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语录下周清叟廉夫所录
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谓利耳。
或曰：“介甫比商鞅如何？”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亦不问王霸，只要成事，却是先定规模。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实处，故所成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
译三司等事，并非古人所说的利益罢了。
有人问：“王安石与商鞅相比如何？”先生回答说：“商鞅是脚踏实地，他也不去问是王道还是霸道，只要能把事情办成，却是先定下规模。王安石仰慕尧舜三代的声名，没有踏到实处，所以所成就的，王道不成，霸道不就。根本原因都在于不能格物致知，只是摸索着模仿表面的形似，就以为尧舜三代就是这样罢了。”
伯敏云：“目今未尝敢废防闲。”先生云：“如何样防闲？”伯敏云：“为其所当为。”先生云：“虽圣人不过如是。”
邵尧夫诗云：“当锻炼时分劲挺，到磨砻处发光辉。”磨砻锻炼，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进无已。
今吾友死守定，如何会为所当为？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博学在先，力行在后。吾友未博学，焉知所行者是为当，是为不当？
防闲，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动心，岂非难事？只是依旧不是。
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尝硬把捉？
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须把捉？”
孔门唯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
伯敏云：“近日别事不管，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先生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若能无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
在我者既尽，亦自不能掩。今之学者，只有心于枝叶，不求实处。
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心之体甚大，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尝腾口说？
伯敏云：“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虽然，此非吾友之过，盖举世之弊。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异名否？”先生曰：“不须说得，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此盖随吾友而言，其实不须如此。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如吾友适意时，即今便是。”
“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此岂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说及，初不须分别。
只与理会实处，就心上理会。
圣贤急于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说与人，如何泥得？若老兄与别人说，定是说如何样是心，如何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好，划地不干我事，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凡读书，皆如此。
当吾友适意时，别事不理会时，便是“浩然”，“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告子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只是终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则是涵养成就者，故曰“是集义所生者”。
集义只是积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若行事不当于心，如何得浩然？
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尝不同。如“未尝有才焉”之类，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我之所无，不敢承当着。故孟子曰此乃人人所有，自为斧斤所害，所以沦胥为禽兽。若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
读《孟子》，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呈所编《语录》，先生云：“编得也是，但言语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
