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一　 太祖

译那么，韩通拼死抗拒宋祖，是怀着争夺天下、追逐柴氏帝位的心吗？我也不敢这样诬蔑他。为什么呢？宋祖的兴起，并没有移山填海那样的气势，也不是长期蓄积、已经无法挽回的力量。韩通与宋祖分掌禁军，彼此相忘而互不猜忌。因此一旦变故发生，韩通奋臂呼喊，却没有人响应。他不像刘裕对刘毅、萧道成对沈攸之那样，双方彼此争斗，窥伺神器，争着先取得帝位，各自拥有党众，等待在一朝决出胜负。没有那种形势的人，就没有那种志向；没有那种志向的人，也不会预料到事情的结局。怎么能严重诬蔑他说：韩通怀有取代周朝的谋划，因此嫉忌宋祖呢？韩通冒死争斗，也不过是人的常情，只是不应把这种说法讲给胆怯而随波逐流的人听罢了。与人共同做事，后来却彼此背离；与人地位相等，忽然却居于其上；怀有非同寻常的心思却不相互告知；处在彼此不肯屈居下位的形势中，却突然把对方看得如同不存在。有心志的人不能不愤怒，有气节的人不能不充满激愤。反正都是死，怎么能早晨还彼此抗衡，晚上就向对方北面称臣，舍弃孤弱的幼主而投靠豪强呢！所以说，冒死争斗也是人的常情，不必预先断定他的结局。唉！在长期动乱的时代，君主不是上天授予的君主，国家没有长久存在的根基，人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忠诚，忠诚难道是容易说的吗？人能够不随时势改变，做到这一点也就可以了。冯道、赵凤、范质、陶谷一类人，起初驱使他们的人，后来与他们并肩；后来与他们并肩的人，再后来向他们低头；最终那些向他们低头的人，因而叩头称臣，快步奔走、像鸿鹄一样挺立，还洋洋自得；他们不知道自己今昔的面目有何不同，怎么还能彼此相对呢！像韩通这样的人，还保留着活人的气节，与他谈有恒守的忠诚也就可以了；若贸然称他为后周忠臣，又怎么会这样容易呢！三 太祖刻石立誓，把石碑锁放在殿中，让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后进入殿中跪读。誓约有三条：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增加农田赋税。唉！像这三条，不称为盛德就说不过去。德行盛大的人，只要求自己而已。舍弃自己，反去要求别人，名分越说越正，义理越伸张，命令越繁多，刑罚也将越兴起；像这样的人，不称为凉薄之德也说不过去。寻求对百姓有利的事并兴办它，寻求对百姓有害的事并除掉它，把所谓善事拿来督促百姓实行，把所谓不善拿来禁止百姓触犯，这些全都是要求别人；是驳杂儒者所致力的，也是申不害、韩非的弊端。善于治理的人，自己处在厚重宽厚的位置上，百姓就会受到劝勉；谗佞顽劣的人便没有机会逞强；自己处在俭约的位置上，百姓就会富足；贪婪冒进的人便不能任意侵扰。用忠厚来保养前代的子孙，用宽大来保养士人的正气，用节制来保养百姓的生计，这都不是向别人求取。抛弃自己的疑忌私心，克制自己的愤怒发作，收敛自己的奢侈吝啬之情，都是从内心和自身求取。人们有的得到利益，有的受到损害；有的行善，有的不善，任凭他们自己选择而不与他们争执；把治理之德蕴藏在自己身上，不求显盛却在无形中积累起来，所以说，不称为盛德就说不过去。向自己求取，方法总是简约；向别人求取，方法总是烦琐。烦琐，是政事因此混乱、刑罚因此密集的原因；后世儒者却常常把这一套当作治国方法，不也令人痛惜吗！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他们。”政令和刑罚烦琐，百姓的羞耻之心就荡然无存，所以说，不称为凉薄之德就说不过去。文王治理岐地有五件事，这五件事都是对上位者要求严格，而对官吏百姓要求宽薄的。五件事之外，有利的事情，不急切地去兴办；有害的事情，不急切地去铲除；有善行，不急切地督促人们去做；有不善的事情，不急切地禁止人们去触犯。所以文王的仁德，如同天空覆盖大地，并不忧虑万物违背自己。治理国家、使国家混乱、使国家安定，是三种时势；山国、土国、泽国，是三种地形；愿民、顽民、庸民，是三种资质。三类各有三种，合起来就是九种，等级各有差别；它们所造成的利、害、善、不善，也各不相同，巧于计算的人也不能穷尽其数。处在人上位的人如果一定想把这一切都穷尽，首先就会丧失自己的德。说起来娓娓不绝，件件都是道；做起来接连不断，件件都成为法；把这当作王政，结果习俗越来越偷薄，官吏越来越贪冒，百姓的死亡越来越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向别人求取罢了。宋朝有三种向自己求取的办法，超过汉、唐而接近商、周；传世百年，经历五帝，而天下因此安定，这是太祖的心意造成的。到了庆历，议论才开始兴盛；到了熙宁，法制才开始严密。舍弃自身而向别人求取，此后太祖的德意便逐渐消失。得失的关键、治乱的枢纽、百姓生死的关头、风俗淳厚或浇薄的根源，都是极其简约的。懂得这种简约，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君王。驳杂的儒者，已经泛滥到申不害、韩非那一套，哪里足以参与这种道理呢！四 自从太祖刻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约来告诫子孙，直到宋朝灭亡，文臣没有一个遭受斩刑。张邦昌亲自篡位，最终也只是自杀；蔡京、贾似道使国家陷入危亡，也都在贬谪之地保全了首级。有句话说：“周朝的士人尊贵。”士人是自己尊贵起来的。宋朝初兴时，难道有能够自重的士人，使太祖不能轻贱他们，从而感发出保护爱惜他们的心情吗？详细考察唐僖宗、懿宗以后直到宋朝初年，士人中凭借名节自我保全的，只有张道古、孟昭图；辞去荣宠、引退离去、爱惜自身的，只有韩偓、司空图；高尚自守、不肯出仕、终老山林的，只有郑遨、陈抟。至于侮辱他人、行为卑贱到了极点，背弃公义、死守党徒、出卖宗社的人，则有崔胤、张浚、李磎、张文蔚在前面倡导，冯道、赵凤、李昊、陶谷之流把改换面目、易事新主视为当然，从而形成这种风气。其他如和凝、冯延己、韩熙载一类人，沉溺于酒色和倡优俳戏之中，虽然没有大的罪恶，本来就应当像禽鸟鱼兽一样被豢养玩赏，不值得深切惋惜。士人的卑贱，到这里达到了极点。因其卑贱而轻贱他们，并不是不适宜；厌恶他们的卑贱，激励他们使之尊贵，必须有所惩戒之后才知道改过，这也可以说是驾驭世道的权术。然而太祖对此的用意却很深。

