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五 英宗
宋论卷五 英宗〖一〗集思广益，而功不必自己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尽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访于前，以尽人之才；分功于后，以奖人之善；是道也，则亦唯其当而已矣。用人则采公论，而后断之以其真；其合者，则曰此众之所允惬者也。行政则访群议，而后析之以其理；其得者，则曰此众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当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奸邪窥伺于旁，主心疑贰于上，事机决于俄顷，祸福分于毫厘，则疏远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即同朝共事，无敢立异而愿赞其成者，或才有余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胜。徒取其志，则清谨自矜之士，临之而难折群疑；抑取其才，则妄兴徼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离人而任独，非为擅也。知之已明，审之已定，握之于幽微之存主；而其发也，如江、河之决，不求助于细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独知，而震行无眚，夫孰得而与之哉？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矣。霍光之敢于易位也，张安世、田延年之共成之也。所以然者，光于大臣之道未纯，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赏之情，不忘于事后，则固断之以独而不可也。而韩公超然远矣。人主长矣，而母后之帘不撤；宵小持其长短，谤谮繁兴，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纵，在其掌中。于斯时也，非独张升、曾公亮、赵概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刚大之气，至此而不充。故"决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发，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托先君之灵爽，而不假片言之赞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恶而速驱以就窜，必不以告赵概，而制之以勿敢异同。呜呼！以如此事，而咨谋于庶尹，会议于堂皇，腾书于章奏，求其事之不偾也，几何哉？刘瑾一导淫之小竖耳，非有荧惑宫闱、动摇神器之危机也。韩文倡之，李梦阳成之，九卿随声而和之，刘、谢居中而应之；李东阳、王鏊俯仰其闲，亦非素结瑾以徼荣者；而参差(巨柄)[互持]，竟以空朝廷而长宵人之气。况守忠所挟者，垂帘之母后，所欲动摇者，入继之嗣君。则天位危，而顾命大臣之窜死，在俄顷闲；此何如事，而呼将伯之助，以召不测之忧哉？韩公之独任于己也，其志之(真)[贞]，盟于梦寐；其道之正，积于生平；其情之定，忘乎生死；其力之大，发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无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从王事，知如字光大也。"知光大者之独行而无所恤，乃可以从王事，臣道之极致也。文、富诸君子，且不难推而置之局外，而况他有所倚哉？赵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韩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权失矣，虽有朱子，不能善其后也。夫韩公之坦然无惧而以为己任，非一日也。其请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谁可者？"斯言也，在仁宗为偶然之语，而使顾瞻愿谨者闻之，必震栗失守而不敢争。公且急请其名，以宣示中外，视神器之所归，如献酬之爵，唯所应得者而揖让以将之。此岂文、富诸公所能任？而内无可援引之后妃，下无可居闲之宦寺，则即有奸邪，亦不能挟以为名而相忮害。为仁繇己，岂袭义者之所可与于斯乎？