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二　　　　太宗

译《宋论》卷二　太宗 〖一〗 钱氏归附宋朝，和窦融归附汉朝，大致相似。宋朝对待钱氏，看待他的方式本来和光武帝对待窦融相近，但宋朝给他的待遇更加优厚。窦融当初起兵时，和光武帝并肩侍奉君主，跟随更始帝谋划恢复汉室，并没有乘时侥幸的心思。更始帝失败后，他独自保守西部边疆，被推举为盟主，也只是姑且用来巩固边防，等待汉朝再次兴起。他既已能够同光武帝往来，便断绝与隗嚣的关系，帮助攻打隗嚣的军队；隗嚣灭亡后，陇地归于汉朝，窦融没有私心。于是他捧着版图入朝，汉朝因而以礼相待，宠幸他而授以上公之位，赐给他茅土，这完全足以酬答他的功劳，并没有过分之处。但钱氏却不同。他乘唐朝混乱之时从民间起兵，内心本来就是董昌那样的心思；借唐朝的命令，擅自占有东部土地，情形也和杨行密一样。他只是因为西面有强大的吴国与之争夺，害怕不能取胜，所以假借拜表称臣来压制众人的心，什么时候真正把唐朝的共主放在心上过呢？唐朝灭亡、朱温篡夺后，他又向北面侍奉贼人，借朱温的力量牵制吴国的右臂；既自称为王，又自称为霸，像鲸鱼吞食山海一样扩张，财富无人能比。宋朝兴起后，他虽然说是奉行正朔，也不过是像侍奉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那样侍奉宋朝，只是观望它的兴衰，并没有坚定的意志。宋朝攻打江南时，钱氏名义上说是帮助宋朝，实际上却寻找空隙、利用机会，坐收常州据为己有。等到僭越伪号的势力将尽，他才开始捧着玉圭入朝；但仍眷恋国主的尊位，不能自行放下。太宗继位后，中原大定，他才收拾土地前来归附。宋朝得到他，难道是钱氏主动把自己交给宋朝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宋朝对钱氏加以优厚待遇，不是已经过分了吗？把别人的真情和虚伪放在心中加以考察，来审察自己的得失，那么给予和夺取就会公正；使自己的喜怒清明纯正，来体谅别人服从或违背的原因，那么恩怨就会平衡。这两点是君子的道，而宋朝大概做到了。钱氏虽然偏处一隅，并不是宋朝的敌手；但与江南、粤、蜀相比，也足以相抗而未见屈服。如果钱氏的君主没有荒淫的过错，臣下没有离叛的邪恶，只划定疆界自行守护，仍然傲岸有余；假如他不自量力，闭关拒绝宋朝，那么宋朝必然要辛苦出兵远征，经过长时间争战才能攻下。那样一来，白骨横陈于原野，流离失所的人遍布道路，吴、越死亡的人会堆积起来，而中原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况且钱俶并不是从士卒中突然起兵，是自己取得又自己失去的人。他向上侍奉先祖，宗庙享受血食已经很久；向下统治臣民，接受俸禄并在朝廷中立有百官。一旦削去面向南方为君的尊位，退居班列的次序，把旧宫殿丢在茂盛的荒草中，拆除祖庙的椽桷，难道不会对此痛心吗？所以他迟疑徘徊、依恋故国，不忍立即束手投降归附；人各有感情，谁能在片刻之间立即决断？不得已之后，他才开始率领宗族子孙，设法向一位君王献媚，从而保全先王留下的百姓，使他们安居田亩，不遭受暴尸荒野的伤害；因此，不忍苛责他没有早日明显归附，是合乎道理的。宋朝能够屈尊而勤于施行恩德礼遇，努力修养长者的行为，本来就不是骄傲自大的人所能理解的，这种道理已经存在很久了。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却不责备，有可以不厚待的地方却一定厚待。所以说，这是君子的道，而宋朝大概做到了。它以两浙全部的力量休养生息，作为高宗建立国家的根基，确实是有所遗赠给他的。〖二〗 不仁的人，不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已经察觉却最终仍托付给他，灾祸就会因此结束一切；没有察觉而深信他，即使后来察觉却最终仍托付给他，动乱也必然从这里兴起。明察有余却没有察觉的人并不少，因为其中本来有很难辨知的地方。有这样一个人：和他谋划事情总能恰当，和他决断事情总能果断，和他说话也能不泄露；在危急疑难之际考察他，他又能够不动摇。这样的人，说他仁，找不到充分证据；斥责他不仁，也同样找不到充分证据，所以难以辨知。不过，自然也有并不难以辨知的地方。处在别人的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窥测缝隙、迎合意旨，劝他们彼此嫉恨、互相残害，那么即使这对我非常有利，其情性也不可测度。因为内心还没有完全丧失仁德的人，不会忍心教别人去嫉恨、伤害自己的天伦。以此作为判断标准，仁与不仁的区别，就像水和火不能相容一样，所以并不难辨知。张子房、李长源的智慧，若从忠诚谨慎方面去寻求，几乎会错过他们；但在汉高帝、唐肃宗和唐德宗父子相互猜忌嫌疑的处境下，他们却把痛苦看得如同在肺肝之中，曲折地设法引譬说明，深切地加以维护，以保全父子天性中的恩情。因此，若从忠诚谨慎方面寻求而找不到的东西，从仁德方面寻求，仁德也就达到了极致。然而汉、唐的君主没有把国家托付给他们，使他们怀着忧虑和疑惑而死去。至于把宗庙、国家和百姓全都交付给他们，托付身后长久的计划，却往往任用不仁的人而不加怀疑；于是杨素、徐世绩、赵普的奸谋便得以成功。这三个人，谋划事情能够恰当，决断事情能够果断，和他们说话不会泄露，处在危急疑难中也不动摇；但他们残忍地使我陷入互相残杀，君主却只任用他们而不加顾惜。唉！天下难道有劝人杀死妻子、儿子、兄弟，却可以把国家社稷托付给他的人吗？杨玄感起兵反叛，并不是因为玄感本人狂妄，而是杨素平日的志向所致。杨素如果不死，杨广在他眼中，不过是隋朝这头鹿，杨素早已可以得到它了。徐敬业起兵，也不是为了正义；李世绩杀死王后、拥立武氏，是想借武氏扰乱唐朝，夺取本属于自己的利益。只是徐敬业的力量不足以战胜武氏罢了。假如李世绩不死，纵容武氏，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控制她，以唐中宗的愚昧，甚至会成为司马德宗那样的人，而唐朝也就会转移到徐氏手中了。赵普也是如此。他与太祖盟誓并把誓书藏在金匮中的说法，是要拥立年长的君主、防止发生僭越夺位。廷美、德昭死后，太宗一旦不能保全自己，而赵普还活着，那么孤弱的太宗，其生死就会掌握在赵普的手中。这样看来，所谓防止僭越夺位，不过是因为太祖一死，德昭虽然弱小，但太宗凭借英武的姿态居于叔父的尊位，赵普自己的邪念必定无法实现；所以姑且把太宗拥立起来，等到太祖死后再控制这个年幼的君主，而一切操纵权都归自己。因此说：赵普的心情，同杨素对杨广、李世绩对武氏的心情是一样的。这并不是苛刻地挑剔他。

