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三　　　　真宗

译《宋论》卷三　真宗 一 咸平四年，诏令把九经赐给聚集学生讲习诵读的地方，使其待遇同州县学校一样，这是书院的开始。此后孙明复、胡安定兴起，师道得以建立，求学的人增多，于是形成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时代的盛况。到了韩侂胄制造“伪学”的罪名，后来又牵连到张居正、魏忠贤，他们大都借此把儒者牵入罪网，毁掉聚众讲学的场所，陷害接受教育的人，钳制、罗织读书人，像防范盗贼一样。他们也不是没有可以拿来作说辞的理由。他们固然会说：“天子作为君主和老师，是为了辅佐上帝安定四方。既然已经在京师设立太学，在郡邑设置儒学，建立师长，供给学生粮食，长吏考核他们，贡举选拔他们，那么道术全都出自统一的体系。天子引导士人、兴起贤才的制度，修订施行得十分完备，哪里还需要草野之士私自建立门派来抗拒君师、擅自取代其职权，使支离的异端学说和颠倒是非的游士迷惑天下人的耳目、扰乱他们的心志呢？”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如果只听他的话，任凭他辩论，不考察他的内心，也不拿它衡量大道，那么他似乎确实言之娓娓、持守有据而不可驳倒。然而，除了那些妨害贤才、危害国家、效法申不害和商鞅而残害天下的人，还没有谁会把这种做法当作治理国家的方略。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施教，是周代衰微的时代。上面没有学校，而教育在民间，所以当时的君主不能控制它；孔子却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嫌疑的。他们将会说：“如今不是周朝纲纪解纽的时代，不能擅自掌握上天所授的木铎之权。”唉！奸佞之人的口才和诡辩，怎么说也说不完，但事情难道真是这样吗？三代兴盛时，学术教育由上面统一掌管，所以《诗经》说：“周王长寿，怎能不造就人才。”然而声教所能达到的地方也有边界，吴、越仍各自习惯于文身，杞、莒沦入夷狄的礼俗，王者也无可奈何。假如太学建立在王都，而王畿以内方圆千里；庠序设在诸侯国，而方圆百里之地又小于一封之域，那么春天奏乐、夏天诵读，举行礼射、歌咏雅乐，远方的人不会远离亲人，道术也不会分歧；所以人们容易聚集到太学门前，士人乐于奔赴鼓箧求学。到了末世，上面劝导得不勤勉，下面又有专门传授学业的师席。何况后世的天下幅员万里，文治更加广布，优秀士人的数量无法计算，已经不是一所太学所能容纳的。若要使他们离开家舍、跋涉关河，或者制定期限来限制他们往来，那么士人能够到成均求学的，大概也很困难。至于州县学校，归守令管理，朝廷不可能得到许多文雅有才的儒者来治理郡邑；而考核官吏的制度，又把赋役、狱讼作为升降官职的标准。即使有修业的堂舍、释菜的礼仪，实际行迹也因袭成规而诚意尽失，名义存在而实质消亡，士人还会把先圣的宫墙当作求取俸禄的捷径。考核得越严格，应付它的方式就越诡诈；升用的人越多，冒充合格者也就越多。天人性命之学全都被当成雕虫小技，月露风云只供游戏。有志之士若不屑于把这些当作学问，那么还能学习什么才可以呢？又怎能不倚赖大儒，让他们代替天子承担慰劳、教导和匡正人才的责任呢？君子在这种情况下以弘道自任，却不以承担师道的权力为嫌，确实是无愧的。道理不可隐藏，应当使它明白；人才不可抛弃，应当加以教育。这并不像方外之士凭据山林而傲视王侯，也不像异端之师抗拒政教而背叛君父。他所造就的，是一王朝的少年；他所施予德泽的，是一王朝的成年人。他申明忠孝的道理，劝导士人使他们亲近上级；确立义利的界限，约束士人使他们安定人民。分担天子处理万机的劳苦，帮助长吏承担教化人民的疲惫。与之相比，选拔文士的制度不足以奖励品行，贡举制度不足以培养安静自守之人；书院对于治理教化的补益，远远超过这些制度。在四海统一于一王的时代，即使尧、舜重新出现，也不能把山角海边的人才全都培养成君子。因此，借助退居在野的先觉之士来扩大教化，本来就是君主所应当尊崇、祭祀并求取的。作为君子，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教育推行、教化美善，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造就士人、培养人才，起初就没有求取荣誉的心志。以身作则，远离修饰文辞、谋求爵禄的恶习，彼此悠然处在富贵不能使之放纵、贫贱不能使之屈服的境界中。这样将使那些揣摩功名利禄的俗学之士感到惭愧悔恨，转而想要依附青云。与那些选拔人才、掌管训导的官职相比，后者把诗书作为标示利禄显达的诱饵，引导人们追逐猎取；这对于圣王改善世道的重大作用来说，得失相差不是太远了吗？既然如此，把书院看作可以毁掉的东西，不许它同琳宫、梵宇的庄严建筑并立；把讲学看作必须禁止的事情，不许它同丹灶、刹竿的幻术一同存在；除了嫉妒贤才、危害国家的小人，谁忍心制定这种残害仁义的严法呢？宋代把教育分布到民间，使道理大为彰明，是从真宗开始的；同梁代何胤在钟山的教化相比，它更加隆盛，其功劳伟大。考察古今时势，推究邹、鲁讲学的开端，通达圣王的志意，确立后代的常法，用来摧折佞人的舌头，这是忧虑世事者的责任，难道可以不详细考察吗？二 汉武帝告诫匈奴说：“南越王的头已经悬挂在宫阙之下，单于如果能作战，就来吧。”匈奴因此远远逃走。这种方法，齐桓公也用过：越过卑耳山，征伐山戎，为燕国开辟土地，然后向南进军到陉亭，楚国人便服罪。所以说：“不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并不是完全不战，而是战功在对方那里已经形成，威势却在这里自然伸张。中原自己发生战乱，夷狄就一定会乘机进来作乱。不只是晋代八王相争而刘渊、石勒兴起，即使在汉、唐初年也是如此：汉朝夷灭秦、项之后，冒顿更加骄横；唐朝平定僭伪势力之后，突厥便开始逞强。为什么呢？因为战斗没有出自他们自己的巢穴，他们知道中原的力量已经疲惫。假如双方都成为夷狄，虽然强弱情势相差极远而彼此不了解，也会根据自己的心意来揣度、类推对方。他们认为那种粗暴凶悍、奔驰突击而无所约束的勇力，如风飘、雨骤般不可抵御，而对方也不过如此。中原如果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攻破他们的险阻，消灭他们的军队，擒获他们的君长，把他们的部落改置为郡县，那么我们也不过如此，他们又有什么可不惴惴不安的呢？《左传》说：“先发制人，先夺取人的心志。”这并不是说只在交战时夺取敌人的心志，而是在交战以前就夺取它；不战而使敌人屈服，即使交战，也已经先使他气馁，他的失败大概十之八九可以预料了。

