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二
遂其养是左右之也。」
臣良胜曰：天以资始，覆物也；地以资生，载物也。天地交而后生，人与物其生生而不息者，即天地之所以泰也。然生人而不能使人人各得其愿，生物而不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故又生圣后，为人物之主，创为法制，过者抑之，不及者引之。极财成之道，得辅相之宜，教之大行而人遂其生养，礼义之正，物全其形色，变化之常，天地之泰于是乎有成矣。是则惟天地之泰，而后有圣后之生；有圣后之教，而后成天地之泰。天地有常，生而圣后不世出，此雍熈泰和之世，必千载而后有竒逢也。
译从而成全他们的养育，这就是辅佐他们的意思。”
臣良胜说：天以资源开始，覆盖万物；地以资源生长，承载万物。天地交合而后万物产生，人与万物生生不息，这正是天地之所以安泰的原因。然而，生养人类却不能使人人各得其所愿，生养万物却不能使物物各得其所，所以又产生圣明的君主，作为人和万物的主宰，创立法制，对过分者加以抑制，对不足者加以引导。穷尽裁成万物的道理，获得辅助相成的适宜，教化大行其道，人们便得以顺利生存养育，礼义端正，万物保全其形貌色彩，变化合乎常道，天地的安泰于是得以成就。这就是只有天地安泰，而后才有圣明君主的产生；有了圣明君主的教化，而后才成就天地的安泰。天地有恒常之道，虽然生养万物，但圣明的君主并非代代出现，这种和谐安泰的时代，必定要千年之后才有幸遇到。
观彖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程頥曰：「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圣人黙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蔡沉曰：「天助下民，为之君以长之，为之师以教之。君师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宠安天下也。」
顾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
蔡沈曰：「武王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陈列教条，则民皆服习而不违。天下化之，用能达于殷邦，而集大命于周也。」
臣良胜曰：「人君，万化之本也。本正而天下从之。武王陈列教条，天下服之。而化者，以能宣重光之徳，而又以奠民所依。则凡所以为教者，无非一顺乎人心也。民犹水也。善布令者，有若流水，顺则行尔。管仲持此，犹足以治齐也。使有逆民之令，若壅水而决之者，所伤不既多乎？」
洪范》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
蔡沉曰：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语父子则极其亲，而天下之为父子者于此取则焉；语夫妇则极其别，而天下之为夫妇者于此取则焉；语兄弟则极其爱，而天下之为兄弟者于此取则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动之发，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则极建矣。极者，福之本；福者，极之效。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与庶民，使人人观感而化，所谓敷锡也。当时之民，亦皆拱君之极，与之保守，不敢失坠，所谓锡保也。言皇极，君民所以相与者如此也。
臣良胜曰：帝王之教，所以立人极也。本诸身，征诸庶民。必若箕子陈于武王之极，所谓自建其极也。武王所以宣重光之德，重民五教，以成垂拱之治，得于箕子者深矣。
王制》曰：「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刘安世曰：「富而后教，理势当然。若救死，恐不赡，则必疾视其上，而欲与偕亡矣。虽欲兴学，其可得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
臣良胜曰：帝王施为气象，自有次第，必庶而后能富，必富而后能教，不可袭取而强为，不能倒行而逆施也。若汉武兵戈、土木、神仙、逸游，耗费无纪，则刻民算，商无所不至，天下丧其乐生之志，顾曰欲效唐虞之治，不亦末乎？
孔子闲居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陈澔曰：「春夏之啓，秋冬之闭，风▯之发生，霜露之肃杀，无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载，犹承也。由神气之变化，至风霆之显设，顺承天施，故能发育羣品。形，犹迹也。流行所以运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圣人之至徳，与天道之至教，均一无私而已。」
坊记：「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
陈澔曰：「上酌民言，谓人君将施政教，必酌斟防挹乎舆论之可否。如此，则政教所施，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则，民必违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则悖慢之乱作矣。」
臣良胜曰：「天地生斯民，立君以为司牧者，正欲其有以教之也。天地至公也，民心亦至公也。人君立教，有若天地之公，而合民心之公。如此而有教化不行者，无是理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朱熹曰：「
译《观卦》彖辞说：“观察天道神妙运行的规律，四季更替没有差错；圣人依据这神妙的规律设立教化，天下百姓就顺服了。”
程颐说：“天道极其神妙，所以运行四季、化育万物，没有差错。那神妙的规律，无法用言语确切形容。只有圣人默默契合，体悟其精妙的作用，从而设立政教。因此天下百姓，沉浸涵泳于他的德泽之中，却不知道他的功劳；受到教化的鼓舞，却测度不出其效用。自然而然地仰望尊奉而顺服。所以说：‘依据神妙的规律设立教化，天下就顺服了。’”
《泰誓》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君主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
蔡沈说：“上天帮助下民，设立君主来统领他们，设立师长来教导他们。君主和师长，是因为他们能够辅佐上帝，以恩宠安抚天下。”
《顾命》说：“从前文王、武王，宣扬重明之德，奠定法度、陈列教化，于是百姓都习以为常而不违背，因此能够攻克殷商，承受天命。”
蔡沈说：“武王宣扬重明之德，安定百姓所依凭的准则，陈列教条，于是百姓都习服而不违背。天下受其感化，因此能够攻克殷商，而将天命归于周朝。”
臣良胜说：“君主，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根本端正，天下就顺从。武王陈列教条，天下顺服。而感化百姓，是因为能够宣扬重明之德，并且安定百姓所依凭的准则。那么凡是用来教化的，无非都是顺应人心罢了。百姓就像水一样。善于发布政令的人，就像流水，顺应水性就能流动。管仲秉持这个道理，还足以治理齐国。如果发布违背民心的政令，就像堵塞水流然后决堤，所造成的伤害不是很多吗？”
《洪范》说：“君主建立最高的准则，汇聚这五种福分，用来广泛赐予他的百姓。”
蔡沈说：“极，就像北极星的那个极，是至极的意思，是标准的名称，处于中立而四方都取法于它。说的是君主应当尽到人伦的极致，说到父子就极其亲密，而天下做父子的都从这里取法；说到夫妇就极其有别，而天下做夫妇的都从这里取法；说到兄弟就极其友爱，而天下做兄弟的都从这里取法。以至于每一件事物的接触，每一句话语动作的发出，无不穷尽义理中应当如此的道理，而没有丝毫过分或不足的偏差，那么准则就建立了。准则，是福分的根本；福分，是准则的效果。准则所建立的，就是福分所汇聚的。君主在上方汇聚福分，不是为了厚待自己，而是用来广泛散布福分给百姓，让每个人都观感而化，这就是所谓‘敷锡’。当时的百姓，也都拱手拥护君主的准则，与他一起保守，不敢失坠，这就是所谓‘锡保’。说皇极，君主和百姓相互关系就是这样。”
臣良胜说：“帝王的教化，是用来确立人的准则的。根本在于自身，验证于百姓。必须像箕子向武王陈述的准则那样，这就是所谓自己建立准则。武王之所以宣扬重明之德，重视对百姓的五种教化，以成就垂拱而治的盛世，从箕子那里得到的启发很深啊。”
《王制》说：“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饮食有节制，做事合时宜，百姓都安居乐业，乐于做事、勤勉工作，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然后才兴办学校。”
刘安世说：“先富裕后教化，这是事理势态当然如此。如果百姓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就一定会憎恨他们的上级，想要和他们同归于尽了。即使想要兴办学校，怎么可能做到呢？”
孔子到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教化他们。”
朱熹说：“人口众多却不富裕，那么百姓的生活就不能顺遂，所以必须制定田宅制度，减轻赋税来使他们富裕。富裕了却不教化，那么就近乎禽兽了，所以必须设立学校，阐明礼义来教化他们。”
臣良胜说：“帝王施行政事的气象，自有其先后次序，一定是人口众多然后才能富裕，一定是富裕然后才能教化，不可以急于求成而强行作为，也不能倒行逆施。像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追求神仙、纵情游逸，耗费没有节制，那么苛征百姓，商税无所不至，天下人丧失了乐生的志向，却说想要效仿唐尧虞舜的治理，不是太本末倒置了吗？”
《孔子闲居》说：“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没有不是教化的。大地承载神妙的气，神妙的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动显现形态，万物显露生长，没有不是教化的。”陈澔说：“春夏的开启，秋冬的闭藏，风雨的发生，霜露的肃杀，没有不是天道至公的教化。载，就是承的意思。由神气的变化，到风雷的显设，顺承天的施予，所以能够发育众物。形，就是迹的意思。流行所以运化造化的痕迹，而万物因此生长，这是地道至公的教化。圣人的至高德行，与天道的至高教化，都是均一无私罢了。”
《坊记》：“孔子说：在上位者斟酌百姓的意见，那么在下位者就尊奉上级的施予如天降恩泽。在上位者不斟酌百姓的意见，那么百姓就会违犯。在下位者不尊奉上级的施予如天降恩泽，那么就会发生动乱。”
陈澔说：“上酌民言，是说君主将要施政教，一定要斟酌舆论的是非可否。这样，政教所施行的，百姓就尊奉它如同上天降下的恩泽。否则，百姓一定会违犯。百姓不尊奉上级所施行的，那么悖逆轻慢的动乱就会发生。”
臣良胜说：“天地生育百姓，设立君主作为管理者，正是想要君主有办法教化他们。天地是至公的，民心也是至公的。君主设立教化，如同天地的至公，并且符合民心的至公。像这样还有教化不能推行的，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使仁政普及。”
朱熹说：
或问：“三年必世，迟速不同，何也？”程頥曰：“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后礼乐可兴。此非积久，何以能致？”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朱熹曰：「政谓法制禁令，有以制其外；教谓道徳齐礼，所以格其心。得民财者，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遗其亲，不后其君也。」
董仲舒曰：「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臣良胜曰：「古之言教者，尽吾所当然也。至孟子，则将责效于得民矣。古之成教，将以纳民于大道也。至董子，则徒以防止其趋利矣。世道日下，人心日偷，立教惇古，深有望于圣明之治者。刘向曰：『圣人不易民而治也。』臣何敢厚诬于斯世哉！」
丙午岁三月，圣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纲纪正而条目举。其要在明义理，正人心，厚风俗，以为之本。”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脩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彛伦。主上之言，诚脗合于前古也。”
臣良胜曰：古之教者一也，后之教者二也。一则本，而二则末也。古之教者义也，后之教者利也。义以立身，利以干禄也。古之教者行也，今之教者文也。行以厚伦理，文以工词章也。议者恒谓后之人不及古之人者，其所以学者异，由其所以教者异也。圣祖洞视徃古，以淑来今，一以明义理，正人心，厚风俗，为教之本，眞与成汤之脩人纪，武王之叙彛伦者，同一揆也。商之教行，遂衍七王之泽，深入人心。周厯三世，人犹思商。君子谓：在周目之以叛民，在商不失为义士。周之教行，深仁厚泽，厯五霸七雄而一假尊周，尚足以召号天下，卒延八百年之祚。由是观之，则圣祖之所以垂休有本，延泽无疆，葢肇基于此矣。
右衍立教之本
舜典》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
蔡沈曰：「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后能者。自其拘于气禀之偏，溺于物欲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亲爱，不相逊顺者。舜因禹之让，而又申命契为司徒，使其敬以敷教，而寛裕以待之，使其优游浸渍，以渐而入，则其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无无耻之患矣。」
臣良胜曰：「唐虞之时，人人有君子之风，比屋有可封之俗。何以有不亲不逊者？葢民性虽善，而未有所教，则固不能尽协于中，故百姓容有不亲睦者，非有暴戻争夺之习也。五品容有不逊顺者，非有叛伦背逆之事也。然而圣人欲不使一人不归于善也，故设典教之官，又示之以施教之则，必敬一以啓其衷，寛裕以责其成，民日迁善而不自知矣。」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寛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臣良胜曰：「教百姓而属之司徒，欲其逊于五品之伦，本之于养也。教胄子而属之典乐，欲其和于九徳之行，成之于乐也。胄子者，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其养无累，其教有素。不若百姓有不亲逊于人伦者，但养成中和之徳，使异日施之天下国家者有具尔。」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防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徳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导之尔。」《书》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谓也。放勲，本史臣赞尧之词，孟子因以为尧号也。德，犹惠也。尧言：「劳者劳之，来者来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辅以立之，翼以行之
译有人问：“‘三年有成’与‘必世而后仁’，时间有快有慢，这是为什么呢？”程颐说：“‘三年有成’，是说国家的法度纲纪已经确立，教化得以推行。用仁德来逐渐感化百姓，用义理来细细磨砺百姓，使这些道理渗透进他们的肌肤，深入他们的骨髓，然后礼乐才能兴盛。如果不是长期积累，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孟子说：“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那样能赢得民心。好的政令，百姓畏惧它；好的教化，百姓喜爱它。好的政令能获取百姓的财力，好的教化能赢得百姓的真心。”
朱熹说：“政令指的是法制禁令，用来从外部制约百姓；教化指的是道德礼仪，用来端正百姓的内心。获取百姓财力，意味着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赢得百姓真心，意味着百姓不会遗弃他们的亲人，也不会怠慢他们的君主。”
董仲舒说：“天下百姓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果不通过教化来像堤坝一样加以防范，是不能阻止的。古代的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对南方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首要任务的。”
臣良胜说：“古代谈论教化的人，只是尽我们本分应该做的事。到了孟子，则开始要求教化能产生赢得民心的效果。古代成就教化，是为了引导百姓进入正道。到了董仲舒，则仅仅是为了防范百姓追求利益。世道日益衰落，人心日益苟且，建立教化以敦厚古风，深切期望于圣明之治。刘向说：‘圣人不会改变百姓的本性来治理他们。’我怎么敢厚颜无耻地诬蔑当今的世道呢！”
丙午年三月，圣祖对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说：“经历战乱之后，法度松弛，应当进行改革，使纲纪端正而各项事务得以推行。其关键在于阐明义理，端正人心，淳厚风俗，以此作为根本。”王祎回答说：“从前商汤纠正夏桀的混乱而修明人伦，周武王纠正商纣的混乱而梳理常伦。主上的言论，确实与前古圣王相契合。”
臣良胜说：古代的教化是统一的，后世的教化是分裂的。统一的是根本，分裂的是枝末。古代的教化重在义，后世的教化重在利。义用来立身，利用来求取俸禄。古代的教化重在实行，现在的教化重在文辞。实行用来淳厚伦理，文辞用来雕琢文章。议论的人常说后世的人不如古代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学习的内容不同，是由于他们接受教化的内容不同。圣祖洞察古代，以美化当今，一以阐明义理、端正人心、淳厚风俗作为教化的根本，确实与成汤修明人伦、武王梳理常伦，是同一个道理。商朝的教化推行，于是延长了七位君王的恩泽，深入人心。周朝历经三代，人们仍然怀念商朝。君子认为：在周朝看来他们是叛民，在商朝看来他们不失为义士。周朝的教化推行，深仁厚泽，历经五霸七雄而假借尊崇周室，尚足以号令天下，最终延续了八百年的国运。由此看来，圣祖之所以垂示美善有根本，延绵恩泽无边界，大概就肇始于这里了。
右边是阐述立教的根本
《舜典》说：“契，百姓不和睦，五伦不顺从，你担任司徒，恭敬地广泛推行五教，关键在于宽厚。”
蔡沈说：“五伦的道理，出于人心的本然，不是勉强才能做到的。自从人们被气禀的偏颇所束缚，沉溺于物欲的蒙蔽，才开始对道理有所蒙昧，从而不相亲爱，不相顺从。舜因为禹的谦让，又再次任命契为司徒，让他恭敬地推行教化，而宽厚地对待百姓，使他们从容浸润，逐渐进入正道，那么他们天性的真实，自然显露，不能自已，而没有无耻的祸患了。”
臣良胜说：“唐尧虞舜的时候，人人都有君子的风范，邻里都有可封赏的习俗。为什么会有不和睦、不顺从的人呢？大概是因为百姓本性虽然善良，但没有受到教化，那么本来就不能完全符合中道，所以百姓中可能有不和睦的人，并不是有暴乱争夺的习气。五伦中可能有不顺从的人，并不是有背叛伦理逆反的事情。然而圣人不想让一个人不归向善道，所以设立典教之官，又展示施教的原则，必须恭敬专一以开启他们的内心，宽厚充裕以要求他们的成效，百姓每天向善而不自知。”
帝说：“夔！命令你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残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歌表达志向，歌唱延长言辞，声音依据歌唱，音律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相冲突。”
臣良胜说：“教化百姓而委托给司徒，是想让他们顺从五伦的秩序，根本在于养育。教化贵族子弟而委托给典乐，是想让他们和谐于九德的品行，完成于音乐。贵族子弟，从天子到公卿大夫的嫡子，他们的养育没有牵累，他们的教化有素。不像百姓中有不和睦顺从人伦的，只要养成中和的德行，使将来施之于天下国家有所凭借罢了。”
孟子说：“人都有道义，吃饱穿暖，安居而没有教化，就接近于禽兽。圣人对此感到忧虑，让契担任司徒，用五伦来教化他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说：‘慰劳他们，招徕他们，匡正他们，扶正他们，辅助他们，扶持他们，使他们自己获得，然后又进而振兴他们的德行。’”
朱熹说：“人都有道义，是说他们都有秉承常道的本性。然而没有教化，也会放逸怠惰而丧失它。所以圣人设立官职用五伦来教化他们，也是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来引导罢了。《尚书》说：‘上天陈列有常道，自我五典，五德敦厚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放勋，本是史臣赞美尧的话，孟子因此把它作为尧的号。德，就是惠的意思。尧说：‘慰劳劳苦的人，招徕来归的人，匡正邪曲的人，扶正枉曲的人，辅助他们立身，扶持他们行事。’”
