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十二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頥曰：「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尽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无妄乃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则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卦言人，由无妄之道，利在贞正。失贞正则妄也。虽无邪心，茍不合正理则妄也，乃邪心也。」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程頥曰：「阳实在中，为中有孚，维心亨。惟其心诚故能亨通。至诚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险难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谓以诚一而行，则能出险有可嘉尚，谓有功也。不行则常在险中矣。」
臣良胜曰：「无妄之诚，居常之道也；习坎之诚，处变之道也。」
抑诗曰：「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顔。不遐有愆？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朱熹曰：「言视尔友于君子之时，和柔尔之顔色，其戒惧之意，常若自省曰：岂不至于有过乎？盖常人之情，其脩于显者，无不如此。然视尔独居于室之时，亦当庶几乎不愧于屋漏，然后可尔。无曰：此非明显之处，而莫予见也。当知▯神之妙，无物不体。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测者，不显亦临，犹惧有失，况可厌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于外，又当戒谨恐惧乎其所不覩不闻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防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此正心诚意之极功，而武公及之，则亦圣贤之徒矣。
臣良胜曰：武公愼独之功若此，可谓诚意以正心矣。至其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大夫、师长、士，茍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舎我，必共恪于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旅贲之歌，位宁官师之典，倚几训诵之谏，居处▯御之箴，临事瞽史之道，宴居工师之颂。史不失书，蒙不失诵，所谓交脩之道，无不至矣。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至老不倦，无非自治诚切，所以称睿圣武公，不在斯乎？孟僖子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武公之贤若此，其康叔之遗教也夫。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朱熹曰：「言欲自脩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已，不可徒茍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臣良胜曰：天下之理，实理而已；圣贤之学，实学而已。故大学条目虽有人事，而实际用功惟在诚意。意既诚，则是非善恶有如黒白，诚则明也。一决其几，则去恶为善，而正心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惟意所适，而无不善矣。故君子谓诚意为大学人▯之闗，过此则人，否则为▯。人▯之名，善恶之大辨也。此孔子传授心法，曽子独得其宗，子思得之而有诚明之辨，孟子得之而有天人之分，其极只实理实学也。老子生当孔子之时，其说曰虚，庄周宗之，辨及孟子之时，而万世之下言实学者，必宗孔孟，以其学皆实理也。实则有，有则无弊；老庄之虚则无，虚则妄，妄则弊之源也。故神仙方药则▯牝之门为天下根之弊也，申韩刑名则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弊也，放达至于伶籍则礼为乱首之弊也，▯谈至于王何则事物粗迹之弊也。臣每比而观之，一实一虚，一有一无，而善恶利害相悬若此，是以大学诚意义理最难理防。朱熹作《大学》《中庸》或问曰：「平生精力尽在此书，而捐馆之际尚改诚意章未定，则其致力尤难于此可知也。」已
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朱熹曰：「言反诸身，而所备之理，皆如恶恶臭、好好色之实，然则其行之不待勉强，而无不实矣。其为乐，孰大于是？」
臣良胜曰：道而至于乐其道，大备矣。学而至于乐其学，大成矣。然而反之于身，不过曰诚而已。盖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诚也。人之
译无妄卦，至为亨通，利于坚守正道。若不正，则有灾祸，不利于有所前往。
程颐说：“无妄，就是至诚。至诚，是天道的体现。天化育万物，生生不息，使万物各自安守其性命，这就是无妄。人若能尽无妄之道，就是所说的与天地合其德。无妄是至为亨通的道理，君子践行无妄之道，就能达到至为亨通。无妄是天之道。卦辞讲人，遵循无妄之道，利于坚守正道。失去正道就是妄。即使没有邪念，如果不合乎正理，也是妄，那就是邪念。”
习坎卦，有诚信，唯心亨通，行为值得嘉尚。
程颐说：“阳爻实在中间，表示心中有诚信，唯心亨通。因为内心真诚，所以能够亨通。至诚可以感动金石，踏水火，有什么险难不能亨通呢？行为值得嘉尚，是说以专一诚信去行动，就能脱出险境，有值得嘉许的功绩。不行动就常处在险境中。”
臣良胜说：“无妄的诚，是日常居处之道；习坎的诚，是应对变故之道。”
《诗经·抑》说：“看你在君子朋友面前，和颜悦色。难道不会有过失吗？看你在室内独处时，尚且无愧于屋漏之处。不要说这不明显，没人看见你。神明降临，不可测度，何况可以厌弃不敬呢？”
朱熹说：“这是说看你在君子朋友面前，和颜悦色，那种戒慎恐惧的意思，常像自我反省说：难道不至于有过失吗？大概常人的感情，在明显处修养，没有不这样的。然而看你在独居室内时，也应当差不多无愧于屋漏之处，然后才可以。不要说：这不是明显之处，没人看见我。应当知道神明的妙用，没有事物不体现。其到来是不可测度的，不明显也临在，还怕有失，何况可以厌弃不敬呢？”这是说不仅在外表修养，还应当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戒慎恐惧。子思说：“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又说：“防备明显，真诚不可掩盖如此。”这正是正心诚意的极致功夫，武公达到了，也就是圣贤一类的人了。
臣良胜说：武公慎独的功夫如此，可以说是诚意以正心了。至于他在国内告诫说：“从卿以下直到大夫、师长、士，如果在朝的人，不要说我年老而舍弃我，一定要在朝夕恭敬，互相告诫我。”在车上的旅贲之歌，位宁官师之典，倚几训诵之谏，居处御之箴，临事瞽史之道，宴居工师之颂。史官不遗失记载，蒙童不遗失诵读，所谓互相修养之道，没有不周全的。本末兼该，内外交养，到老不倦，无非自我治理真诚深切，所以称睿圣武公，不就在于此吗？孟僖子说：“圣人有明德者，如果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武公的贤德如此，大概是康叔的遗教吧。
《大学》所说的诚其意，就是不要自欺。像厌恶恶臭，像喜爱美色，这就叫自慊。所以君子一定要慎独。
朱熹说：“这是说想要自我修养的人，知道为善去恶，就应当实用其力，禁止自欺，使厌恶恶就像厌恶恶臭，喜好善就像喜爱美色，都务必决然去除恶而求得善，以自我快足，不可徒然苟且以迎合外人。然而其实与不实，大概有别人不知道，而自己独自知道的，所以一定要在此谨慎，以审察其几微。”
臣良胜说：天下的理，只是实理；圣贤的学，只是实学。所以《大学》条目虽有人事，而实际用功只在诚意。意既诚，则是非善恶有如黑白，诚则明也。一决其几微，就去恶为善，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意指向，而没有不善了。所以君子说诚意是《大学》入道的关键，过此则入道，否则不入。入道之名，是善恶的大辨别。这是孔子传授的心法，曾子独得其宗，子思得之而有诚明之辨，孟子得之而有天人之分，其极致只是实理实学。老子生当孔子之时，其说曰虚，庄周宗之，辨及孟子之时，而万世之下言实学者，必宗孔孟，以其学皆实理也。实则有，有则无弊；老庄之虚则无，虚则妄，妄则弊之源也。所以神仙方药则牝之门为天下根之弊也，申韩刑名则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弊也，放达至于伶籍则礼为乱首之弊也，玄谈至于王何则事物粗迹之弊也。臣每比而观之，一实一虚，一有一无，而善恶利害相悬若此，是以《大学》诚意义理最难理防。朱熹作《大学》《中庸》或问曰：“平生精力尽在此书，而捐馆之际尚改诚意章未定，则其致力尤难于此可知也。”
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朱熹说：“这是说反求诸身，而所具备的理，都像厌恶恶臭、喜爱美色那样真实，那么其行动不待勉强，而没有不真实的了。其快乐，谁比得上这个呢？”
臣良胜说：道而至于乐其道，大备矣。学而至于乐其学，大成矣。然而反之于身，不过曰诚而已。盖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诚也。人之
所以为人者，诚也。人之所以参天地而为三者，诚也。吾身而诚，无一毫私意杂于其间，则独行不愧于影，独寝不愧于衾。昼无愧向明，夜无愧处晦矣。无愧怍，则吾之一身与天地相似，发防而不可见，充周而不可穷。其为乐也，所谓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书》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人君而求所以为逸乐，盍于此焉求之？彼以宴安盘游、声色为乐者，祗见其劳而拙尔。
译做人的根本，在于真诚。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才，也是因为真诚。如果自身真诚，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夹杂其中，那么独自走路时影子也不会感到惭愧，独自睡觉时被子也不会感到惭愧。白天面对光明时没有愧疚，夜晚身处黑暗时也没有愧疚。没有愧疚，那么我这一身便与天地相似，精微到看不见，充盈周遍到无穷尽。这种快乐，就是所谓不知不觉手舞足蹈的那种快乐。《尚书》说：“修养德行，心境安逸而日日美好；弄虚作假，心境劳苦而日日拙劣。”君主如果寻求安逸快乐的方法，何不从这里去寻求呢？那些把宴饮安逸、游乐、声色当作快乐的人，只会看到他们劳苦而拙劣罢了。
周惇頥曰：「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朱熹曰：「圣人之所以圣不过全此实理而已。所谓太极者也。五常，仁义礼智信，吾之性也。百行，孝弟忠顺之属万物之象也。实理全则五常不亏而百行脩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
臣良胜曰：「凡人敏给者，多不好学，故其勤者为难矣。禹之敏而克勤，故曰『大禹圣人也』，犹惜寸阴。所谓『终日干干而夕惕若』，至诚而不息也。是以其言可信，而声为律；其德不违，其仁可亲，而身为度。诚为之本也。」
成王与其弟叔虞削桐叶为圭，戏曰：“吾以此封若。”史佚请择日。王曰：“与之戏尔。”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遂封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
柳宗元辨曰：「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茍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封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词。又不当束防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为，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臣良胜曰：宗元之辨，必非周公所为。然今史所载，皆史佚之言也。君子曰：「有桐叶之戏，则随事箴规。人臣谏君，当于其微。人君至诚自治，至于言无敢戏，则几于大禹。声之为律者，于君德大有补也。」
宋太祖仁孝豁达，质任自然，不事矫饰。宫中帘缘用青，衣常服之澣濯至再。
刘安世尝与马永卿言仁庙恭俭，安世曰：“仁庙恭俭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谓有始有卒者。”常记得先生司马光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锦绣珠玉于前殿为非。”永卿曰：“何以言之？”安世曰：“夫锦绣珠玉，世之所有也。己不好之，则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于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俭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则其奢侈必甚，必至之理也。故当时识者见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庙则不然，若非大臣问疾，则无由见其黄絁被、漆唾壶。
臣良胜曰：「宋太祖、仁宗不近名者，自治之诚也。明皇则伪而已。岂惟明皇？晋武帝焚雉头裘，亦有末年奢侈之敝。皆以不诚故也。」
荀况曰：「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
