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八　　　　徽宗

译《宋论》卷八　徽宗 一 徽宗初年的政务，光明灿烂，很值得一看；这是韩忠彦造成的，却不是韩忠彦凭一己之力能够造成的。没过多久，向太后去世，任伯雨、范纯礼、江公望、陈瓘依次被废黜，曾布专权，蔡京进用，韩忠彦也不能安居其位而被罢免了。迅速兴起，急于做事，却不能坚持一个月；治理和动乱的关键在于向太后的生死存亡，韩忠彦难道能够从徽宗那里得到这种关键条件吗？沿着已经覆灭的道路前进，必然倾覆；依靠本不该依靠的人，必然跌倒。仁宗以慈爱宽厚存心，又没有从旁窥伺、心怀嫉妒的小人，但刘太后一死，张耆、夏竦也不能再立于朝廷；王德用、章德象因为与刘太后意见不同而很快被罢免。假如高太后早晨去世，群奸当晚进用，竭尽全力攻击元祐，那么前事的明鉴，本来就是韩忠彦等人眼前刚刚发生的事情。如今仍然拥立一位母后，想借此在盛年轻佻放纵的天子那里取得必然成功，所依靠的却不是应该依靠的人。这样，即使邢恕、章惇、蔡卞已经被流放或死去，难道还会没有继承他们的人吗？祸害比绍圣更加猛烈，正直之士终身被抛弃，任凭轻狂多言的人来动摇社稷；后车覆辙，比前车更加惨烈，实在太残酷了！韩忠彦虽然是世代任官的大臣，但德行声望比不上温公，任伯雨等人也没有元祐群贤那样早有声望。一经激变而不能振作，士气便完全衰颓，使天下人都在昏暗中摸索着走向泥泞深渊；到了靖康年间，竟没有一个可用的人才，把整个国家交给（他人／非类），也就不足为怪了。将要下雪的时候，先会有些微温；这种温暖，难道是和煦温暖的气候吗？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君子要处置此事，实在很不容易。太后不能依靠，韩忠彦也不能依靠；李清臣、蒋之奇等杂然进用，更加不能依靠；曾布与韩忠彦在政府中相互牵制，更不能依靠。然而，温和的诏书颁布、急忙起用人才，本来确实已经是朝廷发出的行动了。范忠宣说：“皇上果真要任用我了，我即使死了，责任也还没有尽。”伊川说：“首先受到皇上的大恩，若不来供职，怎么仰承皇上的恩德和心意？”苏子瞻从海外刚回来，便欣然上路。本来在君臣关系之间，就有不能冷漠置之的地方；明知对方未必可靠，却仍然欣喜踊跃地跟从，这也正是君子存心宽厚的表现啊！不过，用道义来斟酌，用长远的考虑来规劝，用坚贞的原则来持守，并且善于调和元气，使它不受损伤，本来是有办法的。天下有道时，道存在于天下，那么自身就应当随着天下而遵循道。天下无道时，道存在于自身，那么就应当用道来爱护自身，也就是替天下爱护道。用道来爱护自身的人，喜怒不会轻易在心中发动，言语和沉默不会轻易施加于外物，进退也不会轻率，尤其必须谨慎。有人紧紧抓住仇敌，但知道那种仇敌必定不会帮助自己，就不能真的抓住他。有人亲爱而把人放在膝上，却想到被放在膝上的人随时可能投身深渊，便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探深渊。这样还可以使昏庸的君主知道我不会因为欣喜而轻举妄动，使他不能把我当作邀宠的依赖。还可以使奸邪谄佞的党徒看到我迟迟不肯进用，不能怀疑我是在极力争取权力。还可以使天下士人珍惜自己的名节，想到荣宠并不是真正的荣耀，不因轻率尝试而辱没自身。还可以使四海百姓知道世道正处于艰难时期，隐忍着吞咽苦楚，而不早早谋求太平，以致触犯苛虐的政策，使灾祸更加严重。所以范淳夫劝蜀公不要赴任，尹和靖对伊川轻易赴任表示疑虑，并不只是因为爱护两位先生自身，也是替天下爱护道，使道还能够存在于天下。如果因为爱君主太迫切，便不忍违背君主的命令；因为忧虑国家太深重，便急于为国家竭尽力量；因为体恤百姓太真切，便动辄想替百姓请命，那么那些窥测风向而趋附、等待空隙而钻营的小人，必定会说：“他们还不是和我一样。”一会儿虚假、一会儿真实，交替盛衰，凶恶的威势便可以试探；他们将不遗余力地搜刮掠取，把百姓彻底残害。