译试着把赵普一生的所作所为拿来衡量，他同张良、李泌相比怎么样？而他同杨素、李世绩相比，又有多少不同呢？引导别人杀害自己的亲属，这是怎样的事情，却敢在君主面前这样做，心里毫无顾忌，口头也毫不迟疑；不是极端不仁的人，谁敢做、谁忍心做这种事呢？太宗已经察觉到了。虽然赏赐很厚重，但最终还是把心腹之任托付给崛起的李昉、吕端，罢免赵普，使他死在窗下，因此宗庙社稷得以安定。太祖却没有醒悟。他拿出吴、越进献的瓮中黄金，又接受雷德骧当面控诉，其实已经充分察觉赵普的奸诈；却还说：这个人忠于我，仁厚得足以托付大事。哪里知道他斜视德昭、准备推刃加害的心思，早已潜伏在他进谗毁谤太宗而未被听从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也不难知道。赵普向太祖进献的谋略，全都是为了钳制太祖的旧臣元勋，把权力收归自己。不仁的本性，早已无法掩饰了。从赵普和卢多逊进退取舍的经过，可以看出赵普始终如一的本心。赵普在河阳上表为自己申辩说：“外面的人说我轻率议论皇弟，实际上我曾预先听到皇太后的遗命，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太祖得到这份表章后，亲手封好，收藏在宫中。所谓“轻率议论”，就是在太祖面前议论。议论过还是没有议论，太祖自己知道，赵普何必上表申诉？假如确实没有任何痕迹，太祖也完全可以把此事公布于朝廷内外，为什么一定要秘密封存，留待日后呢？这样看来，赵普想掩盖事实，反而使事实更加明显的心思已经显露出来了。传位给弟弟，并不是太祖本来的意愿，只是接受了太后的命令，不敢违背罢了。到了晚年，太宗声望日隆，羽翼已经形成，太祖也开始担心太宗势力逼近，并且知道德昭不能保全。赵普窥探太祖的心意，进献谋略；这件事极其秘密，却被卢多逊窥见并揭发出来。太祖不忍伤害弟弟，又要遵从母亲的遗命，不得已把赵普调出京城到河阳，双方互相遮掩，以消除日后的嫌隙。因此，赵普在太祖时用诋毁秦王的办法来诋毁太宗，手段是一样的。太宗受到赵普当面的欺骗，相信了那份藏起来的表章，以为赵普拥戴自己。可是他竟没有想到，拥立廷美也是太后的遗命，赵普难道唯独没有预先听到吗？而他引导太宗置廷美于死地，又是什么心思呢？赵普说：“太祖已经犯过一次错误了。”赵普的真实心情已经显露出来了。赵普对太祖并非关系浅薄，他既然知道太祖错了，为什么不劝太祖改变主意？那么，他当时把正确的谋略陈说给太祖而没有被采纳这件事，即使小人再狡诈，也会在不经意间自己暴露内情，哪里还能掩盖呢？太宗也逐渐知道了这些。太宗给赵普加以虚荣的尊崇，却不把机要大事交给他；所以宋琪说太宗对赵普采取两全其美的做法，赵普也就危险了！只是赵普以太后的遗命威胁太宗，又曲意促成他对廷美的加害，因此太宗心里知道，卢多逊此前的谗毁并非赵普本来没有做过，却又不能用刑杀来惩治他。杜太后的命令并不合乎正理；卢多逊遵守太后的命令，起初想使太宗在太祖在世时得以保全，后来又想使秦王在太宗在世时得以保全，这就不能说是不正当了。太后的命令虽然不正当，但一旦疑忌和嫉妒产生，争斗必然兴起；亲属之情重于皇位，爱护儿子的私情也不能胜过奉行母亲遗志的责任。卢多逊看待赵普，立心相去很远。赵普确实就是所谓的鄙夫。孔子说：“如果害怕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就会无所不为。”害怕失去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是因为见识所达到的范围、意志所执着的方向、习惯所安于的状态以及本性所形成的倾向，都把这种做法当成谋求利益、安身立命的最重要手段，认为天下的道理都不超出这一点。他对此忧惧不安，切切不已，就像疾病侵袭身体而不能自止。因此，假如他所结交的朋友把害怕失去当作对待朋友的忠诚，那么朋友就会包庇他；假如他所侍奉的君主把害怕失去当作侍奉君主的忠心，那么君主就会宠信他。他为朋友担心失去利益，便阿附朋党、倾害善类，认为这样就能为朋友巩固荣华利禄；他为君主担心失去利益，便秘密谋划、冒险行事，残害亲属，认为这样就能帮助君主实现邪恶的心愿。他把自己所忧惧的事情推及君主和朋友，使君主、朋友都愿意永远记住他；哪里知道这是以迷乱引导迷乱，既陷入大恶便不能自拔？况且，既然对失去的忧惧已经如此强烈，那么进一步对得到更多利益的忧惧就没有止境。杨素、徐世绩的阴谋，直到子孙挥戈起兵、仍不停止，难道不都是鄙夫必然走到的地步吗？唐朝灭亡以后，鄙夫形成的奸邪习气熏染天下，再也无法洗除。赵普以幕客中的强势人物自居，沉溺其中尤其深，心机也更加深重；即使受到英明敏察的君主怀疑，最终仍然接受王爵，和冯道等人一样。假如不是太宗赶紧任用儒臣，荡涤这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宋朝恐怕也会和五代一样迅速灭亡。周世宗的英明果断，难道比太宗差吗？然而传了一代就突然断绝，正是鄙夫充任要位造成的。因此说：“鄙夫难道可以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既然不能同鄙夫交友并共同侍奉君主，那么君主当然也不能让他来侍奉自己。四 不训练的士兵，可以让他们作战吗？回答说：“不可以。”每天训练士兵，可以让他们作战吗？回答说：“当然也不可以。”世人所谓训练作战，不过是张开旗帜，敲击钲鼓，大声呼喊，进军、停止，回转、旋转，击打、刺杀，躲避、接近；其中没有一点真正面对生死、彼此逼近搏杀的情形，只是刺激他们的耳目，震动他们的心神。这样训练他们，其实是在戏弄他们。每天训练他们，就是每天戏弄他们。训练得越精细的人，只是越精于戏弄罢了。强敌出现在面前时，眼花神荡，就会把这些全都忘掉。即使没有忘掉，也没有地方可以使用。因此，每天训练士兵，仍然不能让他们作战。即便如此，难道又可以让没有训练过的士兵去作战吗？训练作战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用实战来训练他们。古代训练作战，是在四季田猎中进行的。猎物，就当作敌人；捕获猎物，就当作杀死敌人；驱赶猎物，就当作敌人挑战；捕获后进献猎物，就当作统计战功、接受赏赐。士兵追逐利益，只怕失去猎物；洞穿猎物的腹部、贯穿它的头脑，只怕不能迅速杀死它；众人争相追赶，只怕落在人后；怀着一定要杀死的心情，像同猎物不能两立一样。这样来训练，就已经实行了作战的事情。然而古代用兵，邻国友邦之间的争斗，怒气发尽就停止，并不是对夷狄盗贼那种要置我于死地、不能与我共同生存的敌人；把猎物当作敌人，也就足以训练作战了。人与人属于同类，不能把看待对方死亡如同杀戮禽兽一样，却不使内心有所触动。敌人与我争夺性命，终究不像人可以任意杀死禽兽，而禽兽不能掌握人的生死。把这种方式作为训练，施行到后世，仍然会带有戏弄的心态；只是训练奔驰、射箭、进退、停止的节度，却不能激发临事时的勇气，对于真正作战本来就不相称。何况舍弃这种方法而谈训练作战，那就是滥用武力；不过是把士兵戏弄一番罢了。

译军营壁垒有一定的制度，部队行动有一定的法则，开合进退有一定的形势，埋伏和显露有一定的时机，将领必须熟悉这些；但如果士气不能相连相继，即使训练得很熟，一旦生死成败悬于眼前，也会心神目光交相迷乱，把平时所学全都丢失。何况三军士卒，鼓声指向左边就向左，鼓声指向右边就向右，只听将领指挥，哪里还用得着自己懂得兵法、判断怎样做才合宜呢？所凭借的能够使军队可生可死而不可败的，只有士气。士气不是靠教训就能使它振作起来的。因此，训练作战只能靠多次实战检验，之后士气才会因为不再惊骇而旺盛。每天演习、每天训练，使士兵习惯而轻视战事，那么失败反而会更快。因此，如果不能得到经历百战的士兵来使用，就不如使用新兵。过去汉朝攻打匈奴时，距离汉高帝时代还不到百年；当年跟随高帝百战而平定天下的人虽然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们的子孙凭借功劳世代承袭彻侯爵位，人人把从军作为世业，训练并不是不早，却因酎金之令而被削夺得一无所有。汉武帝派遣横渡大漠、斩杀名王、纵横奔驰于塞北的人，如卫青、霍去病、李广、程不识、苏建、公孙敖一类，都是从寒微中崛起，眼睛没有看过孙、吴的兵书，耳朵没有听过金鼓进退的节度，却正是凭借他们刚刚形成的士气，使威势行于北方沙漠。