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四　　　　仁宗

译《宋论》卷四　　仁宗 一 曹魏严格执行母后临朝听政的禁令，君子对此深为赞许，认为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唐朝没有鉴戒，因而招致武后、韦后之祸；唐玄宗平定宫廷内乱后，才使这种做法逐渐停止。没想到宋朝正处于盛世，却急忙拆毁这道防线。仁宗即位，刘太后凭着略有才干而垂帘听政，甚至穿着衮服、戴着冕旒到太庙参拜，扰乱男女有别的制度，辱没了宗庙。当初仁宗已经十四岁，到刘太后去世时，又过了十年。他既不是幼稚无知，也不是昏暗糊涂；天下没有忧患，国家有成法，大臣充任其职，各部门官员多有才干，何必让母鸡来报晓、让它决定早晚呢？后来英宗即位时，已经三十岁了，但曹太后凭借抚养之恩，掌持了多年的政权；大概是因为前面的恶劣先例已经造成深远影响，后来的覆车也不加以顾惜，形势自然如此。宣仁太后作为神宗的母亲，隔了两代而掌握天下大权，迅速废除新法，以此取悦人心，尧、舜的称誉震响古今。然而后来却以她挟持女主、控制年轻天子的口实，给了小人反过来攻击的借口，元祐年间的诸位大臣又何必乐于造成这种局面？更何况“母政”“子政”的说法，既不合伦理，也不合典制，违背阴阳、内外的大原则，难道是有道之人应该说出口的吗？汉、唐女主造成的祸患，都是有来由的。宫闱中的宠爱深厚，外戚的权势重大，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不可能在一朝之间逆转挽回。因此，即使有陈蕃这样刚直鲠直的大臣，也不能不借助他人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到了宋朝，情况却不是这样。然而刘太后并没有可以奉行的先帝遗命，却一直掌握最高权力，直到老死才放下；是谁把这种权力借给她的呢？实际上是丁谓的奸邪造成的。丁谓用邪曲谄媚来迎合君主，因而怨声遍于朝野；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将要发生变化了。他结交雷允恭，奉承刘太后，希望延长自己的性命；那么，当国的大臣本应秉持正道、肃清内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曾执政，天下对他的期望十分重大；他没有提出确定的遗命之议，没有倡导众多正直之士来树立纲纪，反而借助帘内太后的力量，来放逐丁谓，以求在片刻之间得到快意。刘太后又已经制定国家政令，威势伸展到朝廷内外，王曾也无可奈何。既然如此，前后十年，造成三代太后垂帘听政的陋习，激成君子与小人彼此争斗、无法止息的局势，不归罪于王曾又应归罪于谁呢？曹太后又是悍妒强硬的，先帝谨慎选择托付的嗣子，几乎要成为庐陵、房州旧事的后续；那么刘太后驱逐宰相，其实就是驱逐天子的羽翼。若不是韩公申明任守忠之法，用严厉的言辞迅速撤去帘幕，使王曾逐渐像刘太后那样，宋朝恐怕就危险了！韩公一心秉持正道，便革除了两朝的弊病。后来兴起的英俊之士，遵守成法来端正朝廷，这难道不是很容易的事吗？可是元祐年间的诸位大臣并没有怀有私心邪念，也有忧虑国家的心，却反而重蹈王曾的过失，仍然把他当作奸臣；倒过来把制御政事的权力交给宫中妇人，用她们来决定年轻君主应当采纳或拒绝的意见，凭不正当的方式来要求别人正直，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过去曾经采用这种做法的人，谢安就是一个。谢安在外谋求恢复国家的功业，在内削弱桓氏的权力；只是因为桓氏的势力已经很重，他不愿独自掌握最高权力，以免招致朝廷内外的疑忌，给桓氏留下攻击的口实。又恐怕同宗子弟掌握兵权、治理方州，倚仗功勋声望来抬高自己，重蹈桓温、桓玄的覆辙。因此他奉立女主，以表示自己有所禀承，从而保全臣子的节操。元祐年间的诸位大臣，难道真是处在这样的时机、面对这样的形势，不得已才姑且这样做吗？他们想做的，是废除新法；想除掉的，是章惇、蔡确这样的邪恶卑鄙小人。进用贤人、远离奸邪，革除弊政、修整旧章，是大臣的正道，也是大臣所能做的事。拥立嗣君来做这些事，又没有需要回避的权力障碍，形势如从高屋建瓴，政令一下便能顺流而行，还有什么求不到？为什么却要借助宫闱的宠势，求得一时快意，自己制造嫌隙来招致他人的攻击呢？人心容易被煽动而难以安定。以攻击为名、最终造成天下大乱而无法平定的祸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采用这种手段的人，是王曾驱逐丁谓时首先倡导的。韩公纠正了这种做法，却不能保证它不再造成混乱。邪说一旦深入人心，连贤者也会受到迷惑；道理不能顺畅，形势又不足以使政令推行，世局的变乱就会迅速到来。奉母后来控制年轻的天子，是违背正道的。天子既然已经亲自执掌天下，想使他行善，难道一定做不到吗？却把他看作多余的累赘，另行尊奉一个母后，让她居于天子之上加以钳制：施行一项政令，就说是“太后忧虑百姓”；任用一个人，就说是“太后任用贤能”。若不是极其盛大的德行，谁能忍受这种做法？即使有极盛的德行，也从未听说天子尽孝，只遵从母亲的命令而不敢违背。况且仁宗本性宽厚仁慈，自始至终保全刘氏的恩德，对政事并没有大的变动。但刘太后刚去世，吕夷简、张耆等被罢免的大臣就有七人，王德用、章德象都因为不肯阿附，也受到显著提拔。这样看来，元祐年间的诸位大臣推崇高太后来改变法令、铲除奸邪，想要实现她以道治国的志向，并保全百年长治久安，是一定不可能的。太后明明说：“官家另用一批人。”可是诸位大臣却没有醒悟，反而喧哗鼓噪，争相发声，竟没有人顾虑日后灾祸会严重到什么地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王曾幸而没有陷入这种局面，是因为仁宗本性宽厚，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身处世，提出“掩盖小过以保全大德”的言论，能够持守公允。由此看来，除韩公、范公以外，还能说宋朝有大臣吗？不能违背的是大原则，不能违反的是常道。男子在外居正位，女子在内居正位；女子出嫁后随从丈夫，丈夫死后随从儿子，这是妇道的正理。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还不如贤明的妇人。功业不能苟且求成，事情不能只求勉强可行；包藏鱼肉虽美，按义理却不能拿来招待宾客。这一条义理一旦差错，千百条道路都会走向谬误，怎么能不谨慎呢！二 仁宗的盛治，直到今天仍为人所称道，听说的人都羡慕它。皇帝亲自具备慈爱俭朴的德行，而宰执、台谏、侍从等大臣，也都是所谓的君子，所以他的治理能够兴盛。仔细考察宋朝政局的混乱，是从神宗开始的。神宗之所以使天下生出怨恨、给后世留下讥议，并不是因为有奢侈淫逸、残暴虐待的行为，只是上面的求治已经过于急切，下面谈论治道的人也已经过于繁多罢了。于是迎合下面的烦琐议论，来开启上面的放纵志意，这件事是由仁宗开始的。而朝廷不能安定，百姓不能安宁，在仁宗时期就已经如此了。

译国家在创业之初，由乱转治，就必然要有所兴革，以此作为一代的规制。如果所兴革的措施不足以成为一代的规制，国家就必然很快灭亡。不然，那些简略而不详尽、因循陋习而不加文饰、维持衰弱而不求奋进的做法，也都各自有深意存在。君主的德行、民众的心情、时代机遇共同汇聚，恰好只能达到这种程度；既然达到这种程度，也足以使国家保持不衰。可是传了几代之后，弊病就产生了。弊病的产生，都是依照旧法而出现的，于是便把罪过归咎于法令，不愁找不到借口。弊病表现为：官吏玩忽职守而不理政事，士人浮薄而没有实际，百姓骄纵而贫富不均，军队松弛而没有战斗力；他们不是破坏法令而营私，就是沿用法令而巧妙掩饰自己的奸邪。有志之士对此愤怒，求治理的心情迫切地触动上层，谈论治道的方法在下面竞相出现；听取这些言论、推究他们的心情，都是当时令人厌恶痛苦的事情，因此若能在早晚之间加以整顿纠正，确实会令人十分痛快。虽然如此，难道一定要归罪于法令，另行寻找治理办法吗？官吏玩忽职守而不理政事，任用廉洁严肃的大臣来整饬仕进的阶次，就可以解决。士人浮薄而没有实际，尊崇醇厚雅正的师儒来兴起正学，就可以解决。百姓骄纵而贫富不均，豪强百姓日益争竞，疲弱百姓日益贫困，这是人事有盈有亏的必然现象。减轻他们的赋税徭役，疲弱者就能复苏，争竞者也就没有余地再指手画脚了。军队松弛而没有战斗力，是因为名册上有兵员而编伍中没有人，编伍中有人而真正作战时又没有兵，这是战争长期停息的必然结果。没有靠推荐贿赂取得职位的将领，没有擅自杀人的士兵，任用专一而使懈怠者受到劝勉，军队就会逐渐变得强劲。像这样，任用得当，法令就没有不可施行的。至于十一件中漏掉千百件这一类缺陷，制定法令的人本来就留有余地，用来养育天下百姓、平衡他们的情绪。普通男女在严寒酷暑、风雨之中发出的怨言，狡猾的胥吏和奸民像老鼠、麻雀一样啄食侵害，哪里足以败坏纲纪、损伤教化呢？拥有天下的人，只要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就可以了。宋朝自建隆开国，到仁宗亲自执政的年份，已经七十多年了。太祖、太宗的法令，到了这个时候产生弊病，是自然的规律。难道只是因为宋朝的祖先没有文王、武王那样的极盛德行，议论治道的辅政大臣没有周公、召公那样宏大的谋略吗？即使以成周治教的盛况来说，到了周穆王、周昭王的时代，蠹虫也会在典籍中产生，这本来不足以成为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的过错。法令必然会产生弊病，如果不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彻底更改它，越是改动，弊病反而越会丛生。假如沿袭原有的常规，官吏即使贪婪冒进，也没有可以借机更改的法令，不能假托名义、超越职分，巧妙地进行搜刮。士人即使浮华靡薄，也没有可以窥探的意旨，不能迎合揣摩，以便靠诡诈的机遇获利。百姓即使强横、能够欺凌弱者，也没有可以开启争端的条件，就不会兴起互相告讦的诉讼，使双方都遭受死亡，导致富人变穷、穷人死亡。军队即使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也没有可以扰乱它的机会，就不会有游荡懒惰的人嚣张而起，进则成为士兵，退则成为盗贼。只是求治理的人急切忧虑，谈论治理的人纷纷争辩，背诵某位先生的话，明明古今形势不同，却想在当时施行；而且他们要施行的，又并不是先王的精义。