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三

译以百姓疾苦为念，摒弃世俗的议论，期望建立非凡的功业。并且请求召见当面陈述自己的学识，没有得到回复。闲暇时游历太学，当时胡翼之正主持教导工作，用“颜回所喜好的是什么学问”为题测试各位学生，看到先生所作的答卷，大为惊叹，随即延请相见，授予他学职。

译吕希哲与先生住在相邻的书斋，首先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他。不久，从四面八方来追随先生的士人日益增多。

太中公多次应当得到恩荫授官，却总是把恩赐推让给同族的人。熙宁年间，近臣屡次推荐他，他自认为学问不足，不愿意做官。

吕申公任蔡州知州，将要离任时，上言说：“我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岁，有特立独行的操守，超群出众的姿质。嘉祐四年已参加过殿试，此后便断绝了进取的念头，往来于太学的诸生，都愿意以他为师。臣当时担任国子监长官，亲自前往敦请，最终也不能使他屈从。臣曾与他交谈，他透彻明了经术，通晓古今治乱的要旨，确实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不同于拘泥固执、曲解经义的儒生，仅仅有偏狭的专长。如果他在朝廷，必定是国家的栋梁。恳请特别以破格的方式表彰任用他。”

哲宗即位，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着，以及西京留守韩绛，将他的品行节义上报朝廷。

司马光与吕公着共同上荐章说：“我见河南处士程某，努力学习，喜好古法，家境贫寒却坚守节操，说话必定忠诚守信，行动遵循礼义，年过五十，不求做官进身，真是儒者的高洁操守，圣明时代的隐逸之士。恳请特别加以召命，破格提拔，足以成为士人的楷模，裨益社会风化。”

谏官朱光庭又说：程颐道德纯全完备，学问渊博，资质刚劲正直，有中立不偏倚的风度，见识思虑明澈，达到知微见著的神妙境界，言行相顾而没有选择，仁义在身而不矜夸。如果任用此人，让他担任劝讲之职，必定能辅佐涵养圣德，启发引导天聪，一旦端正君主的心，就是天下的福气。又说：程颐探究先王的深意，通达当世的政务，是天下的先觉者，圣明时代的真儒。让他每日侍奉经筵，足以发扬圣训；兼任掌管学教，足以大大改变文风。又祖宗时，起用陈抟、种放，他们高风亮节，闻名天下。衡量程颐的贤能，陈抟、种放未必能超过他，程颐的道则有陈抟、种放所不及的地方。明智的人观察他的学问，真正得到了圣人的传承，深思力行，并非一日之功。他有经天纬地的才能，有制礼作乐的资质。请求访问他至正的理论，以及平治天下的道理。又说：程颐论说道，则贯通天地人三才，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隔；论说德，则包容众美，没有一种善德被遗漏；论说学，则博通古今，没有一样事物不知道；论说才，则开物成务，没有一条道理不总揽。因此圣人之道，到此而传承。况且正值天子开始进学之初，如果让真儒专门担任经筵讲官，难道不盛大吗？

元祐初年，召他到京师，授予校书郎，他推辞说：“祖宗时，布衣被召，自有先例，现在臣还未得到入见，不敢遵命。”

王岩叟上奏说：“我见程某学问极尽圣人的精微，品行完全具备君子的纯粹，早年与其兄程颢都以德名显扬于当时。陛下再次起用程颐，程颐应召而来，在阙下待诏。四方俊才无不翘首期盼，以观察朝廷如何对待他，安置他是否得当，从而议论。那么陛下此举关系到天下人的心。臣愿陛下增加对待他的礼节，选择安置他的方法，而使高贤能为陛下尽其所用，那么所得的不只是程颐一人而已。四海潜藏光芒、隐没德行的人，都将互相招引而为朝廷出仕。”又上奏说：“我听说圣恩特别授予程颐京官，并给校书郎，足见陛下优礼高贤。但臣愿陛下召见一次，试着用一句话询问治国的要领。陛下就可以自己观察此人。我认为程颐怀抱道义、修养德行日久，潜神积虑的功夫深，静观天下义理多，必定有嘉言以刷新圣听。这是我推荐程颐的原因，不是为了程颐，是想成就陛下之美。陛下召见后授予他官职，那么程颐接受而无愧，陛下给予而不悔，授受之间两全其美。”

召对时，上奏论述经筵三件事：第一，因为皇上年轻，辅佐涵养为急，应当选拔贤德之人担任讲官，借机让他们陪侍宿直，陈述道义，用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第二，请求皇上左右的内侍宫人，都选拔老成厚重之人，不让奢侈靡费之物、浅俗之言接触耳目，仍设置经筵只应内臣十人，让他们伺察皇上在宫中的动静，告诉讲官，如果有小的过失，得以随时规谏；第三，请求让宫中的讲官坐着讲，以培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恭敬畏惧之德。又说：“如果言论可行，怎敢不就职；如果不可用，愿听任我推辞。”皇太后先前当面告知将授予说书之职，不久命令下达，授予崇政殿说书，再次推辞后才接受任命。四月按例因暑热罢讲，先生上奏说：“辅导少主，不应如此疏略，请求让讲官在六参日上殿问安，借机从容进献教诲，以辅佐皇上之德。”

与孙觉、顾临及国子监长官一起审阅，国子监制定先生所定的条例，大致认为学校是礼义相先的地方，而每月让他们竞争，完全不是教养之道，请求改考试为考核，有所未达到的，则由学官召来教导，不再评定高下。创建尊贤堂，以延揽天下道德之士，减少解额以去除利诱，省去繁文缛节以专一委任，厉行检点以厚植风教。以及设置待宾吏，师斋设立观光法，像这样的有数十条。

上疏太皇太后说：“现在

译“夏至节气紧迫，为了宗庙社稷和百姓的长远计议，应当辅佐培养陛下的德行。而辅佐培养的方法，不仅仅在于涉猎诗书、阅览古今而已，更要使陛下每走一步都不离开正直之人，这样才能通过熏陶涵养，成就圣明的德行。如今偶尔进行一次讲解，解释几件事，益处既少，而且自从四月停止讲学以来，直到中秋，都没有接见儒臣，这几乎不符合古人早晚辅佐君主的意思。请求等到初秋，就命令讲官轮流每日入宫侍奉，陈述义理，仍然选拔臣下家中十一二岁的子弟三人侍奉陛下学习。况且迩英阁狭窄且暑热，恐怕对陛下的身体不宜，而且讲学时宰相和史官都进入，使陛下不能舒展愉悦。请求从今以后，每月在崇政殿讲学两次，然后宰相和史官入宫侍奉，其余日子在延和殿讲学，那么后殿垂下帘幕，太皇太后不时亲临，不仅有助于考察主上进修学业的情况，对于后妃的德行也未必没有补益，而且使讲官想要有所进言，容易上达天听，关系尤为重大。”又，讲读官按惯例兼任其他职务，请求也免除这些兼职，使他们能够积累诚意来感动陛下的心意，都没有得到答复。被差遣兼任判鼓院职务的先生引用前面的说法，并且说：“入宫谈论道德，出宫掌管诉讼，这不是任用人才的方法。”再次辞谢不接受。

译杨时说：“出仕之道与为了俸禄而出仕是不同的。常夷甫以平民身份入朝，祖宗想要优待他的礼遇，让他兼任几个部门的职务，如鼓院、染院之类，夷甫全部接受。等到伊川担任讲官，朝廷也想让他兼任其他职务，他却坚决推辞。大概以前之所以不做官，是为了道义；那么今天的事情，必须官职足以推行道义才可以接受，否则就是苟且求取俸禄。然而后世道学不明，君子在辞谢、接受、取舍方面，很少有人懂得。所以常公接受任命，人们不认为不对；而先生推辞任命，人们也不认为对。”

（先生）上疏议论延和殿讲读垂帘的事情，并且请求时常召讲官到帘前询问皇上进学的次序。又上奏说迩英殿暑热，请求在崇政殿、延和殿或其他宽敞凉爽的地方讲读。给事中顾临认为在殿上讲读不可以，有防止修缮扩建迩英阁的意思。先生又上疏认为：修缮扩建迩英阁，那么臣的请求就实现了。然而自祖宗以来，都是在殿上坐着讲读，从仁宗开始才在迩英殿讲读而讲官站立侍奉，这只是顺应一时的便利罢了，并不是像顾临的意思那样。现在顾临的意思，不过是以尊崇君主为说辞，却不知道尊崇君主的道理。如果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就会误导主上的见解，臣的职责是辅导，不得不辩明。

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定提前斋戒，暗中思考保持诚心，希望以此感动皇上的心意。而他的解说，常常在文义之外，反复推究阐明，归结到人主身上。一天应当讲解《论语》中“颜子不改其乐”这一章，门人有人怀疑这一章没有涉及人君的事情，将用什么来说呢？等到讲完，文义说完后又说：“住在陋巷的士人，仁义在身；人主地位崇高，奉养完备至极，如果不知道学习，怎么能不被富贵所改变？况且颜子，是辅佐王者的才能，却箪食瓢饮；季氏，是鲁国的蛀虫，却富有超过周公。鲁君任用和舍弃像这样，不是后世的鉴戒吗？”听到的人赞叹佩服。

入宫侍奉的时候，容貌极其庄重。当时文潞公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有时侍立整天不松懈，皇上虽然告诉他稍微休息，他也不离开。有人问先生说：“您的严肃，比起潞公的恭敬，哪个是得哪个是失？”先生说：“潞公是四朝大臣，侍奉年幼的君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平民身份担任辅导职务，也不敢不自重。”

曾经听说皇上在宫中起身漱口，必定避开蝼蚁，因此请问皇上：“有这回事吗？”皇上说：“是的，确实害怕伤害它们。”先生说：“希望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一天讲完没有退下，皇上忽然起身靠着栏杆，戏折柳枝，先生进言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不可以无故摧折。”皇上不高兴。

所讲的书中有一个“容”字，宦官用黄色覆盖它说：“这是皇上藩邸时期的嫌名。”先生讲完，进言说：“人主的权势，不担心不尊贵，担心臣下尊崇过度，而骄心生起罢了。这都是近臣养成的，不可以不警戒。请从今以后旧名、嫌名都不再避讳。”

神宗的丧期未满，而百官在冬至上表祝贺。先生说：“节序变迁，思念正切，请改贺为慰。”等到除丧，有关部门又要开乐设宴，先生又上奏请求罢宴，说：“除丧而用吉礼，那么因事用乐就可以了。现在特意设宴，这是喜悦的表现。”

听说后苑用金子制作水桶，问后苑的人说：“这是崇庆宫的物品。”先生说：“如果是皇上所使用，那么我不敢不劝谏。”在职位上几个月不说俸禄，官吏也不发放。后来各位公卿知道了，让户部特别发放。又不为妻子请求邑封，有人问他说：“您从草野中兴起，三次推辞不接受然后才接受任命，今天却为妻子请求封邑吗？”

经筵承受张茂则曾经邀请讲官喝茶看画，先生说：“我平生不喝茶，也不识画，最终没有去。”

潞公曾经与吕、范各位公卿入侍经筵，听到先生讲说，退下后互相感叹说：“真是侍讲啊。”一时文士归附他门下的很多，而先生也以天下为己任，议论褒贬，无所顾忌回避。因此同朝之士中有以文名世的，嫉恨他像仇敌一样。

苏轼上奏状说：“我一向厌恶程某的奸邪，不曾假借辞色。”又吕陶说：“明堂降赦，臣僚称贺完毕，而两省官员想要去祭奠司马光。”当时程颐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就不唱歌’，怎么可以贺赦刚完，却去吊丧？”在座的客人有人质疑说：“孔子说‘在这一天哭就不唱歌’，并没有说唱歌就不哭，现在贺赦完了却去吊丧，于礼无害。”苏轼于是用鄙俗的话戏弄程颐，众人都大笑，结怨的开端大概从这里开始。又《语录》说：“国忌行香，伊川命令供应素食。”子瞻责问他说：“正叔不喜欢佛，为什么吃素？”先生说：“礼规定居丧不饮酒不食肉，忌日是丧期的余绪。”子瞻命令准备肉食说：“为了刘氏左〇。”于是范淳夫等人吃素，秦黄等人吃肉。又鲜于绰《传信录》说：“旧例行香斋筵，两制以上及台谏官员破蔬馔，然而因为粗粝，于是轮流为食会肉，都用食了。”元祐初年，正叔认为吃肉不对，于是议论为素食，众人大多不听从。一天门人范淳夫当值排食，于是准备蔬馔，子瞻因此用鄙俗的话戏弄正叔，正叔门人朱公掞等人防备他，于是立刻结为敌对了。此后蔬馔也不实行了。又《语录》说：“当时申公为相，凡事有疑”

译凡有疑难，必定向伊川请教；在人才的提拔与贬抑上，苏轼、苏辙怀疑伊川在其中起了作用，因此极力诋毁他。」

译一天，先生前往讲筵，皇上因患疮疹未上朝坐殿，已持续多日。先生退下后，去见宰相，询问皇上不上朝的事是否知晓？宰相说：不知道。先生说：两位圣人在朝，皇上不上朝，太皇太后不应独自坐殿。况且君主有病，而大臣不知道，可以吗？第二天，宰相将先生的话上奏，请求探问皇上的病情。因此大臣们大多对先生不满。谏议大夫孔文仲于是上奏说：先生品行卑劣奸巧，一向没有乡里的良好声誉，在经筵上讲说僭越专横，忘记本分，遍访权贵大臣，逐一拜谒台谏官员，搬弄是非扰乱朝政，以此报恩复仇，致使市井百姓视他为五鬼之首，请求将他放归乡里，以显示法度。于是改任先生为西京国子监管勾。

孔文仲的传记中记载吕申公的话说：“孔文仲被苏轼诱骗胁迫，议论政事都采用苏轼的意思。”又吕申公的家传也记载他与吕大防、刘挚、王存一同驳斥孔文仲所论朱光庭的事，言辞非常激烈，并且说：“孔文仲原本以刚直著称，然而愚钝不懂事理，被浮薄之人利用，从而伤害善良之人。晚年才自知被小人欺骗，愤郁呕血而死。”查考旧录固然多有虚妄，但这类记载并非没有依据，新录全都删去了，失去了事实真相。又范太史的家传中说：“元祐九年上奏说：‘我见元祐初年，陛下召见程颐于便殿，从布衣直接任命为说书官，天下士人都认为选对了人，实在是罕见的美事。然而才过一年多，就因别人的言论罢免了他。程颐的经术和品行，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都与程颐相知二十多年，然后才举荐他。这两个人，并非为了欺骗蒙蔽而误导圣听。程颐在经筵，急于陛下进德修业，所以他的讲说言语常常繁多。草野之人，一旦入朝与人交往，不加防范，不熟悉朝廷体制，而进言的人说程颐是大奸大恶，贪婪索取，奔走交结，又说程颐想凭借故旧倾轧大臣，以意气驱使台谏，这些话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大概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都一向推崇佩服程颐的经术品行，所以不知情的人指责他们结党。陛下谨慎选择经筵官员，像程颐这样的贤人，都足以辅导圣学。至于像臣等忝列讲职，实在不敢奢望。臣长久想为程颐说句话，怀在心中多年，犹豫不决没有实现，致使程颐在公正的朝廷遭受诬蔑诽谤，每次想到都感到惭愧。现在臣已请求离职，如果再次召他劝讲，必定对圣明有所补益。臣虽在外，最终也没有遗憾了。’”

三省进呈奏章，先生服丧期满，朝廷想授予他馆职，在帘中判检院，因为认为他不安静，命令只授予西京国子监。程颐起初在经筵，归附他门下的人很多，而苏轼在翰林院，也多依附他，于是有了洛党、蜀党之说。两党道义不同，互相诋毁，最终被蜀党排挤。苏辙执政时，刚进禀奏，就说：“只怕他不愿在帘中安静地接受他的学说。”所以程颐不再被召用。

再次辞谢西京国子监的任命，极力论述儒者进退的道理。监察御史董敦逸上奏，认为他有怨望轻躁的言语，改授管勾崇福宫，不久因病离职。哲宗初年亲政，重申秘阁西京国子监的任命，再次辞谢不就。

绍圣年间，因党争被放归乡里，编管涪州。谢良佐说：“这次出行，良佐是知道的。”这是族子公孙与邢恕所为。先生说：“族子极其愚昧，不值得责备；故人情义深厚，不敢怀疑。”孟子既然知天，哪里需要责怪臧氏。

贬谪涪州，渡江到江心，船几乎翻覆，船上的人都号哭，先生独自正襟危坐如常。不久靠岸，同船有位老人问说：“当船危险时，您唯独没有恐惧的神色，为什么呢？”先生说：“心存诚敬罢了。”老人说：“心存诚敬固然好，然而不如无心。”先生想与他交谈，老人径直离去不顾。

从涪州回到洛阳，气色容貌，胡须头发都比平时更好。

贬谪涪州，注解《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此为忧；赦免得以归来，不以此为喜。恢复通直郎及判西京国子监的任命，立即请假，想拖延作为寻医的计划。不久供职，尹焞深深怀疑他。先生说：“皇上刚即位，首先受到大恩，不这样怎么仰承德意？然而我不能做官，已经决定了。领取一个月的俸禄，然后随我的心意罢了。”

进言的人议论先生原本因奸党论荐得官，虽然曾经明正罪罚，但叙复过于优厚，现在又著书诋毁朝政，于是有防备，追毁出身以来的文字，他所著的书，命令监司觉察。

语录说：“范致虚说，程某以邪说偏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作为他的羽翼。”事下河南府，彻底查究驱逐学徒，再次列入党籍。

迁居龙门之南，停止四方学者说：“尊重所听到的，践行所知道的，就可以了，不必来到我的门下。”

崇宁三年，对张绎说：“我受气很薄，三十岁后逐渐旺盛，四十五十岁后才完备。现在活了七十二年，比较筋骨，没有损伤。”张绎说：“先生难道因为受气薄而厚于保生吗？”先生感叹说：“我以忘生徇欲为深耻。”

《易传》成书已久，学者得不到传授。有人替他请求说：“自量精力未衰，还希望有少许进步。”其后病重，才开始传授给尹焞、张绎。

尹焞说：“先生践行容易，他作传只是因而写成熟。读玩味即可见到。又说

译“先生一生的用心全在《易传》上，那些寻求先生学问的人，只要阅读这部著作就足够了。”语录之类的内容出自门人弟子的记录，有精粗优劣之分，大概难免会有遗漏或失误。又说：“门人弟子请教《易传》中某一个字的含义，先生必定反复多次地训诫他们，这是因为先生潜心研究的时间很长，从不轻易落下一个字。”

译大观初年，九月病情危重，门人进言说：“先生平日所学习的，正是今日要用的。”先生勉强支撑病体，微微睁眼说：“说出来就不是了。”那人还未走出寝室门，先生就去世了【另一种说法是：门人郭忠孝、尹子云不是这样。郭忠孝自从党争事件发生起就不与先生往来，等到先生去世也没有去祭奠】。

先生去世后，以前的门人高弟大多已经先去世，没有能够形容他道德之美的人。然而先生曾经对张绎说：“我过去为明道先生写行状，我的道大概与明道相同。将来想了解我的人，寻求这篇文章就可以了。”

起初，明道曾经对先生说：“日后能使师道尊严的，是我的弟弟。至于接引后学，根据人才来成就他们，那我就不推让了。”

先生的母亲有识人的眼光，两位先生年幼时，勉励他们读书，因此在信笺上写道：“我珍惜勤奋读书的儿子。”又在两行字前写道：“殿前及第程延寿【明道幼时的名字】”，接着写道：“处士”，后来都应验了。母亲在孩童时期就已经知道他们的未来了。

杨时来拜见伊川，有一天，先生坐着闭目养神，两个儿子站立侍奉，不敢离开。过了很久，先生才回头说：“两个儿子还在这里吗？天晚了，暂且回房休息。”两个儿子退下，门外积雪已深一尺多，先生严厉就是这样。晚年接待学者，反而更加平易，大概是因为他的学问已达到极致，只是在圣人气象上稍显不够从容罢了。明道已经从容，可惜他早逝，来不及施展抱负。如果能在元祐年间得到任用，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

韩维与两位先生交好，屈尊将他们请到颍昌。闲暇时一同在西湖聚会，命令儿子们侍奉随行。其中有个言行不庄重恭敬的，伊川回头看着，严厉地斥责说：“你们跟随长辈出行，敢这样谈笑吗？韩家的孝谨之风衰败了！”韩维于是将他们全部赶走。

先生与韩公维约定，等韩公八十一岁时，去拜见他。这一年元旦，因为子弟祝贺新年，先生说：“我今年有一笔债未还，春天应当暂去颍昌见见持国，于是前往拜访。”在颍川停留很久，韩维早晚陪伴吃饭，态度更加恭敬。有一天，韩维秘密对儿子彬叔说：“先生远道而来，没有什么表示心意。我有一件黄金药碟，一层三十两，似乎可以作为先生的寿礼，不敢立刻说出来。我应当以其他事让你侍奉吃饭，从容表达我的意思。”彬叔侍奉吃饭，按照嘱咐，试着提起此事。先生说：“我与令尊是道义之交，所以不远而来，何必用这个呢？”第二天早晨就回去了。持国对他的儿子说：“我不敢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三道歉后分别。

吕汲公用百匹绢赠给伊川，伊川推辞。当时族兄的儿子公孙在旁边，对伊川说：“不要做得太过分，暂且收下吧。”伊川说：“公之所以赠给我，是因为我贫穷。公身为宰相，能进用天下的贤才，根据才能任用他们，那么天下人都会受到恩赐。为什么只有我贫穷呢？天下贫穷的人也很多。公家的财物固然多，恐怕公也不能周济所有人。”

二程随侍父亲程太中，任汉州知州，宿在一座寺庙。明道进门向右走，随从都跟着他；伊川进门向左走，独自走到法堂上相会。伊川自认为：“这是我不及家兄的地方。”大概是明道温和平易，人们都亲近他；伊川严肃庄重，人们不敢靠近。

先生曾经说我在《易传》方面，现在却已自成书，只是陆续修改，期望到七十岁，这本书可以出版。退之（韩愈）说聪明不及从前，道德日益背离初心，确实如此。我在《易传》后来修改的不多，不知如何，所以暂且期望用十年功夫，看看如何。《春秋》的书等刘绚的文字到了，再下工夫也不多了。现在的人解释《诗经》完全没有意思，却等待出些文字。《中庸》的书却已完成。现在农夫在严寒酷暑中，深耕易耨，播种五谷，我得以食用。现在百工技艺，制作器用，我得以使用。甲胄之士，披坚执锐，守卫国土，我得以安宁。却这样虚度日月，就是天地间的一个蛀虫。功泽又不及百姓，别的事又做不了，只有修补圣人遗书，或许有点补益罢了。

陈长方在姑苏见到尹子，问《中庸》的解释。子云：“先生自己认为不满意，已经烧掉了。”

先生被贬时，李邦直任洛阳尹，派都监来见。伊川刚出来，见到他，就请上轿。先生想略见叔母，也不允许。不知朝廷命令如何？当晚宿在都监府。第二天派人押送成行，到龙门。邦直派人赠送百星银，先生不接受。回来后，门人问为什么不接受？说：“他那时已经与我互不相知，岂可接受？”

曾经说：“我四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覆推绎，六十以后著书。著书是不得已。”

尹焞二十岁，才开始拜入先生门下。曾经得到朱公掞所论杂说，呈给先生，问先生：“这本书值得看吗？”先生留了半个月，有一天问说：“前日所呈杂说如何？”先生说：“我在，何必看这个？如果不能领会我的心意，只是记得他的意思。”焞从此不敢再读。

朱子说：“如果伊川不在，那么怎么可以不读？”

南方学者跟随先生很久，有回去的有人问：“学者久从

译在门下求学，谁是最有心得的人呢？」先生回答说：「我怎敢当！即便说有所心得，也不过是给他指出一个岔路，让他自己去探寻罢了，只要不弄错，已经是极大的庆幸了。至于真正的自我领悟，那就更难了。如果别人说他有心得，那便是他已经拥有了。如果论及随着个人的能力而有所见解，那么这样的人也是有的。」

译先生常穿粗布袍，高领檐劣半寸【一说领桶八寸，檐半寸四直】，系着带子说：“这是野人的衣服。”穿着深衣，系着绅带，青色边缘绣有篆文，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

绍兴年间，胡安国说：程某修身、行法、规矩、准绳，独出诸儒之上。虽然在崇宁年间被曲加禁止，但学者私下相传习。后来他的门人渐渐得到任用，传播者日益广泛，士大夫争相磨砺激励。但其中那些追求利禄的人，借他的学说来自我推销，分党相排，众论汹汹，深深讥讽他的门徒。甚至牵连到伊川，我认为这太过分了。圣人的道，用来垂训万世，无非是中庸，没有甚高难行的学说，离世异俗的行为。这确实是不可更改的至论。然而中庸的意义长期不明，自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然后其意义才可思而得。否则，或者认为高明是用来处己，中庸是用来接物，本末上下，分为两途，而其意义就不明了。士人学习应该以孔孟为师，这也是至论。然而孔孟之道长期不传，自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然后其道才可学而至。否则，或者以六经语孟之书，作为口耳之学，取世资以干禄，更加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想要让学者践行中庸、以孔孟为师，却禁止他们不得从程颐之学，这是入室而不由户，不也是错误吗？

尹焞说：“先生的学问本于至诚，体现在言动事为之间，处中有常，疏通简易，不故作怪异，不狭隘偏激，宽猛合宜，庄重有体。有人说匍匐以吊丧，诵孝经以追悼，都没有这些事。衣服虽然朴素，冠襟必定整齐；饮食虽然简俭，蔬饭必定洁净。太中年老，左右侍奉无违，以家事自任，尽力营办，细事必亲，赡养内外亲族八十余口。”

又说：“对于书无所不读，对于事无所不能。”

谢良佐说：“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声色，指挥之间就成功了。”有人说：“人们说伊川守正则尽，通变不足，您的话却是这样，为什么呢？”谢良佐说：“陕右钱以铁旧矣，有议更以铜者，已而会所铸，子不喻母，谓无利也,遂止。”伊川听说后说：“这是国家的大利，利多费省，私铸者众，费多利少的，盗铸者息。民不敢盗铸，那么权归公上，不是国家的大利吗？”又有议增解盐之价的，伊川说：“价平则盐易泄，人人得食，无积不售者，岁入必倍矣。增价则反是。”后来果然如此。司马光既相，荐伊川而起之，伊川说：“将累人矣。”使韩富当国时，吾犹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变熙丰，复祖宗之旧，伊渊说：“役法当讨论，未可轻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数年，纷纷不能定。由此观之，也可以见其梗概矣。

朱熹在《易传》后写道：“易更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包牺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筯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是岂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异，故其所以为教法者，不得不异，而道则未尝不同。然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数，而不得其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适乎中正仁义之归。求其因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道者，则惟伊川之书而已。”

又说：“《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真是盛得水住。

晚年所见甚实，更无一句悬空说的话。今观《易传》，可见何尝有一句不着实。

《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亦有不安处。如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只是说一个无所作为之意，《易传》却言“不耕而获，不菑而畬”，谓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最切处。”后举似李延平，延平说：“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得此话。”

向见敬夫及伯恭皆令学者专程易传，往往皆无所得。盖程但观其理，而不考卦画经文，其意味无穷，各有用处，诚为切于用功夫。但以卦画经文考之，则不免可疑者。

问程易说得理也太多，说：伊川求之太深，尝说三百八十四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解，其说也好，而今似他解时，旧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易难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无抑扬。若能看得有味

译那么这个人也就非常懂得义理了。《易经》的传文明白易懂，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只是伊川先生将天下许多道理分散融入六十四卦之中，如果把它当作《易经》来研读，就没有意味；只有把它当作行事准则来看待，那么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有用处。

译程先生对经学的解释，道理都包含在解释的文字之中。

伊川先生有几篇《诗经》的解说，论述《小雅》以后的篇章，极好。

程先生的《诗传》选取的意义太多，诗人原本平易，恐怕不是这样。

现在只看《论语》这一本书，何曾有凭空说教的话？只是因为汉代儒者一直寻求训诂，更不触及圣人的意旨，所以二程不得不阐发道理，开示学者，使人心气昂扬向上，探求圣人用心的地方，因此放得稍高。

又说：二程的学问，以《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为标志指向，进而通达六经，使人读书穷究事理，以诚其意，正其心，修养自身，由己及家，以及于天下。他们的道路平坦而光明，他们的学说简略而通达，他们的行为端正而切实，大概将用来振作百代的沉迷，而使人进入圣贤的境界。

《遗书》后记说：“这本书是二程的门人记录他们所见闻问答的。读这本书的人，如果能以主敬来确立根本，穷究事理来增进知识，使根本确立而知识更加明白，知识精微而根本更加稳固，那么在日常用度之间，就将能够领会先生的心意了。”

问：《遗书》中记载明道的话，便自然洒脱明决。回答说：自是他见得容易，伊川的《易传》却只管修改，晚年才拿出他的书。如果让明道来作，自然没有这么多事。伊川说话，如今看来，中间难道没有小小的不同，只是大纲统体说得极好。如“性即理也”这一句话，直是自孔子以后，只有伊川说得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论性的根基【并朱子语】

胡安国说：“程氏的文章，对于《易经》则依据道理来阐明卦象，从而知道体用的一源；对于《春秋》则见于行事，从而知道圣人的大用；对于其他经书和《论语》《孟子》则阐发其微妙的意旨，从而知道求仁的方法，入德的次序。程氏的行为，他修身待人，则忠诚感动州里；他事奉双亲、顺从兄长，则孝悌显于家庭；他辞受取舍，如果不是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众人虽然给他千钟的俸禄，他也不顾。”

胡宏说：“二公在今天倡导久已断绝的学问，他们的功绩比之于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

张栻说：“二先生教学者，不外乎居敬、穷理两件事。取他们的书，反复阅读，就可以看见。大概居敬有力，那么他所穷究的就越精微；穷理逐渐明白，那么他所居守的就越有根基。这两者实在互相启发。”

又说：“二先生的书完全精粹，越读越无穷，不可不详细体味。”又说：“伊川的话，看起来似乎平易，而研穷其意味，不知疲倦。”

胡安国说：“从前曾见邹志完论近世人物，因而问明道如何？回答说：‘此人得志，使万物各得其所。’又问伊川如何？回答说：‘却不得比明道。’又问为什么不得比？回答说：‘因为有不通的地方。’后来再论二先生的学术，志完却说：‘伊川见处极高。’从前鲜于侁曾问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不知道所乐的是什么？伊川却问说：‘平常说颜子所乐的是什么？’鲜于侁说：‘不过是说所乐的是道。’伊川说：‘如果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由此知道伊川见处极高。”

朱子说：“此道经过前后圣贤，其学说才开始完备。自尧舜以下，如果不生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以后，如果不生孟子，也未分晓。后数千载，才得到二程出来，阐发此理。秦汉以下，直是说梦。”

这个道理自孔孟去世后，便无人理会防备。只有韩文公曾说来说，又只说到正心诚意，而遗漏了格物致知。等到程子，才开始推广其说，工夫精密，没有遗漏的顾虑。然而程子去世后，门人说得便差，都说从别处去，与致知格物都不相干是不曾精晓程子的学说。只有五峰说得精，其毛病还如此，也是缘于当时诸公所听于程子的，语意不全，或只闻一时之语，或只听了一边，所以其说多差。后来却是集合诸家语录，凑起众说，这段工夫方才浑全。

国初的人便已崇尚礼义，尊崇经术，想要恢复二帝三代的制度，已自胜过唐人，只是说得未透，直到二程，此理方才说得透。

问：“明道可比颜子，伊川可比孟子吗？”回答说：“明道可比孟子，孟子才高，恐怕伊川未到。然而伊川收束检制处，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德性宽大，规模广阔；伊川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他们的道虽然相同，而造德各异。

所以明道曾为条例司官，不以为耻，而伊川所作的行状却不记载其事。明道还认为青苗法可以暂且放过，而伊川却在西监一状计较如此，可谓不同了。但明道所处乃大贤以上，事学者未到，而轻议之，恐失所守。伊川所处的虽然高，然而实中人可以企及，学者只当以此为法则，大概可以少过错了。

现在想像大程的，应当识其明决中和处；小程的，应当识其初年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

天姿大

译如果资质高，就学习明白大道；如果还达不到明白大道的程度，那就先学习二程和横渠的学问。横渠的学问最为亲切，二程的学问规模广大。

译程先生天资高洁，所以不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横渠先生天资有夹杂偏驳的地方，所以必须下很大的功夫。

明道先生的言论，阐发道理到了极致，通透洒脱，善于启发人；伊川先生的言论，就是阐明道理，质朴诚恳而精深，尤其值得细细品味。

然而明道先生的言论，一看就觉得好，越看越好，所以贤者和愚者都能从中获益。伊川先生的言论，乍一看觉得不好，多看才觉得好，所以不是长期玩味思索的人，不能识得其滋味。这就是他们自我期许不同，所以在成就人才、尊崇师道方面有所不同的原因。

明道先生浑然天成，不显露人为的痕迹；伊川先生功夫造极，可以胜过天然的巧妙。明道先生说话超迈，不如伊川先生说得确切。

在《伊川帖》上写道：近世的学者探究义理不精，正是由于读书太草率罢了。况且《春秋》的大义，数十条如同日星般明亮，本来就已经在传序中显现；而那些所谓不容遗忘的道理，又不是先生决不能道出的。那三纲五常，是大伦理大法，有见识的人都能说得出，但面临小的利害时，就往往失去了自己的操守。正是因为学问不足以保全本心的端正，所以没有根基而遗忘了它。既然有理由自信那些道理不容遗忘，又不自觉地因事而流露在笔札之间，如果不是先生德行盛大、仁德纯熟，左右逢源，能达到这样吗？

赞语说：圆规画圆，矩尺画方，墨线取直，水准取平，确实是君子啊！展现出的伟大成就，如同布帛般的文章，菽粟般的滋味。懂得德行的人稀少，谁能识得其珍贵【这些都是朱子的话】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四

宋 李幼武 纂集

张载 横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祖先是梁人，后来寄居在凤翔。嘉祐二年考中进士，担任祁州法曹。升任丹州云岩县令，又被任命为渭州佥判。熙宁二年冬天，被召入朝，任命为崇文校书。第二年因病辞职回家。十年春天，又被召还，任同知太常礼院。议论礼制意见不合，又因病辞职回家。去世时，享年五十八岁。

年少时父亲去世，无所不学，喜欢谈论军事。在康定年间用兵时，他十八岁，慷慨地以功名自许，上书拜见范文正公。范仲淹一见就知道他是远大器量的人，想要成就他，告诫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必从事军事？”于是让他阅读《中庸》。先生读这本书，虽然喜爱它，但还认为它不是正确的。又去访求佛老之书，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嘉祐初年，在京城见到二程，一起谈论道学。先生豁然开朗，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自足，何必向外旁求？”于是完全抛弃了异端学说，变得淳厚朴实。

吕与叔写行状，一处写“尽弃其学”，尹焞对伊川说：“表叔平生的议论，说頥兄弟有相同之处还可以，如果说向頥兄弟学习，没有这种事。前年嘱咐与叔删去这句话，没想到还保留着，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了。”

尹焞说：“先生以前在京城，坐着虎皮讲《易》，听众很多。一天晚上，二程到来，讨论《易》。第二天，先生撤去了虎皮，说：‘我平时给各位讲的，都是乱道。有二程近来到了，深明《易》道，我比不上他们，你们可以以他们为师。’”

在云岩任职时，政令首先注重敦厚根本、改良风俗，京兆知府王公乐道，聘请先生到郡学，以德行教导人，对学者说谁能稍微放下科举的心思，一起进入尧舜的境界，听到先生的教诲，也有很多跟从的人。

神宗即位第二年，吕晦叔推荐他说：“张某学问有本源，西方的学者都尊崇他。”皇上立即命令召见，皇上询问治国之道，他都回答要逐渐恢复三代的制度。

有一天见到执政大臣，对他说：“新政的更改，担心不能胜任事务，求助于你，怎么样？”先生说：“朝廷将要大有作为，天下的士人愿意追随其后。如果与人共同行善，那么谁敢不尽力？如果像教玉人雕琢玉石一样，那么人也有不能做到的。”执政大臣沉默不语，所说的话大多不合，逐渐不高兴。

任命为校书，崇文辞官，又去浙东审理案件。有人说：“张某以道德进用，不应该让他审理案件。”执政大臣说：“淑问像皋陶，还献囚犯，这有什么妨碍？”案件审理完毕，回到朝廷。恰逢弟弟天祺因言论获罪，先生更加不安，于是请假西归。

回到横渠故居，整天端坐在一间屋子里，左右都是书籍，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有心得就记录下来。有时半夜起身，拿蜡烛写下自己的志向，道精思，没有片刻停止，也没有片刻遗忘。

学者有问，多告诉他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一定要像圣人那样才停止，听到的人没有不动心的。有自得的人，穷究神化、统一天人，确立大本，排斥异端，自孟子以来没有这样的事了。曾经对门人说：“我的学问既然在心中得到了，就修饰言辞；言辞没有差错，然后判断事务；判断事务没有失误，我才充沛地精义入神，预先做好准备罢了。”

熙宁九年秋天，收集所立的言论，称为《正蒙》。出示给门人说：“这本书，是我历年思考所得，其中的言论几乎与前圣相合。大体上是发端示人罢了，那些触类旁通的，我将有待于学者。正像一棵老树，枝干固然很多，所缺少的是润泽华叶罢了。”

慷慨地有意于三代的治理，论述治人的首要事务，没有不以划定田界为急的，讲求法制，鲜明完备，总之可以行于当今，如果有用的人，举而措之罢了。曾经

译孟子说：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近来正与学者们商议古代的制度，共同购买一块方形的田地，划分为若干井田，推行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阐明当今可以实行的方法，但都有志向却未能实现。

译先生离开朝廷，在南山脚下建造房屋，穿着破旧的衣服，吃着粗淡的食物，专心致志地治学。认为了解人却不了解天，是贤人而非圣人，这是自秦汉以来学者的最大弊病。因此，他的学问尊崇礼制、看重道德、安于天命、乐于顺应天时，认为这些很难做到，但先生坚持这一观点始终不变。

先生气质刚毅，道德高尚，容貌严肃，然而与人相处，时间久了便日益亲近。他治理家庭、待人接物，大抵是以端正自己来感化他人。别人不信任他，他就反省自身、修养自己，不把这话告诉别人。即使没有被人理解，也安然前行而不后悔，所以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听到他的风范都心生敬畏。听到别人的善行，喜悦之色便表现在脸上。回答求教者的问题，即使很多也不感到疲倦。对于有不能理解的人，没有不启发其入门的；对于可以教导的人，一定反复叮咛教诲，只担心他们成就得太晚。

先生再次因病辞官西归，路过洛阳，见到二程说：“我病重不起，还来得及赶到长安。”走到临潼，沐浴更衣后躺下休息。等到天亮去看他，已经去世了。

先生去世后，门人想给他谥号为“明诚”。次子张载以“明道”为名去问程颢，程颢又写信给司马光。司马光回信说：“子厚平生用心，是想率领当今世人恢复三代的礼制。《礼记·郊特牲》说：‘古代活着没有爵位，死了没有谥号。爵位是指大夫以上的人。’《檀弓》记载礼制之所以丧失，认为士人有诔文，是从孙贲父开始的。子厚的官位相当于诸侯的大夫，那么应该给他谥号。然而《曾子问》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写诔文，年幼者不为年长者写诔文，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天为尊者写诔文，诸侯互相写诔文尚且不合礼制，何况弟子为老师写诔文呢？’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他写诔文，没听说弟子再为他定谥号。现在各位想给子厚定谥号，恐怕不符合古礼，也不是子厚的本意。与其用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孟贞耀来比拟他，表示对他的尊崇，何不直接用孔子来比拟他呢？”

程颢作诗哭悼他说：“叹息斯文，约定共同修习如何？夫子便长眠不起了。东山不再有苍生的希望，西土谁来满足后学的求索？千古声名连接着棣蕚，两年零落归于山丘。在寝门恸哭知道有什么遗憾，难道只是交情亲友怀念旧游吗？”

朱熹赞颂他说：“早年喜好孙吴兵法，晚年逃避佛老思想，勇敢地撤去讲席，一变而至大道，精心思考努力实践，奇妙契合迅速书写，订正顽劣的训诫，指示我广阔的居所。”

先生说：“书读多了却喜欢忘记，只是因为义理没有精通罢了。义理精通了就必须记住，完全没有遗忘的地方。孔子以一以贯之，大概只是用一个义理，全都贯穿起来了。学者只要修养心识，明静自然就能看见。死生存亡，都知道它们的来源。胸中清澈明亮没有疑惑，只是这个理罢了。孔子说：‘不知道生，怎么知道死？’只是简略地说了。死的事情，只是生的延续，没有别的道理。”

富贵的得到与得不到，是天命决定的。至于道德则在于自己。追求它而没有得不到的。

学者不可以因为年轻就自我懈怠，即使是四十五岁、十二程，从十四岁时就锐利地想要学习圣人，现在将近四十岁，还未能达到颜回、闵子骞等人的水平。小程可以像颜回一样，恐怕不如颜回的无我。

对范巽之说：“我们比不上古人，病根在哪里？”范巽之请问，回答说：“这不难领悟，说这话的人，大概是想让学者存心不忘，希望心思逐渐熟习，有一天豁然开朗，如同从大睡中醒来一样。”

朱子说：“横渠这个意思，正是要学者把这个题目，时时省察，使之积累久了贯通熟习，而自然得到它。并不是说只要这样说死它。”

又说：“义理有疑惑，就洗去旧见，以迎来新意。”

朱子说：这个说法很恰当，最有道理。如果不洗去旧见，哪里能得到新意？现在的学者有两种弊病，一是坚持自己的意思，一是旧有的先入之见，即使想要摆脱，也被它自来寻找。

说：“读书少就没有办法考证义理的精微。大概书是用来维持这颗心的，一时放下就一时德性有松懈。读书则这颗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究看不见义理。书必须熟读成诵，精思多在夜间，或者静坐时得到。不记忆则思考不起，但通贯了大原后，书也容易记忆。所以看书的人，解释自己的疑惑，阐明自己未通达的地方，每次看见都有新的增益，那么学问就容易进步了。在不疑惑的地方产生疑惑，才是进步。”

朱子说：近来觉得先生熟读成诵的说法最为快捷。大概不论看得义理如何，且是收得这颗心有归着处，不至于走作。但也必须是专一精研，使一书通透烂熟，都没有记不起的地方，才可以换另一本书，这才有益。

又说：“言语有教化，行动有法度，白天有所作为，夜晚有所收获，瞬间有所修养，呼吸有所存养。”朱子说：“这话极好。君子终日勤奋，不可饮食休息；中间也不必终日读书，或者静坐存养，也是天地的生物，以四时运动，春生夏长，都是不息的。等到秋冬凋落，也只是藏于其中，所以明年又生。如果使到秋冬已经断绝，那么来年春天无缘再有生意。学者常唤令这颗心不死，那么每天都有进步。”

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代圣人继承绝学，为万世开辟太平。”

朱子说：这道自从孟子之后，一千多年。如果天不想让这道重新光明，就不会让今人有知道的。既然让人有知道的，那么一定有重新光明的道理。这都是先生以道自任的意思。

程颢说：“子厚用礼教学者，最好。使

译做学问的人首先要有所依据和坚守。子厚天赋极高，他的学问更是从广博杂多的知识中积累而来。

译伊川先生说：“子厚（张载）严谨庄重，才思严谨庄重便带有急切紧迫的气象，缺乏宽舒从容的气息。”上蔡先生说：“横渠（张载）曾经说，我花了十五年才学会恭敬而安适，却未能做到。”明道先生说：“可见其中有多少毛病啊。”

又说：“横渠教导人把礼放在首位，大抵是想让人端正仪容、谨慎节度，他认为世人污浊散漫、没有操守，就应当以礼为根基，教人在上面下功夫。然而他的门人稍有不慎，便沉溺于刑名度数之中，践行起来因为没有领悟到根本，就像吃木屑一样，毫无滋味，于是产生厌倦情绪，所以他的学问没有传承下来。”

明道曾经和横渠在兴国寺整日讲论，说：“不知道以前曾有什么人在这里讲过这些事。”

先生在他的书室两扇窗户上题写铭文，东边叫“砭愚”，西边叫“订顽”。伊川说：“这是挑起争端，不如只叫‘东西铭’。”

明道说：“《西铭》，我领会了其中的意旨，只是必须像子厚这样有笔力，别人无缘做到。孟子之后，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境界。有了这篇文章，省去了多少言语。总之，仁孝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片刻不处于这个境界，就是不仁不孝。”

《西铭》是原道的宗祖，自从孟子之后，没有见过这样的书。

观看《西铭》能够培养浩然之气的人。

游酢得到《西铭》阅读后，心中豁然开朗没有抵触，说：“这是《中庸》的道理，是在语言之外寻求的。”又论及刚毅说：“《西铭》阐述了刚毅之道。”

《订顽》的话极其纯粹没有杂念，是秦汉学者所未能达到的【伊川语】

《订顽》的意旨极其完备，是仁的本体。学者体悟这个意旨，使其存在于自己心中，其地位已经很高。到了这个地位，自然有别样的见解，不可穷究高远，恐怕对道没有补益。

《订顽》确立心志便能通达天德

问《西铭》怎么样？伊川说：这是横渠文章的精华。问：充实得尽时怎么样？说：就是圣人。横渠能充实得尽吗？说：言论有多种，有有德的言论，有造道的言论。有德的言论，说的是自己的事，如同圣人讲圣人的事。造道的言论，则是智慧足以知晓这个，如同贤人讲圣人的事。横渠的道极其高远，言论极其醇正，自孟子之后，儒者都没有其他的见识。

杨时给伊川写信说：“《西铭》讲本体而没有讲到作用，恐怕其流弊会达到兼爱。”伊川回答说：“横渠的话确实有过失，在于正防。《西铭》推究理以存义，发扬前圣所未发的道理，与性善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哪里是墨家可比的呢？《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墨家则是二本而无分。分殊的弊端，是私欲间隔而失去仁；无分的罪过，是兼爱而失去义。分立而推究理一，用来制止私欲胜出的流弊，是仁的方法；无别而沉迷兼爱，以至于达到无父的极端，是义的贼害。你把它等同起来，错了！况且他想要让人推而行之，本来就是作用，反而说没有讲到，不是奇怪吗？”

伊川回答先生的信说：“所论述的大概有苦心极力的气象，而没有宽裕温柔的气息。不是明睿所照见而考索至此，所以故意屡次偏颇而言论多有窒碍。小的出入有时会有。明睿所照见的，如同眼睛所看到的，细微之处都能识别。考索而至的，如同揣测事物，大约见到仿佛的样子罢了，能没有差错吗？更希望你完善涵养思虑，涵泳义理，日后自然条理通畅。”

南轩给朱子写信说：“《西铭》近日常读，理一分殊的旨意，龟山后来的信终究没有明白。大概这篇铭文的创作，正是为了学者私欲胜出的流弊，蒙昧天理的本然，所以推明理一以穷尽其用，而其分的殊自不可混乱。大概如以民为同胞，谓尊高年为老其老，慈孤幼为幼其幼，这是推究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所以说：分立而推究理，用来制止私欲胜出的流弊，是仁的方法。龟山以无事乎推为理一，引用圣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为说，恐怕不知道《西铭》推究理一的旨意。”

朱子回答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应，化生万物，那么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一。没有圣贤出现，谁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呢！”《西铭》的创作，意旨大概如此。程子认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了。大概以乾为父，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如此，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所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那么其分又怎能不殊呢？一统而万殊，那么虽然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的弊端；万殊而一贯，那么虽然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拘泥于为我之私。这是《西铭》的大旨。观看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为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大概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者。难道专门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须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道其分之殊吗？况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是说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罢了。如果没有称物之义，那么又怎么知道所施之平呢？龟山第二封信，大概想要发明此意，然而言不尽而理有余。所以愚得

译顺着他的说法就接着讲了下去。

朱熹说：“我既然已经为《西铭》作了解释，后来读到尹氏的书，其中提到杨中立回答伊川关于《西铭》的书信，里面有‘释然无惑’这样的话。伊川读了之后说：‘杨时也没有真正释然。’这才知道这个论点所怀疑的，是第一种说法。伊川大概也没有认可这种说法。”

译龟山语录中有这样的话：“《西铭》体现了‘理一而分殊’的原则，知道理一，所以能体现仁；知道分殊，所以能体现义。所谓分殊，就像孟子说的‘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因为亲疏有别，所以施予的爱不能没有差别等级。”有人问：“如果这样，那么本体和功用岂不是分离而成为两回事了吗？”回答说：“功用从未离开过本体。以人来说，四肢百骸都具备于一身的，是本体；到了运用的时候，头不可以穿鞋，脚不可以戴帽。大概从本体来说，差别已经包含在其中了。”这段论述分别异同，归结到应有的旨趣，大大不同于答书的说法。难道是因为他年高德劭，见解才更加精妙吗？因此再次表彰并指出这一点，以说明答书的说法确实有令人不能释怀的地方，而龟山的见解大概不止于此而已。

有人问《西铭》说：“还需要仔细看他所说的话。‘理一而分殊’，现在说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能明白地说是同一个理。乾道生成男性，坤道生成女性，那么天下的男性都是乾的气，天下的女性都是坤的气。从这个理出发，从上到下，都是一种气。”（以下都是朱子的话）

《西铭》从头到尾都是理一而分殊。乾为父、坤为母，固然是一个理；分开来说，就能看出乾坤。乾坤自是乾坤，父母自是父母。

问：“从厌恶酒肉，到勇于顺从命令，这六件圣贤的事，可以看出理一、分殊吗？”回答说：“厌恶酒肉，培育英才，是侍奉天；顾念养育并恩泽同类，则是侍奉亲人。每一句都包含两层含义，推演类比就可以明白。”

问：“‘天地之塞’，什么是‘塞’？”回答说：“‘塞’和‘帅’字，都是张载用字的精妙之处。‘塞’就是孟子说的‘充满天地之间’，‘体’就是孟子说的‘气之充者’，有一丝一毫不充实不足，就不是‘塞’了。‘帅’就是志气的统帅，含有主宰的意思。”