昏庸的君主也会说：“只要我一呼唤就可以来，一挥手就可以走，天下哪里还会有君子呢？只听我的话而不许违抗；否则就流放他、诛杀他，永远禁锢，使他没有遗留的后代，也不用担心国家无人可用。”后来的年轻人不能参与伸张正道，也会说：“先生长者也曾经急于求进。”这样，他们就不必等到君主果真英明、臣下果真正直，不必真正入仕便取得进身之路，什么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同世俗相抵触呢？这样一来，小人便有了可以借用的口实，庸主便有了轻视士人的心情，士人也没有坚守困穷的节操。朝廷早晨成为无人的朝廷，民间也成为无人的民间。于是从大观以后一直到靖康年间，沉醉如梦、日益倾颓，始终没有停止，最终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挽回天下狂奔般的趋向来拯救国家的死亡，岂不是可悲吗！宋朝的动荡，从景祐年间起就发生了第一次变化；熙宁年间发生第二次变化，元祐年间发生第三次变化，绍圣年间发生第四次变化，到这里已经是第五次变化了。国家不能安定，不必等聪明人也能看出来。可是几十年来，小人接连进用，而公正忠诚、刚强正直的大臣只能前后相依。然而要找一个能够树立难以进用、容易退处的节操，足以使天子产生敬畏、为士人树立表率的人，却没有。千里马同劣马争着驾车，明星同萤火争着发光；正道已经被贬低，人的自身已经被轻贱，世道怎么会不随波逐流，国家怎么会不瓦解呢？韩忠彦孤立地拥戴女主，却想挽救两代以来的倾危，各位君子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摇而难以安定呢？伊川被贬后，尹和靖、张思叔等学者都遭受伪学之禁。韩侂胄的恶行，就是从这里开始倡导的。这样一来，祸患不只是危及国家，而且还延伸到学术了。建中靖国初年的政治措施，足以使有识之士寒心，哪里有什么光明显著、值得观看的地方呢？二

译好的政令，传行一两代便会产生弊端；不好的政令，其结果也就可以知道了。好的政令，本来期望有利于百姓，但它产生的弊端最终必定会变成伤害百姓。刚开始立法时，朝廷上明白昭示，下面恭敬遵守，国家得到它的好处，百姓受到它的恩惠。后来执行政令的人不合适，便借助政令中宽松的地方来方便自己的松弛懈怠，借助政令中严厉的地方来推行自己的苛刻，于是弊端便产生在其中，百姓也将陷于困苦。不好的政令，是用伤害百姓来使国家得利；但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国家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因此产生祸害，百姓所受的伤害也逐渐减轻。刚开始立法时，刻意严格执行，命令一定要实行，禁令一定要禁止，下面积聚了怨恨却不敢违抗；后来也就形成惯例了。贤能的牧守令长，可以同士人和百姓通议其中的曲折，只要大体符合规定的期限便停止，不必完全依照法令办理。至于不肖者，即使对下面不顾惜百姓的怨言，对上面也不畏惧国家法令，只是借法令来成就自己的私欲，再加以粉饰来应付上级，也只是苟且塞责，并没有实行它的意愿。这样，他们对天下施加的虐害也会逐渐消散，不会完全像最初那样，于是祸害也从这里减轻了。所以即使有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连续几十年被严格执行，使百姓没有任何空隙可以躲避。由此说来，不好的政令还不能长久地祸害天下；但正因为它不好，反而受到君子的争论；于是又进用小人来成就这件事，小人便乘机散播恶行，祸害才因此延续。所以说：“有能治理的人，没有永远有效的治理之法。”那么，扰乱天下的，并不是法令本身使天下混乱，而是用人不当使天下混乱。蔡京依靠童贯而进用，又同邓洵武、温益等奸人鼓吹绍述的邪说，推崇王安石，重新实行新法。