臣良胜曰：诚者无妄之谓也。《易》之无妄，取象于天与雷之行。天天下无不知者，无不闻者，是不容以伪也。雷既动而天下之物勾萌甲拆，则物物与之无妄，是天以诚化万物也。圣人取象于此，以茂对时育万物，则圣人之诚以化万物也。况之论诚，亦本乎此。而程伯淳谓荀子原不识诚，盖其以性为伪，是不识性，是以不识诚也。以伪为性，则必以诚为非性。诚有不由于性者，是皆非所谓诚也。
司马光曰：「为国家者，必先实而后文也。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纪纲，和上下，亲远近，乐之实也；清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材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询安益，访治乱，纳谏之实也；选勇果，习战鬭，治兵之实也。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臣良胜曰：「实之云者，诚之谓也。光之学本于诚，而其入自不妄语始。故其言于君者，孚之以实也。人臣以实而献纳于君，人君以实而听纳于
译周敦颐说：“圣人不过是至诚罢了。诚是五常的根本，是各种行为的源头。”朱熹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不过是因为完全具备了这真实的道理罢了。这就是所谓的太极。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我们人的本性。百行，即孝悌忠顺之类，是万物的表象。真实的道理完备了，五常就不会亏损，而百行也就修成了。”
大禹为人敏捷干练，能够勤勉；他的德行不违背正道，他的仁爱使人亲近；他的言语值得信赖。他的声音可以定为音律，他的身体可以作为法度。
臣良胜说：“一般人敏捷干练的，大多不喜欢学习，所以能够勤勉的很难。大禹既敏捷又能勤勉，所以说‘大禹是圣人’，他珍惜每一寸光阴。这就是所谓的‘整天勤奋努力，晚上也警惕戒惧’，至诚而不停息。因此他的言语值得信赖，声音可以定为音律；他的德行不违背正道，仁爱使人亲近，身体可以作为法度。诚是这一切的根本。”
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削桐叶做成玉圭，开玩笑说：“我用这个封你。”史官史佚请求选择吉日。成王说：“我是和他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说了就要被史官记录下来，用礼仪来成全它，用音乐来歌颂它。”于是就把叔虞封在尧的旧都，称为唐侯。
柳宗元辩驳说：“古代流传的说法是，成王拿桐叶和小弟弟开玩笑，说：‘用这个封你。’周公进来祝贺。成王说：‘是开玩笑。’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就把小弟弟封在唐。’我认为不是这样。王的弟弟应当受封吗？周公应该及时向王进言，不必等王开玩笑就祝贺来促成这件事。不应当受封吗？周公竟然成全这不恰当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小弱者做君主，这能算是圣人吗？况且周公认为王的话不可以随便说说而已，就一定要顺从并促成它吗？假设有不幸，王用桐叶封给妇女或宦官，也将全都顺从并促成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在于行为是否得当。假如没有得当，即使多次更改也不算是弊病，关键在于得当，不可以让它改变，何况是因为开玩笑呢？如果开玩笑就一定要实行，这是周公教唆王犯错误。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该用正道让王从容安乐，最终归于中正而已，一定不会迎合王的过失而为之辩解。也不应当束缚或放纵王，使他像牛马一样，急了就会失败。况且家人父子之间，尚且不能以此自我克制，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不过是心胸狭窄的小人做的事，不是周公应该采用的，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叔，是史佚促成的。”
臣良胜说：“柳宗元的辩驳，必定不是周公所为。然而现在史书所载，都是史佚的话。君子说：‘有桐叶的玩笑，就随事规劝。臣子劝谏君主，应当在细微之处。君主至诚地自我修养，以至于言语不敢开玩笑，那就接近大禹了。声音成为音律，对君主的德行大有补益。’”
宋太祖仁孝豁达，质朴自然，不做作矫饰。宫中的帘缘用青色，衣服经常穿洗过多次的。
刘安世曾经和马永卿谈论仁宗的恭敬节俭，刘安世说：“仁宗的恭敬节俭出于天性，所以四十二年如一日。《易经》所说的有始有终。”常记得先生司马光说：“明皇即位之初，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是不对的。”马永卿说：“为什么这么说？”刘安世说：“锦绣珠玉，是世间所有的。自己不喜好，就不使用，何至于焚烧？焚烧一定要在前殿，是想让人知道，这是好名气的弊病。恭敬节俭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出于好名气。好名气的心意衰退，那么奢侈必定严重，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当时有识之士看到他焚烧珠玉，就知道他晚年必定有弊病。如果仁宗就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大臣问疾，就没有机会看到他的黄絁被、漆唾壶。”
臣良胜说：“宋太祖、仁宗不近名，是自我修养的真诚。明皇则是虚伪罢了。岂止明皇？晋武帝焚烧雉头裘，也有晚年奢侈的弊病。都是因为不真诚。”
荀况说：“天地伟大啊，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智慧啊，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
臣良胜说：“诚就是没有虚妄的意思。《易经》中的无妄，取象于天和雷的运行。天是天下没有人不知道的，没有人不听到的，是不容许虚伪的。雷一动，天下的万物就萌芽破壳，那么万物都与它没有虚妄，这是天以真诚化育万物。圣人取象于此，以茂盛应对时节化育万物，那么圣人的真诚就以化育万物。荀况论诚，也基于此。而程伯淳说荀子原本不认识诚，大概是因为他把性当作伪，这是不认识性，所以不认识诚。以伪为性，就必定以诚为非性。诚有不源于性的，这都是不叫诚的。”
司马光说：“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有实质而后有文饰。安定国家，利于百姓，是仁的实质；保住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质；辨别贵贱，建立纲纪，调和上下，亲近远近，是乐的实质；清除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质；考察言行，试用政事，是求贤的实质；衡量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的实质；询问安益，访察治乱，是纳谏的实质；选拔勇果，练习战斗，是治兵的实质。实质不存在，即使文饰再盛大美好，也没有益处。”
臣良胜说：“所谓实质，就是真诚的意思。司马光的学问本于真诚，而他的入门从不说谎开始。所以他向君主进言，是用真诚来取信。臣子用真诚向君主进献，君主用真诚来
臣，施之天下国家之政，亦皆以实而不以虚，则天下之治也，何有？虽然，文之胜实也，久矣。在孔子时，已不从先进，盖亦以文胜为病矣。至光之时，文之胜又必甚矣。至于今日，又必甚矣。按光之言以考之，则所谓实与文者，当自辨矣。」
译臣认为，将这种原则施用于天下国家的政事，也都以务实而不以虚浮，那么天下的治理，还有什么困难呢？虽然如此，浮华胜过务实的情况，已经很久了。在孔子时代，就已经不再推崇质朴的先进之士，大概也是因为浮华胜过务实而成为弊病了。到了光武帝时期，浮华胜过务实的情况必定更加严重了。至于今天，必定更加严重了。根据光武帝的言论来考察，那么所谓的务实与浮华，应当自然分辨清楚了。
圣祖视事东门时，天热坐久，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澣濯者。宋思顔曰：“主公躬身节俭，旧衣澣濯更进，禹之恶衣服，诚无以加矣，真可示法子孙也。”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圣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赐之币以张其直。文皇坐右顺门，所服衷衣袖敝垢，纳而复出。侍臣有赞圣德者，上慨然叹曰：“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澣濯更进。昔皇妣躬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尝守先训，不敢忘。”
右衍治已之诚
兑九五孚于剥有厉
程頥曰：九五得尊位而处中正，尽说道之美矣。而圣人复设有厉之戒，盖尧舜之盛未尝无戒也。戒所当戒而已。虽圣贤在上，天下未尝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恶也。圣人亦说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尝不知圣贤之可说也，如四凶处尧朝，隐恶而顺命是也。圣人非不知其终恶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诚心信小人之假善为实善，而不知其包藏，则危道也。小人者，备之不至，则害于善。圣人为戒之意深矣。臣良胜曰：说至善也，而未免犹有小人之亲；诚至道也，而不能泯于小人之诈。此圣人所以善用其诚而不易于说也。
有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程頥曰：「豚躁，鱼防，物之难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鱼则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坚正，故利于贞也。」
朱熹曰：「至信可感，豚鱼涉险难而不可以失其贞。故占者能致豚鱼之应，则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于贞也。」
臣良胜曰：「小人虽有未格于诚，而君子所以惇信者益至。将至于豚鱼可感，而险可济，狡伪者无不献其诚矣。」
襄公防晋侯、宋公、衞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防于萧鱼。
程頥曰：防于萧鱼郑又服而请防，也不书郑防，谓其不可信也。而晋悼公推至诚以待人，信郑不疑，礼其囚而归焉，纳斥堠，禁侵掠，遣叔▯告于诸侯。而郑自是不复叛晋者二十四年，至哉诚之能感人也。臣良胜曰：五伯假之也，假则诈之尤也。在桓、文而已，然晋悼独得至诚待之之誉此于春秋》絶无而仅有者。虽然，诚亦难言也。悼非真能推诚者也。桓公之兴当楚僭王、猾夏之始，故必有以服其心。文公之时适楚报宋围宋之际故必有以挫其气悼公继景、厉之衰，而不足以复桓、文之盛，但致勤于郑故伐郑则楚争楚来而晋退，此即巫臣所为通吴制楚之术使之敝于奔命尔郑之久服于晋者，子展、完守、老楚仗信待晋其防固有定也。二境待盟，畏楚故尔楚敝而服晋之心固矣，况继以子皮、子彦、子太叔之良大夫，岂甘心于楚者哉？郑成之后受其兵车之献金石之乐是亦桓、文而已，而专美至诚之誉亦不虞矣。
礼器曰：「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
陈澔曰：谓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为贵，是内心之敬，无不实者；以多者、大者、文者、高者为贵美而有文，是外心之实者。
缁衣》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凟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吕大临曰：「好贤必如缁衣之笃，则人知上之诚好贤矣。故曰：『爵不凟而民作愿。』恶恶必如巷伯之深，则人知上之诚恶恶，不必刑罚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试而民咸服。』文王好恶得其正，而一出乎诚心，故为天下之所仪刑。德之所以孚于下也。」
齐桓公与鲁庄公防于柯，曹刿手剑从之。管子曰：“君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桓公曰：“君许诺。”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摽剑而去。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着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晋文公伐原，与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过三日将降矣，君不如待之。”公曰：“得原
译圣祖在东门处理政事时，天气炎热，久坐之后汗水湿透了衣服，身边的人换上干净的衣服给他，都是经过洗涤的。宋思颜说：“主公亲身践行节俭，旧衣服洗涤后再穿，大禹厌恶华丽衣服的美德，确实没有能超过他的了，真可以作为子孙的榜样。”我担心主公今天这样，以后或许就不这样了，希望始终能保持这样。圣祖高兴地说：“思颜的话很好。”赏赐给他布帛以表彰他的正直。文皇坐在右顺门，所穿的内衣袖口破旧脏污，收起来又拿出来。侍臣中有赞美圣德的，皇上感慨地叹息说：“我虽然每天换十次新衣，不曾缺少过，只是自己想着应当珍惜福分，所以每次洗涤后再穿。从前皇母亲手缝补旧衣服，皇父看见后高兴地说：‘皇后如此勤俭，正可以作为子孙的榜样。’所以我常常遵守先人的训诫，不敢忘记。”
右边是衍治已之诚
兑卦九五爻：诚信感化剥落之世，有危险。
程颐说：九五爻得到尊位且处于中正，尽善尽美地体现了“说”（悦）的美德。而圣人又设立有危险的警戒，大概是因为尧舜那样的盛世也不曾没有警戒。警戒那些应当警戒的地方罢了。虽然圣贤在上位，天下不曾没有小人，但他们不敢放肆作恶。圣人也说他们能够勉强自己改变面貌。那些小人，不曾不知道圣贤是可以取悦的，就像四凶处在尧的朝廷，隐藏恶行而顺从命令一样。圣人并非不知道他们终究是恶人，只是取用他们畏惧罪责而勉强行仁罢了。九五如果真心相信小人的假善是实善，而不知道他们包藏祸心，那就是危险的道路。小人，防备不到家，就会危害善道。圣人警戒的意思很深啊。臣良胜说：“说”是至善，却难免还有小人的亲近；“诚”是至道，却不能消除小人的欺诈。这就是圣人善于运用诚信而不轻易取悦他人的原因。