无乐取人善之虚衷，不足以经庶务；无独行其志之定识，不足以任大谋。刚愎自用者，及其临事而待命于人。斗筲之器，所受尽而资于瓶盎，必然之势也。〖二〗濮王典礼之议，古今之公论集焉。夫粗而论之，亦易辨矣；精而论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彝伦不容以毫发差，名义不可以形(势)[似]袭，未易易也。如苟古有可引而引之，言有可以夺彼而抗言之，则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斁天理而伤教本。岂易易哉？人之有伦也，有同焉者，有异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异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天下而亲其亲，长其长，一也。统之于一，其义昭明，历古今、统上下、而不容异；无所异，则无所容其辩矣。乃人各亲其亲，非以天下之所必亲而亲之。人各长其长，非以天下之所必长而长之。则名同而实异，道同而德异，义理同而性情异。执彼以概此，辩愈繁而心愈离，非精义以悦心者，弗能与于斯。故曰"未易易也"。
译《宋论》卷五 英宗 〖一〗 集思广益，却不一定亲自建立功业，这是大臣的为臣之道。但也有并非完全如此的情况：如果不是心胸宏大、忠诚真挚而始终不变的人，又有谁能够看清这一点呢？事先广泛访求意见，是为了充分发挥众人的才干；事后分功给众人，是为了奖赏众人的善行。按照这个道理，也只是取其适当而已。任用人才，就采纳公论，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意见相合时，就说这是众人都认可满意的。处理政事，就听取众议，然后按照其中的道理加以分析；意见正确时，就说这是众人共同辅助促成的。这才是适当的做法。至于宗庙社稷安危所系，大臣能否安定局势，奸邪在旁窥伺，君主在上心生疑贰，事情须在顷刻间决定，祸福只差毫厘，那么，疏远的臣民本来就不是深知其中内情的人；即使是同朝共事的人，也没有谁敢提出不同意见而希望协助成事，有的人才力有余而志向不坚定，有的人志向可以担当而才力又不能胜任。若只取其志向，那么清廉谨慎而自负的士人，面对事情也难以折服众人的疑虑；若只取其才干，那么妄图兴利而不顾后果的人，就会乘机反过来掌握最高权柄。像这样的情况，离开众人而独自担当，并不是为了专擅。既然已经看得明白、审察得确定，就把决断掌握在幽微而坚定的内心；等到发作出来，就像江河决堤一样，不必向细小的水流寻求助力。这种做法，正是伊尹、周公用来安定商、周的办法：谨慎地守住自己独自明知的道理，雷厉风行而没有灾患，又有谁能够参与其中呢？三代以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韩魏公罢了。霍光敢于改立皇位，是因为张安世、田延年共同帮助他促成此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霍光还没有完全达到大臣之道，而且精神意志也不足以充分承担此事。况且，他在事后还没有忘记自己立功受赏的情意，那么本来就不可以独断专行。韩公却远远超出于此。君主年长，而皇太后的帘幕仍未撤下；宵小之徒掌握着君主的长短得失，诽谤谗言纷纷兴起，用来迷惑太后，而英宗的进退操纵，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在这个时候，不仅张升、曾公亮、赵概不能分别承担生死祸福，即使文彦博、富弼二位公卿那种正直方正、刚强宏大的气概，到此也仍然不足。因此，“决定选取哪一天”的话，像震雷一样迅速发出，随即斥责殿司催促撤帘；只是凭着孤忠寄托于先君的神灵，而不借助片言只语的赞助。他坐在政事堂，召来任守忠，斥责他的罪恶，催促他立即驱逐出京而流窜，必定不会先告诉赵概，而是用命令制止他，不许他提出异议。唉！像这样的大事，如果还要向各位官员咨询谋划，在朝堂上集会讨论，把文书写进奏章，去求事情不至于败坏，能有几分成功的可能呢？刘瑾不过是一个引导淫乱的小宦官，并没有迷惑宫闱、动摇神器的危机。韩文首先倡议，李梦阳促成此事，九卿随声附和，刘健、谢迁在中间响应；李东阳、王鏊在其中周旋俯仰，也并不是平素结交刘瑾以求荣华的人；但众人彼此牵制，最终使朝廷空虚，助长了宵小的气焰。何况任守忠所倚仗的是垂帘听政的太后，所想动摇的是入继皇统的嗣君。这样一来，天子的位子危急，而顾命大臣被放逐或处死，只在顷刻之间；这是怎样的大事，怎么能呼唤他人来援助，以招致不可预料的忧患呢？韩公独自承担此事，他的志向真实坚定，可以在梦寐之间作证；他的道义正直，是一生积累形成的；他的心意坚定，已经忘却生死；他的力量强大，发作时便表现为精神气魄。