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天地之性人为贵
地之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其为贵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则所谓贵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圣人之言为？
译天地之间，禀受阴阳的和谐，怀藏五行的秀美，它的尊贵又有谁能超越呢？假如能够顺应它本来的样子，保全它固有的特质，那么所谓的尊贵本来就已经拥有、自己知晓、自己享用了，又何必依赖圣人的言论呢？
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浸微。圣人悯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为贵”，则所以晓之者，亦甚至矣。
诵其书，听其言，乃类不能惕然有所感发，独胶胶乎辞说议论之间，则其所以听之者不既藐矣乎？
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尽其性”。人之形体与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则云然者，岂固为是阔诞以欺天下哉？诚以吾一性之外无余理，能尽其性者，虽欲自异于天地，有不可得也。
而今未有笃敬之心、践履之实，拾孟子性善之遗说，与夫近世先达之绪言，以盗名干泽者，岂可与二子（告子、荀卿）同日道哉？
智者术之原
谁独无是非之心哉？圣人之智，非有乔桀卓异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
圣人之智，明切洞达，无一毫私意芥蒂于其间。其于是非利害，不啻如权之于轻重，度之于长短，鉴之于妍丑，有不加思而得之者。……虽酬酢万变，无非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有不加毫末于其间者。
烁金为刃，凝土为器，为网罟，为耒耜……是圣人之智见于创立者，犹皆因其固然，而无容私焉。
老氏者，……其言则曰“绝圣弃智”，又曰“以智治国国之贼”，是直泛举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术者之过也。使术之说破，则为老氏者将失其口实，而奔走吾门墙之不暇，其又何污焉？
刘晏知取予论
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闻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渊实”，天下盖未始不足也。
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于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
将输之利害不明，则费广于舟车之徭；储藏之利害不悉，，则公困于腐蠹之蔽。物苦道远，则寻以输尺，斛以输斗；吏污法弊，则私良公害，私盈公虚，此所谓不必求之下焉者也。
富贾乘急而腾息，毫民困弱而兼并；贪胥旁公而浸渔；绳瓮不立，而连阡陌者犹未已也；糟糠不厌，而余刍豢者犹争侈也。此所谓不必求之上焉者也。
创残之余，而向敌之甲未解也；饥疫之后，而馈军之输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嚣嚣。而晏也遑遑于其间，深计密画，推羡补缺。国不增役而民力纾，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说，妙取予之术，畴克济哉？
晏之取予出于才而不出于学，根乎术而不根乎道。……世主之忠臣而圣君之罪人也。
《易》之理财，《周官》之制国用，《孟子》之正经界，其取不伤民予不伤国者，未始不与晏同，而纲条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赖，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义而不知有利，此则与晏异。……故论之以圣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盖未免于可诋。
虽然，才之难也久矣，道不稽诸尧舜，学无窥于孔孟，毋徒为侈说以轻议焉可也。
政之宽猛孰先论
五刑之用，谓之天讨，以其罪在所当讨而不可以免于刑，而非圣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
蛮夷滑夏，寇贼奸宄，舜必命皋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辞曰：“以弼五教，期于无刑。”皋陶受士师之任，固以诘奸慝、刑暴乱为事也，然其复于舜者曰“御众以宽”，曰“罚弗及嗣”，曰“罪疑惟轻”，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宽猛之说古无有也，特出于左氏载子产告太叔之辞，又有“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之说，而托以为夫子之言。呜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辞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使人君之为政，宽而猛，猛而宽，而其为民者，慢而残，残而慢，则亦非人之所愿矣。
《语》载夫
译只有那些沉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的人，他们所看重的才大多出于利欲，而真正的良善可贵便因此逐渐衰微。圣人对此感到怜悯，用“天地之性人为贵”来开导他们，用来晓谕他们的道理，也已经非常透彻了。