有诚信，连猪和鱼都能感化，吉祥，利于渡过大河，利于坚守正道。
程颐说：“猪性躁动，鱼多防备，是难以感化的事物。诚信能感化猪和鱼，就没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了，所以吉祥。忠信可以蹈水火，何况渡河呢？守信的道理，在于坚贞正直，所以利于坚守正道。”
朱熹说：“至诚可以感化，猪和鱼渡险难而不可以失去其正道。所以占卜者能招致猪和鱼的感应，就吉祥而利于渡过大河。又必须利于坚守正道。”
臣良胜说：“小人虽然有不被诚意感化的，但君子用来敦厚诚信的努力更加周到。将达到猪和鱼都能感化，险难可以渡过，狡诈虚伪的人没有不献出诚意的地步。”
襄公在萧鱼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会盟，讨伐郑国。在萧鱼会盟。
程颐说：在萧鱼会盟，郑国又服从而请求会盟，不记载郑国会盟，是说它不可信任。而晋悼公推至诚待人，信任郑国不怀疑，礼遇郑国的囚犯并送他们回去，撤除斥候，禁止侵掠，派遣叔〇向诸侯报告。而郑国从此不再背叛晋国二十四年，至诚感人之能真是达到了极点啊。臣良胜说：五霸是假借诚信的，假借就是欺诈的极致。在桓公、文公罢了，然而晋悼公独得至诚待人的美誉，这在《春秋》中绝无仅有。虽然如此，诚信也很难说。悼公并非真能推诚待人。桓公兴起时，正值楚国僭越称王、扰乱华夏的开始，所以必有办法使其心服。文公之时，恰逢楚国报复宋国、围困宋国的时机，所以必有办法挫败其气势。悼公继承景公、厉公的衰败，不足以恢复桓公、文公的盛况，只是致力于郑国，所以讨伐郑国则楚国争夺，楚国来攻而晋国退却，这就是巫臣所施行的通吴制楚之术，使楚国疲于奔命罢了。郑国长久服于晋国，是因为子展、完守、老楚仗着诚信对待晋国，其盟约本来就有定数。两国边境等待会盟，是因为畏惧楚国，所以楚国疲敝而服于晋国的心意就坚定了，何况接着有子皮、子彦、子太叔这些贤良的大夫，哪里会甘心于楚国呢？郑国达成盟约之后，接受其兵车的进献和金石之乐，这也只是桓公、文公的水平罢了，而专门赞美至诚的美誉，也不足为奇了。
《礼器》说：“君子对于礼，有所竭尽情感、极尽谨慎，致以敬意而真诚，如果有美德而加以文饰，而真诚若……”
陈澔说：是说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色者为贵，这是内心的敬意，无不真实；以多者、大者、文饰者、高者为贵，这是外心的真实。
《缁衣》说：“喜好贤人如同喜爱黑色衣服，厌恶恶人如同巷伯那样。”那么爵位不滥授而百姓变得恭谨，刑罚不施行而百姓都信服。《大雅》说：“效法文王，万国都信服。”
吕大临说：“喜好贤人必须像喜爱黑色衣服那样笃诚，那么人们就知道上位者真诚喜好贤人了。所以说：‘爵位不滥授而百姓变得恭谨。’厌恶恶人必须像巷伯那样深切，那么人们就知道上位者真诚厌恶恶人，不必施行刑罚而百姓自然敬畏信服。所以说：‘刑罚不施行而百姓都信服。’文王喜好和厌恶得其正，而都出于诚心，所以成为天下所效法的榜样。德行之所以能取信于下民的原因。”
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地会盟，曹刿手持剑跟随。管子说：“您有什么要求？”曹刿说：“希望请求汶阳的田地。”管子回头看桓公说：“您答应他。”桓公说：“答应。”曹刿请求结盟，桓公走下台阶与他结盟。结盟后，曹刿掷剑而去。胁迫下的盟约可以违背，而桓公不欺骗；曹刿可以报复，而桓公不怨恨。桓公的诚信显扬于天下，是从柯地之盟开始的。
晋文公讨伐原国，与大夫约定五日。五日而原国不投降，文公命令撤军。官吏说：“原国不过三日就将投降了，您不如等待它。”文公说：“得到原国
失信，吾不为也。”原人闻之曰：“君有义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闻之，亦请降。
译违背信用，我不做这种事。”原地的百姓听说后说：“您有这样的道义，我们不能不投降。”于是投降。温地的百姓听说后，也请求投降。
魏文侯与羣臣饮酒乐而天▯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防期哉？」乃往。
秦孝公以衞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爵；为私鬭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布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五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輙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司马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隣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隣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沬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信。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防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吴养心曰：「秦之所以亡，其原盖出于此。其后吕不韦为相，自作令书，布咸阳城门，悬千金于其上，延诸侯游士賔客，有能増减一字者，予千金。莫有易者也。以今观之，岂诚无一字可増减哉？诚以秦之人为鞅积威之所刼，虽欲议之，而有所不敢。自不韦制令之书，无敢议，遂至于赵高指鹿为马，相异如此，而人臣犹不敢言。则知秦人为鞅积威之所刼也，甚矣。」
韩信谢武涉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防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
光武事更始时，诸贼铜马、鐡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防掠。光武击铜马于鄡，吴汉将突骑来防清阳，士马甚盛。铜马食尽，夜遁，追击于馆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诸将未能信，贼降者亦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降者各归营，勒兵自乗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闗西号铜马帝。
唐太宗时，有上书请去佞臣者曰：“愿阳怒以试之，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从者，佞臣也。”上曰：“朕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邪？朕方以至诚治天下，岂可为此哉？”宋太祖封刘鋹为恩赦侯。鋹在国时，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太祖幸讲武池，鋹先至，赐以巵酒。鋹疑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业，拒违朝廷，劳王师致讨，罪固当诛。陛下既待臣以不死，愿为大梁布衣，观太平之盛，乞全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耶？”命取鋹酒自饮之，而别酌以赐鋹。臣良胜曰：“四君皆英雄豪杰主也，虽其智数多任，而驭豪杰，安反侧，待臣下服降虏，率能推诚以运其防，此其所以帝业有成也。昔人论武侯事业奇伟，而开诚布公，乃为事业之本，彼辅佐之功尔，矧帝王之业，而非以推诚为之本乎？但高祖之待信不终，伪游擒制；太宗以绢遗吏，几误之死，非真能用诚者。光武、太祖其庶几哉？”
永乐元年，锦衣衞奏：福建送至海宼若干人，法当弃市。文皇曰：「朕尝许以不杀，今杀之，不信，则后来者之路塞矣。」俱宥之，令戍边。
永乐六年，武臣有言黄福不宜复授重任者。先时，福以刑部尚书坐事谪办事官，未几复其官，命随成国公理公务，故武臣以为言。文皇曰：“福才不逮尔耶？”对曰：“此建文旧臣，且近有过。”文皇
译魏文侯与群臣饮酒，正高兴时，天突然下雨，他命令备车将要到郊外去。左右的人说：“今天饮酒正高兴，天又下雨，您要到哪里去呢？”文侯说：“我与虞人约定了打猎，虽然高兴，怎么能失约呢？”于是前往。
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最终确定了变法的法令。百姓编成什伍互相监督，连坐告发奸恶的人与斩敌首级的人获得同样的奖赏，隐瞒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的人受到同样的惩罚。有军功的人，各自按照法律接受上等的爵位；因私斗的人，各自根据轻重受刑。无论贵贱都致力于本业，耕织获得粟帛多的人免除其徭役；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人，全部没收为奴婢。有功的人显赫荣耀，无功的人即使富有，也没有光彩。法令已经制定，尚未公布，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有能把它搬到北门的人，给予五十金。百姓对此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搬。又宣布说：“能搬的人给予五十金。”有一个人搬了它，随即给予五十金，以表明不欺骗。最终颁布了法令。
司马光说：“诚信，是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国家依靠百姓来保卫，百姓依靠诚信来维系。没有诚信就无法驱使百姓，没有百姓就无法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王者不欺骗天下，霸主不欺骗邻国，善于治国的人不欺骗他的百姓，善于治家的人不欺骗他的亲人。不善于治国的人则相反，欺骗邻国，欺骗百姓，严重的甚至欺骗兄弟，欺骗父子。上级不信任下级，下级不信任上级，上下离心，以至于失败。所得到的利益不能医治所受到的伤害，所获得的不能弥补所损失的，难道不可悲吗！”“从前齐桓公不违背曹沫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伐原的利益，魏文侯不废弃与虞人的约定，秦孝公不废弃徙木的诚信。这四位君主，道术并非纯粹洁白，而商君尤其被称为刻薄，又处在战争攻伐的时代，天下趋向于欺诈和武力，尚且不废弃诚信来养育百姓，何况治理天下太平的政事呢！”
吴养心说：“秦国之所以灭亡，其根源大概出于此。后来吕不韦做丞相，自己撰写法令，张贴在咸阳城门，在上面悬挂千金，延请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减一字的人，给予千金。没有人能改动。以现在来看，难道真的没有一字可以增减吗？实在是因为秦国人被商鞅积累的威势所胁迫，虽然想议论，却有所不敢。自从吕不韦制定法令后，无人敢议论，以至于赵高指鹿为马，情况如此不同，而臣子仍然不敢说话。就知道秦国人被商鞅积累的威势所胁迫，非常严重了。”
韩信对武涉说：“我侍奉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论不被听从，计谋不被采用，所以背叛楚国而归附汉王。汉王授予我上将军的印信，给我数万军队，解下衣服给我穿，推让食物给我吃，言论被听从，计谋被采用，所以我能到达这个地步。别人深深地亲近信任我，我背叛他，不吉祥。”
光武帝侍奉更始帝时，各种贼寇铜马、铁胫、尤来、大枪、上江、青犊、富平、获索等，各自统领部曲，人数合计数百万，到处抢劫。光武帝在鄡县攻打铜马，吴汉率领突击骑兵来到清阳增援，士兵马匹非常强盛。铜马粮食吃尽，夜间逃跑，在馆陶追击，全部击破并使他们投降，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各位将领还不能信任，投降的贼寇也不自安。光武帝知道他们的心意，命令投降的人各自回到军营，整顿军队自己乘坐轻骑，巡视部队阵型。投降的人互相说：“萧王把赤诚的心放在别人的肚子里，怎么能不拼死效忠呢？”于是都信服，把投降的人全部分配给各位将领，人数于是达到数十万，所以关西称他为铜马帝。
唐太宗时，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臣说：“希望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坚持道理不屈服的人，是直臣；畏惧威势顺从的人，是奸臣。”皇上说：“我自己做欺诈的事，怎么要求臣下正直呢？我正要以至诚治理天下，怎么能这样做呢？”宋太祖封刘鋹为恩赦侯。刘鋹在国时，多放置毒酒来毒害臣下。一天，太祖驾临讲武池，刘鋹先到，赐给他一杯酒。刘鋹怀疑有毒，捧着杯子哭泣说：“我继承祖父基业，抗拒朝廷，劳烦王师征讨，罪过本来应当诛杀。陛下既然待我不死，愿做汴梁的平民，观看太平的盛况，乞求保全早晚的生命，以保全陛下养育的恩德。”太祖笑着说：“我把诚心放在别人肚子里，哪有这种事呢？”命令取刘鋹的酒自己喝下，而另外斟酒赐给刘鋹。臣子良胜说：“四位君主都是英雄豪杰之主，虽然他们的智谋多任，但驾驭豪杰，安抚反侧，对待臣下和俘虏，都能推诚以运用权术，这就是他们帝业成功的原因。从前的人评论诸葛亮的事业奇伟，而开诚布公，是事业的根本，那是辅佐的功劳，何况帝王的事业，难道不以推诚为根本吗？只是高祖对待韩信不始终如一，假装出游擒获控制；太宗用绢帛遗赠官吏，几乎误杀他，不是真正能用诚的人。光武帝、太祖大概接近了吧？”
永乐元年，锦衣卫奏报：福建送到海盗若干人，按法律应当处死。文皇说：“我曾经许诺不杀，现在杀了他们，不守信，那么后来者的路就堵塞了。”全部赦免他们，命令戍守边疆。
永乐六年，武臣有说黄福不宜再授重任的。先前，黄福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因事获罪贬为办事官，不久恢复他的官职，命令跟随成国公处理公务，所以武臣为此进言。文皇说：“黄福的才能不及你们吗？”回答说：“这是建文帝的旧臣，而且最近有过错。”文皇
