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四

译像陈国这样，不能善始善终的情况太多了。这就是君主的治国之道以持之以恒为最可贵的原因。

译观察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程颐说：“圣明的君主在上位，那么怀抱才德的人都愿意进入朝廷，辅佐拥戴他，以使天下安定。六四已经观察到君主的德行、国家的治理，光华盛美，适宜作为宾客朝见君王，贡献自己的智力和能力，向上辅佐君主，将恩泽施予天下。所以说‘适宜作为宾客朝见君王’。”

臣良胜说：“君主的德行修养，是天下人所观察的。何况下位者观察而受到感化，谁不愿意作为宾客朝见王朝呢？”虽然如此，蛊卦的上九爻，也有不侍奉王侯、行为高尚的人。蛊坏到了极点，不是君子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而又没有可以干求的对象。那些身处蛊坏之中的人，既然不能委屈道义来顺从时势，那么就行为高尚，以坚守志节罢了。所以说：“有道则出仕，无道则隐居。”这是人臣出仕或隐居的大节。

豫卦九四爻辞：“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程颐说：“九四处于大臣的位置，六五的君主顺从他，凭借阳刚之质承担上面的事务，这是豫乐产生的原因。所以说‘由豫，大有得’，意思是能够大行其志，从而使天下获得豫乐。‘勿疑，朋盍簪’。九四居于大臣之位，承受柔弱的君主，而担当天下的重任，这是危险可疑的地位。独自承受上面的倚重，下面又没有同德者的帮助，所以产生疑虑。只应当竭尽至诚，不要有疑虑，那么同类朋友自然会聚集在一起了。”

蹇卦九五爻辞：“大蹇，朋来。”

程颐说：“以阳刚中正的君主正处于大的艰难之中，如果不是得到阳刚中正的大臣相辅佐，就不能拯救天下的艰难。六二爻的中正，固然有帮助了。想要凭借阴柔的帮助来拯救天下的危难，是做不到的。自古以来圣王拯救天下的艰难，没有不是由贤圣的大臣作为助手的，商汤、周武王得到伊尹、吕尚就是这样。平庸的君主得到刚明的大臣而能拯救大难的，刘禅的诸葛亮，唐肃宗的郭子仪，唐德宗的李晟就是这样。即使是贤明的君主，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臣，也不能从危难中解脱出来。”

《系辞》说：“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保密，就会危害成功。因此君子谨慎保密而不泄露。”

杨万里说：“唐高宗告诉武则天‘上官仪教我废你’，这是君主不保密而失去臣子；陈蕃请求将臣下的奏章展示给宦官看，这是臣子不保密而失去自身。”

臣良胜说：“《易经》兴起于中古，因此有忧患的道理。如果上古君臣像天地一样，公开地陈述都俞吁咈，雍容地同处一堂，知道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尽的。说嚚讼，说象恭滔天，说方命圯族，说话的人没有忌讳，接受的人没有怨恨，人有什么需要保密的话呢？所以李沆做宰相，唯独没有秘密启奏，公事就公开地说。凡是臣子有秘密启奏的，不是谗言就是谄媚。那么《易经》的训诫，是不得已而等待衰世的意图吗？”

又说：“六二与六四同功而异位，六二多誉，六四多惧。”

朱熹说：“同功，是说都是阴位；异位，是说远近不同。六四靠近君主，所以多惧；柔顺不利于远，而六二多誉，是因为它柔顺居中。”

臣良胜说：“《易经》爻位的五位是君主，它的用是阳刚。第四与第二位是臣子，它们的用是阴柔。六四因为靠近君主而恐惧，六二因为远离君主而多誉。那么作为臣子的人，都以远离君主为利，而靠近君主的位置有不可居的吗？恐怕不一定如此。六四靠近君主，是因为权宠盛大而日益进升不止，所谓臣子作威作福，接近于逼迫君主了，所以多惧。像霍光就是这样。然而有身在外服而威震朝廷的，像桓温那样，也是因为位置接近君主而恐惧吗？六二远离君主，是因为权宠正盛而履满知足，所谓不以宠利居功，知道所忌讳的了。像伊尹就是这样。然而有身在相位，不担任荐举士人的恩惠的，像王曾那样，难道一定是因为位置远离君主而多誉吗？元代儒者许衡有话说：‘君主像太阳，臣子像月亮。月亮靠近太阳则月魄消失而昏暗，月亮远离太阳则月魄产生而明亮。如果月亮与太阳相敌则发生日食。’这话最好，形容大概知道《易经》的道理了。”

《大禹谟》说：“君主能够艰难地履行君主的职责，臣子能够艰难地履行臣子的职责，政事才能治理。百姓敏捷地修德。”蔡沈说：“禹说，君主不敢轻易对待为君之道，臣子不敢轻易对待为臣之职，早晚恭敬畏惧，各自尽力做好应当做的事，那么政事就能修治而没有邪恶，下民自然观察感化，迅速向善，而有不能自己停止的。”

真德秀说：“大禹说君臣之道，概括为‘克艰’一词，可以说是极至了。大概认为艰难就存有敬畏之心，认为容易就开启骄逸之志，这是治乱安危分别的原因。”

《益稷》篇，帝舜于是作歌说：“警惕上天的命令，只有适时和审慎。”于是歌唱说：“股肱大臣高兴啊，元首君主兴起啊，百官和乐啊。”皋陶拜手稽首，高声说：“要思念啊，率领众人兴起事业，谨慎你的法度，恭敬啊，屡次省察你的成就，恭敬啊。”于是接着又歌唱说：“元首明察啊，股肱良善啊，众事安康啊。”又歌唱说：“元首琐碎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帝舜拜谢说：“是的，去吧，要恭敬啊。”

蔡沈说：“舜作歌而责难于臣子，皋陶接着作歌而责难于君主，君臣之间相互责难像这样，有虞氏的治理，这就是不可企及的原因吧？”臣良胜说：“舜先

译阐述《五子之歌》的意旨，不过是敬畏上天的命令罢了；皋陶阐述《赓歌》的意旨，不过是谨慎遵守君主的法度罢了。大概君主所尊崇的是天，臣子所尊崇的是君主，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君主对臣子有所责求，就先以股肱之臣为重，而后以元首之君为重；臣子对君主有所期望，就先以元首之君为重，而后以股肱之臣为重。君臣上下品德一致、心意相通，彼此相待如同一个整体，自然足以让人想象到唐尧虞舜时代的盛世景象。

译《说命》说：“君主没有贤臣就不能治理好国家，贤臣没有君主就不能获得俸禄。”如果你能继承先王的君主，永远使百姓安乐。傅说拜手叩头说：“我冒昧地回应天子的嘉美命令。”蔡沉说：“君主没有贤臣不与他共同治理，贤臣没有合适的君主不与他共同享用俸禄。说的是君臣相遇如此艰难。‘克’是责备期望必定能做到的词；‘敢’是自信没有愧疚的词；‘对’是向自己陈述；‘〇’是向众人陈述。‘休命’，是上文高宗所下的命令。到了这时，高宗以成汤自我期许，傅说以伊尹自我担当。君臣相互勉励到了这种地步。后来，高宗成为商朝有作为的君主，傅说成为商朝贤能的辅佐，无愧于成汤和伊尹，这是理所当然的。

臣良胜说：“高宗和傅说，他们自我担当、自我信任，果然如此厚重。他们起初的责备期望，大概也有这样的情况。傅说曾说：‘观察先王成功的法度，就能永远没有过失。’这是成汤对高宗的期望。高宗说：‘不要让阿衡（伊尹）独享商朝的美名。’这是伊尹对傅说的期望。正因为相互期望之深，所以相互信任之笃，而自我担当之重。商朝中兴的治世，难道是偶然的吗！”

《鹿鸣》诗说：“呦呦鹿鸣，在野外吃着艾蒿。我有尊贵的客人，弹瑟吹笙。吹笙鼓簧，捧着竹筐献上礼物。人们喜爱我，向我展示大道。”

朱熹说：“君臣的名分，以严肃为主；朝廷的礼仪，以恭敬为主。然而如果只讲究严肃恭敬，那么情感或许不能沟通，就无法充分发挥忠诚劝谏的好处。所以先王趁着饮食聚会的时候，制定宴饮享乐的礼仪，来沟通上下的情感。其中的乐歌又以《鹿鸣》起兴，而礼仪的深厚用意如此，希望人们喜爱我，从而向我展示大道。”《礼记》说：“私人的恩惠不归为道德，君子不会因此自我保留。”大概他们对群臣嘉宾的期望，只在于向我展示大道，那么必定不会把私人恩惠当作恩德，而自我保留了。唉！这就是它和谐快乐而不放纵的原因吧？

《假乐》诗说：“国家的纲纪，宴请朋友，诸侯卿士，爱戴天子，不离开职位，是百姓所安息的地方。”

朱熹说：“说的是君主能够治理四方，而臣下依赖他而安定，那么诸侯卿士爱戴他，只希望他不离开职位，从而成为百姓所安息的地方。”

吕祖谦说：“君主宴请臣下，臣下爱戴君主，这是上下交流而通达的时候。通达的时候，所担忧的只是懈怠荒废罢了。这首诗所以最终说不离开职位，是百姓所安息的地方。正在赞美的时候，又规劝他，大概是皋陶赓歌的意思。百姓的劳逸在下，而关键在上。上位者安逸则下位者劳苦，上位者劳苦则下位者安逸。不离开职位，才是百姓得以休息的原因。”

臣良胜说：“《鹿鸣》，用来期望臣下的，是厚重的礼意而展示大道。《假乐》，用来爱戴君主的，是告诫懈怠安宁以安定百姓。结合《说命》来看，那么三代的时候，君臣相处，差不多接近唐尧虞舜了。”

齐景公说：“只有晏婴和我和谐吧？”晏子回答说：“晏婴只是相同罢了，怎么能叫和谐呢？”景公说：“和谐与相同有区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区别。和谐就像羹汤一样，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用柴火加热，厨师调和它，用味道来平衡，补充不足的，减少过度的。君子吃了它，来平复内心，君臣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的，其中有不可行的，臣下献出不可行的意见，来成就可行的；君主认为不可行的，其中有可行的，臣下献出可行的意见，来去除不可行的。因此政治公平而不混乱，百姓没有争竞之心。”所以《诗经》说：“也有和谐的羹汤，已经戒备而且公平，众人无言，这时没有争竞。”

臣按：晏子告诉景公的话是这样，那么春秋时期君臣在可否的成就、和同的辨别上，没有什么可说的，不再有西周警戒的道理了。

《坊记》说：“有善行就归功于君主，有过失就归咎于自己，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忠诚。”《君陈》说：“你有好的谋略、好的计划，就进宫告诉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他说：‘这个谋略、这个计划，只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这才是良臣，显赫啊！”

吴澄说：“臣下把善行归于君主，把过失归于自己，那么百姓受感化，都兴起而尽忠于君主。引用《尚书·君陈》归美于君主的事，‘唉’，是感叹词，是说如此啊。说臣下能这样，就是良臣，而君主的名声也显赫了。”臣良胜说：“臣下的道义，没有拥有自己的，何况敢占有自己的善行呢！但是从《左传》来看，君主以欲望相同为忠诚；从《坊记》来看，臣下以让出善名为良善。所以伯宗说取辇者的意思，来回应梁山的征召；子反在君主身边，却独占平定国家的功劳，都不是君子所赞同的。然而只有这种言论兴起，君主常常以臣下独占善名为嫌疑，其过失是嫉妒；臣下常常以想要逊让名誉为良善，其过失是谄媚。所以桓公有很多宠臣，而管仲也有三归；晏子劝谏筑台不听，就拿着拐杖督促工匠，认为理所当然。都将说：‘善行归于君主而过失归于自己。’谄媚的人越多，而嫉妒的人日益积累，纷纷与下位者争能，都是这种说法引起的。”

定公问：“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应该怎样？”孔子回答说：“君主使用臣下要依礼，臣下侍奉君主要尽忠。”

臣良胜说：干侯的灵柩返回，〇隤继承昭公之位，昭公不能善终；定公不能善始，生死废置，都出自季氏之手。君臣之间，不再有听说礼与忠的了。比起欲望相同、独占善名，又远得多了。定公的提问，夫子