功业为什么一定不能由自己成就，声名为什么一定不能由自己建立，而他起初又没有居功立名的心，这些都可以昭示日月，向天下说明。《易经》说：“有人参与君王的政事，智慧如同光明广大。”知道光明广大的人能够独自行事而无所顾忌，这才可以参与君王的政事，是臣道的最高境界。文彦博、富弼诸位君子尚且不难把自己推置于局外，更何况其他有所凭借的人呢？赵汝愚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没有韩侂胄就不能建立功业，而是因为事权已经丧失；即使有朱子，也不能妥善处理后续局面。韩公坦然无惧、把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他请求确定皇嗣时，仁宗说：“朕有这个意思已经很久了！谁可以承继呢？”这句话在仁宗那里只是偶然说出的话，但如果让那些观望顾虑、希望谨慎行事的人听见，他们一定会震惊恐惧，失去主张，不敢争辩。韩公却急忙请求公布人选，把它向内外宣布，视皇位归属如同献酒酬酢时所用的酒爵，只向应当得到的人作揖谦让而交付给他。这难道是文彦博、富弼诸公所能承担的吗？宫内没有可以援引的后妃，宫外也没有可以居中周旋的宦官，那么即使有奸邪之徒，也不能借此作为名义相互忌恨伤害。仁宗把仁德之事交由自己去完成，难道是因袭义理的人所能参与的吗？没有乐于取用他人长处的虚心，就不足以处理各种政务；没有独自实行自己志向的坚定见识，就不足以承担重大谋略。刚愎自用的人，到了面对事情时反而要听命于别人。器量像斗筲那样狭小的人，自己的容器装满了，就必然要靠瓶罂来承接，这是必然的趋势。〖二〗 关于濮王礼典的议论，古今的公论都汇集在这里了。粗略地议论，倒也容易辨别；精细地议论，则每句话都必须有真实依据，每种道理都必须考察清楚，常伦不容有丝毫差错，名分义理也不能因为形式相似就相互袭用，这并不容易。假如只要古代有可以援引的事例就加以援引，只要有可以压倒对方的话就拿来抗辩，那么不仅邪说会因此产生，所谓正说也会因此败坏天理、伤害教化根本。这岂是容易的事呢？人与人之间有伦常关系，其中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存在于天下的道理；不同的，是存在于具体人的内心。让天下人都亲爱自己的亲人、尊长自己的长辈，这是相同的一面。把它归结为一个共同原则，其义理十分明白，贯通古今、统摄上下，不能有所不同；既然没有不同之处，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但每个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并不是因为天下规定必须亲爱这个人，才去亲爱他；每个人尊长自己的长辈，也不是因为天下规定必须尊长这个人，才去尊长他。于是，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道理相同而德行不同，义理相同而性情不同。拿彼处的情形来概括此处，争辩越多，内心越离散；不是精研义理并使内心悦服的人，不能参与讨论此事。所以说“并不容易”。
以汉宣之于史皇孙，光武之于南顿府君、例英宗之于濮王者，非也。汉宣虽继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为子，宣帝亦未尝以孝昭为父。非若英宗早育于宫中，业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继元帝，序七庙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国中圮，奋起庶宗，自百战以复汉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顿，尤烈于汉宣。故必正名南顿府君曰"皇考"，亲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则固与英宗无中兴之功烈，而仁宗实为其祢，异矣。故以二帝拟英宗，而等仁宗于孝昭、孝元，不协于仁宗之心。不协于仁宗之心，则英宗之心亦不协。此温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适以薄。故曰非也。若夫欧阳永叔缘"为其父母"之文，以正濮王皇考之称，其不中于礼，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为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禄之家，为人后者，得伸于其所生尔。天子绝期，不得于此而复制期服。