谕之曰：“君臣相与，在于推诚，不可畜疑。唐太宗为君，王珪、魏徴初皆讐怨，一体委任之不疑，两人终能尽心辅政，知无不言。尉迟敬德亦讐敌也，既获而臣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如此。今朕用人，无间新旧，惟贤才是，任何尝存一毫私意，有过者必体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诚任之。上能推诚，则人乐尽力；若或畜疑，则人茍图免责，谁肻尽心？自今慎之，勿复妄言。”
译告诫他说：“君臣相处，在于推心置腹，不可心存猜疑。唐太宗作为君主，王珪、魏徵起初都是他的仇敌，但他毫无猜忌地完全信任并委任他们，这两人最终能够尽心竭力辅佐朝政，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尉迟敬德也是仇敌，既然俘获他并让他臣服，便得到了他拼死效力的忠诚，这都是因为太宗有极公正的胸襟，所以能如此。如今我用人，不分新旧，只以贤才为标准，何曾存有一丝私意，有过错的人必定体谅情由予以宽容，有才能的人必定推诚相待予以任用。君主若能推诚待人，那么人们就乐于尽力；如果心存猜疑，那么人们就只求免除罪责，谁肯尽心竭力？从今以后要谨慎行事，不要再胡乱言语。”
又召广西禄州判官阳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时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尝奏按察使陈瑛受潜邸赏赐者。文皇曰：“帝王惟才是使，岂当屑屑记忆旧嫌？齐桓公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尝不得其力，竟推用之。”
臣良胜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圣祖之天下也。人才者，天生之，圣祖成之，以致天下之治者也。繄我文皇以天与圣祖之心为心，于凡人才，无新旧之间，所以成天下之治也。末世滋伪，隆怨薄恩，虽在属籍，疑问猜忌，至网罗诛杀。若为自安计，寻亦倾覆。如六朝者，亦众矣。我文皇谓学士杨荣曰：「使练子宁在，吾当用之。」呜呼！有是心，斯有是言。则凡所以任福宗者，岂声音笑貌之为哉？是足以张圣人之度也，亦足以表圣人之诚也。
右衍应物之诚
离彖曰：重明以丽乎正，而化成天下。
程頥曰：「上下皆离重明也。二五皆处中正，丽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处中正，可以化成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臣良胜曰：天地之明，悬象乎日月；五行之明，取象于火。火虚而明，故离之卦火，其中虚也。虚则明，明有并于日月者，日之过午而昃，月之既望而▯皆非中正之明也。人君向明而治，以丽乎中正者也。故闇弱则不及于明也，作聪明则太过于明也。惟君不自用而用臣之明，臣必尽用而不蔽主之明，庶几于重明丽正而化成于天下也。
说命》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蔡沉曰：天之聪明，无所不闻，无所不见，无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聪明，一出于公，则臣敬顺，而民亦从治矣。
皇矣！诗曰：「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朱熹曰：「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义，又清静其德音，使无非间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无有遗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孙也。」
臣良胜曰：王季之德，虽曰有六，其实一明而已。葢其心有尺寸，而审度于义理是非，是以非间之言无自而入，善恶之辨则克类矣。举善而教不能，则克长矣。教之不率而赏罚行焉，则克君矣。赏罚既明，不僭不忒，顺比之治章矣。故《易》于同人以天火为象，而曰：「君子以类族辨物。」惟其能辨，是以能同。使是非相杂而无所别，则非君长之道。欲望顺比之治，难矣。故曰：「知临大君之宜，吉。」君之道，莫大于明也。
蒸民》诗曰：「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朱熹曰：「肃肃严也，将奉行也。若顺也，顺否犹臧否也。明谓明于理，哲谓察于事。保身，盖顺理以守身，非趋利避害而偷生以全躯之谓也。」
臣良胜曰：「甚哉，用明之难！岂独君哉？在臣亦有难之者。以山甫之德，举山甫之职，又遇宣王之君，至将命以明邦国之顺否，必明而且哲，然后可以保其身。其难也，何如哉？盖利害之际，人所难言也。惟视人则明尔。若持利害之柄以加人，人将恕己之昏，而反利害之明以归我。故曰：『察见渊鱼者不祥也。』山甫克明邦国之顺否者，一惟匪懈以事天子，是非利害盖有所不计也。曰保身云者，有吾身以举吾职，以事吾君，是谓不失其身，非私其身也。不然，则隐黙茍全而完躯保妻子之人，将有以借口矣。」
相国萧何以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为请吾苑。”乃下廷尉狱，械系之数日。王衞尉侍言曰：“相国胡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受贾竪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衞尉曰：“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是日使使持节赦出何。何入谢，帝曰：“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百姓闻吾过。”
臣良胜曰：自知之难，自屈之尤难也。君而名之
译又召广西禄州判官阳宗到京，升任大理寺右寺丞。有人进言说阳宗在建文年间担任北平按察司佥事时，曾上奏弹劾按察使陈瑛收受潜邸赏赐之事。文皇说：“帝王只根据才能来使用人才，难道应当斤斤计较地记着旧日的嫌隙吗？齐桓公任用管仲，唐太宗任用王珪、魏征，何尝没有得到他们的效力，最终都大力推举任用他们。”
臣良胜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圣祖的天下。人才是上天造就的，由圣祖成就他们，从而达成天下的治理。我们文皇以上天和圣祖的心意为自己的心意，对于所有人才，不分新旧，所以能成就天下的治理。末世滋长虚伪，推崇怨恨而轻视恩德，即使是皇族亲属，也怀疑猜忌，甚至罗织罪名加以诛杀。如果只是为了自保，最终也会倾覆。像六朝那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我们文皇对学士杨荣说：“假如练子宁还在，我应当任用他。”唉！有这样的胸怀，才有这样的话。那么凡是任用福宗这样的人，难道是表面的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吗？这足以彰显圣人的气度，也足以体现圣人的真诚。
右边阐述顺应事物的真诚。
《离卦》彖辞说：双重光明依附于正道，从而教化成就天下。
程颐说：“上下都是离卦，是双重光明。二爻和五爻都处于中正之位，是依附于正道。君臣上下都有光明的德行，并且处于中正之位，可以教化成就天下，形成文明的习俗。”
臣良胜说：天地的光明，悬挂着日月作为象征；五行的光明，取象于火。火中空而明亮，所以离卦象征火，其中间是虚空的。虚空则明亮，明亮有与日月并比的，但太阳过午而偏斜，月亮过望而亏缺，都不是中正的光明。君主面向光明而治理，是依附于中正之道的。所以昏暗软弱就达不到光明，自作聪明就过于光明。只有君主不自用而使用臣下的光明，臣下必定尽力而不遮蔽君主的光明，差不多就能达到双重光明依附正道而教化成就天下的境界。
《说命》说：“只有上天是聪明睿智的，只有圣人能适时效法它，只有臣下能恭敬顺从，只有百姓能服从治理。”蔡沉说：“上天的聪明睿智，无所不闻，无所不见，没有别的，只是公正罢了。君主效法上天的聪明睿智，一切出于公正，那么臣下就会恭敬顺从，百姓也会服从治理了。”
《皇矣》诗说：“这位王季，上帝衡量他的心，使他的美德声誉远播。他的德行能够明察，能够明辨，能够领导，能够统御。他统治这个大邦，能够顺从，能够亲近，亲近于文王。他的德行没有悔恨，已经承受上帝的福佑，施及子孙。”
朱熹说：“这是说上帝制约王季的心，使他有所节制能衡量义理，又使他的美德声誉清静，没有非议的话。因此王季的德行，能做到这六点。到了文王，他的德行没有遗憾，所以已经承受上帝的福佑，而延及子孙。”
臣良胜说：王季的德行，虽然说有六点，其实只是一个“明”字。大概他的心有所节制，而审慎衡量义理的是非，所以非议的话无从进入，善恶的辨别就能明辨了。举荐善人而教导无能的人，就能领导了。教导而不顺从就施行赏罚，就能统御了。赏罚既明确，不僭越不错误，顺从亲近的治理就彰明了。所以《易经》在同人卦中以天火为象，说：“君子以此类聚族群辨别事物。”正因为能辨别，所以能同。如果是非混杂而没有区别，那就不是君主领导的道理。想要达到顺从亲近的治理，就难了。所以说：“知道临事是君主的适宜做法，吉祥。”君主的道理，没有比光明更重要的了。
《蒸民》诗说：“严肃的王命，仲山甫奉行它。国家的好与坏，仲山甫明察它。既明察事理又洞察事机，以此保全自身。早晚不懈怠，以此侍奉一人。”
朱熹说：“肃肃是严肃的样子，将是奉行的意思。若顺是顺从的意思，顺否犹臧否，即好坏。明是说明于事理，哲是说洞察于事机。保身，大概是顺从道理来守身，不是趋利避害而苟且偷生以保全躯体的意思。”
臣良胜说：“使用光明的困难，真是很大啊！难道只是君主吗？臣下也有困难的。以山甫的德行，举荐山甫的职位，又遇到宣王这样的君主，至于奉行王命以明察国家的好坏，必须既明察事理又洞察事机，然后才能保全自身。它的困难，是怎样的呢？大概利害的关头，是人难以言说的。只看别人就明亮了。如果拿着利害的权柄加于人，人将宽恕自己的昏庸，而反过来把利害的明亮归给我。所以说：‘能看清深渊里的鱼的人不吉祥。’山甫能明察国家的好坏，只是一心不懈怠地侍奉天子，是非利害大概是不去计较的。说保身，是有我的身体来履行我的职责，侍奉我的君主，这是说不失掉自身，不是私保自身。不然，那么沉默苟且保全而完整身体保护妻子儿女的人，将有借口了。”
相国萧何因为长安地方狭窄，上林中有很多空地废弃，希望让百姓进入耕种，不收草料作为禽兽的饲料。皇上大怒说：“相国多收受商人的财物，为我请求我的苑囿。”于是把他下到廷尉狱，戴刑具关押了几天。王卫尉侍言说：“相国有什么大罪，陛下关押他太暴虐了。”皇上说：“收受商人的金子，请求我的苑囿来向百姓献媚，所以关押治罪他。”王卫尉说：“有利于百姓而请求，真是宰相的事。”当天派使者持节赦免释放萧何。萧何入宫谢罪，皇帝说：“相国为百姓请求苑囿，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做桀纣那样的君主，而相国做贤相，我所以关押相国，是想让百姓听到我的过错。”
臣良胜说：自知很难，自我委屈更难。君主而命名
，桀纣恶莫加矣。谁其任之？故自比赧献，自方桓灵。在衰弱已不堪受，高祖创业之主，知过而改。至自屈于桀纣而不辞，若其狎逼周昌曰：「我何如主？」曰：「桀纣之主也。」亦不怒焉。此其宏度伟识，真有不可及者。无论他美，只其肻以桀纣自居，人加之而不怒，斯其不为桀纣也，审矣。
译夏桀、商纣的罪恶没有比他们更严重的了。谁敢承担这样的罪名呢？所以汉高祖将自己比作周赧王、周献王，将自己比拟为汉桓帝、汉灵帝。在国力衰弱、已不堪承受的情况下，作为开创基业的高祖，能够知错就改。甚至甘愿自比为桀纣也不推辞，当他在周昌面前轻慢逼迫地问：“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昌回答：“您是桀纣那样的君主。”高祖也不发怒。这种宏大的气度和卓越的见识，确实有他人无法企及的地方。不论其他美德，仅凭他肯以桀纣自居，别人加之也不发怒，这就足以证明他绝不会成为桀纣那样的暴君，这是确凿无疑的。
汉武帝谓大将军衞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以外裔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臣良胜曰：「知其不善，是可为善；知其将亡，是以不亡。」武帝材畧，自古寡伦，其征伐四裔，盖振古所无之功；而虚耗四海，亦振古所无之祸。所以立功者，武帝自知之明也；所以致祸者，武帝自知之明也。然而不亡者，亦武帝自知之明也。盖天下壅蔽之患，惟自知之为难，责人明而恕己昏也。自知既明，则无不明矣。司马光于赐书阁读书，一日大喜，谓其兄曰：「光昨夕读轮台诏，方知汉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国不亡。盖每遣将之出，而成败胜负，輙以实闻，无毫发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归人主，而不为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国不亡。夫以武帝惟自知，而左右不敢欺，是以不亡。则南诏防师数十万，襄阳之围数年不解，而卒以捷闻者，夫安得不亡？合而观之，劝戒着矣。」
唐太宗时，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尔。然卿适观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臣良胜曰：太宗英明，深于自知也。其诏世南曰：「适覩其始，未知其终。再逾年，而魏徴已陈渐不克终者十事矣。」且太宗尝语褚遂良曰：「人心惟有一心，而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宠取禄。」若世南此论，殆近于谄谀而求售者耶？至宋时，石介缘此亦作《庆厯圣德诗》篇目虽同，而用意则异，阴刺奸邪，激成险祸。当时老成谋国如韩琦者，固有忧矣。二事虽为一律，而世南近于谄，介伤于直。君子曰：「与其失之谄也，宁直。」
唐宣宗召翰林学士韦澳，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揺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