考察蔡京所实行的事情，难道曾经把王安石的各项法令全部取来，督促官吏和百姓务必执行吗？王安石白天谋划、夜晚思考，搜集各方面意见，以曲折地完成他的申、商、桑、孔之术，蔡京却把这些都视为旧纸，名义保存而实际已经亡失的占了十分之八九。那么蔡京所做的，本来就不是王安石所做的。天下人苦于蔡京，并不是苦于王安石。王安石的法令还不足以造成宣和、政和年间的祸患；只是他杂然引用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等群小，把残害贤能、欺罔皇上的秘密计策传给蔡京，王安石给宋朝留下败亡的原因就在这里。再考察熙宁、元丰年间，青苗、保甲、保马、市易等法令，紧紧束缚而急迫推行，百姓于是毁掉房屋、卖掉子女，残伤肢体，流徙四方，哭喊声遍野。假使一直到宣和、政和年间仍然没有放宽松弛，那么天下百姓死去的将超过一半，揭竿而起的人也不会少于秦、隋末年。可是绍圣年间接着实行，又过了二十多年，却没有听说天下人的怨恨比前日增加一倍。方腊反叛，是朱勔搜求花石所造成的骚扰驱使了他，并不是新法逼迫的。由此也可以知道，政令无论好坏，都不足以长久维持；倚靠法令来求取成功，只不过徒然造成无休止的争论罢了。神宗求治心切，王安石想推行自己的邪僻之术也很坚决，两者相互驱驰，又用乖戾之气助长它，竭力坚持自己的正确，同君子争论；没有一点想顺从皇帝心意、姑且偷安来缓和事情的意思，所以执行得果断，督促得严厉，官吏没有容纳曲折周旋的余地，百姓也没有推诿迁延的办法，就像烈火刚刚燃起，再没有幸存的枯草。到了哲宗时，是用懈怠的心情来实行；到了徽宗时，又压根儿是用奢侈的心情来实行。于是官吏和百姓只需制造一些盈余来应付诛求，修饰表面文书来避免审查督促，彼此在下面互相欺瞒，巧妙地逃避法令。比如保甲法，本来完全可以用一纸文书报告成功；青苗钱的利息，本来也可以摊派到户口、土地和田亩上。沉醉如梦的君主、狭邪的宰相，只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便向人宣称：“神宗所做的事情，我全都做了。”而百姓所受的伤害，也到这时才稍稍得到缓解。由此说来，政令无论好坏，终究都不足以长久维持。官吏自有沿袭相传的习惯，百姓自有谋求保全的办法。士大夫冒着获罪的危险在朝廷上争辩诉说，仍然不够；里胥却编造户籍、互相勾连来逃避法令，反而绰绰有余。所以周公制定六官，编次六典，细致周详，把天下规划得如在掌握之中，刻写成书，最终却没有用这部书来治理周朝。这并不是不能实行，而是实行之后有人逃避它，有人利用它；恩德不能长久，弊端反而会延续下去。君主要为国家谋求无穷的长久安定，任用贤人罢了；大臣要为君主建立有道的长久事业，进用贤人罢了。所举用的是贤人，并且同类相继得到升进，即使不如前人的美好德行，也会沿袭良好的风气而自我修养，必定不会成为蛀虫和贼害。所举用的是不肖之人，并且同类相继升进，难道只是互相仿效邪恶吗？他们会越趋越下，越流越淫，即使想寻找前人的不当之处，也不可复得。唉！王安石哪里会想到他的支流中会有蔡京呢？而蔡京却说：“我是王安石的嫡系。”各位君子又随之指认他说：“蔡京所效法的，就是王安石。”蔡京的恶行于是更加昌盛。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表彰百姓靠的是志向，端正百姓靠的是教化，树立百年事业靠的是人才。知道好的政令不足以依靠，那么除非是改朝换代的开始，就没有必要另行创立自己的法令；知道坏的政令不能长久，那么即使是苛刻繁琐的法令，也自然可以调节它，使它逐渐驯顺。读到一位先生的言论，便想改变天下来遵从自己，我没有看出这比王安石高明，只不过成为蔡京的借口罢了。三 靖康之祸，始于童贯。狡猾的夷人不可信却去相信，叛臣不能任用却去任用，在注定灭亡的契丹面前逞强，把国家交给正在扩张的女直。后来理宗又重走覆亡的旧路，直到结束宋朝的大命。