译这种应对，其中对时局的感慨十分深切。后来穆公向子思询问关于为旧君服丧的问题，子思回答说：“古代的君子，任用他人依循礼制，罢黜他人也依循礼制，所以有为旧君服丧的礼制。现在的君子，任用他人时好像要把他捧到膝盖上，罢黜他人时好像要把他推入深渊，只要不成为动乱的祸首，不也很好吗？”等到孟子告诉齐王时，则用草芥和寇仇来做比喻，距离孔子的论调又更远了。到了秦朝以后，尊崇君主、贬低臣下的礼制，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君主高高在上自视尊贵，如同天地神明一样不可亲近；臣子谦卑退让自处低下，如同奴仆奔走一样唯恐落后。这些都是末流的发展趋势，是有无法阻止的。

译孟子说：“想要做君主，就要尽到君主的道义；想要做臣子，就要尽到臣子的道义。这两者都效法尧舜就可以了。”

朱熹说：“效法尧舜来尽到君臣的道义，就像使用圆规和曲尺来穷尽方形和圆形的极致一样。这就是孟子之所以论述人性本善而必定称颂尧舜的原因。”

臣良胜说：“世间的教化既然衰微，君臣的道义丧失，然而人心中的义理足以成为尧舜的根本依然存在。善于反省自身以达到极致，也在于人自己罢了。所以我对于当今有所期望，并将孟子的学说进献上来。”

晋悼公刚在朝廷即位，就命令百官施行恩惠，免除百姓的赋税，抚恤鳏夫寡妇，救济被废弃滞留的人，匡扶贫困窘迫的人，救灾患，禁止淫乱邪恶，减轻赋税，宽恕罪过，节制器物的使用。当时使用民力不违逆百姓的愿望，当时让魏相、士鲂、魏颉、赵武担任卿，让荀家、荀惠、栾黡、韩无忌担任公族大夫，让他们教导卿大夫的子弟，共同崇尚节俭、孝顺和友爱。让士渥浊担任太傅，让他修明范武子的法度。右行辛担任司空，便修明士蒍的法度，弁纠担任御戎，校正隶属于他，让他教导各位御者懂得义理。荀宾担任右司士，隶属于他，让他教导勇力之士。当时让卿不再兼任御戎，设立军尉来代理。祈奚担任中军尉，羊舌职辅佐他。魏绛担任司马，张老担任侯奄，铎遏寇担任上军尉，籍偃担任他的司马，让他们教导士兵和车兵，亲近他们以听从命令。程郑担任乘马御，六驺隶属于他，让他教导众驺懂得礼仪。凡是六官的首领，都是百姓称誉的人，举荐不失误职守，官职不改变方向，爵位不超越德行，师不凌驾于正卿之上，旅不逼迫师，百姓没有怨言，这就是晋国恢复霸业的原因。

李廉说：“晋悼公大概还有君子的资质吧？不仅仅是霸业的美名。齐桓公经历变故、履涉险境，凭借几十年的经营，但行事难免有过举。晋文公老于奔走，晚年才复国，然而血气的骄悍尚未消除。悼公的年纪尚浅，却能忠厚而不急躁，坚忍而持重，有回顾深思的谋略，没有轻率逞快的举动。他也是稍微懂得用道来修养心性的人吧？”

臣良胜说：“像晋悼公也知道有君主的道义吗？可惜他的施恩只限于晋国罢了。然而这都是从他自己的君主身份来说的，权力足以胜任此事，也是他的常态。当初迎立他的时候，都出自栾书、中行偃的谋划。让程滑弑杀厉公的，也是这两个人。他们依违两可、蕴藏蓄积的念头，等待悼公开口来决定向背的，未曾放下。现在他说：‘我起初的愿望达不到这个地步，即使达到了，难道不是天意吗？’你们几位任用我，是在今天；不任用我，也是在今天。天命和君威一时伸展，命令纵然有奸雄丧心病狂、慑服气息，也不敢妄动。所以进入国都而驱逐不臣服的人有七个，从百姓称誉中举荐六官，自负迎立之功。像栾书、中行偃这样的人，最终不被齿列。君臣的大义，凛然可畏，只是遗憾他没有正法罢了。”

《檀弓》记载：文子说：“我就像随武子吗？有利于他的君主，不忘记自身；谋划自身，不遗漏朋友。”晋国人说文子知人。文子内心，退让的样子好像承受不住衣服的重量；他说话迟钝的样子，好像说不出话来。他在晋国所举荐的，管理仓库的士人有七十家，活着时不与他们交往利益，死后也不把儿子托付给他们。

陈澔说：“《左传》说夫子家事治理得好，在晋国没有隐瞒的情由，大概是不忘记自身而谋划。这是智。有利于他的君主，不遗漏朋友，都是仁。虽然有举用之恩于其人，但活着时不与之交往，利益将至死，也不把儿子托付给他。廉洁防备到了极致。”

苏轼说：“料想敌人的强弱，而知道军队的胜负，这是将帅的能力。不追求一时的功劳，以德行爱护君主，而保全他的宗嗣，这是社稷之臣。鄢陵之战，范文子独自不想作战，晋军最终打败了楚军。范文子似乎懦弱而无谋略。然而不到一年，三郤被诛杀，厉公被弑，胥童死去，栾书、中行几乎不免于祸患，晋国大乱。鄢陵的功劳，实际上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臣良胜说：“桓公、文公的辅佐者，像管仲、子轸，都接近功利。如果从自身根本做起，在家施行刑罚，像文子这样的人，是得不到的。所以起初，王命赐予黻冕，担任中军，晋国的盗贼就逃奔到秦国。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他所根本的很深啊。鄢陵之战，独自举出圣人能内外无患的话。等到战胜而还师，不占有功劳，并且说：‘爱我的人祈愿我快点死，不要赶上灾难。’他去世后，匠丽氏的祸乱就发生了。等到虢国的边境，子木致问：‘是什么样的人？’赵武说他的家事治理得好，因此知道晋国不可敌。君子修养自身，适宜于家，在朝廷用人，生死有益于国家，而在敌人眼中沉重，这是臣子的准则。赵武在九原游玩，而选择所归之处，得到了它。”

汉光武帝生长在民间，颇通晓人情真伪，看到耕种收割的艰难，百姓的病害。等到天下已经安定，务求安静，解除王莽的烦密法令，恢复汉代的轻法。身穿大练布衣，颜色没有重防，耳朵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中没有私爱，左右没有偏恩。他亲手书写赐给方国的，都是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勉节约的风气流行于上下，所以能内外不懈怠，百姓宽息。

真德秀说：“光武帝早年是儒生，等到即位，孜孜不倦于经术，又如此，适宜他光复旧物，自身达到升平，看待少康、周宣王，大概差不多。在位三十多年，虽然很少有过的行为，而以无罪

译废黜正宫皇后、改换太子，这就有愧于刑法家所倡导的公正之义；因直言进谏而杀害大臣，这就违背了从谏如流的美德。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修养还没有达到明辨善恶、真诚修身的地步，所以在处理父子、夫妇、君臣这些伦理关系时，难免存在令人遗憾的地方。

译曹操向南进攻刘表，恰逢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继承爵位。曹操到达新野，刘琮于是献出荆州投降曹操。当时刘备驻扎在樊城，非常震惊，召集部下共同商议。有人劝刘备攻打刘琮，这样可以得到荆州。刘备说：“刘荆州在危难之际托付我，如果违背信义来成全自己，这是我不会做的。”刘备率领他的部众，经过襄阳，荆州很多人归附刘备。等到到达当阳，部众有十多万，辎重车辆数千辆，每天只能行进十几里。另外派遣关羽乘坐几百艘战船，让他防守江陵。有人对刘备说：“应该迅速行动去保全江陵。”刘备说：“成就大业的人，以百姓为根本。现在百姓归附我，我怎么忍心抛弃他们。”

习凿齿说：“刘备虽然颠沛流离，身处险境，但他的信义却更加彰显；形势逼迫，事态危急，但他的话不偏离正道。追念刘景升的知遇之恩，情感感动了全军；眷恋那些奔赴大义的人士，甘愿与他们同败。最终成就了大业，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臣良胜说：“阐明正道，不计算功利；端正大义，不谋求私利，这就叫做仁。”刘备在这方面，大概接近仁了。后来，他在当阳战败，刘璋以友好的态度迎接他。没过几个月，他就扼住刘璋的咽喉，拍打他的后背，夺取了他的国家。刘璋也是刘表的同辈，地位相当。苏轼因此责备诸葛亮说：“废黜刘璋，已经失去了忠臣义士的期望，才开始治理百姓，整顿军队作为仁义之师，向东长驱直入，却想让天下响应，这大概很难吧。”

昭烈帝病重，命令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对诸葛亮说：“您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安定国家，最终成就大业。如果太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器，您可以自己取代他。”诸葛亮流着泪说：“臣怎敢不竭尽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至死不渝。”告诫太子说：“人五十岁去世不称为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遗憾呢？只是挂念你们兄弟罢了。努力吧，努力吧！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做。只有德行和贤能，才能使人信服。你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法。你和丞相一起做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

胡寅说：“有人说昭烈帝自知刘禅不成器，群臣中没有超过诸葛亮的，不能保证诸葛亮一定辅佐刘禅，所以在临终时郑重地说出这话，希望诸葛亮感激他的恩德而不忍心取代他。唉，这可以说是用小人的心思来揣度君子的胸怀了！”刘备胸怀宽广，光明磊落，与诸葛亮兼具君臣和师友的情谊，三代以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难道是用欺诈相待，像市井之交那样吗？曹操虚伪地安定了一时，名字在英雄之列，但考察他的心事，却是真正的小人。虽然暴戾强横，杀人不忌讳，但到他病亡时，子孙满前，哭泣流泪，留恋妾妇，分香卖履，安排衣物，平生的奸伪，死后完全暴露。与刘备临终的遗命相比，没有一句话涉及私事，难道不像蔓草与长松的区别吗？对刘禅说：“不要因为坏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好事小就不做。只有贤能和德行，才能使人信服。”多么好啊！这些话都可以作为师法，就知道刘备天资既高，克制自己有力，他跟随卢植、陈元方、郑康成游学，教诲详尽周到，受益很多。

宋太祖性格仁孝，豁达，质朴自然，不事矫饰。即位之初，很喜欢微服出行。有人劝谏他不要轻率外出，他叹息说：“帝王的兴起，自有天命，有天命的人，任由自己做。”一天退朝后，坐在便殿，很久都不高兴。左右询问原因，他说：“你们认为做天子容易吗？早上趁着心情好错误地决定了一件事，所以不高兴。”曾经在紫云楼下宴请近臣，谈到民事，对宰相说：“愚昧的百姓，虽然分不清豆子和麦子，藩侯不抚养他们，反而施行苛虐，我坚决不容忍。”新宫殿建成，登上正殿，命令打开所有门，都端正开阔，没有遮蔽。于是对左右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们都能看见。”

胡一桂说：“由此看来，君主的道理，真伟大啊！探究其所以然的原因，难道没有本源吗？皇帝曾听说：‘道理最大，一句话足以作为立国的根本，而其正心修身的学问，实在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朱文公称赞宋太祖：‘不从事言语文字的学问，但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接与尧舜的心契合。’确实如此啊！”

诸葛亮《出师表》略说：“我本是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种，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谋求在诸侯中闻名显达。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微、见识短浅，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中拜访我，咨询当世的大事。因此我深受感动，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遇兵败，在军队溃败时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命行事。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日夜忧虑恐惧，担心托付的事情没有成效，从而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长草木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铠甲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室，回到旧都。这是我报答先帝和忠于陛下的职责。”

陈寿说：“诸葛亮担任相国时，安抚百姓，展示法度，精简官制，顺应权宜，敞开诚心，推行公道。尽忠有利于时局的人，即使是仇人也一定赏赐；犯法怠慢的人，即使是亲信也一定惩罚；认罪服法的人，即使罪行严重也一定释放；花言巧语掩饰的人，即使罪行轻微也一定杀戮。善无

