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衍义卷八
各得其当，无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几所以审其事之发，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于左右辅弼之臣，又皆尽其绳愆纠缪之职，内外交脩，无有不至。若是则惟无作，作则天下无不丕应。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岂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译各自得到适当的处置，没有停止却得不到适当停止的情况。只有洞察细微，才能审察事务的萌发；只有保持安康，才能省察事务的安定。至于左右辅佐的大臣，也都尽到了纠正过失、匡正错误的职责，内外共同修治，没有不达到尽善尽美的。如果这样，那么只要不妄为，一旦有所作为，天下就没有不盛大响应的。本来就有预先揣度心意而等待我的人，因此能明显地承受上天的眷顾，上天难道不会重新任命并施加美好的福佑吗？
臣良胜曰：所贵乎知者，有以成天下之务也。大禹惟动，则天下丕应。徯志则其知亦大矣。其所以有是者，惟左右之承弼，而非自用也。人君惟察其几与康。而所谓几与康者，皆吾心所安，而非外求之者。心而安于所止，则为君而止乎仁，为臣而止乎【阙】
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言。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宣子与之乗，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而朝。
臣良胜曰：「善哉！叔向其以知免乎哉？以其私焉，非知也已。夫善者，天下之公也。公其善，用厥善；私其善，丧厥善。祁大夫之举讐，以讐之善也。非以其讐释之，其举子也，以子之善也。非以其子私之也。是故乗驿而免。叔向免善也，非私于叔向也。叔向之获免，以善免也，非有私于祁大夫也。大夫何以见叔向？叔向亦何以谢为哉？是故公善者，人固公望之；私善者，人亦私属之。属之以私善，虽公犹私也。」乐王鲋谓叔向曰：「吾为子请，固欲私之，又何能为？」此叔向所以不答，而独望于祁大夫也。智哉！叔向以善免乎哉？
齐庆封来奔
左氏曰：「庆氏亡，与晏子▯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阙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卷九>】
厉立良，止止矣，并及子孔而立泄，何也？止民之惑而示以正也。若以其厉而后之，则后之厉日益及子孔，则后伯有亦大夫，置后之常典也。以罪死立后，非义也。立泄，若以大义存诛絶之后，不以其为厉也。刘安世谓班固以张纯之故而私张汤，并杜周而贷之，正子产立泄意也。噫，此子产善用其智者，故曰成大事者在知，知犹水乎？
孟子曰：「如知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知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知者亦行其所无事，则其知亦大矣。」
朱熹曰：「天下之理，本皆顺利。小知之人，务为穿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则因其自然之势而导之，未尝以私知穿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润下之性而不为害也。」
臣良胜曰：性中之知，属四德之贞。贞者，事之干也。孟子于知，以治水言。禹之治水，地以之平，天以之成，万世永赖。则古今之事，莫有大于禹之治水者。当时虽尧、舜亦弗专行。鲧名能治，而九载功用弗成。禹亦八年于外，三过门而不入。手胼足胝，乃克有济。故知而足以治水，若禹则古今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者。君子知以配天，德之贞其大如此。
汉髙祖疾甚，吕后问曰：“陛下百嵗后，萧相国既殂，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戅；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
苏洵曰：汉髙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足揺目，以刼制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髙帝乃木强之人而止尔。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知之所不及，则髙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髙帝之知，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帝尝语吕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安矣。勃又将谁安耶？故吾之意曰：髙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
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縯兄弟威名益盛，隂劝更始除之。更始不敢发。部将刘稷闻更始立，怒曰：“本图起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耶？”更始収稷，将诛之。縯固争，李轶、朱鲔劝更始并执縯，即日杀之。官属迎弟秀，秀不与交，私语惟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臣良胜曰：
译臣良胜说：人们之所以看重智慧，是因为它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大禹只要有所行动，天下就会广泛响应。等待他意志的显现，他的智慧也就显得非常伟大了。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有左右辅佐之臣的匡正，而不是刚愎自用。君主只应审察事物的细微征兆与安泰之道。而所谓的征兆与安泰，都是内心所安定的，而不是向外寻求的。内心安于所应止之处，作为君主就止于仁德，作为臣子就止于【阙文】
后稷难道不迷惑吗？鲧被诛杀而禹兴起，伊尹放逐太甲又辅佐他，最终没有怨言。管叔、蔡叔被杀戮，周公辅佐成王，怎么能因为像虎一样的危险就抛弃国家呢？祁奚与叔向同车，向国君进言使叔向获免；祁奚没有见到叔向就回来了，叔向也没有告诉祁奚自己获免就朝见国君。
臣良胜说：“好啊！叔向是靠智慧获免的吗？他是靠私情获免的，这不是智慧。善，是天下公有的。将善视为公有，就能运用善；将善视为私有，就会丧失善。祁奚举荐仇人，是因为仇人有善。不是因为他是仇人就释放他；他举荐儿子，是因为儿子有善。不是因为他是儿子就偏私他。所以乘车去请求赦免。叔向获免，是因为善，不是因为对叔向有私情。叔向获免，是因为善而获免，不是因为对祁奚有私情。祁奚为什么要见叔向？叔向又为什么要谢恩呢？所以，将善视为公有的人，人们自然对他抱有公望；将善视为私有的人，人们也就对他抱有私属。把私善归属于他，即使是公事也变成了私事。”乐王鲋对叔向说：“我替你请求，本来是想偏私你，又能做什么呢？”这就是叔向不回答，而只寄希望于祁奚的原因。真是有智慧啊！叔向是靠善获免的吗？
齐国的庆封来投奔。
左氏说：“庆氏灭亡了，把晏子封邑的六十个里让给他，晏子不接受。子尾说：‘富裕是人们所想要的，为什么偏偏不想要？’晏子回答说：‘庆氏的封邑足以满足欲望，所以灭亡。我的封邑不足以让人起贪欲，增加这些才足够。欲望满足了，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我在外任职，不能主宰我的一个封邑，不接受这些，不是厌恶富裕，而是害怕失去富裕【阙文】
厉公被立，止止了，并且等到子孔被立而泄也被立，为什么呢？是为了制止百姓的迷惑并展示正道。如果因为厉公而后立他，那么后立的厉公日益增多，等到子孔，那么后立的伯有也是大夫，这是设置后嗣的常规典制。因罪而死而立后嗣，不符合道义。立泄，如果是为了大义而保存被诛绝的后嗣，不是因为他是厉公。刘安世说班固因为张纯的缘故而偏私张汤，并宽贷杜周，这正是子产立泄的意思。唉，这是子产善于运用智慧的地方，所以说成就大事的人在于智慧，智慧就像水一样吗？
孟子说：“如果智慧像大禹治水那样，就不会厌恶智慧了。大禹治水，是顺着水自然的样子去做。如果智慧也像这样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那么他的智慧也就非常伟大了。”
朱熹说：“天下的道理，本来都是顺畅的。小智慧的人，务求穿凿附会，所以会失误。大禹治水，是顺着水的自然趋势去疏导，不曾以私智穿凿附会而有所作为，因此水得到了润下的本性而不造成灾害。”
臣良胜说：本性中的智慧，属于四德中的贞。贞，是事物的主干。孟子对于智慧，用治水来比喻。大禹治水，大地因此平坦，上天因此成就，万世永远依赖。那么古今的事情，没有比大禹治水更大的了。当时即使是尧、舜也不能独自施行。鲧号称能治水，但九年功夫没有成功。大禹也在外八年，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手脚生满老茧，才取得成功。所以有智慧足以治水，像大禹那样，古今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能做的。君子的智慧与天相配，德行的贞正如此伟大。
汉高祖病重，吕后问说：“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去世后，让谁代替他？”高祖说：“曹参可以。”问其次，高祖说：“王陵可以，但他有些刚直；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智慧有余，但难以单独任用；周勃厚重少文，但安定刘氏的必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吕后又问其次，高祖说：“这以后就不是你所知道的了。”
苏洵说：汉高祖挟持权术，以制约一时的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的形势，举足摇目，以胁迫控制项羽，不如张良。没有这两个人，天下就不会归附汉朝，而高帝只是一个木强之人罢了。然而天下已经安定，后世子孙的计策，陈平、张良的智慧所不及的，高帝常常预先为他们规划处置，以符合后世的行为，清楚地像亲眼见到事情而做的那样。大概高帝的智慧，明于大而暗于小，到了这里才显现出来。高帝曾经对吕后说：“周勃厚重少文，但安定刘氏的必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安定了。周勃又将安定谁呢？所以我的意思是：高帝把太尉的职位交给周勃，是知道有吕氏的祸患。
新市、平林的将领们因为刘縯兄弟的威名日益盛大，暗中劝更始帝除掉他们。更始帝不敢发动。部将刘稷听说更始帝被立，愤怒地说：“本来图谋起大事的，是伯升兄弟。现在更始帝是个什么东西？”更始帝逮捕刘稷，将要诛杀他。刘縯极力争辩，李轶、朱鲔劝更始帝一并逮捕刘縯，当天就杀了他。官员们迎接刘秀，刘秀不与他们交往，私下里只有深深的叹息，引咎自责而已，不曾夸耀昆阳的战功，又不敢为刘縯服丧，饮食言笑像平常一样。更始帝因此感到惭愧，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
臣良胜说：
「光武中兴，功业知以成之，其端见于此也。」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鸷之将撃，必避其形。」当更始肆忌伯升之时光，武非忍以处之，方鞅鞅不自安，则其忌害之毒，未必不以待伯升者待之也。夫惟能有所屈也，而后能有所伸。勾践既败，屈意事吴，不十余年，吴其沼矣。然则光武之知用于其始，髙祖之知用于其终，皆大知也。
译光武中兴，功业之所以能够成就，其端倪就体现在这里。《尚书》说：“一定要有忍耐，才能有所成就。猛禽将要搏击时，必定先收敛其形貌。”当更始帝肆意猜忌刘伯升的时候，光武帝如果不是以忍耐来应对，而是愤愤不平、内心不安，那么更始帝猜忌迫害的毒手，未必不会像对待刘伯升那样来对待他。正因为能够有所屈从，然后才能有所伸展。勾践战败后，屈心忍辱侍奉吴国，不到十年，吴国就被越国灭掉，成为越国的池沼。那么，光武帝在起初就懂得运用智谋，汉高祖在最终懂得运用智谋，这都是大智慧。
唐太宗问房▯龄、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毎临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羣臣。天下至广，一日万几，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惟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闗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脩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勅有司：“自今诏勑行下，有未便者，皆就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已意。”
范祖禹曰：「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舜皋陶所以赓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为明，臣以任职为良。君知人，则贤者得行其所学；臣任职，则不贤者不得茍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职，则丛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则惰矣。此万事所以隳也。当舜之时，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土谷之事，舜不亲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礼，夔典乐，礼乐之事，舜不与也。益作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为一相，总百官，自稷以下分职以聴焉。君人者，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劳也，所治者寡，所职者详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知日，亦不足矣。故其臣下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贤者不得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无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此得其道故也。
宋太祖雪夜幸赵普家，曰：“已约晋王矣。”已而王至，共于堂中设重裀地坐。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矣，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黙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待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无所逃。”帝叹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遂定下江南之策。臣良胜曰：“自古开创之主，志在辟土，遂穷兵敝财，虚已事人，寻亦困败，不可支撑。”宋祖与赵普议留太原以当西北之患，最为得策。大抵凡器物之有觚棱者，必壊，必自边始。西周封建，以秦、晋、燕、赵独当戎狄之冲流，及东迁而京师拱卫，犹得拥虚器者数百年。幽王之祸，虽自犬戎，然亦申侯召之，非夷狄本谋也。至如河东折氏、灵武李氏，自五代来世守其土，两番畏之，故令世袭，此意亦然。虏之入冦，先壊此地，乃渠本家子孙久逺，物必行爱惜，分外防备尔。其后以世袭不便，乃移李氏为陜西两【阙】
汉髙祖召韩信拜大将，择良日，设坛塲，具礼毕。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辞谢，因问王曰：“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羽耶？”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哑叱咤，千人自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尔。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闗中而都彭城，放逐义帝，所过无不残灭，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之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将，将秦子弟数嵗矣，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
译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两人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政事，每次临朝有时直到太阳偏西，让五品以上的官员坐着讨论政事，卫士传递食物给他吃。虽然他的本性不算仁厚，但也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文帝不明达却喜欢明察，不明达则照察就有不通达之处，喜欢明察则对事物多疑。政事都由自己决断，不委任群臣。天下极其广大，一天有上万件事务，即使他劳神苦形，难道能一一处理得当吗？群臣既然知道皇帝的心意，只是听从决断接受成命，即使有错失违误，也不敢劝谏争辩。这就是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我则不然，选拔天下的贤才，安置在百官职位上，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务，关键由宰相审核熟虑是否便利安定，然后奏报给我。有功就赏赐，有罪就刑罚，谁敢不竭尽心力来修明职守？还担忧天下治理不好吗？于是敕令有关部门：“从今以后诏令颁布执行，如果有不便利的地方，都应当据实奏报，不得阿谀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尽数表达。”