人谓某不教人读书，如敏求前日来问某手处，某教他读《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
包扬显道所录
一实了，万虚皆碎。
存养是主人，检敛是奴仆。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
须是
译伯敏说：“目前我不敢废弃防范约束。”先生问：“怎样防范约束？”伯敏说：“做应当做的事。”先生说：“即使是圣人也不过如此。”
邵尧夫的诗说：“在锻炼的时候刚劲挺拔，到磨砺的地方发出光辉。”经过磨砺锻炼，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河水增加，树木茂盛，自然日日进步不停止。
如今我的朋友死守固定不变，怎么能做到做应当做的事？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博学在先，力行为后。我的朋友没有博学，怎么知道所做的事是应当还是不当？
防范约束，古人也有，但他们的防范约束与我的朋友不同。我的朋友是强行控制。告子强行控制，直到不动心，难道不是难事？只是终究不对。
我平时与兄长说话，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己本有的东西，何曾强行控制？
伯敏问：“如何确立？”先生说：“确立是你自己确立，却问我如何确立。如果能确立得住，何须强行控制？”
孔子门下只有颜回、曾参传承道统，他们未曾听闻。因为颜回、曾参是从内心体悟出来，其他人是从外面进入。现在所传承的乃是子夏、子张之徒从外面进入的学问。
伯敏说：“近日不管别的事，只理会我，也有适意的时刻。”先生说：“这就是学问的根源。如果能不懈怠，在暗室屋漏中也如此，仓促之间必定如此，颠沛流离也必定如此，何愁不成功？所以说‘君子以此彰显明德’。”
在我身上的既已尽到，自然不能掩盖。如今的学者，只在枝叶上下功夫，不寻求实处。
心只是一个心，我的心，我的朋友的心，上至千百载前的圣贤的心，下至千百载后又有圣贤，其心也不过如此。心的本体很大，能尽我的心，便与天相同。做学问只是理会这个。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曾空谈口说？
伯敏问：“什么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区分？”先生说：“像我的朋友这话又是枝叶。虽然，这不是我朋友的过错，而是世间的弊病。如今的学者读书，只是解释字义，不再寻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事物，只是说法偶然不同罢了。”伯敏说：“莫非是同出而异名吗？”先生说：“不必说得，一说便不对，将来只是空谈口说，为人不为己。如果能理会自家实处，日后自然明白。如果一定要说，那么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这是随我朋友而言，其实不必如此。只是要尽去心的累赘，像我朋友适意时，现在就是。”
“以为未尝有材焉”，“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这难道是人的实情吗”，是偶然说到，起初不必区分。
只与理会实处，就在心上理会。
圣贤急于教导人，所以用情、用性、用心、用才来说给人听，怎么拘泥？如果老兄与别人说，定是说怎样是心，怎样是性、情与才。如此分明说得再好，终究与我无关，必须理会血脉骨髓的实处才行。凡读书，都如此。
当我的朋友适意时，不管别的事时，便是“浩然”，“培养而不损害，就充满天地之间”，“这是集义所生的，不是义袭而取的”。
告子的意思：“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从外面强行控制的。总之也是孔门别派，将来也会成功，只是终究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则是涵养成就的，所以说“这是集义所生的”。
集义只是积善，“行事有愧于心就气馁了”，如果行事不当于心，怎么得到浩然？
天赋予我的，起初未曾不同。如“未尝有才”之类，都以为才乃是圣贤所有，我所没有，不敢承担。所以孟子说这是人人所有，自为斧斤所害，所以沦为禽兽。如果能涵养此心，便是圣贤。
读《孟子》，必须理会他立言的意图。血脉不明，沉溺章句有何益处？
伯敏呈上所编《语录》，先生说：“编得也是，但言语微有毛病，不可以示人，自己留存可以。兼且一时说话有不必记录的。因为急于晓喻人或未能一一无病。”
人说我不教人读书，如敏求前日来问我手处，我教他读《旅獒》、《太甲》、“牛山之木”以下，何尝不读书？只是比他人读得有些不同。
包扬显道所录
一实了，万虚皆碎。
存养是主人，检敛是奴仆。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必须做得人，才不枉。
必须
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没，虚过日月。朋友讲学，未说到这里，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之讲学，遗其大而言其细，便是放饭流羹而问无齿决。
古之君子，知固贵于博，然知尽天下事，只是此理。
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
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巢摸人言语的与他一般是小。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