译从前周朝衰落时，处士纵横议论，胁迫诸侯王，谋取宠爱和利益，六国因此灭亡。秦朝厌恶这种喧嚣，于是坑杀儒生和儒师、官吏，以严厉手段压制他们。汉朝末年，士人互相标榜，猛烈攻击异己，以此同皇帝争权，汉朝因此衰败。曹孟德厌恶这种争竞，于是任用崔琰、毛玠督责吏治，以严厉手段压制他们。然而秦朝因此向天下结下怨恨，传到二世便灭亡。曹孟德死后，司马氏不能承受群情，专门采取宽纵政策，而裴氏、王氏一类人倡导任性放纵，极力反对曹氏的做法，于是中原沦陷。由此看来，因士人卑贱而进一步轻贱他们，惩罚他们不够尊贵并强行矫正他们，从来没有能够胜过这种局面的。激发得太过分，怨恨便结成，祸患便加深；压制得不够严厉，他们便暂时伏藏而最终再度兴起。所以古代的王者，只听说他们培养士人，没有听说他们治理士人。聪明才干所汇集的士人，超过常轨而流于邪僻，就扶持、提携并引导他们使之兴盛；这样，士人才能兴盛。难道能舍弃这些人，反去寻找愚钝粗野、强悍卑陋的人，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吗！《诗经》说：“鸢鸟飞到高空，鱼儿跃入深渊”；又说：“周王长寿，岂不是远远地造就人才。”飞翔的鸟，并不担心有人阻止它飞扬；跳跃的鱼，并不担心有人阻止它纵游深谷。让士人涵泳在天地之间，相约以百年后的成效，难道是周朝士人自己尊贵吗？是文王使他们尊贵的。老子说：“百姓不怕死，为什么还要用死亡来威吓他们？”这是接近道的话。百姓不怕死，却自有他们畏惧的东西。他们与万物一同生长养育于天地之间，却偏偏因为成为败类而使君主难以保全他们；即便十分昏顽，难道能不在内心感到惭愧吗？何况已经成为士人，聪明才干并不落后于别人，诗书的气息耳朵已经习惯听闻，眼睛已经习惯看见，怎么能一旦之间就把这些抛弃得像泥土一样呢！宋太祖也不过是武人中的雄杰。他用来辅佐治理天下的，并不是具有伊尹、傅说那样求学志向的人；他能够俯视士气中的淫邪而不因此产生傲慢，也就差不多像上天储藏空旷高远的天空让鸢鸟飞翔、深渊涵容静止的水让鱼儿游动一样了。这难道不能说是上天开启了他的聪明，使他与道相合吗！而宋朝士大夫的品格高过汉、唐的地方，甚至多出数倍而无法计算，确实是有原因造成的。顺着人的善而使之更加善，顺着人的不善而使之更加不善，用这种办法治理一个家庭尚且不足，更何况天下呢？河水在东面决口，强行堵塞却使它转向西面，没有能够制服它的。用官吏的道术、名分和法令来严厉矫正天下士人，只为满足一个匹夫刚愎不屈的心情，哪里足以测知有德之人的内在呢！五 有句话说：“得到士人，国家就会昌盛。”所谓“得到”，并不是君主一定要亲自得到士人，才算自己得到了他们。下位者得到士人，把他们推荐给上位者，固然是上位者得到士人；下位者得到士人，自己任用他们，使他们为国家效力，也同样是上位者得到士人。所以君主的弊病，没有比同臣下争夺士人更大的了。君主同臣下争士人，臣下也同君主争士人；臣下争士人，士人也彼此争夺同类；天下人的心于是离散而无法收拢。《尚书》说：“商纣拥有亿兆人民，却人心离散、道德背离。”并不只是人民同纣王离心，人民彼此也互相离散，于是纣王更加成为孤立的独夫。君主以下，有大臣，有师儒，有长吏，都是士人借以成就自己的途径。君主的职责，是选任大臣，使大臣忠诚；选择师儒，使师儒端正；选拔长吏，使长吏贤能。这样，天下隐居山林的士人，把长吏作为进身的凭借；进入学校的士人，把师儒作为进身的凭借；登上朝廷的士人，把大臣作为进身的凭借。就像网附着于纲，众人共同为国家效力。不背弃大臣，国家的大政方针就能确定；不背弃师儒，学术就能明晰；不背弃长吏，品行和操守就能修养。让左右群臣都共同辅佐，使天子安乐，众人也共同安乐。把天下贤能智慧之人的心合并到一条轨道上，天子对于士人就没有得不到的了。和谐之气广泛流通，充满朝廷内外，国家渐渐荣耀、渐渐昌盛，昌盛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得到士人，国家就会昌盛”，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大臣不把荐举士人当作自己的德行，士人就第一次失去依托；师儒不把教导士人当作自己的恩惠，士人就第二次失去依托；长吏不把举荐士人当作自己的荣耀，士人就没有不失去依托的了。于是有人说：“在公卿门下拜受爵位，在私室中接受恩惠，是不合法的。”下位者离散而不相亲近，上位者专门偏私而不能推及众人，亿万人各有亿万种心思，人心离散、道德离散，能够不灭亡的很少了。所以君主的弊病，没有比同下位者争夺士人更严重的了。自唐代以来，进士都成了知举官的门生，终身把知举官视为自己的恩主和故旧；但这并不是唐代才如此。汉代的孝廉，对于举荐自己的公卿、州将，活着时都不敢与他们同列，死后还要服丧三年，这也不过是人之常情。那些执着于名分法度、用来约束人的人，常说：“这样下去，就再也不知道还有君主了。”君主听到后，愤怒而不平地说：“他们得到了人才，而我却失去了人才。”于是，猜疑、嫉妒、苛刻、核查的邪说兴起，他们以申不害、韩非为师，束缚缙绅，瓦解士人的心志，使他们彼此携手离贰，奔走邪道，散布言论，以求取悦君主。那些心怀奸诈、擅自发号施令的人，自以为孤立无援，实际上却动摇着国家的大政。大臣不再彼此信任，师儒不再相互亲近，地方长吏也不能安抚百姓。于是法纲断裂、纽带解散，而专制独夫的势力便形成了。所以说：“不信任朋友，就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朋友尚且不信任君主，君主又怎么能得到朋友的信任呢？年少的凌驾年长的，卑贱的妨害尊贵的，疏远的排挤亲近的，不肖之人诋毁贤者，他们都说：“我只知道有天子罢了。”哪里是真知道天子呢？不过是知道爵禄而已。士人心怀知己，并不只是为了知己的名声和利益；有了知己，自己的言论可以得到伸张，志向可以得以实现，志气相同的人彼此信任，事业也能相互切磋、相互增益。《易经》说：“拔起茅草，连带着同类一起拔出。”如果拔草不连同同类，只拔出孤零零的一根草，那么它就不足以长久修补大厦了。大臣是君主的心腹，师儒是君主的耳目，长吏是君主的臂膀和手指。用心腹来响应耳目的聪明，用耳目来响应臂指的行动，合起来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各种作用都能具备。彼此离心离德，就是不仁。不仁的人会因痿弱而死亡，君臣怎么能争夺士人，却吝惜不肯让士人成为自己的助力呢！太祖想得到士人的心，已经急迫到这种程度，于是因落第举人击鼓申诉冤屈，便召来进士在殿廷上考试，并禁止他们在私门中称自己为门生。幸亏宋朝直到灭亡也没有再举行这样的做法。若把这件事坚持下来作为法令，就将和孤立专制的秦朝一样了。凭借这种苛细精明、狭隘愤怒和小恩小惠，来安抚天下、培育众多士人，哪里会有真正的幸运呢！哪里会有真正的幸运呢！六

译太祖多次微服出行，有人拿可能发生意外来劝戒他，他却说：“有天命的人，尽管自行去做就是了。”这不过是英雄欺骗人、说大话罢了。他微服出行，是把自己侥幸没出事当作依据，料想别人也会仿效；又想借此察看民情，以便预先制定对策。这种私利偏狭的心胸和猜疑防备的小聪明，正是宋朝德政衰败的原因。野史记载，他曾乘辇出行，忽然有流箭射中车辇的木板，太祖见了，便大声说：“射死我，也未必能射到你。”那支流箭，其实就是他派人射的。这样看来，他微服出行时，身边暗中保护的办法一定早已周密安排好了。可是进谏的人还说“万一发生意外”，只不过徒然招人取笑而已。凡是君主喜欢微服出行，大体有三种情况，这只是其中第一种。较低一等的，是像刘子业等人那样放纵狂荡、游乐嬉戏。再其次，是把苛细察看当作能干，有时还说自己心里想着国家和百姓，借以窥察官吏操守的清浊、民生的苦乐以及国事的兴废。这种人，求得治国越急切，看起来越接近正确道路，自信也越坚定；但小则因此导致混乱，大则因此导致灭亡。直到国家混乱、灭亡，仍不悔悟自己的过失，也真是愚蠢啊！为什么呢？