临近后世，仍有人坚持以夷攻夷的主张而招致败亡；这就是自己踏入凶险危难的陷阱，明明白白，人人都能了解。然而宋朝一错再错以至丧命，原因不只在这里。假使徽宗听从高丽的话，接受郑居中、宋昭的劝谏，斥退童贯、王黼的奸邪，拒绝马植、张瑴的请求，不向辽发一箭，反而输送金帛粮食、调发援兵来保卫契丹，能够保证耶律淳不逃走而死吗？能够保证左企弓固守燕山而不投降吗？能够使女直不压迫河北而同我们相逼吗？能够阻止女直驰骋突进、渡过黄河而进攻汴京吗？这样看来，同女直相通或不相通，结果相同；援助辽或同辽夹攻，结果也相同。童贯发动夹攻而遭受失败，宋朝的危亡并不只是童贯判断失误造成的。

译停止夹攻的计划而援助辽，使辽存在来替我们抵挡女直，这是一种说法。但宋朝难道能够援助契丹使它保存下来吗？第一次进攻已经瓦解、濒临灭亡的契丹，童贯在白沟失败了；第二次进攻，刘延庆、郭药师又在燕山失败了。进攻尚且不能取胜，那么援助本来就更不可能成功。不能抵挡如火星将熄的萧干，却能够抵挡正如燎原烈火般炽盛的粘没喝吗？拒绝契丹而不援助它，抵挡女直而不与它夹攻，不引导女直窥探中原的长短，守住旧有疆土以安静镇守，这是一种说法，也比较接近实际。然而，若让女直灭掉辽，取得十六州土地，向南逼近赵、魏，凭借刚刚形成、不可遏止的锐气，轻视河朔肥沃的土地；它派一名使者来索取岁币，答复得不迅速就会激怒它，答复得迅速又会增加它的轻侮。难道还能阻止它收敛锋芒，划定燕地自行防守，而不因吞并契丹未成便侵害我们吗？这样看来，夹攻、援辽、静镇三种办法，都不能使自己保全。宋朝到了这个时候，想求得免于女直的危难，已经很难了。自从澶州讲和以后，毕士安撤除河北的防备，名义上是休养生息，实际上却开启了真宗粉饰太平、纵情逸乐的心志；兴建封禅、营造土木工程，持续了十八年。仁宗把采用柔和的办法作为保全国家的策略，刘六符一到，便来不及似的增加岁币；在议论中白白消磨岁月，又过了四十一年。神宗有使国家自强的志向，却采取迂腐荒谬的妄想，在国内用搜刮苛取使百姓困敝，又把未经教练的军队派到熙河去试验。契丹一索要地界，便割让土地给它，只能含情忍耐、姑且等待，始终没有能力真正施展折冲御侮的策略。元祐以来，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朝廷上争论纷纷；把北部边境置之度外，又过了二十多年。边地没有可以任用的将领，军队中没有可以作战的士兵，城堡淤塞破败，戍守士卒离散。徽宗又以游玩嬉乐败坏法度，忘记日月不断迁移。像这样已经有几百年了。那么，想进攻却没有可进攻的对象，想援助却没有可援助的对象，想镇守却没有可镇守的力量。有人请求停止夹击的军队，也只是把它停止罢了；难道将要怎样为停止之后筹划一个巩固的办法呢？所以说童贯误了国家，但并不只是童贯误了国家。即使如此，宋朝到了这个时候，难道果真已经没有可以借助来振作自己的力量了吗？从财赋来说，徽宗虽然奢侈，却还没有像杨广那样把财物当泥沙一样挥霍。把天下所输送的财赋全部用来捍卫一方，自然还会有余力。从兵力来说，后来两河地区的民众，村里编为屯、里中编为砦，即使后来漂泊到江南，仍然足以大力任用。周世宗凭借数州的士卒，在动乱之后来到阵前一挥军旗，强敌便立即崩溃，也并不是要训练十年以后才能使用。从将相来说，宗汝霖本来就是陶侃一类的人物。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都已经在位，才能和志向可以得到验证。刘、张、韩、岳，有的已经在军队中试过身手，有的从民间崛起，而勇气谋略已经显著。任用他们就会见效，寻求他们就会到来，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有财赋却不知道怎样使用，有军队却不知道怎样任用。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知道识别人材并任用他们；这样一来，宋朝的灭亡，无论走到哪里都注定灭亡了。