司马光曰：「宦者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辨给，善伺▯顔言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忤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知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疎。甘言卑词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愬，有时而听。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东汉之衰，宦者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刼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乗虎狼而挟虺蛇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监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堕旧章，是崇是长，晩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防预军谋，宠过而骄，不复能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凌宰相如犬马。是以来瑱入朝，遇谗赐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闻，至狼狈幸陜；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子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寃抑无诉，遂弃勲庸，更为叛乱。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黜。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玚、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衞。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瓘欲废嫡立庶，以成陈宏志之变。宝歴狎防羣小，刘克明、蘓明为逆。其后降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自称定防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文宗深愤其然，志欲
译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说：“汉朝各项事务刚刚创立，加上外族侵犯中原，我如果不改变制度，后世就没有法度；如果不出兵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因此，不得不使百姓劳苦。如果后世也像我所做的那样，那就是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了。”
臣良胜说：“知道它不好，这就可以行善；知道它将灭亡，所以没有灭亡。”汉武帝的才能谋略，自古以来少有匹敌，他征伐四方外族，大概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功绩；而耗尽天下财力，也是自古以来没有的祸患。所以能建立功业，是因为武帝有自知之明；所以招致祸患，也是因为武帝有自知之明。然而没有灭亡，同样是因为武帝有自知之明。大概天下壅塞蔽障的祸患，只有自知是最难的，责备别人严厉而宽恕自己昏庸。自知既明，就没有不明的事了。司马光在赐书阁读书，一天非常高兴，对他的哥哥说：“我昨晚读轮台诏，才知道汉武帝用兵时间长久而中原没有灭亡。大概每次派遣将领出征，成败胜负，都立即如实上报，没有毫发不知的情况，所以天下的权柄都归于君主，而不被左右近臣欺骗蒙蔽。这就是为什么行兵三十年而中原没有灭亡。凭借武帝只有自知，而左右不敢欺骗，所以没有灭亡。那么南诏防备军队几十万，襄阳的围困数年不能解除，而最终以胜利上报，这怎么能不灭亡呢？合起来看，劝诫的道理就明显了。”
唐太宗时，秘书少监虞世南进献《圣德论》，太宗赐手诏称赞说：“你的论调太高，我怎么敢比拟上古？只是比起近世，稍微好一些罢了。然而你刚才只看到开始，不知道结局。如果我能够慎终如始，那么这篇论著可以流传；如果不然，恐怕徒然让后世嘲笑你。”
臣良胜说：太宗英明，深于自知。他诏令虞世南说：“刚才只看到开始，不知道结局。”过了两年，魏徵已经陈述了逐渐不能善始善终的十件事了。而且太宗曾经对褚遂良说：“人心只有一个，而像车辐聚集一样攻击它，各自寻求自我推销，以获取宠信和俸禄。”如果虞世南这篇论著，大概接近于谄媚以求自我推销吧？到了宋朝，石介因此也作了《庆历圣德诗》，篇目虽然相同，而用意则不同，暗中讽刺奸邪，激成险恶的祸患。当时老成谋国如韩琦的人，本来就有忧虑了。两件事虽然同出一律，而虞世南接近于谄媚，石介伤害于直率。君子说：“与其失之于谄媚，宁可直率。”
唐宣宗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因为谈论诗歌屏退左右，与他交谈说：“近日外面说内侍权势怎么样？”韦澳回答说：“陛下威严果断，不是前朝能比的。”皇上闭眼摇手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还在畏惧他们。”
司马光说：“宦官掌权，成为国家的祸患，由来已久了。大概因为他们出入宫禁，君主从幼年到成年，与他们亲近狎昵，不像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以严惮。其中又有性格识见轻浮机巧，语言辩给，善于窥察脸色言语迎合志向，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的祸患，使唤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如果不是上知之主，洞察事物情理，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委任他们做事，那么亲近的人日益亲密，疏远的人日益疏离。甜言蜜语卑辞的请求，有时听从；浸润肤受的谮言，有时听取。于是黜陟刑赏的政令，暗中转移到近习手中而自己不知道，如同饮醇酒，嗜好它的味道而忘记它的醉意。黜陟刑赏的权柄转移，而国家不危乱，是没有的。”东汉的衰败，宦官最名为骄横，然而都假借君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没有能胁迫天子如控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惧他们如乘虎狼而挟虺蛇如唐世那样的。所以这样，是因为汉朝不掌握兵权，唐朝掌握兵权的原因。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开始破坏旧章，推崇增长，晚年让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常与他商议，自太子王公都畏惧侍奉他。宦官从此炽盛了。等到中原动荡，肃宗在灵武收兵，李辅国以东宫旧臣参与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再控制，以至于爱子慈父都不能庇护，以忧悸终。代宗即位，仍然遵循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凌宰相如犬马。所以来瑱入朝，遇谗赐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闻，至狼狈幸陜；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子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寃抑无诉，遂弃勲庸，更为叛乱。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黜。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玚、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衞。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瓘欲废嫡立庶，以成陈宏志之变。宝歴狎防羣小，刘克明、蘓明为逆。其后降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自称定防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文宗深愤其然，志欲
除之。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为，反受其殃，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遂至湔血禁庭，积尸省户，公卿大臣连颈就诛，阖门屠戮，天子阳瘖，纵酒饮泣吞气，自比赧献，不亦悲乎？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闭目揺手，自谓畏之，况僖、懿之骄侈，茍声色、毬猎足充其欲，则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无怪矣。贼污宫阙，两幸梁、益，皆令孜所为也。昭宗不胜其耻，力欲清涤，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则张濬覆军于平阳，増李克用防扈之势；复恭亡命于山南，启宋文通不臣之心；终则兵交阙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华阴，幽辱东内，刼迁岐阳，崔昌遐无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讨之，连兵围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粮糒，王侯弊踣于饥寒，然后全诲受诛，乗舆东出，翦灭其党，靡有孑遗，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然则宦者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氷」，至为国家者，防防杜渐，可不慎其始哉！此其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余伤贤害能，召乱致祸，卖官鬻狱，沮败师徒，蠧害烝民，不可徧举。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阃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如巷伯之疾恶，寺人披之事君，郑众之辞赏，吕疆之直諌，曹日升之救患，马存亮之弭乱，杨复光之讨贼，严遵美之避权，张承业之竭忠，其中岂无贤才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进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动人耳。果或有罪，小则刑之，大则诛之，无所寛赦，如此虽使之专横，孰敢哉？岂可不察臧否，不择是非，欲草薙而禽狝之，能无乱乎？是以袁绍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汉；崔昌遐袭之于后，而朱氏簒唐，虽快一时之愤，而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恶木之蠧而伐之，其为害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斯之谓矣。
译罢免他们。凭借宋申锡的贤能，尚且不能有所作为，反而遭受祸殃，何况李训、郑注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企图用一朝诡诈的计谋，剪除累世胶固的党羽，竟然导致禁宫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在省门，公卿大臣接连被杀，满门屠戮，天子假装失声，纵酒饮泣吞声，自比周赧王和汉献帝，不也很可悲吗？凭借唐宣宗的严毅明察，尚且闭目摇手，自称畏惧他们，何况唐僖宗、唐懿宗骄奢淫逸，只要声色犬马、球猎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把政事一概托付给他们，称宦官为父，本来就不奇怪了。叛贼玷污宫阙，皇帝两次逃往梁州、益州，都是杨复恭所为。唐昭宗不堪其耻，极力想要清除涤荡，但任用的人不得当，行事不遵循正道，起初张濬在平阳覆军，增加了李克用防备护卫的势力；接着李福在山南逃亡，开启了宋文通不臣服的心；最终军队在宫阙交战，箭射中皇帝的衣服，漂泊于莎城，流寓于华阴，在东内受辱幽禁，被劫持迁往岐阳，崔昌遐无可奈何，反而召朱全忠来讨伐他们，连兵围城，再次经历寒暑，御膳缺乏粮食，王侯困顿于饥寒，然后韩全诲被杀，皇帝东出，剪灭他们的党羽，没有遗留，而唐的宗庙社稷因此变成废墟。那么宦官的祸患，始于唐明皇，盛于唐肃宗、唐代宗，成于唐德宗，极于唐昭宗。《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于治理国家的人，防范杜绝渐萌的祸患，能不慎重开始吗？这其中的祸患，明显尤其显著。其余伤害贤能、招致祸乱、卖官鬻狱、败坏军队、危害百姓，不能一一列举。宦官的官职，自三王时代，记载于诗礼，用来谨慎宫闱的禁令，通达内外的言语，怎么可以没有呢？像巷伯疾恶如仇，寺人披侍奉君主，郑众推辞赏赐，吕疆直言进谏，曹日升救患，马存亮弭乱，杨复光讨贼，严遵美避权，张承业竭忠，其中难道没有贤才吗？只是君主不应当与他们谋划议论政事，任免士大夫，使他们拥有足以动人的威福罢了。如果确实有罪，小的就惩罚，大的就诛杀，不宽赦，这样即使让他们专横，谁敢呢？怎么能不考察善恶，不辨别是非，想要像除草杀禽一样对待他们，能不混乱吗？所以袁绍在前实行，而董卓削弱汉朝；崔昌遐在后效仿，而朱氏篡夺唐朝，虽然一时痛快，而国家随之灭亡，这就像厌恶衣服的污垢而焚烧它，厌恶树木的蛀虫而砍伐它，其危害不是更多吗？孔子说：“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过分，就会作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圣祖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志虑有未周及，既行之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则知明；久歴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初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庶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茍有不善，岂徒予之过，亦尔等之责也。」