看到一个乡里的保甲有利，明明风土不同、治理原则不同，却想推行到九州；而且他们所推行的，又并不是一县百姓所乐意接受的。神宗君臣夜以继日所思考、所施行的事情，争论充满朝廷，文书符檄遍布四方，使下面无法守持既有法令，开启章惇、蔡京炫乱政局、导致国家灭亡的渐变，其风气从仁宗时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以前，真宗虽然有沉溺淫祀、骄奢的过失，王钦若、丁谓虽然有贪图权力、迷惑君主的罪恶，但李太初在前面谨慎地维持局面，王子明在后面小心地守持不变。到了天圣、明道之间，老成持重的大臣已经凋零殆尽。仅有一个正直方正、简朴持重的李迪，从贬谪之中被起用，却没有得到专任。至于王曾等人，并不是不珍惜名节，也不是不早早勤劳办事；只是用权术妨碍正道，用意气自矜刚强。而仁宗沉溺于接受谏诤的美名，羡慕体恤臣下的仁厚声誉，欣然把全国的政事都交给各方意见，不加选择地听取。到了晚年，天章阁开设，条陈奏议不断进呈，每天都应接不暇，用来改变纲纪、移易制度；官吏没有固定的守则，士人没有恒常的学业，百姓没有恒久遵循的规范，军队没有恒定的调度。所幸进言的人没有固执偏僻的用心，所持也不坚定；否则，这对天下造成的祸害，难道还要等到熙宁、元丰时期才出现吗？懂得治道的人，不能不替仁宗感到惋惜。仁宗秉有慈爱俭朴的德行，而下面又有许多清正刚直的士人辅佐治理，使他们能够看到小害而不激烈，看到小利而不动心，看到小才而不加以任用，看到小过而不苛责；这样，奸邪就没有地方迷惑人，邪说也无法乘隙而入，修明成法，休养士民，便可以安坐而达到太平，并且绰绰有余。为什么却要强行服用治疗疥癣的五毒之剂，反而伤害自己的肺腑呢？所以仁宗所成就的事业，大体可以看到了。考察他谋划国家，西方屡次失败，使元昊势力壮大；北方开启了受侮的局面，使岁币增加。考察他培养士人，听到风声便崛起的，是苏氏父子，摇动纵横家的舌头；揣摩迎合而求进的，是王安石一类人，学习申不害、商鞅的权术。此后扰乱天下的人，都是当日在朝廷上争相进取的这些人。所以说，神宗使天下产生怨恨、给后世留下讥议，都是仁宗开启的。谈论治理的人，都说是先王。那么所谓先王，是哪个时代的先王呢？孔子说：“我遵从周。”并不是因为文王、武王的道统比禹、汤更加隆盛，而是因为文王、武王的法令，是百姓世代遵守并因此安定的制度。孟子说：“遵循先王的法令。”周朝还没有灭亡，新的王者还没有兴起，井田、学校等应当遵循的，就是周朝的旧制。官吏在朝廷上熟习政事，士人在学校里熟习学业，百姓在乡野中熟习生产生活；善的，是他们早已崇尚的；有失误的，是他们能够安于接受的；有利的，是他们确实认为合宜的；有害的，是他们能够承受的。谨慎地求得善于治理的人，政事就没有不能办成的。孔子、孟子所说的治道，不过如此罢了。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以先王作为口实，就像庄周称说泰氏、许行奉行神农之道一样；如果竟然听从这种说法，也就不同于孔子了。所以真正懂得治道的人，深深替仁宗感到惋惜。三 仁宗对天下有大德，恩惠流传至今，百姓仍然享受他的恩泽；但他也有使百姓受害的大弊政，延续了二百年，其余波造成的祸害延伸到今天仍未停止。大概是因为他求治理的心情已经十分急切，只知道某件事有利便立即去做，所以有利的事情不加等待便兴起，有害的事情也不加选择便发生。

译他对天下有大德的一件事，就是航海到占城购买早稻一万石，分发给百姓播种。这种稻子播种得早，正好与江南的梅雨时节相合，可以及时完成耕种；成熟得早，又避开深秋霜冻干燥的时节，可以少费水而避免亢旱的危害；种植它不一定需要肥沃的田地，收获却很多，可以多种而不会有贫瘠荒芜的田地。这些都是他的德惠广泛施及百姓的表现。从前周朝拥有天下，已经祭祀后稷，让他配享上天，作为一代的祖先；又在稷祠中祭祀他，让他配享社神，享受万世的报答。既然如此，若有圣明的君王兴起，整饬端正祭祀典礼，以酬报功德，奉祀仁宗，代替周朝的后稷而享受千秋祭祀，也是合宜的。可惜没有人为他表彰显扬，史书也只略记此事而没有宣扬他的美德，这是后世君王的过错。至于使天下受害的弊政，就是听从西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的意见，设置交子务。交子后来变成会子，会子又变成钞，实际上都不过是破旧的纸而已。古代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是米粟和布帛。天子的京畿，距离最远不过五百里；最大的诸侯，也没有超过三百里的疆域；这样一来，粟米虽然沉重，运输却不劳苦。古代设置市场，百姓的日用有一定限度，所以需要交换的物品简单；田地和住宅有制度限制，不允许兼并，所以拿来交换的物品也轻便。因此，粟米、布帛、器械之间可以互通有无，交付和接受也容易。到了后世，百姓的日用日益繁多，商人为了获利奔走于数千里之外；而天下统一于一个君王，运送到国都、供给边境的物资，也要相隔数千里；转运搬挽的劳苦，没有什么可以承受得了。况且米粟会在升、龠中耗损，布帛会在寸、尺之间破裂；造假的人用水浸湿稻麦，使可以食用的粮食腐败，用薄削的手段损耗可以制衣的丝麻。因此百姓所趋向的、国家所控制的，便以金钱作为百物之母，用来权衡和交换其他物品。事情虽然不同于古代，但即使圣王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它。至于金钱之所以能够成为百物之母，本来是有实际根据的。金、银、铜、铅，都产自山中，而山中并非到处都有；需要冶炼才能制成，而冶炼又不能保证每次都成功；还要铸造，而铸造不是仅凭个人力量或少量资财就能完成的。它们取得困难，但使用时不会损耗；运输它们轻便，储藏它们也不会腐烂。这几种东西本身并不是珍宝，却有可以成为珍宝的条件。因此天下人都利用它们，君王也不能违背这种需要。既然如此，能够长久流通、远距离使用的，也只有这些东西罢了。交子的制度，究竟是为什么设立的呢？有楮纸、有墨，什么都可以制造；制造出来也都可以做成；使用几次，就很快破裂；收藏久了，就会改制。拿一张方尺大的纸，冠以钱币的名义，轻重只由它所规定而没有等级，于是官府用它愚弄商人，商人又用它愚弄百姓，彼此都在没有实际价值的虚名上互相欺骗，从而引导天下人作伪。从宋朝始终直到[胡]元，延续到洪武、永乐初年，把百物都笼罩在这种制度之下，使府库从中获利；有时废止，有时兴办，有时兑换，有时改制，价值千金的财产，一旦之间就同粪土一样，以这种办法把愚民颠倒玩弄于术中。统治天下的君主竟然[忍]心做这种事，也实在是太不仁了！百姓不能长期受欺骗，所以宣德以来，这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天下推行。然而它遗留下来的祸害至今还没有停止：既损害俸禄的制度，又加重刑罚条文；若没有圣明的君王出来，谁能同它重新开始改革呢？它对治理国家的危害也不小。钞币开始制定时，给它命名为“千钱”，它就被当作千钱使用。后来百姓逐渐轻视它，它的价值也逐渐降低，以至于只值十多钱还没人愿意出售；可是“千钱”这个名称却仍然存在。俸禄有用折钞来代替米的规定，以至于一石米折合的钞钱只有几钱；法律有估定物价来确定赃款的规定，以至于价值数金的赃物，定罪时却按满贯计算。俸禄日益微薄，官吏因此败坏了廉洁；赃款数额日益加重，百姓因此濒临死刑。仅仅一张钞币的名义[存在]，祸害就不断积累而不能消除，何况实际用它来代替金钱，它像那样残害百姓呢？再加上私自铸造容易，负责司法的官员那里每天都能听到判处死刑的案件，用这种办法把百姓诱入陷阱再杀死，仁宗开此先例的过错，不能推辞了。所以，统治天下的君主，做一件事就可能使巨大的利益和巨大的祸害都延及无穷，不可不慎重。听取言论如果轻率，就会像水流一样顺从善言，也会像水流一样顺从恶言。执行法令如果果断，那么善政所及的地方就广远，恶政所造成的影响也会长久。像仁宗那样施行仁政，又像前面所说那样施行不仁之政，仁宗把这两种做法都采用过，谋求治理天下的人应当选择什么呢？舜的大智慧在于，他接受善言像决开江河一样，却告诫禹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凭借他的大智慧，成就了他的至仁，治理天下的道理全在这里了。四 大臣升任宰执以后，分条列举时政来陈述意见，从吕夷简开始。此后韩、范、富、马诸位君子，出朝统率六军，入朝参与宰执政务，都在接受任职之初，按惯例有分条奏陈。听说有这样的话：“天下有道，行动自然会产生枝叶；天下无道，言论才会产生枝叶。”由此可知，诸公失去了大臣应有的道理。到了明道以后，人才逐渐衰落，风俗逐渐卑下，明道以前吕、李、向、王的风范和轨迹，再也无法追及了。《尚书》说：“广泛奏陈意见，以言论进荐；明确考察功绩，以功劳任用。”所谓以言论进荐，是说刚开始入仕的士人，如果不发表意见，就无法表达自己的诚意；上位者如果要任用他，也无法了解他的志向。所以观察他如何引申发挥，可以知道他所学习的内容；观察他含蓄深厚的气度，可以知道他的修养；并不是一定要因为他说的话能够实行，听取后才实行。后世策问贤良、通过科举选取士人，方法就是沿袭这一点，这样也还可以得到人才；不过也不能没有取不到人才的情况。至于已经选定并任职的人，有的贤能，有的无能，就要用功绩来明确考察他们，而不是用言论在开始时根据表面影响来猜测；对下属来说，也不能只把这些言论当作自我表现、求取进用的资本。况且借助言论来充当羔雁之礼、谋求进身的，也只是仗恃才长求取进用的士人罢了。那些积蓄德行、怀抱道术、具备辅佐宰相才能的人，尚且不屑于这样做；何况肩负重大任命、与天职共同承担责任，能够神会而明察、默默成就事业的人，本来就不是笔墨言语所能宣明的，难道还要喋喋不休地多说，以掩饰自己实际行动不足的过错吗？