译李继迁死后，德明继位，曹玮上书说：“国家危急而继承人年幼，请允许我借精兵擒获德明，押送到宫阙之下，再把河西恢复为郡县。”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机，本来是宋室兴衰的重大关键；然而庸主和庸臣畏缩苟安，竟轻率地说这是靠德行感化而来，拒绝曹玮的谋划，下诏招抚。可悲啊！宋朝自己折损、陷入犬羊之地，成为千古遗憾；即使有勇猛的将臣，又能把它怎么样呢？曹玮作为将领，并不是只有空言而没有勇气，也不是只有勇气而没有谋略；考察他后来取得的成效，大体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世代都是功臣，宋朝又把他当作心腹之臣；只要他轻视孤立的幼豚，便可以在几案俎豆之间从容取食。假如真的给他精兵，推心置腹地授予兵权，河西四州处在险绝的一隅，幼主的根基还没有稳固，那么迅速成功本就在曹玮心中，也在天下后世人的心中。德明知道自己不能抵敌，就会收敛手脚归附朝廷，同时听任宋朝在西部边陲建立部署，以牵制契丹的右臂；百年来逃脱的敌寇，可以在一朝平定，威势震动贺兰山，声名远播朔漠。他们本来会说：“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耶律隆绪还敢轻率出兵进逼澶州，来胁迫宋朝订立盟约、索取财物吗？善于用兵的人，希望攻击敌人的弱点，却又不愿攻击那些已经暴露的弱点。舍弃弱点而攻击坚固之处，就会在坚固之处受挫，而敌人的弱点也会因此得到喘息；害怕坚固之处而只攻击已经暴露的弱点，取胜也不足以显示武勇，而敌人也会由此判断我们没有能力。只有处在敌人似有弱点而又未显弱点之间，乘其弱点来攻破其坚固之处，才足以震动强敌的心志，并用气势制服他。李继迁的强悍狡猾，本来就是契丹所畏惧的；可是他突然死亡之时，留下年幼的儿子安抚一群尚未整合的部众，人心离散，也没有人愿意为他拼死效力。若把它看作坚固而其中有弱点可以攻击，又把它看作有弱点而知道它仍然坚固，不了解它的弱点，那么一旦功业完成，震动声势直到遥远荒僻之地，就是必然的趋势。而且不只是这些。宋朝之所以招致契丹的侮辱，是因为自己的气势先已衰弱。从前收取巴蜀、进入两粤、攻下江南，都是凭众多压倒寡少，乘敌人瓦解而轻易取得。可是只在白草荒原、控骑鸣镝之地试探一次，边境的声势一响，自己的气势就已经先被夺去了。河西本来也是塞外之地，却把它置于凶险危急之中；如果把可以取得的捷报当作能够完成的功业，那么将会把朔漠的骄横之子也看作同样可以驱逐、可以斩首的俘虏，气势已经先增长十倍；又得到李氏几代积累的力量，使逐利之人争相前进。再把那里的士人当作我们的士人，把那里的人当作我们的人，把那里的兵马当作我们的兵马，让曹玮这样的人加以安抚和任用，乘一苇之舟渡河进向云中，那么幽州、燕州就会掌握在手掌之中，向南可以取得甘州、凉州，向内撤去延州、环州的守兵，关中得以巩固，汴京、洛阳也得到西面的屏障。何至于一听到澶州的警报，满朝大臣缩着脖子，马上想逃往金陵、巴蜀，成为日后逃到海门窜逃而死的开端呢？曹玮的谋划没有实行，德明的诏命一经颁布，契丹大举出兵的军队不到一年就到来，回应如同回声一般迅速，宋朝于是困窘不堪。何况没有剪除德明，祸患又延续到元昊，使这么一个小小的丑类竟敢抗衡、成为敌国；军队受挫，将领战死，还赶快奉送金帛，祸患直到灭亡仍未停止。错失一个关键时机，后来再追救已经没有办法。唉！这样谋划国家，谁还说宋朝有人才呢？周莹、王继英尸位于中枢，已经不值得责备了；张齐贤、李沆的罪责，又怎么能推辞呢？李沆说：“稍微有些忧虑勤勉，就足以作为警戒。”这其实是士燮所谓内安外患的邪说。李沆是宋代一朝的柱石之臣，为什么却说出这种话呢？三 凡是上书陈述利弊、希望取得君主听取并希求施行的人，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不值得听取却是一样的。其中一种，是大奸之人怀有倾覆、嫉妒之心，自己不出面进言以躲避指责，却招募局外之人揭露时政过失，用影射的方式攻击执政者，激使天子罢免或任用官员，牵制办事者使其离职，借此实现大奸之人的意图。另一种，是怀有私心的士人，有的想打开旁门以求侥幸进身，有的想破坏成法以谋取利益；他们想要的事情很小，说起来却很大，并借用相近的道理来形成看似一致的言论，夹杂引用先王的正当训诫，曲意附会于道理，使人无法直接攻击。还有一种，是略有才气却受到压抑的人，凭借机巧的言辞和锋利的笔锋，正确的内容不足，妄言却有余；若不是说得声势炽盛、滔滔不绝，就不足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于是侥幸使自己的平庸言论显得高明，自己也因此显露。这三种人都是心怀邪恶的奸人，诱使君主和宰相听从自己，实行他们挟持他人的手段。除此之外，又有一些人听说君主急于求取意见，宰相又极爱士人，便踉踉跄跄地兴起，本来没有确定的考虑，只是翻找旧纸，向路人旁敲侧问，来凑成自己的说法；探究他的内心，他也未曾相信这些事情真的可以施行，不过姑且试着说出来，以炫耀于人的耳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刚从田野出来，短暂游历都邑，接受一项任命而列入仕籍，看见进言者能够轰动一时，便不能安于沉默，早晨揣摩、晚上琢磨，寻找一两件事作为立论的材料，再拾取迂远的旧说来充塞篇幅；还洋洋自得地说：“我也是在为社稷谋求长久，为百姓拯救水火。”其实只是用来炫耀自己罢了。除此之外，也有人诵读某位先生的话，再增添六经的余论，附会历代制度的沿革；时势已经不同，却仍固守旧说，情况已经改变，却还去追寻那些陈腐的痕迹。他们从不知道国家所依赖的是什么、人民怎样才能便利安定，只凭自己的见闻和私意争论得失；对于田赋、兵事、刑名、官守等问题，又拘泥于自己不懂的部分，损害国家、毒害人民而毫不顾惜。除此之外，还有人因为自己亲身承受的一件事的甘苦，或亲眼看到一个地方的利弊，在衡门茅屋中受到感触激发，便希望通过言路申述出来。他的话错了，确实有错；他说得对，也确实有对。