文皇宴间顾问侍臣曰：“今一岁又终，外间军民安否何如？”对曰：“陛下临御以来，所施无非仁政，今军民皆安，正太平无事之时。”上曰：“太平岂易言？朕惟遵皇考成宪以为治，如得雨旸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兆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为太平无事。”
臣良胜曰：「圣祖不肻自安于尽善，而责望于臣；文皇不肻自任于太平，而归美于亲。皆不自满假，即检身不及，望道未见之心也。三代而下，可并言矣。」
右衍自知之明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朱熹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广，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则衅蘖萌于其间矣。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臣良胜曰：「火在天上，明之象也。遏恶扬善，明之用也。天子之有天下，富有之大业也。礼乐刑政于是焉正，万方四海于是焉安，则是非善恶于是焉萃。非借赏罚以振之，则杂揉妄施，并其所有而失之矣。故人君当大有之世而行大有之权，必用大有之明，而后享大有之业。五服之章，则谓之天命，非有所私而章也。章而非私，以其明之无所蔽于命也。五刑之用，则谓之天讨，非有所私而用也。用而非私，以其明之无所蔽于讨也。故曰：顺天以休命也。」
立政曰：「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
蔡沉曰：「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见，皆曰心者，即所谓廸知忱恂，而非谋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见。以是敬事上帝，则天职脩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长伯，则体綂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两间，而俯仰无怍者，以是也。」
吕刑》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防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彜。」
蔡沉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辉光发越而四达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观感动荡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犹有未化者，故士师明于刑之中，使无过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辅其常性，所谓刑罚之精华也。」臣良胜曰：「治狱之道，固亦多端，然要其极，发之以明而归之以慎也。故上之穆穆，所谓和敬慎之谓也；下之明明，所谓精白明之谓也。上而能慎，则轻重适中，无有淫刑而滥者矣；下而能明，则曲直自辨，无有枉刑而寛者矣。然而上之道防兼庶狱，而下之道明以折狱，固其常也。舜命臯陶作士曰：「惟明克允。」《易》象治狱之卦曰：「噬嗑」「曰贲」「曰丰」「曰旅」，虽有用于震之威、艮之止，而必离明以主之。惟议狱缓死，则取象于风泽之中孚，死狱非他刑比也，和说以讯之，巽顺以道之，亦敬慎之道也。然则君臣用刑之中，必用其明而不尽用其明者，乃所以为慎也。」
晋公子出亡在楚，楚子享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寛，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必由晋公子乎？天将与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臣良胜曰：楚成王明知人也，不在知重耳之必霸，乃在于知其必伯而不忍伤之也。何者？其言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是之谓知天，而况于人乎哉！昔楚文过邓，邓之甥欲杀之，而邓侯不许，曰：「人将不食吾余」，楚卒灭邓，邓焉取余。成王夫岂不知将有邓之悔也？虐贤伤善，是絶天地之纪，天之咎又安逃乎？故尝谓楚成知晋必伯而不杀重耳，齐桓知田氏有齐而不杀
译圣祖对徐达等人说：“人的行事，固然希望做到尽善尽美，然而一时志向和思虑有所不周全，等到行动之后再去思考，发现有不尽善之处，急切想要更改，已经来不及了。与其对过去的事情追悔莫及，何不当初就谨慎对待？大抵经历世事，就会知道事理；久经患难，思虑就会周全。近日纪纲法度初显头绪，其中有不完善的地方，各位应当秉持公正的言论，急切地进行变革，希望上下之间都能得到便利。如果有不善之处，难道只是我的过错，也是你们的责任啊。”
文皇在宴饮间询问侍臣说：“如今一年又将结束，外面的军民安乐吗？”侍臣回答说：“陛下临朝执政以来，所施行的无非是仁政，如今军民都安乐，正是太平无事的时候。”皇上说：“太平岂是容易说的？我只遵循先帝的成法来治理国家，如果风雨适时，年成丰收，战争不起，百姓安乐，朝廷没有奸邪之人，然后才可以说是太平无事。”
臣良胜说：“圣祖不肯自认为尽善，而责备期望臣下；文皇不肯自认为太平，而将美名归于先帝。这都是不自满自足，即使检点自身有所不及，也怀着望道未见的心态。夏商周三代以后，可以一并称道了。”
右边是关于自知之明的论述。
《大有》卦的象辞说：“火在天上，这是大有卦的卦象。君子因此遏制邪恶、弘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天命。”朱熹说：“火在天上，照耀的范围广阔，这是大有卦的卦象。拥有的东西既大，如果没有办法治理它，那么祸患就会在其中萌生了。天命只有善而没有恶，所以遏制邪恶、弘扬善行，以此来顺应上天。反求于自身，也是如此罢了。”臣良胜说：“火在天上，是光明的卦象。遏制邪恶、弘扬善行，是光明的作用。天子拥有天下，是富有的大业。礼乐刑政在这里得到匡正，万方四海在这里得到安宁，于是是非善恶在这里汇聚。如果不借助赏罚来振作，就会杂乱无章、随意施行，连同他所拥有的也会失去。所以人君在大有之世行使大有的权力，必须运用大有的光明，然后才能享有大有的基业。五服的章服，称之为天命，并不是有所私心而彰显的。彰显而不私心，是因为光明没有遮蔽天命。五刑的运用，称之为天讨，并不是有所私心而使用的。使用而不私心，是因为光明没有遮蔽天讨。所以说：顺应上天以休美天命。”
《立政》篇说：“也说文王、武王能够了解三种任职者的内心，明察三种俊才的内心，以此来恭敬地侍奉上帝，确立民众的长官。”
蔡沉说：“三宅、三俊，文武能够了解、明察，都说是内心，这就是所说的引导、知晓、诚信、恭顺，而不是谋面。三宅已经授予职位，所以说能够了解；三俊尚未任用，所以说明察。以此来恭敬地侍奉上帝，那么天职得以修明而上有所承接；以此来确立民众的长官，那么体制得以建立而下有所寄托。人君处于天与人之间，而俯仰无愧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吕刑》篇说：“在上位者庄重恭敬，在下位者精明洁白，光辉照耀四方，防止不勤于德行，所以明察刑罚的中正，率领百姓治理，辅助常道。”
蔡沉说：“穆穆，是和敬的容貌。明明，是精白的容貌。灼于四方，是穆穆明明，光辉发扬而四通八达。君臣的德行昭明如此，所以百姓都观感激动向善而不能自己。像这样还有未被教化的，所以士师明察刑罚的中正，使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率领百姓治理，辅助他们的常性，这就是所谓的刑罚的精华。”臣良胜说：“治理狱讼的道理，固然有很多方面，但归结到极点，是以光明发起而以谨慎归结。所以上位的穆穆，所谓和敬谨慎的意思；下位的明明，所谓精白光明的意思。上位能够谨慎，那么轻重适中，没有滥用刑罚的；下位能够光明，那么曲直自然分辨，没有枉法宽纵的。然而上位的道理防止兼理众狱，而下位的道理明察决断狱讼，本是常理。舜命令皋陶担任士官说：‘只有光明才能公允。’《易经》象辞中关于治狱的卦说：‘噬嗑’、‘贲’、‘丰’、‘旅’，虽然有用震的威严、艮的制止，但必须用离的光明来主导。只有议论狱讼、延缓死刑，才取象于风泽的中孚，死刑不同于其他刑罚，和悦地审讯，顺从地引导，也是敬慎的道理。那么君臣运用刑罚的中正，必须运用光明而不完全运用光明，这就是为了谨慎。”
晋公子出亡在楚国，楚成王设宴款待他。子玉请求杀了他。楚成王说：“晋公子志向远大而节俭，有文采而懂礼，他的随从严肃而宽厚，忠诚而能尽力。晋侯没有亲近的人，内外都厌恶他。我听说姬姓，是唐叔的后代，其后代衰落，必定由晋公子复兴吧？上天将要给他，谁能废除他？违背上天必定有大祸。”于是送他到秦国。
臣良胜说：楚成王是明智的人，不在于知道重耳必定称霸，而在于知道他必定称霸而不忍心伤害他。为什么呢？他说：“上天将要兴盛他，谁能废除他”，这就是知道天命，何况是人呢！从前楚文王经过邓国，邓国的外甥想杀他，而邓侯不允许，说：“人将不吃我的剩余”，楚国最终灭了邓国，邓国哪里还有剩余。成王难道不知道将有邓国的悔恨吗？虐待贤人伤害善人，这是断绝天地的纲纪，上天的责罚又怎么能逃避呢？所以常说楚成王知道晋国必定称霸而不杀重耳，齐桓公知道田氏将拥有齐国而不杀
敬仲，汉高知东南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符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宗咈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其后卒罹其祸。君子不以为非者，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猜忌疑贰欲有其富贵而杀无罪之人，不亦逆天理乎？君子谓齐不繁刑重赋，田氏不能取齐；楚不用子玉，晋文不能胜楚；汉景不用晁错，吴未必反；晋武不立晋惠，刘元海不能乱；符坚不贪江左，慕容不能兴；▯宗不用林甫，禄山不敢叛。此达于天人之理者也。不然，景帝以鞅鞅杀亚夫，曹操以论建杀孔融，晋以时名杀嵇康，夏侯▯宋明帝以族大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杀斛律光，唐太宗以防杀李君羡，武后杀裴炎，岂尽能免患于当时而逃责于后世哉？
译敬仲，汉高祖知道东南必定会生乱却没有杀死吴王刘濞，晋武帝听到齐王司马攸的言论却没有杀死刘元海，苻坚信任王猛却没有杀死慕容垂，唐玄宗违背张九龄的意见却没有杀死安禄山，后来最终都遭受了他们的祸患。君子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存亡是天意，得失是人事，不可逆转的是天理。如果因为猜忌怀疑而想要独占富贵，却去杀害无罪的人，不也是违背天理吗？君子认为，齐国如果不施行繁苛的刑罚和沉重的赋税，田氏就不能夺取齐国；楚国如果不任用子玉，晋文公就不能战胜楚国；汉景帝如果不任用晁错，吴王未必会反叛；晋武帝如果不立晋惠帝，刘元海就不能作乱；苻坚如果不贪图江东之地，慕容垂就不能兴起；唐玄宗如果不任用李林甫，安禄山就不敢叛乱。这是通达天人之理的做法。如果不是这样，汉景帝因为猜忌而杀了周亚夫，曹操因为议论立储之事而杀了孔融，晋朝因为时下的名声而杀了嵇康，夏侯玄和宋明帝因为家族势力庞大而杀了王彧，齐后主因为谣言而杀了斛律光，唐太宗因为防备而杀了李君羡，武则天杀了裴炎，难道他们都能在当时免除祸患而在后世逃避谴责吗？
表记》曰：「君子不以词尽人。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词有枝叶。」
陈澔曰：「不以言尽人，不以言词而尽见其人之实。盖有言不必有德也。行有枝叶，根本盛而条达者也。词有枝叶，则芜辞蔓说而已。皆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无道言之。」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朱熹曰：「毁人者渐渍而不骤，则听者不觉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则听者不及致详而发之暴矣。二者难察而能察之，可见其心之明而不蔽于近矣。」
臣良胜曰：古之时，谮人以渐而入者，难于察矣。后世乃有以脩词而谮者，其难察为何如也？古之时，愬寃以迫而信者，为难察矣。后世有缓词而愬者，其难察为何如也？卢杞忌张镒忠直，欲出之，议伐朱泚而请自行，德宗难之，则荐镒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无以易卿。」镒出，卒为李楚琳所杀。太真以忤意出居外，剪髪一缕以谢。▯宗曰：「沿身所有，皆上赐也，惟髪得之吾父母者。」遂召入，不移时。呜呼！若此谮愬，视之浸润肤受者，不亦难察己乎？情伪日滋，而人主之用明也，益难矣。
汉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缓急，用亚夫，真可任将兵。」景帝即位，吴、楚七国反，乃拜亚夫为太尉，将三十六将军，七国皆平。