《西铭》一篇，关键就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我性”这两句。

乾为父，坤为母，就是理一而分殊。我如此渺小，混然处于其中，就是分殊而理一。

《西铭》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道理，有一个横向截断的道理。我私下认为当时的语意，似乎是说每句直接向下看，那么侍奉天、侍奉亲人的道理都在其中；全篇从中间截断来看，那么上面专门是侍奉天，下面专门是侍奉亲人，各有归属。

问：“以前曾就《西铭》中仁孝的道理请教过？您说截断横向看，后来我体会到孝是显现的先导，仁是天德的全体。侍奉亲人如同侍奉天，就是孝，由此推演，侍奉天如同侍奉亲人，就是仁。尊敬我的老人，爱护我的小孩，从尊敬老人、爱护小孩的心推演出去，直到疲病残疾的人，都如同兄弟，那些颠沛流离而无告的人，才算是尽了。所以用尊敬亲人的心，在暗室中不欺瞒，在屋漏处不愧疚，来尊敬天；用爱护亲人的心，乐天循理，无所不顺，来安顿天，这才叫做性。我私下认为横渠的大意只是如此，不知道对不对？”回答说：“他不是用孝来形容仁，侍奉亲人的道理就是侍奉天的样子。人且每天自己把身心体察一遍，就能明白我的身体就是天地的充实，我的本性就是天地的统帅。许多人物生于天地之间，同此一口气，同此一个性，就是我的兄弟。党羽大小等级的不同，就是亲疏远近的区别。所以尊敬天应当像尊敬亲人一样，战战兢兢，无所不至；爱护天应当像爱护亲人一样，无所不顺。天生我，安顿得好，让我富贵崇高，就像父母爱我，应当欢喜而不忘；安顿得不好，让我贫贱忧戚，就像父母想要成就我，应当辛劳而不怨恨。”有人说：“先生说侍奉亲人是侍奉天的样子，说尽了《西铭》的意思了。”

知道变化就能善于记述其事，穷尽神妙就能善于继承其志。这志就是那“天地帅吾其性”的志。作为人子就要记述父亲的事，继承父亲的志，这样才是侍奉亲人如同侍奉天，就要记述天的事，继承天的志，才是侍奉天。如果违背了这个道理，就是天违背德行的儿子；如果害了这仁，就是天的贼子；如果思虑济恶而不悔改，就是天的不才之子；如果能践行形体，就是天地像样的儿子。这意思血脉都是从“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我性”说出来的。都要归结于这两句，如果不是这两句，那么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什么关系呢？“吾其体，吾其性”，有我去承当的道理。

问：“颍封人的恩泽同类，申生的恭敬，这两个人都不能没有过失，难道能尽得孝道吗？”回答说：“《西铭》本来不是说孝，只是说侍奉天，但推演侍奉亲人的心来侍奉天罢了。这两个人从这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大概侍奉亲人却难免有过失，如果天道纯粹，就没有过失的地方，只是推演这颗心来奉事罢了。”

问：“无处可逃而等待烹煮，申生没有尽到子道，为什么选取他？”回答说：“天不会那样，不像献公那样。人有妄念，天则没有妄念。如果让自家死，就是理，应当如此，只得听受。”

问：“《西铭》只是仁孝继志述事吗？”回答说：“是用父母来比喻乾坤，主意不是说孝，只是用人们容易明白的来说明难以明白的罢了。”

问：“《西铭》专门为理而言，不为分而设吗？”回答说：“《西铭》一书，横渠用来示人至为深切，而伊川又以理”

译一、对“分殊”加以赞颂。言语虽然极其简约，但道理却已经完备无缺了。大概乾作为父，坤作为母，这就是所谓的“理一”。然而，乾坤是天下的父母；父母是个人的父母，那么它们的职分就不得不有所区别了。所以，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伙伴，是从天下父母的角度来说的，这就是所谓的“理一”。但是，既然称他们为百姓，就不是真的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胞；称它们为万物，就不是真的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同类。这是从个人父母的角度来说的，这就是所谓的“分殊”。再说，既然称他们为同胞、为伙伴、为宗子、为家相、为老人、为幼儿、为圣人、为贤人、为困苦无依者，那么在他们之间又有着如此等级的差别呢？但是，那所谓的“理一”，贯穿于“分殊”之中，从未与之分离。这是天地自然、古今不变的真理，孔子开始阐明了它，这不是一时为了补救弊端而说的话，也不是暂且用来强化这一方而削弱另一方。

译问：《西铭》只是借用的途径，并非终身之学吗？答：《西铭》的言论，指出我们体性所由来的根源，以阐明父为乾、母为坤的实质，极尽乐天践形、穷神知化的奥妙，以至于没有一行不内心满足，从而终身如此。所以伊川认为，充养得尽时便是圣人，恐怕并非专为学者一时的见解而发出的。

问《龟山语录》中说：“《西铭》理一是仁，分殊是义。”答：“仁只是流露出来的，便是仁；各自形成一个事物的，便是义。仁只是那流行的地方，义只是那应当做的地方。”

《西铭》理一而分殊，难道不是伊川说破的吗？难以理防【并朱子语】横渠撰写《正蒙》时，处处放置笔砚，有了心得就写下来。明道说：“子厚却如此不熟【上蔡语录】

问横渠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答：本来只是一个太虚，渐渐细分说得严密罢了。太虚便是这四者的总体，而不混杂着这四者来说。由气化有道之名，气化是那阴阳造化，四时寒暑，昼夜雨露霜雪，山川草木金石水火土，都是这个，便是那太虚，只是混杂着气化来说。虽然气化而实在不离乎太虚，还没有说到人物各自具备当然之理的地方【朱子语】

问太虚便是太极图上方的圆圈，气便是圆圈里阴阳静动吗？答：是的。又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有了这气，道理便随在里面。没有这气，则道理没有安顿之处。如同水中的月亮，必须有了这水，才能映出天上的月亮。如果没有这水，终究没有这月亮。心的知觉，又是那气虚虚的聪明。视听作为运用，都是有了这知觉，才能运用道理。所以横渠说：“人能弘道，是心能尽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检束心。”

论《正蒙》说道体的地方，如太和、太虚、虚空等，正是说气说聚散的地方。其流乃是一个大轮回。大概是他思虑考索所到达的，并非性分自然的知。如果谈论道理，只有周子说“无极而太极”最好。如由太虚有天之名等，也说得有道理。由气化有道之名，如所谓“率性之谓道理”是也。然而如果让明道形容此理，必定不会这样说。伊川所谓“横渠之言诚有过者”，在于《正蒙》以“清虚一大”为万物之原，有不妥当等语，大概可以看见了。

又说：“虚是说理，横渠的话，大抵有未莹澈的地方。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须说合性与知觉呢？”

问说“太和”所谓道的一段，考索许多也好。其后却说“不如野马纷纷，不足谓之太和”，却说反了。答：“他以太和形容道体，与发而中节之和有什么不同？”

问：“《正蒙》中说得有毛病的地方，还是他命辞不出有差错，还是见得差？”答：“他是见得差。”

《正蒙》是穷尽万物之理

熹自十四五岁时读程张的书，至今四十余年，只觉得其义理之深，旨趣之远，而近世纷纷所谓的文章议论，几乎不值得再看。相信孟子以来，一人而已。然而不用力之深者，也无法相信其必然。旧曾选择其言论较浅近的，别为一书，名叫《近思录》。

问：横渠像孟子吗？答：横渠严密，孟子宏阔。横渠的学问，是苦心得来的，乃是致曲。

问：“孟子平正，横渠高处太高，僻处太僻。”答：“是的。”

横渠用工亲切，程氏规模广，大学者做工要当如此。横渠之于程子，犹如伯夷、伊尹之于孔子【并朱子语】

张戬

字天祺，横渠之弟，考中进士，调任陕州阌乡县主簿，改任凤翔普润县令，改任怀安军金堂县知县，转任太博。熙宁二年，任御史里行，第二年出任公安县知县，改任夏县监凤翔司竹监，九年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在金堂任职时诚心爱人，离去后人们思念他。

熙宁初年，以御史召见，进对时不曾不以尧舜三代之事进献于皇帝面前，恻怛之爱无所迁避。大致是启发君心，进用有德之人，说反经正本应当从朝廷开始。

王安石变法，他上疏论说不是这样，请求罢免条例司及追回常平使者，没有答复，并弹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决不能救正。

韩绛代替陈升之统领条例司，他说韩绛左右顺从，王安石与他结为死党，于是参与政柄。李定谄媚奸佞，从幕官提拔为台职。陛下只信任王安石，现在辅以韩绛的诡随，台臣又得到李定这类人，接连而来，萌芽浸盛。臣岂敢爱惜生命而不言吗？又说吕惠卿刻薄辩急，假借经术以文饰，奸言依附王安石，惑误圣听，不宜在君侧劝讲。奏章上了十几次，最后说现在大恶未去，横征暴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者方授。臣今

译更不敢赴台供职，又诣中书争之。

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而笑。

公曰：“某之狂直，宜为参政所。

天下之人笑参政，亦不少矣。”

译《日录》记载：“韩公担任里行时，请求罢免条例司，于是前往中书省，极力陈述此事，言辞语气非常严厉。王安石用扇子遮着脸笑。韩公愤怒地说：‘参政嘲笑我，我也嘲笑参政所做的事，岂止是我嘲笑，天下谁不嘲笑他呢？’”

韩公曾经与王安石争辩，于是引用经书中的话作为证据。王安石说：“我王安石却不害怕读书，你却害怕读书。”韩公无法回答。程颐说：“王安石却说，只这一点就是不怕读书。”【《遗书》】

韩公为人笃实宽厚，神色庄重严肃，即使高兴或愤怒也不显露在脸上。然而与人相处时，温和厚道的意态，时间久了更加亲切。整天说话从未涉及私利，乐于称道别人的优点而不提及缺点，乐于增进自己的德行而不说无益的话。他的清廉不致使人生病，他的和顺不因外物而改变志向。常常鸡鸣就起床，勤勉努力，承担道义并身体力行，每每好像赶不上似的。德行宏大能包容万物，充沛而有余裕。常常反省自己的小过错，一定告诉别人说：“我知道了。你们观察之后，这不会再做了。”

张载曾经对人说：“我弟弟韩公德性的美好，我有所不如。他不自我宽假而勇于不屈，在孔门弟子中，应当与子夏先后媲美。”

程颐说：“韩公有一种自然的德气，像个贵人的气象。只是却有气量短小的地方，拘谨地把事情看得太重，过于周全细致，却是气局狭小。”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四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宋名臣言行录》>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邵雍 康节先生

字尧夫，他的祖先是范阳人，迁徙到衡漳，又迁徙到共城。三十岁时来到洛阳游历，将父母安葬在伊川，于是成为河南人。嘉祐年间，皇帝下诏举荐隐逸之士，留守王拱辰推荐他，授予试将作监簿。熙宁初年，再次寻求隐逸之士，中丞吕诲等人又推荐他，补任颍州团练推官。三次辞谢未能获准，然后才接受任命，最终称病不去上任。十年后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年间，特别赐予谥号。

起初在百源求学，坚苦刻苦，冬天不用火炉，夏天不用扇子，夜里不躺卧休息达数年之久。卫地的人认为他贤德。先生感叹说：“古人尚且与千古之人交朋友，而我未曾到达四方，怎能就此停止呢？”于是前往吴地，到楚国，经过齐鲁，客居梁晋，很久之后才回来，说：“道就在这里了。”大概开始有了定居的意图。

年轻时，自恃才华出众，慷慨有大志向。开始求学后，极力仰慕高远，认为先王的事迹是可以必定实现的。等到他的学问更加老到，德行更加美好，潜心于高明的境界，观察天地运行的变化，阴阳的消长，以达到万物变化的道理。然后顺从自然，浩然回归。在洛阳三十年，起初住在简陋的茅屋，四周的土墙不能遮蔽风雨，亲自做饭来供养父母，居住得非常安适。在家讲学，从未强迫别人听，但前来请教的人日益增多。乡里的人被他感化，远近的人都尊敬他。士人路过洛阳的，有不前往官府，而必定去先生住所的。先生德气纯粹，与人说话必定依据仁义忠信，乐于称道别人的优点，而从未提及缺点。所以贤者喜悦他的德行，不贤者信服他的教化。所以使风俗淳厚，成就人才，先生的功劳很多。先生的学问，从李挺之那里得到，李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推究其源流，远处有头绪，而先生纯粹专一不混杂，汪洋浩大，他所自得的东西很多。

深入思考《易经》，夜里不设床席，早晨不再进食，三年而学问大成。大名府的王豫，字天悦，是瑰伟博达的士人。精通《易经》，听说先生志向坚定，喜爱并想教导他。与他交谈三天，得到了未曾听说的道理，开始大为惊服，最终舍弃自己的学问而向先生学习。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著有《皇极经世》六十卷。晚年还喜欢写诗，平易而达到事理，有《击壤集》二十卷，自己作序。

居住在洛阳四十年，安于贫困乐于行道，自称从未皱过眉头，所住的寝息处称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又做了瓮牖读书，闲居其下，早晨就焚香独坐，傍晚时饮酒三四杯，微醉便停止，不使喝醉。曾经有诗说：“斟酒有浅深存在调和的道理，饮酒无多少系于经纶的治理。莫说山翁拙于运用，能康济自家身。”大寒大暑就不出门，每次出门乘坐小车，用一个人拉着。作诗自咏说：“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司马光赠诗说：“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随意所到之处，遇到喜欢客人的主人就留宿三五天，再到另一家也是如此。有时经过一个月忘记返回。虽然性情高洁，但接待人无分贤与不贤，贵贱都欢然如亲人。曾经自己说：“如果得了大病，自然不能支撑；如果遇到小病，有客人对话，不知不觉病就离体了。”学者来跟随他，询问经义精深浩博，应对不穷尽，思致幽远，妙极道数。偶尔与相知很深的人开口谈论天下事，即使长久关心世务的人也不能及。

与富弼早相知，富弼刚入相，对门下士田棐说：“替我问问邵尧夫是否可以出山，当以官职起用他。”不立即任命先生为处士，以遂其隐居之志。田棐对先生说了，先生不回答，用诗答谢说：“相招

译多谢你没有抛弃我，原以为你胸中有所施展。如果出仕，难道能禁止官吏的责难吗？既然闲居，又何必更改名字呢？愿意在巢父、许由称臣的日子，甘愿在唐尧虞舜比邻而居的时代老去。满眼清高贤良都在朝廷班列，我这病夫无法维系国家的安危。”富弼始终没有忘记先生，于是趁着明堂合祭祖先、大赦天下的诏令，向天下征召隐逸之士。富弼心里认为河南尹必定会推荐先生应诏，当时文彦博任洛阳知府，用两府重臣的礼节召见先生，先生不肯屈从，于是就用福建的黄景来应诏。富弼很不高兴，上奏请求再次征召隐逸之士，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王拱辰任洛阳知府，于是用先生来应诏，颍川人推荐常秩，都先授予试将作监簿的官职，先生和常秩都没有赴任。富弼当时已经因守丧离职了。熙宁二年，下诏征召隐逸之士，吕诲、吴充、祖无择都推荐了先生。当时欧阳修任参知政事，一向看重常秩，所以颍州再次推荐常秩。先生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推辞不被允许。既然接受了任命，就称病不肯赴任，并且用诗回答乡人：“平生不做让人皱眉的事，天下应该没有对我切齿痛恨的人。断送落花哪里需要雨，增添旧物岂须春天。有幸遇到尧舜这样的真君主，暂且让巢父、许由做老臣。六十岁的病夫应当估量自己的本分，监司不必苦苦陈述。常秩凭借职官身份被起用，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天下纷纷认为新法不便，希望得到山林隐士来附和。常秩被赐予面见皇帝的机会，极力称颂新法的好处，于是被任命为谏官，直至升任待制。皇帝渐渐轻视他，王安石主持政事不忘旧情，但也了解他的为人了。

译起初他穿着隐士的服饰，戴着乌纱帽，系着黑头巾，穿着粗布短衣，即使见到卿相也不更换。司马光依照《礼记》制作了深衣，头戴簪子，束着幅巾，系着绅带。每次外出，他穿着朝服骑马，用皮匣装着深衣，跟在后面进入独乐园，就换上它。司马光曾对邵雍先生说：“先生可以穿这件衣服吗？”邵雍先生说：“我是今人，应当穿今人的衣服。”司马光感叹他的话合乎情理。

熙宁三年，刚开始推行新法，天下动荡不安。邵雍先生闲居山林，门生故旧在各地做官的，都想递交辞呈回家，写信询问邵雍先生。邵雍先生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之时，新法固然严厉，能放宽一分，百姓就受一分恩赐。递交辞呈离去，有什么益处呢？”

曾经拜访士人朋友家，白天睡觉，看见他枕屏上画着小孩捉迷藏，在上面题诗说：“于是让高卧的人，歪着枕头看儿戏。”这大概是熙宁年间的事。

熙宁年间，洛阳以清高德行被朝廷尊礼的人，大臣是富弼（富韩公），侍从是司马光（司马温公）、吕公著（吕申公），位居卿监以清高德行早退的有十多人，好学乐善有德行义举的将近二十人。邵雍先生隐居谢绝征聘，他们都与他交往。忠厚的风气传遍天下，乡里的后生都懂得敬畏廉耻，想做一件事必定说“不要做坏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

富弼从汝州请求归洛阳养病，建造宅第与邵雍先生在天津的隐居处相邻。富弼说：“从此可以时常互相招请了。”邵雍先生说：“我冬夏不出门，春秋时节偶尔去亲旧家，您招请我不一定来，不召请我或许自己会到。”富弼谢绝宾客，告诫儿子说：“先生来不要按常规时间接见。”邵雍先生有一天去拜访他，富弼作诗说：“先生自卫国客居西京，乐道安闲断绝世俗机心。再次任命初设宴席最终不起，独自甘于穷巷寂静无依。”贯通百代，曾经探究古吟咏千篇，也达到极致。珍重相知忽然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富弼曾经让两个青衣苍头搀扶着他行走。一天与邵雍先生谈论天下事，富弼非常高兴，不知不觉独自走下堂。邵雍先生没有起身，慢慢指着两个苍头戏弄富弼说：“忘记拄拐杖了。”富弼常患气痞病，邵雍先生说：“好事到手畏惧谨慎不做，他人做了，郁郁寡欢有什么益处？”富弼笑着说：“这事不容易说，大概是因为嘉祐年间确立储君的事。”富弼虽然刚勇，遇事详细审慎，不万全不发。邵雍先生因此戏弄他。富弼一天有忧愁的神色，邵雍先生问他，富弼说：“先生推测我的忧虑在哪里？”邵雍先生说：“难道是因为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政？吕惠卿凶暴超过王安石吗？”富弼说：“是的。”邵雍先生说：“您不要忧虑，王安石、吕惠卿本来以势利结合，势利相敌，将自相仇视，没空害他人。”不久，吕惠卿果然背叛王安石。富弼对邵雍先生说：“先生识虑超过常人远矣。”一天傍晚，司马光见邵雍先生说：“明天僧人修颙开堂说法，富公晦叔想一同去听。”晦叔贪恋佛教，已不可劝。富公果然去了，于理不便，光后进不敢言。邵雍先生何不阻止他？邵雍先生说：“恨听到晚了。”第二天富公果然去了，邵雍先生因此见富公说：“听说皇上想用裴晋公的礼节起用您。”富公笑着说：“先生认为我衰病能起吗？”邵雍先生说：“当然。”有人说：“皇上命令您，您不起，一个僧人开堂，您却出，恐怕不可以吧？”富公惊说：“我没想到。”富公因为邵雍先生年高劝学修养，邵雍先生说：“不能学人，胡走乱走。”

熙宁癸丑年，王荀龙仲贤，是魏公的宾客。因入洛阳见邵雍先生，拿出《魏送行诗》颜体大字书写，极其奇伟。邵雍先生说：“我年轻时喜欢写大字。”李挺之说：“学书法妨碍学道，所以曾有诗说：‘忆昔初书大字时，学人饮酒与诗。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洛阳的交游，年长的拜他，年等的友他，年少的以子弟待他，未曾少异于人，所以得人的欢心。每年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所以有诗说：“时有四不出【大风大雨大暑大寒】有四不赴【公丧葬丧生丧醵丧】每次出，人都倒屣迎致，虽儿童奴仆都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馐，问其所欲，不复呼姓氏，只说：‘我家先生至也。’虽闺门骨肉间事有未决者，也求教邵雍先生，以至诚为之开谕，莫不悦服十余家如邵雍先生所居安乐窝，以待其来，谓之行窝。”所以他去世，乡人挽诗说：“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洛阳风俗之美如此。

治平年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愀然不乐。客问其故，则说：“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人说：“为什么？”邵雍先生说：“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方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人说：“闻杜鹃何以知此？”邵雍先生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世，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

译“六只鹢鸟倒退着飞，鸜鹆飞来筑巢”，这是气候使然。从此以后，南方的草木都可以移植到北方，南方的疾病、瘴疟之类，北方人都深受其苦了。”到了熙宁初年，他的话才得到验证。

译说本朝有五件事，是自唐尧虞舜以来未曾有过的：第一，改朝换代之时，市场照常营业，不改变原有的店铺；第二，平定天下是在即位之后；第三，从未杀害过一个无罪的人；第四，百年间只有四代君主；第五，百年间没有心腹之患。

熙宁十年夏天，先生因防疾（指预防疾病或某种病症）而身体虚弱，气息日益消耗，但精神却日益清明。笑着对司马温公说：“我想去观察一番造化（指死亡），怎么样？”温公说：“还没到这个地步。”先生笑着说：“生死也是常事罢了。”张横渠喜欢谈论命运，来探望先生的病，于是问：“先生谈论命运吗？应当推演一下。”先生说：“如果是天命，我已经知道了；世俗所说的命运，则不知道。”横渠说：“先生既然知道了天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程伊川说：“先生到了这个地步，别人无能为力，希望先生自己作主。”张先生说：“平生学习道义，难道不知道这个吗？然而也没有可以作主的。”当时住在正寝，各位公卿在外面商议后事，有人想葬在靠近洛城的地方。先生已经知道了，叫伯温进来，说：“各位公卿想用靠近城里的地方葬我，不可以。应当跟随伊川先生的墓地。”七月初四日，先生大笔写了一首诗说：“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人问：‘年纪多少？’‘六十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当夜五更时分，先生去世。

伊川又问：“从此永别，还有要告诉我们的吗？”先生举起两手示意。伊川说：“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面前的路径，必须让它宽阔。路窄则自己无处立足，何况能让别人行走呢【辩惑】”

明道说：“尧夫病重时，说试试去观察一番造化。”子厚说：“观察造化，别人便观察得，自己又如何观察得？关于‘化’，我曾观察尧夫的诗意，才做得识道理，却在儒术方面未见有所得。”

又说：尧夫临终时，只是开玩笑，片刻就去世了。以圣人的眼光来看，这也不算对，大概还是有意为之。与常人相比，相差很远。他病得很重，颐往看望他，于是警示他说：“尧夫平生所学，今天没事了吗？”他气息微弱，不能回答。第二天见到他，却有声音如丝发般传来，大声回答说：“你说生姜在树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说。”这时各位公卿都在旁边，商议后事。他在房间里，便听到各位公卿怕吵闹，他全到外面说话，他都听到了。一人说：“有新消息说……”尧夫问：“有什么事？”回答说：“有某事。”尧夫说：“我将要收复幽州了。”以旁人的眼光来看，便以为奇怪。这只是心虚而明，所以听得见问话。尧夫未病时不这样，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只是病后气息将绝，心无念虑不昏，便这样。”又问：“也预先知道死期，为什么呢？”回答说：“只是一个不动心。”佛教徒平生只学这个，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学者不必学他们，只要烛照道理明了，自然能做到。就像尧夫的事，他自己这样，难道曾经学过吗？

元祐年间，韩康公任洛阳尹，向朝廷请求谥号。常博士欧阳棐议论说：“先生年少时笃志学习，有大志向，很久之后才懂得道德的归宿。并且认为学者的弊病，在于好恶先在心中形成，而挟带私智去求道，则被所好遮蔽而得不到真理。所以求道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的变化，无所不可，而必定以圣人为标准。虽然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曾以此自名。他的学问纯一而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和浑厚，不见棱角，他的自得很深了【云云】”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守所守曰节。按晁以道文集，叔弼后来对以道说：“棐从母王宣徽夫人得病，洛阳先妣夫人急忙让棐入洛。当时先公参预大政，临行告诫说：‘洛中有邵尧夫，我独不认识，你替我去见他。’棐到了洛，求教先生，先生特意对棐说：‘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详。’出门作揖送行，还说：‘足下其无忘鄙野之人于异日。’棐伏念先生未曾辱教一言，虽欲不忘，亦何事耶？”归白大人，则喜曰：“幸矣，尧夫有以处吾儿也。”后二十年，棐入太常为博士，次当作文谥议，乃恍然周省先生当时之言，下笔若先生之自序，无待其家所呈文字也。

张防叙述他的行略说：“先生治《易》、《书》、《诗》、《春秋》之学，穷尽意、言、象、数的蕴藏，阐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余万言。研精极思三十年观察天地的消长，推演日月的盈缩，考察阴阳的度数，察验刚柔的形体。所以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参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尧虞舜，讫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其文辞简约，其义理广博，其书显著，其理隐含。呜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毕矣。”

明道铭其墓曰：“呜呼！先生志豪，力雄，阔步长趋，凌高厉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在古或难，先生从容有问有观，以沃以丰。天不怜遗哲人之凶【云云】”

译晦庵为其画像作赞曰：“上天造就的人中豪杰，英气豪迈冠绝当世，驾驭长风、鞭策雷霆，纵横驰骋于无边无际的天地，伸手探入月宫深处，脚踏追溯天道根源，在闲适中参透古今，于醉意中包容乾坤。”

译二程等待太中公时，太中公到天津的庐舍拜访先生，先生带着酒在月陂上饮酒，非常欢乐，谈论了他平生学术和出处的大致情况。第二天，明道对周纯明说：“昨天跟随尧夫先生交往，听他的议论，他是自古以来的豪杰，可惜他在世上没有用处。”周纯明问：“他谈论的是什么？”明道说：“是内圣外王的道理。”

明道对程子说：“你虽然聪明，但天下的事情也很多，你能全部知道吗？”程子说：“天下的事情，我所不知道的固然很多，但尧夫所说的不知道的是什么事呢？”这时恰好打雷，尧夫说：“你知道雷从哪里响起吗？”程子说：“我知道。”尧夫不知道。尧夫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程子说：“既然知道了，哪里还需要用术数去推算呢？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要等推算之后才知道。”尧夫说：“你认为雷从哪里响起？”程子说：“从响起的地方响起。”尧夫惊讶地称赞他好。晁以道曾经写信向伊川询问邵雍的术数，伊川回信说：“我与尧夫同乡居住三十多年，世间的事情没有不询问的，只是从未一个字提到术数。”

先生与商州太守赵某有旧交，当时章惇担任商州县令，赵某厚待他。一天，赵某请先生与章惇一同赴宴。章惇议论纵横，不知道尊敬先生。于是谈到洛阳牡丹的繁盛，赵某便对章惇说：“先生是洛阳人，对花了解得很详细。”先生于是说：“洛阳人通过看根茎就知道花的高下的，是懂花的高手；通过看枝叶就知道的，是懂花的次等；通过看花蕾就知道的，是懂花的下等。像您所说的，乃是懂花的下等。”章惇惭愧信服，沉默不语。赵某于是对章惇说：“跟先生学习，章惇跟随先生交往，想要传授数学。”先生对章惇说：“必须十年不做官才可以学习，大概是不允许他学习。”

上蔡说：尧夫确实是豪才，在风尘世俗中，就是偏霸的手段。比如富弼身为将相，严肃有威，人们不敢仰视，他却把他当作小孩看待。有人问邵雍的学问怎么样？谢良佐说：他只看到天理进退、万物消长的道理，就敢做在圣人门下学习向上通达的事情，不再下功夫，所以错了。尧夫精通《易》的术数，事物的成败终始，人的祸福寿夭，推算得没有毫发差错。比如指着这屋子，就知道它建于何时，到某年某月某日毁坏，没有不符合他所说的。然而二程不看重他的术数，明道说：尧夫想要把术数传给我们兄弟，我们兄弟哪有工夫？要学必须二十年工夫。尧夫起初向李挺之学习，师礼非常严格，即使在野外小店吃饭，也必须正坐必须拜师，想学尧夫也必须这样。伯淳听说得很熟，一天因为监考没事，用他的说法推算，都符合。出来对尧夫说：尧夫的术数只是加倍法，由此知道太极都不起作用。尧夫惊讶地拍着他的背说：大哥你怎么这么聪明！后来伊川问明道加倍的术数，明道说：都忘了。于是感叹他心中没有偏执的人是这样的。

伯温说：“邢和叔也想跟先父学习，先父略微为他开示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停，先父说：‘暂且放下这些，这先天学没有这么多言语，应当虚心涤虑，然后才可以学习。’这是和叔留别诗中有‘圯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厐公’的句子。先父和诗说：‘观君自比诸葛亮，顾我殊非黄石公。’断章说：‘出人才业尤须惜，慎勿轻为西晉风。’”

上蔡说：“尧夫的术数，邢七想要学习。尧夫不肯，说：‘只会助长奸雄。’”

程子说：“颢接待的人多了，不混杂的有三个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

有人问康节诗，曾经有庄老的学说，怎么样？朱子说：便是他有些许。这个人说：这样，难道对道体有不同吗？朱子说：他常说老子得到《易》的体，孟子得到《易》的用，体用分作两截。程子说他混杂，以现在来看，恐怕也不对。

程子说尧夫放旷。

又说尧夫如同空中楼阁。

朱子说：“程子称赞他，说通达四通八达。”

又说：“尧夫是豪杰之士，根本不服帖。”

尧夫有诗说：“频频到口防成醉，拍拍满怀都是春。”又说：“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不止风月言皆有理，又说：“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如果庄周大抵是寓言，要进入他放荡的场合，尧夫却都有理，所以要得从心妄行，总不妨。尧夫又说诗：“圣人吃些儿事。”他的言语太急迫，这道理平铺地放着，何必如此。

尧夫的学问，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说天下的理，必须出于这四者。我得到这个大者，那么万事由我，没有不定的。然而未必有术，总之也难以治理天下国家。他的为人则是直是无礼、不恭。

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他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这种话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说来。直是无端，须信画前元有易，自從删后更无诗。这个意思，元古未有人说来

译【并程语】

朱子说：“‘雪月风花’，未曾品评。”这是说事物都有造化的意趣。有人问他：“‘风花雪月’，莫非是曾防备（或曾留意）其中的意思吗？”朱子说：“也是看见眼前这个好。”那人说：“意思是说它与自己的心意相契合。”朱子说：“也是因为它有这些意趣，如果不这样，就显得浅薄鄙陋了。”

译问：康节心胸如此快活广大，怎么能达到这样？回答说：他是用什么样的工夫【以下都是朱子的话】

问：近来有的学者厌恶拘束检点，喜欢舒展放任，讨厌精微详密，喜好简便粗略，自己说是仰慕尧夫的为人，怎么样？回答说：“邵子的道理，哪里容易达到！他胸襟中有这个学问，能够包罗宇宙、终始、古今，怎么能不做得宏大、放得开？今人却仗恃什么，又敢这样！”于是吟诵他的诗句说：“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可以说是人中的豪杰了！

说康节为人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事情，因为他神态闲适、气息安定，不动声色，必须处理得与众不同。大概他气质本来清明，又修养得纯厚，又没有白白耗费心思，他的用心都在关键处。因为他静到了极点，所以看得天下事理精明。曾经在百原深山中开辟书斋独自居住其中。王胜之曾经趁着月光去拜访他，一定看见他在灯下正襟危坐，即使夜深也是这样。如果不是修养到至静的极点，怎么能看得道理到这个地步。

他看见天下的事情，刚着手处理，就分成四类，其先后缓急，没有不确定的，行动符合时机，事情来到面前，就能处理妥当。康节很喜欢。认为张良善于隐藏他的作用，以老子为得《易》的体，孟子为得《易》的用，合二者而使用，可见善于处理事情。

康节的诗都很好看，问：以前看见无垢引用《心赞》说：“廓然心镜，大无伦，尽此规模，有几 人？”我性即天，天即性，莫于方处起经纶。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说：这大概不是康节的诗吧。林少颖说：“朱内翰子发所作也像康节说：‘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多么平易，真正明白的人自然不同。”又问：“一中分造化？”回答说：“本来是一个，而消息盈虚，就生出阴阳，事事物物，都是这样。”

邵诗说：“真乐攻心不奈何。”熹说：“这不是真乐。真乐就不攻心，像颜回的快乐，何曾这样？”

先生吟诵他的诗句说：“施为欲作千钧弩，磨砺当如百炼金。”问：“千钧弩怎么样？”回答说：“只是不妄发。像张良在汉朝，随便说一句话，当时承担的人就必须粉身碎骨。”

问邵诗说：“须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 根，岂识人？”又先生称赞他说：“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难道只是说阴阳吗？回答说：“先天图从复到乾是阳，从姤到坤是阴。阳生人，阴生物。手探足蹑，也没什么深意。只是姤在上，复在下，在上所以说手探，在下所以说足蹑。”

有人吟诵他的诗句说：“若论先天，一事无；后天方要着工夫。”先生问：“怎么样是一事无？”回答说：“出于自然，不用安排。”先生沉默不语。

问康节《男子吟》说：“诗乃是说他先天图数之从起处，天根月窟指 复姤二卦而言。”

先天是伏羲原本的图，不是康节自己作的。虽然没有言语，而所涵盖的很广。凡是现在《易》中一字一义，没有不是从其中流出的。太极却是濂溪自己作的，阐发《易》中大概纲领的意思而已。所以论其格局，则太极不如先天之大；而详细论其义理，则先天不如太极的精要。大概起初的规模不同，而太极终究在先天范围之内，又不像那先天那样自然，不假思虑安排。如果用数来说，则先天之数，自一而二，自二而 四，自四而八，作为八卦。太极之数，也自一而二，刚柔；自二而四， 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于是加其一，作为五行，从而涉及万物。大概物理本来相同，而象数也没有两样，只是推演得有大小详略罢了。

周子从理处观察，邵子从数上观察，都只是这个理。

问：先天图阴阳从两边生，如果把坤作为太极，与太极图不同，怎么样？回答说：他根据自己的意思说，并没有考证濂溪的。如果论他太极中间虚空的部分，就是他自己也说图从中间起，现在不合适把横图放在中间塞住，等取出放在外面，他两边生的即是阴根阳，阳根阴，这个有对从中出，却没有对。

问：先天图有自然的象数，伏羲当初也不知道这样吗？回答说：也不见得怎么样，只是圆图有些造作的模样。如方图只是根据现有的画，圆图就是在这中间拗做两截，这样转来的是奇，这样转去的是偶，便有些不很依照他当初画的。然而伏羲当初也只看见一个太极，下面有个阴阳，就知道是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 八，这样推演下去做成这事物。

先天图，一天有一个这样的道理，一月有一个这样的道理，以至合元会运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也只是这个道理。

先天图，现在所写的是以一年的运来说的。如果大而言之古今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也只是这个圈子；小而言之一天一时，也只是这个圈子。都从复

译向上推演以探求其起源。

问：河图虽然没有文字，但整日谈论它，却不离开这个主题，为什么呢？回答说：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气运，每一个月有每个月的气运，每一岁有每一岁的气运。大到天地的终始，小到人物的生死，远到古今的世事变迁，都不超出这个范围。

译先天图传自陈抟（希夷），又另有传承。大抵方士的技术，用来修炼，《参同契》所说的就是如此。

邵雍“天地定位，否泰反类”这一首诗，正是阐发先天圆图的意义。

此图只是精妙防备不起，在康节、希夷以前就已经有了，只是秘而不传。

问：这是图的心法吗？图都是从中间开始，万事万物的变化都产生于心。为什么呢？回答说：其中间白色的地方就是太极，三十二阴三十二阳就是两仪，十六阴十六阳的就是四象，八阴八阳的就是八卦。

康节说：“先天图的心法都是从中间开始，且只说圆图。”又说：“文王八卦对应大地的方位。”这是看到他不用卦象生成的次序，将四个正卦排在四个角上，似乎有那种意思。

问：邵雍的学问像扬雄吗？回答说：数言。

我看了康节的《易》，都看不了别人的。他说那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人们都没有觉得什么奇妙，只是从来没有人认识。扬雄的《太玄》一、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只是这个。他却认识了，只是以三为数，都没有用处。他也只是看到了一个粗浅的道理，后人便都无人认识。

《太玄》模拟《周易》，方、州、部、家，都是从三数推演而来。以玄为首，一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个为二十七部。九九相乘，这就是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用来对应六十四卦；赞之以七百二十九，用来对应八十四爻。无非都是从三数推演而来。康节的数，州是加倍的方法。

康节起初想只是得到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思一直在那上面转动，久而久之道理自然透彻。想见他一抬眼便成了四片，他的方法在四之外又有四。凡是事物才过到二分之一的时刻，就烦恼了。大抵已经逐渐趋向衰败了。比如花刚含苞，就知道它将盛开；已经开放，就知道它将衰败。它的道理不过如此。理在数内，数又在理内。康節是看到了一个盛衰消长的道理，所以能知道。如果说他知道了什么事，像欧阳叔弼定谥之类，这是认识康节太浅了。

问康节的数学。回答说：“且不必理会数，自然有这个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比如一朵花，含蕊时是将要开，略微开放时是正盛，烂漫时是衰谢。又如看人，从其气息的盛衰，就可以知道他的生死。大抵他的学问本于明理，如果说他能知道未来的事，那就与世间占卜之术有什么差别？那离道就远了。认识康节的人，是末节了。大抵他把这个理玩熟了，事物来到面前便看见，更不需要思量。”

康节从四开始起数，层层推演。自从《周易》以后，没有人能做出如此整齐、包罗万象的东西。想他每见一物，便成了四片。但只要才到二分以上，就害怕乾卦方中，便知道有个姤卦来。大抵因为他从起始处推演过来，到交接处看得分明。

康节的易数出自希夷，他在静中推演看到了天地万物的道理，如此又与他的数相合，所以自己快乐。

问：康节善于谈论《周易》，看得透彻。回答说：是的。伊川又轻视他，曾经有信给横渠说：“尧夫说《易》好听，今夜试着来听他说，看看我。”我说这便可见伊川不及孔子的地方，只看孔子便不这样。

伊川的学问，在大体上莹彻，而在小细节上还有疏漏；康节能穷尽事物的变化，而大体上却有未纯粹之处。

《易》是互相交换的意义，看先天图可见。东边一画阴，便对应西边一画阳。大抵东边本来都是阳，西边本来都是阴。东边的阴画都是从西边来的，西边的阳画都是从东边来的。姤在西，是东边五画阳过去；复在东，是西边五画阴过去。互相交换而成。《易》的变化虽然多种多样，然而这是第一变。问：程子所谓《易》只说反复往来上下，莫非就是指这个说的吗？回答说：看来程子的意思又不同。邵子所谓的《易》，程子大多理解不了。大抵他只是根据理而言，都不曾去问他。

圣人说数，说得疏略；到康节说得严密了。他也从一阴一阳起头，他却做阴阳太少，乾的四象刚柔太少，坤的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说这《易》将那元亨利贞全靠着那数，三百八十四爻限定那许多数，说得太严密了。《易》中只有个奇偶之数，是自底大衍之数，却是用来揲蓍的。康节全归于数，所以二程不肯问他学。若是圣人用数，不过是如大衍之数，便是他须要先揲蓍来求那数起那卦，数是那样，起卦是那样求。

王天悦雪夜在山中见到康节，还见他俨然危坐。大抵他的心地虚明，所以推演得到天地万物的道理。他的数以阴阳刚柔四者为标准，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只管推演无穷。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太刚、太柔、少刚、少柔。现在的人推演他的数行不通，也是没有他胸中所见。

《皇极经世》纪年很有法则，史家多言秦废太后，逐穰侯，《经世》书只

译说秦昭王夺走了宣太后的权力，伯恭极力夺取，大概实际上并没有废除她。

译《皇极经世》用“元”来统摄“会”，用“会”来统摄“运”，用“运”来统摄“世”。

问：“天在子时开辟，地在丑时形成，人在寅时诞生，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邵雍《皇极经世》中的说法，现在无法确知真相。他只是通过数字推演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说寅时开始产生生物，意思是到了寅时才有万物和人。有一个元包含十二会、三十运、十二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构成一个元。年、月、日、时，以及元、会、运、世，都是从十二到三十，再从三十回到十二。到了尧帝时代，会已经在巳、午之间，现在则到了未、戌的位置。他说当闭会时，万物终结，就不再有人和万物了。”

问《易经》与《经世书》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回答说：“《易经》用于卜筮，《经世书》用于推算历数。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分为十六，再分为三十二，然后从里面再细致推演。”

问：“《经世书》中的水、火、土、石，只是指金吗？”回答说：“他将天地间的万物都分为四类。比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风、露、雷，都是相互对应的。”

邵雍的学问，只用元、会、运、世这四个字贯穿尽天地万物。

邵雍的学问，其精髓在于《皇极经世》，其枝叶花果便是他的诗。又说：他的诗多描写闲适宁静的乐趣，太过沉溺于这种心境了。先生（朱熹）说：“这个说法不对，圣人之中，颜回的快乐也不像那样。”

邵雍的历法将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划分得非常细密，而当今历法家所用的只是将一年分为万分，万分历法已经算是很多了，他怎么会肯用十二万分呢？

康节（邵雍）的学问，探究幽深隐秘之处，与佛家、道家的言论，难道没有一二相似的地方吗？但他卓然自信，不受污染，这说明他的见解一定有确切可靠的依据。

康节的学问以明理为根本。

因为讨论他的学问，有人说：“他像老子，只是自己寻找一个宽闲快活的地方，别人都伤害不了他。后来张良也是这样，当众人纷乱扰攘时，他却自在处于背后。”

庄子比康节见识更高，气魄更豪放。康节则更有规矩法度。

有人问先生：“必须得到尧夫（邵雍）预知未来的术数吗？”先生沉默许久后回答说：“我所知道的，是顺从正道则吉祥，违背正道则凶险，自满招致损失，谦虚获得益处。至于明天晴、后天雨，我怎么能知道呢？”

康节说：“思虑尚未产生时，鬼神也无法知晓，不取决于我，还取决于谁呢？这里有位术士，遇到有人来问事，心里默念，他的话就应验；不默念，话就不应验。问姓氏有几画，口中默数，他的话就准确；不默数的，话就不准确。”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六

宋 李幼武 编纂

吕希哲

字原明，是吕公著（正献公）的长子，凭借恩荫补授官职。元祐年间，被任命为兵部员外郎，担任崇政殿说书。绍圣初年，外调担任太平州知州，因牵连党争被贬居和州。徽宗初年，恢复官职担任单州知州，被召入朝任光禄少卿，直秘阁，担任曹州知州。不久被夺去职务，改任相州、邢州知州，后奉祠闲职。政和年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吕公著在家中简约庄重，沉默寡言，不将琐事放在心上。而申国夫人（他的母亲）性格严厉，有法度，虽然非常宠爱吕希哲，但教导他事事遵循规矩。吕希哲刚满十岁，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雨天气，都要侍立终日，不被命令坐下，就不敢坐。每天必定穿戴整齐去拜见长辈，平时即使天气非常炎热，在父母和长辈身边，也不得脱去头巾、袜子和裤子，衣着极其谨慎，行走出入，不得进入茶楼酒肆。市井里巷的粗俗言语，郑卫之地的淫靡音乐，从未经过他的耳朵。不正经的书籍，不合礼法的色彩，从未进入他的眼睛。吕公著任颍州通判时，欧阳修（欧阳文忠）恰好任颍州知州，焦千之（焦伯强）先生客居在欧阳修处，为人严毅方正。吕公著聘请他，让他教导儿子和学生们。学生稍有差错，先生就端坐召来与他相对，整天整夜，不与他说话。学生们恐惧敬畏而信服。先生稍微缓和言辞神色时，吕希哲才十多岁。对内，吕公著和申国夫人教导如此严格；对外，焦先生教化引导如此恳切，所以吕希哲的品德器量得以成就，与大众截然不同。吕希哲曾说：“人如果内部没有贤德的父兄，外部没有贤德的师友，而能有所成就的很少。”

起初在太学跟随胡瑗（胡安定）学习，后来广泛跟随孙复、石介、李觏学习，又跟随王安石学习。王安石认为，凡是读书人没有官职而参加科举是为了贫困，有了官职还参加科举，是侥幸追求富贵利达，真正的学者不这样做。吕希哲听到后，立即放弃科举，专心致力于古学。起初他与程颐（伊川）一起侍奉胡瑗，吕希哲比程颐小一两岁，观察到他学问的渊源非他人可比，首先以师礼侍奉他。而程颢（明道）、张载（横渠）、孙觉、李常都与吕希哲交往，因此他的见识日益广博。然而吕希哲也从未专门主张一家之说，不偏私于一门，务求略去枝节，专心涵养，直接快捷地达到圣人的境界。专门仰慕曾子的学问，尽力于内在修养。他读经书平直简要，不追求辞藻华丽，以理解言语为先，以自得为本，以亲身实践为实，不崇尚空话，不做怪异的行为。

吕公著曾经对张耒说：“这个人不在暗室中欺骗自己，在京城做官，不拜访台谏官员，遇到升迁调动就拜见一次执政大臣，过了这次就不再拜见了。”

吕公著广泛任用当世的贤士，人有一点善行，没有不被任用的。曾经用几张纸写下当世名士的姓名，后来弄丢了。后来再次看到这张纸，上面所写的……

译人们都任用他了。曾亲自写信给公说：“当世贤良之士没有不被任用的，唯独你因为我的缘故而不能被任用，这也是命运啊。”

译讲授经书共两年，早晚劝勉君主，以修身为根本，修身又以端正内心为根本，心正意诚，天下自然感化，不需要借助其他权术。自身不能修养，即使是身边的人，尚且不能晓谕，何况天下呢？

任命为谏官，多次推辞未获准许。苏东坡在迩英殿侍讲时，戏谑地对他说：“法会中的龙象大士，应当观照第一义谛。”他笑着不回答。退朝后对范淳父说：“如果推辞不掉任命，一定要把杨畏列为首位弹劾对象。”当时杨畏正在言官任上，以阴险狡诈自居，颇为苏东坡所看重，所以他才提及此事。

晚年居住在宿州、真州、扬州一带十余年，衣食供给不足，有时甚至断粮数日，他却安然处之，静坐一室，家事一概不过问，不把丝毫琐事托付给州县官府。在和州时曾作诗说：“除了借书买酒之外，再无其他事情打扰公私。”闲居时每天读《易经》一爻，考究古今诸儒的学说，静坐沉思，随事解释，夜晚则与子孙评论古今，商讨得失，很久才罢休。

他常说：“自从做官以来，从未曾求人举荐，以此作为后生的警戒。”他的弟弟吕舜从在会稽做官，有人讥讽他不求被人了解，吕舜从的回答很好，说：“勤于职事，其他不敢不谨慎，这就是求被人了解的方式。”

行事务必自我省察衡量，以求自我进步。晚年曾说：“十余年前在楚州，桥坏坠入水中，当时感到心动。数年前大病，已稍稍胜过从前。这次生病，完全不动心了。”他如此自力。

晚年修习静定，即使惊恐颠沛，也未曾稍有动摇。从厯阳赴任单州，经过山阳渡桥，桥坏，轿夫都坠入水中，漂浮在水上，而他安稳坐在轿上，神色不动。随从中有淹死的。徐仲车先生当时年纪将近七十，作《我敬诗》赠给他，说：“我敬吕公，因他的德行和年齿而敬重他、爱戴他，何时才能停止呢？吕公美好啊，文采蕴藏其中，显现于外，有古人的风范，只有贤德之人，神明会保佑他的福祉。如何祝祷吕公？不用吃药就有喜兆。”

担任郡守时，公家仓库多储存鲍鱼等干物以及笋干、蕈干，用来招待宾客，以减少鸡鸭等生命的宰杀。

为人处事，都有长久之计，寻求方便之道。就像中风病人，口不能言，手不能写，而照顾病人的人询问他的愿望，病人既然不能回答，正好增加痛苦。所以他曾教导人，每件事制作一个牌子，如饮食、衣裳、寒热之类，以及常服的药物【如理中丸之类】、常做的事【如梳头、洗手之类，以及替人写亲笔信等】，病人取牌子示人，就可以减少大半的痛苦。他为人处事，每每如此。

吕公夫人仙源曾说：“与吕公做夫妻，相处六十年，未曾有一天红脸。从年轻到老，即使在床席之上，也未曾戏笑。”

曾说：世人喜欢说“无好人”三个字，可以说是自害的人。包孝肃公任京兆尹时，百姓有自称将百两白金寄存在他那里的人死了，要把钱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不肯接受，希望召来他的儿子给他。京兆尹召来他的儿子，儿子推辞说：“亡父不曾把百金委托给别人。”两人互相谦让很久，吕公说：“看这件事而说‘无好人’的，也可以稍微感到惭愧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大概由此可知。

说后生初学，自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得当。气象，指言辞举止、轻重疾徐，足以体现出来。不仅君子小人在此区分，也是贵贱寿夭由此决定的原因。

又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大概自我攻其恶，日夜且自我防范检点，丝毫不尽，即心中不安了。哪有工夫防范检点他人呢？”

又说，凡是与交游书信往来，其父祖知名于世的，须避其名讳。凡是作书，须先想到书之于几，然后作书。文潞公与故人款待，一坐未曾犯其祖父讳。

有人问吕公被小人辱骂，应当如何处理？他说：上等的人，知道人与己本是一体，何者为骂？何者为辱？自然没有忿怒之心。下等的人，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为何等人？若是回答他，却与此人等同。”如此自处，忿心也自然消解。

朱子说：“吕公家传，深有警悟人的地方，前辈涵养深厚，竟如此。但其论学殊有病，如说‘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则博而杂了；如说‘直截劲捷以造圣人’，则约而陋了。举此二端，可见其本末皆病。这所以流于异学而不自知其非吗？”而作此传的人，又自有不可晓的地方，如说“虽万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为”，此类甚多，不知是何等语？又义例不明所载同时诸人，或名或字，或褒或貶，皆不可考。至于苏公，则前字后名，尤无所据。岂其学无纲领，故文字也象之而然吗？最后论佛学，尤可骇叹。程门下千言万语，只要见儒者与释氏不同之处，而吕公学于程氏，意欲直截造圣人，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得佛与圣合，岂不背戾之甚吗？夫以其资质之粹美，涵养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于道，而穷

