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八

译堵塞邪僻的途径，禁止贿赂，辨别奸佞之人，杜绝后宫干政，远近各地的劳役和冗费都得以节省。随后又设立州郡学校，授予宗室成员环卫官职，修建睦亲宅，增加教授官员，设置太宗正一职来统领他们。郭皇后被废黜，皇上想立民间女子陈氏为皇后，吕夷简极力劝阻。庆历初年，契丹军队逼近边境，吕夷简请求在大名府建立都城，以示亲自征讨的决心。有人想修缮京城，吕夷简说：“这是像囊瓦毁掉郢都那样的计策。”于是建立了北京。天圣初年，太后临朝听政，朝廷内外没有非议，这多亏了吕夷简的功劳。议论的人认为他再次担任宰相，增加了给契丹的岁赐，授予宗室成员环卫官职，并不是得当的计策。

译窦参知政事传 曾巩

窦偁字日彰，他的祖先是渔阳人。父亲窦禹钧，在后周担任谏议大夫，为躲避战乱迁居到河南。窦禹钧有五个儿子：仪、俨、僖、偁、侃，都富有文学才华，考中进士。冯道曾赠诗说：“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花五枝芳。”世人多传诵这首诗。窦仪字可象，在晋天福年间考中进士，在后周担任翰林学士及端明殿学士。建隆初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当时御史台谏官想把左右仆射作为表首，太常礼院说东宫三师应作为表首，窦仪援引典故，认为仆射作为表首的有六处依据，而三师没有依据。朝廷以窦仪的意见为定论。五代丧乱之间，窦仪、窦俨凭借文章学问在当时显露才华，是所谓的豪杰之士。窦俨字望之，建隆初年去世，官至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窦俨博学多闻，通晓音律、历数。宋朝兴起礼乐，多由他裁定。周世宗观看泗州大水记录，以此询问窦俨，窦俨认为天地有五种德行：叫润、叫暵、叫生、叫成、叫动。这五种德行是阴阳的使者，是阴阳水火的根本。阴阳有常数，水火有常分，奇偶相半，盈虚有准则，称为通正羡备，过度亢奋极点无不到达，称为咎证。阴的开始主于渊献，水的运行祭祀于九六，总共一千七百二十八年为浩浩之会，即使是尧舜在位也不能避免的，这是天数。至于排斥狂臣，专权奸佞昏庸不明，苦雨多次到来却不润泽下方，这是政治造成的，不是天数。唐正元壬申年的水灾就是这样。德宗昏暗蔽塞，固执于自我任用，陆贽尽忠却被斥退疏远，裴延龄专利却被信用，常雨相应，难道会凭空产生吗？窦偁，在后周广顺初年考中进士，后来与贾琰同在开封府晋王幕下。一天，晋王宴饮射箭，窦偁、贾琰一同参与，而贾琰赞美称颂过度，窦偁斥责他说：“贾家小子引导谄媚，难道不自己羞愧！”在座客人都变了脸色，晋王也不高兴，因此停止宴饮。不久，窦偁向太祖请求将贾琰调出。太平兴国四年，皇帝驾临魏郡，召窦偁到行在，皇帝正商议北征，窦偁上疏极力劝谏而停止，于是任命为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入朝谢恩，皇帝说：“你凭什么到此职位？”窦偁说：“陛下不忘藩邸的旧情罢了。”皇帝说：“是奖赏你当面驳斥贾琰。”不久，在任上去世，当时第二天要宴请群臣，因为窦偁丧事而停止。

鲁肃简公传 曾巩

鲁宗道字少之，亳州人。年少丧父，刻苦学习。曾经袖着写的文章拜见戚纶，戚纶器重赏识他。咸平二年考中进士，遍任州县官职。天禧元年，诏令两省设置谏官六人，不兼任其他职务，考核所言作为殿最。鲁宗道与刘晔一同被选，提拔为正言。仁宗升为太子，任命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过了一年，改任正左谕德。等到即位，升任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诏令与吕夷简按视雷允恭擅自迁移山陵黄堂之事。同年参知政事。天圣七年，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肃简。当时太常礼院说礼制没有废朝，特别停止视朝一天。鲁宗道质朴正直，遇事敢于直言，不被权势所屈服。担任谕德时，真宗一天派遣宦官召他，到他家，等待很久，才从酒家回来。使者说：“如果皇上惊讶迟到，将用什么回答？”鲁宗道说：“只管直说。”等到鲁宗道见皇帝，询问他所去之处，回答说：“有乡人到来，贫乏杯盘，到酒家请他饮酒。”皇帝认为他不隐瞒很好，而知道他可大用。起初担任秀州海盐县令，疏通治理东南旧港口道，海水流到邑下，人们认为有利，称为鲁公浦。在谏垣时，谏章由合门才开始得以进呈，很少赐对。鲁宗道请求得以当面论事，而上奏通进司，从此成为旧例。于是说守宰与百姓最近，而未见有区别能否，难道这是朝廷为民的意思吗？现在任命一个知州，补任一个县令，即使非常庸暗，有关部门不敢排斥。举天下亲民之官，贪财害政，十常二三。耿介自守，勤勉政事，几乎不容易得到。还希望有裕民美化之可期望吗？过去汉宣帝任命刺史守相，必定亲自见面而考察。现在任命知州通判知县，虽然来不及亲自见面，应当让中书以言语而考察其应对，设以事而问其施为，才能与不才得以进退。县令则命令流内铨，仿照此施行，或许能得到良守宰，辅助宣扬圣化。真宗嘉奖采纳。鲁宗道在选调久，颇患铨格繁琐，而曲为铨吏之奸弊。判吏都流内铨，多厘革。凡科条阙次，悉揭示庑下，人们认为便利。七年居政府，裁抑侥幸，不肯以名器私予他人。当时枢密使曹利用有所凭恃，肆意骄横，鲁宗道屡次在皇帝面前折服他。凡贵戚近习，无不敛迹。儿子有功，有立，有开。

盛文肃公传 曾巩

盛度字公量，余杭人。端拱初年考中进士，多次上疏议论边事。奉命出使陕西，参证汉唐故地，绘制西域图进献。多次提拔为知制诰，翰林学士。寇准罢相，盛度因为曾经交结周怀政，贬为和州团练副使。天圣初年牵复，翰林学士

译（他）担任龙图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景祐二年，任参知政事；四年，任枢密院知院。因命令开封府吏冯士元强行夺取邻居租赁的官舍，被知府郑戬揭发，被罢免官职，改任扬州、蔡州、应天府知府。以太子少傅的身份退休，回到京城几天后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肃。儿子有山甫、中甫、崇甫。

起初，度在便殿奏事时，真宗询问他呈上的西域图，从宫内拿出丝帛，命令工匠另外绘制。度趁机进言，说以前已经绘制了汉朝设置的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五郡的地图，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五郡东南的情况，自秦朝修筑长城以来，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碣石，绵延万里，设有郡、军、守捉，像衣襟和腰带一样相互连接，烽火台彼此相望，其防御形势和戒备措施也到了极致。唐朝开始设置节度使，后来又由宰相兼任，用人不当，虽有山河险阻却不能巩固，虽有精良的甲兵却不能抵御，难道不可惜吗！现在再绘制山川道路、聚落壁垒，制成《河西陇右图》，希望供圣上阅览，皇上称赞他学识渊博。

度曾经在开封狱中审理案件失实，被调任洪州监税。他上书请求恢复贤良方正科，皇帝秘密诏令他撰写策问题目，让他乘驿车迅速上报。他又请求建立四科来选拔人才，并且说，如果精通经术的人才能够典章刑律完备并举，那么政教就能流行。请求设立“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尧帝通过事务来考察臣子，不直接通过言语和文章来寻求人才，审察官员期望在于实用。请求设立“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如今警戒尚未解除，调动边疆守戍，必须依靠良帅来成就功业。请求设立“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监狱和市场的繁杂事务，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如果推究查办失实，就会冤枉人情、伤害生命。请求设立“晓法律、能按章覆”科。后来也采纳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合并施行。

明道年间，诏令度与御史中丞王随参定在京及外地三十一个州军旧禁止私贩食盐的地区，允许商人入钱计算食盐。度说通商有五利，于是施行这一政策。度好学，在家时只有图书摆满面前，每次回家从未放下书本。真宗曾经命令李宗谔、杨亿、王曾、利瓦、伊舒雅、任随、石中立一同编纂《通典》《文苑英华》，度又曾参与注释御集。真宗祭祀汾阴时，仁宗还在藩邸，由度掌管起居注、笺表以及留守的章奏，封为千春郡王，特别诏令他撰写谢恩表。他所著有的作品有《愚谷集》《中书制集》《银太集》《翰林制集》《极中集》。

天禧三年郊祀恩赦文书中，允许舍人、给事中、谏议大夫的母亲封为郡太君，而学士不在其中。度当时官任兵部郎中，趁机请求进封他的母亲，皇上特别听从了他的请求，从此学士官职未到谏议大夫的，都能封其母亲。度多疑阴险，同僚都害怕他倾轧，不敢随意说话。他身体肥胖高大，难以拜起，有人拜他时，他俯伏不能起身，甚至辱骂，他狭隘乖戾到了这种地步。

译韩亿，字宗魏，祖先是真定人，后来迁居到开封的雍丘。他年少时勤奋学习，咸平五年考中进士。王旦把女儿嫁给他，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因为王旦在朝廷执政，为避嫌而回避亲属关系。等到王旦去世，他才逐渐得到提拔任用。仁宗即位后，他屡次升迁，担任龙图阁待制、枢密直学士、御史中丞。景佑二年，任同知枢密院事。四年，改任参知政事。因为谏官进言，不应当让宰相的女婿担任群牧判官。宝元元年，他被罢免宰相职务，出任应天府知府，加授资政殿学士，调任成德军、澶亳州知州。升任尚书右丞，以太子太傅的身份退休。去世时，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宪。他的儿子有韩纲、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韩纬、韩缅。韩亿性格方正庄重，有操守，治家严肃，即使在闲居时也未曾见他显露出懈怠的神色。他曾奉诏监督向敏中的几个儿子分割财产。当时丁谓掌权，暗中派亲信告知韩亿，想买向氏在长安华严川的田地。韩亿到了向家，告诫向敏中的儿子们说：“土地是衣食的来源，不可以卖掉。”于是违背了丁谓的心意。丁谓忌恨定州知州曹玮，将他贬为莱州知州，担心曹玮会危害三司改革茶法的政策，导致每年的税收不足，韩亿奉诏弹劾曹玮。从丞相以下的人都应当受到失当的处罚，韩亿不阿谀屈从就像这样。益州有旧例，每年年初官府拿出六万石米，有时以五六倍的数额来救济贫民。韩亿任益州知州时，正值年成歉收，于是以数倍的数额赈济百姓。又疏通江水灌溉百姓的田地数千顷，至今人们仍认为这是恩惠。起初他任陈州通判，黄河在所属县邑决口，韩亿召集沿河的壮丁就地砍伐柴草，亲自督促修筑堤坝，不向百姓征收赋税，黄河水患就平息了。任洋州知州时，有个富户李甲在兄长死后强迫嫂子改嫁，又诬陷侄子改姓并吞并其财产。嫂子诉讼了十多年，官吏收受贿赂不能伸张正义。韩亿查阅旧案卷，发现唯独没有用乳医来作证。韩亿秘密找来乳医进行验证，判决后众人全都理屈服罪。在枢密院任职时，元昊每年派人到京城，出入民间没有别的禁令，韩亿请求为他们设立馆舍以优待远方之人，实际上是由官府主管他们的贸易，其实是想要防范他们。皇帝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他又说天下太平已久，武备不修，请求中书省和枢密院各自推举几位才能担任将帅的人，稍微试用一下。唃厮啰与元昊互相攻伐之后，前来献捷，朝廷商议用节制之权来宠信唃厮啰。韩亿说：“两个敌对势力都是藩臣，现在不能劝说他们化解仇怨，反而因为胜利而奖赏他们，难道安抚驾驭四方夷狄的道理应当这样吗？”他坚持认为不可，于是作罢。他又说武臣应当懂得兵书，而法律禁止私人藏有兵书，请求编纂其要点颁布下去。于是皇上亲自编集《神武秘略》赐给边将，这本书于是流传天下。

宋绶，字公垂，赵州人。他幼年聪明机警，额头有奇特的相貌。他的外祖父杨徽之器重喜爱他。杨徽之没有儿子，把家中所藏的书籍全部交给他。凭借杨徽之遗留的恩荫，他被授予太常寺太祝的官职。年仅十五岁，被召到中书省考试。真宗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特别提拔他为大理评事，允许他在秘阁读书，共同校勘天下的图经。过了很久，又被召到学士院考试，任命为集贤校理。他与文皋同在馆阁，每次赏赐书籍必定能得到两本，世人认为这是荣耀。他屡次升迁，担任知制诰。仁宗即位，提拔为直学士院。天圣三年，任翰林学士。第二年兼任侍读，改任龙图学士，外放担任应天府知府。被召回朝廷，本想重用他为宰相，被张士逊压制，又任翰林学士兼侍读、龙图阁学士。加授端明殿学士。端明殿，是后唐初年设置的学士职位，冯道、赵凤首先担任此职。太平兴国年间改为文明殿学士。至此又设置端明殿学士，用来宠信宋绶。宋绶推辞免职。龙图阁学士和张士逊罢相。明道二年，宋绶于是担任参知政事。景佑四年，被罢免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留在经筵侍讲。第二年加授大学士，任河南府知府。康定元年，任枢密院知院，改任参知政事。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岁。追赠司徒兼侍中，谥号宣宪。他的儿子有宋敏求、宋敏修。大中祥符初年，封禅大典普施恩泽，皇上先赐给宋绶同进士出身的资格。第二天就由大理评事升任本寺丞。在后苑赏花，群臣都赋诗，命令宋绶与晏殊共同作序。祭祀汾阴时，宋绶与钱易、陈越、刘筠在所经过的地方采集地方志和风物故实，每到一个驿站就呈上，以备皇帝查阅。仁宗即位，章献太后命令宋绶挑选以前可以赞颂孝养、补益政治的文章呈上。于是录用了唐代谢偃的《惟皇戒德赋》、《孝经》、《论语节要》，唐太宗所撰写的《帝范》两卷，开元年间臣僚所献的《圣典》三卷、《君臣正理论》三卷呈上。太后临朝称制时间已久，皇上未曾单独接见群臣。宋绶说：“唐开元年间，睿宗为太上皇，每五天接受一次朝拜，处理军国重要事务以及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和重大刑罚。明皇每天听政，任免三品以下官员和判决徒刑。请求命令中书省、枢密院参照先天年间的制度，除了军国大事和重大任免，都在前殿取旨，臣僚也只在前殿对答。”因此触怒了太后的心意，而有了应天命的说法。太后去世后，下诏让宋绶制定章献、明肃、章懿三位太后配享太庙的礼仪。宋绶列举《春秋》中考察仲子之宫、唐代仪坤的旧例，请求另外建立章懿太后的庙，建名为奉慈以安神主，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宋绶又说：帝王驾驭臣下，在于总握威权，赏罚这两者，必须由天子发出。一纪以来，政令出自帘幕之间。现在陛下

译当时皇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听取判决时展现出祖宗的英明风范，天下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渴望见到圣明的政治。如果不惩治奸邪、革除弊端，就无法刷新四方百姓的耳目。然而刑罚政令，并没有比垂帘听政时期更出色，这难道不是三位辅政大臣未能尽到辅佐的责任吗？近来在任命和施恩方面，众人多有期望，而凭借关系侥幸的人，却因此获得升迁。议论的人都说恩泽出自太后，而不是出自陛下。自从亲政以来，虽然恩赏照常施行，议论的人又说全部出自大臣。这是因为大臣结为朋党，蒙蔽欺骗天听。朋党相互勾结，危害确实严重。有的窥探揣测皇上旨意，秘密让人陈述奏报；有的迎合自己的心意，来任免官员。大臣依仗恩宠来招揽权势，小人追逐利益来谋求进身，这种风气逐渐滋长，有害于国家政治。太宗曾说：“国家如果没有外部的忧患，就一定有内部的祸患。外部的忧患不过是边境事务，都可以预防。只有奸邪之徒没有定形，如果成为内部祸患，是非常可怕的。”真宗也说：“唐朝朋党现象特别严重，逐渐无法控制，以至于皇室衰弱。希望陛下思考祖宗的训诫，念及王业艰难，整顿法纪纲常，正是今天的事情。”皇上深受感悟。章惠太后修建王中正的旧宅作为道观，谏官御史都说：“最近下诏停止修建寺观，却又兴起这样的工程，这是诏令多次更改。”皇上说：“这是太后自己拿出嫁妆财物罢了，进言的人难道不是追求名声吗？”宋绶于是说：“他们哪里知道太后的用意，只是看到突然大兴土木，违背了近期的诏令罢了。即使是疑似的事情，人们尚且进言讨论，假如稍微失去周密防范，即使台谏官不说，四方也会自然传布，成为圣明政治的拖累。”太祖曾对太宗说：“接受别人的谏言奏疏，直接指出其错误，曾经不以为耻。哪里比得上自己不做错事，而让人无话可说？希望陛下深刻鉴察皇祖的话，常常防范外廷的议论。已经发出的诏令，暂且要遵守，不要让喋喋不休的人自取名誉。”宋绶又说：自古以来守成的君主，必定小心谨慎、抑制畏惧，不忘回顾反省。人心在长期安定中容易懈怠，祸害产生于疏忽大意之处，所以在无事之时建立防范，在祸患未萌发之前消除它。如果事情发生了才应对，不也太危险了吗？这本来是圣心所详细研究的，臣还是希望告诫激励各级官员，共同修治各种职务，不要因为天下太平就自我懈怠，不要因为细微之处而不谨慎，这样就可以保全至尊的地位而享有宏大的基业了。臣又深切考虑驾驭下属的方法，有三点：处理事务崇尚坚守，面对关键时机贵在决断，谋划策略先要机密。坚守就不可动摇，决断就不可迷惑，机密就不可干扰。这三点是治理混乱、安危所系，希望陛下敬重并牢记。至于朝政清平，深居闲居之时，也希望陛下爱护保养身体，节制宣导欲望。四季的声音味道，用来调和适应六气，才能达成和平，自然拥有百灵的吉庆享受，无尽的福分，难道不美好吗？起初，尚美人被逐出宫，皇上召见宋绶当面起草诏书说：“应当寻求德行门第，以符合坤仪。”不久听说左右侍从让茶商陈氏的女儿入宫，宋绶于是趁空闲进见说：“陛下竟然想用卑贱的人正位中宫，不也与前日的诏书相违背吗？”等到枢密使王曾入宫应对，皇上首先询问他，王曾认为非常不可行。皇上说：“宋绶也这样说。”当时宰相吕夷简屡次论列，皇上最终罢免了她。修筑郊祀，宋绶曾代理太仆卿陪同玉辂，皇上询问礼仪物品的典故，召见应对时辨析融洽，于是撰写卤簿图进献。宋绶天性孝顺谨慎，清廉耿介少言，经史百家没有不通晓的，朝廷有重大议论，都由他裁定。对于前代文章，必定深入考察其得失，而对于当时的作者，不加褒贬。收集外祖父杨徽之的诗，刻石在嘉州明月湖上。家中藏书万卷，都亲手校正。杨亿曾称赞他的文章淳厚华丽，尤其擅长赋咏，自认为比不上他。宋绶的书法精妙，皇上曾取他所写的千字文及其家中的墨迹收藏在宫中。所著作品有七集。起初，宋绶生病不看望母亲，询问他必定说：“稍微好点了。”又通报宾客问候，好像将要安定以缓解母亲的担忧，然后事情都详细处理，即使家人也不知道。

译刘丞相沆（思贤之碑阙） 曾巩

刘沆字冲之，是吉州永新人。父亲刘素，不做官，凭借财富在乡里称雄。曾祖父刘景洪，侍奉杨行密担任江西牙将。有个叫彭玗的人，占据州城自称太守，胁迫刘景洪依附湖南。刘景洪假装答应，随后又把州城归还给杨行密，从此不再做官。他曾经对人说：“我不听从彭玗，应当能救活一万多人。后世必定有显达的人。”因此把他居住的山叫做后隆山。山上有唐代牛僧孺读书的堂屋，所以墓地就建在上面，修筑高台叫做聪明台。刘沆的母亲梦见牛相公前来而生下刘沆。天圣八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担任知制诰、龙图阁学士。皇佑三年任参知政事，至和元年拜相。嘉佑元年被罢免，任南京知州，调任陈州知州，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仁宗作挽诗赐给他的家人，又篆写碑额曰“思贤之碑”。刘沆豪放不拘，任气行事，所到之处都有治理的声誉，判决诉讼大多合乎情理，当时的舆论将他比作张咏。任衡州知州时，有大姓尹氏，用假契约欺骗邻居家的孤儿，诉讼很久得不到公正。刘沆到任后，那孤儿才二十岁，刘沆审问尹氏说：“你的契约曾经找其他邻居作证吗？那些人当中应当还有在世的。”尹氏理屈词穷，服刑后归还了田地。任潭州知州时，州里有草寇黄捉鬼、邓和尚，引诱溪洞夷人骚扰湖湘地区，北军到了大多病死。刘沆招募土兵让他们保卫地方，分兵使贼寇稍受困窘，于是命令提点刑狱杨畋等八路军队入讨，斩首万余级，于是驻兵开辟一条路，张贴榜文说：“贼寇由此路出来投降，敢杀人的与擅自杀人同罪。”于是投降的有三四万人。贼寇平定后，被召回，但余党又叛乱，杀了副将。刘沆被降职任鄂州知州，后来代理开封府尹。有张彦方收受富民的金钱，伪造张贵妃母亲越国太夫人的奏章请求补助教敕。刘沆判处张彦方死刑，不再追问。越国太夫人及参知政事包拯议论刘沆凭借贵妃进身，后来追册贵妃为皇后，而刘沆担任园陵使，安葬后赐给妃子合金器百两，刘沆推辞不接受。在相位时，厌恶进言的人屡次加以裁抑，又推行御史迁升次序的规制，满两年的与知州范师道、赵抃任期届满请求外放，唯独引用敕令将他们调出。中丞张升等人说刘沆挟私将御史调出，刘沆于是说台官将有不可预测的阴谋，争论不休，于是被罢免任南京知州。儿子刘瑾、刘琢、刘管。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九

（宋）杜大珪 编

范蜀公镇传 司马光

范景仁名镇，是益州华阳人。年轻时考中进士，擅长写文赋，考场上的士子都师从他。为人温和平易、修养严谨，所以参知政事薛简肃公、端明殿学士宋敏求公都器重他。补任国子监生，等到贡院奏报名次都是第一。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那么作为奏名之首的人必定高声自我陈述以祈求恩宠。即使考核在下等，天子也必定提拔安置在上列。凭着吴春卿、欧阳永叔的耿直，尚且不免随大流。只有景仁不这样，左右和他并立的人屡次催促他自我陈述，景仁不应答。直到第七十九人开始唱名才轮到他。景仁出列拜谢，退下就位完毕，没有一句话。众人都佩服他的安恬。从此人们开始以自我陈述为耻，旧风气于是断绝。初仕任新安主簿，到任几十天。当时宋宣献公留守西京，不想让他与下级官吏一起劳累受辱，召他安置在国子监，让他教导诸生。任期届满，又向朝廷推荐他担任东监直讲。不久，宋景文公奏请他同修《唐书》，又凭借参知政事王公的推荐，召试学士院。诗中使用“彩霓”二字，学士依据沈约《郊居赋》“雌霓连蜷”句，读“霓”为入声，认为景仁失韵。因此任命为馆阁校勘。殊不知沈约的赋只是取声律便美，并非“霓”不可读为平声。大家都为景仁愤郁不平，而景仁处之泰然，不自辩。担任校勘四年，应升迁为校理。丞相庞公推荐景仁有美才，不急于进取，特别任命为直秘阁。不久，以起居舍人身份知谏院。仁宗性情宽厚仁爱，进言的人竞相激烈攻讦以博取名声，有的凭借爱憎诬陷他人涉及帷帐之内不可明说之事。只有景仁引大体，除非关乎朝廷安危、关系百姓利害，都宽略不言。陈恭公为相，宠妾张氏鞭打杀死婢女，御史弹劾奏请想要驱逐她，没能做到，于是诬陷她说私通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设置台谏官，让他们清除谗言奸恶，不是让他们成为谗言奸恶的。如果真如御史所说，那么执中可以斩首；如果不是这样，御史也可以斩首。”御史愤怒，共同弹劾景仁认为他阿附宰相，景仁不顾，极力辩驳其不然，深切挽救当时的弊病，有识之士认为他做得对。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没有继承人，嘉佑初年突然得病，十几天内外人不知，中外大小臣子无不寒心而畏惧避嫌，互相倚伏不敢发言。只有景仁奋起说：“天下事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舍弃这个不说，反而只抉剔细微之事来塞责，是真正辜负国家，我不忍心。”立即上言：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周王去世后，真宗选取宗室子弟养在宫中。陛下应当为宗庙社稷考虑，早选宗室贤者，优待其礼数，用政事考验他，与他谋划天下之事，以维系天下人心。奏章屡次上呈，搁置不回复。景仁于是闭门居家，自求诛谴。执政有人晓谕他：“为什么

译“（难道你是）追求虚名、希求进身的人吗？”范景仁给执政大臣上书说：“皇位继承人不定，将会发生紧急的兵变。吕公著应当死于朝廷的法度之下，不可死于叛乱的兵刃之下。这是吕公著选择死的方式和时机，哪里有空暇顾及追求虚名、希求进身的嫌疑，而不做出去留的决定呢？”又上奏说：“我私下揣测大臣们的意思，是担心实行之后事情中途发生变故，于是畏避风险而采取保全自身的计策。万一兵变兴起，大臣们的家族性命尚且不能保全，他们这种保全自身的计策也太疏漏了。即使事情中途发生变故而死，陛下作为君主，与其死于叛乱的兵刃之下，难道不是更好吗？请求陛下把我的奏章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自己选择死的地方，听到的人都会吓得两腿发抖。”不久，任命范景仁兼任侍御史知杂事，范景仁坚决推辞不接受，请求解除谏官职务，改任闲散职位。执政大臣又拿“皇上身体不适”来晓谕他，说各位大臣也曾建议过这个策略，现在奸邪的言论已经传入皇上耳中，要改变局面非常困难。范景仁又给执政大臣上书说：“只应当论断事情的是非，不应当询问它的难易。况且事情早做就能成功，拖延就来不及了，这就是圣贤之所以重视时机的原因。各位说今天比昨天难，怎么知道明天不比今天难呢？说今天奸邪的言论已经传入皇上耳中无法消除，难道明天就能消除吗？”范景仁总共当面陈述三次，上奏章十九次，朝廷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于是罢免了他的谏官职务，改任集贤殿修撰。不久，任命他为知制诰，升任翰林学士。英宗即位，中书省上奏请求追尊濮安懿王，事情下达给两制官员商议，认为应当称皇伯，给予高官大国，极尽尊荣，这大大违背了执政大臣的心意，于是再次下达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朝中士大夫一定有迎合的人，不久台谏官争着上言：“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作为他的儿子，不能顾念私亲。现在陛下既然作为仁宗的后嗣，如果再追尊濮王，就是两个正统，恐怕不是用来报答仁宗盛德的做法。”众议沸腾，执政大臣想延缓这件事，于是下诏罢免百官集议，说：“应当让礼官查考详细典礼后上报。”范景仁当时判太常寺，立即详细列举作为后嗣的礼仪，以及汉魏以来议论的得失，全部上奏，与两制、台谏官的意见相合。执政大臣发怒，召范景仁责问他说：“诏书写着应当让礼官查考，为什么急忙上奏呢？”范景仁说：“有关部门得到诏书不敢稽留，立即上报，这是他的职责。为什么反而把它当作罪过呢？”恰逢宰相升官，范景仁应当起草制书，因为考校核查失误，不符合旧例，改任侍读学士，外放任陈州知州。当今皇上即位，再次召还翰林院。王安石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更改祖宗法令，专门以聚敛财富为务，排斥驱逐忠直之士，引进奸佞之人。范景仁上疏极力陈述不可行，朝廷没有回复。范景仁当时六十三岁，于是上言：“如果不采纳我的言论，我没有脸面再居位食禄，希望听任我退休。”奏章多次上呈，言语更加切直。王安石大怒，亲自起草制书，极力丑化诋毁，让他以本官户部侍郎退休，凡是应当得到的恩例，全部不给他。于是当时在位的人都很自愧，范景仁的名声在天下更加显重。王安石虽然诋毁他很深，人们反而认为这是荣耀。范景仁退居后，在京师有园池，专门以读书赋诗自娱。客人到来，无论贵贱，都穿着便服相见，不再回复谢礼。所以有人为他准备酒食召请他，即使是权贵也不拒绝。不召请就不去。有时乘着兴致出游，无论远近都去。曾经乘坐篮舆回蜀地，与亲友快乐饮酒，赈济施舍贫困的人，遍览江山，穷尽美好的景致，一年后才返回。年纪越老而视听越聪明，肢体尤其坚强。唉！假使范景仁歪曲正道、迎合世俗从而得到富贵，蒙受屈辱，承担忧患，哪有今天的快乐呢？那么范景仁所失去的很少，所得到的却很多了。《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灵所慰劳的。”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怎能不长寿。”范景仁就是这样的人。有客人向迂叟询问当今的勇士，迂叟说：“有个叫范景仁的人，他作为勇士，没有人能敌过。”客人说：“范景仁身高只有五尺，文雅拘谨好像承受不住衣服，怎么算是勇士？”迂叟说：“为什么呢？你所说的勇士，是以怒目裂眦、头发竖起顶起帽子、力气能拖住九头牛、气势能凌驾三军的人为勇士吗？这只是匹夫之勇，是外在的勇。至于范景仁，是内在的勇。”自从唐宣宗以来，不想听人谈论立嗣，万一有人谈论，就切齿痛恨他，与背叛没有区别。而范景仁独自倡导谈论，十几道奏章不停止，看待自身和宗族像鸿毛一样轻。后人看到范景仁安然无恙而接着谈论的，也有。然而范景仁首先冒着不可测知的深渊，没有勇士能这样做吗？人的常情，谁不畏惧天子与执政？亲爱到极点的，谁比得上父子？执政大臣想尊崇天子的父亲，而范景仁引用古义来争辩，没有勇士能这样做吗？俸禄和地位都是人所贪恋的，有的年老且病，前面没有可期待的，还恋恋不舍不忍离去，何况范景仁自身已经显贵通达，有声望，距离公相只差一步，因为言论不被采纳，六十三岁就拂衣归去，终身不再起用，没有勇士能这样做吗？凡是人有所不能，而有人能，没有不服气的。像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决，都是我不及的，我内心真诚佩服他们，所以作《范景仁传》。

译传跋 刘安世

熙宁年间，王介甫初次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神宗皇帝正励精图治。一天，在紫宸殿早朝时，两府官员奏事很久，天色已晚，按惯例将上殿奏对的官员留在后殿，必须等皇帝更衣后，再次就座，依次赞引。当时吕献可担任御史中丞，将在崇政殿等候奏对，而司马温公作为翰林学士在迩英阁侍讲，也将前往资善堂等候宣召，两人在朝路上相遇，并肩而行。温公悄悄问道：“您打算进言什么事？”献可用袖子指了指说：“袖中的弹劾文书，就是针对新参知政事的。”温公惊讶地说：“凭借介甫的文学品行，任命下达时，大家都为得到人才而高兴，为什么要弹劾他呢？”献可严肃地说：“君实也这么说吗？安石虽然享有当时的名声，是皇上所看重的，但他喜欢固执偏见，不通晓人情事理，信任奸邪之人，喜欢别人阿谀奉承，听他的言论似乎美好，但施行起来却疏漏。如果他在侍从之列，或许还可以容忍，把他放在宰辅的位置，天下必定会遭受他的弊端。”温公又劝他说：“我和您是心腹朋友，如果有想法不敢不尽言。今天的议论，没看到他不善的迹象，似乎太匆忙了，或许有别的奏章，希望先呈上去，暂且留下这件事，再多加考虑，可以吗？”献可说：“皇上刚即位，年轻，和他朝夕谋划商议的，只有两三个执政大臣而已。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将会败坏国家大事，这是心腹之疾，治疗它唯恐来不及，难道可以延缓吗？”话没说完，合门吏高声催促列班，于是快步离去。温公从经筵回来，默默坐在玉堂，整日思考，不得其解，而士大夫中有人传阅他的奏疏，往往私下议论，认为他太过分了。不久，听说中书省设立三司条例司，在局中共同商议，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开始改变祖宗之法，专门致力于聚敛财富，制定条目，颁布到各地，胡乱引用《周官》，教导剥削百姓的实际措施。辅弼近臣提出异议不能挽回，台谏从官力争不可改变。州县监司执行，稍微违背他的意思，就随之被贬黜。于是以前怀疑的人，开始惭愧仰慕叹服，认为他的高明不可及。献可最终因为这件事，外放担任邓州知州。唉！行为虚伪却坚定，言语虚伪却善辩，学问错误却广博，顺从错误却润色，只有孔子才能识别，即使是子贡那样的贤人，也有不知道的时候。当初介甫从小官到禁从，他的学问品行名声在天下突然显扬，士大夫认识或不认识的，都向往听到他的风采，并且说：“朝廷不用他罢了，用他必定能推行他的学问以达到太平。”等到他参与大政，内外互相庆贺，而献可独自认为不是这样，大家无不奇怪。后来考察他的事迹，最终如他所预料，如果不是明智不惑，超出视听之外，怎么能达到这样？《易经》说：“知道几微，真是神妙啊！”又说：“几微，是动机的细微，吉凶的先兆。”献可有这种能力。温公辞去枢密使的任命后，退居洛阳，每当谈论当世人物，必定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敢决断，是我所不及的。”内心真诚佩服他，所以写了《范景仁传》。大概景仁的勇敢决断，得到温公的传颂；后来阐明献可的先见之明，也出于温公之手。然而只记载他平生的大节，而互相辩论的话，不愿意写出来。所以献可的先见之明，天下没有不知道的。我曾经跟随温公学习，亲耳听到他的说法，看到贤者的正论远见，将要沦没不传于世，于是写在《蜀公之传》后面，来告诉乐于行善的君子。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

（宋）杜大珪 编

吕正献公公著传 实录

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公著去世。公著字晦叔，世代本是河东人。自从祖父吕蒙正辅佐太宗，于是家在开封。父亲吕夷简辅佐仁宗，谥号文靖。公著小时候不喜欢玩耍，热爱学习，忘记睡眠饮食。夷简尤其器重他，说：“将来必定做到公辅。”做官担任奉礼郎，考中庆历二年进士，多次升迁至殿中丞。下诏试馆职，不去。皇祐初年，就任判吏部南曹。仁宗告诉他说：“知道你有恬淡退让的节操。”赐给五品官服。嘉祐年间，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多次进言濮安懿王在殡，请求燕北使不使用音乐，停止上元游幸，废除温成庙为祠殿，大多被采纳。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召试知制诰，三次推辞不去。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给三品官服。寿星观建造真宗神御殿，公著进言：“都城中真宗有三个御殿，而营建不停止，不符合祭祀没有丰俭之别的义理。”治平元年，担任谏议大夫。当时修建庆宁宫，建造本命殿，公著进言：“京畿内京东西、淮南饥荒，修建宫殿不是急务，应该停止以休息百姓。”王畴担任枢密副使，知制诰钱公辅因为封还词头被贬，公著极力论辩：“公辅履行职责不应该被贬黜。”九月五日开启迩英阁，到重阳节应当停止，公著进言：“陛下开始清明而亲自研习经术讲论治道，希望不惜片刻时间来御经筵。”听从了他。二年，同判流内铨，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郊祀，代理太仆参。皇上问：“现在的郊祀和古代的郊祀怎么样？”回答说：“古代的郊祀，重视诚意而崇尚质朴；现在的郊祀”

译这不过是盛大的仪仗护卫罢了。”于是谈到仁宗亲自祭祀时撤去黄茵、不进入小次休息的事，皇上都沿袭采用。下诏让朝廷大臣商议追封尊崇濮安懿王的事，有人想称他为皇伯考，吕公着说：“真宗以宋太祖为皇伯考，这不能加在濮王身上。”等到诏书中称濮王为父亲，吕公着说：“这有让仁宗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又给濮王避讳，吕公着说：“这是群臣在皇上面前不该做的，不应该与祖宗七庙的避讳相同。”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赵瞻因议论濮王事被贬，吕公着说：“陛下即位以来，纳谏的风气尚未在天下显现，而吕诲等人因进言被罢黜，这不是用来教化示众天下的做法，必须争辩不可。”于是多次上章请求外放。皇上说：“学士是我所看重的，怎能轻易离去。”朝廷再次恳请，吕公着在家闲居了一百多天。皇上派内侍杨安道敦请他，并告诫说：“吕公着刚劲正直，应当慢慢劝谕他，言语不要太过逼迫。”吕公着才起身就职，几天后又请求离去，出京任蔡州知州。神宗即位，召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不久，兼任宝文阁学士，掌管通进银台司。当时御史中丞司马光被罢免学士职务，吕公着封还诏书，说：“司马光因进言履行职责而被赐罢免，那么有言责的人就不能尽情进言了。”陛下虽然有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心，但安危利害从何处得知？于是皇帝在内廷发出司马光的诰命交给合门，吕公着又说：“诰命不经封驳而出，那么我的职责就因我而废弛，请求惩治我的罪过，以端正纲纪。”皇上亲手批注他的奏章，说等到迩英阁讲读时再告诉朕的意思。几天后讲读结束，单独留下他，说：“朕想让司马光在左右劝讲，不是因为他进言的事。”吕公着不停地请求。恰逢奉命出使契丹，回来后就解除了银台司的职务。熙宁元年，修撰英宗实录，转任礼部侍郎，任开封府知府。自从夏秋淫雨不止，发生地震，吕公着说：“自古以来君主遇到灾异，有的因恐惧而招致福佑，有的因简慢诬蔑而招致祸患。皇上以至诚对待臣下，那么臣下就会思虑尽诚来回应。上下能以诚相待，而变异不能消除的，从未有过。”众人的言论不一，而最恰当的道理难以显现。君主去除偏听独任的弊端，而不偏爱先入为主的言论，就不会被邪说扰乱。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以远离奸佞之人为戒。因为奸佞之人只怕不合君主心意，所以他们的态势容易亲近；正直之人只怕不合道义，所以他们的态势容易疏远。只有先端正君王的心，纠正他的行事，大概没有行事端正而天下不治的。希望陛下勉力实行，并勉力修治。几个月后，请求罢免，又回到翰林院兼任侍读学士。礼官议论想沿用唐朝旧例，五月朔日请皇帝在大庆殿接受朝拜，并加上尊号。吕公着说：“五月会朝始于唐德宗，取术数厌胜之意，宪宗以下就废除了。况且尊号不是古典，不关乎君主的重要与否。”于是停止议论尊号，不接受。近臣有请求让不统领郡县的官吏兼任监司的，吕公着说：“人才大多沉沦在下层，而资历要求越来越严，那么选拔就越难。审察其才可用，应当破格任用。试用后无效就停止。”又请求增加馆阁的选拔，以培养人才。文武官员退休，如果不是向来有罪过的，应当给予俸禄以表示始终如一。多采纳了他的建议。二月，拜为御史中丞。当时兄长吕公弼正任枢密使，特别允许他不回避，坚决推辞也不允许。王安石执政，开始设置三司条例司，实行青苗法助敛。吕公着极力论述其不可行，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而能图治的，也没有不胁迫以威势而能得人心的。现在在位的贤者，都认为此举不对，而议论者一概以流俗浮论诋毁排斥他们，难道从前贤能而现在都无才德吗？恰逢韩琦论述青苗法不便，被罢免河北安抚使，吕公着因曾当面进奏，说如果韩琦因人心不忍，像赵鞅举晋阳之甲，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陛下将如何对待他？被罢免为翰林学士，任颍州知州。宋敏求起草吕公着的诏书说：‘陈述失实，援引不当。’皇上让陈升之修改，于是说：‘厚诬藩镇，兴起除恶之名，深深惊骇我的听闻，违背事理的真实。’后来吕公着任宰相，提举修撰实录，曾辩驳说并非如此。元丰五年，复任宝文阁学士，召还经筵，称病推辞，提举嵩山崇福宫。八年，出现彗星，下诏求直言，吕公着上疏说：‘陛下临朝愿治的日子已经很久，左右前后没有人敢正言，使陛下有想要治理的心，却没有治理的实效，这是任事的大臣辜负陛下。士人的邪正贤不肖，本来是一定的。现在却不是这样，前天举荐他认为是天下最贤能，后天驱逐他认为是天下最不肖，对于人才既反复无常，那么对于政事也乖戾不当了。古代为政，起初不被百姓信任的也有，郑国的子产就是这样。一年郑国人怨恨他，三年郑国人歌颂他。陛下垂拱仰成，到现在七年了，百姓的歌颂也与七年前没有不同，陛下难道不察觉吗？’十年，起用任河阳知州，召还，提举中太一宫。元丰元年授翰林学士承旨，恳切推辞，改任端明殿学士，掌管审官西院。一天，迩英阁进读结束，皇上与他极力讨论治道，于是谈到释老虚寂的宗旨。吕公着说：‘尧舜知道这个道理吗？’皇上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吕公着说：‘

译尧舜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但常常认为识人安民是难事，这正是他们成为尧舜的原因。」皇上又说：「唐太宗能够凭借权谋智慧驾驭臣下。」吕公着说：「太宗之所以能成就帝王大业，是因为他委屈自己以听从劝谏。」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不久，任命吕公着为同知枢密院事。当时有人请求恢复肉刑，皇上下诏让执政大臣商议。吕公着说：「后世礼教疏阔而刑狱繁多，肉刑不可恢复，否则将招致‘踊贵屦贱’的讥讽。」有人想选取天府的死囚来试验劓刑和刖刑，吕公着说：「不可以，如果刖刑后不死，那么这种刑罚就会实行了。」议论于是停止。元祐三年，官制推行，吕公着改任正议大夫，充任枢密副使。四年，再次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他请求外放，皇上赐给他手札说：「顾念在朝廷的大臣中，可以托付内外心腹重任，共同承担皇家休戚与共的重责，没有超过你的，希望你尽快起来处理政务。」起初，西夏人囚禁了他们的君主秉常，皇上准备大规模出兵讨伐。吕公着说：「征讨西夏的军队，应当得到合适的人选作为统帅。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人，不如不出兵。」等到出兵后，河东、陕西的民力非常困乏，大臣们不敢说话，吕公着多次向皇上陈述这种情况。五年，吕公着辞去枢密院职务，于是以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这一年九月，永乐城陷落，奏报传到皇上那里，皇上特意打开天章阁对辅政大臣说：「边境百姓疾苦弊病如此，只有吕公着为我陈述，其他人未曾提及。」在定州任职期间，吕公着因违反制度让禁卒护送囚徒，被降职，调任扬州知州。过了很久，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又被降官。神宗将要确立皇储，告诉执政大臣说：「明年皇子外出就学，应当让吕公着担任师傅。」哲宗即位，加封吕公着为银青光禄大夫，召他兼任侍读，提举中太一宫。还没到任，太皇太后派遣使者迎接并询问他想说什么。吕公着上奏说：「先帝即位之初，臣与学士奉命起草诏书，以宽缓民力为优先。随后执政者建议改变旧法，以侵害百姓为意图，凡是说新法不便的人一概以阻挠破坏新法的罪名被斥退，所以时间久了弊端越深，法令施行而百姓越发困苦。陛下既然已经深刻洞察这些弊端，如果真能得到中正之士让他们讲求天下的利害，上下协力去做，应该不难。」到任后，他进言说：「君主即位之初，应当讲求修德治国的要点，以端正开始。」于是分条上奏十件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修养身心，讲求学问，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减轻赋税，省减刑罚，去除奢侈，不贪图安逸。又说：「先帝制定官制，设置谏官的名目很完备，应当选拔忠诚刚直敢言的士人，普遍安置在左右，让他们履行谏诤的职责。」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吕公着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官制推行，三省同时建立，而中书省只是接受旨意的地方，门下省、尚书省只是奉行而已。吕公着说：「三省的官员都是辅佐大臣，正如同在一条船上、一辆车上渡江过陆，应当同心协力来修理政事。」凡涉及三省的事务，从今以后由执政大臣一同进呈取旨，然后各自执行，于是定为法令。吕公着升任门下侍郎，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主持修撰神宗实录。在此之前，执政大臣每五天或三天在都堂聚会一次，事情多由长官专断决定，同僚不参与可否。到了吕公着执政，才开始每天在都堂聚会，于是成为惯例。司马光去世，吕公着独自总管政务，所任用的官吏都是当时的人才，其中端正良善质朴厚道的人居多。当时科举只专用王安石的经义。士人没有自得之学，而朝廷文辞方面的官员逐渐难以选拔。神宗因为答复高丽的书信不合心意，曾经对此发表过意见。议论的人想用诗赋代替经义，吕公着请求在经义科中增加诗赋，但先考经义，以尽展众多士人的才能。又告诫有关部门不要用老庄之书出题，而学者不得用申韩、佛家的书来解说，参用古今诸儒的学问，不专用王氏之学。又恢复贤良方正科，以招致有特殊才能的士人。边境粮食旧法储备三年而不足，吕公着请求增加到五年，大量拿出籴本银来资助，边境用度更加充足。吐蕃大酋领鬼章清宜结，是董毡的别将，性情凶悍，二十年间成为洮河的祸患。朝廷罢兵，减少陇右的戍守，又知道西夏人怨恨失去兰州，于是联合入侵边境。吕公着建议派遣军器监丞游师雄传达旨意给各位将领，让他们根据情况出兵，不到一个月，熙河将领种谊活捉鬼章送到朝廷。西夏人于是派遣使者恢复朝贡的职责。元祐三年，吕公着恳切辞位，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自从宋朝建立以来，大臣以三公身份平章军国事的有四人，其中两人是吕公着父子。士人羡慕他们的荣耀，皇上下诏在东府南面建造府第，开启北门以便执政大臣会议。三省枢密院条例所应当空缺的，名为军马事。每月三次到经筵，隔日一次入朝，非朝日不到都堂。他外出，不按时限，这是特殊的礼遇。四年，吕公着因病告假，不能上朝，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皇上停止上朝三天，乘舆亲临祭奠，在苑中成服。敕令有关部门办理丧事，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吕公着见识思虑深明敏捷，气量宏大而学问精粹，如果有利于国家，不因私利私害动摇他的心志。与人真诚，不事表面文章，他喜好士人乐于行善出于天性。士大夫中有关注人才的人，必定询问他所听到的，相互参验核实以等待皇上求贤。神宗曾经对执政大臣说：「吕公着对于人才，他的言语不欺瞒，如同权衡称量物品。」在皇上面前议论政事，尽诚去饰，广泛吸取众人的优点作为优点，至于他所

译在坚守正道、意志坚定不可动摇的初期。他进入翰林院后与王安石交好，后来王安石执政，公着担任御史中丞，王安石希望他协助自己，不久公着却弹劾王安石的过错，一点也不屈服。绍圣元年，因为谏官翟思、张商英、周秩的奏章，削去公着的谥号，毁坏所赐的神道碑。绍圣四年二月，追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又贬为昌化军司户参军，全部剥夺遗表等恩赐待遇。元符三年，徽宗皇子出生。下诏公着可以恢复太子太保的官职，于是全部归还遗表等恩赐待遇，追回贬为昌化军司户参军的任命文书，予以销毁涂改。议论的人认为节度副使的任命文书也应当销毁，但掌权的人不认为这样，所以只追回了任命文书。崇宁元年五月，有关部门说恢复官职过于优厚，下诏降授为左光禄大夫。从此蔡京独揽朝政，指认公着为奸党首恶，开始设立元祐党籍。崇宁三年六月，在文德殿和尚书省刻石记载，又将名单颁布天下，在监司和郡守的官署厅堂立石。后来徽宗因为灾异现象而感悟，毁坏石刻，完全废除党禁，下诏恢复公着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职。今上绍兴元年，追复赠予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其子希哲、希绩、希纯。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一

