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九　　　　钦宗

译《宋论》卷九　钦宗 一 扶助危局、安定倾覆是有方法的：在危急时扶助它，不能因此就使它安定；在倾覆时安定它，也不能因此就使它恢复正常。倾覆和危急，是事势发展的末端；导致倾覆和危急的原因，才是根本。顺着使它危急的原因追查，反过来改变它，就可以使它安定；纠正使它倾覆的原因，坚持这样做，就可以使它恢复正常。所以扶危定倾的方法，必定要从这里产生。不过，根本和末端之间，有的是从开端逐渐发展而来，有的是彼此紧密相连、互相造成。因此，纠正根本的谋划，有疏有亲，有缓有急，必须审察时势并妥善把握。否则，即使穷究根本，也不足以挽救末端，仍然没有益处。从开端逐渐发展来的弊病，开始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来沿袭旧状而发生变化，连原有的旧制也一并丧失，才形成彼此紧密相连的危害；在这个时候谋划对治，已经找到了倾覆危急的根本。至于最初所开启的事情，虽然祸害由此逐渐兴起，但时势已经变化，再也没有施展匡正作用的条件，那么它虽是当初的根本，却已经不再是当前的根本了。如今黄河造成的祸患，若在下游末流处堵截，是做不到的。神禹为此疏导河流，是顺着它的根本来治理。可是记载其发端的，是壶口；治理壶口之后，冀州便得以平治。考察它在中州横流的情形，则从厎柱以东，到出山后在荥、漯泛滥的河段，才是众多支流的根本。至于它发源于昆仑、处在西方极远之地的地方，难道不是黄河的大源头吗？但如果在那里穷究到底，最终仍然不能止住兖州、豫州的泛滥。所以谈论治河的人，从来没有想要一直追究到河流源头的。靖康之祸，王安石变法而使小人得以进用，实际上是它的根本。至于蔡京的进身，是凭借书画玩好，通过童贯迎合宋徽宗的爱好，因而越级登上高位，带领群小引导君主陷入迷乱，招致外敌侵侮。他以绍述为名，奉王安石为宗主，在馆阁绘制他的形象、使他配享孔庙，都是借此压制众正之士，满足自己佞幸求宠的私心罢了。王安石推行申不害、商鞅的术数，以搜刮天下为事，本来确实是希望使国家获利并建立功业，并非怀有私心、使君主陷入淫乱迷惑；这一点不可歪曲。王安石的志向，难道就是蔡京的志向吗？蔡京的政治，又难道就是王安石的政治吗？所以在靖康初年，若想整顿内部来抵御外患，追究祸害的根本，那么蔡京、王黼、童贯、朱靦在朝廷制造混乱、在边境挑起衅端，确实应当首先追究。李邦彦、白时中、李棁、唐恪之流，尸位于政府，主张割地，罢免入卫的军队，撤除黄河防线，都是蔡京、童贯一党气味相投、相互凭借而进用的人。他们出身于狭邪之地，共同习惯嬉游淫乐，志气衰弱，抱头畏惧，妄求苟安，哪里还知道王安石所说的那些事情呢？他们学习蔡京、童贯的手段来处置凶险危急，所用尽的本领只是请求议和，以便放纵自己朝夕享受安逸罢了。蔡京、童贯等人虽然渐渐伏法获罪，但他们招引聚集的奸邪小人正兴盛而没有消灭。那么当时用来为国家除掉奸邪的办法，只有公开说明蔡京、童贯是祸害的根本，斥退他们的党羽，使国家的根本端正，然后才能进用众多贤人，决定扶危定倾的大计；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为懂得根本。至于王安石，尸骨已经冷了，党徒也已经离散，法令已经不能施行，事势又已经与他无关；他的作为究竟是得是失，等天下安定之后再追究纠正，也还不算晚。可是他们舍弃当前腹心之患，却去追究过去萌芽般的祸根，杨龟山、崔鶠等人也跟着附和，仿佛是在幸灾乐祸地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发泄长期积蓄的不平。而政权根本所在的地方，聚集的却都是疲弱、放荡的细小人物，他们反而不去过问。这样一来，那些人就可以借王安石来标榜自己说：“我本来就是临川先生的门徒。攻击我的人，是元祐旧党的后裔；想替自己申冤的人，并没有忧国的诚意。”他们迷惑君主的听闻，结成朋党，固守宠幸和利益，败坏国家大事，怎么还能再次禁止他们呢？杨国忠在马嵬被杀，唐朝得以重新建立，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李林甫的奸邪。