两只脚所能走到的地方，两只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两只耳朵所能听到的声音，靠这种斤斤计较的聪明、琐碎絮叨的智慧，想同天下人争强取胜，从来没有能够胜过天下人的。况且君主微服出行，自以为行踪隐秘，难道果真能够隐秘吗？脚还没有离开宫禁，行期已经泄露给近幸之人；身影一旦进入四通八达的大道，踪迹已经传遍偏僻的街巷。君主窥察别人是有限的，而别人窥察君主却没有边际。于是那些怀有私心、挟持谄媚的人，装作聪明而表现得朴拙，进行谄媚却装作愚直，丑诋正直之人而彼此赞许，结党包庇奸邪而互相奖赏；当面接受君主的欺骗，背后却把君主当作笑柄，激怒君主以博取恩宠，于是国家的大政便无法再加以辨明了。即使君主能够避免这些问题，一件事做对了，也不足以掩盖小人的本性；一次行为有瑕疵，也不足以贬低君子的德行；一个人的恩怨，也不足以判定他是仁慈还是残暴；一地的利弊，也不足以概括天下各地的情况。至于偶然从百姓那里听到的一些话，既没有考核，也没有询问，却把过分的赞美或过分的贬斥当成事实，君主于是相信那是无心之言，自夸自己有洞察细微之处的睿智，用它来决定官员的黜陟，衡量政事的兴革，施行刑罚和赏赐，决定取用和给予，而群臣没有人敢于争辩。这尤其是不必等奸人用诡诈手段来迎合，君主就已经坐受其侵蚀了。小则导致混乱，大则导致灭亡，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而自以为是的人却不能察觉，实在可悲啊！要成就天下的事业，必须详细明察其中的道理；要通达天下人的志向，必须了解他们的实情。然而君主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本来是有一定方法的。用它来寻求贤能之才，冢宰公正，连地位卑微的人才也能被举荐；用它来考察官吏的邪正，宪臣廉正，贪污邪曲之人就会被屏退；用它来审理狱讼，廷尉谨慎，诬陷和欺罔就会消除；用它来处理危险疑难之事，宰相忠诚，国家的根本就会稳固。因此，君主用智慧辨别善恶，不过依靠三几个人，天下却都能服从他们光明的照察。从朝廷到藩镇牧守，从藩镇牧守到郡县，从郡县到乡保。听取乡保实情的是县令，听取县令治理情况的是郡守，听取郡守政务情况的是藩牧。再由此把情况上达朝廷，使朝廷周遍了解天下的事情。舍弃细小的利益，惩治重大的祸害，疏通困窘之处，疏解阻塞之处。这样一来，即使是普通男女私下谈论的事情，天子垂下旒纩端坐，也能全部听察而无所遗漏。天下人的脚，就是我的脚；天下人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天下人的耳朵，就是我的耳朵。能够欺骗君主独自的所知，却不能掩盖众人共同显现的事实，这就是明主的办法，所依靠的不过如此。对于愚昧百姓偶然说出的一番话，尚且不值得听取，何况那些乘机钻空子、推销奸计的小人呢！古代的圣王，询问砍柴人的意见，向工匠和盲人乐师请教，设置木铎和鼓，用来使臣民隐秘的意见得以上达，是为了给自己挽救过失，并不是为了窥察别人。微服出行的人却相反，察看得越秘密，听到的情况越混乱，自己招致败亡却还不醒悟。所以说，实在可悲啊！因此，微服出行有三种情况，而都是君主之道所厌恶的。像宋太祖这样的人，即使不微服出行，难道也会有挽起袖子接连不断地夺取别人已经夺取的东西的行为吗？那么也不过同样是愚蠢罢了。七 刘禅、孙皓能够被晋朝容纳，并不是因为晋朝特别宽厚，而确实是有使晋朝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刘先主是汉室的后裔，保有蜀地，奉守宗庙，任用贤能，谋求治理，百姓因此安定，这些功业已经很高了。孙文台奋力起于郡将，讨伐董卓，收复雒京；其父子三代退守吴、楚，百姓有一百多年没有遭受战争。上天所保佑的、人民所怀念的，司马氏不能再严重违背而断绝他们的世系，因为其中有不可断绝的道理。刘禅虽然昏昧，孙皓虽然暴虐，却不是首先发兵、首倡祸乱、焚乱天道纲纪的人；他们投降成为臣仆，已经足以抵偿罪过，怎么可以还恶意地容忍他们被灭绝呢？李煜、孟昶、刘鋹等人在投降后仍享有国封，接受宾客之礼，这并不是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而是宋朝的宽厚。考察他们的先世，没有积累功业，也没有巩固的守备，只是存在于蓬蒿之间，苟且自称为王，早就不足以抵挡白马之威了。他们即使降为奴仆，也不应再有遗憾；但优厚的礼遇仍加在他们身上，所以说，这是宋朝的宽厚。即使如此，对于蜀、粤、江左那些抗拒僭越、争夺对等地位，不早日向汴、雒奉行正朔的人，如果用俘虏的刑罚来处置他们，也是不可以的。臣服的人，必定有所臣服；归命的人，必定有所归附；有君主之后才有臣下，就像有父亲之后才有儿子一样。唐朝灭亡以来，天下没有君主已经很久了。朱温是贼；李存勖、石敬瑭是沙陀部族的夷人；刘知远、郭威趁别人衰败之时，突然占据帝位，也不过像萤火虫在黑夜中的光亮。天下被分割成许多州方而称帝的，能够得到的不过十之二三。只因汴、雒的废墟上有唐代旧宫的遗址，有人乘虚而入、据此占据，便有无知之人把它题作正统。这样却想让天下的雄杰据此信服，献出土地称臣，奉它为共同的君主，难道上天会允许、人民会顺从吗？所以徐温、孟知祥、刘岩与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属于同等人物，但他们既不是贼，也不是夷人，相比之下还要好一些。那么，他们的后代守着土地而不称臣，直到势力穷尽之后才献款归顺，本来就是君子所应怜悯、不应苛责的。

译至于趁乱窃取帝位，困窘失败而被俘的，就应当承受王者的诛罚；但这也一定是首先制造天下祸乱、借机劫夺，而不是怀有重建天下志向的人。项羽虽然有十项罪过，但他诛灭秦朝仍是借助义愤，因此汉高祖封他为鲁公，并以厚礼安葬他，没有抹杀他的功劳。王莽造成祸乱时，民心思念汉室，刘氏诸人纷纷起兵，而隗嚣、公孙述、张步、董宪之流扰乱天道纲纪，使本来已经遭受灾祸的百姓更加受害。杨广凶暴淫乱，百姓虽然纷纷起事，但窦建德、萧铣却趁机掠夺、杀害已经困苦不堪的百姓；刘武周、梁师都、薛仁杲依靠戎狄来残害中原；王世充接受隋朝的宠信任命，以狐媚手段行使自己的劫夺。所有这些人，都是首先给天下制造祸害、没有平息乱局的心志却从混乱中获利的人。所以他们即使有时投降归附，市肆街头悬挂他们的首级，民众也都感到痛快。他们与蜀、粤、江南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王者向上推求天意，向下体察民心，执掌不差错的权衡来施行诛罚和赏赐，其中差等的区别，不容混乱。徐温辅佐杨行密，抵御毕师铎、秦宗权的毒害，于是江、淮地区安定下来。江、淮的动乱，并不是杨行密、徐温首先造成的。刘岩坐拥百粤，闭关自守、专擅其地，却没有残害百姓来同吴、楚争强。孟知祥即使不占据蜀地，石敬瑭、刘知远也是战战兢兢地苟且立国，外有契丹逼迫，内有各镇争斗，连救死自保都来不及，本来就没有力量越过剑阁去安抚两川。因此这三方从未得罪上天和人民，他们的继承人保守先人遗业，环城坚守，直到众人溃败之后才投降；如果不是以残忍、陷害为心，又怎么能用诛杀窦建德、萧铣的刑罚，违背道理而肆意施行残酷刑法呢！