译即使就“广泛奏陈意见”来说，参加射策的士人、担任谏议的官员，言论本来不能停止，但各自也都有边界，不可越过。若是要纠正君主的过错，就应当针对某一方面德行的不足，推究他所犯的过失，引导他改正；没有必要把自己从天德、王道中拾取的、口耳所记诵的一切，全都倾倒在一篇奏牍里。不是这样做的，就是靠卖弄才华求取进用的奸曲之士。若是要指出政事的错误，就应当针对一件事情的过失，推究它可能造成的全部危害，陈述应当采取的措施；没有必要旁征博引，泛泛涉及其他尚未完善的方面，企图在一朝之内要求全部见效。不是这样做的，就是扰乱政事的巧辩之徒。若是要指出所任用的人不对，就应当针对一个人的罪状，明白列出他不可容忍的原因；没有必要压制这个人而抬举那个人，滥及满朝官员，任凭自己想废黜谁、任用谁。不是这样做的，就是结党营私的奸佞小人。若是要论述边疆的重大危害，就应当针对一项错误的计策，专门指出它的荒谬，并证明它必然失败；没有必要罗列兵法，指天画地，妄想从远处控制生杀大权。不是这样做的，就是挑起祸乱的狂妄之徒。况且，一句话说出以后，还要等待君主实行这一句话，那么事情就不会繁杂，力量也会有余暇。等一句话说出，而君主已经实行了这句话，双方的心意就能相合，之后才可以据此再次进言。所以，志向在于实行，言论就不是徒然设置的。君主究竟实行还是不实行，谁也不能预先确定；姑且把话说得像呕吐一样倾泻而出，只怕一张纸还写不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何况一个人的见识，用来考察一个道理，尚且担心义理不精确，祸害还可能隐藏在其中。却提笔筹划，旁搜杂引，把君主的德行、百姓的情形、军务、农业、礼、乐、水、火、工、虞等无边无际的得失，全都穷尽在几尺长的章疏之中。才能果真胜任吗？考虑果真周全吗？发表意见果真出于诚心，实行起来果真没有一项不能成功吗？扪心自问，本来就不能相信自己；等到后来检验，又已经知道当初并不是这样。只是洋洋洒洒、娓娓道来，像从高处倾倒水一样一股脑说出来，丝毫不加等待；而那张毫无惭愧的嘴，又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这也实在太丑陋了。因此，对于刚刚怀抱才学、开始求进的士人，以及担负言责的臣子，尚且不可不慎重；至于已经深得君主信任、任职已久、居于机密近侍之位而以安静镇定统摄四海的人，更不用说了。明道以后，宰执诸公都是代替上天处理政务、面对群体事务的人。天下的事情，只需君主和我坐下来商议，事情来到就实行；可以兴办的，就兴办它；可以改革的，就改革它，仅此而已。只遵从道，只伸张志向，确定诏命后按时宣布，不到一个早晨就传遍天下，这样还有什么求取不到的呢？何必用烦琐的言辞来震动众人的听闻？如果君主对于含蓄的话不明白，对于直言不听从，想实行却中途受阻，想停止却从旁另生枝节，那么臣子就应当引身退避，使自己内心免于愧疚和罪恶，不必等到事情败露后向众人呼喊：“我已经一条条详细说过了，可是君主不肯任用我。”这就是宰执大臣用来安定国家纲纪、止息喧嚣凌越的关键。过去李太初、王子明以真诚之心体察国家，使七十多年间的社稷和百姓安定富足；后来却一变而成为崇尚口舌、纷乱喧闹的朝廷，用三寸之舌摇动四海，这种罪责由谁来承担？难道不是因为倡导者在朝廷上位，附和者遍及士人阶层，而这种局面是逐渐形成的吗？宰执有分条奏陈，侍从有分条奏陈，众官有分条奏陈，有司也有分条奏陈；甚至民间士人，只要有嘴就可以发声，没有谁不可以分条奏陈。王安石凭借万言书震动君主，使君主跟随自己而颠倒国家的是非，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而远在蜀山、听到风声便跃然而起的苏洵，竟还凭借权谋诡险的手段，学习淫靡隐僻的文章，兜售尉缭、孙膑式的诡诈奇谋，煽惑当权者，迷乱后世的耳目吗？姚元之用十件事情向玄宗提出要求，是在担任宰相以前；他说这些事情不可实行，自己也不敢接受宰相之任，这也是谨慎求进的一种方法。既然已经做了宰相，就只实行它们，不再反复进言。陆敬舆详细论述政事，一件事情办完，接着又谈另一件事，是根据当时事情的紧迫来回答皇上的询问，而不是宽泛遥远、迂腐疏阔地夸耀文章的丰富。宰执的职责，不过是掌管听取言论，以等待升降赏罚；止息浮泛的言论，以端正人心罢了。言论一发出就使行动荒疏，言论越多而忠诚越少，言论不停，国事就不可治理了。读者却被迷惑，惊叹这是一种盛美；即使相隔山岭十里，仍能听到蝉鸣，也应当把宋人的章奏束之高阁，这样对于学术和治道或许会有所改善。世俗的议论却不是这样，所以中原一天比一天疲敝困窘。五 仁宗出生于大中祥符三年，这一年是庚申年；到嘉祐二年乙酉年，经过了二十六年，按照古代的标准，还没有达到成年娶妻的年龄。曹后被立为皇后还不到一整月，皇子的出生本来并不是绝望的事。于是把英宗养在宫中，让皇后亲自抚养他。唉！想到宗庙社稷的重大而忘掉个人私情，这难道不是能够做到常人不能做到的事，足以成为万世法则的吗？三王以后，把嫡子继承的制度确立下来，只要是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就不能废除。汉明帝虽然贤明，光武帝仍认为他失德；晋惠帝虽然昏暗，武帝也不把他的过错归咎于自己。因此，三代有预先教育太子的制度，尽力做到人所能做的事情；至于贤能或不肖、治乱或安危，则全都听凭上天，即使如此也没有办法改变。后来到了无子而继承人尚未确定，甚至到了皇帝危重患病之时，奸人、妇人、宦官挟持私意，援立庶出的支系，借此买取恩德、占有功劳，反而把握了国家的大权；汉、唐的祸乱，大多由此兴起。较为接近正道的做法，是辨明昭穆，审察亲疏，按照次序让弟弟和从子登上帝位，这样也可以停止争端、安定国家。但这与帝王慎重对待天位的道理，本来仍不相合。只有嫡长子的继承不得更改，才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守的成法；至于他是贤是愚，并不是人力所能谋划的。没有儿子而把帝位传给同母弟弟或从子中年长者，古代没有现成的制度，也没有可以执守的原则。既然上天已经把选择贤能、拥立继承人的权力交给我，为什么不由自己裁定变通，却可以把责任推给后世，任由臣僚援引拥立吗？英宗当时才四岁，被养在宫中；观察他的性情志向，考察他的器量，远离外界诱惑，学习宫中的家法，并且在中宫接受恩德和勤勉的教导。后来他说：“宫中曾经养育过两个孩子，小的近于不聪慧，大的还可以。” 皇帝对于国家根本的继承问题用心，并不是一天两天了。范、富、包、文、司马虽然心里赞同这项请求，却也不愿把援立继承人的权力交给自己；只有把内心的想法托付给韩公。然而他们也是听到命令后才开始请求确定人选，在此以前也不敢有所拟议。这样在一个人的心中反复筹划、秘密运作，又哪里是奸邪之人能够窥探的呢？

译礼制中有这样的说法：“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作为他的儿子。”这并不是说凡是没有儿子的人都一定要为他立后。从大夫以上，有世代享受俸禄、食邑、建立祖庙的制度，一直到天子都是如此。如果没有儿子就一定要有后嗣，那么三代兴盛之时，即使没有亲生儿子，本来也一定有儿子。预先确立继承人的制度，虽然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但推求“为人后”的礼文，就可以知道：凡是有可以世代守护宗庙的家族，就没有真正无子的；既然一定会有儿子，嫡子继承的制度当然不会因为没有亲生儿子而废除。礼制中又有这样的说法：“作为别人的后嗣，要为他的父母服一年之丧。”这并不是说本来只应服较轻的丧服，却加重到服一年之丧。若按照亲疏次序来确定，所立的是从子中的长者，那么他的生身父母虽然降等，但本来仍有叔父的亲属关系，不必额外加重，也本来就应服一年之丧。这样看来，即使是服功服、缌服以下的族子，只要从小表现出温和恭敬的品性，就都可以选择来抚养并预先教育；无论亲疏远近，原则也就清楚了。汉、唐的君主轻视宗庙社稷而依恃自己的私意，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仁宗早早考虑此事，果断作出决定，从而确定了历代帝王的大法。于是高宗有所承继，远远选立太祖的后裔孙辈，本支宗室不敢妄自争夺，臣民乐意共同拥戴，两宫保全了慈爱和孝顺，社稷因此获得稍稍安定，这些都是仁宗留下的谋划预先发挥了作用。虽然如此，这个道理在三代时已经隐约存在，但到了汉、唐却被成法阻挠；仁宗创立新制并作出决策，本来是极其正确的举措，却引起了不同寻常的疑虑，所以任守忠迷惑曹后而挑起事端，而仁宗并没有忧虑。有韩公在，就能掌握任守忠的生死；曹后也因合乎道义而被黜退。高宗没有可以依靠的大臣了，于是实行内禅来确定自己的帝位。由此可见，只要内心没有私意，变通就掌握在自己手中；身居天子尊位，承受皇天之命，仰赖先祖之灵，奉行名分和正义，就没有什么志向不能实行，没有什么谋划不能确定。何必害怕[佥壬]小人，何必忧虑事变呢？六 朋党的兴起，开始于君子，最终却不能胜过小人，祸害于是波及宗庙社稷和百姓；不使国家灭亡就不会停止。宋朝也有这种情况，在熙宁、元丰年间最为兴盛，在元祐、绍圣年间相互争斗，到徽宗时期祸害最为惨烈；它的开端，则是景祐年间诸公开启的。国家刚强正直的正气，与敦厚朴实、笃厚淳正的风气，可以并行而不互相冲害。大臣承担起这种责任，而且不只是大臣承担。君主平定自己的情绪，不因逼迫而轻率决定任用或罢免；慎重听取意见，不因他人的言论而轻易动摇，那么即使有小人，也不会伤害君子；即使有君子，也不必担心小人存在。这样国家的是非准则就会端正，喧嚣凌越就会止息。景祐以前，并不是没有丁谓、王钦若这样的奸佞。可是王旦阻止王钦若得到任用，马知节揭破王钦若隐藏奏章的行为，张咏临死还请求杀死丁谓并以其头颅示众，李迪发誓至死也要斥责丁谓的奸邪，王曾甚至独自承担驱逐丁谓的举措，不必劳烦朝廷群臣相互攻击。因此，王钦若、丁谓并不是没有邪党，只是互相揭发诉讼的做法不能实行，他们只能苟且得到相安无事的福分；胡旦、翟马周、梅询、曾致尧这些人，有的突然张扬起来却最终衰败，有的畏缩不前。大概是因为大臣把国家的治乱、人的正邪，都当作自己的责任，不在一边吐露、一边吞回的相互周旋中隐瞒实情，也不把揭发奸邪、查摘隐伏的权力交给那些锐意而起、喜好多言的人。所以刚强而不屈挠，持重而不轻率，关键在于自己承担责任并果断行事。天子也不以喜欢询问、喜欢察访的名声自我矜夸，不会听到别人几句话就轻易产生喜怒。这样，即使有纷繁兴起的众多议论，也只能安静地听候君主和宰相采纳还是不采纳；除非是田锡、孙奭这样担任谏诤职务的人，其他人都无法尽情施展辩说。喜爱善人就提拔他们，憎恶恶人就斥退他们，把责任交给自己来维持天下的公平，这是大臣的道理。别人引导也不因此高兴，别人激怒也不因此发怒，处于宁静之中听取天下公论，这是天子的道理。然而仁宗在位时，这两方面都失误了。仁宗求治心切，而性情偏向宽厚柔和。宽厚柔和的人能够容纳事物，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宽厚柔和的人也有不能容纳事物的一面，不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却不知道。