的灭亡有什么帮助呢？君主担心的是没有德政，文章有什么用？”
臣良胜说：太宗可以说是真正懂得轻重的人。然而太宗本来也不是不喜欢文学的人，只是言论想要占据上等地位。他曾作宫体诗，让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说：“圣上的作品确实精巧，但体裁不雅正。”后来太宗作了一首诗叙述古时的兴亡，虞世南已经去世，太宗命令褚遂良在虞世南的灵位前焚烧这首诗。推究这种心态，与隋炀帝忌恨薛道衡、王胄等人是一样的，又何必感叹梁、陈的灭亡呢？只是太宗另有政事可观，不专门致力于文学。
臣良胜曰：「真宗遘疾既久，太子于资善堂决事时作也。不逾年而真宗晏驾矣。或曰：时丁谓用事，搆隙两宫，托藏御集，实欲尊奉所降天书，恱其意以固宠尔。观其后以之殉葬，则建阁珍藏，亦或然也。真宗有御集可藏，其于文字甚所注意，故于邢昺讲《春秋》则曰：『勤学有益』，又曰：『资于政理，无如经书』。然卒不免于矫诬上天之议。人君不事实德而崇饰虚文，则臣下以虚文应之，如丁谓者众矣。」
元宗时，张说、宋璟、乾曜同上官命，宴东堂，赐诗曰：「赤帝收三杰，黄轩举二臣。由来丞相重，分掌国之钧。我有握中璧，双飞席上珍。子房推要道，仲子讶风神。复辍台衡老，将为调防人。鹓鸾同拜日，车骑拥行尘。乐奏南宫宴，觞连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叙彛伦。」
臣良胜曰：元宗游意词翰，动有可传，此其一也。其后择廷臣出刺史诸州，诏宰相祖道洛濵，命髙力士赐诗，令题座右。帝亲书，且给笔札，令自赋。观此境界，岂不为盛？而天寳之乱，竟亦无救，盖其心自矜于是也。夫矜文则轻士，轻士则弃贤，弃贤则政乱。炀帝曰：「天下皆谓朕承籍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髙选，亦谓天子矣。」矜侈若此，夫岂不亡？唐庄宗既取汴，谓臣下曰：「吾于十指上得天下，而髙氏不朝。」魏武才得荆州，而于张松忽之，率此累也，尚戒之哉！
唐宪宗见洪州观察判官栁公权书迹，爱之，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黙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宋英宗于资善堂出御书唐人诗分赐在坐，翌日吕公着奏曰：“陛下日新典学，诚以尧舜三代为法则，四海不劳而治。将来《论语》终帙进讲《尚书》二书，皆圣人格言，为君之要道。臣辄取其中及《孝经》内节要语，共百叚进呈。圣人之言本无可去取，臣惟取明白切于治道者，庶便省览。若逰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
臣良胜曰：「公着之善谏，自公权而来。公权直攻其所短，匡救之意也；公着因就其所长，将顺之意也。二者皆引君当道，足为事君者之法也。」
理宗时，魏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后二十余疏，皆当世急务。帝将引以共政，而忌者相与谋排摈之。且言了翁知兵，体乃命出视师，赐便宜诏书如张浚故事。陛辞，御书唐严武诗及“鹤山书院”四大字赐之。
臣良胜曰：理宗笃于向道，不独词翰之工而已。其幸太学，则书《道统赞》及《白鹿洞学规》，赐诸生于邱岳，则赐《忠实事》，皆其所优也。观于此，了翁不为不知，竟伤于忌者之口，而出之于外，非帝之不明也。盖忌者之言近于理，是则曰：「君子可欺以方也。」夫其曰知兵，且仿张浚故事，在理宗固当深信，在了翁不得自避，在天下亦不得而非议之也。昔卢杞忌张镒，则荐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遂使朱泚以杀之于顔真卿，于李揆，率用此术。此小人忌嫉之尤者，人主有以察此而后为至明，是何敢望于理宗也？独惜了翁与真德秀俱以正直为邪人所忌，且造为飞语曰：「魏了翁伪君子，真德秀真小人。」流落十年，遭遇未几，而不终于用。非二贤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也。