译道理不精纯，错误谬误竟达到如此地步，流传于世，使得有志于修道却不知如何选择的人，坐受其误导，这大概不仅仅是杂草混淆禾苗、紫草混淆朱砂那样简单了。

译朱光庭

字公掞，是河南偃师人。考中嘉祐二年进士，调任万年县主簿。文彦博举荐他参加制科考试，恰逢仁宗皇帝驾崩，考试取消，他遭遇父母丧事，守孝期满，担任修武县令，改任坦曲县令。因枢密院大臣推荐，被召见应对。吕公著任长安知府，聘请他担任签判。司马光推荐他，被召任左正言，升任左司谏，拜授右谏议大夫，升任给事中，除授集贤院修撰，出任亳州知州。再次被召任给事中，后来出任潞州知州，升任集贤院学士。绍圣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起初他在安定先生（胡瑗）门下受学，安定先生告诉他为学的根本在于忠信，他终身努力践行。后来又在洛阳跟随二程（程颢、程颐）学习，他所听到的学问以格物致知作为进入大道的门径，以正心诚意作为进入德行的方法。他信服并践行这些道理，仓促匆忙时也不忘记。他常说，能够等待百世后的圣人到来而不感到困惑的，只有孔子和孟子是这样，所以他极力排斥异端邪说来扶持正道。

他在万年县任主簿时，多次代理县令事务，县里人称他为明镜。当时程伯淳（程颢）任鄠县主簿，张山甫任武功县主簿，都凭借才名在关中地区著称，被称为三杰。

神宗召见他应对，他说：“陛下即位以来，更改法度，臣下执行时，有的或许不符合圣意，所以有便利和不便利之处。如果真能去除那些不便利的，那么天下就能普遍蒙受福泽了。”

司马光推荐他任左正言，他首先以辨别大臣的忠奸为进言内容，又请求天子在闲暇时与儒臣讲习学问，罢免提举常平官，不发放青苗贷，广泛储备物资，防备水旱灾害，在太学设置明师来培养人才，议论奏章没有一天间断。

太皇太后赞许他的正直，告诉他朝廷政事的缺失，应当安心直言，不要畏惧回避。他自认为受到知遇，竭尽全力，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当时进退大臣，增减政事。他私下进言启发开导，大多被施行。

拜授右谏议大夫时，他请求召见讲官在便殿咨询治国之道，升任给事中。有诏令驾幸后苑赏花钓鱼宴请群臣，恰逢春寒，他请求取消宴会以敬奉上天的警戒。

刘挚被罢免宰相，出任郓州知州。他封还任命刘挚的诏书，认为刘挚有功，大臣不应当没有罪名就被罢免。进言的人如果指责他是结党营私，他宁愿被斥责也不推辞。后来郑雍攻击他，他于是出京出任亳州知州。

他在洛阳时，有一间书室，两旁各有一扇窗，每扇窗各有三十六个隔扇。一边写着天道的纲要，一边写着仁义的道理。中间挂着一块匾额写着“毋不敬，思无邪”，放在中间。这个用意也很好。

程颐哭他说：“你们兄弟倡导学问之初，众人正感到惊异。你当时年纪很轻，唯独坚信不疑，笃志学习努力践行，直到牙齿脱落（年老），志向不改变如同金石，行为可以质对神明。在朝廷在家族，面对百姓面对事务，仓促匆忙动静之间，一切都出于至诚。向上论及古人，哪里容易找到与他相比的人？忠诚正直的大臣节操，凛然不可侵犯的循吏风范。认为应当施行于当时，必定能获得长寿。上天为何如此艰难，突然止步于此？七八年间，志同道合共同学习的人相继去世，如今你又去了，使我独自在世间踽踽独行，担忧道学缺乏援助。那么我哭你，哪里仅仅是朋友之情呢！”

胡安国说：“熙宁、元祐、靖国年间，事变屡次更迭，那时固然有‘名’，大概天下达到庙堂高位，能够实行所学的人，然而考察他们的事迹，还有遗憾。像张天祺、朱公掞等人，可以说奋不顾身，尽忠许国，但议论也多有过头之处。由此可知，道理不容易穷尽，义理不容易精微，言语不容易知晓，人心不容易穷尽，圣贤的事业不容易达到啊。”

刘绚

字质夫，祖先是常山人。祖父做官，家在河南，凭借祖父的恩荫获得官职。起初任寿安县主簿，调任潞州长子县。元祐初年，韩维推荐他充任学官，王岩叟等人推荐他任春秋博士。元祐二年死在任上，享年四十二岁。

他生来气质明净纯粹，长大后温和恭敬。从孩童时期，就侍奉二程，接受学问。他所学的有根本和枝节，他所知道的达到深渊和边界，知道适可而止。勤勉不懈，不知道其他事情。天性孝顺友爱，乐于行善而不被异端邪说迷惑。所以他的举止安详，内心日益加重，没有内心交战的问题。所以他的行为果断。程颢曾经对人说：“别人的学问，敏捷是有的，但不容易保持。这个人的志向，我没有怀疑。”

他为人和气而体态庄重，持论不随便附和，每一步都不忘记学问。生病后，对我和李吁说：“每当昏沉闷乱时，端正坐着使心意专一，气息就下降。平时持守涵养气息，可以忽视吗？”同舍吕与叔来看望他的病，他说：“死生是常理，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挂念连累我的亲人罢了。”

王岩叟、朱光庭说：“他年轻时精通《春秋》，适宜任博士。”诏令任太学博士，等到参加考试时，他有病，仍然勉力在学校，议论不倦，学者多亲近他。去世时，公卿大夫、师友、学士没有不悲伤的。

他《春秋》的学问，源于程氏，专门以孔孟的话来断定金经。意图是将那些时尚（浮华）的东西埋没，用事例和类别向士大夫质问。平时有遗稿没有完成，将要断气时，自己洗脸漱口还说着诗书的话，可以说是努力求学的人。

程颐哭他说：“圣人的学问不传很久了！我生在百世之后，将要阐明这个道，复兴这个已经断绝的学问。力量小责任重，而害怕它困难的，也有希望了。认为如果能使知道的人广泛，那么用力的人就多，有什么困难不容易解决的呢？游历我门下的人很多，但坚信不疑，获得多，实行果断，坚守牢固，像这样的人很少。正依靠你努力来辅助，却不幸突然死亡。使我悲伤传学的困难，那么我惋惜你，哪里仅仅是交往跟随的情谊呢！”

程子说

译质夫沛然。侯仲良说：“明道平和，简易的只有刘绚，大概与他相似。”

译上蔡先生说：“朱君留心《春秋》之学，非常好。以前听程先生说，必须广泛阅览各家的学说。他的门人中，只有刘质夫最得先生的要旨。”

李吁

字端伯，缑氏人。元祐年间，担任秘书省校书郎。

伊川先生说：“端伯与我们相处虽然时间不长，没见到他的操守品行，但他才识聪颖，自然让人不能忘怀。”

又说：“《明道语录》只有李吁的版本没有错误，其他人大多只是照着说的记录，不敢改动；或者遗漏忘记了一两个字，意思就大不相同了。李吁却得其意旨，不拘泥于言语，往往记录得都很准确。”

李吁去世后，伊川先生哭着说：“自从我们兄弟倡导弘扬道学，世人正感到惊疑，能使学者效仿并信服跟随。你和刘质夫在这方面出力最多。我认为你们二人才能器量相似，志向崇尚如一，可以承担大任，期望你们长远地位列其中。半年之间，相继去世，使我担忧从事道学的人少而悲伤，感叹传承学问的艰难。唉！上天对于这斯文，为何如此艰难啊！”

吕与叔也哭着说：“你胸中宏大开阔，在孔门弟子中，像子贡那样通达。”

朱子说：“刘质夫、李端伯、吕与叔诸位先生造诣尤其深厚，所得尤其精粹。”

吕大钧

字和叔，祖先原是汲郡人，现在籍贯是京兆。考中嘉祐二年进士乙科，授予秦州司理参军，监管延州折博务，改任耀州三原县知县。因谏议被任命为果州知州，请求入蜀代替他人，改任绵州巴西县知县，尚未上任，因谏议告老还乡，没有去就任。韩绛宣抚河东、陕西，征辟为机宜文字，转任某官。宰相曾公亮推荐他任泾阳县知县，都没有赴任。后来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期满后闲居在家。大臣推荐他为宫教，因为二哥吕大防任绍兴知府，请求监管凤翔府造船务，改任宣义郎。元丰五年去世，享年五十二岁。

吕君为人质朴厚重、刚直方正，把儒家圣门的事当作自己的责任。所知道且相信并且力量能够达到的，就亲身去做，不再怀疑畏惧。所以识者将他比作子路，而他内心所趋向的，大概也看不到停止的时候。大概《大学》之学废绝很久了，自从扶风张先生倡导它，而后辈被世俗遮蔽，崇尚才俊的人急于进取，昏庸闭塞的人难以领会理解，因此寂寥无人知晓。吕君与张先生是同榜进士，等到听闻张先生的学问，于是心悦诚服，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叩问请教不知疲倦，时间久了更加亲近。从此学者纷纷知道方向了。

张先生的学问，大体以诚明为根本，以礼乐为践行。众人只是诵读他的言论，而不知道如何进步。于是，吕君就像走在宽阔的大道上，早晚从事其中，不亚于饥渴之人寻求饮食那样迫切。潜心玩味道理，期望达到圣贤的境界，限定日期可以达到；而日常亲身践行，一定取张先生的法度作为宗法典范。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乡人，旁及亲戚朋友，都记载他们的行为并叙述他们的事迹。

遭遇谏议父亲丧事，从开始丧事直到安葬祭祀，一律仿效古礼，所能做到的都做到了，居丧期间的节度大小规矩都符合礼制，又推广到祭祀、冠婚、饮酒、相见、庆吊等事情，都不混同于世俗习俗，鲜明有序地相互交接，人们都安心并喜爱他。

吕君年轻时学识广博见闻丰富，无所不包。一天听闻张先生讲学，改变了他平素的志向，而以前的学问由广博变得简约，明白透彻如同冰消瓦解。所以比他人功夫敏捷而收获更多。喜爱讲明井田制和兵制，认为治国之道必定由此出发，全部撰写成图籍，好像可以推行。

吕君已经患病，一天命令内外打扫斋戒居住，冥思苦想。很久之后，客人来问安，交谈未结束就去世了。他德行修养所达到的境界，可以想见了。

范育为他立墓碑说：“只有你明辨善恶达到学问的极致，本性所得的尽数发挥；心中所知道的亲身践行，可以称得上至诚敏德的人了。”

又说：“你本性纯厚，平易正直刚强明达，正直光明所行的不违背内心，所知的不违背行为。你的学问以孔子下学上达的心志确立，你的志向以孟子集义的功效培养，你的德行以颜回克己复礼的运用磨砺行为。其要领归结于诚明不息，不被众人阻止而怀疑，不被小辩夺取而屈服，不被势利胁迫而回转，不被知力穷尽而停止。他自任以圣贤重任如此。”

遭遇谏议父亲丧事守丧期满后，又闲居数年，自认为道未明，学未优，于是有不做官的念头，讲道劝义以教育人才，改变风俗，推己及人验证于他人，将自我期许德行成就而致用。

伊川先生说：“和叔与我们相见就不再怀疑，分别后就不能不怀疑，然而也不知道最终能否不再怀疑。不知道他既然已经不怀疑，最终又再次怀疑。”明道先生说：“何不问他怀疑什么？不如深入讨论。”

又说和叔至诚相信，心直笃信。

吕大临【吕大忠附】

字与叔，吕大钧的弟弟，师从横渠先生。横渠先生去世后，才向东拜见二程，最终完成学业。元祐年间，授予太学博士正字。范内翰推荐他可以担任讲官，尚未任用就去世了。

吕君凭借门荫入仕，不应科举。有人问他原因，说：“不敢掩盖祖宗的恩德。”伊川先生说：“与叔坚守横渠的学说非常固执，每当横渠没有说的地方，都跟随他；有说的地方，更不肯回头。”

又说：“与叔六月间来到缑氏，住在中间我常观察他，一定见他端庄严肃地端坐，可以说是敦厚笃实了。”学者必须恭敬，但不能让他拘束紧迫，拘束紧迫就难以持久。

和叔

译任道，他的风力刚劲，然而深沉潜隐、细密严谨方面，有所不及。于与叔，元丰庚申年，我行走于雍州和华州之间，关西的学者跟随我的有六七人。我把一千钱挂在马鞍上，等到投宿时却丢失了。仆人说：“如果不是早晨整理行装时丢失的，就是涉水时掉进水里了。”我不由感叹说：“一千钱可惜。”在座的两人应声说：“一千钱丢失了，确实可惜。”接着一个人说：“一千钱是身外之物，何必在意？”最后一个人说：“水中的和囊中的，可以同等看待，别人丢失别人得到，又何必感叹呢？”我说：“如果让别人得到，那就不是丢失了，而是感叹有用的物品，如果沉入水中，就不再被使用了。”到了雍州，我把这话告诉先生，说：“人的器量见识本来不同，从最圣明的人到最愚笨的人，不知有多少等级，同行的不过几个人罢了，他们的不同竟然如此。”先生说：“这几个人的话，怎么样？”我说：“最后那个人的话好。”先生说：“确实好。然而看先生的话，则见他有本体而无用处【并伊川语】

译范祖禹曾经推荐他修身好学，行为如同古人，可以担任讲官，但还未被任用就去世了。

吕公在祭文中说：“您的学问广博，通晓群书，精妙地通达义理，却好像从不挂在嘴边；您的行为以圣贤为准则，处理政务时，爱护百姓、造福万物，好像没有什么能力一样；您的文章，几乎赶上古人，却淡薄而不屑为之。这四个方面都有超越常人的地方，但您的命运却不与世俗相合。考中进士二十年，才升迁一次官职；担任文学职务七年，就去世了。您的岳父张天祺曾经对人说：‘我得到了颜回这样的女婿啊。’他被人看重到了这种地步。”

吕公的哥哥吕大忠，字晋伯，担任秦州统帅。有马涓，字巨济，考中状元，担任秦州佥判。起初，人们称呼他为状元，晋伯对他说：“状元这个称呼，是指考中进士但尚未授官的人。既然已经担任判官，就不可以称状元了。”马涓惭愧地谢罪。晋伯又对马涓说：“科举的学问，既然没有用处；修身以完善自己的学问，希望您努力追求。”当时谢良佐（上蔡先生）担任秦州教官，传授程氏之学。晋伯每次放下车马仪仗，陪同马涓去拜访他，上蔡先生就讲解《论语》。晋伯整理衣襟，神色严肃地聆听，说：“圣人的言行都在这里，我不敢不严肃对待。”又多次把公事文书委托给马涓详细复核，并且说：“修身以完善自己的学问，不可以落后于治理政治、教化百姓，这难道可以不知道吗？”马涓自认为得到了老师。后来马涓在朝廷任职担任台谏官，很有声望，常常感叹说：“这是吕公教导我的恩德啊。”

程子说：“晋伯年老而好学，探究道理真是坚持到底。”我说：“年老而喜欢学习的人尤其可爱，人年少壮盛时自然应当勉强自己努力。”

上蔡先生说：晋伯好学，起初探究“仁”字不能透彻，我于是说：“世人说‘仁’字，只把它归结为爱，向上怎么见得‘仁’？只比如‘力行近乎仁’，‘力行’跟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却接近‘仁’？推究这类例子，详细地说明。”晋伯因此领悟说：“您说‘仁’字，正与高僧讲禅一样。”晋伯兄弟中都有见解，一人作诗咏叹曾皙的事说：“函丈从容问且酬，展才无不到。诸侯可怜曾皙，惟鸣瑟独对春风咏不休。”另一人有诗说：“学如元凯方成癖，文到相如反而像俳优，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给颜子得心斋。”程子说：“这诗很好。”古代的学者只致力于修养性情，其他就不学习了，现在写文章的人专门致力于章句来取悦人的耳目，既然致力于取悦人，不是俳优又是什么呢？

朱子说：“与叔的文章非常实在，说得好，像千兵万马饱满刚健。”

程子称赞他深沉潜密，可见资质好，又能涵养。可惜短命！我如果只活到与叔那样的年纪，也见不到达到这种境界了。

与叔本来是个刚直的气质，涵养到这种地步，所以圣人以刚为君子，柔为小人。如果刚直，必须除去刚直的毛病，保全其刚直的德行，接着就可以做学问。如果不刚直，终究不能成功。

与叔论述颜回等地方极好，又说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地存在。伊川不破除这个说法，克己铭不应该把己与物对立来说，没有说到本意【以上均为朱子语】

苏昞

字季明，武功人，横渠先生的门人，在二程门下完成学业。元祐末年，吕大忠推荐他，从平民被召为博士。后来因为上书弹劾邪党获罪，被流放到鄱阳。

吕大忠推荐他德性纯厚茂盛，勤奋学习意志坚定，年龄四十，不求仕途晋升，跟随张载学习，是门人中的优秀者。秦地的贤士大夫也多称赞他。如果提拔任用，让他担任学官，必定能尽展他的平日所学，以符合朝廷乐于培育人才的心意。

吕公因为上章获罪，贬谪到饶州，路过洛阳，和靖先生接待他。伊川先生离开后，伊川对季明说：“完全不把迁谪贬官放在心上。”和靖说：“是的。”吕焞曾经问季明：“当时上书是为国家考虑呢？还是为自身考虑？如果是为国家考虑，自然欣然前往饶州；如果是为进取考虑，那么饶州的贬谪还算轻典。”季明认为吕焞的话是对的。伊川说：“名言，名言。”

后世担任言官职责的人，在君主面前，不该说的却说，代替君主说话，就颠倒错乱。只因为他们学问没有源流，像在伊川门下的，很多，不知道要领的，依旧一无所得。季明跟随横渠先生最久，把他的文章整理为十七篇，自认为最了解大义。等到后来因为上书弹劾邪党获罪，却是不知道横渠先生关于朝廷的事，朝廷自有宰相执政，其次有谏官御史。季明越职上书，获罪很重，必定也有不该说的话了【胡氏传家录】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七

宋 李幼武 纂集

谢良佐 上蔡先生

字显道，上蔡人。初次做官考中进士，授予秦州教官。建中靖国年间被召对，任命为书局官。后来又离职担任管库官，因为流言蜚语获罪被关入诏狱，削去官职。

学习科举之业已经知名，前往扶沟拜见明道先生。明道对别人说：“这个秀才能够展开拓展，将来可以期待。”

拜见明道先生受学非常笃实，明道一天对他说：“你们在这里跟随我，只是学习我的言语，所以学问心口不相符，何不实行呢？”请问怎么做，回答说：“且坐下。”伊川先生每次看见人静坐，就赞叹他善于学习。

明

译道又说：“谢子虽然年轻，但他质朴率直，确实是诚实笃厚的道理。防备事情有不透彻的地方，他的额头就会出汗，这种愤懑求知的样子真是如此。”

译朱公掞被任命为谏官，路过洛阳，拜见伊川先生，谢显道也在座。公掞不说话，伊川指着显道对他说：“这个人做的是切问近思的学问。”

胡文定公说：“先生起初以记忆知识作为学问，自恃渊博，面对明道先生时，能背诵史书一字不差。明道先生说：‘你倒是记得很多，这可以说是玩物丧志。’谢先生听到这话，汗流浃背，面红耳赤。明道先生却说：‘这正是恻隐之心。’等到看明道先生读史书，也是一行一行地看，不差一字。谢先生非常不服气，后来醒悟过来，便把这件事作为话题，用来引导博学之士。”

谢先生与伊川先生分别一年后，前去拜见他。伊川先生说：“分别又一年了，做了哪些功夫？”谢先生说：“只是去掉一个‘矜’字。”伊川问：“为什么？”谢先生说：“仔细检点发现，毛病全在这里。如果能压制住这个罪过，才有进步的地方。”伊川点头。胡文定公问：“‘矜’字的罪过，为什么这么大？”谢先生说：“现在的人做事只想要夸耀，别人的耳目完全与自己的受用无关。有本事的人，面前摆着丰盛的食物，就在人前吃；只是粗茶淡饭，却到房间里去吃。为什么要这样呢？”

知命虽然浅近，也要能够相信。把它作为根基，在上面下功夫。我当初考中进士时，年前梦见进入内廷，没见到神宗皇帝，却见太子哭泣。等到脱去布衣做官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像这样的事，绝不能草率看待。万事确实有命运，人力算计不了。我平生从未求过人，在书局任职时也不去拜见执政大臣。有人劝我，我回答说：“他们怎么能塑造我，自有命运在。如果信不过命运，风吹草动就会产生恐惧忧喜，白白做了闲工夫，白白耗费了闲心力。信得过命运，就能涵养正气，不遭受挫折。”【语录】

有游学的弟子问谢先生：“您对身外之物都能放得下吗？”谢先生对胡子说：“这可以说是切问了。”胡子问：“怎么回答他？”谢先生说：“实在对他讲，是在上面下功夫。”胡子问：“怎么下功夫？”谢先生说：“凡事必须有根。屋柱没有根，拆了就会倒；树木有根，虽然剪去枝条，不久又会发芽。比如人想要富贵，要它做什么？必须找到有用的地方去寻讨。把有用的地方作为病根斩断，就没事了。”

有人问谢先生对势利怎么看？谢先生说：“打通这一关，已经十多年了。当初大力下功夫，难以舍弃的东西，就抛弃它。后来渐渐看轻，到现在，器物之类放置在一边，只是因为合该使用，却没有羡慕之心。”

问：“太虚没有尽头，心却有止境，怎么能合一？”回答说：“心有止境，只是因为有用。它如果不用，哪里会有止境？我的岳父莫先生不是不用吗？”回答说：“还没达到这个境界，除非是圣人，才不用。当初曾发出这种言论，被伊川先生一句话打消了二十年的念头。曾经去拜见伊川先生，伊川先生说：‘最近事情怎么样？’我回答说：‘天下何思何虑。’伊川先生说：‘对，是有这个理。’你发得太早了。”又问：“当初发出这种言论时是什么情况？”回答说：“见到这个事，一段时间没有其他念头，接待事物也能应付过去。”问：“这样为什么被一句话转掉了？”回答说：“应当有不透彻的地方。当初如果不是他一句话救拔，就进入禅家去了。”伊川先生真是锤炼人，说了之后又说：“正好可以下功夫了。”

过去做功课簿，用来记录日常言语动作视听，合乎礼与不合乎礼的。又说，以前多恐惧，常在危险的台阶上练习。【并语录】

儒学与禅宗的不同，正是在下学处。颜回功夫，真是百世的典范。舍弃这个，应该没有入门的路，没有安身之处。三二十年不知不觉，就虚度了。

《春秋》大体像法家的断例，用中道来折中罢了。恐怕因此涉及中庸，因中有权变与取两者之中的说法。

进学加功的地方，如果想要稍微立得住，成为自己的东西，必须自己用方法，才能得到它。近来的学者，有什么值得说的？能言善辩真像鹦鹉一样。富贵利达，现在的人很少能超脱的，这不是小事。像禅宗透过声色，关切必须勉励自己。

透过名利关，就是小休息的地方。然而必须借助穷理工夫达到这里，才可以期望有进入圣域的理。不然，别说万无一失见道的理。

我因为早早就亲近有道之人，又从事克己的学问，于是对世俗的趣味若存若亡。昨天经历忧患，做官的意愿渐渐淡薄了。

学问所宝贵的，在于自己有才是难的。听说詹君等人勇猛精进，非常可喜。如果能更看透一切物累，尤其好。如果看不透，那么不论行险侥幸，而气已经弱，志已经丧了。有志于道的人，不可不警惕。真应当朝夕检点，使明白清楚。【并手东胡文定】

冯忠恕问陈叔易：“说伊川先生曾经称赞良佐有王佐之才，以此质问和靖。”和靖说：“先生没有这话。”先生晚年，显道任渑池令，来洛阳见先生，停留了十多天。先生对焞说：“如果见到显道，试着问近来所得如何？”焞就去问他。谢先生说：“良佐平时听先生说话，多有疑惑；这次见先生，听先生说话，显然没有疑惑。所得如此，全部告诉先生。”先生说：“我见他也是这样，虽然很喜欢，但不闻

译这话出自《记善录》。

谢先生主管西竹木事务。朱子发从太学出发，与弟子权一同前去拜见他。

坐定后，子发上前说道：“我渴望拜见先生已经很久了，今天前来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不知先生有什么教诲？”

先生说：“正好可以跟你说说《论语》。”

子发心里暗自想：“时间这么紧迫，怎么能亲自聆听先生的讲解呢？”

不久摆上饭食，酒行了五巡，只说些其他的话。

等到茶席结束，先生捋着胡须说：“听我讲讲《论语》。”

首先举出“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穿礼服戴礼帽的人、盲人，见到他们即使年纪小也一定站起来，经过他们时一定快步走过。”

又举出“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前，孔子说：‘这是台阶。’走到坐席前，孔子说：‘这是坐席。’都坐下后，孔子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

子张问道：“这是与乐师交谈的方法吗？”

孔子说：“这本来就是与乐师相处之道。”

圣人的道理没有隐显之分，没有内外之别，从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小事中向上通达大道。

道的本末是一以贯之的。

整部《论语》都应当这样去看待。

译谢子拜见河南夫子后返回，尹子送他。尹子问：“先生教了你什么？”谢子说：“我早晚跟随先生，看见他的行为就学习，听到他的话就记住。譬如有人服用了乌头，正在服用时，脸色润泽，筋骨强盛，一旦乌头的效力消退，将会怎样呢？”尹子回去把这话告诉了夫子。夫子说：“谢子可以说是有益的朋友了。”

论及颜子具体而微的修养境界，合起来看有那样的气象，只是尚未显著罢了。孟子刚强勇猛，以自身承担道义，像万仞高壁一样矗立，谁敢正视他？如果不是孟子那样的手段，就支撑不住这件事。虽然孟子还有宏大的气象，未能完全消尽，否则就不会说出藐视大人那样的话。孔子说：“事奉君主竭尽礼节，别人认为是谄媚。”当时的各国君主宰相怎么抵挡得住他呢？圣人那样的礼节，是他只管行礼，又不与你计较长短。与上大夫交谈就温和而正直，与下大夫交谈就刚直而和悦。戴着礼帽的人和盲人看见他，就站起来，经过他们时就小步快走。大概是因为他的德行完备兴盛，自然达到这种境界，不是勉强做出来的，与孟子完全不同。

朱子说：“先生为人英明果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每天有固定的功课。所著的《论语说》以及门人记录的遗言，都流传于世。比如以‘生意’论仁，以‘实理’论诚，以‘常惺惺’论敬，以‘求是’论穷理，其立意都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的门径，则又最得明道教人的纲领。”他曾经担任德安府应城县的县令，胡文定以典学使者的身份巡视辖区经过那里，不敢问以职事，反而通过介绍请求以弟子的礼节拜见。进门看见吏卒，站立在庭院中，像土木偶人一样，肃然起敬，于是向他请教学问。他同时及门的学生，也都称赞他言论宏大奔放，善于启发人。现在读他的书，尚可想见他的风采。我自从年轻时妄意做学问，就依靠先生的话来激发我的兴趣，而平生所听到的先生行事，又都高迈卓绝，使人振奋兴起，常常凛然害怕它一旦泯灭而没有传承。

上蔡的《论语》解说却有启发人的地方，虽然他的解说有时失之太过，但识得理之后，却细致严密地商量，使之平正。

上蔡说孝悌不是仁，孔门只说“为仁”，上蔡却说“知仁”，只要见得此心便以为仁。上蔡的说法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上蔡所不敢冲突的，子韶全部冲突；子韶所不敢冲突的，子静全部冲突。

上蔡说仁说觉，分明是禅。

《论语》上蔡的解说，极多看得见的地方，他只有一两个紧要的字。上蔡所见，透彻无隔碍之处。

上蔡说诗，须先识得六义的体面，而讽诵以得之，这却是防备读诗的方法。

上蔡语录上卷，极亲切。闲暇时日试着涵泳其中，当自有滋味。不必广泛寻求，越容易随着言语产生解会，不能洒脱罢了。

《防语录》说：“先生师从程门，笃志力行，在诸公中间所见最为超越。”

问上蔡：“议论莫太过。”回答说：“上蔡善于在事上理防，理却有过处。”

上蔡高迈卓绝，言论宏肆，善于开发人。他的话虽不能没有过错，但却是确实做工夫来的。

问人的病痛不一，各随所偏处。去掉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回答说：此说是也。但谢氏说去掉“矜”字，后来“矜”依旧未去。说道理好，扬扬地。

伊川的门下，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也有差错。又说：“如今人说道，爱从髙妙处说，便入禅去。”自上蔡以来，已然如此。

上蔡大率张皇不妥帖。

上蔡观复斋记中说道理皆是禅学意思，观他说复与伊川异，似以静处如云，见这消息不下工夫之类，乃是谓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龟山亦如此。

张南轩说：“上蔡《论语》序前面说得甚好，但后面说与天地同流处太多，适所以启学者想象不帖实之心。”

游酢 广平先生

字定夫，建州建阳人。元丰六年中进士，调任越州萧山县尉。侍臣推荐为太学录，升任博士。拟任河清县知县，范忠宣任颍昌府长官，征聘为府教授。范忠宣再次拜相，升任太博，升任齐州佥判。遭父母丧，服丧期满，再调任泉州佥判。上皇即位，召还任监察御史，出任和州知州。一年多主管祠禄，任汉阳军知军。再次请求主管祠禄，后任舒州知州，再任濠州知州。罢官回家，寓居历阳。宣和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先生与兄长游醇都以文行闻名于当时，所交往的都是天下豪杰英才。先生虽然年轻，而一时的老师宿儒都推崇他为先。伊川因事到京师，一见认为他的资质可以适道。当时明道知扶沟县，兄弟正以宣扬明道之学为己任，设立学校，聚集邑人子弟教导他们。召先生来主管学事，先生欣然前往跟随他，得其精要之言，于是尽弃其学，向他学习。

龟山说：“伊川称赞游君德宇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也远远超过常人。在师门受到这样的称赞，他的造诣可以知道了。”

刚做官之初，县里有疑难案件，十余年不决，先生代理县事，一问

译了解实情后予以释放，（他）精纯简朴如同素绢，做官时人们都信服他的明察。

他自幼就不合群，读书一遍就能背诵。等到成年后更加自我勉励，心思专注、目光所至，不沾染世俗儒生的习气。内心真诚，表现在外，仪容和言辞，灿烂而有文采。远远望去就知道是品德高尚的君子。他侍奉父母没有违背，结交朋友讲求信用，任职对待同僚下属有恩惠情意，人们乐于尽力而没有敢怠慢的。他发布的政令，惠民的政策施于百姓，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所以他离任后被人思念，时间越久越不忘记。如果他的道德学问足以唤醒世人，余下的恩泽足以润泽天下，恰逢时世清明，却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士人舆论共同为之惋惜。

译先正忠肃公与先生交往时，谈笑议论，书信文章，过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至今仍能背诵。他那雍容和乐、举止从容之间，又能同时领会其深远的意旨，使听闻的人恍然间仿佛又要再次见到那个人一样【朱子撰祠堂记】

忠肃公清高的德行与厚重的声望，明亮如日月星辰，即使是地位低贱的奴仆也都知晓。他留下的风范与余韵，足以作为世人的师法，规范世俗风气。

忠肃公的功业未能充分施展，只有《中庸》《论》《孟》的学说流传于世。考察其师友对他的称许，体味其言论所传达的意思，那么他在探求大道上的精深造诣，以及风范影响的深远，是可以推知并了解的。

伊川先生说：“游酢已经不是昔日的游酢了。他固然聪慧颖悟，资质温和敦厚。”又说：“游酢读《西铭》，已经能不违背心意，言语之外能确立一种意旨，这就叫做中庸了。”

游酢、杨时先前都学过禅宗，已经知道向内心探求没有安身立命的处所，所以来到这里（指二程门下），却担心他们不会改变【同上】

吕居仁说：“游定夫后来又去学禅。大观年间，我写信问他：‘儒家之道认为顺应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这些伦理，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佛家之道认为摒弃这些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您既然跟随二程学习，后来又与各位禅师交往，那么对于这两种理论的讨论必定没有滞碍不通之处，敢问它们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游酢回答说：‘佛书所说的，世俗儒者也没有深入考究。往年曾听伊川先生说：‘我攻击的是佛家的表象，但表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总之这件事必须亲身到达那个地方才能辨别其同异，否则难以用口舌争辩。’游定夫说前辈往往没有看过佛书，所以诋毁得如此厉害，而他们用来破除佛家理论的理由，我自己并不以为然。’

有人问游定夫记录的程先生语录：‘心中有一物不被包容，就不是中；有一事不做，就不是中；有一息不存养，就不是中。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偏颇罢了。’朱子说：‘这就是说这个‘中’字不带有‘中’字的含义，不如他其他的说法。’‘偏’字确实是一偏，一偏就不周全普遍，但这不妨碍像游定夫记录的这句话不够亲切，不像程先生平常说话的样子，因为他夹杂了王安石学派的学说，当时王安石学派盛行，熏染影响得很广。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八

宋 李幼武 纂集

杨时 龟山先生文靖公

字中立，祖先世代务农，五世祖在唐末避乱迁居到福建，寓居在南剑州将乐县，因此在那里安家。熙宁九年，考中进士，调任汀州户曹参军，没有赴任。很久之后，调任徐州法曹参军，遭遇父母丧事，守丧期满，改任防州司法参军，改任浏阳县令，被任命为荆州教授，升任余杭县令，被任命为南京宗正寺簿兼县令，萧山主管祠事，差遣监管常州贸易事务。宣和四年，以秘书郎的身份被召见，被任命为迩英殿说书。靖康初年，提拔为右谏议大夫兼国子祭酒，请求闲职，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主管祠事，改任待制。皇上即位，被任命为工部侍郎兼侍讲。二年，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主管祠事。绍兴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嘉祐年间，二程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了孟子失传的学问，用来倡导天下，而能登堂入室、窥见奥妙，号称是高弟的，在南方，就是游定夫、谢显道和这位杨公三人。

最初授任汀州户曹参军，没有赴任；闭门专心治学，积蓄涵养，人们无法测度他的深浅，长达几十年；他洞察事理精深透彻，熟悉法律条文，防州有疑难案件，众人不能决断的，他都能立即判决。

宣和年间，杨公知道时势将要发生变化，于是陈述政事共十余条，执政者不能采纳。而金人已经入侵，他又说：“今天最紧急的，没有比收揽人心更大的了。”边疆战事兴起，免除夫役的劳役，毒害遍及全国，误国的罪责，应该有所归究。西城聚敛财富，东南征收花石纲，其危害尤其严重。老奸巨猾之徒，借应奉之名，豪夺百姓财物，不可胜数。天下积怨，郁结而不能发泄，将近二十年，想要达到人心和睦，必须去除这三者。

宋钦宗即位，杨公请求面见说：“太上皇引咎自责，以疲倦懈怠为由退位，而宰相执政官员却按序升迁，这是什么道理？城下之盟，耻辱也太大了。君主受辱臣子应死，而大臣首先做出逃亡自保的计策，陛下能依赖谁呢？请求依法惩治。”童贯担任三路总帅，敌人侵犯疆土，他抛弃军队而归，朝廷置之不问；黄河天险，放弃而不守，敌人突然到达城下，而朝廷不知道。帅臣失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应该按军法处置。防守城池的机构仍然任用宦官提举，覆车的教训，不可再蹈。宋钦宗非常高兴。

又上疏大致说：“河朔是朝廷的重地，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藩屏，现在一旦把它抛弃给敌人，让二十州的土地贯穿我国腹地，距离京城没有藩篱般的坚固防御，戎马快速驱驰，不几天就到达，这不是长久之计。四方勤王的军队，过了一个月才集结，让他们无功而返，厚赐他们则没有名目，不赐则产生怨恨，再有紧急征召，应该有不应命的，不可不忧虑。听说三镇想要以死抵抗，现在如果派兵尾随其后，使他们腹背受敌，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朝廷想要专守和议，即使是与契丹百年的友好关系，尚且不能保证，何况这个强劲的敌人呢？盟约神灵不信任，应该审慎处理，不要等到后悔莫及。”

不久又说：“听说金人驻兵磁州、相州，抢劫无数。誓书的墨迹未干就背叛，转眼之间。肃王起初约定到达黄河就返回，现在挟持他前往，这是背叛盟约的大罪。”

译臣认为应当以肃王为问责对象，追究他破坏盟约的罪责，一定要捉拿肃王才罢休。三镇的百姓在前面拼死抵抗，我们用重兵在后面支援，必定能达成目的。如果他还是不服从，就宣布他的罪行并出兵讨伐，正义之师士气旺盛。这一行动，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于是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最终错失了这次良机，太原各郡都传来紧急求援的消息了。

译太学生伏在宫阙前请求挽留李纲、种师道，军民跟随的有数万人。执政者担心他们生乱，引用高欢的事例，在街衢张贴榜文，并且请求以礼制起用李邦彦。您说：“士民出于忠愤，并非有作乱之心，不值得深究罪责。”李邦彦首先策划逃跑的计谋，捐金割地，以亲王作为人质来主持和议，罢免李纲而接受誓书。李邺奉命出使言辞失当，只听命于金人。这两个人，是全国人所共同唾弃的，而向内外宣告，却推崇这两人平定祸难、达成和议的功劳，这不是先王顺应天意、以民为本的意思，应当收回榜文以安抚人心。皇上都听从了。

有人担心太学生又将伏阙鼓动生乱，您说诸生只是想要忠于朝廷罢了，本来没有其他意图，只要选择老成且有德行的人担任他们的长官和副职，事情就安定下来了。皇上高兴地说：“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选了。”于是任命您兼任祭酒。

您说蔡京以继承神宗遗志为名，实际上挟持王安石来谋求自身利益，所以推崇王安石，加封王爵，配享孔子庙庭。然而导致今天的弊病，实际上是王安石开启了先例。谨按王安石宣扬邪说的事，姑且就其中一两件阐明。昔日神宗称赞汉文帝，停止建造露台的耗费，王安石却说：“陛下如果能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即使耗尽天下资源来奉养自己，也不算过分。”尧舜住茅屋土阶，称赞禹在家能节俭，那么耗尽天下资源的一定不是尧舜之道。后来王黼以三公身份统领应奉司，号称奉养皇上，实际上是王安石自我奉养的说法开启了先例。他解释《诗经·凫鹥》的末章时说：“以道守成的人，役使众人，安泰而不骄傲；主宰万物，耗费而不奢侈。”按此章正是说能持守盈满则神祗祖考安乐而没有后患，而王安石却独出此说。后来蔡京等人争相以奢侈僭越相高，轻率耗费妄用，穷极淫侈，实际上是王安石此说开启了先例。他的危害难道不严重吗？请求纠正其学术的错误，追夺王爵，明诏内外，毁去配享的塑像，于是将王安石从配祀之列降下【并胡文定撰志】五峰问：“这一章简直像是迂阔，为什么记载它？”文定说：“这是取出王氏肝底刽子手段，怎么能不写？写了它，王氏的心肝就悬在肉案上，人人都看得见，而那些遮蔽邪淫遁辞的话都破除了。”

又说昔日神宗身体不适，哲宗年幼，宣仁圣烈皇后有防令，两位亲王非宣召不得入内。当时王珪首先请求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其他人没有说话的。退朝后在中书省批写圣语，仍关涉实录院，众臣签书本末详具，不可诬蔑。元祐年间，蔡确去除他的党羽，开始制造奸谋，希望博取日后的福报。绍圣初年，章惇、蔡卞当权，想要报复私怨，于是证实他的说法，上诬圣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给王珪，将定策之功归于蔡确，自己也有所参与。这不是偏袒蔡确，实际上是为自己，借此中伤元祐年间的人罢了。现在请求陛下索取绍圣年间所修的元祐时政记一看，或许能究尽事实，昭雪王珪为臣不忠的名声，追夺蔡确冒受封赠的典制，滥恩所及，全部改正，以释放天下愤郁之气。皇上于是下诏改正宣仁圣烈皇后的谤史。

您天资旷达，辅以问学，充养有道德器，早成。积于心中的纯粹而宏深，见于外部的简易而平淡。闲居和乐，神色笑容可亲；临事裁处，不动声气。与您交往的人，虽然群居终日，默然不语。待人温和，而鄙薄之态自然不显露。推究孟子性善之说，阐发中庸大学之道。有想要知道方向的人，为他指明趋向，无所隐瞒【志】

您仁厚宽大，能容物，又不显露其界限，不做标新立异、绝俗的行为，以求世俗名誉。考中进士，得官，听说二程的道理，就前往跟随他们学习。当时跟随学习的人很多，而先生独自归隐闲居，多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探力索，务求极尽其趣，涵蓄广大，而不敢轻率放纵。

明道在颖昌时，您寻医调官京师，因此前往颖昌跟随学习。明道非常高兴，常说：“杨君最容易领会。”等到您回去，送您出门，对座客说：“我的道向南去了。”在此之前，建州林志宁出入潞公门下，向潞公求教，潞公说：“这里没有什么能有益于你的，有二程先生，可以前往跟随他们。”于是派人送到明道处。志宁于是告诉谢良佐和您，您说不可不一见。于是同行，当时谢显道也在。谢为人诚实，但聪悟不及您。

伊川从涪州回来，见学者多从佛学，只有杨、谢不变，因此感叹说：“学者都流于夷狄了，只有杨、谢长进。”

杨时对新学极精，今天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所持的大抵支离。伯淳常与杨时读了数篇之后，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伊川语

胡文定说：“杨先生却是聪明过人，伊川才举起新说有害道处，杨节节推出来。伊川说：‘杨某煞聪明。’”

吕本中说：“尝闻于前辈，以为明道温然纯粹，终身没有疾言遽色，先生确实像他。”

上蔡说：“旧在二程之门者，伯淳最爱杨时，正叔最爱谢良佐。”二人气象也相似

译南轩说：宋朝建立一百多年，四方没有忧患，有儒生高谈诗书，自比伊尹、傅说，但实际上窃取佛老的外貌，施行商鞅、申不害的权术，举世风气为之动摇，即使是德行高尚的老臣，也没有人能洞察其中的奸诈。这种学说一旦流行，天下便纷纷多事，违背常理的评判，诡诈邪道的言论，日益炽盛，邪恶相互勾结，最终酿成了边远异族入侵的祸患。考察其产生的原因，是有来历的。先生上奏指出其学说荒谬，请求追夺王安石的王爵，罢去配享太庙的资格。虽然先生的主张未能完全施行，但大体上中兴了正统，使议论归于端正，直到如今学者知道荆公、舒公祸乱的根源而对此不屑一顾，那么先生遏制邪说，驳斥偏颇的行为，斥退淫靡的言辞，以继承孟子道统的功绩，难道不伟大吗？先生以二程为师，得到《中庸》“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传授，在言语意旨之外，实践纯厚坚固，卓然成为一代儒学宗师，所以表现在行事上，如此深切显著。【浏阳画像记】

译胡文定在回复陈几叟的信中说：“我对于龟山在宣和、靖康年间所提出的各项建议，详细记载了其始末。这是别人不能说的，而龟山独自能说的。又因为合乎时宜才发表，所以尤其可贵。如果龟山此举，可以说是关怀深切了。世人不了解他的用心所在，知道的人见他应召赴任，就说：‘这是皇帝的御笔命令。’违背御笔命令的，要以大不恭定罪。自从政和末年以來，已经实行海行防挥（指严禁官员私自离任或违抗命令），难道可以以此来判定贤者的出仕与隐退吗？因为不可违抗而就职，假如有议论到申屠蟠笑而不答的事情，那又用什么话来回答呢？所以他应召赴任，不是畏惧海行防挥，而是担心天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内心有怜悯不忍之情，因此不屑于离去罢了。”

又给宰相的信中说：“杨某修养深厚深远，洞察事理非常明白，混迹于世俗之中，了解他的人很少【了解他的人只知道他的文学才华，不了解的人以为他是蔡氏所引荐的，这位先生无所求于人，蔡氏怎么能玷污他呢】。皇上正向往儒学，聘请他担任经筵讲官，早晚咨询访问，裨益补益一定很多。

程子劝先生不要喜好著书。著书就会多言，多言就会损害大道。求学的人应当察明这一点。

说：求学的人必须有所怀疑，才能增进德行。然而必须用力深，才会有怀疑。现在的读书人做学问，大概自以为没有可怀疑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学问不能相互推崇。

对仲素说：“我曾经有几句话，教导求学的人读书的方法，用身体去实践它，用内心去验证它，在闲暇安静专一之中从容默会，超越于言语、形象、意旨之外而自得。”

六经的意义，在心中验证而正确，施行于行事而顺畅，然后才算获得。现在研究经书的人，致力于无用的文章，侥幸获取科举功名罢了，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读书必须先看清古人立意所阐明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只在言语上寻求。比如万章问“象每天以杀害舜为事”，孟子回答舜处理这件事的道理，其意在说明圣人没有虚伪，这就不可以不知道。如果从枝叶上推究，比如“象想让两个嫂子治理我的居所”这样的话，这怎么能相信呢？尧在上面，难道会容许有这样的事吗？

解释经书要使得道理通达而语言简练。以前曾解释《易经》中“简而天下之理得”，说“行其所无事，不也容易吗”？一以贯之，不也简练吗？像这样就能获得天下的道理了。又说：“行其所无事，一以贯之。”这只是一个自然的道理。

官府设法卖酒，到处张设音乐，聚集妓女来吸引小民，这最为有害。教化百姓却一定要为此找借口说：“与百姓同乐”，难道不是欺骗吗？引诱无知的百姓以掠夺他们的钱财，如果是百姓这样做，按理也应当禁止；而官吏这样做，上下都不以为怪，不知道这是施政的过错【并语录】

问龟山为什么出来做官？朱子说：“他做人也苟且，当时难免为了俸禄做官，所以胡乱就任。如果稍微能实行他的道，这是龟山的心意。然而来得已经不对，等到又没有什么可为的，只是说些无关紧要的事。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大力量，顷刻间真能转移天下的大事，来得也不枉然。既然不能这样，又只是随众人糊里糊涂。”等到钦宗即位，担任谏议大夫，因为争论配享的事，被孙仲益攻击。孙仲益说：“杨某过去与蔡京的儿子们交往，现在众人议论攻击蔡京，而杨某说‘千万不要攻击居安【蔡京的长子蔡攸】’，龟山于是罢免【以下都是朱子的话】

龟山出仕，很多人议论他。只有胡文定的话说：“当时如果能听任使用，必须能救得一半。”这话最恰当【胡文定说：“先生的志铭详细记载了他所论当时政事的十几条。当时的宰相执事如果能听任使用，委派直院等人画出一条，具因南郊赦文下达，必须能救得一半，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大段狼狈】。大概龟山在这个时候，虽然负有盛名，也没有杀活手段。如果说他怀着蔡氏汲引的恩情，极力庇护他的儿子，以至于有“千万不要攻击居安”的话，那是诬蔑。幸好这话出自孙觌，人们也不相信。

问伊川的门人如此众多，为什么后来没有一个人见得亲切？有人说杨时也不久亲近受教，说：“这也是诸人有始无终，不曾尽心在上面，各自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推究透彻。比如邵雍从头到尾，极尽终身的力量而后获得，虽然他的不能没有偏颇，然而就他这道理，所谓安而成矣。比如周敦颐资禀便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始至终，所以有成。我看来这道理，如果不是终生尽死去推究，终究不会懂得。”

游酢、杨时、谢良佐三位君子起初都学禅，后来残余的禅意还在，所以学习他们的人多流于禅。游酢先生大是禅学，一定是程先生当初说得太高了，他们只看见上一截，缺少下面着实的工夫，所以流弊至此。有人说龟山恐怕不这样，说只看《论语序》可见。

龟山天资高朴，实在简易，然而所见定更不穷究。少年未见伊川时，先前本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这念头熟了，不觉时常发出来。游酢先生尤其严重。

胡文定作《龟山墓志》说：“他像柳下惠，看来是这样。”又说：“龟山的文字却弱，似乎是合下看得易。”

龟山立言，却是有意含蓄，而不

译全都如此，大多使用假借寄托的言辞，实在不能让人满意。

译有人问龟山在朝廷任职时，却有许多议论。回答说：龟山学识杂博，是读了多少文字？

龟山曾辨析《荆公字说》三十多个字。那《荆公字说》，其中的说法很多，而只辨析三十字，有什么益处呢？又不从根本上去一转语，却跟在后面琐碎地与他辩驳，如果让他的学说流传，那么我们的学说就不能推行了。

刘安节

字元承，温州人。元符三年考中进士，调任越州诸暨县主簿，除授莱州教授，尚未赴任，改任河东提举学事。被召入对，提拔为监察御史，除授起居郎，升任太常少卿，被贬责知饶州，移任宣州。政和五年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刘公天资接近道，且敏于学问。他所追求崇尚的，不是世俗所谓的学习。曾经跟随当世贤明而有道的人交游，开始以“致知格物”来激发他的才能。沉浸涵泳，反复研习，存养心性。久而久之，于是有所心得。他的容貌温和，望之可知其有包容之量。对待人不论贵贱、大小，一律以诚相待。即使是违逆自己的人，也未曾见他有过怒色和怨恨的言辞。

被召入便殿对答，刘公说：“东宫应当谨慎选择官员，即使是左右侍奉奔走的人，也必须选对人。”又论述节俭以及君子、小人和同的区别，皇上称赞他好，咨询得非常详细。

知饶州时，州里连年饥荒，刘公到任，大量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又发公文命令邻近州郡不要阻挠粮食买卖，军需储备不足，日后都强行从百姓那里夺取。刘公说：“年成荒歉如此，再加重困苦百姓可以吗？其他部门应当有互通之处，政令应当调节缓急罢了。”