，使自得其性矣。」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葢命契之词也。
译，让他们各自保全自己的本性罢了。」又进而加以提醒、警示，以施加恩惠，不让他们放纵懈怠而有所丧失。这大概是任命契时的言辞。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朱熹曰：「庠以养老为义，序以习射为义，校以教民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防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
祭义》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陈澔曰：「君自爱其亲，以教民睦，则民皆贵于有亲；自敬其长，以教民顺，则民皆贵于用上。命爱敬尽于事亲敬长，而徳教加于百姓，举而措之而已。」
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陈澔曰：此言国学教国子民俊及取贤才之法。乐正掌其教，司马则掌选法也。术者，道路之名。诗书礼乐四者之教，乃入徳之路，故言术也。古人之教，虽曰四时各有所习，其实亦未必截然弃彼而习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诗书，冬夏不可教礼乐也。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徳：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臣良胜曰：「二帝三王所以教者，叙五品，和九德，立爱敬，皆以敦本善俗而已。至《王制》《周礼》，而列四术三物之教，且将以为造士宾兴之典。后世之教日趋于末，也有由然哉！」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懐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词。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眞德秀曰：「晋文之谲，视齐桓之正，又不逮焉。本无义也，而假一事示之义；本无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无礼也，而假一事示之礼。曰示云者，表而▯之以夸众也。」
臣良胜曰：「王霸之所以异者，义利之谓也。事必求其所当然，无所为而为之者，义也。虽所当然而有心利之者，亦利也。晋文之教，固亦有当然者，非特有所利。葢因利而后为之者，又何以言教乎？齐桓公初任管仲，作内政，兴盐防，固亦有利。但其休养民力二十年，未尝轻动大众出征伐，积三十年而后有葵丘之盛。文公则择利而为，为而必期于效，不数年而用救宋，释齐，侵曹，伐卫，胜楚之威，而召天子，一朝而受策，请盟，皆在一岁之中。其不及齐桓，又远甚矣。至于伐原一事实，俘天子近郊之民，此悖乱之甚，而云示之信，左氏亦以教许之。先儒谓左传祗论小巧识见，而不识大体，若此类是也。」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取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今而后知吾子信可事也。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惟二三臣？”仲尼闻之曰：“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韩愈颂曰：「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然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惟其不遇，
译孟子说：“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百姓。‘庠’的意思是养老，‘校’的意思是教育，‘序’的意思是习射。夏代称为校，殷代称为序，周代称为庠。‘学’是夏、商、周三代共用的名称，都是为了阐明人伦道理。人伦道理在上层得以阐明，百姓在下层就会相亲相爱。”
朱熹说：“‘庠’以养老为义，‘序’以习射为义，‘校’以教化百姓为义，这些都是乡学。‘学’是国学。‘共之’，是说名称没有不同。‘伦’，就是次序。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道义，夫妇之间有所区别，长幼之间有序次，朋友之间有诚信，这是人伦的大纲。庠、序、学、校，都是为了阐明这些罢了。”
《祭义》说：“确立爱心从亲近亲人开始，以此教化百姓和睦；确立敬意从尊敬长辈开始，以此教化百姓顺从。用慈爱和睦来教化，百姓就会重视亲情；用尊敬长辈来教化，百姓就会重视服从命令。用孝道侍奉亲人，用顺从听从命令，推广到天下，没有行不通的地方。”
陈澔说：“君主自己爱护他的亲人，以此教化百姓和睦，那么百姓都会重视亲情；自己尊敬他的长辈，以此教化百姓顺从，那么百姓都会重视服从命令。爱心和敬意都体现在侍奉亲人和尊敬长辈上，而道德教化施加于百姓，只是推而行之罢了。”
《王制》说：“乐正推崇四种学术，确立四种教化，遵循先王的诗、书、礼、乐来培养人才。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化，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化。”
陈澔说：“这是讲国学教育国子、民间俊才以及选拔贤才的方法。乐正掌管教化，司马则掌管选拔之法。‘术’，是道路的名称。诗、书、礼、乐这四种教化，是进入道德境界的道路，所以称为‘术’。古人的教化，虽然说是四季各有学习的重点，其实也不一定截然抛弃那方面而只学这方面，恐怕是互文见义罢了。并不是春秋两季不能教诗书，冬夏两季不能教礼乐。”
《周礼》大司徒用乡学的三种内容来教化万民并选拔举荐他们，一是六德：智、仁、圣、义、中、和；二是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臣良胜说：“二帝三王用来教化的内容，叙述五伦，调和九德，确立爱敬，都是为了敦厚根本、改善风俗罢了。到了《王制》《周礼》，列举四术三物的教化，并且将其作为培养人才、选拔举荐的典制。后世的教化日益趋向末流，也是有原因的啊！”
晋文公刚回国时教化他的百姓，两年后想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道义，没有安居乐业，于是出兵安定襄王。”回国后致力于利民，百姓怀念生命了。将要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诚信，没有宣扬其作用，于是攻打原国来向他们展示诚信。”百姓容易获取物资，不追求丰裕，明确征召他们的言辞。晋文公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制，没有产生恭敬之心，于是举行大阅兵来向他们展示礼制。”设立执秩官来端正官职，百姓听从而不迷惑，然后才使用他们。出兵谷戍，解除宋国的围困，一战而称霸，这是文教的成果。
真德秀说：“晋文公的诡诈，比起齐桓公的正直，又不如了。本来没有道义，却借一件事来展示道义；本来没有诚信，却借一件事来展示诚信；本来没有礼制，却借一件事来展示礼制。所谓‘展示’，就是表彰并夸大以炫耀给众人看。”
臣良胜说：“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就在于义与利。事情必定追求其应当如此，无所为而为之的，是义。虽然应当如此但内心有利之心的，也是利。晋文公的教化，固然也有应当如此的地方，并非仅仅为了利益。因为利益而后为之的，又怎么能称为教化呢？齐桓公起初任用管仲，整顿内政，发展盐铁，固然也有利益。但他休养民力二十年，不曾轻易发动大众出征讨伐，积累三十年后才有葵丘之会的盛况。晋文公则选择利益而为，做事必定期望见效，不出几年就用来救援宋国，解除齐国的威胁，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战胜楚国的威风，并且召见天子，一朝接受策命，请求结盟，都在一年之中。他不及齐桓公，又远甚了。至于攻打原国一事，俘虏天子近郊的百姓，这是悖乱到了极点，却说展示诚信，《左传》也赞许这是教化。先儒说《左传》只论小巧见识，而不识大体，像这类就是。”
郑国人到乡校游玩，议论执政者的得失。然明对子产说：“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人们早晚退朝后到这里游玩，议论执政者的好坏。他们所赞成的，我就推行；他们所厌恶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我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威势来防止怨恨。难道不能立刻停止吗？然而这就像堵塞河流。大水决堤所犯之处，伤人必定很多，我不采取这种做法。不如开小口让水流疏导，不如我听到这些言论并把它当作治病的药。”然明说：“从今以后才知道您确实可以共事。如果真能实行这个，郑国实在依赖您，岂止是二三臣子呢？”孔子听说后说：“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韩愈颂曰：“我思念古人，那是郑国的侨（子产），用礼来治理国人，百姓不安于教化，在乡校游玩。众口喧哗，有人说毁掉乡校就能制止。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可以成就美善。’难道是多言吗？也是各抒己志。好的我就实行，不好的我就避开。是好是坏，我在这里观察。河流不可堵塞，言论不可消除。下面堵塞上面聋聩，国家就要倾覆了。既然乡校没有毁掉，郑国因此治理得好。在周朝兴盛时，养老并征求言论，等到衰败时，让诽谤者做监工。成败的迹象，昭然可见。这就是子产执政的典范。只是他没有遇到（更好的时代），
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于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译教化仅能止于一国。若能真诚地遵循这条道理，辅佐天下的君主，使政令通达四方，恩泽遍及无边无际。唉，四海之内之所以不能治理，是因为有君主而没有贤臣，谁能继承这一重任呢？我怀念古人啊。
臣良胜曰：「春秋诸国，未闻兴教者，而子产之贤，亦止于不毁乡校，借其自检而已。韩愈恨其不能达于天下，而以有君无臣自况，则教之不行也，久矣。」
汉文帝诏曰：「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亷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亷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俾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臣良胜曰：「汉文此诏，以三老、力田、孝弟、亷吏为训，且有劝赏之赐，率教之员，庶几彷古敦本之教。然当时万家之邑，无应令者，世教之衰，可知矣。」
武帝诏曰：「葢闻道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壊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励贤才焉。」臣良胜曰：「汉武雄才大畧，举贤劝学，文雅足称。若此诏以礼乐之道，乡党之化为先，蔚然大义。然究其本，则多背戾，是以教化无成焉。夫礼者，序也；乐者，和也。自居室始，朝廷者，乡党之化之原也。卫后以讴者进，李夫人以倡优进，钩弋以尧母名门，而奸邪有危皇后太子之心，遂成巫蛊之祸。所谓序和者，果何有哉？重征厚敛，以耗海内，至民欲杀子以避赋，欲望乡党之化得乎？」
明帝御明堂，朝羣后，登灵台以望云物，飨郊礼毕，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葢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别立学舎，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匃奴亦遣子入学焉。
唐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经者，皆得补官。筑学舍，增广生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土番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胡安国曰：「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良胜曰：三代之后，每称明帝、太宗能为兴学率教，君子但责其无躬行之实，恕之过矣。佛教之兴，自明帝始，故先臣丘濬谓：「开辟以来，异端之祸，中国未有甚于此者。」以其败彛伦壊风教，为万千世无穷之祸，视之猾夏干纪于一时者为烈也。太宗闺门慙德，先儒程頥谓其有禽兽之风，以其三纲不正，子弟皆不可使。▯宗才使永王璘便反，陵夷有五代之变，是伤教失道，无若驱天下于禽兽者。乃欲自拟三代之隆，何不思之甚也！
宋神宗颁学令，大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舎生二千，内舎生三百，上舎生一百，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舎生。间岁一防试，补上舎生，如贡举法。上舎之试，学官不与考校。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试。三年定国子生取清要官，额二百人。苏轼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臣良胜曰：轼之议允矣。然引而不发，之意欲救其弊而诛其心也。神宗鋭意兴教，而安石率假以济其私。其颁学令，非复古教也。安石着新经，欲行于世，故假学令颁之，而贡举率以取士矣。其广生徒额，取清要官，非存古制也。安石变法，而攻击辨覈，率制科中人，故欲防取其下，以为私人而制使之矣。是神宗本有崇教之志，而安石误之。其后奸邪若贾似道，舞兹故智，广贡
译臣良胜说：“春秋时期的各国，未曾听说有兴起教化的，而子产的贤能，也仅止于不毁乡校，借以让百姓自我检省罢了。韩愈遗憾他不能将教化推行于天下，并以有君无臣来自比，那么教化不能施行，已经很久了。”
汉文帝下诏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天下的最大顺理；努力耕种，是生计的根本；三老，是百姓的师表；廉洁的官吏，是百姓的表率。我非常嘉奖这几位大夫的品行。如今万户的大县，竟说没有符合诏令的人，这难道是真的民情吗？这是官吏举荐贤才的方法不完备啊。于是派遣谒者慰劳赏赐三老、孝子每人五匹帛，悌者、力田者每人二匹帛，廉洁的官吏中俸禄三百石以上的，每百石赏赐三匹帛。并询问百姓不便不安的事，按照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的常设员额，让他们各自引导百姓遵循正道。”
臣良胜说：“汉文帝的这道诏书，以三老、力田、孝悌、廉洁官吏作为训导，并且有劝赏的赐予，引导教化的员额，大致仿效古代敦厚根本的教化。然而当时万户的城邑，竟没有符合诏令的人，世教衰微，由此可见。”
汉武帝下诏说：“大概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用乐来感化他们。婚姻，是居家的大伦常。如今礼坏乐崩，我非常怜悯。所以广泛延请天下有学问的人，都推荐到朝廷。命令礼官劝勉学习，讲议广博见闻，举荐遗逸，振兴礼制，作为天下的先导。太常卿商议，给予博士弟子，推崇乡党的教化，来激励贤才。”臣良胜说：“汉武帝雄才大略，举贤劝学，文雅足以称道。像这道诏书以礼乐之道，乡党教化为先，蔚为大义。然而探究其根本，则多违背正道，所以教化没有成就。礼，是秩序；乐，是和谐。从居家开始，朝廷是乡党教化的本源。卫皇后以歌唱者身份进身，李夫人以倡优身份进身，钩弋夫人以尧母门命名，而奸邪之人有危害皇后太子之心，于是酿成巫蛊之祸。所谓的秩序和谐，究竟有什么呢？加重征敛，耗竭海内，以至于百姓想杀子来逃避赋税，还指望乡党的教化能成功吗？”
汉明帝亲临明堂，朝见诸侯，登上灵台观望云气物候，郊祀礼成后，端正坐位亲自讲经，诸儒拿着经书在面前问难，戴冠束带的士人，围绕桥门观看聆听，大概数以亿计。后来又为功臣子孙另立学舍，搜选高能之士传授学业，自期门、羽林之士，都命令通晓《孝经》章句，匈奴也派遣子弟入学。
唐太宗大规模征召天下名儒担任学官，多次亲临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学生能通晓一经的，都能补授官职。修筑学舍，增加生员。自屯营、飞骑也配备博士，让他们传授经书。能通晓经书的，允许参加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酋长，也派遣子弟进入国学。升堂听讲的人多达八千余人。
胡安国说：“汉明帝尊师重傅，亲临辟雍拜见老儒，宗室亲戚子弟无不接受教育。唐太宗大规模召请名儒，增加生员，教化也达到了极致。然而不知道用什么来教化。三代的教化，天子公卿在上面亲身践行，言行政事都可作为师法。那两位君主，能做到这样吗？”
臣良胜说：三代之后，每每称道汉明帝、唐太宗能兴起学校、引导教化，君子只责备他们没有亲身践行的实质，是宽恕他们太过分了。佛教的兴起，从汉明帝开始，所以先臣丘濬说：“自开辟以来，异端的祸害，中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因为它败坏伦理、毁坏风教，成为万千世无穷之祸，比起那些一时祸乱华夏、干犯纲纪的人更为猛烈。唐太宗闺门有愧于德行，先儒程颐说他具有禽兽之风，因为他三纲不正，子弟都不可任用。唐玄宗任用永王璘便造反，衰微导致五代的变乱，这是伤害教化、失去正道，没有比驱赶天下人沦为禽兽更严重的了。却想把自己比作三代的盛世，怎么思考得如此不深呢！
宋神宗颁布学令，太学设置八十斋，每斋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总共二千四百人。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补入内舍生。隔年一次防试，补入上舍生，如同贡举之法。上舍生的考试，学官不参与考校。其中上等，任命为官；中等，免除礼部试；下等，免除解试。三年确定国子生选取清要官，名额二百人。苏轼议论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责求实效。假如君相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有责求实效的政治，那么胥吏皂隶中未曾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我认为也足够了。假如君相没有了解人才的才能，朝廷没有责求实效的政治，那么公卿侍从常患无人，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不够了。”
臣良胜说：苏轼的议论很恰当。然而引而不发，意思是想要挽救其弊端而诛讨其用心。神宗锐意兴起教化，而王安石率多假借以济其私利。他颁布学令，并非复古教化。王安石著新经，想行于世，所以假借学令颁布，而贡举率多以取士了。他扩大生徒名额，选取清要官，并非保存古制。王安石变法，而攻击辩驳，率多控制制科中人，所以想要防范选取其下，作为私人来控制驱使。这是神宗本有崇尚教化的志向，而王安石误导了他。其后奸邪如贾似道，舞弄此故智，扩大贡举
元叶李为尚书令，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骤进，必训以徳义，摩以诗书，使知古圣贤行事方畧，然后贤良辈出，膏泽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学，汉唐明主，数幸辟雍，匪为美观也。”乃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官，及凡庙学规制，条具以闻。世祖皆从之，乃大起学舎，始立国子监官，而增广弟子员。
臣良胜曰：元起朔漠，灭金与宋，本战胜攻取以有天下，冝若于教化之道之不讲矣。其实不然，天下可以兵力取，能以兵力治乎？当是时，中外既已混一，顾不为子孙建至治，垂为不拔之统乎？李在宋时贬官漳州，归至洛阳桥，遇似道，赠以词曰：「雷州户，崖州户，人生防有相逢处。」其人固亦浅夫也。世祖尝命程文海搜贤江南，曰：「此行须致叶李来。」李至而礼遇殊优，至此乃用其言以兴学立教。可见有为之君，能知时务之所急也。若圣贤相际，成万世有道之模，其为兴教化、进人才者，又岂特如是而已哉！
圣祖以戊申岁开国，明年即诏天下府州县立学。其太学之立，乃在未登极之前三年，岁乙巳也。方其初立学也，擢许存仁为博士，以专学事。四年陞学为四品，始设祭酒，即拜存仁为之。
臣丘濬曰：窃观自古学制，其规范皆自有司看详。惟我朝学规，出自圣祖所定，凡师友之义分与所当为及不当为，一切禁令，无不委曲详尽。圣祖之心，眞如日月之照临，无处不到；▯露之沾沛，无一或遗也。