国朝陶安知饶州府时，闽冦陷浮梁、乐平，进围郡城。安谕父老，率子弟固守。后防就擒，胁从者立宥之，全活甚众。圣祖嘉其功，诗以美之曰：“匡庐岩穴甚，济济水怪无端盈。彭蠡鳄鱼因韩去，逺洋陶安鄱阳即一理。”又制门帖赐之曰：“国朝谋畧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魏国公徐达薨，圣祖怆然不乐，谓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羣冦，克济大勲。今边境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而太隂屡犯上将，不意遽殒其命。天何夺吾将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嘘流涕，思尽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乃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着其勲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
译臣良胜说：“真宗患病已久，太子在资善堂处理政务时，曾作诗。不到一年，真宗就去世了。有人说：当时丁谓掌权，挑拨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假托收藏御集，实际上是想尊崇所降下的天书，以此取悦真宗以巩固自己的宠信。看后来用御集殉葬，那么建阁珍藏，或许也是真的。真宗有御集可以收藏，他对文字非常注重，所以当邢昺讲解《春秋》时，他说：‘勤学有益’，又说：‘有助于政治治理的，没有比经书更好的了。’然而最终仍不免遭到矫饰欺瞒上天的非议。君主不注重实际德行而崇尚虚浮的文饰，那么臣下就用虚浮的文饰来应付他，像丁谓这样的人就多了。”
唐玄宗时，张说、宋璟、萧嵩共同接受皇帝的命令，在东堂设宴，皇帝赐诗说：“赤帝收罗三位豪杰，黄帝举荐两位贤臣。历来丞相地位尊崇，分别掌管国家的权柄。我有手中的美玉，如同席上双飞的珍宝。张良推崇重要的道理，陈仲子惊讶于风度的神采。再次让台衡的老臣暂离职位，将去担任调防的人。像鹓鸾一样一同拜见之日，车马仪仗拥簇着行进的尘土。音乐奏响南宫的宴会，酒杯相连如北斗般醇厚。使我成就百官之长，垂衣拱手以理顺伦理。”
臣良胜说：玄宗喜好辞章翰墨，举动都有可传颂之处，这是其中之一。后来他挑选朝廷大臣出任各州刺史，下诏让宰相在洛水岸边为他们饯行，命令高力士赐诗，让他们题写在座位旁边。皇帝亲自书写，并且提供笔墨纸砚，让他们自己赋诗。看这种境界，难道不算是兴盛吗？然而天宝年间的动乱，最终也无法挽救，大概是因为他内心自我夸耀于此。自我夸耀文采就会轻视士人，轻视士人就会抛弃贤才，抛弃贤才就会导致政治混乱。隋炀帝说：“天下人都认为我凭借祖业而拥有四海，假如让我与士大夫参加科举选拔，我也能考中天子。”如此骄奢自负，难道不会灭亡吗？唐庄宗攻取汴州后，对臣下说：“我在十指之上得到天下，而高氏不来朝见。”曹操刚得到荆州，就对张松怠慢，大抵都是这类毛病，应当引以为戒啊！
唐宪宗看到洪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喜爱它，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学士。皇上问柳公权：“你的书法怎么能如此好？”回答说：“用笔的关键在于心，心端正了笔就端正了。”皇上沉默并改变了神色，知道他是借笔法进谏。宋英宗在资善堂拿出御书的唐人诗分赐给在座的人，第二天吕公着上奏说：“陛下每天更新学问，确实以尧舜三代为法则，天下不劳而治。将来《论语》讲完后，进讲《尚书》这两本书，都是圣人的格言，是君主的根本大道。臣擅自选取其中以及《孝经》里的关键语句，共一百段进呈。圣人的话本来没有可取舍的，臣只选取明白且切合治国大道的，以便陛下省览。如果游心于笔墨之间，以备挥毫染翰，也是日积月累的一种辅助。”
臣良胜说：“吕公着善于进谏，是从柳公权那里学来的。柳公权直接攻击他的短处，是匡正补救的意思；吕公着顺着他的长处，是将顺引导的意思。两者都是引导君主走上正道，足以作为侍奉君主者的法则。”