上天所愤怒的，是首先制造动乱的人；人民所怨恨的，是逞强争夺的人。仁爱有不能施用的对象，正义有不能沿袭的做法，必须像宋太祖那样优厚地安置投降的君王，然后才可以说是忠厚。八 靠口才应付别人，是无法驳倒他的；用道理来衡量，用形势来估量，再抓住他用来应付我的话反过来诘问他，当然就不难驳倒了。能言善辩的人，难道真是相信自己的话完全正确吗？他们心里怀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彼此诱骗、彼此胁迫，又凭借能言善辩的才能来助成邪说，于是只好坐等自己的理屈。只有明主周全了解得失祸福的根源，秉持无私之心考察事情的真伪始终，那么不必诘问，他的辩说就已经穷尽了。曹翰献上夺取幽州的策略，太祖与赵普商议。赵普说：“曹翰夺取幽州后，谁能守住它？”太祖说：“即使让曹翰守。”赵普说：“曹翰死了，谁来守？”于是太祖的辩说就无从继续了。他的话就像春天的冰一样脆弱，不必凿击就会自行破裂；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接受赵普的应对呢！夺取幽州和守住幽州，难易是明显不同的。劳逸、饥饱的形势本来就不同，而且进攻者处在可进可退的地位，人心没有坚定的志向；守城则是生死相争。既然能够从强悍夷人的手中夺取它，难道还害怕不能守住吗？利用它原有的城垒，使用当地的人民，收集当地的粮草，那么像蚂蚁附着一样聚集的人就不能在开阔地上同我争战。何况幽州背靠西山，连接卢沟，层层山岭、重重悬崖向东延伸直到大海；它与瀛、莫、河朔那种千里旷野、任凭胡骑驰骋突击的地方相比，能怎么样呢？得到幽州，河朔的守备就可以撤除；得不到幽州，赵、魏的旷野便没有一处不是边境。能够守住赵、魏，却不能守住幽州吗？如果担心曹翰死后没有人能守幽州，那就姑且把这件事放下；难道反而不担心守赵、魏没有人，甚至要把大河南北全都交给契丹吗？曹翰死后如果不能再找到像他这样的人，夺取幽州就更加急迫了。真正担心的，只是幽州不容易得到。既然已经得到它，再让曹翰筹划经营守御的事务，那么即使不如曹翰的人，也可以依靠他修缮的营堡，吃他储备的米粟，使用他准备的铠甲兵器，自然可以长久稳固，像山一样屹立。自汉代以来，占据燕山以抵御北狄，难道每个人都必须像曹翰一样吗？既然短墙终究不可逾越，又何必担心以后再也找不到曹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考虑事情深远的人，也只是知道自己能够知道的事情罢了。吕后向汉高祖询问能够担当社稷重任的大臣，问到一再时，汉高祖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这不只是吕后不知道，汉高祖其实也不知道。能够知道的是：平时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有恰当的选拔方法，真诚地委任他们，依礼法驾驭他们，那么即使是百年以后守卫国家的干城之才，也都可以预先判断他们的功名不会有差错。何必在曹翰正当身强力壮之时，就担心他的后继无人呢？难道要预料后世没有良将，于是吝惜恢复故土；或者预料子孙中没有贤能之人，便早早把中原全部交给戎狄，以免去争战的劳苦吗？所以赵普的说法，确实是口才敏捷；他用对方的矛去攻击对方的盾，击破、驳倒对方，不必迟疑，便像春冰一样立即消融。然而凭太祖的明察，最终仍被他的邪说所屈服，大概也是有原因的。赵普说谁能守住幽州，并不是说人才不足以守住；说曹翰死后没有人能像曹翰一样守住，也不是说世上没有像曹翰那样的人才。赵普对曹翰已经有很深的疑虑了，而太祖说：“没有什么可疑的。”赵普便说：“除了曹翰，还有谁可以不让人怀疑呢？”幽燕是士人和战马聚集的渊薮。自天宝以来，范阳首先作乱，平卢、魏博、成德相继叛乱。如果不吸取这些失败的教训，反而把幽燕交给与强悍夷人抗衡的武人，让他控制河朔、窥伺中原，那么赵氏的宗庙就危险了！唉！这就是他没有说出口的隐情，只能在内室中局促不安、低声叹息，却甘愿退缩不前。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正北方边塞的土地上，凭借兵力而作乱称雄的人，确实是有的。汉代有卢绾、陈豨、彭宠、卢芳；唐代从安禄山开始，到刘仁恭父子结束。然而他们刚刚兴起，随即就覆灭，导致汉、唐灭亡的，难道在于这些人吗？况且他们拥兵自保，使北狄乘隙侵入的祸患得以消除；即使他们倔强而不能收敛，也仍然像替我们看守门户的吠犬。等到朱温屠灭魏博、李存勖消灭刘守光之后，契丹的突骑才长驱直入河、汴之间，而没有人能够阻挡。抵御他们如果方法得当，即使有桀骜不驯的人，也不难将其铲除。即使不是这样，那些割据称雄的人也还会时分时合，各自守护疆域，作为我们的藩篱。对此不加审察，只因一时不能忍耐，便宁愿把它抛给敌人，自己招来敌人凌辱侵犯的祸患。君臣四面顾虑、心怀疑惧，暗中谋划而安于割弃土地，却不能告诉别人“我们的忧患就在这里”，于是赵普那些能言善辩的话进入耳中，便在心里敲响警钟；如果赵普说：“曹翰还不能信任，继任曹翰的人就更值得怀疑”，那么只要划河自守，就会觉得敌人的鞭子容易打到，而不用担心马腹受到攻击。宋朝君臣隐藏实情、自陷困境，给六百年衣冠之族留下祸患，原因只有这一件事罢了。

译至于赵普，又不只是这些问题。他以幕客中的杰出人物身份，承受开国元勋的恩宠，蔑视将士，突然处在他们之上，却本来就没有办法使他们心服。陈桥起兵时，石守信等人承担了实际功劳，赵普没有参与；攻下江南、收复西川、平定两粤时，曹彬、潘美等人负责其事，赵普也没有参与。因此当时那些推诚尽力的功臣，都侧目于赵普，恼恨他排挤自己；赵普本来就处在不能和他们并立的地位，于是天天想着削弱、排斥他们来使自己安稳。他极力结交、取得君主的信任，使君主把他倚为社稷之臣，难道是打算安定天下、安定赵氏吗？不过是想压制武臣，使他们不能建立不世之功，从而分走君主的宠信罢了。所以他接受吴越的金钱时，太祖说：“他以为天下的事情全都由书生来办。”可见太祖也看出了他的实情，只是对赵普的猜忌太深，又利用他来牵制武臣罢了。即便如此，太祖任用赵普也仍然过分了。不仁的人，不能把国家托付给他。那么将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宠禄而陷害君主的子弟，又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呢！如果真想推崇文治来消除桀骜强暴之气，那么像光武帝提拔伏湛、卓茂那样，以敦厚朴实、纯正雅正的风气来压制干戈之气，自然足以安定四方、教化强悍之人。像伏湛、卓茂这样的人，都是以忠厚立心，而没有阴险狠毒、钳制压服人的小聪明。因此功臣退居之后，后世也会效法他们的贞正。当宋朝初年，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为什么一定要任用这个怀抱书简、倚门求进、投身军幕的策士呢？即使不得已而用人，窦仪、吕余庆还在，他们也比赵普好得多。险诈偏邪的人处在心腹之地，一句话就能割裂百代以来的纲常法度。唉！这真是天下万世都应当为之痛哭不止的事情啊。九 曹翰提出攻取幽州的策略，不要担心攻下后不能守住，正是因为想攻取却未能成功。