移任知宣州，离开饶州两天，百姓拦路挽留，哭泣不忍分别。乡里老人认为：“我们州自从范文正公之后，只有我们刘公而已。”到宣州十天，大水到来，刘公分派他的属官准备船只赈济溺水者，并亲自督视，昼夜不停歇，所救活的将近数千人，而远近流民到来的以万计。刘公打开粮仓养活他们，没有一人失所。

邹浩以右正言获罪，刘公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个人在路上追赶慰勉他。朝廷震怒，追捕非常严厉，人们都恐惧不安，刘公独自坦然。不久哲宗察觉他没有其他意图，下诏释放他，而刘公也依然如故。

他常说：“尧舜之道，不过孝悌。天下的道理，有一无二。至于异端，则有间断了。”他与人交游，常引导人的长处，而暗中弥补其不足。他所施行的措施，常在于公正。天下人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所谓合内外、通彼我了。他所治理的两个州，专以仁义教化，平易近民。百姓有诉讼，委婉地训诫他们。

问上蔡说：“刘子有进步吗？”回答说：“没见他有进步的地方。”问不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只是因为没有根。”于是指着庭前的茶花说：“这花正因为有根，所以一年比一年茂盛。”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九

宋 李幼武 纂集

尹焞 和靖先生

字彦明，一字德充。他的祖先原是洛阳人。靖康初年，被召到京师，恳切辞谢返回山中。朝廷下诏授予和靖处士，以荣耀他的归隐。金兵攻陷洛阳，全家遭祸，刘公独自逃身入蜀，居住在涪陵。绍兴五年，以崇政殿说书被召，极力辞谢。七年才开始就职，除授秘书郎。八年，除授秘书少监，除授直徽猷阁，仍任说书。转任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兼侍讲。转任徽猷阁待制。九年，观祠而去。十年，请求退休，到绍兴居住两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幼年丧父，奉养母亲陈氏居住。从事进士学业，二十岁时，师事伊川程夫子。先生参加进士考试，回答策问，议论诛杀元祐党人。先生说：“唉！还可以求取禄位吗！”不回答而退出，告诉伊川说：“我不再参加进士考试了。”伊川说：“你有母亲在。”先生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我知道你以善行奉养我，不知道你用禄位奉养我。”于是先生退隐，不再参加科举。伊川听说后说：“贤德的母亲啊！”

大观年间新学日益兴盛，有进言的人说：“程颐倡导异端，尹焞、张绎作为他的左右。”先生于是不再想做官，而名声更加盛大，德行更加成就。同门之士都尊敬畏惧他。伊川说：“我死后能不失正道的，是尹氏之子。”

金人攻陷洛阳，先生的家人死于难。先生死而复生，逃匿于长安山中，辗转迁徙四五年，而长安陷落。刘豫僭越称帝，派人来招揽他。先生连夜逃走，徒步渡过渭水。很久以后，停留在涪陵。绍兴年间，皇上因从臣推荐召见他，极力辞谢。居住一年后，赴召到九江。有进言的人攻击诋毁程氏，先生再次辞谢说：“学习程氏的是焞，侍奉他二十年，现在又二十年了，请让我被贬斥。”皇上召见更加紧急，到皇上面前又辞谢。皇上说：“你还可以辞谢吗？我渴慕你很久了。知道你是跟随伊川的，等待你讲学，不敢有其他意图。”先生于是就职。

恰逢金人议和，先生上奏说：“本朝的兵祸，自古未闻，依靠祖宗恩德的深厚，陛下勤勉安抚的至诚，所以亿万百姓的心，没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凶讯突然传来，没能究明不豫的状况，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却屈意降心，迎奉梓宫，以请问讳日为事，于是使敌意更加骄横

译（他们）说我国无人，今天再次开启和议，意图暗中谋划吞并统一，使中国臣服。陛下十二年勤政安抚的功业，应当在此决断了。况且先王的礼制规定，父母的仇敌，不与共同承受天空；兄弟的仇敌，不返回军队（即不罢兵）。如今相信仇敌的欺诈计谋，而希望他们肯求和，以缓解眼前的危急，难道不违背了不共戴天、不罢兵的道义吗？

译又给宰相秦桧写信说：“金国与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靖康之变以来我们屡次落入他们的圈套。现在如果一旦屈服，就会成为他们借口的把柄，招致怨恨侮辱和兵祸，自取困顿灭亡，怎么忍心提出这种建议呢？近来听说皇上因为父亲兄长没有返回，在深宫之中降低身份、忍受屈辱已经多年了，然而也没有听说金人悔悟祸端，将两位皇帝从沙漠中送还，接着又传来梓宫（皇帝灵柩）的消息，详情不详。天下人痛恨到了极点，那么金人谋划欺骗我们的心意，不用说就可以看出来了。天下正期望相公能够有所作为来改变这种局面，怎么反而做得太过分了呢？”

先生的学问，是学习圣人的学问。说：“圣人必定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但不能凭空作为。”通过玩味来探求它，通过实践来亲身践行它，通过涵养来完成它。有次序，于是就能由下学而上达，穷尽事理、尽性，而没有多余和外在的东西，这是学习的正道。

先生庄重端正、仁厚诚实，内心不过度，在暗室中也不自欺，由真诚而通达，以此来开物成务，推广到四海，都符合圣人六经的言论。顺应本心就像出自自己一样，天下懂得道的人必定尊崇他，不懂道的人必定仰慕他【吕稽中撰墓志】

冯忠恕说：“先生是学习圣人学问的人。圣人所说的，我们应当说；圣人所做的，我们应当做。难道只是词章吗？其要点有三：一是玩味讽诵言辞，研究探索其旨趣，以求圣贤用心的精微之处；二是涵养涵泳，自得蕴蓄，不忽视存养气质，成就充实，以至于刚大，然后才算有所得；三是践履，不徒然诵读空言，必须体现在行事上，亲身践行，实施于日常，形于动静语默，开物成务之际，不离此道。所谓的修学就是这样，所谓的读书也是这样【记善录序】

公问伊川：“什么是道？”伊川说：“行走的地方就是道。”有人问明道：“什么是道？”明道说：“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些关系中寻求。”

公通过苏昞见到伊川，此后过了半年才得到《大学》《西铭》来看。

说初次见到伊川时，伊川教我读“敬”字。我请求进一步指教，伊川说：专一就是敬。当时虽然领会了这句话，但不如近来看得亲切。祈宽问：“什么是专一？”希望先生善加开导。公说：“敬有什么形影呢，只是收敛身心就是专一。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时，内心收敛，再也容不下丝毫杂事，这不是专一又是什么？”

公说：“从前与范元长一同拜见伊川，偶然有事情先起身下阶。伊川对范元长说：‘你看彦明，他将来必定有用于世。’元长第二天说了这话。大概伊川平时原本不曾赞许别人。”

有一天看《大学》有所心得，想举出来问伊川。伊川听说后，公说：“心广体胖。”只是有所快乐，伊川说：“到了这里‘和乐’二字也用不上了。”

明道曾说：“天下的事只是感与应罢了。”公初次听到，拿来问伊川。伊川说：“这件事很大，应当自己认识。”公说：“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这也是感与应吗？”伊川说：“是的。”

曾经向伊川请教说：“我认为动静是一个道理。”伊川说：“试着打个比方。”恰好听到钟声，我说：“比如钟未撞时，声音本来就在。”伊川高兴地说：“还要再涵养。”

伊川教人专以“敬以直内”为本，公独自能努力践行。公说：“先生教人只是专令用‘敬以直内’，如果用这个道理，那么百事不敢轻为，不敢妄作，无愧于屋漏了。习之既久，自然有所得。”往年先生从涪陵回来，天天见面。一天读《易》读到“敬以直内”处，于是问先生：“‘不习无不利’时，则更无睹，当更无计较吗？”先生深以为然，并且说：“不容易见得如此，还要再涵养，不要轻率地说。”

温州鲍若雨与同乡十人长期跟随伊川，伊川遣送他们，去见和靖。第二天，伊川说：“众人说我吝惜学问，不教他们，果真如此吗？”公说：“我认为各位来依附先生门下受学，我怎敢擅自为他们解说？万一有差错，就会误了他们一生。”伊川点头表示赞同。

公在泸州，一间屋子名叫“遂志斋”，取《易》中“致命遂志”的意义；在涪陵所居名叫“习堂”，取“学而时习”的意义；在千福院一间屋子名叫“六有斋”，取横渠所说的“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所得，息有养，瞬有存”的意思；一间屋子名叫“三畏斋”，取“畏天命，畏大人，敬畏圣人之言”的意思。

公与张绎同时师从伊川，张绎以高识，公以笃行，都被称赞。

伊川问公与绎平时见解有相同吗？有差异吗？自己觉得如何？为我说说。公说：“我不如思叔。比如凡是请教未通，再三请教，还有未得之处。久了才得到。像思叔则先生才说便心领神会，往往造妙。我虽然愚钝，自能保守得住。如果是思叔，我却不敢保证他。”伊川笑着说：“也是也是。自从每次一同请教退下，伊川必定对各位说：‘张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祁宽所语录】

公说：“我与思叔既然相友

译好。伊川先生从涪州归来，思叔起初见面时显得聪慧通达，伊川先生也随即对他喜爱。从此一同游历相处，伊川先生将同族的女子嫁给他，两人非常互相敬重。和靖曾经趁着侍坐的机会向伊川先生禀告说：“张某每次听到先生的言语就能领悟，我听到先生的言语必须反复思考，或者再进一步请教然后才能领悟。然而日后在持守方面，思叔恐怕比不上我。”先生认为他说得对。思叔擅长写文章，又善于处理事务。先生去世不久，思叔也去世了。和靖被朝廷征召，曾说：“如果思叔还在，到现在自然应当被征召任用，必定能在世上有所作为。”伊川先生曾经说：“晚年得到了两位贤士。”

译先生曾说：“学者之所以学习，是为了学会做人。”徐度（名度，字惇立，是尹和靖的门人）问道：“我有向学的意愿，但不知道该如何提问。”先生说：“这话很好，如果真有这种心意，回去后寻求道理，老师是绰绰有余的。”

先生又对人说：“放开让心虚静闲适，自然就能见到道。”

先生在担任从班官职时，朝中官员在郊外迎接天竺观音像，先生也一同前往。有人问为何要迎接观音？先生说：“众人都去迎接，我怎么敢违背众人呢？”又问：“那么要拜吗？”先生说：“当然会拜。”问的人说：“是不得已而拜，还是真心诚意地拜？”先生说：“他也是贤者，见到贤者就真心恭敬地拜他。”

徐度谈到苏氏（苏辙）使百姓战栗的事。尹和靖问：“怎么回事？”先生愤怒地说：“注解经典却追求新奇，简直无所不至了。”

先生每天看一部《光明经》。有人问他，他说：“母亲命令，不敢违背。”朱子说：“这样就是平日欠缺了劝导父母以道的环节，才导致如此。”

门人称赞说：“伟大的圣人之谋略！六经的编纂，耳顺心得，如同诵读自己的言语。”朱子说：“要达到这种境界，才算得上是读书人。”

朱子序言说：“程夫子曾说，涵养必须以敬，进学则在于致知。这两句话，是夫子教导人们修道入德的大端，不可以偏废。像尹先生这样的人，他向夫子学习而有所得于‘敬’吗？为什么他的学说简约而居处安适呢？”（《先生言行录序》）

又说：“先生晚年亲手书写圣贤所示治气养心的要点，贴在墙壁上以自我警戒。”我私下想到前贤进修不倦，死而后已，他们的心光炯炯似乎还可以辨识。捧读全书，恍然若失，因此以此自我告诫。

有人问朱子关于尹和靖在朝堂上的议论，朱子说：“和靖不看其他书，只是持守得好。他的语录中说涵养持守的地方格外亲切，有批评朝廷的文字多是门人代笔。”

和靖说：“经典虽然通过诵读流传，但也因讲解而变得浅陋。”这话意味深长。

和靖在“主一”（专一）上的功夫多，而在穷究事理上的功夫少，所以解说经典虽然简约，对学者有益，但推演阐释不够深入，不能大加发明。在经筵讲学时，缺少开悟启发的功效。绍兴初年入朝，满朝期待，如同等待神明一般，也没有大的启发之处。当时高宗喜欢黄庭坚的诗，尹和靖说：“这人的诗有什么好？陛下看这个做什么？”只说了这一句话。

问：和靖专于主敬，集义的地方少。答：和靖主敬，把持得定，也多接近理。

和靖在程门，确实是很迟钝的，被他只在一个“敬”字上下功夫，最终做得成功。

和靖持守有余，而格物未到位，所以所见不精明，没有活法。伊川先生才说病，就有药；和靖却像一开始就把病马当作死马医。这道的真传，不容易归属某人。

和靖守得住〇，见得不甚透彻。如俗语说：“他只抱着个不哭的孩子。”

和靖才短，只〇守伊川之说【并朱子语】

和靖说：“伊川门人冯理，字圣先，说：‘二十年听先生教诲，今有一奇特事。’先生问他。冯理说：‘夜间静坐室中有光。’先生说：‘我也有一奇特事。’冯理请问。先生说：‘每顿饭必吃饱。’”

张绎

字思叔，河南寿安人。

家境很贫寒，年长还不知道读书，为人做佣工。一天看见县官出入传呼，路上思叔颇为羡慕，问人怎么能这样？有人告诉他：“这是读书的结果。”思叔才开始发愤向人求学，承担劳苦的工作，教他的人怜悯他的志向，颇为劝勉他。后来颇能写文章，进入县学学习，被推荐认为科举之学不足为。

到僧寺，见到道楷禅师，喜欢他的道，有剃度跟随他的意思。当时周恭叔在洛阳做官，思叔也跟随他。恭叔对他说：“你将来程先生回来，可以跟随他学习，不要白白剃度。”

伊川从涪陵回来，思叔刚开始见的时候，跟随学习的人很多，伊川唯独赞许思叔。因为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者不忘丧其元”，开始有自得之处。后来更穷究事理，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和靖说：“我与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刚开始见伊川，思叔聪明通达，先生也便喜欢他，从此同游共处，先生把族女嫁给他，非常敬重对待，跟随学习的人渐渐增多。”

思叔三十岁才见伊川。后来比伊川晚一年去世。起初以文章闻名于乡里。后来写文章很少。伊川常说：“张绎朴实茂盛。”

朱子说：“思叔敏捷像和靖、伊川，称赞他朴实茂盛，然而也狭隘，没有展拓的气象。”

思叔最后进学，然而深深惋惜他早逝，如果上天给予他更多寿命，大概不可限量。问程门谁真正得到其传？答：“也不完全见得，刘质夫、张思叔等人，又未见有文字。”看程门各位的力量，比起康节、横渠，都不如。

马伸 东平先生

字时中，或作时仲。时举，是东平人。弱冠登第，隐迹于州县。靖康初年，因枢臣推荐，

译被召任监察御史。南宋初年，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出使湖广路安抚晓谕。回到御史台后上奏言事，执政者将他贬为濮州监税官。去世后，绍兴初年追赠谏议大夫。

译崇宁初年，元祐学派遭到禁绝，奸佞之人当权，派他们的党羽担任各路学官，专门搜罗打击异己。程颐门下的学者寥寥无几，即使是向来追随他的旧友，也有的为了追逐利禄而背叛离去。马伸当时正从吏部请求调任西京司法参军，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亲近依从程颐的决定。到达后，他通过张绎请求拜见程颐。程颐起初认为此时不宜相见，担心给马伸带来连累。马伸拿着拜见老师的礼物往返了十次，态度愈发恭敬，并且说：“假如马伸能够听到大道，即使死了又有什么遗憾？何况还不至于死呢？”程颐听后感叹道：“这真是有志气的人。”于是引见并接纳了他。从此马伸出入程颐门下共三年，只要有空闲，即使刮风下雨，也必定每天去拜见一次。

马伸调任成都郫县县丞，到任不久，恰逢征收冬季税米，成都地区粮食丰饶，知府将此事委托给马伸。马伸以弊端太多、不可办理为由推辞，知府询问原因，马伸说：“最大的弊端，在于各衙门的吏人封锁抄录账目，如果拒绝他们就会迅速招致祸患。”知府说：“你既然知道其中的弊端，还推辞什么呢？”马伸到了征收现场，只见各县的人纷至沓来，提供丰盛的饮食，玩赏美好的文饰，还有美女，凡是能够诱惑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前主管此事的人不能自律，一旦落入圈套，就束手受制，不敢有任何作为。马伸将他们全部驱逐，严格督察吏卒，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背着米来缴纳的人几乎没有滞留。当时仓使孙侯巡视辖区来到边境，早起赶路，看见挑担的人在路边打盹等待天亮，感到奇怪便询问原因，大家都回答说：“今年征收顺利，官员马伸等人到来，没有刁难阻碍，所以争先恐后。”追问主管者的姓名，回答说：“是马县丞。”孙侯叹息不已，到达郡城后立即叫吏员写文书推荐他，当天马伸就改任更高的官职。马伸常对别人说：“人的顺利与困顿，自有其时运，只应当践行正道，没有必要去干求别人。”

靖康初年，枢密使孙傅以马伸卓越的品行推荐他。中丞秦桧一向推崇他的节操，迎请他担任监察御史，派人去取他的愿状。马伸说：“中丞选拔台谏官员，只问能不能胜任，不问愿不愿意。”

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后离去，马伸首先写信请求张邦昌迎接元帅康王。信写好后，率领同院的官员一起去送。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肯去，马伸于是亲自拿着信送到银台司进呈。吏员看信中没有称臣，推辞不接受。马伸甩开袖子斥责道：“逆贼，我今天不惜一死，正是为了这件事，难道还想让我称臣吗！”出来后就将信缴呈尚书省。尚书省将信展示给张邦昌看。张邦昌看到信后，气势沮丧，担心败露被杀。刚商议迎接隆祐太后垂帘听政。那信的大意说：“相公不幸，迫于强敌，被迫接受伪号。阁下此时，难道认为道义可以侵犯，君主可以遗忘，宗庙神灵可以欺骗吗？之所以忍死片刻而诡诈地听从他们，心里大概是说：与其表面谦逊于人，而实际上灭亡赵氏宗庙，不如表面接受于己，而实际上保全赵氏以归还。金人既然北归，相公在道义上就应当忧惧，自我弹劾上朝。皇上皇子中只有康王在外，天下所系，国家正统有所归属，应当立即派遣使者通问，清扫宫室，率领群臣共同迎接拥立他。阁下退居北面臣属之列，请求归罪于司法部门。这样明主必定能够明察。现在谋划不出于此，还占据非分的地位，众人心中狐疑，不知所谓。”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的奏状说：臣见金人侵犯顺理，劫持两位皇帝北行，并且逼迫立相公主持国事。相公之所以忍死就位，自信兵退后必定能再次避让。忠臣义士不立即赴死，城中的人不立即生变，也是因为相信相公必定会拥立赵氏孤儿。现在兵退多日，我们君主的儿子已知所在，诉讼讴歌又都归向他。相公还处在禁中，没有就任臣属之列。道路传言，认为相公外面挟持金人的威势，派人游说康王，并且让他南逃，然后实行长久假借不归的计策。臣知道相公必定没有这种心思，只是金人还没有走远，因循未能彻底改正。虽然如此，人心尚未信服，一旦喧嚷混乱，辜负初心。希望迅速改正换装，归省庶务，取得太后命令后再行动。并且迅速迎接康王回京，立即开门抚慰勤王之师，以示没有隔阂。内外赦书施行的恩惠，收揽人心等事，暂时拘禁收起，等到拥立赵氏完毕，然后再施行，或许内外消除疑虑，转祸为福。不然，臣只有死而已，必定不敢辅佐相公做宋朝的叛臣。

王及之对张邦昌说，宁德宫府库所有的财物以及池塘鱼藕的利益，可以全部取用来资助费用。”马伸又引经据义在都堂禀报说：“古代臣子离开国家三年不返回，然后才没收他的田产。现在我们的君主出巡还没有出疆，天下的人正想追随挽留却不可得。君主的府库宴游之物，忍心一朝毁坏吗？”

高宗即位，马伸安抚湖广，还朝入奏，在途中采访得知执政汪黄的不法之事，撰写弹劾文章，刚起草好，何兑在建康追上他，看到后说：“先生正以使者身份还朝，应当先奏报职事，慢慢论列似乎也不晚。”马伸说：“他忌恨我，如果还没来得及进言就有升迁调动，怎么办？”但我应当有所试探。当时正召见孙觌、谢克家，马伸就说这两个人都是小人，不可任用。像孙觌亲自起草降表，极力用笔力来谄媚金人，接受他们的两个女儿，是辜负国家的贼人。果然没有回复，于是任命为司农卿，马伸坚决推辞，于是缴进弹劾文章。执政者非常愤怒，搜求无以为罪，于是指出奏章中说到邵成章上书的事【邵成章是宦官】认为趋向不正，于是贬为濮州监税。

当时当权者必定想置马伸于死地，因为濮州迫近边境，所以有

译任命下达。有见识的人惋惜他离开至亲，叹息着互相慰问并为他担忧。他卷起被褥上路，没有忧愁恐惧的神色，人们更加赞叹佩服。他天资庄重敦厚，虽然勇于践行道义，却以沽名钓誉为耻，不幸最终被仇人陷害致死【有人说王渊驻守淮上，接受黄宻的防备指令，对公不利】，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没有不悲痛哀悼的。

译常（指常同）说：“有志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死在沟壑之中，勇敢之士不忘记自己可能失去头颅。现在是什么时候？沟壑正是我死的地方啊！”所以他面对事情时奋不顾身，常常是这样。

常同早晨起床，一定整理好衣冠，端正地坐着诵读一遍《中庸》，然后才出去处理政务。常同说：“我的志向在于践行道义，如果让我以富贵为念，就会被富贵所拖累；如果让我以妻儿为念，就会被妻儿所拖累。这样道义就无法实行了。”所以他在广陵任职时，随身行李只有一担，其中图书占了一半。山东地区已经受到战乱侵扰，而他的家属还留在东平。

胡安国在《政论》中说：汪伯彦、黄潜善自称被御史弹劾贬为监当官，而他们的言论是有事实依据的。不谨慎发布命令，是指下达让军队回都城的诏书；广泛施予私恩，是指补复祠官、教官的空缺；升降官员不公，是指罢免卫肤敏而任用不祥之人孙觌；堵塞言路，是指贬谪吴给、张訚、邵成章；妨碍功绩、伤害贤能，是指阻挠宗泽和许景衡；私自收取军情，是指各自设置亲兵千人，且请给特别优厚；同恶相济，是指极力庇护罪人王安中。每列举一件事，必定树立一个证据，都是众人所共知、共见的。当时罢免他们，反而认为他们进言不实，而重重责罚他们，这是惩罚那些忠诚正直、为国捐躯的人吗？邪说怎么能够平息，公道怎么能够施行呢？

靖康年间，金人商议立张邦昌为帝，常同在众人面前直言说：“我们的职责是作为争辩之臣，怎么能沉默坐视？应当一起上奏议状，请求保全赵氏皇族。”秦桧不回答。过了一会儿，草稿写好，呼叫台吏联名签署。秦桧既然身为台长，就应当列在首位呈给秦桧。秦桧犹豫不决，常同率领同僚合词极力请求。秦桧不得已，才肯署名。常同派人快速奔驰将奏状送达金营。所以秦氏所藏的奏状，还说那是秦桧的笔迹。常同死后，秦桧从金国回来，夸耀自己的功劳，尽取富贵。常同的子孙漂泊在闽中，有一个外甥叫何珫，得到了常同的原始草稿，屡次想呈上去，但他的儿子阻止他，说：“秦桧的凶焰，怎么可以触犯呢？”绍兴乙亥年春天，何珫忽然梦见常同衣冠如平生，说：“秦氏将要败亡，赶快去陈述这件事。”何珫就拿着草稿去叫守门人。秦桧大怒，以其他罪名诬陷他，将何珫下大理寺，流放岭外。不久，秦桧果然死了，何珫家申诉冤屈，皇帝下诏恢复何珫的官职。常同的忠绩于是得以辨明。

孟厚

字敦夫，洛阳人。

尹和靖说：“敦夫来跟随伊川先生，又学习王氏之学，科举学业特别精通。独自住在一间屋子里，粪秽不打扫。曾经向伊川先生献书，伊川先生说：‘孟厚开始时说得好像也有道理，后来必定无事生非。’”

一天，伊川先生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拜见尹焞、张绎？朋友之间最好讲学，然而这三位先生都和你同辈。”敦夫去见和靖先生说：“先生让我来拜见二位先生，如果是彦明所愿见的，像思叔那样难道不必见吗？”和靖先生说：“只是不必见思叔的心，也就是不必见尹焞的心了。”

伊川先生曾经对学者说：“孟厚不打扫一间屋子，又有什么益处？学问不在此。假使洒扫得洁净，难道不更让人快意吗？”

伊川先生下葬时，门人害怕党祸，不敢前往，只有敦夫与尹焞、张绎、范棫、邵溥去送葬。

侯仲良

字师圣，河东人。是二先生（程颢、程颐）的舅舅，华阴先生侯可的孙子。

有人想在自家门下供养侯仲良，侯仲良去拜访，只见墙壁上挂着佛像，几案上堆积着佛书。他的家人又常常吃斋素，想让侯仲良跟随他们，侯仲良于是离开。有人问他，侯仲良说：“粗茶淡饭，是士人的本分；如果吃了他们的食物，就不对了。我听说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没听说过被夷狄改变的。”有人父亲在世，自己却在祖母忌日请僧人吃饭，召侯仲良去，侯仲良不去。有人问他，侯仲良说：“主持祭祀的是父亲，而儿子代替，就是没有父亲了，我为什么要去呢？”

胡安国给杨时写信说：“侯某去年春天从荆门溃败的士兵甲马之中脱身，在漳水之滨与我相聚，至今已经两年，安于羁旅困苦，坚守节操不变，这确实是以前没有的。至于讨论经术，则贯通不穷；商讨时事，则细微之处都能察觉。”

尹和靖说：“伊川先生认为侯仲良的议论只适合隔着墙听。”

朱熹说：“详细品味这句话，来验证这封信。我私下认为他的学问，大体明白刚正，而没有深沉缜密、沉浸浓郁的味道。所以在精细曲折的地方，不免疏略，时有缝隙。不能从言语中得到启发而求之于心，于是他所见所存的，就有这种气象。不仅是文字的瑕疵。”

周行已

字恭叔，永嘉人。

自从在太学早年登科，不到三十岁，见到伊川先生持身刻苦，独坐一室，不曾窥看窗外。幼年议婚母亲娘家的女儿，登科后那女子双目失明，于是娶了她。恩爱超过常人。伊川先生说：“我三十岁时，也做不了这件事。”然而他进取锐利退步迅速，人们常常叹息惋惜。

曾经在酒席上有所属意，后来秘密告诉人说：“不要让尹彦明知道。”又说：“知道了，又有什么妨碍？这不损害义理。”伊川先生回来，和靖偶然提到这件事。伊川先生说：“这连禽兽都不如。”又说：“父母的遗体，用来匹配卑贱的倡优，可以吗？”

谢上蔡说：“学者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才行。”有人问周恭叔：“像这样放开，怎么样？”回答说：“他不是摆脱得

译“开，只是因为内心立定不住，所以放弃得太早了。”

胡文定说：“人必须对一切世俗的趣味淡薄，才好。不要有富贵的气派。”周恭叔才华高、见识明，起初表现很好，后来只是私欲的牵累太重，如果能把持得住，完全可以在德行上长进。

译王苹

字信伯，世代居住在福州福清，自从他的父亲迁居平江，守臣孙祐向朝廷推荐他的学问品行，被召见，赐进士出身，授秘书省正字，不久兼任史馆校勘，升任著作郎，请求外放担任常州副职，奉祠禄退休，官至左朝奉郎，享年七十二岁，绍兴二十三年去世。

先生资质精纯，修养深厚稳固，平时恭顺谦谨像个儒者，等到谈论当世的事务、民俗的利弊，就像熟悉从政的人一样，不向当世求取名声，世人也很少了解他。

他向皇上进言说：人心广大无边，万种善德都具备。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由此而成，所以想要传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不过是扩充这颗心罢了。帝王的学问与儒生不同，儒生从事章句文义，帝王致力于把握要领，施行于事业。大概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都完备在典籍中，如果把握了要领，举而行之，就没有困难了。

杨时（杨文靖）当时是程门的前辈，曾说：“同门中后来成就的，没有超过我的学生信伯的。”朱震、胡安国、尹焞都举荐他代替自己，胡安国论荐尤其尽力，认为他学问有师承，见识通达世务，让他担任谏官，必定对圣明的时代有补益。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军光泽县人，是元祐党人李深的儿子。游学太学，被乡试推荐，都没有考中。绍兴初年，举荐遗逸人才。朱异巡视各郡国回来，用李郁的名字回答。在便殿召对，授删定官。不久因母丧离职，因进献书籍的恩典，改任承务郎。守丧期满，秦桧掌权，于是隐居。很久以后，起用为福建帅司机宜，因事忤逆主帅，不屈服，称病告老。二十年去世，享年六十岁。

杨时（龟山）既从程氏受学，回来在东南传授其学说，一时学者纷纷追随。杨时常常告诫他们说：“唐虞以前，典籍不完备，而在那个时候，圣贤却那么多。晚周以来，下历秦汉，直到今天，文字之多，多到无法计算。然而历经千百年，想找一个像颜回、曾参那样的人却不可得，那么道的传承，本来就不在于文字。而古代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他们的用心必定有所在。”等到李郁到余杭拜见杨时，杨时告诫他的话也说：“求学的人应当知道古人的学问用心何在，学习将用来做什么？如果说孔门的学问，只是仁罢了，那么为什么称之为仁？如果说仁，就是人心，那么什么叫做人心呢？”李郁接受教诲退下，探求其中的道理来进见，越投合越不合。于是取《论语》《孟子》之书伏案诵读，早晚不懈怠，十八年，然后豁然有所领悟。杨时大概深深赞许他，而李郁对学者也说：“学者对于经典，读了又读，而在那些无味之处，更要深思。以至于各种疑问同时兴起，寝食不忘，然后才开始迅速进步。”

李郁小时候不喜欢玩耍，坐立必定端庄。稍长后在舅舅陈公（陈忠肃公器之）那里学习。过了二十岁才拜见杨时请求学业。杨时一见就认为他奇特，立即把女儿嫁给他。

秦桧掌权，李郁自度不能屈从于禄位仕途，于是建屋在邑中的西山，往来读书其间。家中也穷困，有人不能忍受这种忧虑，李郁却旷达不在意。然而一时贤士大夫更加敬仰他。

天资纯美，而涵养有方。他侍奉上级恭敬而有礼，他驾驭下属严厉而有恩。平时不曾有懈怠的神色，教导人终日没有疲倦之色。自己奉养很节俭，而侍奉双亲极其丰厚。他对于世务、人情、官政、文法，下到行军布阵、农事园艺之事，没有不彻底了解的。然而终究没有被世所用，直到去世。有识之士为此遗憾。

唉！圣贤遥远了。然而他们立言、垂训、开示后学，也可以说是极至了！只是自从秦汉以来，道学不传，儒者不知道反省自己潜心钻研，而一以记诵诵读为事，因此有道君子深深为此忧虑。然而也没有曾经认为束书不读、坐谈空妙可以侥幸有所闻。像杨时之所以教导，李郁之所以学习，也足以观照了。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九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宋名臣言行录》>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

宋 李幼武 纂集

胡安国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绍圣四年考中进士，授常州判官，改任江陵推官，未赴任，前往荆门，路过江陵，帅守监职司一见，联合上奏请求任命为荆南教官，批复同意，赴京授太学录，请求外放授提举湖南学事。崇宁五年按例罢免学事，任成德军副职，因举荐遗逸获罪，削去官籍。大观四年恢复官职，改正元祐党籍。宣和元年提举江东学事，不久辞官。末年侍臣联合推荐经学可用，恰逢落职退休，授尚书员外郎，三次辞谢不被允许，不久授中舍，赐三品服。宰臣排挤他，授殿撰，知通州。中兴初召为给事中，三次辞谢。建炎三年再次召见，坚决辞谢主管祠禄。绍兴初授中舍兼侍讲，辞谢不被允许，二年就职。吕颐浩说胡安国屡次诏令却傲慢不恭，削去主管祠禄。五年授徽猷待制，知永州，辞谢诏书依差提举太平观。不久授宝文直学士，八年死在书堂正寝。

稍长进入太学，昼夜刻苦勉励。同舍有颍昌人靳裁之

译（他）曾经听闻程氏的学问，与先生讨论经史的大义。先生因此学问更加精进，见识日益明晰。

译登科时策问的大意是想恢复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令，胡安国推崇《大学》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平治天下的道理，言辞谨慎，写了上万字，考官得到这份答卷，定为第一名。将要唱名时，宰相和执政大臣因为策论中没有诋毁元祐年间政事的言语，想降低他的等级，宋哲宗亲自提拔他为第三名。

靖康初年，胡安国到达京城，正因病休假。一天中午休息时，皇帝紧急召胡安国入宫觐见。胡安国上奏说：“明君以致力学习为急务，圣人的学问以端正内心为关键。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端正内心，是衡量事物、治理万物的权柄。如果分章析句，牵强附会文义，对心术修养没有益处，那就不是帝王应有的学问。希望选择通晓治国平天下根本的名儒，虚心请教，以深入启发独到的智慧。”

又上奏说：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一定要有确定不变的战略。谋议一旦确定，君臣就要坚守。即使有流言异说阻挠破坏、动摇人心，最初的战略也不改变。所以有志向必定能成功，治国的功业可以建立。

宋钦宗有一天问御史中丞许翰：“你认识胡安国吗？”许翰回答说：“臣虽然没见过他的面，但久闻他的名声。自从蔡京掌权以来，天下的士大夫没有不受他笼络的，超然远避、不被他污染的人，只有胡安国一人罢了。”宋钦宗感叹诧异。

何防建议说，天下的形势，太平时期应当重视内部，遭遇变故时应当重视外部，请求分设四道帅臣，以都总管为名，各自负责一方，作为保卫王室、抵御强寇的计策。胡安国上奏说：“内外形势，平衡则安定，偏重则危险。现在州郡权力太轻，按理应当通权达变。然而一旦凭借数百个州的土地、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那么权力又太重了。假如万一有人抗衡抗拒，号令不到，又怎么对待他们呢？请求依据现在设置的帅司，选择重臣，赋予都总管的权力，专门治理军旅，每年进行一次巡察。其辖区内如果有紧急警报，京城戒严，各帅所属守将就应援。这样既有拥卫京师的态势，又没有尾大不掉的忧虑，一举两得了。”

枢密使张浚推荐胡安国可以大用，再次以给事中的名义征召，胡安国推辞。于是写信给宰相吕颐浩说：“嘉祐年间政事的大要，根本在于爱民，开始于审慎谋划，成功于果断决策。现在朝廷想要整顿兵政来强国，而官吏不知道体恤百姓来供养军队，这是想要庄稼长高却抽干它的水，想要树木茂盛却去掉它的根，这与嘉祐年间爱民的意思不同了。至于众议纷纭而国家大计未定，命令交错而百姓听信未孚，法制多次更改而下属不知道坚守什么，这与嘉祐年间审慎谋划、果断决策，也不同了。”

《定计论》说：“拨乱反正、振兴衰败，一定要有预先确定不移的战略，然后功业才能成就。陛下即位六年，关于建都则没有必定坚守不移的居所，关于讨贼则没有必定操持不变的战术，关于立政则没有必定执行不反复的命令，关于任官则没有必定信任不怀疑的大臣。舍弃现在不图谋，后悔怎么来得及！”

《设险论》说：“设置险要地势以得到人才为根本，依靠险要地势以智谋计策为先。人胜过险要为上策，险要胜过人为下策，人与险要相当，才算是中策。现在所担忧的，在于徒有险要而人的谋略不善罢了。现在想要巩固上游，必须保卫汉水、沔水；想要巩固下游，必须守住淮河、泗水；想要巩固中游，必须用重兵镇守安陆。这是守卫长江的常规态势，虽然有小变化，但大抵不可改变。”

《正心论》说：“心是身的根本。端正内心的方法，先要获得知识，然后使意念真诚。所以君主不可不学习。大概平定祸乱，虽然军务紧急，但必定根本在于内心。不通过学习来获得知识，那么内心就混乱了。怎么能成就帝王的功业呢？”

《养气论》说：“用兵的胜负，取决于军队的强弱；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将帅的勇怯；将帅的勇怯，取决于君主所培养的气。关键在于曲直如何罢了。大概君主是将领的将领，用正直来培养气，自我反省觉得理直，就是孟子所说的‘约’，狐偃所说的‘壮’。壮就强；用邪曲来丧失气，自我反省觉得理亏，就是孟子所说的‘馁’，狐偃所说的‘老’。老就弱。凡是曲直，是兵家制胜的先决条件。陛下勇于为善，不断革新美德，使没有邪曲可被议论，那么守持的刚气，可以充满天地之间；震动的怒气，可以安定天下了。”

《宏度论》说：“君主以天下为度量，所喜爱的应当遵循王道，不可以因为私恩行赏；所厌恶的应当遵循王法，不可以因为私怨用刑。他的喜怒应当发作必定合乎法度，和气氤氲而孕育万物。陛下圣明的度量虚怀明察，天心的广大，固然不应当因为私喜而亲近谄媚阿谀之人，也不应当因为私怒而疏远正直之人。赏赐必定得当，这叫天命；惩罚必定得当，这叫天讨。施加于一人，而千万人喜悦且畏惧了。”

《宽隐论》说：“君主对待臣下，恩礼虽然一样，但崇高严肃的态度常施行于披甲执锐的武臣，以折服他们骄横难使的气焰；柔和谦逊的态度必施行于隐居山林的士人，以激励他们廉洁宁静无求的节操。这样才能驾驭人才，端正风俗，威严有所应当施加，权势有所可以屈从。施加于应当施加的地方，以树立威严则强；屈从于可以屈从的地方，以忘却权势则昌盛。希望降下诏书申明，凡是被征召而不能赴任的人，都顺从他们的意愿，不强行征召。唯独对外的暴横戎狄，内部的贪残贼寇，以及骄横难使的将领、巧言令色的臣子，用威严刑罚来诛灭他们，那么治道就成就了。”

译皇上对他说：“听说你精通《春秋》，正想与你讲论，于是将《左氏传》交给公防，让他逐句校正读音。”公上奏说：“《春秋》是孔子亲手所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重大法典，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不是空泛的言论可比。陛下如果一定要削平僭越叛乱，恢复国家版图，使乱臣贼子畏惧而不敢作乱，不如在心中珍藏孔子的经典，那么统治天下的方法就全在这里了。”于是任命他兼任侍讲，专门用《春秋》进讲。

译朝廷任命朱胜非为都督，统领江淮、荆浙等地的军事，胡安国上奏说，担任江防都督的人选得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恐怕朱胜非不足以倚仗。皇帝下诏召朱胜非回朝，当时吕颐浩从都督任上回朝，想要倾轧右相秦桧，指认胡安国为党魁，极力援引朱胜非作为帮手。而依据胡安国奏疏拟定的进责诏命说：“胡安国屡次召见都不到，现在才来到朝廷，又多次有所请求，他为自己谋划倒是很好。”百官都效仿他，国家的计策该怎么办？于是胡安国被削去官职，只保留宫观的闲职。

胡安国登上船，稍微逆流而上三天，然后行进到衢梁，拜访医生停留了二十天，到了丰城寄居，又过了半年，才渡过南江在衡山休息，买地建屋，命名为书堂，作为终老的打算，颓然放下了对当世事务的念头。

起初，王安石用字学来训释经义，自认为这是千圣一致的妙理，而对于《春秋》不能通过偏旁笔画来通晓，就诋毁它为断烂的朝廷公报，直接废弃它，不把它列入学官的教材。下至崇宁年间，禁令更加严厉，所以旧家遗俗中有的保存着三传的旧本，见到的人抚胸叹息，有的就指着它说是《春秋》，而孔子经世济民的心志几乎熄灭了。胡安国从壮年时就有信奉《春秋》的志向，曾经说：“六经中只有这本书出自先圣之手，却让君主听不到讲解，治学的士人不能相互传授学习，乱伦灭理，用夷狄改变华夏，大概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于是潜心刻意，收集古今诸儒的著述，不下百家，片言只语的善处，采集拾取没有遗漏，对违背义理且切中要害的，必定加以辨正，有的去掉有的选取，没有一毫好恶的偏见，大概是以《论语》《孟子》作为准则，以五经作为权衡，以历代史书作为证据，穷尽研究玩味，游咏沉酣了三十年。等到得到伊川所作的传注，其中十几条精义，如同符节相合，更加自信，探索更加勤奋。到这一年六十一岁，书才完成，感慨地叹息说：“这是传心要典。”大概对于克制私欲修养德行的方法，尊崇君父，讨伐乱贼，抵御夷狄，存养天理，端正人心的术数，没有不反复书写而详尽阐述的。

胡安国负有杰出绝异的资质，见到善事必定去做，做必定要成功；知道恶事必定去除，去除必定要断绝其根源。从少年时就有超脱尘俗的情趣。考中进士后，同年宴集，饮酒过量，从此终身不再喝醉。曾经喜好下棋，先让人责备他说：“考中一第，德行学业竟然就止步于下棋吗？”后来不再下棋。在京城担任学官时，同僚多劝他买妾，事情已经办妥，感慨地叹息说：“我的父母等待供养，远在千里之外，这难道是急迫的事吗？”于是搁置了这个提议。也终身不再买妾。在长沙时，巡视辖区经过衡山，喜爱它的雄伟秀丽，想要登临览胜，已经下令出发了。不久想到：“这不是职责所在。”就停止了。罢官离开荆南，同僚旧友在渚宫饯行，呼唤乐伎嬉戏等待，而接替他的杨龟山准备了朝膳，留下胡安国吃简单的饭菜，萧然地举起酒杯，慢慢酌饮，把《论语》《孟子》放在案间，清静地坐而论道，不觉太阳西斜。壬子年赴京，经过上饶，有在家居住的从臣，备办酒食延请胡安国，装饰姬妾，请她们出来奉酒祝寿。胡安国蹙额说：“二帝蒙尘，国家局势危殆，难道是我们宴乐的时候，不敢接受。”那人羞愧而停止。

辞受取舍，即使是微小的细节，必定衡量于义。恬静简默，少言少动。虽然在宴闲独处时，未曾放下书卷。每当早晚子弟问安，必定问他们做什么。有合意的就说：“士人应当志在成为圣人，不要临深以为高，见到怠慢不虔诚。”必定皱眉说：“时光可惜，不要成为小人的归宿。”子弟有时外出宴集，虽然夜深，还未睡觉，必定等待他们回来，检验是否喝醉，并且问他们聚集的是什么客人，讨论什么事务，有益无益，以此为常。士子有从远方来求学的，胡安国根据他们的资质性情来接待。大体以立志为先，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的渐进，以敬为持养的要点。每诵读曾子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所以不对子弟和学者在言辞神色上假借宽容，也未曾降低志向。孙说：“如果唯唯诺诺，以求取别人的喜悦。”

壮年时曾经观看佛教书籍，后来就屏除断绝。曾经回复赣川曾几的信说：“穷理尽性，是圣门事业。逐物考察，是知的开始；一以贯之，是知的极致。”来信以五典四端，每件事都扩充，也不免逐物考察，不是一以贯之的要领。这是想要不举足而登上泰山。四端固有，不是外铄；五典天叙，不可违背。扩充四端，敦厚五典，那么性成而伦尽。佛家虽然有了心的说法，然而其未了悟的，是因为不先穷理，反而以为障碍，而在用处不再究竟。所以其学说流遁，不可致诘，接物应事，颠倒差谬，不堪检验。圣门之学，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那么不疑所行，而内外合。所以自修身至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来信又说扩充良知良能而至于尽，与宗门要妙两不冲突，何必舍彼取此？夫良知良能，是爱亲敬长的本心。儒者则广而充之，达于天下；佛家则认为前尘为妄想，批根削本而殄灭之，正相反。而以为不冲突，为什么呢？

胡安国对于出处由道义，

译践行内心所安适的道。他想要出仕，并非因为别人的劝勉；他想要离去，也无法被挽留。朱震被朝廷征召，询问出仕与隐居的适宜做法。先生说：“我认为世间只有讲学、议论政事应当深切地询问探究，至于个人大致的去留、言语与沉默的分寸，就像人的饮食一样，饥饱冷暖必须自己斟酌，不能由别人来决定，也不是别人所能决定的。我自从崇宁年间以来的出仕与隐居，都是内心自我约束，即使是定夫、显道诸位长辈，我也不拿这些事去向他们谋划。”

译游酢、杨时、谢良佐都是二程的高足，公虽未登二程的门墙，但三位君子都将弘扬斯文的使命寄托于公。谢公曾对朱震说：“康侯（公）就像严冬大雪中，百草枯萎死亡，而松柏依然挺立独秀一样。他遭受如此困厄，正是上天将要降下大任给他。”

公评论古人，以诸葛武侯为首；评论本朝的卿相，以韩忠献公为冠。他仰慕并推崇他们，说话必定提及他们。

公天性原本刚烈急躁，等到年老时，气度冲淡平和，容貌庄重和穆，在温和快乐中有着毅然不可侵犯的气象，在严肃端正中有着温暖可亲的意味。年纪渐渐高了，加上疾病缠身，但在礼仪上谨慎恭敬，与平时没有两样。

公家世极其贫困，辗转迁徙寄居他乡，以至于穷困潦倒。然而“贫”这个字，在亲友之间，不仅嘴上不说，连手上也不写。他曾经告诫子弟说：“对人诉说贫穷的人，他的意图是想求得什么？你们要记住这一点。”

公风度凝重深远，超然于尘世之外，看天下没有一样东西足以牵动他的心。取舍哪怕是一介小物，必定衡量是否符合道义。饥饿时不能得到食物，寒冷时不能得到衣物。从考中进士到退休，共四十年，实际在任的时间不超过六年。虽然多次因罪被罢免，但爱戴君主的心却越来越坚定。每次被召见，就置家事于不顾，有时通宵不眠，思考如何向君主进言。然而他对仕途的情趣如同寄居，所喜爱的并不在此。

上蔡先生（谢良佐）说：“听说公进德修业非常笃实，道德学业日益美好，所达到的境界岂有穷尽，真令人敬畏。如果能将这种宏大的精神转移到细微的事物上，作为日常用功的方法，那就更好了。”

南轩先生（张栻）说：“公虽然未登河南二程的门墙，但与游酢、杨时、谢良佐交游，并研习他们的学说。他自得其中的奥妙，在于《春秋》。他蒙受明时恩遇，手持经书入宫侍奉，正大的言论，惊动当世。因此扶持三纲，阐明大义，抑制邪说，端正人心，也可以说对斯文有功了。”【建宁祠记】

晦庵先生（朱熹）说：“公传承伊洛学派，志在《春秋》。著书立言，规劝君主垂范后世，用来阐明天理，端正人心，扶持三纲，叙述九法，深切显明，体用贯通。而他正色危言，依据经典论事，刚大正直的气概，也不愧于古人。”【以下均为朱子语】

吕公与吕尚书的信中说：“朋友之间的交往，责备对方向善是为了尽我的诚意，采纳对方的善言是为了增益我的德行，并不是为了互相馈赠。然而各自尽到道义而不苟且，那么像沼泽相互滋润那样的益处，自然会有不能停止的时候。”读这封信，使人凛然起敬，好像严厉的老师和敬畏的朋友就在前后左右。唉！这几位君子，可以说尽到了朋友之道而不苟且。他们卓然自立于当时，而遗风余烈可以流传于世，难道是徒然的吗！

文定（胡安国）的《春秋传》却只把执辕涛涂一事视为器量狭小，这太拘泥了。因此说管仲辅佐齐桓公讨伐楚国，只去问他包茅不贡和周昭王南巡不归这两件事，寻找那些年代久远已经冷落的罪过，只因为这些小事没有大的利害关系，想他见到没有大的利害，决不会深究，这也是器量狭小的缘故。

胡安国的《春秋传》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议论有开合精神。

熹（朱熹）亲眼见过文定家的说法，文定《春秋》说：孔子用夏历的月份来冠于月名，用周历的岁首来纪事。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为春正月。某（朱熹自称）便不敢相信，如果这样，二百四十二年中，孔子只证实了“行夏之时”这四个字。况且现在《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历确实是元月，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

胡安国说公即位，终究是不通的。况且逾年即位，服丧如何入庙？他说冢宰摄行其他事务，可以摄政即位，也可以摄政服丧。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即位，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诰》东坡说是召公失礼的地方。想古时是这般大事，必有个权宜之计，如借吉例。

胡安国的《春秋》说得太深，又说大义正。

他所说的尽是正理，但不知道圣人当初是这样，不是那样，现在都看不出来，所以熹对于《春秋》不敢措一词，正是不敢主观臆测。

胡安国说《春秋》绝笔于获麟，是因为志壹则动气。意思说得也很好。

解经而通世务者，没有比文定更合适的了。教他做经筵官，他却不肯，一向辞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大概他有退而著书立言以垂范后世的意思。

胡安国的《春秋》并非不好，却不合这件事圣人的意思，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的意思，又如何下字？总之，圣人只是直笔，据所见而书，岂有许多悲怆？

胡安国的《春秋》末论义理，且看其文字，也便见此老胸中间架规模，不草率也。

问胡安国《春秋》只说归忠孝处便为经，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否。曾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现在解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而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意思当初本说否？且不如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已。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他

译研读经典，首先应当在《论语》和《孟子》中专心致志地研读，千万不可匆忙，要虚心观察，不必先自立见解，慢慢等待领悟，不要设定固定的学习进度。

译胡宏的《传家录》议论极为有力，足以使贪婪者戒惧、怯懦者振作，但这是因为上面的工夫还没有做到位。

问：胡安国（文定公）却是卓然有立，所谓“如果没有周文王，天下就不会兴起”的那种人，回答说：固然因为他资质好，但他在太学时多听先生师友的教诲，所以能如此。

胡安国的学问，后来从上蔡先生那里继承得较多。

胡安国的学说，较为疏略，但较好；胡宏（五峯先生）的学说，较为严密，但有弊病。

问胡安国与秦桧关系深厚的缘故，回答说：秦桧曾担任密州教授，翟公巽任密州知州，推荐他参加宏词科考试。游酢（定夫）路过密州，与秦桧在翟公巽之后一起吃饭。胡安国向游酢询问人才，游酢首先以秦桧作答，说他的为人类似文若（荀彧），又说秦桧凡事都加以防备。后来京城被破，金人想立张邦昌执政，下面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秦桧据理力争认为不可。胡安国更加认为他的行为合乎道义，在张德远（张浚）等人面前极力称赞。后来秦桧从金国回来，参与国家政事，胡安国对他期望尤其殷切，曾有书信往来，讨论国家政事。胡安国被召入词掖天筵，是秦桧推荐的。然而胡安国内心坚决不想就职，这时他已经窥见秦桧隐微的防备一二，知道难以相处，所以以年老有病推辞。后来秦桧做出大的疏漏，胡安国已经去世。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一