有人来到面前有所称述，他先容纳了，并不立即认为对，也不立即认为错。容纳了又容纳，言论接连不断，于是善于辩说的人就会激怒他必然发怒的地方，而他最终又不能容忍。假如君主喜欢听取人的言论，并且利用对错评价来决定取舍，那么君子和小人都不能确定自己的命运，只会因为议论的长短而决定兴废。于是小人的党羽争相起来鸣叫；那些自附于君子的浮华士人，也轻捷振作，修饰自己的文辞，把它作为取胜的工具。言论充满天下，繁盛得很是可观，世人相传这是一个不避讳言论的朝廷。所以当时士人百姓以及后世听说这种风气的人，对仁宗最为羡慕仰望的地方，恰恰都是仁宗的过失。于是宋朝建立以来敦厚朴实、笃厚淳正的风气，荡然无存，几乎不能保存了。再考察当时的大臣，老成宿旧已经凋零，剩下的只有吕夷简。吕夷简固然把别人讥讪而不发怒、驱逐而不以为耻，当作使上下相互顺从的办法，但他内心不可追问、不可测知的地方却很多。他后来主持国政，能够守正而不偏险的人，是文彦博；但文彦博也利用吕夷简的办法，来削弱自己刚强正直的气概；又担心自己的志向不足以实行，于是从旁寻求有余力的才辩之士来帮助，任由他们群起折服异己，以使自己的主张得到伸张。韩、富、范、马诸公虽然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却不能超越这种做法。于是石介、苏舜钦这一类人，在众官中矫然奋起；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只看谁的力量更大，压制这一方而抬举那一方，只求取得胜利。天子没有固定不变的权衡，大臣没有长久安定的谋划；有时相信，有时怀疑；有时被提拔，有时被罢黜；刚刚加以宠信，转眼又坠入深渊，于是形成了像水波一样无定的天下。熙宁、元丰以后纷乱喧闹、议论纷杂的习气，在这里早已显露出来了，而君主还自信地说：“我能够广泛听取意见。”大臣也自我夸耀说：“我能够容纳意见。”士人争相习学浮泛之言，揣摩当世事务，迎合风尚所归，把一切都颠倒在自己的笔舌之间。

译取用先圣的格言、前代帝王的大法，委曲压抑这些道理来供自己作证。年幼时学习它们，出仕后拿来实行，终身持守，又传给后来的士人；而王安石、苏轼凭借一点小才成为这些人的领袖，都是仁宗君臣侧身等待、寻求并蓄养其羽翼而造成的。以至于吕惠卿、邓绾、邢恕、沈括、陆佃、张耒、秦观、曾巩、李廌之流，分朋结党、互相争斗，一直发展到蔡京父子，随后这场覆败才告终结。唉！凡是这些喋喋不休、逞强争胜的人，都是李沆、王旦视为土偶的人；他们任其被抛弃在山边，却不让他们掌管祸福大权。但仁宗在位时，却急忙引导、扶植他们兴起。他们所谓刚强正直，并不是正气；所谓敦厚笃实，也不是见识坚定。把国家的神器放在八方通达的道路上，过路的人都可以评论它的长短并加以移动改变，日渐磨损、月渐衰败，终于走向败亡。天下和后世仍然称赞仁宗君德宏大、人才兴盛；那么就可知道，真正明白事理的人少，懂得治理国家的人没有，古今同样令人悲哀啊！考察仁宗在位时，争论不休的事情，不过是吕夷简、夏竦的进退罢了。这两个人，难道有丁谓、王钦若那样祸国殃民、恶行已经显著到无法掩饰的罪恶吗？吕夷简的罪过，没有比赞成废黜皇后更大的了。皇后伤了天子的脸颊，固然不能做天下人的母亲，却也没有严重损害君臣、夫妇等大伦。夏竦的恶行，没有比反复诬陷石介更大的了。可是石介起初被举荐后遭贬黜，是因为争论录用五代之后裔，这也是宋朝宽厚恩泽过盛的结果，并没有损害教化；他凭意气争论，贬黜他也不算过分。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尹洙却突然一起把离开国都当作高尚之举，好像把一滴水投入滚油，火焰顿时迸发，谁也无法遏止。既然如此，吕夷简、夏竦本来不足以祸害宋朝，那么张开捕虎的网，却大声叫嚷着要为野兔争死活，又是为什么呢？天子不慎重听取言论，又没有恒常的鉴戒；大臣不能亲自掌握国家政纲，却奖掖浮薄之人；一时这样、一时那样，把气势的盛衰当作人的荣辱，这正是把宋朝看成末世的原因罢了。读他们的著作，言论多得无法尽数搜求；听到他们的名声，美誉多得无法尽数传述。靠近考察，才知道他们外表强盛而内里枯竭；静下诊察，才知道脉象浮而筋力缓弱；盛衰交替，得失相杂。契丹威胁他们，他们便竭尽力量奉送金帛；元昊乘此机会进犯，军队将领在原野上流血。当时的效果已经可以看见了，还何必去问后世呢！七 古代，人人都可以向君主进谏，但并没有专门掌管进谏的官职，因为不希望天下人把进言当作崇尚之事。圣王乐于听取天下人的言论，却厌恶天下人以进言为崇尚；上下都交相责备自己，而不以攻击别人来求取胜利。这正是政治得以安定、功业得以成就、风俗得以淳厚、祸乱得以终止的原因。设立专门的谏官，从萧梁开始，唐朝沿用了这一制度。有了专门的谏官，进言就成为他的职责；进言成为职责，进言本身就成为所崇尚的事情。以进言为职责，就想不进言也不可能；以进言为崇尚，便只要找得到可以说的话，就认为应当立即说出来。于是进言时不考察是否合乎道理，退下后内心也不相信；把有利的说成有害，把有害的说成有利，把不贤的说成贤，把贤的说成不贤；随着时势所趋、心意所动以及听到见到的事情，曲意周旋以求工巧，矫揉造作以证明自己正确；科条越来越繁琐，攻击越来越凶猛，枝节越发茂盛，蔓延扩张，只要是所崇尚的事情，为了符合自己的职责，就没有什么不可说的。《易经》说：‘祸乱从哪里产生，言语就成为它的阶梯。’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唐朝设有专门谏官时，他们隶属于门下省，和宰相是同僚属官，并听从宰相处理政务，制度还算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子的职责，只在于考察、任用宰相。考察确定后任命宰相，既然任命了就必须信任他；宰相不能胜任其职，只有天子可以进退他，除此之外，天子就没有办法治理天下。天子不能广泛察知人的贤能与奸邪，也不能尽知百姓隐秘的意愿，只能把子孙和百姓托付给这一两个辅弼大臣，让他们谨慎掌管。然而如果天子不能审察清楚这些大臣，那么天子就无法成为天下的君主。至于一定要设置谏官来辅助宰相弥补不足，是有原因的：大臣第一次进谏时，要用善道劝导；第二次进谏时，要直截明白地陈说；第三次进谏时，要说出严厉的警告；如果始终不被采纳，就引身退去，这是大臣的道理。所以，关系到宗庙社稷安危、贤能与奸邪的任用或罢黜、百姓生死这些重大事务，应由宰相掌握，用来辅佐、匡正天子的过失，同时自己估量进退去留。至于天子一句话不合宜、一个举动不善、爱好不端正、喜怒不节制，虽然只是从细微处显露、还没有发展成大问题，宰相却琐碎地极力争辩；争辩而天子不听，他仍不离去，就会辱没自身；天子不听便急忙离去，又会遗弃自己的君主。所以宰相一定要对细小事务有所保留，把封还诏书、驳正政令和争辩论说的权力交给谏官；这样宰相才能掌握重大事务，并成为任免进退的大原则。因此，唐朝的制度还算好。宰相的任用和罢免听命于天子，谏官的任用和罢免听命于宰相；天子的得失，则全都交由谏官来听取和纠正。相互环绕配合来治理，进言才会成为功效。谏官，是用来纠正约束天子的，不是用来纠正约束宰相的。天子的职责，如果只让这一两个日夜侍奉、参与机密事务的心腹大臣承担，而他们不能作出决断选择，反而把事情交给谏官，那么天子就会废弛职守。天子废弛职守而繁杂言论兴起，这样还不发生混乱，从来没有过。仁宗下诏规定，宰相不得自行荐用台官；不是由御史中丞、知杂事荐举保任的，不得任命，说：‘假如让宰相自行任用台官，那么宰相的过失就没有人敢说了。’唉！宋朝言语之争纷纷兴起，朝廷政事因此紊乱，百姓在乡野间劳苦，疆域日益收缩，国力日益削弱而灭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况且宰相任用非人的现象，早就有其来由。上位者特别礼遇并信任听从的人，一定是他所喜欢的人；下位者用诡诈手段迎合而获得上位者宠爱的人，一定是上位者所欣赏的人。上位者喜欢苛细明察，就会任用苛细烦琐的人为宰相；喜欢小恩小惠，就会任用柔弱卑下的人为宰相；贪求穷兵黩武的功业，就会任用制造事端的人为宰相；贪图锱铢之利，就会任用搜刮聚敛的人为宰相；沉溺于宴饮安逸，就会任用擅权的人为宰相；追逐声色欲望，就会任用引导淫逸的人为宰相；迷信佛教、道教，就会任用妖妄之人为宰相；把耳目寄托给宦官，就会任用结交宦官的人为宰相；把国政交给妃嫔，就会任用与宫禁交结的人为宰相。天下并不是没有君子，而是君子不能在上位者所不喜欢的地方获得信任；天下也不可能没有小人，而是小人不能在上位者没有迷惑之处迷惑他。所以谏官凭借犯颜直谏、毫不避讳的严厉言论，在过失刚开始时加以纠正，在隐患尚细微时加以检举，就能使树木不腐烂、蛀虫不滋生，使形体不受污损、影子不变昏暗；宰相是否可用，也会处在明镜之中，不能隐藏遮蔽。又何必等到谏官罗列细小过错来加罪于宰相，使谏官的作用反而不足以有所作为呢？

译这个道理，从天子直到有学问的士人，没有谁不把它当作听取言论的准则。言论的益处，在于攻击自己的过错，并告诉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但这里还有区别：有的人听到言论便醒悟，有的人听到言论反而迷惑。刚愎自用，就会灾祸临头还不知道；没有主见而听信迷惑之言，就会因为不能审察而产生祸端。所以说，圣王乐于听取天下人的言论，却厌恶天下人把言论本身当作崇尚之事。道理表面上相反而实际上相成，只有君子才能辨明。有人在这里指出自己的过失，把话全部说尽，这是君子所乐意听的。即使言论不完全恰当，其中也一定有恰当之处；即使全无恰当之处，也不愿拒绝它而使人停止忠告。有人在这里攻击别人的过失，揭露别人隐秘的事情，这是君子所厌恶的。即使言论不是出于私心，其中也一定隐藏着私心；即使果真没有私心，也不愿实行这种做法，以免开启人们互相攻讦诽谤的风气。所以君子听取言论，只是用来攻击、纠正自己。难道只有天子对待宰相是这样吗？百官的得失，有司的功过，由掌管法宪的人来治理。天子以宽厚包容的德行居于其上，培养人才，并按照他们尚未达到的地方加以提拔。这样，人才就会自我勉励修养德行，乐于尽职尽责。至于越过职分去掌握、评判别人的长短，故意夸张细小过失，搜罗揭发夜间的隐私，以败坏别人的名节、使其自暴自弃，本来就是明主一定要远离的事情。难道也不只是天子听取谏官的话才这样吗？普通士人的交往，也有亲疏之别；乡里之间的交往，也有这样的同类关系；他们的分离与结合，自然按照各自的关系而有厚薄。至于浮薄之士，喜欢谈论他人好坏，攻击自己没有见过的事情，叙述自己没有听过的事情，以此制造猜疑，本来就是有修养的士人一定要断绝的。