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用兵不是仓促使用就能取胜的，也不是在稍有安定的时代、众人斗志懈怠并想退缩时，还能抵挡强大敌人的。宋承接五代的余波，人们厌恶战争，枭雄的气势已经衰微。江南、蜀、粤的君臣玩弄文墨，纵情游乐；其中更严重的，放纵淫乱暴虐，导致人心离散。宋军所到之处，他们便随风披靡，宋因此乘机取得功绩。他们不曾发誓拼死守卫，宋军也不曾浴血奋战，不像项羽、公孙述、窦建德、薛举那样几经胜负才最终取胜。等到天下已经收取了八九成，将领和士卒的情绪却全都涣散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同强大的夷狄竞争，开始还轻视对方，中途便轻率地试探交锋，最终将因一次失败而精神和形体一同困惫。所以太宗大举北伐时，军队惊慌溃散、离析逃亡，死伤超过一半。哪里是曹翰独自奋力向前，就能保证坚固的城池仓促之间被攻下呢？即使如此，难道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吗？汉高帝曾在白登被困，到汉武帝时，漠南已经可以没有匈奴的王庭；唐高祖曾向突厥称臣，到唐太宗时，单骑也可以使突厥可汗退走。汉、唐从来不是没有停息战争、休养马匹来安定天下；也从来不是没有制约功臣，使他们俯伏而不敢窥伺帝位。只是他们不像赵普那样，惴惴不安地害怕别人建立功劳，便折辱压制并遣散他们，以求自己偷享安逸富贵。若把事情推迟更久，后来兴起的人便可以凭借这些条件，何必担心天下没有英杰可以供驱使呢？勾践不过是偏居一隅的君主罢了，养育百姓，使他们繁衍生息，教育训练他们，最终吞灭了吴国。只是他那种长颈鸟喙的相貌和性情，难以同人共享功劳，于是范蠡离去，文种被杀，最后又在楚国灭亡。成败得失的关键，取决于君主和宰相之间相互猜疑还是信任，并不由天下的强弱决定，这一点也很清楚了。凭赵普那点嫉妒残害人的小聪明，宋却把它奉为家法，上下相互效法，一概以猜忌为原则。狄青、王德用甚至像背上的芒刺一样，唯恐不能除掉他们。所以秦桧任宰相时，拦马进谏的书生知道岳侯并不可怕；那么赵普任宰相时，曹翰的策略不能成功，也就必然如此了。曹翰把攻取幽州的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本来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十 《记》说：“礼要遵循它的本始。”本始，就是事情的开端；遵循本始，是不敢因为后来产生的嗜欲而轻慢鬼神。又说：“礼，以合乎时宜为大。”时宜，就是顺应人的情感；把它看得重要，是不忍心在嗜欲已经产生之后，再用鬼神来禁止它。因此，有了烧熟的黍米，便有了盛黍米的敦；有了剖开的猪，便有了烧熟的肉；有了玄酒，便有了三酒；有了太羹，便有了调和的羹。不废弃本始，这是质朴；同时把敬意充分表现出来，不顺从人的情感，这是文饰。不违背时宜，这是文饰；却充分表达爱意，不追求美味，这是质朴。质朴和文饰兼备、相互成就，仁人孝子用来侍奉鬼神的道理才算完备。祭祀使用笾、豆，是周代的制度；夏、殷以前的制度，确实有许多已经无法完全考证。既然无法考证，便无从仿制，只能把古代可以考证的制度作为本始。祭祀使用笾、豆、铏、俎、敦、彝，是仿照周制而备齐器物，用来遵循本始并充分表达敬意，并不是说非要这样才是鬼神所喜爱的。尊重祖先而不敢亵慢，这是文治，但质朴因此有所屈抑。太祖想撤去这些器物，改用当时的器物，这是过错。既然做错了，内心自然不能安然，必定会感到惊惧不安，所以不久又恢复使用。然而，他起初想用当时器物，是为了顺应情感、充分奉养祖先，也并没有太违背道理。他因心中歉疚而不满意，便使用祖先平常所用的器物；因惊惧而中途改变主意，仍保存古人所敬重并陈设的器物；这都是出于内心。并不是借助见闻去仿效古代，也不是迎合流俗去顺应时尚。他爱惜祖先，不忍忘却；敬重祖先，不敢松弛；质朴之意不忍吝弃，文饰之礼不敢废替，所以两者都保存。对于必须两者并存这一点，可以看出仁孝之心出于天性。

译即使如此，他还没有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也没有把其中的义理研究精细。古代天子、诸侯侍奉祖先，一年有祫祭，按时有享祭，每月有荐祭。荐祭从天子直到庶人，祭祀都按等级递减。祭祀用文饰来昭示敬意，地位不尊贵，敬意便不能充分伸展；荐祭以质朴来充分表达爱意，只要是亲近的人，都可以把爱意充分表达出来。祭祀一定有尸，有尸才有献；有献才有酢；有酢才有酬；有酬才有绎祭。礼仪周遍而完整，文饰达到极致，却不希望彼此亵渎。因此尊、罍设置好，玄酒陈列出来，血和脂膏烧烤，牲畜升上来时先举首，太羹备办齐全，自古以来一直如此。笾、豆、铏、俎、敦、彝，都是仿效古制，以郑重使用它们的文饰，然后尊敬才达到极致；尊敬达到极致，敬意才没有不能充分表达的。至于荐祭，却不一定必须如此。荐祭并非不敬，而是以爱为主；以爱为主，就要顺应当时的情况，以便利来取得真实的情感。古代荐祭所陈设的器物、所献上的滋味，已经无法考证。想来，大概只需合乎时宜而不必拘泥于古制吧！器物是平时惯用而感到安适的，食物是屡次尝过而觉得甘美的；仁人孝子不忍割舍这些，因此在荐祭中陈设、使用它们就可以了。况且笾、豆、俎、铏，也不是上古的器物；调和的羹和烧烤的肉，也不是上古的食物。古今相互斟酌，古制并不废弃今制；祭祀尚且如此，何况荐祭呢？汉、唐以来，所谓祭祀其实都属于荐祭，从来没有舍弃今制而遵从古制的。只是不能不保留遵循本始的心意，在千百项中保留“十一”，于是笾、豆等器物相沿使用，以表达追尊祖先的盛大心意。古器物和今器物混合陈列，古代滋味和今日滋味交替进献，斟酌其中不相违背的部分，各自按照时宜交替使用，把敬意和爱意充分表达出来，其中必定有合宜之处。只是太祖没有研究这些道理罢了，突然撤去，突然恢复，义理不精，典礼也不确定，这是过错。然而，他改变礼制时的情意、恢复礼制时的内心，本来确实有一种从内心突然觉醒、不能压抑的真情存在。若有王者兴起，能推究这种心意，寻求使礼制更加合乎义理，使质朴和文饰都充分体现，就在于用人是否得当。不能因为一时偶然产生的念头，便任意废兴礼制。一一 减少官员以使吏治清明，增加俸禄以要求官员廉洁，开宝年间的制度，可以说是好的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番道理。俗话说：“为官职选择人才，不要为人设置官职。”这只是核对名实、追求速效的说法，并不是用来奖励人才、敦厚风俗、劝导天下走向君子之道的办法。郡县制下的天下，州有数百个，县有一千多个。任期长的六年，任期短的三年，士人能够担任长吏的，不过如此而已。其他则是琐碎的主簿、县尉，是各种出身的人兼而进用的职位。每年从一千多个县中选拔一人，十年便超过一万人，将把这万人安置在哪里呢？况且每年选拔一人，必定不足以网罗天下的人才。古代建立国家时，子、男的封国，其疆域大小，相当于今天一两个县的乡。可是一个卿、三个大夫、九个上士、二十七个中士、八十一个下士，都在封国领取俸禄，成为区别于野人的君子，数量尚且如此。