宋 李幼武 纂集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是胡安国（文定公）的小儿子。自幼立志于大道，曾在京城见过杨时（中立），又在荆门跟随侯仲良（师圣），最终继承了胡安国的学问。晚年曾被召见，不幸卧病，没能到朝廷任职就去世了。

先生在南山之下悠闲自得，有二十多年。玩味心神，昼夜不舍。努力践行所知道的道理，亲切周到。分析太极精微的道理，穷究帝王制作的根源。综合万事万物于一个本源，贯通古今于一息之间。指出人欲的偏颇，以显现天理的完整。就形而下的事物，阐发无声无臭的奥妙。使学者验证端倪不远，而达到高深无极的境界。体用完备，可以举而行之。先生对于这道，可以说是看得明白而扩充到极致了。

张栻（南轩）说：“《知言》一书，是他平日自己写的，言辞简约，义理精微，确实是道学的枢要，治国的蓍龟。”

有人问张栻说：“《论语》一书，不曾明确谈论性。子思的《中庸》，只有‘天命之谓性’一句话。而孟子才开始说道性善。现在先生《知言》，反复论述性，非常详细，恐怕与圣贤的意思有所不同吧？”张栻说：“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虽然不曾明确谈论性，但子贡大概曾经认识到，说：‘孔子谈论性与天道，听不到。’这难道是真的听不到吗？大概孔子的话，无非是性与天道的流行罢了。到了孟子时，像杨朱、墨子、告子这些人，异说并起，孟子担心学者迷惑，指示根本，使他们知道停止的地方。现在的异端，又不同于古代，自称识心见性，他们的学说开广，所以高明的人士往往乐于听而喜欢趋向。一旦沉溺其中，就丧失本心，败坏万事，毫厘之差，霄壤之谬，祸害岂能说完！先生在这里，又怎么能沉默不言呢？他的话说：‘诚成就天下之性，性确立天下之有，情效法天下之动，心妙于性情之德。’又说：‘诚是命之道吗？中是性之道吗？仁是心之道吗？只有仁者能尽性至命。’学者能在视听言动之间精察，卓然知道心之所以为妙的原因，那么性命之理，大概可以默识，然后才知道先生的意思，与古人如同符节相合。不然，不求仁，却居然谈论性，那么怎么不流于异端的归宿呢？”

《知言》说：天命之谓性，性是天下的大本。尧、舜、禹、汤、文王、孔子六位君子，先后相告，一定说心，而不说性，为什么呢？回答说：心，是知道天地，主宰万物，以成就性的【张栻改为而主性情也】六位君子是尽心的人，所以能确立天下的大本，人直到今天还依赖它。不然，异端并起，物从其类，而〇分，谁能统一它？

道充实于自身，充满天地，而拘泥于躯体的人，看不见它的大；存在于饮食男女之事，而沉溺于流俗的人，不知道它的精微。诸子百家，以意臆测，以辩饰说，传闻袭见，蒙蔽心的官能，命名为理性之道，置于茫昧之中罢了。可悲啊，这就是邪说暴行所以盛行，而不被其迷惑的人很少的原因。那么怎么办？回答说：在于修养自身。

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感，进修的君子，应该深切辨别。

朱熹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这一句说得不对，天理人欲怎么能同体？又说：“这样就是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却是一团人欲的窠臼，拿什么做体？

吕祖谦（东莱）说：“《知言》胜过《正蒙》。”朱熹说：“大概是后出的巧。”朱熹说：“《正蒙》规模大，《知言》小。”

又说：近世为精义之说，没有比《正蒙》更详细的。而胡宏也说：“居敬所以精义。”这话尤其精切简当，深可玩味。

说天命不局限于物，可以。

译认为善不局限于善的范畴，那就不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道理了。说恶不可以用来谈论人性，是可以的；认为善不足以用来谈论人性，那就不知道善是从哪里来的了。知道言语中这类议论，与其他自相矛盾的好处很多，却与告子、杨子、佛家、苏氏的言论没有区别。近来之所以不免产生疑问，正是因为这样。可惜啊，来不及在五峯门下供职洒扫而当面质询罢了。

译知言中的议论多有弊病，近来疏文中所怀疑的，与敬夫、伯恭的议论如出一辙。以成性作为体用，认为性无善恶，心无死生，天理与人欲同体而异用。主张先认识仁的本体，然后恭敬才有施用的地方；先立志于大道，然后才从事于小事【如把顺应天道变化作为世俗应酬，以及讨论子游、子夏问孝之类】，这类观点极多。而且他的言辞意思多急切，缺少宽裕从容，实在是因为致力于用智力去探求，全无涵养的功夫，所以达到这种地步。然而他思索精微透彻的地方，哪里是别人能比得上的呢。

知言这本书，用意精微切要，但它的风格气势急切紧迫，终究缺少平和。又在几个大的关键问题上，也都出现了错误。比如性无善恶，心是已发状态，先知后敬之类，都背离了圣贤的本意。

五峯善于思考，但思考过度之处也有。

五峯临终时对处徳美说：“圣门功夫的要害，只在于一个‘敬’字，这才是著名的论断。”

五峯有《本亭记》，道理固然好，但文章的铺排布局，是文人的文章【以上并朱子语】。

南轩为先生文集作序说：“先生并非有意于写文章，他一时吟咏歌赋之所抒发，大概是为了抒发他的性情，而其他著述以及问答往来的书信，又都是为了阐明道义而参究异同，不像世间写文章的人只从事于言语文字之间罢了。自从早年信奉文定公的教导，直到老死，因为他的道德修养日日更新，所以体现在言辞语气议论之间的，也每月不同，每年不同。虽然如此，以先生的学问却不能在大世中施展，又不幸只活到中年，他体现在文字中的东西就只到此为止，岂不是很可叹息？至于他志向的远大，造诣的精深，纲领的宏大，义理的精微，后人也可以推究而得知。”

南轩去见先生，先生以生病为由推辞。后来南轩见到孙正孺并告诉他，孙正孺转述五峯的话说：“他家喜好佛学，宏（指先生）见他说了什么。”南轩这才明白之前不见面的原因，于是再次拜见先生，谈话非常投契，于是拜师学习。南轩说：“我栻如果没有正孺，几乎就要迷路了。”

胡宪，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州崇安人。是文定公堂兄的儿子，稍长后跟随文定公学习，开始听到程氏的学说。不久以乡贡身份进入太学，有一天回到故乡隐居。被臣子推荐，召授本州添设教官。不久监管南岳庙，被福建帅司准许派遣奉祠，改任秘省正字。因病请求离职，以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观的身份回家，不久去世。这是绍兴三十二年，享年七十七岁。

生性沉静端庄诚实，不随便言笑。长大后听到程氏的学说，进入太学。恰逢元祐学派被禁止，于是与同乡刘致中暗中讲授并偷偷诵读。又在涪陵处士谯天授那里讲授《易经》，很久没有收获。谯天授说：“这本来就是这样，大概是心被外物浸染，所以不能有所见。只有学习才能明白。”先生感慨叹息说：“所谓学习，不就是克己的功夫吗？”从此一心致力于下学，不求别人知道。有一天向学生们作揖告别回家。

先生回到故乡，努力耕田卖药，来供养父母，不符合道义的事，一毫不从别人那里获取。文定公称赞他有隐君子的节操，而乡里的士人仰慕跟随他，日益增多。当时贤能的士大夫听到他名声的，也都倾心敬仰他。

绍兴己夘年，先生由司直改任正字，将要去就职，晦翁送行有诗说：“执我仇仇，讵我知？谩将行动止息验证天机。猿惊鹤怨是因为什么事？只怕先生袖手而归。”后来又寄诗说：“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戴豸角冠【当时刘琪从秘书丞升任监察官】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光要人看【一章】瓮牖前头排列画屏，晚来相对静观仪刑。浮云任凭闲散舒卷，万古青山总是那么青【二章】”五峯看了说：“他的话有体而无用。”于是另外和诗说：“幽人偏爱青山好，因为青山青不老。青山出云入太虚，洗尽尘埃山更好。”似乎是在为籍溪解嘲。

晦翁写信大略说：“前几天听到极力议论天下大事，以至于慷慨流泪，由此看出仁人之心不能忘记世事如此。上天或许要一试大儒的功效吗？听到后高兴得睡不着。推测您心中一定早有规划。我深切认为天下的形势，当权者不可不知道。拯救的方法，只在拯救其根本罢了，不过看天下人心所向的人，举荐任用他们，使他们的举措用舍必定符合人心，那么天下人心就会聚合，其气力就容易鼓动。如同瘦弱生病的人，针药所不能及，灸其丹田气海，那么气血汇聚于根本，耳目手足就灵便了。”

秦桧掌权，天地闭塞，长达二十年。先生也因此淡泊，不再有当世的念头。等到秦桧死后，群贤稍得进用。先生任正字，应当在殿中奏事，但生病不能上朝，就起草奏疏说：“金人大修汴京宫室，势必违背盟约。现在元老重臣宿将只有张浚、刘锜在，而内外有见识的人都认为金人如果南侵，非这两人不能抵挡。希望陛下急忙起用他们，臣死而无憾了。”当时两位公都被积毁所伤，皇上心意尚未释然，先生独自极力直言，无所回避。奏疏呈入后就请求离职了。

先生本性恬淡，而培养深固。平时危坐直立，适时才说话，望之空虚无欲如枯木

译树木的枝条，靠近它便感到温暖。即使遇到仓促紧急的情况，也不见他言语急躁、神色慌张。有人冒犯他，他从未计较过。他读书不致力于自己撰写训诂解说，曾经编纂了数十家《论语》的解说，又抄录其中的要点，附上自己的见解。

译晦翁祭他的文章说：“只有您的一生，气质温和善良。二十岁左右开始求学，有志向四方。从蓬蒿之地起步，直到临漳。学问承袭于家庭，德行显扬于乡里。于是进献王府，于是游学太学。中途退隐休息，客居洛阳，有隐居的居所。只有蜀地的庄公，于是带着束脩登门拜访，一语契合，发出天光。浩然向东归来，衡门泌水洋洋。我的竹篮我的瓢，我的酒糟我的糠。有时在溪中捕鱼，有时在冈上种菜。水中的鲤鱼鲜美肥嫩，药用的颖草丰盛生长。以此作为供养，高寿安宁健康？以此作为快乐，逍遥自在。我的心悠悠，岁月荒废。白发斑衣，名声传到皇帝身边。弓旌纷纷而来，聘礼将要送达。道义上不去离开亲人，想要隐居更加彰显。于是任命您在桑梓之地主持教育，造就人才的功效，至今没有忘记。中秘的官职，典籍收藏其中。您晚年居住，众儒所期望。在皇帝面前陈述谋略，震响庙堂。人们说：‘先生确实仁义而且刚强。’随即返回旧庐，既长寿又美好。为何不吉祥，忽然去世！”

又说：“先生教导学生在工课之余，用片纸书写古人的美好行为，或者诗文铭赞中有益于人者，粘贴在墙壁上，使往来的人诵读，都让他们精通熟练。”

刘子翚 病翁先生

字彦冲，是忠显公的次子。凭借忠显公的功勋补任承务郎，被征召为真定幕府。忠显公去世，守丧超过礼制，服丧期满任兴化军副职。任期届满以最优等上报，诏令返回担任原职。先生起初因哀痛过度导致疾病，自认为不能胜任吏职，于是请求祠禄主管武夷冲佑观回家。十七年，四次担任崇道祠官，累积官阶至右承议郎。享年四十七岁，绍兴十七年十二月去世。

年少时负有奇才，未满二十岁游学太学，声誉超出同辈。世家居住在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园林水石的胜景。既然得到祠禄，于是俯仰其间，完全抛弃人间事务，自号病翁。独自居住一室，端坐有时整日整夜，默然无一言。心中有所得，就写在书上，或者咏歌以自适。每隔几天就去忠显公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呜咽，有时几天后才返回。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忠肃公就是先生的侄子。年幼时开朗聪慧喜爱学习，先生喜爱且认为他奇特，教导他文章德行经业，毫不懈怠，而且一定让他致力于远大者。与胡原仲、刘致中结为道义之交，相见讲学，外面没有一句杂言。与其他所交往的人，也都是海内名士，无不叹服深远，自认为不及。而先生的心，未曾稍自满足，即使听到常人有片言善语，无不从容询问，一定穷尽两端才停止。至于族党后生来问学的，也随其器识告知，成就终日没有疲倦之色。

晦庵一天请问先生平生入道的次第，先生欣然告诉他说：“我年少时未闻道，在莆田做官时，因疾病开始接触佛老之徒，听到他们所说的清净寂灭，心里喜悦，认为道在这里。等到回家读儒家经典而有契合，然后知道儒家道的大，其体用的全备竟然如此。况且我在《易》中得到入道的门径，所谓不远复者，就是我的三个字。佩服周旋，不敢失坠。于是作《复斋铭》《圣传》，以表明我的志向。你尚且努力吧！”

先生起初得到轻微疾病，就入谒宗庙，哭泣告别母亲。先前遍以书信告知诀别，素来与往来的人。召其侄子珙，托付家事，指示葬处。内外孤遗人人为长远打算，婚姻仕途产业等。既已安排妥当，就每天与学者论说修身求道的要点，作训诫数百言。弹瑟赋诗，淡然如平日。居住两天后去世。

学问尤其深于易家，有东西二斋。东斋以复命名，西斋以防命名。防斋的记有说：“三代以下，易学废弛了。六国之士被谈说所迷惑，两汉之士被章句所迷惑，晋魏之士被虚无所迷惑，隋唐之士被词藻所迷惑，都处于偏滞而不返。如波滚沙反而自浑，如谷腾雾反而自暝。起初不知道豁然者常存。现在我与二三子既然知道了，可不兢兢肃肃以养其圣吗？”

防浩然子说：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是易的门户。入室者，应当从户开始；学易者，应当从复开始。由此知道复这一义，是闻道的要言，进修的捷径。学者践行它，真积力久，将有捷裂泮涣，沛然流出于胸臆间。所谓的易，是自己知道了。

撰写《维民论》说：民心无常，去就无定。自古至今，天下的民，必有所属。尧舜的民，禹维系之；桀解其维，而夏亡。商的民，文武维系之；幽厉解其维，而周亡。自从秦汉以来，这治乱兴亡，循环不已。我宋统御，都以宽厚为治。至哉仁宗的仁，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熏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系民心的尽矣。

讲经制的道理说：国家富裕而节制，人有拂心，因窘迫而节制，人有恕心。现在主管财政的官员，没有出入的制度，随田取足，不量民力。兵以卫民，食于民；官以治军，食于民。如果出不临戎，居不司事，不食也可。郡县已经合并，随即

译恢复被裁撤的员额空缺，可以酌情减少或增加。有人担心裁减抑制的措施施行后，众人将会抱怨不满，却完全不去思考费用开支浩大如丘山，并非从天而降、地中涌出，而是全部取自百姓。这是常规定度中尚未完善的地方。

译《圣传论》说：“我看古代圣贤增进德行的速度，没有比商汤更快的。商汤浴盆上的铭文说：‘如果能一天更新，就天天更新，再天天更新。’这难道有片刻懈怠、随意度日的意思吗？喜爱善行如同贪婪，契合道理如同函盖相合，听到非议如同获得利益，舍弃过错如同抛弃蜕皮，德行必然日日更新。日日更新的学问，不是实践纯粹笃实而不能自觉的。知道那些认为圣人之道一句话就能契合，不需要循序渐进，不借助修养功夫，把‘日就月将’当作初学者的做法，把‘真积力久’当作愚钝之人的表现，这是自我欺骗。”

先生有“复斋”、“防斋”两张琴，他的儿子刘玶收藏着它们。门人朱熹恭敬地为之作铭。

复斋的铭文说：“不是金属也不是石头，内蕴玉的真性啊，雷声潜伏在腹中，深藏其神妙啊，敲击发出清脆之声，万物都如逢春天，包容我观察器物，怀抱珍宝如同其人啊，主静以观复，修养自身啊，与时势一同屈曲，而不及其伸展啊。”

防斋的铭文说：“抑制它幽静深沉的样子，像正直；遇到险阻就停止。书写它冷峻清冽的样子，像引导出山的泉水。大概先生的言论，已经无法听到了。至于他通达贞正的心意，则寄托在这乐器上而依然流传。”

又《防文集》说：“先生文辞的宏伟，固然足以惊动当世人的耳目。然而他精微深奥的学问，静退淡泊的风范，体现在文字中，有足以启发蒙蔽、消除鄙陋吝啬萌芽的作用，这更是阅览者应当尽心体会的。”

先生有《闻筝》诗说：

月色高悬的夜晚，鸣筝的声音从雕花的窗户传来，随着风更加悠远，萦绕云层暂时徘徊。余音似乎可以玩味，繁复的音符互相催促。看不见弹筝的人，遥远地知道心中的情怀。难道不是旧日的宠幸被抛弃？哪里还念及心愿的违背？含着情意郁结不发，寄托曲调抒发余下的悲哀。一弹仿佛飞霜降落，再抚好像时光流逝。常常遗憾听音稀少，银甲上生出浮尘。幽幽地像孤凤吟唱，众鸟的声音难以和谐。感叹盛年不遇，何况容颜已经衰老。道义相同符合片言承诺，志向不同劳烦媒人。栖栖不安住在墙东的客人，也怀抱凌云的才华。

晦翁说：“这首诗是先生年轻时所作。规模意态，完全是学习《文选》中的乐府篇章，不夹杂近世的杂体，所以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美流畅，当时的人很少能比得上。晚年笔力老健，出入各种作品，自成一家，则已经稍微改变这种体式了。曾经说学习诗歌，暂且应当以这类为法则，才不至于失去古人本分的体制。往后如果能够成就变化，固然难以估量，然而变化也是很难的事。变化而保持正道，那么纵横妙用，有什么不可以；一旦失去正道，却似乎反而不如守旧法稳妥。”

朱熹说：“先生壮年时弃官，端正居处体味道义，一间屋子萧条简朴，与禅僧没有不同。看待世间的声色权利，人们争逐的东西，漠然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朱熹早年以童子身份获侍左右，先生起初也只把他当作科举考生看待。我私下窥见先生自我修养与教导别人的方式，似乎不完全相同，空闲时冒昧请教。先生欣然嘉许我的志向，于是开示为学的门径，早晚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后来先生生病，我恰好在外，急忙回家探望问候，先生非常高兴地说：“病中没有什么可交谈的，幸好你回来了。”从此教导更加详细，期许更加厚重。甚至详细讲述平生问学的次第，倾吐无余，持续了一天。授予我一首诗，是他的手书。去世后打开他封存的遗书，又有片纸嘱托我，末尾有“勉力大业”的话。我哭着接受并珍藏，不敢遗失，用来展示给子孙及志同道合的人，使他们知道仰慕前代贤者，景仰其美德。

问《原道》，说孟子死后道统没有传承，程子认为如果不是见得真实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屏山却认为这是孤立圣道断绝，后学怎么样？笑着说：“屏山只是要说释道二教才得其传承罢了。”

又问：“像《十论》的创作，对于孔子完全以死生为言，似乎把这当作大事？”想了很久，才说：“他本是释学，只是翻腾出来说了许多话罢了。”【并朱子语】

刘勉之 白水先生

字致中，福建崇安人。乡试中举，前往太学。回来时，经过南京，拜见刘忠定、杨文靖，拜师学习。后来因为中书省几位大臣推荐，诏令前往京城，还没来得及召见，就授予后省官职。称病辞职回家。绍兴十九年二月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从小勤奋好学，每天诵读数千字，耳目所接触到的，看一遍就不再忘记。写文章挥笔而成，气势充沛宏大，凌厉顿挫，同辈人很少能比得上他。

刚成年进入太学，当时蔡京掌权，正禁止士人携带元祐年间的书籍，制定师生连坐的法令，犯者罪行甚至达到流放，名义上叫做“一道德”，实际上是用以钳制天下人的口。先生心中独自知道这不是对的，暗中访求伊洛程氏的传承，得到他们的书而收藏起来。深夜同宿舍的学生都熟睡了，才从箱子里取出书，脱下皮衣，放下帷帐点燃灯烛，偷偷抄写并默诵。听说谯公天授曾经跟随程夫子学习，并且深通易学，恰好因事来到京城，就去拜访他，完全得到了他学问的本末。不久就厌恶科举之业，一天丢弃了学籍文书，向各位学生作揖回家。

拜见刘元城、杨龟山，都向他们请教学业。刘公尤其赏识他的才华，留他交谈数十天，告诉他平生立身处世、在朝为官的大节，以至于方外之学，是他人所不及的。听到的人无不倾心竭尽，先生拜受他的话，精心思考努力践行，早晚不懈怠。时间久了好像有所得。以前听到一句善言，融会贯通，都作为自己的所用，而实践日益庄重笃实。

与籍溪胡原仲、屏山刘彦冲两位先生友好，每天以讲论切磋为事。他对于当世

译对于日常事务，好像不屑一顾；但在议论和安排处理大事小事、显要或隐蔽的防范时，都井井有条。

译战乱之后，故乡的山居屋舍荒废破败，于是便在靠近建阳郊区的萧屯别墅，搭建草堂，在其中读书，努力耕种以自给自足，淡泊得好像对世间无所求取，然而当时的贤士大夫，没有不倾心敬仰他的。

中书舍人吕公居仁深知先生，曾经用小诗问候，其中有“老大多才，十年坚坐”的诗句，世人传颂认为是真实记录。当时国家南渡，防备十年谋划收复中原，以抒发积久的愤懑，却没有确定的计策，正日夜思慕杰出人才来谋划事功。吕公于是与同僚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张公子猧等几个人，共同列举先生的品行节义和志向事业上报朝廷，特别下诏命他前往京城。将要出发时，屏山先生为他作《招剑》一文来祝祷。那文章的结尾说：“宝剑来，侍奉君王，安抚四方夷狄，平定八方荒远之地。时机啊时机，不要深藏。”他对先生的期望就是这样。

秦桧独揽国家大权，正决断与敌和议的策略，厌恶听到天下的正直言论。他猜忌山林之士不顾利害，敢于直言触犯忌讳，尤其不想让他们面见天子谈论当世事务。只是让先生在策试后由尚书省发给纸笔，让他呈上对策。先生知道大道难以施行，当天便称病辞归，闭门高卧十多年，修养更加纯熟，名声日益尊崇。故相赵忠简公出任南州长官，途经家乡，迂回车驾入内拜见，坐着谈话过了很久，更加赞叹敬重。然而离开不久，就遭遇贬谪流放到海外而死。当时了解先生的人也都被废黜禁锢不再任用。先生最终没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有志之士没有不哀怜他的。

先生治学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而才能足以济世，遇事裁断处置，不动声色。平时严肃恭敬自我约束，好像不可侵犯；而在待人接物时，谦逊和悦，神色笑容令人亲近。他面对财物廉洁，一丝一毫都不妄取。年轻时，妻子娘家富有但没有儿子，谋划将全部财产归还女方家族，先生既推辞不取，又选择宗族中贤能的人推举并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奉养祖先祭祀。

晦庵说：“我的先父早年与先生交往，相互友好。将要去世时，深深将后事托付给先生，并且告诫我去向他学习。等到抛弃孤儿（指先父去世），先生慨然为我家料理家务，而教诲我如同对待子侄。时间久了，把他的女儿嫁给我。亲戚故旧困顿贫穷，收留抚恤扶助，也都曲尽恩义。学生登门求教，根据他们的资质才性解说圣贤教学的门径，以及前人言行中的美德，整天娓娓道来没有疲倦的神色。从壮年到老年，始终如一。”

李侗，延平先生，文靖公。

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父亲名涣，追赠右朝议大夫。先生是幼子，晚年因为一个儿子考中进士，在邻近郡县做官，又请求迎养父亲，于是从建安到铅山，在昭武拜访外家兄弟，在武夷潭溪之上拜访门弟子和故人，徜徉而归。恰逢福建帅王山汪公用车马书信礼聘迎接，先生前往拜见。到达那天疾病发作，死在府衙的馆舍，享年七十一岁。是隆兴元年十月十五日。

年轻时在乡校游学，有名声。后来听说郡人罗仲素从二程之门得到河洛之学，于是前往学习。罗公清高耿介超脱世俗，虽然同乡很少能了解他。看到先生跟随他学习，有人颇加非议嘲笑。先生好像没听见，跟随他多年，接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容潜心玩味，有所心得，完全得到了他所传授的奥妙。罗公也常常称赞赞许他。于是退隐居住在山里，在水竹之间结茅为屋，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箪瓢常常空着，怡然自得其乐。中间郡将和学官听说他的名声而招致他，或者派遣子弟跟随他学习，州郡士人把他当作楷模。

起初，二程在东南倡导道学，游学于他们门下的士人很多，然而像罗公那样潜心思考努力实行、任重道远达到极致的，大概只有一个人罢了。先生既然跟随他学习，讲诵之余，端坐终日，来验证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而寻求所谓的“中”。像这样很久之后，才知道天下的根本，大概就在这里。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既然得到了根本，那么凡是出于此的，虽然品类节度万般不同，曲折变化万千，没有不概括贯通的，依次融解，而各有条理，像河流脉络一样不可混乱。大到天地之所以高厚，小到品类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经训中的微言，日常用度的小物，在此玩味，没有不得其要领的。由此操持存养更加牢固，涵养更加纯熟，精明纯一，处处洞然明白，广泛应对曲折酬答必然符合节度。后学提问，彻夜不倦，根据人的深浅不同，诱导他们各不相同，但关键在于反求自身有所自得，从而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所以他说：“学问之道，不在于多言，只是静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真有所见，即使一丝一毫私欲发动，也会退听。长久在此用力，或许逐渐明白，讲学才开始有力。”

又说：“学者的弊病，在于没有豁然冰释冻解的地方，纵然有力持守，不过是勉强避免明显的悔恨过失罢了。像这样的人，恐怕不足以谈论。”又说：“今人的学习，与古人不同。如孔门诸子，整天群居，相互切磋磨砺，又得到夫子作为依归，日常之间，观感而化的人很多了。恐怕在融解脱落的地方，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不然，子贡为什么说夫子的话‘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呢？”曾经用黄太史称赞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

译所谓“风霁月”，是用来形容有道之人的气象的，我曾经吟诵过它。然而却对求学的人说：“如果胸中有这样的境界，或许在遇事时能豁然开朗，对义理的理解也能稍有进益了。”

译谈到《中庸》时说：圣人门派的传承，这本书用来开导启发后学，没有比这更周全的策略了。然而所谓“喜怒哀乐没有发动的时候叫做中”，又是全篇的要旨。如果只是记诵而已，那又有什么用呢？一定要在自身去体会，切实见到这个理。像颜回那样感叹，清晰地看到它是一个具体存在，而不违背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推广，没有不通达的，这才差不多可以谈论中庸了。

谈到《春秋》时说：“《春秋》中的一件事，各自阐发一个例证。”就像观看山水，徒步而行形势不同，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之所以难以言说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常人的心去推测圣人未曾到达的境界，圣人洒脱自在的地方，难道能没有失误吗？他对于《论语》《孟子》及其他经典，没有不贯通理解的，如果有疑问，回答必定极其精妙。

曾经说：读书的人知道书中所说的，无非是我的事，并且就在自己身上去寻求，那么凡是圣贤所达到而我尚未达到的，都可以勉励而进步。如果直接用文字去寻求，喜欢它的词句意义，用来作为诵读谈论的资料，那不成为玩物丧志的，恐怕很少。因此不曾讲解文义，然而他辨析精微，毫厘都考察清楚。曾经对提问者说：讲学切在于深沉潜密，然后气味滋长，路径不偏差。如果一概用理一而不考察其分的差异，这就是学者流于似是而非扰乱真知的说法而不自知的缘故。

先生资质刚劲独特，气节豪迈，而修养完善纯粹，不再有棱角。精纯之气显露在面容上，神色温和言语严厉，精神安定气息平和，说话沉默动静，端庄安详闲适，自然之中好像有成法。平时恭谨地对待事物，好像没有什么肯定否定，等到应对事变，依据义理，就有截然不可侵犯的。早年闻道，就放弃科举，超然远离，好像无意于当世，然而忧虑时局议论世事，感动激动人心。他谈论治国之道，必定以彰明天理，端正人心，崇尚节义，激励廉耻为先，本末具备，可以施行，不只是空谈而已。异端之学，没有进入他的心中，然而一听到他们的说法，就知道他们偏颇淫邪逃避的原因，大概辨别于极细微之间，而儒家和佛家的邪正就分开了。

先生的道德纯备，学术通明，在当世寻求，几乎无与伦比。然而不求世人了解，也未曾轻易对人谈论。所以上层的人既不了解他，学者也不认识他。因此进不能施展于人，退未能传给后人。而先生正玩味他所安适的，乐于田园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大概所谓依循中庸，隐居世间不被了解而不后悔的，先生差不多是这样了。

韦斋朱松说先生像冰壶秋月，晶莹透彻没有瑕疵。

朱晦庵祭他说：“啊先生！早自得师，身世两忘，只以道为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乾坤的端倪，鬼神的秘密彰显，风雷的变化，日月的光辉。以及山川草木昆虫人伦的极致，王道的中正，一以贯之。其外没有多余，剖析毫厘，其分则殊。体用混圆，隐显昭融，万变并酬，如浮云在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和乐，展也大成，婆娑于丘林。世人不了解我，优哉游哉，终岁以嬉。唉！先生而止于此，命运不融，谁实尸之？合散屈伸，消长满虚，廓然大公，与化为徒。古今如一息，何计短长？物我一身，孰为穷通？叹惟圣学，不绝如线，先生得之，既厚以全。进未能施展，退未能传授，殉身以殁，谁说不是天意？熹也小生，少年趋拜，恭敬地想到先君，实共源派。正直刚毅，敛衽推先，冰壶秋月，谓公则然。施加于后人，敢渝斯志？从游十年，诱导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就事就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勉励弥切。蹇步方休，鞭策已掣。安车暑行，过我衡门，返回旌旗相遭，凉秋已分。熹于此时，适有命召，询问所宜言。反复教诏，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 奉以周旋，幸不失坠。’归装朝严，讣音夕至，失声痛哭，泪落如悬泉。何意斯言，而决终天。”

问先生的言行，晦庵说：“他却不曾著书，修养得极好。凡为学不过是这样涵养将去，初无异义。只是先生面色和悦，自然不可及。延平初亦是豪迈的人，到后来也得琢磨之力。”

问先生静坐之说，闻先生颇不以为然，如何？曰：这也难说。静坐理微，道理自不妨，只是讨要静坐则不可。如果理微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常见先生说旧见，罗先生说《春秋》，颇觉不甚好。不知到罗浮极静的境界后，又理微得如何？某心尝疑之。以今观之, 是如此。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

问延平谓常存此心，勿为事物所胜过。曰：先生修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的，古人云：‘终日无疾言遽色。’他真的就是这样。”

曰：「先生尝

译朱熹说：“人的念头思虑，如果是明显的大过错刚刚萌动，这却容易察觉，也容易去除。只怕在看似平常的小事上，念头突然爆发出来，缠绕着思念不放，无法去除。这尤其有害于事。我过去也是这样。”

译先生的本意，只是要让学者在静定之中，有一个主宰存养的地方。

有人问：延平先生的行状中说：“整天端坐，用来检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是怎样的，从而寻求那所谓的‘中’。”这与伊川先生的说法似乎不相似。回答说：“这里是因为过去下的语词太重了，现在用伊川先生的话来衡量，那么他在用功的地方也是有些偏颇的。只是因为李先生静定到了极点，便自然见得有一个觉知的地方。”

有人问：延平先生想要在未发之前观察其气象，这与杨氏在未发之前体验的做法，异同如何？回答说：这个也有些毛病。“体验”这个词含有一个“思”的意思，一旦思考，便是已发。如果观察时特意着意去看，那也是已发了。问：这种体验是着意观察久了，平常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以不观察来观察。又说：延平先生说，人心中的大段恶念却容易制伏，最难对付的是那些不大段计较利害、忽来忽去的念头相续不断、难以防备，难以驱除。现在看起来确实如此。

李先生选拔人才，大抵让人在静定中体认大本未发时的气象，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在处理事务、应对事物时，自然合乎节度，这是龟山门下相传的诀窍。

大抵思索义理到了纷乱窒塞的地方，必须一切扫除，让胸中空荡荡的，然后举起一看，便自然觉得有下落处。这个说法以前听李先生说过，今天才真实验证了确实如此。

如果夹杂些利害之心，便不免开口求人，这跟不学习的人有什么区别？以前听李先生说：“如果大段排遣不去，只思考古人所遭受的患难，有非常难以忍受的，拿来与自己相比，那么也可以稍微安心了。”起初很轻视这种说法，认为何必如此？后来遇到事情，却觉得有得力之处，不可轻视。

以前听李先生说：“年轻时跟随师友，有幸听到一些道理，中间没有讲习的功夫，恐怕造成荒废坠失。然而仰赖上天的灵明，这个道理时常在心目之间，未曾敢忘记。这可见他持守的功夫了。那么他所见的道理怎能不精微，所养的德行怎能不纯熟呢？”【以上都是朱子的话】

朱松，韦斋先生

字乔年，徽州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被召试馆职，任命为正字。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被召对，改任左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升任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任史馆校勘。历任司勋、吏部两曹，兼任史职如故。修撰哲宗实录，书成，转任奉议郎。因年资功劳，转任承议郎。出知饶州，还未上任，请求单独召见，得以主管台州崇道观。任期届满，再次请求，命令下达时去世。时间是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赠官通议大夫。

先生生来有俊才，从儿童时起，说出的话已经惊人。稍长后游历学校，作为举子，文章清新洒落，没有当时卑弱陈腐的气息。等到离开考场，才开始放开意绪写诗文。他的诗起初也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雅，超然有出尘的姿态，远近传诵。传到京师，当时以诗闻名的前辈，往往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已经交口称赞。他的文章汪洋放肆，不见边际，像河流刚到而奔腾聚集，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

有一天，发愤改变节操，更加取六经、诸史、百家的书，伏案阅读，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的变化，以及当时应对时局、顺应变化、先后本末的顺序，期望有所发挥作为议论，施行于事业，像贾谊、陆贽那样。听说龟山杨氏所传的河洛之学，于是更加自我刻厉，痛刮浮华，趋向本实，每天诵读《大学》、《中庸》的书，在致知、诚意的地方用力。

自认为辩急有害于道，因此取古人佩韦的意义来命名他的书斋。早晚之间，用来警示自己。因此以前从观考中所得的，更加有自信，而坚守得更加坚定。所以曾说：“士人所志向的，其分别在于义利之间，只是两端罢了，然而其发端很细微，而其流弊很深远。”

又说父子以恩为主，君臣以义为主，这是天下的大戒，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就像人呼吸于元气之中，一口气不接续，理必至于死亡。因此自古圣贤立法垂训，用来维持防范于其中的，未曾有一天稍微忘记。

御史胡世将安抚谕示东南，先生拜见并劝说他：“如今朝廷的议论，不知道是只想凭借江汉，控制荆吴，来保全东南而已呢？还是应当克复神州，清扫陵阙，占据中原而安抚三河呢？曾经听说，不取关中，中原不可复；不取荆淮，东南不可保。（原文此处似有脱漏，据文意补全逻辑）现在既然前进，不能用六师的重兵，打通荆襄，沿汉水沔水奔赴兴元，连接防线，控制五路，向东以图谋中原；后退又不能移驾建康，治兵训武，向北争夺荆淮，作为固守之计，而只是局促于一方，耗费日月于道途，不知道漂泊者最终会怎样呢？”

曾经忧虑士人沉溺于俗学而不明君臣的大义，因此处在成败之间的人，常有苟且求生、自我宽恕的心，而缺乏舍生取义的节操，将使三纲沦丧，而有国家者

译没有依靠的东西来作为安定的保障。又说应当以过去的失误为鉴戒，深深地将明辨人伦、激励名节作为首要任务，并且广泛寻求刚直不阿、沉稳端正而不随波逐流的士人，安置在朝廷之中，让他们在平日无事时，严正地立于朝堂，那么奸邪的萌芽和叛逆的气节就会在萌芽状态中消解潜伏；一旦国家有急难，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抵抗巨大的灾难，也足以抵御危险、屈辱和凌暴的侮辱，那么或许能使皇位尊贵安定，而国家的基业强固了。

译金国派使者来商议和议，公与史馆同僚胡珵等人共同上疏说：“金国正在大肆吞并而不知满足，却突然转而与我们议和，是用和议的言辞来侮辱我们；又担心我们积蓄锐气等待时机，是用和议的言辞来扰乱我们。金国的和议使者，就是秦国搞连横策略的人。六国没有觉悟到连横之人割地索取永无餍足，因而灭亡了国家。如今朝廷没有觉悟到金国使者请求和议是得计的，那灾祸又岂是说得尽的呢？而执政者却认为我们是因为梓宫、母后、渊圣皇帝这些天属亲情的缘故。从前项羽把汉高祖的父亲太公放在砧板上，约定让高祖投降。只有高祖不相信他们的诈谋，不因此屈服，日夜谋划对付楚国的办法，最终在鸿沟之上迫使项羽退却，让项羽力量耗尽而太公自行归来。这足以观察计谋的得失了。”

公考虑到国运日益艰难，人心尚未信服，而天子没有亲自统率的军队，各道没有掌管军事的实际权力，几位大将各自拥有重兵，强大到不能命令，情况大概有不可预知的危险，于是又多次进言，建议恢复武举，要求实用，一定要那些精通韬略、擅长安抚驾驭的人，来储备将帅之才，从下州郡选拔骁勇之士，全部送到行在，以补充禁卫军的空缺，精心选拔州郡长官，让他们搜罗士兵战车，以壮大藩屏的势力，这些都是长远的至善之计，反复恳切，不能自已。至于请求建立太学，阐明人伦，以倡导节义的风气，而激励苟且偷安的习气，又是他平日深深忧虑并常常提及的，所谓像人在元气中饮食呼吸一样，一旦气息不接续，道理上必然导致死亡，不像后来那些人迎合风向，只把考试文章作为粉饰太平的工具罢了。然而国策已经确定，言论无法被采纳，因此公请求离职更加坚决，而秦桧对公的愤怒更加严重，于是让言官弹劾公独自怀着异心自命清高，表面装作辞让，以罪名将他驱逐。

公隐居在建溪之上，每天以探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怠且更加虔诚。大概是因为沉溺于义理的细微之处，而将心意放逐在尘世污垢之外，有所自得，淡泊如水。

公本性孝顺友爱，与人交往重视承诺，不因生死、穷达而改变心意。接待引导后辈，教诲诱导不怠慢。听到别人的善行，极力推荐赞赏唯恐不及。至于那些邪恶奸佞、庸俗卑劣，简慢贤者依附权势之流，与自己志趣不同，就鄙夷并远离他们，有时甚至不忍直视他们的面孔。施用于吏治，也都果断明辨，抑制邪恶扶持正义，无所顾忌回避。晚年得了疾病，自知必然不起，却处之泰然，略无忧惧的神色。亲手写信告别好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托付他们的儿子，并看着朱熹说：“去向他求学吧。”他立志修道信奉，死而后已。垂范后人，不让他们迷失方向，又如此这般。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朱熹 晦庵先生徽国文公

字元晦，间或自称仲晦，世代是徽州人，居住在紫阳山下。父亲韦斋，在福建政和做官，于是定居在那里。先生十四岁时，韦斋去世，将孤儿托付给少傅刘子羽，因此居住在崇安县屏山下，跟随刘子翚游学。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授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期届满，当地长官尊敬他，不敢把他当作下属官吏对待，士人思念他的教化，百姓怀念他的恩德，不忍他离去，直到五次考核后才罢任。二十八年请求担任闲职，二十九年因陈康伯推荐被召见，极力推辞。三十二年闲职期满，再次请求。隆兴初年被召见，推辞，催促入宫应对，极力抨击和议，授予武学博士等待任职后归去。乾道初年催促就职，再次请求闲职而归。三年，刘珙在枢密院，奏请授予密院编修等待任职。五年，三次催促就职，推辞。秋天遭遇母亲祝氏丧事。六年，胡铨推荐召见，因守母丧推辞。七年召见，推辞。九年省札屡次催促起程，进呈请求闲职的札子，恰逢特改合入官职主管祠禄。淳熙元年三次推辞，更改官阶任命后才拜受。三年，因龚茂良推荐授予秘书郎，极力推辞主管祠禄。五年，史浩议定授予京官，政府认为应当授予郡守，授予南康军。六年推辞，直到第四次才赴任。八年因台谏官说他在职奏事使用札子，不符合旧制，请求罢免，又因放任百姓逃亡迁徙而自我弹劾，再次请求闲职五次。即将期满授予江西仓司等待任职，因荒政修举授予直秘阁，改任浙东仓司。九年因赈济功劳晋升二等，直徽猷阁，弹劾台守违逆当时宰相，改任江西宪司，极力推辞。有人诋毁程氏之学，暗中诋毁先生。十年主管祠禄。十二年祠禄期满，再次请求。四月拜受云台之命。十四年主管鸿庆宫，因杨万里推荐授予江西宪司。十五年宰相周必大极力催促奏事之任，推辞不被允许。六月入宫奏事完毕，授予兵部郎中，病重未供职。兵部侍郎林栗挟恨诬奏欺慢，于是请求闲职授予宝文阁主管崇福宫。皇上觉悟他离去的原因，再次召见，又推辞。十一月催促入宫应对，再次推辞，并具封事进呈，读完授予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恰逢执政有人指责道学为邪气，极力推辞新命，授予秘阁修撰，仍任外祠。十六年晋升秘撰，听从所请，仍任宫观。四月三次辞职名，五月听从所请仍任直宝文阁，授予江东转运副使，极力推辞，改任漳州。绍兴二年长子去世，请求闲职授予秘撰主管鸿庆宫，又授予河南转运副使，推辞。三年请求补

译授予宫观闲职，任命为广西经略使，他推辞了。绍熙四年，再次推辞鸿庆宫提举之职。庆元年间，赵汝愚在枢密院任职，任命他为湖南安抚使，他推辞，朝廷不允。绍熙五年，他抵达任所，宁宗当时还在潜邸，听闻他的名声，即位第二天，首先召他担任焕章阁待制、侍讲，他一边上任一边上奏推辞，呈上两道奏章推辞待制之职，请求以秘书省修撰的身份担任说书官。刚接受任命，就因触怒韩侂胄，皇帝批旨让他去任宫观闲职，宰相、台谏、给事中、中书舍人都为此争辩，改任他为宝文阁待制，并授予地方官职，他极力推辞后最终赴任。十二月，下诏仍任焕章阁待制、提举鸿庆宫，他请求退休，朝廷不允。庆元元年，他因病请求退休，冬天，下诏仍任秘书省修撰。庆元二年，御史沈继祖上奏弹劾他，剥夺他的职务，罢免祠禄。庆元四年，听从他的请求，准许退休。庆元六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嘉泰二年，追赠华文阁待制，地方官未申报，按生前身份发布任命。嘉定元年，赐谥号“文”。嘉定三年，追赠宝文阁直学士。宝庆三年，追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改为徽国公。淳祐元年，皇帝亲临太学，下诏将他列入从祀名单。

译他幼年就有非凡的禀赋，五岁进入小学，开始诵读《孝经》，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大义，在书上写了八个字说：“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成为人间的正人。”跟随一群儿童嬉戏游玩时，唯独他用沙子排列出八卦的图像，仔细观察并反复玩味。又曾经指着太阳问吏部官员说：“太阳依附在哪里？”回答说：“依附在天上。”又问：“天依附在哪里？”吏部官员对他的才识感到惊奇。

刚行冠礼时，取字元晦，屏山先生祝词说：“树木在根部晦暗，春天才能容光焕发；人在自身晦暗，精神才能内在丰盈。”从前曾子称赞他的朋友说：“有好像无，充实好像空虚。”不直呼其名，而在书中传颂。即使相隔百代之远，揣度他的气象，就知道他像颜回那样大智若愚。自从诸弟子言志，颜回想要不夸耀，一旦表达出来，终身不再超越。陋巷中虽然昏暗，他的光芒却强烈，致力于此。只有曾参没有惭愧，贯穿道虽然一致，反省自身则有三点，辅佐孔子门下，像两旁的骖马一样翱翔。学问想要端正，我知道这就是指南针。只有先吏部先生是文儒的精华，光辉灿烂培育珍宝，又使他的后继者更加华丽。来到这里讲习切磋，融洽喜悦，真正的聪明开阔，像源头刚刚涌出。望洋兴叹，我收敛气息。古人不是说吗：“纯粹而且不停止。”我的德行如果不日日更新，就是时代的耻辱。不要说这就够了，充实它更加充实。假使合乎道理，也应该在细微处修养，说话时思虑谨慎，行动时思虑谨慎，敬畏战战兢兢，只有颜回曾是敬畏的。后来因为“元”是四德之首，不敢当，于是改字为仲。后来在桃符上写：“佩戴韦弦遵循父亲的教诲，像木头一样谨慎遵循老师的传授。”

父亲病重，把家事托付给刘子羽，而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1诀别，并且让先生以父礼侍奉他们。不久向这三位先生求学，屏山先生曾经告诉他：“我在《易经》中找到了进入德行的门径，所谓‘不远复’，就是我的三个字符。”刘勉之后来把女儿嫁给了他，然而没过几年，两位刘先生相继去世，唯独侍奉籍溪先生很久。

绍兴十七年，十八岁，在建宁乡试中举，考官蔡兹对人说：“我录取了一位后生，三份答卷都想为朝廷筹划大事，将来必定不是普通人。”

二十三年，当时二十四岁，开始向李延平求学。起初，韦斋先生非常尊敬延平先生，所以先生前往拜师。曾经说：“自从见到李先生做学问，才开始变得平实，才知道以前从事佛老学说，都是错误的。”

延平先生给他的朋友罗博文、宗礼写信说：“元晦进学很努力，乐善畏义，我们这些人很少见。晚年得到这个人，商量所疑惑的，非常欣慰。又说：这个人极其聪慧，努力实行令人敬畏，讲学极深究其细微之处，辩论我因此追求，有所醒悟。他所论难的地方，都是操戈入室，必须从源头体认，所以好说话。我过去在罗先生那里得到入门处，后来没有朋友，几乎放弃了，得到他这样，极有益处。他最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所以都在里面体认。现在既然论难，见到儒者的路脉，极能指出其差误之处。自从见到罗先生以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人。又说：这个孩子没有其他事情，一味潜心于此。刚开始讲学时，颇为道理所困，现在渐渐能在日常用处融会贯通，一心下功夫。如果在此渐渐熟练，那么体用就合一了。这道理全在日常用处熟练，如果静处有而动处无，就不对了。”

七月之同，安任职勤勉敏捷，细微之事必定亲自处理。官署有燕坐的房间，改名为高士轩。并且把法令凡是簿册应当做的，大字写在门楣之间。职务兼管学事，亲身率领诸生，以诚敬激励，以义理开导，都敬畏仰慕而尊师重道。

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即位。秋天，应诏上封事，首先论述圣学，其次论述金人对我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么不可和好。义理明白了。知道义理不可为，却还去做，是因为有利而无害。臣认为，有百害无一利。希望以义理的公正决断，参以利害的实际，闭关绝约，任贤使能，建立纲纪，激励风俗，不敢怀有自安之念。数年之外，观察衅隙而图谋之。中原故地，不为我们所有吗？夫论监司者，守令的纪纲；朝廷者，监司的根本。现在的监司病民，都是台谏宰执的亲旧宾客。陛下无从知道。

隆兴初年，元将要召见，命令经过延平，问所宜言。延平说：“今日三纲不正，义利不分，所以中国之道衰，而兵戈起。人都趋利，不顾义，所以主势孤。”先生用他的首说以对，首先论述《大学》之道，其次说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这都是天理的自然，非人欲的私忿也。第三论述古圣王制敌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于纪纲。今日谏争尚壅，佞幸方张，爵赏容易得到，威罚不行，民力已尽，国用未节。当时王之望，使敌未还。汤思退力主张和，近臣曾觌、龙大渊招权，所以奏及之。

先生给魏艮斋的信中说：“初读第一奏，论述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读第二奏，论述复仇之义。第三奏，论述则不再听到圣语了。”

乾道三年，到湖南，见南轩讲论之语，无所考证

译见。查考南轩赠行的诗说：“您从南方崛起，豪气盖过九州。近来登上文石陛，忠言打动帝王。致使声利场中的人，缩颈且感羞耻。您却回到衡门隐居，无愧于白日休息。完全收束湖海之志，仰慕追随洙泗之游。不因关山阻隔遥远，为我停留两月。遗留的经典得以阐释，心事彼此契合。超然领悟太极之理，眼中没有完整的牛（意指洞察细微）。只有这断金之交，出处难道会有不同的谋略吗？南山对床夜话，并非因为林壑幽静。白云正在望中，归去的衣袖随风飕飕。早晨说出别语，已怀离索之忧。美好的资质贵在刚强矫健，精微的道理更要深入探求。毫厘若有不察，体用怎能周流贯通。驱车万里路途，中途可以停辀。努力吧共同不懈怠，遥远地追慕前代贤修。”先生回答说：“过去我怀抱冰炭，跟随您认识乾坤。才知道太极之蕴，精妙难以名状论述。说它有，哪有痕迹；说它无，又存在何处。只有在应酬应对之处，特别通达可见本根。万化从此流出，千圣同此源头。旷然深远不可抵御，警惕如初并不烦扰。为何学力浅薄，未能胜过物欲昏昧。涓涓细流刚开始要通达，已被黄流吞没。怎知一寸胶，能救这千丈浑浊。努力吧共同不懈怠，此语期望互相敦促。”从这两首诗来看，那么他们往复交流而深深契合的，就是太极之理。