诵读圣人的书，聆听圣人的话，却好像不能警惕地有所感悟启发，只是纠缠于言辞议论之中，那么他们用来听取教诲的心意，不也太渺小了吗？
孟子谈到认识天道，必定说“认识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天道”；谈到侍奉天道，必定说“修养人的本性就是侍奉天道”。《中庸》谈到辅助天地的化育，必定以“能够充分实现人的本性”为根本。人的形体与天地相比非常渺小，而孟子和《中庸》却这样说，难道固然是用这种空泛荒诞的话来欺骗天下人吗？实在是因为除了我们这一本性之外没有其他的理，能够充分实现本性的人，即使想让自己与天地不同，也是做不到的。
而现在那些没有笃实恭敬之心、没有实践履行之实的人，拾取孟子性善说的残余言论，以及近代先贤的只言片语，用来盗取名声、谋求恩泽，这种人难道可以和告子、荀卿相提并论吗？
智者术之原
谁没有是非之心呢？圣人的智慧，并不是有什么高深奇特、不可知晓的地方，只是先得到了人心所共同认可的道理罢了。
圣人的智慧，明切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隔阂在其中。他对于是非利害的判断，不像用秤衡量轻重、用尺衡量长短、用镜子照见美丑那样，有不假思索就能得到的吗？……虽然应对千变万化的事物，无非是顺应事物的本来规律，施行无为而治，没有掺杂丝毫私意于其间。
熔化金属做成刀刃，凝结泥土做成器皿，制作渔网，制作农具……这些圣人智慧体现在创立事物上的，也都是顺应事物的本来规律，没有容许私意介入的。
老子学派的人，……他们的言论说“抛弃圣明，摒弃智慧”，又说“用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这是直接泛泛地列举智慧而排斥它。世间的君子常常忧虑老子学说污染了我们的道，却不知道这都是那些贩卖私术的人的过错。如果私术的学说被揭穿，那么老子学派的人将失去借口，忙于奔走于我们的门墙之下还来不及，他们又怎么会污染我们的道呢？
刘晏知取予论
天下有普遍不足的弊病，但有普遍不足的理吗？听说“河流枯竭而山谷充盈，山丘夷平而深渊充实”，天下大概从来就不曾不足。
当上面不足的时候，不必向下面索取，能够使之充足的，本来就有存在于上面的方法；下面不足的时候，不必向上面索取，能够使之充足的，本来就有存在于下面的方法。
如果转运的利害不明确，那么费用就会浪费在舟车徭役上；如果储藏的利害不详尽，那么公家就会困于腐败蛀蚀的弊端。物品苦于路途遥远，那么就用寻来折算尺，用斛来折算斗；官吏贪污、法度败坏，那么私利充盈而公利受损，私库充实而国库空虚，这就是所说的不必向下面索取的。
富商趁着危急抬高利息，百姓困弱而被兼并；贪婪的胥吏侵吞公家财产；度量衡不确立，而占有大片土地的人仍然不满足；连糟糠都吃不饱，而剩余肉食的人还在争相比侈，这就是所说的不必向上面索取的。
战乱创伤之后，面向敌人的铠甲还没有解除；饥荒瘟疫之后，供给军队的运输还没有停止。皇上夜以继日地操劳，而百姓却喧哗不安。而刘晏在其中忙碌，深思熟虑，严密谋划，推余补缺。国家没有增加徭役而民力得到舒缓，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充足。如果不是懂得取予的道理，精通取予的方法，谁能做到呢？
刘晏的取予出于才能而不是出于学问，根源于权术而不是根源于大道。……他是世俗君主眼中的忠臣，却是圣明君主眼中的罪人。
《易经》中的理财，《周礼》中的制定国家用度，《孟子》中的端正田界，他们取之于民不伤害百姓，给予国家不伤害国家，这一点没有不与刘晏相同的，但是纲纪法度，使官员有所遵守，百姓有所依赖，成就天下的大利，而人们只知道有义而不知道有利，这一点则与刘晏不同。……所以用圣人的道来评论他，用君子的智慧来审视他，大概难免受到指责。
虽然如此，人才的难得已经很久了，道不考察尧舜，学问不窥探孔孟，不要只是发表空泛的言论而轻易议论他，这样就可以了。
政之宽猛孰先论
五刑的使用，称为天讨，因为罪行在所当讨而不能免于刑罚，而不是圣人故意施加刑罚，这怎么能说是严厉呢？
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邪，舜必定任命皋陶来明确五刑。然而他任命的辞令说：“用来辅助五教，期望达到不用刑罚。”皋陶接受士师的职务，固然以查究奸邪、刑罚暴乱为职责，然而他回复舜的话说“用宽厚来驾驭众人”，说“惩罚不及后代”，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理”，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规。好生的德行，融洽于民心，因此不触犯官府”。
宽猛的说法古代是没有的，特别出自《左传》记载子产告诫太叔的话，又有“宽厚用来补救严厉，严厉用来补救宽厚”的说法，而假托为孔子的话。唉，这不是孔子的话。而且他说：“政令宽厚则百姓轻慢，轻慢就用严厉来纠正；政令严厉则百姓残害，残害就施加宽厚。”让君主施政，宽厚而严厉，严厉而宽厚，而百姓，轻慢而残害，残害而轻慢，这也不是人们所愿意的。
《论语》记载
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书》数羲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记》载夫子之言曰“苛政猛于虎也”。故曰“猛”者恶辞也，非美辞也。是岂独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
译子路形容孔子说“威严而不凶猛”，《尚书》列举羲和的罪状说“比猛烈的火还要厉害”，《礼记》记载孔子的话说“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要凶猛”。所以说“猛”是贬义词，不是褒义词。这难道仅仅是不应把它放在首位而已吗？这是连一天都不能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