再晋升为公、侯，再晋升到天子的朝廷，凡是领取田地俸禄、世代登上官品的人，更是无法计算。所以《诗》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凭文王的德行，若没有这些人才，也无法安宁。培养人才，是用来体现上天养育万物的德意，从而使天下安定。所以《易》说：“上天下泽，履；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安定民众的心志。”百姓的心志在于作为百姓，安于利益；士人的心志在于作为士人，安于义理。不要压抑他们的长处，不要玷污他们的优秀，这样才能滋长善良之气，使礼乐兴盛、风俗美好。这正是三代所以敦厚弘雅、迎合天地清明淑美之气的原因，难道在于循名责实、苟且追求速效的琐事吗？士人的志向，就像农民的力气。农民以力气为贤能，即使力气没有充分发挥，也不能说他没有力气；士人以志向为崇尚，即使志向没有实现，也不能说他没有志向。士人知道有善，就像工匠、商人知道有利一样。工匠、商人有时也会被善所感动，但既然知道利益，就必然怀有希望获利的心情；士人有时也会被利益迷惑，但既然知道善，就必然忌惮不肖的名声。居上位的人，应当顺应上天赋予人的才性，遵循人的本性；顺势引导就是顺理，压抑屈折就是逆理。读书求学而取得俸禄，是合理的分配；郁结而必求伸展，是人的共同情感。如今如果使做士人的人受到晋升道路的限制，即使获得一项任命，也压制他使其长期迁延坎坷，直到白头仍没有实际的授官，那么士人就会成为困穷的渊薮。志向没有实现的人，想做农民却没有足够的力气，便会赶快投身工匠、商人，以至不顾旧有德行的沦亡。那些狡黠的人，则卖弄口舌，舞弄文墨，炫耀淫巧，引导人们争讼互相告发，以动摇天下，成为百姓的大祸害。然后再跟着去禁止他们，祸乱就会从这里兴起。因此先王建立国家，人才如星罗棋布，并通过射礼考察他们，在饮宴中进用他们；一个乡、一个遂，都有宾兴的礼典，在司马那里考试，授予他们职事。难道那些人果真比后世的人贤能吗？能够诱导扶持他们，使他们成就如美玉，是因为所采取的方法正确。谈论这件事的人，只是担心官吏太多会扰乱百姓。官吏能够扰民的事情，是赋税、狱讼和工役。即使是衰败时代的政务，除了这三类，也没有别的事情。考察《周官》的六典，负责这些事务、用来督责百姓的官员，十人中不过两三人；至于兴办学校、掌管礼乐、治理宾客出行、主持祭祀、观察灾异祥瑞、准备器物服饰等，各有一个司负责，每司又有数名官吏，全都上辅佐国家治理，下办理国家事务，以雅正的事业劝勉辅助百姓，使他们趋向文明。他们当然不能凭个人喜怒把权力滥施于卑贱者，也不能贪婪搜刮贫民弱族。这样，官吏即使繁多，政事本来不会紊乱；又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像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那样横加鞭打呢？任用官吏要遵循正确的方法，振兴政事要依靠贤能，以礼法驾驭他们，依据行为决定黜免和升迁。至于赋税、狱讼、工役之类，不设置冗员，不让官职兼任，选择适当的人专门负责。如此吏治清明，哪里还值得忧虑，何必一定要把官员削减殆尽，像身体上的芒刺不能容忍那样呢？至于无道的时代，吝惜俸禄，裁减官员来独占利益，整个天下之大，竟不能供养千百个有关部门。然而金子在府库中腐蚀，丝帛在箱笥中腐烂，粮食在粮窖中朽坏，因为过多收藏反而造成严重损失。这是上天不保佑、人人必然仇恨的做法，哪里只是不能君临天下而已呢？君子根本不屑于谈论它了。一二

译战争兴起后，刍粮、糗糒、器仗、舟车、马牛、扉屦、帟幕、械具等物资，天天损耗、月月增加；再加上杀牛滤酒、赏功酬谋的费用，无法穷尽。没有储备充足，却能兴办事业、谋求功绩的，从来没有。因此先储备充足的物资以等待战争，是谋划国家的人应当详细办理的事。即便如此，年年积累、月月积累，只希望有一天使用，结果只是徒然承受管理财物的负担，事情最终还是不能成功。太祖建立封椿库，积存日常用度的余财，说：“将用它来谋取燕、云。”志愿最终没有实现，几代之后，反而把中原交给了北狄，这就是事情最终不能成功的证明。财物积累得很广之后，又启发了真宗骄奢侈靡、用财奉祀鬼神的心；还使神宗君臣仿效这种做法，像箕一样搜括天下，招致怨恨而导致败亡；这就是财物所带来的祸害。财物可以用来供养士卒，但士卒并不是要等到有剩余财物才可以供养。谢玄使用北府兵收复淮北，刘宋凭借这支军队而兴盛；郭子仪使用朔方兵挫败禄山，肃宗凭借这支军队而振兴。哪里有预先积累财物来购买死士的呢？也不是只有突然崛起的英雄，徒手号召人众，经过百战才取得天下。因为军队所凭借的，是一时的气势，是彼此熟悉而不会因非常之事惊骇的情势，是前进便有利、坐守便不足以享受的形势。上面的人依赖积累财物来求取士卒供养时，奋发激怒的情绪早已消沉很久，彼此不能接续；下面的人，农民安于田亩，工匠安于作坊，商人安于旅途；强干聪明的士人，也已经静下心来趋向儒者朴素的生活。军伍中的人，长期凭空名领取微薄的粮食，苦于服役；应募的人，又都是市井中的懒惰之徒，无处归属，只能寄托性命来糊口。国家储藏丰盈，人们都想猎取财物，只要一句话投合，或有一技之长，便装饰自己的智勇向前求取，而坐等温饱，斜眼看待朝廷，像对待被丢弃的残食一样，任凭自己舔食啃咬，谁还担心它会匮乏呢？一日的功劳没有奏效，便多一日坐食的名目；稍有供给不足，溃败就接连发生，哪里还能得到士卒来供养呢？一点一滴地搜刮财物，天天崩坏、月月裂解直到耗尽，凭这种办法谋求功业，只会留下失败而已。况且具有深沉智慧、沉着勇气并决心有所作为的人，不可能指望中等才能以下的子孙。我们积累财物，是准备将来有所作为；但后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用意，只知道守护积蓄，把它当作祖先的功德。那些占有丰厚资源而奢侈浪费的人就不必说了；谨慎守成的君主把守藏财物当作成法，任其尘封苔蔽，账目无法查考，却还不断责令负责补充的人继续填入。奸人趁机把财物偷运到私宅，表面上却看不出库藏空虚。突然发生变乱时，还要拼死保护库藏，竟不敢拿出多余财物来挽救祸患。等到国家灭亡，只是白白送给仇敌，从来没有能够借用一文钱来收揽人心、挽救危局和败亡的。财物带来的祸害，在这里最为惨烈！这难道不是给主张积蓄财物的人留下的冷酷教训吗？天下的财物，本来足以供应天下的用度；在宽缓时看不出有余，在紧迫时也看不出不足。这其中自有道理：财物充盈，人们对它的期望就会变得奢侈；财物不足，人们自然会另作打算。看见有余时，常常害怕它耗尽；看见不足时，便各自另谋办法。利益在我手中，我就有所留恋，敌人也有所贪求；利益不在我手中，我便向敌人求取利益，而敌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觊觎的。假如宋祖在建立国家之初，趁军队习惯作战并且屡有获得，能够抛弃猜忌，把腹心之任交给勇猛的将领，使他们向契丹拼死作战，燕、云就可以谋取。不做这些事情，却偷偷在府库中积存金帛，遣散郊外的战士，说：“我要等财物充盈以后，再求取勇猛之士，收复百年来已经冷落的疆土。”这不是很糊涂吗？就像老头老太太积蓄金帛留给儿子，却让儿子同邻人争讼，因而被通达事理的人嘲笑。