然而，他在一地得到的，可能在天下失去；在一时得到的，可能在百年失去。小利容易引起愚民的欢喜，潜藏的忧患却确实足以使君子惊惧。像这样的人，心意可以相信，道理也可以持守；可是如果听从他们，就会损伤国家的元气，败坏根本法度，弊害将无穷无尽。何况还有人怀着前面几类人的心思，欺骗君上、谋求私利，并把恶行传播给下层士人呢？所以，凡是上书陈述利害的人，没有一句话值得听取。李文靖自己说：“居于职位却没有补益，只要把朝廷内外所陈述的利害一概驳回罢免，就可以报效国家。”所谓大臣，就是依据道来侍奉君主，这句话可以当之无愧。道，就是使人民安定、使国家安定的最正确的常道。持守道义来安顿心志，见识才会宏大；见识只有宏大，志向才会坚定；志向坚定，决断才会形成；决断形成，气势才会安静；气势安静，器量才可以容纳天下而不感到逼迫。天下万事都容纳在他的见识和器量之中，没有什么不能承受，却始终不会因此动摇。伟大啊！一个人的见识，就是四海的宝藏；如果不是有道之人，谁能不因听到从未听闻的事情而惊疑忧虑呢？

译天下有大体相同之处，也有各自不同之处，早就不能用一种说法概括到底了。它们大体相同的地方，是喜欢生存而厌恶死亡，喜欢利益而厌恶祸害，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各自守住根本的常理：不能没有死亡，但生存的人多了；不能没有祸害，但获利的事情长久了；不能没有劳苦，但安逸的生活得以通达。天有不同的时节，地有不同的利益，人的才能各不相同，万物的用途也各不相同。前代的创造者，经历千年，贯通九州，各自采用适宜于自身的办法；天下即使混乱，最终也没有谁能超越这些规律。这里所说的伤害，可能正是那里借以保全自己的办法；这里所说的好事，可能正是那里因此失败的原因。即使仁德如舜、智慧如禹，也不能没有某些缺陷而留下让人指摘的地方。见识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会听取前代君王的创制，听取百官的修举，听取长吏的斟酌，也听取编户百姓的赞成或反对，于是天下各自归于自己的纲纪。因此，陈述意见的人来到我面前，我知道他的意见从何而起，也知道它从哪里泛滥；知道它有可取之处，却不足以据此作为真正的善；知道它确实有善处，却不能超出我的范围。听到蝉鸣，就知道是夏天；听到蟋蟀吟叫，就知道是秋天。时令到了就鸣叫，气势衰竭就停止，怎么能举起宗社和生民，随着它一起震动呢？士人各自修习本业，百姓各自安居于祖先留下的田地，士兵各自守卫自己的职分；贤能之人的志向不受纷扰，不肖之徒的奸邪也无法得逞。阳光普照，万物自然显现各自的美丑；见识所能周遍之处，道也由此得以确定。所以说：“天下的变动，归根结底取决于守正归一。”文靖能达到这个境界，远远超出姚元之、陆敬舆、司马君实等人，差距实在很大。在他之前的丙吉、在他之后的刘健，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其他人即使有光耀显赫的功绩，也都是道所不允许的。连安定社稷都做不到，更何况做大人、匡正万物呢？有姚元之，就有张说；有陆敬舆，就有卢杞；有司马君实，就有王安石。喜欢说好话，奸邪的言论就会兴起；喜欢听顺耳的话，争讼之言就会竞相出现。只有在文靖主持国政时，不仅梅询、曾致尧等人屏息敛迹；王钦若身列侍从，也不敢施展奸邪；张齐贤、寇准虽然刚强正直，他们的激烈锋芒也能被消解。这正是他保护国家元气达到极致的地方。文靖死后，宋朝于是多遭变故，笔墨和口舌争强斗胜，连郊野的妇女儿童也不能安宁地生活在种麻的园地和瓜田之下了。《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高山之高，不容易攀登；大道之大，没有岔路；这就是道能够覆盖万物并成为万物根本的原因。哪里是容易达到的呢！哪里是容易达到的呢！〖四〗 澶州战役时，寇平仲驳斥陈尧叟、王钦若躲避契丹的策略，竭力劝真宗渡河决战，却每天和杨大年在营帐中饮酒、赌博、唱歌喧呼。因此王钦若诬陷他说：“寇准把陛下当作孤注。”这句话也并非毫无根据的诬陷。王从珂亲自统兵在怀州抵御契丹，大败而归后自焚；石重贵亲自统兵在相州追击契丹，各将领争相叛变，他也被敌军俘获；这些都是把一切押在一次行动上的做法。真宗渡河也类似这种情况。况且当时契丹军势正盛，他却饮酒戏谑、神态自若，完全没有戒备恐惧；后来竟能保全天子南归，而且一兵未损、一寸土地未失，仿佛有上天的幸运。这难道不是把孤注押在一次投掷上、求得一举取胜吗？这样看来，钦若的诬陷，也确实有其可以成立的地方。唉！整个宋朝朝廷中，充满了自称刚正有为的人，却竟没有一人能够明白寇准所凭借的是什么；他们先是惊魂丧魄，开始阻挠他的谋划，最后又嫉妒他的功劳。除了高琼、杨亿以外，其余人全都像女子一样软弱。后来的评论者说：“寇准是靠镇定来镇住局势的。”生死存亡在片刻之间决定，天子正面对不可测的深渊，难道只是凭镇定处置这件事吗？那么这些评论者也不过是冯拯、王钦若一类的人，只是见事情成功后，不得不加以赞美罢了，哪里是真正懂得寇准呢？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徒然夸耀镇定，那么景延广所谓“十万横磨”的骄妄言语，尚且会加速失败；效法这种说法的人，必然会误国害民。所谓镇定自若，必定先有所凭借来镇定，然后才能做到镇定。谢安下棋并拿别墅作赌注，却能在淝水挫败苻坚，并不只是凭借谢玄的北府兵。慕容垂、朱序、张天锡等人的支撑，实际上也已经持续很久了。那么平仲所凭借的究竟是什么呢？考察事情的始末，辨察形势的虚实，就会像看火一样清楚。只是愚昧的人自己不去察看罢了。观察当时的形势，当然不是稍微取得一点成果就立即收兵退让。于是增加三十万的贿赂，最终没有再加射一支箭；经过几十年，也没有南下侵牧的战马。这难道是因为萧挞览偶然中了流箭，曹利用凭口才善于辩说，就足以消除契丹的战意吗？军队刚一行动，议和的使者就先到了；曹利用刚刚回来，议和的使者又再次到来。那么契丹军队一会儿前进、一会儿退却，徘徊不定而没有斗志，其情形也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了。契丹消灭王从珂时，石敬瑭是它的内部主使；消灭石重贵时，杜威、赵延寿是它的内部主使。契丹不能没有内应就残害中原，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这就是可以依靠的内部条件。