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与童伯虞
必淫邪放僻，显显狼狈，如流俗人、不肖子也。盖皆放古先圣贤言行，依仁义道德之意，如杨墨乡原之类是也。
译必定是淫乱邪恶、放纵乖僻，明显地狼狈不堪，就像世俗之人、不成器的儿子一样。这大概都是因为背离了古代圣贤的言行，违背了仁义道德的宗旨，像杨朱、墨翟、乡愿之类的人就是这样。
尊所闻，行所知，须要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闻，行所知，只成个檐版。
若与流俗人同过，其过尚小。檐版沉溺之过，其过甚大，真所谓膏盲之病也。
定之于动静，非有二也。岂有定于静而不能定于动耶？
二
特然自立之节，较之流俗人则为贤者，在子之身则为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践履尚未能不自愧，顾以为践履未至，此节已常在胸中，耿耿然为拒善之藩篱，而不能以自知。……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则可喜非可责也。至于知学之者有此病，则其观圣贤之训、听师友之言，必当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谓之不知学可也。……吾之所望于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则子流俗人贤者矣，勉之而进，诚流俗中大贤者矣。望之以圣贤之门，乃始为一膏盲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过迁善，服圣贤之训，得师友之益，如动亦定、静亦定之说，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
三
君子有君子践履，小人有小人践履，圣贤有圣贤践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践履。若果是圣贤践履，更有甚病？虽未至纯，亦只要一向践履去，儿则至于圣贤矣。只为辅之践履差了，正如适越北辕，愈务而愈远。
凡与子言者，皆只是入头处，何谓不教以入头处也？
与曹廷之
大抵学者且当大纲思省。平时虽号为士人，虽读圣贤书，其实何曾笃志于圣贤事业？往往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徇情纵欲，汩没而不能以自振。
若有事役未得读书，未得亲师友，亦可随处用力检点，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所谓心诚求之，不中不远。若事役有暇，便可亲书册。
看挺之未曾如此着实作工夫，何遽论到一贯多学处？此等议论可且放下。且本分随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处也。既着实作工夫，后来遇师友，却有日用中着实事可商量，不至为此等虚论也。
与曹立之
蒙问致知知止、正心诚意、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次序，深切慨叹！不知立之许多时在干当甚事？观如此问文字，一似梦中起来相似。……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一段，程先生说得多少分明。立之不应不晓文义，恐是用意过当，翻有此疑惑。
二
夫子答子路“何必读书”之说，则历辞以斥其过，而不容其辩。
必欲天下之理无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顺之年而后可言。然“学而不厌”，“发愤忘食”，“回非助我”，“启予者商”，则虽夫子之圣，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尽明，而无复有可明之理。今谓立之不明者，非固责其不明天下之理，盖谓之有不自知处也。
能为能，不能为不能，明为明，不明为不明，乃所谓明也。
姑随所见，其号不侈，小心退逊，以听他日之进，则小可大，狭可广，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无证。
子夏，孔门之高弟，百世之师表，其才质岂易得哉？当时夫子告之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夫所谓小人者，岂险贼不正哉？果险贼不正，则又安得谓之儒？虽曰儒矣，然而有所谓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囗囗然，小人哉！”虽曰小人，然不可不谓之士。
横渠先生云：“见识长得一格，看得又别。”此语诚是。
与黄日新
以夫子之圣，孟子之贤，犹不免叔孙臧仓之毁。
彼狃于心俗，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于本心者，不可遽谓之小人。闻善而慕，知过而惧，皆君子之徒也。若乃亲善人，闻善言，见善行，而狼狈自若，无所忌惮，慧黠奸慝，常有毁伤善类之心此所谓志夫邪恶之小人。
与黄元吉