礼部奏增国子生，圣祖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非其人增广徒多何益？葢瞽者不能辨色，聋者不能辨声，学者而无师授，亦如聋瞽之于声色。朕观前代学者出为世用，虽由其质美，实亦得师以造就之。后来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一以记诵为能，故卒无实用。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充选者虽众，茍无端人正士为之模范，求其成材难矣。故曰：务学不如务求师。今祭酒乏人，卿等宜为朕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徳兼备，宜为人师者，以名闻。”
洪武二年，圣祖谕中书省臣：“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乐之教，溷于异端，上下之间，波頺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鬬，惟知干戈，莫识爼豆。朕尝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汚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臣良胜曰：“前代创业之主，多任武勇，以集大勲；于文教之脩，恒亦后时。汉高祖听陆贾陈説，多称其善，而与之言曰：‘乃公以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宋太祖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而对武臣未尝文谈。刘安世以为英雄驾驭之术，方用其力，无失其心，故也。若我圣祖，开国之初，既立国学，又命择师，又命天下兴学，且曰‘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与帝舜敷教在寛之典，同一轨辙。又岂投兵讲艺、息马问道如光武者，可同日语哉！”
洪武八年，命御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圣祖谕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为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有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徃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才可兴。」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遣之。
臣良胜曰：大哉圣祖，天地之心也！覆帱之下，凡有形气，孰非生意之仁？而丰沛故人，南阳故乡，虽哲后犹有所庇。至如元祖欲尽屠江南，以为牧地，南人不得为守长，不足言也。从古创造区夏，皆自北以南，惟我圣祖自南而北，视之一体，无复町畦，故遣教北方，谆切如此。大抵南渡以后，北方风教沦入于辽，辽而金，金而元，中华政教不闻久矣，而人心理义无不可教，而入于善者。先臣杨士竒侍宣庙，论科举之弊曰：「北方学问不逮南人士竒曰：「长才大器
译元朝叶李担任尚书令，上奏说：“良好的政令不能凭空实行，人才不能骤然进用，必须用道德义理来训导他们，用《诗经》《尚书》来熏陶他们，使他们知晓古代圣贤的行事方略，然后贤良的人才才会辈出，恩泽才能向下流布。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都有贵族子弟的学校，汉朝唐朝的英明君主，多次亲临辟雍（太学），并不是为了美观。”于是推荐周砥等十人，担任祭酒等官职，并将所有庙学规制的条目详细陈述上报。世祖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大规模兴建校舍，开始设立国子监官员，并扩大学生名额。
臣良胜说：元朝兴起于北方沙漠地区，灭掉金朝和宋朝，本是凭借战胜攻取而拥有天下，似乎应当不讲究教化之道了。其实并非如此，天下可以用武力夺取，但能用武力治理吗？当时，国内外已经统一，难道不为子孙建立最好的治理，垂范为不可动摇的统治传统吗？叶李在宋朝时被贬官到漳州，回到洛阳桥时，遇到贾似道，赠给他一首词说：“雷州户，崖州户，人生哪有相逢处。”这个人本来也是个浅薄的人。世祖曾经命令程文海到江南搜罗贤才，说：“这次出行必须把叶李带来。”叶李到来后，受到的礼遇特别优厚，到这时才采纳他的言论来兴办学校、确立教化。可见有作为的君主，能够知道时务的急迫所在。如果圣贤相互际遇，成就万世有道的楷模，他们对于兴办教化、进用人才，又岂止是这样而已呢！
圣祖在戊申年开国，第二年就诏令天下府州县设立学校。太学的设立，是在尚未登基之前的三年，即乙巳年。当初设立学校时，提拔许存仁为博士，专门负责学校事务。四年后，将学校升格为四品，开始设置祭酒一职，立即任命许存仁担任。
臣丘濬说：我私下观察自古以来的学制，其规范都是由主管部门审阅确定的。只有我朝的学规，出自圣祖所制定，凡是师生之间的道义名分以及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事，一切禁令，无不委婉详尽。圣祖的心，真像日月照耀，无处不到；像雨露滋润，无一遗漏。
礼部奏请增加国子监学生，圣祖说：“必须先选择国子监的学官老师，得到合适的人选，教养才能有效，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增加再多学生有什么好处？盲人不能辨别颜色，聋人不能辨别声音，求学的人如果没有老师传授，也像聋盲对于声色一样。我看前代学者出来被世所用，虽然是因为他们资质美好，实际上也是得到了老师的造就。后来的老师不知道如何教导，学生不知道如何学习，一概以记忆背诵为能事，所以最终没有实用。现在民间优秀子弟可以选拔的虽然很多，如果没有正直的人作为模范，要求他们成才就难了。所以说：致力于学习不如致力于寻求老师。现在祭酒一职缺乏人选，你们应当为我访求天下名士，通晓古今，才德兼备，适合做老师的人，以名上报。”
洪武二年，圣祖告诫中书省大臣：“学校的教化，到元朝时弊端到了极点。使得先王的衣冠礼乐教化，混杂在异端之中，上下之间，风气败坏，所以学校的教化，名存实亡。况且兵变以来，人们习惯于战斗，只知道干戈，不认识礼器。我曾说治国的关键，教化是首要的；教化的途径，学校是根本。京师虽然有太学，但天下的学校尚未兴起，应当命令郡县都设立学校，礼聘老师儒生，教授学生，来讲论圣道，使人日积月累地感化，以恢复先王的旧制，以革除污染的习气。这是最紧急的事务，应当迅速实行。”臣良胜说：“前代创业的君主，多任用勇武之人，以成就大业；对于文教的修习，常常也放在后面。汉高祖听陆贾陈述，多称赞他的好，但对他却说：‘我靠马背得到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宋太祖虽然在军中，手不释卷，但对武臣从未谈论文事。刘安世认为是英雄驾驭的手段，正在使用他们的力量，不失去他们的心，所以如此。至于我们的圣祖，开国之初，既设立国学，又命令选择老师，又命令天下兴办学校，并且说‘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与帝舜广泛教化、宽厚待人的典章，同一轨辙。又哪里是放下兵器讲习技艺、停息战马询问道理如光武帝那样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呢！”
洪武八年，命令御史台官员选拔国子监学生分派到北方任教。圣祖告诫说：“达到治理在于改善风俗，改善风俗根本在于教化。教化推行，即使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君子；教化废弃，即使中等资质的人也可能堕落为小人。近来北方战乱之后，人们很少知道学习，想要寻求有学问的人，非常不容易得到。现在太学诸生中有年长且学问优秀的，你们应当选取，让他们前往北方各郡分别任教，或许使人知道致力于学习，人才可以兴起。”于是选拔国子监学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供给粮食，赏赐衣服而派遣他们。
臣良胜说：伟大啊圣祖，真是天地之心！覆盖之下，凡是有形有气的，谁不是生意盎然的仁爱？即使是丰沛的故人，南阳的故乡，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所庇护。至于元祖想要屠杀江南，作为牧场，南人不能担任守长，就不必说了。自古以来创造区夏，都是从北向南，只有我们的圣祖从南向北，视之为一体，不再有界限，所以派遣到北方任教，如此谆谆告诫。大体上南渡以后，北方的风俗教化沦入辽，辽入金，金入元，中华政教很久没有听到了，但人的心理义理没有不可教化而向善的。先臣杨士奇侍奉宣庙，论科举的弊端说：“北方学问不及南方人士，杨士奇说：‘长才大器
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就用矣。」士竒此言，似能体圣祖之意于遣教北方之效，有足征焉。
译大多出自北方，比如选取一百人，南方占六十人，北方占四十人，这样南北的人才就都能得到任用了。”士奇这番话，似乎能够体察圣祖派遣教化北方所取得的成效，是有足以证明的。
洪武三年，诏征江南诸郡县，凡称大家者，悉赴阙。既集阙下，则造之于庭，而亲训谕之。凡天地隂阳性命，仁义古今治乱兴衰，纪纲法度，赋税供给，政治得失之故，谆谆焉，累数千言。又恐其或遗忘而不能详也，则刻而为书，以摹本分赐之。
洪武八年，诏立社学。谕中书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木铎老人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大诰》曰：「乡饮酒礼，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所以乡饮酒礼叙长防，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年高有徳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次之，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良善之席。」
臣良胜曰：古之教也，先于民；后之教者，先于士。其归一也。当圣祖初训江南大家时，王祎有言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师之任，君以治民，师以教民。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而不知为教。陛下主天下，为治之道已备，又集凡民而训谕之，耳提面命，不啻严师之于弟子。此正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呜呼！治教一也。祎言三代而下，知为治而不知为教。臣谓不知为教，正不知所以为治；而我圣祖所以为教者，正所以为治也。不然，何以曰「周公既没，百世无善治也」？我圣祖亲制学规，亲教于士也；面谕大家，亲教于民也。而社学之立，有党庠术序之义；木铎之词，有遒人狥道之义；大诰之训，有饮射读法之义。是宜礼让之风，德教之意，有比隆于三代者。其或未然，是必有司奉行之未至尔。
右衍敷教之则
易·系辞》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朱熹曰：「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王昭素曰：「与地之间，诸本多有天字。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隂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徳，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朱熹曰：「四者皆变化之道，神之所为也。」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隂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朱熹曰：「易之广大变通，与其所言隂阳之説简易之德，配之天道人事者如此。」
臣良胜曰：「易之道广矣大矣。臣举系辞之四叚：一言天地，示圣人所以作易之理；二言圣人体天地所以作易之事；三言作易之用；四言作易之妙。呜呼！尽之矣。易非圣人不能作，亦非圣人不能言。欧阳脩尝谓系辞非圣人作。韩琦与之同政府，终日相聚，无事不言，独不及此。刘安世云：『文忠公论系辞有失。』若与之同，则又是一。文忠若议论不同，或至忿争，故魏公存之不论。前辈于谈经愼重若此，臣何敢易言哉！」
书经集注序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纣，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舎是书何以哉！」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朱熹曰：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诗序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
译洪武三年，皇帝下诏征召江南各郡县中凡是被称为大户人家的人，全部前往京城。这些人聚集在京城后，皇帝就在庭院中接见他们，并亲自训导告诫。凡是关于天地阴阳、性命本源，仁义道德、古今治乱兴衰，国家纲纪法度，赋税供给，以及政治得失的原因，都反复详尽地教导，说了几千句话。又担心他们或许会遗忘而不能详细记住，于是将这些话刻印成书，将抄本分别赐给他们。
洪武八年，皇帝下诏设立社学。告诫中书省的大臣说：“过去周成王时代，每家都有塾，每党都有庠，所以百姓没有不知道学习的，因此教化得以推行而风俗美好。现在京城以及各郡县都有学校，但乡村社邑还没有看到教化，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再设置社学，聘请老师来教导民间子弟，或许可以引导百姓向善、改善风俗。”木铎老人唱道：“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教导子孙，各自安守本分，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大诰》说：“乡饮酒礼，不过是申明古代圣明君王的教令，所以乡饮酒礼用来排列长幼次序、防止争竞，评定贤良，区分奸恶顽固之人，使罪人区别于常人。其座次安排，年高且有德行的人坐在上位，年高且淳朴笃实的人次之，按年龄大小排列。那些曾经违反条令触犯法律的人，排列在外侧就坐，同类的人组成一席，不允许干扰良善之人的席位。”
臣良胜说：古代的教化，先施于百姓；后世的教化，先施于士人。其归宿是一致的。当圣祖最初训导江南大户时，王祎曾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身兼君主和老师的职责，君主用来治理百姓，老师用来教导百姓。夏商周三代以后，做君主的人，只知道治理而不知道教化。陛下统治天下，治理的方法已经完备，又召集百姓训导告诫，耳提面命，不亚于严师对待弟子。这正是古代帝王教化百姓的本意。”唉！治理与教化是一致的。王祎说三代以后，只知道治理而不知道教化。臣认为不知道教化，正是不知道如何治理；而我们圣祖用来教化的方法，正是用来治理的方法。不然，为什么说“周公死后，百世没有好的治理”呢？我们圣祖亲自制定学规，亲自教导士人；当面训导大户，亲自教导百姓。而社学的设立，有党庠术序的意义；木铎的歌词，有遒人巡行宣道的意义；《大诰》的训诫，有乡饮酒礼和射礼中宣读法律的意义。这应当使礼让的风气、德教的意旨，有可与三代相媲美的。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一定是有关部门奉行不够到位罢了。
右边是阐述敷布教化的准则。
《易经·系辞》说：“上天产生神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效法它；上天垂示天象，显示吉凶，圣人模拟它；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朱熹说：“这四点，是圣人创作《易经》的依据。”
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路，以及大地的适宜情况，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通达神明的德行，以分类万物的情状。
王昭素说：“‘与地之宜’之间，各版本大多有‘天’字。俯仰远近，所取的对象不一。但不过是为了验证阴阳消长两端罢了。神明的德行，如刚健、柔顺、运动、静止的性质；万物的情状，如雷、风、山、泽的形象。”
《易经》有圣人之道四个方面：用言语表达的，崇尚它的文辞；用行动表现的，崇尚它的变化；用来制造器物的，崇尚它的卦象；用来占卜的，崇尚它的占断。
朱熹说：“这四个方面都是变化的道理，是神妙的作为。”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的意义配日月，简易的善德配至德。
朱熹说：“《易经》的广大变通，以及它所论述的阴阳之说和简易之德，与天道人事相配如此。”
臣良胜说：“《易经》的道理广大啊。臣列举《系辞》的四段：第一段讲天地，显示圣人创作《易经》的道理；第二段讲圣人体会天地从而创作《易经》的事迹；第三段讲创作《易经》的用途；第四段讲创作《易经》的妙处。唉！说尽了。《易经》不是圣人不能创作，也不是圣人不能论述。欧阳修曾经说《系辞》不是圣人创作的。韩琦与他同在政府任职，整天聚在一起，无事不谈，唯独不涉及这件事。刘安世说：‘欧阳文忠公论述《系辞》有失误。’如果韩琦与他意见相同，那就是另一个人了。文忠公如果议论不同，或许会引发愤怒争执，所以魏公（韩琦）保留意见不予讨论。前辈在谈论经典时如此慎重，臣怎敢轻易发言呢！”
《书经集注》序
蔡沈说：“二帝三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根本在于心。掌握了这个心，那么道与治理本来就可以论述了。为什么呢？精一执中，是尧舜禹相传的心法；建中建极，是商汤周武相传的心法。二帝三王，是保存这个心的；夏桀商纣，是丧失这个心的。太甲、成王，是在困境中保存这个心的。保存就治理，丧失就混乱；治乱的区别，只看这个心是否保存罢了。后世的君主，有志于二帝三王的治理，不可不寻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的道，不可不寻求其心。寻求心的关键，除了这本书还有什么呢！”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去学习《诗经》呢？《诗经》可以激发志意，可以观察社会，可以合群交友，可以抒发怨愤。近可以侍奉父亲，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朱熹说：学习《诗经》的方法，这一章说尽了。阅读这部经典的人，应当尽心体会。《诗序》说：诗，是人心感于外物而形于言语之余绪。心的
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感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廵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自昭穆而下，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
译所感应的，有邪正之分，所以言语所呈现的，就有是非之别。只有圣人在上位，那么他所感应的没有不纯正的，而他的言论都足以作为教化。那些感应驳杂，而所发出的言论不能没有需要选择取舍的，那么在位的人必定思考自我反省的方法，并借此进行劝勉和惩戒，这也是用来进行教化的方式。从前周朝兴盛的时候，上自郊祀、宗庙、朝廷，下至乡里、街巷，他们的言论纯粹，没有不出于正道的。圣人本来就已经将这些言论协调于声律之中，在乡间使用，在国家使用，以此来教化天下。至于各诸侯国的诗歌，天子巡行视察时，也必定陈列出来观看，以施行升降赏罚的制度。从昭王、穆王之后，逐渐衰败，到了东迁之后就废弃不再讲求了。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国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礼，命徳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程頥传序曰：「春秋大义，数言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为易见也。惟其微词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礼义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朱熹曰：「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吾言矣。」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尹惇曰：「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陈澔集説序曰：「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孰非精神心术之所寓？故能与天地同其节。四代损益，世远经残，其详不可得闻矣。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学，遂为千万世道徳之渊源。其四十九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经解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词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方慤曰：六经之教善矣，然务温柔敦厚而溺其志，则失于自用矣。故诗之失愚，务疏通知远而趋于事，则失于无实矣。故书之失诬，务广博易良而狥其情，则失于好大矣。故乐之失奢，务洁静精微而蔽于道，则失于毁则矣。故易之失贼，务恭俭庄敬而忘其体，则失于过当矣。故礼之失烦，务属词比事而作其法，则失于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乱。夫六经之教，先王所以载道也，其教岂有失哉？由其所得者浅深之异耳。
