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五
王烈而已。」君子知纣之所以亡，武王之所以兴，则知先王之所以贻子孙者，欲其何所法哉？
译王烈罢了。”君子如果知道商纣王灭亡的原因，周武王兴起的原因，那么就会明白先王留给子孙的东西，是希望他们效法什么呢？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朱熹曰：震动也。一阳始生于二隂之下，震而动也。其象为雷，其属为长子。震有亨道，震来当震之来时也。虩虩，恐惧惊顾之貌。震惊百里，以雷言。匕所以举鼎，实鬯以秬黍酒和鬰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丧匕鬯，以长子言也。此卦之占，所以为恐惧则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矣。
臣良胜曰：干一索而得男，为震，是干天子之卦也。震，天子长子之卦也。一人元良，万邦以贞。长子虽未居位，而为天子之贰，将有天下国家之责。非知所恐惧，而以势位为乐，则未免有骄纵之失。徒知恐惧，而不以诚敬为主，亦未免为柔懦之归。故曰：「震惊百里，不失匕鬯。」长子主祀，匕鬯其所有事者。震而惊及百里，震之极也。当此震惧，而所事之匕鬯，犹能不失其常度，非诚敬在躬有不能也。是亦几于「烈风雷▯弗迷」，长子之道于是为至。他日为天子而措之天下，固所优为也。文王于震彖训垂戒若此，而周公象词亦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何长子之道以恐惧为首务也？盖崇髙天位，惟骄泰与期，而畏惧若无所庸者，世禄之家鲜由礼义，矧天子之子乎？禹之示训曰：「予临万民，若朽索之驭六马。」成汤抚有万方曰：「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皆惧也。此文王、周公垂训之微旨也。
伊训》曰：「今王嗣厥徳，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曰：「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谨也。谨始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诏之。立爱敬于此，而形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逹于国，终而措之天下矣。」
蓼莪》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徳昊天罔极。」
臣良胜曰：读《蓼莪》诗者，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盖贤人君子，理义以养心，师友以资识，其所以为孝，固亦有得于性命之理者。闾阎野夫、武人孺子，夫何所学？但求其鞠育抚养之劬劳，而思其属毛离里之所受，天性之真，蔼然呈露，所谓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者，此诗之所以可兴也。是凡人之受恩于父母者，若是其大也！若卿大夫之子，又受家于父母也；诸侯之子，又受国于父母也；天子之子，又受天下于父母也，其恩尤厚，又何徳以为报乎？
孝经》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臣良胜曰：「明王事父母，固所以明察天地之理。然必能明察天地之理，而后尽事父母之道也。盖天地万物之父母也，吾父母天地之子也。天下人物亦天地之子也。吾视父母犹天地也，则视天地之所子者，皆吾父母之子者。故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况天地父母至公无私，其所望于子以事之者，亦至公无私也。惟其公也，则菽水之奉在所欢也，特羊之荐在所享也。不得不可以为恱，无财不可以为恱。若必遂其私，而有所僣有所假焉，岂天地父母之心哉？」
仲尼居，曽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尔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徳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臣良胜曰：孔门弟子曾参以孝称，而夫子开示之者，以先王之至德要道也。夫德而谓之至德，道而谓之要道，所以立徳，所以成教，不外乎孝而已矣。其所以为孝，顺于天下而已矣。夫以一人之孝而顺于天下者，顺于理而已矣。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一心之理，天下人心之理也。吾之心顺，天下之心亦顺也；吾之理顺，天下之理亦顺也。故有顺于一人而逆于天下，不可以言顺也；逆于一人而顺于天下，不害其为顺也。一人或系于私，而天下之理则公也。故君子之为孝，不以顺己，而以顺理；不以顺一人，而以顺天下。成于己而为德，施于天下而为教，民用和睦，又何上下之怨怼者乎？
祭义》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
译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朱熹说：震是震动。一阳刚爻初生于两阴柔爻之下，震动而发动。它的卦象是雷，所属为长子。震卦有亨通之道，震来是指当震动来临之时。虩虩，是恐惧惊顾的样子。震惊百里，是从雷的角度来说的。匕是用来举鼎的器具，鬯是用黑黍酒混合郁金制成的香酒，用来灌地降神。不丧匕鬯，是从长子的角度说的。这一卦的占断，之所以说恐惧则能致福，是因为没有失去他所主持的重大责任。
臣良胜说：乾卦一索而得男，就是震卦，这是乾卦天子之卦的延续。震，是天子的长子之卦。一人元良，万邦以贞。长子虽然尚未居位，但作为天子的副手，将承担天下国家的责任。如果不知道恐惧，而以权势地位为乐，就难免有骄纵的过失。只知道恐惧，而不以诚敬为主，也难免沦为柔懦。所以说：“震惊百里，不失匕鬯。”长子主持祭祀，匕鬯是他所负责的事务。震动惊及百里，是震动的极致。当此震动恐惧之时，所负责的匕鬯还能不失其常度，如果不是诚敬在身是做不到的。这也接近于“烈风雷雨而不迷”，长子的道理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将来成为天子而治理天下，本来就能从容应对。文王在震卦的彖辞中垂示警戒如此，而周公在象辞中也说：“君子以恐惧修省。”为什么长子的道理以恐惧为首务呢？大概因为崇高的天位，容易与骄泰相伴，而畏惧之心似乎无处可用，世袭爵禄之家很少遵循礼义，何况是天子的儿子呢？大禹的训诫说：“我面对万民，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成汤统治万方时说：“战战兢兢，恐惧不安，好像将要坠入深渊。”这都是恐惧之心。这就是文王、周公垂训的深意。
《伊训》说：“现在君王继承他的德行，没有不在初位时谨慎的。确立爱心从亲近父母开始，确立敬意从尊敬长辈开始。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蔡沈说：“初即位之初，是说开始不可以不谨慎。谨慎开始的道理，不过是孝悌罢了。孝悌是人心所共同具有的，不必人人教导。在此确立爱敬，而在彼处表现爱敬；亲近我的亲人进而推广到别人的亲人，尊敬我的长辈进而推广到别人的长辈。始于家，达于国，最终推行于天下。”
《蓼莪》诗说：“父亲啊生我，母亲啊养我，抚摸我，养育我，长大我，教育我，照顾我，反复顾念我，出入怀抱我。想要报答的恩德，像苍天一样无穷无尽。”
臣良胜说：读《蓼莪》诗的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大概贤人君子，用理义来涵养心性，用师友来增长见识，他们之所以能尽孝，本来就有得于性命之理。平民百姓、武人孩童，有什么学问？只是寻求父母鞠育抚养的辛劳，而思念自己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生命，天性的真情，和蔼地显露出来，所谓不学而知、不学而能，这就是这首诗之所以能感发人心的原因。凡是受父母恩惠的人，恩情都是如此之大！如果是卿大夫的儿子，又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家业；诸侯的儿子，又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封国；天子的儿子，又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天下，恩情更加深厚，又用什么德行来报答呢？
《孝经》说：“从前圣明的君王侍奉父亲尽孝，所以侍奉天能明察；侍奉母亲尽孝，所以侍奉地能详察。”臣良胜说：“圣明的君王侍奉父母，本来就能明察天地的道理。但必须能明察天地的道理，然后才能尽到侍奉父母的道。因为天地是万物的父母，我的父母是天地之子。天下的人物也是天地之子。我把父母看得像天地一样，那么看待天地所生的万物，都像是我父母所生的孩子。所以说：‘砍伐一棵树，杀死一只兽，不合时宜，就是不孝。’何况天地父母至公无私，他们所期望于子女侍奉自己的，也是至公无私的。因为公正，所以粗茶淡饭的奉养也能使人欢欣，特羊的进献也能使人享用。不能因为不得已而不悦，没有财物也不能不悦。如果一定要满足私欲，而有所僭越有所假借，这难道是天地父母的心意吗？”
孔子居家，曾子侍立。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用来顺治天下，百姓和睦，上下没有怨恨。你知道它吗？”曾子离开席位说：“我不聪敏，哪里足以知道它呢？”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教化所由产生的根源。”
臣良胜说：孔门弟子曾参以孝著称，而孔子开示他的，是先王的至德要道。德行称为至德，道称为要道，用来立德，用来成教，不外乎孝而已。它之所以为孝，顺于天下而已。以一人之孝而顺于天下，不过是顺于理而已。一人的心，就是天下人的心；一心的理，就是天下人心的理。我的心顺，天下人的心也顺；我的理顺，天下人的理也顺。所以有顺于一人而逆于天下的，不可以说是顺；逆于一人而顺于天下的，不妨碍它是顺。一人或许系于私，而天下之理则是公的。所以君子尽孝，不以顺从自己为顺，而以顺从理为顺；不以顺从一人为顺，而以顺从天下为顺。在自身成就为德，施于天下为教，百姓和睦，又哪里有上下的怨恨呢？
《祭义》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
弗辱，其下能养。」
臣良胜曰：孝者，百行之本。其所以行之，固亦多端也。尊亲者，孟子所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是养为至孝，而非为下也。然有分焉。若鲁用天子礼乐，而三家以雍彻，亦得谓之尊亲己乎？弗辱云者，若曾子所谓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皆辱及其亲也。然有纳污含垢，囚服变形，蹈刃膏野，世方以为大辱，亦将谓之辱亲己乎？养之下者，口体之谓也。如先意承志，谕之以道，若文王食上，在视寒暖，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亦谓之下可乎？
译不使父母受辱，那么侍奉双亲的卑下之处，就在于奉养他们。”
臣子良胜说：孝道，是各种善行的根本。它得以实行的途径，本来也是多方面的。尊敬父母，正如孟子所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敬父母更大的了；尊敬父母的极致，没有比用天下的资源来奉养他们更大的了。这说明奉养是至高的孝道，而不是卑下的行为。然而其中是有分别的。如果鲁国使用天子的礼乐，而三家大夫用《雍》诗来撤去祭品，这也能说是尊敬父母吗？所谓不使父母受辱，就像曾子所说，日常起居不庄重，侍奉君主不忠诚，担任官职不恭敬，对待朋友不守信，作战时无勇气，这些都是使父母受到羞辱的行为。然而，有的人忍受污秽、包容耻辱，穿着囚服改变形貌，赴汤蹈火、死于荒野，世人正认为这是极大的羞辱，这也能说是使父母受辱吗？所谓奉养中的卑下，指的是口腹身体的供养。如果事先揣度父母的意愿并顺承他们的意志，用正道来开导他们，就像周文王进餐时，先观察冷暖，饭后询问所吃的食物，命令膳宰说：“不要剩下”，这也能说是卑下的行为吗？
又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愽施备物，可谓不匮矣。
陈澔曰：「庶人思父母之慈爱，而忘己躬耕之劳，可谓用力矣。此其下能养之事也。诸侯、卿大夫、士尊重于仁，安行于义，功劳足以及物，可谓用劳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博施，谓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备物，谓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可谓不匮矣。此即大孝尊亲之事也。」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朱熹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
真德秀曰：「父母之顔色，有▯有舒，为人子者所当潜观黙察。其色愉，则其心乐，固可以自慰。若其色有异焉，其可不兢兢焉自省且自责乎？」庆云甘▯，天之喜也；迅雷烈风，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于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谨乎？知此，而后知「色难」之义。
臣良胜曰：「由熹言，之人子事亲之色，常欲其和而安也，有所未安，和之未至也。由德秀言，之人子承亲之色，常欲其和而乐也，有所未乐，和之有违也。合是二者，而事亲之道备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曰：「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太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徳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隠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程颐曰：「书『子同生』，圣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乱也。『子同』者，桓之嫡长子也。于其始生，即书之，其位固已定矣。」
臣良胜曰：嫡子之生，其礼之重，若此子也者，亲之枝也，敢不重乎？至于命名之义，其详若此，尤不可不慎也。晋穆侯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畆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其后晋乱，而成师封于曲沃，是为桓叔，弑哀侯而有国，又荐赂厘王，命之以服。师服之言，于是乎騐矣。至若汉武既立太子，而昭帝以十四月生，乃命钩弋之门曰「尧母」，奸臣逆探君意所属，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蛊之祸。此尤足为永鉴也。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韩愈曰：“或问曰：‘尧舜传诸贤，禹传诸子，信乎？’曰：‘然。’然则禹之贤不及尧舜也与？曰：‘不然。’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曰：‘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曰：‘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舜不能以传禹，尧为不知人；禹不能以传子，舜为不知人。尧以传舜为忧后世，禹以传子为虑后世。曰：‘禹之虑也，则深矣。传之子而不淑，则奈何？’曰：‘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则虽不遇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犬恶，然后人受其乱。’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
译又说：孝道分为三种，小孝在于出力，中孝在于辛劳，大孝在于不匮乏。思念父母的慈爱，忘记自身的劳累，可以称为出力了。尊崇仁德，安守道义，可以称为辛劳了。广泛施予恩惠，备齐祭祀物品，可以称为不匮乏了。
陈澔说：“平民百姓思念父母的慈爱，而忘记自己躬耕的劳累，可以称为出力了。这是下层能够供养父母的事情。诸侯、卿大夫、士尊重仁德，安行于道义，功劳足以惠及他人，可以称为辛劳了。这是其次不使父母受辱的事情。博施，是指道德教化加于百姓，成为天下的表率。备物，是指四海之内，各自按照职责来协助祭祀，可以称为不匮乏了。这就是大孝中尊崇父母的事情。”
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弟子替父母操劳；有酒食，让长辈先吃。难道这就算是孝吗？”
朱熹说：“孝子内心有深厚的爱，就一定有温和的气度；有温和的气度，就一定有愉悦的神色；有愉悦的神色，就一定有婉顺的仪容。所以在侍奉双亲时，只有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仅仅服劳奉养，不足以称为孝。”
真德秀说：“父母的脸色，有喜悦也有舒展，做子女的应当暗中观察、默默体察。如果脸色愉悦，那么内心就快乐，自然可以自我欣慰。如果脸色有异样，难道可以不兢兢业业地反省并自责吗？庆云甘霖，是天的喜悦；迅雷烈风，是天的愤怒。善于侍奉上天的人，必定在此处加以体察。父母是子女的天地，体察起来能不谨慎吗？知道了这些，然后才知道‘色难’的含义。”
臣良胜说：“从朱熹的话来看，子女侍奉双亲时的脸色，常常希望温和而安详，如果有不安详的地方，就是温和还没有达到。从真德秀的话来看，子女承顺双亲时的脸色，常常希望温和而快乐，如果有不快乐的地方，就是温和有所违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侍奉双亲的道理就完备了。”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
左氏说：“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来举行，用太牢之礼接待，占卜选择士人来背负婴儿，士人的妻子来哺乳。鲁桓公与文姜以及宗妇为他命名。桓公向申繻询问名字，申繻回答说：‘命名有五种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时的情况命名叫信，用德行命名叫义，用类似的事物命名叫象，借用外物命名叫假，取法于父亲命名叫类。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隐疾名，不用畜牲名，不用器物货币名。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所以用国名就会废弃国名，用官名就会废弃官职，用山川名就会废弃主祭，用畜牲名就会废弃祭祀，用器物货币名就会废弃礼仪。晋国因为僖侯而废弃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而废弃了司空，先君献公、武公废弃了两座山的名字。因此重要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物，给他取名叫同。’”
程颐说：“史书记载‘子同生’，是圣人用来端正根本、防止僭越混乱的。‘子同’是桓公的嫡长子。在他刚出生时就记载下来，他的地位就已经确定了。”
臣良胜说：“嫡子出生，礼仪之隆重，像这样的孩子，是父母的枝干，怎敢不重视呢？至于命名的含义，如此详细，尤其不可不慎重。晋穆侯在条之役时生了太子，给他取名叫仇；他的弟弟在千亩之战时出生，给他取名叫成师。师服说：‘奇怪啊，君主给儿子取的名字！名字用来制定道义，道义用来产生礼仪，礼仪用来体现政事，政事用来端正百姓。因此政事成功而百姓听从，如果轻易改变就会产生混乱。’美好的配偶叫妃，怨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代的命名规则。现在君主给太子取名叫仇，给弟弟取名叫成师，开始显露混乱的征兆了。后来晋国发生动乱，成师被封在曲沃，就是桓叔，他杀了哀侯而占有国家，又多次贿赂周厘王，让他赐予自己礼服。师服的话，在这里就应验了。至于汉武帝立了太子，而昭帝因为十四个月才出生，于是把钩弋夫人的门命名为‘尧母’，奸臣逆料君主的意向所在，于是产生了危害皇后和太子的心思，从而酿成了巫蛊之祸。这尤其足以作为永远的鉴戒。”
孔子说：“唐尧、虞舜禅让，夏、商、周三代世袭。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
韩愈说：“有人问：‘尧舜把天下传给贤人，禹把天下传给儿子，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的。’那么禹的贤能不如尧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尧舜传位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妥善安置；禹传位给儿子，是担忧后世争夺的混乱。尧舜造福百姓的恩德很大，禹为百姓考虑的思虑很深。问：‘那么尧舜为什么不担忧后世呢？’回答说：‘舜像尧一样贤能，尧就把天下传给他；禹像舜一样贤能，舜就把天下传给他。得到合适的人就传给他，这是尧舜的做法；没有合适的人，考虑到祸患而不传给他，这是禹的做法。舜不能把天下传给禹，那是尧不识人；禹不能把天下传给儿子，那是舜不识人。尧以传位给舜来担忧后世，禹以传位给儿子来忧虑后世。问：‘禹的忧虑，确实很深了。如果传给儿子而儿子不贤，那怎么办？’回答说：‘时代越来越难以治理，传位给贤人就会发生争夺，因为事先没有确定；传位给儿子就不会发生争夺，因为事先已经确定。事先确定，即使遇到不贤的人，还可以遵守法度；事先不确定而遇到不贤的人，就会争夺且混乱。上天降生大圣，次数不多；降生大恶，次数也不多。传位给贤人，得到大圣，然后人们才不敢争夺；传位给儿子，得到大恶，然后人们才遭受混乱。’禹之后四百年，才出现桀；也是四百年，才出现汤和伊尹。汤和伊尹不能等待才传位给他们。与其传位给不得圣人而导致争夺且混乱，哪里比得上传位给儿子呢？即使得不到贤人，还可以遵守法度。问：‘孟子所说的“天与贤则与贤，天
与子则与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为圣人不茍私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译“与子则与子”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孟子认为，圣人不会为了偏袒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人，（他）探求其中的道理却未能理解，于是替圣人找借口来解释。”