译细致而不苛责。各种事务处理精熟干练，探究事物的根本，依据名分来要求实际，对虚伪之人不屑一顾。最终在国境之内，人们都既敬畏他又爱戴他。刑罚政令虽然严厉，却没有怨恨的人，是因为他用心公平且劝诫分明。

译朱黻说：“诸葛亮高卧南阳，自比管仲、乐毅，当时的人没有谁赞同他。我深切地议论：诸葛亮是帝王的辅佐，是伊尹一类的人。拿管仲、乐毅来相比，只是出于他拨乱反正、延续绝学的志向，是一时寄托心志的话罢了。”

胡寅说：“诸葛亮是一代的英雄，深远的谋略、宏大的议论，没有不成功的。至于他自我表白的话说：‘不过是谨慎罢了’，多么简略啊？《诗经》不也说吗：‘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显明地侍奉上帝，于是招来许多福泽。’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有文王那样的小心谨慎。那刘禅平庸庸碌，哪里配得上元辅大臣如此恭敬？而诸葛亮侍奉他，没有不尽到臣道的。掌握国家权柄，统领六军，却没有专断恣意行事、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不是盛德之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

张栻赞颂说：“维忠武侯，识见宏大，仗义行仁，卓然坚守不改变。当初卧于南阳，好像将终身隐居，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真是时运啊！屈伸难以平衡的是世事，不昏昧的是时机。大纲既已掌握，万目自然随之。我奉行天意讨伐，不震动不恐惧，只统一心意，而顺应时势行动。唉！武侯这颗心，万世不灭。遗像庄严，瞻仰的人肃然起敬。”

唐太宗与群臣谈到教化，说：“现在承继大乱之后，恐怕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征回答说：“不是这样，长久安定的百姓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就难以教化；经历动乱的百姓愁苦，愁苦就容易教化。譬如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口渴的人容易满足饮水。”封德彝反对他，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逐渐浇薄欺诈，所以秦国任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大概是想要教化而不能，难道是能够教化而不愿意吗？”魏征说：“五帝三王不改变百姓而进行教化，实行帝道就称帝，实行王道就称王，只看所实行的是什么罢了。如果说古代淳朴逐渐变得浇薄欺诈，那么到今天应当全都变成鬼怪了，君主怎么能治理他们呢？”太宗听从了魏征的话，后来天下大丰收，流离失所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到海南及五岭，都夜不闭户，旅行者不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取给。太宗对群臣说：“这是魏征劝我行仁义，既然见效了，可惜没让封德彝看到。”

臣良胜说：五代衰败混乱到了极点。魏征却有劝行仁义的言论，这也是河汾之教有所本源的。仁义的功效，难道只是有益于国家，也应当有受福报的人。魏征病重时，太宗多次派人问候。甚至拆掉宫殿材料为他建宅第，后来停止叔玉的婚事，不知天理。谨慎小心正是保全魏氏的原因，当时年幼的儿子尚主，于是遗留宗族祸患，被李勣所嘲笑。魏征儿子叔玉之后，五代魏謩做文宗史官，也保持直节。为家带来福庆，宪宗时孙子魏稠非常贫困，用旧宅抵押借钱，李师道私下赎回。白居易上奏说：“事情关乎劝善惩恶。”太宗拿出库钱二千缗赎回赐给魏稠。那么魏征行仁义在家中的功效，也已经很远了。欧阳修赞《唐书》说：“唐柳公绰称魏征死，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没有不遗憾惋惜的，认为他是三代遗留的直臣。确实如此！”

韩琦想要太后撤帘还政，于是取十余件事禀报皇帝裁决，全都恰当。韩琦立即到太后处复奏，太后每件事都称好。韩琦因此向太后请求离去，太后说：“相公不可以离去，我应当居住在深宫罢了。”却每日在这里，实在不得已。韩琦就说：“前代如马援、邓禹那样的资历，不免贪恋权势，现在太后就能复辟，确实是马援、邓禹所不及的。”审决取哪一天撤帘？太后立即起身。韩琦就厉声命令鸾仪司撤帘。帘子落下后，还在御屏后看见太后的衣服。吕中说：“在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来镇守，就不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来充实，就不足以办天下之事。所以说：‘可以托付六尺之孤，可以寄托百里之命，面临大节而不可夺。’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正笏，而把天下置于泰山之安，大概从庆历、嘉祐之时，可以托付大事，厚重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这就是他所以正英宗之始，与在真宗之初有吕端，在仁宗之初有王曾，都是安国家社稷的名臣。”

苏轼说：“文治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社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自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这是韩公所有，而乐天所没有的。忠言嘉谟，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这是韩公与乐天所相同的。”

臣良胜说：春秋之盛，依靠霸主来尊崇王权罢了。像悼公、文子，不可以用伯来小看他们。汉道杂伯，其趋向更加低下。昭烈、宋祖，身心功业，自有王道之绪。孔明，三代遗才；魏公，自是间气，也是确论。光武之治，不究其终；魏征之直，不追其始。差不多接近了。夫英君名佐，何胜纪述！臣闻杨时有云：“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

译土地隔绝遥远。」愚臣希望使当今世道达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兴盛，因此慎重地选拔人才。

译圣祖下诏，让历代名臣配享帝王庙。在此之前，礼官上奏认为风后等三十六人适宜配享。圣祖说：“古代君臣同心同德，始终如一，一心一意，记载在史传中，万世不灭。国家的祭祀典礼必须符合公众舆论，不能只看表面行为，不探究实际品德。如果宋朝赵普辜负太祖，是不忠，不可配享。元朝四杰以穆呼哩为首，不能因为他的孙子配享，就去除他的祖先。可以配享穆呼哩而罢免安图，既然配享巴延，那么阿珠也不必配享。像汉朝的陈平、冯异，宋朝的潘美，都具备节义廉善的品德，始终可以配享庙堂。”于是确定风后、力牧、臯陶、防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〇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穆呼哩、博勒呼博尔济齐拉衮、巴延共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

臣良胜说：大圣人的举动，足以重视纲常伦理，彰显劝善惩恶，成为万世的法则。有这样的情况，并且说：君臣同心同德，始终一心，言语简练而意旨完备。训诫典章明确昭示，追论断赵普，尤其符合史书之外传承心法的深意，足以捍卫宗庙社稷而遏制邪念。比起宋太祖在武成王庙中去掉白起画像的做法，意境更加深远了。

圣祖亲自撰写《中山武寜王徐达神道碑》说：“徐达平时言语简练，思虑精微，统领军队时，命令一出没有二心，众将领敬畏他如同敬畏神明。所到之处，攻城不屠杀，与人不戏弄。凡是接受命令出征，以及功成归来，每次都不自夸。至于封存姑苏的府库，安置元朝宫殿的美人，财物宝物无所索取，妇女无所贪爱。忠诚的志向没有瑕疵，光明如同日月一样。”

圣祖回复宋景濂的信，大意说：“先生教导我的儿子以严厉相训，这是不谦卑；以圣人的文法教化习俗，这是通达。所坚守的是忠贞，所实行的是节俭，这是得体。过去听说古人，现在则见到了。”又曾经告诫朝廷大臣说：“古代的人，上等为圣人，次等为贤人，再次为君子。像宋景濂这样的人，侍奉我十九年，从未有一句话虚伪，讥讽一个人的短处，宠辱不惊，始终如一。他确实是所谓的君子吗？不止是君子，也可以称为贤人了。”

臣良胜说：上天降下时运，山川生出云彩，圣人如龙腾飞，万物因此显现。有了圣祖这样的君主，然后才有徐达、宋濂这样的臣子。有了君主和臣子，政事没有不举行的了。刘安世曾经说：兴王之初，人才样样过人。就像唐太宗朝，将相固然不可及，至于技艺之士，医有孙真人，阴阳有李淳风、吕才，相法有袁天纲，也是后世不及的。我认为圣祖兴起时，也是如此。

监察御史解缙初入仕途时，都御史袁泰倚仗权势，家人横行霸道，各道御史想要弹劾他，没有人敢执笔写奏章。解缙挥笔立刻写成，列举他的过错，当时很多人都赞赏他的正直。圣祖担心解缙缺乏涵养，将被众人倾轧，召他的父亲来，告诫说：“人才的产生很难，而大器者晚成，让你的儿子回去，更加增进他的学问。”又告诫解缙说：“我与你义上是君臣，恩情如同父子，回去更加尽心于古人。十年后回来朝见，将大用你。”解缙侍奉父亲回去。

文皇曾经与解缙谈论群臣的书信，蹇义等十人的名字，命令各自在下面陈述。十人都是文皇所信任的政事之臣，也多与解缙友善，都如实回答。对于蹇义说：“他的资质厚重，但内心没有定见。”对于夏原吉说：“有德行有度量，但不远离小人。”对于刘隽说：“虽然有才干，不知道顾全义理。”对于郑赐说：“可以成为君子，但才能稍短。”对于李至刚说：“荒诞而依附权势，虽然有才但不端正。”对于黄福说：“秉心容易正直，确实有执守。”对于陈瑛说：“用法苛刻，好恶颇为端正。”对于宋礼说：“刚直而苛刻，人们怨恨不顾恤。”对于陈洽说：“通达敏锐，也不失正道。”对于方賔说：“簿书之才，驵侩之心。”奏报后，文皇把它交给皇太子说：“李至刚，我在洞察之余，慢慢验证。”问尹昌隆、王汝玉，回答说：“昌隆是君子，但度量不〇。汝玉的文章不易得，可惜的是市侩之心罢了。”

臣良胜说：“君臣之间，喜怒好恶，死生荣辱，系于其中，不仅仅是用舍而已。像解缙这样的人，圣祖深爱他，并在开始时成就他，隐约留下齐贤以辅佐太宗的心意。文皇果然任用他并在最后验证，并且托付给仁庙。十多年后，仁庙果然拿出他的奏章给杨士奇看说：‘人们都说解缙是狂士，解缙不是狂士，以前所论都是定见。’解缙以一身经历三朝遭遇，真是所谓的义上是君臣，而恩情如同父子，也是万古罕见的遭遇。然而解缙也没有善后而保全他的结局，这就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文皇用玺书告诫皇太子，让儒臣黄淮、杨士奇等采集古代名臣的直言，如张良对汉高祖、邓禹对光武帝、诸葛亮对昭烈帝，以及董贾、刘向、谷永、陆贽奏疏之类，汇编以便

译观览。书成以进，文皇览而嘉之，赐名《歴代名臣奏议》。因谓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天下未有不治。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臣者，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

阅览。书编撰完成后进呈，文皇阅览后称赞它，赐名为《历代名臣奏议》。于是对侍从的大臣说：“达到大治的道理，从古至今是一致的。君主能够采纳善言，臣子能够竭尽忠诚而不隐瞒，天下没有不治平的。阅览这本书，足以看出当时君主的胸襟气度、臣子的正直敢言。作为君主，把前代贤人的言论，当作今天亲耳听到的一样；作为臣子，把前代贤人侍奉君主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这是天下和国家的福气。”

译臣良胜说：推究那个时代，就会思念那里的人；思念那里的人却得不到，就通过他们的言论来探求。将要取法前人的人，就与今人共处，与古人考察。就像隔着羹汤和墙壁看见尧，如果没有老师就得不到。文皇帝治理天下，当时的名臣和杰出辅佐，众多而相望，君臣之间，可以说两全其美。还认为不够，于是辑录古代名臣的昌明言论和正确议论，作为昭示鉴戒，跨越百世而相通，贯穿万古而一见。比起文帝询问赵将李牧的贤能，每顿饭时不曾不在心里想着钜鹿，意思更加深远了。况且用玺书告知皇太子的，文皇帝自己知道为君的艰难，实行于自身，是想以此宽裕后代；也知道为臣的难得，现在尚且想要比肩前人，不是徒然的。后来宣宗询问侍臣说：“唐尧虞舜为什么是盛治？”侍臣回答说：“尧舜是圣人，以德行治理，所以兴盛。”皇上说：“有那样的君主，贵在拥有那样的臣子。假使那时没有禹、稷、契、皋陶、伯益，尧舜能独自治理吗？”元首和股肱，必定相互依赖。当时又都互相警戒谨慎，不敢有一毫自满之心，这就是他们兴盛的原因。万世之后，论述唐尧虞舜的盛治，应当以此为本。啊，美好啊！圣人相继传承，言论都是至理。想要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那么祖宗的宝贵训诫，自然可以取法；而汉唐以下的君臣言论，仅仅达到小康的治理，又有不值得说的了。