那些材官、健儿以及数十万士众，天子没有听说曾亲自进行大规模阅兵，将领和官吏也没有空闲每天训练他们进退整齐；命令在临战之日才颁下，让他们在危险之地奔驰突击，仅仅这样训练他们，也已经足以使用了。所以，训练作战如果舍弃用实战来训练，那么这种训练还不如没有训练；所谓训练，不过是戏弄罢了。即便如此，也有经历过几次战斗却不能让他们作战的情况：屡次试用弱敌，侥幸取得胜利，于是就想把他们用来对付强敌；宋朝任用曹彬、潘美争夺幽州，就是这样。这几位将领，都是替宋朝削平割据、统一天下的人，然而他们的效果也可以看到了。刘鋹残暴，孟昶荒怠，李煜柔靡，他们习惯于暂时的安定，完全放松了防备，军队一到，就像春冰突然融化一样；河东还勉强能够自守，太祖却在坚城之下受阻，太宗又亲自统率六军，亲身冒着箭石，才勉强攻克；由此可以大致知道这些将领的能力了。他们只是趁敌人弱小，成就了平定国家的功劳；整齐行军，长驱直入，偃旗息鼓，敌人就已经溃败，从来没有经历飞箭擦过眼睫、白刃逼近肘腋以及凶险祸患不可预知的忧惧。当时他们还凭借仁厚清廉、从容退让，来消除天子的猜疑，化解宰相的倾轧嫉妒；到了雍熙年间，他们更加衰老了。他们害怕因功名受到忌恨，晚年想保全富贵的心情也更加深切。于是让他们与积蓄强盛的契丹交锋，岐沟之战死伤过半；难道是因为旌旗不能照耀日月，队伍不能排列得像星辰一样，才使敌人能够不按常法轻易逼近吗？倚仗战胜小敌的经验去对付大敌，突击骑兵一冲而来，是他们平生从未见过的情形，而平日所训练的东西又不能与之相应，不被击溃还等什么呢？张齐贤说：“选择士卒不如选择将领。”诸位将领不足以打一场真正的战斗，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宋朝难道没有果敢刚毅、跅▯▯也的将才，才能大则可以分镇一方、小则能够奋勇攻击吗？只是疑忌太深，士人不敢凭才能自我表现；恭谨守序、只求避免遭受弹劾的风气已经形成，除了这一两个宿将之外，确实就没有别人了。岐沟一败，宋朝始终没有振作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否算训练过军队；即使算训练过，也不过是士兵在军队中戏耍，将领在幕府中戏耍，君主在国家中戏耍，彼此带头嬉闹罢了。唉！这大概就是宋朝所以衰弱的原因吧！五 反复改变主张的话，有志之士以说它为耻，英明的君主也厌恶听到它。一个人只顾逞口舌而毫无选择，这是已经卑贱了；他诡诈顺从、没有固定操守，这是不守法度；他用反向刺激来彼此颠倒，是心怀奸诈。张齐贤不失为刚正耿直的臣子，太宗也不是听信迷惑的君主，本来应该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可是瓦桥之战后，议论者想迅速夺取幽州、燕州，张齐贤竭力陈说不可。过了六年，张齐贤与王显一同担任枢密，而曹彬、潘美等大举北伐，夺取岐沟的牧地。皇帝对张齐贤说：“你们看朕今后还会不会再做这样的事？”张齐贤惭愧自责，来不及回答。这样看来，岐沟之战确实是张齐贤赞成的，为什么前后会如此相互违背呢？张齐贤不以反复为耻，太宗也没有因反复而诛责他，难道他们昏乱到了这种程度吗？如果取张齐贤前一天的话重新推究，那么张齐贤的志向其实从未有片刻忘记幽州、燕州。他说“选择士卒不如选择将领，任用力量不如任用人才”。选择将领并且信任任用他们，难道只是让他们守卫内地、采取苟且偷安的计策吗？然而太宗最终不能真正任用他们。他在将领方面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不过是谨慎醇厚、自守本分的曹彬罢了，不过是畏缩不前的潘美罢了；因循旧例把事情交给他们，实际上没有选择。他在人才方面又不愿真正任用；曹彬谦逊谨慎、不居功，是为了躲避权势；潘美陷杨业于险境而不肯救援，是为了躲避功劳。将领躲避权势，就不会亲近士卒；将领躲避功劳，失败可以没有罪责，胜利反而会使自己危险；拿士卒的性命去换取自己的保全，这样的将领没有不失败的。虽然有都部署的名义，但他们知道皇上任用自己并没有坚定的意志，只是不得已姑且试用；齐贤也知道这样做不行，却姑且听从。于是，齐贤长期蕴藏的心愿，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志向而随之行事。齐贤既然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以辞职或留任来同皇帝争辩，为什么呢？唉！如果舍弃这件事，宋朝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契丹得到十六州，不仅得到了土地，也得到了那里的人。得到土地，就修缮城郭，排列堡垒和戍守，修整险要之处；知道宋朝有意争夺，便更加警戒，天天趋向巩固。得到那里的人，则时间越久，他们的心意越不会改变。当石晋割让土地之初，朔北的士民中一定有以改穿左衽为耻、心怀悲愤的人。到了岐沟战败的那一年，已经过去五十年，旧日的老人还在世的百人中不到一个。做官的人领取契丹的俸禄，耕种的人习惯于原来的生活，浮华靡费的人甚至沉溺于他们的嗜好，和他们一同流转。再过一段时间而看不到收复的希望，那么那里的人就会把中夏看作遥远的异域，把衣冠看作束缚，把礼乐看作多余的赘物，反而竭力替夷狄争胜。并且只怕有一天归附中原后，不能同关南的官吏百姓争个荣辱高下，于是聪明的人出谋，勇敢的人作战，最终再也没有收复的期限了。所以有志之士急于争取时机，还怕已经太晚，哪里忍心再说姑且等待呢？

译况且，有志于有所作为的人，本来就不忌讳失败。汉高祖平灭项羽，汉武帝驱逐匈奴，光武帝击破赤眉，郭子仪平定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在屡次失败之后，士气并未因此衰竭，反而吸取失败的教训，最终取得平定的功业。曹彬、潘美失利之后，张齐贤有代州之捷，尹继伦有徐河之胜；将领并不是没有可选择的人，人才也不是没有可任用的人，耶律隆绪屡次取胜而骄傲的军队也不是不能挫败。用兵的人，胜利不能依仗，失败也不能因此沮丧。赞成北伐，怎么足以成为责怪齐贤的理由呢？又何必劝阻它呢？只是太宗后悔的并不是应该后悔的事情，宋琪、王禹偁又互相奖掖，助成了怯懦，于是齐贤对这样空虚无能的君主和大臣也无可奈何；只能独自出任，承担一面之任，稍稍寄托自己磊落雄健的志向罢了。因此可知，齐贤自始至终都把收复失地放在心上，并不是反复游移、没有固定主张的人。太宗也深知他有忧虑国事的热忱，只是不能战胜自己疑忌、沮丧的私心，难道真是听信迷惑吗？从他所说的话考察他的心情，君子因此更加替齐贤感到悲哀。六 太宗修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达到数千卷，命江南、西蜀的降臣分别承担编纂撰述的任务。议论者说：太宗怀疑他们心怀故国、积蓄异志，所以姑且用这些事务羁縻他们，记录他们的长处，柔化他们的心志，消磨他们的岁月，让他们终老于文墨之间而不生其他事端。唉！嫉妒别人的长处，还要编造说辞来揭发他；用小人的心思去揣度君子的内心，这种话哪里值得相信呢？杨业是太原的降将，父子掌握兵权，以敢死之士供其驱使，威势震动契丹；虽然诽谤他的奏书接连而来，朝廷仍任用他镇守边疆而不加猜疑。张洎、徐铉、句中正这一类人，不过是浮华之士，自以为不肯为朝廷所用；即使把他们放到山谷中，也不足以让他们遨游其中，这一点人人都知道。李煜投降后不能再有什么作为，曹彬谅解他，任由他回到自己的府邸。已经化为灰烬的余火，不可能重新烧饭；二三个显露才华的人，本来就不值得为他们设置重重防范。