况且如今的契丹，已经不是过去的契丹了。隆绪凭借十六州的安定生活，内心沉溺于华夏风俗；国内的人既然因穿锦衣、吃精粮而得意，便共同习惯于安逸嬉游。到了这个时候，像休哥那样熟悉战争的将领，也已经尸骨朽坏了。契丹入侵时，听说李继迁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丑，攻陷朔方，胁迫朝廷，而朝廷仍以羁縻方式对待他、没有断绝关系；等到李继迁死去、儿子年幼，国家如同漂浮的木梗，契丹尚且不能出兵讨伐，反而不惜拿锦绮去诱使他安定。宋朝君臣完全可以用空言恐吓，坐等取得契丹的金帛，姑且用这些来威胁它，而不必等待交战。这样，契丹怀着只求索取一次贿赂的心情而来，如果能够如愿，当然就会引兵离去；契丹君主的心情、将士的意志、三军的士气，全都在这里了。所以它进攻时不卖力，交战时也不愤勇；关南的士卒，能夺取就夺取，不能夺取就算了，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心情。军队一行动，使者便频繁到来，议和容易，进攻也并不困难。平仲对此了解得很深，坚持得很坚定，只是军事谋略还要保密，不愿向众人公开讲明，以免引起纷纷扰扰的争辩罢了。如果乘契丹不愿交战的心态迅速进攻，利用它希望与我们议和这一点反过来制约它，使我们主动薄弱而敌人被迫应付，这是必胜的办法。平仲说：“可以保天下百年无事。”这并不是虚妄的话。这就是他可以凭借的外部条件。

译可以凭借的形势，像这样明白显著；六军将士欢呼声震动原野，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只有钦若、尧叟、冯拯这一类人，听到边境军情却没有警觉之意，看到奏报却没有留心；依仗雕虫小技，傲慢对待将吏，不让他们把话全部说完；修饰站立如鸿鹄般的仪态，等到退朝用饭时便安然沉醉于梦境。军书接连到来，他们却像听到迅雷一样惊慌；金鼓突然响起，他们便茫然如同陷入黑雾。这样明白显易、近在掌握之间的机会，竟没有人能够向他们说明。后来契丹军队突然退去，议和没有发生猜疑，他们甚至不知道当日为什么能够从契丹那里得到这样的结果。于是他们所说的“孤注”，虽然出自倾轧嫉妒之口，其实也是心中尚未明白，却凭臆测认定事情必然如此。所以，真正以国家为重的大臣，面对边疆多事的局面，必须有缜密的谋划和周密的运用，然后才可以镇定自若。所谓“密”，是缜密周详，并不只是把事情藏起来不泄露。要取得将吏的心，仔细审察他们的奏报；储备侦察刺探的使者，周详考察事情的始末；详细了解过去的事情，从而知道成败的原因；观察各方的联合与分离，从而知道强弱的规律。因此，即使敌人潜伏在遥远荒僻之地，防备它突然奔驰突袭；即使流箭在身旁交错飞过，也把它看作蚊虻；心中没有片刻忘记这些事，眼前也没有一瞬被迷惑。谋划周密，才能从容；能够从容，才能奋然行动而无所畏惧。谢安石称引《诗经》说：“谋略已经制定，天命已经确定，长远的安排还要按时宣告。”命运在很早以前就已确定，到了适当时候才宣告，这样谋略才算长远。哪里是容易谈论镇定自若的呢！〖五〗 王旦接受了美珠的赏赐，于是俯仰屈从于真宗的虚妄行为；如果认为他是被财货迷惑而丧失操守，那是不真正了解王旦，不能使王旦心服。君主想要有所作为，便用厚重的贿赂收买大臣，以求事情得以实现，那么这件事必然会形成无法中止的势头；一旦不能如愿，君主就一定不能安坐于自己的职位。等到王旦退身之后，小人更加放肆，国家也更加危险。王旦身居元辅之位，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而王钦若、丁谓、陈彭年一伙人都侧目盼望他离开，以便掌握宋朝的权柄。因此，他迟疑、回旋、隐忍而顺从奉承，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真宗早就有奢侈夸大的心思，李文靖很早就知道了。澶州议和刚刚达成，毕士安便遣散军队使其归农，撤罢方镇，招抚流亡，装点出天下太平的景象，放松对意外的防备，助长了真宗的骄心，鼓励他夸大妄诞；这并不只是钦若等人引导他沉溺安逸嬉游的结果。钦若说：“只有封禅才能镇服四海，向外国夸耀。”这话确实荒诞。然而契丹愚昧，迷惑于吉凶征兆，正可以借此收敛它的战意数十年。那么王旦知道封禅不可行，却确实有不能遏止的地方。钦若、丁谓的奸邪，王旦是知道的。陈彭年上呈文章时，王旦闭目不看。王旦阻止任用钦若为相，已经十年了。他奉行“天书”而内心忧闷，临死还自感惭愧，甚至因激愤而想要削发为僧。然而最终还是不能停止顺从错误、迎合欲望的恶行；由此可知，大臣这个职位确实难以担当。假如王旦是孙奭，他也可以用“难道上天会有书吗”来回答。假如王旦是周起，他也可以用“不要依仗告成”来进谏。即使王旦已经出任外官而成为张咏，也可以请求斩杀丁谓来抗争。再假如王旦仍参与政事而成为王曾，也还可以辞去会灵宫使一职，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如今既然把国家托付给我治理，外有狡猾的敌虏，内有群奸，大权掌握在手，君主的欲望又没有满足，原本可以安定君上、平靖国家、使百姓安息、消除祸患。而如果一时愤然奋起，严重违背皇上的旨意，空出宰相之位来满足小人迅速进身的愿望，对于国家的谋划来说，也很难说是正确的。因此说，大臣这个职位不容易担当。即便如此，王旦处理这件事，也自有他的道理。如果王旦把这些都错过了，那么他就会彷徨而走上苟且的道路，不能自拔，这是必然的。澶州接受盟约、收纳贿赂的耻辱，如果没有钦若进言，君主和大臣难道能够心中毫无惭愧吗？安然把这件事当作幸运的，只是毕士安一类胆怯畏缩的人罢了。王旦既然接受了皇帝心腹重臣的托付，想要用来洗雪耻辱、建立威势，难道还怕没有办法吗？任用曹玮镇守西部边疆，趁李德明势力衰弱时削平他，以斩断契丹的右臂，使契丹因威势而震慑，这个决策是可以实行的。战争刚刚停止而敌意尚未消除，还可以挑动战端；戍防刚刚撤除，也还可以重新设置；选择将帅来训练士卒战马，谨慎任用守令来充实险要城邑；繁衍人口、教化训练，集中天下的全部力量来巩固河北并逼近幽州、燕州，也可以逐步兴办起来。如果能够这样做，就能启发真宗因耻辱而愤发图强的心志，振作朝廷的元气，以谋求晚年的成效，不必借助鬼神来洗雪先前的羞耻，钦若也就不能施展他的邪术了。如果王旦的才能有所不及，那么他最初接受任命为宰相时，就不能不谨慎。王旦被擢升任用，是因为寇准被罢免宰相之职。钦若既然不能和寇准同朝，那么王旦也不应当和钦若一同任用。