况且难道也不只是攻击别人的过错、互相排挤陷害才是这样吗？朝廷有章程，家族有家法；先王的精微旨意，不能因为一点小利就怀疑它不合宜；前代正人的格言，不能用私心去揣度它没有达到。可是有人引用繁杂，琐碎陈述利害，以满足愚昧卑贱的私心来求取声誉，趁着时势偶然变化而改弦更张。凭一个人的见识，就想穷尽天下的道理；得到一个方面的认识，就想强行使百方面都与之相同。凭主观臆见损害、缩短既成法度，倚仗古语讥刺驳斥当时的适宜之策；言语不如内心，内心又不如道理，穷尽工巧、极尽变诈，以迷惑人心、扰乱常道。这尤其是有道之士一定要断绝、不让其敢于触犯的行为。君子所乐意听取别人指出的，是欲望不能收敛，器量见识不够宏大，学问不肯努力，好恶取舍不端正，喜怒不能节制，举止不庄重，说话不正当。不要害怕我的威势，不要怀疑我会拒绝，不要轻视我认为不值得谈论，不要姑息我、认为以后还可以等待。应当像用石头琢磨玉一样，务必使它精纯；像用墨绳裁正木材一样，务必专一地归于正直。这样，他就会熏沐整洁来求取这些劝诫，拜伏叩头来接受它们，唯恐这些劝诫很快说尽。假如那种刚直之气不是用来加于我，而是用来加于别人，那么小臣和仆妾尚且可能一句话也进不来，却因此施加刑罚和赏赐，何况仅仅这一两个坐而论事的重臣，难道能把荣辱的大权交给悠悠众口吗？自从仁宗制定这一制度，宰执与台谏就分成敌对的营垒，在朝廷上交战。台谏掌握宰执的短处和去留，把凶猛攻击当作风采；于是便在朝廷上呵斥大臣，使朝廷受辱，而大臣也不顾廉耻和分寸，互相弹劾而不退。更严重的，有人借排挤攻击来扶植自己想提拔的人，而大奸臣甚至依托台谏而得到任用，祸害于是潜藏在宰辅之中。宰执也掌握台谏的短处和去留，在内廷培植根基，借用君主的威势来满足报复。于是有人被流放，有人被处死，甚至有人被剥去衣服接受杖刑，使当时的士人受辱；而喜好名声的人，竟把身体皮肤受到伤害、名誉被毁当作荣耀。更严重的，还有人布置私人党羽，假借皇帝的内廷诏旨，占据掖垣之职，彼此攻击，祸害又侵入言论进谏的道路。末世的天下，言论越多，争斗越激烈，官场的邪僻越放纵，百姓的祸害越深，边疆越危险，这只是政府与谏垣互不相让的形势激化所造成的。仁宗制定的这个冷酷制度，延续五百年而没有停止。想求得像唐朝那样谏官与宰相同为僚属、却不担忧他们互相包庇的局面，尚且不可得；何况古代没有谁是不可进谏的，用来匡正君德，而不把崇尚多言作为习俗，培养敦厚宏大、刚正不屈的元气来安定国家，这种得失难道只是寻丈之间的小事吗？自从仁宗制定这一制度，吕夷简就因此驱逐孔道辅等十人，而余靖、孙沔在十天之内两次被贬逐。朝廷大臣之间水火不容的争斗，一直到徽宗、钦宗时期，没有一天、没有一个人不争得沸沸扬扬。评论史书的人还认为这是善政，那么一曲之士的见识实在太浅薄，不值得和他们谈论治国之道了！八 元昊必然反叛，不必等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如今站在五百多年以后，不加推求也能相信这是必然的，何况是在当时呢？自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年幼、国家危急，宋朝不能控制他的生死，只是空说要用恩德招致他，实际上是输送锦绮去让人取笑，只求他不要侵凌暴虐罢了。于是西部边疆撤除防备，将帅收敛自身，戍守士兵束手无策，接近三十年，元昊才开始反叛。计算德明在位时期，没有损失箭矢、折断〔缺字〕的忧患，又拥有盐池、苑马的资源，凭借从中国获得金帛的利益，休养他的民众，在河山险固的地方傲然自立；即使没有元昊，也将像鹰一般养足力量而飞翔，何况元昊凭借雄强狡诈的才能，早已把中国看在眼中，却想让他俯首收耳、驯服在笼子里，难道可能吗？因此，宋朝用来应对他的办法，本来就应当茫然无措。除了种氏一族，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任将领；中枢之中，也没有一个可以筹划的策略。仅仅有一个王德用拥有空洞的声名，却又用‘相貌像艺祖、住宅枕靠乾冈’的邪说动摇他，使他不能安居其位。狄青刚刚起用时，又不能趁着他朝气正盛而授予专门征讨的权力，不得已把这件事交给文臣。并不只是夏竦、范雍不足以有所作为。韩琦、范仲淹二位公，忧虑国家而有真情，谋划国家而有志向，但军事谋略还不熟练，将士的情况还未完全了解；放任他们就会松弛，操持过严又会烦扰，谨慎就会错过时机，勇猛又会失去谋算。吟咏希文‘将军白发’的诗歌，可以知道他有不得已的悲情，环顾四周没有别人，不能不亲自承担责任。这哪里足以和狡诈凶横的元昊争夺生死呢？他们所任用、能够直冲向前的，是刘平、石元孙、任福这样软弱轻浮而脆弱的人。因此元昊不能向东夺取环、延，向南占领秦、陇，进而席卷关中，只是幸亏他没有刘渊、石勒那样的才能。

译所以韩琦、范仲淹二位公承担这件事，确实非常艰难。三十年间，掌握国柄、辅佐朝廷谋划的人是谁呢？李沆所说四方艰难的情势，没有人可以告诉，只有把它托付给王旦；王旦也不能奏效。曹玮担忧元昊相貌非同寻常，不能公开直说，只能把这件事告诉王鬷；王鬷本来就不能相信。君主粉饰太平来向强悍的敌虏夸耀，臣子树立异论来争口舌；将领害怕猜疑嫌隙而想屏息自守，士兵因被放散而以出征为耻。大体都是率领未经训练的疲弱百姓，驾驭没有谋略的困顿将帅，出入于夏竦、王氵公之间；吕夷简又任用疲弱之人充当心腹而让他们评判上级的是非。即使才能比二位公增加数倍，也不能振起长期衰败的枝条，使它挺然复兴。因此不能在一战中取得胜利，最后低头求和，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根据当时的情况估量形势，再考察后来产生的效果，那么宋朝能够免于危亡，是因为二位公的谋略不同，而范公的策略更好。任福全军覆没，是因为范公过分相信元昊可以安抚，落入了他的计谋。韩公极力主张进兵会合讨伐，识破元昊的诈术，并亲自戒备严整地出兵边境，那么失误在范公，而韩公的策略较为高明。不过，范公决定议和，是衡量敌我形势后，采取下策来保全自己的办法。古今都有一定的形势：弱者不能突然扩张而变强，强者却可以慢慢等待对方变弱。所以，有些形势本来不必走到危亡，却自己招致危亡，是因为拿不可扩张的弱势去尝试争夺刚刚形成的强势。前面自己逐渐衰败、积累弱势而养成元昊的强大，已经如此了。然而对方虽然强大，却并非没有忌惮。他凭一隅之地抵抗天下，贫富力量并不相等；凭一支孤军抗拒天下，人数众寡也不相等。内部祸患还没有发生，民众又有利于安居保全，那么撼动我们就很困难；内部治理还在修整，民众也没有想要向外归附，那么诱使我们也没有办法。巩固根本、增强自身，等待对方疲惫，仍然足以凭恃。可是没有见识的人突然起兵，妄想获得非分之功；驱使积弱的军队，耗费没有益处的财物，把军队投入进退都有路的旷地，挑动一个前进就有利、后退就会死于其中的狡猾敌寇，姑且稍稍侵犯他的边疆，却落入他的陷阱。第一次尝试就失败了，对方的士气增长而我们的士气受挫；第二次、第三次尝试，也无不失败，对方的士气更加增长，而我们的士气则完全耗尽，再无余地。他本来未必有这样勇猛，是我们把勇气送给了他；我们也未必本来这样怯弱，是我们自己教会了部众怯弱。他先前有所忌惮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了；先前有所疑虑的事情，也已经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了。这样，即使有勇将强兵接续在后，他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会奋不顾死地与我们搏斗，而形势最终仍然不能抵敌。北魏对六镇、契丹对女直、女直对蒙古，都是这样。否则，凭借土地、铠甲兵器、粮草的富足，率领有余力的军队，保卫长期建立的国家，用来抵御突然兴起的小丑，为什么会不能抵敌，反而瓦解灭亡呢？假如像韩公采纳夏竦的策略，把几路军队合并起来，从同一条道路出兵，来争胜负，军心各怀异志，反而把他们投入敌虏的陷阱。敌人集中精锐攻击我军的弱点，一旦一名将领出现失误，整个军队就会惊骇溃散，内地再也没有足以坚守的多余兵力，难道只是鄜、延、泾、原不能保全吗？关中将糜烂，而汴、雒的忧患也会更加急迫。范公镇守延州时，兴办营田，疏通侦察渠道，修筑堡砦，又让种世衡在青涧筑城，以便相互策应；他放缓夏竦军队的出兵期限，按兵不动，来观察敌人的破绽。假使能让像范公这样的人完成他的谋划，财力就可以充足，军队就可以使用，将领就可以选择；耐心等待，耐心等待，等元昊死去、谅祚年幼，便不难折断马鞭，收服他使其成为外臣。即使不能这样，也不驱使那些未经尝试的军队，送上将领的首级去助长敌人的骄横凶悍；只要金城屹立，士气仍在，元昊即使强盛，最终也不能渡河占有一尺土地。这就是范公的谋略，比韩公的谋略高明得多的地方。可以移动的是石头，不能移动的是山。没有土来阻挡它，河水就不会决口；没有水来泼洒它，油就不会燃烧。假使汉高祖率领汉武帝那样的军队面对冒顿，那么汉朝一定危险；反过来，假使杨镐、王化贞采用范公的策略守卫沈、辽，那么国家就不会灭亡。这种道理，是在积弱之后用来挽救过失的。把庸人认为缓慢的事当作紧急之务，是建立威势的宏大谋略；把庸人认为紧急的事放缓，是安定危局的成熟筹划。无事时在堂上嬉游，听到变故便在市中喧嚷，古今国家败亡的凭证，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九 人不能具备全部才干，正是因为各自的才干有特别擅长之处。才干所能谋划的范围，最终就形成了器量。某项才干特别优长，却把它的范围当作器量，那么器量就会局限在这项才干所能谋划的范围内；在范围之内有余裕，在范围之外便不足。唉！谁知道不足的人能够安于自己的分限，而不损害大道；有余裕的人却在自己所能谋划的范围之外求取充盈，治理事情反而实际上使事情更加纷乱。看看韩公、范公二人，就可以明白了。韩公的才干，光明磊落而且英气勃发，敢于承担别人不能承担的事，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所以秉持正道面对险阻、危急和疑难之地，胸襟开阔而无所疑惧，意志坚定而不可动摇。但对于细微详尽的条理，没有曲折周密、务求详备的实际功用。因此，他在朝廷上立身处世的气节，直以伊尹、周公自任，从不退让。至于官员、财物以及具体事务的利弊，吉凶变化的时机和应对，就有所疏忽了。于是把自己的长处用在短处上：他经营陕西时，急于谋划会合军队进攻讨伐，却不知道固守以等待时机；大量刺募陕西义勇，却不顾这些人没有实际作用反而会造成危害；这些都是使用自己的长处却因此受到削弱的表现。至于法度、典礼、铨选任用、田赋，都是他的短处。正因为是他的短处，所以没有兴革，也没有开启变更制度的扰乱。

