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与戴少望
，独不思伯禹作贡成赋，周公制国用，孔子会计当，《洪范》八政首食货，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产、正经界，果皆可耻乎？
译难道唯独不想到大禹制定贡赋制度，周公规定国家用度，孔子认为会计是正当的，《洪范》八政将食货列为首位，孟子谈论王道政治也首先确立百姓的产业、厘清田界，这些难道都是可耻的吗？
与辛幼安
古人未尝不言宽。宽也者，君子之德也。
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无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为仁，去不善乃所以为善也
夫五刑五用，古岂乐施于人哉？天讨有罪，不得不然耳。
“罪疑惟轻”，罪而有疑，固宜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谓罪疑者也。使其不经甚明而无疑，则天讨所不容释，岂可失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使在趋走使令之间，簿书期会之际，偶有过误，宥之可也。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蠹国，则何以宥为？
卷六
与傅全美 二
古之学者本非为人，迁善改过，莫不由己。善在所当迁，吾自迁之，非为人而迁也。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
过者，虽古圣贤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
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则当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
与傅子渊
夫子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谓：“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读书者多忽此，谓为易晓，故躐等凌节，所谈益高，而无补于实行。
善与过恐非一旦所能尽知。贤如蘧伯玉，犹欲寡其过而未能。圣如夫子，犹曰“如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渊所谓迁善改过，虽无一旦尽知之心，然观其辞意，亦微伤轻易矣。
二
孟子所谓集义者，乃积善耳。《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荀卿积善成德之说亦不悖理。若如近来腐儒所谓集义者，乃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
与傅圣谟
必谓不假推寻为道，则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为非道邪？必谓不假拟度为道，则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者，为非道邪？谓即身是道，则是有身者皆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
二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颜渊问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辟杨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圣谟所宜以为标的者。文字间又何足以汩没圣谟乎！
三
大抵学者且当论志，不必遽论所到。……若其所到，则岁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缓急，气禀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之殊，特未可遽论也。
已知者，则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如此则谁得而御之？
与包详道
行之不肖者，则或耳目聪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能通达；其习于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
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巧者之所辩，浑然曾不能知。甚至于如荀卿所谓“门庭之间，犹可诬欺焉”。……一旦骇于荒唐谬悠之说，惊于诡谲怪诞之辞，则其颠顿狼狈之状中胜言哉？正使与之诵唐虞之书，咏商周之诗，殆亦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谓丘垤为嵩华。况又杂之以不正言，亦安得而不狼狈哉？
由是而言，则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
理不可泥言而求，而非言以无以喻理；道不可执说而取，而非说亦无以明道。理之众多，则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广大，则说不可以一体观。
用心急者多不晓了，用心平者多晓了。英爽者用心一紧，亦且颠倒眩惑，况昏钝者岂可紧用其心耶？昆仲向学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紧耳。