范祖禹说：《尚书》说：“元首英明啊，股肱良善啊，万事安康啊。”又说：“元首琐碎啊，股肱懈怠啊，万事败坏啊。”这是舜和皋陶唱和诗歌互相警戒的原因。君主以知人为明达，臣子以任职为良善。君主知人，那么贤者就能施行他们的所学；臣子任职，那么不贤者就不能苟且容身于朝廷。这就是万事安康的原因。如果君主行使臣子的职权，那就是琐碎；臣子不承担君主的事务，那就是懈怠。这就是万事败坏的原因。在舜的时候，禹平定水土，稷播种百谷，水土谷物之事，舜不亲自处理。契施行五教，皋陶明定五刑，教化刑罚之事，舜不治理。伯夷掌管礼仪，夔掌管音乐，礼乐之事，舜不参与。益担任虞官，垂担任共工，虞工之事，舜不过问。禹作为一相，统领百官，从稷以下分职听命。君主，就像天运行于上，而四季寒暑各自遵循次序，那么不劳而万物生长。君主不可以不安逸，所治理的范围大，所掌管的关键要。臣子不可以不辛劳，所治理的范围小，所职掌的事务详。不明达的君主不能知人，所以务求明察而多疑，想以一人之身代替百官的工作，那么即使圣智如日，也不足够了。所以他的臣下无论事情大小都归之于君主，政事有得失不承担祸患，贤者不能实现志向，而持禄保位之士得以保住职位，这就是天下治理不好的原因。因此隋文帝勤勉而无功，唐太宗安逸而有成，那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治国之道，而太宗掌握了治国之道。
宋太祖雪夜驾临赵普家，说：“已经约定晋王来了。”不久晋王到了，一起在堂中铺设重垫在地而坐。赵普从容地问说：“夜深寒冷厉害，陛下为什么出来？”皇帝说：“我睡不着，一床之外都是别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陛下小看天下吗？南征北伐，现在正是时候，希望听听成功的计策指向哪里。”皇帝说：“我想攻下太原。”赵普沉默了很久，说：“这不是臣所知道的。”皇帝问他原因，赵普说：“太原处在西北两面的边境，如果一举攻下，那么两面边境的祸患，我们独自承担。为什么不暂且留下它，等待削平各国？那么弹丸黑子之地，将无处可逃。”皇帝感叹说：“我的意思正是这样，只是试探你罢了。”于是定下了攻取江南的策略。臣良胜说：“自古开创的君主，志向在于开拓土地，于是穷兵黩武耗费财力，虚己事人，不久也困败，不可支撑。”宋太祖与赵普商议留下太原以抵挡西北的祸患，最为得策。大抵凡是器物有棱角者，必定损坏，必定从边境开始。西周分封，以秦、晋、燕、赵独自抵挡戎狄的冲击，等到东迁而京师拱卫，还能拥有虚器几百年。幽王的祸患，虽然来自犬戎，然而也是申侯招致的，并非夷狄原本的谋略。至于河东折氏、灵武李氏，自五代以来世代守卫他们的土地，两番畏惧他们，所以让他们世袭，这个意思也是如此。敌虏入侵，先破坏此地，乃是他们本家子孙久远，事物必定爱惜，分外防备罢了。后来因为世袭不便，于是迁移李氏为陕西两【缺】
汉高祖召见韩信拜为大将，选择良辰吉日，设置坛场，礼仪完备。汉王说：“丞相多次提到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教导我？”韩信辞谢，于是问汉王说：“现在向东争夺天下权力，难道不是项羽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自己估量勇猛强悍仁义强大，与项王相比如何？”汉王很久说：“不如他。”韩信说：“我也认为大王不如他。然而臣曾经侍奉他，请说说项王的为人。项王怒吼叱咤，千人自行废退，然而不能任用委任贤将，这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人有疾病，流泪分给饮食；等到让人有功应当封爵，印信磨破，忍心不能给予，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而臣服诸侯，不占据关中而都彭城，放逐义帝，所过之处无不残灭，虽然为霸，实际上失去了天下人心，所以他的强盛容易变弱。现在大王如果能反其道而行，任用天下武勇，有什么不能诛灭？用天下的城邑封赏功臣，有什么不能服从？用义兵跟随思念东归的士卒，有什么不能离散？况且三秦王作为将领，率领秦地子弟几年了，欺骗他们的部众，投降诸侯；到了新安
，项王诈坑秦降卒三十余万，惟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入闗，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南阳邓禹杖策追刘秀，及至邺，秀曰：“我得专封拜，生逺来，宁欲仕乎？”禹曰：“不愿也，但愿明公威徳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尔。”秀笑，因留禹宿，进説曰：“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聴防，诸将皆庸人崛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逺图，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徳大功，为天下所向服，军政齐肃，赏罚明信，为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髙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
译项王欺骗并活埋了三十多万秦朝降卒，唯独章邯、司马欣、董翳得以逃脱，秦地的父老兄弟怨恨这三个人，痛恨深入骨髓。如今楚国凭借威势，让这三个人称王，秦地百姓没有谁爱戴他们。大王进入函谷关，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政，秦地百姓没有不想拥戴大王的。称王于秦地的，现在大王如果率军向东，三秦之地可以传布檄文就平定了。”南阳人邓禹拄着马鞭追赶刘秀，追到邺城，刘秀说：“我现在有权力专门封官拜爵，你从远方来，难道想做官吗？”邓禹说：“不愿意，只希望明公的威德加于四海，我能够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在史册上留下功名罢了。”刘秀笑了，于是留下邓禹住宿，邓禹进言说：“现在崤山以东尚未安定，赤眉、青犊等部动不动就有几万人的规模，更始帝既然是平庸之才，又不听从劝谏，各位将领都是平庸之人突然崛起，志向在于钱财，争着使用威势武力，只求早晚自我痛快罢了，并没有忠良明智、深谋远虑，想要尊奉君主、安定百姓的人。明公向来拥有盛德大功，被天下人向往信服，军政整齐严肃，赏罚明确诚信，如今的计策，不如延揽英雄，务必取悦民心，建立高祖那样的基业，拯救万民的性命，以您的才德来谋划，天下不值得担心不能平定。”
刘备诣亮，凡三徃，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頺，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知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巳，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歴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防，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夷越，结好孙权，内脩政治，外观时变，则霸王可成，汉室可兴矣。”
刘基至京时，陈友谅据湖广，张士诚据浙西，皆未下。众以为苏湖地肥饶，欲先取之。基曰：“张士诚自守者尔，陈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之。陈氏既灭，取张氏如囊中物尔。”防陈氏攻洪都，圣祖遂伐陈，因大战于彭蠡湖，胜负未决。公密言于上，移军湖口，期以木金相犯日决胜，皆从之。陈氏平，上还京，定计取张士诚，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密谋居多。
臣良胜曰：方英雄奋起之时，非特君择臣，臣亦择君。故谋臣策士，必附贤哲以自见。而立谈顷刻，毕见底蕴，终身步骤不出范围之外。如臣所録四臣是也。知数相当，俱翊元运，以基帝业。惟孔明心术最明，学问益粹，出处甚正，乃以志蹶身殱，为后世所共惜者，不可以成败论也。苏轼每昝其以闗羽之故而脩怨于吴，是以失策。然观初在草庐之言，已云孙权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先主既殂，邓芝脩好事，固明甚，非孔明之失也。轼又云：尝梦杜甫云：「世人皆不解予八阵图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有蜀，在吞吴之后，此为可恨尔。彼谓欲与闗羽复雠，故恨不能吞吴，非也。子美死已四百年，犹不忘诗。臣谓轼既立论以孔明失策雠吴，故托言子美以自信其説，实是未忘情于文尔。
右衍临知之法
齐侯伐卫遂伐晋
左氏曰：「齐侯将为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而何？』乃弗与田。」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
臣良胜曰：人患无知，亦患多知。武仲多知而欲用者，是以不免。方其对季孙以诘盗，何其正也！既而以谄盗事之，从其废长立少。季孙以为当然而不疑，复狥公鉏而乱孟氏之嫡庶。恶于孟氏而哭之哀曰：「药石生我，比季孙于美疢而毒。」故孟氏之愬行，而斩闗之逃速矣。夫其顺季孙，哭孟氏，皆以知称。其爱恶亦若知，免齐田者，讵知爱恶两失所资如是也哉！噫！若武仲者，殆多知之为累也。
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御龙氏、豢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冺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防，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干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羣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臣良胜曰：「若是乎，龙之知也！嘘气成云，以▯下土，其泽厚矣。而其为山岳，为叶，为梭，神化莫测，故谓之能大能小
译刘备去拜访诸葛亮，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他。于是屏退左右的人说：“汉朝王室衰败，奸臣窃取政权。我不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想要在天下伸张大义，但知道智谋短浅，于是屡遭失败，到了今天的地步。然而我的志向还没有停止，您认为计策应当怎样制定？”诸葛亮说：“现在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和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经三代，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的人为他所用，这可以和他结为外援，但不能图谋他。荆州北边依靠汉水、沔水，利益直达南海，东边连接吴郡、会稽，西边通向巴蜀，这是用武之地，而它的主人不能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益州地势险要，肥沃的田野千里，是天府之国，刘璋昏庸软弱，张鲁在北边，百姓殷实国家富足，却不知道安抚防备，有才能的人希望得到贤明的君主。将军既然是帝王的后代，信义显扬于四海，如果跨有荆州、益州，保住那里的险阻，安抚和睦夷越各族，与孙权结好，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局变化，那么霸业可以成就，汉朝可以复兴了。”
刘基到达京城时，陈友谅占据湖广，张士诚占据浙西，都没有被攻下。众人认为苏州、湖州土地肥沃富饶，想先攻取那里。刘基说：“张士诚只是自守罢了，陈友谅占据上游，而且名号不正，应当先讨伐他。陈氏灭亡后，攻取张氏就像从口袋里拿东西一样容易。”恰逢陈氏攻打洪都，太祖于是讨伐陈友谅，因此在彭蠡湖大战，胜负未决。刘基秘密对皇上说，移军到湖口，约定在木金相克的日期决一胜负，皇上都听从了他。陈氏平定后，皇上回京，制定计策攻取张士诚，进而平定中原，开拓西北疆土，刘基参与谋划很多。
臣良胜说：当英雄奋起的时候，不只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选择君主。所以谋臣策士，一定要依附贤明的人来表现自己。而通过片刻的交谈，就能完全看出底细，终身的行事步骤不超出这个范围。像我所记录的四位大臣就是这样。知道彼此才德相当，都辅佐天命，来奠定帝业。只有孔明心术最光明，学问更加精纯，出处非常正当，却因志向受挫而身死，被后世共同惋惜，这不能用成败来论断。苏轼常常指责他因为关羽的缘故而对吴国结怨，因此失策。然而看他在草庐时的言论，已经说孙权可以结为外援而不能图谋。先主去世后，邓芝修好关系，本来就很明白，不是孔明的失误。苏轼又说：曾经梦见杜甫说：“世人都不能理解我的八阵图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本来是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不应当相互图谋。晋朝能够占有蜀地，是在吞并吴国之后，这才是可恨的。他说想要为关羽报仇，所以恨不能吞并吴国，这是不对的。杜甫死已经四百年，还不忘这首诗。臣认为苏轼既然立论说孔明失策仇视吴国，所以假托杜甫来肯定自己的说法，实在是没有忘记对文章的执念罢了。
右边是衍临知之法
齐侯攻打卫国，接着攻打晋国。
左氏说：“齐侯将要为臧纥开垦田地，臧孙听到后，去见齐侯，和他谈论攻打晋国。齐侯回答说：‘多倒是多了，但您好像老鼠。老鼠白天躲藏晚上活动，不在寝庙打洞，是害怕人的缘故。现在您听到晋国的混乱然后行动，难道是想侍奉晋国吗？不是老鼠又是什么？’于是不给他开垦田地。”孔子说：“了解事情很难啊！有臧武仲的智慧，却不被鲁国容纳，也是有原因的。做事不顺理而施恩不宽恕。”《夏书》说：“念念不忘，顺理行事，宽恕施恩。”
臣良胜说：人担心没有智慧，也担心智慧太多。武仲智慧多而想要使用，因此不免于祸患。当他面对季孙诘问盗贼时，多么正直啊！后来却用谄媚盗贼的方式侍奉他，顺从他废长立少。季孙认为理所当然而不怀疑，又顺从公鉏而扰乱孟氏的嫡庶。孟氏憎恶他而哭得很悲哀说：“药石让我生存，把季孙比作美疢而有毒。”所以孟氏的控告生效，而斩关逃跑的速度很快了。他顺从季孙，哭孟氏，都以智慧著称。他的爱憎也好像有智慧，避免齐国的田氏之祸，难道知道爱憎两失所依是这样的吗！唉！像武仲这样的人，大概是智慧太多成为累赘吧。
龙出现在绛郊。魏献子问蔡墨说：“我听说，虫中没有比龙更智慧的，因为它不能被活捉，称为智慧，是真的吗？”蔡墨回答说：“人确实不了解，不是龙确实有智慧。古代养龙，所以国有御龙氏、豢龙氏。”献子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了？”蔡墨回答说：“万物，万物有其官职，官职修习其方法，早晚思考它。一天失职，就会死及于他。失去官职就不吃饭，官职宿守其业，其物才到来。如果废弃这些物，就会潜伏郁积，不能养育。所以有五行之官，称为五官，实际排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叫勾芒，火正叫祝融，金正叫蓐收，水正叫玄冥，土正叫后土。龙，是水物，水官被废弃了，所以龙不能被活捉。不然，《周易》有：‘乾卦的姤说：潜龙勿用’，其同人说：‘见龙在田’，其大有说：‘飞龙在天’，其夬说：‘亢龙有悔’，其坤说：‘见群龙无首，吉’。坤的剥说：‘龙战于野’。如果不早晚见到，谁能了解它？”
臣良胜说：“如果是这样，龙的智慧啊！嘘气成云，以滋润下土，它的恩泽深厚了。而它成为山岳，成为叶，成为梭，神化莫测，所以称为能大能小
。」在郑国尝鬬于洧，国人欲祀之。子产曰：「吾鬬龙，不之觌；龙鬬，吾何觌？且水其窟也。龙惟知故多欲，欲则争，争则鬬，鬬则有能求其欲而食之，而醢之矣。」呜呼！龙以欲而失其灵，人以欲而昏其知，可不戒哉！右衍《任知之戒》。
译。」在郑国时，曾在洧水与龙相斗，郑国人想要祭祀它。子产说：“我与龙相斗，并没有见到它；龙相斗，我哪里能见到？况且水是龙的洞穴。龙只知道因为欲望太多，有欲望就会争夺，争夺就会相斗，相斗就会有强者求得自己的欲望并吞食它，把它剁成肉酱了。”唉！龙因为欲望而失去了灵性，人因为欲望而昏乱了心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右边是《任知之戒》的引申。
繋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臣良胜曰：天地之大德，易也。生生之谓易，故其合隂阳妙理气，以生人与物，无非仁也。然而人物之生，有弗遂焉。天地之仁，无以自成也。故生圣人，而与之以天子之位，聚天下人物，而使之各遂其生，以守夫位，乃所以为天地生生之仁也。然人非财弗聚，弗生，故水火金木土谷，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财聚而阜，民用以繁。财者，利之源也。利者，争之端也。争者，是非之辨也。故圣人理财，又必正其辞，使有所制，禁其非，使知所避，然后民物生聚，无所伤戾。是故曰：义，义所以行仁者也。故曰：圣人之仁，犹天地也。
又曰：「显诸仁，藏诸用，鼔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朱熹曰：「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大禹谟》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蔡沈曰：「圣人之法有限，而心则无穷，故其用刑行赏，或有所疑，则常屈法以伸恩，不使执法之意有以胜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无所壅遏，而得行于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渐涵浸渍，有以入于民心，则天下之人无不爱慕感恱，兴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仲虺之诰曰：「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已，改过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蔡沈曰：「不近声色，不聚货利，若未足以尽汤之德。然此本原之地，自非纯乎天德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彻，然后用人处已，而莫不各得其当。」臣良胜曰：「君德以仁为本也。故汤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立仁之基也。懋官懋赏，用人之仁也。惟己不吝，治己之仁也。如是而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于是乎大备，而孚信于天下必矣。」
晋栾书帅师救郑