（宋）杜大珪 编

颍滨遗老传上 苏辙

颍滨遗老姓苏，名辙，字子由。父亲是眉山先生，隐居不出，年老而以文章闻名天下。天下人所说的老苏就是他了。欧阳文忠公凭借文章在当世独占鳌头，见到先生后赞叹说：“我阅览的文士很多，唯独喜欢尹师鲁、石守道，但心里常常觉得有所不足。现在看到您的文章，我的心意满足了。”先生既然不被世所用，有儿子苏轼、苏辙，把所学传授给他们说：“这或许能阐明我的学问吧？”母亲成国太夫人程氏，也喜欢读书，见识超过常人，志向节操凛然。每次对家人说：“两个儿子一定不会辜负我的心愿。”辙十九岁考中进士，初次做官。二十三岁考中直言极谏科，仁宗在朝廷亲自策问。当时皇上年纪大了，开始厌倦勤于政事。辙根据所问的问题，极力陈述得失说：“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平时静心思虑，也曾对此有过忧虑吗？没有对此忧虑吗？臣伏读制策，陛下已经有忧虑恐惧的话了，然而臣愚钝，私下以为陛下只有这些话，却没有实际行动。过去宝元、庆历年间，西羌作乱，陛下白天坐不安稳，晚上睡不踏实，天下人都说陛下忧虑恐惧小心谨慎如同周文王一样。自从西方停战，陛下抛弃了忧虑恐惧之心三十年了。古代的圣人，没有事时深深忧虑，有事时不恐惧。没有事时深深忧虑，是为了有事时不恐惧。现在陛下没有事时不忧虑，有事时却大大恐惧，臣认为忧虑快乐的节制颠倒了。臣是疏远的小臣，从道路上听到这些话，不知道真假。近年以来，宫中受宠的姬妾多达十几人，歌舞饮酒，优伶取笑没有节制，坐在朝廷听不到咨询谋略，便殿没有顾问。三代的衰败，汉唐的末世，女宠的危害，陛下也知道啊。长久这样不停止，各种祸害将由此产生。在内则被蛊惑所污染，伤害和气损害本性；在外则被私相请托所扰乱，败坏政事危害事务。陛下不要认为在内好色，不危害外事。现在天下困苦贫穷，百姓愁苦，而宫中赏赐没有极限，想要的就给，不问有没有，主管会计的官员不敢争辩，大臣不敢劝谏，拿着凭证敕令，迅速如兵火。国家内有供养士人军队的费用，外有北方敌人西方戎狄的供奉，陛下又自己挖了一个陷阱，来消耗剩下的财力。臣担心陛下因此遭到诽谤，而民心不归附。”策论送入，辙自认为一定会被黜退，然而考官司马君实只把他列为三等，范景仁对此感到为难。蔡君谟说：“我是三司使，关于主管会计的话，我惭愧而不敢怨恨。”只有胡武平认为不谦逊，极力请求黜退他，皇上不许，说：“用直言召人，却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宰相不得已，把他放在下等，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庵认为他偏袒宰相专门攻击君主，把他比作谷永，不肯撰写任命词。宰相韩魏公讥笑说：“这个人策论中说宰相不足以任用，想要得到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人来任用，还拿谷永来怀疑他吗？”知制诰沈文通也是考官，知道不是这样，所以沈文通起草诏书时有爱护君主的话。谏官杨乐道对皇上说：“苏辙，是我推荐的。陛下赦免他的狂直而收用他，是盛德之事。请求宣布交付史馆。”皇上高兴，听从了他。这时父亲奉命修撰礼书，而哥哥子瞻外出担任凤翔签书判官，身边没有侍奉的儿子，辙于是上奏请求奉养亲人三年。子瞻解职回来，辙才开始请求担任大名推官。过了一年，父亲去世，等到守丧期满。神宗即位，已经两年了，寻求治理非常急切。辙上书言事，当天被召到延和殿对答。当时王介甫刚得宠幸，以执政身份兼任三司条例使，皇上让辙做他的属官，不敢推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道根本，吕惠卿做他的谋主。辙议事多违背他。一天，介甫拿出一卷书说：“这是青苗法，各位仔细商议。有不便之处告诉我，不要怀疑。”另一天，辙告诉他：“把钱贷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利息，本来是为了救百姓的困乏，不是为了获利。然而出纳之际，官吏借机作奸，虽然有法律也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不合理花费。等到还钱时，即使是富户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则鞭打责罚必然使用，州县事务不胜其烦了。”唐朝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不曾有所借贷，有人指责他，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到钱，不是国家的福气；让官吏倚仗法律督责，不是百姓的便利。我虽然不曾借贷，而四方丰收歉收贵贱我知道，不曾超过时节，有贱一定买入，有贵一定卖出，因此四方没有极贵极贱的弊病，何必借贷呢？”刘晏所说的，就是汉朝的常平法，现在这个法存在而担心不修明。您如果真的有意于百姓，举而行之，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等待。介甫说：“您说的话有理，应当慢慢商议实行。以后有不同意见，希望不要把我当作外人。”从此过了一个月不再谈论青苗。恰逢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被召议事，广廉曾经上奏请求度僧牒数千道作为本钱，陕西漕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散发秋天收敛，与介甫心意相合，就请求在河北施行。从此青苗法于是施行于四方。起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

译王安石与吕惠卿行事手段不同。王安石所倡导的，吕惠卿并不深表赞同。朝廷既然召见了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广亷、王子韶、程颢、卢秉等八人，打算派遣他们到各地，搜访遗漏的利益。朝野内外传为笑谈，知道被派遣的人一定会惹出事端，迎合上意，但没有人敢说话。我请求拜见吕惠卿，吕惠卿迎面问道：“你独自来见我，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有疑惑，想向公请教。”“近日召见这八人，打算派遣他们前往各路，不知公既然知道利害所在，是有名目让他们去核实呢？还是其实并不知晓，只是随意派遣他们出去，罗织各种事情呢？”吕惠卿说：“你的意思认为怎样？”我回答说：“过去嘉祐末年，派遣使者宽恤各路，事情没有具体指向，出行的人各自致力于生事，回来后，奏报的案例大多难以施行，被天下人嘲笑，现在与这有什么不同呢？”吕惠卿说：“我过去奉诏审查宽恤等事，像范尧夫等人所请求的，大多合乎情理。”我回答说：“现在被派遣的人中，像范尧夫这样的有几个？”吕惠卿说：“被派遣的人如果真的贤能，将不肯出行，你不必过分担忧。”我回答说：“公如果真的知道派遣使者的不便，却倚仗被派遣的人不会出行，这又怎样呢？”吕惠卿说：“你暂且退下，让我慢慢思考。”

几天后，吕惠卿在枢密院召见属官，说道：“皇上即位之初，命令天下监司具报本路的利害情况上报，至今还没有上报，现在应当派遣使者，应该得到这些报告来商议，可以起草一份札子，请求催促他们。”吕惠卿察觉这不符合他党羽的心意，很不高兴，随意起草了奏章，也没有益处。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无法挽救，于是写信给王安石。吕惠卿陈述了坚决不可行的理由，并且请求外调。王安石大怒，将要加罪于我，吕惠卿阻止了他，奏请任命我为河南推官。恰逢张文定知淮阳军，以学官的身份征召我，我跟从他三年，授任齐州掌书记，又过了三年，改任著作佐郎。后来跟从张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住两年，苏轼因诗获罪，我受牵连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五年不得调动。

平生喜好读《诗》、《春秋》，认为前代儒者大多失去了其中的旨意，想要重新为它们作传。《老子》一书与佛法大致相同，而世人不知道，也想为它作注。司马迁作《史记》，记载五帝三代，不致力于推究《诗》、《书》、《春秋》的根本，而是用世俗杂说扰乱它，记载战国之事多断缺不完备，想要重新编写古史，功业未能完成。调任知歙州、绩溪县，刚到任就奉神宗遗诏，居丧半年，授任秘书省校书郎。第二年到达京师，授任右司谏。宣仁太后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想要革除弊政，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都在位，窥探朝廷得失，朝野内外对此担忧。我进言说：“先帝在位将近二十年，励精图治，变更法度，想要极力达到太平，追复三代的盛况，因此提拔任用臣下，很多从小臣升到公相之位，用人之快，近世没有可比拟的。推究圣意，本意是想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作为社稷长久之计，难道是想让左右大臣苟且迎合，出入唯唯诺诺，国家危而不扶持，倾覆而不挽救，窃取利禄来养活妻子儿女而已吗？然而自从新法实行以来，民力凋敝，海内愁怨。

先帝晚年病重弥留，洞察前事的过失，亲自发布德音，将要洗心革面，以符合天意，但这志向未能实现，突然抛弃了万国。天下人听说后，知道前日的弊政都是先帝想要改变的，思念圣德，继而哭泣。因此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行遗旨，停止导洛，废除市易，减少青苗，停止助役，放宽保甲，免除买马，放免修城池的劳役，恢复禁盐铁的旧制，罢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吕嘉问、蹇周辅等人。命令所到之处，百姓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臣愚昧不知，朝廷认为凡此种种是谁的罪过呢？上则大臣蒙蔽圣听，逢迎君主的恶行；下则小臣贪求荣利，奔走钻营不知羞耻。两者都有罪，那么大臣因为责任重所以责罚重，小臣因为责任轻所以责罚轻，即使是三尺童子也都知道。现在朝廷既然罢黜了小臣，至于大臣却因此任用他们，将再次让他们调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私下感到困惑。私下揣度朝廷的意思，是想以礼遇大臣，等待他们因羞愧而自行离去，以保全国家体面。现在蔡确等人自从山陵之礼以后，仍然安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来谢罪天下。谨按蔡确等人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却厚颜无耻，竟然不知羞愧。蔡确等人如果真的认为过去所做的事是对的，那么今天怎么能够不争辩；如果认为过去所做的事是错的，那么过去怎么能够不言谏。穷究他们的心，之所以安然而不去的原因，大概是认为这些都是先帝所为，而不是我的过错。作为大臣，忘记君主而徇私，不以身承担罪责，而归咎于先帝，不忠不孝，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臣私下不忍心千年之后，将这些记载在史册上。大臣既然自处无过之地，那么先帝独自蒙受恶名，这是臣痛心疾首，食不知味，以至于涕泗横流的原因。陛下为什么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担谤议，下以安慰臣子之心？现在只以法律惩治小臣，而置蔡确等大罪于不顾。这样，大则无法显扬圣考的遗意，小则无法安抚反侧之心，所以臣私下认为大臣如果真正退位，那么小臣如果不是建议造事之人，可以一概不治，使得他们改过从君，竭力自效，以

译洗刷此前的恶名。恳请陛下将臣的这道奏章拿出，向确等人宣示，让他们自行决定进退的界限，臣即使死一万次也不遗憾。这三个人最终都被驱逐，但终究没有因为他们前后的反复无常而归罪于先帝，世人对此感到遗憾。吕惠卿起初谄媚侍奉王安石，倡导施行苛政以危害天下，后来两人权势相当、力量抗衡，吕惠卿就倾陷王安石比仇敌还厉害，世人尤其厌恶他。当时吕惠卿自知罪大，请求担任宫观官以便安身，不被贬谪流放。苏辙详细列举他的奸恶，请求加重惩处，于是吕惠卿以散官身份被安置在建州，天下人都认为做得对。司马光既然凭借清高的品德和雅正的声望专掌朝政，但他为人不通晓政务，知道雇役法的危害，想要恢复差役法，却不知道差役和雇役的弊端其实各占一半，研究得不详细，却想一下子恢复它。百姓刚听说时很高兴，慢慢就疑虑恐惧了。司马光不相信这些。王安石用他的私说作为《诗》《书》的新义，用来考核天下的士人，学者们对此感到痛苦。司马光改为新的格式，但形势也难以推行。正当议论未定时，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到现在仅仅二十年，官吏和百姓都不习惯，何况役法涉及众多事务，根源盘根错节，实行得缓慢才能审慎详细。如果不穷究始末，匆忙实行，恐怕实行之后会生出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役钱通常有多年宽剩，大约足够支付几年，如果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督促有关部门审议差役，趁着今年冬天制定法规，来年役使乡户。只要实行之后不再有非议，那么进退都方便。”又说：“进士明年秋天考试日期没剩多少，而议论不能及时决定，传闻四方，不免惶恐疑惑。诗赋虽然号称小技，但排比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其不可轻易对待。总之明年都不可施行，请求先下达指令，明年科举一切如旧，只有经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然废除律义，让天下举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治学，等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也不算晚。”众人都认为方便，而司马光开始不高兴了。这一年皇上将要亲自祭祀明堂，苏辙说：“三代常祀，一年九祭，天祭两次地祭一次，都是天子亲自祭祀，所以在祭祀时，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单独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后土。地祇要在一年内亲自祭祀，必定普遍降临，到了近代，每年的常祭都由有关部门代理，三年后才亲自祭祀一次。亲自祭祀的疏密，古今的变化相差如此之大。那么礼仪的不同，大概也是形势使然。谨按本朝旧典，冬至在圜丘祭祀必定兼祭天地，陪祀百神。如果因为有事不能祭祀圜丘，另行其他礼仪，或者在南郊大雩，或者在明堂大飨，或者在大庆宫恭谢，都使用圜丘的礼乐神位。其用意是认为皇帝不可以三年不亲自祭祀天地百神。臣私下看到皇祐年间明堂祭祀，遵循此法，最为符合礼仪。自皇祐以后，凡是祭祀明堂，或用郑氏的说法，单独祭祀五天帝；或用王氏的说法，单独祭祀昊天上帝。虽然在古学上各有依据，但考察本朝的旧制，就失当了。大概儒者拘泥古制而不知今情，用天子每年普遍祭祀的仪式，来议论皇帝三年亲自祭祀的礼仪，所以如此疏漏。现在皇帝陛下顺应天命，逾年即位，将在九月于明堂祭祀，理应同时祭祀天地，普遍礼敬百神，亲身奉献诚心，以感通神灵赐福。臣担心有关部门不通晓礼意，以古非今，坚持王郑的偏颇说法，扰乱本朝大典。礼制顺应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定顺从。现在皇帝陛下刚开始亲自祭祀，而天地百神无不依次祭祀，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我愚昧地请求明确诏令礼官，今年秋天明堂祭祀使用皇祐明堂的典礼，希望精诚上下，普遍惠及上下。当时大臣多拘泥于旧学，不通晓时变，奏章呈入没有回复。但苏辙认为《周礼》一年普遍祭祀天地，都是君主亲自进行，所以郊丘有南北之分，礼乐有同异之别。自汉唐以来，礼制日益繁盛，费用每月增加，事情与古代不同，所以一年普遍祭祀不可再实行。唐明皇天宝初年才确定三年一次亲自郊祀，在斋戒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并祭祀天地并陪祀百神。之所以这样，大概是认为三年一次的大礼，如果不普遍祭祀，那么在人情上有所不安。至于普遍祭祀的礼仪，已经自行派官代理，未曾稍微废弃，这是近世的变礼，不再是三代的旧制。而议论者想用三代的遗文参杂扰乱其中，相差太远了。到元祐七年皇上将要亲自郊祀，苏辙在政府任职，于是与各位公卿共同伸张前议，合并祭祀天地。有识之士认为当初神宗因为西夏国内动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在延安路增置兰州，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西夏虽然屡次派遣使者，但没有修好职贡。元祐二年夏天，西夏才开始来祝贺登极，使者还未出境，又派遣使者进入边界。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土地的意思，但大臣议论放弃还是坚守未决。苏辙说：“从前西夏人虽然到来，但疆场之事起初不自己说，揣度他们的狡猾心思，大概知道朝廷厌战，坚决不请求，想让这个提议发自朝廷，得以作为重要筹码。朝廷深知他们的意图，隐忍而不给予。情势得逞而势力穷尽，才来请命。现在如果又不允许，让他们来的使者空手而归，一旦失去这个机会，必定成为后悔。”

译如果对方集结兵马，屯驻在边境上，答应给他们土地，他们就会因为畏惧我军而接受，不再感激我们的恩德；不答应给他们，那么边境的战端一旦开启，祸患将没有止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正处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可错失良机。现在议论的人不深入探究利害关系，妄自提出坚守的计策，只是苟且避免割让土地的罪名，不估量百姓的承受能力，不为国家做长远打算，他们的意图只是想要私下方便自己，这不是为了国家社稷的计策。臣又听说议论的人有的认为，无论是弃守还是坚守都免不了用兵，弃守则用兵必然迟缓，坚守则用兵必然迅速，迟缓与迅速之间，利害差别不大。如果因此就把土地给他们，恐怕不是好计策。臣听说圣人应对变化的关键，正在于迟缓与迅速之间，只要使事态稍微延缓，那么我们就已经获得了许多算计。过去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内心怀有不法之念，称病不朝见，积聚财富、养育士兵，图谋扰乱天下。文帝专门致力于包容涵养，置之不问，还赏赐几杖，恩惠礼遇日益隆重。刘濞虽然包藏祸心，但受到仁德的浸润，最终未能发作。等到景帝采用晁错的计谋，想要趁他有罪，削减他的郡县，认为削减他也会反叛，不削减他也会反叛，削减他则反叛快而祸患小，不削减他则反叛慢而祸患大。削减的诏书一下达，七国全部反叛，致使景帝征发天下兵马，派遣三十六位将领，才勉强击败了他们。议论的人如果不计较利害的深浅，比较祸福的轻重，那么文帝隐忍不决，近乎柔弱仁厚；景帝刚断必行，近乎强横坚毅。然而按照文帝的计策，祸患发作既迟缓，可以慢慢做准备防御，稍微经过一些岁月，变故自然产生，逐渐制服他们的势力，没有做不到的；按照景帝的计策，祸患发作既迅速，还没来得及转身就已经到了，交战兵刃相接，胜负难以保证，国家的命运决于一天之内，即使吃了晁错的肉，对事情又有什么益处？现在想要弃守的策略与文帝相同，而想要坚守的计策与景帝类似。臣请求向执政大臣宣告，想要弃守的人理直而祸患迟缓，想要坚守的人理曲而祸患迅速，理曲理直、迟缓迅速，哪个更有利有害？况且今天的事情，君主年轻，太后听政决断，将帅官吏士兵恩情未深，交战之日，谁让他们效命？如果有紧急军书接连到来，胜负纷乱，临机决断，谁承担这个责任？只请求圣心对此反复思虑，早日赐予裁断，不要让西戎更加猖狂，使弃守的计策都不得其便。于是朝廷答应归还五寨，西夏人于是臣服。苏辙不久升任起居郎，担任中书舍人。当时朝廷起用已老的文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起初，元丰年间黄河在大吴决口，先帝知道故道无法恢复，于是引导它向北流。水性已经顺从，只是河道不够深，堤防没有建立，每年都有决口泛滥的祸患，本来不是深重的危害。到了这时各位公卿都没有彻底了解黄河的事情，而文彦博想要把黄河作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公著、枢密副使安焘跟着附和。起初说黄河向西北流入泊淀，久了必然淤积变浅，将来或许从北界入海，那么黄河以北就无法抵御敌人，所以三人极力主张让黄河回归故道的计策。各位公卿不能改变他们的意见。吕公著当时任中书相，苏辙私下问他：“您自己看智慧勇气比先帝如何？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比先帝如何？”吕公著惊讶地说：“您说什么呢？”回答说：“黄河决口向北，自从先帝不能让它回归，而各位公卿想要让它回归，这是自认为智慧勇气势力超过先帝。况且黄河决口从元丰年间开始，引导它向北流也从元丰年开始，是非得失今天没有预先参与。各位公卿不顺着原来的样子修缮未完工的部分，却想要取回来让它回归，这用力很难，而责任很重了。”吕公著连连答应说：“应当和各位公卿筹划。”不久让黄河回归故道的议论纷纷兴起，吕公著也因病去世。苏辙升任户部侍郎，曾经趁轮对时进言说：“财赋的来源出自四方，而积聚在京城，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把财富藏在百姓中，其次藏在州郡。州郡有剩余，那么转运司就常常充足；转运司既充足，那么户部就不困乏。唐代制度天下的赋税，其中一部分上缴朝廷，一部分送给使司，一部分留在州郡。与现在相比，上缴朝廷的数量可以说很少了。然而每当有紧急事情，王命一出，舟车相继，大事得以完成。祖宗以来法制虽然不同，而各道积蓄的计划仍然极其丰厚，因此征收散发及时，纵容舍弃由自己决定，利权所在，所做的事情必然成功。自从熙宁以来，谈论利利的臣子不知道根本末节的方法，想要使国家富裕却先使转运司困乏。转运司既困乏，那么上缴朝廷的就不连续；上缴朝廷的不连续而户部也疲惫了。两个部门既困乏，所以内库别的储藏虽然堆积如山，却成为腐朽的土壤，对计算没有益处。所以臣希望把近年朝廷无名封桩的物品归还给转运司。大概禁军缺额与差遣出的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筹划，惯例都封桩。缺额的禁军，不久应当按例用物品招募安置，而出军的衣粮，罢免这个给予那个，起初没有封桩的道理。至于清汴水脚，虽然比过去减少，但洛口的费用，实际上比之前加倍。外江纲船，虽然不打造，但雇船运粮，费用特别大，重复刻剥，怎么能承受？所以臣认为诸如此类，应当全部罢去。况且祖宗旧例，从来没有这样，只是有关部门固执近事，不肯除去，只希望陛下决断给予，那么转运司利权稍微恢复，而户部也有依靠了。朝廷重视违背近制，最终不能改变。不久又说：臣谨慎地用祖宗旧例考察今天本部所行的，体例不同，利害相差很远，恐怕应当随事处置，以堵塞弊端的源头，恭敬冒死陈述三个弊端

译将此事上报。其中一条建议是将河渠案分出，设立都水监；第二条建议是将胄案分出，设立军器监；第三条建议是将修造案分出，设立将作监。这三监都隶属于工部，那么户部所专管的职权，剩下的就不多了，财政的收支增减，控制权都在其他部门。近来司马光执政，知道这是有害的，曾让户部收回各部的财权，当时收回的未能抓住要害，至今这三个案子的职权仍被其他部门把持，实在令人惋惜。祖宗参酌古今的适宜情况，建立三司，所统领的天下事务几乎占了一半，权力和责任之重，不是其他部门能比的。推究他们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偏私三司。事权分散则财利散失，即使想要求得富裕，也没有途径。大概国家拥有财富，就像人拥有饮食一样，饮食的道理，应当让口负责出纳，让腹控制多少，然后分布气血，来滋养全身，耳目依赖它而明亮，手足依赖它而有力。如果不专任口腹，而让手足耳目分别治理，那么即使想要求得吃饱，也不可能，更何况是安定且长寿呢？现在户部在朝廷中的地位，就像口腹一样，却让其他部门分别治理其事，这与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自从几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白祖宗的本意，每当有一件事没有办好，就把三司原有的职权分给其他部门。利权一分，用财没有节制，其他部门以办事为效验，就不顾惜钱财的有无；户部以供给钱财为功劳，就不问事情是否得当。彼此各自经营一职，其势不再相互了解，即使让户部得到有才智的大臣，最终也没有益处，能干的和不能干的同样受害，府库最终空虚。现在不早点挽救，后患必定更严重。过去嘉祐年间，京城连年大水，大臣才开始将河渠案分出，设立都水监。设立都水监以来，比起原来的河渠案，补益了什么，而最大的不便是什么呢？河北设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的职权。转运司统领河防事务时，各郡的各个埽所，埽所的吏卒和储备物资，无事时分开，有事时合并。洪水流向哪里，各埽所就趋向哪里，吏卒可以合力，储备物资可以共用。所以工程进行时，没有横征暴敛、损害钱财的祸患；工程结束后，慢慢补充缺额，两方面都不妨碍。自从有了监丞依据法令责成办理，在紧急关头，各埽所不能互相配合，而转运司无法承受这种弊端了。这是工部都水监对户部的危害之一。先帝革新官制，合并建立六曹，随着曹司分配事务。所以三司原有的事务，大多隶属于工曹，名义上虽然接近正当，但实际上并不有利。过去胄案所掌管的事务，现在内部设为军器监，而上属工部；外部设为都作院，而上属提刑司。想要有所兴作，户部不能参与商议。访闻河北道近年制作羊皮浑脱，动辄数以千计。浑脱的用途，必定是军队行进时缺乏水源、渡口没有船只，然后才需要它。而这种物品，稍微经过岁月，必定会蛀坏败损。朝廷没有出兵的计划，而有司为了履行职责，不顾利害，以至于让公私方面应付，亏损钱财、损害物资。如果专属于转运司，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这是工部都作院对户部的危害之二。过去修造案掌管百工的事务，事情有缓急，物资有利害，都能专断。现在工部以办理职事为要务，那么缓急利害，谁来商议呢？朝廷近来因为箔场的竹箔积存太久损坏腐烂，新下令出卖，上下都认为应当这样做。命令下达不久，又因为各处营造每年有定额，于是命令搬运堆积，从而破坏了出卖的计划。臣不知道将作监现有工匠多少，一年所用多少，取这里的积那里的，在未使用期间，有无损坏败坏，就做出了这样的计划。本部虽然知道不便，但因为是工部的事务，不敢再说什么。这是工部将作监对户部的危害之三。凡是这类事情，还有很多。臣不能一一列举。所以希望明诏有关部门，罢免外水监丞，将河北河防事务及各路都作院，都归还给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都兼隶属于户部，让户部决定事情的可行与否，裁减费用的多少，而工部负责工程的优劣，考核工程的快慢。如果可行与否、费用多少在户部，那么损害钱财、伤害百姓，户部就无法逃避责任了。如果优劣快慢在工部，那么败坏事务、缺乏用度，工部就无法推辞谴责了。利益出自一处，然后天下的贫富可以责成户部了。朝廷认为这样是对的，听从了他的建议。只有都水监仍沿袭旧例。自从担任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一同详定六曹条例。范子功主管吏部，元丰年间所定的吏员名额，主管者为了苟且取悦群吏，比旧额几乎增加了数倍，朝廷对此感到忧虑，命令酌情裁减，已经两次上报两次被驳回了。范子功奉命出使，兼管此事。有个叫白中孚的吏员进言说：“吏员名额不难确定。过去的流内铨，现在是侍郎左选，事务的繁杂剧烈，没有超过这里的。过去铨选吏员只有十多人，而现在左选吏员达到几十人，事务没有比过去增加，而用吏却达到数倍，为什么呢？过去没有严刑重禄，吏员通同贿赂，就不希望人多来分夺所得；现在实行严刑给予重禄，贿赂比过去少，就不忌讳人多而庆幸事情少，这是吏员名额多少的大致情理。旧法每天产生事务，以难易分为七等，重的达到一分，轻的达到一厘以下，积累若干分作为一个人。现在如果取各衙门两个月的既定事务确定分数，那么吏员名额多少的限制就无法逃避了。”范子功拿他的话遍问属官，都没有回应，只有李之仪回答说：“这确实可以实行。”就与李之仪商议说：“这是群吏切身利益所系，如果以分数作为人数，必定会大大减少，将导致极大纷扰

译“即便向朝廷申诉，朝廷也将无法维持。”于是将实情全部禀告宰相和执政大臣，请求根据实际人数确定员额，等待吏员任期届满调任或因故死亡时不再补员，达到定额即停止，不过十年，超编的员额自然就会消减。虽然成效稍显缓慢，但在职吏员知道不是因为自身过错才不再怨恨了。各位大臣认为这个意见正确，于是上报尚书省，调取各衙门两个月内的事务记录，各衙门的吏员都疑惧不安，不肯提供。再次上报请求在各衙门张贴告示，让他们知道所定的员额是等待日后出现空缺时不再补员，并非法令颁布之日就立即减损人员。告示一出，文书随即齐备，至此编成册籍上报三省。左仆射吕惠卿大喜，想将此功据为己有，询问三省的吏员，都没有人明白。有个各衙门的吏员叫任永寿，很了解其中的用意，吕惠卿很高兴，在尚书省新设吏额房，让任永寿与几名三省吏员掌管它。小人没有长远打算而急于追求功利，立即违背之前的约定，以确立员额之日裁减吏员，又凭个人好恶更改各吏局的次序（凡是地位较低的吏员被上级名声压制而遭厌恶的，就将其调出上级衙门到其他闲散衙门；想进入要害部门的，就从寺监调入市曹之类，都是这种情况）。凡是奏请上行或命令下达，都由吕惠卿专断，不再经过三省。法令颁布后内外议论纷纷，吕惠卿既被御史弹劾，任永寿也因专横贪赃以徒刑刺配流放很久。吕惠卿知道众人不服，于是让左右司重新详细审定，大致依照原议执行。当时苏轼从翰林学士出任余杭知州，朝廷随即任命苏辙代理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代理吏部尚书。没过多久，苏辙奉命出使契丹，契丹派侍读学士王师儒陪同。王师儒稍读些书，能讲述苏洵和苏轼所写的文章，说：“遗憾没见到您的全集，但也能诵读佩服《伏苓赋》等。”北方人彼此相爱敬重。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二

（宋）杜大珪 编

颍滨遗老传下 苏辙

还朝担任御史中丞，任命由皇帝直接发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推荐的御史，大多因不符合近例而不被任用。自从元祐初年革新各项政务，到这时已经五年了。当时人心已经安定，只有元丰旧党分布在内朝外朝，多兴起邪说以动摇在位者。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两人尤其畏惧他们，都持两端以作自全之计，于是建议想要引用他们的党羽以平息旧怨，称之为调停。宣仁太后犹豫不决，苏辙在延和殿当面论述其错误，退下后又再次用札子论述。其中一篇说：“臣近日当面论述君子小人不可同时处于朝廷，私下观察圣意似乎不认为臣的话是错误的。然而天威近在咫尺，言辞急促，有所未尽。退下后伏案思考，如果让邪正并进，都能参与国事，这是治乱的关头，也是朝廷安危的关键。臣误蒙圣恩，掌管国家法度，臣如果不说话，谁应当补救其过失呢？谨再考察古今，参证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认为亲近君子，斥退小人，则君主尊贵荣耀，国家安乐；疏远君子，进用小人，则君主忧愁受辱，国家危殆。这是必然的道理，不是一个人的私言。在《周易》中所论述的尤其详细，都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逆节。所以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为临。阳气虽未盛，但居中得地，圣人知道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的；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气虽未壮，但圣人知道有可畏的渐势。至于居于天地正位，得到阴阳和谐的，只有泰卦而已。泰卦的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然得其位，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居于外，安分而无怨。所以圣人命名为泰。泰的意思是安，说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安定。在泰卦之时，如果君子能保住其位，使外边的小人安定，不使他们失去所居，那么天下的安定就没有穷尽。只担心君子得位，依仗势力凌暴，使小人在外不安，那么局势必将导致反复。所以泰卦九三爻辞说：‘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详尽，用来教诲人的道理到了极致。只没有听说因为小人在外，担心他们不悦，而将他们引入内朝，以给自己留下祸患的。所以臣所上的札子，也认为小人虽然决不可任用为心腹，至于治理四方，奔走各种事务，各随其所长，没有偏废。废除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没有可指责的，如此而已。如果竟然引入并置于内朝，这就像害怕盗贼想要得到财物，而引导他们进入寝室；知道虎豹想要吃肉，而打开牧场给他们。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然争斗。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利忍耻，打击难以去除；君子洁身重义，知道道义不能实行，必然先引退。所以古语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先帝以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靡的风俗，想要整顿四方，追迹三代。现在看他的本意，本来不是汉唐君主所能比拟的。而一时臣佐不能顺承圣德，造作各种法令，大多为民所不悦。等到二圣临御，顺应民愿，取而改之，上下欣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的臣子，都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不安，若无所措。朝廷虽然不加斥逐，其势也自然不能再留了。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宽宥他们于外，已经非常厚待了。现在政令已信服，事势大定，而议论者却想要招纳他们，与他们共事，想要以此调停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返回，岂肯徒然而已呢？必将戕害正人，逐渐恢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遭受祸患，尚不足言；臣所惋惜的，是祖宗的朝廷。自从熙宁以来，小人执掌权柄二十年了，建立党与，布满内外。一旦失势，觊觎者多，因此创造语言，动摇贵近，以祸患胁迫，以利诱诱，无所不至。臣虽然没有听到他们的言论，但大概可以预料了。听到的人如果不加审察，遽然认为正确，岂不过分了吗？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剥夺伯氏三百个邑，使他吃粗食，终身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废廖立、李严为民，迁徙到边远地方，久而不召。等到诸葛亮死，两人都流泪思念诸葛亮。那骈、立、严三人，都是齐、蜀的贵臣。管、葛之所以能惩处他们的贵臣而使他们无怨的，没有其他原因，赏罚一定公正，举措一定得当，国人皆知所给予的不是私恩，而所剥夺的不是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没有不归心的。现在臣私下观察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的尚不为少。他们既然心中不悦，那么不服从固然是应该的。现在竟然直接想要招纳他们，以平息其嫌隙，臣未见其可行。《诗》说：‘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

译陛下如果真以意见分歧、反复无常为忧虑，只应当长久任用才性忠良、见识思虑明察审慎的人，只要得到四五个人常居要害之地，即使他们比不上皋陶、伊尹，不仁之人也会知道自行远离了。希望陛下决断出于圣心，不被流言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后来产生噬脐之悔，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臣既然担任执法之职，如果看到用人不当，没有不直言的；如果言论不被采纳，道理也不会徒然停止。这样，意见分歧的迹象就会更加明显，不如陛下早日发出英明的决断，使彼此泯然没有痕迹可见，这才是好的。奏章呈入，宣仁太后命令宰相在帘前宣读，并告诫他们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于是兼用邪正之人，他的话非常合乎道理。”各位大臣都附和赞同，从此兼用邪正的说法衰落了。苏辙又上奏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得上至诚的；圣人的功业，在于不停息。有能够推行至诚之心，并且加上不停息之久，那么天地可以感动，金石可以移动，何况是人，谁不服从？”臣私下看到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松弛或紧张，改革弊政，因为百姓所厌恶的，屏除小人，天下本来没有异心，群党自己制造浮议。近来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之人有所依靠，人们知道所向往的方向。只有两位圣人不改变这个心意，那么天下谁敢不这样？卫国多君子而祸乱不发生，汉朝任用汲黯而叛乱者寝息。如果存有至诚不息的心意，自然就是太平可久的功业，这实在是社稷的福分，而天下的幸运。然而臣认为，过去所柄任他们的党徒，确实繁多分布在内朝外朝，岂能免于窥伺？如果朝廷施设必定得当，那么这些人觊觎的希望自然消除。过去田蚡为相，所作所为贪婪卑鄙，那么窦婴、灌夫就窥视宫禁；诸葛亮治理蜀地，执行法律廉洁公平，那么廖立、李严虽然流徙边郡，终身没有怨恨。这就是保国安人的要术，自古圣贤所共同遵循的。臣私下看到现在天下虽然未大治，而祖宗的纲纪具在，州郡民物大致安定。如果大臣正己平心，没有生事求功的心意，因弊修法，作为安民靖国的方法，那么人心自然安定，虽然有异党，谁不归心？过去意见分歧反复的心意，大概也不值得忧虑了。只是担心朝廷举事大多不审慎，过去黄河北流，正符合水性，而水官穿凿，想要引导它向东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等到陛下派遣官员查看，知道不可为，还是固执不从，经过现在几年，回河虽然停止，减水尚存，于是使河朔生灵财力都困乏，现在西夏、青唐外都臣服，朝廷招来的恩厚，只恐失去他们，而熙河将吏创建二堡，以侵犯他们的膏腴，议论纳醇忠以夺取他们的节钺，功业不可觊觎，争端已经先显现。朝廷虽然知道不对，终究不明了处置。如果于是养成边衅，关陕岂能再安居？像这样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正己、平心、无生事、求功的心意的。过去嘉佑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的祸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再知道有衙前的苦。等到元佑之初，务于复旧，一律复差官收坊场的钱，民出衙前的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不久知道不可，旋即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只应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又行差法，虽然存有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益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实行，实时差足，雇法虽然在，谁还肯实行？臣过去奉使契丹，河北官吏都为臣说：难道朝廷想要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吗？不然，为什么吝惜这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这声音四驰，损害不小。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都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也遣出钱，所以这两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过去已经自差役，现在又出钱不多，雇法的实行，最为其便。等到元佑罢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跃可知，只有中等则反为害。臣请求且借畿内为比，那么其余可知了。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如果经过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现在差法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县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而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罷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那么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这样怎么能让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呢？然而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以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宽剩役钱只得以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及邻县，人户愿意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以自雇而官不为雇。像这样之类条目不便的，不止一个。所以天下都思雇役，而厌差役，现在五年了。像这样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因弊修法，作为安民靖国的方法的。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而四事不去，像臣等辈尚且知道其非，何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借口的人呢？臣恐如此四事，彼

译我已经默默记在心中，大多制造诽谤议论，等待时机发作，来动摇众人的听闻。恳请陛下告知宰相执政，事情如果有失当之处，改正它不要迟疑；法律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修订它不要疲倦。如果民心已经获得，那么异议自然消除。陛下端坐拱手享受太平，大臣谦让退避以安享富贵，海内蒙受福泽，上下共同拥有，难道不是美好的吗？然而大臣倚仗权势、以过错为耻，最终没有人肯改正。近来我担任执政时，三省又奏请任命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不予批准，进呈后也不被允许。范祖禹坚持上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也说这样做不恰当。三省又任命蒲宗孟为兵部尚书，我说各位暂且等待邦直的任命下达，然后再商议这件事如何？都不回应。等到帘前微仲上奏，说各部长期缺少尚书，现在在任的人资历浅薄不可任用，又不可空缺官职，必须任用以前的执政。皇上有勉强同意的意思，我上奏说前几天任命李清臣，给事中和谏官纷纷争论尚未定论，现在又任用蒲宗孟，恐怕不便。宣仁太后说：“那空缺的官职怎么办？”我说：“尚书空缺官职已经好几年了，何曾耽误过事务？今天任用这两个人，正与去年任用邓温伯没有区别。这三个人，并非有大恶，只是过去与王珪、蔡确等人一起进用，心意与今天的圣政不合。现在尚书共空缺四人，如果都任用像这样的四人，让他们互相引荐党羽，气势一旦聚合，不仅臣等无可奈何，恐怕朝廷也难以对付了。况且朝廷只崇尚安静，这样用人，台谏怎么能不说话？我担心从此就闹起来了。”宣仁太后说：“确实如此，不如暂且安静。”各位公卿于是收起任命名单拿下来。我又上奏说：“臣去年刚担任御史中丞，首先论述这件事，圣意似乎认为臣的话是对的。现在不到一年，臣在此任职，如果竟然不说话，实在担心陛下怪罪臣前后态度不一。”皇上说：“是的。”于是退朝。元祐六年春天，诏书任命尚书右丞，我上言说：“臣与兄长苏轼一同师从先父，福薄早失父母，凡是臣的仕途学业，都是兄长所成就的。现在臣蒙受恩宠参与国政，而兄长恰好被召还，原本任命为吏部尚书，又因为臣的缘故改任翰林承旨。臣的私心，尤其不安，何况兄长苏轼在文学政事上都超过臣，臣不敢远慕古人，举荐不避亲属，只请求取消臣的新任命，得以与兄长一同担任从官，竭力图谋报答，也未必没有补益。朝廷没有听从，当时吕微仲与刘莘老担任左右宰相，微仲正直但愚钝，莘老曲意逢迎侍奉他，大事都由微仲决断，只有士大夫的进退，莘老暗中窃取权柄，微仲没有察觉。我身处其中，处境非常危险。莘老以前担任御史中丞，台中的旧僚多被他所用，前后非议攻击不断。宣仁太后察觉了这件事，莘老已经因罪离去，微仲知道我没有其他意图，有相安无事的意思，然而他的为人还是老样子，天下大事终究不能大有匡正，至今我对此感到惭愧。大概当时所争议的大事有两件，一件是西边的事务，另一件是黄河的事务。起初，西夏人来祝贺登极，相继请求和好，并且商议地界，朝廷答应他们，原本约定地界已经确定，然后才给予每年的赏赐。过了很久，商议没有结果。第二年，人多保忠带兵袭击泾原，杀掠弓箭手几千人后离去，朝廷隐忍不追究，就派遣使者前往赐予策命。西夏人接受礼仪傲慢无礼，以地界为借口，不再入朝谢恩，并且再次侵犯泾原。四年才又来祝贺坤成节，并且商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界商议未定，先给予每年的赏赐。不久觉得不便，于是在疆界事务上多方侵求，不遵守确定的约定。而熙河将佐范育、称谊等人又违背约定侵筑质孤、胜如两座堡垒，西夏人随即平定荡除。范育等人又想出兵接纳赵醇忠以及擅自招纳蕃部一千多人，朝廷拒绝不接受，西边骚动不安。我极力陈述他们的不对，请求罢免范育、称谊，另外选择老将守卫熙河。宣仁太后深以为然，而大臣主张任用他们。我当面奏报说这些人都是大臣的亲旧，不忍心破坏他们的资历职务，即使是同僚也不敢提出异议。陛下难道没看到黄河事务吗？当时德音宣喻非常深切，然而不符合大臣的心意，至今没有完结。君主与臣子的事体不同，臣子虽然明辨是非，但力量达不到，必须暂且停止。君主对于事情不知道罢了，知道了却不能实行，那么事权就丧失了。臣今天说这些，是想让陛下收揽威权，以端正君臣的名分而已。如果专门听任他们所为，不逐渐制约他们，等到太过分，必定加罪于他们。就像韩维专横恣意太过分，范纯仁阿私太过分，都不免被驱逐。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是朝廷的美事吗？所以臣的意思，是想保全大臣，不是想害他们。宣仁太后非常认为对，但不能采用。六年六月，熙河上奏说西夏人十万骑兵逼近通远军边境，挖掘所争夺的崖巉，杀人三天后撤退。请求趁着他们退军未能再次出兵，急忙将靠近内部的堡寨迁移到边界上修筑，乘胜前往，不必再坚守。诚信等公卿在都堂会议，我对微仲说想要商议这件事，应当先确定议定：是要用兵呢？还是不用兵呢？微仲说：如果合适用兵，也不得不使用。我说：凡是要用兵，先论理义的曲直。我们如果不直，那么兵决不当用。朝廷近来与西夏人商议地界，想要采用庆历年的旧例，以汉人和蕃人现在居住的地方中间为界，这个理义最为简单直接。西夏人不听从，朝廷于是就不固执。大概朝廷临事常担心先易后难，这就是所说的先易的部分

译不久，朝廷对于未曾赐予的城寨，依照绥州的先例，以二十里为边界，十里设堡铺，十里留作草地（未曾赐予的城寨指的是延州的塞门、义合，石州的吴堡，兰州的各城寨，以及通远军的定西城）。约定刚刚确定，朝廷又要求在两寨边界相互对望的地方，将侵占的蕃地直线划取，西夏人勉强顺从。约定尚未确定，朝廷又要求蕃界再留出十里草地，连同之前共三十里，西夏人也又答应了。凡此种种，就是所谓的“后难”。如今又想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互对望，直线划取所侵占的蕃地共一百多里，陇诺是祖宗留下的旧疆土，难道算是未曾赐予的城寨吗？这就不公正，是导致敌寇大举入侵的主要原因。现在即使想不顾是非曲直，单方面用兵，不知两位皇帝会怎么说？范纯仁说：坚持不用兵的说法虽然美好，但事情有需要用兵的时候，也不可以固执己见。苏辙说：相公如果一定要用兵，必须道理完全正当，敌人蛮横地来侵犯，形势迫不得已，然后才可以。如今我们如此不占理，战争爆发后，战祸连绵，三五年不得安宁，该怎么办？各位大臣这才答应不听从熙河路的计策。第二天当面奏报时，苏辙说：西夏人率领十万军队，直接逼近熙河边境，不在其他地方作乱，专门在争议的地方杀人挖掘崖壁，其意图可见。这不是西夏人的罪过，都是朝廷不公正的缘故。吕大防说：朝廷的旨意也不至于大大不公正。苏辙说：熙河路的帅臣擅自生事，上奏请求不守诚信，趁着西夏人撤兵的时候，迁移修筑堡寨。我认为现在堡寨虽然或许可以修筑，等到秋深马肥时，西夏人还能再率领大军来争夺此地吗？众人都说现在已经不允许了。苏辙说：我想责问帅臣，如果不加责问，或许他们还会再次请求。众人都说等他们再次请求时再责问也不晚。宣仁太后说：边防忌讳生事，早点约束众人，众人才听从。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夏边境，杀了十多人。苏辙说：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显示威严，只会败坏疆界议和，理应告诫敕令，但朝廷不听。不久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了六七人，生擒九人。吕大防知道这样不妥，想送还俘虏，因此上奏此事。苏辙说：边臣贪图小胜，不顾大局，极其有害。现在送还九人很好，可以趁机告诫敕令边臣。吕大防不想这样做，说：近日延安的将副李仪等人深入敌境陷没，已经责罚降职了一行人，足以作为警戒。苏辙说：李仪深入敌境导致失败被责罚，兰州深入敌境获得战功，如果不告诫敕令，就会让朝廷被认为责罚失败者而喜欢成功者。宣仁太后说：对，于是加以告诫敕令。然而元祐七年西夏人终究大举入侵河东，朝廷于是商议断绝岁赐，禁止互市，让沿边各路采取浅攻的策略，命令熙河路进筑定远城，西夏人不能争夺。不久又大举入侵环庆，又商议让熙河路进筑汝遮城。中书侍郎范子功独自反对。苏辙揣度他的心意，以前延安的帅臣赵卨，是范家的姻亲，当时商议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提议出自赵卨，熙河路斥责说不可行，议论很久没有决定，而赵卨死了，所以范子功坚持己见。苏辙对他说：绥州旧例施行于延安可以，熙河路远的地方甚至达到七八十里，不听从是适宜的。正在讨论国事，亲旧得失，不应该放在心里。众人都称赞，而范子功愤然不服。恰逢西夏人请求议和，于是议和没有成功。不久右相苏子容因事离职，范子功以同省待罪，于是顺从了他的请求，实际上是因为汝遮城的缘故。苏辙自从担任谏官时论述黄河东流的危害，以及担任执法官时，最后论述三件事：其一保留东岸清丰口，其二保留西岸披滩水口，其三除去西岸的激水锯牙。朝廷将此交给河北监司，只有认为锯牙不可除去。苏辙在殿庐中与吕大防讨论此事。吕大防说：没有锯牙水就不向东流，水不向东流那么北流必定有祸患。苏辙说：对，北京百万百姓每年有决堤溺亡的忧患，怎么救他们？况且分水流向东入故道，现在淤塞合拢的已经很多了，分水的利益也自然不能长久。如果等到涨水已过，尽力修完北流的堤坊，使其足以承受涨水的猛烈，然后撤去锯牙，免除北京的危急，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事。范纯仁说：河北监司不这样说怎么办？苏辙说：您难道不知道外官大多观望风向吗？吕大防说：“河务至为重大，难以凭主观臆断。”苏辙说：“彼此都不是亲眼所见，应当以公议参酌罢了。”等到上前奏对，两位相公都认为分水方便。苏辙详细奏报前面的话，并且说：“如果一定要慎重，等候涨水过后故道增加淤积，就并力修完北堤，然后撤去锯牙，或许可以。”退到都堂，两位相公急忙批示圣旨说：“依照都水监所定的。”苏辙告诉堂吏刚才所奏的，不然，范纯仁不知所措。吕大防知道不可行，就说：“明天再议。”最终改批不得添展，才作罢。元祐八年正月，都水吴安持请求在北流作软堰以固定河流，以免淤填。当时吕大防在家休假，苏辙上奏说：“先帝因为黄河在大吴决口，引导它北流，已经顺应水性，只是堤坊没有修完，每年不免决溢，这本来是黄河常有的事。”这时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樊村等三个斗门，遇到河水泛溢就打开这三个门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到北京北边合入大河，所以北京百姓没有大的危急。自从数年来，大