臣良胜曰：官天下者，尧、舜非常之举也；家天下者，大禹常行之道也。尝考之史，黄帝之位，传之少昊子也；少昊传之颛顼，则黄帝孙也；颛顼传之帝喾，则少昊孙也；帝喾传之挚，少子也；挚废而尊尧，则帝喾仲子也。是尧、舜之先，子孙世次相传以为常也。至尧、舜之传贤，以朱、均之不肖，或以贻天下忧；而舜、禹之圣，足以继尧、舜之治也。然则传子之事，非禹肇之者也。尧、舜之事，二圣非常之举也；禹之事，万世常行之事也。若使世世有非常之传，则人人懐非分之望，乱益滋矣。
汉文帝元年，有司请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乃许之。吕祖谦曰：“景帝年三十二即位，然则文帝之元年，景帝方十岁尔。平、勃所以亟请建太子者，惩惠帝继嗣不明之祸也。文帝所以固让者，盖践祚之初，惧不克胜，所言皆发于中心，非好名也。”
臣良胜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建之不可不豫也。大位奸邪之窥也，建之不可不慎也。文帝即位才数月，有司建白与帝谦让，真德秀以为可后世法也。臣尝考帝对有司之言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髙阅天下之义理多矣。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辅朕，岂为不预哉？」斯言一闻，而三国觊觎之端于是兆矣。太子疑忌之心于是生矣。其后淮南于帝不终于爱，景帝既立，吴楚首叛，是七国之祸已萌于豫立太子时矣。岂必晁错激成之哉？文帝贤主也，建储盛事也，谦让美徳也，而命词之误，几为宗社之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脩内也；礼，所以脩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贾谊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故太子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徳智长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师保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鼔，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所以长乆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则不然，使赵髙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臣良胜曰：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也。然则成王日有所就，月有所将，缉熙单心，以基宥宻，卒为令主，则周公之教之然也。况当时召公为太保，太公为太师，伯禽受挞，而所以善成王者日至也。夫安得不日进于善乎？仲尼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污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也。汉文既立太子，而贾谊陈治安之防，乃及于此，必以其时辅教景帝之道有未备也。故当时吴王太子侍饮博，以争道，故引博局提杀之，遂啓反衅。晁错又复进说曰：「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帝善之，拜错为太子家令。」是以养成刻薄之性，尽发术数之邪。既立太子荣无罪废之，而轻许梁王以传位
译臣良胜说：将天下公之于天下，是尧、舜非同寻常的举措；将天下视为私产传给后代，是大禹常规实行的制度。我曾考察史书，黄帝的帝位，传给了少昊的儿子；少昊传给了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颛顼传给了帝喾，帝喾是少昊的孙子；帝喾传给了挚，挚是他的幼子；挚被废黜而尊奉尧，尧是帝喾的次子。由此可见，在尧、舜之前，子孙按世系依次相传是常规做法。到了尧、舜传位给贤人，是因为丹朱、商均不成器，或者会遗留给天下忧患；而舜、禹的圣明，足以继承尧、舜的治世。既然如此，传位给儿子的制度，并非由大禹首创。尧、舜的做法，是两位圣人非同寻常的举措；大禹的做法，是万世常规实行的制度。如果让世世代代都有非同寻常的传位，那么人人都会怀有非分的期望，混乱就会更加滋长了。
汉文帝元年，有关官员请求尽早确立太子，说：“预先确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宗庙社稷，不忘记天下。古代殷、周两国国家安定，都延续了一千多年，就是采用这个制度。现在儿子刘启年龄最长，纯正厚道、慈爱仁厚，请求确立他为太子。”文帝于是答应了。吕祖谦说：“景帝三十二岁即位，那么文帝元年时，景帝才十岁罢了。陈平、周勃之所以急切请求确立太子，是鉴于惠帝继位时继承人不明带来的祸患。文帝之所以坚决推让，大概是因为刚登上皇位之初，担心自己不能胜任，所说的话都发自内心，并非喜欢虚名。”
臣良胜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确立他不能不预先考虑。皇位是奸邪之人窥伺的目标，确立他不能不谨慎。文帝即位才几个月，有关官员提出建议与文帝谦让，真德秀认为这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我曾考察文帝对有关官员说的话：“楚王，是叔父，年纪大，阅历多，通晓天下的义理。吴王，是我的兄长，仁爱且喜好德行。淮南王，是弟弟，秉持德行辅佐我，难道是不参与（确立太子之事）吗？”这话一传出，三国觊觎皇位的端倪就由此产生了。太子猜忌之心由此产生了。后来淮南王对文帝没有终老于爱戴，景帝即位后，吴、楚首先叛乱，七国之祸的萌芽已经在预先确立太子时就产生了。难道一定是晁错激化造成的吗？文帝是贤明的君主，确立储君是盛大的事情，谦让是美德，但措辞的错误，几乎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能不谨慎吗！能不谨慎吗！
《文王世子》说：“教导世子，必须用礼乐。乐，是用来修养内心的；礼，是用来修养外在行为的。礼乐在心中交错融合，表现在外在行为上。所以他的成就令人喜悦，恭敬而温和文雅。”设立太傅、少傅来抚养他，希望他懂得父子、君臣的道理。太傅审察父子、君臣的道理来展示给他，少傅侍奉世子来观察太傅的德行并详细开导他。太傅在前，少傅在后。进入内室有保母，外出有师傅，因此通过教导开导而德行成就。师傅，是用事务来教导他并开导他德行的人；保母，是谨慎自身来辅佐他并引导他归于正道的人。《礼记》说：“虞、夏、商、周，有师傅、保母，有疑、丞。设立四辅及三公，不一定都要具备，只看是否合适的人选。”贾谊说：“古代的王者，太子刚出生，就用礼仪来对待。有关官员斋戒肃穆，穿戴端正的冠冕去见他，经过南郊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走。所以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教育，已经实行了。”孩子稍长有意识，三公、三少就明确孝、仁、礼、义来引导习惯他，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看到恶行。于是都选拔天下端正、孝顺悌敬、博闻强识、有道术的人来护卫他。所以太子出生后看到正事，听到正言，走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等到太子稍大，懂得男女之色，就进入学校，跟随老师请教道理，退下来练习并向太傅考核。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的行为并匡正他的不足，那么德行智慧增长而道理就掌握了。等到太子成年，摆脱了师傅保母的严厉约束，就有记录过错的史官，撤去膳食的宰官，进献善言的旌旗，收集批评意见的诽谤木，敢于进谏的鼓，盲人史官诵读诗歌，工匠诵读箴言谏辞，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百姓的话语。习惯与智慧一起增长，所以切磋而不羞愧；教化与内心融合，所以合乎正道如同本性。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为辅佐太子具备这些措施。到了秦国就不是这样，让赵高做胡亥的师傅并教他刑法。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灭人全族。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杀无辜，忠言进谏的人被称为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称为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草一样。难道只是胡亥本性恶吗？是因为引导他的人不符合正道啊。
臣良胜说：周公在伯禽那里推行世子法，来教导成王。那么成王每天有进步，每月有成就，修养纯一之心，以奠定宽厚仁爱的基础，最终成为贤明的君主，这是周公教导的结果。况且当时召公做太保，太公做太师，伯禽受责罚，而用来使成王向善的方法每天都有。怎么能不每天向善呢？孔子说：“做臣子的，牺牲生命对君主有益，就去做。何况玷污自身来使君主向善呢？”周公更应如此。汉文帝确立太子后，贾谊陈述治安的防备，竟然涉及这些，一定是因为当时辅佐教导景帝的方法有不完备的地方。所以当时吴王太子陪文帝饮酒博弈，因争路，吴王太子拿起博具击杀了文帝太子，于是开启了叛乱的祸端。晁错又进言说：“皇太子读书很多，但不深知权术，文帝认为他说得好，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因此养成了刻薄的性格，完全发挥了权术的邪恶。既已确立太子刘荣，没有罪过却废黜他，而轻易许诺梁王传位
，卒以生祸。错亦躬受其惨刑，并顾命之臣如亚夫者，亦以鞅鞅诛。君子每咎文帝贻谋未善，而大惜谊言之不行也。夫世子之法，养其理于中，而应之于外也。保傅之篇，制其欲于外，而保其中也。辅道之方，斯其尽之人主教谕太子，欲建三代有道之长，盍于此致意焉？
译最终招致祸患。贾谊也亲身遭受了惨烈的刑罚，就连受遗诏辅政的大臣如周亚夫这样的人，也因为郁郁不得志而被诛杀。君子常常责怪汉文帝留下的谋划不够完善，并且非常惋惜贾谊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谓太子的教育法则，是在其内心培养正确的道理，从而在外在行为上做出相应的表现。《保傅》这一篇，是在外在约束其欲望，从而保全其内心的端正。辅助教导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完备了。主管教导太子的人，如果想要建立夏商周三代那样有道的长久统治，何不在这方面多用心思呢？
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防，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尔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絶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鹘无逺不至，常使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防，故业不堕。尔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臣良胜曰：太宗之所以教太子者，可谓备且要矣。盖有惩于承干之废，是以不惜任过而恳切若是也。且尝语侍臣曰：「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乗马，则曰：『汝知其劳不竭其力，则常得乗之矣。』见其乗舟，则曰：『水以载舟，亦以覆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正，后从谏圣。』可谓无所不用其言也。」及有疾，则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尔与之无恩，恐不能懐服。我今黜之，俟我死，尔用为仆射亲任之，亦可谓无所不贻之谋也。」太子既立，是为髙宗。以忌日诣寺，纳武才人为昭仪。是其为太子，侍宫中见而恱之，烝淫之志畜之乆矣。及立为后，又成于世勣。陛下家事之一言，唐之子孙屠戮几尽。则太宗所以教而贻之久者，果何益哉？胡安国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高宗之纳才人，正巢刺王妃之遗范也。」范祖禹曰：「以是心待其臣，利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贤者不可得而致也。故凡教太子而以空言，若▯宗有承华要畧之书，未几一日杀三子而不为怪。又况托孤寄命，不择豪杰而付之反覆无耻之世勣，何足以副所望哉？」
宋太宗谓冦凖曰：「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凖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曰：「襄王可乎？」凖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遂立为皇太子。庙见还宫，京师民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凖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凖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命李至、李沆并兼宾客，诏太子事以师傅礼，每见必先拜。至等不敢当，上表辞谢。诏答曰：「朕旁稽古训，肇建承华，用选端良，资于辅导。借卿宿望，委以调防，盖将朂以谦冲，故乃异其礼数。勿饰当仁之让，副余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谢。
真宗春秋髙，未建储君，卫尉寺丞陈执中进《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为说。翌日，帝以他防示辅臣，皆賛曰：“善。”帝指袖中曰：“又有善于此者，乃《演要》也。”逾月，立皇太子，作《元良箴》以赐之。后皇子就学于资善堂，以张士逊、崔遵度为王友。士逊一日谒王旦，称皇子学书有法，旦曰：“公为王友，职止于是耶？”
臣良胜曰：宋太宗、真宗相继建储，答诏赐箴。李至、李沆之当礼师傅，王旦之责望，王友与陈执中之建议，冦凖之决防，均可为后世法矣。是以真仁承统，近五十年，仁厚之泽，培益基业，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畜为富，兵以不用为功，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以寛厚待民，以恩礼待士，以至诚待外国。苏轼有云：「社稷长逺，终必頼之。」此辅教太子之效若此明也，人君可不知所务乎？至若冦凖之言，尤为药石者曰：「谋及妇人、中官、近臣，不可也。」昔雍紏以厉公之命图祭仲，雍姬知之，以告仲而杀之。厉公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晋文公问原守于寺人，得赵衰。栁宗元谓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石得以杀望之，皆始于此。则凡国事谋及若人，皆不可也，况建储君之大事乎？唐▯宗之杀子，谋及于惠妃，其后忽忽不乐，而髙力士问其故，乃曰：「汝我家老仆，岂不能揣我意
译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说：“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防、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并且说：修身治国的道理，都完备地包含在其中了。一旦我不幸去世，也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又说：“你应当再去寻求古代的圣明君王作为老师，像我这样是不值得效法的。我即位以来，不善之处很多。锦绣珠玉不断陈列在眼前，宫室台榭屡次兴建，犬马鹰鹘无论多远都搜罗而来，常使四方供应烦劳。这些都是我的深重过错，不要认为这是对的而效法它。回顾我拯救百姓，益处多；开创天下，功劳大。益处多而损害少，所以百姓不怨恨；功劳大而过错小，所以基业不倾覆。你没有我的功劳勤勉，却继承了我的富贵，竭尽全力行善，国家才能勉强安定；骄纵懒惰奢侈放纵，连自身都保不住。况且成就缓慢而败亡迅速的是国家；失去容易而得到困难的是君位。能不珍惜吗，能不谨慎吗！”
臣良胜说：太宗用来教导太子的内容，可以说是完备且切要了。大概是因为有鉴于承干被废黜的教训，所以不惜承认过错而恳切到如此地步。并且曾经对侍臣说：“自从立了太子，遇到事物就教诲他。看见他吃饭，就说：‘你知道耕种收获艰难，就能常有这饭吃。’看见他骑马，就说：‘你知道马的劳累而不竭尽其力，就能常骑它。’看见他乘船，就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看见他在树下休息，就说：‘木头顺着墨线才直，君主听从劝谏才圣明。’可以说是无处不用言语教诲了。”等到有病时，就对太子说：“李世勣才智有余，但是你与他没有恩义，恐怕不能使他心服。我现在贬黜他，等我死后，你任用他做仆射并亲近信任他，这也可以说是无所不给予谋划了。”太子即位后，就是高宗。在忌日到寺庙，纳武才人为昭仪。这是他在做太子时，在宫中见到而喜欢她，乱伦淫邪的念头蓄积很久了。等到立为皇后，又成全了李世勣。陛下家事这一句话，唐的子孙几乎被杀尽。那么太宗用来教诲并遗留给他长久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胡安国说：“自身行为不正，即使下令也不服从。高宗纳武才人，正是巢刺王妃遗留的坏榜样。”范祖禹说：“用这种心态对待臣下，利禄之徒可以驱使，贤者却不能招致。所以凡是教导太子只用空话，像唐玄宗有《承华要略》的书，不久一天杀三个儿子也不觉得奇怪。何况托付孤弱性命，不选择豪杰而托付给反复无耻的李世勣，怎么足以符合期望呢？”
宋太宗对寇准说：“诸子中谁可以托付神器？”寇准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谋划涉及妇人、宦官不可以，涉及近臣也不可以，只有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期望的人。”太宗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清楚的，圣明的考虑既然认为可以，希望立即决定。”于是立为皇太子。庙见还宫，京城百姓拥塞道路欢喜跳跃说：“是少年天子啊！”太宗听说后不高兴，召见寇准说：“人心这么快就归属太子，想把我置于何地？”寇准再次拜贺说：“这是国家的福气。”太宗醒悟，命令李至、李沆兼任宾客，下诏太子之事以师傅之礼对待，每次相见必须先拜。李至等人不敢承受，上表辞谢。下诏回答说：“我广泛考察古代训诫，开始建立东宫，选用端正善良的人，资助辅导。借重你们久负声望，委托调教防范，大概将要勉励谦逊，所以特别对待礼数。不要修饰当仁不让的推辞，以符合我了解儿子的心意。”李至等人相继谢恩。
真宗年岁高，没有建立储君，卫尉寺丞陈执中进献《演要》三篇，以尽早确定天下根本为说。第二天，太宗用其他谋划出示辅臣，都称赞说：“好。”太宗指着袖中说：“又有比这更好的，就是《演要》。”过了一个月，立皇太子，作《元良箴》赐给他。后来皇子在资善堂就学，以张士逊、崔遵度为王友。张士逊一天拜访王旦，称赞皇子学习书法有法度，王旦说：“您做王友，职责仅止于此吗？”
臣良胜说：宋太宗、真宗相继建立储君，回答诏书赐予箴言。李至、李沆承受师傅之礼，王旦的责备期望，王友与陈执中的建议，寇准的决断，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因此真宗、仁宗继承统绪，将近五十年，仁厚的恩泽，培育增益基业，刑罚以不杀戮为威严，财富以不积聚为富有，军队以不使用为功劳，人才以不卖弄聪明为贤良，以宽厚对待百姓，以恩礼对待士人，以至诚对待外国。苏轼曾说：“国家长远，终究要依靠这个。”这辅助教导太子的效果如此明显，君主怎么能不知道所当致力之事呢？至于寇准的话，尤为药石之言的是：“谋划涉及妇人、宦官、近臣，不可以。”从前雍纠用厉公的命令图谋祭仲，雍姬知道了，告诉祭仲而杀了雍纠。厉公说：“谋划涉及妇人，应当死啊。”晋文公向寺人询问原地的守将，得到赵衰。柳宗元说后来景监得以推荐卫鞅，石显得以杀害萧望之，都始于这里。那么凡是国家大事谋划涉及这些人，都不可以，何况建立储君这样的大事呢？唐玄宗杀儿子，谋划涉及惠妃，后来郁郁不乐，高力士问其原因，才说：“你是我家老仆，难道不能揣测我的意思
？」力士曰：「岂非以郎君未定邪？」▯宗以立子谋及妇人、中官，其后若之何也？臣故曰：冦凖之言，尤为药石也。
译力士说：“难道不是因为皇位继承人尚未确定吗？”〇太宗说：“如果立太子的事与妇人、宦官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才说，寇准的话，尤其像治病的药石一样有益。”
圣祖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勲徳老成，动有典则者，若新进之贤，亦选择叅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徳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贤人，各尽职，故合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逺矣。”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啓问，太子间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徳等官，以辅太子徳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告成王，首以克诘戎兵；召公告康王，首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溺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臣良胜曰：立法创制裁自一心，备上古之至善，絶近世之▯端。若斯举是已。以勲徳老臣兼东宫官，即文王世子所谓太傅在前，少傅在后也。当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傅，太公为师，皆文武之旧勲也。别置府僚，自唐太宗始，招选茂异，谓之十八学士，如登瀛洲。其后嫌隙僚佐多外迁，及迁杜如晦、房▯龄，曰：「余人不足惜，如晦王佐之才，太宗遂决异志，而建成、元吉之祸成矣。」贞元中，王伾、王叔文得幸东宫，宰相听其指使，亦有永贞之变。征徃事以思圣制，真洞视万古者也。至举周召所以告君，安不忘危，尤足以示圣子神孙之法。为臣下者，亦当服膺而弗失也。