为什么创业垂统、想要大有作为的人，反而要学习这种做法呢？一三 宋初制定了《开宝通礼》，但此书已经散佚，没有流传下来。大体上，从唐代《开元礼》以上直到《周礼》，都曾有所增删损益。妇人为舅姑服斩衰三年，是乾德三年听从大理寺尹拙等人的奏议。亲生父母可以接受封赠，是淳化四年允准李昉的请求，开始追赠其生父为太子太师、生母谢氏为太夫人；到真宗天禧元年，又下令所后父母去世后，可以追封亲生父母，于是成为定制。这两件事都改变了古制，其得失是可以考察的。礼制有不可改变的，也有可以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是先王已经斟酌情理，知道后世与今天的情形不会不同，于是创制为万世遵守的法则；改变它，就不是大伦的正道。可以改变的，是在先王时代，尊重尊者、亲爱亲人，各有不同的做法；一位王者创立制度，使义理统一于一处，必须这样才能施行。时代已经改变，道理也应随之改变；如果固守而不改变，就与人的情感和事理不相协调。人的大伦有五类，只有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恩义最为深厚，所以服斩衰；兄弟关系只服期年之丧，朋友关系只在心中服丧而已，其他关系都是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推广。舅姑虽然尊贵，却是由夫妇关系推衍而来，不是正统的大伦。妇人不服两次斩衰；出嫁后服从丈夫，是阴阳相合、地处于天之中的道理，归于同一整体，而她遭受的哀痛也很深。丈夫死后服从儿子，义理虽然相同，但庶子不为嫡长子服斩衰，庶子之妻也一样；这说明嫡长子不服斩衰，并不是因为不如服从丈夫重要，即使丈夫去世，情况也没有不同；同一姓氏之中，不能有两种斩衰。这样，丈夫在父亲之后成为配偶，妻子的道义也就尽了。推及舅姑，服丧等级不能不降低。异姓结合，还存在宾主的礼道。因此妇人初次拿着笲去拜见舅姑，行拜礼，舅姑也答拜；舅姑在世时答还她的拜礼，去世后妇人服期年之丧。君子不因尊贵而凌驾于人、废弃礼制，这是为了彰明人伦的区别。

译今天的夫妇，和古代的夫妇一样。那么从唐代以上直到成周，礼制既已确立而不可轻易改变，情感也止于各自安守本分，怎么容许改变呢？像尹拙所说：“丈夫居丧住在草庐，妻子却穿着罗绮；夫妇同为一体，哀乐应当相同。”这话浅陋了。哀乐，是发自感情、依据本性的。各人各自表达情感，为什么一定要和丈夫相同呢？妻子对于丈夫，和儿子对于父亲相比，难道不也是这样吗？父亲服斩衰，儿子服齐衰，也可以说哀乐各有不同；难道这就不是父子之道了吗？儿子居丧时，除了不是见到母亲便不进入内室，妻子能够见到丈夫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即使不穿衰麻，也自有朴素的服饰；祭祀不举行，也没有馈食、笾豆、亚献以及盛饰的服装。如果确实是遵守礼法的人家，又怎么会穿着罗绮，和穿衰麻的人相间而立呢？妻子有父母之丧时，丈夫不在她身边奏乐，这是顺着感情而居于简约；悲哀的人悲哀，而悲哀已经有节制的人，本来就不会让音乐扰乱它，也不必勉强要求他同样悲哀，成为不合乎感情的第二等斩衰。自宋代失去这一原则，沿袭到今天，以至于亵渎典礼。这是本来不可改变的事，却改变了它而失去正道。至于作为后嗣继承别人的人，把所继承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却不得厚待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周礼；但这并不是说周礼把整个天下和万世都规定成不可改变的。周礼确实有厚重的原则。天子、诸侯有世代守承的基业，卿大夫有世代承袭的俸禄，仰承上天职任、向上侍奉宗庙的事业，也是代代相承的。又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用来统合族人、整饬家政。因此，继承国家、继承君位的嫡子，如果作为宗子而尚未有子，就一定预先从昭穆次序中选择亲近而贤能的人，立为嗣子。大位若被奸人窥伺，危难和疾病若被邪人伺机利用，不预先安排，争乱就会由此发生。汉代的桓帝、灵帝，唐代的武宗、宣宗，把废立之事听任妇人和宦官处理，已经是明显的鉴戒了。立嗣是为了承继统绪，而道理只能归于所尊奉的人，不能因为亲疏关系加以阻隔，这是表示所重视的地方。后世除了天子以外，贵贱没有固定的等级，都是靠自身奋发取得；宗庙和祧庙不再建立，宗子也不受尊崇。所谓为别人立后，不过是凭私爱决定，凭利益关系请托；从未见过贵游人家的子弟出继给寒门，也从未见过富有之家的一支去承继贫困家庭的嗣子。何况鄫被莒所灭、贾氏在韩国内篡夺这类败坏伦理、败坏教化的事，又接连发生而造成混乱。这样一来，称别人的父亲为父亲、称别人的母亲为母亲，割断自己天性的恩情，只希望获得非分之利，这同尊敬亲人有什么关系呢？却拿古礼来约束今天，使人推恩时吝惜到近乎无穷，不也太悖谬了吗？像李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出继给别人，却因此得到显贵的仕途，依凭皇帝，达到人世间最显赫的地位。他或许怀念那种小恩小惠，忘记天地覆载般的恩德，竟不想想自己官位升至三公时，这个身体究竟属于谁家；这样忍心吗？他并不是因为世代俸禄而接受荣誉名位，也不是因为宗庙承继的缘故才作为养子；从前的错误，现在补救还不晚。况且古代并不是人人都必须有继承人，所以礼中有无后者的祭祀。如果不是宗子，也没有世代俸禄，庙祀并不因自己而存亡；若能由从子资助继承祖业，那么有子无子，是上天的安排；人不能凭虚妄之举干预上天，强行制造骈拇枝指一样的非正常关系。僭越立后是违法礼制，因觊觎而忘亲、替别人作后的人是不合乎人道的；古人不敢做、也不忍做的事，怎么能借古礼来薄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呢？今天的立后，不是古代的立后。李昉的请求和天禧年间的制度，是对这种做法的正确改变。所以，因循是一条道路，改革也是一条道路。它能够通行，是时势如此；万古不变的，是顺应时势的正道。它闭塞不通，也是时势如此；古今各不相同，是顺应时势的结果。考察三王，等待百世，精研义理而合乎权宜，所存的不过是道罢了。〖一四〗 如果想把天下公之于天下，而不把它私自传给自己的儿子，那么也只需自己做到无私，其他事情不是自己所能谋划的。如果想立年长的君主、托付给贤能的人，以保全国家的国运，那么也只需自己知道应当把天下授予谁，却本来不能替后世谋划将来应当再授予什么人。因此，尧把天下授给舜，并没有谋划舜将来授给禹；舜把天下授给禹，也没有谋划禹将来授给启。授给禹，使任用贤能的原则没有衰落；授给启，使传给儿子的法则永远确定。舜、禹只是各自顺应当时的形势，实行自己的志向，在上合乎帝王的心意，在下顺应百姓的意愿；尧、舜哪里能够预先确定这些事呢？吴王寿梦替四代之后作了安排，结果僚却死在光手中；宋穆公替三代之后作了安排，结果与夷却死在冯手中。把公义和私意混杂起来实现自己的愿望，等到祸乱发生，邪恶便在骨肉之间产生而无法制止。宋太祖鉴于柴氏把神器托付给年幼之人，因而将帝位传给太宗，这还可以。