宋理宗时，魏了翁在朝廷任职共六个月，前后上了二十多道奏疏，都是当世的紧急事务。皇帝打算引荐他共同处理政务，但忌恨他的人互相谋划排挤他。并且说魏了翁懂军事，于是命令他出京视察军队，赐给他便宜行事的诏书，如同张浚当年的先例。魏了翁辞别皇帝时，皇帝御书唐严武的诗以及“鹤山书院”四个大字赐给他。
臣良胜说：理宗专心向道，不仅仅是辞章翰墨的工巧而已。他驾临太学，就书写《道统赞》和《白鹿洞学规》，赐给诸生；在邱岳，就赐给《忠实事》，都是他擅长的。看这些，魏了翁不是不知道，最终却因忌恨者的口舌而受伤，被外放，并不是皇帝不明察。大概忌恨者的话听起来合乎情理，所以说：“君子可以用正当的理由欺骗。”他们说魏了翁懂军事，并且仿效张浚的先例，在理宗看来固然应当深信，在魏了翁方面不能自己回避，在天下人方面也不能非议。从前卢杞忌恨张镒，就推荐说：“他文武双全，声望内外都很重。”于是致使朱泚杀死了颜真卿，对于李揆，也采用这种手段。这是小人忌恨的极端做法，君主只有明察这一点才能算是至明，怎么敢期望理宗呢？只是可惜魏了翁和真德秀都因为正直被邪人忌恨，并且造谣说：“魏了翁是伪君子，真德秀是真小人。”流落十年，遭遇不久，而没有最终被重用。这不仅是两位贤人的不幸，也是宋朝的不幸。
本朝陶安任饶州知府时，闽寇攻陷浮梁、乐平，进围郡城。陶安晓谕父老，率领子弟坚守。后来防军被擒，胁迫跟随的人立即赦免，保全活命的人很多。圣祖嘉奖他的功劳，作诗赞美他说：“匡庐岩穴深，济济水怪无端盈。彭蠡鳄鱼因韩愈而去，远洋陶安鄱阳即是一理。”又制作门帖赐给他说：“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魏国公徐达去世，圣祖悲伤不乐，对群臣说：“我起自平民，大将军是我的股肱心腹，竭力行军作战，东征西讨，削平群寇，成就了大功。现在边境未平，我正倚重他作为万里长城的寄托，然而太阴星屡次侵犯上将星，没想到他突然去世。上天为什么这么快夺走我的将领！我夜里整夜睡不着，叹息流泪，想着国家社稷的重任，哪里还能再得到这样的人？想要报答他，却无处施展我的情感。只把他的功绩刻在金石上，永远流传不朽，让后世知道这个人……”
臣良胜曰：文以载道也。文艺也，道实也。笃实而艺，书美而爱，爱而传矣。圣祖文翰，以道为之，实也。故文若陶安，武若徐达，乃克堪之，岂溢美而滥施者伦哉？苏轼曰：为文如万斛原泉，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可止，此之谓也。
圣祖问侍臣曰：「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宋濓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不专读诵，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责，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从化者乎？」
圣祖至白虎殿，见有《孟子》书，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其要也。」圣祖曰：「孟子専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有不定于一乎？」
圣祖看书议论英发，毎儒臣进讲，必有辨说。因讲「君之视臣如草介，臣之视君如冦讐」，辨曰：「孟子于此处只是有意感动齐王，近人错理防，便干出许多背义防君事体。读书固不可无识。」又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己止也。孔子之意，盖谓攻去异端，则邪说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为专治，而欲精之，为害已甚，岂不谬哉」。
臣良胜曰：孔明读书不务记诵，止观大意，真读书法也。圣学天纵，而本之躬行，根极抵要，注疏之外，輙得新意。内内外外之辨，崇正黜邪之防，凛然万世之正议，皆不主故常，而发先圣贤所未发者，此圣人之文之本也。世之学者因是得师，亦或于传注之外而求自得之意者，则羣攻力诋，直指以为叛教诬贤，盖不知义理自是无穷。以一人言之而有余，以万世人言之而未足。臣敢请以圣祖之辨注者示天下，为万世法。