圣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脩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脩徳，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臣良胜曰：「圣祖之所以谕皇太子者如此，其所以谕官僚者如彼。仰承懿训，是以上下交脩，德业大成，以有今日隆平之盛。」
圣祖退朝，皇太子与诸王侍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奢俭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为儆戒。又命工画古孝行及身所经歴艰难起义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侍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詹同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若此为切。」圣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乆逺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侈靡，不知祖宗积累之难，吾示之以此，朝夕览观，庶有所儆也。」
臣良胜曰：「大禹有训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周公之戒，成王陈《无逸》作《豳风》诗，虽以重农，亦以见周家积功累仁，本于农事，开国其艰难如此。子孙可不思所以慎保之哉？圣祖垂训，义兼之矣。」
永乐元年，文皇御顺天门，命侍臣辑自古以来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且曰：「昔尧试舜，自慎徽五典，至纳于大麓，歴试诸艰，乃命以位。舜生长民间，躬亲稼穑，尧尚试之如此。朕今令长子守北京，亲庶务，虽吏案奏牍，皆躬阅之，以知为臣之难也。日后庶可为人君也。」
永乐二年，《文华寳鉴》成。文皇御奉天门，召皇太子授之曰：「脩已治人之要，具于此书。昔尧舜相传，惟曰允执厥中。帝王之道，贵乎知要，使足为法尔。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文皇顾翰林学士觧缙曰：「朕皇考训戒太子，尝采经传格言为书，名曰《储君昭鉴录》。今朕此书，稍充广之，益以皇考圣谟大训，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法。诚能守此，足为贤君。昔秦始皇教皇太
译圣祖命令詹同取来东宫官制的典籍观看，对詹同等人说：“我现在设立东宫官员，选取朝廷中功勋德行卓著、年高德劭、行事有法度准则的人，如果是新进的贤才，也选择参用。举荐贤能、任用人才，是立国的根本；推崇德行、尊重长者，是尊崇贤人的道理。辅导太子的官员能得到贤人，各自尽到职责，所以合抱的大树一定要交给良匠，价值万金的璧玉不交给拙劣的工匠。”詹同回答说：“陛下立法垂范的深意，确实深远啊。”于是让李善长等人兼任东宫官职，告诫李善长等人说：“我在东宫官职上不另外设立府僚，而让卿等兼任，是因为战事尚未平息，我如果有事外出，必定留下太子监国。如果另外设立府僚，卿等在宫内，事情应当请示询问，太子偶尔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定认为是府僚引导所致，嫌疑由此产生。我之所以特别设置宾客、谕德等官职，是为了辅佐太子的德性，并且选拔名儒作为他的宾友。从前周公告诫成王，首先说的是整顿军队；召公告诫康王，首先说的是壮大六军。这是居安思危，不忘武备，大概是因为继位的君主，生长在富贵之中，沉溺于安逸，对军旅之事大多忽视而不从事，一旦有紧急情况，就不知所措。两位先公所说的话，不可忘记。”
臣良胜说：立法创制出自一心，具备上古最完美的善政，杜绝近世的弊端。像这样的举措就是这样。让功勋德行的老臣兼任东宫官职，就是《文王世子》中所说的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在成王时期，召公担任保，周公担任傅，太公担任师，都是文武时期的旧勋臣。另外设立府僚，从唐太宗开始，招选杰出的人才，称为十八学士，如同登上瀛洲仙境。后来嫌隙产生，僚佐大多外迁，等到迁调杜如晦、房玄龄时，说：“其余的人不值得惋惜，如晦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唐太宗于是决意疏远他们，而李建成、李元吉的祸事也就形成了。贞元年间，王伾、王叔文在东宫得宠，宰相听从他们的指使，也发生了永贞之变。征引往事来思考圣上的制度，真是洞察万古啊。至于举出周公、召公告诫君主的话，安不忘危，尤其足以作为圣上子孙帝王的法则。作为臣下，也应当铭记在心而不失守。
圣祖对皇太子说：“天子的儿子与公卿士庶人的儿子不同。公卿士庶人的儿子关系到一家人的盛衰，天子的儿子关系到天下的安危。你承受着继承大统的重任，将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失败只限于自身和家庭；如果天子不能修养德行，他的失败岂止是自身和家庭可比？宗庙社稷都将无法保全，天下的百姓都将遭受祸殃。能不谨慎吗？能不警戒吗！”
臣良胜说：“圣祖用来告诫皇太子的话如此，用来告诫官僚的话如彼。仰承美好的训诫，因此上下共同修身，德业大成，才有今天隆盛太平的局面。”
圣祖退朝后，皇太子与诸王侍立，指着宫中的空地，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不可以建造亭台楼阁作为游览观赏的地方，现在只让内侍种植花草，不忍心耗费百姓的财力，劳苦百姓的人力。”从前商纣王崇尚装饰宫室，不体恤百姓，天下怨恨他，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汉文帝想建造露台，吝惜百金的费用，当时百姓安居，国家富裕，奢侈与节俭、治世与乱世，判若云泥。你们应当记住我的话，常作为警戒。又命令工匠绘制古代孝行以及自己亲身经历艰难起义战伐的事情作为图画，以展示给子孙。对侍臣说：“我家本业是农业，祖父都是长者，世代继承忠厚，积累善行，余庆延及到我。现在绘制这些图画，是让后世观看，知道王业艰难。”詹同叩头说：“陛下彰显德行垂示训诫，像这样切中要害。”圣祖说：“富贵容易使人骄傲，艰难容易被人忽视，久远容易被人遗忘。后世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只见到富贵，习惯于奢侈浪费，不知道祖宗积累的艰难，我以此展示给他们，朝夕观看，或许能起到警戒作用。”
臣良胜说：“大禹有训诫说：‘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狩猎，沉溺于美酒音乐，建造高大的房屋和雕饰的墙壁。’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周公的告诫，成王陈述《无逸》并作《豳风》诗，虽然是重视农业，也可见周家积累功德仁爱，根本在于农事，开国如此艰难。子孙能不思考如何谨慎保全吗？圣祖垂示训诫，意义兼而有之了。”
永乐元年，文皇在顺天门，命令侍臣编纂自古以来有益于太子的嘉言善行成书，授予长子，并且说：“从前尧考察舜，从谨慎地推行五常，到让他进入大麓，经历各种艰难，才任命他即位。舜生长在民间，亲身从事农耕，尧尚且这样考察他。我现在让长子镇守北京，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即使是吏员的案卷奏章，都亲自阅览，以知道做臣子的艰难。日后或许可以成为人君。”
永乐二年，《文华宝鉴》编成。文皇在奉天门，召见皇太子授予此书说：“修身治人的要点，都在这本书里。从前尧舜相传，只说真诚地执守中道。帝王之道，贵在知道要点，足以作为法则。你要努力！”皇太子拜受后退下。文皇回头对翰林学士解缙说：“我父亲训诫太子，曾经采集经传中的格言成书，名叫《储君昭鉴录》。现在我这本书，稍作扩充，增加我父亲的圣谋大训，作为子孙帝王万世的法则。如果能遵守这些，足以成为贤君。从前秦始皇教导皇太
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韩非书，帝王之道废而不讲，此所以乱亡。朕此书皆大经大法，卿等兼辅东宫，从容闲暇，亦当以此为说，庶几成其徳业，他日不失为守成之令主。」
译你凭借法律，晋元帝把韩非的书交给太子，帝王的大道废弃而不讲习，这就是导致混乱灭亡的原因。朕这本书都是重要的经典和根本的法度，你们共同辅佐太子，在空闲闲暇的时候，也应当用这些道理来教导他，或许能够成就他的德行和功业，将来不至于失去成为守成明君的地位。
臣良胜曰：太子者，帝王之贰也。其所以预养之者，上承之于亲，下辅之于臣，固将以举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至尧舜而极矣。故不以尧舜望太子，非父道之至也；不以尧舜辅太子者，亦臣道之贼也。文皇二书以授皇子，皆所谓尧舜之道也。其命缙等以从容陈说者，亦尧舜之道也。且臣闻所谓皇子，即仁皇也。圣资夙成，而圣祖黙而授之，爱而教之，亦有素矣。尝命阅中外臣民章防，独取其切于兵民疾苦及闗宗社者白之。圣祖览之，称善。其间有一语一字之谬者，悉置之。圣祖指示之曰：「尔忽之邪？」对曰：「顾小过失，不足天听。」圣祖喜曰：「犹有君人之度哉！」又尝问之：「尧九年之水，汤七年之旱，当时百姓何恃？」对曰：「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尔。」自是益见重。是在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也。于时皇太孙无他恙，文皇居潜邸，而圣祖所以待仁皇者若此，盖已有为天下择尧舜之君矣。天命人心之微妙，岂有一毫已意于其间哉！惜乎龙驭早宾，天下不得乆被尧舜之泽，盖臣民之不幸也。
文皇谕羣臣曰：「凡开创之主，谋虑深逺，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更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狥小人之邪，至于法敝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臣良胜曰：文皇创业守成，并臻于盛，故有以洞烛人情，精錬事理，故其所示训，专专以克守成法为言。既有以儆嗣君，亦有以戒人臣也。从古轻改祖法，必曰宋之神宗，然其所以误之者，安石「祖宗不足法」之言也。其党又若吕惠卿者，放言无忌，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有五年一变者，有三十年一变者。」司马光力辨其非，且曰：「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神宗信向既偏，以天下公论谓之流俗，内而太后有言，则曰：「羣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亲而岐王有言，则曰：「是我败壊天下耶？汝自为之。」是以顾命大臣、侍从、台谏、州县之言，徒以取祸，增其势尔，卒以产忧，遂亡北宋。哲宗嗣位，吕大防特列祖宗所行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勤身尚礼，寛仁八法以进，曰：「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湏逺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大防陈善，最得所以开导嗣君，惜其不得陈于神宗之朝。尔今夫巨室之子，亦多阔视轻人，若言及祖父，虽至悻戾，必不敢显非而力訾者，亦至性也。尝有酗号于市，怒隣伤类，有人曰：「而祖父至则必少戢而随以归矣。」臣谓使当时有如大防数十軰，神宗之志，庶亦有可变者乎？呜呼！我祖宗彛训具在，小大臣工以安石、惠卿为戒，以光大防为法则，我祖宗之法可以万世无变也。臣于《衍义》必取祖宗言行为折▯者，犬马之诚，窃有取大防之意，圣明留意，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圣祖定鼎金陵，遣使召宋濓至，授皇太子经。后以疾告还家，赐金帛。皇太子致赠有加，濓上笺谢。奉书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读书，毋怠惰，毋骄纵，进脩德业，以副天下之望。圣祖览书甚喜，召太子语以书意，且赐书答。又尝从容谓濓等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与论议，庶广识见。」幸喜调防之，濓致仕至家，即拜表称谢，仍上笺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国之要。圣祖赐诏褒答云：「忠良之臣，勲业既着，文章必传。功成身退，惟先生独全。」
文皇一日召杨士竒，问东宫所行如何。士竒以孝敬对，使言其实。对曰：有事宗庙祭器，皆亲阅；车驾北征，不敢宁居。恒日中昃始食，驾还而后能安。文皇曰：此子道当然。士竒曰：古圣贤亦皆尽其当然者耳。后举侍皇太孙讲读，众以仪智为老。士竒曰：仪智道理明，执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见其比。文皇喜曰：智虽老，识
译臣良胜说：太子是帝王的副手。之所以预先培养他，是因为对上要承接父母的教诲，对下要依靠臣子的辅佐，这本来就是为了践行帝王的大道。帝王的大道，到了尧舜时代就达到了极致。所以，不用尧舜的标准来期望太子，不是尽到了为父的极致之道；不用尧舜的标准来辅佐太子，也是臣子中败坏道义的人。文皇两封书信授予皇子，都是所说的尧舜之道。他命令杨士奇等人从容陈述解说，也是尧舜之道。况且我听说所谓的皇子，就是仁皇帝。他圣明的资质早早就成就了，而圣祖默默地将帝位传授给他，爱护并教导他，也早有预谋了。曾经命令他阅览朝廷内外臣民的奏章，只选取那些切中百姓疾苦以及关乎宗庙社稷的奏章禀报给他。圣祖阅览后，称赞他做得好。其中如果有错别字或语病，全都搁置一旁。圣祖指示他说：“你忽视了吗？”他回答说：“只是小过失，不值得让陛下听闻。”圣祖高兴地说：“还有君主的度量啊！”又曾经问他：“尧帝时九年的洪水，商汤时七年的大旱，当时的百姓依靠什么？”他回答说：“依靠圣人有体恤百姓的政治罢了。”从此更加受到器重。这是在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当时皇太孙没有其他疾病，文皇居住在藩邸，而圣祖对待仁皇帝如此，大概已经为天下选择了像尧舜一样的君主了。天命人心的微妙，难道在其中有一丝一毫个人的私意吗！可惜龙驾早逝，天下不能长久地承受尧舜的恩泽，这是臣民的不幸啊。
文皇告诫群臣说：“凡是开创基业的君主，谋虑深远，做一件事必定筹划几天才实行，也是想让子孙世代遵守。所以《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后王的善政，必定说‘不违背不遗忘，遵循旧的规章’；对于警戒后王，必定说‘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说观察先王的成法，那就永远没有过失’。这些都是老成持重的话。后世轻浮谄媚的人，用心不端正，用他们的私智小见，引导继位的君主更改祖宗的法度。继位的君主不明智，认为他们有能力而宠信任用他们，顺从小人的邪说，以至于法度败坏、百姓叛乱，从而丧失社稷的情况是有的。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臣良胜说：文皇创业和守成，都达到了极盛，所以能够洞察人情，精炼事理，所以他所显示的训诫，专门以恪守成法为言。这既有用来警戒继位君主的意思，也有用来告诫臣子的意思。从古以来轻易更改祖宗法度的，必定说是宋神宗，然而使他误入歧途的，是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话。他的党羽又如吕惠卿那样，肆无忌惮地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变更一次的，有五年变更一次的，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司马光极力辩驳他们的错误，并且说：“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常常遵守禹、汤、文、武的法度，即使到现在保存也可以。”神宗信任王安石已经偏颇，把天下的公论称为流俗，太后有话说，就说：“群臣只有王安石为国家担当大事。”亲近的岐王有话说，就说：“是我败坏天下吗？你自己去做吧。”因此，顾命大臣、侍从、台谏、州县的话，只是用来招致祸患，增加王安石的权势罢了，最终导致忧患产生，于是北宋灭亡。哲宗继位，吕大防特别列举祖宗所做的事，亲自侍奉长辈，治理内廷，外戚崇尚节俭，勤勉自身崇尚礼制，宽仁八法进献，说：“祖宗家法所以导致太平的原因，陛下不需要远法前代，只要完全实行家法，足以治理天下。”吕大防陈述善政，最懂得如何开导继位君主，可惜不能在神宗朝陈述。如今大户人家的子弟，也多轻视别人，如果说到祖父，即使非常愤怒，也必定不敢公然非议而极力诋毁，这也是至性啊。曾经有人在市场上酗酒喧哗，愤怒地伤害同类，有人说：“你的祖父来了必定会稍微收敛并跟随回去。”我认为如果当时有几十个像吕大防这样的人，神宗的心志，或许也有可以改变的吧？唉！我们祖宗的常道训诫都在，大小臣工以王安石、吕惠卿为戒，以吕大防为法则，我们祖宗的法度可以万世不变。我在《衍义》中必定选取祖宗的言行为准则，犬马般的忠诚，私下有取法吕大防的意思，圣明的君主留意，天下幸运极了，万世幸运极了。
圣祖定都金陵，派遣使者召宋濂到来，任命他教授皇太子经书。后来宋濂因病请求回家，赐给他金帛。皇太子赠送的礼物更加丰厚，宋濂上笺谢恩。宋濂奉书勉励皇太子以孝悌友爱、恭敬谨慎，勤奋敏捷地读书，不要怠惰，不要骄纵，增进修养德业，以符合天下的期望。圣祖阅览书信非常高兴，召见太子把书信的意思告诉他，并且赐书回复。又曾经从容地对宋濂等人说：“皇太子留心治理之道，你们应当经常与他讨论，或许能广见识。”幸好喜欢调护他，宋濂退休到家，就拜表称谢，仍然上笺给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国的要领。圣祖赐诏褒奖回答说：“忠良的臣子，功业已经显著，文章必定流传。功成身退，只有先生独自保全。”
文皇一天召见杨士奇，问东宫的行为如何。杨士奇用孝敬回答，让他说说实情。回答说：有事宗庙祭器，都亲自查看；车驾北征，不敢安居。常常太阳偏西才开始吃饭，车驾回来后才能安心。文皇说：这是做儿子本分应当做的。杨士奇说：古代圣贤也都是尽他们本分应当做的罢了。后来举荐侍奉皇太孙讲读，众人认为仪智年老。杨士奇说：仪智道理明白，执守正道，精神不衰老，成就正大。朝中大臣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文皇高兴地说：仪智虽然年老，见识
大体，能直言不阿。向言日食宜免贺，朕知之，可谓得人矣。文皇召试胡俨，称防，授翰林院检讨，侍讲直内阁，陞春坊谕德。文皇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讲，掌翰林院事，辅皇太孙监国。俨在内阁，遇有故问，必从容审度而后对。及兼宫僚在讲筵，凡古今治乱得失，必反覆敷陈，以图禆益。以外艰去，诏起复，道过南京见东宫，询及民情，所对切时务。
译大体上，胡俨能够直言不讳，不阿谀奉承。先前他说日食时应当免除朝贺，我得知此事，可以说选对了人。太宗皇帝召见并考核胡俨，称赞他谨慎稳重，授予翰林院检讨的官职，担任侍讲并直入内阁，后来升任春坊谕德。太宗皇帝北征时，任命他以祭酒身份兼任侍讲，掌管翰林院事务，辅佐皇太孙监国。胡俨在内阁任职时，遇到有疑难问题询问，必定从容不迫地仔细斟酌后才回答。等到他兼任东宫官员在讲筵讲学时，凡是古今治乱兴衰的得失，必定反复详细陈述，以求对朝政有所补益。他因母亲去世离职守孝，皇帝下诏让他起复任职，他途经南京拜见东宫，东宫询问民间情况，他的回答切中时务。
臣良胜曰：「古者辅导太子，必选端良孝弟、博闻有道之士。若祖宗推任宫僚，如宋濓、杨士竒、胡俨，及士竒之荐仪智，乃其人矣。君徳治道之本，有由然哉！」
文皇命蹇义为皇太子詹事，义委曲周悉，所言无不信。用车驾廵守北京，命皇太子监国，中外庶务惟诸王及逺方所奏，请诣行在，余悉啓闻处分。夏原吉扈从，兼行在礼部都察院事。车驾亲征北，皇嫡长孙留守北京，原吉辅导脩举庶务，京师肃然。
臣良胜曰：唐髙祖立秦王为太子，诏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处决，然后奏闻。彼秦王推刃同气，挟而居之，髙祖所以委之者，实非其心，无足法也。宋真宗时，命太子开资善堂亲政，而皇后裁决于内，丁谓用事于外，几以成隙。惟王曽正色立朝，而调和其间，乃得永仁宗太平之治。祖宗监国留守之命，因事以行，大非唐制可拟。而辅导以付老成之人，如义如原吉者，虽无内外之隙，亦足以继王曾之羙矣。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防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
汉文帝居代时，母薄太后尝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于天下。
唐髙宗为太子时，尝从幸翠华宫。太宗苦痢増剧，太子侍疾，旬日之间，髪有变白者。太宗泣曰：「吾闻古之孝者不过文王，今数日不食，昼夜不离吾侧，口尝汤药，盛年髪则变白。尔之孝殆过文王矣，吾虽殒没，亦无所恨。」臣良胜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类是也。文武之孝，古今以为极致。今观文帝、髙宗之孝，是亦文武之孝也。文武之孝，是亦尧舜之孝也。其所以自尽其良知良能者，一也。若其终身成就全徳，固未可以一节尽之者。」
下武》诗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朱熹曰：「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为四方之法者，以其长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为法耳。若有时而忘，则其孝者伪耳，何足法哉！」
汉髙祖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披坚执鋭，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王侯、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为太上皇。」