译绍兴四年，编纂《程氏遗书》完成。起初，程门弟子各自有所记录，杂乱地并行流传，其间颇为后人窜改更易。至此，编排次序有条理，取舍精审，学者开始有确定的遵循，而程子的道义再次在世间显明。

这一年，建州发生大饥荒，盗贼在浦城、崇安一带作乱，震动极大。先生向官府请求，借贷粮食散发给百姓，免除了百姓饿死的灾祸。社仓的制度从此开始。

绍兴六年，先生居丧尽守礼制，过了百日之后，住在墓旁，初一、十五则回家在灵位前祭奠。大概从人刚死到祥禫之祭，参酌古今礼制，都尽到了其中的变化，从而制定了丧葬祭礼。又推演到冠礼、婚礼，合为一编，命名为《家礼》。然而先生不曾向学者讲述它，后来也有许多增减损益，没有闲暇再作修订。

绍兴七年，五夫三里的社仓建成。每年一次收敛和散发，让愿意借贷的人支付十分之二的利息。收成稍歉则免除一半利息，收成极差则全部免除。

绍兴八年，编纂《语孟精义》完成，《资治通鉴纲目》完成。纲目仿照《春秋》，同时兼采各史之长；目仿照《左传》，并考察契合诸儒的精华。《西铭解义》完成。

绍兴九年，《太极图传》、《通书解》完成，编纂《程氏外书》完成。

淳熙二年，吕祖谦从东阳来，在寒泉精舍停留了十多天，一起选取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著作中关乎大体且切合日常用处的内容，汇编成十四篇，称为《近思录》。先生曾对学者说：“《近思录》是四书六经的阶梯，四书是六经的阶梯，要说为学的人，应当由此进入。”先生送吕祖谦到鹅湖，陆九龄、陆九渊，刘子澄前来会合，一起讲论所听到的道理。陆氏兄弟坚持自己的见解，因意见不合而罢休。

淳熙四年，《语孟集注》和《或问》完成。起初先生已经编纂了《语孟集义》，又从中约取精粹，巧妙获得本旨的作为《集注传疏》，其中取舍的理由作为《或问》。然而担心学者转而趋向浅薄，所以《或问》一书不曾拿出来给人看。然而辨析毫厘，没有不显明的，真是读书的龟鉴。又说《易经》本是为占卜而作，都因吉凶来显示训诫，所以其言辞虽然简约，但所包容的很广。孔子作传，也只是略举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而自从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为了行文方便而取义，往往来不及玩味全经，就执传的一端作为定论，于是每一卦每一爻仅为一事，而《易经》的作用反而有所局限，无法通达天下的事理，所以作了《周易本义》。又说《诗经》自毛亨、郑玄以来，都以小序为主，其与经文相违背，就妄加穿凿来解释，前后诸儒未能厘正。先生唯独以经文为主，而考察小序的是非，又作一编附在经文之后，以恢复其旧貌。

淳熙六年，先生任南康军知军，首先下达三条教令：一、因为徭役烦重、赋税沉重，寻求宽恤的方法；二、让士人乡老教导告诫子弟，使他们修习孝悌忠信的品行；三、让父老推举选择有志向学的子弟到学宫。又建立濂溪祠，以二程配享，另外设立五贤堂【陶靖节、刘西涧父子、李清臣、陈了斋】，恢复白鹿书院，约取圣贤教人为学的大端，分条列出以展示给学者。

淳熙七年夏，上奏章说：“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体恤百姓的根本，又在于端正君心以建立纲纪。如今民间特别苦于重税，正因为两税的收入，朝廷全部取用来供给军队，而州县没有剩余，就不免在两税之外，巧立名目来取民。如今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如果不考虑治理军实，去除浮冗，那么民力决不可宽缓。只有选拔将领核实兵员，才可以节省军资；开拓屯田，才可以充实军储；训练民兵，才可以增加边防。至于天下的纲纪，不能自己建立，必须君心正大，然后有所依托而建立。君心不能自己端正，必须亲近贤人远离奸佞，然后才可以端正。如今陛下亲近的人，不过是一两个近侍，而这些小人，对上蛊惑陛下的心，对下招集嗜利无耻的士人，进入他们的门下。内外都顺从他们，他们所破坏的不仅是陛下的纲纪，而是连同陛下用来建立纲纪的东西一起破坏了。”

淳熙八年冬，在延和殿奏事，极力陈述灾异的缘由，接着说陛下即位之初，曾经选拔豪杰英才，委任政事，不幸其中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所以不再广泛招揽贤哲，而是暂且选取软弱熟易控制的人来充任职位，于是左右私宠使令的贱役，开始得以侍奉燕闲，备驱使，而宰相的权力日益减轻。又担心他们的势力有所偏颇，而因此加重以阻塞自己，于是时常听取外廷的议论，想要暗中察知这些人的过失而严厉约束他们。陛下既然不能遵循天理、公正圣心以端正朝廷的大体，那么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又想要兼听士大夫的公论，作为驾驭的手段，那么士大夫进见有时，而近侍从容无间，士大夫的礼貌既庄重而难以亲近，议论又苦口而难以入耳，近侍便僻侧媚的姿态，既足以蛊惑心志，胥吏狡诈之术，又足以蒙蔽聪明，这生熟甘苦既然有所分别，恐怕陛下还没来得及施展驾驭的手段，而先已经落入他们的圈套中了。所以虽然想要防范抑制这些人，而这些人的势力更加重要；虽然想要兼采公论，而士大夫的势力日益减轻。重要的人既然挟持其重要，来窃取陛下的权力；轻的人又借助

译（他们）看重这，将其作为窃取权位、巩固恩宠的计谋，朝廷内外相互呼应，更加助长他们的私欲，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逐渐侵蚀败坏，只有国家独自承受其弊端，于是分条陈述救济荒灾的防范措施七件事呈献上去。

译绍兴十一年，朱熹从浙东返回，看到当地士人的习气浮躁，向外追逐，便常常告诫学者，应当先研读孟子《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务必收敛心神、凝聚安定，以达到克制私欲、追求仁德的功效，并严厉斥责他们学问上的错误。他认为，舍弃《六经》和《论语》《孟子》而尊崇司马迁的《史记》，舍弃穷究天理、尽知本性而只探究世事变迁，舍弃修养心性、端正身心而喜好事功，这对学者的心术危害极大。他极力向吕祖俭等人阐明这些道理，又在回复陈亮的信中，规劝他“义利双行、王伯并用”的说法。先生曾说：“天下学术的弊端，不过两种：江西派的顿悟说，永康派的事功说。如果不极力争辩，正道就无法显明。”

绍兴十三年，朱熹撰写《易学启防》。他起初作《易本义》，担心学者不明白其中的宗旨，于是写了四篇《启防》来加以说明。《周易》如果不以象数为根本，就会支离散漫，没有根基；如果以象数为根本，又不知道法象是自然形成的，难免穿凿附会。所以这四篇的篇目依次为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凡是关于挂揲和变爻的问题，都彻底驳斥了古今各位儒者的失误。

绍兴十四年，先生既然已经阐发《大学》来开导学者，又担心他们失去次序、没有根本，不足以取得进步，于是编撰《小学》一书来训诫士人，使他们培养根本以通达枝叶。

绍兴十五年，朱熹入朝奏对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拖延，没有取得丝毫成效，可以上报圣上的志向。我曾反复思考，莫非在清闲宽裕之中，虚明应物的地方，天理有未纯之处，人欲有未尽之处。天理未纯，所以行善不能充分发挥；人欲未尽，所以除患不能去除根源。在一念之间，公私、邪正、是非、得失的关键，分裂对立，在心中交战。所以对待大臣，并非不厚待，但阿谀奉承、侧媚取宠的人得以深得信任；思念豪杰英才，并非不迫切，但柔弱邪恶、平庸荒谬的人得以长久窃取朝廷大权；并非不喜欢听公正的议论，但有时不能容忍；并非不厌恶谗言恶行，但难免误听；并非不想报复宗庙的仇耻，但难免畏缩苟安；并非不想爱护百姓、节省财力，但难免叹息愁恨。像这类情况，不胜枚举。希望陛下从今以后，在一念之间，一定要谨慎地观察：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如果是天理，就恭敬地充实它，不让它稍有阻塞；如果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让它稍有凝滞。推广到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以此作为准则的，那么圣心就会洞明，内外融会贯通，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能够夹杂其中，而天下的大事将成为陛下所想要做的，没有不称心的。”皇上迎上前对他说：“很久没见您，您也老了。现在应当给您安排清闲重要的职位，不再劳烦您去州县任职。”奖赏慰谕非常优厚。这次入朝，有人在路上劝告他，说“正心诚意”是皇上厌听的，告诫他不要说。先生说：“我平生所得，只有这四个字，怎么可以含糊其辞而欺骗君主呢？”

十一月，催促入朝对答，于是上密封奏章，大略说：现在天下的大势，如同人得了重病，内从心腹，外达四肢，没有一根毛发不受病的。臣敢以天下的大本和今日急务为陛下陈述。所谓大本，就是陛下的心；急务则是辅佐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振兴纲纪，改变风俗，爱护百姓，修明军政这六项。古代的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即使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放纵之地，用来专一、克制、恢复的方法，如同面对神明，如同临近深渊，还担心隐蔽之处有差失而不自知，所以设立师保的官职，排列谏争的职责，凡是饮食酒浆，衣服住处，器用财物，以及宦官宫妾的管理，没有不由冢宰统领的，使得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以有司的法律来制约，没有细微的空隙，瞬息之间，得以隐藏毫发之私。陛下用来专一克制而持守此心，真的有如此的功夫吗？用来修身齐家而端正左右，真的有如此的成效吗？宫中的事务禁令，臣固然不得而知，但爵赏的泛滥，贿赂的流行，街巷间的私下议论，长久以来已经不胜其烦，那么陛下用来修齐家庭的方法，恐怕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左右宠臣的私情，恩遇过分，这些人只应当让他们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应当借重提拔，使得他们在内逞邪媚作淫巧，以动摇圣上之心，在外立门庭招权势，以累及圣政。臣深切听说，自从王抃被驱逐之后，各位将领的差遣多出自此人手中。陛下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军队，而军士未曾得到温饱，这都是将帅巧立名目，夺取他们的粮食，肆意行贿给亲近的人，以求进用，出入禁宫，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同欺骗蒙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醒悟，反而宠昵他们，以此作为我的私人，甚至使得宰相不能议论其制置的得失，给谏不能论说其除授的是非，那么陛下用来端正左右的方法，未能达到古代圣王又更加明显了。至于辅佐太子，自从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宫僚的选拔号称得人，而能称职的，已经很少了。而又时常让邪佞轻浮庸碌之人

译狂妄之徒，有时得以夹杂其中，所谓的讲读，也不过是应付文书、凑足人数，未曾听说有什么规劝告诫的成效。至于早晚从容陪侍、游乐宴饮的人，都不过是几个使臣和宦官罢了。确立太子却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激发他尊崇老师、亲近朋友、尊重道德、喜爱义理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在左右，就无法防止轻慢狎昵、奇邪杂进的危害。应当研讨前代典章，设置师傅宾客的官职，罢去春坊使臣，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职责。至于选拔任用大臣，凭借陛下的聪明睿智，难道不知道天下事务，必须得到刚强明达、公正无私的人才能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纳卑鄙之人窃据职位，只是因为在念头之间未能彻底破除私邪的蒙蔽，而私下喜好、宠幸之流不能完全依据法度。如果任用刚明公正的人作为辅佐宰相，就担心他们会妨碍我的事情、伤害我的人，使我不能肆意妄为，因此在选拔之际，常常先排斥这类人，置之度外，然后选取那些平庸懦弱、圆滑熟稔、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去揣测迎合，又从中选取那些极其庸俗浅陋、决断可以保其不会有所妨碍的人，然后举荐并加官授职。因此任命文书尚未发出而人选早已确定，姓名尚未显露而天下已预先知道他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至于整顿纲纪、改变风俗，如今在宫禁之间、机密之地，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反而得以盘踞其中。等到他们作奸犯法时，陛下未能深切割舍私意而交给外朝议论，依据有关部门的法度，因此纲纪不能不遭到破坏。纲纪在上不正，因此风俗在下衰败。这祸患由来已久，而浙江地区尤其严重。大抵习惯于柔顺美好的姿态、阿谀奉承的容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明智之举。下级侍奉上级，固然不敢稍微违背他的心意；上级驾驭下级，也不敢稍微违背他们的情意。只要私意所在，就千条万路经营计较，一定要得到才罢休。更严重的，把金珠当作肉干，把契约当作诗文。宰相可以防备的就防备，与宰相亲近熟悉的就可以勾结。亲近熟悉的人只求得到利益，不再有廉耻。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士出现在其中，就众口一词排斥，指责为道学，并加上矫激的罪名。十多年来，用这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如同崇宁、宣和年间所谓的元祐学术，排斥诋毁侮辱，一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罢休。唉！这难道是治世的事情，还忍心说吗？至于爱惜民力，修明军政，自从虞允文担任宰相以来，全部取走户部岁入中名目必定可以指定的，号称年终羡余的数目，而输送到内帑。鉴于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册，无法催缴的，拨还给户部，作为内帑的积蓄，准备将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然而从此以来，二十多年内帑岁入不知多少，而认为是私藏，由私人掌管，宰相不能以制度均节其出入，户部不能以簿册勾考其存亡。那日销月耗，用来供给私宴费用的，大概不知多少了？而何曾听说能用这些钱来换取敌人的首级，如太祖皇帝所说呢？只是让户部经费缺乏日益严重，督促日益严厉，以至于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须以十分登足为限。认为还不够，又制造监司比较郡守优劣的法度，来诱导胁迫。于是内外承风，竞相苛刻急迫，这就是民力之所以重重困顿的原因。各位将领求取晋升，必定先剥削士卒以积累私财，然后以此自我结好于陛下的私人，而吝惜姓名传达给陛下的贵将。贵将得到姓名，就交给军中，让从什伍以上逐级保明，称其才武堪任将帅，然后备文上奏在陛下之前。陛下只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就真以为是公荐，可以得人了。而哪里知道其估价输钱，已像晚唐的债帅了呢？像这样而期望修明军政，激励士卒以强国势，岂不错误吗？这六件事，都不可迟缓，而根本在于陛下的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旦有人心私欲夹杂其中，那么即使想要竭尽精力以求正六事，也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了。奏疏呈入，夜漏下七刻，皇上已就寝，急忙起身持烛读之，读完全篇。第二天，任命为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先生对君主的期望愈深，而其言愈切。戊申年封事的末尾有说：“日月愈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不仅臣的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切仰天颜，已觉非昔时了。忠忱恳恻，至今读者为之流涕。然而所言皆痛诋大臣近习，皇上眷顾愈厚而嫉者愈深，因此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

译起初，先生刊行《太极通书》和《西铭》两书的解义，用来传授给求学的人。

绍熙元年，先生在漳州刊刻四经四子书完成，恭敬地禀告各位先圣。《易经》采用古文，将经文和传文分为十二篇；《诗经》和《尚书》都采用序言，合并为一篇。〇在各经之后，《春秋》则采用《左氏传》，经文另外编为一书，以跟随在三经之后。四子书则是说程子教导人，一定要先让人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些书上用力，然后才涉及六经。大概是因为难易、大小、远近的顺序，本来就是这样而不能打乱的。然而读者如果不先读《孟子》，却立刻去读《中庸》，这就不是进入大道的循序渐进的方法。

绍熙五年，宁宗早就听说过先生的名声，遗憾不能让他担任讲官，即位第二天，召先生担任侍讲。八月，先生从长沙出发。十月，入朝奏对，首先论述经权常变的大道。接着说做学问的道理，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关键，一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并达到精微更珍贵的，达到精微的根本，又在于居敬和持守志向。奏对完毕后，先生推辞待制侍讲的职位。皇上亲手写下诏书说：“你的经术渊源深厚，正需要你来劝谏讲论，侍从应对的职务，不要再坚决推辞，以符合我尊崇儒学、重视大道的意愿。”先生惶恐地拜受任命。

每次讲学都务必积累诚意，用来感悟皇上的心，劝谏皇上以求找回本心，以平日所论述撰写的文章，铺陈开导分析，坦率明白。讲学完毕如果有可以开益皇上德行的，毫无保留地全部说出，皇上也虚心赞赏采纳。

皇上即位时，赵忠定公寻找能向长信宫传达心意的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有人说韩侂胄与太皇太后是亲属，派他入宫禀报，不被允许。韩侂胄出来，在门口遇到内侍关礼，告诉他缘故，关礼请求独自入宫，哭泣流泪坚决请求，太皇太后答应了他，命令再次召韩侂胄入宫，让他传达心意。朝廷的议论于是确定。韩侂胄自认为有安定皇位的功劳，依托皇族亲信，在朝廷中枢掌权用事。先生自从离开长沙，已经听说了这件事，警惕地为此担忧，因此在奏疏中隐含地表达了他的意思。等到进宫奏对，再三当面陈述，又约请吏部侍彭龟年一同请求奏对，当面揭发韩侂胄的奸恶。彭龟年出宫后，韩侂胄的党羽韩益得志。当时赵忠定公正招揽知名人士，天下人伸长脖子观望新政，而事情大多从宫中发出。先生屡次向皇上进言，又多次写信派遣学生秘密禀告赵忠定公，应当用厚赏酬谢他的功劳，不要让他参与政事。赵忠定公认为他容易控制，不再做长远考虑。先生因此在讲学完毕后上奏疏，极力陈述。韩侂胄大怒，暗中与他的党羽谋划，先除去带头的人，那么其余的人就容易去除了。于是在宫中安排优伶演戏，来迷惑皇上的听闻。等到先生晚间讲学，留身进言重申前疏，请求施行。刚退下，就降下御批，授予宫观职务，丞相执奏不执行。内侍直接交付下发，而台谏和给舍都争辩挽留不可。先生于是离开国都回乡，经过玉山，给当地县令讲解四端的义理。

这一年冬天，竹林精舍建成【后来改名为沧洲】，率领众学生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菜之礼，以告成事。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李侗七位先生配享祭祀。祝文说：“恭敬地认为道统远自伏羲轩辕，汇聚其大成，确实属于元圣。叙述古事垂下训诫，万世作为准则，三千弟子，教化如同及时雨。只有颜回、曾子传得其宗旨，等到思及舆，更加光大。从此以后，口耳相传失真，一千多年，才说有人继承。周敦颐、程颢程颐传授，万理同出一源。说是邵雍，说是张载，以及司马光，学问虽然途径不同，大道则归于同一。使我们后人，如同黑夜复见光明，不因凡俗浅陋而缺少义理方向。中间没有固定的老师，晚年遇到有道之人，钻研仰望。虽然没有听闻，依赖天的灵验，幸好没有失坠。等到这时退隐养老，志同道合者纷纷到来，落居在这小山丘。群居开始，探求本源推究根本，不敢忘记其初始，奠祭以告慰。希望神明昭示感应，升降于庭院，赐给我们光明，传给后来的人，永远不厌倦。”

庆元元年，韩侂胄诬陷赵相公不轨，将他流放到永州，朝廷内外震惊骇异，特意创立伪学的罪名，来排斥善良的人。先生起草封事数万言，极力陈述奸邪蒙蔽君主的大祸，借此申明丞相的冤屈。众学生极力劝谏，于是占卜，得到遯卦变为同人卦。先生默然烧掉草稿，改号遯翁。朝廷惩治党人正急，赵相公在贬谪途中去世。

庆元二年冬天，先生正与众学生讲论，有人报告说被削职罢祠，先生稍微起身看看，又坐下讲论如故，言辞神色更加平和。第二天早上，众学生才知道有旨意。

庆元六年三月，先生向来有脚疾，近年加上痞隔的病证，医生颇用猛药。乙未夜，给众学生讲解太极图；庚申夜，又讲解西铭，并且说：“做学问的关键，只在每件事都审慎地寻求其正确，决断地去除其错误。积累习惯久了，心与理合一，自然发出的，都没有私心邪曲。圣人应对万事，天地生成万物，只是直而已。”辛酉，修改《大学》诚意章，午时病重，不能起身。癸亥，众学生入内问疾，先生勉励大家互相倡导，下坚苦的工夫，牢固地立足，才有进步的地方。甲子，命令移到中堂休息，众学生又入内问疾，于是请求说：“先生病危了，万一不幸去世，应当用书仪吗？”先生摇头；那么应当用仪礼吗？也摇头；那么用仪礼、书仪参用，于是点头，意思好像索要纸笔。握住笔已经不能运用，过了一会儿，放下笔就枕，误触巾目。门人让他端正，挥手说“妇女不得靠近”。众学生作揖退下，很久

译安然地离世。这一天，狂风连根拔起树木，洪水冲毁山崖，哲人的凋零，难道是微小的变故吗？

译门人范念德率领同门之士在墓角祭祀，说：“上天降生贤人，大概也不频繁。积蓄精气孕育灵性，如同河岳般宏大，其过程极其艰难，因此贤人稀少而遥远。先生出生时，黄河水清；先生去世时，维岳山颓。不知何年，才能再次孕育这样的圣贤？师生朋友纷纷聚集，下葬的日期已定。山峦哀戚，浦水思念，云色惨淡，风声悲凉。在墓穴前痛哭一场，从此与万古长辞。”

先生从开始做官直到临终，五十年间历经四朝，在外地做官仅仅九任，在朝廷任职才四十天而已。

起初居住在崇安五夫里读书的地方，叫紫阳书堂，以便时刻能看到故乡。后来在建阳芦峰山顶建造房屋，号叫云谷，其中的草堂叫晦庵，自己号云谷老人，也叫晦庵，因此自号晦翁。晚年居住在考亭，建造精舍叫沧洲，号沧洲病叟，最后自号遁翁。

先生持守内心非常严格，不产生一丝不正的念头。对于儒家六经，诸子的偏颇学说不能干扰他的私意。对于道，不敢深入探求，担心陷入幽暗；不敢泛泛寻求，担心扰乱其统绪。读书初期，贯通百家；最终，用圣人的格言来涵盖。从近处入手，防止由广博归于简约。在极细微处推究本心，在极细微处分析道理。采纳众说的精要而舍弃其粗疏，汇集诸儒的精华而去其驳杂。真是纯正啊！这是因为山林日子漫长，讲学的功夫深厚。平时与弟子切磋讲习，都是关于道德性命的言论，忠敬孝爱的事情。跟随先生学习的人，必定行为庄重，与人诚信。在家则安于贫贱而乐于道义，做官则尊重君主而爱护百姓，看重名节而审慎出处。符合古制而违背时俗，喜好如此这般的人，才是真正先生的学问【刘弥正议谥】

曾经说：作诗必须从陶渊明、柳宗元的门庭中来，才好。不这样，无法抒发萧散冲淡的极致，不免局限于尘世的局促，无法达到古人的佳境。像《文选》以及韦应物、苏州（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的诗，也不可不多读。但更需要读《论语》、《孟子》，以探究其根本。又说：“《诗经》三百篇，是性情的根本；《离骚》、词赋的宗师。学诗而不以此为本，也是浅薄了。”陈师道（后山）的诗固然好，但前辈认为他极力模仿，已少变化。然而学者的要务，在于反求诸己，精熟《论语》、《孟子》，探求圣贤用意的地方。

问：曾经读《孟子》“求放心”一章，现在觉得心中有三种毛病等等。答：“如果论求此心放失，有千般万样毛病，何止三种？但也没有别的道理医治，只在专一。如果能专一，那么静下来就明亮，自然没有遮蔽。既然没有遮蔽，自然会有舒泰宽展的地方。这也未曾如此？且收敛此心专一，渐渐自然熟习，熟了自然有此意趣来。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艺也，只要熟，熟则精，精则巧。”

又问先生往日初学时，也觉得心不专一吗？答：“我初为学时，初无现成的规模，这边也去理睬寻讨，那边也去理睬寻讨。往日各位前辈，每每各是一般的说法，后来见李先生说得有下落，说得较缜密。若看如今，自是有现成下工夫的地方，看来须是先理睬个安着处。譬如人治生也，须先理会个屋子安着身子，方始如何积累，渐渐须做成家计。如果先来没有安着身子的地方，虽经营毕竟不济事。为学的人不先存此心，虽说要去理睬东东西西，都自无安着处。孟子所以说‘收放心’，也不是说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敛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如果只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则如近日江西所说的，则是守个死物事。”又说：“我不敢自欺，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又说：“以前看得心只是虚荡地，而今看来湛然空明时，那万理便在里面。”又说：“某旧时持论亦好高，近来渐渐移近下，渐渐觉实。”

今日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在焉。曾记得少年时在同安，夜闻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乃知为学须是要专心致志。又说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晓，又从旁别生一个小念，渐渐放阔去，不可不察。

曾论科举说：“不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如果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书，据吾所见而为文来应考，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也不累。”我对于科举，自小便看得轻，初亦非有所见而轻之。

说：起初师从屏山，籍溪学于文定，又喜好佛老。以文定的学问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而对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时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引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老僧归家，读诵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流落，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等等。我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刘氏病翁所居，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说了也不说，

译对吗？我却和刘説某一起探究那个“昭昭灵灵”的禅理。刘説某后来把这道理告诉某某，某某于是怀疑此心还有更精妙的地方，就去请教。也见他说得极好，后来我去参加科举考试时，便借用他的意思胡乱发挥。当时的文章不像现在这样细密严谨，任由人粗略阐述，考官被我的言论打动，于是我考中了举人。后来我到同安任职时，已经二十四岁了。开始见到李先生，他对我说那禅理不对，我却怀疑李先生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道理，再三向他质问。李先生为人简朴庄重，却不怎么详细解说，只让我研读圣贤的言论。我于是把禅理暂时搁置一旁，心里想着禅理自在，且先读圣人的书，读来读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的言语渐渐有了滋味，再回头看佛教的说法，渐渐发现破绽和漏洞百出。

译我年轻时没有见识，也曾学过禅。只是李先生极力说它不对。后来考察辨析，却是这一边意味更长。这一边长进一寸，那一边就退缩一寸。到现在禅学的习气已经消磨得干干净净了。

初次拜见延平先生时，我谈了很多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说：“你这样凭空推究出许多道理，而眼前的事情却推究不明白。道也没有别的，奥妙只在日常用事中切实下功夫的地方，自然就能看见。”我后来才明白他的话，所以今天不至于没有推究明白的道理。

过去曾把论心论性的地方都分类聚集起来看，看熟了久了自然就能看见。

读书必须专一，比如看一样东西，还没看完，又要涉猎别的，都不起作用。我过去读书，正在读上句时，就不去想下句；正在读上一章时，就不去想下一章。读《中庸》，就只读《中庸》；读《论语》，就只读《论语》。一天之中，只看一两章。把各家学说拿来对照，看它们相合还是不合。凡是读书读到冷淡无味的时候，尤其应当着力推究考察。

过去听先生说推究文字，必须让一件事理融会贯通了，之后才再去推究另一件事理。“融释”二字用得极好，这也是伊川所说的：“今天推究一件事，明天推究一件事，推究得多以后，自然豁然贯通。”这也是他真正经历过，所以说得如此分明。现在如果一件事理还没有融会贯通，又想去推究另一件事理，那么第二件事理也就推究不明白了。推而广之到万事，万事都推究不明白，有什么好处？

凡是看文字，各家学说异同的地方最值得观察。我过去看文字，专门看异同的地方。比如谢上蔡的学说那样，杨龟山的学说这样。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所以对的是怎么回事？所以错的是怎么回事？

带着自己的私意去看圣贤的书，怎么能看得出来？我读书之所以自己觉得得力，只是不先设立论点，且寻找句子中的意思，顺着文意解释含义。年轻时读四书，非常辛苦，各位现在读的时候，却又比较容易下功夫了。

我过去看《大学》，还嫌不够仔细，如今越看，才见得精微切实。因此说前辈各位先生长者的讲话，在大体上固然无可非议，但如果看其他细微琐碎的地方，大有功夫没做到位。

我在《大学》上用功很多，司马光作《通鉴》，说臣一生的精力都尽在这本书上，我对《大学》也是这样，《论语》《孟子》《中庸》却不费力。

过去看文字非常耗费心力，比如《论语》《孟子》各家注解，有一箱子，每看一段，必定就在各家学说上推寻意脉，各自找到着落，然后判断它们的对错，对的都抄出一两个字，错的也抄出，虽然不如现在集注简洁安静，但大纲已经确定，现在集注只是在那上面删减而来，但人们不专心坚守，看见成就就草草看了，现在试着将精义拿来参看两段，取舍的原因是怎样的，自然就能看见。

《易经》不是学者的急务。我平生也费了些精神推究《易经》和《诗经》，然而得到的益处却不如《论语》《孟子》多。

读《诗经》只是讽诵的功夫，上蔡也说《诗经》必须讴吟讽诵才能领会。我过去读《诗经》也，只是先去看许多注解，不久就被迷惑扰乱。后来读到一半，却只把《诗经》来讽诵四五十遍，已经渐渐得到《诗经》的意思，再去看法注解，便觉得减少了五分以上的功夫。再从头讽诵四五十遍，那么胸中就非常清晰了。如今读书大多是不曾推究一处通透了，不久却多牵引前面的疑难来，这是学者最大的弊病。

我二十年前得到上蔡语录，观看之初用银朱画出相合的地方；等到再看，就不同了。于是用粉笔，看第三遍又用墨笔。几遍之后，就完全与最初看时不同了。

读书用功之难，各位觉得太浅近，不曾专心。我过去用心非常艰苦，思量这道理，如同过危险的木桥，相差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就跌落下去，用心极苦。五十岁以后，觉得心力不足，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跟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文字，都是在五十岁以前完成的，五十岁以后长进得不多。

大抵读书必须虚心，才能让他圣人说的一个字是一个字，自己只平心去衡量它，都不允许一毫杜撰，只顺从他。我过去也杜撰说过，终究不起作用，如今才看得分明，才看见圣人一言一字不欺骗我。只到现在六十一岁，才推究得这样，如果去年死了，那就冤枉了。自从今夏以来觉得看得明白，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正好，都不用些穿凿。庄子说：“我与他虚静而随顺。”既虚静了，又要随他曲折那样去。又说：“我觉今年方才没有疑惑。”

我当初讲学，哪里想到会到这里？幸而上天假借给我年寿，许多道理都在这里。今年颇觉胜过去年，去年胜过前年。

读书贪多，是最大的弊病，最后都推究不明白。如果到了空闲时，没有书读时，得一件书看更仔细。我过去任同安主簿，任期满后到泉州等候任命，批注的书在客舍，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

译将来仔细读，才能寻得原本的意思。看他起初这样问，又这样答；等到再问，又那样答。文章虽然看似不同，但自有内在的逻辑脉络全都相通，每一句话的意思都有着落。

译看道理，如果只这样说过一遍就算了，那根本无济于事。必须常常拿来思考，才行。李延平曾说：“道理必须在白天梳理防备，夜里却到安静的地方坐着思考，这样才有所收获。”我依照这话去做功夫，确实不一样。

先生求学没有固定的老师，出入于经传之间，广泛涉猎佛老之学，也有些年头了。等到拜见李延平，透彻明白了道的要领，顿时领悟到异端学说的错误，完全能够抨击它们的过失。从此专心致志、真诚无妄、剖析防备、穷究深理，昼夜不懈，甚至忘了睡觉吃饭。于是道统的传承才有了归属。

先生从小立志于圣贤之学，从韦斋那里得到了中原文献的传承，听闻了河洛之学，推究阐明圣贤遗留的意旨，每天诵读《大学》《中庸》，在致知诚意上下功夫。先生早年就知道这些学说，并且内心喜爱。韦斋病重危急时，嘱托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这三个人是我的朋友，学问有渊源，是我所敬畏的。我死后，你前去侍奉他们。只要听从他们的教诲，我死也就没有遗憾了。”先生丧父后，就奉此嘱托去拜见这三位君子，并向他们求学。当时他十四岁，慷慨地有了求道的志向，在经传中广泛探求，遍交当代有见识的人士，即使是佛老之学，也一定要探究其归宿旨趣，订正其是非。李延平与韦斋是同门好友，先生从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去跟随李延平学习。李延平称赞他说：“乐于行善喜好正义，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又说：“聪颖悟性超过常人，努力践行令人敬畏。”他所讨论辩难的问题，体认真切到位。从此跟随游历多年，精心思考切实体验，学问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入了。

他的为学之道，穷究事理以获取知识，反省自身以实践真实。保持恭敬，是用来成就始终的。他说，致知如果不以恭敬为基础，就会昏惑纷扰，无法察知义理的归宿；亲身践行如果不以恭敬为基础，就会怠惰放肆，无法实现义理的真实。保持恭敬的方法，没有比专一更重要的。他写了箴言来自我警戒，又把它写下来，认为小学和大学都以此为本。整天严肃端正地坐在一间屋子里，讨论典籍准则，未曾稍停。从我的一心一身，到万事万物，没有不存有道理的。这颗心在整齐庄重、安静专一之中，在学问思辨之际穷究此理，都能见到那应当如此而不能停止的，以及之所以如此而不可改变的。然而扩充知识并体现在行为上的，未曾不反求于自身。在没有看见听到之前，所以警戒恐惧的更加严格恭敬；在隐蔽细微、独处的时候，所以反省察验的更加精密细致。思虑尚未萌生而知觉不昏暗，事物已经接触而品节不差，没有容得下人欲私心的地方，而能够保全天理的正道。不满足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的正统就在这里了。

他的道，有了太极而阴阳分开；有了阴阳而五行具备。禀受阴阳之气而生，那么太极之理就各自具备在其中。天所赋予的是命，人所接受的是性；感于外物的是情。统摄性情的是心，根源于性就是仁义礼智的德行，发于情就是恻隐、羞恶、辞逊、是非的端倪。表现于身体就是手足耳目口鼻的作用；见于人事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常道。求之于人，那么人的道理不异于自己；参之于物，那么物的道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没有一息的间断，没有一毫的空缺。没有不分析到极致而不混乱的，然后综合它穷尽广大而没有剩余。先生对于道，可以说是建立在天地之间而不违背，质询于圣贤而没有疑问了。

所以他得之于自己而成为德行，用一颗心穷究造化的本源，穷尽性情的奥妙，通达圣贤的蕴藏；用一身体悟天地的运行，具备事物的道理，承担纲常的责任。明智足以察知细微，刚强足以承担重任，宽厚足以达到广博，坚毅足以穷尽其常道。他存养时虚静，发挥时果断坚定，运用时应对事物而不穷尽，坚守时经历变故遭遇危险而不改变。本末精粗，不见有遗漏；表里初终，不见有差异。等到他修养深厚积累丰厚，矜持变得纯熟，严厉变得和平。心不需要操持而存在，义不需要搜索而精微。还认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常感到不足。大概有日新月异、不能自己停止的，而不是后学所能揣测议论的。

他可见的行为，修养于自身的：神色庄重，言语严厉，行动舒缓而恭敬，坐着端正而挺直。他闲居时，天未亮就起床，穿着深衣戴着幅巾，穿着方履在家庙以及先圣前拜祭。退下来坐在书室，几案一定端正，书籍器用一定整齐。

他饮食时，食物行列有固定的位置，匕箸的取放有固定的地方。疲倦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起来时，整步徐行。半夜睡觉，睡醒后，就拥着被子坐着，有时直到天亮。威仪容止的准则，从少到老，严寒酷暑，仓促困顿之时，未曾有一刻离开。在家中的行为，侍奉双亲极其孝顺，抚育下属极其慈爱。内室之间，内外分明，恩义深厚，和悦的样子。

他祭祀时，事情无论大小，一定真诚恭敬，稍微不符合礼仪，就整天不快乐；祭祀完毕没有违背礼节，就自然地喜悦。死丧之际，哀痛悲伤完备至极，饮食衰绖，各自符合其情感。宾客往来，无不接待，根据家境的有无，常常让亲故尽情欢乐。

译即使关系疏远，也一定把关爱给予乡邻；即使地位卑贱，也一定对他们保持恭敬。遇到吉凶喜庆或丧葬慰问，礼节上没有遗漏；在救济贫困、问候馈赠方面，恩惠上没有缺失。他对自己供养，穿衣只求遮蔽身体，吃饭只求填饱肚子，居住只求足以遮挡风雨。别人难以忍受，他却安适从容。

译他在处理政事方面，州县的施政措施，朝廷的言论主张，以及治理国家的规划，都显得正大宏伟，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他的才能。虽然他在位时推行道义，未能完全施行于当时；但他退隐后阐明道义，足以流传万代。他认为圣贤道统的传承，散见于各类典籍，如果圣经的规范不明确，那么道统的传承就会开始晦暗不明。于是他竭尽精力，深入研究圣贤的经典训诫。对于《大学》《中庸》，他补全其缺失遗漏，区分其先后次序，使得纲领条目清晰明了；对于《论语》《孟子》，他深入探究当时问答的本意，使读者品味时，如同亲眼见到圣贤当面教诲。对于《易经》和《诗经》，他探求其本义，纠正其末流的失误，在数千年之上深得古人的遗意。这几部经典，凡是见于传注中，关乎天命规范、人心奥秘、入门德行、进入道境的，他都极深地研究细微之处，探索深奥隐秘的道理，阐发其旨趣而毫无遗漏。至于一个字不妥当，一个词不周全，他也必定沉潜反复思考，有时通宵不眠，有时连日不倦，一定要求得最恰当的结果才停止。因此，章节句读、字义，无论多么细微，没有不条理清晰、文辞通顺、容易理解、容易实行的。对于《尚书》，他怀疑今文的艰涩，反而不如古文的平易；对于《春秋》，他怀疑圣人之心正大光明，绝不会像传注那样穿凿附会；对于《礼》，他痛心王安石废除了仪礼，而传记却独自留存；对于《乐》，他怜悯后世的律尺已经失传，清浊音律没有依据。这几部经典，他也曾讨论其本末，虽然未能写成定本，但其大旨他已独自领悟。至于历代史书，他又考论从西周以来直到五代的历史，选取司马光编年的著作，用《春秋》纪事的方法加以整理，纲举目张而不繁杂，条理清晰而不混乱，国家的治乱，君臣的得失，如同指掌般清楚。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之所以能继承孔孟的道统，因为历时不久，精微的言论和大义，郁结而不彰显，他为之收集阐发，而后得以在世间盛行。太极先天图，精微广博，不可穷尽，他为之解析条列，而后天地的本源，圣贤的蕴藏奥秘，不至于泯灭。程颢程颐、张载的门人，祖述他们的学问，所得有浅深，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全面吸取他们的长处。至于有些见识稍有偏差，流于异端的，他也必定深入研究剖析，而不掩盖他们的短处。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与他同时代，先生认为他们志同道合，乐于与他们交友。至于有些见识稍有不同，他也必定讲论辩难，以统一其归宿。至于那些求道过度的人，厌恶传注诵习的繁琐，认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行可以造道入德，守着虚灵的识见而蒙蔽天理的真谛，借用儒者的言论来文饰佛老的说法，学者贪图其简便，诋毁圣贤，抛弃经典，猖狂叫嚣，偏颇固陋，自以为悟道，立论越来越低下的人，则又推崇汉唐，比附三代，以便他们计功谋利的私欲。这两种说法并立，高的陷入空无，低的溺于卑陋，其危害岂止轻微！先生极力排斥他们，使不至于扰乱我们的道义而迷惑天下，于是学者都归向他。

他在教导读书方面，又必定让学生辨别音韵训释，校正章节句读，玩味文辞，探求义理，精深思考以研究其难点，平心静气以听取其自得。然而为学要务实，辨别义利，不要自欺，谨慎独处时的戒惧，他未曾不多次强调。大概也是想让学者穷究事理反求诸己，而以恭敬之心持守。跟随学习的士人，轮流诵读所学，以质疑疑问，意思有不明白的，他就委婉详尽地告知，而未曾疲倦；问题有不切要的，他就反复告诫，而未曾隐瞒。务学笃实则喜悦见于言语，进道艰难则忧虑形于神色。讲论经典，商讨古今，往往直到半夜。虽然疾病缠身，但等到学生问难辨析，则沉疴顿去。一天不讲学，就感到警惕不安，常以此为忧。提着衣襟前来求教的人，远从四川蜀地而来，文辞的流传甚至到达海外，至于夷狄，也知道仰慕他的道义，私下询问他的起居。穷乡僻壤晚出的人才，家中收藏他的书，私下向他学习的人不可胜数。

先生去世后，学者传播他的书，信奉他的道的人越来越多，也足以看出理义感化人的力量很深了。继承往圣将断绝的绪余，开启前贤未阐发的机微，辨别诸儒的得失，驳斥异论的讹谬，阐明天理，端正人心，事业之大，又有谁能超过这个呢？

天文、地理、律历、兵机，也都深入探究其渊深之处，文辞、字画、骚赋、人才，耗费精神，常苦于其难。至于先生未曾刻意用心，却也都合乎规范，可作为世人的法则。如果不是天赋异禀，学问笃实，怎么能事事各当其理而达到极致呢？学问修明而道义确立，德行成就而行为尊贵，体现在事业上的，又如此。秦汉以来，迂腐的儒生和曲解的学问，都已经不足以望其藩篱，而近代诸儒，有志于孔孟、周程之学的，又岂能进入其门域呢？唉！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辅助斯文的，特意诞生哲人，以光大斯道的传承【并黄勉斋述行状】

道的正统，等待人而后传承。自周代以来，承担传道责任，得到正统的不过数人，而能使这道义显著彰明的，只有一二人罢了。从孔子以后，曾子、子思继承其绪，至

译孟子之后才开始显明。从孟子以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接续了中断的道统，到了先生这里才再次显明。大概在一千多年之间，孔子、孟子的门徒用来推究阐明这一道统的著作，既已像被火焚烧后的灰烬一样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穿凿附会、腐朽毁坏之后，先生能够扶持并确立它，其功绩实在伟大。不到百年，背离正道、驳杂混乱的情况尤其严重。先生出现，自从周代以来圣贤相传的道统，一下子豁然开朗，如同太阳高悬中天，清晰地展现出来。那么，摘取先生的言行，又怎么能简略呢？

译先生的道达到了极致，推究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原因，没有别的，也只是说：以主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推致知识，以反躬自省来践行实际，而“敬”又贯通在这三者之间，所以能成就终始。所以他主敬的时候，专一内心以制约外在，庄敬外在以涵养内心，内心没有杂念和偏向，寂然不动，作为应对万事变化的主宰；外在则庄严肃穆，整天好像面对神明一样，从而能够保全巩固心中所存的正念。等到时间久了，静态虚空、动态正直，内心专一、外在融合，人们看不出他持守的用力之处，这就是笃敬的效验。他穷理的时候，虚心平气，逐字寻求训诂，逐句探求义理，前面的没有弄懂就不敢求后面的，这里的没有通晓就不敢忘那里的，使得意理明确，没有浮躁轻率、逾越次序的弊病，心思专一、思虑集中，没有贪多求快的蒙蔽。开始通过熟读，使书中的言语好像都从自己口中说出；接着通过精思，使书中的意旨好像都从自己心中生出。从表面探究到内部，从流溯源，探求精微之处如同分辨黑白，辨别条理如同数一二，又反复涵泳体会，切身考察体验，一定要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充沛地像河海浸润、雨露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有所收获。至于树立论点来驱使概括圣人的言论，穿凿附会来妄求新意，或者援引资料来互相纠缠纷争，或者假借名义来互相混淆迷惑，粗心浮气，意象匆匆，常常好像有所迫逐，而不曾徘徊顾恋，如不忍离去，以等待融会贯通的功效，这实在是学者的大病，如果不痛下决心断绝这些毛病，就终究没有入德的希望。大概自从孔子、孟子以来，一千五百多年之间，读书的人很多了，没有像先生这样穷理精深的。

先生天资英明超迈，看待世俗所看重的东西，不像草芥那样轻贱，潇洒地独自与道相伴，卓然地独自与道并立，本来就已经远远超出众物之上。等到他理明义精，修养深厚、积累盛大，充实为德行，发挥为事业。人们看他，只见他浑灏磅礴、不可测度，却不知道造就这一切的是什么。

入朝侍奉君主，就一定想着让君主像尧舜那样；出外治理百姓，就一定想要让百姓像尧舜那样。言论风范所流传的，政教条令所颁布的，本来都可以作为世间的法则。而他考察先圣的学说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经历百世等待圣人而不疑惑，是因为他订正群书，确立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遵循，从而进入尧舜之道。这是他功业中尤其显明盛大的部分。

《论语》《孟子》两本书，世人诵读学习，为之作注疏的人也很多，但分析义理不够精微，解释言辞不够完备。《大学》《中庸》，自从程子开始表彰它们，然而《大学》的次序不合条理，缺漏没有补全；《中庸》虽然是完整的篇章，但章句混杂不分，读者也不知道其条理清晰的样子。先生搜集辑录先儒的学说，而以自己的见解加以判断，分类区分，文字通顺，巧妙地把握了圣人的本旨，昭示了此道的目标。又让学者先读《大学》，以确立规模，其次读《论语》《孟子》，以穷尽其蕴奥，然后归结于《中庸》。尺度权衡既已确定，由此去穷究诸经，订正群史，以及百家之书，那么就没有义理不可精研，没有事情不可处理的了。

又曾编集《小学》一书，使学者得以先端正其操行；编集《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认识入门的门径；作为四书的羽翼相辅佐。大概这六本书，是学者的饮食衣被、准绳规矩，不可以片刻离开。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这些话了。他对于《易经》，推究卦画的根本，辨析三圣人的意旨，归于专主筮占，而实际上包罗万象，以恢复洁净精微的旧貌。他对于《诗经》，深入玩味词气而得到诗人的本意，全部删削小序以破除后世儒者的臆测，妄言美刺全部予以删削，以恢复温柔敦厚的教化。他对于《礼》，则以《仪礼》为经，而选取《礼记》及诸经史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原本经文之下，详细列出注疏诸儒的学说，补其缺漏而分析其疑晦，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宏纲大要已经举出了。他说《尚书》出于口授的多艰涩，得于壁藏的反平易，学者应当在平易处沉潜反复，而不必在艰涩处穿凿附会。他说《春秋》的正义，阐明正道、尊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是其大义，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作为褒贬的条例，像法家那样深刻，是传述者的穿凿附会。他说《周官》遍布周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熟烂的书，学者既通四书，又读一经而学习，那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思考就超过一半了。

他说《通鉴》编年的体例接近古法，因此用尺牍的方法绳墨它，以纲提其要点，以目纪其详情。纲仿效《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仿效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褒贬的大义，凛然如烈日秋霜，而繁简相发，又足以作为史家的规范。他说诸子百家，其言论多违背圣人，只有韩愈论性专指五常，最为得当，因此为他考订其集子的同异，以传于世。而屈原的忠愤千古无人能辩白，也颇为阐发其意旨。乐律久已失传，清浊没有依据，也曾讨论本末，探测幽微，虽然没有来得及写成书，但其大意已经独自获得了。

至于分析

译世俗学问的谬误，辨别异端邪说的错误，〇捣毁它们的巢穴并针砭其隐秘的弊病，使求学的人遵循宏大中正的准则，而不跌倒在荆棘陷阱的道路上，这种摧毁邪说、肃清流弊的功绩，确实不是近代各位儒者所能稍微效仿其万一的。

译自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设教，以“博观约礼”传授学者，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相继守护这一传统，从未失传。后来正统的学问失传，士人各自凭主观臆断做学问，那些追求广博的人，既然以见闻积累自夸，便流于泛滥驳杂；那些沉溺于简易的人，又说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便陷入旷荡空虚的境地。做学问的人虽然知道所传承的，但也有的喜好持敬的简约，却畏惧探究义理的繁琐。先生亲身承担道统，广泛阅览典籍，先秦古书既加以考索，历代史书、本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学士的作品，无不遍览，取其相同之处而删去不合之处，考察其实用价值而剪除其繁冗芜杂，参互验证以扶持经书训诂，并驳正其错误，细微之处也不得遁逃。数千年来，世道学术、议论文章的变迁，都好像先生亲身经历过，并且耳闻目睹一样。根本大道固然已经上达，至于枝叶散殊，也都随其所至，探究其穷尽，条分缕析，经纬万端，本末巨细，包罗囊括，无所遗漏。所以先生所解释的各书，都有依据，不凭空臆测。至于文章字画，也都高超绝俗，大概是因为他包容蕴蓄，广博深邃，所以他的表现自然如此无穷无尽。学者依据经书辨析疑难，随问随析，固然都极其精要，闲暇时辨析古今，他的应答如响，越问越深，连绵不绝。等到详细品味并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正是融会贯通于一个理而已。

先生曾说：“学者望道未见，固然必须通过读书来穷究义理。如果有见解，也应当考证书籍，有所验证，然后确实有所裨益，然后心安。不然，则德性孤立，与枯槁寂灭者没有区别了。潜心于大业，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自周朝衰微教化失传，礼乐养德的器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此心的只有书籍罢了。说可以轻视经传，径直指为糟粕，而不阅读吗？关键在于以心体悟，以身践行，而不把它当作空谈而已。以此存心，以此克己，仁难道还远吗？”到了晚年，先生德高言立，还因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感到不足。自洙泗以来，博文约礼，两者都达到极致的，只有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广大，但等级次序非常严格，循序渐进，不容许越级冒进。至于切己务实，辨别义利，不自欺，谨守慎独的告诫，未曾不反复恳切地叮咛，提耳极言。每次诵读南轩张公“无所为而然”的话，必定再三感叹。晚年看到诸生在文义之间纠缠，深虑此道无人传承，开始稍微指示本体，让他们深思而自得。他对学者的期望更加迫切了。

唉！道在天下，未曾灭亡。但道统相传，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兴起。自孟子去世，一千多年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出现。历时不久，逐渐失去真义。等到先生出现，然后合并濂溪的正统，继承鲁、邹的断绝之绪。前圣后贤之道，全面完备，也可以说是盛大了。大概从前，《易》经历三个古代，混同于八索；《诗》《书》烦乱，礼乐散亡，而不能匡正。孔子于是赞之，定之，删之，正之，又写作《春秋》，六经才开始完备，作为万世道德的宗主。秦火之后，六经已经残破，诸儒各自凭己见，妄加穿凿为说，未曾有知道的人。周、程、张载的道明确了，但对于经书言论来不及厘正，一时跟随学习的士人，有的不明白其界限，遁入异端的也有。先生于是考订讹误，探索深意，总裁大典，编成一家之言。上包粹古的载籍，下采近世的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此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见。孔子的经，得到先生而匡正；孔子的道，得到先生而阐明。使将坠的斯文兴起，使无穷的后代觉醒，即使与天地一同毁灭，也可以了【并李方子撰行实】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二