译范公却与此不同。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这是他的志向。承担责任越有力量，忧虑就越迫切。因此，人的忠贞或邪曲，法令的疏密，穷困人家的疾苦，寒士的升迁或沉沦，风俗的醇厚或浅薄，全都系于他的心中。所以他在日常行为上修养谨慎，把友爱施加于宗族，把仁厚作为乡里的表率，只怕伤害万物，而尤其痛恨别人伤害万物。因此用他来驱逐戎狄时，没有侥幸求功的计策，而是在修缮防守、巩固自身这一中策上格外谨慎。正因为这是他的短处，而他又善于运用这一短处，所以最终能够保全西部边疆，使元昊困守一隅。至于他执掌国柄、统领各项政务时，喜爱善人、憎恶恶人的性情，不能容忍丝毫瑕疵，急于议论改革；裁减幸进和滥授，核查考课，抑制词赋，兴办策问，废除任子，综合考核名实，繁密地制定各项科条，全都是因为他的心智有余，乐于运用而不知疲倦。正因为这是他的长处，而他又急于运用这一长处，于是使安定了百年的天下，人人怀抱才能前来求取试用；熙、丰、绍圣年间的纷乱，都由此开启，却还不如他行边镇守所带来的安定。由此看来，二位公都善于运用自己的短处，却不善于运用自己的长处。所以天下之人不因滥用长处而造成悔恨过失的，自周公以后几乎只见到这样的人。一个人的才干所擅长之处，他的学问也乐于向那个方向发展；才干既然优长，学问又资助它，喜怒也会因此而运行，不能排除。喜怒一旦运行，万物不受伤害的就少了。才干集中在这里，学问在这里起作用，喜怒也沿着这里发出，器量所能谋划的范围，不能超越这里，却想凭这一点概括达到自己所不能涉及的范围；那么不如补足自己所不足的地方：上面畏惧天时，下面增加对事物规律的疑虑，谨慎地等待事物来到，再按时治理它，使自己能够从天人之理中得到益处，而器量本来未尝不宏大深远。才干英发的人，应当加以扩充充实，并且时时处在危难之中；处于危难而有所惩戒，就会停止。韩公对于西夏，主张作战却没有坚持到底；他刺募义勇，已经造成弊害，最终也改变了。至于他折服太后、确定储位、贬黜奸佞宦官、匡正幼主时，却没有再三思量便直截了当地实行自己的主张，正是因为不必为细小事情劳累形体、忧惧内心，而能够保全他的大勇。范公则忧虑得过于急切，考虑得过于周密，于是使那些纤巧曲从、阿谀逢迎的人能够依附他来施展自己的伎俩；他从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一天起，本已把自己的器量发挥到了极限，因而再没有余裕了。如果是君子，就一定知道应当敬畏什么。才干不足之处，自然会产生敬畏；才干有余之处，却不知不觉使敬畏松弛。正因为有敬畏，所以能够简约；才干有余的人想简约却做不到，才干不足的人想不简约却不能做到。不简约必然是因为有敬畏，有敬畏就不能不简约。以此评论二公，韩公被自己的长处蒙蔽，程度还较轻；范公则严重得多。天章阁开放以后，就是宋朝祸乱的开始。范公缜密的才干、喜爱善人而憎恶恶人的器量造成了这种结果。因此，缜密而多知的才干，尤其是君子应当谨慎运用的。一〇 科举考试选拔士人的办法有三种：诗赋、策问、经义。宋朝都采用过，彼此互相褒贬，并且随着时势而兴废。概略说来，这三种中经义最高。策问，是对天下有所实际用处的；诗赋，是对天下没有实际用处的。那么策问比诗赋优越，应该相差很远。然而如果精细地探求、深入地推究，再把古代先圣先王涵养浸润的仁、磨炼修治的义推广开来，却也另有一番道理。经义制度，始于唐代明经科的帖经。帖经只取决于记诵，那么它对士人的要求已经是末等了。把它引申开来，使人阐发经书的精微意义，并写成经义，道理之所以彰明，治理之所以确定，都可以从这里取得。又可以使天下士人从成童以后，每天研读先圣遗留下来的书籍，充分领受其中的道理精华，从而纠正自己的不合规范。所以说经义最高。然而不能保证它不会产生弊害：学习它就把玩它，把玩它就轻侮它，把仁义中正的格言当作谋求利益、掠取名声的捷径。支离琐碎的人从旁走入邪道，疲弱苟且的人在鄙陋中偷安，雕饰文辞的人巧妙地扰乱真义，拘泥局促的人用法式损伤精神，这些都属于轻侮圣人言论。于是明白经义反而使经义晦暗，尊崇经义反而使经义受到亵渎，这是末流必然趋向的结果；用法律加以纠正，法律却反而更加禁锢人的心灵。这种弊害，已经发生之后才知道；在尚未发生之前，弊害潜伏其中而人们并未察觉。所以君子不能预先估计士风日渐偷薄，便事先废除经义。而最初就明显显露弊害的，没有比诗赋更严重的了。它不谋求道，只求在声韵音响上工巧；不询问治理，只是巧妙描绘莺花。它对天下没有实际用处，这是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能说出的，所以本来就不能与策问争高下。策问的兴起，始于汉代的贤良策。董仲舒关于天人关系的对策，历经数千年仍被认为不可磨灭。后来继起的人，争相陈述当世事务，说明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安、什么是危；人人有许多议论，每种议论又有许多旨趣，争着把这些意见献给天子以求取效用。天子向士人寻求共同治理天下的方法，正在于此。拿它与用诗赋文章取得青紫官服相比，不是相差很远吗！然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或许还没有体会先王陶冶培养士人的深心：先王借此养成士人的习气，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知道长久下去会产生弊害，所以在弊害尚早时就加以调节。先王培养士人，难道不是想让他们陈述自己的谋划来辅助政事纲纪吗？可是汉代最初策问贤良时，士人已经任官，品行已有考察，成绩已经显著，三公、二千石共同保证他们是淳厚笃实的儒者，然后才策问他们。刚刚进用的士人，本来不把策问当作求取禄位的途径，而是主动献言，这其中也有深意。道理没有比歧途太多更容易混乱的，政事没有比争辩诉讼更容易紊乱的，士人没有比揣摩天下形势、设法推销自己想做的事更坏的。假如通过策问来选用士人，那么士人都会围绕策问来学习。陈述旧说不合时宜，就倚仗先圣来维护自己的迂阔；邪说不合道理，就援引往事来文饰自己的悖谬。脚还没有跨出乡里的门槛，却妄自筹划九州的盈亏；自身还没有在营垒中受过考验，却动辄争论一线之地的安危。于是那些投机取巧的小人，存着胥吏的心思，学习幕僚的学问，依附权贵官府来窥察其条令教化，探听时局来任意褒贬。人人稀罕范仲淹、蔡京那样彼此倾轧，世俗争相仿效张仪、苏秦那样互相辩说，而淳厚朴实、简静安宁的良好风气，一下子全都断绝了。他们所得到的作用，最终反而没有任何实际益处；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反而造成了危害。下面的言论诡诈，上面的听闻受到迷惑，而百姓不偷安、国家不倾覆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

译况且诗赋也有它的来由。先王教导士人，等他们长成后让他们通过政事得到任用，难道不想规范他们使其圆融，削磨他们使其方正，矫正他们使其必然端正，约束他们使其必然驯顺，使他们说的没有一句不可使用，行动没有一件不可效法，让他们都庄重严肃如神明，警惕戒慎如临战场，勤奋敏捷如疾风，精细缜密如丝雨，从而面对天下、广泛救济艰难吗？然而先王并不这样做。年幼时学习舞勺，后来学习舞象，再后来安习弦乐、操弄琴瑟。等到成年，在宴饮中以宾客相待，在射礼中让人观礼，在乡饮酒等场合与人交谈，舒缓自得，仿佛将要远离具体事务，不遵循匡正直行的教诲。难道先王这样做是没有道理吗？他们认为，人乐于行善并且足以长养人的，只有清明平和的志气罢了。不让他们察看天下的利害，便不会引导他们产生谋求私利的心；不让他们揣度天下的变化，便不会激发他们投机应变的巧诈；不让他们揭发天下的隐恶，心中便不会潜藏多余的邪恶；不让他们测度天下的人情，自己便不会吝惜私情。让他们心神荡漾而受到洗涤，不因鄙陋之事使内心忧愁；让他们游泳遨游般舒展，不因纷乱争夺而鼓动意气。培养他们尚未用于事务的心志，使其形成有用的谋划，这样一旦任用，作用就会很大；珍重他们没有什么可崇尚的志向，使其归向值得崇尚的道，那么他们所崇尚的就会正当。在人情物态之中咏歌、感叹，排斥流俗，使精神畅游于清明虚静、和谐舒畅的境界。贤能的人由此进于道，能够容纳四海、宽宥万民，而且从容有余裕；不贤的人也会收敛他高傲粗野、凶猛攫取的性情，不拿人世间的是非长短来制造事端、残害百姓。诗赋大概还保留着这样的意义。即使有人沉溺于风云月露之间，对治理事务茫然无知，但难道会挥动几寸舌头、舞弄一管毛笔，颠倒是非、扰乱纲纪，给宗庙社稷和百姓带来无休止的祸害吗？由此说来，诗赋比经义逊色，却比策问高明得多。范希文奋起改革旧制度，于是浮薄之士争相起来，学习揣摩迎合。苏洵凭借孙武、吴起自我炫耀，王安石凭借申不害、商鞅扬名，都以此作为进身之资；而附和他们的人实在很多，最终撕裂了宋朝的纲常维系，加速了国家的覆亡。范希文的过错，不能推辞。至于执政一党的党人，挑剔策问的缺点，替它辩解说：‘诗赋的声韵毛病容易考察，策论内容漫无边际，难以了解。’这就卑鄙浅陋到了极点，只足以让范希文一笑罢了。一一 上书纠察的言论，有正直的，有谄媚的，有奸邪的。把天下共同认为正确的说成正确，把天下共同认为错误的说成错误，公开直言而毫不避讳，这是正直。迎合当时所认为正确的便说正确，不顾它实际上是否错误；迎合当时所认为错误的便说错误，不顾它实际上是否正确；说话委曲而善于辩解，这是谄媚。把天下共同认为错误的说成正确，把天下共同认为正确的说成错误，用夸大的言辞威胁君上，这是奸邪。总之，对于他们所说的话，必须明察其中的短处和长处。有的认为这是危害国家，有的认为这是欺罔君上，有的认为这是侵犯权力，有的认为这是废弛政事；他们援引国计濒临危急的情形，指出进用升迁失序，说明自己所说的妨碍和忌讳是什么人，直接指出谋划失误的是哪件事，于是以此肯定他们认为正确的，否定他们认为错误的。即使是谄媚而奸邪的人，也把这些言论托称为爱君忧国的正直之言，不避怨恨地互相攻击，那么君主会被他们所动摇，也有其原因。然而在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妖言。它不只是谄媚，也不只是奸邪，而是把自己托附于正直之名，用来毁伤他人一向的操守；话一说出，便使人无从躲避、无从辩解。