文皇既迁北都，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渊阁收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者，各取一部送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
臣良胜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然而载籍所考，有古今治乱之迹焉，有礼乐名物之资焉，有人物贤否之辨焉。是以圣祖开国，即访遗书；文皇于南京贮书尚存正本，大有深意。凡载籍在天地间，经厄为多：秦王之初，王莾之末，献帝既迁西京，燔荡刘石，凭陵失坠既多；侯景破梁，周师焚郢，君子谓经籍已经五厄。至隋唐又备，而禄山、黄巢之变，极于五代，女真防古，至正之末，又不知经几厄已。繄我祖宗购求收畜，不遗于力，不遗于虑，故典充栋，指取可稽，而文子文孙宸章炳燿，辉映海宇，盖亦有所自云。
文皇命杨士竒侍讲皇太子，兼春坊谕德。时赞善王汝玉每以诗法进皇太子，以问士竒。士竒对曰：「陛下明品，讲道之暇，娯意文事。两汉诏诰皆可观，非为文词髙古，亦可裨益治道。诗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诗否？」士竒曰：「儒者固皆作诗，然儒者之经有髙下，有道德之儒，有经济之儒，专意词章君子，谓之俗儒。人主尤当辨于此。」
永乐二年，仁庙在东宫，翰林学士王达讲《干》之九四，举储贰为语。讲毕，召问杨士竒曰：「于此恐无储贰之说，达不含讥否？」士竒对曰：「讲臣非正道不陈，岂敢含讥？此出宋儒胡瑗之说。」仁庙曰：「对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举此说乎？」士竒因举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圣贤有圣贤用，众人有众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又举王昭素对宋太宗之言。仁宗恱。
臣良胜曰：帝王之学，固有资于载籍之富，尤有资于辅导之臣。盖九重邃宻，亲儒生亦无几时；万几丛委，亲简册亦难遍阅。惟于讲读之际，每慎决择之几，则万古之书皆在目前，羣臣之学皆为度内。使进讲读，皆若达；承顾问，皆若士竒、若汝玉者，将无容议矣。盖达之讲，实有所师；士竒之对，亦有所戒。程頥尝讲「贤哉囬也」一章，乃曰：「顔渊之贤，箪瓢陋巷，其贫如此；以季氏而富于周公，鲁之用舍如此，何以为国？」此达之所师也。陈后主、隋文帝专意词章，至以「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緑」之句，杀戮臣下，以成忌嫉，此士竒之所戒也。故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又况
译臣良胜说：文章是用来承载大道的。文章是文采，大道是实质。内心笃实而有文采，书写美好而令人喜爱，喜爱便会流传。圣祖的文章，以大道为根本，所以是实质。因此，文臣如陶安，武将如徐达，才能胜任，这难道是过度赞美而滥加施予的人所能比拟的吗？苏轼说：写文章就像万斛源泉，该流动时就流动，该停止时就停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圣祖问侍臣说：“三代以上的人读什么书？”宋濂回答说：“上古时期典籍尚未确立，不专门诵读，而是崇尚亲身践行。君主兼有治理和教化的责任，亲身践行来率领百姓，天下有不顺从教化的吗？”
圣祖来到白虎殿，看见有《孟子》一书，便问许存仁说：“孟子所说的什么最为重要？”许存仁回答说：“劝勉国君施行王道，推行仁政，减少刑罚，减轻赋税，这是最重要的。”圣祖说：“孟子专门谈论仁义，如果当时有一位贤明的君主，能采纳他的言论，天下难道有不统一于一人的吗？”