缁衣》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
眞德秀曰：「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实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于口，至易也，然不虑其所终，则一言之祸，贻患于不胜救。行出于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则一行之差，流祸或至于无穷。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虑之不深，稽之不远，未有不反而为不善者矣。老庄非善言乎？其终为浮虚之害。夷▯非善行乎？其敝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关，安危自出，故必谨之审而不茍，则民亦从其化而不茍于言行矣。」臣良胜曰：「六经以言教人，圣人之不得已也。学之不善，乃亦有愚、有诬、有奢、有贼、有烦、有乱之失，是亦诵言之不虑其终，致行遂有所敝也。学者其自愼之，无以累圣人之教典已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臣良胜曰：朱熹以《大学》之书，乃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然则教之之法，尽于此而已矣。其渊源所自，则在《尧典》曰：「明徳者，即所谓克明峻德，则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而脩身矣。」曰「亲民」，即所谓亲九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明德亲民，有若帝尧，斯止于至善矣。
程頥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又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史记·列传》曰：秦用
译孟子说：“《春秋》是天子才能做的事。因此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
胡安国说：“仲尼编写《春秋》，用来寄托王道法度，推崇常典，尊崇礼制，表彰德行，声讨罪恶。它的大要都是天子才能做的事。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的编写，遏制了泛滥的人欲，保存了濒临灭绝的天理，为后世考虑得极其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天子的地位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间南面称王的权力，使得乱臣贼子想放纵欲望而不能，因而感到忧惧。”
程颐《传序》说：“《春秋》的大义，多次谈论它的义理，虽然像日月星辰一样明显，容易看见。只有那些细微言辞、深奥义理以及根据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难以知晓。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有时进用，有时退黜；有时隐晦，有时显扬，从而符合礼义的安适，文质相称的中正，宽猛相济的适宜，是非判断的公正，这才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标准，衡量大道的模范准则。”
孔子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作为验证。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作为验证。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啊。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拿来验证我的说法了。”
朱熹说：“意思是说，夏、殷两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杞、宋两国不足以取来作为验证，是因为它们的文献不足。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取来验证我的说法了。”
孔子说：“周代借鉴了夏、殷两代，礼乐制度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代的礼制。”
尹惇说：“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到周代最为完备。孔子赞美它的文采而遵从它。”陈澔《集说序》说：“前代圣人继承天道确立准则的道理，没有比礼更大的；后代圣人垂范后世、建立教化的书籍，也没有比礼更优先的。礼仪三百条，威仪三千条，哪一样不是精神心术所寄托的呢？所以能与天地同其节律。夏、商、周、汉四代对礼有增减损益，年代久远，经典残缺，其详细情况已无法得知了。《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前代儒者表彰《中庸》《大学》，于是成为千万世道德的渊源。那四十九篇的文章，虽然纯正与驳杂不同，但义理的深浅同异，确实不容易说清楚。”
《经解》说：“进入一个国家，它的教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那里的人温柔敦厚，是《诗》教化的结果；通达事理、见识深远，是《书》教化的结果；广博平易、善良温和，是《乐》教化的结果；洁净精微，是《易》教化的结果；恭敬节俭、庄重严肃，是《礼》教化的结果；连缀辞藻、类比史事，是《春秋》教化的结果。所以《诗》的弊病是使人愚昧，《书》的弊病是使人虚妄，《乐》的弊病是使人奢侈，《易》的弊病是使人伤害，《礼》的弊病是使人烦琐，《春秋》的弊病是使人混乱。那里的人温柔敦厚而不愚昧，就是深通《诗》的人；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虚妄，就是深通《书》的人；广博平易、善良温和而不奢侈，就是深通《乐》的人；洁净精微而不伤害，就是深通《易》的人；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不烦琐，就是深通《礼》的人；连缀辞藻、类比史事而不混乱，就是深通《春秋》的人。方慤说：“六经的教化很好，但如果一味追求温柔敦厚而沉溺其中，就会失去自我判断，所以《诗》的弊病是使人愚昧；一味追求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趋向于事务，就会失去真实，所以《书》的弊病是使人虚妄；一味追求广博平易、善良温和而顺从私情，就会失去节制而喜好夸大，所以《乐》的弊病是使人奢侈；一味追求洁净精微而遮蔽大道，就会失去准则，所以《易》的弊病是使人伤害；一味追求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忘记根本，就会失去恰当，所以《礼》的弊病是使人烦琐；一味追求连缀辞藻、类比史事而制定法规，就会失去秩序而冒犯上级，所以《春秋》的弊病是使人混乱。六经的教化，是先王用来承载大道的，它们的教化难道有弊病吗？只是因为人们所获得的深浅不同罢了。”
《缁衣》说：“君子用言语引导人，用行为禁止人，所以说话一定要考虑它的最终结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它的弊端，这样百姓就会在言语上谨慎，在行动上慎重。”
真德秀说：“空谈不能禁止人，只有切实的行动才足以禁止人。言语从口中说出，非常容易，但不考虑它的最终结果，那么一句话的灾祸，留下的患难就难以挽救。行动从身上发出，也非常容易，但不考察它的弊端，那么一个行动的差错，流下的祸患或许会无穷无尽。不善的人固然不值得说善了，但如果考虑得不深，考察得不远，没有不反而变成不善的。老子和庄子难道不是善于言辞吗？他们的最终结果是造成浮夸虚妄的危害。伯夷、柳下惠难道不是善于行为吗？他们的弊端有狭隘和不恭敬的过失。何况身居高位的人，言行关系重大，安危由此产生，所以必须谨慎审慎而不随便，这样百姓也会跟随他的教化而不随便言行。”臣良胜说：“六经用言语教化人，是圣人不得已的办法。学习得不好，于是就有了愚昧、虚妄、奢侈、伤害、烦琐、混乱的弊病，这也是诵读言语而不考虑其最终结果，导致行为于是有所弊端的缘故。求学的人应当自己谨慎，不要连累圣人的教化典籍啊！”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光明的品德，在于亲近民众，在于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臣良胜说：“朱熹认为《大学》这本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人的方法。那么教人的方法，都在这里了。它的渊源所在，在于《尧典》说：‘明德，就是所说的能够彰明崇高的品德，那么就是致知、格物、诚意、正心而修身了。’说‘亲民’，就是所说的亲近九族，协调万民，万民昭明，协和万国，那么就是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了。明德亲民，像帝尧那样，这就达到最完善的境界了。”
程颐说：“《论语》这本书成于有子、曾子的门人，所以书中唯独这两个人被称为‘子’。又说：‘现在的人不会读书，比如读《论语》，没读之前是什么样的人，读了之后还是那样的人，这就是没有真正读懂。’”
《史记·列传》说：“秦国采用……”
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徳，是以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译商鞅在秦国，楚国和魏国任用吴起，齐国任用孙膑和田忌，当时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的权谋，以攻伐征讨为贤能，而孟轲却阐述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道德，因此所到之处都不被接纳，于是退而与万章等人整理《诗经》《尚书》，阐述孔子的思想，写成《孟子》七篇。
杨时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説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説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
或问曰：「述而不作，▯何以作？」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宋咸曰：「扬子作《太▯经》。所谓▯者，一也。天地隂阳，防比一生三，取其三数，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遂为八十一首，故有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每二赞一日，七百二十九赞而当周天之度，一岁之纪。节候、钟律、星斗、五行，咸着焉。」
吴秘曰：扬子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为一防，八十一章为一统。从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与泰初厯相应。亦有颛顼厯焉，此其事则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十一篇，此其书则作也。
司马光曰：「仁义，先王之事也。方州部家，扬子所作也。言扬子虽作《太▯之书，其所述者亦先圣之道尔。」苏洵曰：「《太▯者，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无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之不作。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无问其工之材不材，与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为鼎也，固已明矣。况乎加踦与羸而不合，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无取也已。」
宋咸进《广注法言》表曰：惟彼《法言》准夫《论语》，文高而絶，义秘而渊。虽李郁亭解之于前，栁宗元裁之于后，然多疎畧，犹或误遗。凡坦然易别之条，则五行俱下；而诠释洎卓尔难明之意，则一词不指而阙亡。遂使十三篇之防趣未融，数百年之驾説犹昧。
司马光曰：「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扬子之文简而奥。惟其简而奥也，故难知。学者多以为诸子而忽之。」
苏洵曰：「圣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防焉。故夫后之学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为书也，犹其为言也；方其为言也，犹其为心也。书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圣人以为自欺，后之不得乎其心而为言，不得乎言而为书。吾于扬雄见之矣。疑而问，问而辨，问辨之道也。扬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无取焉尔。」
王通曰：「汉之诏册，则几乎典诰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灿然可见矣。」
朱熹曰：「三代之训诰誓命，皆根源学问，敷陈义理，灿然可为后世法。秦汉以下诏令，何所发明？惟高帝之诏差愈，然已不纯。如曰：『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此岂所以待天下士耶？」
眞徳秀曰：「以二帝三王律之，则诚如文公之説。自后世言之，则两汉诏令犹有恻怛忧民之意，而词气霭然深厚尔雅，葢有古之风烈。故去其可去者，録其所可録者，以为代言之法。」
臣良胜曰：尝考通之言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志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然则通谓汉之诏册，几于典诰，几之一字自有分限。后世縁朱熹之言，遂有僭经之议，与扬雄等。夫诏制非通作也，而文义纯杂，与时升降，正自不免。商周之书，方之典谟，已觉不伦。且如誓师，禹之征苗，止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则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然其词裕而恭，至武王泰誓则词廹以傲矣。以此观世之变，正孔子序书大意。至如吕刑一篇，乃穆王廵游无度，财匮民劳，无以为计，为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此何足为世法？君子谓其哀矜恻怛，犹可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焉耳。秦誓又霸者之
译杨时说：“《孟子》一书，只是要端正人心，教导人们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收回放失的心。至于论述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发端。论述邪说之害，则说：‘产生于内心，危害于政治。’论述侍奉君主，则说：‘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一旦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如果能端正内心，那么事情就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了。”
有人问：“孔子说‘述而不作’，为什么扬雄要‘作’？”回答说：“他所述说的是前代的事迹，他所作的是自己的书籍。”宋咸说：“扬雄创作《太玄》。所谓‘玄’，就是‘一’。天地阴阳，由一生出三，取这个三数，所以有三方。三生出九，所以有九州。九生出二十七，所以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出八十一，所以有八十一家。于是分为八十一首，所以有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每两赞代表一天，七百二十九赞正好对应周天的度数，一年的纪岁。节气、音律、星宿、五行，都记载在其中。”
吴秘说：“扬雄认为经典没有比《易经》更大的，所以创作《太玄》。从子、辰、申、子，冠以天干甲，分二十七章为一防，八十一章为一统。从子到辰，从辰到申，从申到子，总共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为一元，与泰初历相应。也有颛顼历，这是他所叙述的前代事迹。创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十一篇，这是他所作的书籍。”
司马光说：“仁义，是先王的事迹。方、州、部、家，是扬雄所创作的。说扬雄虽然创作了《太玄》一书，但他所叙述的也是先圣的道理罢了。”苏洵说：“《太玄》，是扬雄用来把自己依附于孔子，却未能得之于心的作品。假如扬雄得之于心，我知道《太玄》就不会创作出来。君子著书，就像工匠制作器具。看到它的形状就知道它的用途，有鼎却加上把手，这无论不问工匠是否有才能，以及金属是否优良，它不能成为鼎，本来就很明白了。何况加上脚和提梁却不合适，二十八宿的度数，是把手却不能握持，我不取它。”
宋咸进《广注法言》的表说：“只有那《法言》效法《论语》，文辞高深而绝妙，义理隐秘而深远。虽然李郁亭在前面解释，柳宗元在后面裁断，但大多疏略，有时错误遗漏。凡是明显容易区别的条目，就五行俱下；而诠释以及卓然难明的意思，则一词不指而缺失。于是使得十三篇的旨趣未能融会，数百年的解说仍然昏暗。”
司马光说：“孟子的文章直白而显豁，荀子的文章丰富而华丽，扬雄的文章简练而深奥。正因为简练而深奥，所以难以理解。学者多把他当作诸子而忽视他。”
苏洵说：“圣人的言语，得之于天而不以人力干预。所以后来的学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力获得。当他著书时，就像他说话一样；当他说话时，就像他的内心一样。书有超过言语的地方，言语有超过内心的地方。圣人认为这是自欺，后来的人不能得其心而发为言语，不能得其言语而著为书籍。我在扬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怀疑而提问，提问而辨析，这是提问辨析的道理。扬雄的《法言》，辨析得不足以提问，提问得不足以怀疑。求闻于后世而不等待他有心得，君子不取他。”
王通说：“汉朝的诏书册命，几乎接近典诰了。”又说：“五帝的典，三王的诰，两汉的制度，灿烂可见。”
朱熹说：“三代的训诰誓命，都根源学问，敷陈义理，灿烂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秦汉以下的诏令，有什么发明？只有高帝的诏书稍好，但已经不纯粹。如说：‘肯跟我游学的，我能尊显他’，这难道是对待天下士人的方式吗？”
真德秀说：“用二帝三王来衡量，确实如朱文公所说。从后世来说，两汉的诏令还有恻怛忧民的意思，而词气霭然深厚尔雅，大概有古之风烈。所以去掉可去的，记录可记录的，作为代言的方法。”