这样的人，在草木中像堇，在虫类中像蜮，在鸟类中像鵩，在兽类中像狐。风气一旦倡导起来，那些被称为君子的人也用这种手段加害小人，却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可以的。这样看来，它成为妖言，是无法推脱的。凡是说这种话的人，大体有四类罪名：一是谋划叛逆，二是诅咒诽谤，三是内行不修，四是暗中勾通贿赂。唉！假如直不疑、陈平没有遇到明主，就会终身被废弃禁锢；狄仁杰如果没有上天的幸运，早就灭族了。不幸被这种妖言迷惑，君主便杀害那些忠于国事的臣子，父亲便杀害那些能够振兴家业的儿子，史官还把这些说法保存下来，使君子的污名延续到死后。自《春秋》以来，经过汉、唐而不绝，就像妖鸟、蠥狐在林莽中不断出现一样，而宋朝尤其严重。王拱辰借此陷害苏舜钦、动摇杜衍，丁谓借此陷害寇准，夏竦借此陷害石介和富弼，蒋之奇借此陷害欧阳修，章惇与苏轼借此互相陷害，无不是妖言。再加上“无将”的禁令罪名，便说是暗中谋划而别人没有察觉；用帷薄之间的过失来污蔑，便说是隐藏丑事而行迹不公开；用诽谤来喧嚷，便把文字都作为搜寻瑕疵的凭据；用相互勾结来揭发，便把礼节交往也说成行使私情的踪迹；用贪赃营私来羞辱，便把酒水饮食也说成夜间私下投送。人们不能说的话，他们说出来了；人们不敢说的话，他们说出来了；人们不忍说的话，他们也说出来了。这些与国家大计无关，与官吏操守无关，与百姓疾苦无关，与吏治无关。大的方面，就用天地也不能容忍来施加罪名；小的方面，也让人蒙受有损脸面的羞辱。他们侧耳听取道路传闻，把自己藏身于风闻讹误之后。事情已经真相大白，却自称这是责备得严厉；事情没有证据，却还夸耀自己诛责人心的功效。没有任何触犯也要兴起事端，就像怪鸟在座位旁啼叫；追随着影子射箭，就像蠥虫藏在深渊。即使有谨慎曲从的人，也无法防备；即使有善于辩说的口才，也无从驳倒。昏暗的雾霾升起，眉目都无法辨认；疫病流行，沿途传染而没有办法控制，也终究只能无可奈何。唉！假如有贤明的君主，难道一定很难辨别吗？天下刚刚安定，大位已经有了归属，怀有叛逆之心的人还能有什么希望？君主不杀进谏的臣子，士人不吝惜直言，诽谤又是为了什么？既然已经入朝任职，谁能拒绝外戚和亲近宠信之人而不与他们交往？时局正闲暇安适，谁能谢绝宴饮游乐和欢笑而不花费钱财？至于宗族中有进谗言的人，寝门之内稍有小小的过失，闲言便会兴起；婢妾有怨恨不满，言笑之间稍有嫌疑，丑恶的诋毁便会传播。明主依据平日操守而信任人，依据大节而了解人，按照形势所迫使人屈从之处加以衡量，按照道理不可能存在之处加以推察；那么私下陈说的，便知道不是忠言；公开指斥的，便知道不是正直；当面互相质问揭发，便知道君子会自我珍爱，并且会代替君子感到惭愧，以至于不屑与这种人争辩。至于一个人是贤能还是奸邪，当初在乡里举荐他、升入朝廷、进而与他共同谋划国事时，个人之间的契合、众人的评议早已不是一天形成的；为什么要等到怨恨嫌隙产生、攻击得逞，才等候宵小之人的吹嘘搜罗，然后才知道呢？然而优柔寡断的君主，没有能够挽救危局、射杀妖鸟的弓箭，便和颜悦色地听任他们把话说尽，使侮辱朝廷、羞辱当世士人的做法最终形成风气。于是自命为君子的人，也反过来运用这种手段相互禁制。

译妖邪之气所熏染之处，没有什么不衰败的，难道只是政事因此而混乱吗？人心像波涛一样沸腾，而正直忠厚的风气从此断绝。这也是有良知的人所应当为之痛哭的啊！王曾宽免了丁谓的大罪，却因为山陵水石【“诈”字疑为“诬”】而诬称他有不轨之心。唐介正是所谓“真正的御史”。张尧佐被进用时，任命本来出自中书，唐介责备文彦博说这关系到国家体统，于是又因灯笼锦进奉贵妃一事，在朝廷上斥责他。王曾的话既已被采用，丁谓即使被处死，罪行也没有得到彰明。唐介虽然被贬，文彦博也因此被罢去宰相。这样看来，仁宗始终乐于听闻的，竟是把暧昧不明的罪名加在别人身上。王曾和唐介本人都是君子，却也利用妖人的手段，施加辛辣刻毒的攻击来满足自己的心意。这样的风气狂烈兴起，没有人能够制止。后来甚至把这些言论编成书，如《碧云騢》等记录，流传后世，成为怪诞言论的开端。在是非之外又有毁誉，在法纪之外又有刑罚和赏赐。迎合君主心意的，便滥用刑罚来逞威；迎合士大夫心意的，便使相互倾轧的机巧日益扩张。风俗的败坏，即使在一邑一乡之中，狂澜也一天天兴起而不停。有忧虑世道的人，暂且不要只把奸佞当作防范对象，而应赶快纠正和禁止妖言，或许还可以有所救治吧！一二 《左传》说：“一薰一莸，十年尚且还有臭味。”莸草是有臭味的东西，用香草夹杂在它旁边，臭味便会有所止息；可是为什么臭味十年之后还会存在呢？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才可以和他谈论治理国家。仁宗从明道二年刘太后去世开始亲自执政，到皇帝去世为止，三十年间，任用过的两府大臣有四十多人。详细考察这些人，韩、富、范、杜诸公中大节显明的，有这样一些人。然而像吕夷简、夏竦、陈执中、高若讷这样受到清议交相指责的人，也有很多。其他如晏殊、宋庠、王鬷、丁度等浮沉不定、没有固定操守的人，也在其中。他们被提升时，并不是稳固地升迁，没过多久就退下了；他们退下时，也未必一直退下，没过多久又升上去了。有人一开口议论就立即改换他，有人互相攻击便把双方都罢免；有时大过已经显露，只是暂且让他退下，有时仅因一项计策偶然不合，就立即斥退。况且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抱负，拿来作为施政的凭借，一旦得到职位就立即设法试行；那些与他们唱和、帮助他们施展作为的人，也会突然奋起，借着所尊奉的主事者得到重用，急忙推行自己的策略。计算这三十年间，人才的升降、国政的兴革，总是一时这样、一时那样，不能维持到一年。官吏没有固定的守则，百姓没有确定的遵循，天下人像受惊或奔逃一样，伸长脖子、抬起脚来观望，各自的情状不一，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虽然无法尽知，大致也可以想见了。多次升迁又多次退职的人，有的贤能，有的奸佞，本来就无法保证其操守。于是政事之所以混乱、百姓之所以受伤，并不只是因为小人频繁取代君子，也因为君子的恩泽来不及施及下民。若是君子频繁取代君子，假如他们相同，那又有什么必要替换？假如他们不同，那么也会出现今天颁布的命令不能保持到明天的情形。况且即使是君子频繁取代小人，官吏和百姓已经受过小人的虐害，低头忍受苦楚来顺从他；顺从既已久了，也是不得已而安于此道，而取代他的人又急忙反转，那么先前的劳费已经付出，后来的成效也不容易收取；而且他们也不敢相信这种做法能够长久，志向更加迷惘，力量更加屈弱。何况小人频繁取代小人，小人各自怀有私心，彼此倾轧又彼此牵制，于是还会借着“铲除奸邪、革除弊政”的大名来动摇天下。实际造成的危害相差不多，但名目和法令却纷纷杂乱地出现，无法记载。前面升迁的人又退下了，退下的人过后又升上来。竭力尽忠的人没有地方解除自己的忧疑，怀有奸心的人则挟持危机来观望。若不是清正刚直、独立不倚的正士，大概都会游移不定，希望两边都能容纳自己；即使是利弊十分明显的谋略，也只能刚推行便无所成就。造成危害的人受害，有利于人的也受害；邪曲的人固然邪曲，正直的人也不能稳固地保持自己的正直。像这样下棋举棋不定，筑屋反复而不能建成，却想求得社稷和百姓在百年间安定、平和、巩固，难道能够做到吗？天子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既然已经如此，本来应当用安静正大的作风来扶持他，用和平的环境来涵养他，用从容不迫的态度来等待他；这就只能希望有学问、有操守的宰执，以及把忧国当作忧家的谏臣来完成。深知良好的政令即使施行，也不能长久；尖锐的劝谏即使被听取，也不能始终如此；还不如奉行祖宗已经制定的法则，来挫折这种狂乱的兴作，消除互相攻击的锋芒，以防止反过来受其伤害，或许还可以使局势有所稳定。然而大臣们坐在紫禁城的席位上还没有坐暖，刀剑已经逼近寝宫门前。议论磨勘了，审核任子了，改革科举了，均分公田了，惶惶然好像早晨还来不及等到晚上，一旦有一件事办得恰当，就认为是极大的幸运。掌管言路的大臣，如蔡襄、唐介、孔道辅，脸红发怒，额上头发竖起，凭借笔舌同当权者争衡，明知不可能胜过对方，却只求在眉睫之间争得伸张。甚至那些浮薄之士，心里还没有理解君子的深厚苦心，听到风声便在远处应和；自身还没有遭受小人的阻挠祸害，却望见影子便争相攻击。一阵波浪刚刚兴起，万重波浪便跟着涌来。结党助邪、丑诋正士的人，也彼此仿效、彼此报复。天子也开始厌烦听闻这些事，而奸邪之人也不以受到弹劾为耻。于是祖宗朝敦厚安定的风气一天比一天衰败，天下也就无法治理了。人们知道熙宁、元丰以后，议论大量兴起，毒害遍及四海，激发盗贼，招来【“远敌”字样疑为“夷狄”】；却哪里知道这种祸患的源头，早在仁宗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呢？伊尹的训诫说：“全都具有同一的德行。”所谓“一”，就是先慎重选择，之后谨慎地主持和贯彻。君心安宁，纲纪便确定，法令和守则便专一，朝廷中有亲近可信的大臣，民间没有横加议论的人，天下长久安定，外来的侵侮也无法乘隙而入。唉！三代以后，能够依据这句话治理国家的很少。难怪天下会因此一同沉沦了。一三 元昊死后，谅祚刚刚即位，议论的人请求用利诱的办法拉拢他的三名大将，分裂他们的势力，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程琳说：“幸灾乐祸地利用别人丧亡的机会，不是使远方的人归顺的办法。”这种立论的错误，人人都看得出来，确实不能和他谋划事情！《春秋》重视讨伐丧事中的贬义，称许士匄返回，这件事是有可取之处的。邻国友邦偶然互相失和而互相侵凌，等到出兵临境、对方服罪，双方交好如初，那么违背约定、肆意侵扰，就会大大伤害对方臣子的心，确实是不仁。元昊是沦为夷狄的叛臣，是成为我方蟊贼的人。他死了也不值得怜惜，丧事也不值得同情。假如可以削平其势力，使我们的百姓得到休息，巩固我们的疆土，怎么能因为不能忍受一点小事而扰乱大谋呢？所以程琳的说法虽然错误，却不能借《春秋》的义理为它辩解。