盖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禋之所主，七庙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元后父母之所托。故于伯叔父之应服期者，生而臣之，没而从为诸侯锡衰之礼，尊伸而亲屈，是以绝期。而出后于天子，则先皇委莫大之任于其躬，可以夺其所自生之恩德，固与世禄之子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则使英宗立而后濮王薨，不得为之服；不得为之服，则父母之称，不足以立矣。而时无能以此折永叔之非也。温公曰"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者，亦非也。濮王之始繇节度使而封郡王，繇郡王而赠濮王，皆以英宗故而受殊礼。则仁宗之为英宗报本地也，久矣。益其封赠，不为加荣，即如其前，不为有阙。子不得以其尊加之于所生，而驭以爵禄；固心之所有惮，而实心之所弗忍者也。则封赠之说，不可行矣。以所生言之，则父也。以族属言之，则犹之乎凡为伯父者之为皇伯也。固为伯父，不待立名；实非伯父，名非繇我。而为之名曰皇伯，固不如无为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温公之说，亦曲就而非正也。至若王圭之言曰："陛下所以负扆端冕，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为而至于人子之耳哉？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传之子孙为德，而不可忘；则是以富贵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贵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见利忘恩，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泯矣。孝子于此，将有怀惭(自)[负]痛、追悔出继之非，敝屣天下，脱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议天伦之大，没天地祖宗之重任，怀荣其身、庇其子孙之私恩。圭乃昌言此不道之说于廷，而当时犹以为允，世教之衰，非徒小人之乱之矣。夫濮王既不可称考，抑不可称伯，此中书所为驳圭等议，而议以当称何亲？圭等穷矣。苟据典礼以求其允惬，自可不穷。濮王已薨，书召弗及矣。若祭，则天子于伯叔无丧毕致祭之礼。濮王自有子孙，世其爵，延其祀，俾奕世勿绝，则所以报本者已遂。而岁时修举，自属濮国之小宗，天子弗与焉。天子弗与，则称谓可绝，又何必致疑于名之何称，而徒滋聚讼哉？然而英宗有难处者于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濮王之薨，英宗尝执三年之丧矣。未为天子而父之，已为天子而不父，则始末不相应。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则仁宗之过也。业已方四岁，而育之宫中者二十五年，知之非不深矣。濮王超进大国之封，为英宗故，立之非不决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别为濮王立后，以定其世系。仁宗一犹豫，而授英宗以两不自胜之情。故以韩公之秉正，而俯仰以从欧阳之议，实有其难处者存也。处乎难处，而容以率然之心议之乎？求尽人伦之至者，研义以极其精，乃能存仁以无所憾。孤持一义，不研诸虑以悦诸心，其不胜于邪说也，必矣。况如王圭之以人欲灭天理者乎？
译把汉宣帝对史皇孙、光武帝对南顿府君的情况，拿来类比英宗对濮王，是不对的。汉宣帝虽然继承孝昭帝而即位，但孝昭帝并没有把宣帝当作儿子，宣帝也未曾把孝昭帝当作父亲。这不同于英宗幼年就在宫中抚养，已经确立了皇子的名分。光武帝向上承继元帝，只是为了排列七庙中的昭穆次序罢了。光武帝出生时元帝已经去世，后来遭逢国家倾覆，从庶宗中奋起，经过百战恢复汉朝社稷；他不奉元帝为父，却一定奉南顿府君为父，这一点比汉宣帝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正式称南顿府君为“皇考”，亲自奉祀他，不能把这件事推给伯叔之子的身份而忘记自己的生身父亲。这本来就与英宗没有中兴功业，而仁宗确实是他的祢庙之主不同。所以拿这两位皇帝来比拟英宗，把仁宗等同于孝昭帝、孝元帝，不合于仁宗的心意；不合于仁宗的心意，也就不合于英宗的心意。这是司马光想厚待仁宗，却不知道结果恰恰使仁宗受到轻薄。所以说是不对的。