臣良胜说：“曾经考察王通的话说：‘志向以成就道，言语以宣扬志向，诏书难道显示王者之志吗？他体恤人民，周全他的志向运用，一言而天下响应，一令而不可改变。不是仁智博达则天明命，谁能诏告天下呢？’然而王通说汉朝的诏书册命，几乎接近典诰，‘几’字自有分限。后世因为朱熹的话，于是有僭越经典的议论，与扬雄等同。诏制不是王通作的，而文义纯杂，与时升降，正自不免。商周的书，相比典谟，已觉得不伦。且如誓师，禹征苗，只说：‘你还一心一意，其能成功。’到启则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到汤则加上‘朕不食言，罔有攸赦’。然而其词宽裕而恭敬，到武王泰誓则词迫以傲了。以此观世之变，正孔子序书大意。至如吕刑一篇，乃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无以为计，为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这何足为世法？君子说其哀矜恻怛，犹可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焉耳。秦誓又霸者之”
余，智亦在收録，取其悔过，于此乃见圣人天地之心，无弃人也，无弃言也。眞德秀取两汉诏册为代言法，葢亦有取于通。其于熹有师门之分，不敢尽异之也。且熹尝云：「古今之诗，凡有三变。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及文选古诗，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作，自为一编，附于三百篇、楚词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是亦续诗，犹通续书志也。若其纲目之作，则尽取春秋义例，而出入眞作经，也不特续之而已。愚臣浅陋，何敢妄议哉！
译我，智慧也在于收录，取其悔改过错之意，在这里便可见圣人如天地般的心怀，不抛弃任何人，也不抛弃任何言论。真德秀选取两汉的诏书册命作为代言的法则，大概也是取其通达之处。他对于朱熹有师门的分别，不敢完全与之相异。况且朱熹曾说：“古今的诗歌，大概有三次变化。想要抄录经史诸书所载的韵语以及《文选》中的古诗，以穷尽郭璞、陶渊明的作品，自成一编，附在《诗经》三百篇和《楚辞》之后，作为诗歌的根本准则。”这也是续作《诗经》，如同《通续书志》一样。至于《纲目》这部著作，则完全取用《春秋》的义例，而出入于真正作经的范畴，不仅仅是续作而已。愚臣浅陋，怎敢妄加议论呢！
汉司马迁父谈为太史公，卒，迁为太史令。十年，遭李陵之祸，乃述陶唐以来，迄于麟趾，变《春秋》编年为本纪，为八书，为世家，为列传，自黄帝始。迁死后，其书始出，宣帝时乃宣布焉。
班固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书，其载籍久矣。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言秦汉详矣。至于探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亦有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道德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叙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道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则刘向、扬雄博极羣书，皆称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録。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
班固以窦氏宾客收捕固，尝着《汉书》，尚未就，固女弟曹寿妻昭踵而成之。
华峤论曰：「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议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则轻仁义，贱守节，甚矣。臣良胜曰：「《汉书》班固未成之书，成之者女弟昭也。」峤所论者，昭之书也，非固之书也。夫死节、正直、杀身成仁，此有血气者之所共予也。固于汉号为通儒，独非人心而好恶乃大谬若是哉？意者固不择所因，以窦宪宾客而遭祸，大为正直之玷，徒杀其身，而于节于仁甚有愧焉。昭之意，葢欲掩其兄之丑耳。司马光谓太史公欲私张汤并杜周而贷之，与子产欲安伯有而并后子孔，皆是一类识见。然万世人心公论，岂私意所能夺哉？
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遂请谢改之。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至是，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计。盛大怒，不许。诸子遂私改之。
臣良胜曰：「君之赏罚，一世之大公也；史之褒贬，万世之大公也。故臣之于君，有不得而私之也；子之于父，有不得而私之也。若其有所窜易，虽君有不行于臣也，虽父有不行于子也。桓温以门户之祸，挟盛子私，易其史，小人威权至是，无所不行矣。夫史之作，所以忧小人也。故楚史曰『梼杌』，四防名之也；《春秋》之作，以惧乱臣贼子也。小人肆恶，并史而可易，则亦复何所惮而不为？然其威胁之由，亦并得存于史而不冺，小人又何以为策哉！」
唐太宗谓监国史房▯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龄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録。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矣，史官何讳焉？”即命削浮词，直书其事。
臣良胜曰：「此人君夺史职之始事也。太宗之所歉于心者，正以六月四日事也。先是尝语起居注禇遂良：「欲观其史，不得。」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二人皆正对，故已至，是以谕▯龄。▯龄首谋与事者也，岂惟欲为君讳于己，亦欲讳之也？乃反其词而附之周公、季友之例，虽太宗之心不能自欺矣，又何以欺万世乎？自后文宗复欲踵此，而魏謩以为前代人君得观其史，皆史官之失职故也。謩不失为魏征之后，▯龄何所逃其罪哉？」
范祖禹初从司马光脩《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着《唐鉴》。程頥曰：「吾晩
译汉朝司马谈任太史公，去世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十年后，遭遇李陵之祸，于是记述从陶唐以来，直到麒麟出现为止的史事，将《春秋》的编年体改为本纪，设立八书、世家、列传，从黄帝开始记述。司马迁死后，他的著作才问世，汉宣帝时方才公布于世。
班固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就有了史书，其典籍历史久远了。所以司马迁依据《左氏春秋》、《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续其后之事，直到大汉，论述秦汉非常详细。至于探究经书、摘取传记，分散多家之事，大多疏略，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也有涉猎广泛、贯通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之间的，这已经很勤奋了。又他的是非判断颇与圣人相悖，论道德则推崇黄老而轻视六经，叙述游侠则贬低隐士而推崇奸雄，谈论货殖则崇尚势利而羞耻贫贱，这是他的蔽病所在。然而刘向、扬雄博览群书，都称赞他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俗，其文直率，其事核实，不虚构美名，不隐瞒恶行，所以称为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多闻，却不能以智慧保全自己，既遭受极刑，幽禁中发愤著书，书的内容也真实可信了。追溯他自我伤悼的原因，如同《小雅·巷伯》一类，只有大雅之德，既明达又智慧，才能保全自身，这很难啊。”
班固因窦宪宾客之事被捕，曾撰写《汉书》，尚未完成，班固的妹妹曹寿之妻班昭续写完成。
华峤评论说：“班固叙述史事，不激越怪诞，不压抑亢奋，丰富而不杂乱，详细而有体例，使读者津津有味而不厌倦，确实能成名啊。”班固议论司马迁，是非颇与圣人相悖，然而他的议论常常排斥死节，否定正直，而不叙述杀身成仁之美，则是轻视仁义，贱视守节，太过分了。臣良胜说：“《汉书》是班固未完成的著作，完成它的是他的妹妹班昭。”华峤所评论的，是班昭的书，不是班固的书。死节、正直、杀身成仁，这是有血气之人所共同认可的。班固在汉朝号称通儒，唯独违背人心，好恶竟如此大谬吗？大概班固不择所因，因窦宪宾客而遭祸，大为正直所玷污，白白杀身，而在节义和仁德上非常惭愧。班昭的意思，大概是想掩盖她哥哥的丑行吧。司马光说太史公想私下为张汤和杜周开脱，与子产想安抚伯有而牵连后子孔，都是同一类见识。然而万世人心公论，岂是私意所能夺取的？
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大司马桓温看到后，愤怒地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确实失利，何至于像您父亲所说的那样？”如果这部史书流传开来，从此就是关乎您家门户的事。他的儿子于是请求谢罪并修改。当时孙盛年老，居家，性格方正严厉，有法度。至此，众儿子一起号哭叩头，请求为全家人的性命考虑。孙盛大怒，不允许。众儿子于是私自修改了。
臣良胜说：“君王的赏罚，是一世的大公；史书的褒贬，是万世的大公。所以臣子对于君王，有不能徇私的；儿子对于父亲，有不能徇私的。如果有所篡改，即使君王也不能强令臣子，即使父亲也不能强令儿子。桓温以门户之祸，挟制孙盛的儿子，篡改其史书，小人的威权到了这种地步，无所不为了。史书的创作，正是为了忧虑小人。所以楚国史书叫‘梼杌’，是四种防备的名称；《春秋》的创作，是为了震慑乱臣贼子。小人肆意作恶，连史书都可以篡改，那还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然而其威胁的原因，也一并保存在史书中而不磨灭，小人又有什么策略呢！”
唐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世史官所记，都不让君主看，为什么呢？”房玄龄回答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如果君主看了，必定发怒，所以不敢进献。”太宗说：“我的心思，不同于前世帝王，想自己观看国史，知道以前的过错，作为后来的警戒，你可以编撰呈报。”房玄龄与给事中许敬宗等人删定为高祖和今上的实录。书成，呈上。太宗看到书中“六月四日”一事，言语多隐晦，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我所做的，也类似这样，史官何必忌讳呢？”立即命令删去浮词，直书其事。
臣良胜说：“这是君主夺取史职的开始。太宗心中歉疚的，正是六月四日一事。先前曾对起居注官褚遂良说：“想观看史书，可以吗？”褚遂良说：“陛下有不善，我也记录吗？”回答说：“我的职责是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会记住。”两人都正直回答，所以已经到达，因此告诉房玄龄。房玄龄是首谋参与此事的人，难道只想为君主在自己面前讳言，也想为之讳言吗？于是反其词而附会周公、季友的例子，虽然太宗的心不能自欺，又怎能欺骗万世呢？此后文宗又想效仿此事，而魏謩认为前代君主能观看史书，都是史官失职的缘故。魏謩不失为魏征之后，房玄龄又能逃脱什么罪责呢？”
范祖禹起初跟随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在洛阳十五年，著《唐鉴》。程颐说：“我晚年
臣良胜曰：唐史自太宗、文宗欲自观之，史官失守预防，取视所记，多从讳婉。自祖禹论著，有隐而彰，有直而寛，有简而明，有微而切。事词本迁固，而义理是非，粹然一出于正，而唐史之弊，殆一洗之。故朱熹诗曰：「侃侃范太史，受説伊川翁。春秋二三策，万古开羣防。」葢定论也。
绍圣元年，蔡京请重脩神宗实録，从之。成安，置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于永、澧、黔州。
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宫中。后谓帝曰：「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母后未有其比者，皆奸臣肆为谤诬。虽尝下诏明辨，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帝也。」帝竦然，乃诏范冲重脩。冲乃为神宗考异，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脩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又为哲宗辨诬録。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状益着矣。
臣良胜曰：宋史之变，至是极矣。方绍圣羣奸秘谋，鬼测岂徒专当时之利，又欲全当世之名。至实録史册，任意改窜，无非欲诬人之善，掩己之恶。孰意发脩正之端者，乃其所废之孟后；秉脩正之笔者，又其所逐祖禹之子。脩纂有法，邪正并存，有目者所共见，有人心者所自明。使奸邪复生，何所容喙？是唐史之正，赖于祖禹；宋史之正，赖于冲视。司马谈、迁为有光矣。其后秦桧监于惇、卞，而益深其术。自当史舘，以养子熺、孙埙并列实録院，既禁野史，又罪李光小史。自谓国史可征，而天下无复敢立私议者。孰意李焘起防流，作百官表。桧遣人谕意，欲一通问而不可得。李心传又脩高孝光宁实録于理宗朝。故今所书桧恶如许，必非当时三世所作史矣。呜呼！公论之在天下，不能一日废也。不在史，亦在人心。奸邪得能为哉？
右衍垂教之典
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
陈李雅曰：秦人重禁文学，不得挟书，无道极矣。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挟书之律独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恶闻诗书之习，不减于秦也。使入闗之初，天下既平之后，能弛此禁，则遗书散没，徃徃复出。孔壁虽壊，而全书不亡。然则高帝不事诗书，其害乃甚于秦之焚书也。
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
臣丘濬曰：「秦焚诗书，惟存博士官。汉初仍其旧，置五经博士，始见于此。呜呼！五经自秦火之后，为世大禁。汉兴稍稍复出，然皆私相传习于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经博士，然后天下之人靡然向风，公相受授以为业。武帝有功于儒学，岂小小哉！」
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亲制临决。臣良胜曰：帝初立时，尝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博举厥身脩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者。”至临崩之岁，乃诏诸儒讲经同异，而亲决焉。葢将自谓浚明而通于道矣。但其语太子谓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而所尚者多申韩之学，故用恭显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贵许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杀赵葢韩杨而啓哀帝之戮大臣。虽有中兴之功，卒为基祸之主。明于经而通于道，与诸儒之所讲议，果若是哉？
汉光武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脩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后命桓荣为议郎，授太子经，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论明辨，儒者莫之及。朱黼曰：“帝方披甲跃马，以平冦乱，乃首建学校，以复三代之盛，可谓得致治之本矣。”终汉之衰，学校脩设，儒士半天下，独以清议扶持王室，奸夫大盗环视九鼎，而不敢动者，葢权舆于此矣。
臣良胜曰：「光武早为儒生，晩益好学。虽朝防，輙令桓荣敷奏经义，又令以授太子。尊宠既极，虽荣亦自侈。以示诸生曰：『今日所防，稽古之力也。』惜乎，荣所稽者章句而已。使有得于孔孟之传，必行其格心之学，则光武安得有废后易树子之过，为盛德之累哉！」
汉明帝自制五经要説，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其后临辟雍，自讲所制，已复令郁説一篇。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
臣良胜曰：明帝十岁通《春秋》，为光武所竒
译臣良胜说：唐史自从太宗、文宗想要亲自阅览之后，史官失去了防范和保密的职责，皇帝索取查看所记载的内容，大多采取隐讳委婉的方式。自从范祖禹论述著述以来，有隐晦而显明的，有直率而宽厚的，有简略而清晰的，有细微而切中要害的。事迹和文辞本源于司马迁和班固，而义理和是非，纯粹地出于正道，唐史的弊端，几乎被一扫而空。所以朱熹的诗说：“正直的范太史，接受伊川先生的学说。春秋二三策，万古开启众人的防备。”这大概是一个定论。
绍圣元年，蔡京请求重新修撰神宗实录，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完成后，将元祐年间的史臣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安置在永州、澧州、黔州。
隆祐太后生日，在宫中设宴。太后对皇帝说：“宣仁太后的贤德，古今母后中没有能比得上的，都是奸臣肆意诽谤诬陷。虽然曾经下诏明确辨白，但国史尚未删定，怎么足以让人相信？我认为在天之灵，对皇帝不会没有期望。”皇帝惊恐不安，于是下诏让范冲重新修撰。范冲于是为神宗撰写考异，明确标示取舍旧文，用墨书删去的内容，用黄书新修的内容，用朱书。世人称为“朱墨史”。又为哲宗撰写辨诬录。由此两部史书得到了公正，而奸臣的情状更加显著了。
臣良胜说：宋史的变故，到这里达到了极点。当时绍圣年间群奸秘密谋划，鬼鬼祟祟岂止是专谋当时的利益，还想保全当世的名声。至于实录史册，任意篡改，无非是想诬陷别人的善行，掩盖自己的恶行。谁想到发起修撰正史的人，竟然是他们所废黜的孟后；主持修撰正史的人，又是他们所驱逐的范祖禹的儿子。修纂有法度，邪正并存，有眼睛的人共同看见，有人心的人自然明白。假如奸邪之人再生，哪里还有容嘴的地方？唐史的公正，依赖于范祖禹；宋史的公正，依赖于范冲。司马谈、司马迁也因此有了光彩。后来秦桧效法章惇、曾布，而更加深谙此术。自从掌管史馆，让养子秦熺、孙子秦埙并列在实录院，既禁止野史，又治李光小史的罪。自认为国史可以验证，而天下再没有人敢私下议论。谁想到李焘兴起于流放之地，作百官表。秦桧派人传达意思，想通问却不可得。李心传又在理宗朝修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的实录。所以现在所记载的秦桧的恶行如此之多，必定不是当时三代人所作的史书了。唉！公论在天下，不能一天废弃。不在史书中，也在人心中。奸邪之人能做什么呢？
右衍垂教之典
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
陈李雅说：秦人严厉禁止文学，不得携带书籍，无道到了极点。高祖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条，全部废除苛法，而挟书的法律却独自继承秦朝的弊端。直到惠帝才开始废除，这是高祖厌恶听闻诗书的习气，不亚于秦朝。假如在进入关中的初期，天下已经平定之后，能够放松这个禁令，那么散失的书籍往往又会复出。孔壁虽然毁坏，但全书不会灭亡。那么高帝不从事诗书，其危害竟然比秦朝焚书更严重。
汉武帝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
臣丘濬说：“秦朝焚烧诗书，只保留博士官。汉朝初期仍然沿袭旧制，设置五经博士，开始见于此。唉！五经自从秦火之后，成为世间的重大禁忌。汉朝兴起后渐渐复出，但都在家中私下相传习。至此官府才设置五经博士，然后天下的人纷纷向风，公开相互传授以此为业。武帝对儒学的功劳，难道很小吗！”
汉宣帝诏令诸儒在石渠阁讲论五经的同异，亲自临决。臣良胜说：皇帝刚即位时，曾经下诏说：“我不明白六艺，郁结于大道，广泛举荐那些自身修正确通文学，明白先王术数的人。”到了临终那年，才诏令诸儒讲论经义的同异，而亲自决断。大概是将自己称为深明而通达于道了。但他对太子说德教不可依赖，周政不可使用，而所崇尚的多是申韩之学，所以任用恭显而开启元帝信任宦官，宠信许史而开启成帝任用外戚，杀害赵盖韩杨而开启哀帝杀戮大臣。虽然有中兴的功劳，最终成为祸乱的根源。明白经义而通达于道，与诸儒所讲议的，果真如此吗？