译臣当初提议让黄河水回流，官员王孝先、吴安持等人随即堵塞了这三座水门，紧贴着修筑西堤，又建造了锯牙、马头，约束河水向东直接流过北京上方，所以北京连年告急。然而约束河水时间既久，东流的河水于是比往年增多，大概是因为分流有利也有害。秋水泛滥上涨，分流进入两条河道，暂时可以免除决堤溢出的危险，这是分流的有利之处。黄河水沉重浑浊，水流缓慢就会产生淤积，既然分为两股，水流不得不缓慢，所以如今北流淤塞，这是分流的有害之处。然而将来涨水之后，河流流向东北还是不可预知。臣等昨天在都堂询问吴安持，安持也说去年河水向东流，今年怎么知道河水不向北流？宣仁太后笑着说：“水官尚且说这样的话，何况其他人呢？”苏辙又上奏说：“臣现在只想慢慢观察夏秋河水的形势，水如果向东流，那么北流不堵塞，自然应当淤塞断流；水如果向北流，那么北河像旧时一样，自然可以容纳。像这样处理，安稳多而危险少，实行起来没有疑虑。如果冒险侥幸，万一成功，像水官的意思那样，臣不敢遵从。请求先让安持等人立下罪责保证河流的流向，天软堰建成后，有无填塞河道导致将来的祸患，然后派遣使者巡视，详细报告可行与否的利害关系。”太后又笑着说：“如果让他们立下罪责，一定会说是执政者胁迫他们，况且水官尚且不能保证河流向东北，何况使者只是暂时前往呢？暂且另外商议也可以。”二月，吕公著于是上朝，苏辙把前面的话全部告诉了他，吕公著嘴上虽然不服但从心里却很理亏，说：“软堰暂且让他们准备工程材料上报朝廷，再行考察估量。”苏辙说：“这样终究不是彻底的办法，一定要暂且这样也可以。”八日，苏辙正在式假三省，得到旨意批示说：“依照水监所奏，着手办理之日准备工程材料请示旨意。”苏辙认为这不是商议的本意，用札子论述此事。吕公著当天请假。十二日，苏辙入宫应对上奏说：“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不过百日之间，水官一共四次妄自制造事端，动摇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巡视黄河，先前请求单方面处置河务，旧法规定马头不得增减。臣知道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就旨意除了两河门外，允许单方面处置。安持的奸诈意图已经暴露。第二次，请求在东流北面添进五七个埽緷。臣知道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緷，约束让北流入东，就命令转运司一同监视，不得超过所请求的埽緷数量。安持的奸诈意图再次暴露。第三次，就请求保留河门一百五十步。臣知道安持意在回河，把改进马头改名为留河门，就不允许。安持计策用尽。第四次，就请求建造软堰。凡是安持四次筹划，都是回河的意图罢了。臣昨天已经命令中书工房询问水监两件事：其一，核查北流元佑二年河门原来宽几里，逐年开排，直到去年只宽三百二十步，有什么缘故？其二，核查东流河门现在宽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宽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没入水中的有几尺？将来北流如果果然淤塞断流，涨水东行，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蓄不定。现在两问还没有回答，就立即施行，实在太过草率。”太后很久地嗟叹，深深认为所说的话是对的。二十四日，与吕公著一同进呈。吕公著说：“苏辙所议论的河事，现在软堰已经不可建造，没有可以施行的。”苏辙说：“软堰本来就不可以建造，然而臣原本论述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自制造事端，动摇朝廷视听，如果让他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受害没有止境。”吕公著说：“水官玩弄泥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暂且用安持。”苏辙说：“水官职事不轻，怎么能让小人主持？《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没听说小人有可以任用的地方。”此后是非终究不能决断。恰逢宣仁太后去世，元丰九年正月，安持上奏请求堵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辟清丰口以东的鸡爪河。八日，苏辙因为祈谷宿斋在三省，就命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考察估量施行。当时吕公著担任山陵使，出发有日期了。苏辙在待漏院见到他，谈到河事。吕公著直视着说：“这是大事，不可不慎重。”苏辙说：“确实如此，公也应当慎重。”当时范纯仁担任右相，旧时不赞同东流。苏辙告诉他：“应当与吕公著商议决定，才让他西去。”范纯仁说：“命令已经下达，怎么办？”苏辙说：“事情有理，谁敢不从？”在皇仪门外商议，再次下达命令，让都水监与本路安抚提转一同商议，可以就施行。有异议，立即上报。范纯仁从外面回来，起初以为苏辙与吕公著勾结，至此大大相信佩服。不久安抚使许冲元请求等候度过涨水，根据河流所向关闭不通行的河口。范纯仁上奏请求让许冲元与吴安持一同商议，一面施行。苏辙说：“河势难以确定，恐怕需要让各官署共同商议，才能得到实情。”皇上认为对。施行之后，皇上特意宣谕说：“河事不小，可以派遣两制以上二人巡视考察估量。”范纯仁说：“河役已经兴起，方才商议派遣官员，恐怕耽误役事。”皇上说：“只要使议论得到实情，即使迟一年有什么损失。”于是派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吕亮采前往视察。二人回来，极力认为北流便利，方才施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引旧例

译请求与河议。仲冯本来是潞公、吴冲卿门下的士人，他的言论纷杂不一。吕井的议论于是被搁置，而苏辙也因罪被驱逐。于是黄河水流向东，过了七年之后北流才重新开通。如果没有仲冯在陵下的情况，尧夫上奏请求任命执政官。皇上就立即任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右丞相。这两人长期在外不得志，于是用元丰年间的事情激怒皇上的心意。李邦直尤其卖力，旧法规定母后之家每十年奏荐一次门客。当时皇太妃的兄长朱伯材以门客的身份奏荐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法裁决此事。一天中午，在都堂请苏辙与李邦直商议此事。苏辙说：“皇上刚开始亲政，皇太妃宫中事务应当普遍商议。车服仪制已经交给礼部了。皇太妃的月费，尚书省已经上奏请求依照太皇太后的标准了。皇太妃的事务适宜交给户部商议确定。至于奏荐，也应当商议有所给予，交给吏部也可以。凡事交给有关部门，必定依法裁处，朝廷再斟酌其可行与否然后施行，这样才合乎体制。”第二天上奏，皇上说：“月费等待内廷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少两年，皇太妃十年，议论已经确定。”只有李邦直说：“这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现在姑且给予也可以。”皇上听从了他。李邦直的逢迎附和类同于此。恰逢廷试策问进士，李邦直撰写策题，就是邪说，用来煽惑众人的听闻。苏辙议论他说：“我见御试策题，历数诋毁近年来的行事，有想要恢复熙宁、元丰旧事的意思。我备位执政，不敢不发言。然而我私下揣测陛下本来没有这种心思，必定有人妄意陛下被父子之恩牵制，不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所以劝陛下恢复实行此事。这就是所谓小人之爱君，取悦于一时，不是忠臣之爱君，以安定社稷为喜悦的。我私下观察神宗皇帝，凭借天纵的才能，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施行的措施，超越前代古人，大概有百世不可更改的。请让我为陛下指陈其大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接受尊号，裁减宗室的恩赐，只限于袒免，减少朝廷无穷的耗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除民间破家的祸患；罢黜诸科诵记的学问，训练诸将懒惰的士兵；设置寄禄官，恢复六曹的旧制，严明俸禄的法度，禁止交结请托的私弊，实行浅攻的策略，来制服西戎；收取六色钱，以宽缓杂役。像这样一类，都是先帝的英明谋划，有利无害，而元佑以来，上下奉行，未曾失坠的。至于其他事情，有失当的，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创造，儿子在后补救，前后相互补救，这就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枯竭，于是修治盐铁榷酤、均输的政策，百姓不堪忍受，几乎导致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琐苛刻的政策，汉室于是安定。光武帝、显宗以明察为明智，以谶纬决断事务，天下恐惧，人人心中不安。章帝即位，深刻鉴戒其过失，代之以宽厚和顺的政策，后世称赞他。到了我们本朝，真宗皇帝崇尚文治偃武修文，号称太平，群臣趁着极盛之时，提出天书的说法。等到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采纳大臣的议论，将天书藏于梓宫，以泯灭其痕迹。仁宗听政，也绝口不谈，天下至今认为他做得对。英宗皇帝从藩邸入继大统，大臣考虑过度，创立濮庙的议论，朝廷因此动荡不安数年。等到先帝嗣位，有人请求再次举行事，搁置不答复，于是得以安定。凭借汉昭帝、章帝的贤明，与我们仁宗、神宗的圣明，难道他们薄于孝敬，而轻易改变事务吗？大概有以宗庙社稷为重的缘故。因此子孙既获得孝敬的实质，而父祖不失圣明的称誉，这真是明君所致力追求的，不可以与流俗议论。我不胜区区之心，希望陛下反复考虑我的话，千万不要轻易改变。如果轻易改变九年已实行的事情，提拔任用多年不用的人，人心怀私怨，而以先帝为借口，那么大事就去了。”奏章呈入没有答复，再用札子当面议论，皇上不高兴。李邦直、邓圣求趁机罗织罪名，于是以本官身份出知汝州。过了数月，元丰年间的人都聚集在朝廷，再次贬谪知袁州。未到任，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在筠州居住。过了三年，责授化州别驾，安置在雷州。不到一年，有人说方南行，兄弟相遇中途，到雷州，租赁富民房屋居住，又移居循州。今上即位，大臣仍然不高兴，徙居永州。皇子出生，又徙居岳州。后来恢复官职，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在颍州有田地，于是就居住在那里。过了二年，朝廷更换宰相，又降授朝请大夫，罢免祠宫。在筠州、雷州、循州共七年，在许州六年，闭门重新研习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注》《古史》《四书》都完成。曾经抚摸书卷而叹息，自认为得到了圣贤的遗意，抄写书籍而收藏。回头对诸子说：“当今世道已经完了，后世有通达的人，必定会取用吧。”家本在眉山，贫穷不能回去，于是在许州筑室。先父的安葬在眉山以东，过去曾经约定附葬于其墓旁，虽然遥远不忍心违背，因此连累了诸子。我居住在颍州六年，岁在丙戌年秋九月，翻阅箱中旧书，得到平生所作，惋惜其久而遗忘，于是作《颍滨遗老传》共万余言。不久自

译笑着说：“这不过是世间的得失罢了，哪里值得对通达事理的人说呢！”从前我四十二岁时，开始居住在髙安，和一两位僧人交往，听他们讲说，知道万法皆空，只有这颗心不生不灭，凭借这个心境，身处富贵或贫贱二十多年，内心未曾动摇。然而仍然没有见到真正的实相。等到阅读《楞严经》，用六根去寻求一个真心，用一个真心去除六根的执着，直到连“一”和“六”都一并遗忘，虽然经历各种境界都没有障碍，于是悠然笑着说：“这难道是真正的实相吗！”既然“一”还可以遗忘，何况《遗老传》呢？即使把它取来烧掉也是可以的。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下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 下卷十三

（宋）杜大珪 编

文忠烈公彦博传 实录

绍圣四年四月丁巳，降职授予太子少保、潞国公，退休。文彦博去世。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人。父亲文洎，追赠太师韩国公。彦博在天圣五年考中进士，授大理评事，担任济州翼城县、并州榆次县知县。改任太常博士，通判兖州。景祐四年，御史中丞张观推荐他担任监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恢复原职。恰逢西部边境用兵，有临阵先退、望敌不进的将领，被关押在邻近郡县，而推究弹劾牵连甚广，很久没有立即处决。彦博请求严明军法以加重将帅的权力，仁宗嘉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康定元年，元昊攻陷金明寨，诏令刘平从环庆倍道兼行，与石元孙、黄德和合兵救援延州。在五龙川遭遇战败，黄德和率领部下率先逃跑，刘平、石元孙都被敌人抓获。黄德和谎报刘平等投降了贼寇，派遣彦博到河中府审讯查办，详细查明了奸诈情状，黄德和伏法被杀。彦博担任河东转运副使，麟州、府州都在黄河之外，依山筑城。彦博的父亲文洎担任转运使，因为麟州粮饷道路迂回遥远，军粮不足，于是考察唐代张说曾率领并州兵万人出合河关，在银城袭击党项，作为黄河之外的直道。自从折德扆世代拥有府谷，即通过大河连通保德，以方便府州百姓，所以河关道路废弃而不加治理。文洎打算上奏恢复此路，还没来得及就去世了。彦博掌管漕运事务，于是疏通银城道路，从此州里有储备的粮食。庆历元年，元昊包围麟州二十天，得知城中有防备，便解围离去。起初，并代总管王亢、钤辖康德舆、杨怀志发公文调集草料粮食，彦博登记数州百姓的馈运物资以等待出兵。王亢等人在府州按兵不动，关闭营垒自守，等到丰川陷落才出屯在城外几里处，三天后又返回。居民以为寇贼再次到来，进入城郭避难，把所携带的物资丢弃在路上。彦博将此事上报，并且说西部战事未宁，捍卫边疆全靠良将，王亢等人才能平庸低下，必定导致败事，希望依律惩处，另外选择武臣托付边防事务。王亢等人都因罪被贬官。彦博被任命为尚书户部员外郎，直史馆。三年，升任天章阁待制、转运使。元昊再次侵犯西部边境，葛怀敏等战败。三年，任命彦博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还未上任，改任秦州知州。守边有威名，敌虏不敢侵犯。四年，任命为枢密阁直学士，知益州。上奏建议本路兵马很久未曾习战，请求建立训练之法。又说益、彭、邛、蜀、汉五州不是用马的地方，州里屯驻两千多骑兵，请求换成步兵。诏令听从他的建议。七年，提拔为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任参知政事。贝州宣毅十将王则挟持妖术，与州校张峦占卜吉日谋反，关闭城门抗拒守卫，改年号设置官属。河北派遣将领率兵逼近城下，命令权知开封府明镐体量安抚。军队久攻不下，彦博请求前往，于是任命他为宣抚使，明镐作为副手。到达后督促将领攻城，十多天未能攻克。间谍报告贼寇想暗中出兵拦截官军的辎重，明镐先派遣殿侍安素设伏击败了他们。牢城卒盖秀、刘炳请求挖地道进入。贝州南临御河，盖秀等人在岸下暗中挖掘，夜间挖掘白天隐藏，地道挖成后用褐袍堵塞，跑去禀报彦博。招募敢死士二百人，衔枚由地道进入。帐前虞候杨遂请求前往，准许了他。出地道登上城墙，杀死守城者，垂下绳索牵引城下的人。贼寇用火牛冲击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抵挡，稍微后退。杨遂身负创伤，拿起戈刺牛，牛退走，践踏贼寇溃散，城破，活捉王则，用囚车押送京师，与同党全部被杀。彦博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学士。彦博趁进见对答时说：“曾经听闻圣上德音，因为士大夫多致力于奔走钻营，不加以裁抑就无法淳厚风俗。如果稍微表彰恬淡退守道义的人，那么浮躁钻营的人或许会知道羞耻。”于是推荐王安石、韩维、张瑰，都被选拔提升。与枢密使庞籍共同商议裁减军队，百姓中裁汰为民的六万人，减少一半粮饷供给的二万人。众议纷纷，认为长久依靠官府衣食，不愿务农，况且熟悉弓刀，一旦散入民间，必定成为盗贼。仁宗也怀疑这一点，拿此询问彦博。彦博回答说：“公私困竭，正是由于冗兵，如果真有祸患，臣愿意为此而死。”皇祐元年，任命为吏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事。二年，大飨明堂礼成，彦博与宋庠、高若讷修纂仪注，从降诏开始，到礼成结束，按日记录，写成《大享明堂记》二十卷，目录一卷。又因为亲自受到训谕，退朝后记录下来的写成《纪要》二卷。书成，仁宗为之作序引，诏令褒奖答复，刻版赐给近臣。任命为礼部侍郎，尚书。三年，殿中侍御史里行间唐介说：“彦博专权结党，知益州时，用间金奇锦通过内廷小臣送给后宫，等到参预大政，与谏官吴奎互相勾结，欺君固宠。”贝州贼寇平定，是明镐的功劳，彦博侥幸遇会，于是窃据相位。显用张尧佐，暗中勾结贵妃，为自身谋划。仁宗愤怒，召见两府大臣出示奏疏，唐介当面争论不停。枢密副使梁适呵斥唐介下殿，唐介言辞更加坚定。诏令送台弹劾唐介，已经下狱，彦博留任再次。拜谢说：“御史

译进言是臣子的职责，希望陛下不要加罪于我。」皇帝不答应。召来当值的舍人，就在殿庐起草诏书，将唐介贬为英州别驾。韩琦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出任许州知州。第二天，任命吴奎为宻州知州。知谏院包拯上疏请求挽留吴奎。仁宗说：「唐介说吴奎、包拯暗中勾结韩琦，看这道奏疏便知不假。」四年，韩琦调任青州知州。五年，再次调任秦州知州。不久被任命为忠武军节度使，兼任永兴军知州。至和二年，再次入朝担任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与富�一同受拜。宣布任命的那天，皇上派黄门官在庭院窥探，士大夫们都因得到贤才而相互庆贺。次年正月，仁宗临朝，突然发病，被扶入宫中。两府大臣在殿阁等候。召来内侍史志聪询问皇帝起居状况，史志聪回答说：「宫中事务严密，不敢泄露。」韩琦斥责道：「皇上突发疾病，关系到国家安危，只有你专门出入宫禁，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状况，想干什么呢？从今以后，病情增减变化，必须禀报，违抗者将按军法处置。」两府大臣商议留宿宫中，没有先例可循。韩琦建议采用道家的说法进行祈祷禳灾，由大庆殿的辅臣主持祭祀事务，在殿廊设立临时住所留宿。史志聪等人又禀报：「这不是旧例。」韩琦说：「现在难道是讲究旧例的时候吗？」开封府知府王素夜间叩宫门求见执政大臣，韩琦说：「此时宫门怎么能夜间开启。」第二天清晨，王素入宫禀报，禁卒告发都虞候谋反。同僚想要逮捕治罪韩琦，未能成功，于是召来都指挥使许怀德询问：「都虞候那个人怎么样？」许怀德称赞他谨慎畏法，可以保全。韩琦说：「这是禁卒怨恨诬陷他，应当迅速诛杀以安定人心。」于是请求平章事刘沆在判状末尾签字斩首。仁宗病愈后，刘沆进谗言说：「陛下患病时，韩琦擅自斩杀告发谋反的人。」韩琦将刘沆签字的判状呈报，皇上心意才消解。嘉佑二年，监修国史、御史中丞吴中复请求召回唐介回朝，韩琦趁机说：「唐介不久前担任御史，弹劾我的事情多切中我的弊病，其中虽然有传闻失实的错误，但当时责备他太深了，请按照吴中复的奏请召用他。」三年，三司盐铁使郭申锡与河北都转运使李参商议河防事务意见不合，控告李参。李参暗中派遣指使高守忠携带黄河地图进入中书省，私下嘱托韩琦。御史张伯玉弹劾李参奸邪结党，命令待制卢士宗、司谏吴中复共同审理郭申锡所控告的内容以及弹劾文书不实，郭申锡获罪被贬为滁州知州。韩琦不久以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河阳节度使的身份判河南府。四年，封为潞国公。五年，改任保平军节度使判大名府，改任成德军节度使，尚书左仆射。不久太原府恢复保平军节度，判河南府，遭遇母亲丧事守孝八年。英宗即位，起复任命为同平章事，成德军节度使，加封冠军大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三次上表请求守完丧期，皇帝允许，下诏给予俸禄赏赐相当于宰相的一半，韩琦坚决推辞不接受。治平二年，守孝期满，以原官职判河南府。不久被任命为侍中，淮南节度使，判永兴军。入朝担任枢密使，兼任群牧制置使，调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熙宁元年，河北籴便司说军粮储备困难匮乏，神宗想在高价籴粮的州军减少驻营士兵名额，韩琦说：「自古以来招募营兵，遇到战事平息就解散。汉文帝恭谨节俭，到汉武帝时，府库充实，因为用兵导致公私匮乏。」吕公弼认为边兵不可多减，遇到大阅兵时军队寡弱，会招致夷狄的轻侮。韩琦说：「自有戍卒，不至于缺乏人手。」二年，陈升之拜相，下诏韩琦是朝廷宗臣，让陈升之位列韩琦之下，以符合礼遇贤才的意思。韩琦说：「本朝枢密使没有位列宰相右边的，只有曹利用曾经在王曾、张知白之上。臣忝列文臣，略知礼义，不敢扰乱朝廷秩序，坚决推辞才获准。」三年，西夏人侵犯大顺城，到达庆州，李复圭将阵图方略交给钤辖李信、都巡检刘甫、监押种咏辙让他们出战，李信等人按照指令作战失利退走。李复圭急忙收回所给的方略，逮捕李信等人关进监狱，上奏请求按军法处置。韩琦极力进言说这不恰当，宰相王安石向皇上禀报说李复圭的事情做得对，李信等人被处死，人们都为他们感到冤屈。四年，军队发生骚乱，召两府大臣到资政殿对答，辅臣深深为用兵感到忧虑。韩琦说：「朝廷施政，务必合乎人心，以稳重为先，凡事应当兼听众议，不应当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但人心尚未安定，大概是变革过度的缘故。祖宗的法度未必都不可行，只是有废弃不举的地方罢了。」王安石说：「朝廷寻求去除民害，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万事颓废，像西晋的风气，这就更加混乱了。」王安石知道这是针对自己说的，所以极力排斥。监察御史张商英说：「枢密吏任远恣意横行，使副党庇不查办。」韩琦与吴充、蔡挺在家中待罪，派吏员将印信送到中书省，不接受诏令催促入院。韩琦请求将张商英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依法惩处，张商英暗中帮助中书省，所以韩琦等人不能平心。恰逢王安石也不认为张商英做得对，张商英获罪被贬监荆南商税。韩琦这才起来视事。六年，被任命为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府。七年，调任判大名府。起初选人李公义制造铁龙爪用来疏浚河道，宦官黄怀信改作浚川杷，天下人指笑认为是儿戏，只有王安石相信他，任命范子渊为都水外丞，设置浚川司，推行他的方法。

译子渊上报功绩请求赏赐，说疏导水势全部回归旧河道，退出民田数万顷。朝廷怀疑他虚报，下诏大名府保奏核实。文彦博说：“河水泛滥，不是用工具可以疏通的，即使非常愚蠢的人都知道这样做没有益处。去年退出的土地只是因为霜降后水位下降，今年没有使用工具而退出的土地更多。臣不敢随声附和欺骗蒙蔽。”奏章呈上，皇帝不高兴，命令知制诰熊本与都水主簿陈佑甫以及河北漕臣陈知俭去视察，结果正如文彦博所说。子渊于是请求面见皇帝，说熊本等人有意迎合，王安石罢免文彦博，必定会故意附会这种说法，并且先拜访文彦博，行纳拜之礼并宴饮。于是知杂御史蔡确也说熊本奉命办事不公。下诏蔡确与谏官黄复共同审理此案，逮捕拘禁二百余人达数月之久，案件审结。子渊和熊本等人都受到重罚，文彦博则不予追究。熙宁七年，辽人再次派遣萧禧商议地界，命令内侍裴昱赐给文彦博手诏，询问接待的要领和防备的方法。文彦博上奏说：“中原抵御戎狄，以守信为上，必须以誓书为凭证。他们虽然使用诡辩之辞，难以动摇正确的论断。如果不计较曲直利害，敢萌生侵犯顺从之心的念头，那么防备的要领，在于粮食充足、兵力充足，坚固修筑城墙，保全百姓，以主人等待客人，以逸待劳，道理上必定胜利。”有人说：“先发制人，意在轻举妄动。”有人说：“趁其没有防备，袭击夺取燕蓟，事情不审慎处理，后来将后悔莫及，这不是王师万全的举措。”九年，授任守太保，再次任职，极力辞谢太保之职，皇帝准许。元丰三年，授任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再次判河南。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说：“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内外人心寒凉。先父参与朝政，与宰相文彦博、富弼请求立英宗皇帝为嗣，仁宗感悟采纳大计，于是确定。”恰逢文彦博从北都回来，经过京城入朝觐见，神宗以此询问文彦博，文彦博回答说：“先帝天命所在，皇位有所归属，实在是仁祖知子的明智，慈圣太后拥戴辅佐的力量，臣等有什么功劳。”神宗说：“虽然说是天命，也在于人的谋划，您深厚不夸耀自己的善行，阴德如同丙吉，真是安定社稷的大臣。”文彦博说：“像周勃、霍光那样才是定策。”自从至和以来，朝廷内外请求立皇嗣的大臣很多，臣等虽然曾经请求，事情没有最终实行。到了嘉佑末年，韩琦等人最终成就大事，大概是韩琦等人的功劳。神宗说：“议论在于恰当。”和平时发端困难，仁宗心意已定，后来只是重申前诏罢了。正如丙吉、霍光的事，前后不互相掩盖。您应当详细记录始末，将交给史官。文彦博于是详细上奏其详情，于是手诏中书说：“文彦博禀性德行深厚，善于不自我夸耀，怀有此等大功，绝口不提。朝廷内外士大夫没有人知道。现在因为故臣之子阐明其父的功勋，才得知始末，以及知道援立之功，确实有所归属。嘉佑的诏书只是宣布罢了。”于是加封文彦博为河东永兴军节度使，录用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文彦博也极力辞谢两镇节度使，在琼林苑设宴饯行，辅臣都参加。两次派遣中谒者赠诗以宠幸他的出行，有报答不在言语中夸功的话，当时的人以此为荣。四年，派遣内侍王中正前往鄜延考察经制边事。王中正出发后，声称当面接受诏书，所过之处招募禁兵跟随他向西进发，主管军事的官员不敢违抗。到达西京，文彦博以没有诏书为由拒绝他，王中正也不敢招募而离开。六年，请求退休，授任守太师河东永兴军节度使。文彦博又坚决辞谢，准许罢免两镇节度使，以守太师身份退休。元佑初年，商议任命文彦博为三省长官，御史刘挚等人有言论，于是任命为平章军国重事，六天一朝见，一月两次参加经筵。边事、河防以及朝廷有重大政令，就与辅臣共同商议，恩遇非常优厚。不久文彦博屡次上章请求离去，五年再次以太师身份退休。绍圣初年，言官议论文彦博朋附司马光，诋毁先朝功烈，怨恨痛恨先朝，把理财裕民的政令视为暴虐苛刻，聚敛之科，把经武拓地的功勋视为寇攘草窃之计，削去河东节度、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之职，降授太子太傅，去世，享年九十二岁，特地停止朝会一天。崇宁年间，被列入元佑党籍，特地命令从党籍中除去，追复太师，谥号忠烈。文彦博凝重简约庄重，目光顾盼有威严，侍奉四朝，多次担任两府高官，七次更换节钺，位居将相五十余年，两次镇守秦州、大名、永兴，五次判河南，遍历公孤高位，两次以太师身份退休。英杰长寿俊秀，名声传遍四方蛮夷。熙宁年间，文彦博在枢密院，尼惠普因妖妄被逮捕，有关部门上奏士大夫与之交往的书信，当时公卿大多有，唯独文彦博没有。神宗询问原因，回答说：“只是臣不知道罢了，如果知道也应当有书信。”当时的人赞美他分担谤议。元丰年间，判河南府，与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赵丙、刘几、冯行己、楚建中、王慎言、张问、张涛、司马光共十一人用白居。改变旧例，在富弼宅第设酒相乐，崇尚年龄不崇尚官职。不久在妙觉僧舍绘制画像，称为洛阳耆英会。司马光写文章序其事。宣徽使王拱辰镇守北都，写信来说：“拱辰家住洛阳，职位和年龄不在数客之中，但因官守不能执杯在座席，希望名列其中，幸勿遗漏我。”他被当时人所嘉美如此。文彦博虽然地位显贵，但平

译他待人接物谦逊自抑，崇尚道德、喜好善行，唯恐自己做得不够。邵雍、程颢、程颐以道学闻名于世，居住在洛阳，吕公著与他们交往非常密切。等到程颢去世，安葬之后，吕公著亲自为其墓碑题写“明道先生”的称号。他的儿子有吕恭、吕祖贻、吕庆齐、吕贤保、吕雍居、吕中及甫、吕维申、吕宗道。

译刘右丞挚传 实录

绍圣四年十二月壬子日，鼎州团练副使、安置于新州的刘挚去世。刘挚字莘老，是渤海人。年轻时考中进士，在嘉祐年间礼部奏报的名单中名列第一，考中甲科，调任秘书省校书郎，担任兖州南宫县知县。旧制规定用五百文税钱折换一匹绢，百姓因此破产，刘挚向朝廷上奏，请求按半价征收。当时包拯统领三司，上奏批准了这件事，南宫县的百姓因此受益。刘挚调任江陵府观察官，因韩琦的推荐，被召试补任馆阁校勘，升迁为著作郎。熙宁四年，从同知太常礼院改任太子中允。当时王安石刚刚执政，对刘挚非常厚待，提拔他担任检正中书礼房公事，这不是刘挚所喜欢的。恰逢升任监察御史里行，还没来得及面见皇帝，就上疏议论亳州案件，认为小人意在倾轧动摇大臣，如今富弼已被责罚，希望稍微宽恕他。这时神宗皇帝励精图治，刘挚初次面见皇帝，受到宠信奖赏，言论都被采纳。刘挚感激知遇之恩，于是上疏，大意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义与利罢了。小人的才能并非不足，只是心之所向，不在于义，所以想要奖赏的志向往往在事情之前，为公的心往往在私心之后。陛下有劝课农桑的意图，现在却变成了烦扰百姓；有均平役法的意图，现在却倚仗它来聚敛财富。那些有爱戴君主、担忧国家之心的人，都没有容身之地。如今天下有人喜欢敢于作为的议论，有人乐于无所作为的说法，他们把对方视为流俗，对方把此方视为扰乱常道。畏惧议论的人以进取为可耻，贪图利益的人以坚守正道为无能，这种风气逐渐滋长，东汉党锢之祸、唐朝朋党之祸，必定会兴起。希望陛下虚心公正地听取意见，慎重对待好恶，收敛过分与不及的习俗，使它们汇聚回归到中正之道。又议论常平仓、免役法，陈述事情。恰逢御史中丞杨绘也议论新政不便，一并下达了他们的奏章。司农寺诘难反驳，并且弹劾刘挚、杨绘欺瞒荒诞，怀有向背之心。有诏书询问情况，刘挚说：“臣担任言官的职责，采集士民的说法，报告给陛下，是本分。现在却用有关部门的话下达给臣询问情况，这是让臣与他们争辩口舌，岂不是辱没了陛下耳目之任吗？请求将臣的奏章，连同司农寺所奏的内容，交由外廷考核判定是否得当。如果臣的话有可取之处，希望陛下察纳；如果言论涉及欺罔，甘愿接受放逐。”奏章呈入后没有回复。第二天又上疏说：“如今天下的形势，没有达到安定且治理好的地步，是谁造成的呢？陛下以期望太平为己任，得到君主信任专权执政的是大臣。两三年间，开合动摇，举天下没有一样事物能安于其位。大概自从青苗法的议论兴起，天下才开始有聚敛的疑虑。”青苗法的议论未被允许，而均输法却实行了。均输法刚刚扰民，而边疆的谋划又动了起来。边疆的祸患未止，而助役的事又兴起了。其间又寻求水利、淤田、省并州县，难以遍举疏陈。他们议论财政，连市井屠贩之人都被召来登上政事堂。他们征收利益，下至历日官，自卖自买以至于轻用名器，混淆贤与不贤。忠厚老成的人被排斥为无能，轻浮巧辩的人被选取为可用。坚守正道、担忧国家的人被称为流俗，败坏常道、危害百姓的人被称为通变。凡是政府的谋议，只与一个属官决定，然后落笔。同僚参与听闻，反而在后面。所以奔走钻营、乞求官职的人，他们门前像市场一样热闹。如今羌夷的归顺尚未进入，反侧的军队尚未安定，三边创痍流溃尚未平定。河北大旱，各路大水，百姓劳苦财力匮乏，官府收入减耗。圣上忧勤念治的时候，政事却如此，都是大臣误导陛下，而大臣所用的人误导大臣。过了几天，罢免御史，削去馆职，责罚监管衡州盐仓。旧例，御史不带兼职，以馆职担任御史，从刘挚开始。熙宁八年，恢复职务，签书应天府判官事。元丰初年，改任集贤校理，担任大宗正丞，代理发遣开封府推官。改任奉议郎，官制实行，以朝奉郎担任尚书礼部郎中。又因为开封府监狱空虚，赐给金紫服。元丰六年春，担任右司郎中。五月，因议论事情冲撞而被替换。第二年，担任滑州知州。哲宗即位，召任吏部郎中，改任秘书少监，提拔为侍御史。议论贬谪蔡确，以及说升朝官推荐进士明经冒滥，学法苛细超过治狱，条目繁多超过防盗，这类都不以礼义对待士人，不是先皇帝的意思。又说经义的弊端，蹈袭剽窃，有关部门不能辨别，请求杂用诗赋取士，恢复贤良方正科，罢免常平仓免役法。引荐朱光庭、王岩叟为言官。元祐元年，担任御史中丞。诏令刘挚与谏议大夫孙觉看详被罪诉理，在元祐八年三月赦免之前的案件，刘挚说：“何必是赦免之前，从今天以前都应当看详。”奏请被批准。上疏说：“上面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分的行为。朝廷意在总核，下面必定有刻薄之行。朝廷务行宽大，下面必定有苟简之事。习俗怀利，迎合心意趋附和谐，所为近似而非上面本意。”如今因革之政本来不同，而观望的习俗依然存在。昨天差役刚实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为。之搔动者，朝廷察觉其始，这固已黜之矣。由此观之，大致类此。先前最终点责数人者，皆以非法接克市进害民，然而并非想要使他们漫不省事。昏昧的人不达，矫枉过正，顾可不为

译这禁令呢？请求设立监司考核政绩的制度。又上言说，臣所管辖的诉理司中冤屈压抑的案件，没有比太学狱案更严重的了，原本是因为学生告发学官的隐秘之事，负责勘验的官员在案件之外有所求请，或者拾取大赦前的事情作为口实，株连取证所波及的人，上自侍从官员，下至郡县的举子，不下数百上千人。远者有的从福建、吴地赶来受审，本是师生之间以茶药、纸笔互通问候馈赠，而文书吏员却判定为接受所监管对象的贿赂而枉法，这严重违背了哀怜体恤、慎刑恤狱的本意。因此，许多罪责得以减免宽贷，（挚）被提拔为中大夫、尚书右丞。元祐二年，改任左丞。三年夏天，任中书侍郎，冬天升任门下侍郎。挚与同僚上奏议事，论及人才。挚说：“人才难得，能力品行各不相同。性情忠实且有才识，是上等；才能不足但忠实有余，是中等；有才但难以保全，可以借用来成就事业，又次一等；心怀邪念、观望风向、随势改变，这是小人，终究不可任用。”两位圣上（指太皇太后和皇帝）深深赞同，并且说：“你们常能这样用人，国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时皇上在位多年，深沉沉默，未曾对政事发表可否的意见，宰相执政屡次请求在讲筵时指点事务询问，以广泛听取采纳意见。此后每当有顾问，宰相执政必定陈述他们的见解，然后上奏议事，于是成为惯例。一天，内降手诏画可，裁定宗室冗费及六曹吏员名额，房吏请求封送尚书省。挚说：“录黄应当经过门下省，现在封送，给谁看呢？”吏员说：“尚书省因为吏员名额的事，每次上奏入内都直接下发本省已经很久了，现在误送到这里。”挚说：“中书省不知情，其他应当按法令办理，于是制作录黄。起初，尚书省吏员任永寿，精明强悍而狡猾，与三省吏员不和，将吏员的奸弊全部告知宰相执政。丞相吕大防深深赞同。这时户部裁减冗费，后省（门下省）裁减吏员名额的事已经历时一年，即将完成。吕大防将此事全部移置吏额房于都省，召任永寿等人统领。到这时，任永寿看到录黄，惊讶地说：“两省起初不参与，现在怎么会有这个？”随即禀报吕大防，命令两相各自选派吏员参与此事，将这话告诉挚。挚说：“中书省依法制作录黄，并非有意为吏员开方便之门。现在却让他们到都省分功，为什么呢？”后来事情办完，任永寿因积劳补授官职，其余吏员也都升迁调任各有差别。于是外面议论纷纷，台谏官员交章论列，认为事情在后省已久，任永寿等人抢夺去才两个月，而都司擅自拟定优厚条例，冒领赏赐，章疏上了十次，吕大防不高兴。而士大夫中趋利的人在中间交相争斗，于是朋党的议论兴起。元祐六年春天，挚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年冬天，言官论奏挚奸邪回邪、阴险狡诈，极力援引私党，作为臣子不忠，父亲死在衡州却委托他人而不亲自安葬，作为儿子不孝，罢免宰相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出任郓州知州。起初，邢恕被贬官经过京师，写信给挚，挚回信中有“爱以俟休复”的话。恰逢排岸官茹东济有求于挚未得，看到那封信，暗中抄录给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看。二人正论奏挚，得到这话便解释其语意上奏，说：“休复语出《周易》，‘俟休复’的意思是等待他日太皇太后恢复朝政。”又章惇的几个儿子过去与挚的儿子交往，挚也偶尔与他们接触，言官说挚预先结交章惇的儿子作为内应，以期望后来的福报。两位圣上尤其不高兴，于是罢免政事。元祐八年，改任青州知州。绍圣初年，诏令挚诬蔑诋毁圣考（神宗），轻视朕躬，首先提出变法之科，最终形成弃地之令，纵容释放有罪之人以归怨于公，上污蔑异己以诱胁众心，削去官职出任黄州知州。未到任，再次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应天府居住。绍圣四年春天，责授鼎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新州，不久死在贬所，享年六十八岁，不允许归葬。这年，蔡渭告发文及甫曾经写信给邢恕，有“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的话，大概是指挚曾经有废立太后的意图。于是逮捕及甫、邢恕等人，关押在同文馆诏狱，命令翰林学士蔡京、中书舍人蹇序辰等人共同审理，最终没有佐证。及甫、邢恕都被定罪，还是用了蔡京的奏议。第二年五月，挚已死，诏令以前尚洙所置的供词都已遗失，来不及考验，明正典刑，于是免除挚诸子的官职，家属迁徙到英州。元符三年三月，诏令归还其家属，收叙诸子。五月，恢复挚中大夫的官职。建中靖国元年，因其子挚跂有言官给葬事，依照前宰相的例制。崇宁元年，诏令追降为朝议大夫。大观二年，因八宝赦追复为朝议大夫。后来恢复观文殿大学士、太中大夫，追赠通议大夫。绍兴元年，当今天子顾念哀怜元祐故老，特赠少师。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册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册卷十四

（宋）杜大珪 编

王荆公安石传 实录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充任集禧观使、荆国公王安石去世。王安石，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担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年少时就有远大的志向。庆历二年，他考中进士甲科，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任期届满回京，按惯例应当呈交自己的著作以测试馆职，唯独王安石没有呈交。朝廷特别召他考试，他也坚决推辞。他出任明州鄞县知县，后又任舒州通判。被任命为建昌军知军，他没有赴任。被召任群牧判官，差遣提点府界诸县镇公事。外放担任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入朝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他呈献了一篇万言书，极力陈述当世的事务。过了不久，被任命为直集贤院，他多次推辞未能获准，才开始就职。嘉祐五年四月，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十一月，再次上章陈述前次推辞的理由，又五次上奏都不被允许。于是被任命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改任三班院判官，同年知嘉祐八年贡举。遭遇母亲丧事，守孝期满。英宗朝时，多次被召见都不赴任。神宗还在藩邸时，看到他的文章认为他与众不同。等到即位后，就地任命他为江宁府知府，又召他担任翰林学士。刚入朝应对时，皇上说：“当今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以选择治国之术为先。”皇上说：“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说：“陛下应当以尧舜为效法的榜样。唐太宗所知见的道理不够高远，所做的事不完全符合先王的制度，只是凭借诈术获取子孙的基业，而且他的子孙大多昏庸邪恶，所以唯独他被称颂。尧舜所做的事极其简约而不繁琐，极其紧要而不迂阔，极其容易而不困难。只是末世的学者不能通晓明白，常认为高深得无法企及，不知道圣人治理天下、制定法度，是以中等资质的人为标准的。”皇上说：“你可以说是向君主提出高难的要求，我自视渺小，恐怕无法符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尽心辅佐我共同达到这个境界。”有一天在讲席上，群臣退下后，皇上留下王安石坐下说：“有想要从容与你议论的事情。”于是说道：“唐太宗必定得到魏征、郑公，刘备必定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是世间罕见的杰出人才。”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像尧舜那样，就必定会有皋陶、夔、稷、契那样的贤臣。陛下如果真能像高宗那样，就必定会有傅说那样的贤臣。魏征、郑公、诸葛亮都是有道之人所羞于效仿的，哪里值得称道呢？凭借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来的太平盛世，学者不算不多，然而常常担忧没有人可以辅助治理，这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之术不够明确，推心置腹不够真诚，即使有皋陶、夔、稷、契那样的贤才，也必定会被小人蒙蔽，因而卷起抱负离去罢了。自古以来担忧朝廷没有贤者，是因为君主不够英明，喜欢亲近小人，所以喜欢亲近小人，那么贤人即使想要自我表现，也没有途径了。”皇上说：“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难道能使朝廷没有小人吗？即使是尧舜的时代，难道能没有‘四凶’吗？”王安石说：“正因为能辨别‘四凶’而诛杀他们，这才成为尧舜。如果让‘四凶’得以放纵他们的谗言和邪恶，那么皋陶、夔、稷、契又怎么能苟且领取俸禄度过一生呢？”不久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然执掌政权，皇上说：“人们都不能了解你，认为你只知道经学，不能处理世间事务。”王安石说：“经学，就是用来处理世间事务的。后世所谓的儒者，大抵都是平庸之人，所以世俗都认为经学不能应用于世间事务。”皇上说：“我观察人情，近来对你有想要制造事端、动摇你地位的人。我曾经认为吕诲忠实，他曾指责你不通晓时事。赵抃、唐介多次进言阻挠，惟恐你被进用。你应当努力改变这种风俗，不知道你所实施的措施，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正是当今最紧急的事情。”于是青苗法、市易法、坊场法、保甲法、保马法、导河法、免役法等政策，相继同时兴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统领。御史中丞吕诲列举王安石的十件事进行弹劾，认为他怠慢君主无礼，见利忘义，胁迫君主以获取名声，徇私枉法，以私报怨，倚仗权势招揽权柄，专权害国，欺凌同僚，结党营私害政，通过商业手段争夺财利以动摇天下。奏疏呈上后，王安石请求离职。皇上因此将吕诲外放为知杂御史，钊述任侍御史，刘琦任侍御史里行，钱顗又接连弹劾王安石专断胸臆，轻视宪章法度，与陈升之合谋侵夺三司的行政权力，希望罢免他以安慰天下。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也相继进言，都因此被贬。同知谏院范纯仁既然上疏辩论，又向中书省陈述，说王安石想要追求眼前的功效，忘记了旧有的学问，崇尚法令就称赞商鞅，谈论财利就背离孟子，鄙视老成为因循守旧之人，抛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把意见不同的人指为不肖，把合乎心意的人就称为有才能。并且说宰相曾公亮依顺随和，参知政事赵抃不能尽力挽救，请求罢免王安石的机要职务，留他在经筵讲学。下诏罢免范纯仁的谏官职务，吕公着代替吕诲任御史中丞，也请求罢免条例司并废除青苗法等法令。谏官孙觉、李常、胡宗愈，御史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颐都列举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依次被罢免。前宰相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请求罢免各路提举官，委托提点刑狱官依照常平法的旧例执行。奏疏到达，王安石称病请求分司闲职，皇上不允许。当时翰林学士司马光应当批阅

译王安石回答说，他直言有士大夫愤慨、百姓骚动的言论。皇上用手诏告知说：“诏书中的两句话，是因为行文督促紧迫的过失，而我失于详细审阅，应当让吕惠卿传达旨意。”第二天，王安石入朝谢恩，趁机向皇上陈述中外大臣、随从官员、台谏、朝中士人结党营私的情况，并且说：“陛下想要用先王的正道来战胜天下的流俗，所以与流俗相互较量轻重。流俗的权重，天下的人就归附流俗；陛下的权重，天下的人就归附陛下。权重的东西与外物相互较量轻重，即使是千钧重的物体，所增减的不过一两微末之力就能移动。现在奸人想要败坏先王的正道，以阻挠天下，正是与流俗的权重相争轻重的关键时刻，加上微末之力，虽然用力极小，但天下的权重就已经归于流俗了。这就是局势纷乱的原因。”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王安石于是开始处理政务。熙宁三年十二月，任命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御史中丞杨绘陈述免役法有五项难以实行，御史刘挚陈述十项危害，因此被贬黜。御史林旦、薛昌朋、范都因为弹劾李定而违背王安石的意思，被罢免知杂御史。御史谢景初依附王安石，也因为意见不合而离职。熙宁六年三月，命令知制诰吕惠卿修撰经义，由王安石提举，而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兼任同修撰，坚决推辞也不听从。王韶攻取熙河、洮、岷、叠、岩等州县，王安石率领群臣入朝祝贺。皇上解下自己佩戴的玉带赐给王安石，派遣内侍传达旨意说：“洮河这一举动，无论地位高低的人都怀疑，只有您启发引导，最终取得成功。现在解下我佩戴的玉带赐给您，以表彰您的功劳。”王安石一再拜谢坚决推辞，皇上不允许。王安石更加自以为是，当时的舆论最终不赞同他。皇上对此产生疑虑。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偶尔见到皇上，流泪诉说新法的不便，并且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上也流泪，退朝后命令王安石商议裁减新法，王安石极力解释，才作罢。熙宁七年四月，皇上因为长期干旱、百姓流离失所，忧虑表现在脸色上，每当辅政大臣进见，都叹息恳切，更加怀疑新法的不便。王安石不高兴，请求避位，皇上坚决挽留，王安石请求更加坚决，于是任命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江宁府知府，仍然诏令出入礼仪如同两府宰相，在大朝会时排列在中书门下官员班次中，依旧提举修撰经义。第二年二月，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六月，三部经义修撰完成，任命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起初，吕惠卿被王安石赏识，迅速提拔到执政地位，王安石离职后，吕惠卿于是背叛他。王安石再次拜相，于是。兴起华亭诏狱，而徐禧、王古、�周辅三人负责审理。吕惠卿的情由无法牵连，练亨甫、吕嘉问因为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的事情在其中互相争斗，又被吕惠卿所中伤，言语牵连到王安石之子王雱。王雱生病，因此愤恨而死。王安石忧伤更加难以忍受，请求解除机要职务。熙宁九年十月，任命为检校太傅，依旧担任尚书左仆射，镇南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江宁府事。王安石恳切推辞，请求以本官职领受宫观职务。皇上派遣内侍王从政携带诏书极力劝谕，必须视事才返回。王从政在金陵停留数月，王安石请求不停止，允许他以使相身份担任集禧观使。又多次推辞，使者于是让他以本官职担任观文殿大学士，领受使职如故。元丰三年九月，任命为特进，封为荆国公。哲宗即位，任命为司空。第二年四月癸巳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再次停止上朝，追赠太傅，推恩遗表中的七人，诏令所在地方供给丧葬事宜。绍圣初年，谥号文公，配享神宗庙庭。因为儿子王雱郊祀的恩荫，追赠太师。崇宁二年，诏令配祀文宣王庙。政和三年，封为舒王。靖康元年，听从谏议大夫兼国子祭酒杨时的建议，停止配享文宣王庙，列为从祀。建炎二年夏天，因为长期阴雨不停，诏令百官赴都堂发纸，条陈时政的缺失。司勋员外郎赵鼎说：“自从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灾祸遗留给国家，其根源实际上出自王安石。现在王安石的祸患未除，不可以谈论政事。”于是罢免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靖康初年，朝廷大臣有建议请求罢免王安石配享的，争议纷纷，最终没有定论。至此才决定。绍兴四年八月，吏部员外郎吕聪请求剥夺王安石谥号，有诏书追夺所赠的王爵。起初，王安石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经》《尚书》《周官》，完成后颁行给学官，天下称之为新义。晚年居住在金陵，撰写《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相传习。凡是凭借经学在官府参加考试，必须尊崇他的学说，稍有不同就不符合标准。先儒的传注全部废弃，士人也没有再获得自己的学问。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说王氏的祸患，在于喜欢使人相同。靖康初年才诏令有关部门选拔人才，选择经说优长的，不专门推崇王氏。王安石早有盛名，他的学问以孟子自许，不推崇荀况、韩愈。性格刚愎，遇事没有可否，相信自己的见解，固执己见不改变。司马光说他的拘泥古法导致迂阔，吴奎说曾经与王安石共同统领群牧司，完全看到他刚愎自用、护短。嘉祐末年韩琦做宰相，王安石纠察在京刑狱，争论刑名不当，有旨意释放罪人，王安石坚决不入朝谢恩，认为韩琦压制他。恰逢因为丧事离职，服丧期满三次召见，韩琦在相位期间始终不到。神宗对人说：“说王安石奸邪则过分，只是太固执不懂事罢了。”唐介说

译王安石喜爱学习，只是固执己见。起初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诏令下达几天后，韩琦被罢免宰相职务，王安石才上朝任职。他刚执政时，宰相正在休假，进呈的任免名单发出，侍从官赵抃援引旧例争辩，王安石辩驳得更加强硬，最终朝廷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到了商议变法时，皇上不曾不怀疑，在朝大臣都坚决反对，王安石传述经书义理，发表自己的见解，辩论时动辄几百字，众人不能使他理屈。更过分的是他声称“天象变化不值得畏惧，祖宗成法不值得效法”，又认为人们言论的是非一概归于流俗，所以两年间因王安石而辞职的谏官、御史共有二十人，而王安石并不顾惜。过了很久，皇上听到两宫太后的话，心意有所感悟，王安石因旱灾请求离职。等到他再次担任宰相，一年多后被罢免，直到神宗朝结束，八年之内不再被召见。他的儿子王雱在旁边