唐太宗时，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战于隂山，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斥地自隂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擒颉利送京师。上御顺天楼，盛陈文物，引见。上皇闻之，叹曰：“汉髙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能灭突厥，吾付托得人，复何忧哉！”
臣良胜曰：「武王之所以为逹孝者，以其能纉三后之绪，而追王之礼，因之以成也。然其所以能然者，以永言于孝思也。谓之永者，永之而不忘也。兴于此，有滞于彼，不可以言永也。行于今，有遗于后，不可以言永也。若汉祖尊归于父，唐宗雪耻于亲，亦纉绪而有成者。但当项羽置太公于俎上时，曰：『必烹而翁，愿分一杯』，▯此岂人子之心哉？故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彼何所料项羽之不杀，而太公得遂其归乎？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至于拾徃言而较仲业不足责者，髙祖之耻，太宗为之也。不自以为过，而归辱于其亲，曰：『徃者太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曾不自反。曰其初臣而借兵者，果父之志乎？抑已之志乎？况父母所爱，亦爱之，至于犬马，尽然。』建成、元吉，父之子也，同气不恤，而推刃及之，尚何有于亲哉？汉祖、唐宗，自以为孝，视之永言孝思，则愧多矣。虽然，彤管之什，
译臣良胜说：“古代辅导太子，必定选拔品行端正善良、孝顺友爱、见闻广博且有道德的人。如果像祖宗那样推举任用东宫僚属，如宋濂、杨士奇、胡俨，以及杨士奇推荐的仪智，就是合适的人选。君主的德行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有原因的啊！”
文皇任命蹇义为皇太子詹事，蹇义处事周到详尽，所说的话没有不被信任的。皇帝用车驾巡守北京，任命皇太子监国，朝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只有诸王及远方所上的奏章，请求前往皇帝所在之处，其余的都启奏太子处理。夏原吉随侍在侧，兼任皇帝所在之地的礼部和都察院事务。皇帝亲自征讨北方，皇嫡长孙留守北京，夏原吉辅导并修举各项事务，京城秩序井然。
臣良胜说：唐高祖立秦王为太子，下诏军国各种事务，无论大小，都委托他决断，然后再奏报皇帝。那秦王对兄弟动刀兵，挟持权力而居其位，高祖之所以委托他，实在不是出于真心，不值得效法。宋真宗时，命令太子开设资善堂亲自处理政务，而皇后在宫内裁决，丁谓在宫外掌权，几乎造成裂痕。只有王曾严肃地立于朝廷，在其中调和，才得以维持仁宗的太平治世。祖宗任命太子监国留守，是依据具体事情而行的，大大不同于唐代的制度可以比拟。而将辅导重任托付给老成持重的人，像蹇义、夏原吉这样的人，虽然没有内外裂痕，也足以继承王曾的美德了。
文王做世子时，朝见王季，每天三次。鸡刚叫就穿戴好衣服，来到寝门外，问伺候的内侍说：“今天身体安康吗？”内侍说：“安康。”文王这才高兴。到了中午，又去，也像这样。到了傍晚，又去，也像这样。如果有不安的情况，内侍就告诉文王，文王脸色忧愁，走路不能端正脚步。王季恢复进食，然后文王也恢复如初。武王遵循并实行这些礼节，不敢有所增加。文王生病，武王不脱帽解带地侍奉，文王吃一顿饭，武王也吃一顿饭；文王吃两顿饭，武王也吃两顿饭。过了十二天才好转。
汉文帝在代地时，母亲薄太后曾经生病三年，文帝为此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不是亲自尝过就不让母亲服用，仁孝闻名天下。
唐高宗做太子时，曾经跟随皇帝到翠华宫。太宗痢疾加重，太子侍奉病榻，十天之间，头发有变白的。太宗流泪说：“我听说古代的孝子不过文王，现在几天不吃饭，昼夜不离我身旁，亲自尝汤药，壮年头发却变白了。你的孝道大概超过文王了，我即使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臣良胜说：“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类人就是。文王、武王的孝道，古今认为是极致。现在看文帝、高宗的孝道，这也是文王、武王的孝道。文王、武王的孝道，这也是尧舜的孝道。他们之所以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良知良能，是一样的。至于终身成就完美德行，固然不能用一个方面来概括。”
《下武》诗说：“成王的诚信，是天下人的榜样。长久地思念孝道，孝道就是法则。”朱熹说：“说的是武王之所以能成就王者之信，成为四方人的法则，是因为他长久地思念孝道而不忘，所以他的孝道可以作为法则。如果有时忘记，那么他的孝道就是虚伪的，哪里值得效法呢！”
汉高祖下诏说：“人的至亲，没有比父亲更亲的。所以父亲拥有天下，传归于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归于父亲。这是人道的极致。从前天下大乱，战争一起，百姓受苦。我披坚执锐，平定暴乱，分封诸侯，停止战争让百姓休息，天下大安。这都是太公的教导。王侯、卿大夫已经尊我为皇帝，而太公没有称号。现在尊太公为太上皇。”
唐太宗时，李靖率领骁勇骑兵三千，从马邑进军驻扎在恶阳岭，夜间袭击定襄，攻破它。突厥颉利可汗没想到李靖突然到来，大惊，在阴山交战，斩首万余级，俘虏男女十余万，开拓土地从阴山北到大漠。捷报传来，擒获颉利送往京城。皇帝登上顺天楼，盛大陈列文物，接见。太上皇听说后，感叹说：“汉高祖被困白登，不能报仇，现在我能灭掉突厥，我托付的人得当，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臣良胜说：“武王之所以成为通达的孝子，是因为他能继承三位先王的基业，而追尊王父的礼仪，因此得以成就。然而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长久地思念孝道。所谓长久，是长久地思念而不忘。在这里兴起，在那里停滞，不能说长久。在今天实行，在后来遗漏，不能说长久。至于汉高祖尊归于父亲，唐太宗为亲人雪耻，也是继承基业而有所成就的。但当项羽把太公放在砧板上时，说：‘一定要烹煮你的父亲，希望分一杯羹’，这难道是为人子的心吗？所以说：‘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是不做的’。他哪里预料到项羽不杀，而太公得以回归呢？也是无可奈何罢了。至于捡起旧话而比较仲业不足责备的，高祖的耻辱，太宗为之雪耻。不自己认为过错，而将耻辱归于亲人，说：‘从前太皇因为百姓的缘故向突厥称臣，我常常痛心，不曾自我反省。说当初称臣借兵的，究竟是父亲的意志呢？还是自己的意志呢？况且父母所爱的，也爱他，至于犬马，都是这样。’建成、元吉，是父亲的儿子，对兄弟不体恤，而用刀兵对待，对亲人还有什么呢？汉高祖、唐太宗，自以为孝，对照长久思念孝道，就惭愧多了。虽然如此，彤管之什，”
顾命》曰：「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蔡沈曰：「乱，治也。威者，有威可畏；仪者，有仪可象，举一身之则而言也。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成王思夫人之所以为人者，自治于威仪尔。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于外求也。贡，进也。成王又言羣臣其无以元子而冒进于不善之几也。盖几者，动之微，而善恶之所由分也。非几，则发于不善而陷于恶矣。威仪，举其着于外者而勉之也；非几，举其发于中者而戒之也。威仪之治，皆本于一念一虑之微，可不谨乎？孔子所谓「知几」，子思所谓「谨独」，周子所谓「几善恶者」，皆致意于斯也。」
康王之诰》曰：「惟新陟王，毕恊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壊我髙祖寡命。」
蔡沈曰：「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未諡，故曰新陟。王毕尽恊和，也好恶在理，不在我，故能尽合其赏之所当赏，罚之所当罚，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后人之休羙。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张皇六师，大戒戎备，无废壊我文武艰难寡徳之基命也。
臣良胜曰：人君嗣世，而大臣陈戒以遗休后，人无坠先业，为首务。所谓前有所述，后有所传，能为之子，能为之父，义兼之矣。然而他务未遑，先于赏罚兵戎者，盖新君继统，人心未一，非赏罚无以励之，非兵戎无以震之。此帝启所以有甘誓，少康所以有▯征也。况成康之际，商顽未靖，三监首叛，出于近亲，淮夷、徐戎、奄土、妹邦卒未帖服。虽以成王之贤，周公之圣，积数十年未之丕变。视之《召诰》《洛诰》《酒诰》《多士》《多方》之命，可想见矣。周公既没，复命君陈，康王之世，再命毕公，尚拳拳以怙侈防义为虑。则在当时，赏罚虽明，而兵戎之备诚有不可缓者。是故克诘戎兵，张皇六师之训，周公、召公审时度势而为之言也。继世之主，习于宴安，欲不言兵，固不可也。若托言周、召，故欲恃兵以毒天下，亦未可也。夫以成王之受终易代，而所以遗命于臣子者若此。内外之交修，康王之继体守成，而所以陈戒于臣子者若此。文武之并用，此其四十余年刑措不用之治所以成也。
汉兴，接秦之弊，自天子不得具钧驷，而将相或乗牛车，齐民无盖藏。天下已平，髙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乗车，重税以困辱之。孝惠、髙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地、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官。天下之经费，潜转山东以给中都官，岁不过四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浄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赀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羣乗牸牝者，摈而不得聚。防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臣良胜曰：父子相承，并臻治效。班固谓周云成康，汉云文景，信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胡寅有云：「文帝寛厚长者，以徳化民，无事则谦抑而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惴惧失措。其悬絶如此。独节俭一事，为克遵前业。夫岂可以成康并美哉？」然则守成之主，尚当以成康为法，毋曰「为文景之富庶足哉」。
予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懐。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真徳秀曰：「三年之丧，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夫以欲报之徳，昊天罔极，正虽终身之丧未足以舒无穷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以圣人立为中制，使不可过焉耳。自汉文率言变古，始为易月之制。然详其遗诏，盖为吏民设，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岂非万世之罪人乎？其后晋武欲
译《顾命》说：“思虑那人们自身在威仪上混乱，你不要让钊冒进于不善的几微。”蔡沈说：“乱，是治的意思。威，是有威严可使人敬畏；仪，是有仪态可使人效法，这是就一身的行为准则而言的。大概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因此有动作威仪的准则。成王思虑人们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在于在威仪上自我整治。所谓自我整治，就是端正自身而不借助于向外寻求。贡，是进献的意思。成王又说群臣不要因为是元子就冒进于不善的几微。大概几微，是动作的细微之处，是善恶由此分别的地方。非几，就是发端于不善而陷入恶行。威仪，是举出显现在外部的来勉励；非几，是举出发端于内部的来告诫。威仪的整治，都根源于一念一虑的细微之处，能不谨慎吗？孔子所说的‘知几’，子思所说的‘谨独’，周敦颐所说的‘几善恶者’，都是对此特别注重的。”
《康王之诰》说：“只有新升遐的君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他的功业，施遗后人美好的德行。现在君王要敬重它啊！张大六军，不要毁坏我们高祖艰难获得的命。”
蔡沈说：“陟，是升遐的意思。成王刚去世，未安葬，未定谥号，所以称新陟。君王完全尽到协调，好恶合乎道理，不在于私我，所以能完全符合该赏的赏、该罚的罚，而能平定他的功业，施及后人的美好。现在君王继位，要敬勉啊！”皇是大，张皇六师，是大加戒备军事，不要废坏我们文武艰难获得的基业和天命。
臣良胜说：君主继承世位，而大臣陈述告诫以遗留美好给后人，使人不坠失先业，是首要任务。所谓前有可述之事，后有可传之业，能作为儿子，能作为父亲，道义兼有了。然而其他事务来不及，先于赏罚兵戎的，大概是因为新君继统，人心未统一，没有赏罚无法激励，没有兵戎无法震慑。这就是帝启所以有甘誓，少康所以有征伐的原因。何况成康之际，商朝顽民未平定，三监首先叛乱，出自近亲，淮夷、徐戎、奄土、妹邦最终未顺服。虽然有成王的贤明，周公的圣德，积累数十年未能大变。看《召诰》《洛诰》《酒诰》《多士》《多方》的诰命，可以想见了。周公去世后，又任命君陈，康王时代，再次任命毕公，尚且拳拳以怙恃奢侈、防备义理为忧虑。那么在当时，赏罚虽然严明，而兵戎的防备确实有不可迟缓的。所以克诘戎兵，张皇六师的训诫，是周公、召公审时度势而说的话。继世的主君，习惯于宴安，想不言兵，固然不可以。如果托言周、召，故意想依靠兵事来毒害天下，也不可以。以成王承受终始易代，而所以遗命给臣子的是这样。内外交修，康王继体守成，而所以陈戒给臣子的是这样。文武并用，这就是四十余年刑罚搁置不用的治世所以成就的原因。
汉朝兴起，承接秦朝的弊病，从天子不能具备四匹马拉的车，而将相有时乘坐牛车，平民没有积蓄。天下已平定，高祖于是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重税以困辱他们。孝惠、高后时，因为天下初定，又放宽商贾的法律。然而市井之子孙也不得做官为吏，衡量官吏俸禄，估量官府用度，向百姓赋税，而山川园地、市井租税的收入，从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都各自作为私奉养，不归于官府。天下的经费，暗中转运山东以供给中都官，每年不过四十万石。接着是孝文、孝景，清静恭俭，安养天下，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不遇水旱之灾，就人给家足，都鄙粮仓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的钱累积巨万，绳索朽坏而不能计算，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弃而不得聚集。防守闾阎者，吃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所以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
臣良胜说：父子相承，都达到治效。班固说周称成康，汉称文景，确实如此。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孝了。”但胡寅有云：“文帝宽厚长者，以德化民，无事则谦抑而不能，有难则英气奋发。景帝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平居则诛赏肆行，缓急则惴惧失措。其悬殊如此。唯独节俭一事，能克遵前业。难道可以与成康并美吗？”然而守成之主，尚当以成康为法，不要说“为文景之富庶足矣”。
我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真德秀说：“三年之丧，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夫以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正虽终身之丧未足以舒无穷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以圣人立为中制，使不可过焉耳。自汉文率言变古，始为易月之制。然详其遗诏，盖为吏民设，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岂非万世之罪人乎？其后晋武欲”
复古制，而厄于羣臣之邪说。独后魏孝文断以不疑，孝文外国之主也，犹能行此，可以中国而弗若乎？」
译恢复古代的制度，却受到群臣邪说的阻碍。只有北魏孝文帝决断而不迟疑，孝文帝是外族君主，尚且能推行此事，难道中原王朝反而不如他吗？
子张曰：「书」云：「髙宗谅隂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髙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朱熹曰：「髙宗，商王武丁也。谅隂，天子居丧之名。总已，谓总摄已职。冢宰，太宰也。百官听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宋孝宗祔髙宗主于太庙，诏曰：「朕比下令，欲衰绖三年，羣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诏俟过祔庙，勉从所请，然稽诸典礼，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得有请。」
留正曰：「以日易月之论，发于应劭，陋儒习之，其后遂断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礼，既已大壊，虽有明知之君，贤哲之辅，惮于更张，因循相袭，良可叹也。夀皇慕亲之孝，根于天性；事亡之敬，发于至诚。虽圣躬以不毁之年，羣臣屡致易服之请，而睿志先定，断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衰绖三年，以终丧制，千载以来，一人而已。于乎圣哉！」
祭义》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
陈澔曰：「如不欲生，似欲随之死也。」宗庙之礼，上不讳下，故有称讳之时。如祭髙祖，则不讳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亲平生所爱之物，如见亲有欲之之色也。
唐太宗谓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以为乐，在朕反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
臣良胜曰：曾子有云，慎终追逺，民德归厚矣。文王于亲忌日为终身之哀也。真德秀曰：古之圣王能尽此道者，其惟文王乎？盖难乎其继也。夫岂皆不念其亲哉？亦以逺而忘尔。唐太宗于人伦大节慙徳最多，若以生日而哀及其亲，却自文王忌日之丧，触类而长之，斯大善也。胡可以瑕掩瑜哉？其后明皇以乾曜軰阿谄，遂立千秋节，名移社以就之，令天下宴防。真徳秀又谓近世士夫以尊君之礼而事权臣，餽遗之珍，歌颂之侈，末流之弊，莫之能救。是若太宗之哀慕者，亦难乎其继也。
汉和帝时，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相继。时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逺国羞▯，本以荐宗庙，茍有伤害，岂爱人之本？其勅令大官，后勿复受献。”
臣良胜曰：天子之孝，生必备养，祭必备物，所以昭德之所致，亦孝子慈孙，不以天下俭亲，无所不用其诚也。今而于人有所伤，则亲存之日，必有不安于心；物变其味，则亲存之日，必有不适于口。若和帝之罢献，未必不为顺亲之心，为大孝也。但当事者假贡献为结纳之地，当权者以受献为规取之地，一言不便，徃徃以荐庙借口。而人君世主，不敢以亲故而自形于薄，亦徃徃信之，不敢议罢。则和帝之事，亦可法者也。
圣祖尝命懿文太子及诸王徃凤阳祭皇陵，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逺，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恸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至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已。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因悲咽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文皇将诣孝陵，有司请具法驾，文皇曰：「不用，但以骑士数人前导。」已而顾侍臣曰：「明日皇考升遐之日，正属感慕之时，何用法驾？非为辟除道路，则前导骑士亦可不用。」
臣良胜曰：「我祖宗纯孝，天至使德秀生于今日，必将曰母俾文王专羙有周矣。」
右衍父子之常
大禹谟》曰：「帝初于歴山，徃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只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
蔡沈曰：「舜耕歴山，徃于田之时，以不获顺于父母之故，而日号泣于旻天。于其父母，盖怨慕之深也。负罪，自负其罪，不敢以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为
译子张说：“《尚书》中说：‘高宗在丧庐守丧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难道只有高宗这样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的。国君去世，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的指挥，为期三年。’朱熹说：‘高宗，是商王武丁。谅阴，是天子居丧的名称。总己，是说总摄自己的职务。冢宰，就是太宰。百官听从冢宰，所以国君得以三年不说话。’
宋孝宗将高宗神位附祭于太庙，下诏说：“朕近来下令，想要穿丧服守丧三年，群臣屡次请求我临朝易服，所以我穿着布衣在内殿处理政务。虽然下诏等到附祭太庙之后，勉强听从你们的请求，但查考典礼，我心里实在不安。实行终丧之制，才接近古礼，应当体察我的至意，不得再有所请求。”