右衍君臣之常

涣卦六四，涣散其群体，大吉。涣散形成山丘，不是平常所能想到的。

程颐说：“在涣散的时候，用刚强就不能使他们归附，用柔弱就不足以作为依靠。四以巽顺的正道，辅佐刚中的君主，君臣同心协力，所以能济度涣散。天下涣散而能使之聚集，可谓大吉。涣散形成山丘，不是平常所能想到的，是赞美的言辞。丘是聚集的大，在涣散时能致其大聚，功劳很大，事情很难，作用至妙，夷是平常。不是平常的见识所能想到的，不是大贤知谁能这样？”

睽卦九二，在巷中遇见君主，没有灾祸。象传说：在巷中遇见君主，没有失去正道。程颐说：“在睽离的时候，君心未合，贤臣在下，竭力尽诚，期望使之信任合作而已。以至诚感动他，尽力扶持他，阐明义理以启发他的智慧，杜绝蔽惑以诚正他的意念，像这样委曲求全以求合作。遇不是枉道逢迎，巷不是邪僻捷径，所以孔子特别说：‘在巷中遇见君主，没有失去正道。’”

臣良胜说：“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志同道合，这样达到治理，确实不难。不幸而有睽离的裂痕，君子图难于易，所以委曲求遇，希望合作，而有济度睽离的功劳。假使或后时，已经睽离而求合，这就更难了。又必定不失去正道，如程颐所说，然后可以。如果枉道求合，徒然失去自己，君子不这样做。君子在这里，大概也是当势之难为，机之可为，而任道以必为，所以独苦于心像这样。难道是为自己的进退谋划吗？也是恐怕睽离之势扩大，天下之患形成，君主或不能自安，还怎么以身为呢？所以当睽离而后有遇主于巷之道，在坎而后有纳约自牖之明。君子因时之变，而行道之权，甚非所得已。如果明君在上，必定不会使人臣到这一步。”

说命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正，君主听从劝谏才圣。君主能圣，臣子不命令其承畴，敢不敬顺王的美好命令。”

蔡沉说：“木材顺着墨线，比喻君主听从劝谏，说明劝谏决不可不接受。然而高宗应当自己求受言，不必责备臣子进言。君主果然听从劝谏，臣子虽不命令，尚且承之。何况命令如此，谁敢不敬顺其美命呢？”

伍员说：“从前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正怀孕，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之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〇，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熊禾说：“羿浞之祸，已无夏了。羲、黄、尧、舜以来，相传之正统，其绝者盖四十年。区区庖正，一成之地，一旅之众，卒能复禹旧迹，践天子位者，要之亦为君者有拨乱之志，为臣者有尽忠之节。人事既尽，能以天道为定命，故能臻兹大业。推原其故，亦由虞君思之为也。虞舜之后也，一代之兴，则先代子孙賔于王家，与国同其休戚。古之人虑，盖深远矣。后世得人之国，则绝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祸亦反踵。虞、夏、商、周之祖若孙，传祚二千年，其效断可睹矣。”

太甲说：“我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

译德行，只考虑它的最终归宿。」蔡沉说：「在太甲不敬重阿衡的时候，伊尹的话只担心太甲不听；等到太甲改正过错之后，太甲的心只担心伊尹不说话。太甲固然属于因困顿而明白道理的人，然而过去的迷误，如今的复归；过去的昏暗，如今的明朗。就像日月发生昏蚀，一旦恢复原状，光辉灿烂，万物景象都焕然一新。商汤和周武王尚且难以企及，难道会处在周成王之下吗？」

译《车攻》诗说：“这位君子出征，只闻其名不见其声。确实是位君子，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朱熹说：“周公辅佐成王营建洛邑，作为东都来朝会诸侯。周王室衰微后，长期废弛了这种礼制。到了宣王时期，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夷狄，恢复了文王、武王的疆土，整治车马，备齐器械，再次在东都防备诸侯，借田猎的机会选拔车兵和步兵。所以诗人作此诗，这一章总括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并深深地赞美它。”

《定之方中》诗说：“灵星已经落下，命令那些驾车的人，趁着星光早早驾车，在桑田旁停车休息。”并非只是这样，人秉持着诚实而深沉的心志，高大的公马和母马多达三千匹。

朱熹说：“说的是正值春季，灵星已经落下，而农桑的事务繁忙，文公于是命令主管驾车的人清晨驾车，急忙前往慰劳劝勉他们。然而不只是这个人操持心志诚实而深沉，他所饲养的七尺高的公马和母马，也已经达到三千匹之多了。大概人操持心志诚实而深沉，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他达到这种富庶兴盛，是理所当然的。”按《春秋传》记载：“卫懿公九年冬天，狄人入侵卫国，懿公与狄人在荥泽交战，战败而死。宋桓公迎接卫国的遗民，渡过黄河向南，立宣姜的儿子申在曹地居住，这就是戴公。这一年戴公去世，立他的弟弟燬，这就是文公。文公穿粗布衣服，戴大帛帽子，致力于选拔人才、训练农业，疏通商业、惠及工匠，尊敬教育、劝勉学习，授予方术、任用能人。元年时有革车三十乘，末年则达到三百乘。”

《明夷》卦的彖传说：“光明进入地中，这就是明夷。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以此来躲避大难，文王就是这样做的。”

朱熹说：“躲避大难，指的是遭遇纣王的祸乱而被囚禁。”

《史记》说：纣王让周侯昌以及九侯、鄂侯担任三公。九侯把女儿进献给纣王，女儿不喜欢淫乱，纣王杀了她并剁成肉酱。九侯、鄂侯为此争辩，纣王一并杀了鄂侯。昌听说后叹息，崇侯虎把这事告诉了纣王。纣王于是把昌囚禁在羑里。昌的臣子散宜生等人，求得有莘氏的美女和珍宝进献上去，纣王非常高兴，于是释放了昌。昌出来后献出洛水西边的土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纣王答应了。又赐给昌可以专断征伐的权力。

《帝王世纪》说：纣王囚禁文王。文王的长子叫伯邑考，作为人质在殷商，为纣王驾车。纣王把他煮成肉羹，赐给文王，说：“圣人应当不会吃他儿子的肉羹。”文王吃了。纣王说：“谁说西伯是圣人，吃他儿子的肉羹，竟然还不知道。”

孔子说：“周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臣服侍奉殷商。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极致的德行了。”

范祖禹说：“文王的德行足以取代商朝，上天授予他天命，百姓归附他，他却不去夺取而臣服侍奉，这就是他之所以为极致德行的原因。”

明夷卦六五爻辞：箕子的明夷，利于守正。

朱熹说：“处于最黑暗的地方，靠近最黑暗的君主，却能端正自己的志向，这是箕子的象征。这是守正的极致。”

柳宗元说：“假如纣王的罪恶尚未成熟就死了，武庚念及祸乱而图谋生存。国家没有合适的人选，谁能与他一起振兴治理？先生之所以隐忍而不死，意图大概就在这里吧？”

《洪范》说：“在十三年，王向箕子咨询。”

蔡沉说：“商朝称年号为祀，周朝称年号为年，这里称祀，是因为沿用了箕子的说法。箕子曾经说：‘商朝将要沦丧，我不愿做臣仆。’《史记》也记载箕子陈述《洪范》之后，武王封他在朝鲜而不让他称臣。大概箕子不可让他称臣，武王也顺从他的志向而不让他称臣。”

苏洵说：“箕子不臣服于周，为什么还要为武王陈述《洪范》呢？上天把这道授予我，从禹传到我，不能从我这里断绝。如果因为武王而不传，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传承的人了。所以作为箕子的道，传道是可以的，出仕则不可以。”

《狼跋》诗说：“狼踩到了它的胡须，又绊住了它的尾巴。公孙皮肤红润，红鞋整齐美观。”朱熹说：周公虽然遭受怀疑和诽谤，但他处理此事不失常态，所以诗人赞美他。说“狼踩到了胡须，就绊住了尾巴”。周公遭遇流言之变，而他安适自得竟然如此。大概是因为他的道义崇高、德行盛大，安于所处之地、乐天知命，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遭遇大变而不失常态。周公被毁谤，是因为管叔、蔡叔的流言，而诗人认为这不是四国所为，而是周公自己谦让大美而不居功。大概是不让谗邪之口得以加害于周公的忠圣，这可以看出他们爱护周公之深，尊敬周公之至，而他们立言也有法度。

范祖禹说：“神龙有时潜藏有时飞翔，能大能小，其变化不可测度。然而如果能得到并畜养它，就像犬羊一样，是因为它有欲望的缘故。正因为它可以被畜养，所以也能被剁成肉酱吃掉。凡是有欲望的类，没有不可制服的。只有圣人没有欲望，所以天地万物不能改变他。富贵贫贱死生，就像寒暑昼夜一样在面前更替，我难道会改变我的心吗？只是顺受罢了。舜接受尧的天下，不认为过分；孔子困厄于陈蔡，不认为悲伤；周公远则有四国流言，近则成王不知，而红鞋整齐美观，德音无瑕，其道理是一致的。”

《文侯之命》说：“父亲义和，你能够显扬你的显祖，你开始效法文王武王，用来继承你的君主，追孝于前代的文人。你多次在艰难中捍卫我，像你这样，我嘉奖你。”蔡沉说：“幽王被犬戎所杀，晋文侯与郑武公迎接太子宜臼立他为君，这就是平王，

译迁都于东都。周平王任命文侯为方伯，赐给他黑黍酿的香酒和弓箭，撰写《防书》，命令他显扬祖先文人的德行。都认为康叔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位先正，他光明正大地侍奉他的君主。此后如果没有年高德劭的俊才在其职位上，那么刑、文、武三代的道统就断绝了。如今刑、文、武三代的道统，从文侯开始得以施行，所以说“开始施行刑、文、武之道”。“防”的意思是，聚合而使之不分离；“绍”的意思是，继承而使之不断绝。“前文人”，就像说“前宁人”一样。你多有修治完备之处，在艰难中捍卫我，像你的功劳，是我所嘉许赞美的。

译《黍离》诗说：“那黍子长得茂盛，那稷子正抽新苗。我步履迟缓沉重，心中动荡不安。了解我的人，说我内心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究竟在寻求什么？悠悠苍天啊，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

朱熹说：周朝东迁之后，大夫出行服役到了宗周，经过旧日的宗庙宫室，全都长满了禾黍。哀悯周王室的颠覆，徘徊不忍离去，所以吟咏他所见到的景象，用黍子的茂盛与稷子的幼苗，来兴起自己步履的迟缓与内心的动荡。既感叹当时的人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的心意，又伤痛导致这种局面的究竟是何人呢？臣良胜说：读了《文侯之书》，就知道平王建立东周，是文侯的功劳。读了《黍离》这首诗，就知道平王最终东迁，也是文侯的过失。君主被杀、国家危在旦夕，诸侯同心协力，王室虽然有其职分，这也是盛大的美德。文侯之后，霸业衰败，直到春秋时代，周王室还自以为安定，而周朝不振以至于灭亡，这就是东迁这一错误决策造成的。苏轼曾说：“大家族世族的子孙，有时不幸而衰弱败落，典当家产，变卖器具，借贷乞讨，这种情况常有。至于变卖公田、赐宅，那是非常不肖的行为，是人类所不齿的。”如今平王抛弃了文、武、成、康的基业而大肆丢弃，这就好比一次失败就变卖田宅的子孙，还凭什么振兴后世呢？如果像苏峻之变那样，江左局势危急，温峤提议迁都，王导独自认为不可，说：“君王不可以因为丰俭而迁移都城，北方敌寇正强盛，一旦示弱，名声和实力都会丧失。”于是没有迁都，晋朝也稍微安定。当时文侯如果真有王导那样的见识，那么丰镐的百姓，本来就有文、武、成、康遗留的恩泽，哪里是西秦能够立刻逼迫并占有的呢？