译吕参知政事惠卿传 实录

政和元年十二月癸巳，追赠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致仕的吕惠卿为开封府仪同三司。吕惠卿，字吉甫，泉州晋原人。考中嘉祐二年进士甲科，调任真州推官，永兴军节度掌书记，改为秘书省著作佐郎。韩绛征召他担任三司检法官，宰相曾公亮推荐他编校集贤院书籍，升任校勘。熙宁二年，王安石征召他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看详、编修中书条例，升任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当时正建立青苗、助役、水利、均输等政令，设置提举官，在天下推行这些法令，称为新法。当时的奏请都由吕惠卿发起。当时议论学校贡举制度，吕惠卿请求选拔通晓经术、了解政事的人主持太学，命令侍从举荐有学术品行技艺的人担任教授。从京师到各州都建立学校，用经义取士，用时务策问，殿试专门用策问，而学校贡举法都依次推行。兼任判司农事，请求将现管的常平封桩米斛，贱买贵卖，如同淳化年间的制度。又请求人户按等级出免役钱，招募人充役。父亲丧期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主管国子监校正中书五房公事，兼任看详编条中书修例。授任知制诰，判国子监，与王雱一同修撰经义，兼任判军器监。七年，任河北东路青、曹、郓、齐、濮、齐州察访使，兼任判司农寺。召任翰林学士。当时王安石因久旱请求离职，神宗很久不答应，命令吕惠卿晓谕王安石，王安石坚决请求离职，出京任江宁府知府。吕惠卿于是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八年，王安石再次拜相，吕惠卿因对答屡次请求出京。御史蔡承禧说，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为国子考试官，而吕惠卿的弟弟吕方通在高等事凡数十条，有旨令吕升卿分析，吕惠卿于是三次上表请求外任，诏令留任，虽然再次就职，但与王安石议论不合了。于是御史交章弹劾吕惠卿崇立私党、偏袒庇护亲属、强行借富民钱买田等事，于是罢免政事，任陈州知州。十年，授任资政殿学士，任延州知州，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修筑四堡以抵御敌虏。母亲丧期服除，以资政殿大学士任太原府知府，河东路经略安抚使。陛下面对请求辅臣王珪一同巡边。当时议论想再次任命吕惠卿为鄜延，没有成功，改任蔡州知州，削去职务任单州知州。元丰六年恢复。资政殿学士任定州知州，改任太原。哲宗即位，恢复资政殿大学士。元祐元年，改任扬州知州，称病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当时谏官苏辙弹劾吕惠卿奸恶，以及任太原知州时违背命令出兵西界，削去职务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不久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在本州安置。三年，在宣州居住。八年，恢复中散大夫，提举崇福宫。绍圣元年任苏州知州，改任江宁，以资政殿学士任大名知州。二年，恢复资政殿大学士，以观文殿学士任延安府知府。夏人猖獗，举国侵犯边塞，诏令吕惠卿筹划边防。四年，敌虏再次侵犯，吕惠卿再次陈述事宜，条陈修筑米脂等寨。恰逢在大沙堆击败夏羌，俘获很多，制授保宁军节度使。元符二年改任武胜军节度使，加检校司空，改任杭州知州。建中靖国元年，罢免节度使，以观文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祟宁初年，再次任杭州知州，改任太原，以武昌军节度使任大名知州。四年，再次罢免节度使，提举崇福宫。言官弹劾他七项罪行，以右银青光禄大夫致仕，恢复观文殿学士。五年，任扬州知州，改任青州、杭州。大观元年，责授祁州团练付使，在宣州安置，改任鄂州、庐州。三年，恢复宣奉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四年恢复资政殿学士，不久恢复观文殿学士，任大名知州。政和元年，过阙留任醴泉观使，不久致仕，去世，享年八十岁，追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当初，熙宁新法实行时，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迹，司马光因此说法令不可改变。几天后，吕惠卿进讲却说法令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三十年一变的，前日司马光的话不对，他的意思是用以讽谏朝廷，并且讥讽臣下为条例司。神宗拿此事问司马光，司马光极力驳斥他，并且说不能让两府侵夺三司职权。宰相以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吕惠卿不能回答。后来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说吕惠卿不可信任，后来果然背叛王安石。曾经实行手实法，天下人苦于此事。神宗感悟，不久也废除了。在此之前，中书条例司请求废除制举，冯京说汉唐以来豪杰多由此途径出身，不可废除。吕惠卿说制科只在于记诵，不是义理之学，一应此科或许成为终身之累，制科于是废除。有文集一百卷，奏议一百七十卷，庄子解十卷，子渊。潍、洵、沆。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五

（宋）杜大珪 编

唐参知政事介传 实录

熙宁二年四月丁未，参知政事唐介

译去世，他的弟弟为他祭奠。介字子方，是荆南人，考中进士，担任鼎州武陵县尉、岳州沅江县令、秘书省著作佐郎，掌管莫州任丘县。契丹使者往来时多有诛求勒索，百姓深受其苦。介坐在驿站门上，命令供给馈赠都按照制度办理，凡是妄图索取的一概不给，擅自毁坏器物的人依法论处，从此没有人敢再有所骚扰。任德州通判，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升任殿中侍御史里行。内侍卢昭序在硌圣院制造龙凤车，从宫内拿出珠玉来严饰它。介说：“太宗皇帝的御容所在之处，不可轻慢，何况是为了后宫奇美的器物呢？”仁宗立即命令将其移出。祭祀明堂大赦天下，打算大规模提拔内外群臣，介说不可。三司使张尧佐一天之内被任命为宣徽节度使、景灵使、群牧使四个职务，介与谏官包拯等七人极力争辩，又请求御史中丞王举正留住百官班列，最终夺去了张尧佐的宣徽使、景灵使两个职务。不久，又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介独自争辩，未能成功。请求全体御史上殿，不被允许，自己请求贬官，也没有答复。于是弹劾宰相文彦博专权徇私，勾结奸邪结党。文彦博任益州知州时，制作间金奇锦，通过宦官进献给后宫，凭借这个被提拔为执政。等到贝州叛贼平定，那是明镐的功劳，文彦博侥幸逢迎，于是窃据宰相职位。昨天张尧佐被任命为宣徽节度使，臣屡次上奏，当面奉承圣旨，说是中书省进拟的，由此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这是文彦博的奸谋，迎合显用张尧佐，结交贵妃，对外陷陛下有私于后宫的名声，对内实际上是为自己谋身的计策。又说谏官吴奎与文彦博内外勾结。自从文彦博独揽宰相大权，凡是任免多不符合公议，恩赏的发出都有攀附关系。从三司、开封府、谏官、法寺、两制、三馆各衙门的重要职位都出自他的门下，互相援引，借助声势，想要威福都出于自己，使人不敢议论他的过错罪恶。请求罢免斥退文彦博，让富弼代替他。仁宗非常愤怒，退回奏章不看，并且说将要贬谪流窜。介慢慢读完说：“臣忠义愤激，即使受鼎镬之刑也不躲避，敢辞谢贬谪流窜。”仁宗急忙召来二府大臣把奏章给他们看说：“介说其他事，还可以，至于说文彦博因为贵妃得到执政，怎么说呢？”介当面质问文彦博说：“文彦博自己反省有这回事，不可在皇上面前隐瞒。”文彦博拜谢不停。枢密副使梁适呵斥介下殿，贬为春州别驾。御史中丞王举正、修起居注蔡襄都说贬谪太重。仁宗也已经后悔，担心内外惊疑，在朝堂上告谕百官，第二天改任英州别驾，又取回他的奏章呈入。又过了一天，罢免文彦博宰相职务，贬黜吴奎。仁宗担心介死在路上，有杀害直臣的名声，派遣宦官送到贬所。介从此以刚直闻名天下。几天后，调任监郴州税，任潭州通判，又被召回任殿中侍御史。派遣内侍赐给告敕，介到京无一言提及迁谪之事。仁宗说：“卿被责罚以来，不曾有私书到京城，可以说是不改变操守了。”介叩头谢恩。后来多次议论得失，于是对皇上说：“臣从今以后言论不被采纳，必定会坚持争辩，争辩急切或许再被贬黜，这是臣重重连累陛下，希望听任解除言职。”皇上允许，于是任命为直集贤院，暂代开封府推官，出京任扬州知州，历任江东转运使、江淮发运使、三司度支副使。任命为天章阁待制，掌管谏院。御史中丞韩绛弹劾宰相富弼，并且说张茂实人们认为是先帝的儿子，而富弼引荐他管理军事，隐秘难以测度。富弼在家请求罢免，韩绛也待罪，仍然发公文给合门不再称中丞及不上朝参拜。介上奏：“张茂实以前被狂卒诬蔑诋毁，已经上朝参拜，现在再次任用管理军队，是中书枢密院共同商议，人们也没有说什么。现在韩绛想要用危法中伤大臣，却不知道主持无根之言，摇动众人视听，反而对朝廷不利。加上韩绛举措颠倒，不足以表率百官。”韩绛获罪削职任蔡州知州，介也自己请求补任外官，差遣任京南知州。敕令经过门下省，知封驳事何郯封还它，于是又留任。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介与赵抃、王陶等人议论陈升之奸邪，勾结宦官阎士良等人，又与御药王世宁结亲，不可大用。一共上奏九次，最终罢免陈升之。介也出京任洪州知州。第二年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调任瀛州知州。英宗召为御史中丞，当面告知说：“卿在先朝有刚直的名声，现在出自朕的选择，不是由左右进言。”过了几个月，又任命为龙图阁学士、太原府知府。皇上即位，升任给事中，暂代三司使，于是参知政事。执政在待漏舍值班，旧例只有宰相省阅所进文书，同僚有未曾预先听闻的。介对曾公亮说：“介备位政府，而文书都不知道，皇上如果顾问，用什么话回答？”曾公亮于是与介共同阅视，后来成为常例。皇上想要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以此询问执政，曾公亮于是推荐他。介说：“王安石恐怕难以担当大任。”皇上说：“卿是说文学不能任用吗？经术吏事不能任用吗？”介说：“不是这样说。”王安石博学但拘泥古法，所以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恐怕多有变更，必定扰乱天下。退到中书省，对曾公亮等人说：“日后王安石的言论果然被采用，天下困扰，各位应当自己知道。”当时执政进呈任免名单，皇上很久不决定。已经

译过了几天，皇帝说：“我问过王安石，他认为可行，可以立即施行。”吕公弼说：“陛下近来选拔大臣，把天下大事托付给他们，这中书省小小的人事调动，陛下尚且不完全信任。即使想要广泛询问、多方考察，也应当谨慎周密。现在如此直白地表态，让大臣们如何心安？况且陛下认为王安石可以大用吗？既然试用他，怎么能让中书省的政事由翰林学士来决定可否呢？臣近来常听陛下宣谕某件事，问王安石认为可行，就立即施行；某件事问王安石认为不可行，就不施行。像这样，那么执政大臣还有什么用处？必定认为臣没有才能，应当先罢免臣。这话传遍天下，恐怕不符合信任大臣的体统。”王安石执政后，上奏说：“中书省处理事务使用札子，都说奉圣旨，不合情理的情况十有八九。不如只让中书省自行发出公文，不必称圣旨。”皇帝感到惊愕。吕公弼说：“太宗时，寇准用札子提拔冯拯等人官职不当，冯拯申诉。太宗说：‘前代中书省有堂牒指挥事务，那是权臣借此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任宰相，堂帖重于敕命，不久就下令废除。现在又设置札子，与堂帖有什么不同？’张洎于是说：‘札子是中书省处理小事用的，如果废除，就没有别的公文格式了。’太宗说：‘大事就颁布敕令，那些不应当用札子处理的，也必须上奏裁决，这就是称为圣旨的原因。现在王安石不想称圣旨，那就是政令不从天子出。即使执政大臣都是忠贤，作为人臣擅自发号施令，道义上也难以安心；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难道不危害国家吗？’皇帝说：‘太宗处理这件事非常得当。’在此之前，王安石提议谋杀人或伤人者允许自首服罪，按律法审讯想要依法定罪的可免死。吕公弼多次在皇帝面前与王安石争论。吕公弼说：“这种法律天下人都认为不可以自首，只有曾公亮、王安石认为可以自首。”王安石说：“认为不可以自首的，都是朋党。”王安石强词夺理，皇帝支持他的话。吕公弼愤闷不已，背上生疽而死。吕公弼为人简朴刚直，因敢于直言而被人忌惮。每当有职位空缺，众人都希望吕公弼担任，以观其风采。皇帝因为他先朝遗留的直臣，所以重用他。病重时，皇帝亲自探视，为他流泪。等到临奠时，哭祭他。看到画像不像，命令取宫中旧藏本赐给他的家人。追赠礼部尚书。起初温杲诊吕公弼的脉，认为有伏热在脏腑，明年夏天会发疽，预先服药引导其热可以免除，于是写下药方。吕公弼看药方中有硫黄，不相信。至此，果然如温杲所说。儿子吕淑问：“义问、嘉问中的‘问’字。”

译郑獬传 实录

熙宁五年八月，楚州上报：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的郑獬去世。郑獬，字义夫，安州安陆人。（他）年少时奇特俊秀，擅长写诗赋，游学于太学，参加进士考试，当时很有名声。殿试考中第一名，被授予将作监丞，任陈州通判。被召回朝廷在学士院考试，升任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掌管登闻鼓院。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修撰起居注，共同掌管太常寺。以右司谏的身份试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他）上疏说：“仁宗大行皇帝的永昭陵，依照天圣年间的制度，虽然不算过分奢侈，但用现在与过去相比，情况有所不同。天圣年间国库充盈，财力有余，所以可以超过祖宗的旧制。如今国家财政空虚，赋税收入不足以支撑开支，近来因为赏赐军队，已经出现横征暴敛，富裕人家叹息怨恨，消息流传到京城。虽然三路州郡尚能勉强支撑，但这大概是把多年边境防备的费用在一天内花光了，不知道哪一年才能重新填补。万一遇到荒年，百姓饥荒，稍有战事警报，将用什么策略来抵御？难道可以拿天圣年间的做法作为准则吗？实行节俭葬礼的制度，周公并非不忠诚，曾子并非不孝顺，他们认为褒扬君主、爱护父亲，不在于积聚财物，这是前代极端的议论。臣不再多言，私下认为大行皇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没有对珠玉奇珍的喜好，没有对犬马游观的享乐，服用的器物甚至洗涤干净，玩赏的物品极其朴素简陋，这是天下人所共同知晓的。如今山陵的制度，竟然取天圣年间最兴盛的时候作为标准，难道不损害先帝平日节俭的德行吗？臣认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列出各项名目数量，再次商议削减节省。”臣又认为，按照国家的旧例，新皇即位，四方郡国派人快马加鞭上表祝贺，惯例是授予他们的子弟官职，这必定起源于五代时期诸侯强悍的时候，想要用恩惠来结交他们，所以都延及赏赐到他们，习惯成自然没有改变，一直延续到本朝。如今天下平定，官员众多，铨选机构人满为患，不适宜再有增补。前几天既然已经用龙飞诏书，群臣大多晋升一级官职，也足以推广主上革新的恩泽，实在不需要再授予他们的子弟官职，以开启侥幸之门。治平二年秋天，京城大雨成灾，下诏征求直言。郑獬又上疏说：“臣看到诏书因为京城大雨成灾，压死淹死的人很多，允许内外臣僚极力陈述得失，这确实是陛下端正自身寻求过错，思考用什么来消除灾异、恢复天意的衷心，恳切到连鱼虫草木，没有不感动的，何况是能说话的人呢？臣私下认为陛下下诏寻求忠言，是想要任用这些意见呢？还是想要趁着灾异举行政治惯例来粉饰呢？如果只是想要粉饰，那么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议论的人如果一定要任用这些意见，那么臣愿意陈述方法。臣观察前代的君主，因为怪异变化而征求谏言的很多，记载在史册中，作为美事。等到考察实际情况，能够采纳他们的言论并体现在政事上的，大概很少了。只是让后世沿袭蹈袭，认为帝王遇到灾异，在这里空谈就够了。哪里算得上是罪己修德呢？如今诏书一下，天下忠义之士，必定会竭尽他们的积蓄向朝廷进献，这应当对治道有益，不是妄作。然而接连的奏章，繁多杂乱地汇集，那么陛下果真能反复详细阅览吗？估计陛下日理万机，一定做不到这样。而是像平时奏章那样，事情关系深密的，就留在宫中不发出；事情涉及政体的，就下发中书省；事情属于军事要害的，就下发枢密院，两府复核奏报，又下发给各有关部门及郡县，直到没有实行才停止。像这样就有征求谏言的名义，而没有征求谏言的实质，与前代那些空谈的人等同罢了。臣私下认为陛下日理万机繁多，既然不能全部阅览，那么应当选拔官员设置属吏，让他们专门掌管如今群臣所上的奏章。每天允许两府及近臣轮流休息，在内殿值班，赐座与他们从容陈述，讲解贯通那些可行的，就深入考察并实行；不可行的就罢免；有疑问的，就广泛咨询然后决定。群言得以采纳，众事得以兴办，这才是顺应天意的实质。祖宗时期进言的人多被甄别赏赐，自从近年以来，这件事很少。仁宗宽厚仁慈，最能容纳直言，但也未能甄别赏赐。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奏章，知道那些宏大的谋略、伟大的议论可以施行于当世的，就召见他们，与他们共同商议。不仅考察他们的言论，而且观察他们的才能。大的提拔他们担任职位，次等的赐给金帛，没有可取的就回复罢免。像这样那么就会让史册记载，作为某年大水，下诏征求直言，任用某人言行某事，来贬斥前代那些空谈的人，那么不要让陛下的诏书藏在有关部门，徒然成为几张空纸罢了。”又上疏说：“臣看到日前曾经下诏各郡敦请遗逸之士到京城，共二十多人，在秘阁复试，都授予官职。当时有胡乱举荐的，士人议论哗然，于是不再举荐。如今隔年录取进士登第的二百人，其中失误的不少，而士大夫不以为怪。一旦因为敦请而弊端诽谤百出，大概是因为进士习以为常已久，而敦请兴起于一日，这议论的人不足以作为轻重，但也有嫉妒的人在中间挑拨。臣想要请求恢复这个科目，并稍作增减。大概孔子为政，必定先正名分。汉代聘请士人，不应召的，就命令敦请上路。哪有早上进入考场，晚上就成为敦请对象的呢？应当正其名，称为举遗逸。隔年随着科场发解，后来没有参与推荐的，开封国学及各路各举一人。又等到礼部奏名，后来没有参与推荐的”

译许主文共同推举了五人，等到参加殿试时，只考了三两道策论，考中的人数较多，于是请求在进士名额中减去二十名不合格的人来平衡，这样或许郡县中的英才就不会被埋没在民间了。外放担任京南知州，被召回朝廷，掌管三班院。皇上即位后，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编修玉牒，暂代开封府尹。王安石主持朝政，对他不满。郑獬趁宰相王安石休假，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出任杭州知州，后调任青州知州。到达苏州时，生病，请求担任南京鸿庆宫提举，去世，享年五十一岁。郑獬写文章有豪迈之气，峻峭严整没有冗长之语，他的同辈人都比不上他。与滕甫交好，两人都嗜酒，行为放达不拘礼法，人们称他们为“滕屠郑沽”。儿子郑语、郑许、郑谯。

译吴给事中复传 实录

元丰元年十二月丙午日，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吴中复去世。吴中复字仲庶，是兴国军人。考中进士后，担任泗州昭信尉，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任嘉州犍为县知县。峨眉山百姓迷信灌口神，凭借谣言建立祠庙，夜间聚集一千多人。吴中复向钤辖司报告，将首恶之人发配并拆毁其庙宇。潭州通判孙抃向来不认识吴中复，却举荐他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张唐英与孙抃是同乡，询问其中的缘故。孙抃说：“古人以做呈身御史为耻，如今难道还推荐认识面目的台官吗？”吴中复升任殿中侍御史里行，与吕景初、马遵从弹劾梁适行为不法，梁适被罢免，吴中复也外调，任虔州通判。还未到任，改任池州知州，又回到台职。李仲昌堵塞黄河，河水再次决口。内臣刘恢密告李仲昌在六塔所开断的山冈，与国姓御名相同。贾昌朝暗中附和，想以此动摇大臣的地位。吴中复与内侍立即在澶州进行审讯，核对景德年间的版籍，发现赵征六塔河滩并无山冈地势。刘沆驱逐范师道，赵抃、吴中复议论刘沆主持温成皇后丧事时，天下人称他为“刘弯”。世俗称卖棺材的人为“弯”，于是罢免刘沆，吴中复授任殿中侍御史，改任右司谏，兼主管国子监。等到弹劾贾昌朝，贾昌朝被罢免枢密使，吴中复任同知谏院、侍御史知杂事，兼都水监。每年从东南地区征调防河竹索二十多万，吴中复命令用芦苇代替，减少了十多万以及路途费用。授任三司户部副使，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任潭州知州，调任瀛州。因擅自更换将官获罪，改任河东都转运使，晋升龙图阁直学士，任江宁府知府。所属郡县的邮兵苦于巡辖的苛刻，共同执行缚鞭之法，不应处死。吴中复杀死了首犯，其余党羽全部发配，上奏将此定为法令。调任成德军，青苗法刚开始实行，使者到来准备普遍推行于各县，吴中复认为征收发放本自有期限，发公文制止，并函告河北安抚司。韩琦恰好议论青苗法不对，摘录他的话上报。调任成都府，当时议论将永康军改为县，吴中复认为永康军控制着威州、茂州军，不可废除。几年后夷人侵犯茂州，于是恢复永康军。又上言蜀地叛乱的萌芽，多因戍兵而起，请求减少戍卒，增加土兵。升任给事中，任永兴军知军。军人建立生祠，关中大旱，百姓多流亡。吴中复与监司奏请赈济抚恤，而执政派使者查验，诬陷他不实，削去一官。不久恢复原职，请求提举玉隆观。起用任荆南知州，因使用公使库酒违法，被审查罢免府事。去世时，享年六十八岁。诏令减少遗表恩荫一人，仍降等。吴中复为人和乐平易，简约而喜好周济他人的急难。儿子吴立礼、吴秉礼。

陈成肃公升之传 实录

元丰二年四月戊午日，镇江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致仕官员陈升之去世。陈升之，字赐叔，建阳人。景祐初年，考中进士，授任秘书省校书郎，任南安军、南康县知县，调任封州知州，任宿州通判，任汉阳军知军。担任监察御史，授任言事御史。张尧佐因是后宫亲属而担任三司使，陈升之上言：“管理国家财政，不应随意任用非才之人，以危害天下大事。”诏令改任张尧佐为宣徽使、景灵宫使。陈升之又极力陈述其不可，并且说：“已经形成的任命，虽然不能因为臣的缘故而追回剥夺。希望今后鉴戒天宝年间的事，思考已经发生的过失，不要让凭借恩私的人，逐渐贪婪地窃取名位，或许可以防范杜绝祸患。”陈升之担任台谏官，前后所上言论有数十百件，然而持论不坚定，朝廷也很少采纳。两浙发生大水，百姓饥荒，陈升之担任淮浙体量安抚使，回朝后，授任直史馆，还未到任，改任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负责纠察在京刑狱。拜任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有人弹劾陈升之谋求晋升不合次序，陈升之也恳切辞让，改任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河北转运史。一年多后，又任命他为待制都转运使，改任吏部郎中，任瀛州知州，龙图阁直学士，任真定府知府。召任知谏院。陈升之上言：“百姓的安危，系于郡县政事的得失。现在天下州三百，县一千二百，其治理好坏，朝廷固然不能周知，必定托付给十八路转运使。而参与选拔的人，从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点刑獄，有的凭资历，有的凭荐引，有才无才本来已经混淆。一旦托付以一道按察的重任，虽然知道他们不胜任，必定重视退避他们，这是重视抑制一个人希求晋升的心，而轻视一道百姓的性命。现在选用不精，又没有考课在其中，不是昏暗滞涩懦弱，就是凌肆刻薄，十常八九，所以疾苦忧愁叹息堵塞于上闻。朝廷垂意百姓，应当从转运使开始。”旧例，转运使发给御前印纸，年满后上审官院考校。三司也曾设立考课升降法，后来都不实行。大概委托计司则先重财利而忽视百姓，士人在审官院又因循常务，而没有考第的实效。查西汉御史中丞在外督察部刺史，现在应当托付御史台考校分为三等，委托中书参覆其实。上等，衡量所部事务的繁简而褒奖晋升；中等保持原职；下等退补为郡守，风绩特别优异的，立即破格提拔。其职务废弛，不等到年满就罢免，于是命令翰林学士承旨孙抃权御史中丞、张升等同磨勘诸路监司的政绩。陈升之请求禁止内降

译恩赏之事，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发出中旨，吕升之与同僚共同执奏，请求不要下达。后来请托求取的行为再次盛行，吕升之多次重申之前的请求，于是皇帝下诏：凡是侥幸求取内降恩赏的，委托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弹劾奏报，惩治其罪，并在御史台和阁门张贴榜文。李玮娶了兖国公主，即将迎娶，他的哥哥李璋又想求取节度使的旌节，吕升之援引之前的诏书，请求治李璋的罪，李璋因此获罪，缴纳赎金。宦官武继隆擅自役使官兵工匠修建园舍，内侍省的吏人擅自闯入，按罪当处死，武继隆却只杖责后就放走了他们，吕升之弹劾奏报武继隆，武继隆被削去官职，担任单州都监。枢密使贾昌朝、宰相文彦博被言官攻击，请求罢免离职，吕升之担心贾昌朝再次拜相，于是上疏揭发贾昌朝勾结女官和近幸之人，中伤不依附自己的谏臣，认为贾昌朝罪不至死，但应将其安置在掌握权柄的位置以巩固邪党，于是贾昌朝也被处罚。四年，吕升之升任枢密直学士，代理开封府尹。第二年，吕升之因脚病请求罢免，改任右谏议大夫，提举在京各衙门库务。病愈后，拜为枢密副使。台谏官唐介、范师道吕诲、赵抃、王陶上言：吕升之与宦官史志聪、王世宁交结，企图谋取执政大权。又在他担任开封府尹时，曾低价购买富民的马匹，将外甥甄昂接纳到府衙中，肆意请托。仁宗将他们的奏章给吕升之看，吕升之请求辩白并弹劾他们，于是居家请求罢免。仁宗用手诏召他复出，唐介等人又关闭府门等待治罪。过了很久，仁宗才将双方都罢免，吕升之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后调任太原府。治平二年，召任陕西安抚使，拜为枢密副使。神宗即位，吕升之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到近便的州郡任职，任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出任越州知州。过了一个月，调任许州，中途又改任大名府，经过京城时留任不遣，任枢密院长官，与王安石共同设立三司条例司。熙宁二年，拜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请求免除三司条例司的职务，皇帝下诏同意。曾在便殿讲解修边防事务，结束后，皇上赐下手诏说：“刚才众议纷杂，大抵是想因循旧习，列举一二应付责问罢了，又所陈述的未究深远之术，唯独你的筹划才算是得当。”吕升之患病，多次上告，皇帝赐诏敦劝慰喻，向他咨询机密事务。母亲去世离职守丧，守丧期满，拜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萧禧来商议河东地界，理屈词穷，躺在都亭驿不敢回去。吕升之说：“提供饮食住宿，有常礼，超过期限曲意挽留，应当立即裁制抑制。”萧禧羞愧沮丧才离开。吕升之脚病，皇帝下诏免除他参加前殿的早晚朝见，郊祀时允许他不参与。八年，拜为镇江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为秀国公。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下诏让他以原官职退休。命令下达后吕升之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追赠太保、中书令，停止上朝两天，在苑中成服，谥号成肃。吕升之深沉狡诈多谋略，善于附会迎合以获取富贵。王安石推行新法，变更旧制，担心同执政的人中间有不顺从的，上奏设立三司条例司，引荐吕升之共同办事。凡是王安石想要做的，三司条例司直接上奏实行，不再有抵触。吕升之心知其不可行，却竭力赞助。王安石感激他，所以吕升之在王安石之前拜相。拜相后，立即请求解除三司条例司的职务。又时常表现出小的异议，表面上好像不与王安石完全相同，因此王安石尤其憎恶他。吕升之在丹阳的宅第宏大超过制度，南方人惊诧，认为没有见过其他豪奢能比得上这的。起初，吕升之的母亲窦氏，本是卑贱妇人，怀孕到九月满十月，父亲吕俨善于推算，得到九日吉利，于是祝愿在这天生男孩。不一会儿吕升之出生，所以起初名叫九，旁边加日字为升之。皇上即位后才改名为升之。儿子吕闶、吕闳。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六

（宋）杜大珪 编

吕汲公大防传 实录

绍圣四年四月己亥，舒州团练使吕大防去世。吕大防字微仲，京兆蓝田人。仁宗皇祐初年，考中进士。调任同州冯翊县主簿，多次升迁至著作佐郎，任永康军青城县知县。按法令应当升迁，他请求用现有的官职交换，不要增加封邑。英宗即位，改任秘书丞、太常博士。不久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他首先上言说：“在法纪纲常和赏罚方面，不能令四方百姓满意的有五点：任用大臣而权力不归皇上，大臣年老体衰而不及时允许他们退休，外族傲慢不逊，边境祸患已经萌发却不挑选将领，统帅不了解敌情，议论朝政的大臣补益朝廷的缺失却被大臣阻挠，边境左右的大臣有败坏事情却受到奖赏，履行职责却获罪的人。”又议论富弼脚有病，请求解除机要政务，奏章上了十多次，甚至以牛马自比也不被采纳。张升年纪将近八十，体力已经耗尽，哀求退休也不被听从。吴奎有三年丧期，召见他的儿子并呼喊他两次，遣返后又召见两次。程戡辞谢年老，不能胜任边境事务，担心死在塞上，请求带着尸柩回家也不被允许。我认为这过分了。陛下优待大臣，进退合乎礼制，又何必过分虚饰，曲意迎合形式，使这四个人的诚心不能直接表达呢？这一年京城发生大水，吕大防说：“雨水灾害甚至进入宫城，毁坏房屋，杀人害物，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灾气。”随即陈述八件事说：“君主恩德不确立，臣下权力太盛，邪说干扰正道，私恩损害公义，外国联合阴谋，盗贼肆意横行，众人情绪失职，刑罚失去公平。”恰逢执政大臣建议追尊濮安懿王，应当称考，下诏召集侍从官议论。吕大防说：“作为继承人就是作为儿子，既然可以改儿子的名分，那么改父母的名分，正符合典礼。现在大臣想要给濮王加上不正统的称号，来迷惑天下，使陛下顾念私恩而违背公议，这不是团结天下人心的做法。”出任歙州休宁县知县。神宗即位，任命为淄州通判。熙宁初年，改任泗州知州，不久调任河北转运副使，赐五品官服。召入朝廷任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任命吕大防为判官，当面赐予金紫官服。西夏人多次侵犯边境，吕大防认为：“士兵不精锐，将领不勇敢，不如选募兵将，竭尽他们的智力和体力。”又兼任河东宣抚判官，就地任命为知制诰。四年，任命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兼延州知州，未赴任。其间吕大防想修筑河外荒堆寨，众人认为不可，吕大防留下戍兵修筑堡障，有不听从的人斩首示众。而环庆路军队发生叛乱，韩绛因此被贬，吕大防也被免去知制诰职务，以太常博士身份任临江军知军。几个月后，复任度支员外郎，任华州知州，召入朝廷判流内铨，因父亲年老请求终任，获准。元丰二年，召入朝廷判审刑院，改任永兴军路安抚使兼永兴军知军，转任朝散郎。五年，升任龙图阁直学士，连任，调任成都府知府。哲宗即位，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身份召他，担任北使馆伴。北使桀骜狡黠，言语多次涉及朝廷政事不停止，吕大防摘取契丹隐秘的一件事，询问他说：“北朝官员曾考试进士，圣心独自领悟赋题没有出处，为什么呢？”北使惊愕无言。升任吏部尚书。元祐年间，提拔为中大夫，尚书右丞，不久拜为中书侍郎。三年，拜为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修撰神宗实录。书成，升任右正议大夫，又主持修撰神宗正史。这一年册立皇后，充任奉迎使，升任右光禄大夫。皇上初次举行郊祀礼仪，充任大理使。京城下雪，多次放朝参不临前后殿，吕大防说：“旧制放朝参前殿不坐，就临后殿，近来因为泥泞下雪颇缺外廷朝见的礼仪，请求遇到六参日如果不临前殿，都依照旧制在崇政或延和殿视朝以接见群臣。”宣仁圣烈皇后驾崩，充任山陵使。还朝，以观文殿学士、左光禄大夫身份任颍昌府知府，改任永兴军知军。绍圣初年，因言官弹劾被免去职务任随州知州，再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接着因实录诋毁诬陷获罪，降授通议大夫，又降为中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不久，于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循州。未过岭就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儿子吕景山被勒令停职。绍兴元年，追复观文殿大学士、右正议大夫，赠太师，追封宣国公,赐谥号正愍。

冯文简公京传 同前

绍圣元年四月壬寅，宣徽南院使、检查司空、太子少保、致仕冯京去世。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人。年少时俊逸豪迈不拘束。仁宗皇祐初年，参加进士考试，从乡试到廷试都获得第一名。以将作监丞身份通判荆南府，召入朝廷考试升任太常丞，直集贤院，判吏部南司，三司磨勘司，同修起居注。贤贵妃张氏去世，下诏追册为皇后。当时吴充任礼官，因为中宫在位，不可以日暮（指丧礼时间），议论未决。宰相刘沆逼迫吏员以曹状上报，吴充弹劾吏员交付有关部门治罪。刘沆发怒，外放吴充任高邮军知军。冯京上疏说吴充的话是对的，不应当驱逐。刘沆拟任冯京为濠州知州。仁宗说：“冯

译冯京有什么罪过？”然而还是罢免了他修撰国史的职务，不到半年又恢复了。试任知制诰，因避宰相富弼的亲属关系，改任右正言、龙图阁待制，守扬州，调任江宁府。升任翰林侍读学士，召还朝廷纠察在京刑狱，勾当三班院，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权知开封府。韩执政，冯京几个月都不去见他一次。韩琦认为冯京傲慢，把这话告诉了富弼。富弼让冯京去见韩琦。冯京对韩琦说：“您身为宰相，而属官不随意登门拜访，正是为了尊重您，哪里是傲慢呢？”出任陕西安抚使，清理城、古渭两县的事务，秦州通好唃氏，授予木征官职，以切断西夏人的臂膀。升任礼部郎中、群牧使，接待边境使臣。使者争抢界河捕鱼、种柳，事情不能决断，冯京用道理驳斥他们，对方理屈词穷。过了很久，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知太原府。西夏国秉常已经派使者来，又出兵侵犯边塞。神宗亲手写诏书让冯京具陈方略，大多听从采用。召入为学士，提拔为知开封府，改任御史中丞。上疏陈述六件事，累计数千上百字。神宗把疏文给王安石看，说：“冯京的疏文极其荒谬，我逐一与他诘问辩难，他立刻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被人迷惑，也是可以任用的。”另一天，神宗又说：“冯京怎么样？似乎平稳。”王安石说：“冯京似乎平稳，然而明辨事理不够清晰。如果用世俗的舆论鼓动他，他就不能坚守自己的立场。”神宗说：“让他做御史中丞，恐怕会失职。”王安石说：“冯京在御史中丞的位置上，只是充数罢了，并不能启发陛下的聪明。陛下应当在细微关键之处警戒鞭策他，不要让他迷失错乱。”神宗说：“让他做枢密副使怎么样？”王安石说：“想要任用他，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神宗想任用吴充参知政事，王安石说：“吴充与我亲近，倘若议论时顾忌情面，就会危害国家大事。”于是让冯京参知政事，吴充枢密副使。冯京多次在皇帝面前与王安石争辩，又推荐刘攽、苏轼担任外制。神宗没有回答。王韶说秦州有几万顷荒地，可以招募人来耕种以资助边防费用，事情下达给帅司查视，李师中等人认为只有一顷多几十亩地，冯京与文彦博议论王韶欺瞒皇上、生事，于是派遣韩缜复查，韩缜说得到渭水旁荒田四千多顷，议论的人说韩缜把弓箭手的土地算作荒田的数量，当时议论效法周朝官兵车的制度，命令保甲养马，冯京不以为然，恰逢选人郑侠上书斥责时事，并且推荐冯京可以担任宰相，冯京因交通罪被贬守亳州，调任河南府，升任资政殿学士，知渭州，茂州夷人造反，调任知成都府，蕃部阿丹率领夷人侵犯鸡棕关，冯京出兵，贼人害怕请求投降，议论的人于是想要扫荡他们的巢穴，冯京极力向朝廷请求，禁止侵掠，抚恤伤残，供给农具粮食，让夷人回去，冯京牵出大猪盟誓，愿意世代作为汉朝的藩属，召入知枢密院，改任通议大夫兼群牧制置使，病重，神宗半夜对身边的人说，刚才梦见冯京上朝，非常欣慰，于是赐诏说：“渴慕您的仪态风范，连梦中都不忘记”，病愈后上朝，神宗首先把所梦之事告诉他，祭祀明堂恩赐加官正议大夫，不久以观文殿学士、光禄大夫的身份知河阳，改任成德军，又知河阳，哲宗即位，进升银青光禄大夫，任命为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加封检校司空，改任彰德军节度使，年七十请求退休，调任知陈州，经过国门辞行时病重，于是任命为观文殿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又请求退休，任命为宣徽南院使，初一十五上朝，第二年春天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两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车马临奠赙恤有加，下诏追赠司徒，谥号文简，仍然赐予神道碑以“基德”为额，冯京考中进士时，张尧佐倚仗外戚身份想把女儿嫁给他，派吏卒拥着他进入他家，不久宫中派人送来酒菜，并且展示嫁妆非常丰厚，冯京坚决推辞说：“老母亲已经议定嫁给王氏，最终不会答应”，年轻时曾经轻率地在里巷游玩，夜里被街卒捆绑，鄂州太守王素看见后释放了他，等到出使关中，王素正率领渭州军队，与他宴饮犒劳非常欢乐，赠诗说：“吞炭难酬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思”，被御史吕诲弹劾，并且议论冯京所到之处贪图利益，西夏人称他为金毛鼠，因为他外表有文采而内心实际上贪婪畏惧，曾经推荐种谔、种诊才能堪当将帅，这两个人都能以功绩表现自己，鄂州副使南宫成厚待冯京，等到冯京执政时南宫成已经去世，于是凭借郊祀恩荫授予他儿子官职，曾经拜访外兄朱适询问他的婢女。原来是同年进士的女儿，冯京怜悯地请求朱适，为她嫁人。所著文集奏议三十卷，儿子谌、欣、诩、询。

译张少保张商英传，同前文。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日，观文殿大学士、通奉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张商英去世。张商英字天觉，是蜀州新津人。他年少时聪慧敏锐，记忆力强。在治平二年考中进士，被调任达州通川县主簿。章惇外出处理溪洞事务，赞赏他的才能，回到朝廷后推荐了他。张商英被召见应对，进献《草茅忧国书》，被任命为光禄丞，代理检正中书礼房公事，兼任编修中书条例。熙宁五年，加授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当时神宗皇帝励精图治，张商英进言说：“陛下即位以来，变革了数十上百件事，其中最大的有三件：一是免役法，二是保甲法，三是市易法。这三件事如果任用合适的人并缓和推行，就是利益；如果任用不合适的人并急切推行，就是祸害。陛下和大臣应当安静休养生息，选择合适的人来推行，那么太平盛世就可以立刻实现。”恰逢御史台审查劫盗李则一案从轻判决，皇帝下诏让纠察司审讯治罪。张商英进言说：“这是出于大臣的私愤，希望陛下收回主断之权，亲自掌握威福，让台谏官员成为陛下的耳目，不要让他们被近臣胁迫迁就，那么天下就幸运了。”神宗因此停止了该案。张商英于是进言说：“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蔡卞包庇博州亲戚，导致错判死罪以及纵容官吏等事。”文彦博等人认为张商英意图依附王安石、排斥自己，都请求离职。神宗感到为难，将张商英降授为光禄丞，监管荆南盐曲商税。随后改任节度判官，改任镇南军。元丰二年，恢复太子中允职务，提举京西南路常平。被召任馆阁校勘，检正中书刑房，兼任详定编修刑房断例。舒亶任谏院知院，张商英把女婿王为之的学业展示给他看。舒亶上奏章，认为此事涉及请托，张商英因此获罪，监管鄂州汉川镇酒税。改任荆南江陵县赤舞市盐茶税官。八年，以太常丞被召。哲宗即位，任命为开封府推官。当时朝廷稍微更改了新法中不便民的部分，张商英上书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统，如今先帝的陵墓泥土还未干，怎么可以议论变更呢？”被任命为河东提点刑狱。元佑四年，调任河北西路。五年，改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八年，调任淮南路。绍圣元年，以右正言被召，升任左司谏。他进言苏轼议论合祭天地是不对的，请求治罪。又进言吕大防、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唐老、孙升、韩川都应受贬。进言司马光、文彦博辜负国家，吕公着不应谥号正献。当时来之邵为儿子娶盖氏女，以盖渐作为盖氏的义子，图谋其财产，张商英上疏论奏此事。来之邵出任蔡州知州，二年升任左司郎中。恰逢开封府知府王震进言张商英派人同盖渐谋害他，来之邵因此被贬监管襄州酒税，改监管江宁府税。三年任洪州知州，四年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进京朝见，任命为直龙图阁。不久，以太常少卿被召，还未面见，任命为进贤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付使。进京朝见，任命为直龙图阁。

不久，以太常少卿被召，还未面见，改任集贤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发运正使。元符二年，被召任尚书工部侍郎。徽宗即位，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黄河决口，任命的治水官员不是合适的人选，张商英扣留了任命文书，并且说筑堤塞河就像堵住孩子的嘴来止住啼哭一样。宰相于是上奏说观察张商英的言论，一定能治理黄河，应当委托他，于是任命为龙图阁待制，河北路转运使。因为言官的弹劾，被罢免官职任随州知州。谢恩表文中不自我引咎，被降一级官职。建中靖国元年，以户部侍郎被召，改任吏部、刑部，任翰林学士。崇宁初年，任命为尚书右丞，升任左丞。当时蔡京为宰相，张商英在神宗朝与蔡京同为检正，向来交好，到这时议论多有不合，于是进言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迎君主，台谏官员认为这不是应该说的话，被贬任亳州知州、蕲州提举、舒州灵仙观提举。被列入元佑党籍。蔡京罢相后，起用为鄂州知州。大观元年，蔡京复相，张商英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归州，酌情移任峡州，恢复通议大夫官职，提举成都玉局观。四年，蔡京罢相，任命张商英为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经过京城，被赐予面见，上奏说：“神宗修建法度，务求去除大害、兴办大利罢了。如今如果一一举行，就完全继承了绍述的美德。法度如果有弊端，不可不变，只要不失其本意就足够了。”任命为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不久任命为中书侍郎，拜右仆射。当时久旱，彗星出现在天心，当晚下大雨，彗星不见了，皇上高兴，亲自书写“商霖”一尺见方的字赐给他。张商英做宰相，致力于更改蔡京所做的事，节省六路上供的钱钞，改当十钱为当三钱，罢免内藏库多余的盐钞归还给有关部门，天下人都一致推崇敬重他。当时内侍杨戬提举后苑作坊有功，任命为节度使，张商英不同意，上奏说：“祖宗法度，内侍都是寄禄官，没有到团练使的。如果有大功劳，就另外设立昭宣、宣政、宣庆等使来宠信他，没听说建立节钺的。”杨戬怀恨在心。恰逢御史中丞张克公弹劾张商英狠毒傲慢不恭敬等罪，给事中蔡嶷帮助他，政和元年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河南府知州。不久被罢免官职，任邓州知州，再次被贬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在衡州。太学生有替张商英申冤的，皇上把这话

译蔡京说，商英与我同时被起用，请求将他放逐到便地。皇帝下诏听从了蔡京的建议。商英回到荆南居住五年，恰逢立皇太子大赦，恢复通奉大夫的官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祐六年，皇帝上昊天徽号，商英恢复观文殿学士的官职。元祐七年，皇帝亲手下诏说，商英先帝提拔为御史，曾担任宰相，如今明堂祭祀配享，恩泽遍及天下，可以特别恢复观文殿大学士的官职。商英去世时享年七十九岁，追赠少保。商英慷慨敢言，但行为诡谲多变。在元祐年间，他献《嘉禾颂》，将文彦博、吕公着比作周公。到了绍圣年间，他却极力指责他们的短处，曾经作祭司马光的文章，随后又追论司马光的罪过。起初他排斥攻击有言等人，等到自己力排众议成为宰相，却转而引用这些人。蔡京将商英列入党籍，其实商英是由熙宁、丰年间进用的。大观年间的政令，矫正革除时弊，天下人都称赞他。商英一生学习佛教，自号无尽居士，有文集一百卷。儿子叫商茂。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七

（宋）杜大珪 编

韩侍郎维传 实录

元符元年六月，左朝议大夫致仕的韩维去世。韩维字持国，是颍昌人。他年少时不喜欢嬉戏，专心致志于学问。曾经凭借进士身份被推荐到礼部，因父亲韩亿担任执政官，他不去就职。廷试时，才凭借父荫担任将作监主簿。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后，闭门不再出仕。仁宗担忧士大夫们奔走竞逐，告诫近臣说：“对恬淡退让、坚守正道的人加以表彰提拔，那么躁进求取的人自然应当知道羞耻。”于是宰相文彦博、宋庠等人进言说：“韩维喜好古学，安于静退，请求加以甄别录用，以敦厚风俗。”朝廷召他到学士院考试，他推辞不去。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富弼安抚河东，征辟韩维掌管机宜文字。欧阳修担任史馆修撰，推荐韩维担任检讨，知太常礼院。在祫享大典时，皇帝下令礼官集会商议东向之位，韩维议论认为：“尊崇祖先的道理，礼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在宗庙中则百代不迁，在天地之间则作为配享之主。至于祫享则位居东向，商朝以契，周朝以后稷，那些毁弃的宗庙之主都排在太庙之后，所以礼制顺畅。后世在太祖之上又有追崇的宗庙，所以礼制令人疑惑，因此议论不一。但大体不过三种含义：一是直接推举现存宗庙中最尊贵的祖先为先，即唐代颜真卿、韩愈主张献祖居东向之位就是这样；二是将追崇的祖先另立宗庙祭祀，保全太祖的尊贵，即汉代的太上皇、魏代的处士、晋代的府君、唐代的献懿就是这样；三是以太祖尚在昭穆中，虚设东向之位以待，自魏晋以下直到隋唐以及本朝的先例就是这样。推崇最尊贵的祖先，既然不是始封有功的君主，亲尽则毁，对于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恐怕是不对的。另立宗庙祭祀的，虽然是变通的礼制，现在不可立即实行，只有虚设东向之位以待太祖，在礼制上较为适宜，应如祖宗先例，虚设东向之位。”在此之前，温成皇后立庙使用音乐，韩维趁祫享之机进疏，请求诏令有关部门商议宗庙制度，凡是不符合礼制的，一律裁去，以表明陛下不偏私后宫，专门奉祀祖宗的心意。宰相陈执中去世，请求赐谥号，韩维立即议论并上书，认为皇佑末年，贵妃张氏去世，天子询问安葬祭祀的礼制，陈执中知道皇仪刚开始丧事，并非嫔妃的礼制，却请求追册位号，建庙使用音乐，这是不忠的重大表现，应赐谥号“荣灵”，以对应宠禄，光大不刻录成名的法度。朝廷赐谥号“恭”，韩维连续上疏论列，认为“责难于君为恭，是臣下的议论”，陈执中正是不恭，请求罢免太常礼院，以秘阁校理身份通判泾州。神宗封为淮阳郡王，出居外邸，任命韩维为王府记室参军，又担任仁宗皇帝实录检讨官，继任集贤院直学士。神宗天性谦虚，眷顾礼遇宫僚，对待韩维尤其厚待，每件事都咨询访问，韩维全心全意回答，至于拜起进趋的仪容，都陈述其节度。神宗曾与韩维谈论天下大事，谈到功名，韩维说：“圣人的功名因事才显现，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称赞好。诵读书籍中有言：“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中寻求；顺从你意志的话，一定要从非道中寻求。”以此作为听取采纳的警戒。韩维曾称病请求外放郡守，神宗上章请求留下，将要离开王府时，采集东平乐善的话语写成赞文进献。慈圣光献皇后垂帘听政，告诫宰相韩琦等人说：“诸王每日的孝行听闻，都是你们谨慎选择宫臣所致，应当召到中书省褒奖告谕。”当时宫中派遣使者普遍到各位大臣家中，为颍王选择妃子，韩维上疏认为：“颍王孝顺友爱聪明，行为举止合乎法度，正致力于经学以成就德行，现在选择家族授室，关系尤其重大，应当历选勋望之家，谨慎选择贤淑聪慧的女子，考证古代纳彩问名的意义，以礼制完成，不应苟且取悦华色而已。”左右史空缺，执政官进拟宋敏求、杨绘。英宗询问除授惯例，执政官说：“馆阁久次及进士高科参用。”英宗说：“只选择人，不必专门取高科。”执政官以韩维对答，于是与宋敏求一起任命为起居注，侍奉迩英讲筵。这时英宗刚免丧，简默不言，韩维上疏说：“迩英阁是陛下燕闲之所，侍奉在侧的，都是献纳论思之臣，陈列在前的，不是圣人之经就是历代史书。御临燕闲则可以留住时光，面对大臣则可以极尽咨询访问，论说经史则可以穷尽仁义之道、成败之源。现在礼制终毕，臣下倾耳以听玉音，《论语》说：‘时然后言，陛下之言，此时正是时候。’臣虽不敏，请秉笔以待。”京畿、陈、颍各郡饥荒，韩维说赈救之道有所未至，朝廷虽然空出仓廪，而死者不可胜数，请求选择能吏召见便坐，晓谕以忧勤愍伤之意，令其分行州县，抚恤流徙之人。迁任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饰，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共同修撰仁宗皇帝实录。御史知杂吕诲等人议论濮安懿王称亲获罪，韩维上疏认为：“吕诲等人能审义守职，是国家的忠臣，推究其用心，不过是想让陛下完全遵循先王的法度罢了，士大夫贪图固守宠利，厚”