留正说：“以日代月的说法，始于应劭，浅陋的儒生沿袭它，后来就定为二十七天的制度。先王的礼制，已经大大败坏，即使有明知的君主，贤哲的辅佐，也畏惧变革，因循相袭，实在令人叹息。寿皇（宋孝宗）思念亲人的孝心，根源于天性；侍奉亡者的敬意，发自至诚。虽然圣上以未毁坏的年纪，群臣屡次请求易服，但圣明的意志早已确定，断然不疑。山陵安葬之事已毕，退而侍奉几筵，穿丧服三年，以终丧制，千载以来，只有他一人罢了。啊，真是圣明啊！”
《祭义》说：“文王祭祀时，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思念死者如同不愿生存。忌日必定悲哀，称讳如同见到亲人。祭祀的忠诚，如同见到亲人所爱的东西，如同有欲望的样子。这大概是文王吧？”
陈澔说：“如不欲生，似乎是想要随之死去。”宗庙的礼制，上不避讳下，所以有称讳的时候。比如祭祀高祖，就不避讳曾祖以下。如欲色然，是说想象亲人平生所爱的东西，如同见到亲人有欲望的样子。
唐太宗对近臣说：“我今天生日，世俗都以为快乐，在我反而成为伤感。如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想要承欢膝下，永远不可能得到。这就是子路所以有负米的遗憾。《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怎么能在劬劳之日，反而宴乐呢！”
臣良胜说：曾子曾说，慎重地办理丧事，追念远代祖先，百姓的道德就会归于淳厚。文王在亲人忌日为终身之哀。真德秀说：古代圣王能尽此道的，大概只有文王吧？大概难以继承吧。难道都不思念亲人吗？也是因为久远而忘记了。唐太宗在人伦大节上惭愧的德行最多，如果因为生日而哀念亲人，却从文王忌日之丧，触类旁通而发扬光大，这是大善啊。怎么可以因小瑕而掩大瑜呢？后来明皇因为乾曜等人阿谄，于是设立千秋节，移社以就之，令天下宴饮。真德秀又说近世士大夫用尊君的礼来侍奉权臣，馈赠的珍奇，歌颂的奢侈，末流的弊端，没有人能救。像太宗这样哀慕的，也难以继承了。
汉和帝时，南海进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相继。当时临武长唐羌上书陈述情况，皇帝下诏说：“远方的贡品，本来是用来荐于宗庙的，如果有伤害，难道符合爱人的本意吗？其命令大官，以后不要再接受进献。”
臣良胜说：天子的孝，生前必须备养，祭祀必须备物，所以昭示德行的所致，也是孝子慈孙，不以天下俭亲，无所不用其诚。现在对人有所伤害，那么亲人活着的时候，必定心中有不安；物变其味，那么亲人活着的时候，必定口中不适。像和帝这样罢献，未必不是顺亲之心，为大孝。但当事者假贡献为结纳之地，当权者以受献为规取之地，一言不便，往往以荐庙借口。而人君世主，不敢以亲故而自形于薄，也往往相信，不敢议罢。那么和帝之事，也可效法。
圣祖曾命懿文太子及诸王前往凤阳祭皇陵，恻然命之曰：“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动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至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已。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因悲咽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文皇将诣孝陵，有司请具法驾，文皇说：“不用，但以骑士数人前导。”已而顾侍臣说：“明日皇考升遐之日，正属感慕之时，何用法驾？非为辟除道路，则前导骑士亦可不用。”
臣良胜说：“我祖宗纯孝，天至使德秀生于今日，必将说不要使文王专美于周了。”
右衍父子之常
《大禹谟》说：“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只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
蔡沈说：“舜耕历山，往于田之时，以不获顺于父母之故，而日号泣于旻天。于其父母，盖怨慕之深也。负罪，自负其罪，不敢以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为”
臣良胜曰：自古圣帝明王，独称舜为大孝者，以其处父子之至变，而能顺其度以归于常也。昔曾子谓公明仪曰：「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也。」瞽瞍允若是，谕于道而烝烝日进于善矣。
二子乗舟，诗曰：「二子乗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朱熹曰：「旧说以为宣公纳伋之妻，是为宣姜，生夀及朔。朔与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夀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夀窃其节而先徃贼杀之。伋曰：『君命杀我，夀有何罪？』贼又杀之。国人伤之，而作是诗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性一也。人莫不有父子之亲也，而有宣公夺妇而杀子。人莫不有兄弟之义也，而有朔之党母而杀兄。以宣之父而有伋之子，以朔之弟而有夀之兄。其善恶何相逺哉？天道于此良有防意，若泾而以渭浊者然。伋、夀之贤有足伤悼，而宣公与朔之罪益不可逭矣。不有蹈火剖心之▯，夏台、羑里之囚，夏商之咎于盈于贯。不有庄姜正静自守，而庄公狂惑之迹亦几冺矣。岂惟父子兄弟然哉？
檀弓》曰：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姫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生。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茍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共世子也。
陈澔曰：「申生自经而死，陷父于不义，不得为孝，但得谥共而已。」
长乐陈栎曰：「申生于亲，可言而不言；于义可逃而不逃。且谓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以至于忘其躬之不悯，而恤其国家之多难，不顾死生之大节，而且谨再拜之末仪，是共而已，非孝也。」
臣良胜曰：「申生不幸，与伋、夀皆处父子之大变者，但不能若舜谕亲于道尔。其礼节雍容，言论雅正，不忍伤君之心，而尚欲谋父之国，辞于狐突，隐然托国于重耳。君子亦悲其志可也，尚何责之于无已乎？其諡曰『共敬』，共君臣父子礼也。天下无不是父也，子以父死而諡之孝，又何所置其父哉？此或諡议之微防也。」
国语》王子晋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滛心，遂称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存孙四岳从之，髙髙下下，防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隂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胡一桂曰：禹伤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伟绩，克盖前愆。禹之心，从可识矣。故于宗庙则致其孝，于祭服则致其羙，于沟洫则尽其力。宁饮食之菲，衣服之恶，宫室之卑，皆不敢暇顾者，其心诚不忍一日安于天子之常奉也。味吾夫子无间然之言，深有以识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中心仁爱诚敬之至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孝立而万善从之，其于立功也，夫何有？
蔡仲之命曰：「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率乃祖文王之彛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
臣良胜曰：「三叔流言，实违成王之命，是谓不忠。其所以然者，是不能率文王之彛训也，是谓不孝。仲能不违王命，可谓曰忠；能盖前人之愆，可谓曰孝。由是而绳祖武，由是而贻后谋，皆仲率徳改行之羙。周公之心，无非欲其同归于治也，亦所以率文王
译臣良胜说：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唯独称颂舜为大孝，是因为他身处父子之间极端的变故中，却能顺应法度而回归常理。从前曾子对公明仪说：“君子所说的孝，是事先揣度父母的意愿，顺承他们的志向，引导父母走上正道。”如果瞽瞍真的像这样，被引导走上正道，就会日益向善。
《诗经·二子乘舟》说：“两个儿子乘船渡河，船影漂浮不定。心中思念你们，内心忧惧不安。”
朱熹说：“旧时的说法认为，卫宣公娶了太子伋的妻子，这就是宣姜，生了寿和朔。朔和宣姜向宣公诬告伋，宣公命令伋出使齐国，派杀手先在险要处等候并杀害他。寿知道了这件事，告诉了伋。伋说：‘这是君主的命令，不能逃避。’寿偷了伋的符节先前往，被杀手杀害。伋说：‘君主命令杀我，寿有什么罪？’杀手又杀了伋。国人哀伤他们，于是作了这首诗。”
臣良胜说：天下的本性是一样的。没有人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却出现了卫宣公抢夺儿媳并杀害儿子的情况。没有人没有兄弟之间的道义，却出现了朔偏袒母亲并杀害兄长的情况。以宣公的父亲身份，却有伋这样的儿子；以朔的弟弟身份，却有寿这样的兄长。他们的善恶为何相差如此之大呢？天道在这里确实有警戒之意，就像泾水清而渭水浊那样分明。伋和寿的贤德值得哀伤悼念，而卫宣公和朔的罪过更加不可推卸了。如果没有蹈火剖心的惨烈，夏台、羑里的囚禁，夏商两代因盈贯之罪而遭到的灾祸，如果没有庄姜端正宁静地自我坚守，庄公狂乱迷惑的行迹也几乎被掩盖了。难道只有父子兄弟之间是这样吗？
《檀弓》说：晋献公将要杀害他的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对他说：“你何不把你的志向告诉君主呢？”世子说：“不行，君主安于骊姬，如果我这样做，就会伤害君主的心。”重耳说：“那么逃跑吗？”世子说：“不行，君主认为我想弑君，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我能逃到哪里去呢？”他派人向狐突辞别说：“申生有罪，没有牢记伯氏您的教诲，以至于死。申生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虽然如此，我们的君主老了，太子年幼，国家多难，伯氏您不出山为君主谋划，如果伯氏您出山为君主谋划，申生受恩赐而死。”拜了两拜，叩头至地，然后自杀。因此谥号为共世子。
陈澔说：“申生自缢而死，使父亲陷入不义，不能算作孝，只得到谥号共而已。”
长乐陈栎说：“申生对于亲人，该说的却不说话；对于道义，可以逃跑却不逃跑。而且说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以至于忘记自己不被怜悯，却忧虑国家多难，不顾死生的大节，反而谨慎地遵守再拜的末节礼仪，这仅仅是共而已，不是孝。”
臣良胜说：“申生不幸，与伋、寿一样都处在父子之间的重大变故中，只是不能像舜那样引导亲人走上正道罢了。他的礼节雍容大方，言论典雅端正，不忍心伤害君主的心，还想要为父亲的国家谋划，向狐突辞别，隐约中将国家托付给重耳。君子也为他的志向感到悲哀，又何必对他责备不休呢？他的谥号是‘共敬’，共是君臣父子之礼。天下没有不是的父亲，儿子因为父亲而死而谥为孝，那父亲又该放在什么位置呢？这可能是谥议中的细微警戒之处。”
《国语》中王子晋说：“在有虞氏的时候，有崇伯鲧，放纵他的淫乱之心，于是招致共工的过错。尧将他诛杀在羽山。后来伯禹念及前人的过错，度量厘定改制量，效法天地万物，比照各类法则，为百姓树立仪范，为群生制定法度。共工的存孙四岳跟随他，高者填高，低者填低，堵塞河流疏导滞水，汇聚水流丰富物产，封筑崇山，决通九川，堤防九泽，丰茂九薮，疏通九原，居住九隩，合通四海。所以天上没有潜伏的阴气，地上没有散乱的阳气，水中没有沉滞之气，火中没有灾害，神灵没有间隙可乘，百姓没有淫乱之心，时节没有逆乱之数，万物没有危害生命。遵循效法禹的功绩，度量符合轨仪，没有不是美好的业绩，能够满足帝心。皇天嘉奖他，赐给他天下，赐姓为姒，氏为有夏，说他能以美好的福祉使生物殷实富足。赐给四岳封国，任命为侯伯，赐姓为姜，氏为有吕，说他能作为禹的股肱心膂，来养育万物使百姓丰足。”
胡一桂说：禹因父亲治水被诛杀而死而感到悲伤，所以直接以此为己任，最终建立了伟大的功绩，能够掩盖前人的过错。禹的心，从此可以认识了。所以在宗庙中尽孝，在祭服中尽美，在沟洫中尽力。宁可饮食菲薄，衣服粗劣，宫室低矮，都不敢闲暇顾及，他的心确实不忍心一天安于天子的常规奉养。品味我们夫子无间然的话，深深认识到禹的心了吗？唉！孝是天经地义，是民众的行为，是内心仁爱诚敬的极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而已。一孝确立，万善随之而来，对于立功，还有什么困难呢？
《蔡仲之命》说：“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只有忠诚只有孝顺。你应当从自身开始迈开脚步，勤勉不懈怠，以便为后代留下典范。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
臣良胜说：“三叔散布流言，确实违背了成王的命令，这叫做不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能遵循文王的常训，这叫做不孝。仲能不违背王命，可以叫做忠；能掩盖前人的过错，可以叫做孝。由此而继承祖先的足迹，由此而为后代谋划，都是仲遵循道德改过迁善的美好表现。周公的心，无非是希望他们共同归于治世，这也是为了遵循文王
之彛训也乎？」
汉书》賛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颷囬，三精雾塞，人厌淫祚，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沉几先物，深畧纬文。防邑百万，貔虎为羣，长毂雷野，髙锋彗云。英威既震，新都自焚。防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闗重扰。神旌乃顾，逓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啓，人谋咸賛。明明庙谟，﨣﨣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吕祖谦曰：「髙祖创西汉，光武创东汉，皆是创业垂统，以为一代之规模体统。以大要论之，髙祖识大体，其间条目品节有踈陋处；光武条目品节甚详悉，然大体郤遗。所以两汉风声气习，寛狭厚薄，大扺不同。」
译这是常道的训诫吗？」《汉书》赞语说：“汉室正统衰微，大盗篡夺国位，九州动荡，日月星辰被云雾遮蔽，百姓厌恶荒淫的国运，神明期望恢复德行。光武帝承受天命，上天的赏赐自然显现，他洞察先机，深谋远虑，精通经术。拥有百万军队，勇猛之士成群，战车如雷震野，锐利的兵器如彗星划破长空。英武的威势已经震动四方，王莽自焚于新朝都城。刘玄庸碌无能，梁赵等地纷争不断，三河地区尚未澄清，四关之地再次受到侵扰。神明的旗帜于是回顾中原，依次施行天道的讨伐，坚固的城池失去险要，天下重新统一于车轨与文字。上天的福佑已经开启，众人的谋划都来辅佐。圣明的庙堂谋略，英武的果断决策，显赫的天命，使汉室的基业得以兴隆。”吕祖谦说：“高祖开创西汉，光武开创东汉，都是创业垂统，确立一个朝代的规模体统。从大处来看，高祖识大体，但其中的具体条目和细节有粗疏简陋之处；光武在具体条目和细节上非常详尽，但在大体上却有遗漏。因此两汉的风气习俗，宽严厚薄，大致不同。”
唐书》賛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防。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宪宗刚明果断自即位初，慨然发奋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羣议卒收成功。自斩吴元济诸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
范祖禹曰：「宪宗伐叛讨逆，威令复张，而变生近习，身陷大祸，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为深戒哉！」
臣良胜曰：「在《易·蛊》之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程颐谓：『子干父蛊之道，能堪其事，则为有子，必惕厉而能终吉也。』光武、宪宗可谓能干前人已壊之蛊者。然光武不任三公，而宪宗任非其人，是以废后、易子、齐家之道，以▯好仙、迎佛、保身之术，益谬，皆非惕厉终吉之占也。然光武大度同于髙祖，非宪宗所俦匹者焉。」
古公有长子防伯，次曰虞仲。其妃太姜生少子季歴。季歴娶太任，皆贤妇人。太任生子昌，有圣瑞。防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歴以传昌，二人乃亡如荆蛮，文身断髪，以让季歴。古公卒，季歴立，是为王季。脩古公遗道，笃于仁义，诸侯顺之。王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朱熹曰：「既作之邦，又与之贤君以嗣其业。盖自其初生泰伯、王季之时而已定矣。于是泰伯见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适吴不返。太王没，而国传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兴也。」
吴子使季札来聘
胡安国曰：「按吴子夀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夀梦贤季札，欲立以为嗣，札辞不可，然后立诸樊。樊既除丧，则致国于季子，季子又辞而去之。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约以次传，必立季子。故诸樊卒而余祭立，余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则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狥匹夫之介节，辞位以避夷昧之子僚。僚既立，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尔。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季子宜有国也；如不从先君之命，则我宜立僚，乌得为君？』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曰：『季子辞国以生乱，因其来聘而贬之，以示法焉。』」
臣良胜曰：立子以嫡，立嫡以长，古今之通谊也。太王立少而兴，天为之也。故《皇矣》诗曰：「帝作邦作，对是也。」若非太王之徳，防伯之让，王季之友，文王、武王之圣，啓隙召乱，虽以季子之贤，诸兄弟亦尚贤者，其争弑之祸犹若是也。故孔子于太王未有所賛，而独称防伯曰：「可谓至徳也已，三以天下让也。」昔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戯，仲山甫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慎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后戯立，鲁人杀之。然则废长立少，父有不行于子，君有不行于臣，惟有太王、泰伯、王季、文王之贤圣而后可。臣故亦以父子之变言之也。
宋穆公疾，召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何词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也。”对曰：“羣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徳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
臣良胜曰：父子至亲也，享国大利也。天子利于天下，诸侯利于一国，卿大夫、士庶人利于家。孰不愿归之子也？此古今天下之至情也。宋宣公以弟为贤，舍其子而以国让之弟。穆公以光昭令德为贤，亦舍其子而归国于兄之子。是皆轻千乗之国之利，而一正于义，公天下之遗风也。君子亦有责备焉者，非所以劝贤也。纵曰未贤，视父子兄弟相争夺以为利者，何如哉？彼殇公者，当宣公致国、穆公而已，无所争。及穆公使冯居郑，曰：「生无相见，死无相哀。」
译《唐书》赞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刚强明察自任，以被正直的言论折服为耻，却忘记了会被奸佞之人欺骗。等到奉天之难发生，他深深自责悔过，于是施行姑息纵容的政策，从此朝廷日益衰弱，而藩镇势力愈发强大，直到唐朝灭亡，祸患由此产生。宪宗刚毅明察、果断决绝，自即位之初，就慷慨奋发，立志平定僭越叛乱，能够采纳忠良的谋略，不被群臣的议论所迷惑，最终取得了成功。自从斩杀吴元济后，各强藩悍将都想悔过归顺，在这个时候，唐朝的威令几乎重新振兴，那么他们之间的优劣，不用比较就可知晓了。
范祖禹说：“宪宗讨伐叛乱，威令重新振作，却因亲近的小人发生变故，自身陷入大祸，这是因为任用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能不以此为深刻警戒吗！”
臣良胜说：“《易经·蛊卦》初六爻辞说：‘匡正父亲留下的弊乱，有儿子能胜任，没有灾祸，经历危险最终吉祥。’程颐说：‘儿子匡正父亲弊乱的方法，能够胜任其事，就是有儿子，必须警惕戒惧才能最终吉祥。’光武帝、宪宗可以说是能够匡正前人败坏之局的人。然而光武帝不信任三公，而宪宗任用非人，因此废黜皇后、更换太子、治理家庭的方法，与喜好神仙、迎接佛教、保全自身的术数相比，更加荒谬，都不符合警惕戒惧最终吉祥的占卜。然而光武帝的大度同于高祖，不是宪宗所能比拟的。”
古公有长子泰伯，次子虞仲。他的妃子太姜生了小儿子季历。季历娶了太任，都是贤德的妇人。太任生了子昌，有圣人的祥瑞之兆。泰伯、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历以便传位给昌，两人于是逃到荆蛮之地，刺青断发，以此让位给季历。古公去世，季历即位，这就是王季。他修习古公遗留的道统，笃行仁义，诸侯都顺从他。王季去世，儿子昌即位，这就是西伯。
朱熹说：“既建立了邦国，又给予贤明的君主来继承其大业。大概从泰伯、王季出生之时就已经决定了。于是泰伯见到王季生了文王，又知道天命有所归属，所以前往吴地不再返回。太王去世，国家传给了王季和文王，周道因此大兴。”
吴国国君派季札来聘问。
