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十五　　　　度宗

译《宋论》卷十五　度宗 一 宋朝到了理宗末年，灭亡已经是必然的了。然而，如果继承帝位的君主能够因国耻而奋发自强，牢固团结众人的志气，即使像刘继元登城坚守、屡次遭攻却没有被攻下那样，仍然还有可等待的机会。即使不能这样，能够逃出自身，收集溃散的士卒，用忠义勉励他们，像苻登发誓死战以抗击姚苌那样，即使自己战死、国家灭亡，也还足以为中原保存活人的志气。可是他却只贪图一天的安逸富贵，眷恋拥立自己的私恩，把国家交给权奸，直到降下坐席、叩头投降，仍安然不知羞惭；此后赵氏的宗庙便瓦解如灰飞烟灭，再也没有人能够挽救。唉！考察他作为君主的行迹，大概只是周赧王、晋惠帝一类，能够死在窗牖之间，也算幸运了。晋惠帝即位时，议论的人还归罪于武帝把国家托付给了不适当的人。按身份，他是嫡子；按年龄，他是长子，继承国家的常法就在这里；如果不是通达事理的人，没有谁能够改变它。然而度宗却不是这样。理宗没有儿子，曾向吴潜商议立嗣，吴潜说：“臣没有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忠王也没有陛下那样的福分。”这难道是说话没有选择、卤莽愚钝到这种程度吗？度宗不能胜任君主而足以使宋朝灭亡，臣民都已经知道了。他出自庶支，名分地位尚未端正，并不是有不可废黜的理由。太祖的后裔中难道没有更好的人吗？为什么一定要选他呢？这是因为理宗晚年内宠很多，宦官在内煽动，奸臣在外拥立；度宗柔弱无骨，外貌像是仁孝之人，小人便利用这一点迷惑皇上，庆幸他得以被立为帝，以便获得“门生天子”的功劳。所以吴潜认为不可立，正是贾似道最看重的地方。度宗一旦登上帝位，便屈膝投降而不知羞惭，江万里也不能扶助制止他，果然使小人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之所以能够被立，也就可想而知了。河山白白丢弃，宗庙社稷成为废墟，难道是贾似道放在心上的吗？理宗愚蠢到以此招致灭亡，实在太过分了。选拔贤人来建立太子之位，应当与大臣谋议，是为了极其慎重；如果由君主独断决定，大臣便不敢把责任承担起来。所以，让大臣参与听闻定策并共同辅佐拥立，虽然可以用优厚的恩礼对待他们，却绝不能把这件事当作私人的恩德来怀念。否则，权柄就会下移，祸患一定会降临国家和君主之家。所以昭子不赏赐竖牛，而叔孙太因此得以安定。汉文帝对周勃、汉宣帝对霍光，虽然可以说是少有恩情，却也是掌握国家纲维的大义，不能加以徇私。天子，是尊贵到了极点、在他之上再没有人的人。如果有人扶持、携带他登上最高地位，那么这种人的恩德就可以拿来交易，功劳也可以据为己有，甚至反过来凌驾于天子之上。因此小人乐于凭借自己掌握废立的大权，贪图拥立才德浅薄的人，以满足自己的意志欲望。祸乱由此产生，便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了，这是必然的凭据。一个人骤然被拔擢而登上天子之位，把重大责任和艰难事业交给孱弱的自身承担，本来就非常困难；何况又处在强敌压境的日子里，困难更增加一倍。居处堂上享受锦衣玉食的嬉游生活，又哪里值得作为恩惠来感念呢？即使让他承受帝位并延及子孙，这难道不是宗庙之灵、先君之义以及天下臣民共同推戴的结果吗？难道可以把赞助我登立的人拿来交易，以此视为深厚的恩德吗？自从宁宗把废立之权交给史弥远，理宗便把这看作恩德而感念他；史弥远因此享受厚利，奸人垂涎而想仿效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吴潜说：“臣没有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并不是说他没有这种才能，而是说他没有那种买卖天位、擅自掌握大权的奸谋。