汉光武起初建立太学，车驾回宫，驾临太学，考察古典，修明礼乐，焕然一新的文物可观了。后来任命桓荣为议郎，教授太子经书，车驾驾临太学，召集诸博士在前面论难，桓荣论辩明辨，儒者没有人能比得上。朱黼说：“皇帝正在披甲跃马，以平定寇乱，却首先建立学校，以恢复三代的盛况，可以说是得到了治理的根本了。”直到汉朝衰败，学校修设，儒士占天下的一半，独自以清议扶持王室，奸夫大盗环视九鼎，而不敢动的，大概起源于此了。
臣良胜说：“光武早年就是儒生，晚年更加好学。虽然朝会，就让桓荣敷奏经义，又让他教授太子。尊宠既极，即使桓荣也自满。对诸生说：‘今天所受的，是稽古的力量。’可惜啊，桓荣所稽古的只是章句而已。假如他得到了孔孟的传承，必定实行其格心之学，那么光武怎么会有废后易树子的过错，成为盛德的累赘呢！”
汉明帝亲自制作五经要説，让桓郁在宣明殿校定。后来临辟雍，亲自讲论所制作的，又让桓郁説一篇。对桓郁说：“我为孔子，卿为子夏，启发我的是商也。”
臣良胜说：明帝十岁通《春秋》，被光武所惊奇
其天资絶出，而肆力羣经，制説论难，可谓大成矣。然以孔子自任，君子未之许也。孔子之学，率性为道，脩道为教尔。帝之学，亦若是乎？则史称帝褊察，以耳目隐察为明，公卿数被诋毁，尚书亦见提曳。所谓性道，实大有戾。则帝所学者，文义自矜，辨博崇饰虚文而已。乃欲自方孔子，可乎？
译他的天赋卓越超群，且致力于研习各类经典，撰写论著、辩驳疑难，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他自比孔子，君子们并不认可。孔子的学问，不过是顺应本性而为道，修养此道而为教化罢了。皇帝的学问，也是这样吗？那么史书称皇帝狭隘苛察，依靠耳目暗中窥探来显示精明，公卿大臣屡次遭到诋毁，尚书官员也受牵连受累。所谓的本性之道，实际上大有违背。那么皇帝所学习的，不过是文辞义理上的自我夸耀，以及通过广博辨析来推崇粉饰虚浮的文饰罢了。竟然想要将自己与孔子相提并论，可以吗？
汉章帝永平四年，校书郎杨终言：“宣帝博征羣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壊大体。宜如石渠故事，为后世则。”从之。诏太常博士、郎官及诸儒防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制临决，作《白虎奏议》。
臣良胜曰：尝考章帝之诏曰：「三代道人，教学为本，而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其后更选高才生受学，而诏之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词，乖疑难正，恐先圣微言将遂废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若斯词，令汉世所无，而其意欲以求仁求道眞，圣门之遗教也。惜当时帝所师如张酺者，本章句之习；议经者班固、贾逵之流，所谓求仁与道之学，未之闻焉。不然，何以章帝之好学尊师，见之治者，一无所就？史称其优柔不断之故也。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审其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慈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沈静安舒者，戒于后时。」若帝有如匡衡者与居，当必有以变化气质，而成就有可观者。虽然，司马光谓孝和以后，可谓乱矣，而緜緜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如李杜辈，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如郭范辈，私论以救其败。至触冒斧钺，僵仆于前，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臣于是益知教化为大务也，故敢备载司马之言，为圣世献。
唐太宗于▯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禇亮、姚思亷、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徃行，商确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唐▯宗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卢懐愼荐太常卿马懐素与禇无量更日侍读。
臣良胜曰：「好学聚书，前古人君，葢多有之。至于殿侧置馆，更宿内侍，则自太宗始也。▯宗踵而行之。葢未逮已。太宗尝有言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口辨，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惟其知攻心之有害，故思治心之有术，而从事于学。学不止于昼访，而兼之以夜直。』太宗亦自量其聪明才识，他不足以致惑，最所易溺者，嗜欲之私也。知其易溺，故设是以防之。葢大廷广论，朝绅肃然，其守也易；深宫静夜，盛丽纷华，其养也难。能知事此，亦省察克治者矣。然而太宗慙徳正在闺门，武才人之惑，卒基移鼎之祸。▯宗太眞之嬖，遂防播迁之辱。譬则守隄者然，所防在此，所决亦在此。则夫不知所防者，其溃决之患，又何以为之所哉？」
宋太祖征处士王昭素为国子博士。昭素有学行，着《易论》三十三篇。太祖召见便殿，令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敛容对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证据，因示讽谏，微防。太祖大悦，问以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臣良胜曰：君子常言五代无士，亦无学。即如桑维翰，必穿鐡砚，苦志于学；及其谋国，则割地臣辽，为从古中夏之大耻。冯道稽古宏才，而事五朝八姓，朝仇暮主，为从古君臣之大罪。此诚不足以言士，亦不足以言学。故欧阳脩作《五代史》，志节之人十有五，皆武夫也。宋祖既兴，乃有深明易理如昭素者出。若爱民、寡欲二言，宋廷诸臣所未及。葢其愤世厌乱，独学自脩，应时一出，足表五代之儒。陈抟后见于太宗朝，中书宋琪等从容问曰：「先生▯黙脩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抟曰：「假令白日冲天，亦无益于世。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炼，无出于此。」种放又见于眞宗朝，幅巾命坐曰：「明王之治，爱民而已，惟徐而化之。」若此，均为有道之士，不为浊世所用。孰曰五代眞无学乎？太祖创业之主，表章若此，此宋世所以多学士也。有益教化，
译汉章帝永平四年，校书郎杨终进言说：“宣帝广泛征召众多儒生，在石渠阁讨论并审定五经。如今天下战事稀少，学者能够完成学业，但那些拘泥于章句的儒生，却破坏了经学的大体。应当依照石渠阁的先例，为后世树立准则。”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让太常博士、郎官以及各位儒生聚集在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异同。章帝亲自裁定，编撰了《白虎奏议》。
臣良胜说：我曾考证章帝的诏书说：“夏、商、周三代治理百姓，以教育为根本，所以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就在其中了’。”后来又选拔高才生接受教育，并诏告他们说：“五经的义理剖析，距离圣人时代越来越远，章句遗词，背离正道难以纠正，恐怕先圣的微言大义将要废弃断绝，这不是重视稽古求道真谛的做法。”像这样的话，是汉代所没有的，而其意图在于追求仁德与道的真谛，这是圣门遗留的教化。可惜当时章帝所尊奉的老师如张酺等人，原本就习惯于章句之学；讨论经义的人如班固、贾逵之流，所谓的求仁与求道的学问，未曾听闻。不然，为什么章帝好学尊师，表现在治理上，却一无所成？史书称这是因为他优柔寡断的缘故。匡衡说：“修养性情的方法，一定要审察自己有余的地方，而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见闻寡少的人，要警惕被蒙蔽；慈爱温良的人，要警惕没有决断；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惕行动迟缓。”如果章帝有像匡衡这样的人在身边，一定能够改变气质，而成就可观。虽然如此，司马光说孝和皇帝以后，可以说是动乱了，但绵延不至于灭亡，是因为上面有李、杜等公卿大夫，以公义扶持危局；下面有郭、范等布衣之士，以私论挽救败局。直到触犯斧钺，僵卧在前，忠义奋发，后继有人，接踵赴死，视死如归。这难道仅仅是这几个人的贤德吗？这也是光武帝、明帝、章帝遗留教化的结果。臣因此更加知道教化是大事，所以敢完整记载司马光的话，献给圣明的时代。
唐太宗在文殿聚集四部书二十多万卷，在殿侧设置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以本职兼任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在听政的间隙，引入内殿讲论前代言行，商讨政事，有时直到半夜才结束。唐玄宗对宰相说：“我每次读书有疑惑停滞的地方，无处质问，可以选拔儒学之士，让他们入内侍读。”卢怀慎推荐太常卿马怀素与褚无量轮流侍读。
臣良胜说：“好学聚书，前代的君主，大概多有这种情况。至于在殿侧设置馆舍，轮流在内侍读，是从太宗开始的。玄宗沿袭实行。大概没有超过太宗的。太宗曾经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击它的人很多。有的用勇力，有的用口才，有的用谄媚，有的用奸诈，有的用嗜欲，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攻击，各自求取自我表现。君主稍微松懈而接受其中一种，那么危亡就随之而来。正因为知道攻心有害，所以思考治心有方法，而从事于学习。学习不止于白天访问，而且兼以夜间值宿。’太宗也自量自己的聪明才识，其他不足以导致迷惑，最容易沉溺的，是嗜欲的私心。知道容易沉溺，所以设立这些来防备。大概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朝臣肃然，坚守容易；在深宫静夜，盛丽纷华，修养困难。能知道这些，也是省察克制的人了。然而太宗的缺德之处正在闺门之内，武才人的迷惑，最终奠定了移鼎之祸的基础。玄宗太真妃的宠幸，于是招致播迁之辱。这就好比守堤的人，所防备的地方在这里，所决口的地方也在这里。那么那些不知道防备的地方，其溃决的祸患，又怎么能够处理呢？”
宋太祖征召处士王昭素担任国子博士。昭素有学问品行，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太祖在便殿召见他，让他讲解《乾》卦到九五“飞龙在天”，他收敛神色回答说：“这一爻正对应陛下今日之事。”引用证据，借此表示讽谏，微微防备。太祖非常高兴，询问他治世养身的方法。他回答说：“治世没有比爱民更好的，养身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太祖喜爱他的话，写在屏风几案上。
臣良胜说：君子常说五代没有士人，也没有学问。就像桑维翰，必定要磨穿铁砚，苦志于学问；等到他谋划国事，却割地臣服辽国，成为自古以来中原的大耻辱。冯道稽古宏才，却侍奉五朝八姓，早上是仇敌晚上是君主，成为自古以来君臣的大罪。这确实不足以称为士人，也不足以称为学问。所以欧阳修作《五代史》，有志节的人十五个，都是武夫。宋太祖兴起后，才有深明易理如王昭素这样的人出现。像爱民、寡欲这两句话，宋朝朝廷众臣所未能达到的。大概他愤世厌乱，独自学习修养，顺应时机出现，足以代表五代的儒者。陈抟后来出现在太宗朝，中书宋琪等人从容地问说：“先生清静修养之道，可以教人吗？”陈抟说：“假使白日飞升，也对世间无益。君臣同心同德，兴化致治的时候，勤奋修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种放又出现在真宗朝，戴幅巾命坐说：“明王的治理，不过是爱民罢了，只要慢慢教化他们。”像这样，都是有道之士，不被浊世所用。谁说五代真的没有学问呢？太祖是创业之主，表彰像王昭素这样的人，这就是宋朝多学士的原因。有益教化，
宋太宗谓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茍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乃诏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録，酬奬。余第卷帙之数，等给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之。」尝幸太学，命直讲孙奭讲《尚书》，至「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説攸闻」，帝曰：「此至言也。」高宗得贤相如此。博士李觉讲《周易》之泰卦，觉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理，帝大悦。
宋眞宗幸国子监，召学官崔偓佺讲《尚书·大禹谟》，后赐六经于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
臣良胜曰：太宗、眞宗视学讲经，或购遗书贮于禁中，或颁经书布于天下，皆盛事也。其源流所自，则太祖垂统之善政可继也。太祖最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厯代史，但心知口亦不言。在周世宗时，平淮甸，载书数车，有谮之者。世宗曰：「何用书为？」对曰：「臣无竒谋，上赞圣德，所以聚书，广见闻，增智虑也。」故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竒书，不吝千金购之。君子谓宋朝家法最正，此其本也。
宋仁宗庆厯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遂更定科举法。诏曰：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説，有司务先章句声病以拘之，则吾豪巂竒伟之士何以预焉？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教学养成之法，其饬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懿德敏行之人何以见焉？
臣良胜曰：天下设学既久，而州县无不设学，则自仁宗着为令也。故今天下之学，考载志典尚多，庆厯时立者，儒者记文，若李泰伯于袁州学举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以训为古今冠矣。仁宗深厚之泽，流布海宇，其余波尚及后世，无若此者。且当时有孙明复起泰山，胡瑗起苏湖，石介起徂徕，相并为师，又济一时之盛。有君如此，有师如此，故元祐人才之盛，皆仁宗时所成就者也。刘安世曰：祖宗时于人才长养成就之意甚勤，但在爱惜保全之尔。譬如富家养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以为栋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无材可用也。是爱惜人才，乃人主自为社稷计也。臣观安世此言，殆为仁宗而发，亦所以告后世之为人君者。
宋神宗时，司马光上《资治通鉴》，帝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欧阳修卒于颍，诏求其所作《五代史》以进。
臣刘定之曰：神宗置司马光于散地，而俾其脩《资治通鉴》，自为之序。弃欧阳脩于未老之年，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与光，但能譔述经国实用，非其所能。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之薄哉！厥后光起，而究其用于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葢惜之。然所尤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于用，而有意于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濮议是也。岂非脩久防大政，当补相位，畧萌觊觎之心，稍为迎合之计，以致此乎？功名富贵之念一动，而用以之不究，美之不全，是以君子无慕乎其外者，惧累乎其内；无冀乎其所未得者，惧丧乎其已能也。乃若光则免乎此矣，所以免者，光之学以诚为主，自不妄语入故也。
宋理宗嘉熈元年诏经筵进讲朱熹纲目。
臣刘定之曰：宋时诸帝之不废讲学，葢唐所未能及者。故其时悖徳虐政，不若汉唐叔季之尤甚。汉唐有簒弑之臣，而宋无之；有贼民崛起，几危社稷，如张角、黄巢者，而宋无之。皆由于上之人未尝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讲学之效，岂可诬哉？或者谓《治鉴纲目》虽厯涉司马温公、朱文公两大贤之笔削而成，然贤而已尔，非出于圣也；史而已尔，难侔于经也。人主亦留心于圣人所作之经而足矣，于贤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书》、纪传史之出于圣笔者也；《春秋》、编年史之出于圣笔者也。《治鉴纲目》《尚书》《春秋》之子孙，而《尚书》《春秋》《治鉴纲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孙，一气之相传；圣经贤史，一理之相续。孰云其未之及焉？似未为害也哉！
元顺帝二十六年圣祖求遗书
臣丘濬曰：「
译宋太宗对侍臣说：“教化的根本，治乱的源头，如果没有书籍，凭借什么来取法呢？如今三馆所收藏的，散佚的书籍还很多。于是下诏招募朝廷内外有人献书，达到三百卷的，应当商议甄别录用，给予酬谢奖赏。其余的只计算卷帙的数量，按等级给予优厚的赏赐。不愿意献给官府的，借他们的原本抄写。”太宗曾驾临太学，命令直讲孙奭讲解《尚书》，讲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时，太宗说：“这是至理名言啊。”高宗得到贤相就像这样。博士李觉讲解《周易》的泰卦，李觉阐述天地感应相通、君臣相互应和的道理，太宗非常高兴。
宋真宗驾临国子监，召见学官崔偓佺讲解《尚书·大禹谟》，后来将六经赐予州县学校以及聚集门徒讲诵的地方。
臣良胜说：太宗、真宗视察学校讲解经书，有的购买散佚的书籍收藏在宫中，有的颁布经书流传于天下，都是盛大的事迹。它们的渊源所自，则是太祖垂范的善政可以继承。太祖最喜欢读书，每晚在寝殿中看历代史书，只是心里明白嘴上也不说。在周世宗时，平定淮甸，装载了几车书，有人进谗言。世宗说：“何必用这些书呢？”太祖回答说：“臣没有奇谋，向上赞颂圣德，所以聚集书籍，扩大见闻，增加智虑。”所以在军中手不释卷，听说民间有奇书，不惜千金购买。君子认为宋朝的家法最端正，这就是根本。
宋仁宗庆历四年，下诏天下州县设立学校，于是更改科举法。诏书说：“儒者，通晓天地人的道理，明白古今治乱的源头，可以说是博学。然而学者不能施展他们的学说，有关部门只先以章句声病来拘束他们，那么那些豪杰奇伟之士怎么能够参与呢？士人有纯明朴茂的美德，却没有教学培养的方法，那些修身励节的人，让和不肖之人混杂着一起晋升，那么那些美德敏捷行动的人怎么能够显现呢？”
臣良胜说：天下设立学校已经很久，而州县没有不设立学校的，这是从仁宗制定为法令开始的。所以今天天下的学校，在志书中记载的还很多，庆历时设立的，儒者记载的文章，像李泰伯在袁州学提出的“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作为训诫堪称古今第一。仁宗深厚的恩泽，流传遍布海内，其余波尚且波及后世，没有比这更显著的。况且当时有孙明复兴起于泰山，胡瑗兴起于苏湖，石介兴起于徂徕，共同作为老师，又助成一时的兴盛。有这样的君主，有这样的老师，所以元祐年间人才的兴盛，都是仁宗时成就的。刘安世说：“祖宗时对于人才的培养成就之意非常勤勉，只在于爱惜保全罢了。譬如富家养育山林，不是天天砍伐，才可以成为栋梁的材料。如果不是合理地摧折它，等到建造房屋时就没有可用的材料了。这是爱惜人才，乃是君主为社稷打算。我观察安世这话，大概是为仁宗而发，也是用来告诫后世做君主的人。”
宋神宗时，司马光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告诉辅臣说：“前代未曾有这样的书，超过荀悦的《汉纪》远矣。”欧阳修死在颍州，下诏寻求他所作的《五代史》进献。
臣刘定之说：神宗把司马光安置在闲散职位，却让他编修《资治通鉴》，自己为之作序。在欧阳修未老之年弃用他，等到他死了，才寻求他所作的《五代史》。他的意思认为欧阳修和司马光，只能撰写经国实用的著作，不是他所能胜任的。我自有王安石，他衡量人的气量多么浅薄啊！后来司马光被起用，而在元祐初年究尽其用，欧阳修没有究尽其用，君子大概为此惋惜。然而尤其惋惜的是，欧阳修也有招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为什么呢？只怕他不能究尽其用，而有意去究尽，这就是用之所以不能究尽的原因，濮议就是如此。难道不是欧阳修长久把持大政，应当补任相位，略微萌生觊觎之心，稍作迎合之计，以致这样吗？功名富贵的念头一动，而用之所以不能究尽，美之不能保全，所以君子不羡慕身外之物，惧怕损害内心；不希冀尚未得到的，惧怕丧失已经具备的。至于司马光则免于此了，所以能免的原因，司马光的学问以诚为主，自然不从妄语进入的缘故。