左氏曰：「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胡安国曰：「两军相加，兵刃既接，折馘执俘，计功受赏，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苖格者，舜也；因垒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陉而屈完服者，齐桓也；防于萧鱼而郑不畔者，晋悼也。武子之能不迁戮而知还也，亦庶几哉！
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缁衣》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陈澔曰：「岂必尽仁者言？不必朝廷尽是仁人而后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为民之表，则天下皆仁矣。所谓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
臣良胜曰：岂惟君哉？君而用一仁人，其效亦由是也。故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陶，不仁者逺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逺矣。君仁矣，所举又仁矣，不仁者化而为仁矣。南山之诗，言大臣之仁也。甫刑、大雅，言人君之仁也。所谓咸有一德者也。
儒行》曰：「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陈澔曰：「仁之本，谓根本于仁也。
译《系辞》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养万物，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做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说是仁爱。用什么来聚集众人？说是财富。管理好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叫做义。
臣良胜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易”。生生不息就叫做“易”，所以它融合阴阳的微妙道理和气，来生养人类和万物，没有不是仁爱的。然而人类和万物的生存，有不能顺遂的。天地的仁爱，无法独自完成。所以生出圣人，并赋予他天子的地位，聚集天下的百姓和万物，使他们各自顺遂地生存，以此来守住地位，这才是实现天地生生不息的仁爱。但是，人没有财富就不能聚集，不能生存，所以水火金木土谷，只有修养端正德行，利于使用，丰厚生活，才能和谐。财富聚集而丰饶，百姓的用度就繁多。财富，是利益的源头。利益，是争端的开端。争端，就是是非的分辨。所以圣人管理财物，又必须端正言辞，使百姓有所制约，禁止他们的非为，使他们知道所应避免的，然后百姓和万物才能生息聚集，没有伤害和违背。因此说：义，义是用来施行仁爱的。所以说：圣人的仁爱，就像天地一样。
又说：“显扬于仁爱，潜藏于功用，鼓动万物却不与圣人一同忧虑。”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达到极点了！
朱熹说：“显是从内到外，仁是指造化功德的发扬；藏是从外到内，用是指机括奥妙，是功业的根本。”程颐说：“天地无心而成就化育，圣人有心却无为。”
《大禹谟》说：“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百姓不触犯司法官员。”蔡沈说：“圣人的法度有限，而心则无穷，所以他在用刑行赏时，如果有疑虑，就常常屈从法度以伸张恩德，不让执法的心意胜过他好生的德行。这是他的本心没有阻塞，从而能在常法之外施行。等到这种德行流衍洋溢，逐渐浸润，深入人心，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爱慕感动的，兴起于善行，自然就不触犯司法官员了。”
《仲虺之诰》说：“只有君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德行勤勉的就授予官职，功劳勤勉的就给予赏赐，用人只靠自己，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向亿万百姓彰显诚信。”
蔡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似乎不足以尽述商汤的德行。然而这根本之地，如果不是纯粹出于天德而没有一丝一毫人的私欲，是不能做到的。根本清澈，然后用人和处理自己，就没有不各得其当的。”臣良胜说：“君王的德行以仁爱为本。所以商汤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是建立仁爱的基础。勤勉地授官赏赐，是用人的仁爱。只靠自己毫不吝惜，是治理自己的仁爱。像这样以宽厚居处，以仁爱施行，君王的德行于是完备，而取信于天下是必然的了。”
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救援郑国
《左传》说：“有人对栾武子说：‘圣人与大众欲望相同，因此能成就事业。您何不跟随大众？您主持大政，将要斟酌民意。您的辅佐有十一人，其中不想作战的只有三人，想作战的可以算是多数了。’《商书》说：‘三人占卜，听从两人的意见，因为这是多数。’武子说：‘善道均等，就听从多数。善道，是多数的主宰。三位卿大夫作为主宰，可以算是多数了，听从他们不也可以吗？’”
胡安国说：“两军交战，兵器相接，斩首擒俘，计算功劳接受赏赐，这不是仁人的心，也不是王者应有的事。舞动干戚而苗民归服的，是舜；凭借营垒而崇国投降的，是周文王；驻扎在陉地而使屈完臣服的，是齐桓公；在萧鱼设防而郑国不背叛的，是晋悼公。武子能不杀戮而知道返回，也差不多接近了！”
子产开始执政，然明问如何为政。子产回答说：“看待百姓像子女一样，看见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子产很高兴，把这话告诉子太叔，并且说：“以前我只看到蔑的表面，现在我看到他的内心了。”子太叔向子产问政，子产说：“为政像农事一样，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并完成它的终结，早晚施行它，施行不超越思考。就像农夫有田界，过错就很少了。”
《缁衣》说：“禹即位三年，百姓因为仁爱而顺遂，难道一定要全是仁人吗？”《诗经》说：“显赫的师尹，百姓都在瞻仰你。”《甫刑》说：“一人有喜庆，亿万百姓依赖他。”《大雅》说：“成王的诚信，是下土的榜样。”
陈澔说：“难道一定要全是仁人吗？是说：不必朝廷全是仁人然后足以教化百姓。得到一个仁人作为百姓的表率，那么天下就都仁爱了。这就是所说的君王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的。这就是为什么禹以仁君即位，三年而百姓都因为仁爱而顺遂。”
臣良胜说：难道只是君王吗？君王任用一位仁人，其效果也是这样。所以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君王仁爱，所举用的又仁爱，不仁的人就感化成为仁人了。《南山》这首诗，说的是大臣的仁爱。《甫刑》、《大雅》，说的是君王的仁爱。这就是所说的“咸有一德”。
《儒行》说：“温和善良，是仁爱的根本；恭敬谨慎，是仁爱的基础；宽厚从容，是仁爱的表现；谦逊接物，是仁爱的能力；礼节，是仁爱的外表；言谈，是仁爱的文采；歌乐，是仁爱的和谐；分散财物，是仁爱的施予。”儒者都具备这些，尚且不敢说自己仁爱。他们的尊让就是这样。
陈澔说：“仁爱的根本，是说以仁爱为根本。
地，犹践履也。作，充广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之发见。」哀公问儒行，夫子既歴数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于其终也，以仁为説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以为仁，是尊仁而让善也。故曰：「尊让有如此者。」
译地，就是践行的意思。作，就是充实广博的意思。能，就是能够胜任事务的意思。这八种表现都是仁德的显现。」哀公询问儒者的品行，孔子已经逐一列举告知他了。仁德包容了四种德行，是各种行为的本源，所以在最后，以仁德来加以说明。同时具备这些仁德的行为，却不敢自认为仁，这是尊崇仁德而谦让善行的表现。所以说：「尊崇谦让有像这样的。」
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餽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乡社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
应氏曰：「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发于中，而后礼文见于外。及礼之既举，而是心达焉，则幽明之间，咸顺其序。驩欣浃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畅达也。」
表记：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吕大临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则非圣人不足以性仁。茍志于仁矣，无恶也。则众人皆可以为仁。以圣人所性而议道，则道无不尽；以众人之可为而制法，则法无不行。」
顔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顔渊曰：囘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臣良胜曰：孔门之所以为教者，曰仁也。故弟子问仁，殊众。孔子随其才质髙下而为之启导，固非一端。然而遏人欲，存天理，同归于爱者，一也。独顔子学力已至，而负王佐之才，故其问仁，孔子即告之以天下归仁。犹其问为邦，即告之以斟酌先王之礼乐也。天下归仁，则一视同仁，笃近而举逺矣。其所以致力之地，只在非礼勿视聼言动之间，亦若自好者之所能为。然而体验真切，非人欲净尽，天理流行者，未足以语此也。凡非礼之物有所交于外，由其非礼之念有所蓄于中也。蓄久于中，遇物而应而发，若铦锋悍焉，莫之制御。故君子克己之功，尸居龙见，渊黙雷声。静则养，动则察，当有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而后天理浑全，随处发见。一毫非礼之物，举不足以动吾中，而后能勿视聼言动也。穷之为圣贤，则动容周旋而中礼也。达之为帝王，则垂衣拱手而天下治也。故斯言也，孔子非顔子不以告，亦非顔子不足以事斯语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程頥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已何所不至？若不属已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
臣良胜曰：天地至仁，只是生意不息，所以不息者，气也。一人之身，即天地也。故穷覆载间，虽一草一木，无不欲遂其生，犹人一身，一毛一髪，无不欲运其气。然而人物之生，有夭折，有喑哑，有跛躃，有伛偻，有残缺毁败。当发生之时，而有震木，有风禾，时▯而有潦苗，时旸而有焦土，万不能齐，亦万不能遂。故博施济众，欲使天地万物皆由一体，岂惟尧舜犹有病诸？虽天地亦有病诸。但能立己以立人，达己以达人，则仁有不可胜用者矣。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朱熹曰：「终食者，一饭之顷；造次，急遽茍且之时；颠沛，倾覆流离之际。盖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贵贫贱取舍之间而已。」
臣良胜曰：人之所以为人，以其具是仁义礼智之性，而此独言不违乎仁者，仁綂四端而兼万善也。故有是仁，则谓之人；违是仁，则不得谓之人矣，况谓之君子乎哉？然曰「终食之间不违」，则终日旬时可知；「曰造次不违」，则从容自适之时可知；「曰颠沛不违」，则安常处顺之时可知矣。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朱熹曰：「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则成德之人也。理当死而求生，则于心有所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德全矣。」
臣良胜曰：「有志之士，言其始也；成德之人，言其终也。非其志
译孔子闲居，孔子说：“郊祀天神、社祭地神的意义，是用来体现对神明的仁爱；尝祭、禘祭的礼仪，是用来体现对祖先昭穆次序的仁爱；馈奠的礼仪，是用来体现对丧事的仁爱；乡社的礼仪，是用来体现对乡里乡亲的仁爱；饮食飨宴的礼仪，是用来体现对宾客的仁爱。”
应氏说：“仁，是善的根本途径。祭祀和聘享等礼仪中那些周旋曲折的细节，都是为了保全这个仁心而已。仁心从内心发出，然后礼仪文饰才显现于外。等到礼仪举行完毕，这种心意得以通达，那么幽明之间，都顺从它们的次序。欢欣融洽，都在我的仁心之中，这就是仁的周流畅达。”
《表记》：孔子说：“没有私欲而喜好仁德的人，没有畏惧而厌恶不仁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因此君子从自身来商议道，而制定法度来治理百姓。
吕大临说：“安于仁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那么不是圣人不足以本性具备仁德。如果立志追求仁德，就没有恶行了。那么众人都可以成为仁人。用圣人所具备的本性来商议道，那么道就没有不尽之处；用众人所能做到的来制定法度，那么法就没有不能实行的。”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于仁。实践仁德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条目。”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请让我照着这些话去做。”
臣良胜说：孔子门徒之所以作为教化的，就是仁。所以弟子问仁，人数众多。孔子根据他们才质的高低而进行启发引导，本来就不是单一的方法。然而遏制人欲，保存天理，最终都归结于爱，这一点是相同的。唯独颜子学问功力已经到达，而且负有辅佐君王的才能，所以他问仁，孔子就告诉他天下归仁的道理。就像他问治理国家，孔子就告诉他斟酌先王的礼乐一样。天下归仁，就是一视同仁，厚待近亲而推举远人。他致力用功的地方，只在非礼不看、不听、不说、不做之间，也像是自爱之人所能做到的。然而体验真切，如果不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凡是非礼的事物有所接触于外，是因为非礼的念头有所积蓄于内。积蓄久了在内，遇到事物而反应并发出，像锋利的锋刃一样强悍，没有人能控制它。所以君子克制自己的功夫，像尸体一样静居而龙显现，深渊沉默而雷声响起。静的时候修养，动的时候观察，应当有不动而恭敬，不言而诚信，然后天理浑全，随处显现。丝毫非礼的事物，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内心，然后才能做到不看、不听、不说、不做。穷困时成为圣贤，那么举动周旋都合乎礼；显达时成为帝王，那么垂衣拱手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这话，孔子不告诉颜子，也不是颜子不足以实践这些话。
子贡说：“如果有人广泛地施予百姓恩惠并且能救济众人，怎么样？可以叫做仁吗？”孔子说：“这何止是仁！一定是圣人了！尧舜大概还担心做不到呢。所谓仁人，自己想立身就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从近处取譬，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程颐说：“医书把手足麻痹称为不仁，这话最好。描述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没有不是自己的。认识到是自己，有什么不到的呢？如果不属于自己，自然与自己不相干，像手足不仁，气脉已经不贯通，都不属于自己。所以博施济众，是圣人的功用。仁最难说，所以只说：‘自己想立身就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就帮助别人通达。能从近处取譬，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想要让人这样看待仁，就可以得到仁的本体。”
臣良胜说：天地至仁，只是生生不息，所以不息的原因，是气。一个人的身体，就是天地。所以穷尽覆载之间，虽然是一草一木，没有不想顺利生长的，就像人的身体，一毛一发，没有不想运行其气的。然而人物的生长，有夭折的，有哑巴的，有跛脚的，有驼背的，有残缺毁败的。在发生之时，有震木，有风禾，有时有涝苗，有时有旱土，万万不能整齐，也万万不能顺利。所以博施济众，想要使天地万物都由一体，岂止尧舜还担心做不到呢？即使天地也担心做不到。只要能立己以立人，达己以达人，那么仁就有不可胜用的了。
孔子说：“君子没有吃完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仓促匆忙时一定这样，流离失所时一定这样。”朱熹说：“终食，是一顿饭的时间；造次，是急遽苟且的时候；颠沛，是倾覆流离的境地。大概君子不离开仁，如此不仅是在富贵贫贱取舍之间而已。”
臣良胜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备仁义礼智的本性，而这里唯独说不违背仁，是因为仁统摄四端而兼有万善。所以有这仁，就称为人；违背这仁，就不能称为人了，何况称为君子呢？然而说“一顿饭的时间不违背”，那么整天整月可知；说“仓促匆忙不违背”，那么从容自适的时候可知；说“流离失所不违背”，那么安常处顺的时候可知了。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为了求生而损害仁的，只有牺牲生命来成全仁的。”
朱熹说：“志士，是有志之士；仁人，则是成德之人。理当死却求生，那么内心有所不安了，这是损害内心的德性。当死而死，那么心安而德性保全了。”
臣良胜说：“有志之士，说的是开始；成德之人，说的是终结。不是他的志向
有所处，则不足以至于仁。及其成仁，亦成其初志焉。是故杀身成仁之事，志士仁人同其趣也。譬之射者，立的于百步之外，非其志之必中，何以能中？但慷慨杀身，则志士可为；从容就义，非仁人未可能也。故曰：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及其成仁，一也。」