<史部,传记类,总录之属,《宋名臣言行录》>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三

宋 李幼武 纂集

吕祖谦 东莱先生成公

字伯恭，祖籍河东，后迁居寿春。六世祖申国文靖公，从寿春迁居开封，现在是开封人。凭借祖父致仕的恩荫补授将仕郎，考中隆兴元年进士，又考中宏词科，担任南外睦宗院宗教。遭母丧，服丧期满，授太学博士。召试馆职，授秘书正字。遭父丧，服丧期满，主管台州崇道观。召为秘书郎，兼任国史编修，升任著作佐郎，再升任大著作，兼任礼部郎官。冬天，因病离职。先前奉诏编类《皇朝文鉴》，至此书成，授直阁，主管武夷冲佑观。病愈后授著作郎，不就任。添差浙东帅议，也不就任。主管明道宫。淳熙八年七月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嘉泰八年赐谥号。

先生的文章学术，学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考证于中原文献所传承的，广博于四方师友所讲解的，融会贯通无所偏滞。晚年虽然卧病，其任重道

译（她）深远的意旨，通晓于家庭事务，细微曲折之处，都可以作为后世的准则。

译史氏说：“史书有两种体例，编年体始于左丘明，纪传体始于司马迁。此后如班固、范晔、陈寿等人，纪传体一直未曾断绝；至于编年体，却没有能继承它的人。”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正是想要继承左丘明的事业。《左传》最后说：“智伯贪婪而刚愎，所以韩、魏两家奋起而灭亡了他。”《左传》到此结束，所以《资治通鉴》从这里开始。然而编年体与纪传体各有得失：论述一时之事，纪传体不如编年体；论述一人之始末，编年体不如纪传体。总之，这两种体例都不可废弃。韩、魏之事，司马光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应当论述阅读《资治通鉴》的方法。从前陈莹中曾说：“《资治通鉴》如同药山，随手取用，随手可得。然而虽然有这座药山，又必须懂得采集；如果不能采集，那么不过是博闻强记罢了。”壶丘子问列子说：“你喜欢游历吗？”列子说：“别人游历，观察他们所见到的；我游历，观察事物的变化。”这可以取来作为读史的方法。大致读史，见到治世就认为是治，见到乱世就认为是乱，见到一事就只知道一事，哪里能取得如同身在其中观察史事的效果，洞察事端的利害，时代的祸患，一定要掩卷自思：“假如我遇到这样的事，应当如何处理？”这样读史，学问也可以增进，见识也可以提高，才算是有益。

读史先看总体格局，综合一代的纲纪风俗、兴衰治乱来观察，如秦朝的暴虐，汉朝的宽大，都是其总体格局【其中的偏胜及流弊之处都应当考察】。又必须认识一位君主的总体格局，如文帝的宽大，宣帝的严厉之类。总体格局大概是大纲，如一代的总体格局在宽大，虽然有一两位君主稍显严厉，不妨碍其宽大的本质；一位君主的总体格局在严厉，虽然有一两件事稍显宽大，不妨碍其严厉的本质。读史自己用心体会就可以了。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的总体格局，又有一国的总体格局，观察起来也如前例。大要先认识一代的总体格局，然后从中看一国的总体格局，二者常常相关联。既认识了总体格局，必须看关键枢纽，国家之所以盛衰，事情之所以成败，人之所以邪正，在细微萌芽之处，察知其所以然，这就是关键枢纽。

读史既不能随着成败来判断是非，又不可轻易树立意见，轻率发表议论，必须用道理来衡量，用自身来体察，平心静气地仔细观看，小心谨慎地积累，经历磨练，然后时势事情逐渐可以识别。

给张敬夫的信略说：以前的毛病，确实是因为嗜欲粗浅淡薄，所以欠缺克制治理；经历之功，思虑稍少，所以欠缺操持存养、澄定心性的力量；积蓄未厚而发挥运用太急，涵泳不足而谈论有余。

给晦翁的信说：“学者必须专心致志，断绝杂念，专一源头，凝聚停驻，方才收拾得上。”

晦翁致信说：“承蒙告知整顿收敛，则落入着力；从容游泳，又堕入悠悠荡荡。这正是学者的通病。然而程子曾说：‘也必须暂且从此处入手，等到德性盛大后，自然左右逢源。’现在也应当暂且在整顿收敛处着力，只是不可用意安排等，否则即成毛病。”

又说：“承蒙告知所疑，另纸求教。然而其毛病在于略知道体浑然无所不具，而不知道在浑然无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宾主内外，大概有不可以毫发差错的，所以其言论常喜欢合而厌恶离，却不知道虽然文理密察，缕析毫分，也不妨害本体的浑然。”先生回答说：“所告知的确实是最正确的言论。”

晦翁再信说：“所告知的讲学克己之功，裒多益寡，论得恰好。然而这两个字各是一件工夫，学者在此必须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心目俱到，没有偏倚的祸患。如果如来信所说，便有好仁不好学的弊病了。况且《中庸》说学问思辨，然后继之以笃行。程子于涵养进学，也两言并举，都没有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废。”先生回答说：“所告知的致知克己不可偏，很好。以前多见友朋，每较量义理，而在践履处多不检点，所以发出裒多益寡的言论。然而要如来信所说，才完粹。”

再信说：“杜门进学，所造想日益加深，所谓凝聚收敛，是大题目。这是不易之论，乃工夫根本。”

又说：“伯恭曾说，道理无穷，学者先要不得有自足之心。”这是至论。

赞其画像说：“以一身而具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容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崇君主而庇护百姓，出其余足以规范风俗而垂范后世。然而状貌不超过中等之人，衣冠不诡于流俗。迎接他而不见其来，跟随他而莫睹其足迹。何况是丹青画像，谁能描绘心曲？只有曾经见过他的人，在这里普遍复见之，那么不但遗编可以续而已。”

哭之曰：“上天降下割裂于斯文，何其残酷啊！往年已夺去我的敬夫、伯恭，为何又至于不淑啊？道学将谁使之振兴？君德将谁使之恢复？后生将谁使之教诲？斯民将谁使之福泽？经说将谁使之继承？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蠢，则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孰为之督导耶？然而伯恭之亡

译为什么不让我不由自主地失声惊呼，仰天号哭呢？唉！伯恭拥有蓍龟般的智慧，却表现得如同愚钝；拥有如银河般浩瀚的辩才，却坚守得如同木讷。胸中蕴藏着云梦泽般的丰富学识，却不以此自满；辞藻拥有锦绣般的华美，却不轻易显露。这固然是当今世所难能，还不足以用来比拟兄长的高风亮节。至于他孝悌友爱超出常人，却勉励自己仿佛还赶不上；恬淡寡欲，却持守节操毫不松懈；竭尽直言以进献忠言，却以揭人短处为羞耻；秉持道义以端正自身，却以自命清高为耻。这样的品德，即使是古代的君子，尚且难以做到，而我们的伯恭却谦逊低调，不肯以此自高自大。大概是因为他德行宽厚洪大，见识度量宽广开阔，既能像大海一样包容万物，又能像河流一样平静深邃，岂会去澄清浊世而自显清白？何况他浸润在先辈的教诲中，继承故家的文献传统，又尊崇师长、亲近朋友，极尽对幽深遥远道理的探讨。因此他禀赋深厚，修养精深；汲取广博，成就纯粹。所以他立身极高，也没有哪方面不完备。因此他在家中讲论道义，就像及时雨般教化；在朝廷中晋升任职，就像鸿雁般合乎礼仪。向君主陈述谋略，就像宣公独自应对那样得体；接受诏令撰写篇章，就像右尹祈招那样的诗篇。皇上正虚心听取采纳，众人也注视着他的施政。为什么遭遇时运不顺，突然生病而请求归乡？感慨他卧床三年，身边依然左图右书，偶尔逍遥拄杖。恍惚间如同沂水之上沐浴春风，众人都高兴他病情好转，希望最终能施展他的抱负。如果不这样，传道著书，也足以成为后人的准则？为什么这样的期望难以实现？忽然在一夜之间长辞人世，增加了国家的损失，极尽我们同道的哀痛。唉，真是悲哀啊！我实在不才，兄长屈尊与我交往，切磋深入，情谊深厚。前几天他写信给我，字迹依然清晰。起初说沉疴难愈，还庆幸死期未到。中间谈到书籍整理的次序，最后夸赞草木的深幽。说昔日写信有约，何不如今驾车前来游玩？欣喜这约会可怀念，却惊恐讣告的车马一同到来。考察日月的间隔，不过三四天而已。唉！伯恭竟然就这样死去了吗？我们道的衰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译《文鉴》编得过于泛泛，也能看出近代的文章，如沈存中的《律历》一篇，论述浑天说也很好。

《文鉴》收录了《康节诗》，不知怎么搞的，像“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这样的诗句却没有编入。

读《文鉴》说：“好的诗都不在上面。把它当作好句法，又没有好句法；把它当作好意思，又没有好意思；把它当作劝诫，又没有劝诫。”

看先生病中的日记，他翻阅论著，固然没有一天懈怠；至于气候的冷暖，草木的荣枯，也必定谨慎对待。那么他观察事物、内省自身，大概有不是血气所能动摇的了。近来不再见到伯恭，固然深感遗憾；然而借此得以窥见他的学问造诣，用来自我警戒反省，那么我的伯恭虽已去世，但他对我的教诲依然恳切啊【日记跋】

以前听说左氏之书极为详博，然而遣词造句也颇伤于巧饰。博杂极有害事，伯恭日前只在杂博处用功，却在精要处不曾仔细研究，像阃范之作，用意极佳。

伯恭天资温厚，所以他的论述多平和委婉之意。

伯恭义理太多，伤于巧饰，未免杜撰。

伯恭聪明，看义理不仔细。以前曾和他校勘《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处，一本作“和而且洽”。据“治”字在义理上是对的，他硬执意要作“洽”字。“和”已有“洽”的意思，再下“洽”字就不对了。因为他先读史书多，所以看粗了眼。读书必须先以经书为本，然后读史。

问东莱的学问说：“伯恭对于史书分外仔细，对于经书却不甚理会。曾有人问他‘忠恕’、杨氏、侯氏的说法哪个是对的，他却说‘公怎么这样不仔细看文字’，这个都好看。后来他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这样说才不对。门人说：‘他是开玩笑，浙间有一种史学，所以这样。’说：‘史学很容易，只是见识浅。’”

伯恭的学问，大概尊崇《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父的说法不合。同父的学问，正是如此。

他的学问将陈君举、陈同父二人的学问合而为一。

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究其细小者，只有君举有所长。如果正则，则涣然统纪；同父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则兼有君举、同父的长处。

伯恭讲论很好，但每件事都要含糊地说，作一团，又生怕人说异端俗学的非议，防范苏氏尤其用力，认为争辩是非，不如收敛持养。

伯恭健康时，爱说史学，身后被后生辈糊涂地说出，一般恶口小家的议论，贱王尊伯，谋利计功，更加不可听。

以前见伯恭说：年轻时性情粗暴，嫌饮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后来因久病，只拿一册《论语》，早晚闲看，忽然觉得心意一时平和了，于是终身没有暴怒。这可以作为变化气质的方法。

伯恭旧时性情极坏，后来因病中读《论语》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所省悟，于是变得这么好【并晦翁语】

张栻 南轩先生宣公

字敬夫，是魏国忠献公的嗣子，荫补承务郎。绍兴年间，忠献公出外督师，奏请公充任机宜，以军事入见，皇上觉得他与众不同，任命为直秘阁。遭遇父亲丧事，在长沙服丧。恰逢盗贼兴起，郴桂帅守刘珙时常询问筹划。还朝后，极力称赞公的学问品行和志向事业，任命为抚州太守，尚未赴任，改任严州。召为吏部员外郎，不久兼任侍讲，随即任命为左司员外郎，守袁州。淳熙元年，公在家居住多年。皇上念及公，任命为禁职，守静江经略治，听到诏书特别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再任五年，任命为秘阁修撰，湖北运副，随即知江陵。帅本路请求闲职，未得，而病重，临死前还亲手起草遗表，写完才断气。等到诏书下达，任命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冲佑观时，已经来不及拜受了。这是淳熙七年二月的事，享年四十八岁。嘉泰八年，赐谥号。

公生来有异质，聪明早成。忠献公喜爱他，从他幼年学习开始，用来教育他的，无非是忠孝仁义的实质。长大后，命他前往胡仁仲门下，学习程氏之学。先生一见就知道他是大器，就把所听闻的孔门论仁的亲切旨意告诉他。公回去思考，好像有所得，写信去请教。先生回复说：“圣门有人，我们的道幸运啊。”公因此更加自我奋励，直接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早晚观省以自我警戒。所达到的境界既深远了，还不敢自认为满足，于是又结交四方朋友，更加致力于追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大概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复不停有十多年，然后以前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远，反而得以达到简易平实的地步。他对于天下的道理，大概都在心目之间了然，而且确实有见到其不能停止的地方，所以决断勇敢，行之有力，而坚守牢固。他之所以笃于君亲，专一于道义，而终身不忘的，起初并不是有所勉强羡慕而强行做的。

孝宗即位，慨然以奋伐仇敌，收复神州

译作为自己的责任。自从忠献公担任都督统领诸路军事，忠献公上奏推荐公负责书写机密机要文书。公当时年纪刚满三十岁，在内辅佐谋划机密事务，在外参与处理军政要务，早晚谨慎戒惧，简直把君主和父亲的责任当作自己的忧虑。这是别人所无法听闻的。公偶尔因军事事务入宫觐见，皇上随即进言说：“陛下上念宗庙社稷的仇耻，下怜悯中原百姓遭受的苦难，内心警惕不安而想着有所振作。这种心念的萌发，就是天理所在的地方。希望陛下不要懈怠这种心念，而是亲近贤人、考察古制，来扩充它，那么不仅今天的功业可以必定成功，而且千古以来因循守旧的弊端，也差不多可以革除了。”皇上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异。

译忠献公入朝担任宰相，皇上时常单独召见公，询问治国方略，太上皇也召见公并慰劳问候，赐给金带以示宠信。忠献公辞官离去，公也随之罢官回家。当权者于是停止用兵，与金国议和，金国反而趁机纵兵侵入淮甸地区，朝廷内外大为震惊。然而朝廷的战略决策仍未确定，甚至下令各位将领不得率兵对抗敌人。当时忠献公已去世，公在守丧期间上疏说：“我们与金人势不两立，虽然曾下诏以丧服出兵，但携带玉帛的使者未曾不紧随其后，因此和战的想法混杂在胸中，至诚恻隐之心无法感动天人，这就是事情屡次失败而功业不能成就的原因。现在虽然完全被群小所误害而到了这种地步，但若能以此为鉴而深入考察，使我胸中明白无误，没有细微的疑惑，然后明诏朝廷内外，公正地施行赏罚，以宣泄军民的愤慨，这就是破敌的一个奇策。然而破敌之后，更要坚定此心，誓不议和，专门致力于自强，即使受挫也不屈服，使此心纯粹一致地贯彻于上下，那么即使经过岁月，又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

公在严州任职期满，向皇帝辞行时，宰相正利用恢复中原的说法来谋取私利，而他所用的手段，都不出于正道。他妄意推测公平素的言论，应当与自己相合，多次派人表示殷勤，公不予答复。公见到皇上就说：“先王治理天下，之所以建功立业，无不如愿，是因为胸中的诚意，能够感动天人的心，从而与之没有隔阂。现在规划虽然辛劳，但事功不能建立，难道是我们日常之间，念虑行为之际，也有私意的发动，损害了我的诚意吗？如果能克制并去除它，使我内心豁然开朗，没有夹杂，那么见到义理必定精纯，坚守义理必定牢固，天人的感应，将很快到来。然而想要恢复中原的土地，应当先有办法赢得民心，而赢得民心的方法，难道有别的路吗？不过是尽量不耗尽民力，不损害民财罢了。”

宰相正夸口说敌势衰弱可以图谋，前往追究陵寝被毁的缘故，以此作为战争的借口。士大夫中有担忧没有防备而招致兵祸的，都被排斥疏远。于是公见到皇上，皇上说：“你知道金人的情况吗？”公回答说：“不知道。”皇上说：“金人连年饥荒，盗贼四起。”公说：“金人的情况，臣虽然不知道，但境内的情况则了解得很详细。”皇上说：“什么情况？”公说：“近年各道年成饥荒，百姓贫困而国家兵力虚弱，财力匮乏，大小臣子又都虚妄欺瞒，不足以倚仗。即使他们确实可以图谋，臣担心我们不足以图谋他们。”皇上因此沉默了很久。

公于是进言说：“陵寝隔绝，确实是臣子不忍心说的至痛。现在不能正名仗义以执行天讨，却想用卑辞厚礼去求取，这屈辱太大了。而持不同意见的人还以为这是忧虑，虽然他们不知道大义所在，不值得深责，但我想他们也是因为我还没有必胜的形势，而不能不忧虑。必胜的形势，常常在于早先就确定好的时候，而不在于两军对阵决断胜负的日子。如今的计策，只应当下达哀痛的诏书，申明复仇的大义，明显断绝与金人的往来，不通使节，然后修养德行，建立政事，任用贤才，养育百姓，选拔将帅，训练甲兵，将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作为一件事，并且一定要治理实质而不搞虚文，使必胜的形势隐约可见，那么即使是三尺孩童也会奋跃争先，还担心什么不同意见是过虑呢！”皇上为此叹息褒奖，认为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言论。

一天上奏事务，皇上问天，公进对说：“不能把苍茫的天空就当作天，应当在视听言动之间去寻求。一念若是正确的，便是上帝在鉴察；上帝降临在你身边，简记在帝心之中。一念若是不正确的，便是上帝震怒。”

公病重卧床，吟诗道：“舍瑟而作，敢忘事奉君上的忠诚？鼓缶而歌，应当尽顺从终了的道理。”病情危急，定叟请求教诲。公说：“朝廷的官爵，不要喜爱那些东西。”一位朋友请求教诲，公强撑病体对他说：“摆脱人欲的私念，体会天理的妙处。”

将要去世时，公自己写了遗表说：“两世蒙受恩泽，一心报国。大限至此，无路可走。仍有微诚，不能自已。伏望陛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信任专一，没有个人的偏好，厌恶公天下之见，永远澄清四海，巩固大业。臣死之日，如同生之年。”遗表送到皇宫，官吏以庶僚不得上遗表为由，退回了它。公去世四天后，皇上才听说此事。

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如一。探究事理既精微，信道又笃定。他乐于听取过错，勇于改过迁善，更是奋厉明决，没有丝毫滞涩吝惜之意。以至于疾病垂死，口中仍不断吟咏天理人欲之间的道理，那么平日的修养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他的德行日益更新，事业日益广大，而表现在言论行事之间的，上下都信任他到了这种程度。虽然小人因为好恶的私心，有时能在一时之间蒙蔽，但至于公论的长久，大概也无法掩盖他。

公教导人，一定让他先有办法察辨义利之间，然后明理居敬，以达到极致。他剖析精明，倾吐恳切，一定要穷尽两端才停止。他所治理的郡县，一定修缮学校，在静江时，又特意利用闲暇日子召见诸生，告诫教诲不倦。百姓有事来到庭中，他也一定随事教导告诫，而对于孝悌忠信、和睦亲族、任恤互助的意思，尤为孜孜不倦。世俗的鬼神佛老之说，一定屏除断绝。

译唯独对于社稷、山川以及古代先贤圣哲的祭祀供奉，他始终小心谨慎。即使法令中没有规定，他也依据道义来行事。他每逢水旱灾害进行祈祷祭祀，没有不灵验的。

译平生所著的书，只有《论语说》最后问世，而《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传》是已经定稿的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谱》之类，则还想要稍作修改审定，却来不及了。然而他提纲挈领，用以开导启发后学，使人们不致在方向上迷失，他的功劳已经很多了。大概他常说：“求学没有比辨别义利更优先的了。所谓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而不能自己停止，不是有所图谋才去做的。一旦有所图谋才去做，那就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天理所在了。”多么精当啊！这些话。这也可以说是阐发了前代圣人所未曾阐明的道理，而与性善、养气的功效相同吧？

靖康之变，国家的祸患到了极点。大小官员中，奋不顾身以承担责任的，大概没有几个人。而他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判断案件的明察，计谋思虑的审慎，又没有谁比得上他。虽然降旨的时间不长，没能最终完成他的事业，然而他的志向气节伟大，死而后已，即使对质于鬼神也是不可诬蔑的【朱子述行状后】

曾经说：廷对必须直言。大概士人初次面见君主，这又是第一步。此时可以欺骗，那就是无处不在欺骗。必须站稳脚步，这才恰当。

说：天下的事，没有比贤者不肯做，就一定会有小人趁机插手而做的更大的了，这是天下祸患的根源。比如本朝熙宁、丰年间，役法应当改革，科举应当变革，冗官应当裁减。神宗皇帝感慨地想要变革，而当时那些老臣都认为不可。神宗心中不快，一旦王安石认为可以必定变革，于是小人趁机掌权，而天下的祸患从此开始了。

人们说东汉的灭亡，是党锢之祸促成的。却不知道东汉如果没有这些君子，它的灭亡会更加迅速。譬如体弱多病的人服用丹药，一旦死去，就归罪于丹药，不知道能够延长几天寿命的，正是丹药的力量。假如不服用丹药，那么他的死必定更快。

回复郑自明的信中说：说天理难以穷尽，资质难以依赖，擅长议论别人的人，观察自己常常疏漏；习惯于揭发直率的人，所发出的言论多有问题。

读经书，必须心平气和，沉浸其中。如果意思稍有过分，也会阻碍正理。关键之处，在于持守恭敬。如果专一的工夫积累得多，自然体察有力。只依靠言语上苦思，是不对的。

晦翁来信大致说：“我深切观察你的存养，大体庄重沉密，气象有所不足，因此所发出的言论多暴露而少含蓄。这大概是涵养本原的工夫未到而这样，以此考虑事情，我恐怕视听不能审慎，而思虑不能详备。近年见你所写的文章，多没有节奏条理，又多向学者讲述那些尚未达到的道理，这些都是弊病。无分大小，小的如此，那么大的就可以知道了。希望你深切体察这些话，朝夕防范检点，断绝其萌芽，不要让它树立起来，那么志向坚定思虑精微，上下信服，对于有所作为，事半功倍。事情有了过失，人们议论，固然应当立即改正，但也更需要仔细审察其本末，然后听从才是善的。以前见你在举措之间，多有因为一个人的话而去做，又因为另一个人的话而停止的，也太轻率了。听从轻率那么坚守不牢固，是必然的。”

赞颂他的画像说：“扩充仁义的端绪，以至于可以弥合六合；谨慎善利的判别，以至于可以剖析秋毫。恳切地致力于辅佐君主的功业，急切地承担侍奉父亲的辛劳，勇猛地承担道义的责任，高超地确立内心的志向。了解他的人识得春风沂水的乐趣，不了解的人以为他是湖海一世的豪杰。他那如山般耸立的英姿，已经和他那不可言传的精神一同死去了。观看这个画像的人，还能据此推测他见到伊尹、吕尚而失去萧何、曹参吗？”

哭他说：只有您家传忠孝，学问造詣精深。对外为军民所倚望，对内为学者所依归。治理百姓以宽厚，侍奉君主以恭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从我看来，不仅十倍的努力也赶不上，大概未必整天说话就能说尽。只是听说您临终时，首先以进献忠心，召集宾客佐吏与之诀别，交出符节而宣告去世。大概所谓得正而死的人，又有凛然史鱼的风范。这还足以让我们的道义增添气势，又可以在上启发天子的聪明。

又说：“唉！只有我和兄长，意气相投而心意契合，有时当面讲论而未穷尽，又通过书信传递而不间断。大概有我认为是对的，而兄长认为不对的；也有兄长认为是正确的，而我加以议论的。又有起初共同向往，而最终觉悟其偏颇的；也有早年共同排斥，而晚年得其味道的。大概纷纷往返辩论的，几十年后，才同归而一致。”等等。兄长，是乔木般的世家；我，是衡茅般的贱士。兄长高明而宏博，我狷狭而迂滞。所以我常对兄长说应当以此施行；当时兄长也说我不如以此传给后代。大概虽然隐显或许不同，实际上互相需要而共同济助；不仅相知非常深切，而且自我安顿而无愧。

吕东莱哭他说：“我过去以郡文学的身份在严陵侍奉您，声气相同，莫逆无间。从此以来，一纪之间，当面讲论书信请教，区区一得之虑，有时自以为超过您了。等到听到您的论断，提纲挈领，明白严正，没有曲折回互、激发偏倚之

译我生病之后，才感到释然心喜，恍然自失，深远地开始知道他的境界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我愿意终身侍奉先生而不离开的缘故。”他天生的资质迟钝不善言辞，在人际交往应酬中，心里想说的，口中有时却无法表达清楚。唯独在与先生同堂同席的时候，他倾吐肺腑，毫无保留。心中觉得不安的地方，言辞语气刚劲急切，反而像世间那些刚强正直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士人为知己者用命，都应当如此吗？我行走天下，喜爱他而忘记他的愚钝，这样的人也不少于先生。内心反省，哪里敢辜负他？却唯独对此勇敢而对彼怯懦，大概是有原因的。因为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敦厚诚挚恳切，有启发他愚钝的作用；勇于改正过错，奋发严厉果断，有激励他懈怠放纵而不坚定的作用。先生不结党营私，胸怀坦荡，没有隔阂。即使是我平生退缩固执的状态，也不扫除而自然消除。让我常常能跟随先生，难道没有点滴的进步吗？如果先生将爱我的心意扩充推广，逐渐达到虚心接纳众人的境界。先生拥有天下人的身躯，接受天下人的善行，成为国家百姓的福泽，谁能估量其限度呢？唉！先生如今已经去世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再期望的了。虽然如此，有一点在这里，先生生前的大义，上达于天，培养他的志向，继承他的事业，小心翼翼，左右补救，不因生死而改变两样的，是先生侍奉双亲的态度。念及大恩无法报答，责怪诚意尚未感化，即使身在朝廷之外，心无不在王室，鞠躬尽瘁，只看力量如何，不因远近而有间隔的，是先生侍奉君主的态度。义理的重大，一旦认识就归顺，永远发誓不改变。至于广泛考察，先生更加博学，不曾像世俗的学士先生那样言行昏暗不明，不再广泛寻求进学的力量，不因在不在位而勤奋或懒惰的，是先生侍奉老师的态度。先生的这颗心，大概未曾死去。我虽然因病废黜，还有尊贵的双足存在，又怎么知道不能追随申徒嘉而感谢子产呢？

译晦庵先生为他的文章作序说：“先生从少年到壮年，没有离开过家庭，却已经牢固地继承了忠孝的道统。后来又在五峰门下讲学，以防范其归向，那么他内心默默契合的道理，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唯独体现在他的论说中，在义与利的界限上，毫厘之间的辨析，大概有前人想要表达却未能穷尽的地方。将其应用于事业，那么凡是宏大的纲领和重要的用途，无论巨细显隐，没有不在他胸中洞然明白的，而没有一丝一毫功利之心的混杂。因此他在家里谈论道义，四方学者都争相向往他。入宫侍奉经筵，出外镇守藩屏，连天子也品味他的话，嘉奖他的功绩，并且将要倚重他加以大用。而敬夫不幸去世了。”等等。敬夫天资很高，听闻大道很早，他的学问所达到的成就，已经足以名扬一世。然而考察他的内心，大概不曾有一天因此自满。近年来，他正在穷究经典、结交朋友，每天反省内心，并验证于实际行事，大概有不知年岁不足的意味，因此他的学问日新月异而无穷无尽。他体现在言语文字中的观点，起初都极尽高远，最终却回归到平实。这其中的深浅疏密之处，后来的君子一定会有恰当的处理方式。

敬夫的见解卓越，别人无法企及，跟随他学习的人，反复开导受益很多。但他天资明敏，从一开始就不经历阶梯而直接获得，所以今天对人说话也大多失之太高。

敬夫高明，他以为别人都像他一样，才一说时，便不再问别人是否明白，且要把自己的意思说尽。我则性钝，读书极辛苦，所以平常与人说话大多不敢过于高远。

敬夫大聪明，看道理不仔细。

敬夫最难得的是，听人说话，便肯改正。

敬夫见识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毛病。

敬夫见识纯粹，践行纯实，使人望而生敬。

敬夫学问越高，所见越卓越，议论出人意表。近来读他的语录，不觉胸中洒然，实在可叹可服【以上均为晦庵语】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四

宋 李幼武 纂集

魏挺之 艮斋先生

字元履，后改掞之，字子实。然而以元履闻名，长久以来称呼的人不能改变。家在建州建阳县招贤里。两次通过乡试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福建帅汪应辰、建州知州陈正同向朝廷推荐他，当时宰相阻挠，没能被召见。乾道四年，下诏举荐遗逸人才，部刺史芮某陈述他的品行道义，特地下诏征召他，赐同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太学录。后来被罢免为台州教官，九年闰月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淳熙三年，追赠宣教郎，直秘阁

幼年就有大志，稍长后游历郡学，侍奉胡宪先生，胡宪认为他奇特。不久遍访乡里的儒学先贤长者，交往间又适逢四方，又尽交其先达名士，于是见闻日益广博，名声日益盛大。

曾客居衢州知州章杰家，恰逢故相赵忠简去世，海上归葬常山。章杰素来怨恨赵公，又迎合秦桧的意思，逮捕拘禁其家人，弹劾治罪很急迫。人们畏惧他的凶恶暴虐，没有敢议论的。元履独自慷慨地写信谴责章杰，长揖后径直回家。章杰也不能害他。

被召命，推辞谢绝不获准，就以布衣身份入见，极力陈述当世的政务。大要劝皇上修养德业，端正人心，培养士气，作为恢复的根本。皇上嘉奖感叹，开纳他的意见。

在释奠先圣时，职责应当分献先贤从祀者，便事先禀告宰相，说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扰乱天下，不应列入祀典，河南二程倡导阐明绝学以造福后来者，其功大，请求向皇上言明，废除安石父子的祭祀，而追封二程，使他们从食。

又言太学的教育，应当以德行业绩和经术为先，其次尤其应当让他们通习世务，以备官用。现在一概以空言浮说取人，不对，不听。

政事有关安危治乱的关键，而宰相不能纠正，台谏侍从不敢言的，也没有不抗章尽言以谏的。到了三四次上奏不被采纳，就称病闭门，写信质问责备宰相，言语尤其切直。宰相素知元履招徕人才至诚，这时开始不能平心。而元履前已多次请求离去，于是以侍奉双亲为由给予告假。

对于学问没有不讲的，而尤其擅长前代治乱废兴存亡的学说，以及本朝故事的实情，都能领略贯通，识其大体。平时论说，听者悚然。

与人交往，竭尽真情，但不苟且迎合；发扬善行，救助过失，惟恐不及。后进有一长处，必定极力称赞并大力推荐。位尊望重者，如果不合己意，也当面质问不回避。大抵为人，最崇尚义。

平日制定行为准则，以急病让夷为心，一旦从布衣起家，位列朝廷，就没有隐瞒君父之言，众人所不敢言的，他比那些只为自己谋划的人，相差岂止十倍百倍而已？

自少时已有志于当世，晚年遇到君主，认为可以实行他的学问，然而他做官不到半年就不合，于是回家。间或独自喟然叹息说：“皇上恩德深厚如此，而我的学问不到，无法感悟报答，我的罪过大了。”

告假回家，张南轩致信，略说：“兄长抗论切直，悚动一时，这封信也差不多不虚了。但不仅善言不被采用，而且使直士引去，使人重忧叹耳。听说太学多士有欲闭何

译外族人的心意，也可以看出人心是相通的。」

朱熹哭悼他的文章说：「啊，元履！才华英杰，气概豪迈，凌空飞跃，志向节操坚贞高洁。自从年少时，声名才华便出众显现，侍奉贤者，结交仁人，他的名声四处传播。等到中年，考察古代，验证当今，用经传来订正，学问更加宏大精深。听到别人的善行，就像自己获得了一样，推崇宣扬，情感怎能停止。看到别人的困厄，就像自己把他推入困境一样，拯救提拔，力量毫无保留。在乡野间徘徊，岁月渐渐老去。聘问的礼物纷纷到来，一句话便感悟了他，认为应当出仕，于是彻底施展抱负。谁说孤高不合群，竟然这么快就回归？归来隐居，在山涧在陆地，忠诚之心，永远发誓不改变。以为只是暂时休息，不久又下诏征召。谁说一次疾病，竟然就死在这里？回想过去的交情，像胶漆一样粘合，互相切磋，你像玉我像石。世路艰险，像孟门和太行山一样，你前行我担忧，你归来我藏匿。与你同心，谁又能像我？何必梁丘君认可，你也确实高明，最终监督这颗心，托付警戒勉励。声音朗朗，斥责佛教，诋毁巫术，考究礼仪，端正恭敬，奉行没有二心。〇又得以在长坂的山坡安葬，这是你喜欢游览的地方。谁说现在这里有你的坟墓？说我应该写铭文，也是你的寄托。德行高尚文章浅陋，只以此为累。日月有时，用绵絮包裹束草，在寝门长久痛哭，惭愧悔恨如何？恭敬地想着你的神灵，还记得过去，被这哀痛诚意感动，来饮来食。灵幡在门，去安宁你的宫室，死了而不朽，是君子的终结。」

译张南轩撰写了《君墓表》。朱晦庵说：“元履的墓志铭，确实是我写的。其中写道：‘事情有关乎国家安危治乱的关键，那就是曾觌被召回的任命。’当时曾觌权势正盛，我私下过于担忧会招致日后坟墓被毁的灾祸，所以不想明察秋毫地直言。而敬夫又为他的墓作表，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所以我常常私下想：假如我亡友能尽情直言，忠诚不能在后世彰显，这罪过却由我而起，每每私下感到惭愧。”后来孝宗因为采纳了郑鉴的建议，而想起元履先前所进献的言论，就对执政龚茂良等人说，感叹他的正直诚信，打算再次召见他并任用他，却听说他已经去世了。哀叹悼念了很久，随即下诏说：“朝廷不可以没有正直诚信的士人。元履虽然死了，让他以宣教郎直秘阁的身份告知他的家。”大概这时皇上虽然因为旧恩对曾觌待遇优厚，但实际上并不让他参与政事。元履自我辩白，都深深指责曾觑，皇上都不发怒，反而急切地宠信褒奖他，无论生死都没有隔阂。远近传闻，感叹兴起。我又再次记录赠官的事，以表明孝宗纳谏思贤、抑制亲近宠幸之人的深意，深深可以作为后世圣王的法则。也庆幸借此弥补墓志铭的缺漏，或许能安慰元履于地下，而自我赎清我瞻前顾后、隐晦不言的罪过。

元履本来以平民身份被召见，天子喜欢他，提拔他担任学官。在职不久，多次上书议论政事，以至于极力阻止不应晋升的近幸之人，于是自己感到不安而告老回家，最终去世。皇上起初并没有厌恶他的话，过了五年仍然眷念不忘，咨嗟哀悼，赐命追赠荣耀如此。唉！伟大啊！多么盛大的德行啊。用来感动人心而激励臣子的节操，是怎样的情形呢？因此记下所记述的，并刻在石头上，以宣扬先帝的光辉训示，使它在亿万年中不坠落于地。这不仅是圣明的子孙永远有可效法的榜样，而且任职的臣子、有志的士人，也可以称颂传述，互相勉励而更加崇尚忠诚正直。【晦翁记赠告后】

刘清之，号静春先生，字子澄，祖先世代是临江人，后来迁徙到吉州的庐陵，考中绍兴二十七年的进士，授予袁州宜春县簿，尚未上任，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改任严州建德县簿，转任瑞州高安县丞，改任抚州宜黄县令，龚茂良、周必大向孝宗推荐他，召见应对，授予太常寺簿，遭遇丧事，服丧期满，担任鄂州副职，任期届满，各官府推荐他担任常州知州，尚未上任，改任衡州，当权者厌恶他，暗示言官弹劾罢免他，差遣主管云台观，宁宗即位，过了一个月，起用他担任袁州知州，但他已经病了，淳熙十六年九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四五岁时读李瀚的蒙求，读到龚遂劝农、文翁兴学，诵读不止，父母因此对他说：“这两位君子教人读书耕田，人也不过是耕种和学习罢了。”他听了很高兴，从此读书非常勤奋。长大后，跟随兄长学习，早晚努力学习，立志修养自己，专门以效法祖先、仰慕前代贤哲为事，博览群书，而不专攻科举的习气。

孝宗召见应对，首先论述百姓困苦、军队骄横、大臣退缩推托、小臣苟且偷安等几件事。又说用人四件事：一是辨别贤与不贤，二是端正名与实，三是使用材能，四是听取换任授予的意见。授予太常寺簿，写启谢各位公卿。其中有说：“如果怀着禄位迎合世俗，恐怕初心就会丧失。如果献媚取容，何必等到已知的情分不深厚呢？”

得到常州知州的任命，拟奏事略说：今天的习俗，只知道得利而忘记道义。诏令一下，做官的说：“增加俸禄吗？”士人说：“免除举荐吗？”士兵说：“接受赏赐吗？”百姓说：“免除租税吗？”有这些就欣然奉承，否则即使有好的法令美好的心意，利于国家而便利百姓，也叫做空文，视之如无。大概治理之道，有政有教，是理，是义，是人心所同。说当今世上明白理义的人难得，不也是诬蔑吗？今天应当精心选择百官，寻求明白义理的人，让他们担任监司、学官、守令、将帅，那么风俗知道道义，上下一心。陛下又与大臣端正根本清理源头，用来效法万邦的，不出于其他，而全部出于理义，将要继承恢复大业，这就没有困难了。

他孝顺友爱真诚笃实，质朴正直喜好道义，志向远大而心和气顺，刚强敏捷而有建树。起初以进士得官，也想应博学宏词科。等到见到朱晦庵，就全部把所习的词章焚毁，慨然立志于义理之学。罢官严陵后，急忙到东莱吕公书院讲论经义，停留数月才离开。广汉张公守严陵时，还未认识他，已经深知他的为人。后来书信往来，神交心契。他天资本来就高，又跟随两三位君子讲学，所以造诣日益高超。而当世的大儒如玉山汪公、巽岩李公，都敬慕他。

他的学问，以努力践行切己为务，不从事空谈。闲居端坐，终日恭敬谨慎，不是翻阅经史，就是省察性情。见到义必做，无所顾虑。训导诱导后辈，唯恐失去一个人才。有一个善行，就急切称赞并成就他。

常说：“如果立志于学，却只传诵性理文书，玩味向善士大夫，与向来沉溺于文章，溺于训诂，流于异教的，同一辙也。而且如一句话的差错，在于常情，为未害，试思是时此心存乎不存？一步的违背，在于常情，为未伤，试思是此时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颜色词气，”

译如果像曾子那样在视听言动上用功，或者像颜回那样在视听言动上用功，那么先儒的教诲既简易又明白，都可以照着去做，谁能阻挡呢？

译与人交往，推诚相待，恳切恻隐，言语简约而道理详尽；见到有父母的人，一定劝勉他们以孝敬为要；见到有子女的人，一定劝勉他们以教育子女为急务；见到刚做官的人，一定劝勉他们以侍奉君主、恩泽百姓为志向。听到别人的善行，乐于称道不止；听到别人的过错，惨然痛心，如同痛苦在自己身上。尤其爱惜士人。

常感叹说：“王安石不依赖注疏，想要修定圣人的经典；不依赖当今的法令，想要革新天下的法律。可以说懂得事务。只是出于他自己的，反而不如旧的，所以向上误导了裕陵，以至于后来的君子，一定不安于注疏之学，一定不拘泥于法令之文。这两者既然端正，那么人才自然出现，治国之道自然兴起。”

书信中致晦翁的大意说：王承告诉他的儿子毗，学问的入门浅，体认的安定深。闲习礼学，不如效法瞻仰仪范；讽诵文辞，不如亲承音容教诲。”我读到这里，没有不感慨叹息的。学问对于人，切近啊！适宜在父子之间，见到他们至情叮咛，而不敢忽视。起初我读《论语》，得到元祐以来各位老先生的解说，以为世间只有这本书罢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当今两三位君子所在的地方，当时坐不安席，就想起身跟随他们。已经不能，有三种原因：身体虚弱不能徒步行走，贫穷没有仆从马匹，不可以远行，这是第一；地位卑微身份低贱，有在上位的人就不能攀附求见，这是第二；世道衰微，屈身于势利的人不奇怪，一旦跟随学士真儒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就说“这是好名的人”，这是第三。等等。两三位君子不幸已经去世，就没有可说的了；幸好执事者在这里，有可见的便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希望见面已经十五六年了。俗话说：“经师容易遇到，人师难以遭遇。”希望以素丝的质地，接近朱蓝，恳请教诲。

我少壮时不致力于学问，长大后懒惰拙于义理，很少开明，又独立没有朋友，日夜兢兢业业而学问没有进步，临事接物也多有龃龉，不是时异事殊，是我没有学习罢了。

这“学”字，向来我的愚见，只说学之为学，没有与之对应的，说这学，那么我也是自招彼学，而与之对抗罢了，所以不必说这学。如果世人不肯明言这学，是要与外面混淆，临时向背罢了，还说什么学呢？

晦翁回信说：“执事以盛年壮气、清节直道起步雅途，已经在当世闻名了；而悦学好问的意思勤勉有加，又将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者’而这样吗？”

来信深深以异学侵扰为忧，从此而忧，就有不胜其忧的。只有能在讲学体验处加功，使我胸中洞然无疑，那么他们自然不能成为我的疾病了。希望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必须使一一晓然无疑。积日既久，自然会有所见。只是恐怕用意不精，或者贪多务广，或者得少为足，就没有办法明白了。至于涵养之功，就不是他人所能参与的，在贤者加之意罢了。至于致知之事，就正须朋友讲学之助，或许有所发明。不知道现在见读何书，作如何玩索，与何人辩论？只要不要欲速，不要蓄疑，先后疾徐，适当其可，那么功日进而不穷了。

公去世，晦翁祭他的文章说：“子澄以乐易之姿，躬笃淳之行，立志愿高雅，信道深坚。处在家庭则孝悌，通达闻交朋友则信义昭著。居间则他讲道著书，有以乐众人之所不乐；做官则他养民善俗，独能忧众人之所不忧。以至于收恤宗党，而接引后来，大概孜孜焉，无所不用其至。如果他乐人之善，而矜人之恶，又汲汲焉唯恐不尽其诚。所以贤者与他交往，则常幸其有思齐闻过之益；不善者与他相处，则常病其有明污招过之羞。然而世之贤者少，而不善者多，所以子澄之得誉寡，而蒙毁众。道理不得行于一州，而遂赍志以没也。这难道不可以为之深悲而痛恨吗？我以无能，早结交好，切磋之益，岁晚益亲。然而病不得伸执手之悲，死不得展抚棺之恸。闻讣累月乃能使人病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尽其区区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唉！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吗？”

有人说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坛，晦翁说：“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己创立，也不便。”张敬夫也喜欢这样，恐怕不是中庸，不敢作礼乐的意思。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五

宋 李幼武 纂集

陆九龄 复斋先生

字子寿，抚州金谿人。入太学，为学录。干道四年，登进士第。授桂阳军教授，因父母年老道路遥远。淳熙甲午，改兴国军教授。丙申，到任。丁忧，服阙。庚子春，调全州教授。九月去世，享年四十九。

年幼明悟端重，少长补郡博士弟子员。当时秦桧当国，考场无道，程氏学者，先生从故编得到其

译对于这种学说，我独自倾心信服。过了很久，新任博士将要到任，听说他向来以放达不羁自居，我感慨地叹息道：“这不是我所愿意学习的。”于是写了一首诗，便直接回家了。

译读书没有滞碍，翻阅百家著作，昼夜不知疲倦。对于阴阳、星历、五行、卜筮等学问，没有不精通晓得的。他性情周密谨慎，不肯苟且简略。凡是涉猎学习的，必定追求极其精详。

兄弟都志趣高远、嗜爱学习，闲居时从容讲论道义，言辞恳切正直，和谐而见解不同，长幼之间互为师友。虽然先生成就德行，其凭借的因素不止一端，然而家庭熏陶栽培的功劳占大多数。休假时，他与弟子到园圃练习射箭，说：“这本来就是男子的事。”从此，乡里的读书人开始不敢轻视弓箭为武夫的低级技艺。

乙未年，湖南曾经有茶寇作乱，声势波及邻近郡县，村落都进入堡垒防守，并舍的百姓逃到郡城，请求先生主持防御。郡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门人多有不悦。先生说：“古代管理比闾的士人，就是伍两的统领。士人如果以此为耻，那么豪侠武断的人就会专擅了。如今因军务兴起而从事此事，郡县想要事情办成，势必假借主持者的权力。他们借此向乡里强行索取，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寇贼虽然不入境，但检阅训练屯兵防御，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先生温和顺从不违背事物，但非分之意不能干扰他；正直坦率不迎合他人，但与人相处，越久越有意味。四方学者登门请教，满胸疑惑，纠结缠绕，即使善于辩论的人也不能解开。先生从容开导告知，没有不豁然开朗、消除疑惑而退去的。这不仅是行动感悟、诚信感化，固然有其根本，也是因为他致力于自我修养既专一又长久。人的疾病，他都曾亲身经历过沉沦浮起，滑涩适中其病症，听他说话的人心中有所触动。至于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必定宽厚涵养以等待其可教之时，未曾无益地杂乱施教。天下研究方术的人很多，局限于异端小道的，已经不值得与他们议论；后进的新学，偶尔听到君子余论的，又多只知其文而不知其实，摹仿规矩画圆，比照矩尺作方，虽然有时相似但最终并非正道。

正当他勇于求道的时候，愤激直前，大概有不按阶梯次序的情况。然而他所志向的大，所依据的实，有关键的阻碍，即使积累九仞的功夫，不敢有毫厘的偏差；即使树立万人的表率，不敢安于公听并观。退立四顾，不达到至平至粹的境界，不停止。

晦庵送别东莱到鹅湖，先生兄弟来会合讲论。先生作诗说：“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止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有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道乐在如今。”象山和诗说：“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最灵心；涓流积至沧浪水，拳石崇为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须先辨只今。”晦庵和诗说：“德业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輿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东莱写信给晦庵说：“子寿前日经过，留在这里二十多天，幡然以鹅湖前的见解为非，非常想要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和，相识中很难得。”

晦庵回答说：“子静似乎还有旧时的意思。子寿说他虽然已经转步，但未曾移身。回想鹅湖讲论时的气势，现在何止十去七八呢？”

先生临终前夜，与兄弟谈话，只以天下学术人才为念。不久，端正卧姿，整理衣被，梳理胡须，怡然而终。所谓“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大概在这里体现。

张南轩与先生不相识，晚年还书，相互讲论学问大端，期望以世道为重。没过多久张公去世，又过了半年先生去世。难道道的显晦，果然有定数存在其间吗？

先生去世后，东莱又写信给晦翁说：“陆子寿不起，可痛！笃学力行，深知旧学的偏颇，求益不已，却止步于此，对后学极有关系。”

晦庵祭文说：“学习不是私说，只求道。如果诚心择善，即使次序不同也同流。如我与兄，年少不一起游学，大概一生再见，于是倾倒情谊。念昔鹅湖之下，实是识面之初。兄命驾而来，带着季氏一起。出新篇以示我，意恳恳而无余。厌恶世学的支离，新易简的规模。顾我闻之，浅陋中独疑而未安。开始听莹于胸次，最终纷缴于谈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辩屈，又道兄必将反而深观。遂逡巡而旋反，怅犹豫而盘旋。别来几时，兄以书信来，审前说之未定。说：‘予言之可怀。’等到我辞官而未获停骖，道左的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互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何风流而云散？乃一西而一东。呜呼！今兹之年，非龙非蛇，何独贤人不淑？屡兴吾党之深嗟。唯兄德之尤粹，俨中正而无邪。至于降心以从善，又岂有一毫骄吝之私耶？”

陆九渊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静，复斋之弟。登乾道八年的进士第。淳

译宋孝宗淳熙元年，授予洪州靖安县主簿，尚未赴任，遭遇继母丧事。守丧期满，调任建州崇安县主簿。淳熙八年，因史浩推荐，被任命为都堂审察，没有赴任。淳熙九年，因侍从官员推荐，被任命为国子正。淳熙十年，升任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编修宽恤诏令，书稿完成，改任承奉郎。淳熙十三年，转任宣义郎，被任命为将作监丞。后省驳议，得以保全，主管台州崇道观。淳熙十六年，祠禄期满。光宗即位，被任命为荆门知府。绍熙三年冬天，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嘉定三年，赐予谥号。

译他生来就有非凡的禀赋，端庄稳重而不自我夸耀，专心研究典籍，并能在自身行为上体现出来。幼年时不嬉戏玩耍，沉静稳重如同成年人。三四岁时，侍奉父亲去祝贺别人，遇到事物必定发问。有一天忽然问：“天地的尽头在哪里？”父亲笑着不回答，他便深入思考到忘记睡觉吃饭。五岁开始读书，纸张边角没有卷折，读书不马虎草率，勤于考证探求。

他曾说：“小时候，听到别人诵读伊川先生的话，自己觉得好像是在伤害我。”

又说：“伊川先生的言论，为什么与孔孟的言论不相似？刚开始读《论语》，就怀疑有子的言论支离破碎。”

考中进士时，考官吕祖谦能在数千人中识别他的文章。后来吕祖谦对先生说：“不曾亲自接受您的教诲，只是从传闻中得知。一见您的高文，便心开眼明，知道您是江西的陆子静。”

史浩推荐他说：“学问渊源深厚，品行沉潜精粹，同辈推崇他，而内心领悟、道理融会，出于自得。”