译虽然如此，宋朝到了这个时候想趁谅祚丧亲而图谋他，谈何容易呢？从前继迁死了，德明势力弱，曹玮想得到精兵，俘获孤儿幼子，占有他的郡邑土地；朝廷的谋划没有成功，元昊后来继承其势而得以逞强。如今元昊死了，提出分裂其国的主张，也是在效法曹玮的智慧，为什么说它不能实行呢？所谓事理和形势，难道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吗？即使表面情形相似，形势就一定相等吗？衡量自己，衡量对方，智者不能违背，勇者也不能强争，关键只在时机罢了。继迁虽然强悍而不肯内附，收集部众侵扰边境，宋朝不能讨伐，只能安抚他，但他终究只是定难一节度使罢了。德明继位后，需要宋朝的宠命来使自己在部落中强大并成为首领，君臣名分尚且存在，那么宋朝任免赏罚的权力仍然能够施行。他力量屈弱而归降，宋朝自然还有余地来对待他。即使不能做到像窦融那样，也还不妨做到像田兴；不必逼他拼死反抗于我，收服他也比较容易。元昊已经俨然采用帝王制度，宋朝对他的称呼是“夏国”。这样本来就不能再用臣下的礼制来畜养他，而应把他看作友邦。既然已经营建郊庙、建立宫阙，难道会一旦被铲平，就低头听从而列入臣属吗？那么谅祚即使孱弱，处在无路可退的形势中，也必然会以死争取存亡。况且不只是谅祚如此。当德明刚开始时，替他充当部曲的人，也不过是节镇的偏裨、幕府的参佐。元昊僭越称帝而设置百官，中国的叛人如张元等，已经把自己当作将相。若他们束身归朝，既不被诛杀，也不被废黜，却又不能和徐铉、杨业一样升入显贵之列，那么人们就会怀有宁死不降的心志，以此为谅祚效力。这种人情和形势，哪里是早晚之间能够迅速摧毁的呢？继迁叛乱时，虽然曾诱杀边臣，袭取并占据银州，但宋朝不能惩治他；然而宋朝还从未同他交战，遭受他的挫败困窘，使他的势力得到张扬，从而显出自己的弱小。到了元昊时代，宋军在延州败了一次，刘平、石元孙同时被斩首；又在好水川败了一次，任福的全军覆没。韩、范、王、庞分任招讨之职，也只能保住残余的疆土，没有能力报复。于是中原对西方人感到胆寒，狡猾的敌人更加壮大了气势。元昊虽然死了，但余威本来仍在；衡量对方的形势，已经如此了。况且宋朝在德明时代，距离平定江南、攻下西蜀、攻破太原还不久，军队仍然熟悉作战。而曹玮是世代为将且懂得军事的人，奋发立志请求出兵，从他后来取得的成效来看，本来就知道他的能力值得依靠。到了仁宗晚年，他早年的名将几乎都死尽了，厢军和禁军只剩下名册。王德用、狄青尚且在廷臣的笔舌攻击下遭受倾覆。如今却想用机巧离间他们的部曲，率领屡遭失败、疲惫不堪的百姓来求取成功，没有不自取僵仆的。衡量自己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今天的时势不同于过去，而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双方形势既不相同，那么安危存亡的道理也明白无疑了。再从天下的大势来说，宋朝如果听从曹玮的谋略而取得胜利，那么威势建立起来，就可以挫折契丹的气焰；但这也只是在过去能够如此，如今却不能沿袭。当时宋与契丹还在相互抗衡而不分上下，宋朝如果平定西夏，契丹也会暂避锋芒。到了澶州之战一发生，宋朝便急忙不断增加财物。刘六符用几句话恐吓，宋朝就增加岁币并称作纳贡。契丹对宋朝取得优势，并不需要夏人的援助；而宋朝用全部力量争夺西夏，契丹就会像鹬蚌相持一样坐收其弊。即使像议论者所希望的那样，三名大将离叛后卷土归来，形成一块孤悬之地，契丹顺势收取其右臂，那么也不过像刘裕俘获姚泓一样，白白替赫连氏作了驱除障碍之事罢了。关中、陇右将要岌岌可危，怎么能够最终拥有河西来逼临朔漠呢？宋朝在这个时候，紧急的事情在北方而不在西方，这是很清楚的。岁币一天天增加，力量耗尽而坐困，却舍弃契丹而不加考虑，对遥远险绝的西部边疆抱着侥幸心理；胜利不足以树立威势，失败却只会更加招来侮辱。瘦弱的牛倒在小猪身上，怎么能抵挡猛虎呢？何况用利益诱使三名大将的策略，更是幼稚昏昧的计谋，只会被夏人玩弄，彼此倾覆罢了。由此思考，程琳的说法虽然错误，但又不能公开辩说而显出自己的弱点，所以借讨伐丧事的义理来阻止妄人的争辩；程琳或许另有深意，也未可知。难以得到而容易失去的，是时机，也就是德明刚刚弱小的日子；已经过去而不能追回的，也同样是时机，也就是元昊刚死的日子。齐桓公在陉亭的行动，宋襄公采用了它，却落得军队失败、本人受伤；刘裕北伐的功业，吴明彻仿效它，却导致军队覆灭、国势困窘。了解时机来审察形势，顺着形势而求得合乎道理，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一四 在功名问题上，实在难以说清。不要说小人，即使是君子，道义相谋合，志向相契合，喜好和厌恶相同，进退相互照应，本来没有不能把别人看作自己的；但在功名这件事上，却有不能忘怀的地方。这并不是说宠禄。出仕后想着在当世有所作为，得到君主信任而侍奉他，才能够胜任，志向才能得到伸展，内心才可以无愧，大功才能成就，大名才能建立；如果自己不能参与其中，退处在无法有所作为的地方，那么郁结不平的情绪一旦发动，就无法压抑。于是对朋友不能完全诚信，对君主不能完全忠诚，意气不能完全平和，品行不能完全端正，都是功名之念造成的。所以君子以道德为贵，以功名为轻，然后才能坦然地与上下交往，长久保持自己的正道。唉！这确实难以说清。韩公、富公二人彼此相互扶助，关系由来已久。富公任中枢之职，韩公出任安抚，并不以此为嫌。富公刚被罢免，韩公便急忙引退，二人彼此深信。可是后来富公对韩公有所怨憾，韩公死后富公也不去吊唁，直到最后形成的嫌隙，生死之间都不能忘记，难道是韩公有什么行为导致的吗？仁宗建立太子之时，范蜀公在朝廷上直言规谏，谏官们纷纷起来响应，富公居中竭力劝说促成此事，韩公尚未参与。后来韩公入朝为相，富公因母亲去世离职，于是韩公当面进言，不顾触怒他人，迫切请求确定英宗的名分，把富公从服丧守制之中起复，正式确定其皇子身份；这件事韩公确实独自承担，富公没有参与。过了一年，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宦官构陷曹后，图谋废立，于是韩公用严厉的言辞压制曹后，调和两宫，使宗庙社稷没有发生动摇的祸端；这件事韩公也独自承担，富公没有参与。曹后没有归还政权的意愿，韩公厉声迫请她撤下帘幕，直到衣裾还看得见时，韩公又独自承担此事，富公没有参与。于是富公闷闷不乐，请求罢职，出任扬州知州，嫌隙从此形成。等到英宗早逝，韩公接受辅立新君的遗命，请求即使抱病也要亲自书写名号来确定神宗，又折断太后过去那种守旧求全的错误心思；富公已经出守扬州，韩公自然独自承担此事，富公本来就无法参与。

译以上几次富公没有能够参与，从事情后来发展来看，是富公因为含有怨气而离开，并且自己也不愿处在那个职位上；从事情此前的情形来看，则是富公因为遵守为人子之道，本来就不能参与听闻。可是他却拿这些事来对同心同道、共同归向正道的益友制造嫌隙，富公在这件事上就不能被认可为君子了。这两位公，或者在西部边疆建立功劳，或者在北方使者之任上表现节操，出入两府，显贵已达到极点，众望全都归于他们，君心也更加看重他们；参与决定国策而地位没有更加崇高，置身局外【“升”字疑为“身”】而声望也没有因此降低，难道他们还要靠这些来取得丰厚的实际利益吗？富公一向也有辞让荣宠的行为，并不是有贪恋俸禄、固守恩宠的心情。然而，眼睛被蒙蔽而把空花看成实物，青天反倒成为障碍，几乎造成了张耳、陈余晚年的结局。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功劳不是自己独自成就的，名声不是自己独自建立的；怀着忠诚爱国之心想求得伸张，却不能实现自己匡扶社稷的早年志向，不能以此向天下后世正告，于是郁闷周旋，终于形成偏执的内心而不能自我排解。所以说，功名问题实在难以说清。因此君子用道义使自己的内心安定，把功名看作末节而轻视它，确实是有道理的。有人甚至因此对韩公提出疑问说：“大功成就之处、大名所在之时，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有谦让的道理。那么前面在机密朝政中作出决定时，为什么不等富公服丧期满之后再做？后面在帘幕之前抗争时，为什么不在富公请求外任的时候留下他？幸好能够得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恭敬协力来成就大事，在疑忌尚未形成之前消除它，韩公对此也有遗憾。”这种说法，对于君子的道义来说，是徒然取其名而不合乎真实。假如真正秉持豁达、光明、宏大的心胸，那么宗庙社稷之事，只要有人承担，何必一定要由我承担？韩公本来不会以狭隘的心量推断富公一定会这样做。然而在天子即位与退位的关头、国家祸福的关键时刻，正处在间不容发之际，假如顾虑谦让的形式，迟疑徘徊而姑且等待，避开招致怨恨的迹象，刻意周旋，那么事机一旦错失，变故就会纷纷发生。庸人以保全自身为目的而误国，都是走这条路罢了。韩公难道会屑于这样做吗？况且英宗继承皇位这件事，仁宗想要作出决定，原本只是仁宗个人的决断。英宗在宫中长大已经二十八年了，但皇子的名分还没有确定，仁宗迟疑审慎、反复考察可否，也已经很久了。然而朝廷大臣争相请求，奏牍堆满公车，却不能在一天之内决定，是有人从中阻挠啊。曹后的心意，加上任守忠一类小人的计谋，已经十分危急了。那么这件事由一个人独自承担就能成功，分给几个人承担反而会产生疑虑。韩公后来或许会被告知事情失败，因而自身也难以保全。韩公叹息说：“臣子竭尽力量侍奉君主，生死都以此为准；成败是上天的事，怎么可以预先忧虑它不能成功呢？”他以此作为心志，忘却了自身，又哪里会顾及别人？功劳可以分，名声可以让，但死亡不能要求别人和自己共同承担；这是专心赴死，并不是专心独占功劳，怎么能轻易议论呢？富公本来并不是怀有异志的人，但考察他一生的作为，常常有周密防范、避免过失的意图，所以出使时曾打开查看国书，以免落入吕夷简的陷害。像那种奋不顾身、强行劝动君主、冒犯太后、挫败奸邪的行为，确实不是富公所能参与的。假如一定要彼此等待、彼此谦让，并不是我阻止他，而是他本来不能替我作出决断；还要从容审度、反复衡量，反而把疑虑交给我。仰面对皇天，明白地回答皇祖，抚慰省察自己的梦魂，如同揭示日月一般向天下后世正告：可以做的就去做，可以说的就去说，如此而已。若总是彬彬然认为功劳不能由一人独自成就，名声不能由一人独自承当，只求以后不被朋友怨恨，却坐失事机，作为社稷之臣难道应该这样吗？国家的不幸已经很多了：伊尹迁居桐地，莱朱没有参与；周公击破叛乱，君奭没有听闻。富公心怀不平，自己在君子面前感到惭愧，韩公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韩公并没有拿功名之志来要求富公，他对待富公已经很厚道了；可惜富公没有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