史弥远避祸的心情，比邀取福分更深。虽然他怀有私心而废黜济王，却还知道暗中访求理宗的才识，希望得到合适的人。因此理宗虽昏暗，早年的施政安排仍有可观之处。这个缺口一旦打开，流弊便越降越低；贾似道于是乐于拥立这个如行尸走肉般的昏弱童子，使他匍匐听命于自己。于是，残存的疆土虽有一丝一缕、九鼎所系之重，也任凭他抛弃，没有人敢质问。总的说来，祸患的根源，宁宗开了头，理宗完成了它，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韩魏公如此公正忠诚，两朝参与定策后尚且来不及退隐，难道能指望史弥远、贾似道一流的人这样做吗？孝宗继位后，娄寅亮、张焘的赏赐没有实行。小人怀念这份恩惠，而天下也随之倾覆，祸害同样惨烈啊！所以王圭说：“陛下所拥有、可以传给子孙的富贵，都是先帝的恩德。”君子非常厌恶他这句话。拥有天下、享受崇高的供奉，却把这些当作别人施给自己的恩德；这就像乡里的年轻读书人考中一次，便感念荐举自己的考官，尊奉他为老师，像对父亲一样拥戴他，是寒微乞求者的心态。然而这样做而不灭亡的，从来没有过。

译恭宗　端宗　祥兴帝 一 文信国说：“父母生病，知道病情已经无法挽救，也没有不继续用药的道理。”悲哀啊！亲身经历那种时候，亲自做那种事情，与他们同样没有成功，之后才知道这句话多么恳切。现在说父母生病，在病情还没有严重时，未经验证的药不敢轻易试用；既没有补益反而可能有所伤害，宁可不用药。所以《春秋左氏传》说：“从许国世子止的事情，可以看见孝子的极致。”这是说孝子的感情，不敢不慎重。等到病情已经不可挽回，盼望痊愈却终究不能痊愈，希望他活下来却不能使他活下来。在这个时候，只要有能够救治的方法，就不会因为药物珍贵而担心贫困，不会因为炮制困难而害怕劳苦，不会因为方法迂曲、未必有效而忽略它，不会因为缓慢、恐怕来不及而停止，不会因为先前多次试用无效而心中沮丧，也不会因为日后追悔过度而心怀疑虑。他寻求方法时，急切得像贪求什么；筹划救治时，惶惑得像愚人。他难道不知道天命所在、不是人力可以强求吗？只是想要停止这种努力，内心又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于是竭尽力量、耗尽心思，只做自己所能做的罢了。然而有人替他谋划，留下鸡、宰杀猪，去讨好山巢妖狐之神以求寿命，孝子却不会这样做。他不这样做，并不是有所吝惜，而是不敢用这种做法辱没自己的亲人，也不忍用这种做法辱没自己的亲人。忠臣面对君主和国家的危亡，以生命同上天争夺兴亡，也不过如此。当德祐年间，蒙古军压迫临安，国家亡在旦夕之间，最终也找不到保存宋朝的方法。如果实在不忍国家灭亡却又无力救援，那么据城死守，君臣一起送命以殉社稷，是可以的；奉君主出逃，收集残余力量来求得一线机会，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把尸骨弃在原野上；如果连死也不能如愿，就寻找先君留下的后裔，联合民间的英雄，只要多活一天，就尽力劳苦一天，那么文信国后来也曾多次采用这种办法。然而他却在仓促之间，听从女主求生的谋划，接受称臣纳贡的命令，求取封豕长蛇般敌人的恩惠，想在江南一带作为属国存在。爱护君主，却不是爱护君主的正确方式；想保存国家，却必定不能保存国家。文信国的忠诚，确实是忠诚，却过了头。曾元请求等到天亮再更换寿衣，曾子斥责他说：“小人爱护别人，是用姑息的办法。”所谓姑息，就是姑且借给片刻的安稳，以求像受湿润的小鱼那样苟活，这是妇人和宦官式的忠孝。堂堂十五叶中国的天子，匍匐着向异族乞求一尺土地，活着还不如死去，保存还不如灭亡，已经很久了。文信国自处于君子之列，却要用小人的办法来爱护他的君主吗？况且主张投降归附、称臣的说法，实在太愚蠢了。即使蒙古答应了又怎么样呢！萧岿向宇文氏称臣，以保全一个州，不久便灭亡；钱俶向宋称臣，以免遭征伐，最后仍然献出国土。