张洎在这些人中，才智谋略算是比较机敏快捷的，尚且只让他担任政柄，与他一起参与议论，其他人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宋朝所忌惮的是出力效命的武臣，并不是那些苟且偷生、邀求宠幸的文士。至于他为什么一定要把编纂修史的事务交给那些投降的臣僚，也是有原因的。自唐末动乱以来，朱温凶暴残酷，杀尽清流名士；杜荀鹤一度受到他的接纳，便震恐得几乎死去。陷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人，都把文采风流看作大忌，哪里还会有撩拨猛虎而自夸步履优雅的人呢？李存勖、石敬瑭都是沙陀人的祸患，刘知远、郭威不过是拿扫帚的佣人。粗悍之风相沿，弓箭刀剑彼此争竞；王章凭借毛笔管理榷税和财计，还免不了在群枭之间遭到喧噪啄击。六经诸子百家，不必等到焚书坑儒，中原的典籍就已经没有多少遗存了。何况契丹在内部蹂躏，千里之地成为废墟，人们连求生都来不及，谁还有空怜惜遗文的散失？周世宗稍稍想要整理振兴这些文献，但旧日的老人已经凋零，新近出现的学者又没有得到启发。王朴、窦仪起于燕、赵之地，质朴有余，但学习讲求学问并不早；像隔着帷幕仰望太阳，本来就是北方士人的常态。只有江东、西蜀，保全国家数十年，划定疆界自行守护，没有兵革之祸；水边山巅，文书典籍都没有损失。因此那里的人士能够利用从容安定的岁月，咀嚼文苑中的精华。若想寻求博学雅正的儒者，采集群言中的精粹，除了这两个地方的士人，没有人能够胜任。太宗可以说是善于选取人才了。光武帝兴起而振兴道艺，雅乐礼仪和文章制度，是从公孙述那里得到的。拓拔氏修饰文教，传授经学、制定制度，是从河西得到的。处在四面交战之地，不足以保留文治，于是偏远安定的地方保存了它。蒙古使天纲崩裂，而两浙、三吴在晚期仍文章兴盛；刘、宋、章、陶借助这些文化，开创了一代的治理，这并不是因为姚枢、许衡能够拥有传承他们的后人。从这一点说，士人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又处在偏僻遥远的乡土，珍重遗留下来的文章，等待求访旧学的时代；即使不能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也一定会在自己的门徒身上实现，并没有什么差错。把岁月徒然消磨在幽忧困顿之中，大概就是所谓自暴自弃吧！道理胜过一切的人，道理得以施行，志愿也已经实现；文章成就的人，文章得以著述，内心也因此舒畅。难道一定要担任三公、位列彻侯，才足以获得荣耀吗？汉朝兴起后，功臣的姓名大多湮没无闻，但申培、伏胜留下的恩泽却施及万年。既然如此，把编纂著述看作束缚英才的绳索，是小人的鄙陋见识；因而使君子丧气，已经是罪过有余了。〖七〗 真正可信的人，不贪求自己不能承受的名声；真正可信的话，不传播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事情。微生的正直、仲子的廉洁，君子考察后知道它们并不真实可信。关于室远的诗、漂杵的书，君子辨别后知道它们并不符合事实。人们厌恶那些粉饰言语、粉饰行为而扰乱道德的做法；言论也厌恶那些过分赞美、过分贬斥而扰乱正道的说法。君子所要做的，是敦促实际行动、传述真实的历史、端正人心、淳厚风俗，说到底只是诚实罢了。江州的陈兢九代同居，太宗每年赐给他粮食，大概是听说了唐代张公艺的事迹，因而上下相互蒙蔽，一同夸耀这种治理教化。九代同居的家庭，天下也有很多。只是他们宅地宽广，田地牧场便利，所从事的行业相同，不能马上就断定他们都是孝顺慈爱、兄友弟恭的人；人人顺从和睦，也可能只是这样形成的。张公艺向高宗回答时，说的是一个“忍”字。所谓忍，必定是有不能忍受的事情。父子之间的争吵，婆媳之间的冲突，兄弟之间的交恶，以至于败坏人伦、伤害教化的事情，都是存在的。张公艺把这些全都忍下而不计较，不过是为了消除诉讼、争斗和仇杀这些大恶罢了。假如他们全都孝顺慈爱、兄友弟恭而没有过失，那还需要说什么“忍”呢？所以张公艺的话，仍然不敢增饰虚假的美名来迷惑人，因此是可信的。传述陈兢家事的人说：“长幼共有七百口，没有人说闲话。”这已经是过分赞美而不合事实了。又说：“有一百多条狗，共在一个圈里吃食；一条狗不到，群狗都不吃。”荒诞竟到了这种程度，而陈兢竟以此自居为美，世人还把它当作奇异之事传播，史官还把它当作真事记载，带领天下人一起作伪；君子所厌恶的那种扰乱道德的言论，不就是这种话吗？人如果多到一百，到了共同吃饭的时候，只要有一个没有到场，若不逐一按名查数，尚且难以察觉。狗如果多到一百，纷纷拥挤着上前；一条狗没有到，即使聪明如大禹，也没有人能够一眼看出，何况是狗呢？推想陈兢家七百口没有闲言碎语，不过也是这样一种夸张荒诞的说法罢了。

译尧、舜有朱、均这样的儿子，文王有鲜、度这样的儿子，天不能把美善专门赐给圣人的家庭。子弟贤能还是不贤能，是天性所决定的。上天的教化，从来没有能够使所有人完全相同的；为什么偏偏到了陈氏家中，就能使人人都淳厚谨慎，像长者教训的那样呢？如果说：“从陈崇到陈兢，教导有方，整饬有道，家训一经确立，人人都受到劝勉。”那么尧对于自己的儿子，既然已经顺应天德，在上位树立了榜样，又让他们在田野中侍奉舜，以熏陶他们的气质；陈氏的德行若比尧高出十倍百倍，教育若比舜高出十倍百倍，或许才差不多可以做到。否则，无论聪慧、愚笨、刚强、柔弱、安静、急躁，都能使他们整齐专一，而没有朱、均、鲜、度那样的人从中阻碍教化，陈氏凭什么德行能够承受这种美誉？把尧、舜尚且感到困难的美事，拿来夸耀乡里小人没有指责，陈兢的虚伪、史官的诬妄，难道还需要辨析才明白吗？况且陈氏一族既然像所说的那样美好，那么太宗赐粮以后，为什么九代之中再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而七百口中那些崇尚仁爱、尊重谦让的子弟，竟没有一个能在宋代有所建树呢？唐末以后天下丧乱之时，江州正是吴、楚争战的要冲。陈氏居住的地方远离兵火，因此彼此保护，保全了家族；分配稍微公平明白，也没有诉讼、争斗和仇杀的祸端。陈氏于是洋洋自得地夸耀自己，有司也洋洋自得地把它夸成奇异之事，太宗又洋洋自得地把它装饰成天下和乐的教化，众人相互带动而制造虚伪，连狗也被加上了荣誉的名号。史官传播了这些不足相信的事情，世人却相信它；妄人借此求售，而做父兄的又顾惜虚名，以致亵渎人伦纲纪。这正是君子为世道忧虑的原因。君子整治家庭，是为了把教化推及天下。他不去做不可能成功的事，不占有不可能长久保持的关系；对贤者要求完备，同时善于培养不才；树立差异是为了使人同归，明白辨析是为了使人专一。贤者因此容易笃厚地施恩，不肖之人也没有机会增加自己的恶行。所以，士大夫以上的身份，父子各住一宫，是不希望彼此过分侵犯；五代以后亲属关系递降，以功服、缌麻服等礼制使关系断绝，是不希望强行粉饰亲情；在朝廷庭院中进行的训诫，以《诗》《礼》为限；夜间饮酒的禁戒，比朝廷法令还严格；三十岁授田，田地和住宅分开居住；超过八口以后，各自供养自己的饥寒；不彼此混杂，也就不彼此争竞。假使九代能够同居，宗族和睦而分际又清楚，那么先王为什么不把这制定为制度，却要按照文昭、武穆的亲疏，使有国、有家者各自赐予族人，让他们自行建立纲纪呢？教化不能骤然完成，人情不能强行改变，天性不能要求一致，人却不能不预先为它设置防范。因此，不宣扬虚假的行为和言论，上面以诚实教导，下面以诚实回应。《同人》的道理，是分类族属、辨别事物，而对于宗族则有所吝惜；《家人》的意义，是亲近和乐却不失节制，以威严使人信服。