译奖赏严厉，惩罚严苛，还担心这种风气不能改变，反而在朝廷内部倡导邪说，贬斥正直的人，从此陛下的耳目更加被蒙蔽了。又请求当面向您极言其过失，请求追回之前的诏令，让百官详细商议，以尽人情。再次召吕诲等人恢复旧职，以保全政体。不久吕诲等人被降职罢黜，敕令不经过门下省封驳，直接送到他们家中。吕维说罢黜御史，事关政体，却不让有关部门参与听闻，纲纪的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追回吕诲等人的敕令，由银台司的使臣得以伸张议论，以匡正官法。皇上不听从，于是吕维闭门待罪，请求解除银台司的职务。有旨意让吕维举荐两位台官，吕维上章说：吕诲、范纯仁有已经验证的功劳，希望恢复他们的职务，以尽招贤纳谏的美德。苏寀被任命为御史知杂，吕维封还任命文书，认为自从濮安懿王称亲，驱逐了傅尧俞等三位御史，他们又不肯就职，现在任用苏寀，那么傅尧俞等人岂有再留下的道理？淫雨成灾，下诏征求直言，进言的人很多，吕维请求挑选亲近的大臣负责章奏，事情有可行的，就实行。又请求挑选郡守。又进言近来的制度，私罪即使轻微，常成为仕途晋升的阻碍；公罪即使重大，一时被责罚，随即又升迁。请求诏令有关部门商议私罪中可以宽恕的，稍微免除留任的阻碍，以疏通滞碍的人才；因公罪而有害的，稍微加以困抑，以警戒懈怠的官吏。当时英宗刚即位，吕维借出使殿中奏事的机会，论说君主的好恶应当明确地通过赏罚显示给天下，使人知道避忌和趋向，那么风俗就可以改变。又认为圣贤的思考，不能完全没有过失，假如陛下误有处置，改正它足以彰显接纳善言、听从劝谏的美德。不久，翰林学士范镇撰写批答不符合圣意，被外放补任郡守，吕维说范镇确实有罪，自然可以明正典刑；如果他的过失仅在文字上，应当包容以保全近臣的体面。陛下之前罢黜钱公辅，朝廷内外认为太重，近来接连退斥两位近臣，而众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臣担心从此各自心怀疑惧，没有人敢为陛下尽忠。颍王被立为皇太子，任命吕维兼任太子右庶子，判尚书兵部。神宗即位，吕维升任起居舍人，吕维陈述三件事进献：一是听从权宜听政，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大事急务时才赐下裁决，其余应当宽略；二是执政都是两朝顾命的大臣，应当推诚加礼，每件事都咨询访问，以尽其心；三是百官各有其职，只应当承担责任，使他们尽展才能。如果君王代替有关部门行事，是最失体统的。最后又说：天下大事，不能突然为君主设置，自有先后顺序，只应当加倍慎重。又注释滕世子问孟子居丧之礼一篇进献，由此推及后世礼文的变化，以申述规劝讽谏。皇上嘉奖采纳，任命吕维为龙图阁直学士，主持贡举。当时气候乖逆，冷暖不常，郡县多有旱灾蝗灾。吕维上疏说：“陛下即位之初，日光清润，甘霖屡次降下。现在天道忽然与起初不同，私下担心陛下在言语、思考、视听之间，有所不备。希望陛下端正静默、真诚专一，思考天道的警戒，专门以百姓的困穷为念。”至于繁文缛节无益的，且应当罢置。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韩琦等人，不押常朝班列，认为他们跋扈。王陶被罢免御史中丞，任翰林学士。吕维说：“宰相跋扈，是王法应当诛杀的。御史中丞的话是对的，那么宰相怎么能无罪？如果不对，那么中丞怎么能只罢免台职而已？现在任翰林学士，这是升迁。陛下既然不能辨明大臣，使他们背负恶名，有不自安的意思，又使进言的人没有名义地被罢去，疑惑远方。希望当廷面对群臣，使是非两方判明。”参知政事吴奎论说王陶升官，封还御批，被罢知青州。吕维认为吴奎向来有学问，敦厚持重，可以委任大事，提拔参与大政，众人说得当。现在才几个月，只因为论事之际，稍微失去婉顺，便加以斥逐，进退大臣，不应当这样。有旨意晋升吴奎官一级。吕维说：“执政罢免，就是降黜；现在又升官，就是褒进。降黜褒进，道理难以并行。这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有什么不同？赏赐用来明示天下的耳目，不可不慎重。”奏章屡次上呈，神宗召吴奎当面告知，就职，韩琦等人各自恢复职位。吕维援引前言，极力请求外任郡守，知颍州，未出发，改任汝州。召还，修撰英宗皇帝实录，兼任侍讲，判司农、太常、吏部、吏部流内铨，兼任宗正寺修玉牒官。起初，英宗即位，祔祭仁宗为主，而迁僖祖；等到神宗即位，中书奏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那么僖祖有庙与稷契等同。现在毁坏他的庙而藏他的主于夹室，是不对的。于是恢复僖祖而迁顺祖。吕维上疏说：“从前先王拥有天下，追溯基业所由兴起，奉为太祖，稷契就是这样。后世拥有天下的人，都是特起无所因袭，所以成为太祖。其所由来已久。太祖皇帝平定大乱，子孙遵行基业，万世蒙受恩泽，作为宋太祖无可议论，僖宗虽然是太祖、高祖，但仰察功业，并非有所因袭。上寻世系，不知道起始。如果用侍奉稷契的方式侍奉他，私下担心于古无考，而于今有所不安。应当如旧便好。”任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接着任命为御史中丞，充理检使。吕维

译因兄长韩绛担任枢密副使，兼任条例司职务，议论涉及的事情不止一件。御史中丞对于朝廷的缺失，没有不应当指出的，不指出就废弃了公议，指出就会伤害私恩。况且吕公着议论青苗法的事，因此被罢免，臣代替他的职务，自处的地位，不能没有嫌疑，而且无法使士大夫的议论屈服。又多次当面奏对，引经据义坚定恳切。又任开封府知府，开始设置八厢，分别审理轻刑案件，京城清静肃然。当时吴充任三司使，神宗说：“韩维、吴充凭借文学进用，等到担任繁杂重要的职务，都号称称职，可以说是得到人才。”兼任翰林侍讲学士，暂代判尚书都省，升任翰林侍读学士，充任群牧使，差遣考试贤良方正科。孔文仲对策列入等第，而孔文仲被罢免回家，韩维说：“陛下不要因为孔文仲是一个卑贱的士人，罢黜他有什么损失？臣担心贤能俊杰因此离心，忠良之士闭口不言，阿谀苟合的人将窥探空隙而进用，造成的祸患不小。”希望改变对他的处分，奏章五次呈上，言辞更加恳切，坚决请求外任地方官。授任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侍读，任襄州知州，调任许州知州。授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任侍读学士，任知制诰，任通进银台司知事，兼任门下封驳事。入朝在延和殿奏对，当时京城干旱，神宗说：“很久不下雨，我日夜焦虑辛劳，怎么办？”韩维说：“陛下忧虑怜悯旱灾，减膳避殿，这只是奉行旧例，恐怕不足以应对天象的变化。《尚书》说：‘只有先端正的君王，纠正他的政事。’希望陛下深刻自责，下诏广泛征求直言，以开通壅蔽，大量发布恩令有所减免，以调和人心。”几天后，又上疏说：“近臣说：京城附近各县催逼征收青苗钱非常紧急，往往鞭打索取足额，甚至砍伐桑树当柴烧来换钱。旱灾之际，又遭受这种痛苦。动用军队，使士兵百姓处于危险，在荒远之地耗尽财力，朝廷对此毫不迟疑，执行得非常迅猛。至于免除租税，宽缓拖欠的债务，以救济愁苦的良民，却迟迟不肯发布。希望陛下自己奋起英明决断，施行过度而养人，还胜过过度而杀人。”于是奏对当面陈述，神宗感悟，有旨意追究市易免行利害，暂且停止方田编排保甲，停止议论东西市易，命令韩维起草诏书征求直言，大略说：朕的听取采纳，有不符合道理的吗？诉讼案件不符合实情吗？赋税征收失去节制吗？忠谋正言被压抑不能上达，而阿谀壅蔽以成就私利的人多吗？诏书发出，人心大为喜悦。这天就下雨了。又命令他与开封府知府孙永一同体察在京各役的利害事。不久，命令吕嘉问一同体察。又命令将体察到的利害，送给吕嘉问等人。韩维上疏说：“陛下对待臣，却在吕嘉问之下。臣虽然不才，先帝所任命，以辅佐陛下于初即位时。年已六十，不曾有一句话稍微涉及阿谀依附，以谋求自己的利益；不曾有一句话不竭尽理道，以补益圣明的听闻。现在在这小事处置防范，却不得与新进的小臣相比。臣还有什么面目出入宫禁？恳求离职。”优诏答复他。熙州知州王韶赴京奏事，将领景思立战败。王韶回任，上表待罪，奏报斩获首级。韩维起草批答说：“在他战败时，你恰好在朝，有什么嫌疑而上章引咎？努力安抚新归附的民众，不要以多杀为功。”读者感到惊惧。韩维因为言论多不被采用，请求离职更加坚决。恰逢兄长韩绛入朝为相，援引旧例，请求外补，以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任河阳知州。因议论免役钱不合，被免去端明殿学士。过了一年恢复职务，调任许州知州。皇帝驾临旧邸，授任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再任。而中書舍人曾巩起草制辞，称韩维纯明亮直，通晓古今，先帝所派遣，以辅佐朕躬。又说：“参角之间，韩延寿、黄霸的事迹在焉。兴礼乐而劝农桑，以追随前代功业，都是你平素的学问。”御批：“韩维不知事君之义，迎合世俗欺瞒皇上，年老不改变心意，不是所谓的纯明亮直。姑且凭借藩邸旧恩，让他守便郡，又不是可以倚仗以布政宣化的。现在辞命乖戾，不符合本意，传播四方，很损害好恶。可送中书省改辞，下令曾巩赎铜十斤。”韩维请求宫观，于是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神宗驾崩，韩维赴阙庭吊唁。太皇太后派使者降手诏慰劳询问。韩维回答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必过分追求高远，只在审识人情罢了。审识人情不难，以自己的心推想人的情，就可以看到了。大凡贫穷就想富裕，痛苦就想快乐，困顿就想休息，郁结就想通达。陛下如果能常以利民为本，那么百姓就富裕了；常以忧民为心，那么百姓就快乐了。赋役不是人力所能承受的去除它，那么劳困就休息了；法禁不是人情所方便的免除它，那么郁塞就通达了。推广这些并扩大它，尽诚心而实行它，那么神孙观察陛下的法度，不等待教导就自然形成；圣德贤士听闻陛下的风范，不烦劳晓谕就争相宣示忠力。”于是出榜朝堂，诏求直言六事：一是青苗免除岁赐之法；二是免役除去宽剩之数；三是坊场依照祖宗法，中岁定额不可增加；四是罢市易；五是收敛保甲；六是禁止钱币出关。起用任陈州知州，未出发，召赴京，授任兼任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

译吕公著观察公事，加官大学士。吕公著进言说：先帝因为夏国君主秉常接受朝廷的爵位任命，而国母擅自囚禁废黜他，所以兴兵问罪。如今国母去世，秉常恢复王位，行为恭顺，具备藩属臣子的礼节，应当归还他原来的土地，以成全先帝的圣意。于是陈述战争不可不停止的三点理由，土地不可不归还的五点原因。又说：光禄大夫退休的范镇，在仁宗朝首先倡导重大建议，请求选拔宗室中的贤者，预先确立储君。从此大臣才开始有议论奏报，当时的忠臣勋贵都受到宠信禄位，而赏赐没有轮到范镇，请求褒奖显扬他的功勋。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元祐元年，任门下侍郎。下诏臣僚不得议论先朝政事，而台谏官想要有所进言，请求更改诏书用语。吕公著在帘前据理力争，认为帝王诏令传信四方，怎么可以删改？御史张舜民因进言被罢免，王岩叟坚决争辩，简上官均询问张舜民的事情如何，话语泄露，朝廷命令王岩叟分析说明。吕公著说：朝廷只应议论他所进言的是非，如果所进言的是对的，那么写简信聚集谈论，互相督促责备，这是共同向善，有什么妨害事理？如果所进言的不善，即使闭门不通问讯，各自坚持己见，议论不是为了国家大事，无补于事恐怕也会使人情隔阂。起初，吕公著与王安石向来关系深厚友好，等到王安石执政，吕公著议论国事开始多有不同意见。到这时议论想要废除三经义，吕公著认为王安石的经义应当与先儒的说法并行，不应当废除。司马光与吕公著平生交往，都因年高德劭被进用，到遇事时不曾有一句话附和，务必苟且求同，人们佩服他们平时的操守。宦官梁惟简授任入内内侍省押班，范纯仁等人屡次上奏未获允许，吕公著在帘前极力争辩，获准。后来梁惟简升迁官职，苏轼缴还词头，吕公著因此当面奏论内降，并且说：仁宗宽厚仁爱，常苦于近习贵戚侥幸求取恩泽，宣谕执政卿相等，只要依公执奏就可以寝罢。臣备位执政，自然可以执奏，不敢避人怨憎。梁惟简被罢免升迁官职。元祐二年，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知邓州，改任汝州，接着授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就地兼任知颍昌府。多次上章告老，加官太子少傅退休。因郊祀恩赏，诸子封太子少师。吕公著自嘉祐以来为名臣，神宗对他了解尤深，屡次想要大用。恰逢王安石用事，变更旧法，吕公著进言多有不同。等到元祐初年，起用为门下侍郎，宣仁太后、哲宗眷顾礼遇优异。吕公著自认为四朝旧臣，身负天下重任，希望实行自己所知，而在位不超过一年，就被逐去，天下人惋惜他。绍圣二年，因奸党罪，降为左朝议大夫退休，再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均州。诸子请求全部归还其官职，听任父亲居住在乡里，皇上怜悯他是先朝旧臣，特许了。元符元年，皇上幸临睿成宫，恢复左朝议大夫，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儿子宗儒、宗文、宗质。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八

（宋）杜大珪 编

蔡忠怀公确传 实录

元祐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别驾、被安置在新州的蔡确去世。蔡确字持正，是泉州晋江人。他的父亲蔡黄裳，迁居到陈州。蔡确有智谋，崇尚意气，不拘小节。年轻时考中进士，担任邠州司理参军。陕西转运使薛向起初想查办他的贪污罪行，等到见面后，见蔡确姿容俊秀伟岸，召他谈话，认为他奇伟出众，更加称赞他。丞相韩绛宣抚陕西，喜欢蔡确创作的乐语，推荐他的才能，调任太平州繁昌县令。改任著作佐郎，掌管陕西州阌乡县事务。韩绛又向他的弟弟韩维推荐蔡确，韩维任开封府尹，上奏让蔡确担任管勾右厢公事。后来知府刘庠责备蔡确在朝廷参拜时失礼，蔡确认为藩镇征辟掾属才有这种礼仪，如今在京城并肩侍奉君主，即使旧例也不适用，刘庠不能使他屈服。神宗皇帝听说后嘉奖他，改任三班院主簿，提拔为太子中允，代理监察御史里行。他曾议论开封府诉讼不能决断的案件，全部交给司狱处理，百姓冤屈、官吏横行，不可不警戒。有诏令轮流派遣推官一员监督勘验。王韶开拓熙河地区，费用没有节制，郭逵等人上奏王韶盗借官钱，诏令杜纯推究审讯，杜纯据实上报。宰相王安石发怒，驳回他的奏章，再次派遣蔡确在秦州审讯，蔡确迎合王安石的心意为王韶辩白，郭逵、杜纯都因此获罪被贬。从此王安石开始亲近厚待蔡确。朝廷担忧官员冗杂导致政事废弛，诏令补任京朝官都设立考试之法。蔡确认为未涉及使臣，则任官的弊端未能革除，请求下达枢密院详细商议立法，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奉命出使契丹，升任太常丞，赐给绯色官服和银鱼袋。任命为直集贤院，开封府界提点诸县公事，兼任提举常平仓，请求增加京城附近保户的养马数量，免除他们每年的草料费用，停止赐给钱布。熙河措置财利司说，熙州买粮场有十四万缗钱，管勾熙河文字张维用官钱借贷白银十五万多两，大半不知道主事人的姓名，诏令蔡确乘坐传车一并弹劾他们。任命为御史知杂事，升任右正言，掌管审官院。诏令裁定渭州运河及黄河浚川把等利弊，蔡确支持范子渊而压制熊本，熊本被罢免知制诰职务，判司农寺。于是任命蔡确为知制诰，赐给三品官服，掌管谏院兼判司农寺。三司使沈括因免役事前往吴充处，蔡确议论沈括作为近臣，见朝廷法令有所不便，不公开陈述，却暗中以异论干求执政的心意。王安石罢相，大臣对法令或有所更改，只是作为朋党的资本罢了。沈括因此获罪出任宣州知州。又弹劾宣徽使郭逵经制安南时逗留不前，不立即平定贼寇，天章阁待制赵卨在处置粮草方面失当。洪州知州王韶的谢表中，妄作自我澄清的言辞，将过错归咎于皇上。又议论陈绎污秽丑恶、结党依附，不应担任侍从之职。于是郭逵被安置为左卫将军，赵卨降职，王韶削去职务出任鄂州知州，陈绎罢免知制诰。天子认为蔡确孤立无党，颇加信用。蔡确更加以弹劾打击为己任。御史中丞邓润甫、监察御史上官刚才受诏审理相州冯言的案件，有旨意派遣蔡确到御史台参与审理。起用皇城卒的事，大多不真实。邓润甫、上官均想向皇帝辨明道理，蔡确独自锻炼此案。因为相州签书判官陈安民曾嘱托大理评事文及甫向宰相吴充说情，安民是及甫的舅舅，而及甫是吴充的女婿。邓润甫、上官均上奏蔡确拷讯过度，人们都诬服。邓润甫、上官均留在经筵，极力议论其不可行。蔡确耳目众多，得知议论的曲折情况，立即弹劾二人结党有罪，请求一并驱逐他们。蔡确又任用残暴的吏员，每天带领各囚犯像使者一样，审问状称冤屈的就立刻加以侮辱，有人情所不能忍受的情况。皇上起初怀疑滥及无辜，派遣谏官黄履、中使李舜举审查复核，囚犯不知道是诏使，没有敢有一句异议的。因此邓润甫被罢免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兼侍读职务，出任抚州知州；上官均被责授光禄寺丞，掌管邵武军、光泽县。而蔡确升任右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充任理检使兼直学士院。恰逢江宁府知州吕嘉问违法营造，被使者何琬查发，吕嘉问的党羽在京城摘取言语进行疏通，蔡确说应当严厉绳之以法以杜绝交通漏泄的奸邪。又说各路常平司旧由转运司兼领，擅自移用司农钱物，请求提举缺官只由提点刑狱官代理，提举官称职有成效的升任提点刑狱。皇上都同意。黄河在曹村决口，转运使王居卿建立横扫之法，决口断流，蔡确为他宣扬功劳，交付都水监著为法令。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蔡确与舒亶审理此案，蔡确于是弹劾参知政事元绛为其族孙元伯虎私下向学官祷告，孙谔、叶唐懿补任内舍生，孙谔、叶唐懿因此获罪被贬，元绛罢政出任亳州知州。任命蔡确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蔡确审理案件严厉而少恩，深文周纳以排挤陷害士大夫，一旦涉及吏议，没有获得平反的。人们议论他担任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都是通过兴狱夺人之位而取而代之。元丰三年改任太中大夫，五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郞。当时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确是小人，不应当在陛下左右。”皇上也后悔了。哲宗即位，升任通议大夫。王珪去世，蔡确代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郞，

译蔡确担任神宗皇帝山陵使。按照旧例，灵柩出发的前一夜，五位使臣都住在沙幕的营帐中，唯独蔡确不入营帐住宿。御史弹劾他行为不恭敬，但他仍因配享太庙的恩宠升任正议大夫。元佑元年，蔡确提举修撰神宗皇帝实录。言官弹劾蔡确是奸邪之人中的杰出者，欺骗蒙蔽先帝，无所不为。在山陵复土之后，他不求离任，在配享太庙转官时，以前没有人敢接受，唯独蔡确贪图荣宠而接受，廉洁节操不修，比市井小人还要严重。蔡确逐渐感到不安，于是连续上表请求避位。朝廷任命他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元佑二年，因他窃取玩弄威福，故意纵容他的弟弟蔡硕盗用官钱，被判死罪，剥夺职务，改任知安州。任期届满，调任邓州，充任西京路安抚使。元佑四年，恢复观文殿学士的职务。恰逢知汉阳军吴处厚上奏说蔡确以前被贬到安州时所作《车盖亭诗》，言语涉及讥讽诽谤。诏令蔡确详细分析辩解，蔡确自我辩白非常详尽，但道理终究理亏。被责授为左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御史中丞傅尧�、谏议大夫梁焘、范祖禹、右正言刘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接连上章弹劾蔡确怨恨诽谤，言语悖逆，是人臣所不忍听闻的。查考蔡确与章惇、黄履、邢恕在元�末年结为死党，自认为新君即位，自己都有定策之功。蔡确之所以桀骜狠愎，无所畏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尽早澄清以消除天下的疑虑，恐怕时间一久，邪说得以施行，离间两宫关系，有损慈孝之道。于是太皇太后在延和殿，向三省、枢密院的大臣宣谕说：“皇帝是神宗的长子，子承父业，名分理所当然。以前神宗服药时间很长，曾因宰相入宫应对，我将皇子所抄写的佛经展示出来，当时众人中只有首相王�因奏请延安郡王应当立为皇太子，其他人没有说话。蔡确有什么定策之功？如果他日后再次来欺骗蒙蔽上下，岂不成为朝廷的祸害？”于是责授蔡确为英州别驾，在新州安置，仍给予递马发遣。章惇、黄履、邢恕也都获罪。元佑八年正月六日，蔡确在贬所去世，享年五十七岁。第二年改元绍圣，章惇担任宰相，黄履、邢恕都掌权，追复蔡确观文殿学士的职务。蔡确的儿子蔡渭及其祖母朋结权臣，为蔡硕的事讼冤，几乎被灭族。刘�、梁焘、王岩叟为了报复旧怨，既然穷究查治没有结果，而御史中丞黄履、言官来之�、张商英、刘拯等人上论。蔡确是先朝顾命大臣，应当完全恢复官爵恩数，于是追赠蔡确为太师，谥号忠�，赐给宅第一区，又追封为郕、卫二国公。崇宁初年，蔡京专权，自认为与蔡确有同样的功绩。崇宁元年，诏令蔡确配享哲宗庙廷，提拔他的儿子蔡�为太仆寺丞，蔡渭为开封府判官。崇宁五年，请求御书“元丰受遗定策殊勲宰臣蔡�之墓”，赐给其家。政和末年，蔡京担任太师，王�的女婿郑居中担任宰相，议论不相上下。郑居中将要除母丧，蔡京担心他复位，于是收用蔡�的儿子蔡渭，让他议论其父定策之功，以及元�末年王�的事，以阻止郑居中。其言辞深深诋毁宣仁太后，蔡京为之助势，以迷惑皇上。不久，蔡渭改名为蔡�，拜同知枢密院事，追赠蔡�为清源郡王，封其爱妾为郡夫人，赐予御制蔡�传立石墓前。一门显贵震动，当世罕见。今上即位，首先辨明宣仁圣烈皇后被诬谤，命令国史院采择事实刊修，播告天下。蔡�被追贬散官，安置。蔡�被贬散官，安置岭南。凡是章惇、蔡京所给予的滥恩，都一并追夺。天下人都仰慕英明的决断。有流星从天市候星出现，消失在箕星以南，赤黄色，有尾迹照亮地面。丁亥日，皇上驾临迩英阁，召宰相执政以及讲读官讲《礼记》、《读宝训》。顾临读到“汉武帝籍�封为上林苑”，仁宗说：“山泽的利益，应当与众人共享，何必这样做呢？”丁度回答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承奉德音，未尝不本于忧勤，这大概是祖宗家法罢了。”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言说：“祖宗家法很多，自三代以后，只有本朝百三十年内外无事，大概是因为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列举其大略：自古人主事奉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祖宗以来事奉母后都朝夕见，这是事亲之法。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礼见献穆大长公主，这是事长之法。”皇上说：“现在宫中实行家人礼。”大防等说：“前代宫�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入阁图有昭容位，�朝宫禁严�，内外整肃，这是治内之法。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败乱，�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这是待外戚之法。前代宫室多尚华�，�朝宫殿止用赤白，这是尚�之法。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入�，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广�，稍�寒暑尔，这是勤身之法。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陛下昨郊礼毕，具礼服�太皇太后，这是尚礼之法。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戮，小者��；唯�朝用法最�，臣下有罪，止于

译罢黜（不当任用的官员），这是宽厚仁爱的治国方略。至于虚心接受劝谏，不喜好打猎，不崇尚奇珍玩物，不使用玉器，饮食不追求珍奇美味，御膳房只用羊肉，这些都是祖宗的家法，正是因此才成就了太平盛世。陛下不必去效法前代，只要充分践行祖宗家法，就足以成为天下最好的君主了。（皇帝）认为非常正确。

译章丞相惇传 实录

崇宁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团练副使章惇去世。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刚出生时，族父章得象对他的风骨感到惊奇，认为他将来必定显贵。考中进士甲科，任商州商洛县知县，雄武军节度推官。经欧阳修推荐，被召试馆职，改任著作佐郎，任常州武进县知县。王安石执政时，召他编修三司条例，授秘书丞、集贤校理，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察访荆湖地区征讨溪洞的用兵情况，开拓疆土数百里，设置沅州。南方的兵祸从此开始。入朝修起居注，授右正言、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事，权三司使。以知制诰身份出任湖州知州，荆湖蛮族再次起事侵扰边境，调任荆南府知府。到任后事态平息，因父母年老再次请求任湖州知州。不久改任杭州知州，未到任，授翰林学士。未接受任命，遭逢父亲丧事。守丧期满，判三馆秘阁事，任审官东院知院。于是拜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过了一年，出任陈州知州，调任定州知州。元丰五年，召为门下侍郎。哲宗亲政，任枢密院知院事。宣仁太后临朝，任用司马光、吕公着改革弊政，章惇与宰相蔡确不肯引咎辞职，窥探朝廷得失。章惇尤其戏弄侮辱司马光，争论决狱之法，司马光无法忍受。苏辙任谏官，上疏弹劾他们的奸恶，章惇与蔡确都被贬逐。章惇任汝州知州，提举杭州洞霄宫。哲宗亲政后，召为尚书左仆射。章惇性情嫉妒狠毒，忍心作恶。元祐年间执政时，臣僚再次被贬谪到岭南海外，诬蔑诽谤宣仁太后，追贬王珪，议定杀刘挚，都是章惇的主意。哲宗驾崩，钦圣太后召两府大臣商议立谁为帝，章惇奏请立同母弟。钦圣太后说：“都是先帝的儿子。”章惇脸色沮丧。等到徽宗即位，升任特进，封申国公，充任哲宗山陵使。到成皋时，大辇陷入泥泞，过了一夜才前行，因此被贬出知越州。未到任，责授武昌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百姓歌谣说：“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小惇”指安惇，他被人嫉恨到了这种地步。崇宁元年，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居住在睦州。二年，移居越州，改居湖州，去世，享年七十岁。大观三年，下诏恢复特进申国公的官职。政和三年，赠太师，追封魏国公。（其子）章持援。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九

（宋）杜大珪 编

范直讲祖禹传 实录

元符元年十月甲午，责授昭州别駕，安置在化州。范祖禹去世。范祖禹，字淳甫，成都华阳人。父亲范百之，任太常博士。考中嘉祐八年进士，授试校书郎，任资州龙水县知县。司马光征召他共同编修《资治通鉴》，授承奉郎、试大理评事。因在考校别试所试卷时触犯仁宗藩邸名讳，降为偏远小差遣。编修《君臣事迹》时所奏留，升任著作佐郎。官制实行后，改任宣德郎。司马光请求宫祠，居住在洛阳，诏令让他的属官跟随。七年书成，司马光因此上章称荐，授秘书省正字。哲宗即位，转任承议郎，赐五品服。上疏论述丧服制度说：“先王制定礼制，以君主的丧服等同于父亲，都穿斩衰三年，大概是担心做臣子的不把君主当作父亲侍奉，以此来约束人情。自汉代以来，不仅臣子没有丧服，而且君主也不实行三年的丧礼。只有本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实际实行三年的丧礼。况且易月之制，前世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君主自己不行丧服。现在君主的丧服已经符合古制，而臣下的礼仪还依照汉制，因此百官有司都已经恢复常态，容貌衣服与路人无异，难道人的本性如此淡薄吗？这是因为上面没有为他们制定礼制。现在群臣虽然易月，而君主实际行丧，所以十二天而小祥，一年后又小祥，二十四天而大祥，两年后又大祥。练祭和祥祭不可以有两个，既然以日计算，又以月计算，这是没有依据的道理。古时两年而大祥，中间一个月而禫祭，这是两种祭祀的名称，不是丧服的颜色。现在却穿惨服三天而后禫祭，这是不合礼制的。已经除服到安葬而又穿上丧服，大概是因为不可以没有丧服。祔庙后即吉，才八个月，就完全吉庆，无所不佩，这又是礼制没有渐进的。易月之制，因袭旧例，已经实行的礼仪不可追悔。臣愚以为应当命令群臣朝服只如今天，而未除去丧服，到一年时穿丧服，逐渐除去较重的丧服，两年后又穿丧服，才脱下丧服，其余则君主穿什么臣子就穿什么。至于禫祭，不必穿丧服，只是未完全吉庆以至于祥祭，然后无所不佩，那么三年的制度就大致符合古制了。”提拔为右正言。当时吕公着任左丞，范祖禹因避嫌极力推辞，改任著作佐郎，充任修神宗皇帝实录检讨官，升任著作郎。兼侍讲，上疏太皇太后说：现在祥祭禫祭将终，即吉刚开始，服饰器物内外一新，奢侈节俭的端倪都由此开始。臣认为珠玑金玉的装饰，锦绣纂组的工艺，凡是能够荡心悦目的，不应该有

译加于旧，是比过去增多。皇帝正趋向推崇儒术，亲自钻研学问，聪慧的资质日益增长，但圣明的本性尚未定型，看到奢侈就会奢侈，看到节俭就会节俭，凡是用来训导圣德的事情，举动都应有法度，不可不慎重。如果崇尚节俭朴素来辅助培养皇帝的德行，使眼睛不看靡丽的色彩，耳朵不听淫邪的音乐，不合礼法的不说，不合礼法的不做，那么学问就会日益增进，圣德就会日益崇高，这是宗庙社稷无穷的幸福。神宗守丧期满，按照旧例开设音乐设置宴会，祖禹又上书说：君子对于丧服，认为这是极度悲痛的表现，不得已才除去。如果因为开设音乐，特意设置宴会，就好像除去丧服而庆贺，这不符合君子不得已才除去丧服的本意。请求罢免开设音乐的宴会，只因为有事才听音乐，或许符合先王的礼制意旨。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提拔他为起居舍人，他推辞不接受任命。当时因为夏季炎热停止讲学，祖禹又上疏说：当今的事务，没有比学问更紧急的。陛下今天学与不学，关系到天下日后的治乱。臣不敢不尽言。陛下如果好学，那么天下的君子都会欣羡仰慕，愿意在朝廷任职，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辅助德行功业而达到太平。陛下如果不爱好学习，那么天下的小人都会动心，想要在朝廷任职，以邪佞谄媚侍奉陛下，窃取富贵而专擅权利。君子得到职位，想要实行他所学习的；小人得到职位，将满足他的欲望。任用君子则天下大治，任用小人则天下大乱。君子与小人，都在陛下心中所召引。臣私下为陛下珍惜这时光，希望以学习为急务。召试中书舍人，他又推辞不接受任命，改任右谏议大夫兼实录修撰。宰相蔡确获罪，分司南京，祖禹上书说：圣人的道理不过在于得中，天下的事情不可做得太过。一时做得太过，以后必定有悔恨。用刑，宁可失之于宽，不可失之于急；宁可失之于简略，不可失之于详密。自从乾兴年间贬谪丁谓以来，没有放逐大臣六十多年，况且丁谓当时在相位，所以朝廷有党争，不得不将他驱逐。现在蔡确已经罢相数年，陛下所用的人大多不是蔡确的党羽，那些素怀奸心、被众人所知的人，本来逃不过圣明的鉴察。其余有偏见异论的人，如果都认为是蔡确的党羽而驱逐他们，臣担心刑罚失去中道，人心不安。又趁登对的机会劝皇上辨别邪正说：“近年来，大臣以兼容小人为宽厚，好恶不明，邪正不分，所引进的人不尽是贤才。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责，而邪正不分，难道不辜负国家吗？希望告诫大臣，各自以公心求贤，多引荐刚正之人，以加重朝廷的威望，不要让小人得位成为日后的祸患。”谏官说：“宰相范纯仁营救蔡确，请求罢免他。”祖禹上书说：“议论的人指责范纯仁政事上的失误，确实应该罢免。当蔡确为相时，范纯仁流落在外，没听说接受蔡确的私恩，范纯仁的晋升，本来不由蔡确。朝廷有大诛赏，也允许大臣各自提出见解议论，难以要求他们完全相同。”又任命为中书舍人，他又极力推辞。朝廷派遣户部郎中前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的数目。祖禹上书说：“向来各路每报告缺乏，朝廷详细斟酌应副，其余则责成地方办理。既然已经委托转运使副负责一路的财计，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虚实，一定要派遣郎官然后才可信。这是让各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逢缺乏，就倚望朝廷派遣官员会计，更加不自安。请求自各路凡有报告缺乏，专门委托转运司会计保明上奏，如有不实，就重行黜责，谁敢妄为？”“现在各路经费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提刑封桩缺额，禁军领取钱帛斛斗的数目不少，这是户部转运司本分的财计。先帝特令封桩以备边用，现在朝廷正致力于安边息民，那么封桩的法令应当全部免除。请求自熙宁十年初封桩以来已起发上京及今日以前未起发上京的数目，全部赐给尚书户部各路转运司，以补助经费。”疏奏没有回复。当时正派遣都水监李伟分导黄河入孙村口，回归故道，以解除下流的急患。李伟因此想堵塞宗城决口及迁移深州的费用来使黄河回归故道。左相吕大防主张这个意见。祖禹又上疏极力说：“黄河没有可塞的道理，士大夫也认为不可塞的有十之八九。而李伟迎合执政，敢肆大言，欺罔朝廷，不从众谋，就依从李伟的奏请。”“水夫想当官，兴办河役就像边臣想制造边事；监官利于功赏俸给，胥吏利用官物得以作奸；豪民利于高价出售，稍草濒河的民众利于聚众经营。凡说回河之利的，大都是这类人。”不是为国家考虑。不久升任给事中，仍然极力进言。等到就职，又说：“臣所领的工房，现在河役不息，工费渐增，大臣私下认为功业必定不能成功，恐怕枉费国家财力和民力。”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听说宫中寻找乳母的事，祖禹上疏，正劝皇上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又上疏劝太皇太后保护皇上身体，言语非常切直。不久太皇太后命令宰相吕大防告诉祖禹外面的议论都是虚传。祖禹又上疏：“臣所说皇帝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应当常以此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安身正心，长远之虑，也希望因此不要忘记。”

译如今外界的议论虽然虚妄，也足以作为事先的警戒。臣侍奉在陛下左右，却听到街谈巷议，实在怀着私下的忧虑，因此不顾及形式和痕迹，不知避讳禁忌，出于诚心，向上不敢回避妄言获罪的惩罚。凡是事情在发生之前进言，确实算是过度忧虑；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补救。虽然进言可能没有益处，陛下宁愿接受事前的劝谏，不要让臣等产生来不及补救的悔恨。因为听到虚妄的传言而当作真实的警戒，那么天下百姓以及飞禽走兽草木之类，将永远蒙受福泽。”实录修撰完成，升迁一级官职，担任国史院修撰，改任礼部侍郎，于是晋升为翰林侍读学士兼知国史院事，后又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充任官制所编修官。太皇太后去世，皇上亲自处理政务，祖禹上奏说：“这是宋朝兴衰的根本，国家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休戚的起始，君子与小人消长进退的关键时刻，天命人心去留离合的重要时机。如果有敢用奸邪之言迷惑圣听的，应当明确惩办其罪。”不久外界议论纷纷，在位的大臣大多自行离职，祖禹极力陈述治国的关键，古今成败的道理以及小人的情状，反复激烈恳切，希望感动皇上的心意，奏章多次呈上都没有回复，于是请求外放，便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出任陜州知州。绍圣初年，言官弹劾祖禹所修的实录，诋毁斥责先帝，又附会司马光变更熙宁、丰年间的法令，以及妄议乳母离间两宫之事，起初被安排提举亳州明道宫，接着被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再次被贬为昭州别驾，安置在贺州，又调往宾州，再次调往化州，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崇宁年间，被列入党籍，宣和八年追复徽猷阁待制的官职，建炎二年追复龙图阁学士的官职，儿子有冲、温。

译邹司谏邹浩传，与前文相同。

政和元年三月，宣德郎、直龙图邹浩去世。邹浩，字至完，常州晋陵人。考中元丰五年进士，调任苏州吴县主簿，扬州教授，雄州防御推官；任安州孝感县知县，颍昌府教授。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因言官弹劾，改任襄州教授。父亲去世守丧期满，改任宣德郎。哲宗召见并询问政事，任命为右正言。当时章惇掌权，皇后孟氏被废。邹浩上疏说：“臣听说礼制规定：‘天子与皇后，就像太阳与月亮，阴与阳，是相互依存才能成就的。’天子治理阳道，皇后治理阴德；天子听断外朝政务，皇后听断内廷事务。那么，立皇后来配享天子，怎能不慎重！如今陛下为天下选择母亲，所立的贤妃刘氏，当时的公议没有不疑惑的。实在是因为国家自有仁宗皇帝的先例，不能不遵循采用罢了。当初皇后郭氏与美人尚氏争宠获罪，仁宗皇帝废黜皇后后，随即也斥逐了美人，以此来显示公正。等到立皇后时，则不从妃嫔中挑选，而从贵族中挑选，立了慈圣光献皇后，以此来远离嫌疑，以此作为天下万世的法则。陛下废黜孟氏与废黜郭后，实际上没有不同。然而孟氏的罪过，未曾交付外朝共同审理，究竟是因与贤妃争宠而获罪吗？世人固然无法得知。如果不是因与贤妃争宠而获罪吗？世人也无法得知。如果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一并斥逐美人以显示至公，本来就有仁宗皇帝的先例存在。如果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不立妃嫔以远离嫌疑，也有仁宗皇帝的先例存在。这两种情况必定居其一，无法逃避。况且孟氏刚被废黜之初，天下谁不怀疑贤妃必定成为皇后？等到阅读诏书，有‘另外挑选贤良家族’的话，又听说陛下临朝慨叹，认为废后是国家的不幸，又见宗景有立妾的请求，陛下愤怒他轻慢扰乱名分，而重重赐给谴责，于是天下才释然不再怀疑陛下立后的心意在贤妃身上。如今果然立了她，那么天下所期望于陛下的，都不可信了。记载在史册中，传示万世，不免使圣德受损，能不珍惜吗！请求陛下采纳，不要认为一时的改命很难，而要认为万世的公议值得畏惧。追回停止册封礼仪，另外挑选贤良家族，按照最初的诏书施行，或许可以上答天意，下慰人心，为宗庙社稷做长远之计，不胜荣幸。”章惇等人覆奏，邹浩被除名勒令停职，编管新州。徽宗即位，恢复宣德郎，添监袁州酒税，任命为右正言，升任左正言、左司谏、起居舍人、同修国史，升任吏部、兵部侍郎，请求外补，任命为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改任抗州。崇宁元年闰六月，手诏说：“朕仰望思惟哲宗皇帝严肃恭敬，勤勉敬德。元符末年，生下了越王。奸人造言，说不是皇后所出。近来阅览臣僚旧疏，恰好看到椒房诉章，加以考察详查，都有显明的证据。当时两宫亲自抚慰查看，嫔御执事在旁，怎么会有外人得以进入宫禁？杀母取子，实在没有根据。朕作为人的弟弟，继承皇位，诋毁诬蔑的臣子，岂能逃脱罪责？”邹浩可以重新严厉贬责，以符合朕昭显前人的心意。于是邹浩被责授衡州别驾，安置永州。半年后，被除名勒令停职，居住在昭州。崇宁四年，移居汉阳军。五年，恢复承奉郎，回到常州。大观元年，恢复宣义郎、宣德郎、直龙图。邹浩自从从岭表回到亲人身边，共六年，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自号道乡，有文集三十卷。当初，邹浩被任命为谏省官员，想要坚决推辞，母亲张氏问他原因，邹浩说：“有言责的人不能沉默，恐怕因此给亲人带来忧虑。”母亲说：“儿子能报效国家，无愧于公议，那么我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要推辞。”等到两次被贬谪，母亲不改变初衷，人们称赞她的贤德。

刘谏议刘安世传，与前文相同。

宣和七年六月戊午，承议郎、直龙阁刘安世去世。刘安世字器之，父亲刘航，神宗朝任太仆卿，国史中有传记。刘安世熙宁六年考中进士，调任洛州司法，被辟为高阳帅幕。父亲去世守丧期满，任河南府左军巡判官。哲宗初年，刘挚任御史中丞，推荐他，任命为右正言。首先论述祖宗以来，执政大臣的亲戚子弟未曾担任内外显要之职，自从王安石执政以后，完全废除了历代圣君的制度，专用亲信党羽，务求满足私意。二十年间，廉耻扫地。如今朝廷仍沿袭旧态。太师文彦博、司空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右仆射范纯任、门下侍郎孙固、左丞王存、右丞相胡宗愈堂除子弟亲戚共十人。并且说：“只有中书侍郎刘挚未见引荐私亲，而在其中模棱两可，附和沉默，岂能没有罪过。”希望将臣的奏章遍示三省，使从此以后励精图治，重新开始。又论述胡宗愈任命为右丞不合公议，台谏交章弹劾。不久谏议大夫王觌因此被罢斥，中丞孙觉、御史杨康国相继辞职离去。刘安世与左司谏韩川再次陈述此事。不久也请求外补，当时两省谏官只有刘安世一人，奏章上了二十次。胡宗愈于是被罢免。章惇强买昆山县民的田地，吴处厚缴进蔡确知安州时的诗，刘安世

译都极力进言，并且说章惇、蔡确与黄履、邢恕自称圣上继承皇位有定策之功，迷惑朝廷内外。如果不早点赐下辨正，恐怕时日久了，邪说得以施行，离间两宫，有损慈孝。请求斥退章惇等人，将他们屏弃到远方。在此之前，御史台看见安世论列章惇、蔡确的罪状，起初没有一句话。等到王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整个御史台就一起上章弹劾。又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屡次请求恢复新法。安世说：“李常、盛陶都是王安石的党羽。”王安石残害百姓、蛀蚀国家，先前去世，人们都互相庆贺。王汾当时没有言官的职责，却上书请求赐予王安石恶谥，以表达愤世疾邪的意思。李常等人厌恶伤害王安石家族，趁着王汾被任命，一起丑化诋毁。于是李常、盛陶与御史赵挺之、王彭年同一天都被调出御史台，御史台成为空台。当蔡确还没有被贬时，范纯仁、王存私下为他申辩，请求宽贷。等到彭汝砺、曾肇同为中书舍人，都营救他。等到蔡确有分司的任命，彭汝砺封还词头，安世又弹劾他们。因此范纯仁与王存都被罢免，彭汝砺、曾肇也被外放。不久安世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兼右司谏。升任左谏议大夫。当时有诏令暂时停止讲筵，安世上疏愿意为宗庙社稷考虑，在清闲之时频繁进入经筵，以辅助圣学。哲宗嘉许采纳。起初，邓温伯任翰林学士，起草王珪的制书，有“在禁中预先定议”的话语；等到起草蔡确的制书，就说“尤其肯定定策之功”。至此，邓温伯任承旨，安世说邓温伯暗中接受邪说，稍微贬低王珪而过分赞美蔡确。蔡确有什么功劳，敢贪天之功？共上疏六次没有回复。请求祠禄，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推辞不就任。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提举嵩山崇福宫。**第二年，以宝文阁待制的身份担任枢密都承旨。当时吕惠卿以光禄卿的身份分司南京，安世又应诏进言，说吕惠卿是国家的巨大蛀虫，四海所痛恨，应当永远投放到荒远之地。按照常法，尚不应叙用，不知是什么名目，突然恢复卿的职位？如果吕惠卿的任命得以施行，将会借此以及蔡确。蔡确被复用，那么章惇之徒就会像刺猬毛一样纷纷兴起。为国家考虑，难道能安宁吗？希望使朝廷内外的奸佞小人不能动摇正道。绍圣初年，章惇入朝为相，安世被降官落职，出任南安军知军。未到任，改任洪州玉隆观提举。不久被责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绍圣三年，被贬为新州别驾，安置在英州。当时蔡确的儿子蔡渭多次上言讼辩吕大防、刘挚及安世等人，朝廷委派翰林学士蔡京等人究治。蔡京亲自撰写奏札，请求诛灭刘挚、安世等人的家族，于是将安世迁徙到枚州。不久究治没有证据，而章惇尚且请求派遣吕升卿、董必出使岭外设置监狱，想要全部诛杀他们。幸赖哲宗仁圣，他的请求没有施行。徽宗即位，将安世迁徙到衡州。不久以濮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居住在鼎州。接着恢复承议郎，即集英殿修撰，出任郓州知州。崇宁元年，恢复待制，出任真定府、潞州知府。崇宁二年，落职出任沂州知州，改任西京崇福宫提举，被贬到信阳军。崇宁三年，除名勒停，在峡州羁管。崇宁五年，叙用为承事郎。大观二年，叙用为宣德郎、奉议郎。大观四年，恢复承议郎。政和八年，出任南京鸿庆宫提举。宣和六年，恢复直龙图阁。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安世少年时师从司马光，初次做官，向司马光请求说：“希望有一句话让我终身奉行。”司马光说：“大概是‘诚’吧？我平生极力奉行。”所以安世在朝廷立身行事，俯仰无愧。安世问具体条目，司马光说：“从不说谎话开始。”安世被提拔为言官，入朝告诉母亲，将因母亲年老而辞官。母亲告诉他说：“不可以用家门私情辞谢君命，勉力进言当世的事务，幸而开纳，利泽足以惠及他人，如果有非议，我不以远近为意，誓与你同去。等到将要南迁，母亲怡然说：‘这事本来就知道如此，只是有快慢罢了。并且告诫你不要以得失为意。’有文集二十卷，尽言集十三卷，《资治通鉴音义》十卷。儿子伯英、伯廉、伯和。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十