问：“颜鲁公又不曾学，如何死节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将学、将道看得太过了，人皆有秉彝。”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拾得精神在内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人皆可以为尧舜。此性此道与尧舜元不异。若其才，则有不同耳。
许昌朝集朱吕学规，在金溪教学，一册，月令人一观，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时未尝立学规，但常就本上理会，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会，非惟无益。
做得工夫实，则所说即实事，不话闲话，所指人病皆实病。
午间一人问虏使善两国讲和。先生因叹不用兵全得几多生灵！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此皆是实理实说。
显仲问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气禀清浊不同，只自完养，不逐物，即随清明。才一逐物，便昏眩了。”
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后随起来，又剥落，又清明，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
囗侄问：“乍宽乍紧，乍昏乍明如何？”曰：“不要紧，但莫懈怠。紧便不是，宽便是。”
风恬浪静中，滋味深长。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世欲情欲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道理中鹘突不分明人难理会。
（朱子）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
古人朴实头，明播种者主播种，是乐者主乐，…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争。
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
江泰之问：“某每惩忿窒欲，求其放心，然能暂不能久。请教。”答曰：“但惩忿窒欲，未是学问事。便惩窒得全无后，也未是学。学者须是明理，须是知学，然后说得惩窒。知学后惩窒与常人惩窒不同。常人惩窒只是就事就末。”
学能变化气质。
谓天理人欲，非是。人亦有善恶，天亦有善恶，岂可以善皆归之天，恶归之人？此说出于《乐记》，不是圣人之说。
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发奋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
一行数甚妙，聪明之极，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
优裕宽平，即所存多，思虑亦正。求索太过，即存少，思虑亦不正。
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学者第一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此是第二。孔子志学便是志此，然须要有入处。《周南》《召南》便是入处。
《周南》《召南》好善不厌，《关睢》《鹊巢》皆然。
睢鸠在河之洲，幽闲自重，以比兴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事固不可不观，然毕竟是末。自养亦须养德，养人亦然。自知亦须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绳检于其外，行与事之间，将使人作伪。
《汉书?食货志》后生可先读，又着读《周官?考工记》。
某观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译人应当首先弄清楚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深入思考，深刻反省。否则就会白白沉沦，虚度光阴。朋友之间讲习学问，如果没有讲到这个根本，如果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却去和他讲学，舍弃根本而谈论细枝末节，这就好比在吃饭时把饭洒了、汤流了，却还去问不用牙齿咬断食物（的规矩）。
古代的君子，知道固然贵在广博，然而穷尽天下万事，不过是这一个理。
应当昂扬奋发，不要那样沉埋于卑劣庸俗的地方。
立志于声色利禄的人固然渺小；模仿他人言语的人与他们一样渺小。
自得、自成、自道，不依赖老师和朋友，也不依赖书籍典籍。
有人问：“颜鲁公（颜真卿）又没有专门学习，为什么守节死难做得这么好？”回答说：“这是因为今人把‘学’和‘道’看得太重了，人天生都有常理。”
人的精神如果向外追逐，直到死也忙碌不安，必须收摄回来作为主宰。当精神收摄在内心时，该产生恻隐之心就产生恻隐之心，该产生羞恶之心就产生羞恶之心。谁能欺骗你，谁能蒙蔽你？
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这种本性、这种道与尧舜原本没有不同。至于才能，则有不同罢了。
许昌朝廷汇集朱熹、吕祖谦的学规，在金溪教学，一册书，每月让人看一次，固然好。但这还不够。我平时不曾设立学规，只是常常从根本上去理会，有根本自然有末节。如果完全在末节上理会，不仅没有益处。
工夫做得扎实，那么所说的就是实事，不说闲话，所指出的别人的毛病都是真实的毛病。