等到他的大夫孔父

《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的意思。弑君的人很多，除了这个没有连累的吗？回答说：有。仇牧、荀息都是连累的。除了仇牧、荀息没有连累的吗？回答说：有。既然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贤德。孔父有什么贤德？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脸色上了。他的正义表现在脸色上是怎么样的呢？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殇公就不能被弑杀。于是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死后，自己也必定会死，急忙跑去救他，都死了。孔父正色站在朝廷上，那么就没有人敢经过而对他的君主发动难处，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脸色上了。臣良胜说：君主被杀而死于难处的，没有成百上千，而《春秋》用节操表彰的有三人：孔父因为正义表现在脸色上，仇牧因为不畏强暴，荀息因为不违背诺言，都认为他们贤德。胡安国说：想要向后世人主展示崇尚奖赏节义之臣，这是天下的大法度，是有国家的紧急事务。而各种传注中还有认为孔父不能导致君主德行，仇牧不能讨伐贼人，荀息所辅佐的不是正道，作为责备的言论，这是以贤德的标准来要求他们。然而人臣不幸以至于用生命殉难其君主，所谓一死万事足矣。所以说：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像这样却有人诋毁，就不符合人心的论断了。”

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

胡安国说：比干进谏而死，商朝有三仁。泄冶进谏而死，为什么唯独没有褒扬的词句？说话沉默、生死，合乎适宜而停止罢了。泄冶尽言无隐，不愧于史鱼的直率了。相比比干，自我安定自我奉献于先王，则不可同日而语。泄冶虽然效忠，难道还在宋子、哀鲁、叔肹之后吗？所以仕于昏乱之朝，如果是异姓，像子哀那样，保全自身而离去是可以的。如果是贵戚呢？不食其禄，像叔肹那样，是好的。臣良胜说：人臣献出生命以实现志向，是古今的大善。而不加褒扬词句的，是因为人臣侍奉君主没有过分的事情，即使是周公的功劳，都是臣子的本分。虽然没有不同的言辞，但是有良心的人所共同认可的。况且人臣之所以这样做，既不在当时求取荣耀，又何必在后世求取名声？然而大善的赞誉，不善的人的诋毁，忠直节义之士，保全身体保护妻子儿女的人，必定会从中作梗，不是仇视善人。不这样，不足以容纳他们的不善。君子持议，又或许帮助他们攻击，不说不是他的职分，就说失去了时机；不说伤害于揭发，就说失去了明智。这是大为伤害善人的开端，而暗中为不善的人提供便利。况且像泄冶的死，虽然不敢相比比干，难道还在子哀、叔肹之后吗？臣认为子哀、叔肹是泄冶所优为的。如果昏乱之朝如宋、鲁那样，听任他离去而不给他俸禄，邻国可以容纳，本国可以居住，那么可以。但是有事先预防而不让他离去，或者玷污他的志向而不让他善去，即使深山穷谷，也一定强加给他，像贼莽对待龚胜那样，他怎么能够自善呢？所以凡是说这种话的，都没有考察《春秋》的微言大义。善人的名声，不善的人想要泯灭而无闻。《春秋》对于节义之臣都以名字记载，大概是想让他们的名声昭示于万世而不泯灭，怎么能说没有褒扬的词句呢？

卫国国君出逃到齐国

孙林父说：“君主忌恨我了，不先发制人必定死。”把家眷财物合并到戚地而入，见到蘧伯玉说：“君主的暴虐，您所知道的。非常害怕社稷的倾覆，将怎么办？”回答说：“君主控制国家，臣敢干预吗？即使干预，哪里知道会好一些呢？”于是离去。

臣良胜说：蘧伯玉在春秋时，最为贤德。当孙林父、甯殖想要驱逐他们的君主，而先告诉伯玉，大概也是把他作为国家的望重之人而难以对付。伯玉离去而君主出逃了。从前

译骊姬想要杀害申生，却忌惮里克，里克因为保持中立而得以幸免，但祸乱最终还是发生了。君子认为，这加速了申生的死亡，最终将弑君的罪名归咎于他。伯玉的做法，大概也与此相近。等到甯喜谋划迎立国君时，也告诉伯玉说：“瑗没有听说国君出逃，怎敢听说国君回国。”于是伯玉就出行了。人们所看重的贤人，他们的出仕或退隐，应当对君主和国家有益。现在想当官就当官，想走就走，把国君的出逃和回归，看作与自己无关，如果把这当作贤德，那么每个人都能做到了。至于晏婴在齐国，也被称为贤相。崔杼弑杀庄公，杀害了三位史官并拘禁了记录简册，唯独对晏婴说：“别人有君主而别人弑杀他，我怎么能为他而死，又怎么能逃亡呢。”我认为《左传》记载这两段，最有害于义理。犯下大逆不道罪行的人，自己知道不被公议所认可，而国内有被众人尊崇的君子，所以用虚假的言辞来离间众人的意志，想要把恶名归于国君，却说“君子不会怪罪我”。欺骗当时的人，迷惑后世的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韩愈说：“《左传》浮夸，像这类记载，大概近乎诬蔑了。”

译太后去世，诸吕企图作乱，当时赵王吕禄、梁王吕产统领南北军。郦商的儿子郦寄与吕禄交好，绛侯周勃与丞相陈平谋划，派人劫持郦商，让郦寄欺骗吕禄，让他交出将军印信，把军队交给太尉。太尉于是统领北军，但还有南军。丞相陈平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太尉，于是逮捕诸吕，全部斩首。武承嗣、武三思谋求成为太子，太后心意未决。狄仁杰常常从容地对太后说：“文皇帝（唐太宗）栉风沐雨，亲身冒着刀箭，平定天下，传给子孙。先帝把两个儿子托付给陛下，现在却想移交给其他家族，恐怕不符合天意吧？况且姑侄与母子相比，谁更亲近？陛下立儿子，那么千秋万岁之后配享太庙，继承无穷；立侄子，却没听说过侄子做天子而把姑姑附祭在太庙中的。”太后醒悟，派徐彦伯召庐陵王，立为皇太子。臣良胜说：“人臣在国家命运危疑之际，想要施展自己的权谋之功，这很难啊。陈平平时端居深思，采纳陆贾结交欢好的建议，所以与周勃深相结交，最终成就诛灭诸吕、安定刘氏的功业。《易经》的《夬卦》说：‘诚信呼号有危险’，意思是尽诚相待，合力仍有危险。狄仁杰甘愿侍奉贼后，含垢纳污，从容等待时机，最终用母子至亲的道理打动太后，成就反周复唐的功业。《易经》的《坎卦》说：‘从窗户纳约’，意思是因其光明而通达。只是陈平、周勃虽然安定刘氏，但君子必定责怪他们当初封诸吕为王时，不如王陵正直；后来讨伐诸武，是五王的功劳，而君子认为取日虞渊，必定归功于狄仁杰。苏辙曾说：‘王陵、裴炎迎向祸乱的锋芒，想凭一句话折服他们，所以不废则死；陈平、狄仁杰等待他们衰败后慢慢纠正，所以自身与国家都保全。’所以说：‘鱼不可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示人。’两位公侯做到了。臣认为这太以权术论事，如果时机不可等待，而陈平与狄仁杰先死于国事，又依靠什么呢？《尚书》说：‘其心无不在于王室’，略去他们的行为而论其心，是可以的。陈平多知人，惠帝去世，无可辅佐者，而吕后强悍狡猾不可制，难道只有陈平不能制吗？高帝说：‘安定刘氏必定是周勃。’也知道吕氏为祸而不能制。陈平的大义，怎么能像王陵那样呢？他说‘保全社稷，安定刘氏，您也不如臣’，陈平胸中已有成算，必定没有后顾之忧而后可以有为。这是陈平的心，无不在于刘氏。狄仁杰的心，路人皆知。”后来五王、韦柬之等，都是狄仁杰推荐的。假如太后病重而狄仁杰还在，那么必定不反兵而先发制人了。他之所以推荐五王，想做什么呢？所以应当首先称善。陈平的心事，万古犹疑。我圣祖确定从祀名臣，黜退赵普，却特别进用陈平，难道不是因为他心不负高祖吗？

元军包围宋军的中军，防备日暮，风大昏雾，四面阻塞，咫尺之间不能分辨。陆秀夫跑到皇帝船上，估计不能出去，于是先让他的妻子儿女入海，随即背着皇帝一同溺死。后来跟随的官员大臣死节的很多。张世杰又回到厓山收兵，遇到杨太后，想奉她为赵氏后而立之。太后刚听说皇帝去世，大哭说：“我忍死辗转至此，正是为了赵氏这块肉，现在没希望了。”于是投海而死。张世杰将前往安南，到平章山下，遇到飓风大作。张世杰说：“没办法了。”为我取瓣香来。到了就仰天呼曰：“我为赵氏也已尽力了。一君亡，复立一君，现在又亡。我未死的，是希望敌兵退，另立赵氏以存祀罢了。现在这样，难道是天意吗？如果天不想我复兴赵氏祭祀，就大风覆我舟。”船于是覆没，张世杰溺死。

宋丞相文天祥到燕京，馆舍供应陈设很丰盛，文天祥不寝处，坐直到天亮，于是移到兵马司，设卒守卫。博啰召见于枢密院，文天祥入，长揖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以至于此，愿早赐死。”于是囚于狱。后来中山狂人称宋王，有众千人，想取文丞相，于是召文天祥入，皇帝谕之曰：“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怎能侍奉二姓？愿赐死足矣。”皇帝还不忍，急忙挥手让他退下，左右极力称赞，皇帝听从他的请求，于是诏有司在燕京的柴市杀他。有诏令派人阻止，到了文天祥已死。文天祥临刑非常从容，对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拜而死，他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几天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尸，面如生。南北人闻者，都为之流涕。

吕中说：“唉！宋之亡也，士大夫大负国。文丞相毁家纾难，九死而不悔，死矣。那些负国的人，难道不死吗？而公之死，与日月争光，天地无穷矣。”

《宋史》讲义说：宋亡节义之臣，文丞相，湖南安抚李芾，池州通判赵昻，发州都统姜才，真州守苗再成，常州

译统制王安节、湖北提刑张起岩、安吉太守赵良淳、无为太守赵淮、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刺史赵孟垒、常州太守姚訔、参政陈文龙、将军张世杰、丞相陆秀夫、察访使赵与泽、兴化太守陈瓒、通判张日中、潮州太守马发、江东制置使谢枋得、信州太守唐震等人，都是其中事迹显著的人。其余的还有很多人。当奸臣贾似道把持朝政时，最忌惮陈文龙、李庭芝两位公卿，将他们排斥在朝廷之外，不容他们任职。等到丙子年（南宋灭亡）的变故发生，朝中大臣有的投降，有的逃跑，而气节道义最为显著的，就是这两位公卿。苏轼曾说：“平时没有敢于冒犯君颜、直言进谏的士人，临难时就没有坚守节操、为义殉国的臣子，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译臣刘定之说：查考野史记载，景炎帝葬在海边乱山之中，当地百姓为他隐瞒葬处，世人因此无从知晓。祥兴帝继位后，下诏说：“我没有什么快乐在于做君主，上天没有选择我不勤勉，遗民为此流泪，没有谁不想为他们的君主效死，但力量不足无可奈何。”百姓尚且如此，那么吃着宋朝俸禄、站在本朝立场的人，像秀夫那样穿着朝服背着君主，与他一同溺死；世杰那样拿着香祝告上天，希望风吹翻敌船；以及天祥那样如金属经过百炼反而更加刚劲，如水流经历万折必定向东，有必死之心，无求生之志的人，他们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因为宋朝立国虽然不能纯粹出于仁义，但未曾不向往道义、勉力行仁吗？因此他们的效忠才像这样啊？

臣良胜说：北宋灭亡时，以死守节著称的，只有李侍郎若水一人；等到京城陷落，只有刘资政韐一人。而南宋灭亡时，大节显著，是自古所没有的。大概从绍圣年间以后，把道学当作伪学，把学问当作禁品，理义在人心中的湮没堵塞，几乎完全消失了。自从理宗阐明道义，崇尚正统学问，圣贤的成法具备，理义的熏陶感染日益加深，善端日渐扩大，忠义奋发时常践行，大概有融洽于肌肤、深入骨髓的。