（宋）杜大珪 编

曾文肃公布传 实录

大观元年六月乙卯日，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曾布去世。曾布，字子宣，南丰人。幼年丧父，跟随兄长曾巩学习。考中嘉祐二年进士。熙宁初年，韩维任开封府知府，曾布从海州调任仁县县令，被征召担任本府检校库监官。王安石开始执政，也推荐了他，于是曾布上书被召见，议论政事符合皇帝心意，改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兼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升任集贤校理，判司农寺，兼任检正中书六房公事。新法中的青苗法、助役法，都是曾布与吕惠卿提出的建议。王安石曾说：“新法刚实行时，议论纷纷，只有吕惠卿和曾布始终不变，其他人则是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罢了。”特命修撰起居注，于是担任右正言、知制诰、直学士院，任尚书礼部侍郎，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起初，韩琦上疏论述新法的危害，神宗稍微醒悟。熙宁七年大旱，下诏征求直言，曾布论述市易法掠夺百姓的暴虐，被免去职务，出任饶州知州，调任江陵知州，还未赴任，改任章州知州。熙宁十年，恢复集贤院学士，任广州知州。元丰初年，恢复龙图阁待制，任桂州知州，晋升龙图阁学士，调任秦州知州。经过京城，被留任判将作监。不久，又出任陈州知州，调任庆州知州。官制改革实行后，任朝奉大夫。母亲丧期服除，被召任翰林学士。听到神宗遗诏，奔赴京师。不久任户部尚书。元祐初年，任命为龙图阁学士，任太原府知府，调任真定、河阳、青州、瀛州知州。哲宗亲政，从瀛州调任江宁知州，入朝应对，恢复翰林学士，升任承旨兼侍读，提拔为同知枢密院事，回任枢密院知院事。当时章惇为宰相，排斥驱逐元祐时期的臣僚，士人心向不附。曾布矫情伪饰，招揽名士如陈瓘、张庭坚在门下，想要以此倾覆章惇。恰逢哲宗去世，钦圣太后召见宰相询问谁应当继位，章惇有异议，曾布奏请只由太后做主。徽宗即位，召韩忠彦为宰相，章惇已被驱逐，曾布因定策有功，拜右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韩忠彦柔弱懦弱，天下大事多由曾布决定，曾布议论认为元祐、绍圣两朝都有过失，想要以公正无私来消解朋党之争。第二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奸邪与正直之人混杂任用，韩忠彦于是被罢免，曾布独自主持国政，逐渐推行绍述之说。第二年又改元为崇宁，蔡京于是被召用，而曾布也获罪了。崇宁元年闰六月，罢免观文殿大学士，任润州知州。九月，免去职务，提举亳州太清宫，在太平州居住。十月，降授中大夫，任司农卿，分司南京，依旧在太平州居住。十二月，责授武泰军节度副使，安置在衡州。崇宁二年，责授贺州别驾，又责授廉司户参军。崇宁四年，酌情移任舒州。崇宁五年，恢复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官，任便居住。大观元年，在润州私宅去世。屡次追复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谥号文肃。

曾舍人肇 同前

大观元年六月丙辰日，朝散郎曾肇去世。曾肇，字子开，是曾布的弟弟。考中治平四年进士，调任台州黄岩主簿，郑州教授。凭借近臣推荐，赐对，任崇文院校书，兼任国子监直讲，升任馆阁校勘，删定《九域志》，改任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礼院，代理判太仆寺殿中省，任命为集贤校理，修撰仁宗、英宗两朝正史，任命曾肇为国史院编修官，判登闻鼓院六曹建立后，任命为尚书吏部郎中，参与修撰两朝宝训。母亲丧期服除，任尚书户部郎中，又任吏部，兼任著作郎，升任右司郎中，接送伴契丹贺正旦使者。元祐初年，任神宗实录检讨，提拔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实录修撰。太皇太后接受册封，有旨意遵循章献太后旧例，在文德殿举行。曾肇说：“天圣二年两制定议，皇太后在崇政殿接受册封，仁宗特别下诏有关部门改在文德殿，这是君主一时的制度。现在皇帝叙述仁宗旧例，以极尽尊崇的礼仪，孝敬的诚意，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臣私下认为太皇太后如果在此时特别下明诏，发扬皇帝孝敬的诚意，而坚持谦德，屈从于天圣两制的议定，只在崇政殿接受册封，那么皇帝的孝心更加显扬，太皇太后的德行更加尊贵，两方面的道义都得到，难道不美好吗？”诏令按照曾肇的请求。又论述内降的弊端，开始于细微之处，逐渐没有极限，不可不警惕。谏官王觌被贬任润州知州，曾肇说：“王觌因为议论执政而被罢免，臣担心在朝臣以王觌为戒，以后执政有罪，陛下就听不到了。”哲宗醒悟，加封王觌直龙图阁。出使契丹回来，上奏臣道雄瀛百姓诉说差役不便，希望更改那些不便民的条款。黄河决口向北，超过十年，两三位大臣极力想要恢复故道，让都水使者王孝先主持，曾肇屡次陈述不可。蔡确被责授新州，中书舍人彭汝砺应当起草制书，不奉诏，而谏官说彭汝砺实际上是曾肇指使的，当时曾肇新任命为给事中，坚决推辞请求外任，以宝文阁待

译制被任命为颍州知州。第二年调任齐州知州，等到到达齐州，又改任陈州知州。又过了一年，调任应天府知州。元丰七年，入朝担任尚书吏部侍郎，他议论说：南郊祭天既然去掉了皇地祇的位坛，议论的人想要夏至时派遣冢宰代理祭祀，那么就没有亲自祭祀地祇的时候了，对于天则亲自奉行，对于地则派遣官员，这不符合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道理。又议论明堂配享天帝的事，请求恢复设置五帝与昊天上帝一起祭祀，后调任刑部。担任徐州知州几个月，调任江宁府知州。绍圣初年，担任瀛州知州，降职为集贤殿修撰，担任滁州知州。任期届满，担任秦州知州，又调任海州知州。徽宗即位，恢复担任中书舍人。上疏说：“治理之道在于广开言路，因为进言而奖赏人，人们或许还会畏缩不敢进言；因为进言而治罪于人，人们将闭口不言而离去了。”恰逢发生日食，四月初一，按照旧例应当降诏征求直言，皇上命令制起草诏书，制能够详尽地陈述皇上的意旨。诏书下达后，向投匦投递意见的人每天有千百人。元祐年间的士大夫都凭借赦恩被甄别叙用，有的恢复旧职掌管一方。制上奏说：“活着的人蒙受恩惠，固然已经很深厚了，只是那些游荡的魂魄、枯朽的骸骨尚未受到圣恩，如果死后有知，难道会没有期望吗？请求依照寇凖、曹利用的先例，核查臣僚中被贬死且未经叙复的人，归还他们所被剥夺的官职恩泽。”又请求依照祖宗朝每次大赦后设置专门审查编配罪人的机构，任命官员统领，使流窜废锢的人，都能均等地蒙受恩泽。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任侍读。请求皇上阅览《唐贞观政要》、陆贽的奏议。谏官陈瓘因为议论东朝（太后）还参与政事而被贬谪，制立即上书两宫，请求恢复陈瓘的官职，并且阐明陈瓘的本意在于爱护君主。执政大臣倡导说，皇上应当为哲宗的期从兄服丧。制在迩英阁诵读《史记》，读到尧去世三年丧期结束的地方，于是说：“尧舜都出自黄帝，但几代已经久远，舜为尧服丧三年，是因为舜曾经做过尧的臣子。”侍读温益进言说：“《史记》的世系不足相信，如果尧舜同出一源，那么舜娶尧的女儿就是娶从祖姑。”制用《史记》的世系、《礼记》祭法、大传的说法，与温益在皇上面前辩难，温益理屈词穷。布相制为了避亲嫌，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任集禧观公事，修撰哲宗实录，修撰神宗宝训、国朝会要。外放担任陈州知州，调任太原府、南京、扬州知州，又调任定州知州。削去龙图阁学士头衔，贬谪为和州知州。途中改任舒州灵仙观提举，调任岳州知州，贬为濮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汀州，移居台州，还未到达，恢复朝散郎官职，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译王懿恪公拱辰传，与前文相同。

元丰八年七月，彰德军节度使、检太师、北京留守王拱辰去世。拱辰，字君贶，开封咸平县人。起初名叫拱寿，天圣八年，十九岁时考中进士第一名。仁宗赐给他现在的名字，任命为将作监丞，通判怀州。升任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同知太常礼仪院。废后郭氏停灵待葬时，有关部门先前已准备好上元节观灯宴饮。拱辰进言说：“晋国大夫智悼子去世，尚未下葬，晋平公饮酒，杜蒉举起酒器（劝谏）。如今已下诏按皇后礼仪安葬郭氏，难道只是比照大夫的规格吗？请求取消御楼观灯，并在遣送祭品之日，仍然禁止京城内的音乐歌舞。”历任三司盐铁判官，修起居注，改任右正言，知制诰，判太常礼仪院。起初，朝廷防御边疆重视西北而轻视东南，拱辰请求仿照唐代制度，增加东路湖广、西路邕容两地，各自统领节制，与广、桂合为五管。庆历元年，益州、梓州路发生饥荒，任命拱辰为体量安抚使。他到达后上奏免除拖欠的赋税，以宽待百姓。契丹使者刘六符曾对贾昌朝说：“塘泺（防御工事）是做什么用的呢？一根芦苇可以渡河，扔下棍棒就可以填平。如果不这样，决开堤坝，十万土囊就可以得到道路了。”仁宗拿此事询问拱辰，拱辰回答说：“军事讲究诡诈，他们如果真有计谋，不应该告诉敌人，这是刘六符的夸口罢了。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是先王不废弃的制度，也是祖宗用来防备边疆战事的手段。”这一年，契丹派遣刘六符前来索要关南十县，他们的国书中说太宗在并州、汾州的战役，发动无名的军队，直抵燕蓟地区。拱辰请求面见皇帝说：“河东的战役，本是讨伐僭越伪政权。契丹派遣使者到行在，表示诚意，随后却侵犯石岭关，暗中借兵援助叛贼。太宗愤怒于他们的反复无常，在平定继元之后，于是下令北征，怎么能说是无名呢？”于是起草回信说：“既然在石岭交锋，于是就有了蓟门的战役。”敌人得到回信后，继续友好如初。任命为起居舍人，知开封府。以谏议大臣的身份代理御史中丞，李用和因为皇后的舅舅被任命为宣徽使，不久又任命为使臣，拱辰进言说：“李用和有元功却骄傲，朝廷的名位器用听任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不是保全外戚家族的方法。”又进言说：“夏竦经略边疆没有功劳，称病请求外任郡守是为了自保，不应当担任枢密使。”于是罢免了他。苏舜钦监进奏院，因为祭祀神灵而宴饮，宾客中有借酒放言的人，被御史弹劾。因为苏舜钦用旧纸换钱作为聚会费用，请求按法律处置下属官吏，拱辰于是进言说他们放肆狂妄，诋毁玩弄先圣，实在有害教化。因此都被判重罪贬谪。又进言说中书省、枢密院总揽天下机要事务，大小事情都要省察阅览，耗尽一天的精力还来不及，哪有空闲去谋划长远呢？应当详细列出琐碎事务，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僧人绍宗因为铸造佛像，迷惑众人聚集钱财，京城百姓争相把金银器投入熔炉中，后宫也拿出钱财资助。拱辰进言说：“西边军队驻扎边疆，而钱财耗费在不紧急的事情上，动摇军心，激起民怨。”皇帝下诏派遣宦官禁止此事。任命为翰林学士，代理三司使，首先进言说士兵冗杂不精锐，耗费粮饷，应当训练淘汰，作为长久之计。三路征收粮食的法令，应当随时增减，以权衡轻重。改任侍读学士，知郑州、澶州、瀛州三州，留守西京。皇祐四年，任命为承旨。至和元年，拜为三司使，出使北方回来，任命为宣徽北院使。御史赵抃进言说：“知潭州任颛与本路转运判官李章低价购买死商人的珍珠，有关部门已经审理定罪尚未上报，而拱辰却把珍珠全部进献内廷，因为李章是宰相的女婿。”又进言说：“出使契丹，与宋选纵情饮酒赋诗，轻率失言。”罢免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统帅秦州、定州。再次留守西京，改任守卫北门。神宗即位，回朝觐见皇帝说：“臣想进献忠诚，不知道陛下心意所向。”又进言说：“牛李党争刚刚兴起，不可不警惕。”皇帝把这话告诉执政大臣。王安石说：“这不足以认为是奸邪，是因为不知道陛下心意所向。”曾公亮于是进言说：“拱辰在仁宗时，就已经知道他不正派，不再任用。”王安石说：“拱辰交结温成皇后的家人，大家都知道了。”于是便外放守卫南京，调任河阳，再次留守西京。召回任命为太一宫使。元丰初年，担任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宫使。元丰三年，再次守卫北京。拱辰说：“臣老了，恐怕不足以胜任事务。”皇帝说：“北门是重地，是你旧日的驻地，勉力为我前往。”到达后，恰逢三路初次登记民兵，拱辰请求稍微免除下等户的义务。元丰六年，拜为武安军节度使。神宗即位，改任彰德军节度使。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停止上朝一天，下诏追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儿子有正甫、端甫、晋甫。

韩太保缜传，与前文相同。

绍圣四年，观文殿大学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韩缜去世。缜字玉汝，颍昌人。父亲韩亿，侍奉仁宗担任参知政事。凭借父亲的恩荫补任将作监主簿。庆历初年，考中进士，知庐州、合肥、杭州、钱塘县。改任光禄寺丞，签书南京留守判官。升任太常博士，编三班院。敕令以前武臣不亲自执丧，韩缜进言说三年的丧服，是古今通行的制度。晋襄公穿黑色丧服，是出于一时的特殊情况，于是著令从崇班以上听任持服。知洋州，代任期满回来，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参知政事孙抃意志昏庸，在政府中，各部门禀报事务，拱手……

译韩缜沉默不语，未曾开口。当时枢密使张升请求退休，朝中舆论拍手称快，认为应当依次补缺，但担心他不能胜任。韩缜说：“张升虽然没有明显的过错，但保全自身、贪恋禄位，这是怀藏奸邪的大罪。”奏疏多次呈上，张升最终被罢免。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赴京禀报商议，枢密院擅自画旨赐给他金紫官服，等待两年后升任使职。韩缜认为枢密院擅自任职，中书省不讨论奏报，损害了国家体制。刘永年被任命为防御使，任代州知州。韩缜说：“近来诏令规定武臣正任以上，没有累积功勋不允许升迁，现在枢密院首先违背了这一规定。”入内都知史志聪私自役使皇城亲从兵士布列仪仗。韩缜说：“宿卫军队是用来侍奉至尊、防备意外的。如果主管官员私自役使，那么禁卫的威严就松弛了。”仁宗因此罢免了薛向和刘永年，并判定了史志聪的罪责。韩缜升任侍御史。英宗即位，他晋升为司封员外郎，代理三司度支判官。出任两浙转运使，任陈州知州，调任河中府知府。神宗即位，他升任刑部郎中，任扬州知州，赐给三品官服。就地任命为淮南转运使，调任河北。恰逢辽国使者报告谅祚去世，秉常即位，请求封册。朝廷正责备西夏人即位不来祝贺，多次侵犯边境，想要挑选人去质问来使。当时韩缜在殿前辞行，皇上立即命令韩缜赴西驿商议事务。等到夜间奏报皇上，第二天，皇上对执政大臣说：“朕选用韩缜，果然得到了合适的人。”改任陕西转运使，调任河东。任命为直舍人院，因为兄长韩绛执政而辞让，改任集贤殿修撰。任三司盐铁副使，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任秦州知州。指挥傅勍夜里醉酒误随进入州宅，韩缜命令军校用裹着铁头的棍棒殴打他一百多下，傅勍死了。傅勍的妻子拿着血衣击登闻鼓申诉，韩缜被削去职务，分司南京。御史知杂事邓绾弹劾韩缜凶狠专横擅自杀人，而监司包庇酷吏不上报。于是走马承受刘用宾、刘希奂也受牵连被处罚金。起用为判吏部流内铨，提举在京诸军务详定编修三司敕令，恢复天章阁待制，任河北都转运使，调任瀛州知州。熙宁七年，辽国派遣泛使萧禧商议代州地界，召韩缜接待陪同。又任命他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萧禧行假龙图阁学士、给事中报聘，并且派遣刘悦、萧士元、吕大忠辩理疆界。诏令韩缜携带文书榜文、地图到辽国朝廷，面见辽国君主，当面陈述原委。等到到达，都没有成功递交，只与押蕃相李仲熙略微应酬应对就回来了。任命为权知开封府。第二年，萧禧再次到来，又让他接待陪同，仍然同张诚一乘驿车前往河东，与辽国人依据地图划分边界。恰逢李评作为洗括使回来，称地界事情已经完毕。朝廷将札子出示给韩缜，韩缜上奏说：“臣近来巡视边界山川地形，朝廷所允许的已经是过分了，私下担心议论的人认为已经损害了多的，不吝惜少的，厌烦他们的烦琐渎扰，将要再次允许他们，并且抛弃可惜的土地，能够堵塞他们无厌的贪求，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今天给了代州地，明天请求拒马河，那将用什么来对待他们？”接着派遣李评一同划分，李评上奏说与韩缜所画的地图不同。诏令枢密都承旨曾孝宽巡视，韩缜反复上奏坚持己见，最终按照他所议定的办理。辽国使者也绝交返回。诏令赐给袭衣金带，任命为群牧使兼枢密都承旨。很久之后，兼任判尚书兵部，升任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元丰官制实行，改任太中大夫。不久拜为同知枢密院。哲宗即位，拜为尚书右仆射，与蔡确共同执政。韩缜向来不平，蔡确与章惇、邢恕等人谋划诬陷宣仁太后，蔡确担任神宗山陵使，韩缜在帘前详细陈述蔡确的奸恶状，因此东宫与外廷都知道了。裕陵复土，蔡确出使回来，想任用属官高遵惠为待制，张琎为郎中，韩国文为馆职。宣仁太后以此询问韩缜，韩缜说：“高遵惠，是太皇太后的族人；张琎，是中书侍郎张璪的弟弟；韩国文，是臣的侄子。破格提拔，传闻中外，那就是君臣各自偏私自己的亲人，拿什么来昭示天下？”高遵惠等人最终按照旧例推恩。韩缜做宰相不久，谏官孙觉、苏辙、王觌，御史刘挚弹劾韩缜用心深险，才能鄙陋声望轻，士大夫起初不把他当作辅相看待。在先朝奉命割让七百余里土地，送给北虏，边人怨恨他入骨，与蔡确、章惇贪图天子的功劳，妄自夸大。看到蔡确离去，请求加恩礼遇，这难道是彼此友善吗？他们互相诋毁攻讦，陛下所知。现在突然改变态度请求，是想为自己日后留地步罢了。奏章上了十多次，最终因为自己请求，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外放。任颍昌府知府，调任永兴军、河南府知府一年多，拜为安武军节度使，任太原府知府。三年，加检校司空，改任奉宁军节度使，又任颍昌府知府。请求退休，任命为右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再次上章引退，没有被允许。给事中叶祖治弹劾：韩缜在垂帘听政之初，首先登上相位，交结张茂则、梁惟简，阿谀侍奉司马光，贪恋禄位结交朋党，以太子太保的身份依旧职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皇上为他停止朝会，在后苑成服，追赠司空。韩缜外表庄重，所到之处以严厉著称。虽然出入将相，但寂然没有功业，厚待自己供养，清议贬低他。儿子韩宗恕、韩宗武、韩宗鲁、韩宗矩。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一

（宋）杜大珪 编

邵康节先生雍传 范祖禹

邵雍字尧夫，是卫州人。他家世贫贱，邵雍刻苦严厉地治学，有几年夜里都不躺到席子上睡觉。邵雍曾经到吴楚之地，经过齐鲁之地，客居梁晋之后返回，迁徙居住在洛阳。茅草屋环绕着土墙，他亲自烧火做饭来赡养父母。他在家中讲学，不强迫别人听他说话，前来请教的人却一天天增多。士人路过洛阳的，一定要去拜访他的住所。邵雍与人交谈，必定依据孝悌忠信的原则，乐于称道别人的好处，不提及别人的坏处，所以贤良和不贤良的人都亲近他。他生病，畏惧寒暑，常在春秋季节乘坐由两人拉着的小车，在城中行走游览。所经过的地方，人们都急忙迎请他。他在洛阳居住三十年，洛阳人共同为他购买田产住宅，士大夫中很多人资助他，邵雍都接受而不推辞。他为人坦荡平易，没有外在的修饰，不刻意追求与众不同、绝俗的行为。他的学问从天地运化、阴阳消长用数理来推演，预先知道事物的变化，他自认为有老师传授，世上没有人能理解，而邵雍内心以此自得其乐。他的学问浩大无边。有书十三卷，名叫《皇极经世》。诗两千首，名叫《击壤集》。邵雍起初被举荐为遗逸，试任将作监主簿。熙宁初年，任命他为颍川团练推官，与常秩一同被召见，邵雍最终没有应召。去世时六十七岁。知河南府贾昌衡上言，说邵雍的德行义举在乡里闻名，请求追赠抚恤。吴充向皇上请求，追赠他为秘书省著作郎，赐予粟米布帛。韩绛镇守洛阳时，上言说邵雍隐居在乡野，德行显著，名声显赫，赐予谥号叫康节。

冲晦处士徐复传 曾巩

徐复字希颜，是兴化军莆田人。曾经参加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就离开不再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他博览群书，没有不读的，尤其精通星历、五行、数术的学说，世上很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人。他为人洒脱不拘，有远大志向，内心自我约束勉励，不追求当世的赞誉，以自己所获得的为乐，认为富贵不值得羡慕，贫贱不值得忧虑。所以住在漏雨的破屋里，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粗糙的食物，有时甚至不能自给自足，也从未动摇他的意志。他对待人不论老少贵贱，都极其恭敬谨慎。他谈论前代因循变革、兴衰成败、是非的道理，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然而他家从未藏书，大概是因为他记忆力强到这种地步。康定年间，李元昊叛乱，下诏寻求有文武才能可以任用的人。参知政事宋绶、天章阁侍读林瑀，都推荐徐复。下诏赐予他路费，州郡催促他上路。到达京城后，仁宗在崇政殿接见徐复，向他咨询世事政务。徐复所上的奏书，世人没有听说。仁宗于是命令他讲解《易经》中的乾坤、既济、未济卦，又问今年对应什么卦，西边的战事是否要出兵。徐复回答：“今年对应小过卦，而太一星守在中宫，军队适宜内守不宜外攻。”仁宗认为他的话很好。徐复又献上他所写的边防、太一、主客立成历、洪范论等文章，说：“您所献的书为您留在宫中，一定要给您官职。”徐复坚决推辞，于是任命他的儿子徐晞为官，留徐复在登闻鼓院，与林瑀一同编修《周易会元》。一年多后，他坚决推辞向东归去。仁宗推崇他的品行，用束帛礼遇他，赐予号冲晦处士。徐复长久游历吴地，因此在杭州安家。州将每次到任，必定先对他以礼相待。然而徐复从未肯去官府。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多次到徐复处访问，非常礼敬看重他。范仲淹曾经说：“西边战事兴起后，徐复预言了罢兵的时间。又斗宿和牛宿之间曾经有星象变化，徐复说吴地应当发生大瘟疫，死者将达数十万人，后来都如他所说。”徐复平时用《周易》《太玄》传授给学者，有人劝徐复著书，徐复说：“古代圣贤的书已经完备，只是学者不能探求，我何必再著书来求取后世的虚名呢。”晚年把他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现在他家还有书十余篇，都是从门生故旧家中传出的。徐复去世时七十多岁。他生病后，老朋友王稷住在睦州，想要前往探望他。徐复回复说：“在五六月之交来，还能见到你。”王稷还没来得及前往，到了约定的日期徐复果然已经死了。他临终的事都预先自己安排好了。他的儿子徐晞五十多岁，也辞官退休，官至国子博士。徐复被追赠为尚书虞部员外郎。徐复死后十多年，沈遘任杭州知州，在他的住所挂牌匾叫高士坊。赞曰：

徐复留存的文章有《慎习》《赞困》《蒙养等篇，主旨归于退让，求诸己身，不矜持自傲以取悦世人。我论述徐复的事迹，颇采纳他的意思。像徐复从污浊的环境中自拔，隐居于街巷，长久而不改变他的节操，可以说是以道为乐的人了。

程宗丞颢传 实录

元丰八年五月丁丑，承议郎、新任宗正寺丞程颢去世。程颢，字伯淳，父亲程珦，自有传记。程颢刚成年，考中嘉佑二年进士，调任京兆府鄠县、江宁府上元县的主簿，泽州晋城县的县令。因推荐者的举荐改任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授予太子中允，代理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召见应对那天，从容地咨询访问。等到三次接见，神宗期望对他大加任用，每次将要退朝，必定说：“频繁请求对答，是想常常相见罢了。”前后进言很多，大要以端正内心、遏制欲望、求取贤才、培育士人为先。程颢不修饰言辞，只以诚心感动神宗。曾经派他推举选拔人才，程颢所推荐的人有数十人，而以父亲的表弟张载和他的弟弟程颐为首。曾经说：“君主应当防范尚未萌生的欲望。”神宗俯身拱手说：“应当为你警戒这一点。”当时王安石更加被信用，程颢每次进见，必定陈述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

译（前文省略），未曾涉及功利。王安石逐渐推行他的学说，程颢的见解大多与之不合，事情一出必定上疏论列。几个月之间，奏章上了几十次，尤其极力论述的有：辅佐大臣不同心，小臣参与重大决策，公正的舆论不能实行；青苗法收取利息，出卖祠部提举官职的多不是合适的人选；以及不经封驳程序，京东转运使剥削百姓以迎合宠幸，不加罢黜责罚；兴利之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微等十几件事。王安石与程颢虽然意见不合，但曾称程颢忠信。程颢每次与他讨论政事，心平气和，王安石多被他打动。程颢内心因言论不被采纳，请求调任京西提点刑狱，又上章请求罢免，改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公事。不久，请求监管局务，得以监管西河、洛河竹木务。推荐他的人说他未曾按年资升迁，请求提升他的官阶，改任太常丞，差遣知扶沟县事。因扶沟县监狱中邻邑的罪人逃脱获罪，被罢免汝州酒税监职。哲宗即位，施恩改任承议郎，召为宗正丞，还未赴任，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二岁。程颢在十五六岁时，与弟弟程颐听汝南周敦颐论学，于是厌恶科举的习气，慨然有求道的志向，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出入于佛老之间，几十年后反求诸六经，而后得道。他说：“道之所以不明，是因为异端害了它。古代的害处浅近而容易知道，现在的害处深奥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人，是承接人们的迷暗；现在迷惑人，是利用人们的高明。自认为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开物成务；名义上无所不包，实际上违背伦理。虽然号称穷极细微深远，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必然陷入这种境地，自从道不明以来。邪诞怪异之说竞相兴起，蒙蔽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即使是高才明智之人，拘泥于见闻，醉生梦死，自己不觉悟。这些都是正路的荒芜，圣门的堵塞。清除它们之后才可以入道。程颢深有经世济民之志，不幸早逝。士大夫无论认识与否，没有不哀伤的。太师文彦博采纳众议，题其墓曰《明道先生》。”

译程侍讲颐传，同前。

大观元年九月庚子日，通直郎程颐去世。程颐字正叔，早年与兄长程颢一同跟随汝南人周敦颐求学，于是凭借经学造诣成为众儒者的倡导者，四方前来跟他游学的人非常多。英宗、神宗两朝，大臣屡次推荐他，他都不肯出仕。哲宗即位后，宰相司马光、吕公著、西京留守韩绛向朝廷陈述他的品行道义说：“河南府处士程颐，勤勉治学，喜好古道，安于贫困，坚守节操，言语必定忠诚守信，行动遵循礼义，年龄超过五十岁，不谋求仕途晋升，真是儒者的高尚操守，圣明时代的隐逸贤人。请求赐予召见提拔，以辅助补益社会风气。”下诏授予他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的职位。程颐极力推辞，不久，又以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的身份被召赴京城。面见皇帝后，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他首先上疏论述帝王之学，大致说：“习惯随着智慧增长而养成，本性随着教化而改变。如今士大夫善于教育子弟的，也必定延请有名望、品德端正的人与他们相处，使他们受到熏陶而养成本性。凭借陛下正值壮年，虽然睿智圣明是天生的禀赋，但辅助培养的方法不可不周全。大抵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自然气质变化，德行器量成就。请求精选贤士入宫侍奉劝讲，退朝后留下轮流值班，以备咨询。凡是左右扶持、嫔妃宦官，都选择四五十岁以上厚重小心的人，奢华艳丽之物不接触眼睛，浅薄俗气之言不进入耳朵。岁月积累久了，必定能养成圣德。”又说：“经筵臣僚侍奉时都坐着，讲官独自站立，按礼制不妥当。请求让讲官坐着讲授，以显示主上尊重道义的心意。”程颐在经筵以师道自居，每次侍奉讲学时神色非常庄重，接着进行讽谏。程颐听说皇帝在宫中转身避开蚂蚁，于是讲完后请示说：“有这回事吗？”皇帝说：“是的，确实怕伤害它们。”程颐说：“将这种心推广到天下，是帝王的重要道理。”皇帝称赞说得好。神宗尚未除丧，冬至时，百官上表祝贺，程颐上疏认为：“节令变迁，思念之情正迫切，恐怕失去居丧的礼仪，无法教化天下。请求将祝贺改为慰问。”按旧例，盛夏时停止讲学，程颐上奏说：“朝廷设置劝讲之官，辅导君主，怎么能如此疏远？”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如今士大夫家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长时间不亲近儒士。秋天渐渐凉爽，请求在内殿、后苑清凉的地方召见。”当日讲官陈说道义，休假结束后，依次轮流值班，所珍贵的是常能有一位官员单独面见，开导的方法自有门路，服习的益处最为迫切重要。所以周公辅佐成王，让伯禽与他相处，圣人的作为，必定没有不当之处。自来宰臣十日才到经筵一次，皇上只是默坐而已。如今请求让宰臣每月一到两次赴经筵讲说。延英殿狭窄，讲读宦官三十多人在其中。四月还不很热，而讲官已经流汗。主上身体虚弱，岂能方便？请求只在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每当政事稀少简单、圣体安康和顺时，到帘下观看讲读官进说，作为省察。主上进修学业于陛下圣明之聪，未必没有补益。有所奏禀，便能上达天听。如今讲读官五人，都兼任重要职务，只有我不担任别的官职。近来又差遣修撰国子监太学条制，于是没有一人专职辅导。告知他人的道理，不积累诚意不能深入。我前后两次得以进讲，不曾不提前斋戒、深思存诚，希望感动上心。如果让他们忙于职事，预先纷乱其思虑，等到来到御前，然后修饰其辞说，徒然以口舌感人，不也太浅薄了吗？道义衰微，学业废弃，世俗何曾听闻这种高识远见，应当蒙受鉴察知晓。疏奏上后，给事中顾临、谏议大夫孔文仲议论弹劾，于是罢免职务，官职改为管勾西京国子监。两次上章请求退休，没有答复。父亲丧服期满，不久以通直郎直秘阁的身份，判西京国子监。议论的人指责他先前在讲筵议论迂阔疏漏，妄自尊大，罢免后，丧服期满加官，而辞表中带有怨恨轻躁的言语。差遣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不久因病去官。哲宗初年亲政，再次任命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推辞不接受。绍圣年间党争兴起，削去官职安置在涪州。徽宗即位，恢复官职。崇宁初年，恢复通直郎，代理判西京国子监。隐居伊阙山数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学者尊崇他，称为伊川先生。他的门人游酢、谢良佐、吕大临、阳时都在世上著名。有《易传》六卷，《文集》二十卷，各种经学解说未编定的，附在文集中。儿子程端中、程端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十二

（宋）杜大珪 编

宋故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步军都总管兼营田使兼行宫留守彭城县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光禄大夫刘公行状

籍贯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曾祖父刘民先，曾任承事郎，累赠太子太保，曾祖母黄氏，封彭城郡夫人。祖父刘韐，曾任资政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谥号忠显，累赠太师，祖母李氏，封秦国夫人，继祖母吕氏，封韩国

译夫人。父亲是刘羽，曾任右朝议大夫，充任徽猷阁待制，屡次追赠为少傅；母亲熊氏被封为福国夫人，继母卓氏被封为庆国夫人。刘公名珙，字共父，他的祖先本是长安人，唐末为避战乱迁入福建，于是成为建州人。六世祖到忠显公时，仕途开始显贵。靖康年间，忠显公镇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后，他被敌人俘获，敌人想让他担任将相，他坚守大义，不受辱而死。少傅公在绍兴初年辅佐川陕宣抚使处理军务，保卫梁益地区，是中兴时期的名臣。刘公是少傅公的长子。他生来气质非凡，聪明悟性远超常人，年少时跟随叔父屏山先生读书，懂得刻苦自我勉励，写文章敏捷且富有思致，当时的乡里先生都赞叹他不可企及。起初，他凭借忠显公死节的恩荫补任承务郎，参加进士考试，第一次就考中绍兴十二年乙科，调任绍兴府都税务监，他请求改任潭州南岳庙监以回家乡，闭门研读经史，探讨编纂著述，更加致力于深远宏大的学问。任期届满，被差遣主管西外敦宗院，还未赴任，就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期满，韩国夫人去世，他持重守孝直到丧期结束，被任命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权秘书省校勘书籍官、礼部郎官、中书舍人。当时秦丞相掌权用事，有一天稍微流露意向，想让刘公为他父亲议定谥号，因为刘公没有迅速奉行，秦丞相大怒，指使言官弹劾他，将他罢免。过了一年，秦丞相去世，刘公才得以主管台州崇道观，被召任大宗正丞，还未就职，改任秘书丞兼权吏部郎官，随即转正，不久又改任监察御史，因避嫌推荐者而恢复原官。刘公以前在吏部时，苦于吏员作奸犯科，想设法制约他们，有一天命人在庭院中张挂帷幕设置案台，把法令格式放在其中，让候选官员可以出入翻阅，与吏员辩论，吏员无法隐藏他们的奸巧，人们觉得很便利。他偶尔代理侍郎职务，引见候选官员改任官职，应对详细敏捷，天子很高兴，并且听说他能检举遏制吏员的奸弊，所以趁他避嫌的机会，再次委托他负责选官事务，兼权秘书少监，升任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恰逢金人违背盟约，天子震怒，打算集结精锐部队向北进发，以洗雪仇恨耻辱，收复失地，当时的诏书檄文大多出自刘公之手，辞气激烈，听到的人感动振奋，有的甚至流泪。御史杜莘老弹劾侍医王继先将其驱逐后，又弹劾宦官张去为，于是触怒圣旨，被贬官，刘公不起草诏书，上奏请求留下杜莘老。杜莘老得以不被罢免，刘公跟随皇帝车驾到建康视察军队，兼权直学士院。不久，皇帝车驾将返回临安，江淮军务还没有托付人选，张忠献公正掌管留守事务，众望所归，但诏书却任命杨存中为宣抚使，朝廷内外大失所望。刘公不书写黄麻诏书，上奏论说不可行。皇上发怒，对宰相说：“刘珙的父亲被张浚赏识，他上这道奏章，意思完全是为了张浚铺路罢了。”宰相召见刘公传达旨意，并且说：“如果再次封还诏书，灾祸将波及张公。”刘公说：“珙是为国家考虑，所以来不及为张公谋划。如果为张公谋划，就不会这样做，正是因此才连累了他。”诏命再次下达，刘公坚持上奏如初，杨存中的任命于是作罢。不久，正式任命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召入宫中起草诏书，立建王为皇太子。当今皇上即位后，诏令刘公代理礼部尚书出使金国。这时南北刚刚停战，开始实行对等礼仪，敌人的意图不可测度。刘公接受任命，慷慨激昂，不再过问家事。入宫辞行，母亲告诫家人，把皮衣和夏衣都准备两份让他带上，说：“假如不能活着回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副使某人，因为选拔安置官员不公，获罪。皇上因为刘公征召官员没有私心，亲手写诏书褒奖他。不久因为议礼没有决断，未出边境就返回。然而刘公在这个时候，本来就已经以死许国了。在门下省任职三年，对不便的事，知道没有不说的。曾经有诏书询问足食足兵的对策，刘公以选择将帅、核查军备作为回答，非常详尽。恰逢太白星经天，出现旱灾和飞蝗的灾变，诏书再次询问近臣政事的缺失，刘公又上奏说：“太白星是兵象，旱蝗是逆气。现在仇敌窥伺我国，贪欲未厌，而国家沿袭纵容松弛，有赏无罚，众将专门从事搜刮剥削，以讨好权贵幸臣，获取官爵俸禄，士兵怨恨他们比怨恨仇敌还厉害。况且国土未复，地狭民贫，而费用日益增加，征收日益广泛。作为监司不体恤郡守，作为郡守不体恤县令，作为县令不体恤百姓，甚至有的更加贪婪暴虐，以放纵私欲，那么百姓怨恨官吏，也不亚于士兵仇恨将帅。既然如此，天人感应之际，难道只是偶然吗？想要补救这些过失，只有应当信守奖赏、必定惩罚，以肃清将帅之心，严厉惩治搜刮剥削，以巩固士兵的意志。节省浮滥冗费，训练军队，精心选择郡守，诛杀贪赃官吏，以厚待百姓的生活。而这几项的得失，又取决于君主的心是否真诚。陛下如果能够扩大恭敬节俭、日日更新的德行，摒弃驰骋无益的游戏，提拔俊良，斥退奸佞，常使日常行事中有培养真诚而不损害它的东西，那么这几项固然将有依靠而确立，灾异的变化或许可以消除。近来又曾经对皇上说：应对敌人没有固定的谋略，而强国有不改变的策略。现在说和、说战、说守的，都是应对敌人的计策，因事制宜，不可拘泥于一种说法。至于不改变的策略，则必须讲明自我治理的方法，广泛咨询救弊的根本，不从事虚文，专门责求实效，使政事修明，国势日益强大，然后这三种权柄掌握在我手中，随意使用，没有不如愿的。现在议论的人每天纷纷议论末节，而对于根本却没有言论，臣私下认为

译陛下忧虑的事情，他都一一接纳。因此，将领田师中死在家中，其家属请求将没收的王继先的园囿宅第赐予他们，皇帝下诏准许。您认为田师中长期窃取兵权，没有尺寸之功，贪婪刻薄，为国家积聚了士卒的怨恨，不应当赐予，正撰写奏章上报，而其家属又再次请求。您因为录黄稽程被责问，急忙上奏等待治罪，但坚持己见更加有力，于是最终没有赐予。有个迪功郎李珂，因勾结亲近宠幸的人得以补授官职，又自己上奏请求担任督府属官，诏令任命已经下达。您上奏说：“李珂名位极低，不经过召见，敢用札子不合分地祈求恩宠，这不是用来严肃朝廷威势、杜绝邪曲不正之门的办法。况且如今边疆大事，正倚靠督府为重，属官尤其应当审慎选择。像李珂这样的小人，不仅不能胜任此选，只怕或许能妄作主张，来阻挠破坏事机。”奏章呈上，改任李珂为枢密院编修官。您论辩坚持更加坚定，于是罢免了他。然而终究因为多次直言进谏不能久居中枢，而宰相也有暗中忌惮您的人。隆兴元年冬天，任命为集英殿修撰，担任泉州知州。第二年改任衢州知州，刚到任，把事务委托给僚属，一无所问。人们认为您未曾治理百姓，料想您不懂事理，或许是不屑为之。不久，您突然全部亲自处理，明察精审，安排得当，下属收敛手脚，不能有所作为，人们才开始大为信服。先前吏员众多，您查看员外设置的官吏全部罢免。征收租米就让百姓自己掌握量具，发放钞券销账也都有法度，人们觉得很便利。恰逢湖南旱灾饥荒，官吏不体恤，而郴州宜章县正强迫百姓购买乳香，期限紧迫。有个叫李金的人，乘着众怒奋起作乱，众人数万人，向南越过岭南边界，分道侵犯英、韶、连、广、德、庆、肇庆、封、梧、贺州的边境，旁边进入道州、桂阳军，杀掠数以万计，州县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收敛民间的金帛贿赂他们以免祸。由此贼势日益强盛，而帅守监司互相包庇，隐瞒不据实上报，贼军于是侵犯宜章，攻陷桂阳，声震远近，朝廷为此担忧。任命您为敷文阁待制，担任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这一年是干道元年。您在五月入境，等到贼众已经有数万人了。您声言发动郡县兵讨击，并且发檄文给邻道谨慎侦察，守卫隘口，听候期限而紧急据实上奏请求，命令荆襄发兵奔赴救急。又估计等到诏令下达，或许已经过了十天，失去机会，于是写信给制置使沈介说：“请不必等待回复而紧急派遣军队前来，擅自兴兵的罪责，我自己承担，不敢连累您。”沈介于是派遣军队，诏令也回复如您的请求，然而都没有到达。贼势更加强盛，而湘阴县桥口镇的群盗刘花三、李无对又暗中起事，距离城郭仅六十里，人心更加震动。您紧急挑选州里的役兵，得到三百人，让部将赵彦率领他们，合并巡尉兵前行。下令砍断船只破坏桥梁，招募有活捉盗贼的人给钱若干，得到首级的人给钱若干。凡是盗贼所携带的赃物，无论多少，全部给捕获者。不几天，赵彦等擒捕三十余人，您都便宜行事诛杀他们，在集市上枭首示众。其余盗贼逃跑大多溺死，那些散入村落的人，又被村民捆绑送到府衙，也全部诛杀。上奏有功的将尉，都得到赏赐。于是威声大振，官吏士兵效命，人心稍安。六月，制置使所派遣的游奕军统制田宝率领千人到达，过了几天，鄂州水军统制杨钦又率领一千五百人到达。您知道他们暑天行军疲怠，全部为他们发派民夫迎接，在几程之外，代替他们背负行李前行。军士本来已经欢呼感激，等到抚慰劳赐，又都丰盛超过期望，诸军更加高兴，愿意拼死效力。杨钦原是群盗杨幺的部属，您知道他可以任用，发檄文给诸军都受他节制，让他率领众军击鼓前行。下令规定，凡是军民讨捕有功的，都由杨钦率领受赏。那些被贼诱胁的人，能互相捕杀来投奔官吏的，也免除罪责受赏有差别。这个月最后一天，田宝在郴州城下大败李金，追击溃兵二十多里，杀获很多。七月，杨钦在桂阳打败贼党田政、尹宽等。鄂将谷青、王翌又各率领两千人到达。您派遣他们扼守宜章大路，以分散贼势，打通粮道。而杨钦连战破贼，于是进入宜章。八月在龙冈下激战，贼兵数万，从辰时到申时，官军稍退。杨钦披发大呼，策马横冲，贼军分为两路，其前列精兵被歼灭，其余都逃跑，进至莽山，贼徒曹彦、黄拱手擒李金和他的心腹黄谷投降，杨钦于是穷追深入，全部诛杀其酋豪，而其支党胁从的人尚多，都逃入山谷间。您告诉杨钦等退兵，而派人携带榜文，听任他们自行投诚，于是都相继听命。年底军队返回，李金、黄谷等数十人都被诛杀。那些投降的人，您都称诏给据，收纳兵器恢复原来的田宅，大约以千计数。曹彦、黄拱都上奏补授官职，而厚待抚慰他们。随后依次记录诸将功状列上，又全部得到实情，不有一丝一毫有所私心。皇上嘉许赞叹再三，下诏任命为敷文阁直学士，并且赐玺书说：“近世书生只务清谈，经纶实才，大概没见到。朕因此常有东晋的忧虑。如今您既诛杀群盗，而功状详实，诸将优劣，破賊先后，历历可观，很符合朕的心意。您更加勉励吧！”贼地既定，境内正清。您于是感叹

译叹息道：“我难道喜欢杀人吗？先前战事兴起，军令不能不严肃，从今以后，希望人们能明白我的心意了。我难道喜欢杀人吗？”从此一心致力于安抚百姓的政策，并且向朝廷请求说：“现在想要惩戒过去的过失，消除尚未显现的祸患，没有比选择好的地方长官、减轻赋税征收，来安定我们的百姓更好的了。不谋求这些，一个李金死了，又一个李金产生，我担心湖南从此就没有安宁的年份了。”奏请留下鄂州军队戍守郴州、桂州，并且广泛招募士兵，来补充忠义亲兵的缺额，厚待他们的恩惠，严明他们的纪律，并且时常训练他们。于是湖南隐隐然成为重镇，方圆数千里，大门不关闭，商人在野外住宿。潭州原来有岳麓书院，真宗皇帝时赐予官方的匾额，供给田地和书籍，经过战乱荒芜废弃，张栻全部加以修缮，供养几十个学生，聘请有学问的修士彪君、居正，让他们担任院长，并且嘱托他的朋友广汉人张栻（字敬夫）时常前往游学，与他们讨论《大学》的次序，以此启发学者在公私义利之间的辨别，听到的人深受感动。三年后召回京城，觐见皇上，首先论述独断专行虽然是英明君主的才能，但必须汇集众人的智慧并用至公来衡量，如果有独自驾驭天下的想法，那么正好会遮蔽自己通达的明智，而左右亲近宠幸的臣子将趁机干扰天下的公议。又论述征收绢帛时克扣、额外盈余以及和籴的弊端，又论述州郡禁军纪律不明，骄横懒惰放纵，应该选拔在军队中奋发、熟悉军事的武臣，让他们担任将领副手，而贵族子弟、合门国信、五房出职之类的人不得参与，那么州郡的军政大概可以修好了。皇上认为他的话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有时又从容对皇上说：“世俗的儒生大多指责汉高祖不喜欢学习，轻视儒生。我私下认为高祖的聪明英伟，他所不喜欢的，只是那些腐儒的俗学罢了。假使当世的人有用圣王学问来告知他的人，我知道他一定会肃然起敬并信服，而他建立的功业，不止于此罢了。大概天下的事务无穷无尽，而应对事务的根本，在于我自己。只有被耳目所转移，被意气所触动，私欲萌生，那么根本就会松弛，无法应对事物的变化。因此古代的圣王无不学习，而他们的学习，一定追求多闻，一定以古训为师。大概是为了明理正心，从而确立万事的根本。这个根本一旦确立，那么即使事物到来，千变万化，而我自身常常整齐而不混乱。可惜在那时，学问断绝道义丧失，没有人用这些来告知高祖。”皇上连连称赞好。这一年收成稍差，张栻请求立即下诏给监司郡守，事先规划来年荒政应当做的事，否则也让他们承担没有别的过错的责任。又奏请州兵营伍教战的方法非常完备。皇上因此更加知道张栻学问精深，忠义慷慨，可以担当大事。十一月，提拔任命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张栻推辞谢恩没有成功，于是就职。趁机进言说：“汪应辰、陈良翰、张栻，学问才华都是我比不上的人，而张栻深入探究圣人的精微道理，通晓军务，过去幸而破贼，张栻谋划最多。希望陛下立即召用他们。”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请，依次提拔任用他们。张栻认为西府本来掌握兵权，对于各位将领的才能与否，不能不全面了解，于是从各管军统制官下到副佐，每天召见三四人，从容与他们交谈，了解他们适合使用的地方，就记录下来，等待选用。一天，皇上询问辅臣关于恢复中原的图谋，张栻上奏说：“报仇雪耻，确实是今天的当务之急。但是如果不内部修明政事，有十年的功夫，我担心不容易行动。”同僚中有进言的人说：“把握机会，间不容发，为什么拘泥于这种旷日持久的计划？况且汉高祖、光武帝，都起于平民，不到几年就取得天下，又哪里有所谓十年修政的功夫呢？”张栻说：“高祖、光武帝正因为起于平民，所以用自身冒着不可测的危险，而没有顾虑。陛下亲身承受太上皇帝和祖宗二百年的宗庙社稷的重托，这轻重的形势，难道能与两位君主相比吗？我私下认为自古中兴的君主，陛下应当效法的，只有周宣王罢了。宣王的事迹，见于《诗经》的，开始则端正自身修行以感动天心，中间则任用贤能来修明政事罢了。最终至于对外抵御边寇，恢复文武之王的疆土，这是积累功夫到了这里，自然不能停止，不是一朝一夕侥幸所能做到的。”皇上认为张栻的话对，四年七月，下诏兼任参知政事。张栻正与一两位同僚，早晚尽心竭力，更加谋划如何提拔人才，宽养民力，整理军政，来完成皇上想要做的事。革除福建钞盐每年二万万定额，罢免江西和籴以及广西折米盐钱，又免除多年拖欠的金银谷物布帛数以亿计。而张栻尤其以辅助成就皇上的德行，整顿朝纲，抑制侥幸，奖励廉洁退让为己任。进言则毫无保留，退下也未曾轻易用言辞脸色对人。如果清议所不赞同的，不因亲故而有所私心。因此近幸侧目，而流俗也大多不喜欢张栻。先前潜邸使臣有龙大渊、曾觌，倚仗旧恩，突然富贵，公论不平多年。皇上有一天醒悟驱逐了他们。不久龙大渊死了，皇上顾念曾觌，想让他回来。张栻极力陈述不可，并且说：“这些人不过是奴仆罢了，怜悯他们就厚赐他们可以。现在引荐他们亲近自己，像宾客朋友一样接待，甚至让他们得以参与机密事务，进退人才，那么我担心这不是增加