臣良胜曰：仲尼称孟庄子之孝曰：「其不改父之臣，是难能也。」文帝知亚夫于劳军细柳时，故择任而命之。景帝果建大功于文帝，无负所知。景帝明知父母所爱，亦爱之。亚夫之尊宠无极矣。乃故设大胾，顾取匕箸，竟加以不足君所之罪，而曰：「鞅鞅非少主臣下之狱。」而亚夫死。君子有云：「捐殡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亚夫误为文帝所知而见杀，文帝亦误知亚夫而致之死，则谓景帝为杀父可也。且张释之以劾奏之，恨死；邓通以吮痈之怨死，皆文帝之所爱也。至于梁孝王武，文帝子也，骄而纵之，亦乐于死；临江王荣，己之子也，以母失爱，遂使酷吏杀之。是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间，背理伤道，无一可言。议者止以刻薄任数归之，亦过恕之耶。
汉昭帝即位，霍光受遗诏。上官桀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光闻之，不入。帝曰：“大将军安在？”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诏召光，光入，免冠顿首谢。帝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将军之广明都郎属尔，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时帝年十四，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于至明。明以照奸，则百奸不能蔽矣。汉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惭德矣。成王闻管叔流言，使周公狼防而东。所谓执狐疑之心，来谗贼之口，挠不断之论，开羣枉之门。使昭帝得伊、吕之佐，则成、康不足侔矣。」
臣良胜曰：霍光之所以获全者，固昭帝之明，乃武帝之明也。武帝太子既废时，有燕王旦、广陵王胥，皆不知立，而独有意于钩弋宫之子。命黄门画周公负成王图，特以赐光。而上官桀、桑▯羊之徒不与闻也。故光受遗而请所立，曰：「君未喻前画意邪？」是武帝之明，盖知昭帝足以付国，惟光足以辅少主也。观识书之诈，而光所以辅昭十余年，臣故以为武帝之明也。虽然，昭帝之明若过成王，而光之不学，何足以语周公？周公辅成王为师，而召公为保，毕公为傅，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是以卒成令德。昭帝时与光共事者，惟张安世、田延年，而士之通经术、识义理者无闻焉。因论久阴不雨，廼知贵夏侯胜；引蒯聩事折狱，而贤隽不疑，终不任也。故昭帝居深宫，近嬖宠，年及冠而志业未有所就，不及成王远甚。则昭帝不充其明者，光之不明有以误之也。或者又曰：「使光于此万不见白，一去位足矣，何有赤族之惨？」是亦光之不明，又所以自误也。岂特误昭帝哉？
汉昭烈临崩
译《表记》说：“君子不凭言辞来完全了解一个人。天下政治清明，人的行为就会繁盛发达；天下政治昏暗，人的言辞就会繁盛发达。”
陈澔说：“不凭言辞来完全了解一个人，是不凭言辞就完全看清这个人的实质。因为有的人有言辞却不一定有德行。行为繁盛发达，是根本茂盛而枝条通达的样子。言辞繁盛发达，不过是杂乱冗长的言辞罢了。这都是世道教化盛衰所导致的，所以用有道、无道来论述。”
子张问什么是明辨。孔子说：“像水慢慢渗入那样的谗言，像皮肤直接感受到那样的诬告，如果在你这里行不通，就可以说是明辨了。像水慢慢渗入那样的谗言，像皮肤直接感受到那样的诬告，如果在你这里行不通，就可以说是远见了。”朱熹说：“毁谤别人的人逐渐浸渍而不突然，那么听的人不知不觉就深信不疑了。申诉冤屈的人急迫而切身，那么听的人来不及详细考察就暴发了。这两种情况难以察觉却能察觉，可见其心明辨而不被近处的情况所蒙蔽。”
臣良胜说：古时候，用逐渐渗透的方式进谗言，难以察觉。后世竟然有用修饰言辞来进谗言的，那难以察觉的程度又怎样呢？古时候，用急迫的方式申诉冤屈而被相信，难以察觉。后世有用缓和言辞来申诉的，那难以察觉的程度又怎样呢？卢杞忌恨张镒忠诚正直，想把他排挤出朝廷，商议讨伐朱泚并请求亲自前往，德宗对此感到为难，卢杞就推荐张镒说：“才能兼备文武，声望重在内廷外朝，没有人能比得上您。”张镒被排挤出朝廷，最终被李楚琳杀害。杨太真因为违背皇帝心意被遣出宫居住，剪下一缕头发来谢罪。玄宗说：“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皇上赏赐的，只有头发是从我父母那里得来的。”于是召她回宫，没过多久。唉！像这样的谗言和诬告，比起逐渐渗透和切身感受的，难道不是更难察觉吗？人情虚伪日益增多，而君主运用明辨的能力，更加困难了。
汉文帝告诫太子说：“如果有紧急事态，任用周亚夫，真正可以担任领兵将领。”景帝即位，吴、楚等七国反叛，于是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领三十六位将军，七国都被平定。
臣良胜说：孔子称赞孟庄子的孝道说：“他不改变他父亲的大臣，这是难能可贵的。”汉文帝在细柳营劳军时就知道周亚夫，所以选择任命他。景帝果然在汉文帝的基础上建立了大功，没有辜负汉文帝的知人之明。景帝明知父母所爱的人，也去爱护他。周亚夫的尊贵宠爱达到了极点。于是故意设置大块肉，看着取用匕箸，竟然加上不满足君主期望的罪名，说：“郁郁不乐不是少主臣下应有的样子。”于是周亚夫死了。君子说：“抛弃棺木而奔向他父亲使者的人，这也是奔向父亲啊。”周亚夫因为被汉文帝所知而遭到杀害，汉文帝也错误地知道周亚夫而导致他死亡，那么说景帝杀父也是可以的。况且张释之因为弹劾奏章而含恨而死；邓通因为吮痈的怨恨而死，都是汉文帝所爱的人。至于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的儿子，骄纵他，也乐于让他死；临江王刘荣，是自己的儿子，因为母亲失宠，就让酷吏杀了他。这在父子、君臣、夫妇、兄弟之间，违背情理伤害道义，没有一处可以说得通。议论的人只把刻薄任数归咎于他，这也是过于宽恕他了吗。
汉昭帝即位，霍光接受遗诏。上官桀欺骗让人冒充燕王旦上书，说霍光专权放纵，怀疑有异常情况。霍光听说后，不进入朝廷。皇帝说：“大将军在哪里？”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行，所以不敢进入。”诏令召霍光，霍光进入，摘下帽子叩头谢罪。皇帝说：“将军戴上帽子，我知道这封信是伪造的。”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呢？”皇帝说：“将军从广明都郎属那里调校尉以来，不到十天，燕王怎么知道的呢？况且将军做坏事，不需要校尉。”当时皇帝十四岁，左右的人都惊呆了。而上书的人果然逃跑了。
李德裕说：“君主的德行，没有比至明更大的了。用明辨来照见奸邪，那么百种奸邪就不能蒙蔽了。汉昭帝就是这样。周成王有惭愧的德行。成王听到管叔的流言，让周公防范而东征。所谓怀着狐疑之心，引来谗贼之口，动摇不断之论，打开群枉之门。如果昭帝得到伊尹、吕尚这样的辅佐，那么成王、康王也不足以相比了。”
臣良胜说：霍光之所以能够保全，固然有昭帝的明辨，也是武帝的明辨。武帝废太子时，有燕王旦、广陵王胥，都不知道立谁，而唯独有意于钩弋宫的儿子。命令黄门画周公背负成王的图，特意赐给霍光。而上官桀、桑弘羊之流不参与听闻。所以霍光接受遗诏而请示所立之人，说：“您不明白以前画图的用意吗？”这是武帝的明辨，大概知道昭帝足以托付国家，只有霍光足以辅佐少主。看识破书信的伪造，而霍光之所以辅佐昭帝十余年，臣所以认为是武帝的明辨。虽然，昭帝的明辨如果超过成王，而霍光不学习，怎么足以谈论周公？周公辅佐成王为师，而召公为保，毕公为傅，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所以最终成就了美好的德行。昭帝时与霍光共事的，只有张安世、田延年，而通晓经术、认识义理的士人没有听说。因为讨论久阴不雨，才知道重视夏侯胜；引用蒯聩的事断案，而贤能隽不疑，最终也不任用。所以昭帝居住在深宫，亲近宠爱的人，年及成年而志向事业没有成就，远远不及成王。那么昭帝不能充实他的明辨，是霍光的不明辨有所误导。有人又说：“如果霍光在这里万不见白，一离开职位就够了，哪有灭族的惨状？”这也是霍光的不明辨，又所以自误。难道只是误导昭帝吗？
汉昭烈临崩
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防军，又违众议，以谡綂大众，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谡果违亮节制，为郃所破，亮流涕斩之。
译（刘备）对诸葛亮说：“马谡说话浮夸，超过实际，不能重用，你要明察。”诸葛亮仍认为不是这样，让马谡担任参军，又违背众人的意见，让马谡统领大军，在街亭与魏将张郃交战。马谡果然违背诸葛亮的节制，被张郃打败，诸葛亮流泪将他斩首。
臣良胜曰：昭烈可谓明矣，亮不可谓不公也。亦有马谡之误，知人惟帝难之，况其他乎？独念三代而下，君臣相信如昭烈于亮，亦不多有。顾命之言，亦或相违，有如此者。昔管仲之没，桓公问之，极言竪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桓公卒用三子，致乱防袂而死，曰：「何面目见仲父！」呜呼！桓公有违于臣，亮亦有违于君，皆两贤相遇者，犹然君臣保终难矣哉。
唐太宗谓长孙无忌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皆曲相谀说，朕欲面语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亷，涉猎古今，心稍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諌尔。唐俭，言辞便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处经常。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范祖禹曰：「君臣以道相与，以义相正，有朋友之义，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闻过而无忌纳谄以悦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论羣臣之得失，亦岂皆中于理哉？遂良直道犯顔，尽忠无隐，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飞鸟，轻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唐德宗从容与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卢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然，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倘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
臣艮胜曰：天下之人难知也。天下之奸尤难知也。其为心也甚深，其为迹也甚防。将营其东而刑之于西，将取其有而击之于无。呜呼！岂特如是已乎？盖有厚之以利而不纳，强之以爵而不受，委之以权而不居。听君所为，窃弄威福，而不知；纳人于祸，聚人于争，使不及图，已以固其位而不厌。是于其君之庸者而欺之也。若君之好善，亦目之为邪而不觉。天下之善，亦有可以谓之恶；天下之恶，亦有可以谓之善。或先之以善而终之以恶，或掩之以恶而可强名之以善。试之以所不能，刼之以所不从，中之以所必欲，示之以所必信。其所以为情者，万出而一有所售，皆足以行其奸。此卢杞奸邪，而德宗独不知也。若▯宗知林甫妬贤疾贤，莫之比者而任之，十有九年。此岂独异于人心哉？当其任之，亦德宗之不觉也。流离播迁，而慧知益长。其对士淹之言，盖亦悔之晩矣。
圣祖御防门，与给事中吴去疾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扫除羣雄，抚有江南，人免乱离之若每终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难安而易动，事机难成而易坏。茍抚之失宜，施之不当，乱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劳之日，岂能坐守一方而忘远虑乎？正当练兵选将，平定中原。诸将小心忠谨者，惟徐达，听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敢有为，可以佐之。其余或以偏禆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辅吾，诸将足以了之。」去疾对曰：「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难矣。」
圣祖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之生民受其福。」圣祖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茍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人君之量。」
臣良胜曰：「圣人重明以丽乎天下，盖有取于离离之卦。其中虚也，虚所以能明也。洪惟圣祖，明烛无疆，而知周万变，知人善
译臣良胜说：昭烈帝可以说是英明，诸葛亮不可以说不公正。也有马谡的失误，了解人只有帝王觉得困难，何况其他人呢？只是想到夏商周三代以后，君臣之间像昭烈帝与诸葛亮那样相互信任的，也不多见。临终托付的话，有时也会违背，竟然有像这样的情况。从前管仲去世，桓公询问他，管仲极力说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不符合人情，不可亲近。桓公最终任用了这三个人，导致祸乱，被蒙住衣袖而死，说：“有什么脸面去见仲父！”唉！桓公违背了臣子的话，诸葛亮也违背了君主的话，都是两位贤人相遇，尚且君臣保全始终都难啊。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于不能知道自己的过错，你可以为我明确地指出。”长孙无忌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顺从尚且来不及，又有什么过错可言？”皇上说：“我询问各位自己的过错，各位都曲意阿谀奉承，我想当面告诉各位得失，用来互相警戒并改正，怎么样？”大家都拜谢。皇上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免嫌疑，应对事物敏捷迅速，决断事理，古人也比不上，但统领军队攻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涉猎古今，内心稍微明达，面临危难不改变节操，担任官职没有朋党，所欠缺的是刚直规劝罢了。唐俭，言辞敏捷，善于调和人事，我三十年以来没有听到他进献善言或驳斥恶政。杨师道，性情品行纯和，自然没有过失，但性情实在怯懦，紧急关头不能得力。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华丽丰富，但持论常常处于常规之中。刘洎，性情最坚贞，有利益，但他的心意崇尚信守诺言，对朋友有私情。马周，见识事物敏捷迅速，性情非常贞正，评论衡量人物，直率地说，我近来任用他，大多能称心如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情也坚正，每次表达忠诚，亲近依附于我，像飞鸟依靠人，人自然怜惜他。”范祖禹说：“君臣以道义相互对待，以义理相互匡正，有朋友的情义，不只是以名分相互驱使而已。”太宗想听到过错而长孙无忌献媚取悦他，他的罪过大了。然而太宗评论群臣的得失，难道都符合道理吗？褚遂良直率进犯龙颜，尽忠没有隐瞒，是王魏之比。而把他比作飞鸟，轻视侮辱他的臣子，不恭敬还有谁更厉害呢？