把教化传给后世，是仁爱达到极点、义理尽到极处。诡异的行为、夸耀的言论，迷惑天下，粉饰极大的美名来贩卖名利，使人的天性受到诬蔑、人的纲纪因此灭亡；读史的人又为什么要艳羡这些呢？〖八〗 三代以后，能够顺遂自己的至性，守住自己的大节，有过失却不失其中正，内在蕴藏着幽微的光辉，流传了五百多年，却没有人能够称道他的人，大概就是楚王元佐吧！元佐是太宗的长子。太宗如果实现传位给儿子的意图，那么天下就是元佐的天下。杜太后的遗命说：“太祖把帝位传给两个弟弟，随后又授予德昭。”假使太宗遵守遗命，保全秦王并授予他帝位，秦王即位后，他仍然算是遵从母亲的遗命；德昭虽然死了，但惟吉还在。假使不是这样，秦王还会私下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吴王阖闾与僚先后取得国政的情势。元佐大概也会像夷昧、余祭的儿子那样，确定无法继承帝位。太宗怀有传位给儿子的私心，忌恨秦王而使他死去，难道是担忧自己的帝位不稳吗？替元佐打算，不过是想坐享其成而独占天下罢了。所以说，按照太宗的意图，天下就是元佐的天下。到了这时，元佐突然激发出天性中的悲恻不平，把自己的心迹质问于鬼神、面对天下人，必定想委曲求全以保全叔父，使君父免于不仁。他因愤恨太宗不听从自己，便激烈地假装疯狂，放火焚烧宫殿，表示自己不可以统治天下。向前进，可以得到九五之尊；向后退，则要承受庶人的惩罚；万一父亲盛怒而发生意外，祸及自己而死，他也将甘之如饴。唉！这难道是三代以后教化衰败、风俗崩坏的时代还能再次见到的品行吗？元佐被废为庶人，但他的内心已经实现了。保全了自己的本心，就是成全了自己的仁德。这正是伯夷、泰伯把人间爵位看得如同草芥，安处于上天赋予人的常性之中，保全这种本心而复归于礼的原因。东海王刘强安然接受废黜，是因为父亲不愿把天下交给他。宋王李成器屈居于玄宗之下，是因为弟弟有建立社稷的首要功劳，自己不能处在弟弟之上。父亲的意志在那里，人心的归向在那里，他不敢与之争，只求保全自己的王爵，议论者还称赞他。元佐轻易就能得到天下，却像脱掉鞋子一样舍弃它，只求使自己的孤独之心得到满足，哪里是他们所能比拟的呢？然而朝廷中没有主持公论的大臣，史书中没有阐明幽隐的笔力，反而把拥立太子说成寇准的忠诚，把拥戴之功夸作吕端的节操；实录所记，又用燕不得参与李后、王继恩谋立的说法，曲意诋毁元佐至高的德行。所以司马氏说：“伯夷虽然贤明，得到了孔子，名声才更加显著。”世上没有君子，世人相信流俗中倾轧嫉妒的言论，掩盖潜藏的德行并加以曲意诬陷；后世的史书，不如没有史书的情况，实在多得很。太宗发怒，想把元佐安置到均州，百官进谏使这件事停止，是因为他们知道元佐的志向正直，也知道他的道理应当得到伸张。真宗即位后，恢复元佐楚王的封爵，又加授“天策将军”的称号，用特殊礼遇对待他，是因为知道他舍弃万乘之位来保全至性，也知道李后的谋划必定不是他会去做的。太宗对此感到惭愧，真宗使他安心，却不能改变朝廷大臣和国史官的内心；流俗迷惑人而使人不能觉醒，竟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泰伯不想拥有天下，逃到了句吴；元佐最终却接受了王爵，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周朝还没有拥有天下时，句吴是殷的蛮服之地；古代又有公子离开国家而成为羁旅之人的礼制，所以还有余地让泰伯自由来往。宋朝却已经统一了六寓，元佐还能到哪里去呢？至于他最终接受王爵，假使秦王即位，惟吉继承其后，而太宗已经君临天下，导致平康，那么他的长子本来就应当封王；封王是元佐应得的。不能做天子而德行已经达到极致，难道还要固执地触怒天伦，仿效陈仲子的行为吗？

译由此也就看出了宋朝当时没有人才。德昭之死、廷美之被流放，是导致大乱的道路，都是太宗的大恶。朝廷中那些以刚直著称的，是窦偁、姚坦；以敢于直言著称的，是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著称的，是李昉、吕端；他们都是所谓的贤臣。然而他们低头闭口，听任太宗残忍地摧残天性、实行私欲，没有人敢用一句话启发开国的先皇。只有卢多逊一人在前面护卫太宗，在后面保护秦王，没有忘记金匮中的遗言；可是赵普的邪说一旦张扬，便附会罗织深文，使卢多逊被流放而死。昏暗的阴霾遮蔽了日月的光辉，只在元佐身上露出一点孤光，有心之人自然知道应当作出选择。难道一定要等到孔子，才可以把伯夷推上青云吗？不过在于人的良知没有死亡罢了。〖九〗 太宗对秦王说：“君主应当淡泊而无欲，不要让自己的嗜好显露在外。”这大概是懂得道理的人的话吧！况且人有嗜好而不能自我克制，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耳、目、口、身体与天下万物相互契合，各自有所适合，欲望由此产生，也是人的天性。不只是小人凭借它生活，君子也不能完全摆脱它。然而彼此契合的事物，达到满足就应当停止；既然已经相合，本来就可以不再有所追求。这不只是崇高富贵的人容易满足，也包括贫穷困苦的人能够得到并得到满足的事物。所以，人所嗜好的对象，大体上也可以看出。住在海边国家的人，不嗜好麕、麋；居住在山地国家的人，不嗜好鳆鱼、蛤蜊。没有听说过它们的名字，本来就不会羡慕；没有享尽它们的滋味，本来就不会沉溺。那么世上那些有嗜好而沉迷其中、不能回头的人，都是因为嗜好显露在外，外物便乘机与人相互迷惑。于是消磨日月，滥发喜怒，荒废事务、丧失德行，残害天物，耗费财用，助长淫逸，亲近小人，直到国家败亡、家庭破裂还不醒悟。难道果真是嗜好不可遏制吗？众人一同把某种东西看得尊贵，它就显得尊贵；众人一同把某种东西看得安适，它就显得安适。因为有所尊贵，便忘了它本来低贱；因为有所安适，便忘了它本来不足以使人安适。时势过去、事情结束后，却不知道当初酷爱这些东西究竟怀着什么心思。我又怎么知道这种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卫懿公喜欢鹤，唐玄宗喜欢羯鼓，宋徽宗喜欢花石；通达的人看它们，都认为它们与瓦罐、土块、普通虫子没有什么不同，可是那些人却和它们相守而不分离。探究其中原因却不得而知，设身处地替他们思考，大概是看到眼前的新奇事物而欢喜，偶然触动内心，便显露在外；旁观者曲意迎合，反复听闻、屡次见到，浮夸的言论一起煽动，于是随波流转而不能停止。口腹的欲望本来止于滋味，但所谓山珍海味，并不只是因为味道，而是因为它们的名声。身体的欲望本来止于舒适，但穿戴珠玉，并不只是因为舒适，而是因为它们的名声。一个人偶然以奇异之物炫耀，无知的人便相互因袭、随声附和；精美了还要追求更精美，齐备了还要追求更齐备。以至于八百斛胡椒、十石杨梅仁，不知道究竟满足了什么嗜欲，却一定要急切求取到这种程度。唉！用口去满足口，滋味也就受到吝惜；用眼去满足眼，色彩也就受到吝惜；用耳去满足耳，声音也就受到吝惜；用身体去满足身体，衣服、被褥、器用以及游观所需之物，也都受到吝惜。超过这些之后，便都是流俗浮夸的言论相互传述，超过了它们本来的限度。于是劳累身体、惊扰精神、祸害百姓、毁灭万物，忙忙碌碌地奔走，直到死也不肯放下。唉！这是多么愚蠢啊，我又哪里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君子没有欲望，并不是违背道理，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原因：耳、目、口、身体的欲求止于它们应有的限度，不向人显示特殊异常的情态，那么众人的纷杂言论、稗官的妄加记述、阿谀者的顺从迎合、卖弄技艺者的蛊惑，都不能改变我耳、目、口、身体原本的状态。