二
人之省过，不可激烈，激
译给辛幼安
古人未曾不谈论宽厚。宽厚，是君子的品德。
君子固然希望人们向善，但天下不可能没有不善的人来损害我们的善；固然希望人们行仁，但天下不可能有不仁的人来损害我们的仁。如果有不仁不善的人成为我们的祸害，却不加以禁止、治理、去除，那么善人就不能伸展，仁人就不能实现。因此，去除不仁，正是为了行仁；去除不善，正是为了行善。
那五种刑罚及其适用，古人难道喜欢施加于人吗？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不得不如此罢了。
“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处理”，罪行既然有疑问，自然应当从轻。“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违背常法”，说的是罪行有疑问的情况。如果罪行明显且毫无疑问，那么上天讨伐所不容释放的，难道可以错放吗？“宽恕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犯罪无论多小”，如果是在奔走服役之间，文书期限之际，偶然有过失错误，宽恕他是可以的。但如果贪婪邪恶、违法乱纪出于本心，以至于伤害百姓、蛀蚀国家，那么凭什么宽恕呢？
卷六
给傅全美 二
古代的学者本来不是为了别人，迁善改过，没有不是由自己出发的。善是应当迁就的，我自己去迁就，不是为了别人而迁就。过是应当改正的，我自己去改正，不是为了别人而改正。所以听到过错就高兴，知道过错不忌讳，改正过错不畏惧。
过错，即使是古代的圣贤也不能完全避免，而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只是因为他们改正了而已。
人之所以成为人，只在于这颗心罢了。一旦不能端正，就应当像抢救烧焦溺水之人那样，寻求使之心正的方法。
给傅子渊
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孟子说：“要知道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于利与善之间。”读书的人大多忽视这一点，认为容易明白，所以超越等级、违背节次，所谈论的越高，对实际行动却毫无补益。
善与过恐怕不是一天就能完全知晓的。贤如蘧伯玉，还想要减少过错而未能做到。圣如孔子，还说“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多活几年，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子渊所说的迁善改过，虽然没有一天就能完全知晓的想法，但看他的言辞意思，也稍微有些轻率了。
二
孟子所说的集义，就是积累善行。《易经》说“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名”，荀子积善成德的说法也不违背道理。如果像近来腐儒所说的集义，那就是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的人了。
给傅圣谟
如果一定说不用推究寻找就是道，那么仰头思考，夜以继日，探求深奥、搜索隐秘、钩取深远、达到远大的人，就不是道吗？如果一定说不用揣度就是道，那么揣度之后才说话，商议之后才行动，通过揣度商议来完成变化的人，就不是道吗？如果说自身就是道，那么有身体的人都是有道的人吗？这大概是还没有得到道的正途吧。
二
孔子读《易经》，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周公思考兼采三位先王之道来施行四项政事；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用四代的事情来告诉他；孟子批驳杨朱、墨翟，自比于大禹抑制洪水。这些都是圣谟应当作为目标的。文字之间又怎么足以淹没圣谟呢！
三
大抵学者应当先论志向，不必立刻论达到什么程度。……至于达到的程度，那么岁月有长短，功夫有勤惰缓急，气质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钝的不同，特别是不可以立刻论断的。
已经知道的，就努力实行到底；不知道的，就通过学问思辨来寻求。这样谁能够阻挡呢？
给包详道
品行不肖的人，或许耳目聪明，心意聪慧灵巧，学习技艺就容易掌握，谈论道理就容易明白，人情世态，大多能够通达；那些习惯于书史的人，即使让他们论说道术的正邪，谈论政治的得失，衡量人品的高下，决断天下国家的成败安危，也能得其大概。他们固然不能知道真相，得到实际，达到精微，抵达底蕴，但他们揣摩附会的技巧，也足以迷惑人的耳目，欺骗不明真相的人的心。
品行贤良的人，或许智虑短浅，精神昏昧，加上见闻的狭隘，逐渐习得的庸俗鄙陋，那么对于聪慧灵巧者的辩说，浑然完全不能理解。甚至像荀子所说的“在门庭之间，还可以被欺骗”。……一旦对荒唐谬悠的说法感到震惊，对诡谲怪诞的言辞感到惊恐，那么他们颠沛狼狈的样子哪里说得尽呢？即使给他们诵读唐尧虞舜的书，吟咏商朝周朝的诗，大概也未必不指污沱为沧海，说丘垤为嵩山华山。何况又夹杂不正当的言论，又怎么能不狼狈呢？
由此说来，那么所谓的清浊智愚，大概不可以根据品行的贤不肖来论断吧。
道理不能拘泥于言语来寻求，但没有言语也无法比喻道理；道不能执着于说法来取得，但没有说法也无法阐明道。道理众多，言语不能从一个方面指出；道广大，说法不能从一个整体观察。
用心急切的人大多不明白，用心平和的人大多明白。英爽的人用心一紧，也会颠倒眩惑，何况昏钝的人哪里可以紧用其心呢？昆仲向学的志向很勤奋，最大的毛病，是不该相互推激使得用心太紧罢了。
二
人的反省过错，不可激烈，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