宋理宗嘉熙元年下诏经筵进讲朱熹的《纲目》。
臣刘定之说：宋朝各位皇帝不废弃讲学，大概是唐朝未能达到的。所以那时悖德虐政，不像汉唐末世那样特别严重。汉唐有篡弑的臣子，而宋朝没有；有贼民崛起，几乎危及社稷，像张角、黄巢那样的人，而宋朝没有。这都是因为上面的人未曾特别悖逆暴虐，去激怒他们。讲学的功效，难道可以诬蔑吗？有人说《资治通鉴纲目》虽然历经司马温公、朱文公两位大贤的笔削而成，然而只是贤人罢了，不是出于圣人；只是史书罢了，难以比肩经书。君主留心于圣人所作的经书就足够了，对于贤人所述的史书没有顾及，似乎没有害处。这不是这样，《尚书》、纪传体史书是出于圣人的笔；《春秋》、编年体史书是出于圣人的笔。《资治通鉴纲目》是《尚书》《春秋》的子孙，而《尚书》《春秋》是《资治通鉴纲目》的祖父。祖父子孙，一气相传；圣经贤史，一理相续。谁说没有顾及呢？似乎没有害处啊！
元顺帝二十六年圣祖求遗书
臣丘濬说：
创造之初，其所以建制者多矣，皆不之书，而独书求遗书者，何也？曰：记圣祖所以为天下万世虑者也。夫岂为一时建一事者之可伦哉？秦之所以无道，以其专尚法律而焚诗书；汉之所以杂霸，以其徒收图籍而弃坟典。我圣祖于庶事草创日，不暇给之际，已留神及此。呜呼！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继徃圣，开絶学，为万世开太平，端在此欤？」
译在创业之初，所建立的制度繁多，大多没有记载，却唯独记载了寻求遗书这件事，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记录圣祖为天下万世所做的深谋远虑。这哪里是那些只为一时一事而建立制度的人所能比拟的呢？秦朝之所以无道，是因为它专门崇尚法律而焚烧诗书；汉朝之所以杂用霸道，是因为它只收集图籍而抛弃了古代典籍。我们的圣祖在万事草创、无暇顾及的时期，就已经留心于此了。唉！为天地确立精神本原，为百姓确立安身立命之道，为继承过往的圣人，开创失传的学问，为万世开辟太平盛世，关键就在于此吧？
洪武十四年，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圣祖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防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美质，而无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本于此也。」
永乐十五年，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文皇谓礼部臣曰：「此书，学者之根本，而圣贤精义悉具矣。自书成，朕旦夕宫中批阅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于学者，苦难得书籍，如今之学者，得此书而不勉力，是自弃也。尔礼部，其以朕意晓谕天下学者，令尽心讲明，无徒视为虚文也。」
臣良胜曰：「书契以来，载籍代益，不可胜纪。臣所録颛颛于经史者，尝闻眞德秀曰：『书籍虽多，其切于君德治道者，六经而已尔，论孟而已尔。』六经大义，人主皆所当闻。然一日万几，无徧读博通之理。茍专精于一二，而兼致力于论孟、大学、中庸之书，间命儒臣敷陈厯代之得失，则其开聪明而发智识者，亦岂少哉？徳秀此言，诱掖奬劝，足成人君之美者，臣亦敢窃取焉。」右衍章教之风。
汉高祖过鲁，以大牢祀孔子。诏诸侯王、卿相至郡，先谒孔子庙，而后从政。
尹起莘曰：自尧舜禹汤文武既没，天生孔子为万代仁义礼乐之宗主，生民之类不致糜烂灭絶，圣贤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焚诗书，坑学士，天下大乱，至于陈项极矣。汉高之兴，以马上得天下，不事诗书，嫚骂溺冠，其视儒道不啻枘凿之不相入。然过鲁祀孔子，乃见于兵戈倥偬之日，故纲目特笔予及之，以见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冺灭者。汉世四百年基业，其精神命脉葢在于此。
臣良胜曰：自古论者，皆以高帝为不事诗书之主也。臣察其微，恐亦未然。其初破楚时，鲁独不下，至其城，犹闻▯诵声，谓其守礼义之国。今其过鲁而祀孔子之隆，比于天子，且令侯王以下必谒而后从政，葢将以孔子为政教之宗也。夫岂不事诗书者所为哉？惟其对陆贾之言，则曰：「安事诗书？」及贾陈説，每奏一篇，未尝不称善。夫岂眞不事诗书者？然则何为有是言也？昔刘安世谓宋太祖最好读书，对羣臣未尝文谈，葢欲激励将士之气。若自文谈，则将士以武健为耻，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意也。高帝心事，千古无人道破，安世及此，与司马光看曹操遗令相类，皆以诚也。臣故表而出之，以列崇教之首。
汉元帝征高密相孔霸为师，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闗内侯，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
臣按：此孔子之后，列侯奉祀之始。
汉明帝东廵，过鲁，幸孔子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臣按：此祀孔子而并祀弟子之始。
汉章帝东廵幸阙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兰台令史孔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防，宁于卿家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此言？」遂拜僖郎中，褒成侯，及赐孔氏男女钱帛。
臣按：此祀而用乐，及优赐孔氏之始。
后魏孝文帝幸鲁城，亲祀孔子庙，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为官，诏兖州为孔子起园，脩饰坟垄，更建碑铭。臣按：此孔子起园，并官顔子之后之始。
唐太宗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愼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崇褒。自今有事于太学，可并配享庙堂。」
臣按此诸儒从祀之始
唐▯宗諡孔子为文宣王，衣衮冕，二京及州县学孔子皆南面，十哲、七十二贤及从祀诸儒皆赠爵有差。又从司业李元瓘之言，诏顔子
译洪武十四年，朝廷将五经四书颁行给北方的学校。圣祖对朝廷大臣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教化没有推行。五经记载了圣人之道，就像豆类和粮食、布匹和丝绸一样，每家每户都不可或缺。没有豆粮布帛，就无法解决衣食问题；没有五经四书，就无法知晓道理。北方自从防备战乱以来，经籍残缺不全，学者虽然资质优良，但没有人讲解阐明，怎么能知晓道理呢？现在将五经四书颁赐给他们，让他们讲习。君子如果懂得学习，那么道就会兴盛；小人如果懂得学习，那么风俗就会美好。将来取得的成效，也是基于此。”
永乐十五年，朝廷将《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颁行给六部，以及两京国子监和天下郡县的学校。文皇对礼部大臣说：“这本书是学者的根本，圣贤的精义全都具备。自从书编成以来，我在宫中早晚批阅不倦，获益很多。古人有志于学习的人，苦于难得书籍，如今的学者，得到了这本书却不努力，是自暴自弃。你们礼部，要把我的意思告知天下学者，让他们尽心讲习阐明，不要仅仅把它看作虚文。”
臣良胜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典籍代代增加，多得无法计算。我所专门记录关于经史的内容，曾听真德秀说：‘书籍虽然很多，但切近于君主德行和治国之道的，只有六经罢了，只有《论语》《孟子》罢了。’六经的大义，君主都应当听闻。然而君主日理万机，没有遍读博通的可能。如果专精于一二部经典，并致力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书，偶尔命令儒臣陈述历代的得失，那么开启聪明、启发智慧的作用，难道会少吗？真德秀这番话，诱导鼓励，足以成就君主的美德，我也敢于采纳。”这是引申教化风气的内容。
汉高祖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下诏诸侯王、卿相到达郡县，必须先拜谒孔子庙，然后才处理政务。
尹起莘说：自从尧舜禹汤文武去世后，上天降生孔子作为万代仁义礼乐的宗主，百姓没有遭到毁灭灭绝，这是圣贤扶持的功用的结果。自从秦朝焚烧诗书，坑杀学士，天下大乱，到了陈胜项梁时达到了极点。汉高祖兴起，凭借马上夺得天下，不从事诗书，轻慢辱骂儒生，他看待儒道简直像方枘圆凿那样不相容。然而经过鲁地祭祀孔子，却发生在兵戈匆忙的日子，所以《纲目》特意记载并给予肯定，以显示天理在人心，自有不可磨灭的东西。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其精神命脉大概就在于此。
臣良胜说：自古以来的评论者，都认为高祖是不从事诗书的君主。我观察其中的细微之处，恐怕并非如此。他最初攻破楚国时，鲁地独自不投降，到达城下，还能听到诵读的声音，认为它是坚守礼义的国家。如今他经过鲁地而隆重祭祀孔子，比照天子的规格，并且命令侯王以下必须拜谒然后才处理政务，大概是要把孔子作为政教的宗师。这难道是不从事诗书的人所为吗？只有他对陆贾说的话，说：“何必从事诗书？”等到陆贾陈述学说，每奏上一篇，没有不称赞好的。这难道是真的不从事诗书吗？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从前刘安世说宋太祖最喜欢读书，面对群臣不曾文雅地谈论，大概是想要激励将士的士气。如果文雅地谈论，那么将士会以勇武为耻，不肯听命，这就是高祖轻慢儒生的意思。高祖的心思，千古无人道破，刘安世说到这一点，与司马光看曹操遗令相类似，都是出于真诚。所以我表彰并指出这一点，列为崇尚教化的首位。
汉元帝征召高密相孔霸做老师，孔霸上书请求奉祀孔子。下诏说：“任命老师褒成君为关内侯，用他所食的八百户俸禄来祭祀孔子。”
臣按：这是孔子后代，列侯奉祀的开始。
汉明帝东巡，经过鲁地，驾临孔子住宅，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臣按：这是祭祀孔子并祭祀弟子的开始。
汉章帝东巡驾临阙里，用太牢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演奏六代音乐。兰台令史孔僖趁机自我陈述谢恩。皇帝说：“今天的礼仪，难道在你家中有光荣吗？”回答说：“我听说明王圣主，没有不尊师重道的。如今陛下亲自屈尊万乘之尊，辱临我这简陋的地方，这是尊崇礼敬先师，增添圣德的光辉。至于光荣，不敢承受。”皇帝大笑说：“不是圣人的子孙，哪会有这样的话？”于是任命孔僖为郎中，褒成侯，并赏赐孔氏男女钱帛。
臣按：这是祭祀时使用音乐，以及优待赏赐孔氏的开始。
后魏孝文帝驾临鲁城，亲自祭祀孔子庙，任命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下诏兖州为孔子修建园囿，修缮坟垄，重新建立碑铭。臣按：这是为孔子修建园囿，并任命颜子后代的开始。
唐太宗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都用他们的书，垂范于国子监。既然施行他们的道理，就应当尊崇褒奖。从今以后在太学有事，可以一并配享庙堂。”
臣按：这是这些儒者从祀的开始。
唐玄宗谥孔子为文宣王，穿衮衣戴冕冠，两京及州县学孔子都面朝南，十哲、七十二贤及从祀诸儒都赠爵位有差别。又采纳司业李元瓘的建议，下诏颜子
宋太祖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师之像，自为赞，书于孔顔之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幸焉。
宋眞宗封泰山，次兖州曲阜县，谒文宣王庙，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諡孔子曰至圣文宣王。臣按：此孔子加諡之始。
宋理宗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頥、张载、程颢、程頥眞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絶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啓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之从祀，以示崇奬之意。」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其黜之。臣良胜曰：「褒崇道祀，屡有涣颁，臣独详具理宗之诏者：洙泗道源，尚表章于异代；而濓洛儒雅，乃仪范于本朝。主张道教，莫盛于斯。且自韩侂胄之奸邪得志，伪学名禁，贤者无以自容，道教否塞，从古所无。今有竒逢，增辉爼豆。安石误国，惇卞辅邪，初祀孔庭，已为优人所笑。崇斥兼行，劝惩益远。理宗之諡，信有征矣。」
辽义宗防聪敏好学，为太子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其有大功徳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帝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臣按此孔庙行春秋祭祀之始
金熈宗方兴礼乐，立孔子庙于上京，求孔子后，得四十九代孙承奉郎孔璠，袭封衍圣公。
臣按：此孔氏之后，端友以奉圣公改封衍圣公，避师南去，金复封璠，仍宋名爵，以至于今焉。
元武宗诏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绍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仰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莫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祐我皇元。」
臣良胜曰：辽也，金也，元也，皆非起于诸夏，深有得于圣贤之教者也。然于孔道之尊，有加无已。至元之诏，词美号至矣，尽矣，无复有加矣。尝玩《易》之「剥复」，方其阳明盛长，万物繁鲜，所谓生气，皆天地之常。至于五隂剥尽，阳气已微，而硕果未食，尚啓一阳之后，进而三阳为泰，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道教至辽、金、元之主而尊礼犹然，臣亦曰「复」，其见圣人之道乎？
国朝洪武三年诏畧曰：厯代史臣烈士，皆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諡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是年十一月，更定孔子释奠祭器礼物，正位犊一，羊一，豕一，笾豆各十，豋一，铏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设高座，而器物陈于座下，弗称其像，其来已久。至是定拟各为高案，其豆笾簠簋悉代以磁器。
文皇将视学，勅礼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师，帝王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纲五常之礼，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万世。朕皇考太祖皇帝，膺君师亿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綂，复衣冠礼乐之旧。渡江之初，首建学校，亲祀孔子，御筵讲书，守帝王之心法，继圣贤之道学，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鸿业，惟成宪是遵。今当躬诣大学，释奠先师，以称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礼仪，礼部详议以闻。”礼部尚书郑赐言：“宋制谒孔子，服靴袍再拜。”文皇曰：“见先师礼不可简，必服皮弁行四拜礼。”
臣良胜曰：尊道谒圣，至敬也。至敬则无文，而圣祖之心必循先代之制而成其尊。文皇之心又体圣祖之心而臻于极，亘古所无者也。郑赐举宋制为对，是始仁宗初，有司亦议上肃揖。仁宗特再拜，然拜礼之行亦久。宋有司未之考，而以肃揖议也。周太祖祀曲阜，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
译宋太祖下诏增修祠庙，塑造绘制先圣先师的画像，亲自撰写赞辞，书写在孔子、颜回的座前，又命令文臣分别撰写其余赞辞，多次亲临视察。
宋真宗封禅泰山，驻扎在兖州曲阜县，拜谒文宣王庙，近臣分别向七十二弟子奠祭，于是驾临孔林，加封孔子谥号为至圣文宣王。臣按：这是孔子加谥的开始。
宋理宗下诏说：“我认为孔子的道，自从孟子未能传承，到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知实践，深入探究圣人的境界，千年绝学才开始有所归宿。中兴以来，又得到朱熹精思明辨，表里融合，使《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这些书的根本和枝节透彻明白，孔子的道因此在世上更加光大。我每次观看这五位臣子的论著，启发教诲很多，如今视察学校已有日期，命令学官将他们列入从祀，以表示尊崇奖赏的意思。”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万世的罪人，哪里适宜从祀孔子？将他罢黜。臣良胜说：“褒扬尊崇道统祭祀，屡次有诏令颁布，我唯独详细列举理宗的诏令，是因为：洙泗道的源头，尚且在异代得到表彰；而濂洛儒雅，却在本朝成为典范。主张道教，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况且自从韩侂胄奸邪得志，伪学被禁，贤者无处容身，道教阻塞，自古未有。如今遇到奇逢，增添祭器的光辉。王安石误国，周敦颐、张载辅助邪道，当初在孔庭祭祀，已被优伶嘲笑。尊崇和斥责同时实行，劝善惩恶的效果更加深远。理宗的谥号，确实有依据了。”
辽义宗耶律阮聪敏好学，做太子时，太祖问侍臣说：“受命的君主，应当事奉上天敬奉神灵，那些有大功德的人，我想祭祀他们，谁为先？”都以佛来回答。太祖说：“佛不是中国的宗教。”义宗说：“孔子是大圣人，万世所尊崇，应当为先。”太祖非常高兴，立即建立孔子庙，下诏皇太子春秋两季举行释奠礼。
臣按：这是孔庙实行春秋祭祀的开始。
金熙宗正兴起礼乐，在上京建立孔子庙，寻找孔子的后代，得到四十九代孙承奉郎孔璠，袭封衍圣公。
臣按：这是孔氏的后代，孔端友以奉圣公改封衍圣公，避开金师向南而去，金朝又封孔璠，仍然沿用宋朝的名爵，一直延续到今天。
元武宗下诏说：“在孔子之前成圣的人，没有孔子就无法阐明；在孔子之后成圣的人，没有孔子就无法效法。这就是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百王的典范，万世的师表。我继承大业，敬仰美好的风气，遵循古代的良好规制，举行追封的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仰望圣教的尊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无法穷尽名言之妙，尚且依靠神化，保佑我大元。”
臣良胜说：辽、金、元，都不是兴起于中原诸夏，却深深受益于圣贤的教化。然而对于孔道的尊崇，有增无减。至于元朝的诏令，辞藻华美，尊号到了极致，没有再能增加的了。我曾玩味《易经》中的“剥”、“复”二卦，当阳气旺盛生长，万物繁茂新鲜，所谓的生气，都是天地的常态。至于五阴剥尽，阳气微弱，而硕果未被食用，尚且开启一阳之后，进而三阳为泰，所以叫“复”，这难道不是看到天地的心吗？道教到了辽、金、元的君主，尊崇礼遇依然如故，我也说“复”，这难道不是看到圣人的道吗？
本朝洪武三年诏书略说：“历代史臣烈士，都是当时初封作为实号，后世的谥美之称，都予以革除。孔子善于阐明先王的重要道理，作为天下的老师，来济助后世，不是有功于一方一时的人可以比拟的。所有的封爵，应当仍然沿用旧制。”这一年十一月，更改确定孔子释奠祭的祭器礼物，正位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笾豆各十，豋一，铏一，簠簋各二，酒尊三，爵三。起初孔子的祭祀，画像设在高座上，而器物陈列在座下，与画像不相称，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至此拟定各自设立高案，那些豆、笾、簠、簋全部改用瓷器。
明成祖将要视察学校，敕令礼部臣子说：“我认为孔子，是帝王的老师，帝王是百姓的主宰，孔子确立百姓生存的道理，三纲五常的礼仪，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是孔子阐明的，用来教导万世。我的皇考太祖皇帝，承担君师亿兆的责任，正中夏文明的统绪，恢复衣冠礼乐的旧制。渡江之初，首先建立学校，亲自祭祀孔子，御筵讲书，坚守帝王的心法，继承圣贤的道学，集其大成，以达到至治。我继承大业，只遵循成宪。如今应当亲自前往太学，释奠先师，以符合崇儒重道的意思。那些应当实行的礼仪，礼部详细商议后上报。”礼部尚书郑赐说：“宋朝制度拜谒孔子，穿靴袍再拜。”明成祖说：“拜见先师的礼仪不可简略，必须穿皮弁行四拜礼。”