然而钦若把祥瑞之说告诉王旦，王旦无法处理，而钦若早已料定这件事对他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利。这样，王旦自信能够控制钦若，却早已被钦若控制了。王旦被钦若控制，而钦若又料定王旦不能与他抗争，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宰相之位。假如王旦在任命宰相的那一天，竭力争取寇准不要离任，不肯接替寇准的职位，那么钦若的奸邪就会不攻自破，真宗的迷惑也会不辨自解，又怎么会发展到让群奸凌驾于孤立无援的自己之上，使上下共同胁迫自己去阿谀顺从呢？在进退取舍之间，道路是正是弯由此决定。王旦在这里一旦失误，到了最后再想挽回，就困难了！他既缺乏匡救国家、伸张国威并坚定君主意志的宏大谋略，又没有审察正邪消长的趋势，谨慎地对待最初的进用并远离奸佞之人；虽然拥有扶正抑邪的微小权力，却不能不屈服。概括地说，他把宰相的地位看得太重，却不知道宰相的重要不在于职位本身，而在于凭什么原则来确立和行使这个职位。宋朝强盛时，显露才干、风采焕发并流传后世的大臣很多；但若以大臣之道来要求他们，却都各有不足。并不是他们辨别是非不明，也不是他们效忠不真，也不是他们学术不正，也不是他们操守不清白，而是心中常常仿佛有一样东西牵系着自己，不能舍弃。因此小人一兴起，就跟着迷惑他们；小人一停止，就跟着戏弄他们；最后又跟着控制他们。君主也表面上恭敬礼遇，暗中却轻视薄待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名位罢了。君子感到快乐就行动，刚刚行动便忧虑；一忧虑就违背本心。忧虑而违背，刚刚违背又感到快乐，快乐了又可以行动。内心审察自己，道德足以立身，才能足以胜任，然后接受任用时便无所推辞。对外考察众人，贤能之人能够成群升进，奸邪之人早早退去，然后接受职位时便无所谦让。用这个标准考察张齐贤、寇准、王曾、文彦博、富弼、杜衍等贤人，能够超然高出于升降兴废之间的，都有所遗憾。王旦恰好遇到真宗深厚的眷顾，于是期望越高，权力越重，想做的事情越多，可以做的事情却越隐微难行；于是拖泥带水、摇摆求成，却不能遂行自己的天性，直到临终仍抱有惭愧，这些都是由此造成的。

译唉！世道教化衰败，是由于形成了鄙陋的习俗。孩童时代就受到这种习俗熏染，长大后希望达到最高地位，却未必能够做到；从天子以下，不过就是做到宰相而已。这种观念扎根于肺腑，盘结在那里而无法铲除。王旦年幼时，他的父亲王祐在庭院中种下三槐树，本来就已经把做到宰相看作人生的终点，又还能有什么更高的期望呢？后世人才形成的原因与古代不同，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六〗 宋朝初年，吏治疏略，守令任职清闲。宰执罢政后出任州郡长官的，只有向敏中勤于处理政务。寇准、张齐贤并不是没有综核政务的才能，只是洒脱任性，每天以游宴为事；所以韩琦出任乡郡长官时，把自己的厅堂命名为“昼锦堂”。这说明他们把分符出任地方看作养老休息之地，而不以民间疾苦和国家大计来考核自己的办事能力。并且不只是大臣出镇如此。遗闻所记载的，是西川游宴的盛况，几乎没有一个月空缺；他们率领官吏百姓嬉游，太守因此有“遨头”的称号。其他地方修建亭台，邀请宾客，带着属官登临游赏，车马往来不绝，歌吹之声喧闹不息，见于诗歌记载的也不止一处。计算陈设酒宴的费用，取用公帑供给的，全都是百姓力量所供奉的；而审理诉讼、征收徭役等事务，又没有空闲来履行职责；引导官吏百姓共同习惯于安逸享乐，不忧虑风俗日益衰败，难怪这种治理之道会越来越像国家的蛀虫。然而经历五朝、百余年之间，百姓安逸愉悦，法令统一，士大夫修养廉耻操守，芦苇草泽之间没有发生揭竿而起的叛乱。到了熙宁以后，急于求治，督责百官的命令得以推行，然后天下骚动，盗贼与夷人相继起事。由此想来，君主抚有四海，使天下人的意志相通、各得其所，确实不是一味依靠刑名法术之说就能胜任的。孔子说：“有张有弛，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张弛的运用，就是恭敬与简易同时实行而互不冲突。因此谈论治理国家的人最大的弊病，没有比把申不害、韩非那种惨酷严密的做法，混入圣王居心恭敬的治道更严重的了。他们不知道这样会伤害天下，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俭约和勤勉，是接近恭敬的品德，也是治道中美好的方面。如果依仗这两点而任意施展自己的意志，却没有东西来约束一往无前的意气，那么二者都会成为天下的祸害。俭约过了头就会吝啬；吝啬就会被利益驱动，不知满足，最终必然贪婪。勤勉过于急切就一定会烦扰；烦扰就会要求别人迅速达到自己的意愿，最终必然暴虐。俭约、勤勉是美德，贪婪、暴虐是大恶；但后者正是由前者的流弊相互乘势而产生的。申不害、韩非难道是把贪婪暴虐作为法则吗？只是任凭一往无前的意气，把俭约和勤勉推向极端，却不知道节制罢了。至于恭敬，就是说把持住君主内心的主宰。在天下松弛时，不敢不振作精神，以鼓舞天下的气势；在天下紧张时，不敢不放松调节，以保养天下的力量。谨慎掌握其中的关键，慎重地使用天下的人力物力，不敢因为自己松弛就让天下松弛，也不敢因为自己振奋就让天下过度紧张。所以恭敬存在于君主内心，天下便都享有这种和谐。上天有肃杀，也一定有温和；万物先开花，然后才能结果。君上不敢违背上天化育万物的规律，臣下不敢伤害万物的道理，那么治理就会简易，而天下的道理也能得到实现；这本来不是外表尊崇儒术、内心实行申不害、韩非之术的人所能做到的。把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拿来要求别人去做，又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强迫自己忍耐着去做，再拿来要求别人；这样下去，甚至会把自己本来根本做不到的事，也只是一味要求别人必须做到。像这样的人，内心放纵，却执持着恭敬的名义，用鞭打的方式对待天下不恭敬的人，便会迅速走入申不害、韩非的道路，成为天下的祸害，实在太严重了！先王凝聚天命、守护邦国、安抚天下时，他们的治道符合张弛适宜的原则，本来就是后世无法赶上的。但如果能够领会其中的精神，用来通晓古今的变化，那么距离大道仍然很近。这就是宋朝初年的治理之所以使天下安定、祸乱没有发生的原因。