胡安国说：“查考吴国国君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三子叫夷昧，季札是最小的儿子。寿梦认为季札贤能，想立他为继承人，季札推辞不可，这才立了诸樊。诸樊服丧期满后，就把国家让给季子，季子又推辞离开。诸樊于是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约定依次相传，最终一定要立季子。所以诸樊去世余祭即位，余祭去世夷昧即位，夷昧去世，那么季子理应接受命令以安定社稷，完成父兄的志向。他却拘守匹夫的狭隘节操，辞让君位以避开夷昧的儿子僚。僚即位后，诸樊的儿子光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家给儿子而给弟弟，全都是为了季子。如果遵循先君的命令，那么季子应当拥有国家；如果不遵循先君的命令，那么我应当即位，僚怎么能成为国君？’于是派专诸刺杀僚，把国家让给季子。季子不接受，离开到延陵，终身不进入吴国。所以说：‘季子辞让国家导致祸乱，因为他来聘问而贬斥他，以此示法。’”
臣良胜说：立儿子以嫡出为标准，立嫡出以年长为标准，这是古今通行的道义。太王立小儿子而兴盛，是天意如此。所以《诗经·皇矣》说：‘天帝建立邦国，应对的就是这个。’如果不是太王的德行，泰伯的谦让，王季的友爱，文王、武王的圣明，开启祸端招致混乱，即使以季子的贤能，其他兄弟也都崇尚贤能，他们争权弑君的祸乱也还是这样。所以孔子对太王没有特别称赞，而唯独称赞泰伯说：‘可以说是至德了，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从前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见周王，周王立戏，仲山甫说：‘不可以立戏。’不顺从必然冒犯，冒犯王命必然被诛杀，所以发布命令不可不慎重。命令不施行，政令不确立，施行而不顺从，百姓将抛弃上级，后来戏即位，鲁国人杀了他。那么废长立少，父亲对儿子没有可行的道理，君主对臣下没有可行的道理，只有太王、泰伯、王季、文王这样的贤圣才可以。臣因此也用父子关系的变故来论述。
宋穆公病重，召见司马孔父，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的福灵，我能保全性命而死，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拿什么话回答？请您奉立他主持社稷，我虽然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立冯。”穆公说：“不可以。先君认为我贤能，让我主持社稷，如果抛弃德行不让位，就是废弃先君的举荐，怎么能说贤能呢，让公子冯出居到郑国。”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知人善任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国家。”
臣良胜说：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享受国家是最大的利益。天子利于天下，诸侯利于一国，卿大夫、士庶人利于家。谁不愿意传给儿子呢？这是古今天下最真挚的情感。宋宣公认为弟弟贤能，舍弃儿子而把国家让给弟弟。穆公认为光昭令德贤能，也舍弃儿子而把国家还给兄长的儿子。这都是轻视千乘之国的利益，而一以义为正，是公天下的遗风。君子也有责备的地方，这不是用来劝勉贤能的。纵然说不够贤能，比起父子兄弟互相争夺以为利的，怎么样呢？那个殇公，在宣公让国、穆公之时，本来没有什么可争的。等到穆公让冯居住在郑国，说：‘活着不相见，死了不相哀。’
则言曰：「先君之所以不与臣国而纳国于君者，以君可以为宗庙社稷主也。今君逐君之子，而将致国于与夷，此非先君之意也。」殇公于此际，固亦父兄之心也。及其既君而变焉，遂忌冯而搆祸于郑。曾不念穆公在位一日，一有忌心，则宋国安有殇公也哉？是故丧大善者，恶必积；忘大德者，咎必深；专大利者，殃必甚。殇公卒见弑于华督，而宋国乃归之冯。善恶之报，明矣哉！
译于是说：“先君之所以不把国家交给臣下，而把国家托付给君主，是因为君主可以担任宗庙社稷的主宰。如今君主驱逐自己的儿子，却打算把国家交给与夷，这不符合先君的本意。”殇公在这个时候，本来也怀着父亲和兄长的心意。等到他即位后却改变了，于是忌恨公子冯，并在郑国制造祸端。竟然不想到穆公在位时，一旦产生忌恨之心，那么宋国哪里还会有殇公呢？因此，丧失最大善行的人，恶行必定积累；忘记最大恩德的人，罪过必定深重；独占最大利益的人，灾祸必定严重。殇公最终被华督所杀，宋国于是归于公子冯。善恶的报应，真是明显啊！
杜太后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谓太祖曰：「尔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防儿主天下，故汝得至于此尔。万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羙，光羙以传德昭，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
刘安世曰：「以立后嗣言之，髙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时处置不下，髙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独泣，欲引刀自刺，无处置如此。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齐王各长立竒伟，乃以天下与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产，尚欲与其子，况天下之富贵乎？此正诸佛菩萨用心为生灵而来，既了此一大事，即脱然而归，不复为子孙计。此尧舜用心也。」
臣良胜曰：太祖不利于天下，不私于其子，诚大道也。然太宗无宋穆之贤，而太祖不享宋宣之报，烛下斧声，且啓万世之议。徳昭、德芳并光美，亦不得其死，其祸乃甚于僚。光视夀梦父子，不可及矣。呜呼！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杞伯姬朝鲁，为子求妇，春秋犹罪其与于外事也。求妇之事，不可与也，而杜后遗命，乃欲专继统立君之事乎？君子有谓曹髙、向孟之贤有所则效，臣则谓后位当阳，垂帘视政，乃其肇端也。太祖不从于义而从其命，谓之何哉？
诸侯盟于首止
胡安国曰：「王将以爱易世子，桓公有忧之。控大国，挟小国，防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践祚，是为襄王。一举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臣良胜曰：父子君臣嫌疑祸难之际，此人所难言也。惠王宠爱庶孽，将有夺嫡之几，尚隠而未之发也。人臣之义，固有难以显言者。使桓公不请于王命而自要防于世子，是为乗内衅以要君。世子不禀于父命而自徃防于诸侯，是借外援以胁父。恶莫大焉。惟世子当危疑之际，而齐桓有主盟之权。有请于王，而以世子之名归郑，则不待防盟而惠王已知人心所向，世子之位不可得而易矣。故是防盟世子，桓公得请于王而为之，虽逆其志而违其命，犹以为羙之大也。汉髙以宠如意欲易惠帝，子房曰：「难以口舌争也。」乃招致四皓，从太子游。髙帝亦曰：「羽翼既成，难动之矣。」子房之防，即桓公之意也。但齐桓防盟在境外，世子必王命而后得行。四皓从太子在帝侧，则固有若出于偶然，然足以成大义而格君心之非，君子不嫌于专也。
宋仁宗连失三王，臣下争以立储为言，包拯、范镇言尤激切。一日，韩▯懐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防司马光、吕诲皆有请。▯进读二防，未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乆矣，谁可者？”▯皇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少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议乃定。后仁宗崩，帝立。▯尝独见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对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帝大感悟。《▯鉴》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自魏公一倡，而欧阳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承顺”之语勉太子。卒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魏公之功，盖亦伟矣。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防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徳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乆矣，臣子何与焉？”劳而不伐，公之襟量益可想见。《乆旱喜▯诗云：“须防慰满三农望，郤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
宋髙宗以皇嗣未立，语近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可闵。”同知枢宻院李囬曰：“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逺虑，合于艺祖，可以昭格天命。”遂诏选太祖七世孙伯琮，育禁中，立为皇子。后逊位太子，固让不允。帝退居徳夀宫，太子服袍履，步出祥防门，冒▯掖
译杜太后病重，召赵普进入，接受遗命，对太祖说：“你知道为什么能得到天下吗？”太祖说：“这是祖辈和太后积德的结果。”太后说：“不是这样，正是由于周世宗让年幼的赵匡胤主持天下，所以你才能到达这个地步。我死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给光美，光美再传给德昭，国家有年长的君主，这是社稷的福气。”太祖哭着说：“怎敢不遵照您的教诲。”
刘安世说：“从确立后嗣来说，汉高祖、唐太宗所立的都是他们的儿子，稍微有些难以处置的情况，汉高祖就悲歌流泪，唐太宗不仅哭泣，甚至想引刀自杀，没有像这样处置的。我们太祖冒着箭石夺取天下，自有魏王、齐王各自年长且奇特伟岸，却把天下给了弟弟。况且即使是一命之卑、十金之产，尚且想给他们的儿子，何况天下的富贵呢？这正是诸佛菩萨为了众生而来，既然完成了这一大事，就洒脱地回归，不再为子孙打算。这是尧舜的用心。”
臣良胜说：太祖不贪恋天下，不偏私于自己的儿子，确实是大道。然而太宗没有宋穆公那样的贤德，而太祖也没有享受到宋宣公那样的回报，烛下的斧声，开启了万世的议论。德昭、德芳以及光美，也没有得到善终，他们的祸患比僚还要严重。光看寿梦父子，是不可企及的。唉！母鸡报晓，只有家庭的衰败。杞伯姬朝见鲁国，为儿子求娶媳妇，《春秋》还指责她参与外事。求娶媳妇的事，尚且不可参与，而杜太后遗命，竟然想要专断继承大统、确立君主的事吗？君子有人说曹高、向孟的贤德有所效法，臣则认为后位当阳，垂帘听政，是祸端的开始。太祖不从义理而听从她的遗命，这怎么说呢？
诸侯在首止结盟。
胡安国说：“周惠王想用宠爱庶子来更换世子，齐桓公对此感到忧虑。控制大国，挟持小国，在首止设防，以安定世子的地位。太子即位，这就是周襄王。一举使得父子君臣的道义都得以保全，所以说首止之盟，是最大的美德。”
臣良胜说：父子君臣之间嫌疑祸难之际，这是人们难以言说的。周惠王宠爱庶孽，将有夺嫡的苗头，尚且隐藏而未爆发。人臣的道义，本来就有难以明言的。假如桓公不请求王命而私自要挟世子，这是乘内部裂痕来要挟君主。世子不禀告父命而私自前往诸侯处，这是借外援来胁迫父亲。没有比这更大的恶行了。只有世子处于危疑之际，而齐桓公有主盟的权力。向周王请求，并以世子的名义归附郑国，那么不等待结盟，惠王就已经知道人心所向，世子的地位不可轻易更换了。所以这次结盟世子，桓公得以向周王请求而为之，虽然违背了他的意志和命令，仍然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汉高祖因为宠爱如意想要更换惠帝，张良说：“难以用口舌争辩。”于是招致四位白发老人，跟随太子游历。高祖也说：“羽翼已经长成，难以动摇了。”张良的计策，就是桓公的意思。只是齐桓公的结盟在境外，世子必须有王命才能行动。四位老人跟随太子在皇帝身边，则似乎出于偶然，但足以成就大义而纠正君心的错误，君子不嫌其专断。
宋仁宗接连失去三位皇子，臣下争相以确立储君为言，包拯、范镇的言论尤其激切。一天，韩琦带着《汉书·孔光传》进献说：“成帝没有子嗣，立弟弟的儿子，那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能这样做，何况陛下呢？”接着司马光、吕诲都有请求。韩琦进读这两份奏章，没有明确的启奏。皇帝急忙说：“朕有意很久了，谁合适呢？”韩琦惶恐地回答说：“这不是臣等可以议论的，应当出自圣明的选择。”皇帝说：“宫中曾经抚养两个儿子，小的很纯朴，最近不太聪明，大的可以。”韩琦请求他的名字，皇帝告诉他是宗实，议论于是确定。后来仁宗驾崩，皇帝即位。韩琦曾经单独见皇帝说：“太后待我缺少恩德。”韩琦回答说：“自古圣帝明王不少，唯独称颂舜为大孝，难道其余的都是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这是常事不足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不失孝，才值得称颂。”皇帝大为感悟。《韩琦鉴》说：“父子之间，人们难以言说。”自从魏公首先倡导，欧阳修接着，吕诲、王畴接着，司马光又屡次接着。既用“保佑”的话勉励太后，又用“承顺”的话勉励太子。最终，慈圣太后以慈爱著称，英宗以孝顺闻名。魏公的功劳，大概也很伟大了。后来门人亲客闲坐，从容谈到定策的事，韩琦严肃地说：“这是仁宗的神德圣断，为天下打算，皇太后母道内助的力量，朝廷早就定议了，臣子有什么参与的呢？”劳苦而不夸耀，韩琦的胸怀气量更加可以想见。《久旱喜雨诗》说：“须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韩琦口不言功，在这里可以看到。
宋高宗因为皇嗣未立，对近臣说：“太祖以神武平定天下，子孙不能享受，可怜。”同知枢密院李回说：“艺祖不把大位私传给自己的儿子，发自至诚。陛下为天下长远考虑，符合艺祖，可以昭示天命。”于是下诏选择太祖七世孙伯琮，在禁中抚养，立为皇子。后来逊位太子，坚决推辞不被允许。皇帝退居德寿宫，太子穿着袍履，走出祥曦门，冒雨
辇以行，及宫门弗止。帝麾谢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还。明年改元隆兴，正月朔，帝朝于文徳殿，遂朝于德夀宫，岁以为常。
译乘辇车出行，到了宫门也不停下。皇帝挥手再三辞谢，并且命令身边的侍从搀扶着他回去。第二年改元为隆兴，正月初一，皇帝在文德殿接受朝拜，随后又去德寿宫朝见，每年都将此作为惯例。
胡安国曰：「建储之议，虽出于范宗尹之造膝，岳飞之宻防，张浚之建请，赵鼎之賛决，然以艺祖之后为嗣，则出于帝心之独断，而助以选人娄寅亮之一言。艺祖在天之灵，可以慰矣。异时揖逊之举，曾无系恋，所以为中兴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欤？」
臣刘定之曰：孝宗之奉亲，考诸史氏所载，朝太上皇于德夀宫，从幸聚景园，无岁不然，无节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号；年八十，又加尊号。其文与情，兼至始与终，无倦。可谓于子道无▯者矣。或谓孝宗以旁支入继大统，于其所后者贻已，以不赀之业而传之无穷，感当奚如焉？感所以能孝也。虑其所后者以我为不亲，而勉以承之焉，勉所以能孝也。前者英宗之为人后，未尽道，君子病之。今岂无惩焉？惩所以能孝也。非其心出于自然也。噫！是何言与？君子之取人也，取其归于善而已。率天下之子而羣然于不善者，必此之言矣。抑髙宗未甚衰耄，而遽倦于勤，付诸孝宗，非惟知子，亦知天意焉。天之意逺矣。吾观于汉与宋，而知汉之徳泽盛于文、景，若武、宣少仁恩者也。哀、平短世，新都簒窃，而武、宣苖裔陵替矣。于是景帝一子长沙定王之后起而为东汉，传二百年；一子中山靖王之后起而为蜀汉，传五十年，复汉旧物于再失之后。宋之基业本于艺祖，若太宗有慙徳者也。北狩举族南渡，乏嗣而太宗血属澌烬矣。于是艺祖一子徳芳之后为孝宗，传三帝；一子徳昭之后为理宗，传五帝，续宋帝系于再絶之余。夫善积余庆，恶积余殃，理之常也。圣人谓有家者，然则夫有天下者，其善恶之积亦大矣，而其庆殃之余宜乎逺矣。必有然而非诬矣，可不信哉？
臣良胜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之天下，非人之天下也。故不得容一毫有意于其间也。故谓之神器。其与其受，皆天也。髙宗元懿太子薨时，才二十三岁。布衣李时▯已有建储之议。其后以羣臣建请而定议，才二十五岁。又归之太祖之后，享有上夀，备隆孝养，天之报也。仁宗四十四年，已有三王短世，后宫且就馆。宫中复养二子，而廷臣建请如不待晷漏，皆视天下为公器，不必私于子也。或者谓英宗赞成多出曹后，以其姊女配意，示亲恩。其后仁宗丧制未终，而濮议起，事多违忤。迁孤女于别宫，曹后乃泣告宰相曰：「为无夫妇人作主，则畴昔预图其效安在？」至若汉成以飞燕为后，以女弟合德为昭仪，誓必娣有子，他嫔御子杀之。成帝卒以无子，定陶王欣亦以赵氏娣弟延誉，乃得在选。哀平之世，赵氏无以令终。是故人君而得其常，则有子而早建；不得其常而择嗣，必付之天下之公，合天之意，不容一毫人意于其间而后可。否则未有不遗他日之忧者。
黄鸟》诗曰：「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殱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朱熹曰：「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秦穆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则三子亦不得无罪。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乱命，廹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
臣良胜曰：人子事亲，▯之以礼也。用殉，非礼也。康公虽有父命，而君子蔽之罪也。然臣子于君亲，其义一也。子之事亲，无犯无隐也。臣之事君，有犯无隠也。子于亲之乱命，犹所当权，则臣之于君，其可权也必矣。黄鸟之刺三良，亦有不能自免者。如穆公之命，义也。三良死生以之，而不可渝也。非义也。三良死生争之，而不可狥也。当穆公既殡之后，康公议塟之时，反覆陈义，以西秦殉塟之俗有可变，先君疾革之命不足从。则穆公不失为贤君，康公不失为孝子，三良不失为忠贤。先殉武公六十六人之寃可雪，今从穆公百七十人可免。后之始皇妃嫔工匠生闭墓中之事，无再见矣。古今论三良者最多。曹植云：「谁言捐躯易，杀身良独难。」王粲云
译胡安国说：“确立太子的议论，虽然出自范宗尹的密谈、岳飞的密奏、张浚的提议、赵鼎的赞成决断，但选择太祖的后代作为继承人，则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独断，并得到了选人娄寅亮一句话的辅助。太祖在天之灵，可以欣慰了。后来禅让帝位的举动，曾经没有丝毫留恋，所以成为中兴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不就在于此吗？”
臣刘定之说：孝宗侍奉父亲，考察史书记载，朝见太上皇于德寿宫，跟随幸临聚景园，没有一年不这样做，没有节日不这样做。太上皇七十岁时，已经加尊号；八十岁时，又加尊号。其文辞与情感，从开始到结束都兼备，没有厌倦。可以说在子道方面没有缺憾了。有人说孝宗以旁支入继大统，对于他所过继的父亲遗留下自己，以不可估量的基业而传给无穷后世，感激之情应当如何呢？因为感激所以能尽孝。担心他所过继的父亲认为我不亲近，而努力去承担，因为努力所以能尽孝。先前英宗为人后，没有尽到道义，君子对此感到遗憾。现在难道没有引以为戒吗？因为引以为戒所以能尽孝。这并不是他的心意出于自然。唉！这是什么话呢？君子选取人，只选取他归于善罢了。率领天下的儿子都趋向于不善的，一定是这种言论。况且高宗没有非常衰老，却很快厌倦于勤政，托付给孝宗，不仅是了解儿子，也是了解天意。天意深远啊。我观察汉朝与宋朝，知道汉朝的德泽在文帝、景帝时兴盛，而武帝、宣帝稍显缺乏仁恩。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新都王莽篡位窃取政权，而武帝、宣帝的后裔衰败了。于是景帝的一个儿子长沙定王的后代兴起成为东汉，传承二百年；一个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代兴起成为蜀汉，传承五十年，在两次失去汉朝旧物之后恢复了汉朝基业。宋朝的基业本于太祖，如果太宗有惭愧的德行。北狩时举族南渡，缺乏子嗣而太宗的血脉亲属消亡了。于是太祖的一个儿子德芳的后代成为孝宗，传承三帝；一个儿子德昭的后代成为理宗，传承五帝，在再次断绝之后延续了宋朝帝系。善行积累剩余福庆，恶行积累剩余灾殃，这是常理。圣人说有家的人，那么拥有天下的人，其善恶的积累也大了，而其福庆灾殃的剩余理应深远。必定是这样而不是诬蔑，难道可以不信吗？
臣良胜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天的天下，不是人的天下。所以不能容许一毫有意为之于其间。所以称为神器。它的给予与接受，都是天意。高宗元懿太子去世时，才二十三岁。布衣李时已经提出建储的议论。后来因为群臣提议而确定议论，才二十五岁。又归于太祖之后，享有长寿，完备隆重的孝养，这是天的报答。仁宗四十四年，已经有三个王子短命去世，后宫且就馆。宫中又抚养两个儿子，而廷臣提议如同不等待片刻，都视天下为公器，不必私于儿子。有人说英宗的赞成多出曹后，以其姐姐的女儿配意，显示亲恩。后来仁宗丧制未终，而濮议兴起，事情多违忤。迁孤女于别宫，曹后于是哭泣告诉宰相说：“为无夫妇人作主，那么昔日预图的效验在哪里？”至于汉成帝以赵飞燕为后，以妹妹赵合德为昭仪，发誓必定让妹妹有子，其他嫔妃的儿子杀死。成帝最终没有儿子，定陶王欣也因为赵氏妹妹的赞誉，才得以入选。哀帝、平帝时代，赵氏没有好结局。所以人君如果得其常，则有儿子而早建；不得其常而择嗣，必定托付于天下的公，合乎天意，不容许一毫人意于其间才可以。否则没有不遗留日后之忧的。
《黄鸟》诗说：“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殱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朱熹说：“秦穆公去世，以子车氏的三个儿子为殉，都是秦国的良才，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赋《黄鸟》。秦穆公在此，其罪不可逃避。但有人认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那么三子也不能没有罪。现在看‘临穴惴栗’的话，那么是康公遵从乱命，逼迫而纳入墓穴，其罪有所归了。”
臣良胜说：人子侍奉父母，以礼节制。用殉，非礼。康公虽然有父命，而君子蔽之罪。然而臣子对于君亲，其义一也。子侍奉父母，无犯无隐。臣侍奉君主，有犯无隐。子对于父母的乱命，犹所当权，那么臣对于君主，其可权也必矣。黄鸟之刺三良，亦有不能自免者。如穆公之命，义也。三良死生以之，而不可渝也。非义也。三良死生争之，而不可狥也。当穆公既殡之后，康公议葬之时，反覆陈义，以西秦殉葬之俗有可变，先君疾革之命不足从。那么穆公不失为贤君，康公不失为孝子，三良不失为忠贤。先殉武公六十六人之冤可雪，今从穆公百七十人可免。后之始皇妃嫔工匠生闭墓中之事，无再见矣。古今论三良者最多。曹植云：“谁言捐躯易，杀身良独难。”王粲云