中午时一人问虏使善于两国讲和的事。先生因此感叹不用兵就能保全多少生灵！这是好事。然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士人，曾经读过《春秋》，知道中国与夷狄的区别。两位圣上（徽宗、钦宗）的仇恨难道可以不报复吗？……如今我们高高在上无所事事，悠闲地吃饭，这也应该感到羞耻，这是贪图安逸，而不是怀守道义。这些都是实理实说。
显仲问说：“我为什么经常昏沉？”先生说：“人的气质禀赋有清浊不同，只要自己修养保全，不追逐外物，就能随着清明。一旦追逐外物，就昏眩了。”
人心有了毛病，必须剥落，剥落一次，就清明一次，随后又生起毛病，再剥落，再清明，必须剥落得干干净净才行。
侄子问：“时而宽松时而紧张，时而昏沉时而清明，该怎么办？”回答说：“不要紧张，但不要懈怠。紧张就不对，宽松才是对的。”
在风平浪静中，滋味深长。
仰头攀援南斗星，翻身倚靠北极星。举头向天外望去，没有像我这样的人。
世俗欲望重的人，有毛病倒不妨，只指点他离开那边来到这边。最难对付的是那些在道理上含糊不清的人。
（朱子）他也可以受用，只是对这颗心的信任还不够。
古人朴实，明于播种的就主管播种，乐于音乐的便主管音乐，……一切都有定规，不改变也不争抢。
这个理充满宇宙，怎么能由人随意编造？
自立自重，不可跟随别人的脚跟，模仿别人的言语。
江泰之问：“我每次克制愤怒、抑制欲望，寻求放失的本心，然而只能暂时做到不能持久。请指教。”回答说：“只是克制愤怒、抑制欲望，还不是做学问的事。即便克制抑制得完全没有，也不是做学问。做学问的人必须明理，必须知道什么是学，然后才能谈到克制抑制。知道什么是学之后的克制抑制与常人的克制抑制不同。常人的克制抑制只是就事论事，停留在末节。”
学习能够变化气质。
说天理人欲，是不对的。人也有善恶，天也有善恶，怎么能把善都归于天，恶都归于人？这种说法出自《乐记》，不是圣人的说法。
做学问的人必须把心田打扫干净，然后让他奋发树立志向。如果心田不干净，就无法奋发树立志向。然而心田不干净也读不了书。如果读书，那就是借给强盗兵器，资助盗贼粮食。
一行禅师数术非常精妙，聪明到了极点，我非常佩服他，但他却是从僧人中出来的。
优裕宽平，那么所存留的就多，思虑也端正。求索太过，那么存留的就少，思虑也不端正。
人的精神清爽，依附于血气，那些通过五官表现出来的，怎么能都端正？如果没有明师良友剖析剥落，怎么能去掉浮华虚伪而归于真实？又怎么能做到自我反省、自我觉悟、自我剥落？
“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就像面墙而立一样”，这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义。“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这是第二。孔子立志做学问就是立志于此，然而必须有入手的地方。《周南》《召南》就是入手的地方。
《周南》《召南》喜好善行而不厌倦，《关雎》《鹊巢》都是如此。
关雎鸟在河中的小洲上，幽静闲适，自重自爱，用来比喻兴起君子美人的这种美德。
事情固然不可不观察，但这毕竟是末节。自我修养也必须修养德行，修养他人也是如此。自我认知也必须认知德行，认知他人也是如此。不在德行上下功夫，而只是在外部用绳墨检点，在行为与事情之间，将会使人作伪。
《汉书·食货志》后生可以先读，还要读《周官·考工记》。
我观察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接是剖开心肝来看。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来问学，先生曰：“公且说扶渡子讼事来。”曾充之来问学，先生曰：“公且说为谁打关节来。”只此是学。
译佛教和道家学说在世人之上，只是道理偏颇，并不正确。
周康叔来请教学问，先生说：“您且说说扶渡子诉讼的事情。”曾充之来请教学问，先生说：“您且说说为谁打通关节的事情。”
仅仅这样才是做学问。
某今亦教人做时文，亦教人去试，亦好人发解之类。要晓此意是为公不为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
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
只要当奖即奖，当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为之，便是私。
见人收拾者，又一切古执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开。此处难，不收拾亦不得，收拾又执。这般要处，要人自理会得。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只就近易处着着就实，无尚虚见，无贪高务远。
不专论事论末，专就心上说。
事好，心却不好。
王遇子合问：“学问之道何先？”曰：“亲师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资质有美恶，得师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请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说性善性恶、伊洛释老，此等话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会此说，所以不答。”
詹阜民子南所录
今所学果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
阜民既还邸，遂尽屏诸书。及后来其不可，又问。先生曰：“某何尝不教人读书？不知此后煞有甚事。”
阜民曰：“昔尝见南轩张先生所类洙泗言仁书，考察之，终不知仁。”