臣良胜说：尊崇道统拜谒圣人，是最恭敬的。最恭敬就没有虚文，而圣祖的心意必定遵循前代的制度来成就其尊崇。明成祖的心意又体察圣祖的心意而达到极致，是亘古所没有的。郑赐举宋朝制度来回答，这是始于仁宗初年，有关部门也曾议论上行肃揖礼。仁宗特意再拜，然而拜礼的实行也已经很久了。宋朝有关部门没有考证，而以肃揖来议论。周太祖祭祀曲阜，将要致敬，左右说：“仲尼是人臣，
无致敬之文。」太祖曰：「文宣，百代帝王师也，得无敬乎？」拜奠祠下，是拜始于周。太祖再拜始于宋仁宗，四拜始于文皇，而尊道之礼为至。我仁皇而赐第京师，以礼其后。纯皇又以礼，官周洪谟之言加八佾，而天子之礼乐备矣。臣尝谓圣道在元，犹剥之复，恭遇列圣，其当泰运之极乎？右衍崇教之制。
译没有表示敬意的文献记载。」太祖说：「文宣王是百代帝王的老师，难道能不敬吗？」于是拜祭于祠庙之下，这种拜礼始于周代。太祖行再拜之礼始于宋仁宗，行四拜之礼始于文皇，尊崇大道的礼仪至此达到极致。我仁皇在京师赐予宅第，以礼对待其后代。纯皇又依礼制，采纳周洪谟的建议增加八佾舞，从而使天子的礼乐完备了。我曾说圣道在元代，如同剥卦转为复卦，恭敬地逢遇历代圣君，这应当是泰运的极致吧？以上所述为衍崇教化的制度。
梁武帝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防。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身，素牀瓦器，亲为四众讲湼槃经。其后侯景百道攻城，昼夜不絶。梁武闻城已陷，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俄而景入，见于太极中堂，以甲士五百人自卫。所求多不遂志，饮膳亦为裁制，忧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朱熹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为帝王，享大地，内蓄姬妾，外列官师，富贵之崇，子孙之众，宫室城池守卫之密，犹以为未足，又命将出师，争夺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不惟君子非之，为佛之道，如达摩者，亦不取也。」或曰：「然则达摩之言亦可取与？」曰：「为佛之道，浅深精粗，所得不同，要其极致，归于殄灭伦理，以之为己，则逆而不祥；以之为人，则偏而不公；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得其当，儒者弃而絶之可也。」
尹起莘曰：「甚哉，梁武之愚也！人生天地间，有此生则有此身。生不可灭，则身不可舍。亦不知梁武所谓舍者，以何为舍尔若以屏富贵、弃妻子为舍耶？则是为舍物，而非曰舍身也。若以委其身于佛氏为舍耶？则为佛者当取其身而用之可也。今既曰舍，而其身犹在，则是初未尝舍也。身未尝舍，而强名曰舍，则固已昧其心于不诚矣。他时诸臣又以金而赎其身，不知当其舍之之时，孰从而受之？而赎之之时，又孰从而归之也？梁武身非卖僮，而可舍可赎。此不惟愚诳其民、愚诳其身，且愚诳其所谓佛者。末年荷荷之时，又复恋恋而不能舍。何哉？」
宋徽宗讽道箓院曰：“朕乃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悯中夏被金人之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羣臣及道箓院上表册之。
金斡哩雅布自汴迁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如金与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及康王母韦贤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张邦昌率百官遥辞于南重门外，众恸哭有仆絶者。既渡河，谓曹勲曰：「我梦四日并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绢半臂，书其领中曰：「便可即眞来救父母。」后金迁置五国城，自离汴与渊圣及后妃族属极被窘辱，临崩遗言欲归塟内地，金主不许。
臣刘定之曰：佛本西夷之人，而其徒谓佛之身体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谓“中华被金人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谓妖矣。未几，完顔起自长白，建号大金，荡覆中华，斯言若为之先兆也。唐僖宗纪年为广明时，黄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黄”，此黄当代唐之征。后之论者谓天啓民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岂不类此？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经箓斋醮之是务，设幄座于林灵素之侧，听其嘲诙媱笑之言，而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异于沭猴而冠者哉？谓之教而不言何教，以见此教之外无他教；谓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见此道之外无他道。人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昔日为神霄玉清主、长生大帝君于天，今日为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暗众，不自知他日将为昏徳公于金而不胜卑屈矣，可胜叹哉！
臣丘濬曰：呜呼！人君受命于天，以为天子，践祖宗之位，继先君之体，以为臣民中外之主，称之曰皇帝，葢无以加矣。徽宗承神宗之遗体，而自谓上帝之元子，为中国之帝王，而自谓大霄之帝君，不知徽宗夙生而防悟此欤？或得之梦寐也？抑亦方士辈之言乎？堂堂万乘之主，巍巍九重之尊，乃受方士之册，不为儒学之主，而主异端之教；不为万乘之君，而为道士之君。本欲自尊自大，而不知适以自卑自小也。但其所谓中华被金人之言，遂成完顔氏之谶，岂非神鉴昏浊，鬼或使之，以儆天下后世欤？
元成宗元贞二年，授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才为太素凝神广道眞人，领江南诸路道教。
臣丘濬曰：汉张道陵之后，世守其法，前此未有赐以号也。赐以号始于宋真宗，凡嗣世者，皆赐以先生号，然无阶品。至乎元，乃封为
译梁武帝驾临同泰寺，设立四部无遮大会。他脱下皇帝的服饰，穿上法衣，实行清净的大舍身，睡在素色的床上，使用瓦器，亲自为僧、尼、男、女四众讲解《涅槃经》。后来侯景从百道攻城，昼夜不停。梁武帝听说京城已陷落，叹息道：“这江山是我自己得到的，也是我自己失去的，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不久侯景进入宫中，在太极殿的中堂见到他，梁武帝用五百名披甲士兵自卫。侯景所求多不遂意，饮食也被限制，梁武帝忧愤成疾，嘴里发苦想要蜜却得不到，连声说：“荷荷！”于是去世。
朱熹说：“佛家修行有五个要点，舍弃是其中之一。梁武帝身为帝王，享有广大的土地，内蓄姬妾，外列官师，富贵之尊崇，子孙之众多，宫室城池守卫之严密，还觉得不够，又命将出师，在外争夺，唯恐失去，哪里谈得上能舍弃呢？不仅君子非议他，即使是佛家之道，像达摩那样的人，也不认可他。”有人问：“那么达摩的话也可以采纳吗？”朱熹说：“佛家之道，有浅深精粗之分，所得不同，但其极致，归于灭绝伦理。把它作为自己的准则，则悖逆而不祥；把它作为治理他人的准则，则偏颇而不公；把它作为治理天下国家的准则，无处能得其当，儒家抛弃并断绝它是可以的。”
尹起莘说：“梁武帝的愚蠢太严重了！人生在天地间，有这生命就有这身体。生命不可消灭，则身体不可舍弃。也不知道梁武帝所谓的舍弃，是以什么为舍弃呢？如果以屏除富贵、抛弃妻子为舍弃，那是舍弃外物，而不是说舍弃身体。如果以把身体委身于佛家为舍弃，那么佛家应当取用他的身体才可以。现在既然说舍弃，而他的身体还在，那就是当初未曾舍弃。身体未曾舍弃，却强行命名为舍弃，那就已经使他的心在不诚中蒙昧了。后来众臣又用金子赎回他的身体，不知道当他舍弃的时候，谁接受了呢？而赎回的时候，又谁归还了呢？梁武帝的身体不是卖身的童仆，却可以舍弃可以赎回。这不仅愚弄欺骗他的百姓、愚弄欺骗他的身体，而且愚弄欺骗他所谓的佛。末年说‘荷荷’的时候，又眷恋而不能舍弃。为什么呢？”
宋徽宗对道箓院说：“我是上帝的长子，是大霄帝君。怜悯中原被金人的教化所害，于是恳求上帝，愿意做人间君主，让天下归于正道。你们可以上表章，册封我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群臣及道箓院上表册封他。
金斡哩雅布从汴京迁徙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到金国，与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以及康王母亲韦贤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一起北去。张邦昌率领百官在南重门外遥拜辞别，众人痛哭，有昏倒绝气的。渡过黄河后，对曹勋说：“我梦见四个太阳同时出来，这是中原争立君主的征兆，不知道中原的百姓还肯推戴康王吗？”于是拿出御衣绢半臂，在领中写道：“便可即真来救父母。”后来金国将他们迁徙安置在五国城，自从离开汴京，与渊圣及后妃族属极受窘辱，临终遗言想归葬内地，金主不允许。
臣刘定之说：佛本是西夷之人，而他的徒众说佛的身体面貌都像金色。徽宗所说的“中原被金人的教化”，是指佛教而言。然而他的话可以说是妖妄了。不久，完颜起兵于长白山，建号大金，荡覆中华，这话好像成了先兆。唐僖宗纪年为广明时，黄巢初起，说“唐去君而存黄”，这是黄巢代替唐朝的征兆。后来的评论者说上天启示民主，以告知世间的灭亡。徽宗的话，难道不与此类似吗？徽宗是下愚的君主。致力于经箓斋醮，在林灵素旁边设幄座，听他嘲诙淫笑之言，而自号为教主道君皇帝，这与沐猴而冠有什么不同呢？说教而不说是什么教，以此显示此教之外无他教；说道而不说是什么道，以此显示此道之外无他道。人能主宰此教、君临此道，而天下能做的事就完毕了。昔日在天为神霄玉清主、长生大帝君，今日在宋为教主道君皇帝，多么尊贵啊！以此欺骗愚暗的众人，不知道自己将来将在金国成为昏德公而不胜卑屈，可叹啊！
臣丘濬说：唉！人君受命于天，作为天子，践祖宗之位，继先君之体，作为臣民中外的君主，称为皇帝，大概无以复加了。徽宗继承神宗的遗体，而自称上帝的长子，作为中国帝王，而自称大霄帝君，不知道徽宗是前世就领悟这个吗？还是梦中得到的？或者是方士辈的话吗？堂堂万乘之主，巍巍九重之尊，竟然接受方士的册封，不做儒学之主，而做异端之教的主；不做万乘之君，而做道士之君。本想自尊自大，而不知道适足以自卑自小。但他所说的中原被金人之言，遂成完颜氏的谶语，难道不是神鉴昏浊，鬼或使之，以警戒天下后世吗？
元成宗元贞二年，授嗣汉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才为太素凝神广道真人，领江南诸路道教。
臣丘濬说：汉张道陵之后，世守其法，以前未曾赐以号。赐以号始于宋真宗，凡是嗣世者，都赐以先生号，然而没有阶品。到了元朝，才封为
元顺帝时，樊轨敬擢授经郎，尝见帝师不拜。或谂之曰：“帝师，天子素重，王公大人见必俯伏作礼，公独不拜，何也？”轨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异教乎？”臣良胜曰：“异端之教亦多矣，臣独详于佛老者，天下方将以释道配儒为三教，则病儒教者莫甚于佛老，其他支余流裔不足道也。古之帝王崇异教者多矣，臣独详于梁武帝、宋徽宗者，崇佛而至于舍其身，崇道而至于易其号，古所无者，其身死国亡之独异，亦古所无者，足以解惑也。然徽宗所论者老之教也，至元成宗，并老之徒亦加以眞人之号矣。武帝所言者佛之教也，至元顺帝，并佛之徒亦加以帝师之号，百官尊礼之矣。彼皆闇主也，已不足责。而成宗絶，英宗明宗遇弑，英宗絶，泰定继统，又絶顺帝，又奔沙漠以亡，是皆足以为戒矣。”
右衍异教之流
中庸衍义卷三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四明夏良胜撰致中和之义【中和之极，协和之征，修和之诚，戾和之咎】
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神乎？」
朱熹曰：「人与天地▯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牿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
胡安国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八卦画；箫韶作，春秋成，而鳯麟至。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一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一之动，志也。」
臣良胜曰：「大人之所以合于天地、日月、四时、▯神者，非有他也，亦在体仁、长人、嘉防、合礼、利物、和义、贞固、干事。吾之四德，有以配乎干之四德，则吾性情即天也。所谓性情即中和也。天地之位，万物之育，皆中和之应。有求之而不得，有避之而不能者矣。」
豫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臣良胜曰：豫者，和也。所以和者，中也。天地之顺，动天地之中和也。圣人之顺，动圣人之中和也。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刑清民服，皆中和自然之应也。
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程颐曰：天道生万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体天之道，养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对时育物之道也。
鼎上九鼎玉▯大吉无不利
程颐曰：「井与鼎，以上出为用，处终鼎功之成也。在上▯之象，刚而温者，玉也。九虽刚阳，而居隂履柔，不极刚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惟善处而已。刚柔适宜，动静不过，则为大吉，无所不利矣。」
臣良胜曰：「易以制器，尚象。器重而象备，莫若鼎。又以玉▯当上之用，而鼎之功成，非▯不足为全鼎矣。玉之刚温中和之德也。君而体此，则必善始令终，而无矜高怠废之虑矣。臣而体此，则必履满知止，而无持禄固宠之辱矣。是皆所谓刚而能温，中和之道也。是故君子于鼎之铉，有异观焉。」
益稷防曰：「戞击鸣球，▯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賔在位。羣后德让，下管鼗鼔，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鳯凰来仪。」
蔡沉曰：「按季札观周乐，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尽矣！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虽甚盛徳，蔑以加矣。』夫韶乐之奏，幽而感神，则祖考来格；明而感人，则羣后德让；征而感物，则鳯仪兽舞。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之无不覆帱也。其乐之传，歴千余载，孔子闻之于齐，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则当时感召，从可知矣。」
洪范》曰：八庶征曰▯，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蔡沉曰：「所验者非一，故谓之庶征。」▯「▯、燠、寒、风，各以时至，故曰时也。备者无阙少也，叙者应节候
译元顺帝时，樊轨敬被提拔授予经郎的官职，曾经见到帝师而不行跪拜之礼。有人劝他说：“帝师，是天子向来敬重的人，王公大人见到他必定俯身趴伏行礼，唯独您不拜，为什么呢？”樊轨敬说：“我是孔氏的门徒，只知道尊崇孔氏罢了，为什么要拜异教之人呢？”
臣良胜说：“异端的教派也很多，我唯独详细论述佛家和道家，是因为当时天下正打算将释、道与儒并列作为三教，那么损害儒教的没有比佛、老更严重的了，其他的支派余流不值得谈论。古代推崇异教的帝王很多，我唯独详细论述梁武帝和宋徽宗，是因为推崇佛教以至于舍身出家，推崇道教以至于更改国号，这是古代所没有的；他们自身死亡、国家灭亡的独特结局，也是古代所没有的，足以使人解除疑惑。然而徽宗所推崇的是老子的教义，到了元成宗时，连老子的门徒也被加封为‘真人’的称号了。梁武帝所推崇的是佛教，到了元顺帝时，连佛教的门徒也被加封为‘帝师’的称号，百官都尊崇礼遇他们。他们都是昏庸的君主，已经不值得责备。而成宗绝嗣，英宗、明宗遭遇弑杀，英宗绝嗣，泰定帝继承皇位，又绝嗣，顺帝又逃奔沙漠而导致灭亡，这些都足以作为警戒了。”
右边是推衍异教流弊的内容。
《中庸衍义》卷三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四，明夏良胜撰，论致中和的意义【中和的极致，协和的征兆，修和的诚意，乖戾和的灾祸】
《文言》说：“那伟大的人，与天地契合其德行，与日月契合其光明，与四季契合其次序，与鬼神契合其吉凶。在天的变化之前行动，天也不违背他；在天的变化之后行动，则顺奉天时。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于人呢？何况于鬼神呢？”
朱熹说：“人与天地鬼神本来没有不同的道理，只是被有我的私欲所蒙蔽，所以受形体限制而不能相通。伟大的人没有私欲，以道为根本，哪里还说得清彼此先后的区别呢！”
胡安国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于是八卦被画出来；箫韶乐曲奏响，《春秋》完成，于是凤凰麒麟到来。舜、孔子，是先天而动的人。先天而动天不违背，这是意志专一而引发的动，属于气的作用。伏羲氏，是后天而动的人。后天而动顺奉天时，这是气专一而引发的动，属于意志的作用。”
臣良胜说：“伟大的人之所以能与天地、日月、四季、鬼神相契合，没有别的原因，也就是在于体现仁爱、养育众人、嘉奖善行、合乎礼仪、利于万物、和谐道义、坚贞稳固、处理事务。我的四种德行，能够配合乾卦的四种德行，那么我的性情就是天。所谓性情就是中和。天地的定位，万物的化育，都是中和的感应。有追求它却得不到的，有躲避它却不能避开的。”
《豫卦》的彖辞说：“天地顺着规律运动，所以日月运行不偏差，四季更替不错乱。圣人顺着规律行动，那么刑罚清明而百姓信服。豫卦所蕴含的时位意义，真是伟大啊！”
臣良胜说：“豫，就是和。所以能和谐的原因，在于中。天地的顺动，是天地中和的体现。圣人的顺动，是圣人中和的体现。日月不偏差，四季不错乱。刑罚清明百姓信服，都是中和自然产生的感应。
《无妄卦》的象辞说：天下雷行，万物真实无妄。先王因此顺应时节，养育万物。程颐说：天道化生万物，各自端正其性命而不虚妄。君王体悟天道的规律，养育人民，以至于昆虫草木，使它们各得其宜，这就是顺应时节养育万物的道理。
《鼎卦》上九爻辞：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程颐说：“井和鼎，都以向上取出为功用，处于终位是鼎功完成的象征。在上位的象征，刚健而温和的，是玉。九爻虽然是刚阳，但居于阴位踏在柔位上，不极端刚强而能温和。处于成功之道，只有善于处位而已。刚柔适宜，动静不过分，就是大吉，无所不利了。”
臣良胜说：“《易经》通过制作器物，崇尚取象。器物重要而象征完备，没有比鼎更典型的了。又用玉铉作为鼎上部的提耳，鼎的功用才完成，没有铉就不能成为完整的鼎。玉具有刚健温和中和的德行。君王如果体悟这一点，就一定能善始善终，而没有骄傲自满、懈怠废弛的忧虑。臣子如果体悟这一点，就一定能身处高位知道止步，而没有贪恋禄位、固守宠幸的耻辱。这都是所谓刚健而能温和，中和的道理。因此君子对于鼎的提耳，有独特的看法。”
《尚书·益稷》篇说：“敲击鸣球，拍击琴瑟来歌唱。祖先神灵来降临，虞国的宾客在位。诸侯们以德相让，下面吹奏管乐、击打鼗鼓，配合柷敔来节制。笙和钟相间演奏，鸟兽跄跄起舞。箫韶乐曲奏到九章，凤凰来仪。”
蔡沉说：“查考季札观看周朝乐舞，见到跳韶舞的人，说：‘德行达到极致了！像天没有不覆盖的，像地没有不承载的。即使是非常盛大的德行，也没有能超过的了。’韶乐演奏，幽深而感动神灵，所以祖先神灵来降临；光明而感动人，所以诸侯以德相让；征召而感动万物，所以凤凰来仪、野兽起舞。它之所以能感召如此，都是因为舜的德行，像天没有不覆盖一样。它的乐曲流传，经历一千多年，孔子在齐国听到，尚且三个月不知肉味，说：‘没想到音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当时感召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了。”
《洪范》说：八种庶征说：曰肃，曰乂，曰燠，曰寒，曰风，曰时，这五种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众草茂盛。
蔡沉说：“所验证的现象不止一种，所以称为庶征。”“肃、乂、燠、寒、风，各自按时节到来，所以称为时。具备是指没有缺失，次序是指顺应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