：「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潜云：「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是皆许之死者也。李徳▯则云：「不可许以死，与梁丘据同议。」栁宗元云：「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苏轼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是皆不许以死者也。然则臣也，何所取▯哉？昔陈干昔寝疾，命子尊己，大为棺，曰：「使二婢子夹我。」既死，尊己曰：「殉塟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事载礼经，君子不以为非也。则知康公三良之不为是明矣。
译“面临死亡的要求，怎么能不跟随呢？”陶潜说：“深厚的恩情固然难以忘记，君王的命令怎么可以违背。”这些都是允许殉死的人。李德裕却说：“不可以答应殉死，这与梁丘据的意见相同。”柳宗元说：“病重时神志本来就会混乱，魏氏的话是有法度的。”苏轼说：“临终遗命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臣子可以遵从或违背。”这些都是不允许殉死的人。那么作为臣子，究竟应该采取哪种态度呢？从前陈干昔卧病在床，命令儿子陈尊己为自己准备大棺材，说：“让两个婢女夹着我。”陈干昔死后，陈尊己说：“殉葬是不符合礼制的，何况还要同棺呢？”于是没有杀那两名婢女。这件事记载在礼经中，君子并不认为陈尊己做错了。由此可知，康公让三位贤良殉死是不对的，这已经很明白了。
汉文帝遗诏曰：「朕闻之，盖天地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覇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
光武作夀陵诏曰：「古者帝王之▯，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覇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羙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臣良胜曰：「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固以厚为道也。而汉文帝方戒厚▯，光武取以为法，君子韪之，何也？」尝闻宋文公之▯矣，始用蜃炭，益车马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夸耀淫侈，无知之人尔。其后宋之桓魋为石椁，三年不成，孔子曰：「丧不如速朽之为贵也。」至秦骊山之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竒玩悉致，文帝有戒于斯，制从简俭，故获全安。以此为法，而成帝作昌陵，攻治五年，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防恶，终不可成，寻诏罢之。光武之诏，又将有戒于成帝者流。及后世僣侈相承，若宋朝诸陵，为元僧杨伽真所发，悉取寳玩，至断头颅为饮器，此厚▯为累，岂臣子所忍言哉！虽然，亦有不可不慎者，王曾谓丁谓曰：「故移皇堂于絶地。」朱熹议孝宗山陵曰：「夀皇圣德衣冠之藏，当博求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然则臣子之欲厚其君亲，盖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明逹之主必有所决择焉。
髙宗肜日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典祀，无丰于昵。」蔡沈曰：「王之职主于敬民而已，徼福于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独丰于昵庙乎？」臣良胜曰：「▯亲以礼也，祭亲亦以礼也。礼则有中，以其意而有所厚薄焉者，皆非礼也。故人君事亲如事天，人臣事君如事亲，无非礼也。君而以非礼事天，必非圣人也，其能享帝也乎？臣而以非礼事君，必非正臣也，其能格君也乎？子而以非礼事亲，必非孝子也，其能悦亲也乎？子之视父，固为至亲也。父之视祖，犹吾也。祖之视髙曾，犹吾也。自天视之，则祖宗莫非天之▯也。以髙宗之贤，而有祀昵独丰之咎，遂致鼎雉之祥。祖已深以为戒，而克正其事，自兹以始，是以嘉靖殷邦，享国长乆，有由然也。然则髙宗之过，亦人之同情也，而其改过则人之难能也。是亦变而反之正也，斯尚之哉！」
卫人杀州吁于濮
左氏传》曰：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传》曰：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辕观起于四境。子南之臣谓弃疾：「请徙尸于朝。」曰：「君臣有礼，惟二三子。」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如？」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
臣良胜曰：「君子谓弃疾处父子之变，几于道矣。臣则独矜其不能尔。若父有逆志，则当预諌于其始；若非大恶，亦可曲全于其终。如王欲致讨，词浮于罪，则号泣哀诉以死明其不然可也；非大不讳，则请以君命谕，使图改焉可也。何至隠黙，必成其君有诛父之惨哉？」考左氏所载，以观起之宠，故非可必杀之罪也。春秋书杀，亦存子南之官。则子南何致必诛而不以听？者君子于弃疾，矜其不幸可也，矜其不能可也。呜呼！父子天性也。石碏之杀子，弃疾之杀父，又
译汉文帝遗诏说：“我听说，天地万物萌发生长，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间的常理，事物的自然规律，怎么可以过分哀痛？当今世人，都喜爱生存而厌恶死亡，用厚重的葬具来败坏家业，用繁重的丧服来伤害生命，我非常不赞成。霸陵的山川形势，就顺着原来的样子，不要有任何改动。”
光武帝下诏建造寿陵说：“古代帝王的葬具，都用陶工制作的瓦器，木制的车马，茅草做的马匹，使后世的人不知道它的所在。太宗（汉文帝）懂得终始的大义，景帝能够遵循孝道，遭遇天下动荡反复，唯独霸陵完好无损，承受了它的福佑，难道不美好吗！现在所划定的墓地，不超过二三顷，不要建造山陵和池塘，只让流水经过罢了。”臣良胜说：“君子不因为天下而让父母丧葬俭薄，本来是以厚葬为道的。而汉文帝反而告诫不要厚葬，光武帝把它作为效法的榜样，君子认为正确，为什么呢？”我曾经听说过宋文公的葬事了，开始使用蜃炭，增加车马和重器，备齐了有四角的椁，棺木上有翰桧装饰，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里表现得不像臣子，这并不是对死者有什么不忍心，只是想要夸耀淫侈，是无知的人罢了。后来宋国的桓魋制作石椁，三年没有完成，孔子说：“丧葬不如迅速腐朽可贵。”到了秦朝骊山的陵墓，用水银模拟百川江河，奇珍异玩全都聚集，汉文帝对此有告诫，制度崇尚简朴节俭，所以获得了保全平安。以此作为法则，而成帝建造昌陵，施工五年，司马殿门内还没有动工，天下空虚耗损，百姓疲惫劳苦，客土防御恶劣，最终不能建成，不久下诏罢止。光武帝的诏书，又将对成帝那一类的人有所告诫。等到后世僭越奢侈相承，像宋朝诸陵，被元朝僧人杨伽真发掘，全部取走珍宝玩物，甚至砍下头颅作为饮器，这是厚葬带来的祸累，难道是臣子所忍心说的吗！虽然如此，也有不可不谨慎的地方，王曾说给丁谓：“所以将皇堂迁移到绝地。”朱熹议论孝宗山陵说：“寿皇圣德的衣冠藏所，应当广泛寻求名山，不应该偏信台官史官，托付给水泉沙砾之中。”那么臣子想要厚待君亲，大概在于此而不在于彼，明达的君主必定有所抉择。
高宗在肜日祭祀时说：“唉！王职司敬民，无非是天道的典祀，不要对近亲的祭祀过于丰厚。”蔡沈说：“王的职分主要在于敬民罢了，向神求福，不是王的事情。何况祖宗没有不是天的后裔，主持祭祀怎么可以唯独对近亲的庙宇过于丰厚呢？”臣良胜说：“安葬亲人依照礼制，祭祀亲人也依照礼制。礼制则有中道，凭着自己的心意而有所厚薄的，都不是礼制。所以人君侍奉亲人如同侍奉上天，人臣侍奉君主如同侍奉亲人，没有不合礼制的。君主如果用不合礼制的方式侍奉上天，必定不是圣人，他能使上帝享用吗？臣子如果用不合礼制的方式侍奉君主，必定不是正直的臣子，他能感化君主吗？儿子如果用不合礼制的方式侍奉亲人，必定不是孝子，他能使亲人喜悦吗？儿子看待父亲，本来是至亲。父亲看待祖父，就像看待自己一样。祖父看待高祖曾祖，也像看待自己一样。从天来看，那么祖宗没有不是天的后裔。凭着高宗的贤能，却有祭祀近亲过于丰厚的过失，于是招致鼎雉的祥瑞（警示）。祖已深深地以此为戒，从而纠正了这件事，从此开始，所以使殷国美好安定，享国长久，是有原因的。那么高宗的过失，也是人的常情，而他改正过失则是人难以做到的。这也是改变而回归正道，所以推崇他！”
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
《左氏传》说：石厚跟随州吁到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很小，我老了，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杀害了我们的国君，敢请你们谋划对付他们。”陈国人抓住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执行。卫人派右宰丑前往，在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前往，在陈国杀了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粹的臣子，厌恶州吁而石厚也参与其中，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传》说：子南的儿子弃疾担任王的御士，王每次见到他，必定哭泣。弃疾说：“君王三次哭泣臣子了，敢问是谁的罪过？”王说：“令尹的无能，你是知道的。国家将要讨伐他，你大概要居住下来吧？”回答说：“父亲被杀儿子居住下来，君王哪里用得着他？泄露命令加重刑罚，臣子也不做。”王于是在朝廷杀了子南，在四境杀了辕观起。子南的臣子对弃疾说：“请把尸体移到朝廷。”说：“君臣有礼，只有二三子（指在位的大夫）。”过了三天，弃疾请求收尸，王允许了。已经安葬后，他的门人说：“走吗？”说：“我参与了杀我父亲的事，走将到哪里去？”说：“那么侍奉君王吗？”说：“抛弃父亲侍奉仇人，我不忍心。”于是上吊而死。
臣良胜说：“君子认为弃疾处理父子变故，几乎合乎道义了。臣子却独自怜悯他的无能。如果父亲有叛逆的心志，就应当在开始时就预先劝谏；如果不是大恶，也可以在最后委曲保全。如果君王想要讨伐，言辞超过罪过，那么号哭哀诉以死来表明并非如此是可以的；如果不是大不讳（死罪），那么请求用君王的命令晓谕，使他图谋改过是可以的。何至于隐藏沉默，一定要成就君王诛杀父亲的惨剧呢？”考察《左氏传》所载，凭着观起的宠幸，所以不是必定要杀的罪过。《春秋》记载杀，也保留了子南的官职。那么子南何至于必定被诛杀而不听从呢？君子对于弃疾，怜悯他的不幸是可以的，怜悯他的无能是可以的。唉！父子是天性。石碏杀儿子，弃疾杀父亲，又
右衍父子之变
幽王嬖爱褒姒，生子伯服。褒姒与虢石父比，而譛申后太子。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谮，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宜臼出奔申。太史伯阳曰：“祸成矣！”王欲杀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与。王伐之，申侯与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杀王于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室寳赂而去。王室乱。
胡安国曰：「何言乎王室乱王者？以天下为家，则以京师为室。京师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其作防。』《鸮》诗以遗成王，亦曰：『既取我子，无毁我室。』皆指京师而言也。以京师为室，王畿为堂，诸夏为庭户，四夷为藩篱。治外者，先自内治；逺者，先自近。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宠爱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乱者，其言王室乱，讥国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又曰：『是非有出于人心者，不可以私爱，是亦不可以私恶，非卒归于公而止矣。』景王宠爱子朝，将蕲以见是，而天下不以为是；踈薄子猛，将蕲以见非，而天下卒不以为非，徒设此心，两弃之也。庶孽慿宠，为羣小所宗，而人心不附；嫡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从。故伯服虽杀，而平王亦不能复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齐、卓子亦不能胜里克之兵，是两弃也。景王不鉴覆车，王、猛、子朝之际，危亦甚矣。」
臣良胜曰：「三代以先配嫡，夺嗣以致祸者，不可胜纪。举幽王者，西周之所以亡也；举景王者，东周之所以乱也。」
秦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少子胡亥最爱，请从，上许之。西至平原津，病崩于沙丘。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秘之，不发丧。独胡亥、赵髙宦者五六人知之。髙与斯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蘓，数以不能辟地立功，上书诽谤，将军防恬不矫正，知其谋，皆赐死。扶蘓自杀。亥至咸阳，发丧，袭位。
蘓轼曰：「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
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天下地震。帝囚故太子勇于东宫，付太子广掌之。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寃，而广遏之。勇于是升树大呌，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因言勇情志昏乱，为癫▯所着，不可复收。帝以为然。真徳秀曰：隋文帝以术数取天下，其操制羣下亦以术数。至是如聋如瞆，不复能自辨是非，而一废一立，只以为▯素等鬻卖之地耳。不知平时所谓术数者果焉在耶？广既升储，又以勇付于其手。迨其垂没，乃始知广之不足付，而出召勇之言，则徒以杀其身而已矣。
臣良胜曰：「三代而下，惑于防邪，蛊于宫闱，而废长立少。如汉髙光、唐太宗、明皇，贤者亦复蹈祸，罔有惩戒。以其幸而保首领以没，或以致乱而未底于亡也。惟秦之取天下以威暴，隋之取天下以术数。扶蘓之死，勇之废，出于斯。髙杨素之奸，始皇路殡，文帝弑胡亥与广，皆以二世而亡，若出一辙。此尤足为万世永鉴者。」
汉武帝为太子，据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
司马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端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唐德宗立，宣王诵为皇太子。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隂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叔文诡谲多计，王伾相依附，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翰林学士韦执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华、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必死友。
臣良胜曰：武帝居太子，非其所；德宗辅太子，非其人。均于不善而已。夫干称父也，坤称母也。故父母于子，犹天地之覆帱也。则风▯霜露，无非所以成之者。如其有所偏倚，则若天之所废，人
译右边记载了周幽王、周平王父子之间的变故。
周幽王宠爱褒姒，褒姒生了儿子伯服。褒姒与虢石父勾结，进谗言诬陷申后和太子。周幽王竟然听信虢石父和褒姒的谗言，废黜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宜臼出逃到申国。太史伯阳说：“灾祸已经酿成了！”周幽王想杀宜臼，到申国去捉拿他，申侯不肯交出。周幽王发兵攻打申国，申侯联合鄫人、召西夷、犬戎攻打周幽王，在骊山下杀死了周幽王，俘虏了褒姒，抢光了周王室的珍宝财物后离去。周王室陷入混乱。
胡安国说：“为什么说‘王室乱’？‘王’是指以天下为家，那么就把京师当作内室。京师是根本。周公作《立政》说：‘从前夏朝，因为内室强大而兴盛，所以要建立防备。’《鸮》这首诗送给成王，也说：‘既然夺走了我的孩子，就不要毁坏我的家室。’这都是指京师而言的。把京师当作内室，王畿当作厅堂，中原各国当作庭院门户，四方夷狄当作篱笆。治理外部，要先从内部治理；治理远方，要先从近处着手。根本混乱而末端治理得好，是不可能的。周景王宠爱子朝，让庶子与嫡子并列，这是根本混乱，所以说‘王室乱’，是讥讽国家根本不正。根本端正，天下就安定了。又说：‘是非出于人心，不能凭私爱认为是对的，也不能凭私恶认为是错的，最终要归于公正才停止。’周景王宠爱子朝，希望天下人认为他是对的，但天下人不认为他是对的；疏远轻视子猛，希望天下人认为他是错的，但天下人最终不认为他是错的，只是存此私心，结果两败俱伤。庶孽凭借宠爱，被小人所拥戴，但人心不归附；嫡子依靠正道，是人心所向，但小人不顺从。所以伯服虽然被杀，但平王也不能恢复宗周昔日的兴盛；申生已经死了，但奚齐、卓子也不能抵挡里克的军队，这就是两败俱伤。周景王不吸取前车之鉴，在王子猛、王子朝之间，危险也就非常严重了。”
臣良胜说：“夏商周三代以前，废嫡立庶，夺取继承权而导致灾祸的，数不胜数。举周幽王的例子，是西周灭亡的原因；举周景王的例子，是东周混乱的原因。”
秦始皇外出巡游，左丞相李斯跟随，小儿子胡亥最受宠爱，请求跟随，秦始皇答应了他。向西到达平原津，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李斯因为皇帝死在宫外，担心各位公子和天下发生变故，便隐瞒死讯，不发丧。只有胡亥、赵高以及五六名宦官知道这件事。赵高与李斯谋划，伪造秦始皇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写诏书赐给扶苏，列举他不能开拓疆土建立功勋、上书诽谤的罪状，以及将军蒙恬不纠正、知道他的阴谋，都赐死。扶苏自杀。胡亥到达咸阳，才发丧，继承皇位。
苏轼说：“古代公族有罪，要宽恕三次然后才处以刑罚。现在竟然让人伪造诏书杀死太子而不顾忌，太子也不敢请求申辩，这是威信过度的缘故。那些用法度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害自身及其子孙的。”
隋文帝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天下发生地震。皇帝把废太子杨勇囚禁在东宫，交给太子杨广掌管。杨勇自认为被废黜不是自己的罪过，多次请求见皇帝申辩冤屈，但杨广阻止他。杨勇于是爬上树大声呼喊，声音传到皇帝那里，希望得到召见。杨素趁机说杨勇情志昏乱，被癫狂所迷惑，无法再挽救。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真德秀说：隋文帝靠权术夺取天下，他控制群下也靠权术。到了这时，他像聋子瞎子一样，不能再辨别是非，而一废一立，只是作为杨素等人出卖忠良的资本罢了。不知道平时所说的权术究竟在哪里呢？杨广既已登上储君之位，又把杨勇交到他手里。等到隋文帝快要死的时候，才知道杨广不值得托付，说出召见杨勇的话，结果只是白白送掉了自己的性命罢了。
臣良胜说：“三代以后，被奸邪迷惑，被宫闱蛊惑，而废长立少。像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皇，贤明的人也都蹈入祸患，没有受到惩戒。因为他们侥幸保全性命而死，或者导致混乱但没有彻底灭亡。只有秦朝靠威暴夺取天下，隋朝靠权术夺取天下。扶苏的死，杨勇的废，出自李斯、赵高、杨素的奸诈；秦始皇死在途中，隋文帝被胡亥和杨广所杀，都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如同出于同一轨迹。这尤其足以作为万世永远的鉴戒。”
汉武帝做太子时，居住在博望苑，让他结交宾客，顺从他的喜好，所以宾客大多用异端邪说来进见。
司马光说：“古代圣明的君王教养太子，为他选择方正端良的人，作为保傅师友，让他早晚与他们交往相处。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然而还是有淫荡放荡、邪僻而陷入祸败的人。现在却让太子自己结交宾客，顺从他的喜好。正直的人难以亲近，谄媚的人容易投合，这本来就是中等资质的人的情性，所以太子不能善终是适宜的。”
唐德宗即位，宣王李诵为皇太子。翰林待诏王伾擅长书法，山阴人王叔文擅长下棋，都出入东宫，娱乐侍奉太子。王叔文诡诈多计，王伾依附他，对太子说：“某人可以做宰相，某人可以做将军，希望日后任用他们。”翰林学士韦执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华、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定为必死的死党。
臣良胜说：汉武帝做太子，不是他的本分；唐德宗辅佐太子，不是合适的人选。同样是不善罢了。乾称为父，坤称为母。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就像天地覆盖一样。那么风雨霜露，无非是用来成就子女的。如果有所偏倚，那么就像天所废弃的，人
固莫能兴之者矣。臣观戾太子，非悻戾人也。迹其所为，非为异端惑者也。特以性寛厚，武帝以其不类已，而后用法。大臣皆不悦。钩弋宫生子，而名以尧母。画周公负成王图，以赐霍光。则立少之意，明甚。尝谏征伐，而帝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尔。」后宠既衰，虽大将军谕意，而太子乆不自安。固知虽无失德，而巫蛊之祸，亦无以自免者。太子诵虽立，而以公主女为妃主，以厌祷。囚责及太子，愿与离婚。寻亦议废。非李泌恳切之言，不爱身族，则舒王之立，乆矣。当是时，太子欲饮药求死。自是谓风疾不能言，未必非此故也。及嗣立，不能决事，而叔文辈轻佻预政，以致永贞之祸。是故人子有失于其亲之心得罪于天也，何所逃哉？亲之于子，亦容之如天也。何使其子至于是哉？