不知道怎样用人，尚且还可以说；不肯任用人才，就无从说起了。这难道只是徽宗昏暗、蔡京奸邪，才在一旦之间败坏的吗？自从赵普提出猜忌防范的谋略，立国一百多年，君臣上下惴惴不安，只把压抑英杰当作保全国家的最高策略。于是那些统领一方、亲临军务的人，本来把保全自身视为最大的福分，害怕建立功业而招来祸患。所以平定方腊、收取熙河，如果不是童贯作为宦官而不受猜忌，他也不敢独自承当战胜的功劳。满堂都是喋喋不休的人；可是窥视他们的门户，早已寂静得看不见一个人了。即使没有童贯挑动女直来进攻，难道宋朝能够避免灭亡吗？汉朝任用南单于进攻北单于，于是匈奴的祸患终结；汉朝闭关拒绝西域，河西的防守便稳固；都是因为那是汉朝，能正确用人。朝廷有谋划，边镇有治理，夹攻可以，援助辽也可以，静镇尤其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只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人。四 奸人能够长期得到君主的信任，掌握权力而倾覆天下，其中一定有原因。他们的才能足以取代君主，却能给君主带来安逸享乐；他们的机巧足以迎合君主，却能帮助君主实现妄想；在下足以弹压百官，使没有人敢侮辱他；在上足以胁迫控制君主，使君主始终不敢轻视他。李林甫、卢杞、秦桧都是这样。刚开始进用时，他们就有办法使君主惊动，把自己看成国家的重臣；任用以后，君主便信任依靠并尊敬礼遇他们；等权势已经归于他们，君主即使有所怀疑，也不能动摇他们，使他们退职。因此高宗把刀放在衣服中以防备秦桧，却反而更加隆重地推崇他；卢杞被贬以后，德宗对他的思念仍未衰减；若不是杨国忠怀有嫉妒之心而同李林甫相反，玄宗最终也不会轻视李林甫。当时满朝士人，没有人敢公开说他的恶行，只稍微用隐晦的话讥讽，灾祸便立即到来。然而蔡京却不同。徽宗任用蔡京为相时，虽然曾经赐他坐下并问他：“你要怎样教导我？”这也只是戏谑罢了。实际上，徽宗不过把他当作弄臣豢养而已。蔡京任意做自己想做的事，虽然奉王安石为宗主，持守绍述之说，大肆残害善良之人；但熙宁、元丰的法令，并不是他真心要实行，实际上他只是把自己置于弄臣的位置。他刚开始进用时，是因为同童贯游玩，把书画奇巧之物进献给皇帝，又借绍述之说作为托词，以便登上宰相之位。他所谓绍述，只是游戏。所师法的王安石用《周官》来粉饰学说，不过是“唯王不会”这一句话，所以正好利用了这种戏谑。受宠既深以后，便狂放嬉戏、没有节制：看见安妃的画像，就把形象写进诗中；任由幼子牵扯衣服，又把这件事写进表章；父子相继，轮流充当皇帝的狎客。甚至皇帝拿司马光来戏弄臣下，臣下又拿仁宗来戏弄君主，这些都明白显示出他们是同黄幡绰、敬新磨等人一样的俳优之长。皇帝难道会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托付社稷吗？蔡京、蔡攸父子难道会认为自己是皇帝的心腹吗？只是皇帝对待他们很轻薄，蔡京、蔡攸父子自处也很卑贱，所以发生星变时，蔡京第一次被贬黜；太阳中出现黑子时，第二次被贬黜；后来蔡攸被任用，蔡京又以患病为由免职，不能世代掌握朝廷权力了。

译身居高位的侯蒙、陈显斥责他是害虫盗贼，他却仍悠闲自得地离去；像方轸这样的冗散之臣，像陈朝、陈正汇这样的草野之士，都把他骂作猪狗，他却仍未陷入刑罚。从来没有形成过那种盘结牢固、不可撼动的势力。宋徽宗也曾多次想另行任用别人来替代他。可是赵挺之、何执中、张商英之流琐屑鄙陋的人，又都怀着私心，侥幸求进，不能收到丝毫成效。因此他的恩宠一天比一天稳固，地位一天比一天尊崇，而这个老臣一直没有死去，长久地做天下的祸害。从他被任用起直到南逃之日，君主也不过是在游戏，臣下也不过是在游戏。继承他这种做法的是蔡攸、王绦；与他一同为戏的是王黼、朱靦、李邦彦；没有一个不是在游戏。