译如果有所偏执，就不足以达到仁的境界。等到成就了仁德，也就实现了他最初的志向。因此，杀身成仁这件事，志士和仁人是共同追求的。好比射箭的人，把靶子立在百步之外，如果不是立志一定要射中，怎么能射中呢？只是慷慨赴死，志士可以做到；从容就义，不是仁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义困难。等到成就了仁德，结果是一样的。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朱熹曰：「言众人虽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识而推之政事之间。惟圣人全体此心，随感而应，故其所行无非不忍人之政也。」
臣良胜曰：不忍之心，所谓仁也。天之生人，人之生理，皆仁也。不忍则生，忍则杀。人必欲生而恶杀，是则所谓不忍之心也。圣人全体此心，举天下之人皆欲生之。其行之政事者，皆所以生人。天下万物莫不各遂其生，而先王之治所以成也。是不忍之心发之，而恻隠，仁之仁也；发之而羞恶，仁之义也；发之而辞让，仁之礼也；发之而是非，仁之知也。故恻隠而非仁，则姑息也；羞恶而非仁，则怯懦也；辞让而非仁，则迂曲也；是非而非仁，则过察也。以是而发之政事，非偏则滞也，又何能运天下于掌上乎哉！
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无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臣良胜曰：为人君，止于仁。仁之外，无君道也。仁之外，无治法也。故人君治道，至尧舜而极。其所以为治法者，不过曰仁而已。然而尧舜之仁，存之为仁心，发之为仁闻，行之为仁政，内外一致，本末备具，非厚于内而遗于外，举其一而废其百者，可并言也。真德秀曰：自古帝王，独称尧舜为至仁者，以其兼体用之全，无纎微之间故也。若宋襄公以不禽二毛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为仁，是特区区之小善尔。臣观尧舜之仁，所以至者，亦急先务而已。所谓先务，亲贤而已。故洪水为患，则举大禹，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乃举后稷，教民稼穑，民得而富之。举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民得而教之。尧舜所以仁天下之政，莫大于此。而所以行此政，亦举禹稷契而敷治之也。道岂逺乎哉？人君而求治天下之法，求之尧舜至矣。
夏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臣良胜曰：尝闻贾捐之有言，"尧舜圣之盛也，禹入圣域而不优"。今观禹泣罪人之言，信乎其未优者与？君子则曰：风气有渐开，世道有渐降，人情有渐伪。禹非未优者也，以尧舜之盛，难乎其为继也。亦禹之于尧舜，学之而未能。盖望道未见之心，岂真有不能哉？董仲舒曰："三圣相授而守一道。"韩愈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未尝以优劣论也。"禹泣罪人，以为百姓各以其心为心也。尧舜之时，有谓"四防"者，果以尧舜之心为心者哉？味斯言也，益见禹之不自满假，所以优于圣也，所以至于仁也。
成汤见祝网者，置四面，祝曰：“从天出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解三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髙者髙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网。”汉南诸▯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归之者四十国。
胡安国曰：「易」称「王用三驱」，在礼，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羣。夫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皆爱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鸟兽若草木，格无淫猎之过矣。
西伯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闗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西伯曰：「塟之。」吏曰：「此无主人。」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更塟之。天下闻之曰：「西伯泽及枯骨，况于人乎？」
臣良胜曰：禹、汤、文王发政施仁者，广矣大矣。独举其泣辠解网与▯枯骨之事者，圣人之心，莫非天理，随处发见而应用不穷，皆所以为仁也。即其小可以知其大，观其忽可以信其勉。仁之不可胜用也，如此。人君预养此心，充周盈溢，当有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者，宋哲宗讲罢而折槛，栁程頥曰：「方春时和，生意不可摧折。」是人臣而辅养君心，亦有无时无处
译孟子说：“先代圣王有怜悯他人的心，因此就有怜悯他人的政治了。怀着怜悯他人的心，施行怜悯他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东西一样容易。”
朱熹说：“这是说众人虽然也有怜悯他人的心，但物欲损害了它，留存下来的很少，所以不能察觉认识并把它推广到政事之中。只有圣人完全保有这颗心，随着感应而应对，所以他所施行的没有不是怜悯他人的政治。”
臣良胜说：不忍之心，就是所说的仁。上天生育人类，人类的生理本能，都是仁。不忍心就会让人生存，忍心就会让人死亡。人必定想要生存而厌恶死亡，这就是所说的不忍之心。圣人完全保有这颗心，希望天下的人都生存。他在政事上的施行，都是为了让人生存。天下万物没有不各自顺遂其生存的，先王的治理因此得以成就。这不忍之心发动表现为恻隐，是仁的仁；发动表现为羞恶，是仁的义；发动表现为辞让，是仁的礼；发动表现为是非，是仁的智。所以，恻隐如果不是出于仁，就是姑息养奸；羞恶如果不是出于仁，就是怯懦；辞让如果不是出于仁，就是迂腐曲折；是非如果不是出于仁，就是过分苛察。用这些来发动于政事，不是偏颇就是滞涩，又怎么能把天下治理得如在掌上运转呢！
孟子说：“尧舜之道，如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平治天下。”
范氏说：“这是说治理天下，不可以没有法度。仁政，就是治理天下的法度。”
臣良胜说：作为君主，止于仁。仁之外，没有君道；仁之外，没有治法。所以人君的治道，到尧舜达到了极致。他们之所以成为治法，不过是说仁罢了。然而尧舜的仁，存留于心就是仁心，发出于外就是仁声，施行于政就是仁政，内外一致，本末具备，不是内在深厚而外在遗漏，也不是举其一端而废弃其余百端，可以一并谈论的。真德秀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唯独称尧舜为至仁，是因为他们兼具体和用的全部，没有丝毫间隙的缘故。如果宋襄公以不捕捉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仁，梁惠王以迁移百姓、运送粮食为仁，这只是区区的小善罢了。臣观察尧舜的仁之所以达到极致，也不过是急于先务罢了。所谓的先务，就是亲近贤人罢了。所以洪水为患，就举用大禹，然后人们得以在平地上居住。接着举用后稷，教导百姓耕种，百姓得以富裕。举用契做司徒，教导人伦，百姓得以教化。尧舜用来仁爱天下的政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用来施行这些政事的，也不过是举用禹、稷、契来广泛治理罢了。道难道遥远吗？人君如果寻求治理天下的法度，寻求到尧舜就足够了。
夏禹外出，看见受刑的罪人，下车询问并为他们哭泣。身边的人说：“罪人不顺从正道，君王为什么为他们痛心？”禹说：“尧舜时代的人，都拿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我作为君主，百姓各自拿自己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我痛心。”
臣良胜说：曾经听说贾捐之有话说，“尧舜是圣人中最盛大的，禹进入圣人的境界却不够优越”。现在看禹为罪人哭泣的话，确实是他不够优越吗？君子则说：风气有逐渐开启的，世道有逐渐下降的，人情有逐渐虚伪的。禹并不是不够优越，因为尧舜的盛世，很难继承。也是禹对于尧舜，学习却未能完全掌握。大概是那种仰望大道却尚未见到的心境，难道真的是不能吗？董仲舒说：“三位圣人相互传授而坚守同一道。”韩愈说：“尧把这个传给舜，舜把这个传给禹，不曾以优劣来论断。”禹为罪人哭泣，认为百姓各自拿自己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尧舜时代，有称为“四防”的，难道真是拿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吗？品味这些话，更加看到禹不自满自足，这正是他优于圣人的地方，也是他达到仁的原因。
成汤看见设网捕鸟的人，设置了四面网，祝祷说：“从天上出来的，从地下出来的，从四方来的，都进入我的网中。”成汤说：“唉！太尽绝了。”于是解开三面网，只留一面网，重新祝祷说：“想往左的往左，想往右的往右，想往高的往高，想往低的往低，不听从命令的进入我的网中。”汉水以南的诸侯听说后说：“成汤的德行太伟大了！”等到禽兽归附他的有四十个国家。
胡安国说：《易经》称“王用三驱”，在礼制中，天子不包围猎场，诸侯不掩捕群兽。孔子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宿巢的鸟，都是爱惜万物的意思。推广这颗心到万物，直到鸟兽和草木，就没有过度猎杀的过失了。
西伯治理岐地，耕种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制，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关卡和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湖泊堤坝没有禁令，罪犯不株连妻儿。挖池沼时，掘出死人的骨头。西伯说：“埋葬他。”官吏说：“这没有主人。”西伯说：“拥有天下的人，是天下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是一国的君主。我本来就是他的主人了。”于是用衣服做棺材重新埋葬他。天下人听说后说：“西伯的恩泽都及于枯骨，何况对人呢？”
臣良胜说：禹、汤、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德，广大而深远。唯独列举他们为罪人哭泣、解开三面网以及埋葬枯骨的事情，是因为圣人的心，没有不是天理，随处显现而应用不尽，都是为了仁。通过小事可以知道大事，通过细微之处可以相信其勤勉。仁的不可穷尽地使用，就是这样。人君预先培养这颗心，充实周遍盈溢，应当有无时无刻、无处不发挥其力量的时候。宋哲宗讲学结束后折断栏杆，柳程颐说：“正值春天和暖，生机不可摧折。”这是臣子辅助培养君主的心，也是有无时无刻、无处不
汉髙祖入闗，告谕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闗者王之。吾当王闗中，与父老约法三章：尔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还军坝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尔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
臣良胜曰：方懐王遣沛公项羽西入闗时，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余噍类，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诚得长者徃，无侵暴，宜可下。」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沛公入闗，而项羽方与章邯持于河北，故羽不能进攻，邯不能退救。沛公告谕，悉如老将所料。项羽再入，坑降卒二十万，焚咸阳。一仁一暴，有若黑白，在楚将已有定论。况秦民之饥渴而易饮食者乎？其兴与亡，于是决矣。固不在于垓下之战也。
汉文帝议赈贷诏曰：「方春时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赈贷之。」
臣按贾山至言曰：「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徃聴之，愿少须臾无死，思见德化之成也。」然则吏所布者，殆斯诏也耶？
光武遗冯异▯曰：「三辅，▯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将军今奉词讨诸不轨，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壊其营壁，无使复聚。征伐非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尔。诸将非不健鬬，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勅，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盗多降。司马光曰：「昔周人颂武王之德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言王者之志，在布陈威德，安民而已。观光武所以取闗中，用是道也，岂不美哉！」
光武徇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大悦，喜争持牛酒迎劳，皆不受。
尹起莘曰：「帝王之兴，其施为气象，必有大过人者。汉祖入闗之始，除秦苛法；世祖徇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则区区逐鹿争雄之徒，岂可同日而语？然则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亦岂偶然之故哉！」
唐髙祖伐隋，所经行宫籞苑，罢之。出宫女，还其家。次长乐宫，谕代王侑及留守卫文升，不报。乃围城，下令曰：「有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既克，令收图籍，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资仁恕。初即位，有劝以威刑肃下者，魏徴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寛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谨。
宋太祖还汴，揽辔，▯诸将曰：“尔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皆下马曰：“愿受命。”曰：“太后、主上，皆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不然当族诛。”皆应曰：“诺。”遂肃队而行，入汴，秋毫无所犯。苏辙曰：“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髙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髙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或分，或遂以亡国。孟子之言，岂偶然而已哉！”
宋仁宗恭俭仁恕，敬天重民，吏治蔑刑，刻之人决狱多平，▯之士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国本者厚矣。升遐之日，虽深山穷谷之人，莫不奔走悲号，而不能止。
胡一桂曰：「仁宗可谓至仁之主，大辟疑者皆令谳上，所活岁以千计。尝云：『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刑。』语近臣：「昨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以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箸便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
译汉高祖进入函谷关，告谕百姓说：“父老们受秦朝苛酷法律的苦楚已经很久了，诽谤朝廷的灭族，相聚议论的处死。我与诸侯约定，先入关的称王。我应当在关中称王，与父老们约定三条法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者抵罪，其余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官吏百姓都安居如故。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替父老兄弟除去祸害，并非有所侵犯暴虐，不要害怕。况且我之所以退兵驻扎在霸上，是等待诸侯到来后确定盟约。你们派人跟随秦朝官吏到达各县乡邑，去告谕他们。”
臣良胜说：当初怀王派遣沛公和项羽向西进入函谷关时，各位老将都说：“项羽为人勇猛强悍、狡猾凶残，曾经攻打襄城，襄城没有留下一个活口，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残杀毁灭。况且楚军多次进取，前面的陈王和项梁都失败了，不如另派一位年长仁厚的人秉持正义向西进军，去告谕秦地的父老兄弟。秦地的父老兄弟受他们君主的苦楚已经很久了，如果真能得到一位年长仁厚的人前往，不侵犯暴虐，应当可以攻下。”最终没有答应项羽，而派遣了沛公。沛公进入函谷关，而项羽正与章邯在黄河以北对峙，所以项羽不能进攻，章邯不能退兵救援。沛公的告谕，完全符合老将们的预料。项羽再次进入，活埋降卒二十万，焚烧咸阳。一个仁爱一个残暴，如同黑白分明，在楚军将领中已有定论。何况秦地百姓饥渴难耐、容易接受恩惠呢？汉朝的兴起与秦朝的灭亡，在此时就已决定了。本来就不在于垓下之战。
汉文帝商议赈贷的诏书说：“正值春天气候和暖，草木群生之物，都有各自快乐的地方，而我的百姓中鳏寡孤独穷困的人，有的濒临死亡，却没有人省视忧虑。作为百姓的父母，该怎么办？商议一下赈济借贷的办法。”
臣按贾山的至理名言说：“听说山东的官吏颁布诏令，百姓即使年老体弱患病，也扶着拐杖前往聆听，希望稍微延缓死亡，想见到德化成就。”那么官吏所颁布的，大概就是这个诏令吧？