道广大，学之无穷，古人亲师友之心亦无有穷已。以夫子之圣，犹曰学不厌，况在常人？其求师友之心岂可不汲汲也？
然师友会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会聚，则随己智识，随己力量，亲书册，就事物，岂皆蒙然懵然，略无毫发开明处？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非斯人也。
译尊重所听到的道理，践行所知晓的知识，必须根本端正。如果根本不正，却去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晓的，那只不过变成了一块檐板（比喻表面装饰而无实质）。
如果与世俗之人犯同样的过错，那过错还算小。像檐板那样沉溺其中的过错，那就非常大了，真是所谓膏肓之病啊。
在动与静中保持安定，并没有两样。哪有在静中能安定，而在动中却不能安定的呢？
二
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节，比起世俗之人来算是贤者，但在你身上却是一种深重的毛病。我并非不知道你的实践功夫还未能做到不自愧，只是认为实践功夫尚未达到，这种气节却常存于胸中，耿耿于怀，成为拒绝善意的藩篱，而不能自我觉察。……世俗之人如果有这种毛病，那是可喜的，不值得责备。至于懂得学问的人有这种毛病，那么他在观察圣贤的训诫、听取师友的意见时，必定应当警惕、愧悔并加以改正，如果不这样，可以说是不懂得学问了。……我对你的期望，不是用世俗之人的标准来期望你。如果用世俗之人的标准期望你，那你就是世俗之人中的贤者了，努力进取，确实是世俗中的大贤者了。如果用圣贤的标准期望你，那你才刚开始成为一个膏肓病人。这种毛病去掉后，自然能够改过向善，服从圣贤的训诫，得到师友的益处，像“动亦定、静亦定”的说法，也不必苦心钻研而自然明白了。
三
君子有君子的实践，小人有小人的实践，圣贤有圣贤的实践，拘泥的儒生和盲从的学生有他们自己的实践。如果确实是圣贤的实践，还有什么毛病呢？即使尚未达到纯熟，也只要一直朝着实践的方向努力，最终就能达到圣贤的境界。只是因为辅之的实践方向错了，正如想去南方却驾车向北，越努力反而越远离目标。
凡是和你说的话，都只是入门的地方，怎么能说没有教你入门的地方呢？
与曹廷之
大抵求学的人应当从大处思考反省。平时虽然号称士人，虽然读圣贤的书，但实际上何曾真心致力于圣贤的事业？往往随波逐流，与时俯仰，纵情纵欲，沉沦其中而不能自拔。
如果有事务缠身未能读书，未能亲近师友，也可以随时随地用力检点自己，见到善行就追随，有过错就改正，所谓诚心求索，即使不完全中肯，也不会相差太远。如果事务有空闲，就可以亲近书本。
看挺之未曾如此实实在在地做功夫，怎么就议论到“一贯”和“多学”的地方去了？这类议论可以暂且放下。且从本分上，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猛然反省，自知惭愧，自知下手的地方。既然实实在在地做功夫，后来遇到师友，就有日常生活中的实事可以商量，不至于陷入这类空泛的议论。
与曹立之
你问致知知止、正心诚意、知至至知、知终终之的次序，深切慨叹！不知道立之这么多时候在忙些什么？看这样问的文字，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这一段，程先生说得多么明白。立之不应该不懂文义，恐怕是用意过度，反而产生了疑惑。
二
孔子回答子路“何必读书”的说法，则历数言辞斥责他的过错，而不允许他辩解。
一定要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明白的，必须到孔子耳顺的年纪才可以谈论。然而“学而不厌”，“发愤忘食”，“颜回不是帮助我的人吗”，“启发我的是子夏”，那么即使是孔子的圣明，也不是天下的道理都已经完全明白，而没有可以再明白的道理了。现在说立之不明白，并非固然是责备他不明白天下的道理，而是说他有不自知的地方。
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不做，明白的就是明白，不明白的就是不明白，这才是所谓的明白。
暂且随着自己的所见，名号不要夸大，小心谦逊，以等待日后的进步，那么小的可以变大，狭窄的可以变广，拘泥的可以变通达，弯曲的可以变直，就不会失去次序，就不会没有证据。
子夏，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百世的师表，他的才质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当时孔子告诉他：“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所谓小人，难道是险恶贼害不正吗？如果真是险恶贼害不正，那又怎么能称为儒呢？虽然称为儒，然而有所谓小人儒。“言语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固执浅陋的样子，是小人啊！”虽然说是小人，然而不能不称为士。
横渠先生说：“见识长进一格，看得就不同了。”这话确实是对的。
与黄日新
以孔子的圣明，孟子的贤德，尚且不免遭受叔孙、臧仓的诋毁。
