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策问
二三子盍备论夫“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论两汉之得失，以及乎当世之务者，其悉书之毋隐。
译各位何不详尽论述“巩固国家不依靠山川的险要，威慑天下不凭借兵器的锋利”的道理，……有能够探究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论述两汉的得失，以及当今时务的人，请全都写下来不要隐瞒。
有道之世，士传言，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皆朝廷之所乐闻而非所禁也。
夫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传曾子则有孝经，子思所传则有中庸，门人所记则有论语，凡此因夫子所以诏教后世，而后世所以学夫子者，亦未有舍此而能得其门者。
圣人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是故网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艰于食；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济险；弦弧剡矢，重门击柝，而民得以御暴。凡圣人之所为，无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载尧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时，禹平水土，稷降播种，为当时首政急务。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有它过，而孟子何遽辟之峻，辨之力？……孟子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战必克，此其为国之利固亦不细，而孟子顾以为民贼，何也？岂儒者之道，将坐视土地之荒芜，府库之空竭，邻国之侵陵，而不为之计，而徒以仁义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为然耶？不然，则孟子之说亦不可以卤莽观，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为无用，仁义为空言。不深究其实，则无用之讥，空言之诮，殆未可以苟逃也。愿与诸君论之。
观古人之书，泛然而不得其实，则如弗观而已矣。
逢蒙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自非圣人，安能每事尽善？人谁无过？如以其行之有过，事之不善，而遂绝之，则是天下皆无可教之人矣。
《中庸》称隐恶，而《尚书》载其受终巡狩之后，独汲汲于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窜之殛之，无乃与隐恶之意异耶？孔子自言“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为鲁司寇七日，必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而后足以风动乎人，此又何也？
夫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汤德足以及禽兽，而不行于葛伯，必举兵征之。又东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于崇，必再驾而后降。至伐元共，伐密须，伐囗囗，伐昆夷，盖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国用兵争强，攻城取地，而孟子乃游其间，言“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之事，曰“仁义而已”，曰“仁者无敌”……其说傥可信乎？愿究其说而悉言之。
夫子讲道洙泗，《论语》所载，问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陈文子令尹子文之所为，皆世所难得，而不许以仁；如子贡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许以仁。岂仁之为道大，而非常人之所能遽及耶？审如是，则所谓罕言者，是圣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语之也。
且以子路子贡冉有皆圣门之高弟，其所以自立者皆足以师表百世。令尹子文陈文子皆列国之贤大夫，非独当时所难得，人品如此，盖亦古今天下之所难得也。然而皆不足以与于仁，则今日之学者，宜皆绝意于仁，不当复有所拟议矣。……故愿与诸生论之。
卷二十九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庸言之必信，庸用之必谨，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则诚岂有外乎此哉？又惧乎邪之为吾害而闲之也严，使无一毫非僻之习以侵之，则诚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
成己成物一出于诚，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于成己之外复有所谓成物也。
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极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也。然伐之害德，犹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骄盈之气一毫焉间之，则善随以丧，而害旋至矣，尚何有于德之博？