光武帝遗书给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王莽、更始之乱，再加上赤眉、延岑的残酷，百姓陷入苦难，无处申诉。将军现在奉命讨伐那些不轨之人，营堡投降的，派遣他们的首领到京师，解散他们的普通百姓，让他们从事农桑，毁坏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再次聚集。征伐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屠戮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安抚罢了。各位将领并非不勇猛善战，但喜欢掳掠，你本来就能统御官吏士兵，要自我修持告诫，不要成为郡县的祸害。”冯异叩头接受命令，率军向西，所到之处树立威信，群盗大多投降。司马光说：“从前周人歌颂武王的德行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意思是说君王的志向，在于布陈威德，安定百姓罢了。看光武帝之所以取得关中，用的就是这个道理，难道不美好吗！”
光武帝巡行河北，所经过的郡县，考察官吏，罢免无能者提拔能者，公平释放囚徒，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名。官吏百姓非常高兴，争着拿着牛酒迎接慰劳，光武帝都不接受。
尹起莘说：“帝王兴起，他们的施政气象，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汉高祖进入函谷关之初，废除秦朝苛法；光武帝巡行河北之时，废除王莽苛政。那么那些区区争夺天下称雄的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那么祭祀夏朝配享上天，不失去旧有的制度，难道也是偶然的吗！”
唐高祖讨伐隋朝，所经过的行宫禁苑，都废除了。放出宫女，让她们回家。驻扎在长乐宫，晓谕代王杨侑及留守卫文升，没有回应。于是包围城池，下令说：“有侵犯隋朝七庙及宗室的，灭三族。”攻克后，命令收集图书户籍，约定十二条法律，全部废除隋朝的苛禁。
唐太宗以英武平定天下，但他的天性仁爱宽恕。刚即位时，有人劝他用威严刑罚来整肃下属，魏徵认为不可以，于是对皇上说：“王政的根本在于仁爱恩惠，这是爱护百姓、淳厚风俗的意思。”太宗欣然采纳，于是用宽厚仁爱治理天下，对于刑法尤其谨慎。
宋太祖回到汴京，拉住缰绳，对各位将领说：“你们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听从我的命令就可以，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子。”都下马说：“愿意接受命令。”太祖说：“太后、主上，都是我北面侍奉的人，不得惊扰侵犯；公卿都是我平辈，不得欺凌；朝市、府库，不得侵掠。听从命令有重赏，不然就灭族。”都回答说：“是。”于是整顿队伍而行，进入汴京，秋毫无犯。苏辙说：“我观察孟子以来，从汉高祖到光武帝，到唐太宗，到我宋太祖高皇帝，能统一天下的四位君主，都是凭借不嗜杀人而达到的。其余杀人越多，天下越乱。秦、晋及隋，力量能够统一，但喜好杀戮不止，所以有的统一有的分裂，有的最终亡国。孟子的话，难道只是偶然吗！”
宋仁宗恭敬节俭仁爱宽恕，敬畏上天重视百姓，官吏治理轻视刑罚，刻薄之人断案大多公平，仁厚之士君臣上下恻隐之心，忠厚的政治，用来培植巩固国家根本的深厚啊。升遐之日，即使是深山穷谷的人，没有不奔走悲号，而不能停止的。
胡一桂说：“仁宗可以说是至仁的君主，死刑有疑问的都让上报审议，每年救活的人以千计。曾经说：‘我未曾咒骂人死，何况敢滥用刑罚。’对近臣说：‘昨天因为失眠而饥饿想吃烧羊，说：‘为什么不拿？’回答说：‘恐怕就以此为例，能不忍受一晚上的饥饿而开启无穷的杀戮。’有人献上蛤蜊二十八枚，每枚值一千钱，说：‘一下筷子就花费二十八千，我承受不起。’北使说：
「髙丽职贡疎，今欲加兵。」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加诛，且屠戮百姓，卒寝兵。」京师疫，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请留供服御，曰：「朕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苏辙制策言过直，或请黜之，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谓何？」又好学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开濓洛道学之意，尤为盛美。经筵谓侍臣曰：「朕盛暑未尝少倦，但恐卿等劳尔。」
译高丽进贡疏远，现在想要派兵攻打。回答说：“这只是高丽王子的罪过，与百姓无关。现在派兵，王子未必能被诛杀，反而会屠杀百姓，最终停止战争。”京城发生瘟疫，太医进献药方，宫中拿出两副犀角，其中一副是通天犀。有人请求留下供皇帝服用，回答说：“我难道会看重异物而轻视百姓吗？”苏辙在制策中言论过于直率，有人请求罢免他，回答说：“征求直言却因为直率而罢免他，天下人会怎么看待？”又喜好学习推崇儒学，扶持这种道统，上承太祖、太宗的心意，下开濂洛道学的意旨，尤其盛大美好。经筵时对侍臣说：“我在盛夏不曾稍感疲倦，只是担心你们劳累罢了。”
元太祖时，有近臣必图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为牧地。”耶律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嵗可得银五万两，帛八万疋，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徴收税课使，凡长贰悉用土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寛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叅佐皆用省部旧人。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廪籍及金帛陈于庭中。帝笑谓楚材曰：“尔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
臣良胜曰：「楚材辅元致理，无足言者。然非其言，则中原尽为牧地，殄无遗育，天下万世何望有今日文明之治，以复帝王自立之地乎？且其定赋简薄，如今一大郡县之数，所用皆寛厚，预养财力，以待圣祖之兴，盖已黙为之地矣。元之初令，凡攻城以一矢相拒者，得即屠之。楚材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尔，得地无民，将焉用之？』遂更其令，罪止完顔氏。时汴京所活百四十七万人，楚材虽胜国佐命，而有功于中国若二事，不可冺焉者。」
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克元都，表至。羣臣上表称贺，礼毕。侍臣进曰：「自昔革命之际，多有所资。惟汉髙祖取秦，起自民间。陛下不阶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归沙漠，兵不黩武，跨越千古。」圣祖谕之曰：「朕思三代及汉唐宋，歴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然于人心植本固深，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寛恤爱仁，亦可谓有人心矣。但其子孙无承借之德，不能以仁爱守之，故至如此。他日吾子孙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臣良胜曰：「昔曹彬下江南，捷至。宋祖曰：『攻城之际，必有横罹锋镝者，是可哀也。』富弼谓太祖爱民之深，推是仁心以临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哉！圣祖念及子孙世守，仁厚以水保太平，视宋祖所见，益宏逺矣。初，徐达之北征也，圣祖谕之曰：『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雠，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之宗戚，皆善保之，庶几上答天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呜呼仁哉！斯汤武顺天应人以安天下之志也。逹之恪守成命，亦几于师中丈人之吉矣。圣子神孙与天无极，达之嗣守与国匹休，有由然哉！」
圣祖遣徐达、常遇春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集将佐谕之曰："自大乱以来，豪杰并起，所在割据，称名号者不可胜数。江南乱雄，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皆连地千里，拥众数十万。吾介乎二人之间，相与抗者十余年。观二人所为，其志岂在于民？不过贪富贵，聚渊薮，刼夺冦攘而已。友谅败灭，独士诚据有浙西，北连两淮，恃其强力，数侵吾之疆▯。赖诸将连嵗征讨，克取两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苏诸郡未下，故命卿等讨之。卿等宜戒饬士卒，毋肆虏掠，毋发丘垅，毋毁庐舍。闻士诚母▯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尔毋忘吾言。诸将帅务在辑睦，勿纵左右欺凌军士。凡为将之功，必资士卒，善抚恤之。大抵克敌者必以成功为效，树徳者必以广恩为务。卿等勉之。"诸将皆再拜受命。
臣良胜曰：「圣祖神武，不杀命将，专征指无不捷。臣独详于克元都、取友谅、士诚者，三者皆勍敌也。其余么麽，不足比数者矣。且夫天下之势，怯而遇勇，则勇者胜；闇而遇知，则知者胜；知勇之相当，则天下之难，固有纷起而难平者。是故英雄之主，黜知去勇，而真知大勇，乃有行乎至仁之间。若圣祖者，天下之知勇，固有不足为之敌矣。况发政施仁，动罔非德。臣独详于用师，师以毒天下，而仁先之，则无所徃而不为仁矣。」
文皇在御时，仁宗皇帝为皇太子，自南京过山东境内，遇饥民，即令布政司发粟赈之。及入见，以闻。文皇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犹能举麦舟济其父之故旧，况百姓吾赤子乎？”
译元太祖时期，有近臣必图等进言说：“汉人对国家没有益处，可以把他们全部赶走，把土地作为牧场。”耶律楚材说：“陛下将要向南征伐，军需物资应当有所凭借。如果能在中原地区公平地确立税制，征收地税、商税、盐酒税、铁冶税以及山泽之利，每年可以获得白银五万两、绢帛八万匹、粮食四十多万石，足以供给军需。为什么说汉人对国家没有益处呢？”皇帝说：“试着为我推行吧。”于是耶律楚材奏请设立燕京等十路的征收税课使，凡是长官和副职全部任用当地人士，像陈时可、赵昉等人，都是宽厚长者，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参佐官员都任用省部旧人。皇帝到达云中时，十路都进献了粮仓账籍以及金帛陈列在庭院中。皇帝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不离开我的身边，却能使国家用度充足。南方的臣子，还有像您这样的人吗？”
臣良胜说：“耶律楚材辅佐元朝治理天下，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如果不是他的进言，中原地区就会全部变成牧场，生灵涂炭，无一幸存，天下后世哪里还能指望有今天的文明治理，从而恢复帝王自立的地基呢？况且他确定的赋税简薄，如今一个大郡县的数目，所用官员都是宽厚之人，预先蓄养财力，以等待圣祖的兴起，大概已经暗中为此奠定了基础了。元朝初年的法令，凡是攻城时只要有一箭抵抗的，就可以立即屠杀。耶律楚材说：‘将士们在外征战几十年，所想要的是土地和人民，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将有什么用呢？’于是更改了这条法令，罪行只限于完颜氏。当时汴京保全了一百四十七万人的生命，耶律楚材虽然是前朝辅佐新命的臣子，但对中国有功的这两件事，是不可磨灭的。”
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元朝都城，捷报送到。群臣上表祝贺，礼仪完毕。侍臣进言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有所凭借。只有汉高祖夺取秦朝，起自民间。陛下没有凭借尺寸土地，依靠百姓平定天下。元朝君主逃回沙漠，军队没有滥用武力，跨越千古。”圣祖告诫他们说：“我思考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宋，历年长久的，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宗仁厚，然而在人心中的根基牢固深厚，人们不能忘记，所以如此。元朝自从世祖统一天下，宽恤仁爱，也可以说是有民心了。但是他的子孙没有继承借重的德行，不能用仁爱来守住江山，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将来我的子孙如果能保持仁厚之心，坚守而不废弃，就是国家的福气。”
臣良胜说：“从前曹彬攻下江南，捷报送到。宋太祖说：‘攻城的时候，必定有无辜遭受刀箭伤害的人，这是令人悲哀的。’富弼说太祖爱民之深，推展这种仁心来治理天下，难怪太平盛世来得这么快啊！圣祖考虑到子孙世代守护，以仁厚如水来保持太平，比起宋太祖的见识，更加宏大了。起初，徐达北征的时候，圣祖告诫他说：‘前代改朝换代的时候，兵器相加，视如仇敌，肆意屠杀，违背天意虐待百姓，我实在不忍心。你们各位将帅，应当引以为戒，攻克城池的日子，不要掳掠，不要焚烧，不要妄杀无辜，一定要使市场不改变摊位，百姓安居乐业。元朝的宗室亲戚，都要好好保护他们，希望上能报答天心，下能安慰百姓的期望，以成就我讨伐罪人、拯救百姓的志向。’多么仁爱啊！这是商汤、周武王顺应天意民心以安定天下的志向。徐达恪守成命，也接近于《易经》中‘师中丈人’的吉兆了。圣明的子孙与天无极，徐达的后代守护与国家同休，是有原因的啊！”
圣祖派遣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万军队讨伐张士诚，召集将佐告诫他们说：“自从大乱以来，豪杰并起，到处割据，称王称霸的人不可胜数。江南的乱雄，西边有陈友谅，东边有张士诚，都占据千里土地，拥有几十万军队。我夹在两人之间，与他们对抗了十多年。观察两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志向难道在于百姓吗？不过是贪图富贵，聚集党羽，抢劫掠夺罢了。陈友谅败灭，只有张士诚占据浙西，北连两淮，倚仗他的强力，多次侵犯我的疆界。依靠各位将领连年征讨，攻克夺取了两淮之地。现在只有浙西、姑苏等郡县没有攻下，所以命令你们讨伐他们。你们应当告诫士兵，不要肆意掳掠，不要挖掘坟墓，不要毁坏房屋。听说张士诚的母亲葬在姑苏城外，千万不要侵犯毁坏他的墓地。你们不要忘记我的话。各位将帅务必和睦相处，不要放纵左右亲信欺凌军士。凡是将领的功劳，必定依靠士兵，要好好抚恤他们。大抵攻克敌人必定以成功为效验，树立德行必定以广施恩惠为要务。你们努力吧。”各位将领都再次拜谢接受命令。
臣良胜说：“圣祖神武，不杀命将，专征指战无不胜。我唯独详细记载攻克元都、夺取陈友谅、张士诚这三件事，因为这三者都是强敌。其余微不足道的，不值得比较了。况且天下的形势，怯懦遇到勇敢，那么勇敢者胜；愚昧遇到智慧，那么智慧者胜；智慧与勇敢相当，那么天下的艰难，本来就有纷纷兴起而难以平定的。因此英雄君主，摒弃小智小勇，而真正的智慧和大勇，才能在至仁之间施行。像圣祖这样的人，天下的智慧与勇敢，本来不足以与他为敌。何况发布政令施行仁爱，行动无不体现德行。我唯独详细记载用兵之事，用兵以毒害天下，而仁爱先行，那么所到之处就没有不施行仁爱的了。”
文皇在位时，仁宗皇帝作为皇太子，从南京经过山东境内，遇到饥民，就命令布政司发放粮食赈济。等到入朝觐见，将此事禀报。文皇说：“这正是从前范仲淹的儿子，尚且能拿出麦舟救济他父亲的老朋友，何况百姓是我的赤子呢？”
秦二世东行郡县，至咸阳，谓赵髙曰：“人生世间，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夀，可乎？”赵髙曰：“陛下严法而刻刑，尽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则髙枕肆志，宠乐矣。”二世信之，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戮死。后髙与其壻咸阳令阎乐谋易置，更立子婴。乐将吏卒入望夷宫，谓二世曰：“受命于丞相，诛足下。”麾其兵进，二世自杀。赵髙乃立子婴为秦王，令斋，当庙见，受玉玺。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髙杀二世，恐羣臣诛之，乃佯以义立我，使我斋见庙。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髙果自来，子婴遂刺杀髙于斋宫，夷其三族。
胡寅曰：「使扶苏嗣位，则秦祚可延；使子婴继世，则诸侯未必尽西。然吕政反道，天所不佑。杀人之子多矣，人亦杀其子，宜也。子婴居无可奈何之势，乃能不动声色，屠戮赵髙。虽不救亡，亦舒愤志，岂不可怜也哉！汉祖遂王闗中，必有以处项氏，杀之不仁甚矣。」臣丘濬曰：「呜呼！古者罪人不孥，罚弗及嗣。秦人始创为夷族之法，君用之以快其愤，臣假之以报其怨。卒之始皇子女骈首就戮，斯、髙族类靡有了遗。是则向之所以害人者，适以自害也。天道何昭昭哉！」
隋文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独谓所亲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侯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其子▯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
臣良胜曰：秦之暴甚于夷族，而隋之法至盗一钱而死者，或三人盗一▯而死。行旅晏起早宿，天下凛凛。有数人却执事者曰：「吾岂求财者？为我奏至尊。」曰：「自古以来，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文帝不善之积如此，而▯帝弑父杀兄，其罪有浮于纣者。又慕秦皇汉武之为人，穷奢极欲，重赋烦刑，兵连夷狄，盗起诸郡，而巡游不已，以乐慆淫。其灭亡之徴，不出房氏父子之所料。呜呼！戒之哉！
曹彬下江南，唐州郡皆降，独江州指挥使胡则杀刺史谢彦实，集众为唐固守。曹翰围之，城陷，翰执之，数其拒命之罪，对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杀之，因纵兵悉取其资财，而尽屠其民。彬之子孙贵盛，累世。翰没未久，子孙有乞丐者。
宋史臣曰：「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将者，武夫也。圣人亦不得已而任之。任非其人，而假以生杀之柄，则其屠戮之祸，庸有已乎？」太祖深知其然，每遣将，更必谆谆戒之曰：「慎勿妄杀。」当时诸将莫不奉命，不奉命者惟曹翰一人而已。翰至江州，胡则率兵拒守，翰怒其拒命，执而腰斩之。又忿江州民诉掠民家，遂屠其城。何其▯酷之甚耶？昔李广之杀降卒，虑其有变故也，则为义士。今已就执，何其震怒腰斩，以快其忿？其好杀之心，尤有甚于师殱之暴矣。然而天道好还，理无不复。白起之丧杜邮，坑赵卒也；李广之不封侯，杀降卒也。史称翰没未久，子孙有乞丐者，盖以为杀戮过当之报。嗟夫！以翰之屠戮而言，其报岂止如是而已哉？宋之元气，亦为翰所丧多矣。厥后金人入冦，纵兵大掠，二帝防尘，忠良遇害，其祸岂不尤▯于江州乎？故世之为将者，诚不可不以曹翰为鉴，而以杀戮为戒也。