这样看来，淡泊无欲并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欲望止于自己应当追求的地方，不把流俗的欲望当作自己的欲望。至于流俗的欲望扰乱人的内心，这是人所不能完全避免的。用什么来治理它呢？大概只有用某种东西来镇定它吧！太宗说“朕没有别的爱好，只喜欢读书”，就是用来镇定欲望的。所谓镇定，就是使纷乱平息，抑制争竞躁动，使视听专一凝聚而不改变；古今成败得失的原因接连呈现，彼此警戒，以此限制自己的聪明；精神闲适，气息严肃，思虑几乎不能停止，所得的道理也不能忘记。这样一来，流俗相互诱惑的事，不必等到拒绝，它们自然不会亲近。因而这种志趣显露在外，天下那些以修饰美名来进献的人，便相互劝勉学习道艺。他们未必都是贤人，但所学习的东西还不违背正道；他们的学问未必纯正，但所崇尚的东西本来不会损害事物。由此不断精进、不断完备，道就存在其中了。所以太宗选择这种方法是好的。宋代儒者先以格物穷理作为身、心、意、知得以端正的根本，也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如此，只说读书，仍然有需要担忧的地方。所担忧的是，拿流俗的情怀面对书籍，而书籍被流俗利用的情况也不少。因此萧绎、杨广、陈叔宝、李煜借此更加增长了淫逸。难道只有君主如此吗？凡是求学的人都不可不戒备。假如用流俗的心来读书，那么读书也只不过成了嗜好。他消磨日月、荒废事务、丧失德行，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更坏的了。这样的人有三种淫溢，不知道戒备而踏入其中的人很多，所以不可不戒备。追求事物的名目，追求外形的相似，夸耀新奇、争逐华丽，沉溺于偏僻、摘取险怪，以此夸示自己的博学，这叫作色淫。奉行浅陋儒生的章法，死守小才子的一举一动，分析音韵以求工巧，设置机巧格局来彼此应和，拖长声调、牵引气息，意思短浅而言辞冗长，这叫作声淫。读到令人喜悦的话便像醉酒，读到令人愤怒的事情便像手持兵器；用嬉笑来使心情快意，用怒骂来满足意气，在豪放的篇章中逞强发气、击节赞叹，在闲逸的言语中放松志意、迎合情怀；心随文章一起流荡，感情日益放纵，这叫作志淫。这三种淫溢，并不是所读的书本身能够使人得病。风、雅中兼有贞正和淫邪的篇章，《春秋》中也有叛逆、祸乱的记载；远离流俗，审察是非，以宁静来镇定耳目的浮泛聪明，使道理归于纯正统一。轩輶车上的谈论，里巷间的歌谣，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来增益见闻的。若不辨是非而涉猎六经，尚且有可能引导人走入迷途；何况史册中的繁琐言论、诸子百家的琐碎学说呢？像班固的考核，蔡邕的典雅，段成式、陆佃的博学，苏轼、曾巩的辨析，如果凭这些去猎取荣名、博取声望，又和用烂羊换取关内侯、以围棋取得宣城守、靠宣淫而做控鹤监有什么不同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把读书当作嗜好，反而会把人引向欲望罢了。只有没有欲望，才可以读书。所以说：太宗的话，大概是懂得道理的人所说的话。十

译谈论治理国事的人都说应当让官员久任，他们只是针对州县长官说的。难道仅仅是为了使牧民的官员熟悉政务、安于职守吗？州县官离天子很远，贤能与不肖很容易互相蒙骗；久任而用人得当，百姓就能安于其治理；久任而用人失当，百姓想要驱逐他，却不能等待一朝一夕，因而冤情也会壅塞而不能上达天听。所以，长期担任牧民之官，得失大约还是各占一半。至于大臣，则久任是确定无疑的。国家的政事，如果一看见有利就急忙兴办，奸人便会借机售奸；一看见有害就急忙革除，众人便争相喧嚣。因此，大臣的做法应当从容地等待事情发展的适当时机，镇静地等待众人的意志稳定，始终像有所等待而不仓促行动，才能熟悉考察其中的条理，建立不可动摇的根基。有志向而有所愤懑，不敢任意发作；学问上有所心得，也不敢姑且试行。刚开始接受政务时，民众的期望还没有归附；刚开始得到君主信任时，也还没有摸清皇上的心意；就应当抑制锋芒、涵养冲和之气，以审慎坚固的态度自持，淡泊得仿佛无所经营，深沉得仿佛不可测知，然后从容斟酌，使谋划充实周密，用来替社稷和百姓谋求无穷的忧恤。若想在期月或三年之间达到神妙的治理成效，本来不是大贤以下的人可以轻易侥幸做到的。然而掌政没有多久，就已经离开职位了。想实行的事情还没能实行，想停止的事情还没能停止，交给另一个人，局面又因此发生一次变化。不要说君子、小人交替进用，即使是荑稗也会窃取嘉谷的肥润雨露。同样是小人，却轮番互相倾轧，权术会后来居上而更加深刻；同样是君子，但所学不同，议论互相混杂而不能协调。用两个彼此不相谋合的人共同谋划一件事的始终，条理会在很短的距离内分裂，得失却相差千里。想要找到像曹参继承萧何那样，守住统一的法令而使事业善始善终的人，一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个。况且萧何担任汉相，与高帝相始终，事业的头绪已经形成，曹参后来才能对它看得透彻，心中眼中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另作异同的地方。假如当初萧何任职不久就由曹参接替，他又怎么能完成萧何尚未完成的事业，以取得治理安定的功效呢？何况如果两人的根本主张不同，彼此互相攻击，一个受到压制而另一个受到抬举，那就更不可能了。被任命为宰相的人，不是突然从衡门茅舍中起身、刚刚登上仕籍的人；也不是长期在外任职、与朝廷风采从未接触的人。既然他们不同于相距遥远、不能深入了解的州县长官，那么是否可用，早就可以决定；既然任用了他，就应当坚定地信任，不必等到事情经历完毕之后才谋划他的进退。所以，善于任用大臣的君主，一定会让他长期任职；这样国家的是非标准才不会迷乱，君主的心意也不会受到迷惑。宋自雍熙以后，担任平章、参知、密院以及总领百官、掌管六军的人，忽然升迁、忽然降黜，就像拙劣棋手摆放棋子一样，颠来倒去，屡次迁换。详细考察这些人，如宋琪、李昉、李穆、张齐贤、李至、王沔、陈恕、张士逊、寇准、吕端、柴禹锡、苏易简、向敏中、张洎、李昌龄，虽然其中不乏侥幸取进的人，但也有很多人能够充分发挥所长来谋求国家安定。十多年间，他们一会儿被升进，一会儿被黜退，座席还没有坐暖就又被动摇其前进或退缩的心志；志向没有伸展，事业没有完成，谋划没有确定，职位却已经离去了。这样还想求得国家有确定不移的宏大谋略、官员有适当遵循的法度操守，难道可能吗？朝廷把这种做法立为法令，子孙奉为成法，士人把它看作惯例。那些庸庸碌碌的人，既把宰相之位视作旅舍，看作一日的荣宠而随时浮沉；想有所作为的人，也抱着不能长期等待的心情，志气郁愤充盈，趁时机争求胜利。以至于一升一迁，整个朝廷都把它看作黜陟之期，天子甚至因此改换纪元年号；政务头绪一天比一天纷乱，议论一天比一天兴起，喧嚣争讼充满朝廷，国家也随之败亡。留下这样的法令而不加修正，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原因。宋朝之所以活着承受这种弊病，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忌惮大臣掌握权力，于是反复颠倒任用，施行不可测度的威福，来谋求巩固皇位罢了。