那些习惯于世俗，被见闻所蒙蔽而陷入恶行并失去本心的人，不可以立刻称为小人。听到善行而羡慕，知道过错而恐惧，都是君子一类的人。如果是亲近善人，听到善言，见到善行，却狼狈如常，无所忌惮，聪明奸诈，常有毁伤善类之心，这才是所谓志向邪恶的小人。
与黄元吉
道广大，学问无穷，古人亲近师友的心也没有穷尽。以孔子的圣明，尚且说学而不厌，何况普通人呢？他求师友的心怎么能不迫切呢？
然而师友聚会不一定能得到。如果未能聚会，就随着自己的智识，随着自己的力量，亲近书本，接触事物，难道都是蒙昧无知，没有丝毫开明的地方吗？曾子说“尊重所听到的就高明，践行所知晓的就光大”，不是这样的人啊。
今元吉纵未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处，且随前日所已闻已恬者，尊之行之，亦当随分有日新处，莫未至全然为冥行也。
译现在元吉纵然没有听到未曾听过的、看到未曾见过的地方，且就顺着前几天已经听到并安于其中的道理，尊崇它、践行它，也应当随着本分有所日渐更新的地方，不至于完全成为盲目行事。
学者未得亲师友时，要当随分用力，随分考察，使与汲汲求师友之心不相妨害，乃为善也。
与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师之训，平日与朋友切磋，辄未尝少避为善之任，非敢奋一旦之决，信不逊之意，徒为无顾忌大言。诚以畴昔亲炙师友之次，实深切自反，灼见非外烁，徒以交物有蔽，沦胥以亡，大发愧耻。自此鞭策驽蹇，不敢自弃。
卷四
与李德远
某生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尝有所投，乃汲汲登阁下之门，固众人之所耶俞以为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耳。教且进之，于阁下固宜。
得解见提举
古之见者必以贽，今世之贽以文。文之作，所以道进见之意，当介绍之辞，而其蔽至于苟为之说。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无以为礼。
夫无根苟作之说，丛杂彩绣之文，则仆之所不能；夷倨慢囗，足恭谬敬，则仆之所不敢。
某七岁读书，……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新天子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示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
习俗之礼，凡于官于是者，无问其与举选之事与否，中选者均往谢焉，退又为启以授之曰大谢。
某窃以为举送公也，从而谢焉私也。谢之号固不可，求其所为谢之文读之，于心甚不安，故独不敢谢。
得解见权郡
某闻君子行不贵苟异。然习俗之蔽，害义违礼，非法制所拘，而必曰不苟异，而局局然不敢少违；至于义礼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异而不敢行则亦非君子之道也。
与诸葛诚之
承谕：“惟知顿身于规矩准绳中，而痛锄狂妄之根。”诚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规矩准绳，不亦善乎？纵未能如此，但狂妄日减，日就规矩准绳，日以纯熟，亦为难得。
以诚之之勤笃，从事于规矩准绳中，此亦其所长也。但不知所谓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将何如而锄之？不知下手锄时，便锄得去也无？若锄得去，自后却遂无此矣，为复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锄去后便无，虽锄得去，又复生耶？为复虽锄之而不能尽去耶？
讲学固无穷，然须头项分明，方可讲辩。
二
中人之质，戕贼之余，以讲磨之力，暂息斧斤，浸灌于圣贤之训，本心非外烁，当时岂不和平安泰？更无艰难。继续之不 ，防闲之不严，昏气恶习，乘懈而炽，丧其本心。觉之则来复，岂得无艰屯？一意自勉，更无他 ，则屯自解矣。
继续之善，防闲之严，中人之质，亦恐未能免昏气恶习之间作。然辨之于早，绝之于微，则易为力耳。
三
大丈夫精神岂可自埋没……‘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我未见力不足者’，圣人岂欺后世？
与刘淳叟
学固不欲速，欲速固学者之大患。然改过迁善，亦不可迟回。向来与诸公讲切处，正是为学之门，进德之地。
二
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学贵乎自得”，明理者观之，二语之间，其病昭矣。……杨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为异端。颜闵侍侧，夫子无言可也。杨墨交乱，告子许行之徒，又各以其说肆行于天下，则孟子之辨岂得已哉？或语或默，各有攸当。
夫博学于文，岂害自得？颛臾之不必伐，卫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无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陈相告子之徒，必执其说以害正理，则孟子之与之反复，不得不致其详。必曰不在多言，问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说本于孟子。