朝菌的生命不过一昼一夜，哪里能影响国家寿命的长短？何况徐铉的辩说，只是供人讥笑；徽、钦二帝归命，也只是取得被俘囚禁的结果。已经落入老虎口中，却还祈求老虎不要吞食自己；言辞越哀切，志节越受辱，国家的灭亡也就越令人悲伤。文信国这样做，是被妇人的柔弱怯懦所动摇，又被举国的狂乱迷惑，想委曲地成全自己成仁取义的心愿，却选择得不精审、坚持得不坚定，所以说是忠诚却过了头。有人说：“句践向吴国请求保全性命时，自己请求做臣，妻子请求做妾，最终却灭掉了吴国。文信国的志向，难道正在这里吗？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有人说：能够委曲以行权宜之计，只在于合乎道理；能够屈服而后伸展，只在于形势。吴国和越国，从爵位、土地来说，都是诸侯；从五服制度来说，都是蛮夷；从先世来说，一个是泰伯的后裔，一个是大禹的后裔。春秋时期，友好国家相互攻伐，因力量不敌而请求投降的很多。接受投降的一方，不能把对方当作臣属；不久双方又参加会盟，仍然是友好国家。上有守护诸侯的天子，诸侯之间凭强大相互役使，同属衣冠之族，并且可以用义理使对方服从。因此，句践即使不去沼吴，最终也不会成为吴国的臣妾。宋朝对于蒙古，难道能与这种情况相比吗？宋朝的灭亡，只是亡于一味屈服罢了。澶渊已经屈服一次，东京又屈服一次，秦桧请求议和而第三次屈服。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屈服到再没有可屈服的余地了。只是哀鸣着希望保全残破，也不能挽救灭亡，反而徒然成为万世的羞耻。时代不同，形势不同，形势不同，道理也就不同。句践所做的事，不是宋朝可以借来掩饰自己的耻辱的。因此，杨后的命令可以不接受，这样后来信国公文天祥的忠诚，就纯洁无瑕了。选择合宜的道义来实行仁政，舍弃姑息之举，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二〗 汉、唐的灭亡，都是自己导致的。宋朝灭亡，却是把自黄帝、尧、舜以来道统和法统相传的天下一并灭亡了。这难道只是因为徽宗、钦宗以来多有败坏德行的行为，蔡京、秦桧、贾似道、史弥远等人挟持奸私，才到了这种地步吗？它形成的原因，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古代谈论治国的人说：“显扬文治，隐藏武力。”所谓隐藏，并不是销毁武力，而是把它收藏起来，运用得隐密，不必显露就能自然发挥作用。因此《尚书》说：“启迪治理夏朝，国家于是大为强盛。”如果这种强盛不能壮大到足以支撑国家，就会栋梁折断、椽子崩落，想要支撑它也困难了！使国家强盛，并不一定要像汉武帝、隋炀帝那样穷兵黩武、远征塞外而使自己疲惫。一座房屋的栋梁不过一两根，欂、栌、榱、桷彼此依靠才得以稳固，却不能承受过度集中的力量。因此，专一地使用武力，任何事物都不能胜过它；专一地守备，敌寇也无法侵入。率领万人相互搏斗时，双方相敌，只是一人与一人相当，人数众多反而无从发挥作用。从辽海以西直到夏州、朔方，从贺兰山以南延伸到洮水、岷山；那里以外逐水草而居、擅长骑射、喜好战斗和杀戮、轻视中原的人，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人还是那些族类，自古至今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译三代的太平治理持续了一千多年，天子并不以此为忧虑，至于他们控制边地的方法，已经没有可考的记载了。自春秋直到战国，中国内部相互争战，而燕、赵两国却凭借两国的力量控制北部边疆。秦人对外应付关东诸国，同时以剩余力量独自捍卫西部边境，东方不向齐国借力，南方不依靠韩、魏援助。