韩国人张良，父祖以上五代做韩国的相国。韩国灭亡后，张良为了报仇。秦始皇东游，到达博浪沙时，张良让力士拿着铁锥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秦始皇惊恐，寻找没有得到，命令天下大规模搜捕。十天后，张良聚集百人，在路上遇到沛公，于是归属了他。多次用太公兵法游说沛公，沛公认为很好，经常采用他的计策。张良说：“沛公大概是上天授予的，于是跟随不再离开。进入关中就引导，不食五谷。说：我家世代做韩国相国，等到韩国灭亡，我不吝惜万金的财产，为韩国报仇，强大的秦国天下震动。现在凭三寸舌头做帝王的老师，封万户侯，这是布衣的极致，对于我来说足够了。愿意抛弃人间事务，想跟随赤松子游历罢了。”

胡寅说：“张良本来是为了韩国报仇，没有做汉朝官的志向。如果能让吕政死于一锥，那么他的心愿就满足了。其余的我也顾不上忧虑。”

臣邱濬说：“唉！韩国灭亡到现在十三年了。而张良因为家世做韩国相国，仍然散尽千金财产，招募壮士为他的旧主报仇。唉！世上有亲身在其位，吃着君主的俸禄，却怀着二心侍奉异姓的人，看看这个也就足以感慨悲伤了。”《史纲》记载人臣的事迹，而把这件事放在首位，用来警示万世委身侍奉他人的人。

刘基曾经游览西湖，有奇异云彩升起，光芒映照在湖水中。当时鲁道元、宇文公谅都认为这是庆云，刘基纵情饮酒不顾，说：“这是天子之气，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兴起，我应当辅佐他。”圣祖攻下金华，平定括苍，派遣使者聘请刘基。刘基从小路到金陵，陈述时务十八条计策，从中书省设置御座，将要奉小明王。刘基说：“他是牧童罢了，不拜。”于是陈述天命所在，圣祖大悟，于是确定征伐的计策。天威严重，只有刘基直言直议，不被利害触动内心，非常受到礼遇尊重，称为老先生而不叫名字。又说：“你是我的张良。”封诚意伯，回到故乡。

彭韶赞曰：华夏沦陷于夷狄，何必在当时出仕？夷狄回归诸夏，出仕于上才适宜。投靠夏桀还是商汤，节义有什么亏损？伟大的王佐！洞察事物明了几微，运筹制胜，辅佐真龙飞翔。昭示回归制作，文章以此咨询，确实是宗臣。你的爵位你的祠堂。臣良胜说：人臣在困顿艰难之际，本来以筹划治理为责任。震撼撞击，调和剂量，或者进谏或者离去，或者报仇或者赴死，各自适合道义罢了。这是变化之大而有常理。像张良愤恨宗国被强暴逼迫，兴起汉朝消灭秦国，以代替宽仁的政治；刘基痛惜中华沦陷于蛮荒，辅佐运道宣扬德政，以恢复文明的统绪。这是变化之中的变化而通达权变。臣因此用这个作为结尾。

右边阐述君臣的变化

丰卦六五，丰盛被遮蔽，日中见斗，前往会得到疑忌之疾，有诚信能感发，吉祥。朱熹说：六二处于丰盛之时，是离卦的主爻，是最光明的，而上应六五的柔暗，所以是丰盛被遮蔽日中见斗的象。蔀，是障蔽。加大障蔽，所以日中而昏暗。前往而跟随他，那么昏暗的君主必定反而怀疑，只有积累诚意来感发他，才吉祥。告诫占卜的人应当这样。臣良胜说：人君的祸患，没有比被遮蔽更大的了。君主不是昏暗被障蔽，而没有所闻所见，即使贤明的人也会昏暗。所以像日中见斗，白天当作黑夜。然而其震动得中，本明未尽，贤臣还能在位，尽其诚意来感发。左右的遮蔽，还有不能完全肆意作奸的。假使君主没有震动，动而不中，像玩弄婴儿在股掌间，大臣虽然明察，哪里能运用他的诚意呢。从前司马光读轮台诏说：汉武帝用兵很久，而中国没有灭亡，大概成败胜负随即以实情上报，没有毫发不知的，所以不被左右欺骗。后来田千秋一句话而大悟，封富民侯了。像后世云南、荆襄丧师数十万，却以捷报上报，安有不灭亡的呢。臣认为遮蔽是天下通患，岂只是万里之远，君臣之间有，亲近的没有比父子更近的，儿子有不得父亲欢心的，一定是宠幸之人遮蔽。情义亲密的没有比夫妇更密的，妻子有

译得不到丈夫信任的，一定是妾室和陪嫁女子从中遮蔽挑拨。想要回到最初的和睦状态，也只有依靠真诚罢了。极致的真诚能够打开金石，感动猪和鱼，何况人心本来就是光明的呢？

译鼎卦九四爻辞：鼎折断了脚，倾覆了公卿的美食，弄得浑身湿透，凶险。

程颐说：“大臣的职位，是承担天下重任的。天下的事务，难道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承担的吗？必须寻求天下的贤能智慧之人，与他们协力合作。得到了合适的人，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实现了。如果任用了不适当的人，就会败坏国家的大事，给天下带来祸患。”九四爻与初爻相应，初爻阴柔，是小人，是不可任用的。而九四却任用了他，他不胜任而败坏事情，就如同鼎折断了脚一样。鼎折断了脚，就会倾覆公卿的美食。餗，是鼎中的食物。身居大臣之位，承担天下的重任，却任用了不适当的人，以至于败坏，这是不胜任的表现，是非常可羞愧的。其形渥，是说脸上因羞愧而流汗。其凶险可想而知。《系辞》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智慧狭小而谋划宏大，力量弱小而承担重任，很少有不招致灾祸的。”说的是不胜任的情况。

《尚书·蔡仲之命》说：“遵循中正之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的章程。审慎你的视听，不要因为偏颇的言论而改变你的法度。”

蔡沉说：“中，是心中的道理，没有过度或不及的偏差。旧章，是先王制定的成法；厥度，是我自身的法度。这些都是由中正之道产生的。自作聪明，那么喜怒好恶都出于私利，而不是中正了，怎么能不扰乱先王的旧章呢？这是告诫他基于自身的问题。侧言，是偏颇的言论。视听不审慎，被偏颇的言论所迷惑，就不是中正了，怎么能不改变自身的法度呢？这是告诫他顺从他人的问题。”

《尚书·洪范》说：“臣子如果有擅自施福、作威、享用玉食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陷入凶险，人们就会使用偏颇邪僻的手段，民众就会僭越违背常理。”

真德秀说：“君臣上下的名分，就像天冠地履一样不可改变。臣子如果施福作威，就是盗取了君上的权柄；臣子如果享用玉食，就是比拟君上的待遇。大夫这样做，就会危害家族；诸侯这样做，就会使国家陷入凶险。臣民如果效仿，也会顺从邪道而妄为，僭越违背常理。孟子所说的‘不夺取就不满足’，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有人问：‘吴国和楚国曾经僭越天子，鲁国的三家曾经僭越诸侯，没听说他们有害处和凶险，为什么呢？’回答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背正道就凶险。顺从道就吉祥，违背道就凶险。臣子僭越君上，就是所谓的危害，就是所谓的凶险。何况吴国和楚国的篡位弑君接连不断，而季孙、孟孙的家臣相继叛乱，这难道不是凶险危害吗？’以此来防范民众，还有像齐国田氏那样窃取玩弄威福的，像董贤那样挑选上等物品，全部归入私室的。

《尚书·汤誓》说：“夏王竭尽众人的力量，残酷地剥削夏邑的人民。民众都懈怠，不合作。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

蔡沉说：“夏王经常征发沉重的劳役，以穷尽民力；用严酷的刑罚残害民生。民众厌恶夏王的德行，也都懈怠于侍奉君主，不与国家和谐，憎恨地看着君主。指着太阳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呢？’如果灭亡，我宁愿和他一起灭亡。这是因为苦于桀的暴虐，而希望他灭亡的心情非常迫切。”

据《史记》记载，桀在瑶台观看炮烙之刑，对龙逢说：“快乐吗？”龙逢说：“快乐。”桀说：“观看刑罚，为什么没有怜悯之心？”龙逢说：“天下人苦于刑罚，而君主认为快乐，我是君主的股肱，为什么不快乐呢？”桀说：“听从你的劝谏，劝谏得对我就改正，劝谏不得我就惩罚你。”龙逢说：“我看君主头戴危石，脚踩春冰，没有头戴危石而不被压垮的，没有脚踩春冰而不陷落的。”桀叹息说：“这个太阳灭亡，就和你一起灭亡。你知道我的灭亡，却不知道自己的灭亡吗？”于是龙逢遭受炮烙之刑而死。

《尚书·泰誓》说：“现在商王受轻慢侮辱五常，荒废怠惰不敬，自己断绝了与天的联系，在民众中结怨。砍断早晨涉水者的胫骨，剖开贤人的心脏，作威杀戮，毒害疲惫四海。尊崇信任奸邪之人，放逐斥退师保，摒弃典章刑法，囚禁奴役正直之士。郊社不祭祀，宗庙不享祭，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上帝不顺从，断然降下这丧亡。”蔡沉说：“纣王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常道，轻慢侮辱，荒废怠惰，无所敬畏，上自断绝与天的联系，在民众中结怨。”孔氏说：“纣王冬天看见早晨涉水的人，认为他的胫骨耐寒，砍下来观看。”《史记》说：“比干强谏，纣王愤怒地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于是剖开比干观看他的心。’痡，是病的意思。”作刑威以杀戮为事，毒害疲惫四海之人，是说他的祸害所及的地方很远。回，是邪的意思。正士，是箕子。郊是用来祭天的，社是用来祭地的。奇技，是说奇异技能；淫巧，是过度的巧。《列女传》说：“纣王给铜柱涂上油脂，下面加炭，让有罪的人行走，就坠入炭中，妲己于是笑了。”想要妲己笑，以至于制作炮烙之刑，那么他用奇技淫巧来取悦她的，应该无所不至了。祝，是断的意思。说纣王对于奸邪则尊崇信任，对于师保则放逐，摒弃先王之法，囚禁奴役忠正之士，轻废奉祀之礼，专意淫乱之行，悖乱天常，所以天不顺从，断然降下这丧亡。

厉王暴虐，国人诽谤厉王。召公告诉厉王说：“民众不能忍受政令了。”厉王愤怒，得到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诽谤的人，报告了就杀死他们。国人不敢说话，路上只用眼睛示意。厉王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诽谤了，他们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堵塞

译（周厉王）说：“可以。”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危险。河流被堵塞就会决堤，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河流的人，要疏通它让水流顺畅；治理百姓的人，要引导他们让他们说话。因此天子处理政事，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献乐法，史官献典籍，太师献箴言，乐师吟诵，蒙童诵读，百工进谏，平民传言，近臣尽规劝，亲戚补察过失，乐官和史官教诲，老人修治政事，然后王斟酌采纳，因此政事施行而不违背情理。百姓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一样，财富物资从这里产生；就像土地有高原洼地和平原沃土一样，衣食从这里生长。嘴巴发表言论，善恶成败从这里显现。施行善政而防备败政，是用来增加财富物资和衣食的。百姓在心里思考，在嘴上表达，形成意见并实行它，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堵塞他们的嘴，他们能忍受多久呢？”周厉王不听，国都的人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就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

译周幽王因为褒姒而宠爱她。褒姒不喜欢笑，幽王却想逗她笑。褒姒始终不笑。幽王与诸侯约定：如果有敌人入侵，就点燃烽火作为信号，诸侯便发兵来援。幽王想让褒姒笑，于是无缘无故点燃烽火，诸侯全都赶到。到了之后发现没有敌人，褒姒才大笑起来。虢石父奸邪善于阿谀，贪图利益，幽王任命他为卿，让他专权独断。国人都怨恨，政治多行邪道，诸侯有的背离王室，局势开始动荡。申侯召来西夷犬戎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诸侯的军队却没有到来。犬戎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西周于是灭亡。臣良胜说：孔子曾说：“商汤和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天意而符合人心。”因为夏桀和商纣的恶行，是天和人共同厌恶的。孟子也说：“称他们为幽王、厉王，即使是孝顺的子孙，百代也不能更改。”这是君主最大的警戒。