译盛世的光辉，在于整顿朝廷的法纪。」皇上采纳了富弼的意见，停止了召见，不再征召。殿前指挥使王琪请假到淮河一带，回来后，秘密推荐和州教授刘甄夫。皇上告知执政大臣召见他，各位大臣互相询问，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富弼说：「推荐人才，是我们这些臣子的责任，怎么能不知道呢？」第二天，富弼请求道：「这个人地位卑微，陛下怎么知道他的？」皇上把王琪推荐的事告诉了他，富弼又请求王琪推荐他的原因。皇上说：「你自己去问他。」富弼退下坐在厅堂上，叫吏部作头引王琪来追问。王琪到了，富弼追问他推荐的原因，给他纸笔让他回答。王琪恐惧得说不出话，过了很久，富弼才喝令他写下责罚警戒的话，然后让他离开。不久，扬州太守来报告说，以前王琪经过扬州，声称接受了秘密旨意，增加所筑新城的高度若干尺。各位大臣当初请求时，从来没有这样的命令。富弼已经和各位大臣一起上奏，请求治他的罪并罢免他。于是上奏说，从今以后，圣旨如果不经过三省、密院，所下达的官员，都请求等待上奏审查后才能执行。皇上欣然听从了他。富弼随即从密院移文给中外各官府，内侍省也包括在内。第二天忽然又有旨意，说以前奏审的事不要执行，于是告知各位大臣：「如果这样，那么朕如果想要一点饮食，也必须上奏审查后才能得到吗？」富弼就用太祖皇帝熏笼的事来回答。退下后又和各位大臣一起上奏说：「朝廷，是陛下的朝廷；命令，是陛下的命令，臣等偶然得以充数其中，掌管出纳而已，不敢有所专断。现在正是要推行旧典，以端正法纪罢了。发出又收回，中外惶惑，私下担心有小人在疑似细微之处用奸邪之言向上激怒陛下的雷霆之怒，希望陛下明察。」皇上不高兴地说：「朕难道会因为小人的话而怀疑你们吗？」当时各位大臣虽然轮流进言恳请，但富弼的话尤其激切，所以唯独罢免富弼为端明殿学士，在外宫观任职，改任隆兴府知府，江南西路安抚使。富弼入朝辞别，仍然以开广言路，讲明圣学，崇尚根本节约费用，虚心任用贤才，斥退远离奸邪，选拔将领安抚军队等几件事作为进献。皇上蹙然说：「你虽然离开朝廷，不忘忠言，而且才能又不是其他人能比得上的，不久就会召你回来。」隆兴府承袭前任主帅苛刻剥削之后，场务都增加了新的额度，而缴纳租税更使用方斛，比起省量大多一斗多。富弼首先废除了它。属邑奉新县又额外征收税钱三十五万多，租米六百二十八石，分摊给各乡，多的比起正税几乎达到十分之四，年久困顿不能缴纳，相率逃去，田地荒芜。所分摊的固然不能得到，而失去的正税又数倍于此。富弼上奏免除它。又废除了两税合零租米、暗耗、免役足钱的弊端。有人为富弼担忧财政不足，富弼量入为出，用度未曾缺乏。闲暇时咨询访问宾客僚属，讲求利弊，通常一两个人延见，让他们从容各尽所怀，因此下情宣通，举无过事，而他们的器识短长也没有所隐瞒。诉讼有久不决的，取其案卷藏之旬日，随即召见贤可委的官属，合坐堂上，付一二事使平决。有司供具食饮如法，到傍晚报告所予夺而退。大事则富弼先阅视，默有所处，然后参众说以决，因此多得其情，无不厌服。第二年授资政殿学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刚到任，条上荆襄兵少财匮的状况，诏即委任富弼措置。富弼因行视襄鄂兵屯并边形势，尽得其实以闻。凡回图役使，诡名虚籍之弊，与夫部伍教法有不善者，皆奏罢之。先前荆南兵戍襄阳者，累年不得归，父至于不相识。富弼奏为半年番休之法，春夏三军，秋冬四軍，更迭往来，军士感悦。荆襄故有民兵，皆为农家子，敦朴豪勇，又有土著，常产自爱惜，且居近边知虏情，轻战斗，比稍堕废。富弼更为简阅，宽其取丁之数，贫者弛其赋役，隨乡团结，以七十五人为队，队有長，四队为部，部有将。县置總首，都副各一人。当教则郡為选官，训练已事而罢之。至于資粮械器，皆为处画，各有条理。撫循犒赏，岁费钱一万万，而不一介有取于民也。第二年遭内艰，又明年起复，同知枢密院事。荆襄宣抚使遣中使奉璽书，即丧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荆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戎，國有常典，况吾大臣义当体国，无以家事辞王事也。」富弼六上奏辞，不肯起，引經据礼，词甚切。至最后言曰：「三載通喪，先王因人情而节文之，三代之来未之有改。至于汉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说，此固已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诿者，則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陛下之威灵，边垂幸无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伐之名，以私利禄之实，不又为汉儒之罪人乎？且孝与忠，岂有二致？事君事親，初无两心。使亲喪而可夺，则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也。况陛下方以天下奉两宫之欢，而衰绖不祥之人簉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虜闻

译这，也一定认为中原缺乏人才，才到了这种地步而敢肆意轻侮，这是我受恩感激，反复思考而最终不敢起兵的原因。」况且陛下诏令臣下时曾说“道义上应当体恤国家”，我怎么敢沉默不语以辜负圣明的诏令呢？于是亲手写奏疏另行上奏，大意说：“天下的事情，有实质而不显露形迹的，没有什么做不成的；没有实质而先显露形迹的，没有什么做不失败的。如今恩德尚未修明，贤才不得任用，赋税日益加重，百姓无法生存。将帅正剥削士卒以从事贿赂，士卒正饥寒交迫而产生怨恨诽谤。凡是我们用来治理自己作为恢复国土的实质，大体缺失遗漏像这样。却对外招揽归附的人，对内调动禁卫的士兵，计划尚未确立，手脚先已暴露，这种形势正好足以加速灾祸而招致敌寇。臣不知道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将如何应对？况且荆襄是四肢，朝廷是腹心元气。如果朝廷措施得当，元气充实，那么扫平敌巢在反掌之间罢了，何必担心荆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得到荆襄，我们上百人尽心经营，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以现在的情况来考虑，臣担心恢复的功业不容易图谋，而意外突然到来的忧患将有说不尽的。希望陛下谋划。皇上采纳了他的话，为此撤销了之前的诏令。绍熙八年守丧期满，于是重新任命为潭州知州，安抚湖南。经过京城觐见皇上，进言说：“君主能得天下人的心，然后可以建立天下的事业；能遵循天下的道理，然后可以得天下人的心。然而如果不是至诚虚己，兼听并观，使自身空洞清明，而没有丝毫物欲的遮蔽，也没有能遵循天下道理的。”于是引申这个意思来附会时事，言辞非常恳切，皇上加以慰劳，再三晋升职级为资政殿大学士。因为巡行湖南，他以往镇守时的威德恩惠在百姓心中，时间越久越深。等到这次再次到来，大概有不等待教令就信服的人。而他用来约束自己的更加严格，用来安抚百姓的更加宽厚，因此人们更加敬畏顺从而敬爱他。恰逢安南进贡驯象，所经过的地方征发夫役，一县多达两千人，修路毁坏房屋，几路骚动。他上奏说：“大象用于郊祀，不见于经典。驱逐它远离，则有像周公那样的典章。况且让我们的中原疲敝百姓困于异地的悍卒，难道是仁圣君主所忍心做的吗？”当年大旱，他急忙派遣官吏巡视，免除田租。听说郴州、道州、桂阳百姓饥荒，就发文书给转运常平司调运粮食赈济。并且担心山谷中的奸民趁机作乱，就又派遣将领增加士兵戍守，于是没有发生事端。一天茶盗数千人进入边境，官吏报告。他说：“这不是必死的敌寇，缓和则分散求生，紧迫则聚集致死。”于是到处张贴榜文晓谕他们改过自新，声言大军将至，命令所属州县准备数千人的食物。盗贼果然散去，只剩下五百人左右。他于是派遣士兵告诫说：“来不要急于交战，去不要穷追不舍，不要阻断他们的道路。那些不走的才攻击他们。”于是盗贼存活的没多少，进军攻击他们，全部擒获带回。他只上奏诛杀几个首恶，其余全部编入军队。第二年，盗贼的余党赖文政等再次进入边境。统帅说：“这是之前养寇的罪过，我必定全部诛杀他们。”盗贼听到这话，全力死战。既已剿灭，湖南军队于是进入江西，侵扰几州，官军多次战败，将吏死了几十人，耗费以万万计。于是人们才佩服他有谋略。淳熙二年任命。任建康府知府、江南东路安抚使、行宫留守，刚到任。孔目吏有做奸利、积恶几十年的，杖责并刺字。全郡称快。恰逢当年水旱灾害，高低田地都不收获。他首先上奏倚阁三等户夏税为钱六千万，绸绢二千匹，绵三千两。分派官吏巡视田地，免除正租米十三万七千八百斛，杂税折米又二万八千七百斛，豆类草料布匹租税相应免除。又上奏给漕司，派遣官吏巡视所属州县，查看那些免除的租税没有完全免除的，全部给百姓。又上奏禁止上游税米阻挠收购，违者依法弹劾治罪。即使在其他路，也愿意得以奏闻，请求治罪。诏令听从。得到商人米三百万斛，借贷桩管及总司钱合计三万万，派遣官员到上江收购米。又得到十四万九千斛。又上奏禁止州县不得催缴旧欠，以加重饥民困境。借常平米给圩户堤防堵塞缺口，登记农民应当赈贷的户数：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六口以下六斗。客户应当赈济的户数：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又在村落运米，按原价赈粜，合计十余万斛，而借贷的人最终也不索取偿还。在府中设置局，由通判府事赵善珏、观察推官王宁、前蕲州教授李宗思、新楚州刘炜统领，而分派群属巡视境内，穷山僻壤没有不到的。他又尽心竭力，广泛询问访求，早晚不懈怠。凡是官吏执行不谨慎，民间冤苦无处申诉，幽远细微无不全部听闻。县里发给印历，亲自书写所闻，告谕奖赏责问络绎不绝于道，无不切中事宜。大概以诚意为本，以赏罚为辅，因此人人争着效力，如同办理自己的事。从这年九月，到第二年四月，全境几十万人，没有一人瘦弱流离失所的。皇上嘉奖他的功绩，赐书褒扬。他治理财政宽于

译百姓对官吏的苛急感到忧虑，两税的收入，是用来禁止官吏渔利掠夺、督察其贪污弊端的，措施非常详尽。自从历任镇守者施行以来，每次都更加详密。到了这时，百姓受到的恩泽尤其深厚。凡是所属各县拖欠的赋税无力偿还的，全部予以免除，并禁止那些非法侵害百姓的行为。至于免除租税、开仓赈济，其费用又达数十巨万，而军吏的粮饷赏赐都按月发放，没有遗漏的。奉诏用砖砌城墙，周长以万计者有数千处，花费铜钱八千万，米一千五百斛，而劳役没有波及百姓。又偿还了前任主帅拖欠内库的钱三万万以上。积累公事劳绩，皇帝赐下手札慰劳奖赏，赏赐鞍马器物非常丰厚。府学四十年没有修缮，破败严重，他全部重新修葺。因为明道年间程公先生曾担任上元县簿，就在学中为他立祠，并将陈忠肃公责备沈括的文章刻在墙壁上，以警示求学的人。建康是大军驻扎之地，盗贼常常混迹于军籍之中，官吏无法禁止，他明察暗访，每次搜捕都能抓获，用严刑峻法惩治，盗贼都互相告诫逃遁离去，街市里巷安宁，路上没有拾取别人遗失物品的现象。第二年晋升为观文殿学士，五年闰月患病，再次请求奉祠，没有得到答复，就请求退休。皇上认为他病情危急，派遣中使带着侍医前来，他也知道病不可治，不能再见到皇上了。于是起草遗奏一千多字，首先引用恭显、伾文作为亲近宠幸之人专权的警戒，并且说现在把腹心耳目之任寄托给这类人，所以士大夫依靠他们来谋求自身利益，将帅依靠他们来掠夺军队，地方长官依靠他们来残害百姓，朝廷纲纪因此紊乱，士气因此消沉，民心因此离散，罪责都在此，希望急忙加以屏退疏远以造福天下。至于群臣中的贤者，我所知道的，只有陈俊卿忠良确实可以任重致远，张栻学识纯正可以拾遗补阙，希望陛下急忙召用他们，那么众多贤才就会汇聚进用，而群小就会贬退屈服了。随后又亲手写信嘱托敬夫以及他的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和堂弟玶，都以国家恩惠未报、国家耻辱未雪为言，然后把家事托付给他们。七月甲子日病重，取前所起草的奏章封好呈上，于是就在这一天死于府寺的正寝，享年五十七岁。死讯传到朝廷，皇上震惊哀悼，开始听从他的请求转任通议大夫退休，追赠光禄大夫，停止上朝一天，诏令建康府处理丧事，建宁府供给葬事。他娶吕氏，是兵部尚书吕祉的女儿，追赠新定郡夫人；继室韩氏，追赠新兴郡夫人；又娶她的妹妹，追赠淑人，都是魏国忠献公的四世孙。两个儿子，学雅任承务郎，学裘任承奉郎；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将仕郎吕钦，幼女尚未出嫁。六年二月乙巳日葬于瓯宁县慈善乡丰乐里新历的原野，这是他所指定的。他为人机智鉴识精明，议论英明奋发，遇事立即决断，威严不可侵犯，而在家里极其孝顺慈爱，侍奉继母庆国夫人礼节恭敬完备，遭遇丧事时年龄已过五十，执礼尽哀以致毁伤身体得病几乎丧命。友爱各位弟弟，晚年更加深厚，岁时祭祀，斟酌古今礼制而恭敬地实行，内外五服之内的亲属，必定穿素服直到满一个月。多次在任上取消宴饮音乐，听说同僚有丧事，也这样做。福国夫人早逝，他哀痛思念无以自处，出疆侍祠，两次应当得到荫子恩赏，想奏请授予内弟官职，总是不成功，最终三次奏请才得到。所治理的百姓有骨肉相争的诉讼，都召到面前，用恩意晓谕，用义理责备，反复详尽，甚至有人深深自责，言辞恳切，听到的人悔悟感动哭泣，往往放弃争执离去。遗命治丧不用佛教方法。平时乐于采纳别人的优点，不亚于自己。外出与张敬夫、朱仲晦父交往，久而更加敬重信任。在官位上乐于接受直言，小事稍有偏差，即使是下级官吏指出，没有不立即改正的，因此在湖南幕府得到南丰曾撙的厚待。他离开曾撙后被后来的主帅所厌恶，被诬告夺去官职，他在建康极力辩白，得以伸冤。但权贵中有忌恨他的人，上奏驳回了请求，大概他的意图不在曾撙。他不后悔，对待曾撙更加厚道。在朝廷上危言正色，直言无避，他的忠义奋发，不因生死而动心，大概是继承了家世的传统。而在议论政事时，务必审慎持重，不肯做侥幸尝试的事情。他侍奉皇上说话，每次谈到恢复大计，必定以修明政事、巩固根本为先。辞谢起复，亲手写疏彻底揭露当时用事者大言不惭、欺君误国的奸臣，大概不悦于上而皇上独自深察他的忠诚。他在地方镇守，爱护百姓约束官吏，平反冤狱，管理财政，治理军队，清除盗贼，都有条理，而尤其以敦厚教化、激励风俗为急务。大概他天性虽然高迈，闻名虽然早，但德行成就声望尊贵，尤其在晚年，所以天子了解他久而益深，增加俸禄赐金，慰劳问候备至，大概有意再次起用他。士大夫中的贤者，平时本来就多预先依附，那些不能没有私意、异说的人，晚年也一起归附敬重。等到听说他去世，无论贤与不贤，没有不悲痛相吊的，遗憾国家失去了这位洪毅忠壮、忘身忧国的臣子。他所镇守的几个地方，百姓爱他如父母，听到死讯有罢市巷哭的。至于各军将吏，外至夷狄，则对他家的威名义烈服习已久，没有不想闻其风采的。军士固然敬爱他，而敌国间谍到荆襄，也常常探问现在的刘公在延康担任什么职务。延康大概是忠显公的旧官。他自幼就以文学闻名于当时，等到登上朝廷进入禁掖，议论润色，当世尤其称赞他得体，而

译平时不曾轻易写无用的文章，偶尔有应酬之作，随即就丢弃了。后来在审读驳议时，又多次删削草稿，所以现在家中保存的，只有文集八卷、奏议十卷、内外制二十卷罢了。然而先生之所以能自立于不朽，并不在于空泛的言辞。玶谨按：根据法令考核先生的品级，确实应当举行撰写诔文、更改谥号的典礼。他的姓名事迹，又应当载入史册，以昭示后世。所以敢将他的籍贯、世系、历任官职、行事实况如上所述，呈报给太常寺和考功司，并移文给太史氏。而那些关乎国家体制、军机机密的重要事项，尚不敢全部记载。另行抄录副本单独呈上，谨此陈述。淳熙九年四月某日，堂弟从事郎玶陈述。

译赐予谥号的指挥

中书门下省（六月六日辰时交付吏部执行，并关涉所属相关部门）

尚书省送达吏部的状文，依据都省批下的承务郎刘学雅的状文：先父刘珙曾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罢免政事后，先后蒙受恩赐授任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之职。在任期间因患脏腑疾病，陈述请求退休，获准告退并转任通议大夫致仕。随后呈上遗表，追赠光禄大夫。回想刘学雅先父早年凭借文学才能受到两朝皇帝赏识，进身朝廷，出任地方长官，其议论风节在当时闻名，治理百姓、安抚军队也显出劳绩功效。不幸突然去世，匆匆离世。生前死后蒙受的恩遇，按照条例应当定谥。现连同行状三本一起呈上，恳请特别奏报，送交有关部门按条例定谥执行。等候指挥。后批送吏部核查申报尚书省。本部核查：按照法律，对于谥号，光禄大夫、节度使以上官员，本家不论在安葬前后，都需录送行状三本申报所属部门，连同奏章及事实记录一起上报。如果本家愿意请求谥号，需取子孙的状文上报。那些隐居乡野、德行深厚、名声显著的人，即使没有官爵，也允许所属部门奏请赐予谥号。本部随即下达太常寺，根据状文申报，所有官员品级符合定谥规定的，应依照上述条例，令本家录送行状三本申报所属部门，连同奏文下达所属部门议定谥号执行。查得如今本官所请求为其父刘珙定谥，已连同行状三本呈上，虽然未曾依照上述条例经所属部门连同奏文上报，现在核查，请求批示送交此状，下达部符给太常寺考功司，依照条例定谥执行。等候指挥。六月五日，三省共同奉圣旨，令依照条例定谥。奉敕如右，牒文到达后执行。

淳熙九年六月五日

右丞相 淮

参知政事 必大

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廓然（假）

给事中 师点

中书舍人 待问

谥议 宋若水

议曰：只有至诚不欺，然后对侍奉君主无愧；只有至刚能断，然后敢于建立功业。洞察前代古人，已难选出这样的人才。如今有这样的人，学问渊源深厚，心怀经世济民之志；体现在事业上，都有可称道之处，那么生前荣耀，死后令人哀悼。更改名号的典礼，大概不可拖延。所以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追赠光禄大夫刘公珙，学问纯正而可行，气节刚大而有操守。平生所跟随学习的，是他的叔父屏山先生；而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功用，则是他的祖父忠显、父亲少傅的传承。屏山先生的《圣传十论》，包含了中庸、大学的道理。忠显在靖康年间以死守节操而闻名，少傅辅佐张忠献的幕府，保卫蜀地的功劳居多。刘公耳濡目染，无不是忠义大节；而心传的奥妙，则根本在于诚敬。所以他所确立的品格，卓然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刘公起初因死节恩荫补授官职，刚成年就跃居高等第，随即被提拔任用，遭遇两朝皇帝的眷顾知遇，积累直至登上政途，掌管大藩。他不以高官厚禄为荣，而以爱戴君主、忧虑国家为念。当他任职于朝廷时，当时的宰相对待他不薄。有一天宰相示意他，想为其父作谥号，刘公坚决不从，最终因此被罢黜。他特立独行就是这样。至于掌管西掖制诰，他认为正直之士在言官职位上，不可以贬谪；认为宣威军捍卫江淮，不可以轻易托付；认为无功的故将，其家不得请求园林宅第；认为交结权贵补官的人，不当谋求担任督府属官。他振作职守就是这样。等到他居位枢密院参与大政，有小人在外被斥逐，平坦的道路廓清，这是幸事，却又想请求召回，于是刘公极力争论阻止其召回，从而使公道得以伸张。有武师严护殿岩，敢于密荐僭越之士，于是刘公发檄文至堂下，大加困折，从而使朝纲得以确立。他坚守正道就是这样。大体上刘公的学问，至诚不欺，所以他立身朝廷只知有君主，不知有自身；只知有公议，不知有私情。因此言论没有顾忌，行事没有曲折。所说的所做的，无非有利于天下而有益于君主。君子因此知道刘公在尊奉君主的学问上有心得。等到他在外任职，起初镇守长沙，正值李金起兵之初，各郡望风畏惧。刘公从容应对，集结郡县兵力挫败其锋芒。又请求荆襄的军队，到达后以恩意对待，无不奋勇效命，从而能擒获其首领，捣毁其巢穴，歼灭其酋豪，而宽贷被胁迫跟随的人。从此环绕数千里之地，都安居如故。刘公的威望于是更加显著。等到镇守江陵，条陈兵力少、财力匮乏的状况，除去诡名虚籍的弊端，大修部伍战阵之法。并且认为襄阳兵长期戍守不归是不便，于是设立番休制度，限定半年，从而使军心大悦。认为荆襄土丁熟悉敌情可用，于是设立团结训练制度，称为民兵，从而使军声大振。致使敌间谍探听刘公在延康是什么身份？延康大概是忠显旧时的官职，刘公的威声于是远播。等到留守金陵，赈济饥荒的方法尤为切中要害。如搁置夏税疏通米运，广泛收购粮食，宽免旧债，借贷给圩户，分派官员散布田间，务必极其真诚，而官吏的勤惰，民间的怨苦，无不周知。所救活的人以数十万计，刘公的德政于是流传。大体上刘公的作为，至刚能断，所以他临事见解明察，行事果断，下属都敬畏爱戴敬服。刘公起初并非沽名钓誉以求利，才这样做，君子因此知道刘公在庇护百姓的学问上有心得。

译公在朝廷则是国家的元气，在外则是国家的长城。可惜他未能充分施展所学便去世了。五年后，他的儿子学雅请求赐予谥号，朝廷下达给太常寺商议。谥号是行为的体现，没有实际德行却想窃取美名，轻易给予就是不公正；有实际德行却不给予相应的谥号，就是不当。于是考察实际事迹，采纳公众舆论，寻求最恰当的谥号。谨按谥法规定：廉洁公正正直称为“忠”，威严德行能够成就功业称为“肃”。公内心所蕴藏的，难道不是廉洁公正正直吗？表现在行事上的，难道不是威严德行能够成就功业吗？看他在临终之际，还知道以国恩未报、国耻未雪作为遗言，这说明公的忠诚至死不忘。读他的遗疏，没有不是用直言来医治时弊，举荐贤才来报答知遇之恩的，这说明公的肃正至死更加强烈。这两项美德在公身上毫不虚假，请赐谥号为“忠肃”。谨此议定。

译覆谥议 张叔椿

议论说：汲黯在世，淮南王的阴谋便潜伏下来；李德裕被任用，三镇便顺从使唤。大概忠臣义士，恰逢时运吉利，如同烈日当空，那些倔强跋扈之徒，便如妖孽潜逃、老鼠伏藏，无处容身施展他们的奸恶了。然而这两个人并未听说有道德教化浸润、学问涵养，仅凭他们天生的美好资质，尚且能使人肃然敬畏信服，何况不同于这两个人的人呢？所以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追赠光禄大夫的刘珙公，凭借洪大刚毅的姿质，刚正不阿的操守，忠显少傅是他的祖父，那么忘身忧国的风范他向来习染；屏山先生是他的老师，那么《中庸》《大学》的学说他讲解得非常详尽。这就是他记载在行事中，能够超越古人一等的原因。况且刘公向来有思辨才致，考取高科，引导帝意，铺陈王言，刚劲的言辞、俊逸的语言，听到的人为之感奋，有识之士认为他懂得大体，那么他的文章很高了，却不以文章闻名。他主持选官时，官吏不能隐藏他们的巧诈；他治理百姓时，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处理事务时群下收敛手脚，治理军队时巨盗被歼灭，那么他的才能完备了，却不以才能闻名。大概他的忠义慷慨，彰显光辉，完全掩盖了他平日的长处了。试着追溯他游历禁中、登上玉堂、居处政途、统领大藩，刚直的言论、壮烈的节操，选取其中一两项大的来说：当他危言正色，径直向前无所回避，差不多接近汲黯，却不是汲黯的愚直。因此议论恢复中原，始终以自我整治为先；议论应对事务，始终以讲习学问为要务。他说独断虽然美好，尤其应当集合天下的智慧；说至诚没有遮蔽，这样才能遵循天下的道理。因为旱蝗的灾变，而尽述规则鼎雉的训诫；因为驯象的进贡，而进谏旅獒的警戒。至于请求监司条陈荒政的适宜，责成州兵营伍教战的术数，都是天下的急务，众人难以言说的，而天子独自深切体察他的忠诚，增加官阶赏赐金帛，慰劳问候接连不断，大概将有意大用他却没有实现。难道不是道德教化的训诫，浸润有素而这样吗？当他机敏鉴察精明，遇事立即决断，差不多接近李德裕，却不是李德裕的私心。说不应当因为亲近臣子而罢免正直之士，说不应当置放人望而任用无功之人。将领死后就请求园第的，就与他争辩；勾结补官而请求担任督府属官的，就与他争辩。不应当再次召用的，虽然是贵幸也极力劝谏不停；不应当荐举士人的，虽然是贵将也诘责不宽恕。至于辞谢起复而奏章多达六次，起草遗奏而言辞多达千余字，无不是振作朝廷的纲纪，触犯小人的怨恨。然而持有私意异说的人，晚年也一起归附看重他。听到他去世的人，凄惨地相互吊唁，惋惜刘公不长寿。难道不是学问开益而涵养深厚吗？现在他的儿子刘学雅，认为刘公的品级资历确实应当遵循累行易名的典制，向朝廷请求。太常寺衡量法度，考察众人谥刘公为“忠肃”。像刘公这样的英风义概，天子看重他，士大夫仰慕他。对内黎民百姓敬畏信服而敬爱，对外夷狄也且想听闻他的风采。而探问刘公在延康属于哪一类？那么博士“忠肃”的谥号，只有允当。谨议。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从。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宋）杜大珪 编

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致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赠少傅刘公墓志铭 张栻

刘公姓刘，名子羽，字彦修，世代是京兆人。八世祖躲避五代的战乱，迁徙家在建州。曾祖刘太素，追赠朝议大夫。祖父刘民先，担任承事郎，追赠太子太保。两代以儒学教授乡里。父亲刘韐，担任资政殿学士，追赠太师，谥号忠显。刘公凭借门荫入仕。宣和末年，忠显统帅浙东，盗贼在睦州起事，攻陷各郡，直抵越州。越州士兵不满千人，而盗贼将近数十万。刘公以主管机宜文字辅佐忠显，招募百姓守卒，保全了城池。入朝担任太府簿，升任卫尉丞。忠显统帅真定，再次征召刘公跟随，女真入侵，围城数层，父子一起死守，部署方略多是刘公的计谋，敌人不能攻克而离去，名声传遍河朔之间。授任直秘阁。不久京城失守，忠显殉难。正当这时，为国死难的人大概很少，唯独忠显的节操非常显白。刘公痛感家国仇耻的大义，不与敌人共戴一天。服丧期满以秘阁修撰身份知池州，改任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尚未出发，召赴行在，授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当时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傅、刘正彦刚刚被诛杀。有平寇将军范琼拥兵入朝觐见。范琼在靖康变故中依附贼人作乱，知枢密院事忠献张公与刘公谋划诛杀他。张公召范琼到都堂，刘公呵斥捆绑他，交付法办，全部分散他的部众，顷刻间平定。忠献更加认为刘公奇特，等到统领川陕宣抚处置使，于是征召刘公参赞军事。刘公向来有意图谋敌人，念及关陕是要地，而张公一见就相知，不是偶然的，于是毫不推辞而跟随。宣抚司到达关陕，占据秦州，号令五路。四年，授任徽猷阁待制。恰逢听说敌人窥伺江淮，商议作为牵制。八月，集合五路军队进至富平，与敌人遭遇，我军不能支撑，敌人乘胜前进，宣抚司退保蜀口，官员属吏震惊恐惧。有建议应当保卫蘷州的，刘公说：“建议的人可以斩首！宣抚司

译怎么能超过兴州一步？这关系到关陕地区的期望，安定蜀地人心的关键，收拢溃散的军队，加固营垒壁垒，作为以后的打算，这样才可以。”这与张公的意见相合。张公单人匹马直接抵达秦亭，分别派遣亲信去探访各位将领的所在。当时敌军骑兵四处出没，道路阻塞不通，将士们无处归附。忽然听说张公在近处，宣抚司留在蜀口，于是各自率领部下前来会合，军心再次振奋。张公命令骁将吴玠在和尚原构筑栅栏，守卫大散关，敌军不敢侵犯。绍兴元年夏天，敌军开始聚集兵力来进攻，吴玠打败了他们。秋天敌军又来进攻，又大败敌军，俘虏和缴获数以万计。宣抚司将治所迁移到阆中。张公留在关外护卫军队。第二年，吴玠以秦凤经略使的身份驻守河池，王彦以金均房镇抚使的身份驻守金州。这两处驻地都发生了饥荒，而兴元元帅过分注重防守，关闭关口，堵塞褒斜道，两处驻地的军队对此感到痛苦。张公召集吴玠、王彦商议军务，两人都希望张公镇守兴元，于是张公秉承皇帝旨意任命张公为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张公到任那天，完全废除了那些禁令，开通商路，输送粮食，两处驻地的军队才安定下来。张公认为敌军使用骑兵，利于冲锋突击，我方应当先在要害之地构筑栅栏，用强劲的弓弩等待他们，如果抵挡不住，暂且用这个策略约束两位将领。只有王彦颇为轻视张公的说法。这一年十二月，敌军从商于侵犯金州，正月到达上津。王彦出乎意料地迎战，不能击退敌军，于是焚毁金州，退守石泉。张公派遣将领飞报吴玠，吴玠惊愕地说：“事情紧迫了，应当急忙在险要之地抵御。各位将领不能办到，我应当亲自前往，否则就是辜负刘待制。”随即跨越边境奔驰一日一夜共三百里，中途稍微停留。张公写信说：“敌军早晚就会到达饶风岭下，如果不急忙守卫这里，就没有蜀地了。张公不前进，我就前往。”吴玠于是再次奔驰到达饶风。敌军猛烈攻击数日，死伤堆积如山，又招募敢死队侵犯祖溪关进入，出现在吴玠后方。吴玠退回汉中，张公与吴玠商议守卫定军山，吴玠畏惧，于是向西撤退。张公退守三泉，随从士兵不到三百人，与士兵同吃粗劣的食物，甚至采集草木的嫩芽来吃。给吴玠写信说：“我发誓死在这里，与公诀别了。”吴玠收到信哭泣，他的爱将杨政在军门大声呼喊说：“节使不可辜负刘待制，否则我们这些人也离开节使而去。”吴玠于是跟随部下从仙人关经由小路在三泉与张公会合。敌军游骑逼近，吴玠夜里看见张公正熟睡，旁边没有警戒的人。吴玠说：“这是什么时候，竟然如此简单随意？”张公感慨地说：“我这是以死报国，还有什么可说的？”吴玠流下眼泪，再次前往守卫仙人关。张公独自留在潭毒山上构筑壁垒，十六天建成。又过了几天敌军到来，半夜侦察兵派人报告说：“敌军到了！”各位将领都吓得变了脸色，进来禀报情况。张公说：“起初与各位怎么说，现在敌寇到了想逃避吗？”下令吃早饭，天刚亮上马，先到战场，占据山角坐在胡床上。各位将领奔跑到来，都哭泣说：“这是我们要驻军的地方，您却先到了？怎么能让您被敌军箭矢射伤！”于是争相代替张公的位置。不久又有来报告说：“敌军撤退了！”于是返回。当时敌军进入梁洋，蜀地大为震动，宣抚司的官员争相指责张公，有人散布谣言相互恐吓，请求将治所迁移到潼川。军士听说后都很愤怒。张公极力写信给张公说：“我在此，敌军决不能越过，不要轻率动摇。”张公采纳了张公的话。于是安定。敌军派遣十五人带着书信和旗帜来招降，张公和吴玠杀了十四人，让一人回去说：“替我告诉你们的酋长，来战就来，我只有死，何必招降？”在此之前，梁洋官府和私人的积蓄，张公都已经迁移安置，敌军一无所获，粮食日益匮乏，前后苦攻，死伤十分之五六。进入春天已深，瘟疫即将发作，于是敌军逃遁，被我军掩击，以及坠入溪谷死去的不可胜数。敌军离开是在四月，其余不能自拔的敌军全部投降，共有十几处栅栏。敌军的损失，大概没有比这次战役更严重的了。那些大酋长萨里罕、乌珠等人，当时正垂涎蜀地，日夜聚集谋划，所选士兵一千取一百，一百取十。他们作战时穿着重甲，登山攻险，每有一人前进，就有两人拥在他后面，前面的人死了，后面的人穿上他的铠甲前进，又死了就再像最初那样替换。他们必取的计策，大概就是这样。只有张公与张公同心协力，毅然亲身抵挡兵锋，将士们看着张公感激争着奋起，最终保全了蜀地。张公回到兴元，分别派遣官吏安抚慰问，凡是溃兵趁时作乱在山谷间的，全部捕杀示众。从此军势日益振奋，正想改变策略谋求长远发展。然而张公已被谗言所困，张公也接着被定罪了。绍兴二年授予宝文阁直学士，四年贬为散官安置在白州。起初吴玠作为偏将，张公认为他奇特，向张公推荐，张公与他交谈非常高兴，让他全面统领各位将领士兵，得到了吴玠的力量。到这时吴玠上疏交出符节赎张公的罪，士大夫多称赞吴玠的道义，而佩服张公知人善任。第二年恢复原官职奉祠，当时张公已经拜相，召张公前往行在，又任命为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代理都督府参议军事。宣谕陕蜀，朝廷议论想合并各道兵力大举进攻，张公从蜀地回来巡视各边境，完全了解虚实，认为暂且应当加强修缮治理，广设营田以等待时机。朝廷想随即任用张公，考虑到母亲年岁渐高，极力请求回家奉养，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知泉州。泉州向来难以治理，外商杂居，张公到任后肃然整饬，无人敢犯。有事涉及权贵宠幸的，立即论奏纠正。不久张公去位，言官观望，议论张公再次贬为散官安置在漳州。因郊祀恩赦得以回归，恰逢江上选择太守，起用张公为沿江安抚使知镇江府。

译敌军入侵，刘公建议实行坚壁清野，将淮东百姓全部迁徙到京口进行安抚，措施得当，民心安定。他对枢密使张俊说：“以往金人入侵，来去如风雨般迅速，如今却迟疑徘徊，必定另有图谋。”不久金人果然想求和，等到派遣使者前来，在船上竖起旗帜，上面大字写着“江南抚谕”。刘公见状大怒，夜里用其他旗帜替换了它。第二天，接待使节的人急切索要那面旗帜，刘公说：“我只有死，旗帜不能给。”对方索要不止，刘公就把旗帜退还到境外。张俊将刘公料敌如神和治理有方的事迹上报朝廷，皇帝下旨恢复他待制的官职。和议达成后，刘公认为应当趁无事时修治淮河、汉水的防御工事，磨砺器械，整治船只，他的言论非常详尽。宰相秦桧忌恨他，暗示言官弹劾罢免了他，刘公又带着祠禄官的俸禄回家。绍兴十六年十月二日，刘公患病在正室去世，享年五十岁。累积官职为右朝议大夫，因儿子显贵追赠为少傅。娶熊氏，追赠福国夫人；再娶卓氏，追赠庆国夫人。儿子刘珙，能继承家业。又因忠义识见被当今皇上眷顾，曾担任同知枢密院事。有识之士不认为刘家三代官位显赫是士大夫的荣耀，而认为忠义相传不废、愈发光大，才是家国的光彩。淳熙五年，刘珙任建康留守，病重将死，亲自写信交给弟弟刘玶，让他转交给朱熹，嘱托为刘公撰写墓志铭。朱熹是刘公所追随的忠献公张浚的嗣子，捧着信哭泣，且无法推辞。于是选取刘公弟子刘翚旧日所写的行状，摘录其大节如下。刘公慷慨自许，常有捐躯报国的愿望，当事情艰难时，众人惶恐失措，刘公神色更加严厉，气势更加强劲，遇事立即决断，凛然不可侵犯。他尤其擅长军事，料敌决断，几乎没有遗漏的算计，深得将士之心，大家都愿意为他效死。他治理政务，揭发奸邪、搜捕隐伏的罪犯如同神明，所治理的地方不畏惧强暴。而他天性孝顺友爱，恭谨待人，开朗坦率，心口如一，轻财重义，无论缓急，只要有人上门求助，他从不吝惜出力，救济他人困乏，倾尽家资、倒空粮仓也没有吝惜的神色。姻亲乡邻的婚丧之事，他都承担其责。创办家塾，聘请名士来教导乡里的优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病重，把家事托付给刘公，刘公为他建造房屋居住，在房旁教导朱松的儿子朱熹和自己的儿子刘均，最终使他们以道义立身。刘公一生两次被贬谪到偏远之地，却安然处之，不放在心上，而他报效国家的诚心直到去世也没有松懈。唉，多么伟大啊！于次年冬天安葬在崇安县五夫里蟹坑祖坟的北边。朱熹撰写这篇铭文，是在刘公去世三十三年后。刘公孙子二人：刘学雅，任承务郎；刘学裘，尚年幼。孙女二人：长女嫁给了将仕郎吕钦，幼女尚未出嫁。铭文说：

译严寒冰冻，寒风凛冽，高大的松树挺立着坚贞的节操；在艰难危险、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志士秉持着刚烈允诺、坚毅不屈的志向。刘公孤忠高耸，面对国耻家仇，刻骨铭心，泣血立誓，誓不与仇敌共存于天下。他心意如铁，束紧裤脚投身军旅，想着奋发建功。当时敌势像鸱鸟一样嚣张，闯入了蜀地的城门，庸俗卑鄙之徒纷纷逃避，步调一致，只有刘公决断谋划，能够赞助决断。他亲自抵挡兵锋，横挡强敌，奋力折冲，众人惊骇失色。我愤怒得头发直竖，骁勇的将领和突击的士兵，依靠他的激励而奋发。羯族首领力量用尽，像鹿群一样溃逃，跌跌撞撞，最终保全了蜀地疆域，如同器物没有缺损。依靠这样的人，难道险阻艰难不能跨越吗？不仅蜀地得以保全，关中辅地也可以保全。趁着征伐的时机，希望重见光明，但巧言令色的人败坏了成功，有力的人被谁牵制？白白让父老们啧啧议论，议和的议论兴起。刘公心中愤懑如哽，作为守臣履行职责，妖旗没有举起，便归家卧病。忠愤如何发泄？唉，中年竟然陨落这位豪杰，过了二十多年，他的精神依然森然排列。继承的美德有光辉，刘公的志向更加清晰。我写下铭文，追刻在他的石碑上。

淳熙六年七月庚申日

宋故右朝议大夫充徽猷阁待制退休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赠少傅刘公神道碑铭。朱熹

徽猷阁待制赠少傅彭城刘公正式去世后三十三年，他的儿子观文殿学士彭城侯也在建康府因病去世。在病危时，他亲手写信交给他的弟弟刘玶，让刘玶托付给他的朋友朱熹。信中说：“珙不孝，先父墓边的树木已经长得很粗了，但石碑还没有树立起来，大概还在等待时机。现在家国仇恨尚未报偿，而珙却怀着恨意死去，以此累及您如何？”朱熹打开信痛哭道：“唉！共父竟然到了这一步吗？况且我早年失去了父亲少傅公，他确实收留并教导了我，共父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随即访问刘公的家，得到了刘公弟弟屏山先生所撰写的行状，又得到了当今江陵张侯张栻所写的志铭，依次叙述事情说：刘公名子羽，字彦修，他的祖先从长安迁徙到建州，现在是崇安县五夫里人。曾祖父赠朝议大夫刘太素，祖父赠太子太保刘民先，都凭借儒学在乡里教授，而父亲资政殿学士赠太师忠显公，最终凭借忠孝大节杀身成仁，事迹记载在国史中。刘公是他的嗣子，年轻时因父亲恩荫补任将仕郎，积累功劳转任宣教郎，代理浙东安抚司书写机宜文字，入京担任太仆寺、太府寺簿，升任卫尉丞，被河北河东宣抚司征召为书写机宜文字，因功劳转任朝请大夫，授予直秘阁。建炎三年，提拔为秘阁修撰，知池州，改任集英殿修撰，知秦州，还未赴任，改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被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征召为参议军事。四年，任命为徽猷阁待制。绍兴二年，担任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任命为宝文阁直学士，封彭城县开国男，食邑三千户。四年，被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安置在白州。五年，恢复官职，提举江州太平观，又任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代理都督府参议军事，宣谕川陕超过一年，回来报告，又任待制，知泉州。八年，被罢免职务，提举太平观，不久被责授单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漳州。十一年，恢复官职，起用为沿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十二年，又任待制，进爵为子，增加封邑二百户。这一年被罢免，又提举太平观，五年后去世。刘公天资英明坚毅，从小卓越不凡，二十四五岁时，辅佐忠显公守卫越州，凭借几百名瘦弱的士兵打败了睦州寇贼方腊的几十万军队，最终保全了城池。又辅佐忠显公守卫真定，恰逢女真入侵，用大军包围城池，刘公制定策略，登上城墙抵抗守卫，几个月敌人不能攻克而离去。忠显公已经因守节而死，刘公扶着灵柩归葬，号哭上天，泣血立誓，一定要报雪仇耻。守丧期满入朝，写信给宰相，论述天下军事形势，应当以秦陇为根本。于是有了知秦州的任命，于是参预御营使司军事。当时叛将范琼拥有强兵占据上游，召他不来，来了又不肯放下武器，朝廷内外动荡不安。知枢密院事张忠献公与刘公密谋诛杀他。一天，派遣张俊率领千人渡江捕捉其他盗贼，让他们都穿着铠甲前来。于是召范琼、张俊及刘光世到都堂商议事务，为他们设宴。吃完后，各位公卿互相看着没有行动。刘公坐在廊下，担心范琼察觉事变，急忙拿起写敕的黄纸，上前举起指挥范琼说：“下有敕令，将军可以去大理寺对质。”范琼惊愕不知如何是好，刘公环顾左右将范琼拥入轿中，由张俊的士兵护卫送往监狱，让刘光世出来安抚他的部众。列举范琼在围城中依附敌人胁迫两位皇帝出逃的罪状，并且说：“所诛杀的只是范琼罢了，你们本来就是天子亲自统领的军队。”众人都放下武器说：“遵命。”于是全部调隶其他军队，顷刻间安定下来。范琼最终被处死。张公因此更加认为刘公奇特，等到出使川陕，就征召他同行。到了秦州，建立幕府，节制五路诸将，计划用五年后才出兵。第二年，敌人窥探江淮紧迫，张公考虑到禁卫军寡弱，计算如何分散扰乱敌人的兵势，于是合并五路之兵前进。刘公认为这不是原计划而争辩。张公说：“我难道不知道这些，只是现在东南的事情正紧急，不得不这样做罢了。”于是向北到达富平，与敌人遭遇交战，果然不利。敌人乘胜前进，宣抚司退保兴州，人心大震。官员中有建议迁移治所到蘷州的，刘公斥责他说：“小子可斩！”四川全盛，敌人想要入侵很久了，只是因为川口有铁山栈道的险阻

译（前文省略），只是不敢轻易窥探罢了。现在如果不坚守，即使敌人深入，我就向东逃往偏僻的蘷峡，于是与关中地区的联系就彻底断绝，进退失据，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如今的计策，应当暂时驻守兴州，对外维系关中地区的期望，对内安定全蜀的人心，紧急派遣官员出关，召集各位将领，收拢溃散的士兵，分布在险要关隘，加固营垒，观察敌方的破绽再行动，或许还可以弥补以前的过错，赎清后来的罪责。为什么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呢？张公公开表示赞同，而各位参谋佐吏没有敢执行的，张公就亲自请求奉命向北出发，又独自骑马到达秦州，分别派遣亲信去召集那些逃亡的将领。各位将领听到命令非常高兴，全都率领部队前来会合。张公命令勇将吴玠在和尚原筑栅，守卫大散关，并分兵全部守卫各个险要关塞。敌人的间谍得知我们有防备，便撤退离去。第二年，敌人再次聚集兵力来进攻，又被吴玠打败，俘虏和缴获数以万计，蜀地因此得以安宁。宣抚司将军队迁移到阆州，张公请求独自留在关外，协调保护各位将领以沟通内外的声援，军民之心都一致归向他。又过了一年，汉中大饥荒，各位统帅封闭边境各自防守，因而产生怨言，都希望能由张公统帅兴元军并与他们联合兵力。张公秉承皇帝旨意批准了他的请求，张公到达驻地，打开关隘通商，输送粮食以和睦邻援，整顿军队训练士兵，在险要处筑栅等待敌人。恰逢敌人再次入侵，打算经由金州、商州通向四川，张公写信告知金川经略使王彦，让他用强弩占据险要地形拦截敌人。王彦习惯使用短兵器，多次平定小股盗贼，不把张公的话放在心上。敌人突然到来迎战，果然战败逃到石泉据守。当时吴玠担任秦凤经略使，张公听说王彦失守，急忙调兵防守饶风岭，派人快马加鞭告诉吴玠。吴玠大惊，立即越过边境向东，一天一夜奔驰三百里，中途稍作停留，邀请张公在西县商议军务。张公回信说：“敌人早晚就要到达饶风岭下，如果不急忙防守这里，就等于没有蜀地了。您如果不前进，我就前往，现在反而向西逃跑，不知情的人会认为我们害怕而逃避，各位将领难道不会瓦解吗？”吴玠收到信，立即又奔驰到饶风岭，列阵抵御防守。敌人竭尽全力仰攻，死伤堆积如山，又招募敢死队从小路侵犯祖溪关进入，绕到吴玠的后方。吴玠急忙逃回汉中，并且来邀请张公想和他一起离开，张公不答应，又挽留吴玠共同在定军山筑栅防守。吴玠也不听从，张公不得已退守三泉，跟随的士兵不到三百人，与士兵同吃粗粮，甚至采集草芽、树皮来吃，写信给吴玠诀别。吴玠拿着信流泪，想快马加鞭去救张公，但没有成功。他的爱将杨政大声呼喊军门说：“您现在不行动，就是辜负刘公，我们这些人也将抛弃您离开了！”吴玠于是来到三泉会合。当时敌人的游骑兵逼近得很紧，吴玠夜里睡不着，起来看张公正安然睡觉，旁边没有警戒防备的人。吴玠急忙起身，请求说：“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能如此简单随意？”张公慷慨地说：“我这是听天由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吴玠叹息流泪，最终没有留下。张公因为潭毒山形势陡峭高耸，上面宽阔平坦且有泉水，于是筑垒防守，储存粮食十余万石，将将士家属全部迁移到栅内，堆积石头数十百万，下面临近通往蜀地的道路。几天后敌人果然到来，营地绵延数十里，一天晚上侦察骑兵报告敌人即将到达，各位将领都变了脸色，进来询问计策说：“起初和您约定怎样，现在敌人到了，要躲避吗？”张公下令吃饭，天亮后上马。第二天张公先到战场，面对山角，坐在胡床上。各位将领追上，哭着请求说：“我们这些人应当在这里效死，这不是您应该待的地方。”张公不为所动，敌人也自行撤退。敌人进入梁州、洋州，蜀中再次大震动，宣抚司的官员争着指责张公，又散布谣言互相恐吓，极力请求张公迁移治所到潼川。命令下达，军士愤怒，有人撕毁布告。张公接连写信极力为张公辩解：“这已经是死守，敌人一定不敢越过我们向南。假使不能守住，我死也不晚。现在一旦轻易行动像这样，兵将愤怒，恐怕会有人伤害您的坟墓，您该怎么办？”张公打开信恍然大悟，立即停止行动。敌人派遣十多人拿着书信和旗帜来招降张公和吴玠，张公杀了他们剩下的一人，让他回去说：“替我告诉贼人，想来就来，我只有死而已，怎么能招降呢？”于是又和吴玠谋划，派出精锐部队前后夹击敌人。在此之前，张公已经预先将梁州、洋州的公私积蓄迁移到其他地方。敌人深入却一无所获，而且粮食日益匮乏，前后苦攻，死伤十分之五六。又听说张公将要袭击他们，害怕于是逃跑。张公急忙派兵追击，坠入溪谷死去的不可计数，其余不能自拔的士兵还有几十个营寨，都投降了。这时，敌人的大酋长萨里罕、乌珠等人主持军事，计策一定要夺取蜀地以窥视东南，他们选拔招募战攻力量大概已经不遗余力。而我们的谋臣战将也没有敢做必守打算的，只有张公和张公同心协力，毅然亲身抵挡兵锋，将士们看着张公感激争着奋起，最终保全蜀境以屏蔽上游。敌人退去，又正相互商定计策，整顿军政，以图再次出击。而张公已经被谗言所困，张公也相继获罪，被贬到白州了。起初，吴玠作为副将，不为人知，张公唯独认为他奇特，向张公推荐。张公和他谈话非常高兴，让他全面统领各位将领。到这时，吴玠上疏请求归还借给他的符节、棨戟以赎张公的罪，士大夫因此多称赞吴玠的义气而佩服张公的知人善任。后来张公入朝为相，大议合兵北伐，召张公赴京，让他传达旨意给西军，并且考察边防虚实。张公回奏：“敌人还不可图谋，应当更加治理军队，扩大营田，以等待机会。”当时又正商议更换淮西大将，并且把他的军队归属张公，张公又认为