译本来就没有人能振兴他的人了。我观察戾太子，并不是一个刚愎凶暴的人。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也不是从事邪道迷惑人心的人。只是因为他性格宽厚，汉武帝认为他不像自己，因而对他施用严法。大臣们都不高兴。钩弋宫生了儿子，便用“尧母”来命名。绘制周公背负成王的图画，赐给霍光。那么立幼主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了。（戾太子）曾经劝谏征伐，武帝笑着说：“我承担辛劳，把安逸留给你。”后来宠幸既已衰退，即使大将军传达圣意，太子也长久地不能安心。所以知道即使没有失德，遭遇巫蛊之祸，也无法自我保全。太子诵虽然被立为太子，却以公主的女儿为妃主，用来厌胜祈祷。囚禁责罚波及太子，（公主）愿意与太子离婚。不久也商议废黜太子。如果不是李泌恳切的言辞，不顾惜自身和家族，那么舒王被立为太子，早就成为定局了。当时，太子想要喝药求死。从此声称因风疾不能说话，未必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他继承皇位，不能决断政事，而王叔文等人轻浮浅薄参与朝政，以致酿成永贞之祸。所以人子如果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得罪了上天，又能逃避到哪里去呢？父母对于子女，也应当像上天包容万物那样宽容。为什么让自己的儿子落到这种地步呢？
汉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是岁生成帝于甲舘画室，为世嫡皇孙。元帝初元元年，立为皇太子。即位，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鳯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臣良胜曰：宣帝亲更巫蛊之祸，又继昌邑之废，而所以养太子者若此，其去武帝、徳宗所失益逺矣。政君之幸生，成帝、飞燕、合德继进，以无子而大权尽归王氏，以移汉祚。政君亲付之玺，谁之罪哉？宣仁皇后时，哲宗在禁中，闻有覔乳媪者，范祖禹、刘安世切谏，进德爱身，又乞太后保防圣躬。太后曰：「外间虚传也。」祖禹等对曰：「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噫！是防也，亦有监于政君之事者乎？
唐肃宗上元二年五月，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防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明年，上皇崩。
范祖禹曰：肃宗以太子讨贼，遂自称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讨禄山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乆，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防耻。古之王者，必正身齐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真徳秀曰：肃宗之平长安也，上皇自蜀还都，曰：「朕为五十年太平天子，不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此元结之颂所谓「宗庙重安，二圣重欢」者也，岂不盛哉？徒以内侍握兵，妄为防间，而廹迁之谋出焉。其所以然者，肃宗柔懦无断，故张后、辅国得以刼之，以天子之尊，而不能庇其父，使抑鬰无▯，遂以致疾。肃宗之罪，于是通天矣。
宋光宗与皇后幸玉津园，羣臣请帝问疾重华宫，不从。夀皇疾大渐，羣臣请帝问疾重华宫，不从。陈傅良乃缴上诰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率宰执进谏，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谏。罗防进曰：「夀皇疾势已危，不及今一见，后悔何及！」夀皇崩，帝称疾。留正等奏云：「臣等连日造南山请对不获，屡上防不得报。今当率百官恭请，若皇帝不出，百官相与恸哭于宫门，恐人情骚动，为社稷忧。乞太皇太后降防，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
臣良胜曰：「肃宗不得终爱于父者，以张后制之也。光宗不得终礼于父者，以李后制之也。夫男子，阳刚也。以阳而制于隂，以刚而制于柔，已失其所以为人之理，不可谓之人矣，尚何以为天下主乎？但肃宗感山人之言，尚有垂涕；视光宗不问疾，成丧虽宰臣不得请者，犹为有人心也。孝宗纯孝以终，继父髙宗之丧，乃得逆子之报。若此，非若▯宗遗忧于子者可论也。然则天道亦有僭乎？」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胡安国曰：按《左氏》，“许悼公疟，戊辰，饮世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者止’，不尝药也。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夫子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馈药，曰：‘丘未逹，不敢尝。’敬慎其身如此也，而于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盖言慎也。止不择医而轻用其药，药不先尝而误进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心度之，世子弑君，欲速得其位，而止无此心，故曰：‘我与夫弑者不立乎其位矣。’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无此心，故被以大恶而不受。自君子听之，止不尝药，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簒弑之萌，坚氷之渐，而《春秋》之所谨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恶而不得辞。书“许世子弑君”，乃除恶于微之意也。而或者顾以操刄而杀，与不躬进药，及进药而不尝，三者罪当殊科，疑于三传之説，则误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为《春秋》，奚待于圣笔乎？墨翟兼爱，岂其无父？杨朱为我，岂其无君？孟轲氏辞而辟之，以为禽兽，逼人人将相食，后世推明其功，以为不在禹下，未有讥其过者。知此説，则知止不尝药，《春秋》以为弑君之罪矣。
臣良胜曰：「臣弑
译汉宣帝甘露三年，太子宠爱的司马良娣去世，太子悲伤愤怒，心情不悦。宣帝于是命令皇后挑选后宫中家世清白的女子，能够娱乐侍奉太子的，选中了元城的王政君。这一年，王政君在甲馆画室生下了成帝，成为世袭嫡系的皇孙。元帝初元元年，成帝被立为皇太子。成帝即位后，任命舅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尚书事务。
臣良胜说：宣帝亲身经历了巫蛊之祸，又接着经历了昌邑王被废的事件，而他抚养太子的方式却是这样的，他距离武帝、德宗所犯的错误就越来越远了。王政君侥幸生下成帝，赵飞燕、赵合德相继得宠，因为成帝没有儿子，所以大权全部归于王氏家族，从而转移了汉朝的国运。王政君亲手将玉玺交给他们，这是谁的罪过呢？宣仁皇后时期，哲宗在宫中，听说有人寻找乳母，范祖禹、刘安世极力劝谏，认为应当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又请求太后保护圣上身体。太后说：“这是外面的虚传。”范祖禹等人回答说：“外面的议论虽然是虚的，也足以作为事先的警戒。”唉！这种防备，难道也是鉴戒于王政君的事情吗？
唐肃宗上元二年五月，端午节，隐士李唐拜见肃宗，肃宗正抱着小女儿，对李唐说：“我思念她，你不要怪罪。”李唐回答说：“太上皇想见陛下，估计也像陛下思念公主一样。”肃宗凄然流泪，然而畏惧张皇后，尚不敢前往西内。第二年，太上皇去世。
范祖禹说：肃宗以太子身份讨伐叛贼，于是自称皇帝，这乃是太子背叛父亲，凭什么去讨伐安禄山呢？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从汉朝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而三纲不立，没有父子、君臣的道义，见到利益就行动，不顾念亲人，所以上面没有教化，下面没有羞耻。古代的王者，一定端正自身、治理好家庭来率领天下，自身不端正，没有能够端正别人的。真德秀说：肃宗平定长安时，太上皇从蜀地返回都城，说：“我做五十年的太平天子，不算尊贵，现在做天子的父亲，才尊贵啊。”这就是元结颂词中所说的“宗庙重新安定，两位圣人重新欢乐”，难道不盛大吗？只是因为内侍掌握兵权，妄加离间，逼迫迁都的阴谋就出现了。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肃宗柔弱懦弱没有决断，所以张皇后、李辅国得以胁迫他，以天子的尊贵，却不能庇护他的父亲，使父亲抑郁不得志，于是导致疾病。肃宗的罪过，因此通于天了。
宋光宗与皇后驾临玉津园，群臣请求皇帝去重华宫探望太上皇的病，光宗不听从。太上皇病情危重，群臣请求皇帝去重华宫探望太上皇的病，光宗不听从。陈傅良于是缴还诰敕，出城等待治罪。丞相留正率领宰执进谏，光宗拂衣起身，留正拉着光宗的衣襟哭泣劝谏。罗点进言说：“太上皇病情已经危急，如果不趁现在去见一面，后悔怎么来得及！”太上皇去世，光宗称病。留正等人上奏说：“臣等连日来到南山请求面见没有获得允许，屡次上奏章没有得到回复。现在应当率领百官恭敬地请求，如果皇帝不出来，百官一起在宫门前痛哭，恐怕人心骚动，成为国家的忧患。请求太皇太后下旨，因为皇帝有病，暂时到宫中成服。”
臣良胜说：“肃宗不能最终尽孝于父亲，是因为张皇后制约他。光宗不能最终尽礼于父亲，是因为李皇后制约他。男子，属阳刚。以阳刚受制于阴柔，以刚强受制于柔弱，已经失去了做人的道理，不能称为人了，还怎么能做天下的君主呢？只是肃宗感念隐士的话，还有流泪；看光宗不探望疾病，办理丧事虽然宰相不能请求，还算是有人心。孝宗以纯孝终老，继承父亲高宗的丧事，却得到逆子的回报。像这样，不能和那些给儿子留下忧虑的君主相提并论。那么天道也有差错吗？”
许世子止弑杀了他的国君许悼公
胡安国说：按照《左传》记载，“许悼公患疟疾，戊辰日，喝了世子止的药后去世，史书写道‘弑杀国君的是止’，是因为没有尝药。古代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不服用他的药。孔子所谨慎的事情有三件，疾病是其中之一。季康子赠送药，孔子说：‘我不了解这药，不敢尝。’敬慎自身就是这样，对于君父可以忽视吗？君主有病，喝药，臣子先尝；父亲有病，喝药，儿子先尝。这是说要谨慎。止不选择医生而轻率用药，药没有先尝就误进给君主，这是有忽视君父之心而不谨慎了。从小人的心里推测，世子弑君，想快点得到君位，而止没有这种心，所以说：‘我和那些弑君的人不站在他的位置上。’哭泣喝稀粥，喉咙容不下一粒米，不到一年就死了，没有这种心，所以被加上大恶之名而不接受。从君子的角度听，止不尝药，是忽视君父的尊贵而不谨慎，这是篡弑的萌芽，坚冰的渐变，是《春秋》所谨慎的。有这种心，所以加上大恶而不得推辞。书写‘许世子弑君’，乃是除恶于微的意思。而有的人却认为持刀杀人，与不亲自进药，以及进药而不尝，这三种罪行应当区别对待，怀疑三传的解说，那就错了。一定像这种说法，人人都能作《春秋》，哪里还需要圣人的笔呢？墨翟兼爱，难道他没有父亲吗？杨朱为我，难道他没有君主吗？孟子辞谢并驳斥他们，认为他们是禽兽，逼迫人将互相残食，后世推崇阐明他的功劳，认为不在大禹之下，没有讥讽他过错的。知道这种说法，就知道止不尝药，《春秋》认为是弑君的罪行了。
臣良胜说：“臣弑
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渐矣。止以不尝药而书弑，谨其渐也。履霜而有坚氷之戒，春秋之微义也，亦当时之大公也。止之言曰：『我与夫弑君者，则许之赴告，鲁史书之，皆曰弑矣。』以此防民，犹有刼迁其父及不问疾成丧，如肃宗、光宗者。夫止以不尝父药，犹谓之弑，▯宗、孝宗由愤鬰以疾而崩，则谓肃宗、光宗弑父也，亦宜。臣故并附为戒，以窃取于春秋之义。」
译君子杀害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逐渐积累而成的。仅仅因为不尝药就记载为弑父，是为了谨慎地防范这种逐渐恶化的倾向。踩到霜就警惕坚冰的形成，这是《春秋》的微妙义理，也是当时的大公无私。止的说法是：“我与那些杀害君主的人，都允许他们上报告知，鲁国的史官记载他们，都说是弑君。”以此来防范百姓，仍然有胁迫迁移父亲以及不问候疾病、不办理丧事的人，如肃宗、光宗那样。既然止因为不尝父亲的药，尚且被称为弑父，那么〇宗、孝宗因愤懑忧郁而病重去世，那么说肃宗、光宗弑父，也是合适的。臣因此一并附记作为警戒，以窃取《春秋》的义理。
右衍父子之戒
中庸衍义卷六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七明夏良胜撰「达道之义【夫妇之法」，「夫妇之戒】
咸亨利贞取女吉
朱熹曰：「咸，交感也。兑柔在上，艮刚在下，而交相感应。又艮止，则感之专；兑説，则应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兑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时，故其卦为咸。其占亨而利贞，取女则吉。葢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贞，则失其亨，而所为皆凶矣。」
家人利女贞
程頥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则家道正矣。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独云利女贞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则男正，可知矣。」
渐女归吉利贞
程頥曰：「天下之事，进必以渐者，莫如女归臣之进于朝，人之进于事，固当有序。不以其序，则陵节犯义凶咎随之。然以义之轻重，亷耻之道，女之从人，最为大也。故以女归为义且男女万事之先也。」
臣良胜曰：天地理数，只是一渐。其所谓渐，只是一序。若其初元，一太极生天地，而两仪阴阳太少而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三百八十四爻，以尽万物之情，皆是序以渐也。至于生物，春而生，夏而长，秋而实，冬而归藏，皆渐也。人亦天地间一生物，女进非渐，决非贞；女士进非渐，必非端。士臣或以逼其君子，至于胁其父，皆起于无序也，可不戒哉！
归妹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朱熹曰：「九二阳刚得中，女之贤也。上有正应，而反阴柔不正，乃贤女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内助之功，故为眇能视之象。而其占则利幽人之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程頥曰：六五居尊位，妹之髙贵者也。下应于二，为下嫁之象。贵女之归惟谦降以从礼乃尊髙之德也。不事容饰以悦于人也。娣媵者，以容饰为事者也。衣袂所以为容饰也。六五尊贵之女，尚礼而不尚饰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阴之盈也。盈则敌阳矣。几望未至于盈也。女之髙贵常不至于盈极则不亢其夫，乃为吉也。女之处尊贵之道也。
鼎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朱熹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应九四，则颠矣。然当卦初，鼎未有实，而旧有否恶之积焉。因其颠而出之，则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犹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葢因败以为功，因贱以致贵也。」
恒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程頥曰：「夫以顺从为恒也，妇人之道。在妇人则为贞故吉。若丈夫而以顺从于人为恒，则失其阳刚之正，乃凶也。」
尧典》曰：「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蔡沉曰：此尧言，其将试舜之意也。庄子所谓「二女事之以观其内」，是也。葢夫妇之间，隐微之际，正始之道所系尤重，故观人者于此为尤切也。钦哉者，尧戒二女之词，即礼所谓「往之尔家，必敬必戒」者，况以天子之女下嫁于匹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周惇頥曰：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暌》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臣良胜曰：「舜之刑二女，齐家之有道也。二女之执妇道，受教亦有素也。是两善以相承，故曰敬而足也。至周惇頥则曰：『诚心以复其不善之动，有变而从善者』。」
闗雎》诗曰：「闗闗睢鸠，在河之洲。▯窕淑女，君子好逑。」匡衡曰：「▯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
思齐诗曰：「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
译右边是衍父子之戒。
《中庸衍义》卷六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七，明代夏良胜撰。“达道之义【夫妇之法】”，“夫妇之戒”。
咸卦：亨通，利于坚守正道，娶妻吉祥。
朱熹说：“咸，是交感的意思。兑卦柔顺在上，艮卦刚健在下，二者交相感应。又因为艮卦代表止，所以感应专一；兑卦代表喜悦，所以应和至诚。又因为艮卦象征少男，居于兑卦象征的少女之下，男先于女，符合男女的正道，正值婚姻之时，所以此卦名为咸。其占断为亨通且利于坚守正道，娶妻则吉祥。大概感应有必然通达的道理，然而如果不以正道为基，就会失去亨通，所做的事都会凶险。”
家人卦：利于女子坚守正道。
程颐说：“治家的道理，利于女子端正。女子端正，家道就端正了。丈夫尽丈夫之道，妻子尽妻子之道，家道就端正了，却只说利于女子坚守正道。因为丈夫端正，是自身端正；女子端正，是家道端正。女子端正了，丈夫也就端正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渐卦：女子出嫁，吉祥，利于坚守正道。
程颐说：“天下的事情，前进必须循序渐进的，没有比女子出嫁更明显的了。臣子进身朝廷，人处理事务，本来都应当有次序。不按照次序，就会逾越节度、违背道义，凶险灾祸随之而来。然而从道义的轻重、廉耻的道理来看，女子跟随丈夫，是最重大的。所以用女子出嫁来象征道义，而且男女之事是万事之先。”
臣夏良胜说：天地间的理数，只是一个“渐”字。所谓“渐”，只是一个“序”字。如果追溯其本源，太极生出天地，两仪阴阳太少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生出三百八十四爻，以穷尽万物的情状，这都是有序而渐进的。至于生物，春天生长，夏天繁茂，秋天结实，冬天归藏，都是渐进的。人也是天地间的一种生物，女子进身如果不循序渐进，决不能算作贞正；女子进身如果不循序渐进，必定不端正。士人或臣子如果逼迫君子，以至于胁迫父亲，都起因于无序，能不警戒吗！
归妹卦九二爻：眼睛失明但能看见，利于幽静之人坚守正道。
朱熹说：“九二爻阳刚居中，是贤女之象。上面有正应，却反而阴柔不正，这是贤女配了不良的丈夫，不能成就内助的大功，所以呈现眼睛失明但能看见的意象。而其占断则利于幽静之人坚守正道。幽静之人，也是怀抱道义、坚守正道而不遇配偶的人。”
归妹卦六五爻：帝乙嫁妹，王后的衣袖不如陪嫁妹妹的衣袖美好，月亮接近圆满，吉祥。
程颐说：“六五爻居于尊位，是地位高贵的妹妹。下与九二相应，是下嫁的意象。高贵的女子出嫁，只有谦逊降尊以顺从礼法，才是尊贵的德行。不从事容貌装饰来取悦于人。陪嫁的妹妹，是以容貌装饰为事的。衣袖是用来装饰容貌的。六五爻是尊贵的女子，崇尚礼法而不崇尚装饰，所以她的衣袖不如陪嫁妹妹的衣袖美好。良，是美好的意思。月望，是阴气盈满的时候。盈满就会与阳气抗衡。几望，是接近圆满但未达到盈满。高贵的女子常常不至于盈满至极，就不至于凌驾于丈夫之上，这才是吉祥的。这是女子身处尊贵地位的道理。”
鼎卦初六爻：鼎足颠倒，利于倒出污秽，得到妾室并因其生子，没有灾祸。
朱熹说：“居于鼎的下方，是鼎足的意象。上与九四相应，就是颠倒了。然而正当卦之初，鼎中还没有实物，而旧有的污秽积存。趁着颠倒把它倒出来，就是有利的。得到妾室并因此得到儿子，也是这样。此爻的意象如此，而其占断没有灾祸。大概是因为失败而成就功业，因为卑贱而达到尊贵。”
恒卦六五爻：恒守其德，坚守正道，妇人吉祥，男子凶险。《象传》说：妇人坚守正道吉祥，是因为从一而终；男子应当裁制道义，顺从妇人就凶险了。
程颐说：“以顺从为恒常，是妇人的道理。对于妇人来说是贞正，所以吉祥。如果丈夫而以顺从于人为恒常，就失去了阳刚的正道，所以凶险。”
《尧典》说：“帝说：‘我何不试一试呢？’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观察他的德行。两个女儿降嫁到妫水之滨，成为虞舜的妻子。帝说：‘恭敬啊！’”
蔡沉说：这是尧的话，表达他将试验舜的意思。庄子所说的“用两个女儿侍奉他来观察他的内心”，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夫妇之间，隐微之处，正是人伦大道的根本所在，尤其重要，所以观察人于此尤为深切。“恭敬啊”，是尧告诫两个女儿的话，就是《礼记》所说的“前往你家，必须恭敬必须警戒”，何况是天子的女儿下嫁给平民，尤其不可以不深切警戒。周敦颐说：家人离散，必定起于妇人，所以《暌卦》排在《家人卦》之后，因为两个女子同居而志向不同、行为相异。尧之所以将两个女儿降嫁到妫水之滨，是为了试验舜是否可以禅让。治理天下，观察于家庭；治理家庭，观察于自身罢了。这就是身端心诚的意思。诚心就是回复其不善的念头罢了。
臣夏良胜说：“舜考察两个女儿，是齐家有道的表现。两个女儿恪守妇道，接受教诲也有素来基础。这是两善相互承接，所以说恭敬而充足。至于周敦颐则说：‘用诚心来回复其不善的念头，有改变而从善的人。’”
《关雎》诗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匡衡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说能够保持其贞静淑德，不改变其操守；情欲的感触，不介入其仪容；宴乐私昵的意思，不显露于动静。这样然后才可以配至尊而成为宗庙的主祭者，这是纲纪之首，王化之端。”
《思齐》诗说：“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