辨明学术，端正人心，改善风俗，确定纲纪，这些事情在建中、靖国初年没能施行；等到事情已经大败，才发泄长期积蓄的愤怒，所追究的就已经不是根本了。彼此隔绝而互不相及，离散涣散而不能相互救济，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到了建炎以后，王安石的学说不用攻击就自行消亡，也足以知道王安石已经不值得攻击，而不是靖康时期的当务之急。竭尽忠诚和力量，直接纠正蔡京、童贯的党羽，斥责他们议和主张的错误，在朝廷谋划中争取国家的存亡；言论不过分，事情也不分散，这才叫懂得根本。二 女真人以割让三镇、两河来胁迫宋朝，宋廷大臣争论不决；从他们的争论中，就可以知道宋朝必然灭亡了。或者说，也可以知道宋朝的灭亡将给中国带来无穷无尽的祸患。李邦彦、聂昌、唐恪这些人，坚决请求割地来暂缓片刻死亡，姑且不论。徐处仁、吴敏以及李伯纪、杨中立坚持不割地的主张，确实义正词严。然而，难道就没有人能够了解女真的真实意图，并据此完善不割地的计策吗？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即使制定计策也没有用，何况他们根本没有保守三镇、两河的办法。以割地来胁迫人的，有契丹胁迫石晋、秦人胁迫三晋的先例，但他们都不是一胁迫就能得到土地，而是要等对方自行割让。契丹在石晋请求援助的时候胁迫它，当时那些土地还属于王从珂，而且双方都无力实际占有。秦人胁迫三晋时，三晋虽然弱小，却还能够据城坚守，秦军必定要覆军杀将、长期作战，过很久以后才能得到，所以先胁迫对方割地，之后便可以不费力地得到土地。然而女真的形势与此不同。自从毁约南侵以来，他们在无人抵抗的境地纵横驰突；攻下一座城，一座城便溃败；一座城溃败，一路便没有不溃败的。他们想要三镇，三镇就可以得到；想要两河，两河就可以得到，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地争论派使者如何措辞，却没有办法使对方一定听从呢？唉！当时朝廷中议论的人很多，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点。中国没有人才，已经很久了，祸患于是延续到无穷无尽而无法遏止。

译辽被灭亡以后，女真的志愿已经实现，从来没有真心打算完全占有中国。宋人召他们来、挑动他们，自己撤去防御让他们推进，于是女真想在宋朝施展野心，反而没有确定的意图了。而教女真以胁迫割地、索取财物的，是郭药师。郭药师也熟悉契丹加于宋朝的做法，想让女真仿效这种做法，索要土地，索要财物，索要宋朝屈服。因此在女真的整个时代，他们的要求始终不过这三项。可是大河以南，国家破灭，君主被俘，千里城邑空虚，他们还把这些地方全都交给张邦昌、刘豫而不想自己占有，难道是他们对贪取土地有所节制，能够收住那支自取焚毁的军队吗？自永嘉以来，南北分裂，夷、夏各以江、淮为防守界限，沿袭并习惯于此，形势局面固定在这里，志向也只存在于这里。汴京被攻破后拥立张邦昌、刘豫，是沿用石晋的旧例。和议达成后划淮河为界防守，是遵循拓拔氏已有的旧迹。大概自从苻坚战败以后，王猛的话就永远成为确定的鉴戒。所以拓拔佛狸到了江边也不敢渡江。正统这个名分，是上天以威严监临；天堑的设置，是地势坚固地加以限制；即使气势极其张狂，也没有越过界限的意图。既然宋朝抱持着不敢擅自占有中原的心态，假如女真一定要土地，就必须等宋朝割让，那么本来是有办法处理这件事的。不割让三镇，就必须有办法守住三镇；不割让两河，就必须有办法守住两河。想守住三镇、两河，就必须牢牢守住大河，把它作为根本。想守住大河，就必须储备草料粮食、修缮城堡，集中秦、陇、吴、蜀、三楚的力量来保卫京城。这些事情都不谋划，只说“祖宗的疆土，不可以给别人”。即使不给，也不能禁止别人来夺取。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白白耽误拖延，三镇、两河还没等割让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轻骑驰突进入汴京，宗庙传承也永远丧失了。