译不可行，于是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调任近便的郡县，得以出任泉州知州后返回。在泉州任职一年多，治理有卓越的成效，学校长期废弃，他将其重新修缮，殿堂和学舍的规制大致仿照太学，至今仍是福建各郡中的首屈一指。僧人可度通过贿赂结交宦官，嘱托外戚陈氏诬告，企图夺取陈洪进的守冢寺。公说：“这是小事，然而小人如此欺瞒皇上，这是履霜之渐，不可纵容。”立即上疏陈述此事让皇上知道，外戚和宦官都获罪。没过多久，淮西军队果然叛乱，张公被罢免宰相，议论的人反而认为是公造成的。如果这样不责备公，无法维系叛将南归的希望，于是再次被贬责。听到的人嗤笑他，而公也不自我辩解。在镇江任职时，恰逢金人再次违背盟约，公建议实行坚壁清野，将淮东的百姓全部迁移到京口，用威信安抚他们，士兵和百姓杂居，没有人敢互相侵扰。曾经抓获盗贼，审问后，发现是楚州知州某人所为，前后抢劫不可计数，全部定罪并在市集处决，将此事上报。某人也因此获罪被远放，于是境内安宁，路不拾遗。不久，敌骑长时间没有到来，枢密使张俊巡视江上军队，以此询问公。公说：“金人以往入侵，飘忽如风雨，现在却迟疑徘徊，这一定另有意图。”过了不久，敌人果然再次请求议和，而使者却在船上竖起大旗，写着“江南抚谕”。公见到后大怒，夜里用其他旗帜替换了它。第二天，接伴使者看到旗帜有异，非常害怕，请求更换未果，甚至用言语威胁公。公说：“我是守臣，朝廷的议论我不参与，然而想要在我州境内展示这面旗帜，那么我只有死而已。请求不停止，最终使者出境后才归还旗帜。”张俊回朝，皇上听说公的政绩和对敌情的预料，立即下诏恢复他原来的职位。公认为和好本来不是长久之计，应当趁着闲暇时修缮城墙堡垒，整顿器械，准备船只，以等待时局变化。宰相秦桧起初因为恢复职位不是出于自己，已经不高兴，至此更加愤怒，暗示言官弹劾他，罢免回家，于是不再起用。有志于当世的士大夫，没有不相互感叹，深深为朝廷惋惜的。公生于绍圣丁丑年，卒于绍兴丙寅年，享年五十岁，葬在故里蟹坑祖茔的北面。元配福国夫人熊氏，葬在拱辰山忠显公墓旁边。屏山先生为她撰写碑表。继室庆国夫人卓氏，公去世后持家二十多年，大小事务都有法度，内外整肃。彭城侯虽然是熊氏所生，但卓氏抚养他深厚而教育他严格，对他成就德业帮助很大。对待宗族亲戚，无论亲疏，都曲尽恩意。卒于荆南府舍，葬在瓯宁县演平的原野。公子三人，彭城侯为长子，曾以中书舍人侍奉太上皇帝，以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侍奉今上皇帝，风范声望和功业，与前人相比，当世很少有人能及。次子瑺，任承务郎，过继给公的弟弟秘阁公，早逝。次子玶，任从事郎，也因公的命令过继给屏山先生为后。孙男二人，学雅任承务郎，学裘尚年幼。女儿二人，长女嫁给将仕郎吕钦，幼女尚未出嫁。熹的先人晚年跟随公交游，仅见过一两次，不幸生病，写信将家事托付给公。公怜悯他，收留并教导熹如同子侄，所以熹自幼得以拜见公。然而，已经来不及见到公在军中开府理事时的情况。公也从未向人夸耀自己的功绩，只看到他居家待人孝友乐易，开诚布公，豁然开朗，没有丝毫滞吝。他喜好贤才，乐于行善，轻视财物，喜欢施舍，在姻亲旧故贫病困厄之际，尤其勤勉。于是私下向公的门下士及一两位故将询问公平生的大节，又了解到他以身许国的忠诚，决断机宜、预料敌情的明察，深得将士之心，人人都乐于为他效死，都是伟然不可超越，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至于他作为将领，爱民礼士，崇尚教化，揭发奸恶，不畏强权，具有古代良吏的风范。等到公去世后，然后得到他的议奏诸书以及张公手记的秦州出师时事，读之又常常感慨地抚摸书卷，放下书而叹息。只有公家自忠显公以来，三世一心以忠孝传承，事业都可记载。而公奔走于兵间，尤其艰难危险，虽然不幸被谗言诬陷，未能实现志向，而在中年去世。然而他两次保全蜀地，以屏蔽东南，人们至今依赖他。只是墓碑没有及时树立，漫无文字以告诫后世，这难道只是彭城侯在九泉之下的遗憾，凡我后死者都有责任。于是既详细论述记载其实，又哭泣着为他撰写铭文，以完成彭城侯的遗命。其铭曰：

译上天警示皇上的德行，说那倾斜的堤岸终将平复，又赐予杰出的人才，使他们能够扶正倾覆的局面。略加试用，在越地镇守，最终在西边完成使命，局势由危转安。起初在秦国受挫，处境逼仄动荡，得到一位贤士，谋略才得以彰显。再次在梁地受挫，无人辅佐我赴死，却也阻挡了敌人的冲击，功绩更加伟大。岷山和嶓冢已经安定，长江汉水浩浩荡荡，你得以安逸，我却承担辛劳。未曾料到，谗言喧嚣，忽北忽南，迅速贬斥了褒奖。说和议并非同心，见识细微考虑深远，难道不反复告诫，最终未能施展。我的山林我的泉水，寄托不浅。晚年壮心，一去不返。只有忠孝，从我先父开始，勉励后继贤人，能够成就功业。难道不能成就，又在成功时败坏。用诗劝勉后来者，永远保持美好的名声。

曾祖父德明，曾任皇城使，追赠太师秦国公。曾祖母野氏，追赠楚国夫人。祖父中言，曾任皇城使，追赠太师魏国公。祖母折氏，追赠韩国夫人。父亲永奇，曾任同州观察使，充任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兼任鄜州军州事及管内安抚使，追赠太师陈国公，谥号忠壮。母亲蒙氏，追赠越国夫人。公名显忠，字君锡，绥德青涧人。原名世辅，太上皇帝改赐现名，以示宠爱嘉奖。他的祖先，是唐代诸公子，年代久远谱系不存。从唐代到五代，直到我宋朝，世代担任苏尾九族都巡检使，地处边关要冲，有横山的险峻，俯瞰平夏部族。祖孙相继，长期雄踞乡里。自公的先世以来，常以恩信得士，士人乐于效命。当地风俗勇猛果敢，视骑射战斗如饮食般平常，攻守坚固，号称鄜延形胜的屏障。公尤其雄伟不寻常，生来卓越特异，身高七尺，风度神采堂堂。自幼洒脱有远略。忠壮公按例当任子，公慨然说：“男儿应当在战阵中自立功名，取富贵何必依靠门荫呢？”建炎二年，王公庶经略鄜延时，忠壮公统领本路军马，听说金人已入侵，王公让忠壮公招募勇士深入侦察，忠壮公难其人。公年十七，毅然请行，抓获间谍十余人，问得实情，杀之，斩首二级献功。王公壮其勇，定为上功，补授初品官。由此汉人番人渐渐知名。恰逢盗贼蜂起，忠壮公常命公为先锋，所向无不歼灭，百姓依赖得以安宁。稍后升任鄜延路兵马都监，兼任第六正将。敌人入侵，公屡次击退，从此无敢侵犯边塞。伪齐僭越称帝，素闻公父子材勇，将大加任用，希望作为自己的辅佐。乌珠尤其赏识公的才能，而公父子常念自己是宋朝臣子，两百年世袭禄秩，至此沦陷，难道要为彼所用吗？未尝不感愤流涕，对待虽厚，终不屑意。一日，忠壮公因饮酒醉，与刘麟争语，多次侵犯他，且涉及老豫说：“我昔日与你并肩事宋，不因多故，你何得至此？今遽以皇子身份凌辱我吗？”众人为之恐惧，后来劝他谢过，终不少屈。刘麟正务求收买人心，外表示能容，内心实衔恨，暗中图谋了。恰逢齐废，得以幸免。戊午年，公知同州，与号称铁幡竿的王世忠，令顿遇等暗中谋划联络蜀将，距渭水共同进行恢复之举，于是派遣使臣白彦忠、黄士成、崔佺以书信送达宣抚吴公玠，希望出兵外应。西元帅萨里罕，是北主之亲弟，挟贵骄恣。经过郡邑则择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酒，不从则暗中杀害。公常扼腕愤恨。一日召公计事，公疑不利于己，称病不去。萨里罕怒，领兵数百人，连同其首领桀黠者百余，欲以突袭公。至则踞坐厅事，公派人扶掖见之。萨里罕作色讥讽公，公谢以坠马伤足，请求犒劳随从。公密戒左右，多与之酒，使尽醉，悉数杀于别馆，又杀其亲兵数百人。出伏兵于幕下，擒萨里罕缚于马上，将以南归为质，谋划迎接北狩之还。公有恩于州人，州人很爱戴他。见公举事，皆欢呼鼓舞，以手加额说：“再见赵官家有日矣！”拥逼出门。恰逢有人告变，捕公者兵刃四合。公与随从崔皋、拓跋忠等近百人决围而出，边战边前，由汉村经临高原、扑地河、五丈原。凡关隘兵皆控扼。公每挥戈大呼，驰骋之莫不惊溃。公众休息于原上，望追骑益多。公拥萨里汗谓追者曰：“迫我急，即急杀矣！”故敌骑尾而不逼。有劝公杀掉以绝望者，公曰：“彼众我寡，杀他肯舍我吗？虽死无益，吾固有所处。”于是解其缚谓曰：“欲生耶？欲死耶。能从我三事，我活汝；不然杀汝。吾以死战，追骑皆非我敵。汝尝见吾战矣，岂诳汝？”萨里罕曰：“公果活我，唯公令。”公于是授之

译三箭，让他折断以自我发誓。宗泽说：“你的国家本是偏远之人，大宋给予优厚的礼遇和丰厚的财物，谋求友好、修好和睦，而你的国家却突然背弃大信，猖狂到这种地步。我宋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现在回去告诉你的君主，归还我两位圣上，恢复我的疆土，延续友好、停止战争，免除南北生灵无辜被杀，这是第一。策划谋略、发动战事，全都由我一人承担，我的家属以及同州的百姓与此无关，你不要迁怒杀害无辜之人，这是第二。我既然放了你，你不要纵兵追赶我，如果我再次俘获你，必定不会放你，这是第三。”萨里罕听从命令非常谨慎，依次折断箭，并且说：“如果有谁敢违背盟约，就像这箭一样。”宗泽挥手让他离去，敌骑得到萨里罕就向东奔驰，不敢回头看。宗泽起初想带着萨里罕回朝，恰逢洛水泛滥，没有船无法渡河，又因为敌人会合各路军马，切断了南归的道路。宗泽不得已，于是逃往西夏。宗泽的家乡邻近西夏边境，西夏人敬服他家族世代已久。宗泽到达后，夏王非常高兴，派遣翰林学士杨姓的人到郊外慰劳，礼遇情意非常深厚。杨推心置腹，宗泽也没有隐瞒，从此没有彼此隔阂。杨在闲暇时谈到金人，自从在中原得志，倚仗其强盛，经常侵扰欺凌，也有吞并的意图。知道宗泽雄杰，所以深深结交，打算倚仗他使用。有间谍从延安来报告，自从宗泽西行后，金人就整顿五路兵马，分头搜捕宗泽的家属二百口，无论老少，全部遇害。宗泽怀着终身的悲痛，每当念及此事，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死去以报仇。天降大雪，宗泽半夜自己提着酒壶去拜访杨，杨邀请他到卧室，一起对饮，于是诉说父兄遇害非常惨烈，泪水流下数行。请求杨借兵以便报仇，杨很同情。第二天为宗泽向夏主请求说：“他能为我立功，本来不吝惜借兵。”当时有酋豪号称青面野义的，有数万骑兵，倚仗勇猛桀骜不驯，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骚扰边境十多年了。夏主为此担忧，看国内没有能制服他的人，因此把这件事托付给宗泽。宗泽欣然接受，问需要多少兵马？宗泽说：“应当用计谋取胜，得到精锐五百人就足够了。”夏主说：“这个敌人不容易轻率图谋，给你骑兵三千。”宗泽命令裹好干粮、卷起铠甲，昼夜快速行进，已经逼近他们的边境，遇到行人就俘虏跟随，突然到达他们的巢穴，于是埋伏骑兵在旁边的山冈之间，从三面呐喊攻击。敌人仓促惊慌害怕，野义戴着金冠、铁面具，画得像鬼物，所以号称野义。过了一会儿，野义手持大刀，骑着名叫赤驼的马，指挥布置阵势。宗泽对他说：“你只是倚仗犬羊般的众多人马，实际上并不勇敢果断，勇敢能与我挑战吗？”野义问宗泽是谁，宗泽说：“因为你不服从你的君主，你的君主有请大国命令我讨伐你，不要多言，赶快出战。”野义愤怒，挥刀跃马向前。宗泽预先告诫一匹骑兵，等我与他交驰，从旁边经过。等到锋芒未接，一匹骑兵出现。野义回头看视之间，宗泽趁机投枪，徒手抓住他的后背，野义身体倒下，宗泽挟持他回来。他的部众窘迫溃散逃跑，伏兵乘胜追击，剩余的人全部投降。献俘的日子，夏王非常高兴，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宗泽以父丧推辞，当天出兵十万，授予宗泽，于是击鼓向东进发。在此之前，金人已经灭了他的家族，估计宗泽必定会采取报仇的行动，加上自从丙午年用兵，到现在几乎将近十二年。他们既然厌倦战争，而且多次在两淮被王师打败，想要休养生息，割让三京请求讲和，知道宗泽在西夏，没有一天忘记向东。宗泽军队所到之处，无不望风迎降，只有延安闭门拒守。宗泽对他说：“我这次来，只求告发捕捉杀害我亲人的人，如果得到那个人，我对延安的人有什么遗憾呢？”不久监军薛昭，用绳子吊下城见宗泽，说：“起初告发捕捉的，只有苏常、柳仲两个人罢了。”不久有人捕捉那两个人来献，宗泽审问他们，立刻服罪，于是剖心祭祀。当时金人已经归还侵占的土地，国家大赦安抚，薛昭因此拿出诏书给宗泽看，宗泽没有完全知道真假。有耿焕的人，见识广博，与宗泽有旧交，为宗泽说是真诏。宗泽就率领部下向南望拜赦令，郡人安居。宗泽流离寄居在三国之间，十多年，经历各种艰险，回朝的志向，万折必东。看形势还不可以，暂且等待效命，归报朝廷。等到三京已经归还，没有用武之地，于是劝说西夏人一起向南，西夏人往往留恋故土。宗泽估计不能强迫，只取愿意跟随的人，得到二千多人。宗泽在鄜延的旧部数万人，都愿意跟随宗泽。大概宗泽在长安接到诏书，只允许酌情带军马前来赴阙，又在内部挑选三千人。当时西夏招抚使王枢见宗泽，劝说西夏人归南反谋，宗泽回西夏，宗泽大怒，于是擒拿王枢。同时带领众人归朝。太上皇帝在便殿赐对，玉音奖赏说：“你忠义归朝，立功显著，犒赏赐给，恩意非常深厚。”立即授予宗泽护国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统制兼枢密院都统制。当时宗泽刚三十岁，正是绍兴九年。第二年金人背叛盟约，乌珠侵犯边境，朝廷大举进讨。刘光世担任三京等路宣抚处置使，上表推荐宗泽为本司前军都统制。皇上用亲笔手诏赐给宗泽说：“你将所部与张俊会合，如果立下奇功，给你建节。”诸将会师淮西，在柘皋作战，乌珠大败，宗泽军队追到孔城，夺回被俘虏的老弱数以万计。敌人退却，召赴阙，因功升任保信军节度使、两浙东路马步军总管。宗泽生于西边，

译李显忠长期游历于陇、蜀、梁、宋一带，熟悉敌方情况，对于山川的险要平易、兵马的强弱，都了如指掌，于是向朝廷上奏恢复失地的策略。当时主持朝政的人正主张议和，担心李显忠与己意见相左，便借故将他降职为平海军承宣使。李显忠居住在丹丘，生活从容安适，与参知政事钱端礼、贺允中，两府曹勋，郡守萧振等人每天以棋酒为乐，在泉石之间徜徉，没有丝毫闲暇废弛的神色。当时隐居在此地的朱敦儒，每当众人有高妙的兴致，朱敦儒必定用诗词记录下来，这样持续了十多年。恰逢当时的宰相去世，太上皇知道李显忠被贬并非有罪，便召他回朝，恢复宁国军节度使、殿前司右军统制的职务。一年多后，改任选锋统制。殿帅杨存中向太上皇进言说：“凭李显忠的才气，怎么适合让他担任偏将？”太上皇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提升李显忠为选锋都统制，赐田六十顷。

辛巳年，金主侵犯边境。八月，李显忠以池州都统的身份移军舒城，被任命为御营先锋都统制。侦察骑兵报告敌情，东京副留守韩将军率领一万兵马渡过淮河。十月四日，李显忠率领赵康年、曹高麦、韦永寿、刘彪等人与敌军在大人洲交战，首先挫败了敌人的锐气，乘胜追击渡过淮河，敌军溺水而死的一千多人，俘虏和投降的非常多。随后返回舒城，进入合肥。又带领张师颜、马司的精锐部队，从安丰花靥镇攻取顺昌。李显忠的威名所到之处，城中震动恐惧，到达后便攻克了城池，擒获王千户等人，俘虏和投降的数千人。又派遣曹高麦分兵袭击蒙城，擒获刘承德后返回。金主亲自率领军队侵犯淮西，朝廷命令建康都统王权在合肥抵御，王权退守和州，最终失守。有诏命李显忠驻军芜湖，以扼守裕溪口的要冲。不久报告王权弃军渡江，人心惶恐。督府奉旨罢免王权的兵权，发檄文让李显忠在采石集结军队。起初王权违抗军令时，当时雍国公虞允文在督府参赞军务，询问王权失败的原因，实际上他的军队都指责王权失职，并且说：“这不是我们不战的罪过，也不是敌人善于取胜，而是王权望风先逃，我们怎么能独自振奋？”雍国公说：“朝廷已经命令池州李都统接管这支军队，你们认为如何？”众人异口同声地说：“任用李公，我们就有所依靠了。”李显忠于是接管王权的军队，兼任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寿亳州招讨使。

敌军到达杨林俯瞰长江，修筑高台，在中间树立两面黄旗，张开黄伞。金主亲自身穿金甲，手持小红旗，指挥军队，依仗人多势众认为长江可以渡过。李显忠立即筹划，依山排列马步军组成五部分阵，战船中的两艘停泊在东西两岸，一艘停泊在江心，藏两艘在芦洲港中。不久，敌军指挥战舰渡江，呼声震动天地。敌船到达岸边，敌军逐渐登陆，李显忠派遣时俊、王琪、盛新、戴皋、张震、张荣迎击他们。我军奋勇作战，以一当十，俘虏斩杀之余，投降的非常多。又迅速派遣战船并进，用神臂克敌弓射击，射中的贯穿身体，敌军溺水而死的不计其数。敌船于是撤退逃跑，先前藏在港中的战船出来切断敌军后路，夺取敌船二十多艘，接着用轻舟放火焚烧敌军的战舰，火光遮蔽江面，烟焰直冲天空。金军既已失败，李显忠于是招募军校逼近敌军所在。晓谕他们说：“现在管军的不叫王权，而是以前擒获萨里罕的李世辅。你们逼近江边，想干什么？不如稍微退却，容我渡军进行一战以决胜负。现在你们临水布阵，是不想作战啊。”敌军听说后，逃往淮东，还留下精兵在和州作为后拒。李显公分兵渡江，在和州城下布阵。敌军出城迎战，李显忠身先士卒，殊死作战，敌军败退入城。我军紧随其后，敌军放火，李显忠领军涂上铠甲冒着火前进，于是收复和州。李显忠又派遣韦永寿顿遇赵宣、李宗正等人，袭击到香林塘，追击大破敌军。又分派将校在蜀山段寨以来拦截攻击，敌军所到之处无不战败。李显忠探知敌军将领侵犯京口，于是派遣战船，让战士踏车，左右巍峨的巨舰，首尾相连，在湍急的洪流骇浪中掀舞，逆流而上，顺流而下，气势如同游龙。各酋长凭借堡垒观看，无不丧气。敌军于是制作伪诏，派遣校尉张千秋乘船来晓谕王权，说敌军提兵前往瓜洲，似乎与王权有先前的约定。雍国公与李显忠商议，李显忠说：“这是他们使用离间计，但也应当用朝廷已经治王权罪的事来回答，以断绝他们的希望。”雍国公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作檄文说：“昨天王权望风退舍，使你等嚣张到如此地步，朝廷已经将王权交付法典处置。现在统兵的是李世辅，你们难道不知道他的名字？如果前往瓜洲渡江，我本来有对付你们的办法，不要虚言恐吓，只准备一战以决雌雄就可以了。”派遣所俘获的两名女真人携带前往。敌军得到书信大怒，列举各酋长不服从命令导致杨林战败的罪状，将要斩杀他们。各酋长哀求了很久，说：“暂且赦免你们，明天各给战舰一百艘，约定五天内必须渡江，违令者死。”各酋长退下，自己盘算说：“南人任用李世辅统兵防备很坚固，我们前进必定失败，后退则被诛杀，进退都是死，死中求生可以吗？”于是自杀其主毙。

下诏班师，因功提拔为侍卫马司，诸子得以在便殿对答，各赐金带。今上皇帝登基，李显忠在殿廷对答论述用兵大计，符合圣意，蒙受玉音奖谕，赐田七十顷。第二年提拔统领殿岩会，都督张魏公自任恢复失地的责任，以招抚

译奉命，由公节制殿前司马及池州驻扎的御前各军，从淮西进军建康，都统邵宏渊担任副职，建康、镇江驻扎的御前各军及步司军马都隶属于他。军队从淮东进发，公便祭旗誓师，激励众将士后启程，五月甲午日渡过淮河，丙申日，伪都统萧锜领兵在陡沟抵抗。公布置左右两翼，指着敌军对众将说：“这就是所谓的拐子马，是敌人的擅长战术。”张荣请求担任先锋，公授予他作战方略，只击鼓一次，敌军骑兵便奔逃溃散。丁酉日，公进军距离灵壁仅数里，萧锜列阵等待。公派遣时俊、员琦率兵攻击他，张师颜等人随后跟进。过了很久，公派遣曹髙、麦等人率领千名骑兵横冲敌军，又派遣李舜举率领白旗军策应，萧锜大败，转向城西逃遁。灵壁城中的三千步兵以及伪官相继出降，于是收复了灵壁。公进入城中安抚稳定，命令军中不得抢掠，集市依旧如故。公对父老们说：“朝廷本意是拯救遗民于水火之中，并非想要多杀人来显示威严。父老们应当宣扬朝廷的德意，不要怀有疑惧。”没有不向南叩头感激流泪的。公命令竖起两面旗帜，对投降的人说：“你们是被敌人胁迫的，愿意归顺朝廷的站在黄旗下，将补授官职；愿意返回本国的站在白旗下。”站在白旗下的人都全部遣送回去。起初约定邵宏渊攻取虹县，公攻取灵壁，然后合并兵力向西进军。公按期攻取了灵壁，听说邵宏渊还在攻打虹县未能攻克。戊戌日，公率领轻骑向东奔赴虹县，派遣灵壁的降人进入城中晓以利害说：“你们逃跑则无处可去，作战则不是对手，若能死战决战，否则迅速投降还能保全性命，城破之后必定杀无赦。”不久，大周仁翻越城墙来到军前说：“我们一向听闻李公的威名，其余的就不知道了。现在愿意献城投降。”到了晚上打开城门，与富察特黙久安、李千户等人率领众人出降。邵宏渊围攻虹县时，好几天不能攻克，等到公到来才投降。邵宏渊因为功劳不是自己取得的，嫌隙由此产生。公催促邵宏渊上奏捷报，邵宏渊说：“他们是向相公投降，宏渊敢上奏捷报吗？”公说：“这次来本是为了国家大事，将此功劳让给公上奏捷报，希望不要怀疑。”邵宏渊终究心中不满，于是说：“现在收复了两座城池，功劳已经显著，请求从此回军以保全功劳受赏。”公说：“男师廉、师颜与都统男世雄一同得到圣上训示，命令到达南京后再请示旨意。现在大军入境才得到两座城池，用什么理由就匆忙回军？万一动摇军心，耽误了重大计策。”邵宏渊更加不协调，于是和他的党羽唱和说：“敌人即将大举到来，我们都要成为他们的俘虏了。”公说：“现在军势正盛，正应当仰遵圣上训示，收复故地以慰藉中原百姓复苏的希望。”于是驻扎在灵壁。癸卯日，萧琦率领家属在静安镇向公投降，公以礼相待，命令将官吴温陪同款待。甲辰日，公的军队逼近宿州城东，公的军队自从入境以来，秋毫无犯，所到之处百姓提着酒浆迎接，人心归附，都说重新见到了天日。于是完全掌握了敌军的虚实。这一天，邵宏渊的军队也到了，开始在城南交战，地名大王湖。从早晨到傍晚，共交战数十次，敌军败北，杀死敌军万余人。那些大汉军放下武器、丢弃兵器，叩头请求投降的也数以万计。乙巳日，公关闭营门让士兵休息。邵宏渊与张训、通王存都说军队停止前进，有明天早饭吃，况且缺乏攻城器具，用什么攻城？不如回军灵壁，就地取粮后返回。公说：“所以约定携带军粮，正是想要在宿州就地取粮。命令各军破城后吃早饭。”邵宏渊的众人私下嘲笑。公于是申明严明的赏罚，激励将士。第二天，丙午日，天色未明，不使用攻城器具，士兵挖洞争先恐后地登上城墙。随即开门进军，与城内的敌军展开巷战。公指挥军队扫荡攻击，于是收复了宿州。攻破贼军后吃饭，果然如公所说。邵宏渊的军队还没有越过壕沟，于是派遣拨发官王仪等人屡次前往督促。邵宏渊才开始渡过壕沟登上城墙。郡库的金帛，立即追查库务官吏，对着邵宏渊等人按照簿籍清点，仅得到十万缗钱和一半的米斛。公全部用来犒劳军队，让刘持代理州事，这是任用郡中人所推举的。此前都督魏公写信给公说：“昨天辞别陛下的日子，当面奉到圣上训示，军马渡过淮河，就让邵侯听从公的节制，仍命令他详细禀报遵守，等待缴奏。”邵宏渊非常不高兴。至此又因为公移文让他分节制，邵宏渊更加怨恨公，几乎不能与他共同立功了。庚戌日，伪元帅布色领兵从南京而来，号称十万，合并宿州的散兵，在城南大战。两军杀伤相当。这一天，统制李福擅自离开阵地数里，藏在樱桃园里。恰逢督府察视官王实看见，向公报告。又李保抛弃他的军号，隐藏躲避不作战。公召来李福、李保当着众将质问他们的罪过，两人认罪，于是斩首。公与邵宏渊商议说：“敌人已经多次战败，各位认为进兵如何？”邵宏渊说：“现在得到宿州，敌人虽然败走，必定用重兵在南京抵抗我们。”公说：“敌人又战败，应当如何？”邵宏渊说：“拱州必定有敌兵。”又说：“听说敌人已经召集陕西各路军马，在东京会合，必定来大战。”公笑着对邵宏渊说：“不是这样，现在敌人多次被王师打败，内心本来胆怯。我军乘着势如破竹的形势，南京的军队，我必定战胜他们。然后攻取徐州，徐州有粮食八十万，我得到徐州则军粮充足，才可以让士兵休息，传檄山东。大概山东我先前知道亳州，曾经用恩义结交那里的人，颇受信任尊重。

译听说我率军前来，山东必定响应，那么不用费力就能攻下。山东既已攻下，可以用重赏招募数万土豪作为先锋，朝廷大军随后跟进，那么河南故土指日可复。即使陕西的军队到来，因为道路遥远，人马疲惫困顿，我养精蓄锐以等待疲惫之敌，作战必定胜利。况且陕西的军队，都是我的同乡部下，必定不会为敌人所用，这是我万无一失的策略。邵宏渊虽然心里佩服他的计谋而回去，但内心急切，终究不以为然。辛亥天刚亮，（公）亲自敲击战鼓，激励士兵，战斗激烈时，公摘下头盔跃上马背，挥舞长戈所向披靡，布色（金军将领）退却了三次，敌人惨败向西逃跑。当时宏渊拥兵坐视，并且对他的将佐宣称：“在这盛夏时节，摇着扇子待在清凉处，尚且害怕热，何况在烈日下穿着铠甲苦战，人怎么能忍受？”众人的心于是动摇，没有斗志了。壬子夜里，突然鼓噪喧哗，公派遣骑兵侦察说：“建康中军统制周宏和邵都统的儿子世雄，假装被敌人劫寨而自行逃跑。”黎明时马军几乎跑光。癸丑，督府命令移军入城，敌人认为我们胆怯，于是率领剩余兵力攻打南城，又分兵暗中攻打东北，城墙陷落，敌兵已经登上城垛，公亲自挥舞巨斧，亲手杀死数十上百人，将士争相奋力击退敌人下城。攻打南城的敌兵，死在檑木箭石之下，堆积的尸体齐平羊马墙壕，水都变红了。敌人既然多次战败，又苦于炎热缺乏食物，都已经远远逃遁，于是扬言陕西二十万大军将至。邵宏渊的部众先前已经被煽动，等到听到这个消息，军心更加不稳固。公晓谕他们说：“起初我突然到达，出其不意，进入境内半个月，而南方的救兵才来，陕西距离这里几千里，难道能立刻到达吗？如果认为盛夏不能兴师，周宣王六月北伐，诸葛亮五月渡过泸水，自古以来难道没有盛夏而成功的吗？这不过是敌人害怕而逃跑，阻止我们的追兵罢了，暂且留两天观察一下。”于是有人用流言中伤公说：“这是想要投降敌人，不然为什么离开？”到了晚上全城惊恐不安，公估计无法遏制，于是叹息说：“上天不想平定中原吗？竟然这样阻挠。”恰逢诏书到达，有“见机而进，不要落入敌人计谋”的话，公于是整顿军队返回。况且宿州之战，不是公的过错，是因为当时督府所委任的节制权不专一，加上邵宏渊、王存等人不能体谅国家用兵的大计，反而煽动迷惑士卒，各自怀有归心，于是导致统兵官敢于私自领兵逃跑，无所忌惮。公自从率军渡过淮河，前后二十天，与强敌七战七胜，连下三城，招降敌右翼都统萧琦、万户富察特默、国戚同知大周仁三百户、百人长及正军等，攻破宿州，斩杀麻叶万户、柳叶千户，城内外杀死并抓获番贼以及阵杀左翼都统，前后招降，以及累计杀死敌众，共四万余人。于是军威大振，士卒都有吞并敌人的气势。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因此中原百姓日夜盼望王师到来，作为内应。公所统率的军队，连日接战，伤亡不过千人，各官府自有实际名册可以查见。公率领大军渡淮进入敌境，不准备粮草，就地取用敌人的粮草。至于首先登城巷战立功的将士，也是就地取用宿州府库的金银钱币来充作奖赏。况且宿州之役，是国家恢复的大计，十几天间连下三城，杀降数万，敌人奔逃都来不及。敌人从山东、河北征发的签军，都想内叛响应，敌人危亡之势，指日可待。不幸宏渊等人自弃大功，怯战退走，误了国家大事，互相鼓动，夸大敌人声势，又以退兵为是。公还师到达盱眙，看见魏公（虞允文）纳印待罪，只把过错归咎于自己不再自我辩白，在建康等候命令，被任命为醴泉观使，奉朝请，催促召入朝廷奏事。中途得到旨意，责授果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长沙。住了九个月，皇上知道符离之役，特别因为邵宏渊不协调的缘故，过错不在公。改任抚州，一年多后，又改任信州。乾道改元，召还，复任容州防御使，两次赏赐白金六万两，绢三千匹，绵一万两。不久又复任随州观察使，任命为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请求祠禄，改任提举台州崇道观。再次召还任命为威武军节度使，左金吾卫上将军，在京城赐给宅第。六年，再次任命为侍卫马司。一天在选德殿对策，皇上喜爱他姿貌魁梧杰出，命令在阁下画像。第二年，巡视营屯，回来陈述奏对，深得皇上心意，复任太尉，记录前功。这年冬天，以马帅身份移屯建康。九年春，称病请求祠禄，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住在会稽，每年赐米三千石。过了五年，皇上思念他。淳熙四年十月，诏令以提举万寿观奉朝请，派遣中使在江津慰劳问候，赐银盒茶药。入朝觐见，皇上抚慰关怀非常深厚，按时给予真俸，让他修缮宅第，又拿出内库金子赐给他。人们知道皇上任用公的意图没有改变。不久，因病在赐第的正寝去世，是五年七月初一，享年六十九岁。死讯传到，天子震惊哀悼，停止上朝一天，追赠开府仪同三司，陇西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户，赠典有加。荫庇他的后代七人，命令临安府办理丧葬事宜。这年九月乙酉，安葬在绍兴府山阴县承务乡秦望山的原野，福

译国夫人周氏依附于他。公起初娶福国夫人为妻，再娶赵氏和政郡夫人，继室为王氏信安郡夫人。儿子十六人：师政，官至武经郎；师道，官至武翼郎，都战死；师雄，官至武功大夫、合门祗候；师廉，最终官至武功大夫；师闵，官至武功大夫、合门祗候，担任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师文，官至武功大夫、东南第四将；师颜，官至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陇西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师孟，最终官至武功郎；师正，官至武略大夫，担任江南东路兵马钤辖；师古，官至武略大夫，担任绍兴府兵马钤辖；师武，官至忠训郎；师说，官至承信郎，监潭州南岳庙；师尹官至承信郎、合门看班祗候，监潭州南岳；师旦，官至秉义郎，监潭州南岳庙；师直官至忠训郎；师禹，官至保义郎；师英，未做官。女儿六人：长女曾嫁给武功大夫焦显祖，夫妻不和，现在回娘家；次女嫁给武义大夫韦世昌；次女嫁给秉义郎、合门祗候王瓉；次女嫁给修武郎、新差充京畿第二将赵鼒；次女嫁给承节郎孔居义；次女出家为尼，其余还在娘家。孙子十人：谔、谠、谊、欣、詢、诜、谦、谏、议、諷。谔与詢、议都官至承节郎。其余孙子孙女二十多人尚年幼。公智勇根植于天性，自他儿时没有其他爱好，与乡里同辈只以骑马射箭为戏，不舍昼夜。夜晚则对着两盏烛灯，每人挟持一支箭射之，射中的让没射中的背着返回。公常常十中八九。一日行经寿春道中，马突然惊退，有虎从林间跃出，公背发一箭，射中虎口贯穿下颌至地，后骑争用戈杀死它。公用兵，奇计百出，以勇果来成就，所以先定计而后战，最终如所料。遇到大敌，别人夺气，公方优游甚暇，屡次以少击众，取胜。治军严肃，命令必行。诸子有从军的，临敌公常告诫他们说：“你们不要倚仗我所以不用命，军有常刑，必不偏私你们。”于是诸子奋勇先登，都立奇功。果毅英发，以名节自许。公虽不喜文饰，然而前代治乱，近时得失，娓娓道来，使人听之不倦，议论切中事情，人所不及。未曾学书而笔力自然遒劲，大概其心画也。疏财重义亲。旧部曲间葬死，抚孤一无吝色。至有做官的，闻人疾病，若痛在自己，命医求药，汲汲恐不及，赖以保全活命者甚众。都统吴公锡与公同僚，殿岩吴约以女为公子妇。等到吴死，其家遭寇，流落江西，不敢希望复婚约。公备聘币具资媵，不远数千里遣人迎之，曰：“岂以生死贵贱异吾心哉？”故杨和王多公勇于义，待遇馈给特异与众。及杨王薨，公感其知己，号慕若丧所亲，杀名马以祭前此池州军中将佐使臣例不理磨堪，及公任都统，为奏请以年劳磨堪转秩。自是请给封赠，并依资历，自公启也。又诸路州军有借命卒配役于军者，皆悍勇可用日系铁索，夜囚土牢，死而后已公悯之，曰：“使功不如使过。”因奏尽释之，随材分隶行间在安丰咸死战立功，报公之德。公平日不以势进人，任材而已不喜干人以私。有斥不以罪，或忠获谴者，虽千里必追赆之且为直其事。见一善必称奖如自己出，闻人过则掩匿庇覆之不暇御下有不可犯之色，及待士和气如春所至坐客随满。公自奉至薄而遇材武智勇之士有匮乏者，必赈之无所吝惜，且曰：“吾为国家养之，以备一朝之用。”故俸赐随得随尽。上知其用不，尝赐田以周之。平时与人谈论无非爱君忧国，其于财利未尝语及之。薨背之后家无余资。公气雄万夫与故郡王韩公世忠同乡里韩每以豪勇服人公累世将家驻兵陕右夏人不敢辄寇边境盖公名著山西而未尝少屈于韩及公归朝韩力于上前奏乞公于麾下上以公才非韩所能服遂以枢宻院都统制处之公特立不倚唯以忠诚结知冕旒人谓义不忘君如关云长忠不恤家如李良器子仪之宽厚得人光弼之严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而能持之以恭守之以谦故秩视槐鼎生荣没哀子孙诜诜复盛一门亦天有以报之也方靖康之难腰金曳紫保宠固位或北面犬豕助桀吠尧者有之而公遨游三国万死来归忠烈昭然上贯天日及败乌珠于柘皋挫逆亮于采石西取顺昌北复符离虽志不克就亦足暴白于世矣逮启手足呼门人诸子谓之曰吾束发从军及壮为将

译杀戮征伐不算少，然而未曾因私人怨恨而杀害一人。如今年纪将近七十，官位升至枢密院或中书省，即将离世，没有丝毫牵累。所遗憾的，只是国家的恩惠尚未报答，深仇大恨尚未雪洗罢了。」并且嘱托各位儿子说：「你们应当竭尽气节、效忠朝廷，来继承我的志向，那么我死后也就安心了。」并且口述遗表的大意，话刚说完便安然离世。安葬的日子已定，各位孤儿让（我）记载他的事迹，打算向太常寺请求谥号，在神道旁树立碑石，以求不朽，并流传无穷。因为（我）与公同朝共事已久，对他的情况了解详尽，所以不敢推辞，恭敬地按次序如实记录，以告知太史氏。谨此陈述。

译《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卷二十五

（宋）杜大珪 编

书虞雍公守唐邓事 任燮

绍兴初年，秦桧主张议和，割让唐州、邓州给敌人，以襄阳向北三十里为边界。绍兴三十二年，金主完颜亮违背盟约，亲自率领大军渡过淮河窥探长江，派遣刘蕚率领一支军队从光化顺流而下，径直逼近襄阳城下。完颜亮的意图并不在襄阳、汉水一带，只是分兵互相牵制。完颜亮战败身亡，刘蕚急忙撤军离去。唐州、邓州的百姓打开城门接纳官军。第二年春天，高宗皇帝到建康视察军队，任命虞公为中书舍人，宣谕川陕地区。然而陕西的军队，如果不与京西的势力合流就无法进讨，如果不依靠京西的屯兵就无法牵制敌人。所以陕西局势的关键在于京西，这是当今最紧急的策略。应当迅速用重兵占据确山一带的险要之地，以保卫唐州、邓州。当时王彦攻取了陕西的几个郡县，兵力只有六千人，驻扎在商州。虞公上奏请求驻兵唐州、邓州，命令吴拱分出两万精兵从邓州路与王彦在商州会合，用一万人守卫潼关，使河南的敌兵无法救援长安，用一万人和王彦合力攻取长安。吴璘、姚仲、徐世雄率领大军震慑关中地区，使陕西右路的敌兵没有援军，可以不战而逃。恰逢吴璘攻破大散关，进军西北与敌人在德顺对峙，而吴拱却接到命令驻扎在郢州。虞公又上奏，郢州距离唐州、邓州数百里，情况紧急时难以互相呼应，况且唐州、邓州没有屯兵，恐怕京西的敌兵无所顾忌，引兵向陕西以援助合喜，那么吴璘未必能成功，即使成功，所用的兵力也会加倍。请求暂且命令吴拱、李道在襄阳休整驻泊，并轮换军队戍守唐州、邓州。如果京西的敌人分兵向陕西，就命令他们引兵袭击敌人的空虚之处。没有得到回复。这一年六月，孝宗皇帝即位，和战之议尚未决定，议论的人大多想要放弃陕西新收复的州郡。虞公也上奏请求回归本职。而吴璘在德顺局势危急，约虞公共同商议。虞公到达秦州，又写文书与汪澈一同重申之前的建议，请求用重兵占据唐州、邓州，分兵二三万人从内乡出商于，守卫潼关，烧毁大庆桥，与王彦合势攻取长安。凭借长安的粮食可以攻取河南，凭借河南的粮食会合各军可以攻取汴京，兵力既已完备，粮草运输也能节省。至于两河地区，顺应民心可以传檄而定。不久，朝廷下发文书任命虞公为蘷州知州，接着又接到旨意留在吴璘军前商议军务，又起用他前往行在。于是下诏命令吴璘班师，尽数放弃陕西新收复的州郡。虞公回到朝廷在殿上奏事，用手板在地上画出陕西的地形形势，论述辨析非常详尽。皇上怅然有悔意。任命虞公为太平州知州，襄阳有警报，再次征召虞公任命为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赵樽、王宣的军队。虞公在陛下面前辞行。就在皇上面前论述如今新收复的州郡，虽然陕西已经放弃，但唐州、邓州、海州、泗州尚存。唐州、邓州是荆襄的屏障，况且平原广阔，实在是恢复中原的有利地势所在，决不可放弃。到达襄阳后，立即与各位将领商议筑城。当时敌人已经派遣使者议和，必定想要索取割让唐州、邓州、海州、泗州四郡。朝廷派遣胡昉回访，敌人扣留了他，声称在沙河造桥，在襄阳、叶县设置烽火台，必定想要夺取唐州、邓州。虞公知道敌人害怕我们得到唐州、邓州的有利地势，那么中原人心自然归附，他们的忧虑就大了，所以坚决想要通过议和得到唐州、邓州。于是奏章上了十多次，请求不放弃唐州、邓州。后来终究在唐州筑城。有人说敌人重兵压境，虞公料想敌人自从完颜亮死后，军队溃散，马匹多死，契丹、渤海势力更加壮大，两河百姓每日兴起反抗，必定无能为力。虞公于是率领几百骑兵出唐州城，想要到达赭阳陂以安定民心，派人侦察敌人，回来报告说敌将萧定远听说官军在唐州，率领四千骑兵逃往汴京了。虞公于是回到唐州、邓州之间，士兵百姓争着拿着酒来献，在马前罗列跪拜，请求朝廷不要放弃这两座城。虞公都慰劳勉励他们，他们欢悦地离去。恰逢议和成功，将要割地。起初虞公上奏章恳切地说，朝廷如果一定要割让唐州、邓州，臣就挂冠辞官而去。到这时就上奏章请求告老，有旨意让他赴阙。任命户部尚书韩仲通为荆襄制置使，割让唐州、邓州、海州、泗州以达成和议。任燮曾经论述诸葛孔明在草庐中与昭烈帝讨论夺取天下，先夺取荆州、益州，等待天下有变，就一支军队出陇右，一支军队出荆襄，也是想要掎角之势夺取雍州罢了。后来关羽已经失去襄阳，那么孔明的右臂已经折断，天下的形势不再是草庐中所预料的那样。所以魏延曾经想要用奇兵夺取长安，孔明不听从，大概是因为没有掎角之势的缘故。上天如果保佑汉朝，关羽常在襄阳，孔明率领大军出陇右，而许都、洛阳之间又有迁都的警报，那么孔明可以安坐而得到长安，何至于冒险侥幸采用魏延的策略呢。自从中原有事以来，忠肃虞公已经成就了采石矶的功绩，朝廷把襄汉上流的重任托付给他。虞公知道唐州、邓州的有利地势可以牵制金兵，那么陇右的军队就可以平定夺取长安，于是专心一意保卫唐州、邓州。金人也察觉到了，请求议和以索取割地更加坚决。可惜啊，议和虽然坚决，但天下的有利地势，是孔明想要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一旦在我们手中却没有获得其功效。因此详细记载下来，以表明天下形势的关键所在，使后人有所考证。

王昱墓志铭 滕宗谅

文章显耀于外表，而沽名钓誉、夸夸其谈，在时世中熏染更迭的人，想要他们在内心潜藏仁爱宽恕，在意向之外摒弃争胜崇尚，也很少见了。道义施行于官职，而想要至诚之心，得到光显于当朝的人，

译寻求那些敦厚廉洁而鄙弃浮华，淡泊进取而勇于退让的人，确实是很难的。那些能够体悟真道、师法常理，行为在先、学问在后，进退都遵循正道，始终值得称述的人，我在太原王公身上看到了。王公在真宗皇帝在位时，凭借县佐吏的身份，因有文才，被选拔进入门下省，隶属于崇文院，掌管整理御藏图书，日益得到提拔任用。入朝时言辞刚直，在众人中与人和谐相处，被推举为长辈。外任治理五个郡，所到之处职事办理得当，顺应风俗施政，不追求明察秋毫，当时被称为循吏。当今皇帝明道建元之初，王公上疏请求因年老退休，朝廷不想违背他的意愿，允许他以原官职退休，并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从平民身份试任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为了尊崇他的德行并嘉奖他的廉洁退让。退休之后，疏浚山林沟壑以放纵心志，炼制丹药石药以辅助治病，以诚信顺从接待乡里，以端正孝顺教导子弟。唉！上天不保佑，不赐予他长寿。他在景佑二年九月十一日在建阳县群玉乡崇德里的宅第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第二年二月安葬在他住所南山的山顶。王公名昱，字公旦，世代在建阳居住。曾祖父名磻，祖父名枢，父亲名纶，都蕴藏着如龙般的德行。他们生于唐末，天下分裂，保持光辉、保全素朴，福泽延及后代。因为王公显贵，父亲追赠尚书度支郎中，母亲封为南阳县太君刘氏，继母丁氏封为清河县太君。王公才华早成，十八岁时，因文章品行高超被本郡推举为首选。咸平初年考中礼部高等，授舒州桐城县主簿，升任大理评事，再迁殿中丞，改任太常博士，转任尚书屯田、度支两曹员外郎，在崇文院任职，校勘秘阁校理，知柳州。因邻郡大贼逃窜到边界上，追捕未获，当时被贬为临江军监新涂县酒税，后内调楚州监税，又知南康军。被召回朝廷隶属中秘任职，外出任润州太守，过了一年调任武昌太守，再次遭遇母亲丧事，以度支郎的身份在门下省任职多年，为了便于照顾乡里，请求知邵武军，获准，于是在家养老。夫人严氏早逝，继室仁和县君沈氏，辅佐君子行动都遵循礼法。儿子四人：长子叫楷，曾任漳州长泰县令；次子叫格，任汀州司法参军；三子叫栩，任太庙斋郎；四子叫杞，现在任校书郎。女儿三人：长女嫁严氏，次女嫁范氏，三女尚幼。宗谅早就接受王公的恩德了，曾担任武阳知县，住在王公治下，王公晚年，让小儿子与我结为义兄弟。诸孤将要商议安葬时，派家中老人陈述王公的品行，千里跋涉，脚底磨出厚茧，前来乞求文章以志于神道碑。记载信史以昭示后人，我不推辞，是合适的。晏詹继承志意并撰写铭文说：

译建水的灵秀，武夷的英华。多么美好啊！王公的才德为时代所生，贤能推崇于仕汉，皇帝选拔登瀛洲。正直如同朱弦，晶莹好像壶冰。外任镇守藩地，入朝趋步台阁。德化温和宽厚，文锋错落有致。传布在民间歌谣，应和于圣上作品。言辞绝少累赘之句，言语没有宿昔之诺。将政事托付给君主，归返保全真性。雅合天道，光辉照耀士大夫。有典章有法则，不黑不薄。寿命汇聚五福，喜庆延及后辈。隐隐南山，悠悠东渚。草没新坟，烟昏拱树。刻石奠基啊，标识太原君子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