可是他竟想让廷美在第二代继承，德昭在第三代继承，最终使他们彼此残害，大伦关系破裂，难道不是愚蠢吗？我把天下授给太宗，这是我所知道的事。太宗把天下授给廷美，廷美把天下授给德昭，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臣民不向太宗的儿子归心，却拥戴廷美、德昭，这也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尧、舜都不能把舜、禹以后的事预先确定，难道自己却想依靠赵普一个人，来替第二代以后的事作必然安排吗？变化不可预知，是上天的规律；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不能强行改变，是人的情性。凭人的意志要求上天必然如此，凭一个人的意志要求没有定数的臣民必然如此，那么上天和人都没有自主权，只剩下自己的愿望；圣人不这样做，正是因为他奉承天意而顺应人情。况且，即使太宗能够舍弃自己的儿子，把帝位传给弟弟和侄子，也不必等到我郑重其事地劝说他。假如他不能这样做，那么等我的尸骨已经腐朽、言语已经冷落之后，参与接受遗命的赵普尚且会笑我办错了，何况那些在太宗朝廷中受封爵位、承受恩惠的人呢？拿自己的意愿去要求别人，即使出发点是公，也仍然带有私心；看事情而不能通达，即使自以为聪明，实际上仍是愚蠢；竟至于不能保全自己的子弟，难道不可悲吗？〖一五〗 三代以后被称为太平之治的有三次：文帝、景帝之治，传到第二代就停止了；贞观之治，到了儿子一代便发生祸乱；宋朝自建隆年间使五代的凶险危乱停止，使百姓安居，到了熙宁以后，法令败坏，百姓不得安宁。由此说来，宋朝实在算得上富足。那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子孙能够继承事业、众多士人加以辅佐。即使他的子孙贤良，也还是因为家法对他们有所规范；即使众多士人忠诚，也还是因为他的政教对他们有所熏陶。唉！自汉光武帝以外，要寻求具有美好德行的君主，除了宋太祖，还有谁能如此卓然出众呢？

译百姓依靠君上而得到休养，所凭借的是慈、俭、简；这三点在治道中都很可贵，但如果刻意去做，所形成的美德就不能长久。不是治道的力量不坚固，而是不能坚持到底；只是开始用心时没有根基，姑且借来施用，招徕安抚百姓的方式不善，因而无法长久掩盖。文帝、景帝实行这三点，已经竭尽力量。他们的慈，是把刑杀之念藏在心中而暂且忍住；他们的俭，是意在厚实充足而勤勉施行；他们的简，是用来应对天下各种变化，再从容地制定后续措施。老氏的治术，所执掌的天下权柄就在这里，但上天和人并不受其欺骗。因此，王道到了汉代便有所缺失，是学术不正造成的。唐太宗的慈与俭，并不是存心不同，只是没有坚定的志向。所以他不作过分的行为来实现内心隐藏的意图，已经接近于道了；然而事情沿袭旧迹，言语和内心不一致，蒙受恩惠的人幸而承受了他的好处，受到偏枯待遇的人仍然遭受其伤害。至于简，就不是他过去所听闻的原则了。他过多发表言论，以能言善辩压倒别人；设置的措施太多，使官吏和百姓更加受到扰乱。因为怀有扩张张扬、喜欢生事的心情，慈爱就会穷尽而忿怒兴起，节俭就会困乏而骄纵产生，哪里还能安静凝定，使人得到休息呢？这三位君主，有老氏那种处置停滞、调和中间的治术贯穿其中，既然机心深重，做事就必定诡诈；有霸主借用假仁的美名来显扬于外，实际上德行浅薄而治道必然穷困。他们在世时没有败坏局面，还是因为才干足以维持；但不能再指望他们的后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宋太祖却没有这两种弊病。他从行伍之间起身，登上大位时，儒术修养还浅，异端学说也没有扰乱他的心。他惧怕天命并不恒定，感到百姓的劳苦已经到了极点；他所做的厚待柴氏、礼遇降王、实行赈贷、禁止滥用刑罚、增加俸禄、崇尚儒学朴素，都是针对夷狄、盗贼毒害百姓、侮辱士人的习气，实行自己内心认为不安的事，逐渐减损、逐渐铲除，从而使百姓得以喘息。他也从未急切地追求通过谋利来振兴，追求通过制造弊病来革除弊病，以一时的愉快换取愚昧百姓的拥护，而不顾长远。他没有机心，也没有袭用旧套，只看力量所能实行的事情，从容地加以引导，而不把自己说成尧、舜来夸耀自己的美德，也不苛刻地要求别人。因此考察他的话，没有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谈论仁义；考察他的事情，也没有文帝、景帝那样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事、容纳常人不能容纳的人；天下纷乱的情势，便从容地逐渐得到整理；即将瓦解的局面，也逐步趋于安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的善行都出于本心。正因为本心的思绪，引导它便会越来越深长；正因为本心的热忱，发出来便不会虚妄；因此传到将近百年，余留下的芳名仍未消歇。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内心所处的地方本来没有纷歧，所以施行起来自然简约。用简约来实行慈爱，慈爱就不会成为沽名邀恩的施惠；用简约来实行节俭，节俭就不会成为贪吝的媒介。他没有可以仿效的师法，所以小的瑕疵不会损害总体的醇厚；他没有可以模仿的成例，所以能够通达实情，而不在文书形式上苛求详尽。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有人把这句话用来比拟文帝、景帝，是不对的；那只是老氏流派的余绪，不是君子所愿意看到的。宋太祖大概接近这个境界了！不过，他还有树立根本的地方。对自己所厚待的人反而忍心刻薄，那么慈爱也就不是真正的慈爱；奢侈必然要从别人那里夺取，那么节俭也就不是真正的节俭。汉文帝嫉恨淮南王，汉景帝削夺吴、楚的封地，唐太宗亲手杀死兄弟；根本已经被削弱，枝叶的繁荣也都只是虚浮的荣华。宋太祖接受太后的命令，知道自己的弟弟不能容纳自己的儿子；对于赵普暗中诬陷的言论，他甚至不忍让它显露出来，赶快把这些痕迹消灭。他不因皇位的去留、子孙的祸福而砍断自己恻隐悲悯的心；也不替此事强行作安排，坦然把它交给上天和人事，既顺从母亲又爱护弟弟，即使走上仁者容易陷入的愚拙道路，也始终不后悔。汉、唐君主能够安心忍受、心怀惭愧却不能自我收敛的事情，宋太祖用一颗心包容了它们，于是坦然顺遂而无所忧虑。正因为如此，他不忍害人的心才得以萌发破土，枝叶也开始向荣。不忍心看人死亡，所以慈爱；不忍心看万物毁灭，所以节俭；不忍心看官吏百姓劳苦，所以简约。他的慈、俭、简，全都只是因为内心不能容忍这些事情。虽然粗略而不精密，简略而不详尽，但与那些操持术数而背离正道、追求名声而远离真诚的人相比，其根源相差太远了。仁爱百姓，是亲爱亲人的推扩；爱护万物，是爱护百姓的推扩。君子善于推扩这种心意，以扩大自己的德行；善人则不必等待推扩，善意自然从心中产生。一个人的恩泽，可以施及百年，并不需要等后代接连不断地继承它，才能延续百年。所以说：汉光武帝以后，宋太祖算是特别杰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