赏玩花鸟、图画、钟鼎、竹石，修习步虚、接受箓命，出入倡门、酒肆，本来就是游戏；开拓熙河、进攻交趾、招致女直、消灭契丹、策勋饮至、献俘大赦，也没有一件不是游戏。这样却想缓解败亡的灾祸，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即使有李林甫，也不足以斩断唐肃宗的国运；即使有卢杞，也不足以使唐德宗陷于灭亡；即使有秦桧，也不足以毁掉宋高宗的国家。蔡京没有那三名奸臣的凶悍强横，祸患却反而最为严重。他们作恶时，还能有所作为来钳制、制服天下；而蔡京这种做游戏的人，什么作为也没有。他们能够取得君主的信任，是因为君主不知道他们奸邪，而奸邪之处必定有所掩饰；蔡京与君主彼此把一切当作游戏，是因为君主轻视他却又不能舍弃他，于是他没有任何顾忌，什么都敢做。即使没有女直，日后也会有草野中兴起的人，像王善、李成、杨么这类人，一声呼喊就能聚集一百多万人，北面占据太行，南面践踏江介，足以灭亡宋朝而有余。能够抵挡凶悍强锐、从北方兴起的天骄之敌，使宋朝国祚延续到江左，已经算是幸运了。可是，正因为他们只是在游戏，含垢忍耻，苟且偷安，沉溺宴饮，所以他们施加给士人百姓的毒害也还不深，本来还存在可以不致灭亡的可能。蔡京活到八十岁，却和子孙一起逃到南方荒远之地死去，不能像林甫、卢杞、秦桧那样保全性命，老死在窗下。这样也足以抵偿他的罪过了。五 杨龟山应诏出仕，议论此事的人以此为憾，这又哪里足以成为龟山的忧患呢？君子的出仕或退处，只看是否合乎道而已。召用他的人按照道来做，应召的人也按照道来做，道理上没有什么不可行的，就是君子认为可以的。宋徽宗固然是君主，任用贤人是君主应行之道。蔡京固然是宰相，荐举贤人是宰相应行之道。宰相荐举他，天子召用他，作为士人便没有必要借故退避。天下即使无道，但若有人以道相求，出仕后如果志向不能施行、言论不能被采用，然后抽身退去，也没有什么过错。龟山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当时百姓的困苦已经十分急迫，改变一项政令就能延缓百姓的死亡，这就是我的仁；国家的危急已经逼近，提出一个谋略就能挽救国家的危难，这就是我的义。百姓即使不能因此延缓死亡，但我用来延缓他们死亡的方法并不吝于说出；国家即使不能因此挽救危难，但我用来挽救国家的方法并不藏在心中不说；这样，属于我自身的事情已经尽力了，就不必因事情最终成败而忧虑。君子的用心，自有不能停止的地方。宋徽宗虽然昏暗，毕竟还是我的君主；蔡京虽然奸邪，毕竟还是我君主的宰相；宰相按礼荐举，君主按义召用，怎么能预先猜想他们一定不能有所作为，就抛弃这件事呢？那些责难龟山的人，难道不是心胸狭窄吗？不过，姑且设身处地来想，处在龟山所处的时代，面对重和年间的朝廷，同当时在位的人周旋，确实有极难忍受之处。只是不知道龟山将如何处置这种情形。《易经》艮卦九三说：“止住腰部，撕裂背部肌肉，危险得像火灼心一样。”为什么危险呢？危险在于受到熏染。一个孤立的阳爻处在四个阴爻之中，上面没有相应的阳爻，熏染它的无非都是阴浊之气，所以危险。孔子的道广大无边，不是可以越级攀登、勉强企及的。然而孔子出仕时，卫灵公荒淫，而朝中本来还有蘧瑗、史鱼在位。孔子站在朝廷之中，四面环顾，可以与之结交的人不少，所以群小的熏染不能扰乱君子的气味。因此季氏、 公山弗扰、佛肸都曾可以撩起衣裳去投奔；可是女乐一到，孔子便厌恶地离开宗国而不肯忍受。这是为什么呢？奸邪之人，是君子可以施加矫正和约束的对象；而一个上下同样昏暗的朝廷，腥臭之气炽盛，四面聚集而互相熏染，想暂且同他们相处，却无从安置自身。孔子尚且如此，何况不能成为孔子的人呢？龟山将要出仕的时候，是什么时代呢？徽宗已经是那样了，蔡京已经是那样了，蔡攸、王黼、童贯、梁师成这类人又是那样了。而当时士人彼此趋附、共同形成风尚的，是设醮祈禳、赏玩花鸟、竹石、钟鼎和图画。