疆土任人吞吐取舍，还谈什么割让与不割让呢？然而女真想要的东西，暂且只到三镇为止。他们还说：“上天把中原交给中原的君主，我不能靠武力争夺。”所以挞懒、兀术，各自有不同的志向；金山带着一匹马，而且还把能够返回当作幸运；完颜亮一旦向南放牧，群臣便叛离，最终导致他死亡。既然如此，处在当时的形势下，就不要谈三镇，也不要谈两河，甚至可以不必谈汴京究竟守还是不守。只要名号还在，就能号召、集结人众；亲自统率六军同女真抗衡；满足他们的欲望，让他们得到河北，他们的愿望就已经满足，气势已经受挫，力量也已经疲惫，暂且安坐着吃饱喝足、游乐嬉戏，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慢慢谋划，最终使局势大定。即使不能取胜，难道也要把女真意想不到的俘获和战果全部交给他们，使他们没有止境吗？意想不到的战果，是可以取得的。拥立张邦昌，张邦昌却不能真正占有；拥立刘豫，刘豫也不能真正占有；大河以南的人没有君主，却拥戴他做君主，那么江、淮以南又有什么不能拥戴他做君主的呢？蒙古氏于是知道，上天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意向，大地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界域，只看力量如何；凡是力量能够占有的地方，没有不可占有的。唉！不能揣测女真不敢深入求取的真实心情，于是弱者萎靡，强者喧嚣；即使祸乱泛滥扩散到广大遥远的地方，上天也无法对人怎样，而万古以来维系天下的纲常也因此断裂了。所以说，中国没有人才，并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谢安石已经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以一旅之众抵抗百万大军而不害怕。自己立身有根本，就能持重等待对方，对方的锋芒自然会受挫。只顾逞强争胜，对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只会说大话来耸动众人，庸俗之人惊叹他是伟人，却不知道这与成败存亡的实际数理毫不相称。这实在是最大的悲哀！三 上层和下层相互争斗的国家，必然倾覆。只有大臣能够在君主那里取得应有的地位，却不让君主同下层争斗；只有君子能够安抚下层，却不让下层同君主争斗。听任他们争斗却不能制止的，是徒具臣子之名的人。把自己作为上下争斗的砝码，使上下都借此相互争斗的人，自以为有所作为、有所守持，实际上却给上下带来了灾祸。衰败动乱的时代，常常有这种人；这是众望所归的人，却不是有道之士所取的做法。凡是争斗兴起，都有可以据以立名的理由，也有可以遵循的缘故。但上面得不到信任，下面又不相听从，于是彼此坚持而互不退让。等到争斗发生，往往心意浅短而言辞夸张，言辞似乎顺理而气势却激烈。气势一旦激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都不再考虑，愤怒因而不断增长。盘庚的诰文说：“你们相互煽动，用浮夸的言论。”不要再问是非，一旦被浮言煽动，即使原本正确也已经变成错误；有道之士非常害怕天下出现这种情况，难道会亲自成为这种争斗的靶子吗？气势浮动，必定要凭借权力，之后行动才无所顾忌。上面的权力，是凭一人同天下争斗，因为他地位崇高；下面的权力，是凭一个平民同天子争斗，因为人多势众。权力，是形势所凭借的东西；用气势发动，凭形势推进，即使表面上合乎道理，也会成为制造动乱的先导。所以说“其国必倾”。汉、唐末年国家倾覆，都是如此，而宋朝尤其严重。上面对下层争斗，斥责他们、贬抑他们、放逐他们、禁止他们，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刻入名册、勒刻在石碑上，用严厉的声音疾呼着告知天下。自熙宁以后，凡是被认为邪、被认为正的，都归结到这种做法上，而王安石、司马光实际上亲自承受了冲击。