故有焉而若无，实焉而若虚，功赞化育而若虚，智协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以从，谦冲不伐，而使骄盈之气无自而作，则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为德也。
卷三十
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生天
译在有道的时代，士人传递言论，平民在道路上批评时政，商人在集市上议论，这些都是朝廷乐于听闻而不加禁止的。
孔子删定《诗经》和《尚书》，推演《周易》，作《春秋》，传授给曾子的有《孝经》，子思所传的有《中庸》，弟子们记录的有《论语》。凡是这些，都是孔子用来教导后世的，而后世用来学习孔子的，也没有不通过这些就能找到入门途径的。
圣人具备万物、制定器用，创立成型的器具以利于天下。因此，渔网、农具、舂米的杵臼被制造出来，百姓就不为食物所困；建造上梁下柱的房屋以抵御风雨，百姓就不为居住所苦；驾牛乘马，挖空木头做船、削尖木头做桨，百姓就能渡过险阻；拉弓削箭，设置重门、敲击木梆警戒，百姓就能抵御暴乱。凡圣人所做的，无非是为了利于天下。《尧典》《舜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命令羲和传授百姓农时，禹治理水土，稷推广播种，这些都是当时首要的政治急务。梁惠王问“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并没有其他过错，而孟子为什么如此严厉地驳斥他，如此极力地辨析呢？……孟子说：“我能替君主缔结盟国，作战必定胜利，现在所谓的好臣子，在古代就是残害百姓的贼人。”开拓土地，充实府库，缔结盟国，作战必胜，这些为国家谋利的做法固然也不小，而孟子却认为他们是残害百姓的贼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儒者的道理，就是要坐视土地荒芜、府库空虚、邻国侵犯，而不为之谋划，只是用仁义来自我辩解，像徐偃王、宋襄公那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孟子的说法也不能草率看待，而世俗的偏见也不能不深入探究并明确辨析。世人认为儒者无用，仁义是空话。如果不深入探究其实质，那么无用的讥讽、空话的嘲笑，恐怕就不能轻易逃避了。我愿意与各位讨论这个问题。
阅读古人的书籍，泛泛而读而不能掌握其实质，那还不如不读。
逢蒙杀死了羿，孟子说“这也是羿有罪”。……如果不是圣人，怎么能每件事都完美无缺？人谁没有过错？如果因为行为有过错、事情做得不好，就彻底断绝他，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教化的人了。
《中庸》提倡隐藏恶行，而《尚书》记载舜在接受禅让、巡视四方之后，唯独急于彰明刑罚，从四罪开始，流放、放逐、驱逐、诛杀，这难道与隐藏恶行的意思相违背吗？孔子自己说“为政以德”，又说“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顿百姓”，又说“政就是正”。季康子问：“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了。”按理说不崇尚刑罚。然而他担任鲁国司寇七天，一定要在两观之下诛杀少正卯，然后足以教化感动众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快。”商汤的德行足以惠及禽兽，却不行于葛伯，一定要举兵征讨他。又东征西征不停息，一定要征伐十一次天下才臣服。周代世世代代修德，没有比文王更好的，却不行于崇国，一定要再次驾车征讨而后才投降。至于讨伐元共、讨伐密须、讨伐……、讨伐昆夷，大概没有不依靠武力的，这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用兵争强，攻城夺地，而孟子却游历其间，说“深耕细作，修习孝悌忠信”的事，说“只要仁义罢了”，说“仁者无敌”……他的说法难道可信吗？我愿意探究他的说法并详尽地论述。
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道，《论语》所载，问仁的人不止一个，又说“孔子很少谈论仁”，像陈文子、令尹子文所做的，都是世间难得的，却不赞许他们为仁；像子贡、子路、冉有这些人，也不赞许他们为仁。难道仁的道理太重大，而非常人所能立刻达到的吗？确实如此，那么所谓很少谈论，就是圣人教导人时常保留其重大的部分，而暂且用其微小的部分来告诉人。
况且子路、子贡、冉有都是圣门的高材弟子，他们自立的方式都足以成为百世的师表。令尹子文、陈文子都是列国的贤大夫，不仅当时难得，人品如此，大概也是古今天下都难得的。然而都不足以参与仁的境界，那么今天的学者，应该都对仁断绝念头，不应当再有所揣度议论了。……所以愿意与各位学生讨论这个问题。
卷二十九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日常言语必定守信，日常行为必定谨慎，这是知道如何成就自己了。知道如何成就自己，那么真诚难道还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吗？又担心邪恶危害自己而严防，使没有一丝一毫邪僻的习气来侵犯，那么真诚日益达到极致，而在自己身上的真诚不期望保存而自然保存了。
成就自己与成就万物都出于真诚，他用来成就自己的，就是用来成就万物的，不是在成就自己之外又有所谓成就万物。
和顺积累在心中，英华发露在外面，尽我的善就足以使天下善了。然而自夸对德行的损害，就像树木有蛀虫，禾苗有螟虫。骄傲自满之气有一丝一毫夹杂其中，那么善就随之丧失，而祸害随即到来，还谈什么德行的广博呢？
所以有却好像没有，实却好像虚，功业辅助化育而好像空虚，智慧契合天地而好像愚笨，消解人欲而天性自然顺从，谦虚冲和不自夸，而使骄傲自满之气无从产生，那么所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就是德行的表现。
卷三十
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生于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