右衍贼仁之戒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朱熹曰：「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义，此独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徳之刚，则自强不息矣。」
臣良胜曰：天无象，所以为天者，气也。气之运用，无有停息，是以日月星辰悬丽于天之下，山川人物承载于天之上，各安其所，无有崩坠倾泄之患。一有止息，则不得其常矣。尝见伎儿以水一盂，布裹之，疾手转运如飞，防滴不漏；停手则倾
译秦二世向东巡视郡县，到达咸阳时，对赵高说：“人生在世，就像驾驭六匹骏马穿过狭窄的缝隙一样短暂。我想尽情满足耳目的喜好，穷尽心志的乐趣，以此来度过我的寿命，可以吗？”赵高说：“陛下如果施行严厉的法令、苛刻的刑罚，彻底清除先帝的旧臣，改任陛下所亲信的人，那么就可以高枕无忧、随心所欲，享受宠幸和快乐了。”秦二世相信了他，于是更改法律，务必更加苛刻严酷。大臣和各位公子只要有罪就立即处死。后来赵高与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谋划废立，改立子婴。阎乐率领官兵进入望夷宫，对秦二世说：“我奉丞相之命，诛杀您。”挥手让士兵前进，秦二世自杀。赵高于是立子婴为秦王，命令他斋戒，准备在宗庙拜见，接受玉玺。子婴与他的两个儿子谋划说：“丞相赵高杀了秦二世，恐怕群臣会诛杀他，所以假装出于道义立我，让我斋戒去宗庙。我称病不去，丞相必定亲自前来。他来了就杀了他。”赵高果然亲自前来，子婴于是在斋宫刺杀了赵高，诛灭了他三族。
胡寅说：“如果让扶苏继承皇位，那么秦朝的国运可以延长；如果让子婴继承皇位，那么诸侯未必都会向西进攻。然而吕政（秦始皇）违背正道，上天不保佑他。他杀了别人的儿子太多，别人也杀了他的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子婴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却能不动声色，诛杀赵高。虽然不能挽救灭亡，但也舒展了愤懑之志，难道不值得怜悯吗！汉高祖于是称王关中，必定有办法处置项羽，杀他实在是不仁到了极点。”臣丘濬说：“唉！古代罪人不株连妻儿，刑罚不波及后代。秦人开始创立夷灭三族的法律，君主用它来发泄愤恨，臣子借它来报复私怨。最终秦始皇的子女并排头颅被杀，李斯、赵高三族灭绝无遗。这就是以前用来害人的，恰恰用来害了自己。天道多么昭彰啊！”
隋文帝攻克陈国时，天下人都认为将要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却对亲近的人说：“皇上猜忌刻薄而且苛酷，太子软弱，诸侯专权，天下虽然安定，正担忧危乱。”他的儿子房龄也秘密对房彦谦说：“皇上本来没有功德，靠欺诈夺取天下，诸子都骄奢不仁，必定互相诛杀。现在虽然承平，灭亡可以举足等待。”
臣良胜说：秦朝的暴政超过夷灭三族，而隋朝的法律严苛到盗窃一文钱就处死，或者三人盗窃一文钱就处死。行旅之人晚起早宿，天下人战战兢兢。有几个人对办事的人说：“我难道是求财的人吗？替我奏报至尊。”办事的人说：“自古以来，没有盗窃一文钱就处死的，却不替我上报。”我说：“我再来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同类了。”文帝不善的积累就是这样，而炀帝弑父杀兄，他的罪过超过商纣王。又羡慕秦始皇、汉武帝的为人，穷奢极欲，加重赋税、烦苛刑罚，与夷狄连年战争，盗贼在各地兴起，而巡游不停止，以享乐荒淫。他灭亡的征兆，不出房氏父子的预料。唉！要引以为戒啊！
曹彬攻下江南，唐州的郡县都投降了，只有江州指挥使胡则杀了刺史谢彦实，聚集众人替唐固守。曹翰包围了江州，城破后，曹翰抓住胡则，列举他抗拒命令的罪状，胡则回答说：“狗对着不是它主人的叫，有什么奇怪的呢？”曹翰杀了他，于是放纵士兵全部夺取他们的资财，并且屠杀了所有百姓。曹彬的子孙显贵兴盛，延续了好几代。曹翰死后不久，子孙中有乞讨的人。
《宋史》臣说：“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将领，是武夫。圣人也不得已才任用他。任用非其人，却把生杀大权交给他，那么他屠杀的祸患，哪有停止的时候呢？”太祖深知这一点，每次派遣将领，必定反复告诫说：“千万不要胡乱杀人。”当时的诸将没有不奉命的，不奉命的只有曹翰一人。曹翰到江州，胡则率兵抗拒守卫，曹翰愤怒他抗拒命令，抓住他腰斩。又愤恨江州百姓投诉掠夺民家，于是屠杀了全城。为什么如此残酷呢？以前李广杀投降的士兵，是担心他们发生变故，还算是义士。现在已经就擒，为什么震怒腰斩，来发泄他的愤怒？他好杀的心，比师殱的暴行更甚。然而天道好还，道理没有不报复的。白起死在杜邮，是因为坑杀赵卒；李广没有封侯，是因为杀投降的士兵。史书称曹翰死后不久，子孙中有乞讨的人，大概是认为这是杀戮过当的报应。唉！以曹翰的屠杀来说，他的报应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宋朝的元气，也因为曹翰丧失了很多。后来金人入侵，放纵士兵大肆掠夺，两位皇帝蒙尘，忠良被害，他们的祸患难道不更加超过江州吗？所以世间做将领的人，确实不可以不拿曹翰作为鉴戒，而以杀戮为警戒。
右边是衍贼仁之戒
《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朱熹说：“天，是乾卦的象。凡是重卦都取重复的意义，唯独这个不是这样，因为天只有一个。只说天行，就看见它一天绕一周，第二天又绕一周，像重复的象，不是至健不能做到的。君子效法它，不让人欲损害天德的刚强，就能自强不息了。”
臣良胜说：天没有形象，所以成为天的，是气。气的运用，没有停息，因此日月星辰悬挂在天之下，山川人物承载在天之上，各自安守其位，没有崩坠倾泄的祸患。一旦有停息，就不能保持常态了。曾经看见艺人用一个水盂，用布包裹，快速手转运如飞，防止滴水不漏；停手就会倾覆
。天行之健而不息，似亦类此。君子内之脩徳，外之制治，其自强不息，有如天行之健。所谓有天德以行王道，故曰君德以刚为主也。孔子发此义于干之大象，周公之吿成王，亦曰：「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熈殚厥心」，则所以继文武而受天命者，不外是矣。
译天道运行刚健而永不停息，似乎也与此类似。君子对内修养德行，对外治理政事，其自强不息的精神，正如同天道运行的刚健。这就是所谓拥有天德来施行王道，所以说君主的德行以刚强为主。孔子在《乾卦》的大象辞中阐发了这一义理，周公告诫成王，也说：“日夜谨慎地奉行天命，宽厚而沉静，在光明中正中竭尽心力”，那么，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而承受天命的道理，不外乎就是这些了。
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程頥曰：凡物莫不用其壮，齿者啮，角者触，蹄者踶。羊壮于首，羝为喜触，故取为象。羊喜触藩篱，以藩篱当其前也。盖所当必触，喜用其壮如此，必羸其角矣。犹人尚刚壮，所当必用，必摧困也。
臣良胜曰：隂长而君子为遯，遯极而阳长。阳长而君子为壮，然壮而利贞。必大者正也。若一于用壮，多伤寡与，未免于贞厉之危。故在君位而求治之太急，在臣位而疾恶之过严，皆非壮之正也。此隂阳消长之机，治乱兴衰之际。君子不能不用其壮，亦不可不善用其壮。此勇之所以贵乎其中也。若夫小人势穷力屈，计于必败，忿然一逞，以幸其或成，而卒莫之救，是之谓罔也。尚何以云壮哉？然则君子之罔，岂真视之无者？与其废之，将有举也。待时而动焉尔。是小人之壮，乃所以为罔；君子之罔，乃所以为壮。此《易》之所以无方也。
仲虺之诰曰：「天乃锡王勇知，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蔡沈曰：「天锡汤以勇知之徳，勇足以有为，知足以有谋。非勇知不能成天下之大业也。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天锡汤以勇知者，所以使其表正万邦，而继禹旧所服行者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顺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礼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汤革夏而缵旧服，武革商而政由旧。孔子所谓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武诗曰：「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朱熹曰：「周公象武王之功，为《大武》之乐。言武王无竞之功，实文王开之，而武王嗣而受之，胜殷止杀，以致定其功也。」
臣良胜曰：大武之乐，象武王之武也。而必曰「允文文王以开之」者，盖以文徳为之先，武非帝王所尚也。及不得已而后用武，武以止杀，非以为杀也。故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然是时以颂武王之功，必归之文王者，周公亲父尊祖之心，不敢顷刻而忘也。故论文王之徳，必本之太王、王季以及太任；则论武王之功，固宜本之文王。太姒者，称人之善，又本其父兄师友，厚之至也。后世有所追崇上祀之典，而谓「灵芝无根，醴泉无源」，盖亦薄之甚已，殊未达于周公之意欤？
常武诗曰：「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朱熹曰：「夷、厉以来，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将以征不庭，其师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动，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矣。」
臣良胜曰：「佳兵不祥之器也。宣王出师，诗人颂以为美，拨乱反正，振衰起敝，非师不可。然徒恃兵威，亦不可也。故末章必曰『王猷允塞』，乃为天子之功。盖曰此之兴师，乃王道之大之当然也。若其恃威黩武之师，岂足为中兴之盛举也哉！」
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
左传》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徳，肆于时夏，▯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已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公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臣良胜曰：「春秋之世，兵争俶扰，荆楚争衡上国，素以轻剽为习。乃有庄王居功不伐，而序武必本于德，葢仅见也。苏辙尝谓：『所贵乎五伯者，皆以其不得已而用兵。庄王声罪于陈，以讨
译大壮卦九三爻辞说：小人逞用刚强，君子则用隐忍，守正亦危厉。公羊抵触藩篱，角被缠住。程颐说：凡物没有不运用其强壮的，有齿的咬，有角的触，有蹄的踢。羊的强壮在头部，公羊喜欢抵触，所以取它作为象征。羊喜欢抵触藩篱，因为藩篱挡在它前面。大概所应当抵触的，喜欢运用其强壮如此，必然会使它的角被缠住。犹如人崇尚刚强，所应当运用的，必然会导致挫败困顿。
臣良胜说：阴气增长而君子处于退避，退避到了极点阳气便增长。阳气增长而君子处于壮大，然而壮大而利于守正。必定要宏大者端正。如果一味运用刚强，多伤害而少应和，难免陷入守正亦危厉的危险。所以在君位而求治太急，在臣位而疾恶过严，都不是壮的正道。这是阴阳消长的关键，治乱兴衰的际遇。君子不能不运用其刚强，也不可不善用其刚强。这就是勇之所以贵在合乎中道的缘故。至于小人势穷力屈，计谋注定失败，愤然一逞，侥幸或许成功，最终无人救援，这就叫做罔（迷乱/无望）。还谈得上什么壮呢？那么君子的罔，难道是真正视而不见吗？与其废弃不用，将有所举用。等待时机而动罢了。是小人的壮，反而成为了罔；君子的罔，反而成为了壮。这就是《易经》之所以没有固定方所的道理。
《仲虺之诰》说：“上天于是赐给君王勇武和智慧，表率端正万邦，继承禹的旧业。这遵循其常道，奉行顺从天命。”
蔡沈说：“上天赐给商汤勇武和智慧的德行，勇足以有所作为，智足以有所谋划。没有勇智不能成就天下的大业。表正，是指在此处表率端正，而在彼处影子也就直了。上天赐给商汤勇智，是为了让他表率端正万邦，而继承禹旧时所服行的。这只是遵循其常道，以奉行顺从上天罢了。天，是常道礼法所出自的地方，而常道，是禹所服行的。商汤革除夏朝而继承旧业，周武王革除商朝而政令由旧。孔子所说的百世可知，正是因为这个。”
《武》诗说：“伟大辉煌的武王，功业无与伦比。确实有文德的文王，能够开创其后嗣。武王承受它，战胜殷商制止杀戮，奠定你的功业。”
朱熹说：“周公模拟武王的功业，创作《大武》之乐。说武王无与伦比的功业，实际上是文王开创的，而武王继承并承受它，战胜殷商制止杀戮，以致奠定其功业。”
臣良胜说：《大武》之乐，模拟武王的武功。而必定说“确实有文德的文王来开创它”，大概是以文德为先，武功不是帝王所崇尚的。等到不得已而后用武，武是为了制止杀戮，不是为了杀戮。所以说：“文王一怒而安定了天下的百姓。”然而当时歌颂武王的功业，必定归之于文王，是周公亲近父亲尊崇祖先的心，不敢片刻忘记。所以论述文王的德行，必定本源于太王、王季以及太任；那么论述武王的功业，固然应当本源于文王。太姒，称赞人的善行，又本源于其父兄师友，是厚道到了极点。后世有所追崇上祀的典制，却说“灵芝没有根，醴泉没有源”，大概也是鄙薄得很了，完全没有通达周公的意思吧？
《常武》诗说：“显赫盛大，威严的天子。君王从容保卫作为，不急躁不游荡。徐方纷扰，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朱熹说：“夷王、厉王以来，周王室衰弱，到这时天子亲自率领军队征讨不服从的诸侯，军队刚出发，不疾不徐，而徐方的人都已经震动，如同雷霆在头上发作，来不及安定了。”
臣良胜说：“好的兵器是不祥之物。宣王出兵，诗人歌颂以为美，拨乱反正，振衰起敝，非用军队不可。然而仅仅倚仗兵威，也不可以。所以末章必定说‘王道的谋划确实充实’，才算是天子的功业。大概说这次兴师，是王道的大义所当然。如果是倚仗威势滥用武力的军队，哪里足以成为中兴的盛举呢！”
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
《左传》说：楚国重兵到达邲地，于是驻扎在衡雍。潘党说：“君王何不修筑武军而收集晋军尸体，用来建立京观？”我听说战胜敌人，必定向子孙展示以不忘武功。楚子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文，止戈为武。武王战胜商朝，作颂说：‘收藏干戈，装入弓矢。我追求美德，施于夏地，成王保佑它。’又作《武》，其卒章说：‘奠定你的功业。’其三说：‘广泛思考，我前往是为了求得安定。’其六说：‘安抚万邦，屡获丰年。’武，是禁止暴乱、收敛兵器、保全宏大、安定功业、安抚百姓、和睦众人、丰富财物的。所以让子孙不忘其章句。现在我让两国暴露尸骨，暴虐了！展示兵威以威慑诸侯，兵器没有收敛了。暴虐而不收敛，怎能保全宏大？还有晋国在，怎能安定功业？违背民意的还很多，百姓怎能安定？没有德行而逞强，争夺诸侯，怎能和睦众人？利用他人的危难，安定他人的混乱，作为自己的荣耀，怎能丰富财物？武有七种德行，我一样也没有，拿什么向子孙展示？不如向先公宗庙报告成事罢了。武不是我的功业。”
臣良胜说：“春秋时代，兵争纷扰，荆楚与中原大国争衡，向来以轻捷剽悍为习气。于是有楚庄王居功不夸耀，而论述武功必定本源于德行，大概仅见而已。苏辙曾经说：‘所贵乎五霸的，都是因为他们不得已而用兵。庄王声罪于陈，以讨
夏征舒之贼，此尤义之不可已者。视桓、文胜楚、伐戎，必献王宫以徼宠命，亦有间矣。』故虽终身未能一主会盟之权，而君子许之五伯之列，有由然也。」
译夏征舒弑君，这是尤其合乎道义、不可不讨伐的事情。比起齐桓公、晋文公战胜楚国、讨伐戎狄，必定要进献王宫来求取宠信和命令，（宋襄公的做法）也有高下之分了。所以，虽然宋襄公终身未能统一主持盟会的权力，但君子将他列入五霸的行列，是有原因的。
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防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鞍，齐师败绩。
左氏曰：「齐髙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乗其车，繋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齐侯曰：『余姑剪灭此而后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絶鼔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臣良胜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乃可以言师也。』齐之君臣矜勇若此，晋之将佐用命若此，晋安得不胜？齐安得不败乎？」
及国佐盟于袁娄
左氏曰：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对曰：「师有功，国人喜而迎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见公曰：「子之力也夫。」对曰：「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见劳之如郤伯，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变何力之有焉？」栾伯见公亦如之，对曰：「变之诏也，士用命也，书何力之有焉？」
臣良胜曰：「成功匪难，居功为难。范文子不有其功，而诸将佐率以让名。所谓一人刑善，四方其训之，况其国乎？后世若钟防、邓艾之伐蜀，王濬、王浑之平吴，同功相忌，至于争夺，而祸延家国，其亦未闻晋卿之让善者乎？」
乐记》子曰：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陈澔曰：孔子言作乐者，放象其成功，故将舞之时，舞人縂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动，以待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发▯蹈厉，象太公威武鹰▯之志也。乱乐之卒章也。上章言复乱以武，言武舞将终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盖以文而止武也。
儒行》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吕大临曰：「忠信则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礼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礼义所以御人之欺侮，犹甲胄干橹可以捍患也。行则尊仁，居则守义，所以自信者笃，虽暴政加之有所不变，自立之至者也。」