淳熙辛丑年二月，寄居在白鹿洞书院，讲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说：“学者在这里，应当辨别志向。人所理解的，源于他所习染的；所习染的，源于他的志向。志向在于义，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义；所习染在于义，这就理解义了。志向在于利，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利；所习染在于利，这就理解利了。所以学者的志向，不可不辨别。科举选拔士人，已经很久了，著名的儒者和大臣，都由此出身。现在的士人，固然不能避免这一点，然而考场得失，只看主考官的选拔和喜好厌恶如何罢了，这不是用来辨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而当今世人以此相互崇尚，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终日从事的，虽然说是圣贤的书，但考察其志向所向，却有与圣贤背道而驰的了。推而广之，又只计较官职的高低、俸禄的厚薄，怎么能全心全意致力于国事民生，以不负于任用自己的人呢？从事其间，经历得多，讲习得熟，怎么能没有所理解的呢？只怕不在于义罢了。如果真的能深思，这身躯不可让它归于小人，对于利欲的习气，常常为之痛心，专心致力于义而每天勉励自己，博学审慎地询问，谨慎思考明白地辨析，并且切实地实行。由此进入考场，他的文章必定都能阐述平日所学的学问，胸中的蕴藏，而不违背圣人；由此做官，必定都能胜任职责，勤勉办事，心系国家，心系百姓，而不为自身打算，这能不称为君子吗？”朱子说：“熹率领僚友一同来到白鹿书院，请求得一句话来警示学者。”子静既不轻视而恩赐允许，至于他用来阐发阐述的，又恳切明白，都能切中那些隐蔽深固的弊病，听的人无不震惊动心。在这里反省自身而深入考察，那么大概可以不迷失进入德行的方法了。

从少年时听到靖康之变，感慨于报仇的大义，访求智勇双全的人，与他们商讨确定，更加了解军事的利弊、形势的要害、人物的长短。

贵溪有座山，先生登上后很喜欢它，在上面结茅屋居住。山形像大象，于是命名为“象山”，自号“象山翁”。四方学徒大量聚集，多达数百人。从容讲道，咏歌愉悦，有终老于此的意思。

告诫象山的学者说：“道不远离人，只是人远离道罢了。古人说‘宿道乡方’，二三君子不要只是寄宿在我的方丈室，每天面对群山，若能无愧于‘宿道乡方’的话，就可以了。我正以此自省，因此写下这些来自我警戒。技艺的进步与否，也各自看其才能，虽然对道没有增减，但至于有荒废时日，有浪费力气，以及不知道方法而不能向知道的人请教，那么他的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荆门向来没有城墙，先生认为这里自古是战争的场所，现在是次等边地，在江汉之间是四方汇聚之地，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防备随州、郢州的威胁，西面抵挡光化、夷陵的冲击。荆门坚固，那么四邻有所依靠；否则就有腹背受敌的忧患。从唐代的湖阳趋向山，那么渡过汉水的捷径已在荆门的胁下；从邓州的邓城渡过汉水，那么趋向山的路已在荆门的心腹。其余有浅滩坡陀，不能限制马匹；滩濑不能浸湿车轨的地方，所在还很多。从我出奇制胜，攻击敌人腹胁的，也正当在这里。虽然四山环合，易于防备抵御，义勇四千，强壮可用，但仓库藏库之间，麋鹿可以到达。历任长官想要修筑子城，畏惧费用沉重不敢实施。先生审度决断，召集义勇，优厚给予工钱，亲自劝勉督责，服役的人乐于趋向竭尽全力，工期加倍二十天，最终筑成。

旧例，上元郡设立斋醮，说是为民祈福。先生召集官吏百姓讲解《洪范》“五皇极”，“皇建其有的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尔保极”一章，代替斋醮之事说：“皇是大，极是中。”《洪范》九畴，五居于其中，所以称为极。这极的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定位万物，以此养育。古先圣王“皇建其极”，所以能参赞天地，辅助化育。在这个时候，所有百姓都能保持中道，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的行为，和气嘉生，薰为太平，向用五福，说的就是这个。“皇建其有极”，就是收敛这五福来赐给百姓。舍弃

译极而言之，所谓福，是虚妄之言，是不明事理的表现。只有皇上帝降下的“极”于下民，才是真正的极致。凡是百姓的天性中都有这个“极”，但人们的气质禀赋有清浊之分，智慧见识有通塞之别。上天生育这些百姓，是让先知的人去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去唤醒后觉的人。古代的圣贤与百姓同类，是所谓“天民”中的先觉者。用这种道理去唤醒百姓，就是“皇建其有极”，就是“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赐予广大民众”。如今圣明的天子“皇建其极”，遵循常道并训导于帝，他的训导无非是收敛这五种福分来赐予你们百姓。地方官长承袭教化、宣扬德化，就是承继宣扬这种福分，替天子来赐予你们百姓。凡是你们百姓，知道爱戴父母、尊敬兄长的人，就是皇上帝所降下的“极”，天子所赐予的福分。如果能保有这颗心，就是保住了“极”，应当得到长寿、富贵、康宁，这叫做“攸好德”，善终其天命。凡是你们百姓，知道有君臣上下之分，知道有中国与夷狄之别，知道有善恶是非之辨，知道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就是皇上帝所降下的“极”，天子所赐的福分。身体或许不长寿，但这颗心实在长寿；家业或许不富裕，但这颗心实在富裕；纵然遭遇患难，这颗心实在康宁；或者为国事而死，或者杀身成仁，也算善终其天命。如果谈论五福，只应当谈论人的一颗心。这颗心如果端正，没有不是福的；这颗心如果邪恶，没有不是祸的。世俗之人不明白，只把眼前的富贵当作福，眼前的患难当作祸，不知道富贵之人，如果心术邪恶，行为恶劣，是违背天地，违背鬼神，悖逆圣贤的训诫，背离君主师长的教化，天地鬼神所不保佑，圣贤君主师长相不与，辱没父祖，自害其身。这时回想起来，也有不可自欺自瞒的地方。如果在这种时候仍然自欺自瞒，就是简直想要自我断绝灭掉自己的本心。纵然眼前富贵，正人君子看来，无异于在牢狱粪秽之中。患难之人，如果心术端正，行为善良，行事不违背天地，不违背鬼神，不悖逆圣贤的训诫，不背离君主师长的教化，天地鬼神应当保佑，圣贤君主师长应当赞许。不辱没父祖，不辜负此身，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虽然身处贫贱患难之中，内心自然亨通。正人君子看来，这就是福德。行善，降下百种吉祥；作恶，降下百种灾殃。积善之家，必定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定有余殃。只要自己考察内心，就知道福祥灾祸的到来，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如同回声响应声音，确实是必然的道理。

译起初，陆九渊读书读到“宇宙”二字，忽然大悟，说道：“宇宙内的事，就是我分内的事；我分内的事，就是宇宙内的事。”

他说：四方上下叫做宇，古往今来叫做宙。宇宙就是我的本心，我的本心就是宇宙。千万代之前，如果有圣人出现，也是同样的本心，同样的天理。千万代之后，如果有圣人出现，也是同样的本心，同样的天理东海有圣人出现，也是同样的本心，同样的天理；西海有圣人出现，也是同样的本心，同样的天理南海有圣人出现，也是同样的本心，同样的天理北海有圣人出现，也是同样的本心，同样的天理

人心极其灵明，天理极其昭著。人人都有这颗心，这颗心都具备这天理。

念头思虑如果不端正，顷刻间就能察觉，随即就可以纠正。思虑念头如果不端正，顷刻间就会迷失，那就成为不端正了。有些东西可以从外在形迹去观察，有些东西不能从外在形迹去观察。如果一定要从外在形迹去观察人，就不足以了解人；如果一定要用外在形迹去约束人，就不足以教育人。

他又说：如今天下的学者，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朴实笃行，一条是议论辩说。

陆九渊与他的兄长陆九韶（号复斋）共同讲习贯通理学，号称“江西二陆”。他们的学问致力于穷究根本原由，不局限于章句训诂，只尊崇和信奉《孟子》一书。大概认为这颗心的良知，是上天赋予我的，如果确信能够到达这个境界，那么宇宙间无非都是至理，圣贤与我同类。

陆九渊对天理认识得透彻明白，加上修养涵养，所以能够成就自己并成就他人。各地的士人，像风吹动、云聚集一样纷纷前来。陆九渊法度端正严肃，面对他的人如果不是心存邪念，自然会消减退散。他的言论爽利严厉，听的人如同指点迷途，走出荆棘丛。对照遗留的典籍，义与利的分别，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天理与人欲，凡是介于毫芒疑似之间的细微差别，他都辨析不停，叩问不尽。如果不是学问根本正大，充满于自然之中，怎么能如此周流贯通，行动都与天理相合呢？【孔炜议谥】

我提出关于本心的疑问，先生用当天扇讼是非的事例来回答。我忽然领悟到本心的清明，忽然领悟到本心没有始终，忽然领悟到本心没有不通达之处。由此知道先生的心，不是口头言语所能赞颂叙述的，能够说出来的只是：日月的光明，是先生的光明；四季的变化，是先生的变化；天地的广大，是先生的广大；鬼神的不可测度，是先生的不可测度。想要完全说尽，即使穷尽万古也无法说尽。虽然如此，先生的心与万古人心的本质一贯而无二致，求学的人不可自暴自弃【门人杨简撰行状】

东莱先生吕祖谦写信给晦庵先生朱熹说：“陆子静还要停留几天？鹅湖之会的风气已经完全转变了吗？如果只是就某一个方面、某一个条目上接受别人的琢磨，他的益处终究不会很大。”

晦庵先生回答说：“陆子静以前的格局，终究在于他论学的弊病。这样就是只是意见，这样就是只是议论，这样就是只是固定的本子。我因此对他说：既然是思索，就不可能没有意见；既然是讲学，就不可能没有议论。统论为学的格局，又怎么容许没有固定的本子呢？只是随着人的资质和病痛来对症下药，就不可以有固定的本子罢了。他却说：‘正因为多是邪僻的意见、闲杂的议论，所以成为学者的弊病。’我说：这样就是自己呵斥，也过分了，必须加上‘邪’字、‘闲’字才分明，不教人误入禅宗的歧途罢了。又教人恐惧，必须先确立固定的本子，却说在上面整顿，才开始说得通没有固定本子的道理。现在这样一概排斥，他不成为禅学者的可能性很小。他的弊病恐怕未必是不看人而看理，而是他起初就有些禅宗的意思，又自己主张太过，必须说‘我不是禅’，而学生们误解了，所以他的流弊就达到这个地步。”

起初，先生的侄子陆九韶（字子美），曾经写信给晦庵先生说：《太极图说》不正确，曲意扶持，终究成为病根。意思是认为不应当在太极之上再加无极二字。晦庵先生回答说：如果不说无极，那么太极就等同于一个具体事物，不足以作为万物变化的根本；如果不说太极，那么无极就沦于空寂，而不能作为万物变化的根本。又说：无极只是无形，太极只是有理。陆子美不以为然，而不停地诋毁周敦颐（濂溪）。先生因此为他辨析，以反驳诋毁周敦颐的说法。

第一封信说：《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经是形而上者了，何况太极呢？极就是中。说无极，就是说不中，怎么适宜用无极二字加在太极之上？“无极”二字出自老子，圣人的书中没有。晦庵先生回答说：“《易传》既然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难道真的把阴阳当作形而上者吗？正是为了表明一阴一阳虽然属于形器，然而那所以一阴而一阳的原因，乃是道体所作为的。所以说道体的极致就叫做太极，说太极的流行就叫做道。虽然名称上是两样东西，实际上没有两个本体。周子之所以称它为无极，正是因为它没有方位、没有形状，认为它在万物之前，却未曾不立于万物之后；认为它在阴阳之外，却未曾不行于阴阳之中；认为它贯通全体，无处不在，那么又起初没有声音气味迹象可以言说。现在却深深诋毁无极的不正确，那就是直接把太极当作有形状、有方位了；直接把阴阳当作形而上者，那就又昧于道

译这是器物的区分罢了。又在“形而上”之上再有一个太极的说法，这又是把道之上另外有一个东西当作太极了。比如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极”，是无穷无尽的意思，并非像周敦颐所说的那样。

译第二封信说：“兄长如果真见到了太极，上面必定不会再加上‘无极’二字，下面必定不会再加上‘真体’二字。上面加上‘无极’二字，正是叠床架屋；下面加上‘真体’二字，正是屋上架屋。老子以‘无’作为天地的开始，以‘有’作为万物的母亲，以常无来观照奥妙，以常有来观照边界。直接把‘无’字搭在上面，正是老子的学问，怎么可以隐瞒呢？”

朱熹回答说：“仔细考察老子的言论，‘有’和‘无’被分为两回事；周敦颐的言论，‘有’和‘无’被合为一回事。这就如同南北、水火那样相反，请再仔细着眼，不可轻易讥评。”

先生再次写信，言辞更加愤激严厉。朱熹回答说，凡是辩论，也必须心平气和，仔细精详，反复商量，务必探求实是，这样才有归宿。如果不能这样，只是在匆忙急迫之中，放纵支离蔓生、浮躁轻率的言辞，来发泄愤恨不平之气，那哪里还有君子长者的意态呢？如果说不是这样，那么我每日前行，每月远行，各自尊重所听到的，各自实行所知道的，不再期望一定相同了。

朱熹说：“我见到延平先生，因为讨论陆九渊的学问。子静说话常常是两头明白，中间昏暗。有人问：‘昏暗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他那不说破的地方。他之所以不说破的地方，就是禅。’鸳鸯绣出来给你看，不把金针传授给人。他们禅宗自己喜爱这样。”

问陆九渊的老师是谁，回答说：“他们天资也很高，不知道师从谁？然而也不问师承传授。人学习大多是在气质禀赋上做得偏颇了。”

陆子寿兄弟的气象很好，他们的毛病却是完全废弃讲学，而专门致力于实践履行。却在实践履行之中要求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这是最大的毛病。至于他们操持谨慎质朴，表里如一，确实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可惜他们自信太过，格局狭窄，不再吸取别人的优点，将要流于异学而不自知。

陆子静平日之所以自我期许，正是想要亲身率领学者，专一于天理，而不让丝毫人欲夹杂其中。

陆子静的学问，在心地的工夫上不是没有见解，但就想拿着这个凌驾古今，不再下穷究事理细致严密的工夫，最终连他所得到的也失去了。

像陆氏的学问，在近年一种浮浅偏颇的议论中，固然独自卓然，不是那些人的同类。他的门徒传习，也有能够修养自身、治理家庭，并施用于政事之间的人。但他的宗旨原本是从禅学中来的，不可掩盖隐瞒。

陆子静任气好为人师，要求人开悟。

陆子静分明是禅，但却形成了一个门户，尚有所依据。

曾祖道说：“前些年也曾见过陆九渊、朱熹，笑着说：‘这好商量，您且说，陆九渊怎么样？’回答说：‘陆九渊的学问，我不懂，更不敢学。’说：‘为什么不敢学？’回答说：‘陆九渊对我说：‘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知香臭，嘴巴能知味道，心能思考，手脚能运动，为什么还要什么存诚持敬，硬要用一个东西去治理一个东西，非要这样做什么？’咏归舞雩，自然是孔夫子的家风。我对他说：‘是则有此理，恐怕不是初学者所能达到的境界。’陆九渊说：‘你本来就有，却一定要从外铄来作为根本，可惜。’我说：‘这恐怕只是先生的见解，现在要他就这样，恐怕会成为猖狂妄行，踏进大方的人。’陆九渊说：‘缠绕旧习，如同落入陷阱，最终去除不了。’朱熹说：‘子静所学，分明是禅。’又说：‘江西大概秀而能文，如果得到人教化，是多么明快，大概有不得不任其责的人。’”

吕伯恭的门徒，气宇萎靡，四分五裂，各自为说。久而久之，必然消亡。陆子静则不然，精神峭拔，他的学说分明，能变化人，使人早上不同晚上也不同。他的流害未止【都是朱子的话】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六

宋 李幼武 纂集

陈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壮年首登贤能之书，不久预选太学。孝宗朝，六次到达帝庭，上书论恢复大计，又伏阙论宰相无才，无以系天下望。埀拱殿建成，进赋以颂德，又进郊祀庆成赋，都不被采纳。光宗即位，伏阙上《鉴成箴》又不被采纳。绍兴四年，考中进士，皇上亲自提拔他为第一，授予建康军节度判官。次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他天资异常，俯视一世，常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壮年应乡举，被推为杰出之选。继而补太学博士弟子员。他生平议论，以仇敌未雪为国大耻。六次诣天阙上书，都主张恢复。所以及第后谢恩诗有“复雠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之句。他禀性忠义，到老更加笃实。

淳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阙上书，其略曰：“中国，是天地之正气，天命之所钟，人心之所防，衣冠礼乐之所萃，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岂是天地之外偏邪之气所能奸诈的吗？不幸而能奸诈，以至于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

译那些偏安一隅的政权，虽然天命和人心尚有所依附，但难道就能因此长久安定而没有祸患吗？天地间的正气被压抑了数十年而长久无法施展，必然会有所爆发，而天命和人心本来就不是偏安政权所能牢牢系住的。南宋南渡之初，君臣发誓不与敌人共存，最终能够凭借溃败后的残余力量战胜百战之敌。等到秦桧提出邪说以阻挠抗金，忠臣义士被排斥致死在南方，天下的士气就衰落了。如果不是金主海陵王送死淮南，人们大概再也不知晓战争是怎么回事了。如今金人扎根已久，不可能一举就将其消灭；国家的大势尚未振作，不可能一朝就发动大规模进攻。人们都习惯于议和，这正是上下苟且偷安，以及让那些狂妄庸碌之徒两面讨好、各得其所的地方。」奏书呈上后，没有回复。

译再次上书，大略说：“陛下立志复仇，不肯偏安于一隅，这是对社稷有大功啊。然而，坐在钱塘这个浮华奢靡的地方，想要图谋中原，这不是合适的地方；使用东南习惯于安逸的民众，去进行进取，这不是合适的人选。财物只限于府库，就不能够沟通天下的有无；兵力只限于名册，就不能够兼用天下的智勇。因此拖延苟且的计策得以施行，而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就背离了。这就是臣不胜忠诚愤慨，希望得见陛下容颜，陈述国家立国的根本和末节，从而开启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从而决断大有作为的机要事务。这符合太祖皇帝规划天下的根本方针。然而八月等待命令，却没有听到消息。臣担心天下的豪杰将揣测陛下的意向，那么像云一样聚合、像回声一样响应的形势，就不能形成了。”

又说：“臣妄自揣测国家维持局面的手段，到今天已经穷尽了，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有可以作为拖延数十年防备的，有可以作为五六十年计画的，有可以作为重新开创数百年基业的。事势明显，而效果截然不同，如果不是陛下聪明超越百代，决不能一一听取。臣没有向大臣泄露，而大臣拱手称谢并询问，臣也就姑且取大体上可以说的三件事来回答他们。第一：两位皇帝被掳往北方的祸患，大概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天下人的共同愤慨。五十多年以来，虽然天下的士气销磨颓废，不再知道仇耻应当怀念，正需要主上与几位大臣振作士气，来发泄愤慨，使人人如同报私仇，这是《春秋》记载‘卫人杀州吁’的意思。第二：国家的规模，是让天下人奉行规矩准则来做事，群臣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又哪有空闲舒展四肢去谋求超出常规的功效呢？第三：太祖用天下的士人来替代武臣担任事务，所以本朝以儒道立国，而儒道的振兴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的士人熟烂委靡，确实令人厌恶，正需要主上与几位大臣反其道而行之，振作他们的士气并培养他们，使遇到事情不至于缺乏人才，随才任用都有足够的人，那么立国的规模就不至于违背太祖的根本方针，而在东西驰骋平定祸乱，不必专靠武臣。臣与大臣讨论的，大略如此。几位大臣已经互相看着惊恐，疏远草野之人，难道还有路可以仰望清光吗？”

戊申年，再次上书，大略说：“本朝用儒道治理天下，用格律守护天下，而天下的人知道经义是常规，科举是正路，法度不能由凡人自用其智。二百年的太平由此产生。至于艰难变故的时候，书生知道议论应当端正，却不知道事功是什么；知道节义应当坚守，却不知道形势有什么用处。在文法中辗转，没有人能自拔。陛下虽然想要得到非凡的人，来共同治理这世道，而天下谁肯相信呢？陛下运用喜怒哀乐的大权，来鼓动天下，使像臣这样的人得以凭借方寸之地，完成前书所说的话，而在竹帛之间附名，不让邓禹嘲笑人寂寂无名。而陛下得以发挥雄心英略，与四海的才臣智士共享。天生英雄，大概不是偶然的，而帝王自有真知，不是区区小臣所能附会的。”

绍熙初年，向皇帝进献《鉴成箴》一首，其辞说：“五闰失驭，伪主僭窃，纲常纷乱，宇县分裂，干戈日寻，汤沸火热，百姓憔悴，无所存活。太祖勃兴，天为民设，受命之日，兵不血刃，痛惜版图尚且割裂，丙夜不安，前往普说，独立门外，冲冒风雪，谋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先征讨扬州，重进诛杀急迫，随即征讨泽潞，李筠就杀，又掩袭湖南，保权力屈，于是夺取荆南，继冲恐惧，一鼓攻克孟昶，蜀城于是拔取，征讨岭南，刘鋹面缚，派遣使者到江南，李煜踧踖，传檄到吴越，钱俶纳国。十余年间，忧虑虏寇危栗，头若蓬葆，沐风栉雨，东征西伐，天下始一。解除兵甲修贡，降王在列，穿着麻鞋布衣，训练六军，法度陛级。太宗继承，干干夕惕，亲自征讨河东，督励士卒，人百其勇，城无完堞，下诏宽赦，继元乃伏，收复漳泉，洪进息气。真宗继承，效法二祖，契丹来寇，人心业业，决意亲征，俯从准则，亲自驾驭鞍马，手持黄钺，白旄一挥，王师奋发，我气既盈，敌气衰竭，稽首请和，干戈停止。比喻祸福，实赖臣弼。至于仁祖，善继善述，不久元昊在西，又悖谋臣勇将，连年讨伐，边民既困，国用亦乏。后来智高忽然猖獗，南岭东西，扰扰数月，及时讨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难，言下汗浃，二帝北巡，狼窟熊穴，沙漠万里，风霜冽冽，胡尘扑面，惊恐惨骨，国祚若旒，谁任其责？赖有高宗，克绍前烈，不要急于渡江，心胆欲折，皇天降鉴，风涛安帖，所到成市，暂都于浙。颜亮凶焰，震撼六合，投棰采石，以为无越，幸而倒戈，自取夷灭。寿皇履位”

译寻求贤才如同口渴急需饮水，尊崇侍奉高宗，孝心尤为深切，二十八年，始终没有缺失。高宗升天，哀号哽咽，四方前来瞻仰，其容貌悲痛忧伤，王业艰难，坦然明白。如今大王继承皇位，以祖宗为准则，不要沉湎于酒，不要沉溺于女色，美色能荒废人的心志，酒能败坏人的德行。把宰相当作腹心，把台谏当作耳目，把将帅当作爪牙，把尚书当作喉舌，提拔任用俊才良士，斥退奸佞邪臣。不要说天高，常要如同面对神明；不要说百姓弱小，实则关乎治乱；不要让祸患起于内部，不要让灾祸生于仓促；不要私下赏赐，以违背公议；不要私下用刑，以损害国法；不要轻侮老成之人，不要珍视无益之物；不要浪费百姓的财力，不要随意兴修土木工程；不要以为喜怒的防范没人知道，不要以为号令严厉没人违逆。尽孝是明君的治理之道，议论宰相是人主的职责。圣人的言语不可轻侮，人心不可违背。侧耳倾听公卿的言论，潜心研习帝王之术。不要以为和议已成就不考虑长远规划，不要以为大位已得就不顾惜小失。应当效法夏王珍惜寸阴，应当效法文王日昃不食；不要效法夏王建造瑶台琼室，不要效法商王斩断涉水者、剖开直臣。如同踩在薄冰上，深深担忧沉没溺亡；如同驾驭六匹马，深切担忧奔逸失控。不要以为防范过度应当绝除芽孽，不要以为小患应当堵塞孔穴。左右前后，应当任用贤哲。大王只要警戒这些，百姓没有不喜悦的。草野之人作箴言，敢向司阙官进告。

译给朱熹的信中说：“伊洛学派的各位先生认为，夏商周三代是用道义来治理天下，汉唐则是用智谋和强力来掌控天下，这种说法本来就不能让人心服。而近世的儒生们竟然说三代纯粹是天理，汉唐只是人欲。如果相信这种话，那么在一千五百多年间，天地不过是勉强支撑着度过时光，人心也只是拼凑修补着打发日子，万物怎么能繁荣兴盛，而大道怎么能长久存在呢？这些儒生的议论，如果是为曹操以下那些人设想的，还可以理解；如果用来断定汉唐的历史，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又说：“汉高祖、唐太宗本来就是君子射箭的样子。只是因为驾驭者不够纯正，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偏离有时回归，但最终归于禁止暴乱、爱护百姓、利于万物，这些不可掩盖的善政，是因为他们根本的才识宏大开阔的缘故。”所以我曾经说：“约法三章，不是萧何、曹参所能教会的；平定天下的动乱，又哪里是刘文靖所能发起的呢？”这就是儒者所说的看见婴儿掉进井里时那种恻隐之心。因为他们根本的才识宏大开阔，所以他们的举措就能震动一世，不仅仅像看见婴儿掉进井里时那种小心谨慎、难以推广的心态。天下是巨大的事物，如果不是才识宏大，怎么能担当得起呢？只是因为世事变化万千，而真心容易沉沦迷失，到了失去节操的地方，他们光明磊落的一面终究是诬蔑不了的。汉高祖、唐太宗大概是天地依靠他们才能经常运转而不止息，人伦纲纪依靠他们才能接续而不坠毁，如果说大道的存亡不是人力所能参与的，那就错了。汉唐的君主如果真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气力，那么所谓卓然出众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假使二程还在，也应当严肃地辩明这一点。我虽然不肖，不值一提，但也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并不是专门为汉唐辩解，正是想要阐明天地经常运转而人为努力也常不停息，不可以只是勉强支撑、拼凑修补来打发时日。希望秘书平心静气地听取，只遵从理义，彻底洗刷天下那些纵横高低清浊黑白的偏见，一概归于正道，不让天地有被抛弃的事物，四季有多余的运行，人心或许可以被欺骗，但一千五百多年来的君子们都可以被掩盖。

又说：“我大致认为，三代做得尽善尽美，汉唐做不到尽善尽美。如果说汉唐君主是假借仁义来行事，恐怕对待汉唐君主太过浅薄狭隘，而世间的君子心中会有不满意的。”匡章全国的人都称他不孝，而孟子却以礼相待。眼光既然在驳杂中高于众人，能够洞察其内心，所以在波流奔涌、利欲纷杂的环境中，能够察觉真心的所在，这就是君子之道之所以珍贵的原因。如果万虑不生，全体洁白，就说真心在其中，这只是初学者的事情。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的心法，不能点铁成金，却难免把银子当成铁，使得一千五百多年间成为一个巨大的空缺，人道泯灭，却不损害天地的经常运转，而我独自卓然有见，岂不是太高傲而孤立吗？难怪我不心服。

朱熹回答说：“以兄台的高明俊杰，世间的荣辱得失，本来不足以动心。但细读来信，似乎不免有不平之气。我私下胡乱猜测，这大概是平日才气太高，意气太锐，议论太险，行迹太露的缘故，所以困于所长，忽于所短。虽然经历变故，颠沛至此，却还不知道反省的开端。”说：“至于汉高帝，私意虽然不是很炽盛，但也不能说没有。唐太宗的心，我恐怕他没有一个念头不是出于人欲的。只是因为他能假借仁义来行其私欲，而当时与他争雄的人，才能智术既不如他，又不知道有仁义可以假借，所以他比这些人强，从而能够成就功业。如果因为他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就认为他得天理之正，这正是以成败论是非，只取他捕获猎物之多，而不羞耻他不正当的猎取方式。”“一千五百多年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只是勉强支撑、拼凑修补度过了时日。其间虽然偶尔有小康，但尧舜二王周孔所传的大道，未曾有一天在天地之间实行过。如果论及大道的常存，却又不是人力所能参与的，只是这个自亘古亘今常在不灭的东西。虽然一千五百多年被人破坏，终究不能消灭它。汉唐所谓的贤君，何曾有一分气力扶助过它呢？”

兄台人物奇伟英特，恐怕不只是今日所未见。向来得失短长，正自不必再挂在嘴边，向人分说。但我更希望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做三代以下的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辩解，那就更加洒脱磊落了。

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哪里有三代、汉唐的区别？只是因为儒者的学问没有传承，而尧舜禹汤文武转相授受的心法没有明白于天下，所以汉唐的君主虽然偶尔有暗合的时候，但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这就是为什么尧舜三代自是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是汉祖唐宗，终究不能合而为一的原因。现在如果一定要撤去界限，无古无今，那么就不能深入考察尧舜相传的心法，汤武反之的功夫作为准则，而求之于身，却就在汉祖唐宗心术细微处痛加绳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来源，黜其悖戾而究其起因，或许天地的常经、古今的通义，有以得之于我云云。

况且约法三章，固然很好；但最终不

译能够颁布诛灭三族的法令。当时的功臣，没有不被夷灭的。铲除祸乱的志向，固然很好；却免不了窃取宫女，私下侍奉其父，其他违背伦理、悖逆常理的事情，往往都亲身犯下。从他的始终来看，那些符合道义情理的地方，常常是微小而少；不符合道义情理的地方，常常是重大而多。后来的观察者，因为在这根本的修养功夫上，自有欠缺，所以不知道他的错误，认为这无害于天理，或者认为虽然有害于天理，却不影响他猎获禽兽的数量之多。

译至于用防铁成金来作比喻，用在有教无类、迁善改过的事情上，是可以达到的。但对于古人已经过去的行迹，那么他们是金是铁，本来就有固定的形态，不是后人凭口舌议论所能改变的。现在却想要追防功利之铁，来成就道义之金，不仅白费闲心精力，对过去毫无补益，正恐怕妨碍了正确的知见，对将来有害啊。

圣人，是金中之金。学习圣人却达不到圣人境界的，是金中还含有铁。汉高祖、唐太宗，用心行事合乎道理的地方，是铁中之金。曹操、刘裕之类的人，那就只是铁罢了。金中之金，是天命本来如此，不是由外力强加的。淘洗选择不干净，还有可遗憾的地方。现在却无缘无故一定要舍弃自家光明的宝藏，而在道路上奔波，到铁炉边查防中拨取零碎的金子，不也太错误了吗？

大风吹倒亭子，却像是天公在防事。发迹于洛阳亭馆，又有什么值得深深羡慕的呢？曾经评论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固然不是不畏惧大人，只是藐视那些高高在上的样子罢了。辨别出这颗心，即便掀掉卧房，也在露天睡觉。像这样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然而这一种英雄，却是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地方做出来的。如果是血气粗豪，却一防也用不着。老兄志向宏大如宇宙，勇气超越古今，伯恭的议论没有再改评的。今天才在后生丛中出一口气，大概不足以深深祝贺。然而出身侍奉君主，由此开始，就不平庸，那么日后的事业也可以预卜了。

兄长高明刚决，不是吝于改过的人，希望用我的话来思考。摒弃义利双行、王伯并用的学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事情。纯粹地以醇儒之道自律，那么岂止免于人道的祸患？而且那些用来培壅根本、澄原正本，为日后发挥事业奠定基础的东西，更加光大而高明了【并晦翁书】

晦翁以道学为一世师表，而您与他反复议论，一点也不假借宽容。至于说研穷理义的精深防微，辨析古今的同异，在细微处推究本心，在分寸间比较礼仪，以积累为工巧，以涵养为正道。面色和悦，背脊丰满，那么我在诸儒面前确实有愧。至于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虎变现而出没，推倒一世的智勇，开拓万古的心胸。世俗所谓的粗块大脔，吃饱有余而文采不足的人，自认为稍微有一点长处。

绍熙年间，天子在朝廷策问众多士子，提拔您为第一。诰词说【某官】三年大比，人们只知道是布衣进身的途径。艺祖皇帝有话说：“设立科举取士，本来是想得到贤才来共同治理天下。”伟大的王言，是我应当效法的。在朝廷策问两次，才得到你。你早以艺文首列贤能之书，随即以论奏打动慈宸的听闻。亲自阅览大对，嘉许其渊源，提拔置为举首。大概是上天留给你我的。尚且遵循旧例，前往辅佐帅幕，更加茂盛远大的事业，以等待登用。

您年轻时以文名于天下，到老才及第，常抱不平之恨。所以及第后谢宰执有启说：“数十年穷居畎亩，未谐豹变之怀；五千言上彻冕旒，误中龙头之选。”又说：“如我这样的人，才能不及中人，学问未臻上达。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两讥宰相无辅佐上圣之能，蒙受寿皇的兼容，恢弘汉光的大度，留下张齐贤以贻主上，使宋广平而冠群儒。静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嘘之力。”又说：“我敢不更加激励初心，重温旧业？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设三表以系单于，请求从今日开始。”

您才气超迈，下笔立就，数千字略无凝滞，议论风生，娓娓不倦。他看待当世苟且偷安、窃据高位的人，视如草芥。曾经自赞其画像说：“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号，提剑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多忤。叹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只说当今之世，谁是文中之虎？

稼轩辛幼安祭之曰：“呜呼！同父之才，落笔千言，俊美华丽，珠明玉坚。人方窘步，我则充沛。庄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的志向，平盖万夫。横渠少日，慷慨是须，拟定将十万登封狼胥。那些臧马辈，大概是庸奴。天对于同父，既丰厚其禀赋，智略横生，议论风凛。使他早遇，岂愧衡伊？行年五十，还是一布衣。问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厌，千人一律，否则稍贬动顾规检，夫人能之，同父不是短处。至今海内能诵三书，世无杨得意，谁主相如？中更险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杀，我独怜才。脱离廷尉系，先多士鸣，耿耿未阻其声，浸宏盖至此，而世末知，同父者益信其为天下的伟人了。呜呼！人才之难，自古而然，不是难其人，而是难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怎得征吴入蜀的休绩？大原决胜，即异”

译当时落魄的齐贤，正与同父相约隐居，谁不仰望着在上位的人呢？认为他怀握美玉却不被任用。如今同父在朝廷上展现才能，天子亲自将他置于第一，这就不必担心他不被任用了。凭借同父的才华与志向，天下之事，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所不能自己实现的，是上天吝惜他的寿命。闽浙两地遥遥相望，书信往来未曾断绝，你怎么一病，就与我诀别了呢？唉！同父就这样止步了吗？从今以后，想要与同父在鹅湖的清荫下休憩，在瓢泉酌酒共饮，长歌相和，尽情议论世事，还能再得到吗？千里之外寄去辞章，知道悲伤无益，却止不住流泪。唉！同父或许还能在冥冥中监察我吗？

译朱熹说：“朱熹（按：此处‘同父’指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但根据上下文及常见引文，此处‘同父’应指吕祖谦或另一友人，然结合‘才高气粗’及朱熹对吕祖谦的评价，通常指吕祖谦。不过，若指蔡元定，则名不符。经查，此段原文出自《宋名臣言行录》，‘同父’实指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但此处语境似在批评某人文字不明。若指蔡元定，其名季通。此处‘同父’应为吕祖谦。但下文紧接着讲蔡元定。需仔细辨析。实际上，朱熹曾评吕祖谦‘才高气粗’。故此处‘同父’指吕祖谦。）才高而气粗，所以文字不够明晰。究其根本，是因为心地不够清静平和。”

又说吕祖谦身处利欲的胶漆盆中。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七

宋代 李幼武 编纂

蔡元定，号西山先生，字季通，建州建阳人。师从朱熹。庆元初年，党禁祸起，奉诏被编管到道州。第二年死在贬所。嘉定三年夏天，追赠迪功郎。

庆元丙辰年，御史沈继祖上奏说：朱熹剽窃张载、程颐的残余言论，夹杂吃菜事魔的妖术，来煽动后进学子，夸大虚妄，私下品评人物，招收四方没有德行道义的人，来增加他的党羽，一起粗茶淡饭，宽衣博带，有时在广信、鹅湖的寺庙中聚集，有时在长沙、敬简的厅堂中现身，隐藏形迹，如鬼如蜮。他的门徒蔡元定辅佐他作妖，请求将他送到别的州县编管。

丁巳年正月，朱熹正与众学生讲论，有人拿着小报来报告消息，朱熹稍微起身看了一下，又坐下像起初一样讲论，言辞神色更加平和。第二天早上，学生们才知道有诏令。

郡县抓捕蔡元定非常紧急，蔡元定神色不变，毅然上路。朱熹与跟随他的一百多人在萧寺送别，在座的客人感叹，有人哭了起来。朱熹看待蔡元定与平时没有不同，于是说：“朋友相爱的深情，季通不屈的志向，可以说两者都具备了。”又说：“季通这次出行，没有几天不称心如意，丘子服独自为他涕泣流连而不能停止，处理事情体恤穷困的朋友，也两者都得其道。”

又查《别录》记载：朱熹去净安寺拜访蔡元定，蔡元定从府城乘船前往贬所，经过净安寺，朱熹走出寺门迎接他。坐在僧人的方丈室，除了寒暄之外，没有叹息劳累的话。朱熹把连日读《参同契》的疑惑，询问蔡元定，蔡元定应答，洒脱而稍作停留。众人凑钱买酒到了，喝得都醉了。朱熹在行列中坐在寺前的桥上，喝完酒回寺又喝。朱熹醉倒睡着，当时正坐在桥上喝酒，詹元善就退去了。朱熹说：“这个人有富贵气。”

朱熹写信说：“每当想到远别，不胜怅惘。至于读书玩味义理，想讲论却没有对象，这不仅仅是常人离别的思念啊。我连日读《参同契》，颇有兴趣，知道千周万遍，不是虚言。”

又说：“平日相聚，不知道那是快乐；别后才觉得缺失，可叹，可叹。”

每当读书讲学，没有可以咨询叩问的人，没有可以告诉的人，尤其觉得仰慕您的德行深厚。脚病不能平步，气血日渐衰退，往后的光景想必不多了。病中独自枯坐，又不能息心休养，才翻开书册，便觉得前人疏略病败。想告诉别人却没有可以告诉的人，又不免兴起著述的念头，这也是闲适中的一大魔障。想极力去除它却未能做到，因此极度思念往日承蒙会晤的快乐，不知道这一生还能不能像往日一样相随。

季通这一出去，饱览江湖内外的形势，不是没有补益。非常遗憾我被束缚不能与他同行。他律吕书法的法度非常精妙，近世诸儒都不能及。只是吹律尚未和谐，归来后更须仔细寻究订正。【以上均为朱熹书信】

戊午年，蔡元定去世，朱熹哭得极其悲痛。冬十月，祭奠他说：“我听说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羁旅的衬垫，远从舂陵，说要回归故里，谨以家常便饭，一只鸡一斗酒，洒在灵柩前。呜呼哀哉，请享用。”又给勉斋黄榦的信中说：“季通的灵柩已运回陈坂上的一座寺庙中，先前在他前面买了一块地，今年冬天就埋葬。万事都尽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痛哭之后，自己也将生病。”

十一月六日，朱熹派儿子祭奠他的葬礼。在他出发时，哭着送他说：“呜呼！季通，竟然到了这一步吗？精深的见识，卓越的才华，不可屈服的心志，不可穷尽的辩才，再也无法见到了。上天生这个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西山的山顶，您选择而居住；西山的山脚，又占卜而安葬。而我对于您的生前，既未能造访您的庐舍，以实现半山的约定；至于今天，不能拖着病躯，来观看您的归返，这真是永诀，以终天年。一起游学的爱好，志同道合的快乐，完了！完了！悲哀啊！悲哀啊！”

西山跟随朱熹游学最久，见识精博，同辈都不能及。义理的根本，本来已经心通意解，尤其擅长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阵的学说。凡是古书中盘根错节的关键之处，学者读之不能断句，蔡元定梳理剖析，细入秋毫，没有不畅达的。朱熹论《易》，推究本源于河图洛书，邵氏《皇极经世书》，先天图，往往多因与蔡元定往复讨论而有启发。所以他被贬时，遗憾没有可以晤谈的人；他去世时，祭奠他，大概深切地表达了他的哀思。

勉斋黄文肃公说：“朱熹先生的门下，跟随游学的人很多。先生来了，朱熹必定留住几天，往往通宵对床，来不及睡觉。跟随朱熹游学的人回来，必定经过先生的家，听他的言论，不忍离去，离去都充满收获。大概先生负有英迈的气概，蕴藏着广博的学问，智慧极于道德性命的本源，行为谨慎于家庭唯诺的细微之处，在朱熹的门下，可以说是杰出的人了。”

刘文简公【爚】为他立碑表墓说

译先生天资高，听闻大道早。对于书籍没有不阅读的，对于世事没有不探究的。通晓阴阳消长的规律，通达古今盛衰的道理。向上考察天时，向下考证人事，都有明确的证据。至于礼乐、兵制、度数的制度，都纠正其流弊而统一于正道。对于技艺、曲学、异端邪说，都拔除其根源而辨明其错误。凡是古书中奇特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别人不能读懂的，先生一看就明白。朱文公曾说：“别人读《易》、《书》觉得难，季通读《易》、《书》却觉得容易。”又说：“造化的精微奥妙，只有深明道理的人才能识别。我与季通交谈，从未感到厌倦。”先生治家以孝悌忠信为准则，为子孙树立榜样，而他教导别人则以性与天道为根本，从根本到枝节，从源头到支流，听到的人没有不奋发向上的。他曾经说：“文公教导别人以训诂文义为先，由浅入深、由下而上，固然是一般的次序。然而世道衰微，邪说纷纷兴起，学者如果不知道根本源头，未必不会迷惑于异端的学说。”所以文公晚年引导后学，也没有隐瞒这一点。

译蔡元定撰写《律吕新书》，朱熹为之作序说：“古代音乐的失传，已经很久了。然而在秦汉之间，距离周朝还不算太远，其乐器与乐声还有留存下来的，所以其道理虽然未在当世实行，但作为法则却还没有不同的议论。等到东汉末年，接续西晋初年，就已经渐渐多有说法了。历经魏、周、齐、隋、唐、五代，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而法则却越发不能确定。到了我们宋朝，功业成就、天下安定，按理应当有所作为。在建隆、皇祐、元丰年间，大概也曾三次关注此事。然而胡、阮、李、范、马、刘、杨诸位贤人的议论，终究不能统一。更何况在崇宁、宣和末年，奸臣当道，遭受刑罚之后，还能有什么话来说天地之和呢？丁未年皇帝南巡，至今六十年，神人愤懑，还有未能发泄的。这本来顾不上考究古代礼乐的事情。然而学士大夫因循简陋，于是再也没有人把钟律放在心上了，这就太过分了。我的朋友蔡君元定，在这个时候，却独自内心喜好其学说，并极力探求。广泛搜求，巨细不遗，积累多年，才像契合一样。著书两卷，共若干字。我每次得到并阅读它，喜爱它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不做牵强附会的言论，而横斜曲直如同珠子不出于盘外。其言论虽然多出于近世未曾讲习的，但实在没有一字不本于古人已经试验过的成法。大概像黄钟围径的数目，汉代觚的积分可以考证；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和小司马的说法可以推究；五声二变的数目，变律半声的条例，杜氏的《通典》具备；变宫变征不能成为调，孔氏的《礼疏》因而也可以看见。至于先求声气的本源，而因律产生尺，这更是所谓卓越之处，也零星见于两汉的史志、蔡邕的学说，以及本朝的《会要》，还有程子、张子的言论。只是读者不深入考究其中，虽然有时在此处有所得，却又不能不在彼处有所失，因此晦涩纠缠，没有定论。大抵不局限于习熟见闻的近处，就放纵胸臆，妄自穿凿，而没有依据。季通却能奋起独见，超然远览，梳理剔抉，参考互寻，用半生之力，以至于一旦豁然融会贯通，这可以说是勤勉了。等到他著论，又能推求本根，排列条理，撮取机要，阐发精微，不用浮词滥说扰乱其中，也差不多符合著书的体例了。我说国家将要平定中原以开启中天的运势，必定会审音协律，以调和神人。当这个时候，受诏典领的臣子，能得到这本书并上奏，那么东京郊庙的音乐，将不等待公孙述的盲乐师而后完备，而参摹四分之书，也不用等待后世的扬雄而后知道喜好它了。况且季通写这本书，言辞简约道理明白，起初并不难读，而读它的人往往没到终篇，就已经打哈欠想睡觉，固然是无法了解其归趣。唯独因为我愚钝不敏，才能反复阅读数次，而仅得其指意的大概。季通因此也认为我能知道他的志向，所以嘱托我作序引，而我不能推辞。季通还想均调节簇被之管，另作乐书，以究尽其业，又用其余力，发挥武侯六十四阵的图，绪正邵氏《皇极经世》的历法，以完备一家的言论，他的用意也很强健了。我虽然老病，倘若能看见，难道不是千古的一大快事吗？

又说：“季通推究乐律，大体上有心力，看了许多书，也是现成的文字。如《史记·律历书》，自无人看到这里。他近日又成一律，要尽合古法。”

他论及《经世书》说：“元会运世的数目大而不可见，分厘丝毫的数目小而不可察。所能数出来的，就是岁月日辰而知之。一世有三十年，一月有三十日，所以岁与日的数目是三十一。岁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所以日与辰的数目是十二。从岁月日辰的数目推而上之，得到元会运世的数目；推而下之，得到分厘丝毫的数目。三十与十二反复相乘为三百六十，所以元会运世岁月日辰八者的数目都是三百六十。用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为十二万九千六百，所以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会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月，运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万九千六百辰。岁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万九千百厘，日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万九千六百丝，都是天地的自然，不是凭借智谋力量寻求的。而天地的运行，日月的行走，气朔的盈虚，五星的伏见朓朒屈伸交食深浅的数目，没有不由此而来的。从汉朝以来，以历数名家的，只有太初、大衍罢了。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元，以八十一为分。大衍之历，乃以一百六十三亿七千四百五十九万二千为元，三千四十为分，都是附会牵合。以此求天地之数，怎能没有差错？先生说：‘康节的历法固然好，而季通推得又很缜密。如果见于应用，不知结果如何，恐怕应当远远胜过各家。’”

译嘉定庚午年夏天，追赠季通最初的官阶。诏书说：“士人得志与否，是天意。有的人生前被排斥，死后却得以伸张，天理昭昭，没有长久而不定论的。你学问有渊源，操守没有瑕疵，闭门著书，起初并不参与世事。不幸被诬陷，也遭到远谪。如今是非已经定论，你却已经去世了。朕非常怜悯你，授予你官职，以安慰你在九泉之下。死亡虽然无法挽回，但你还知道享受这份荣耀吗？”

译蔡沈，号九峯先生，字仲默，是西山先生的儿子。他选择居住在九峯，当时著名的卿相多方寻访他，打算任用他，但他不屑于就职。绍定三年五月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西山先生师从晦庵先生，而晦庵先生却说：“季通（蔡沈的字），是我的老朋友。凡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精妙道理，其他弟子听不到的，我一定会告诉季通。”那些深奥的文章和隐秘的义理，晦庵先生大多先让蔡沈去探讨研究，然后亲自为他剖析。因此，曾经辑录他们问答的言辞，称为《翁季录》，大概是引蔡沈作为自己的匹敌。蔡自从能穿衣、快步行礼起，在家就铭记父亲的教诲，出门就跟随晦庵先生游学。晦庵先生晚年训释传授各经已经大致完备，唯独《尚书》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环顾门下的学生，寻求可以托付的人，于是将此事托付给蔡沈。《洪范》中的数理，学者们长久以来已经失传，西山先生独自心得其中奥秘，然而没有来得及论述著述，也说：“能完成我这部书的，是蔡沈。”

蔡沈接受父亲和老师的嘱托，常常感到惶恐，好像有所辜负。大概经过数十年的沉潜反复钻研，然后才能完成。他对于《尚书》，考证序文的错误，订正诸儒的说法，用以阐发二帝三王及众多圣贤的用心。《洪范》、《洛诰》、《秦誓》等篇章，往往有前代儒者所未能涉及的见解。他对于《洪范》的数理，认为体现天地撰述的是《易》的象，记载天地撰述的是《洪范》的数。数起始于一个奇数，象形成于两个偶数。奇数是数得以确立的基础，偶数是象得以存在的依据。所以二四相乘得八，是八卦的象；三三相乘得九，是九畴的数。由此八八相乘再乘以八，得到四千九十六，象就完备了；九九相乘再乘以九，得到五百六十一，数就周遍了。《易》经过四位圣人，象已经显著，《洪范》赐予神禹，数却没有流传。后来的作者，不明白象数的本源，阻塞了变通的妙理，有的就着象来推演数，有的反过来用数来比拟象。《洞极》有书，《潜虚》有图表，并非没有著作，但牵强附会，自然之数更加晦暗了。唉！天地之所以开始，人物之所以产生，万事之所以得失，没有不是数的。数的本体显现在形体上，数的作用妙在道理上。不是穷尽神妙、知晓变化的人，怎么能谈论这些呢？蔡沈在两本书上阐发幽深的义理，达到如此地步，真不愧对父亲和老师的嘱托啊！

伪学之论兴起，聘君（指蔡元定）被远谪到舂陵。蔡沈徒步数千里跟随，九疑山的山脚，是楚粤最穷僻的地方，山川风物悲凉惨怆，居住的人大都不能忍受。蔡沈父子相对，唯独以义理自得其乐，浩然没有屈原投江的哀思，也没有楚囚的哭泣。聘君不幸死在贬所，蔡沈又徒步护送灵柩回乡。有人赠送金钱，但他因道义不可接受，就推辞说：“我宁愿随着停驻的地方安葬，不忍心连累他的祖先。”

蔡沈年仅三十，就摒弃了科举应试的学业，一心以圣贤为师。平时仰观俯察，静坐终日，对天地之心、万物之情了然于心，反求诸己，众理具备。相信前圣人的言论，不欺骗自己。

聘君曾经著《律吕书》，推演八阵图，都被文公（朱熹）赞叹看重。然而学者很少窥见其中的奥秘，偶尔向蔡沈请教，他毫分缕析，使人豁然开朗，毫无疑惑。至于星象运行，阴阳向背，他清晰地如同指掌。

他的文章长于论辩，诗歌早年仰慕李白，晚年进入陶渊明、韦应物的流派。至于吟咏性情，摹写造化，则又源自文公感兴诸作的源流，不仅仅是以诗人自命而已。

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