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其详细情形已经无法听闻了。从聘问、燕享的礼仪来看，它们所使用的财物如此多，却并不吝惜；从饮酒、射礼、烝祭、蜡祭的制度来看，对游闲百姓的安排如此宽裕，却并不烦扰。天子没有沉溺于犬马、声色和玩好，也不因为自己从早到晚不得安闲，就以此督促臣民；长吏没有借公务之名横征暴敛、收取财物、以钱货买卖狱讼的恶行，也不因为自己寝食不安，就以此督促百姓。所以《皇华》用来慰劳文官，《四牡》用来安抚武臣，《杕杜》用来慰问戍卒，《卷阿》用来酬答燕游；《东山》歌咏结婚成家的欢乐，《芣苜》表达春日出游的快乐。这些全都是圣王以恭敬之心承受天命，并向下使人民各得其宜的表现。所谓松弛，正是天子在机密政务中保持紧张、善于调节节奏的结果。宋朝初年治理天下，君主虽然还不能完全做到恭敬臣民的道理，但谨慎地遵守先代的法度，没有失德。臣下虽然还不能体察恭敬君主的诚意，但谨慎地守持名节，没有官场邪行。于是催促征收赋税并不急迫，诉讼案件并不繁多，工役也不扰民，互相争告揭发的事情没有发生。庄稼已经成熟，风和日丽，人们带领士民游赏，享受自然万物的舒畅，于是民气安静，民心平和。里巷中轻薄放纵的子弟，在安闲愉快的环境中消除了喧嚣凌人的暴戾之气，不再惶惶然只顾追逐无休止的微薄利益；心怀利益来侍奉父兄，这也是使情性平和的好方法。何必在自己不能承受的事情上矫饰情性，在本来有余的财物上吝惜，使臣民受到压迫束缚、纷乱不安，激怒他们起来互相争夺呢？《易经》说：“乾始能够用美好的利益使天下获利，却不说所获的是什么利益。”不说利益是什么，正是利益之所以美好的地方。对内施行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对外表面上施行儒术，名义上说是用义来匡正万物，实际上却是用利益来引导它们。区区以耗费财物为忧患，只是守着瓶子的智谋，治理一个邑尚且不够，何况治理天下呢！财物最大的祸患，在于聚积。天子在上面聚积，百官在下面聚积，豪民在民间聚积。聚积的实质，是把百姓有用的金钱粮食搜刮来，放进无用的仓窖里。聚积的心理，是东西明明处在有余的状态，却总觉得不足。聚积的弊端，是用车运进来的财物不知道停止，而偷偷取出去的财物又无法稽查。聚积造成的变化，是用吝啬鄙陋来刺激子孙，使他们坐拥丰盈，却更加走向奢侈。聚积所采用的方法，是贪婪苛刻的小人每天不断献上新的办法，而贫困的百姓则日益被逼到死路。于是有的家庭八口人连一夜舂米所得的粮食都没有，百姓多半贫困憔悴；军队的馈运不能及时供应，国家必然危亡。然而还要说：“君臣上下这样节俭勤劳，却仍然没有办法。”唉！劳累形体、忧惧内心，使金钱死在藏库里，粮食腐烂在仓廪中，还为了一铢一两的微小差额同耳目口体争执，招来怨恨。怀着这样的心思，难道足以做百姓的君主，使自己的赤子百姓在高天广野之间自由安适吗？

译官府的财物取自百姓，又在当地用回百姓身上，这仍然是百姓得到的东西。贡税收入既用来供养军队、保卫百姓，用来恭敬祭祀、祐助百姓，用来养贤任能、劝勉百姓；剩下的部分，用于酒醴、祭器以及特别赏赐的需要，并用来宴饮游乐，也都是田野、牧区和市井的百姓重新得到的。通盘计算，它的收入和支出总不超出本地，虽然有耗费的名目，却没有不使百姓受惠的。和把财物囊括起来藏在无用之地相比，利弊究竟怎么样呢？孔子说：“奢侈就不谦逊。”他厌恶的是不谦逊，并不是厌恶节省。古书说：“节俭，是各种德行共有的基础。”节俭是用来使自己恭敬，并不是用来守住财物。该节制的不节制，该施用的不施用，奢侈而大量收藏财物以谋取利益，没有比这更不节俭的了。又整日整夜劳碌，急切地处理文书和期限事务，细数微小的功劳过失，使人两脚并立、不敢妄动，自己却夸耀说这是勤劳。这种做法，开始于晏婴，完成于墨翟，到了申不害、韩非那里便流于极端，在暴秦时造成大乱；那些驳杂的儒生也以它为师。自熙宁、元丰以来，这种风气延续到五百年，使天下日益趋向浮薄刻薄。宋初的风气已经遥远了！再也无法追及了！更何况《采薇》《天保》以及雅歌鸣瑟的美好风气呢？七 宋朝以隐士身份征召的有四人：陈抟、种放、魏野、林逋。隐居，并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事。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观察他们为什么安于隐居，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志向和操守；根据他们的操行来探求他们的志向，根据他们的志向来评定他们的品格，那么他们的高下优劣本来就可以知道了。陈抟起初并不是隐士。唐朝末年天下丧乱，僭伪政权接连出现，陈抟放弃进士科举，结交豪侠子弟，有意想做一番事业。他究竟是想恢复唐朝国运，还是想与自己争衡，这两点都无法确定；大体上是不甘心向盗窃起家的朱温和沙陀部族屈服，想要诛灭驱逐他们。他力量不足，志愿没有实现，于是退下来隐伏，推测天地的机理，研究养生的方法，以便保全视力，等待看到天下澄清的日子。到了宋朝初年，他的养生之术已经有成。中原有了天子，他的志向也得到慰藉。心境闲适，如云停住，他的情志已经安定，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然而天子和大臣又把他当作《轩辕集》中的人物来对待，这就更加不了解陈抟了。只是把他从天地化机中得到的一端，传给李挺之、穆伯长以及邵氏一门。他虽然倚重术数，却不足以用简易之理穷尽神化，并最终归于仁义，因此与庄周相比，也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不能全盘废弃。陈抟用来隐居的原因就在这里。假如要让他出仕，他并不是不能在世上有所作为，只是当时年近百岁，志向已经不在那里了，谁又能强迫他呢？至于种放，风节就更低下了。东封西祀时，他跟随车尘而行，献媚取笑的本领越来越高，厚着脸皮的程度越来越深；那么他当初在山中收徒、纵谈名理时，内心的打算本来就可以知道了。他世代都是边将，却不能拿起武器保卫边疆，反而把术数寄托在这种事情上，以招来名声；出身于世代显贵的家族，也并不担心自己的名声传不到皇帝面前。即使受到交相指责，他仍然巩固自己的根基，这哪里足以和士林中的人物相提并论呢？魏野、林逋与种放相比，就超然得多了。他们的名声已经传到明主那里，却不与公卿交游结交；行迹已经远离朝廷和市井，却还没有忘记用诗歌讽谏。