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朱熹曰：「仁者，心无私累；见义必为，勇者，或血气之强而已。」
臣良胜曰：仁主于爱，德也；勇主于刚，威也。德所以济威，威所以成德也。故勇而不本于仁，非勇也；仁而不发于勇，非仁也。沈潜刚克，皆所以为仁也；威克厥爱，爱克厥威，皆所以为勇也。昔子产语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子产亦仁者，而欲尚猛，非徒猛也，以寛为之先也。是以太叔之政啓雈苻之盗，非杀之而不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寛。寛以济猛，猛以济寛，政是以和。」然则仁也，勇也，并行而不相悖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臣良胜曰：圣门弟子以勇著称，莫子路若也。其初见夫子时，冠鸡服豕，以武自负；既而有闻大道，闻过而喜，则其所谓勇者有德义焉，非特血气之刚者。故治蒲之政，三年有成。夫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断矣。」噫！以若此为政，岂徒尚其勇者？夫子尚义之教，盖有行乎其间矣。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朱熹曰：「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大以交邻国；
译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防备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以及齐侯，在鞍地交战，齐军大败。
左氏说：“齐国的高固闯入晋军，举起石头投掷敌人，擒获一人并乘坐他的战车，将车系在桑树根上，在齐军营垒中巡行，说：‘想要勇敢的人，来买我多余的勇气。’齐侯说：‘我姑且先消灭这些人，然后再吃早饭。’不给马披甲就奔驰冲锋。郤克被箭射伤，血流到鞋上，但战鼓声未停，他说：‘我受伤了。’张侯说：‘从交战开始，箭就贯穿了我的手和肘，我折断箭杆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都被血染红了，我怎敢说自己受伤？请您忍耐一下。’臣良胜说：‘面临战事而心存畏惧，善于谋划而能成功，这才可以说懂得用兵。’齐国的君臣如此矜夸勇力，晋国的将佐如此服从命令，晋国怎能不胜利？齐国怎能不失败呢？”
与国佐在袁娄结盟。
左氏说：晋军回国，范文子最后进入国都。武子说：“难道不是因为我盼望你吗？”范文子回答说：“军队建立了功勋，国人欢喜迎接，如果先入城，众人的耳目必然集中在我身上，这是代替主帅承受名声，所以我不敢先入。”武子说：“我知道你可以免于祸患了。”郤伯拜见国君说：“这是您的力量啊。”郤伯回答说：“这是国君的教导，各位将领的力量，我有什么力量呢？”范叔拜见国君，国君慰劳他如同慰劳郤伯一样，范叔回答说：“这是庚所命令的，克所制定的，变有什么力量呢？”栾伯拜见国君也如同慰劳郤伯一样，栾伯回答说：“这是变所告诫的，士众服从命令，书有什么力量呢？”
臣良胜说：“取得成功并不难，居功自傲才难。范文子不占有功劳，各位将佐都谦让名声。所谓一个人以身作则行善，四方都会效法他，何况是一国之内呢？后世像钟会、邓艾讨伐蜀汉，王濬、王浑平定东吴，同立功劳却互相猜忌，以至于争权夺利，祸及家国，他们难道没有听说过晋国卿大夫谦让善行的事迹吗？”
《乐记》中孔子说：“音乐，是象征成就的。手持盾牌如山般屹立不动，这是武王的事迹；奋发扬厉，这是太公姜尚的志向。武舞结束时众人坐下，这是周公、召公的文治。”
陈澔说：“孔子说创作音乐的人，是效法象征其成功的景象，所以在将要起舞的时候，舞者手持干盾，像山一样屹立不动，以等待诸侯到来，所以说这是武王的事迹。之所以奋发扬厉，是象征太公威武雄壮的志向。乱乐是乐曲的终章。上一章说恢复乱乐以武舞，说武舞将要结束时坐下，象征周公、召公以文德治理，大概是用文德来制止武力的意思。”
《儒行》说：“儒者有以忠信作为甲胄，以礼义作为盾牌，秉持仁德而行事，怀抱道义而居处，即使有暴政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们自立于世的品格就是这样。”吕大临说：“忠信就不欺骗，不欺骗别人，别人也不会欺骗他。礼是尊敬他人，尊敬他人，别人也不会侮辱他。忠信礼义用来抵御别人的欺骗侮辱，就像甲胄盾牌可以抵御祸患一样。行动时尊崇仁德，居处时坚守道义，所以自信坚定，即使暴政加身也有所不变，这是自立到了极点。”
孔子说：“仁者一定有勇气，有勇气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朱熹说：“仁者，心中没有私欲牵累；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必定去做。勇者，或许只是血气旺盛罢了。”
臣良胜说：“仁主要在于爱，是德行；勇主要在于刚强，是威严。德行用来辅助威严，威严用来成就德行。所以勇如果不以仁为本，就不是真正的勇；仁如果不表现为勇，就不是真正的仁。深沉潜藏而刚强能克制，这都是为了成就仁德；威严能克制仁爱，仁爱能克制威严，这都是为了成就勇气。从前子产对子太叔说：‘只有有德行的人能用宽厚安抚百姓，其次不如严厉。火猛烈，百姓望而生畏，所以很少死于火；水柔弱，百姓轻慢玩弄它，所以多死于水。’子产也是仁者，却想崇尚严厉，不仅仅是严厉，而是以宽厚为先。因此太叔的政令引发了雈苻的盗贼，不加以杀戮就不能制止。孔子说：‘好啊！政令宽厚百姓就会轻慢，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百姓就会残害，残害就用宽厚来施予。宽厚用来辅助严厉，严厉用来辅助宽厚，政事因此和谐。’那么仁与勇，是并行而不相违背的。”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气吗？”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最高准则。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就会做强盗。”
臣良胜说：“圣人门徒中以勇著称的，没有比子路更突出的了。他刚见夫子时，头戴鸡冠帽，身穿猪皮衣，以武力自负；后来听闻大道，闻过则喜，那么他所谓的勇是有德义的，不仅仅是血气的刚强。所以他治理蒲地，三年就有成效。夫子进入他的辖区，说：‘好啊，由啊，恭敬而守信。’进入他的城邑，说：‘好啊，由啊，忠信而宽厚。’到了他的庭院，说：‘好啊，由啊，明察而果断。’唉！以这样的方式施政，难道只是崇尚勇力吗？夫子崇尚义的教化，大概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诗经》说：“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以阻止前往莒地的敌人，以巩固周朝的福佑，以回应天下的期望。”这是文王的勇气。文王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尚书》说：“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是说让他们辅助上帝宠爱百姓。”四方无论有罪无罪，只有我治理天下，怎敢超越我的志向？如果有一个人横行天下，武王以此为耻。这是武王的勇气。而武王也是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朱熹说：“人君能克制小的愤怒，就能体恤小事，大事用来结交邻国；
张栻曰：「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礼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义之怒不可无。知此，则可以见性情之正，而识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良胜曰：孟子于战国之君，曲于开导，徃徃不逆其意，就其所欲以伸其説，葢将以启其心而沃之，是以开而牖之也。是故其言好勇，则进以文武之大勇；好货，则进以公刘之好货；好色，则进以太王之好色。虽至昏庸悻戾之主，必且亹亹听纳，惟恐其説之终也。虽然，此岂其本心哉？降而自卑，以行救世之志焉尔。若在春秋之时，如孔子对卫灵公之问陈，鲁哀公之问政，一以正议，不少贬焉。是知圣人之心，无心而成化也；贤人之心，有心于行道也。后世儒者于时君世主而有谘焉，师孔子而不得，犹不失其正；君之志，刻鹄之鹜也。师孟子而不得，将不免有徇君之欲，画虎之狗也。此所以为圣贤之别，亦邪正之原也。后世谗谄▯谀之徒，于君之恶长而逢之，惟恐拂逆，率因縁古义，以孟子导齐梁之君，借口攘窃神器，则曰「尧舜禅受」；弑君簒国，则曰「汤武征伐」；放废其主，则曰「伊尹桐宫」；戕虐本支，则曰「周公致辟」；反顔事仇，则曰「就桀就汤」；台苑肆志，则曰「文王百里」。故议者益奋，至以六经为奸宄囊槖，圣贤之累大矣。臣故欲预为之所焉。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徃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朱熹曰：「言孟施舍虽似曽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气，又不如曽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动心，其原葢出于此。」
臣良胜曰：「孟子之勇，原于曽子；曽子之勇，原于夫子。夫子固无所用于勇者，若其诛少正卯，却莱兵，堕郈、费，一言之出，威重三军。此非天下之大勇，何以能是？故胡安国曰：『天下莫大于理，而强于众，有不与焉。』」
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闗杀北地都尉，遂至彭阳。上亲劳军，自欲征【阙】皇太后要固，乃止。于是以张相如为大将军击之，逐出塞，即还。尝辇过郎署，谓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上曰：“昔有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令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唐对曰：“尚不如亷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夫！吾独不得亷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
朱黻曰：「文帝于备边一事，未尝少忽。虽恬静恭黙，而躬骑射之习；虽慈祥淡泊，而甘游畋之娱；虽尊礼大臣，而方正常侍之士，日与驰逐；虽勤恤民隠，而六郡良家之子悉皆调集；虽爱惜财用，而缮脩城堡未尝靳费。卫军罢矣，而广武之兵犹聚也；苑囿弛矣，而上林之射不息也。髙袪一言，李齐之贤，毎饭不忘；冯唐一论，颇牧之善，拊髀称叹；晁错一奏边事，玺书褒美。请徙民守塞，则募徙民；请入粟实边，则诏入粟。凡三十三年之间，其商畧区画，舍农桑外，所深注意者，独边事而已。然其卑辞屈已，嵗致金缯，与匈奴结好，岂得已哉？帝亦度匈奴桀骜之势，未可以遽服；而疮夷甫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虽外为和亲之礼，而内实未尝轻弃自治之策。帝于是愤怒激烈，锐志雪耻，屯兵三郡，亲御六飞，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士卒，必欲躬自北伐。虽羣臣之谏不聴，岂非仁者之勇哉！」
臣良胜曰：「勇非善，仁而勇者为善；用勇非难，勇而有制者为难。」文帝慈仁，专务徳化，吴王不朝，赐之几杖。张武受赂金钱，愧心若无所用。勇者至于御虏备边，奋▯自将，艰险不避；无事则谦抑如不能，有难则英气横发而不可遏。其于髙祖平城之辱、髙后嫚书之耻，未尝一日而忘于怀。故李、齐、颇、牧之思，诚欲用以泄先世之愤。然其命将撃之，出塞即还，不为穷追逺讨，若武帝之为者，是仁而勇、勇而有制者也。周宣王时，玁狁孔炽，侵镐及方，而吉甫薄伐，至于太原而止。文帝之善用其
译张栻说：“小勇，是血气之怒；大勇，是礼义之怒。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义之怒不可无。懂得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性情的端正，从而识别天理与人欲的区别了。”
臣良胜说：孟子对于战国时代的君主，在开导时委婉曲折，往往不违背他们的意愿，顺着他们的欲望来阐述自己的学说，大概是为了启发他们的心智并加以浸润，从而开导和指引他们。所以，君主说喜欢勇武，他就用文王、武王的大勇来引导；说喜欢财物，他就用公刘喜欢财物来引导；说喜欢女色，他就用太王喜欢女色来引导。即使是极其昏庸暴戾的君主，也一定会勤勉地倾听采纳，只怕他的学说讲不完。虽然如此，这难道是孟子的本意吗？他是降低身份，屈尊降贵，来实行救世的志向罢了。如果在春秋时期，像孔子回答卫灵公问军事、鲁哀公问政事那样，一律以正道议论，一点也不贬低自己。由此可知，圣人之心，无心而能成就教化；贤人之心，有心于推行道义。后世的儒者对于当时的君主有所咨询，效法孔子而未能成功，尚且不失去正道；君主的志向，就像刻天鹅却画成野鸭一样。效法孟子而未能成功，就难免顺从君主的欲望，像画虎却画成狗一样。这就是圣贤的区别，也是邪正的根本。后世那些谗谄阿谀之徒，对于君主的恶行加以助长和迎合，只怕违背逆反，往往借引古代义理，以孟子引导齐梁君主为借口，窃取神器，就说“尧舜禅让”；弑君篡国，就说“汤武征伐”；放逐废黜君主，就说“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残害虐杀宗室，就说“周公诛管蔡”；反脸侍奉仇敌，就说“就桀就汤”；在台苑中肆意放纵，就说“文王百里”。所以议论的人更加激昂，甚至认为六经是奸邪之人的囊袋，圣贤的累赘太大了。臣因此想要预先对此有所处置。
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武吗？我曾从夫子那里听过大勇。自我反省而理直，虽然面对穿着粗布宽衣的人，我也不畏惧；自我反省而理直，虽然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孟施舍坚守勇气，还不如曾子坚守简约。
朱熹说：“意思是说，孟施舍虽然似乎像曾子，但他所坚守的是一身之气，还不如曾子反身循理，所坚守的尤其得其要领。孟子不动心，其根源大概出于此。”
臣良胜说：“孟子的勇，源于曾子；曾子的勇，源于夫子。夫子本来没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到勇武，但如果他诛杀少正卯，击退莱国军队，拆毁郈邑、费邑，一句话出口，威势震慑三军。这不是天下的大勇，怎么能做到这样？所以胡安国说：‘天下没有比理更大的，也没有比理更强的，有不顺从它的。’”
汉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侵入朝那关，杀死北地都尉，于是到达彭阳。皇上亲自慰劳军队，自己打算出征，皇太后坚决挽留，才作罢。于是任命张相如为大将军出击匈奴，将匈奴逐出塞外，随即返回。曾经乘车经过郎署，问冯唐：“你父亲家在哪儿？”冯唐回答说：“臣祖父是赵国人。”皇上说：“从前有人对我说，赵将李齐贤能，在钜鹿作战，我每次吃饭，心里没有不在想着钜鹿的。”冯唐回答说：“还不如廉颇、李牧作为将领。”皇上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作为将领，我还担忧匈奴什么呢！”
朱黻说：“文帝在防备边疆这件事上，从未稍微忽视。虽然恬静恭默，却亲自练习骑射；虽然慈祥淡泊，却甘愿享受游猎的乐趣；虽然尊崇礼遇大臣，却方正对待常侍之士，每天与他们驰骋追逐；虽然勤苦体恤百姓疾苦，却将六郡良家子弟全部调集；虽然爱惜财用，却修缮城堡从未吝惜费用。卫军解散了，但广武的军队仍然聚集；苑囿松弛了，但上林的射猎不停止。高袪一句话，李齐的贤能，每顿饭都不忘记；冯唐一议论，廉颇、李牧的善战，拍腿称叹；晁错一上奏边事，玺书褒奖赞美。请求迁徙百姓守塞，就招募迁徙百姓；请求运粮充实边疆，就下诏运粮。在这三十三年间，他的筹划安排，除了农桑之外，深深注意的，只有边事罢了。然而他卑辞屈己，每年赠送金帛，与匈奴结好，难道是不得已吗？皇帝也估量匈奴桀骜不驯的气势，不可以迅速制服；而刚刚平定疮痍的百姓，不可以迅速使用。所以虽然对外实行和亲之礼，但内心实际上从未轻易放弃自治的策略。皇帝于是愤怒激烈，锐志雪耻，屯兵三郡，亲自驾驭六马，慰劳军队，整顿士兵，申令教诫，赏赐士卒，一定要亲自北伐。虽然不听群臣的劝谏，这难道不是仁者的勇吗！”
臣良胜说：“勇不是善，仁而勇才是善；用勇不难，勇而有节制才难。”文帝慈仁，专务德化，吴王不朝见，赐给他几杖。张武收受贿赂金钱，羞愧得心如无所用。勇武到了抵御虏敌、防备边疆，奋发自将，不避艰险；无事时谦逊压抑好像不能，有难时英气横发而不可遏止。对于高祖平城的耻辱、高后傲慢书信的耻辱，未曾有一天忘记在怀。所以对李齐、廉颇、李牧的思念，确实想要用来发泄先世的愤恨。然而他任命将领出击，出塞就返回，不进行穷追远讨，不像武帝那样，这是仁而勇、勇而有节制的表现。周宣王时，玁狁非常猖獗，侵犯镐京和方城，而吉甫薄伐，到达太原就停止。文帝善于使用他的
光武初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犇之，斩首数千级。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乗锐崩之，诸将胆气益壮，无一不当百，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防大雷风，屋瓦皆飞，▯下如注，▯川盛溢，虎豹皆股栗，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轻骑乗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
臣良胜曰：时焉而怯，人不轻其怯；时焉而勇，人不伤其勇。更始在平林中，汉兵已十余万，欲立刘氏以从人望。而更始即位，朝羣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豪杰失望矣。非光武昆阳之役，大发其勇，则炎祚之复不可必也。既而更始忌其威名，杀刘縯。光武不为服丧，饮食言笑如常，而枕席间泪涕积痕，不御酒肉，故能冺更始之疑，以就大业。然则光武勇怯皆中其节，其所以怯者，正所以大伸其勇也。帝王之自有真信哉！
唐太宗车驾发辽东，至安市城，进兵攻之。髙丽北部延夀惠真帅兵十五万救安市。上敇诸军齐出奋击，因命有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诸军鼓噪并进，防有龙门人薛仁贵者，大呼陷阵，所向无敌。髙丽披靡，大军乗之，髙丽兵大溃。延夀惠贞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降。髙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髙士亷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跸山。”