清歌妙舞，出入狭邪之地、纵情游乐，整天劳累也不知道疲倦。看看靖康年间灾祸兴起时，金兵践踏都城，天子哭号，万民震惊恐惧，而在抄掠金帛的行动中，洪刍、王及之这类人，都是当时自称文雅之士的人，却劫持宫女与自己同坐，歌笑戏谑，酣饮作乐，完全不把死亡当回事。那么当时哪里还有什么奸邪之徒呢？不过是把鸟兽聚集在君主门下，彼此徘徊蹦跳罢了。龟山是以严正气节和端正品性自立的儒者，却孤立在他们中间。槐树棘树之下，有谁可以同他说话？待漏的官署里，有谁可以同他站在一起？逢年过节往来的酬答，又有哪一家门第可以让他登门回拜？荆棘刺入肌肤，密集的锥刺逼近眼睛，他们却毫无惭愧，我又能够自得其乐吗？庄子说：“受到触犯之后才能安宁。”也一定要有可以安宁的凭借，也一定要彼此触犯，然后彼此抵拒而获得安宁。若不能触犯我，只是用气息来熏染我，那只是危险罢了，哪里能够安宁呢？想到这里，那么龟山出仕，确实不如不出仕了。因此尹和靖坚决不肯留任，就是高明的做法。《易经》艮卦上九说：“敦厚地止息，吉祥。”超然处在群阴之上，志向与六三不同；时当停止便停止，并不是外在的道理必然如此，而是内心不能不如此。道产生于内心，内心感到安适的地方，就是道所在的地方。所以在乱世末流之中，选择出仕或退处的正道，应当用内心来衡量道，而不应拿内心去迁就道。既然没有什么能够熏染他的内心，内心便安泰了。这样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六 形势发展到无法遏止的极点，必须彻底反转之后，才能有所安定。所以《易经》说：“倾覆否塞，先是否塞，后来才喜悦。”否塞已经到了极点，无法慢慢消除，只能使它倾覆，之后才会有喜悦。可惜它已经倾覆，却想好好保全结局，那么否塞不但不会倾覆，自己反而会先倾覆。谋划国家的人，志向并非不忠，道理也并非不正；他们不忍心看着君主困顿衰弱、百姓流离失所，想因循旧局而加以补救，这番说法足以震动天下。可是他们不能挽救局势，反而只使国家更加危亡，正是那些只知道惋惜倾覆、却吝惜让它倾覆的人造成的。

译宋朝到了宋徽宗晚年，必然灭亡的形势已经无法遏止。不只是女直强大而无法抵御，不只是童贯借金人之力灭辽是错误的策略，更不只是王黼接受张瑴投降、以此挑衅强悍的敌虏。君主不像君主，宰相不像宰相；垂老之人却怀着童心，纵情游乐的浪子，带着离散的人心去应对大变局，没有一件不是必然灭亡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宇文虚中进献罪己之言，吴敏、李纲制定内禅的策略，不能说不是消除否塞的方法。然而汴京被攻破，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局势就更加无法挽回了。内禅，是准备死守的谋划。既然死守，就必须有死守的凭借。负责庙堂谋划的只有李纲，李纲之外没有别人；负责边疆军事的只有种师道，种师道之外也没有别人。把李纲的谋略全部用尽，把种师道的勇力全部发挥出来，能够承担这种局面吗？朱熹已经评论说：“不值得依靠。”况且还不只是李纲和种师道的问题：困守一座孤城，凭借松懈散漫的形势，只要一天没有灭亡，就一天还会有安坐堂上苟且求安的谋划。人心不受震动，谋划不作更新，即使诸葛孔明也不能阻止荆州溃败，即使郭子仪也不能止住陕州军队的奔逃。这是为什么呢？已经倾覆的形势不倾覆，否塞也就不会倾覆。祸乱从外部兴起，就在内部加以制御；祸乱聚集于内部，就从外部加以制御。处在有余力、有退路的地方，然后才能自立；能够自立，然后才能抵御别人。先王广泛分封诸侯，把他们作为屏障，按时巡行考察其守土，王者的事业因此贯通；五服四方都是天子可以退居的外舍。所以周幽王死在宗周，而周襄王能够存身于氾水。《春秋》记载说：“天王出居于郑。”所谓居，就是居住在本来适宜居住的地方。把天下各处都看成自己可以居住的地方，那么每一处也都成为自己可以自立的地方。