汉桓帝建和元年，京城发生地震。杜乔因为灾异被免职，梁冀诬陷李固，杜乔认为李固与妖贼刘鲔勾结，请求逮捕治罪。太后一向知道杜乔忠诚，没有答应。梁冀于是逮捕李固下狱，李固死在狱中。梁冀派人威胁杜乔说：“早点顺从，你的妻子儿女可以保全。”杜乔不肯，于是也被逮捕下狱，也死在狱中。河内人张成擅长风角占卜，预测将有赦免，教唆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督促逮捕，最终判了杀人罪。张成一向凭借方术与宦官勾结，皇帝也颇相信他的占卜。宦官教唆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告发李膺等人与太学生交结，各郡的学生互相奔走，结成朋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于是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各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大家共同愤恨痛疾。案件经过三府审理，太尉陈蕃拒绝签署，说：“现在所审问的都是海内享有声誉、忧国忠公的大臣，这些人尚且要宽恕十代，哪有罪名不彰明就加以逮捕拷打的？”不肯平署。皇帝更加愤怒，将李膺等人下放到黄门北寺狱，牵连到的陈寔、范滂以下二百余人，有的逃跑未能抓获，悬赏重金招诱，使者四处出动，相望于道。

汉灵帝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说：“那些党人，有的年高德劭，有的出身名门英贤，都应该是辅佐王室、左右大政的人。却长期被禁锢，受辱于泥涂，灾异水旱，都由此产生。”皇帝大怒，下诏逮捕曹鸾下狱，拷打致死。

何进召董卓带兵来到京城。董卓立即动身，并上书说：“中常侍张让等人窃宠承恩，扰乱天下，请逮捕张让等人以澄清天下。”张让假借太后旨意召何进，在嘉德殿前将其斩杀。袁绍和何苗听说何进被害，领兵驻扎在朱雀门下，抓获赵忠等及众宦官，全部杀死，共二千余人。张让困迫，于是带着皇帝和陈留王逃出谷门。张让投河而死。

臣良胜说：天下的权宠本来有相继兴盛的情况，天下的祸咎也有相继而至的情况。自从恭显兴盛而有王氏的专权，自从窦宪被诛而授予郑众爵位。其后诛杀阎显，拥立顺帝，都出于宦官；废黜清河王，杀害李固，都由于外戚。梁冀权势太重，天下不能容忍，后来借助宦官去掉了他。宦官害处极大，朝廷不能忍受，以至于召来外兵来铲除他们。张让等人既被诛杀，董卓也被诛杀，袁术、曹操相继崛起，于是汉朝就灭亡了。诸葛亮说：“先帝与我谈论此事，未尝不痛恨桓帝、灵帝。”

王莽地位尊贵之后，想把女儿嫁给皇帝做皇后，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上奏说长秋宫尚未建立，请求考定五经，确定娶妻之礼，端正十二女的含义，以广继嗣。王莽的女儿于是被立为皇后。又采纳伊尹、周公的称号，加封王莽为宰衡，位至上公。王莽先派遣八位风俗使者，回来时伪造郡国的歌谣颂扬功德，共三万言。泉陵侯刘庆说：“周成王年幼，称为孺子，周公摄政。现在皇帝年轻，应该让安汉公代行天子之事。”平帝去世，王莽挑选宣帝的曾孙中最小的儿子刘婴，年仅两岁，托称占卜最为吉利。王莽居摄，如同周公旧例，立刘婴，号曰孺子。后来把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班固说：“王莽起初出身外戚，屈节力行以求取名誉；等到他居位辅政，成帝、哀帝年间，勤劳国家，举动受到称述。难道就是所谓表面装仁而行为违背的人吗？王莽既不仁，又有邪佞之才；又承袭四代父辈历世的权势，遭遇汉朝中衰，国统三次断绝而太后长寿成为宗主，所以得以放纵其奸恶，成就篡窃之祸。等到他窃取帝位，南面而坐于非其所据之位，颠覆之势，超过桀纣，而王莽安然自认为黄虞复出。于是开始恣意妄为，施展威诈，滔天虐民，最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四方。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察其祸败，没有像王莽这样严重的。”

曹操下令说：“我起初在谯东建造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作为二十年的规划，等待天下清平才出仕。然而不能如意，被征召为典军校尉，心意于是更想为国家讨贼立功，使墓碑题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是我的志向。却遭遇董卓之难，兴起义兵，后来统领兖州，破降黄巾三十万众，又讨伐袁术，使其穷困沮丧而死，摧破袁绍，枭其二子，后来平定刘表，于是平定天下。”

译我身为宰相，臣子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个人的心愿和期望也已经满足了。假使国家没有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或许有人见我势力强盛，胡乱揣测，说我有不臣之心，这让我心里常常感到不安。所以向各位陈述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然而想要我立刻放弃所统辖的军队，实在是不可能的。我确实担心一旦离开军队就会被人谋害，如果我失败了，国家就会陷入倾覆的危险，因此我不能为了追求虚名而招致实际的祸患。

译侍中陈群等人说：“汉朝的气运已经终结，并非从今日才开始。殿下功德崇高，百姓都注视着您。所以孙权在远方称臣，这是天意和人心的呼应。应当正式登上皇位。”曹操说：“如果天命在于我，我就做周文王吧。”

曹操到达洛阳，去世。汉帝派遣御史大夫张音捧着印玺和绶带，下诏册命将皇位禅让给魏王曹丕。曹丕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初。尊奉汉帝为山阳公，追尊曹操为武皇帝。

刘安世说：“老先生在洛阳居住时，没有三天不见面的。有一天见面，老先生说：‘昨晚看《三国志》，识破了一件事，乃是理解曹操遗令的道理。’老先生问：‘遗令的意思如何？’安世说：‘曹操平生的奸诈到这时才尽显无遗，所以临终时谆谆嘱咐写下这道遗令。’老先生说：‘不是这样，这乃是曹操的深意。遗令，世人称为遗嘱，必定选择重要的言语嘱咐子孙。至于细微不重要的事，或许来不及了。况且曹操身后的事，有比禅让皇位更大的吗？现在曹操的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没有一句话提及禅让。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禅让之事，自然是子孙所为，我未曾教他们这样做。’这实际上是拿天下留给子孙，而自己享受汉臣的名声。这遗令的意思，历经千百年无人识得，昨晚偶然窥破。’老先生自有喜色，并且告诫安世说：‘不是有见识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尹起莘说：‘唉！乱臣贼子窃取别人的国家，常常担心取得政权没有名分，于是必定曲折委婉地加以文饰。三家分晋，田氏兼并齐国，借周天子的命令来美化自己。王莽篡汉，想寻求理由却找不到，于是用周公摄政来称呼自己。到了曹操、曹丕才开始用禅让来文饰，后世篡位窃权的人相继效仿，都沿袭这种做法。其根源起于曹氏的始作俑者。’

臣良胜说：“弑君篡国，接连发生在当世，而我唯独列举王莽、曹操，是因为这两个贼子是奸诈中的豪杰。在篡位弑君之中，又想要自己的名声成为周公、文王，暗中夺取别人的国家，蒙蔽君主愚弄百姓，有不知道的人，这应当有所表彰区别而诛灭其心。况且王莽是王太后的侄子，曹操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假使成帝不任用外戚，桓帝、灵帝不任用宦官，又从哪里导致这种祸患呢？《易经》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君主本来应当及早辨别。”

秦桧跟随二帝到燕京，金主让秦桧与达兰担任他的使者，等到南伐时，让他担任参军事。秦桧与妻子王氏从军中奔赴汴水寨，自称杀死了金人监视自己的人，夺船而来，航海到越州见到皇帝。皇帝命令先见宰相和执政大臣，秦桧首先说想要天下无事，必须是南方归南方，北方归北方。朝中士人多怀疑他。秦桧起初说有两个计策可以震惊天下，后来陈述两个计策，想把河北人归还给金国，中原人归还给刘豫。皇帝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归向哪里？”秦桧的话于是理屈词穷。

金人乌珠给秦桧写信说：“你早晚请求议和，而岳飞正图谋河北，必定杀掉岳飞才可以议和。秦桧认为岳飞不死，终究会阻碍和议，自己必定招致祸患，所以极力谋划杀他。”洪皓在金国，用蜡丸书信上奏说：“金人所畏惧佩服的，只有岳飞。等到听说他死了，各位酋长饮酒互相庆贺。”秦桧病重，遗表说：“臣希望陛下更加坚定与邻国的欢好盟约，谨慎对待国策的动摇。”秦桧居相位共十九年，胁迫君主，倡导议和误国，一时忠臣良将诛杀殆尽。那些顽固无耻的人，都被秦桧所用，争着以诬陷好人作为功劳。又暗中勾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窥探皇上动静，开门受贿，财富足以与国家抗衡。外国珍宝，死后还送到门前。阴险深沉，与同僚在皇帝面前论事，不曾极力辩驳，只用一两句话倾轧排挤，使皇帝自己发怒。凡是陷害忠良，都使用这种手段。晚年残忍尤其严重，多次兴起大狱。

《宋史》论断说：“奸臣的罪恶，没有比宋朝的秦桧更严重的了。”大概宋朝到高宗时，危亡已经非常严重，自从秦桧带家眷从北方回来，专主议和，罢免四方援兵。上遮蔽日月之光，下扰乱伦理秩序。大仇不复，辜负二帝望救之心；报本之义亏损，废除了宗庙祭祀。使生民陷于水火，丧失廉耻于偏安。嫉妒陷害忠良，杀岳飞而连累父子；排挤正直言论，流放赵鼎以及众臣。贿赂通向外夷，冤屈深埋九泉。罪恶固然同于梼杌，凶恶实在类似穷奇。假使圣人再生，《春秋》再作，也不能书写他弥天的罪过。然而秦桧以奸邪卖国，确实是天地不容的人，人神共怒的贼。然而还能保全首领而死，追封加谥，为什么呢？唉，这又是天地极微妙的道理。大概太宗辜负太祖，背弃盟约专位，使他的子孙几乎灭绝。天难道能不生出秦桧，让他辜负高宗以丧失社稷吗？不然，为什么朝士都怀疑他，只有范宗尹、李回极力推荐他的忠诚，最终让他掌握大权呢？君子观察宣和殿，秦桧生出玉芝，就知道亡宋的祸患已经在此时预兆了。《诗经》说：“取譬不远，昊天不忒。”说的就是这个。

臣良胜说：“古今愤恨秦桧的奸诈，还因为他能保全首领而感到遗憾。以我看来，秦桧本来没有儿子，娶妻兄王焕的庶子养为己

译子名叫熺，生了埙。虽然世代都在仕途做官，但秦氏的宗庙，却由异姓人主持，祖先神灵，已经很久没有受到祭祀了。这是太宗的报应，还在几代之后才显现，而奸臣秦桧的报应，却在他受宠正盛的时候，就亲身看见了。比起那些被诛灭宗族、没有留下后代的人，这尤其惨痛。难道天道真的没有知觉吗！