读书不必穷索，平易读之，识其可识者，久将自明，毋耻不知。今之读书谈经者，历叙数十家之旨，而以己意终之，开辟反复，自谓究竟精微。然试探其实，固未之得也。
某尝问：“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
荆州日录
汤放桀，武王伐纣，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义。
棋所以长吾之精神，琴所以养吾之德性。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
此理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别有形迹，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为之陷溺，为之窠臼。说即是邪说，见即是邪见。
人各有所长，就其所长而成就之，亦是一事。
自形而上者言之，谓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谓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
必至于有诸己，然后为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学，是已知道时也。虽有知，未多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纵，或作或辍。至三十而立，则无出入、明晦、警纵、作辍之分矣。然于事物之间，未能灼然分明见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纯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
学问不实，与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发一论，无非泛说。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此皆己之不实，不知要领所在。
译我现在也教人写科举文章，也教人去参加考试，也乐于别人考中解元之类。要明白这个意思，是为了公义而不是为了私利。
凡事只看其中的道理如何，不要看那个人是谁。
内心没有牵累，外在没有牵累，自然自在，才有一点私意，便沉重了。
只要应当奖赏就奖赏，应当发怒就发怒，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意去做，就是私心。
看到别人拘谨收敛，又把一切古板固执去掉了，又不免教他稍微放开一些。这里很难，不收敛也不行，收敛又固执。这种关键之处，需要人自己体悟明白。
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求，事在容易处却到难处去求。只在近处容易的地方一步步落实，不要崇尚虚浮的见解，不要贪图高远。
不专门谈论事情和末节，专门从心上来说。
事情做得好，心却不好。
王遇子合问：“做学问的道理，什么在先？”回答说：“亲近师长朋友，去除自己不好的地方。人的资质有美有恶，得到师长朋友的切磋琢磨，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而改正它。”子合说：“是的，请再赐教。”没有回答。先生说：“子合要我讲性善性恶、伊洛学派与释老之学，这些话不符合他的需求，所以只说‘是’罢了。我想让他理会刚才那番话，所以不回答。”
詹阜民子南所记录
现在所学习的究竟是什么？人生在天地之间，做人自然应当尽做人的道理。做学问之所以为学，就是学做人罢了，不是有所作为。
阜民回到客舍后，于是完全摒弃各种书籍。等到后来觉得不行，又问。先生说：“我何尝不教人读书？不知道这之后究竟有什么事。”
阜民说：“从前曾见过南轩张先生所分类的《洙泗言仁》一书，考察它，终究不知道什么是仁。”
读书不必穷尽搜求，平易地读，认识那些可以认识的，久了自然会明白，不要以不知道为耻。现在读书谈论经义的人，历数几十家的宗旨，而用自己的意思来终结，开辟反复，自以为探究精微。然而试探其实质，本来没有得到。
我曾经问：“先生的学问也有所传授吗？”回答说：“因为读《孟子》而自得。”
荆州日录
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主为轻”的意思。
下棋用来增长我的精神，弹琴用来涵养我的德性。这就是道，道就是艺，难道只有这两样东西？
这道理充满宇宙，所谓道之外没有事，事之外没有道。舍弃这个而另有商量，另有趋向，另有规模，另有形迹，另有行业，另有事功，那就与道不相干，那就是异端，那就是利欲为之陷溺，为之窠臼。说的话就是邪说，看到的见解就是邪见。
人各有所长，就着他的长处而成就他，也是一件事。
从形而上的方面来说，叫做道；从形而下的方面来说，叫做器。天地也是器，它生成覆盖形体承载万物必有理。
一定要达到拥有在自己身上，然后才算得到。
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这是已经知道道的时候。虽然有知，不多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觉或放纵，或振作或停歇。到了三十岁而立，就没有出入、明晦、警纵、作辍的区别了。然而在事物之间，未能灼然分明地看见。到了四十岁开始不惑。不惑了，未必能洞然融通天理了，然而未必纯熟，到了六十岁所知道的已经到了，七十岁所行的已经到了。
学问不实，与朋友切磋不能切中要害。每次发表议论，无非泛泛而谈。对内无益于自己，对外无益于人。这都是自己的不实，不知道要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