仁智信直勇刚，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学，则各有所蔽。 道之异端，人之异志，古书之正伪，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诬也。有志于学者，亦岂得不任其责？
与赵宰
吏胥贪鄙，旁公浸
译求学的人在未能亲近老师和朋友的时候，应当随力尽力，随力考察，使这与急切寻求师友的心不相妨害，这才是好的。
我自从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平日与朋友切磋，从未稍微推避为善的责任，并非敢凭一时的决断，相信不谦逊的心意，只是做没有顾忌的大话。实在是因为从前亲近师友的时候，确实深切自我反省，清楚地看到本心并非被外在事物所迷惑，只是因与外物交往而有遮蔽，从而一同沦丧，因此大发羞愧和耻辱之感。从此鞭策自己这驽钝的资质，不敢自我放弃。
我七岁读书，十三岁立志学习古人的学问，现在二十四岁了。而名片未曾投递给任何人，却急切地登门拜访阁下，这固然是众人所认为的狂妄和怪异。然而我甘愿冒犯，只是用古人的标准来安慰自己罢了。教导并促进我，对于阁下来说是适宜的。
古人拜见必定要带着贽礼，现在世间的贽礼是用文章。文章的写作，是用来表达进见的心意，充当介绍的言辞，而其弊端以至于流于苟且的说法。恭敬，是君子的正道，没有这个就无法行礼。
那种没有根基、苟且造作的说法，杂乱如彩绣的文章，是我所不能做的；傲慢无礼，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敬，是我所不敢做的。
我七岁读书，……二十四岁写信拜见先达李公，也就是现在经略广西的人，信中的言辞才一百多字，而李公嘉许我。这一年，正是新天子即位，颁布科举诏令，而我唯独没有应考的意思。李公认为不可以。于是我把以前为科举所做的文章给李公看，他也认为我能行，那年秋天终于参加考试并中选。
习俗中的礼节，凡是对于在此做官的人，不问是否与科举选拔之事有关，中选的人都前往拜谢，退下后又写启文授予他说这是大谢。
我私下认为，举荐是公事，从而拜谢是私事。拜谢的名号固然不可以，寻求那些作为谢文的文字来读，心里非常不安，所以唯独不敢拜谢。
我听说君子行事不贵在苟且求异。然而习俗的弊端，害义违礼，不是法制所拘束的，却一定说不苟且求异，而拘谨地不敢稍微违背；至于义礼所在的地方，不是法制所禁止的，却说因为不苟且求异而不敢实行，这也不是君子的正道。
承蒙告知：“只知道使身体处于规矩准绳之中，而痛除狂妄的根源。”诚然如果心不狂妄，而身体合乎规矩准绳，不也很好吗？纵然不能这样，但只要狂妄日益减少，日益合乎规矩准绳，日益纯熟，也是难得的。
以诚之的勤奋笃实，从事于规矩准绳之中，这也是他的长处。只是不知道所谓的狂妄的根源究竟是怎样的？将如何去除它？不知道下手去除的时候，就能去除掉吗？如果能去除掉，从此就再也没有这个了，还是说这个根源不像草木的根，一锄头下去就没有了，虽然锄掉了，又再生长呢？还是说虽然锄了而不能完全去除呢？
讲学固然没有穷尽，然而必须头绪分明，才可以讲辩。
中等资质的人，在受到戕害之后，凭借讲磨的力量，暂时停止斧斤的砍伐，浸润于圣贤的教诲，本心并非被外在事物所迷惑，当时难道不和平安泰？更没有艰难。如果继续不善，防范不严，昏浊之气和恶习，趁着松懈而炽盛，丧失了本心。觉察到它则来复，难道没有艰难困顿？一心自我勉励，没有其他杂念，那么困顿自然化解了。
继续行善，防范严密，中等资质的人，恐怕也不能免除昏浊之气和恶习的间或发作。然而及早辨别，在细微处断绝，就容易用力了。
大丈夫的精神岂可自我埋没……“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我未见力不足的人”，圣人岂能欺骗后世？
学习固然不希望快速，希望快速固然是求学的大患。然而改过迁善，也不可迟疑徘徊。向来与各位切磋的地方，正是为学的门径，进德的地方。
申公说：“治理政事不在于多言，只看努力实行如何罢了。”现在说“道不在于多言，学习贵在自得”，明白道理的人观看这两句话，其中的弊病就昭然若揭了。……杨子并非不自得。佛老二氏不至于多言，却成为异端。颜回、闵子骞侍立旁边，孔子无言是可以的。杨墨交相扰乱，告子、许行之徒，又各自以其学说肆行于天下，那么孟子的辩驳岂能停止呢？或语或默，各有其恰当之处。
广泛学习文献，难道有害于自得？颛臾不必讨伐，卫国政事必须正名，冉有、季路不能没有遮蔽，孔子不得不申说。夷之、陈相、告子之徒，必定执着他们的学说来危害正理，那么孟子与他们反复辩驳，不得不详尽。如果一定说不在于多言，询问不知道就不放下，辩驳不明白就不放下，都可以删去。自得的说法本于孟子。
仁、智、信、直、勇、刚，都可以努力实行，都可以自得。然而喜好这些而不喜好学习，那么各自有所遮蔽。
道的异端，人的异志，古书的正伪，固然不容易辨别。然而理存在于天下，至为不可诬蔑。有志于学习的人，岂能不担负这个责任？
吏胥贪婪鄙陋，旁公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