江、淮以南，人们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北方沙漠中有（天）骄[虏]。等到秦灭燕、代，兼并天下，集合天下的力量来防御胡人，匈奴才开始强大。汉朝竭尽力量抵御它，最终却始终不能压制它。到了灵帝、献帝时期，中原再次分裂，刘虞、公孙瓒、袁绍却没有听说有北方边塞的忧患。曹操兴起后加以安抚，鲜卑、匈奴都迁入内地。蜀、吴彼此隔绝，互不相闻。晋朝兼并三国后，五胡竞相兴起。到了唐朝，突厥、奚、契丹相继在境内侵扰。等到安禄山、史思明之乱，河北叛臣各自占据数州土地来抗拒天子，而蓟州、云州的烽火一百年都没有听见。由此说来，合并天下来求得强盛反而不能强盛，控制几个州来隐藏武力，却没有比这更强盛的了。那么，中国用来保卫这片显扬文治之地的方法，大致就可以知道了。东汉的强盛比不上西汉，却没有向北顾虑的忧患，是因为有黎阳屯驻的军队。天宝以后，内乱正在兴起，实力比不上开元以前，却没有山后地区的警报，是因为有魏博的牙兵。外部加强渔阳、上郡、云中的守备，而黎阳在后方承接它们；外部设置卢龙、定难、振武等节度，而魏博辅助它们的声威。根据当地情况任用当地人，由当地人守卫当地。粮食和军需由当地自行供给，士兵和战马由当地自行选练，险要关隘自行巩固，铠甲兵器自行置办。没有巡边大使来督责簿册事务，也没有朝廷大臣从远处遥相控制来牵制他们的进退；虽然兵力少，却如同兵力众多，虽然力量弱，却如同力量强大。所以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意思是四方边疆的大臣各自守卫自己的边地，不需要天子亲自替他们守卫。调动全国力量去守卫本来不属于自己守卫的地方，便会漠不关心而自行懈怠；驱使远方的人去进行他们不熟悉的作战，力量就会先行耗尽，必然衰败。然而平庸的君主和庸常的大臣所谋划的事情，本来一定会走到这一步：事情已经紧迫，就不能不使中原疲惫来争战；祸难还没有显现，却只担心将帅倚仗兵力而侵犯君上。唉！宋朝之所以使天纲断裂、地纪倾覆、人群混乱，并给后世留下无穷祸患，原因就在这里。它取得天下的方式不正，却深深猜疑那些奋臂而起的人；它治理天下没有权宜之术，却深深怀有尾大不掉的忌惮。起初赵普用谄媚迎合宋太祖猜忌嫉妒的私心，后来毕士安又以庸碌行事，顺从愚民姑息偷安的习惯。于是关南、河北数千里空旷无人。等到强敌披甲骑马奔驰而来，才驱赶南方未经训练的军队，震惊天下，同敌人相抗。尚未交战，士兵的听闻和视线就已经因不知所向而迷乱；一旦溃败，便奔逃回乡自保。既无处隐藏，也就没有能力与敌争胜了。而轩辕以来直到夏后氏，凭借力量挽救天纲的人，在一百年间全都消散了。唉！天理无法追问，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切，使事情到了这样的极点？假如当初宋朝在削平僭伪势力之时，就在河北驻扎重兵，选择贤能的人任用，君主放下猜疑嫌隙，众人宽容对待将帅的指责，使军队据守三关以扼制契丹；即使不能席卷燕、云之地，契丹也已经灭亡，女直也不能进入中原蹂躏。又怎么会沦弃中州，成为完颜氏归来赴死的穴窟，并招来蒙古进逼淮、泗呢？人本来就会自行争强，不必等待我们去同他们争强；只要不挫败他们，也足以形成竞争。大家同样在声名文物之地共同生长，却彼此成为主辅关系，反而把对方看作背上的芒刺。不能以威势使他们服从，不能以信义使他们坚定，不能依法治理他们。抛弃那些人，荒废那片土地，只用椽子支撑房屋，而栋梁早已折断很久了。是谁使宋朝失去正道，竟然愚蠢到这种地步呢？天地之气，经过五百多年必然重新恢复。周朝灭亡而天下归于统一，宋朝兴起而割据局面断绝。后来如果有兴起的王朝，能够以此为鉴来建立国家，或许就值得期待了！平和其情志，使其志向公正，树立正义来安定天纲。这样才是继承轩辕、大禹而真正成为天地的好子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