至于欧阳永叔根据“为他的父母”这句话，来确定濮王称“皇考”，这种做法不合礼制，人人都知道，却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合礼。为生身父母服期，是降为大夫、世代享有禄位的家族中，作为后嗣继承别人家的人，可以对自己的生身父母表达服丧之情而已。天子不服期丧，不能据此再为生身父母穿期服。因为天子是祭祀皇天上帝的明洁禋祀所归属之人，是七庙先皇举行禘祫之祭所依托的人，也是天下百姓寄托于元后的父母。对于本应服期丧的伯叔父，天子生前以臣礼对待，死后依照诸侯所服锡衰的礼制，尊贵地位得到伸张而亲亲之情有所屈抑，因此不服期丧。至于出继给天子为后嗣的人，先皇把最大的责任托付给他，这种责任足以夺去他对生身父母的恩德之情，本来就不同于世禄之家只能保守三代祭祀的子弟。假如英宗已经即位后濮王才去世，那么英宗便不能为他服丧；既然不能为他服丧，那么称作父母的说法也就不足以成立。当时却没有人能够据此驳倒欧阳永叔的错误。司马光说“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称为皇伯，授予高官大爵，使其享有极尽尊荣的待遇”，这也不对。濮王起初由节度使封为郡王，又由郡王追赠为濮王，都是因为英宗而享受特别的礼遇。因此，仁宗替英宗报答本源，已经很久了。再增加封赠，并不会增加他的荣耀；照原来的待遇办理，也不能说有所欠缺。儿子不能凭自己的尊贵把尊贵加到生身父亲身上，再用爵禄来支配他；这本来是内心有所顾忌，实际上也是内心所不忍的。因此，封赠的说法不能实行。若从生身关系来说，他就是父亲；若从宗族关系来说，他仍然只是一般伯父所称的皇伯。既然本来就是伯父，不必等到另立名号；实际上并非伯父，名号也不是由我来决定。若替他命名为皇伯，倒不如不替他立这个名号，使内心能够安宁。所以司马光的主张，也是委曲迁就，而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王珪说：“陛下之所以能够背靠屏风、端正冠冕，世世代代相承继，都是先帝的德行。”这种话为什么要说给一个儿子的耳朵听呢？如果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把皇位传给子孙当作德行，认为不能忘记，那么就是因为富贵而使父亲不再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不具备富贵条件，就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见到利益便忘记恩德，这正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地方，却被泯灭了。孝子到了这种地步，将会怀着惭愧、自责和痛苦，追悔自己出继的错误，像丢弃破鞋一样丢弃天下，脱身逃走。王珪竟用小人的心思来议论天伦大事，埋没天地祖宗所托付的重大责任，只想着让自己享有荣耀、让子孙得到庇护的私恩。王珪竟在朝廷上公开宣扬这种不合道义的说法，而当时还认为它正确；世道人心的衰败，已经不只是小人扰乱所造成的了。濮王既不能称为考，也不能称为伯，这正是中书省驳斥王珪等人议论的原因。那么议论中应当称他为什么亲属呢？王珪等人已经无话可说了。假如依据礼典来寻求恰当的办法，本来就不至于无话可说。濮王已经去世，诏书召请也来不及了。若要祭祀，天子对伯叔并没有服丧期满后仍亲自举行祭祀的礼制。濮王自有子孙，世代承袭他的爵位，延续他的祭祀，使后世永不隔绝，这样报答本源的事情就已经完成了。至于每年按时举行祭祀，自然属于濮国小宗的事务，天子不参与。天子既然不参与，称谓也可以不再确定，又何必对究竟应当称什么产生疑问，徒然增加聚众争论呢？然而英宗在这里有难以处理之处：君子守道，不能忘记最初的情分。濮王去世时，英宗曾经服三年之丧。尚未做天子时把濮王当作父亲，已经做了天子却又不把他当作父亲，那么前后就不能相应。先前的哀痛之情，因皇位而改变了平素的情感，怎么能不耿耿于怀呢？这就是仁宗的过错。英宗已经四岁，仁宗却把他养在宫中二十五年，对他的感情不能说不深；把濮王越级进封为大国之王，也是为了英宗，立英宗为嗣的决意不能说不坚决。然而没有及早确定皇子的名分，也没有另为濮王立后嗣来确定他的世系。仁宗一时犹豫，便使英宗陷入两种都难以自我排解的情感之中。所以，以韩公那样秉持正道的人，却俯仰迁就而接受欧阳永叔的主张，确实有他难以处理的地方。处在难以处理的境地，难道可以用草率的心态来议论吗？要穷尽人伦的最高原则，就必须研究义理，达到最精微之处，这样才能保存仁爱之心而没有遗憾。孤立地坚持一种义理，却不研究各种考虑来使众心悦服，那么它不能胜过邪说，是必然的。何况王珪那种用人的欲望来毁灭天理的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