自从赵普对武人施行制约的谋略实行，而君主猜疑之心一动，文弱之士也成为供其猜忌玩弄的对象。所以，不只是王德用、狄青稍有战功，就被防范得如同敌国一般。况且寇准凭文墨起家，起初列入侍从之臣，只因有狂人呼喊万岁，议论者便交相弹劾，天子也受到震动。他们竟不想想寇准并不是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奸人，也没有那种权势凭借；却张皇恐惧，仿佛踩到老虎而被咬伤一样，他们的愚蠢也实在可笑。他们自己造成孤立危殆，更令人悲哀。至于蔡京、秦桧、贾似道误国而导致覆亡，那又是另一种情形：君主一旦受到他们的蛊惑，终身都被迷惑；他们屹立如山，没有人能撼动分毫。法令制定得越严密，奸佞的手段反而越巧妙。太宗颠倒制约大臣权力的办法，又怎么能对昏暗的君主取得必然效果呢？结果只是牵制治理国家的才臣，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所长。唉！这难道不可以作为永久的鉴戒吗？十一 自唐朝渔阳之乱以来，藩镇擅自招募士卒、扩充自己的势力，直到形成割据而使天下分裂。拥有几个郡土地的，就自行称帝称王，建立如蚂蚁封土般的小国。他们供养军队将领，修造兵械，僭越仪仗，奢建宫室，设置百官，并且越来越骄奢，所耗用的财物无法计算。他们对户口、农田横征暴敛，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其残虐搜取到什么程度，但也大体可以知道他们的贪欲如沟壑般难以填满。然而这些收入仍然不够。于是海国的盐、山国的茶，都由官府专卖；还不够，就又实行专卖酒、征收农具税的法令，甚至苛察到极细微之处。到了宋朝初年，这些做法仍未能革除，都是沿袭僭伪政权的鄙陋制度。但就这几项来评论，只有农具税的暴虐最为严重。税一兴起，价格必然大幅上涨；贫民无力供给，农具就不精良，土地也会荒芜，百姓的贫困一天比一天惨重。专卖酒，则官吏降为酒垆前的佣工，是侮辱人格、从事卑贱行为的极点。但其中也有可以讲通的道理。海中产盐、山中产茶，农民不能拥有，贫民不能擅自从中获利；他们放下农具去经营盐业，舍弃平原低地而奔向山冈高阜，富民大商掌握利益的权柄来控制依靠耕作生活的农夫，而军国的盈亏又与此毫无关系。这样一来，从事末业的人一天比一天富，努力耕田的人一天比一天贫，不仅贫富不均，而且国家的经济与百姓的生计也一同困窘。所以古代对漆林征税，二十份取五份；车、乘、牛、马，则向商人征税。先王用这种办法来敦厚根本、富裕百姓，并掌握调节物价轻重的尺度，使淳厚与狡黠得到抑扬，没有比这更高明的原则了。既然如此，这两项就应当多取税，以减轻农田的税负，这是仁爱的办法，也是合乎义理的正道。即使偏远地方的君主制定这种制度，它的表面似乎苛刻；但如果有王者兴起，又怎么能够废除它呢？

译至于酒，尤其还有一套道理。古人酿酒，是用来治病、养老，以及在宾客和祭祀时表达敬意。可是禁止过量饮酒，从禹以来就反复垂诫。天子都不敢沉溺其中，圣人都不敢把它当作美味，那么愚昧、卑贱、贫寒的人，也不敢任意满足自己的欲望；富有而穿着绫罗绸缎的豪贵之家，也不能放纵自己的嗜好。所以《周官》设有萍氏一职，责禁人们轻易得到并饮酒。商人贸易贩运又不可缺少，百姓没有它就无法沟通有无、维持生计；即使这种做法过分搜取民间利益，百姓也仍然依赖它来生活。至于酒，只要借助使民间没有酒，百姓的生活自然可以继续；甚至能够永远没有酒，民情反而会更加淳厚。但酒的流传既已久远，也不能突然断绝，于是就加重酒税，使卖酒的人无利可图；税重价高，贫民也就不能饮酒。这难道不是厚养民生、端正风俗的人所大为欣慰的吗？如此看来，税收已经很重，却不至于成为百姓祸患的，没有比酒税更合适的了。专卖酒虽然有辱官府形象，但征酒税却是正当的，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各处市场没有悬挂酒帘，日暮时就不会有争吵的狂徒；一年三季的闲暇没有巷中饮酒，长夏时就不会有借贷度日的穷人；又有什么祸害呢？淳化五年，停止官府卖酒，改为让民间缴纳酒课，这是折中而确实恰当的办法。新法施行后，官府卖酒又恢复了，甚至用歌舞诱使人沉溺其中，这哪里足以体察太宗的深意呢？税收并不只有一种，但没有什么比酒税更应优先，其次是茶税，再其次是盐税。三者税负的轻重，应当参照各道的情况来取得公平。只有农具税，直到景德六年以后才废止，太宗在这件事上却疏忽了。十二 古人有句话说：“接受投降的人，就像接受敌人一样。”这不只是说战阵之间有人诈降来诱骗我军、使我军覆败。果真接受投降却没有办法驾驭他们，就会向他们暴露破绽，使他们乘隙而入；激起他们的怨恨，使他们愤怒；助长他们的骄气，使他们轻慢，这些祸患都比遭遇敌人更深。遭遇敌人而不能取胜，不过失败一次就停止，屡次失败也还足以振作，祸患在外部。接受投降而没有办法驾驭他们，祸患就在内部，却没有办法解除。梁朝对侯景如此，自己灭亡、国家倾覆，是朱异接受他的结果。唐朝对河北如此，战事接连、祸患不断，是仆固怀恩接受他的结果。有时是激怒了他，有时是骄纵了他，祸患一旦爆发，却不知道该如何防范。不仅如此，没有办法激怒他，却也没有办法安抚他，仍然等于激怒；没有办法骄纵他，却也没有办法使他服从，仍然等于骄纵。宋朝对李继捧就是这样。李氏自唐朝以来，世代占据银、夏二州，阻隔在一方；那里没有可以归附的君主，衣服、器具等物资又依靠中国供给而不能满足，抬头盼望归入中原，本来就是他们的真实心情。到这时，河东归附宋朝已经三年了；银、夏只隔着一条河水就是宋朝疆界。僭伪势力已经削平，宋朝的声威远播，若李氏卷土而来，敞开胸怀接纳他们，容易得很。但事情正并不容易。银、夏处在西部边疆，士卒战马精锐强健，风俗粗犷暴烈，十之八九与外族相同，本来不是钱氏困守海滨、文弱不振所能相比的。那么接受他们，难道能够用接受钱氏的办法来接受吗？太上接纳远方之人，首先靠德，其次靠恩，再次靠谋略，再其次靠威势。德与威，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积累的。宋朝的德已经衰薄了；所谓恩，不过是温柔小惠，不足以安抚骄横的儿子；所谓威，则是瓦桥关之围、莫州之败、岐沟之战，天子亲自统军，倾全国之力大举出动，却死伤过半，很快就商议停止用兵。李氏已经深入地看清了这一点。三者都没有办法依靠，就不得不慎重考虑接受他们的策略。李继捧既然迁镇彰德，四州又更换了主帅。主持这些地方的人，派谁才可以呢？假如能够选择勇猛的将领前去镇抚，鼓舞激励当地吏士并重用他们，就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长期任用的部曲和崇尚武力的边民，也都能发挥自己的才勇来谋求功名；即使李继迁逃走，也没有人能够从中侵入并动摇四州，四州就安定了。难道竟没有可以派遣的主帅吗？只是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不是没有可派的人，像曹彬这样的老将，却让弭德超能够施行离间；像杨业这样经过血战的将领，却让潘美等人有机会诬陷他，使他叛离。朝廷本来就不愿把肥壮的战马、勇猛的士卒和盐池沃土交给杰出的臣子。既然不能这样，那么李继捧即使奉上符版请求派官，也不如用恩德笼络他，让他仍然拥有定难节度使的节制权，不失去世代守护的地位；少收他的贡税，逐渐设置佥判，等他安定之后再改变控制他的制度；并且不要让他迁居内地，使他窥见我们的部署而互相轻视、激发敌意。这样做难道不是更好吗？况且想投降的，不过是李继捧和他的两三个幕僚罢了。跟随他入朝的人，倔强之心从未有一天离开胸怀。