贫穷，却以贫穷为义，安于贫困而无所求；以自己的情性为乐，顺应本性而自得。不是想施行教化，并非吝惜匡正他人，而是为了修养自己；不想著书，并非懒于考究道理，而是为了避开名声。像这样的人，以隐居开始，以隐居终结。心中所存的志向，行动就趋赴于它，于是隐居也因此成就。他们的志趣与陈抟不同，更不是种放可以长久相提并论的。但若按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考察，对于这两个人还是有所遗憾。孔子说：“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隐居。”所谓有道，难道是说在天下太平的时代就不需要我，只要得到明主的知遇来荣耀自己吗？如果不是无道，按照义理就不应受辱，本来就应当根据时代是否需要自己而决定出仕或退隐。如今这两个人处在真宗时代，君主没有败德，宰相也不嫉妒贤能，征召的命令已经到达，接受俸禄也不是徒有虚名；却长期守在荒山中，自以为可以同巢父、许由相比，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在他们之前，有郑云叟；在他们之后，有苏云卿、吕徽之。他们都处在动荡纷争的时代，道义在于保全自身，而这两个人却不是这样的时代。再从实际情况考察，也有些地方不能拿来责怪这两个人。真宗下诏征召他们时，宋朝拥有天下才五十年，而这两个人已经老了！江南平定、太原攻下，距此也只有三十二年。那么两人开始立志求学的时候，本来还处在割据纷争的时代。由于对无常的兴亡有所警戒，厌恶扰乱世人的出仕和退隐，他们于是决定以山岭间行吟坐啸来安顿自己；耿介的志向一经确定，所学的范围也就没有涉及其他方面。等到天下已经平定，两人的隐居形迹已经形成，有司知道并敬重他们，朝廷士人听说后加以宣扬，天子提高礼遇并希望见他们，大家都说：“这是隐居的君子。”志向因隐居而树立，操行因隐居而成就，又因隐居而被人知晓，因隐居而获得爵位；那么他们出仕，也是凭借隐居出仕，正是因为出仕而隐居；隐居反而成了求取荣耀、取得显达的捷径，士人如果有志向，谁能不以此为耻呢？伊尹、吕尚能够不被此事嫌疑，是因为他们的道义宏大，所处时代危急，沟中百姓翘首等待他们来洗涤灾乱，所以莘野、渭滨并不是用来招引和聚集贤才的地方。像这两个人所处的时代，宋朝并不需要他们。这两个人的才能，即使充分发挥所能，也不能超过向敏中、孙奭、马知节、李迪而居其上。偶尔一天出仕，站立在朝廷大庭之中，对丘山没有增加什么；终身退居岩穴之间，对培塿也没有损失什么。若凭借隐居来沽名取誉、谋求太平时代的俸禄，最终又受到徒有虚名的讥讽，这是两人所不忍做的，他们对此考虑得很深了。他们高然自立、显出与众不同，以使那些炫耀孤高清节来求取荣宠的人感到惭愧，这难道不是有助于风俗教化，并且对天下和后世产生效用吗？君臣之间的义理、高尚的节操，都是君子所看重的。但关键要看他的志向存在哪里。志在做官，就携带礼物、献上策书、求取功名，并不以此为耻；志在隐居，即使有安车和厚重的礼物，也不足以视为荣耀。如果不是辱没自身、降低品行的伪君子，谁会在意用高蹈隐逸的名声震动当世，并希望君主和宰相知道自己呢？从此以后，陈烈因为迂腐鄙陋而被天下人嘲笑，邵康节志向远大，却喜欢游走于公卿之间，本来就不如周子不轻视小官，也不如伊川不推辞荐举和征召，能够直接伸展自己的志向而不违背道义。归根到底，只在于他的内心认为什么可以安处罢了。八 寇平仲向张乖崖请教，张乖崖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平仲读到“不学无术”时有所领悟，说：“张公是在说我。”他哪里是领悟了呢，恰恰是误解了。所以，善于听取言论是很难的，善于读书尤其难，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

译《班史》说“学”，我不知道它究竟指什么样的学；它说“术”，我也不知道这种术究竟是什么。笼统说学，就会把纯正和瑕疵都包括进去；笼统说术，就会使正当和邪曲混淆不清。至于张乖崖教导寇平仲，他所说的“术”是正当的，那么他所说的“学”也不是有瑕疵的学。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张乖崖将死时，还要用尸体进谏，请求斩下丁谓的头放在国门，并停止宫观等营造事务来舒缓百姓的性命。这就是张乖崖的术，难道是摧毁刚强而变为柔弱、扭曲正直以迎合世俗、求得免祸并邀取荣宠的诡术吗？“术”这个字的意思是道路；道路就是道。《礼记》说：“审察端正道路。”径与术是有区别的。夹在大道旁、为自己取便利的叫作径；共同通行而且正大光明的叫作术。摧毁刚强而变得柔弱、扭曲正直而变得弯曲，是小径，不是正道。寇平仲没有弄清这一点，只是鉴于刚直会招来祸患，便屈服动摇，祈求迎合君主的意愿，于是任用朱能伪造“天书”进献，终身的污点再也无法磨灭。他又徒然成了妖人发动大逆之事的媒介，自己还受到“不道”之罪的诛罚，被贬死在瘴疠之乡。这样看来，他所警戒霍光的过失，所遭祸患同霍光相等，而污辱却更加严重。术还不如没有术，所以说：他所谓的领悟，实际上正是误解。人的心志，本来就是极不稳定的。没有学问来使它安定，就会被许多岔路迷惑，走上小路而迷失于大路，最终还会把小路当成大路而乐于走它。因此君子不敢轻易谈论术，而要用学问来端正自己所走的方向。霍光没有术，并不是没有张禹、孔光那样的术；他不学，也不是没有张禹、孔光那样的学。假如霍光挟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却把自身隐藏在张禹、孔光那样的术中，那么他甚至会成为“假装恭敬谨慎”的王莽，不等到他的儿子时，自己就已经遭受渐台的天诛了。不只是张乖崖不希望寇平仲成为这样的人，难道《班史》也希望霍光成为那样的人吗？学，是用来选择术的；术，是用来实行学的。君子先端正自己的学，然后才谨慎地运用术。《大学》的道理是，端正自身来端正家庭，端正家庭来端正天下。端正自身，就是刚强而不可屈挠，正直而不可扭曲，说话有实际内容而不妄言，行为有恒常准则而不改变，忠诚守信至死不变，骄横放纵自然而然会远离。霍光如果能把这些作为术，即使有猜忌他的君主，也无从施展疑忌；即使有强悍的妻子、骄纵的儿子，也不敢肆行凶逆；这样就能永远在后世保全美名了。霍光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功劳，处在危险多疑的地位，只有学问可以消除由此产生的嫌隙。