范祖禹曰：太宗之伐髙丽，非独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强也。本其少时奋于布衣，志气英果，百战百胜，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髙拱，犹思所以逞志，抗腕踊跃，喜于用兵，如冯妇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礼义以养其心，中和以养其气，始于勇敢，终于勇敢而已矣。记曰：「所贵于勇敢强有力者，贵其敢行礼义也。」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太宗于天下无事，不知用之于礼义，而惟以战胜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较胜负于逺夷，一战而胜，自以为功，矜其知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臣良胜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太宗以兵畧取天下，老而不自戢，犹欲矜功逺伐，率以勇力先之。其所以成之者，李靖自请将兵，以坚黩武之志；李世勣亦劝伐之。此苏轼以为二人者，唐腹心之疾也。善乎褚遂良曰：「陛下指挥则中原清宴，顾盼则四夷詟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逺征小虏，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卒之辽左无功，士马敝耗，粮尽班师。却自悔曰：「魏徴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当是时，遂良无恙，不悔弗聼其言，而顾追思于既死之徴，盖亦愧之也。
宋太祖围太原既久，辽援不能进。殿前都虞侯赵廷翰率诸班卫士叩头，愿先登急撃，以尽死力。太祖曰：“尔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大原，岂忍驱尔曹冐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众皆感泣。时大军顿甘草池中，防暑▯，军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赞曰：“蕞尔晋阳，岂须亲讨，重劳飞挽，取怨黔黎？岂若囘銮复都，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既寛力役之征，便是荡平之策。”从之，乃命赵普谕诸将解围而还。臣良胜曰：“知哉！宋祖善藏其勇也。方其雪夜幸赵普家，计欲下太原，尔以普难之，姑俟削平诸国，是在军志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譬之善奕，不失先后着，宜如是也。又以幽燕图示普，普曰：‘图必出曹翰。’曰：‘然，翰可取否？’曰：‘可。’‘孰可守？’曰：‘以翰守之。’自后积贮金帛，期满五十万，与契丹赎之，否则决战，期以绢二百万疋易敌首十万级，未尝一日忘。是宋祖开国百里之心，不在唐太宗下，而仁厚
译光武帝刚到达郾定陵时，征发所有营寨的军队一同进发，亲自率领一千多步兵骑兵作为前锋。王寻、王邑也派遣几千士兵，在犇之与汉军交战，斩杀敌军几千级。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见小敌人就胆怯，如今看见大敌人却非常勇敢，真是奇怪啊。”再次进击，王寻、王邑的军队退却，各部共同乘胜追击，斩杀敌军几千几百级。连续获胜于是向前推进，乘着锐气击溃敌军，将领们的胆气更加壮盛，没有一人不抵百人，于是杀死了王寻。城中也鼓噪而出，内外合势，震天动地的呼喊声震撼天地。王莽的军队大败，恰逢大雷大风，屋瓦都被吹飞，大雨倾盆而下，河水暴涨溢出，虎豹都吓得腿发抖，士兵纷纷跳入水中，淹死的人数以万计，水流为之阻断。王邑、严尤乘坐轻骑，踩着死人的尸体渡水逃跑，汉军缴获了他们所有的军用物资。于是天下的豪杰纷纷响应，都杀死了当地的长官，自称将军，使用汉朝的年号，等待诏命。
臣良胜说：该胆怯的时候胆怯，人们不会轻视他的胆怯；该勇敢的时候勇敢，人们不会损害他的勇敢。更始帝在平林时，汉军已有十几万人，想要拥立刘氏以顺应民心。而更始帝即位后，朝见群臣时羞愧得流汗，举手不能说话，豪杰们失望了。如果不是光武帝在昆阳之战中大发勇武，那么汉朝基业的恢复就不能确定。后来更始帝忌惮他的威名，杀死了刘縯。光武帝没有为他服丧，饮食谈笑如常，但在枕席间泪痕积聚，不喝酒吃肉，所以能够消除更始帝的疑虑，以成就大业。那么光武帝的勇敢和胆怯都符合节度，他之所以胆怯，正是为了极大地施展他的勇敢。帝王自有真正的诚信啊！
唐太宗的车驾从辽东出发，到达安市城，进军攻打它。高丽北部将军延寿、惠真率领十五万士兵救援安市。太宗命令各军一齐出击奋力攻击，于是命有关部门在朝堂旁边张设接受投降的幕帐。各军鼓噪并进，恰逢有龙门人薛仁贵，大声呼喊冲入敌阵，所向无敌。高丽军队溃败，大军乘胜追击，高丽军队大败。延寿、惠贞率领他的三万六千八百人投降。高丽全国大为惊恐，后黄城、银城都自行撤退逃跑，几百里内没有人烟。太宗用驿马传书报告太子，又给高士廉等人写信说：“我作为将领像这样，怎么样？所到的山叫驻跸山。”
范祖禹说：太宗讨伐高丽，不仅仅依靠天下的富庶、兵力的强大。追溯他年轻时从平民中奋起，志气英武果敢，百战百胜，以此夺取天下。天下太平已久，不能深居高处拱手无为，还想着如何施展志向，挥臂跳跃，喜欢用兵，像冯妇搏虎一样，不能自己停止。没有礼义来涵养他的心，没有中和来涵养他的气，开始于勇敢，终于勇敢罢了。《礼记》说：“所贵在勇敢强有力的人，贵在敢于践行礼义。”天下无事，就把勇敢用在礼义上；天下有事，就把勇敢用在战胜上。用在战胜上，就无敌；用在礼义上，就顺治。太宗在天下无事时，不知道把勇敢用在礼义上，而只以战胜为美。所以以天子的尊贵，却与远方的夷狄较量胜负，一战而胜，自以为有功，夸耀自己的智谋才能，向臣下炫耀，他的器量不也太狭小了吗。
臣良胜说：“兵就像火一样，不收敛将会自焚。”太宗用兵略夺取天下，年老而不自我收敛，还想要夸耀武功进行远征，总是以勇力为先。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李靖主动请求带兵，坚定了黩武的志向；李世勣也劝他讨伐。这是苏轼认为这两个人，是唐朝的心腹之疾。褚遂良说得好：“陛下指挥则中原清平，顾盼则四夷慑服，威望已经很大了。如今却渡海远征小虏，万一失足，损伤威望，再兴起愤怒的军队，那么安危就难以预测了。”最终在辽东没有功效，士兵马匹疲惫损耗，粮尽班师。太宗自己后悔说：“魏徵如果在，不会让我有这样的行动。”当时褚遂良安好，不后悔没有听从他的话，反而追思已经死去的魏徵，大概也是惭愧吧。
宋太祖围攻太原很久，辽国的援军不能前进。殿前都虞侯赵廷翰率领各班的卫士叩头，愿意率先登城急攻，以尽死力。太祖说：“你们都是我所训练的，没有一人不抵百人，所以用来保卫身边，同享休戚。我宁愿得不到太原，怎么忍心驱赶你们冒着锋刃，进入必死之地呢？”众人都感动哭泣。当时大军驻扎在甘草池中，防暑下雨，军士多生病。太常博士李光赞说：“小小的晋阳，哪里需要亲自讨伐，重重劳苦转运，招致百姓怨恨？不如回銮复都，屯兵上党，让夏天夺取他们的麦子，秋天夺取他们的禾稻，既宽缓了力役的征发，就是荡平的策略。”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命令赵普告知各位将领解围返回。臣良胜说：“明智啊！宋太祖善于隐藏他的勇武。当他雪夜拜访赵普家，计议想要攻下太原时，赵普以困难为由劝阻，暂且等待削平各国，这在军志中说：‘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好比善于下棋，不失先后手，应该像这样。又用幽燕地图给赵普看，赵普说：‘图一定是曹翰画的。’太祖说：‘是的，翰可以夺取吗？’赵普说：‘可以。’‘谁可以守卫？’赵普说：‘用翰守卫。’此后积蓄金帛，期满五十万，与契丹赎回，否则决战，约定用绢二百万匹交换敌首十万级，未曾一天忘记。这是宋太祖开国百里的雄心，不在唐太宗之下，而仁厚
保全，冺其形迹，此所以为大勇也。故太原之平，乃其素志。以光赞之言解围，无难。志复幽燕，却曰：‘安得人才如桑维翰者？’维翰正割地以赂石晋者也。徐铉求缓江南之师，则曰：‘天下一家，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耶？’此其真情毕见，而谓哀筠之言，终其世不加兵者，亦俟衅而动尔。臣故以为宋祖善藏其勇者也。
译保全自身，隐没其形迹，这就是成为大勇的原因。所以平定太原，是他平素的志向。凭借光赞的话解除围困，对他来说并不困难。立志收复幽燕，却说：“哪里能得到像桑维翰那样的人才呢？”桑维翰正是割地贿赂石晋的人。徐铉请求延缓对江南的军事行动，他就说：“天下一家，卧榻之下，岂能容许别人酣睡呢？”他的真实意图完全显露，而说因为哀筠的话，终身不对江南用兵，也不过是等待时机而动罢了。所以我认为宋太祖善于隐藏他的勇武。
圣祖平陈友谅，还告庙，论功行赏。因与诸将论鄱阳之战，诸将请曰：「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乃为可胜。当周瑜之破曹操，因风之便，乃能胜之。陈友谅兵据鄱阳，先处上流，以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劳彼逸，今胜之，诚未谕也。」圣祖曰：「尔不闻古人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陈友谅兵虽强，众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连年，数败无功，不能养威俟时。今日适劳于东，明日驰骛于西，失众心矣。兵贵时动，动则威，威则胜。我以时动之师，威不振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鸷鸟搏击，巢卵俱覆，此所以为我破也。」诸将叹服。
臣良胜曰：「兵阵者，有形之勇，战之战也；人心者，无形之勇，不战之战也。人心至诚，可以开金石，可以动▯神，况区区兵革之间哉！」武王伐纣，纣亿万人，惟亿万心；武王三千人，惟一心。圣祖之克伪汉，即武王之大勇也，以天下之勇为勇也。
右衍昭勇之法
履六三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防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防，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朱熹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刚，此以履干，必见伤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防，又为刚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项籍，岂能久也？」
梁亡
胡安国曰：「梁本侯国鱼烂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者诸侯朝脩其禁令，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无使慆淫，而后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栗栗危惧，检身若不及者，汤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者，文王也。凡有国家者，土地虽广，人民虽众，兵甲虽多，城郭虽固，而不能自强于政治，则日危月削，如火销膏，以至灭亡而莫觉也。而况好土功，轻民力，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而出恶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甯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潜刚克，髙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惧不获其利，而罹其难，是以去之。”
臣良胜曰：「信嬴之言，处父盖刚者也。其后卒见杀于狐射姑，而嬴之言中然。考其履，处父非能刚者。当与楚子上夹泜而军，谓之曰：『文不犯顺，武不违教，吾退舍。子济而陈。』楚纾则曰：『楚师还矣。』遂归。及与王叔桓公伐楚，救江门于方城，一遇息公而还，独能易狐射姑、赵盾之班，实党于赵氏，假威济尔，卒以此戮。遂符甯嬴之言，而冒曰刚者也。呜呼！大臣假朝廷官爵，以厚其威，以济其私，未有善其后者也。夫勇之为用，大矣！以之治人，则武人不足君矣；不以自治，则梁伯不足国矣。臣而以济其恶，如处父者，又何以有其身也哉！是皆足为戒也。」
司马光上殿劄子曰：「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脩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刚强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
臣良胜曰：「光言君德曰仁、明、武，即知仁勇之达德也。达之云者，非止通于天下而可行，盖亦行于万世而无▯。光之斯疏，析之而极其精，合之而成其大，守其常而不易，通其变而不穷。尝云：『事三朝皆以是献。』臣以为虽万世而可献者，无出于斯也。故以是终三德之义，是亦光之所以自献焉尔。」
右衍矜勇之戒
中庸衍义卷九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
译圣祖平定陈友谅后，回朝祭告宗庙，论功行赏。于是与各位将领谈论鄱阳湖之战，众将请求说：“自古以来的水战，必须凭借天时和地利，才能取胜。当年周瑜大破曹操，是借助了风向的便利，才能获胜。陈友谅的军队占据鄱阳湖，先占据上游，等待我军，这是得到了地利。况且我军疲惫而敌军安逸，如今却能战胜他们，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圣祖说：“你们没听过古人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吗？陈友谅的军队虽然强大，但众人各怀异心，上下互相猜疑，况且用兵多年，屡次战败而无功，不能积蓄威势等待时机。今天向东奔波劳累，明天向西驰骋追逐，已经失去了军心。用兵贵在适时行动，行动则能树立威势，有威势则能取胜。我以适时行动的军队，去打击威势不振的敌人，将士一心，人人发挥出百倍勇气，如同猛禽搏击，连鸟巢和鸟蛋都一起覆灭，这就是他们被我击破的原因。”众将感叹信服。
臣良胜说：“兵阵是形于外部的勇力，是交战时的勇力；人心是无形中的勇力，是不战而胜的勇力。人心至诚，可以开山裂石，可以感动神明，何况区区战争之间呢！”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纣王拥有亿万军队，却只有亿万颗离心；武王只有三千人，却只有一颗同心。圣祖攻克伪汉政权，就是武王那种大勇，是以天下人的勇力为勇力。
以上阐释昭示勇力的法则
《易经》履卦六三爻辞说：眼盲却还能看，腿瘸却还能走，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咬人，要防备武人危害君主。象传说：眼盲却还能看，不足以有明亮的视力；腿瘸却还能走，不足以与人同行；防备被咬，是因为位置不当；武人危害君主，是因为意志刚强。
朱熹说：“六三爻不中不正，性格柔弱但意志刚强，以此去践行正道，必定受到伤害，所以卦象如此。而占卜者要防备，又是刚武之人得志而肆意暴虐的征兆，像秦始皇、项羽那样，难道能长久吗？”
梁国灭亡
胡安国说：“梁国本是侯国，像鱼烂一样从内部腐烂而灭亡，为什么呢？《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的诸侯，早晨修明禁令，白天考察国事，晚上省察典章刑律，夜间警戒百官，不让他们懈怠放纵，然后才能安居。所以勤于国事，规划土地工程的是大禹；战战兢兢，检点自身唯恐不及的是商汤；从早晨到太阳西斜，顾不上吃饭，用来调和万民的是周文王。凡是拥有国家的人，土地虽然广阔，人民虽然众多，兵甲虽然精良，城郭虽然坚固，但不能在政治上自强，就会日益危险，逐渐削弱，如同火融化油脂，直到灭亡而不觉悟。更何况那些喜好土木工程，轻视民力，沉溺于酒色，心智昏乱而颁布恶政的人呢？他们的灭亡是可以立刻等待的。”
晋国的阳处父出使卫国，返回时经过甯国，甯嬴跟随他。到达温地后，甯嬴返回，他的妻子问他原因。甯嬴说：“阳处父过于刚强，《尚书》说：‘深沉潜藏的人用刚强来克服，高明显达的人用柔顺来克服。’阳处父只取刚强一端，恐怕不能善终吧？天道尚且刚健，还不敢违背时令，何况是人呢？况且华而不实，是怨恨聚集的地方。触犯众人而聚集怨恨，不能安身立命。我害怕得不到利益，却遭受灾难，所以离开他。”
臣良胜说：“相信甯嬴的话，阳处父大概是刚强的人。后来他果然被狐射姑杀害，而甯嬴的话应验了。考察他的行为，阳处父并不是真正能刚强的人。当他和楚子上在泜水两岸扎营时，对楚子上说：‘文德不侵犯顺从者，武德不违背教令，我退让一舍。你渡河列阵。’楚子上说：‘楚军撤退了。’于是回国。等到他和王叔桓公伐楚，在方城救援江门，一遇到息公就返回，唯独能调换狐射姑、赵盾的班次，实际上是偏袒赵氏，借威势来成全私利，最终因此被杀。于是应验了甯嬴的话，而冒然自称刚强。唉！大臣借朝廷的官爵，来加厚自己的威势，来成全自己的私利，没有能有好结果的。勇力的作用，很大啊！用它来治理别人，那么武人就不足以做君主了；不用来自我约束，那么梁伯就不足以保有国家了。臣子借以成全自己的恶行，像阳处父这样的人，又怎么能保全自身呢！这些都足以作为警戒。”
司马光上殿奏章说：“我认为君主的大德有三项，叫仁，叫明，叫武。仁，不是姑息养奸的意思，而是兴办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是君主的仁。明，不是烦琐苛刻、窥探察察的意思，而是懂得道义，识别安危，辨别贤愚，分辨是非，这是君主的明。武，不是刚强暴戾的意思，而是只要道义所在，就果断不疑，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是君主的武。所以仁而不明，就像有良田而不能耕种；明而不武，就像看到禾苗杂草而不能除草；武而不仁，就像知道收获而不知道播种。三者兼备，国家就治理强盛；缺一项就衰败，缺两项就危险，三者都没有，就灭亡。”
臣良胜说：“司马光说君主之德为仁、明、武，就是知道仁勇是通达的德行。所谓通达，不只是通于天下而可行，也是行于万世而无弊。司马光的这篇奏疏，分析它极其精微，综合它成就宏大，坚守常道而不改变，通晓变化而不穷尽。他曾说：‘侍奉三朝都以此进献。’我认为即使万世也可以进献的，没有超出这个的。所以以此终结三德的义理，这也是司马光自我进献的方式啊。”
以上阐释矜持勇力的警戒
《中庸衍义》卷九
<子部,儒家类,中庸衍义》>
钦定四库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