于是下层的争斗就兴起了。有人登上屋顶、攀援树木，喧哗呼喊，争夺任命宰相的权力；这种风气受到鼓动，甚至发展到成千上万人奔走号哭，逼近宫门，为李纲鸣不平。上面既然违背他们的意愿，下面便愤怒；下面越是争斗，上面就越加怀疑。双方相互僵持，利害和生死都不再顾惜。新法祸害百姓，迫切希望由司马光出任宰相来革除它，这在情理上还是正确的。然而朝廷任用或罢免大臣、国家政令的兴废，哪里是这种喧嚣一时的情绪所能强行决定的呢？至于李纲取得众人之心，只是请求实行内禅，守住京都，保全市场、店铺和住宅的华美，偷取朝廷短暂的宴乐。可是到了后来，搜括金帛，掠夺子女，百万百姓在接连而来的风雪中流离失所，死亡超过一半；那本来还不如早早放弃他总是关注货贿的心意，远远避开凶险，以保全妻子儿女，尚且可以自己谋求生存。妇人和小孩感念李纲的恩德，在内室中交相称赞他，以此煽动愚昧的民众；他们挽起袖子向前冲，蔑视君臣和百姓的礼法，践踏宫门，国家难道还能够安然存在吗？

译况且司马光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哲宗亲政以后，天子更加深深疑忌他，认为他是率领乱民胁迫皇上来任用自己的人，本来就已经目无君上。于是把他的名字刻在党人碑的首位，完全反转元祐年间的做法，任由章惇、蔡京施展奸邪，这些都是由此造成的。至于李纲，他的见识虽然不足，但忠诚有余；昏庸的君主和奸邪的大臣，本来不会给他留下机会，让他们把他当作仇敌来猜忌；但他一再被放逐，志向始终不能施展。直到高宗时代，这件事本来可以得到昭雪，却又把他指为朋党，把宋朝一世不再重复施行的刑罚加在陈东身上。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伏在宫阙下呼喊的人不安分，竟同天子争权，行为已经违逆，而内心终究无法昭白。温公自我约束十分严格，他没有受到召请，却带领儿童和差役作为自己的羽翼，这本来就是错误。即使是李纲，在危亡迫在眉睫、深深忧虑在心的时候，也一定不会安排陈东来响应自己，使他率领众人称颂自己。在众人情绪沸腾之下，他本来就无可奈何，这一点不足以成为二位公的过失。不过，君子使天下人心安定、使国家安宁，自然有应当遵循的道理。竭尽忠诚同君主谋划，认为可以赞助而必定实行的事情，言语不能说得过长。秉持正道同僚友谋划，自己所承担并引以为任的事情，身旁不应有所依赖。与我意见相同的人，接受他的意见；如果恰当，就实行，但不可立即得意。与我意见不同的人，听取他的意见；裁断权在我，不把愤怒表现出来。退下后把这些封存在心中，不用慷慨激昂的神情来煽动众人，也不让众人依附自己、把自己奉为宗主。不被采用就保全自身退下，不自我揭露表白内心，以免激怒他人，使他们把怨恨归于君主。对于失职的士人、放纵怨愤的百姓，表达他们的愤怒，体恤他们隐藏的苦衷，却不要引导他们把所有不平都喊出来。这样，谋划已经确定而别人不知道，功业已经完成而言论没有泄露。忠言没有实行，道义没有施展，自己因小过失离去，还总有余地等待君主醒悟，不会因激怒众人而形成不可停止的争斗。这样朝廷内外、军民上下，各自安静地等待命令，即使有巨大的奸臣和狡猾的敌寇，也不能窥见我方的边际，不会给小人以间隙，让他们乘机取得利益。如果最终还是不被天子信任，不能胜过奸邪，那也是天意。只要我自我安定、竭力奉献而没有过错，那么即使一死来报答宗庙也没有惭愧。士人百姓喧嚣凌厉的戾气没有机会发作，祸患也就不会长久。君子以安定天下来恭敬地守住自己的职位，以求神明听闻而使天下和平，不过如此。按照这个标准来考察，难道只是李纲一人吗？温公本来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谢安石抵抗桓温，击退苻坚，百姓却不知道感念他的功劳。郭子仪受程元振压制、被鱼朝恩困扰，众人也没有替他伸张。种师道年老昏聩、没有能力，却掀起帷幕呼喊跳跃。成败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维持局势的人不同。已经动乱的局面，先要停止争斗；争斗不十分激烈，危险就不会很快到来，这在于主持国事的人是否有道。