明明处处都是自己的居所，却拘束在一个不可能长久居住的地方而使自己困顿；这样，有余力的地方都不再是自己的地方，有余力的人也都不再是自己的人，害怕倾覆，倾覆反而必然临到自己。否塞哪里有自己消除的道理呢？宋徽宗向南逃奔以躲避寇乱，是形势所迫，不可能不躲避；躲避本身还不足以导致灭亡。从形势上说，头颅没有被砍下，性命就没有倾覆；从道理上说，为国家社稷而死，是诸侯的道义，不是天子的道义。诸侯抛弃自己的国家，就会失去国家；天子放弃都城，却仍然拥有天下，还没有丧失世代守有的根本，所以还不算遭受大的损失。真正造成必然灭亡的，是实行内禅，把帝位交给钦宗。把帝位交给钦宗，徽宗就不再是天下的君主了。他本来不应该把君位交给别人，却又交出帝位而自行丧失权柄，成为一个萧然退居、安享晚年的人。这样，他处在有余力的地方却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抚有有余力的人却失去了自己的人。权力和凭借所归属的地方，本来应当凭此抗击强虏，却仍只是一个孤零零地处在危城中的继位君主。这样看来，出奔还没有造成根本损失，而内禅造成的损失却无法挽救了。唐玄宗逃往蜀地，而太子向北逃往朔方，仍然是太子。玄宗仍暗中维系着东南的人心，人们知道还有君主。太子虽然已经即位，却置身于外，以收拢西北人心，所以可以卷土重来，收复京城宫阙。钦宗接受内禅的诏命，意味着天子本来就在汴京；向东逃走的人，已经不是天子了。满朝士人，大多是谗臣贼党的余党；守城的众人，也只是贪恋自身和家产的打算。李纲因此委曲迁就钦宗的心意，拥立钦宗，使他在栈豆之间迟疑徘徊，并给这种做法取名为“效死弗去”。百姓肩扛财货，舍不得迁徙，愚昧的民众一同起来欢呼，苟且偷得一天的安宁。怀王、愍帝覆亡的旧例，惨痛得竟没有人引以为戒，反而在昏暗中行走，重蹈覆辙，难道不可悲吗？假如当初没有实行内禅，徽宗立即出奔，人们知道我们的君主还在，就不会没有拼死奋战的心；皇帝掌握大权从旁招募兵力，还能凭借河山的财富；群小抱头惊散，不会牵连营造宫室的谋划；太子接受斧钺来统率军队，自可建立类似广平王的功绩。衡量当时的形势，比康王漂泊在济州时，条件还要好上十倍百倍。只是李纲不明白这一点，舍不得这座四面受敌的孤城，仍然保留这个议论烦琐的朝廷，仍然听从这群奸邪结党、专权自恣的小人，牺牲在意华美享受的妇女幼儿。金兵刚刚退去，歌舞便照旧举行。他们还说：“如果不是李纲使国家有君主、有国家，哪里能得到这样安然享乐的生活？这是在已经溃败的宗庙社稷上重新奠定安宁，使我们的妻子儿女安稳，他的功劳将永垂不朽。”盘庚说：“彼此煽动，用浮泛的言论惑乱人心。”不正是说这种情形吗？徽宗以一个可以随意脱身的身份，飘然离去，又轻快地回来，终究不能像唐德宗那样处在奉天。钦宗凭着脆弱、苟且延续的性命，有诏召他也不应，有命令下达也不执行，也不能像唐肃宗那样处在灵武。都城的官吏、军人和百姓，受浮华安逸所拖累，突然忧愁，转眼又欢喜，终究不能像朔方、邠、宁的军队那样，愤然奋起反攻，以图重新建立国家。灾祸迫在转眼之间，却还在谋划保持全盛的局面，李纲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当时都城城墙绵延万雉，宫阙打开千门，鸡犬正安宁，市井也没有改变，不忍心在一天之内抛弃它，便想奉戴一个君主来固守，难道不正是忧虑国家、怜恤百姓到了极点的本意吗？可是眼前的繁盛，只是一刹那的浮华；转眼之间的凋残，却会使它成为飞灰般的幻梦。最终使两位君主被俘，六宫妃嫔被掳，金帛被搜刮一空，空城中的人受冻挨饿，连逃出去谋生也做不到，君臣上下共同断送了国家的大命。像这样却还认为不忍舍弃，这种所谓不忍，不是太惨痛了吗？所以我责怪李纲，是因为他有所舍不得，却忘记了更大的舍不得。邪说流行，狂妄之徒逞强，天下人的痛苦，李纲难道是罪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