唐德宗从容与李泌谈论即位以来的宰相说：“卢杞忠诚清廉刚直，人们说卢杞奸邪，我特别不觉得是这样。”李泌说：“人们说卢杞奸邪，而陛下特别不觉得是这样，这正是卢杞之所以为奸邪的原因。如果陛下觉得他奸邪，难道会有建中之乱吗？”
臣艮胜说：天下的人难以了解。天下的奸邪尤其难以了解。他们的用心很深，他们的行迹很防备。将要经营东方却在西方施行刑罚，将要夺取有的却在无的地方攻击。唉！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大概有用厚利引诱却不接受，用高官强迫却不承受，把权力委托给他却不居位。听从君主的所作所为，暗中操纵威福，而君主不知道；把人引入祸患，聚拢人争斗，使来不及谋划，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不满足。这是对平庸的君主欺骗。如果君主喜好善行，也把善行视为邪恶而不觉察。天下的善，也有可以称为恶的；天下的恶，也有可以称为善的。有的先用善行开始而用恶行结束，有的用恶行掩盖而可以强行命名为善。用他不能做的事试探他，用他不顺从的事胁迫他，用他必定想要的东西中伤他，用他必定相信的东西展示给他。他们用来表现情意的，千变万化而一旦有所得逞，都足以施行他们的奸邪。这就是卢杞奸邪，而德宗独自不知道的原因。如果玄宗知道李林甫嫉妒贤能、憎恨贤能，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而任用他，十九年。这难道只是不同于人心吗？当他任用时，也是德宗不觉察。流离迁徙，而智慧见识更加增长。他对士淹的话，大概是后悔得太晚了。
圣祖在御门，与给事中吴去疾谈论政务，于是对他说：“我以平民身份起兵，与现在的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都是乡里所居，相距不过百里，君臣相遇，于是成就大功，非常不是偶然。现在扫平群雄，安抚拥有江南，人民免于战乱离散，我每次整夜思考，不能安枕，人心难以安定而容易动摇，事机难以成就而容易败坏。如果安抚不得当，施行政策不恰当，祸乱由此产生。现在中原未平，正是焦心劳苦的日子，怎么能坐守一方而忘记远虑呢？正当练兵选将，平定中原。诸将中小心忠谨的，只有徐达，听从我的话，可以托付这个重任；常遇春果敢有为，可以辅佐他。其余有的作为偏将有的守卫城池，都有可用的人才。上天如果辅助我，诸将足以完成这件事。”吴去疾回答说：“君主知人善任，使平定的功业不难了。”
圣祖对侍臣说：“君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广施恩惠救济众人的心意，大概百姓能蒙受他的恩泽。”侍臣回答说：“陛下这颗心，就是天地的心。只有君主的心没有欲望，所以能明断万事；万事治理好，那么天下的百姓就蒙受他的福。”圣祖说：“人不能明断，确实是因为欲望害了他。然而明断也不以急躁苛刻为能，如果看到有不到的地方，反而损害君主的明察；追求太过，就损害君主的度量。”
臣良胜说：“圣人重视光明以照耀天下，大概取意于离卦。其中空虚，空虚所以能明。洪惟圣祖，光明烛照无边，而智慧周遍万变，知人善
断，克显丕基。明之用亦广矣。然其所以能用其明者，以清心寡欲为之本也。人心如明镜止水，而无物欲以害之，是所谓离之虚而明也。是故以无欲为本，而大欲所以成也。彼内多欲，而欲效唐虞之治，闺门骨肉之间，且有所蔽。匪苛则闇，断失其平，废后思子，卒不可悔。所谓一指蔽目，泰山在前而弗之见已。呜呼！日月无私而能久照，圣人之明并于日月者，无欲之谓也。是以不及于明则谓之闇，过用其明则谓之苛，二者皆欲之为累也。懿哉！圣训无余蕴矣。」
译果断决断，能够彰显宏大的基业。光明的作用也是广泛的。然而他之所以能够运用他的光明，是因为以清心寡欲作为根本。人心如同明亮的镜子和静止的水，没有物欲来损害它，这就是所说的虚静而光明。因此以无欲为根本，而大的欲望（指治国的大志）才得以成就。那些内心欲望繁多的人，想要效仿唐尧虞舜的治理，在家庭亲属之间，尚且有所遮蔽。不是苛刻就是昏昧，决断失去公平，废黜皇后思念儿子，最终不可追悔。这就好比一根手指遮住眼睛，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一样。唉！日月没有私心所以能长久照耀，圣人的光明与日月并比，说的就是无欲。因此达不到光明就叫做昏昧，过度使用光明就叫做苛刻，这两者都是欲望造成的拖累。美好啊！圣人的教诲没有遗留的深意了。」
永乐九年，通政司言：有指挥首天城衞千户犯罪，系刑部狱，其母致货，托己为赂部官，求免，己不敢从，并以其货来首。命法司问：千户与指挥有旧乎？对曰：无。曰：非故旧而輙以违法干之，独不虑事败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讯之。至法司奏：指挥所居近刑部，而千户之母寓其隣家，朝夕馈子食，指挥察其有赍槖，绐言已与部官厚，可以赂免，母遂致货。旁有欲发其奸者，指挥惧，遂首而隐其实情。论法：千户之母当准与賍律，指挥罢职谪屯种。谕之曰：爱其子而以赂求免，人之常情，且妇人焉知法律？其宥之。指挥始则欺人取货，终则隐情罔上，又污朝臣，此不可恕，但罢职屯种，何以示惩？即械送交趾充军。锦衣衞奏：民与外国使人交通者，宜执付法司罪之。文皇问其实，对曰：以氊衫市之，而与之交语甚久。特命释之。锦衣衞官复言：氊衫于物甚防，交通于法难宥。上曰：立法以禁奸，过轻则民悮用，法在体情，过重则民急。彼小人治生，富则以钱易物，贫则以物易钱，交议价值，岂一语可决？彼何知国法？其释之。既而谓侍臣曰：兹事若忽于听察，则愚民以氊衫获罪矣。
臣良胜曰：听察之明，仁爱之公，不待言矣。而渊防之意，臣又仰窥于万一也。彼外国使人，亦人也，是非之心，亦有也。若以防物而罪人于暧昧不明之议，独无腹诽之乎？归言本国，宁无生轻视之心乎？昔吕夷简以私怨黜范仲淹軰，时有四贤一不肖诗。契丹张于幽州馆，王安石行青苖法，而交趾露布问民困苦，则我文皇之治，斯狱有足以詟服远人之心者。
永乐四年，锦衣衞校尉有讦朝臣谤毁时政之失者，文皇曰：“此必诬之，盖朝廷未尝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锦衣衞诘之，果挟私忿诬之。文皇曰：“人主听言之际，岂可不审？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则死诽谤必矣。小人致诬君子，此风不可长。”命以校尉付法司，论如律。
臣良胜曰：「冕旒蔽目，贵不用明，而察见渊鱼，或以为不祥也。祖宗设内廵防访察，惟大奸盗机密，有人不敢言者，既而乃有。及人臣语言阴事，非文皇明见，则诽谤妖言之禁有不可己，以此为法。至英庙时，尚有及宗室败伦，亦涉虚妄者。召学士李贤曰：『宗室中岂愿有此丑事？彼初既以为实，今却云无此事。以此观之，其余所行所枉多矣。』贤曰：「诚如圣谕。」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軰，不敢辨理。噫！法之弊，岂无端使然哉？是亦司法非其人尔。然当二圣之明，自当无法之弊矣。
右衍知人之明
中庸衍义卷十三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四明夏良胜撰三重之义【因革之礼郊祀之礼宗庙之礼朝廷之礼正乐之礼】
履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頥曰：「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士脩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已也。农工商贾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履之象，而分别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豫，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生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良胜曰：礼乐，一道也。言礼必及乐，言乐必及礼。礼以其序也，非和则乖；乐以其和也，非序则乱。臣故于议礼而以乐类记之。且豫之作乐，以荐上帝，配祖考，则郊祀之礼也。夫乐与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和，无所于见，惟当雷出地奋之时，而万物发生，悦豫以从和之徴也。故先王作乐，有象于此，是同天地之和矣。然而乐之为用，若朝聘、祭享之用，各有所专，惟用于郊以荐上帝而配
译永乐九年，通政司上奏说：有指挥首天城卫千户犯罪，被关押在刑部监狱，千户的母亲送去财物，托付指挥贿赂刑部官员以求免除刑罚，指挥不敢听从，并将这些财物一并前来告发。皇帝命令司法部门审问：千户与指挥有旧交吗？回答说：没有。皇帝说：不是旧交却擅自以违法之事相求，难道不担心事情败露吗？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命令司法部门审讯。等到司法部门上奏说：指挥所住的地方靠近刑部，而千户的母亲寄居在他邻居家，早晚送饭给儿子吃，指挥察觉她携带有财物，便欺骗她说自己与刑部官员关系深厚，可以贿赂免除刑罚，千户母亲于是送去财物。旁边有人想要揭发她的奸情，指挥害怕，便自首却隐瞒了真实情况。依法论处：千户的母亲应当按受贿律定罪，指挥罢免职务贬谪去屯田种地。皇帝告诫他们说：因为疼爱儿子而用贿赂求免罪，这是人之常情，况且妇女哪里懂得法律？赦免她。指挥起初欺骗他人索取财物，最终隐瞒实情欺瞒皇上，又污蔑朝廷官员，这不可宽恕，但只是罢职屯田，怎么足以显示惩戒？立即戴上刑具送到交趾充军。锦衣卫上奏说：百姓与外国使者交往的，应当逮捕交付司法部门治罪。皇帝询问实际情况，回答说：用毡衫购买，并且与他交谈很久。皇帝特别命令释放他。锦衣卫官员又说：毡衫属于违禁物品，交往按法律难以宽恕。皇帝说：制定法律是为了禁止奸邪，处罚太轻则百姓误用，法律在于体察人情，处罚太重则百姓急迫。那些小民谋生，富有用钱换物，穷有用物换钱，商议价值，难道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哪里知道国家法律？释放他们。随后对侍臣说：这件事如果忽视听取观察，那么愚昧的百姓就会因为毡衫获罪了。
臣良胜说：听取观察的明察，仁爱的公正，不必多说了。而深远防备的意图，我又从中窥见万一。那些外国使者，也是人，是非之心，也有。如果因为违禁物品而在暧昧不明的议论中治人罪，难道没有内心诽谤的吗？回去告诉本国，难道没有产生轻视之心吗？从前吕夷简因私怨贬黜范仲淹等人，当时有四贤一不肖诗。契丹在幽州馆张贴，王安石实行青苗法，而交趾露布询问百姓困苦，那么我文皇的治理，这桩案件有足以震慑远人之心。
永乐四年，锦衣卫校尉有揭发朝廷大臣诽谤诋毁时政过失的，皇帝说：“这一定是诬陷，大概朝廷未曾实行这种政令，他们怎么会有这种话？”命令锦衣卫审问，果然是挟带私愤诬陷。皇帝说：“君主听取言论的时候，难道可以不审慎吗？先前如果不察，交付司法部门，那么死于诽谤罪一定了。小人导致诬陷君子，这种风气不可助长。”命令将校尉交付司法部门，依法论处。
臣良胜说：“冕旒遮蔽眼睛，贵在不用明察，而明察秋毫，有时被认为不祥。祖宗设置内巡访察，只有大奸盗机密，有人不敢说的，后来才有。等到臣下语言阴私之事，不是文皇明见，那么诽谤妖言的禁令有不可止，以此为法。到英宗时，还有涉及宗室败坏伦理，也涉及虚妄的。召学士李贤说：‘宗室中难道愿意有这种丑事？他们起初既然认为是实，现在却说没有这事。由此看来，其余所行所枉多矣。’李贤说：‘确实如圣谕。’于是说司法部门明知其枉，畏惧回避这类人，不敢辨理。唉！法律的弊端，难道没有原因使其这样吗？这也是司法非其人罢了。然而在两位圣明的君主之时，自然没有法律的弊端了。
右衍知人之明
中庸衍义卷十三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十四明夏良胜撰三重之义【因革之礼郊祀之礼宗庙之礼朝廷之礼正乐之礼】
履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颐说：“君子观察履卦的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安定民心。上下之分明确，然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然后可以谈论治理。民心不安定，天下不可得而治。古时候公卿大夫而下，职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职位未称德，则君主举荐而进之；士修其学学至而君主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农工商贾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观察履卦的象，而分别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
豫，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良胜说：礼乐，一道也。言礼必及乐，言乐必及礼。礼以其序也，非和则乖；乐以其和也，非序则乱。臣故于议礼而以乐类记之。且豫之作乐，以荐上帝，配祖考，则郊祀之礼也。夫乐与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和，无所于见，惟当雷出地奋之时，而万物发生，悦豫以从和之征也。故先王作乐，有象于此，是同天地之和矣。然而乐之为用，若朝聘、祭享之用，各有所专，惟用于郊以荐上帝而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