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自己尚且不争，何况还要让君主和百姓挟持自己，把自己当作争斗的借口呢？四 曹操生性雄强而多疑，徐庶因为刘先主的缘故，终身没有替曹操出过一个谋略。曹操能够杀荀彧，却不能杀徐庶，这是因为徐庶顺从退让、可以容忍。然而还可以说，徐庶从来没有触犯曹操的忌讳。司马昭性情凶狠，阮籍替他起草表文，却以箕、颍之间隐士的节操来要求自己。司马昭能够杀嵇康，却不能杀阮籍，这是因为阮籍隐居沉默、可以容忍。然而还可以说，阮籍只是用隐微的言辞，并没有直接斥责他。郅恽给王莽上书，陈述谶纬，劝谏他恢复汉室、归还臣下的身份。王莽不能杀他；等到看到光武帝兴起，又可以说他是假借符命，以术数来控制王莽。马伸面对张邦昌僭越而立，上申状请求复辟，接连两次、三次而不停，张邦昌害怕而听从了他。他不畏惧逆臣，不害怕狡猾的敌虏，不忧虑吴幵、莫俦一类小人，志向坚定，气势充足，不知有死，最终死亡也没有降临到他身上。既然如此，士人如果确实有志向，就应当像昭昭日月一样揭示真相、坚定前行；伯夷、叔齐扣住武王马头进谏，难道一定要等到武王才可以施行吗？唉！士人不幸生在危亡的时代，君主已经被俘，宗庙已经成为废墟，六宫全部受辱，宗室子弟一个不剩，全国臣民把生死交付在异类手中，任凭他们咀嚼吞食；奸邪之徒得意洋洋，还拥戴叛逆者做君主，不死又凭什么使自己心安呢？可是除了梅执礼、吴革、刘韐、李若水、张叔夜以外，如果没有可以赴死的时机，死了也无益于名分大义。因此张浚、赵鼎、胡寅只是隐藏形迹、避免受辱来保全自己，并没有可以赴死的处所。马伸任台谏之职，想寻求死地来献出生命，那么只有直斥邦昌，使他奉康王即位这一条路，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梦魂而没有遗憾。违抗邦昌，就是死地。邦昌听从马伸而退位，并不是马伸所能强求的。难道有人正想做天子，而帮助逆臣的人又提出骑虎难下的说法来恐吓他，能够靠笔舌之力争夺他的尊贵富有吗？所以说这是死地。稍微迟疑一下，就姑且采取隐忍的态度了。既然把死置之度外，把成败交给命运，以纲常名义自任，又不向别人求助，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像日月一样昭然揭示、坚定实行的呢？为什么说话还要吞吞吐吐呢？孔子说：“国家没有道义时，行为要危险正直，言语要谦逊退让。”所谓没有道义，是君主不明智，却仍然是原来国家的君主；风俗不美好，却仍然是中国的风俗，并不是指国家破亡、君主受辱、逆臣窃取君位的情况。所谓言语谦逊，是道理不能立刻彰明，就用隐微的言辞等待后世；志向不能急于昭白，就以谦让自处，并不是用谈笑的方式宣说君父的危急，委曲求全来躲避乱贼的愤怒。处在马伸那个时代，抱持马伸那样的志向，认为自己能做马伸所做的事，难道只是这个意思吗？而且马伸的言语，也未尝不谦逊。他给邦昌的申状，仍然按照台官向宰相申奏的礼节；他进言时，仍然以制定策略、拥立元辅的功劳来期望邦昌。这样看来，同段秀实用笏板击打朱泚相比，仍然是从容而不急迫。不是马伸的气势比段秀实衰弱，而是朱泚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局势，邦昌这里却还有可以扭转的机会。然而假如邦昌坚持作恶而不听从，群奸又共同怨恨排斥异己，那么马伸也会和段秀实一样，丢弃肝脑而死。他所处的处境危险，所以言语谦逊；而他的言语虽谦逊，也从来没有不危险。马伸在这里合乎刚强与柔顺的节度。人对于义，难道担心自己不知道吗？所担心的是没有实行义的志向。难道只是担心志向不能保持吗？所担心的是气势不充足。邦昌不能做皇帝，天子不能听任女真人拥立皇帝，宋朝臣民不能拥戴邦昌为君主，这些道理人人都知道，人人也都有这样的心志。好像有东西覆盖着而不能显露，好像有东西牵制着而不能舒展，好像有东西阻隔着而不能吐露，这都是气势不能胜任。因此守持自己的志向，用气配合义，志向才能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