译三学学生、台谏官员、侍从官都上疏请求诛杀贾似道。有官员因守丧被遣返回越地终丧，贾似道却扣留他不让他回去。王爚再次弹劾贾似道，说他既不能尽忠而死，又不能尽孝守丧，请求下诏严厉斥责。太后下诏说：“你应当赶快回到丧所，以尽臣子的本分，这样我才能酌情保全你；否则舆论会更加激烈，忠孝之道不容于世，即使我想屈从法律施予恩惠，也做不到了。”贾似道回到绍兴，府守臣关闭城门不接纳他。王爚再次进言，将贾似道贬官三级，安置在吉州居住。当地百姓率领众人张贴檄文驱逐他。朝廷下诏将他改迁到建宁。御史孙荣叟等人请求斩首贾似道以正国法。方回再次弹劾贾似道侥幸欺诈、贪婪淫乱、骄横吝啬、专断残忍等十大罪状。翁合说贾似道以嫉妒贤能的李林甫自比，却妄自依托于伊尹、周公；以不学无术的霍光自比，却敢效仿王莽、曹操的恶行。滔天罪行，人人皆知。台谏官员接连上奏请求将他远窜流放，迫于舆论压力，仅将他贬谪到建宁。建宁本是朱熹讲道的圣地，即使是三尺孩童也知道方向。听到贾似道的名字，大家都想呕吐唾弃，何况见到他的面呢？请求将他远远投放到荒远之地以抵御鬼魅。朝廷下诏将他贬为高州团练使。郑虎臣因为父亲曾被贾似道流放，请求担任押解官。贾似道寄居在建宁开元寺，侍妾还有几十人。郑虎臣到达后，全部屏退她们，夺走他的宝玉，撤去轿子的顶盖，在烈日下暴露行走，让轿夫唱杭州歌谣戏弄他，羞辱到了极点。进入古寺，墙壁上有吴潜题写的字。郑虎臣叫贾似道说：“吴丞相怎么落到这个地步？”船停在黯淡滩，郑虎臣说：“水很清澈，为什么不死在这里？”贾似道说：“等到有诏书我就死。”到了木棉庵，郑虎臣说：“我为天下人杀贾似道，即使死有什么遗憾？”于是将贾似道的妻儿拘禁在别的房间，就在厕所里拉扯贾似道的胸部将他杀死，殡殓在庵旁。

吕中说：“贾似道执政十五年，杀害三大臣，推行公田法，使浙右百姓困苦，吝惜军赏，失去将士人心，背弃和约，挑衅敌国，祸害宗庙社稷，他的罪行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人们常说，奸臣的富贵是自己招致的，留下祸患遗给君主。然而秦桧、贾似道的败亡，身死家灭，前后如出一辙。后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也可以以此为鉴了。”

臣良胜说：“臣子专权，蒙蔽君主祸害国家，殃及百姓的罪行怎么能数得清？然而像秦桧那样卖国，贾似道那样误国，致使皇帝皇后受辱于沙漠，国土沦陷于敌寇，更是万世所痛恨的。所以我这样说：这是罪恶中尤其严重的。”

胡广周游四方三十多年，历任六位皇帝，礼遇任用极其优厚。京城民谣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而他温柔谨慎，常常言语谦逊、神色恭敬，以此取媚于时俗，没有忠直的风骨。天下人因此轻视他。赵弼说：“孔子说：‘中庸作为道德，是最高的了。’胡广有什么德行，却以天下中庸称誉他？”胡广侍奉六位皇帝，担任司空，两次担任司徒，三次担任太尉，又担任太傅。没听说他说过一句正直的话，献过一条匡正时弊的计策，只是言语谦逊、神色恭敬，取媚于外戚宦官，趋炎附势，陷害正直之人。滕抚方正刚直贤能，不结交权势，被宦官所厌恶。论讨伐贼寇的功劳，应当封为太尉，胡广秉承旨意上奏罢黜他，致使滕抚愤恨而死。孝桓年间，梁冀与唐衡共同诬陷李固、杜乔下狱。李固写信给胡广说：“梁氏迷惑错误，你们曲意顺从，汉朝的衰微，从此开始了。”唉，这话多么令人悲伤啊！胡广收到信只是悲伤惭愧而已。不久五侯专横，白马令李云切直地陈述政事的过失，皇帝大怒，下诏将李云送往黄门北寺狱。五官掾杜众哀伤李云因忠谏获罪，上书愿意与李云同日而死。唉，李云身居下僚，担忧时局的危殆，舍生以谏；杜众哀伤李云的忠诚而以死诤谏，这是胡广亲眼所见的。灵帝相信王甫、曹节的诬陷，将李膺、范滂等名士定为钩党，胡广身为三公，尸位素餐，看待各位贤人的冤屈如同盲人哑巴，竟然没有一句诤谏的话。他不仅是汉廷的罪人，也是云、众的罪人。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的，只有杀身成仁的。”胡广身为国家大臣，正值天下多事，群奸乱政，既不能匡扶汉朝国运，又不能引身退位，窃取俸禄固守职位，与时浮沉，八十二岁才死。谚语所说的“愚福而痴寿”，说的就是这种人。乡原，是道德的贼，说的就是胡广。

冯道年轻时以孝顺谨慎闻名。唐庄宗时期，开始显贵。从此屡次朝拜不离将相之位，担任三公三师的职位。为人清廉俭朴宽厚，人们莫测他的喜怒。滑稽多知，随波逐流以取容。曾写《长乐老叙》，自述屡次朝拜荣遇的状况。当时人往往都推崇他的德量。

欧阳修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礼义，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立人的大节。既身为大臣却没有廉耻，天下难道有不乱的，国家难道有不亡的吗？”我读冯道的《长乐老叙》，见他自述，以为荣耀，他可以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天下国家的命运，由此可以知道了。

司马光说：“天地设立位置，圣人效法它，来制定礼仪法律。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妻子顺从丈夫，终身不改；臣子侍奉君主，有死无二。这是人伦的大道理。如果废弃它，没有比这更大的混乱了。范质称冯道

译品德高尚且能考察古制，才识宏大且气量宽宏。虽然朝代更替变迁，人们对他没有非议，他像巨大的山岳一样屹立，不可动摇。臣愚昧地认为：贞洁的女子不侍奉两个丈夫，忠臣不事奉两个君主。女子若不贞洁，即使有容貌的美丽、纺织的灵巧，也不值得称贤。臣子若不忠诚，即使有才智的多、政绩的优异，也不值得珍视。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节操已经亏损的缘故。冯道担任宰相，历经五个朝代八个姓氏，就像旅店看待过客一样，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成了君臣，改变面孔变换言辞，竟然没有羞愧惭愧。大的节操如此，即使有小善，哪里值得取法呢？有人认为自从唐室灭亡，群雄争夺，帝王兴起废灭，远的十多年，近的三四年。即使有忠智的将领，又能怎么样呢？在那时，丧失臣节的人，不只是冯道一人，怎么能单独怪罪冯道呢？臣愚昧地认为：为公事忧虑如同为家事，见到危险就献出生命。君主有过错就极力劝谏力争，国家败亡就竭尽节操效死。明智的士人，国家政治清明就出仕，政治昏暗就隐居，有的隐没踪迹于山林，有的悠闲地处于下位。如今冯道尊宠地位超过三公，权力责任位居宰相之首，国家存在时他模棱两可、拱手沉默，窃取职位白吃饭；国家灭亡时他图谋保全自己苟且免祸，迎接拜见并劝进称帝。君主兴起灭亡接连不断，冯道却富贵自如。这乃是奸臣中的首恶，怎么能与别人相比呢？

译臣良胜说：“奸邪如秦桧、贾似道，如同毒药、猛虎，人们知道接触必死，稍有知识的人，尚且会避开他们。中立如吕广、吕道，如同浓味美色，人们每每称心惬意，即使是贤者也多效仿他们。不知道荼毒消耗，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其造成的祸乱灭亡是一样的。所以我一并将其作为警戒。”

以上为衍述君臣之警戒的内容。

《中庸衍义》卷五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六，明代夏良胜撰，阐述“达道”之义【包括父子之常道，父子之变通，父子之警戒】

《五子之歌》第四首说：“光明圣明的我祖先，是万国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留给他的子孙。关石和钧，王府中都有。”

蔡沈说：“典，如同周朝的六典；则，如同周朝的八则。这是用来治理天下的典章法度。钧与石，是五种权衡中最重的。关通，用以显示彼此通同，没有分歧隔阂的意思；和平，用以显示人情两平，没有乖违争执的意思。是说禹以光明圣明的德行，君临天下，留给后世的典章法则法度就是这样。至于钧石的设立，用来统一天下的轻重标准，王府中也有。他为子孙后世考虑，可以说详尽且深远了。”

《伊训》说：“广泛寻求贤哲之人，使他们辅佐你的后代。”

臣良胜说：“拥有天下之后，用来为子孙谋划、庇护后代的，是重要的道理。至于商王广泛寻求贤哲之人，更是极大的要点。自从商朝以来，光被虞、夏所用的人，不过是一两个世族，八元、八恺则是高辛、高阳氏的才子，舜、禹、稷、契的世系都出自黄帝。商朝以后是周朝，武王兄弟九人，成为显赫的诸侯，而毕公、召公，也以同姓身份位居上公。除了吕望、苏公三位恪守礼制的异姓之外，异姓的贤人，也很少了。凡民间议论官员的司马，不过是在州闾、族党中，出外掌管、入内治理的职务。孔子门下的弟子做官的，只做到大夫的家臣，这也是求贤之道没有广泛推行。只有商汤立贤没有固定的方位，作为留给后代的大训，所以伊尹告诫太甲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整个商朝时期，伊尹、仲虺、莱朱、伊陟、巫咸、傅说、祖已、祖伊，都是来自远方的贤人，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商汤的子孙中兴，历经七代王的恩泽深入人心。周朝既已革命，而人心思念商朝，历经两代之后才安定。虽然周朝视他们为顽民，但在商朝不失为义士，这是自古以来未曾有的。贤哲之人留给后代，其效果竟然如此！禹、汤都是亲身实现太平盛世的人，禹留给后代的是法度，汤留给后代的是人才。君子说：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能自动治理的法度。我希望圣明的君主决断轻重并兼施二者，那么就能留给万世的太平盛世了。”

《文王》诗说：“勤勉不倦的文王，美好的名声不止息。陈设赏赐啊，周侯。文王的子孙，文王的子孙。本宗支系百代，凡是周朝的士人，不显赫也世代相传。”

朱熹说：“文王并非有所勉强，而是纯粹不已，而人们看见他好像有所勉强。他的德行不止息，所以现在虽然去世，但他的美好名声仍然不止息。美好名声不止息，所以上帝广泛赏赐给周朝。凡是文王的子孙，就让他们本宗百代做天子，支庶百代做诸侯；又推及他的臣子，使凡是周朝的士人也世代修德，与周朝同享福寿。”

臣良胜说：“文王留给后代的，是他的德行。相比人与法，德行尤为重要。文王的德行，不是为了永远保持美好的名声。文王的美好名声，不是为了求取后福。所谓无所为而为之，是与天合一。所以昭示于天，升降左右，而天的厚待，不在他自身，而推及他的子孙。做天子，做诸侯，延续百代。至于用来辅佐子孙的，也波及到了。在天则是因才而笃实，在文王则是德厚而流光，都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说：那光洁的玉瓉，黄流在其中，说明宝器不用于粗劣的滋味，黄流不注入瓦缶。盛德必享禄寿，福泽不降于淫乱之人。天人一理，相互流通，断然可以认识。”

《假乐》诗说：“求取福禄而得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适宜做君适宜做王。不失误不遗忘，遵循旧章。”

朱熹说：“是说王者求取福禄而得到百福，所以他的子孙繁衍到千亿，适合作天子，庶民作诸侯，没有不穆穆皇皇地遵循先王法度的。”

臣良胜说：“王者福禄得之于天，可谓极盛了。而享受厚报，尚有流及于子孙的，固然在于繁衍，更在于贤能。子孙之所以贤能，不是自己贤能，也是遵守先王的旧章，以先王的贤能为贤能，这才是贤能的原因。先王创业垂统，功德并重，历经艰险，安危成败，都是亲身亲历并熟虑的，所以典章法则留给后代的谋划，必定衡量其子孙可以世代遵守并能实行的，所谓可继承可传授。只有子孙自认为贤能，而轻视前人的作为，所以有自作聪明扰乱旧章的，谄媚阿谀的人并进，法度纷纷更改，倾覆颠危，而先王的恩泽也因此断绝了。所以商朝的子孙，其数量不亿，只有纣王自认为贤能，所以说：‘虽然没有老成人，尚有典刑，竟然不听，大命因此倾覆。’那么子孙如果不能守法为贤，即使再多有什么用处呢？文王的后代，有像武王那样的圣明，而周公称赞他，也说：‘丕承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