圣祖看书议论英明发越，每当儒臣进讲，必定有辨析解说。在讲解“君主看待臣下像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像仇敌”时，辨析说：“孟子在这里只是有意感动齐王，近人错解了理法，便干出许多违背道义、犯上作乱的事情。读书固然不能没有见识。”又讲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辨析说：“攻是攻城的攻，已就是止。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攻去异端，那么邪说的危害就停止了，而正道就可以推行了。宋儒却把攻当作专治，想要精通它，危害已经很大，难道不荒谬吗？”
臣良胜说：诸葛亮读书不致力于记忆背诵，只观察大意，这才是真正的读书方法。圣学天赋卓越，而以亲身践行为根本，探究根本，抓住要害，在注疏之外，往往得到新意。内外之辨，崇尚正道、排斥邪说的防范，凛然成为万世的正统议论，都不拘泥于旧规，而阐发先代圣贤所未阐发的，这是圣人文章的根本。世上的学者因此得以获得老师，或者在传注之外寻求自得之意，那么众人就会攻击力诋，直指其为背叛教义、诬蔑贤人，大概不知道义理自然是无穷无尽的。以一个人来说已经有余，以万世之人来说却还不足。臣斗胆请求将圣祖辨析注疏的内容昭示天下，作为万世的法则。
文皇迁都北平后，敕令翰林院：凡是南京文渊阁收藏的古今一切书籍，从一部到百部以上的，各取一部送京，其余全部封存标记，像原来一样收藏。
臣良胜说：帝王之学与儒生不同，然而典籍所考查的，有古今治乱的痕迹，有礼乐名物的资料，有人物贤不肖的辨别。因此圣祖开国，就访求遗书；文皇在南京贮书尚存正本，大有深意。凡是典籍在天地间，遭受灾厄很多：秦朝初年，王莽末年，献帝迁都西京，刘石焚荡，凭借陵犯失坠已经很多；侯景攻破梁朝，周师焚烧郢都，君子说经籍已经遭受五次灾厄。到隋唐又完备，而安禄山、黄巢之变，极于五代，女真蒙古，至正末年，又不知经受了多次灾厄。依靠我祖宗购求收藏，不遗余力，不遗余力思考，所以典籍充栋，指取可查，而文子文孙的宸章炳耀，辉映海宇，大概也有其根源。
文皇命杨士奇侍讲皇太子，兼任春坊谕德。当时赞善王汝玉常常以诗法进献皇太子，以此询问杨士奇。杨士奇回答说：“陛下明辨品类，在讲道的闲暇，娱乐于文事。两汉的诏诰都值得一看，不是因为文词高古，也可以裨益治道。诗歌不是急务。”皇太子说：“儒者也作诗吗？”杨士奇说：“儒者固然都作诗，然而儒者之经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经济之儒，专意词章的君子，称为俗儒。君主尤其应当在此辨别。”
永乐二年，仁庙在东宫，翰林学士王达讲解《乾》卦九四，举储贰为语。讲毕，召问杨士奇说：“于此恐怕没有储贰之说，王达不含讥讽吗？”杨士奇回答说：“讲臣非正道不陈，岂敢含讥讽？此出宋儒胡瑗之说。”仁庙说：“对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举此说乎？”杨士奇因举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圣贤有圣贤用，众人有众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又举王昭素对宋太宗之言。仁宗悦。
臣良胜说：帝王之学，固然有资于典籍之富，尤有资于辅导之臣。盖九重邃密，亲儒生亦无几时；万几丛委，亲简册亦难遍阅。惟于讲读之际，每慎决择之几，则万古之书皆在目前，群臣之学皆为度内。使进讲读，皆若达；承顾问，皆若士奇、若汝玉者，将无容议矣。盖达之讲，实有所师；士奇之对，亦有所戒。程颐尝讲“贤哉回也”一章，乃曰：“颜渊之贤，箪瓢陋巷，其贫如此；以季氏而富于周公，鲁之用舍如此，何以为国？”此达之所师也。陈后主、隋文帝专意词章，至以“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杀戮臣下，以成忌嫉，此士奇之所戒也。故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又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