何况寇平仲出身于儒学家庭，进退都只听命于君主，并没有逼迫君上的嫌疑呢！伊尹的学问，保存在《伊训》中；傅说的学问，保存在《说命》中；周公的学问，保存在《无逸》中；召公的学问，保存在《旅獒》中。张禹、孔光只是拾取旧闻，凭借它们来助长柔弱谄佞；把正道弄成那样，把邪道弄成这样，善于读书的人应当选择什么呢？寇平仲对任用和弃置感到怏怏不平，一旦不能如意，就削平方正而变成圆滑，用扬起的尘土遮蔽自己；他同王钦若、丁谓势如水火，却又仿效他们的过失。他还说：“我接受张公的教导，已经懂得术了。”可惜啊！他不能成为君子，反而给自己招来逃亡和诛杀的灾祸。所以说：他所谓的领悟，实际上正是误解。君子学习道，未尝忌讳谈论术，只是审察它、端正它罢了。得失，是义与利的重大区别，审察时一丝一毫都不能差错；正邪，是忠诚与奸佞的重大分界，端正时一步也不能走乱。俸禄不可贪恋，权力不可倚仗，君主的厌恶不可迎合，流俗不可顺从，妖妄之事不可姑且拿来尝试，宵小之人不可暂时引进来共谋。《诗经》说：“周朝的道路像砥石一样平坦，像箭一样直。”把它实行于家庭，家庭的教训就会修明；把它实行于天下，天下的风俗就会端正；把它实行于险阻之地，险阻就会平坦。可以荣耀，也可以憔悴；可以生，也可以死，而内心总是安泰。君子用学问安定自己的心，使所行之术不会穷困失当，原因就在这里。张乖崖所说的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想，《班史》所说的术，大概也没有离开这个意思太远。寇平仲平日从当世学者杨亿、刘筠那里听到的学问，他们是所谓浮华之士，本来就不足以懂得学者所说的术。他怎么能够免除内心的愧疚呢？九 君子不能容忍小人，就罢黜他、流放他、诛杀他，这固然能大大快慰人心，但一定要同他的罪行相当。用罪行来确定名分，用名分来确定法令，用法令来符合实情。实情符合于法，法理就得到伸张，奸恶就受到永久惩罚，天下人都心服，小人也服从自己的罪行而不能怨恨。君子并不是要求小人不怨恨自己，而是要求这种怨恨合乎道理；这样，君子本来就承担了自己的过失。假如实情无法取得，却只顾按照自己的道理去怨恨，也不加以顾虑，那么苛刻罗织、嫉妒陷害的门径就会打开，小人便会利用这种手段给君子制造祸患，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招来无穷无尽的罗织陷害。所以君子治理小人，做到罪刑相当就停止，不使用权术。若做不到，就姑且放下，等待他自行败亡。只要自己没有过失，得失、治乱听凭事理和命数；即使不能成功，也不使自己失误；即使不能治理，也不酿成祸乱，能够使自己安定罢了。以正大之心执掌义理和法度的衡量，使刑罚和赏赐都达到忠厚的极致，这些都不可不慎重。王曾，是宋朝的君子。丁谓是小人，这是天下人同意、万世后人也会同意的。真宗去世，继位的君主刚刚即位，王曾与丁谓分掌执政大权，双方不能相容。丁谓的怨毒遍布天下，公愤充满朝廷，他必定不能继续做执政大臣，指日可待。即使不能让他早晚交出辅弼大权，在朝廷上公开宣布而坚决罢免他，难道还怕找不到理由吗？王曾想除掉他，诱使丁谓留下来，秘密向年幼的君主陈述他的罪恶，这是权宜之计；但也是不违背正道的权宜之计。后来因为修整山陵时挖出石穴并涌出水，王曾便替这件事编造理由说：“丁谓想把真宗葬在绝地，使真宗没有后代。”于是将雷允恭处以大辟之刑，把丁谓流放到海外。唉！这是小人陷害君子的办法，为什么反而要仿效它呢？撇开丁谓兴建淫祀、营造土木、陷害寇准、擅自任免官员、残害百姓危害国家、嫉妒贤能结党奸邪等大罪，不让这些罪行显著地陈列在两观之前；反而用荒诞虚妄、没有实据的疑案，杀死不该杀的人，以致使丁谓遭受羽山之诛，那么谁能说王曾所做的是君子之道呢？

译把山陵迁到有水有石的穴中，认为这样有利于子孙，是司天监邢中和的说法；相信并听从他的人，是雷允恭；丁谓没有能力制造异议而听从他，是庸人的常态。如果按照各人的罪行来审断这件案子，邢中和应因邪说被流放，雷允恭应因结党附邪被驱逐，丁谓还可以得到从轻处理，却不应因此罪责重臣。王曾却替此事编造理由说：“包藏祸心，把皇陵迁到了绝地。”如果不说这是用苛刻文法陷害人，还有什么说法呢？挖地而得到水和石，丁谓既然不是精通这种术数的人，又怎么能知道呢？石头藏在土中，水隐伏在泉下，精通这种术数的人自以为知道，用巧术迷惑别人，实际上本来就不可能知道。假使邢中和、雷允恭在石头尚未露出、水尚未涌出时告诉王曾，说这个地方有利于子孙，王曾难道能断定下面有水有石而坚决拒绝吗？真宗既然没有葬在这里，仁宗又没有儿子，后来继承天下的人不是来自真宗的后代，难道还能把王曾仍然使用旧穴视为罪过吗？邢中和认为有利于子孙，是妄说；王曾说这是绝地，也同样是妄说。两种妄说相互争胜，而王曾偶然胜出。邢中和、雷允恭尚且含冤地下，更不用说丁谓了。天下人厌恶丁谓、怨恨丁谓，希望他被流放并死去，已经很久了；一听说丁谓被依法处置，朝廷内外都感到痛快。但如果丁谓奸邪、危害国家的罪行不能昭示天下，以此警戒官场邪恶，君子就不会感到痛快。借着太后的愤怒，使丁谓因并非他的罪行而死在极北荒远、瘴疠流行的地方，君子反而会为丁谓感到悲哀。丁谓因此被流放而死，对丁谓来说是荣耀，那么王曾又有什么值得庆幸的呢？唉！宋朝用“不道”“无将”这些罪名把人陷入法网，自以为从陷害寇准开始。急忙截断这股流弊，还唯恐不能止息，竟以此相互报复，反而使滔天的祸患更加增长。此后，章惇、苏轼两党相互指责，把文字上的瑕疵诬为大逆不道，同文馆之狱兴起，毒害士大夫，竟不知何时才会止息。君主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臣子也不是拥兵自立、割据一方的雄主；父子兄弟世代相承，帝位早已确定，九州环绕共同奉戴一个君王，宗庙社稷稳固如磐石，谁是“无将”？谁是“不道”？如果心怀不满，又有什么企图，竟要以此为名，彼此倾轧，陷入不可赦免的罗网？当初想诛杀、驱逐小人，却从这种计策出发，用心险恶，贻害深重，谁还能说宋朝有维护社稷的大臣呢！其中的君子，不过是意气用事罢了；其中的小人，不过是施放毒害罢了。意气和毒害相距多少呢？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也不过是寻丈之间罢了。天下后世想做君子的人，难道还不应当以此为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