所以李继迁逃走后，很快又起兵收拢他们，他们也乐于为他效力。若让李继捧回到旧镇，部落百姓既能得到归附中原的利益，又不会受到官吏治理的扰害。李继迁没有办法蛊惑众人的心，嚣张气焰也逐渐改变，就不难折断他的鞭子而将他收服了。这个策略，只有在他们刚刚归附、趁祸乱尚未萌发时使用，才会成功。等到李继迁重新振作以后，守臣被杀，疆土丧失，赵普才用它来放纵李继捧、让他返回，这时中原已经被李继迁看在眼里，只会助长寇贼、向人显示软弱。于是李继捧向北依附契丹，李继迁又假意投降来拖延敌人；最终他自称雄主，残杀西部土地上的百姓，挟制中原向北方狄族纳赂，国家日渐衰亡削弱。谋划不善，祸患也就极其惨烈。当时那些身处安逸之中的君臣，却兴致勃勃地说：“天下已经安定，百年来割据的远方之人怀着声望归附我朝，敞开胸怀接纳他们，没有什么困难。”这不是太荒谬了吗？没有那样的德，就不要建立那样的威；依仗恩惠，却不知道运用谋略；上天降下的福运，即使不是那样的人，也不能承受。因此，东汉断绝西域往来、宣德年间吝惜交趾，确实都是值得警戒的。要保全天下而使它没有忧患，只有不能被小利所动，而应当考虑长久之计；这样才能掌握怀柔远方、招抚归附者的办法，这本来不是宋朝所能胜任的。十三 自认为是君子儒的人，急于谈论治理，却奉行申不害、商鞅的学说，束缚百姓、使他们困苦，还自夸说：“这是先王治理天下、最公正无私的道理。”汉、唐都有这种人，而宋朝尤其严重。陈靖请求挑选京东、京西的荒地以及逃民的产业户籍，招募百姓耕种，丈量土地、平均税负，于是被授为京西劝农使。陈恕等人知道这件事不能实行，上奏请求罢免，于是贬陈靖为知陈州。议论者仍然惋惜陈靖的主张没有实行，把过错归给陈恕等人。唉！如果不是申不害、商鞅一类把滋生事端、祸害百姓当作治理方法的人，谁忍心认为陈靖的话一定可以实行呢？圣王没有出现，横议便兴起；有人摘取《诗》《书》《周礼》中的文字，断章取义来装饰申不害、商鞅的苛刻精密之术；自称君子儒的人却被蒙蔽而不醒悟。可怜我们这些人，竟死在逞口舌之能上，也太惨了！

译现在姑且不论他说的话，先问问他这个人。陈靖是太常博士，并不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也不是掌管田赋的官员，却越出自己的职位陈述利害，他是什么心思？等到授予他陈州的民众和土地，让他治理一州，他却尸位素餐直到任满；对百姓没有清廉善治的政绩，对国家也没有匡正救济的能力。由此，他是怎样的人，大概可以看清了。所以，天下没有事变，却越出职位提出有利国家、便利百姓的主张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大体都可以知道：一定是想拿当国大臣的是非长短做文章，企图胜过他们并进用自己的党羽；否则，就是对世代官宦之家和大族有所嫉恨，想倾覆他们；否则，就是因为自己贫穷而嫉妒别人富有，想借公义之名夺取别人的财产；否则，就是迎合君主和大臣的意旨，希望得到赏识以求取宠爱和利益。即使不是这样，也可能只是偶然看见一乡一邑的弊病，触动了狭隘的心胸，不知道天下并不全都如此，便想把一切都加以改造。这样的人，看他的章奏，仿佛有爱民忧国的热忱；进一步同他交谈，也不乏指天画地的谋略；等到把政事交给他，他却如同面对墙壁，什么也做不成。这就是浮薄侥幸的平庸之人，像逆风闻到腥味一样，徒具表面见识的人却乐于同他亲近。《尚书》说：“何必畏惧巧言、令色、孔壬？”确实应当畏惧这种人。至于他的主张，只要依据事理认真考察，他的奸诈就会立即显露。只是国家衰敝、君主贪婪、大臣缺乏老成的见识时，他的主张才会得以推行。现在拿陈靖的话来核查，所谓荒地，并不是荒地；所谓逃民的产业户籍，也并不是逃民。自汴、晋交战以来，直到契丹人进行打草谷，京东、京西的残破极其严重。张全义、成汭只能勉强加以抚恤，周世宗以来又只是暂时得到休息，于是才有逃难后生还的游子、寄居的流民，越过田间道路，勉强耕种以求侥幸获利，姑且作为栖身之所。陈靖上书陈述意见时，宋拥有天下才三十二年。战火之后，户籍册籍错乱，荒地和熟地本来就无法考察；逃亡者和归乡者，也没有可靠依据。因此，荒地中有的已经被耕种，逃民中有的已经返回，幸而有些遗漏，可以稍稍安慰鸿雁般的哀鸣；等到百年大定以后，自然可以丈量土地、核定人口，使他们服役纳赋。陈靖明明知道那些土地并非荒地、那些人并非逃民，却假借招募百姓的说法，想让每一寸土地都摊上一个百姓，直到无词可辩而把赋税全部搜尽。这项措施一旦兴起，奸民的告发、酷吏的追征就没有止境，民生困窘，国家根本也会受到伤害。如果不是陈恕等人竭力坚持加以遏止这种毒害，死于陈靖主张之下的人，不知会有多少。唐朝实行这种做法的人是宇文融，结果唐朝因此陷入动乱；宋朝末世实行这种做法的人是贾似道，结果宋朝因此灭亡。把井田制度寄托在《周官》上，借孟子的经界学说来作掩饰，效法李悝旧有的计策，却文饰说是为了利民；沿袭王莽的狂妄愚蠢，却自夸是在复兴古制，这就是贼臣中的贼臣。可是那些自称君子儒的人，难道曾经因为他的主张没有实行而感到惆怅吗？三代的制度，见于典籍的已经很简略了。至于划分地域、编定人民，使他们按土地条件承担贡赋，这是有缘故的。古代人民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还不久，圣人教他们耕种，于是人民都选择土地加以治理，只经营自己的力量所能及的事情；耕种荒地还是熟地，任由他们取舍，田地没有固定的主人，国家也没有固定的赋税。况且九州的土地分割成万国，到了周代兼并、省并之后，仍有一千八百多个诸侯，他们各自擅据土地、征取人民，法令轻重不同，人民无法承受。因此，三代的君王不能不划定井田、分明疆界，制定征取人民的标准，使其不得任意增减。人民不能自行划定经界，而由上位者代为划定。否则，人们就会选择肥沃的土地，抛弃贫瘠的原野，争乱日益兴起，荒草地也日益扩大。所以，天子不得不降低尊贵身份，为编户平民谋划主伯之制，实在是出于不得已，难道是要限制万世，使人们必定服从这种赋税吗？至于所谓再易之田，并不一定真的再易；一易之田，也不一定真的一易；所谓莱田，也不一定真是荒地。只是保留这些名称而不核实实际情况，勤劳的人并不禁止他扩大耕种，而田赋仍然只是照旧征收。因此，从上农到下农，收获有五个等级。难道百亩田地的收获，竟会因勤劳或懒惰而有这样大的差别吗？这是由于莱地是否耕种造成的罢了。到了汉代以后，天下统一于一个君王，上面没有分割土地、超过定额征税的规定，下面有世代相承的产业，人民自己已有明确的田界，不必烦劳上级再来区分。至于战乱之后，有人逃脱刀兵而致力于开垦灾后荒地；有的贫弱百姓虽有田地，却不敢自行登记入户；有的壮丁有力气，却不只是自己开垦田地。这样做，也不过是担心田地不能开辟、人民不能勤劳，百姓不足而国家也贫困罢了。没有必要限制他们，也不必劳烦招募。名义上说是招募，实际上却是综合察访，把他们同归雁争夺稻粱一样对待，不是太残酷了吗？像靖这一类人，嫉妒普通男女偶然得到一顿饱饭，却要替富有四海的天子增加一丝一毫、一升一斗的利益。孟子说：“开垦荒地、任凭土地取用的人，罪责仅次于重刑。”若不是这种人，又有谁应当受到明王的斧钺惩罚呢？不待劝导而自己勤劳的，是农民；所谓劝农的人，其实是苛厉农民的人。按人头搜括、用箕斗聚敛，却把它文饰为“劝农”。申不害、商鞅又何尝不说“我是为了使人民获利”呢？可是儒者却歪曲先王简易的德政，把申不害、商鞅的细密苛察当作先王之道，甚至把晋代的陈靖同周公相提并论。道理被弄得不明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