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十一　　　　孝宗

译至于讨论礼义、树立大法、端正大经，本来不能一概而论。《礼》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为自己的生身父母服期。”既然统称为生身父母，那么对于所承继一方的族属，即使是功服、缌麻以下，直到服制已经断绝的远支，也都应服期。既然称他们为父母，就尊称为皇、为帝，另立宗庙来隔开所承继一方的祖考，这当然不可以；但完全抹杀他们作为父母的实际关系，把他们等同于疏远的族人，也不可以。光武帝对南顿君，没有加以尊崇，却没有失去亲亲相报的情义，情感得到伸张，道义也没有不正当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礼是根据义而制定的，寻求使内心安适，并不能执守一概而论的说法。因此，孝宗在这件事上，不能用英宗的事例来类比。他对于秀王偁没有追加尊崇的典礼，也可以没有遗憾了。王圭劝谏英宗说：“陛下富有四海，将它传给子孙，这是谁留给您的，怎么忍心忘掉呢？”这真是鄙陋啊！这是小人的话。仁宗把崇高富贵留给了英宗，所以才是他的父母；濮王没有把崇高富贵留给英宗，于是就不是他的父母。这样说来，凡是利益所在，父母就归属于利益的一方，人伦道理也就断绝了。孝宗却不是这样。太祖取得天下虽然有幸运的成分，但他平定西蜀，安定两粤，攻下江南，抵御北狄，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施行宽厚的政令，兴办文治，为后世垂示统绪，本来将要超过汉、唐以及更早的时代。他说要把帝位传给年长的君主以安定篡夺之祸，方法虽然还不完善，但谋划也算长远。可是德昭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他的儿子由团练使降为疏远的宗室，这时宋朝还没有灭亡，而太祖却早已去世很久了。阴间阳世相互悲痛，到这时已经历经六代；作为他的子孙，不能奋发振兴，只是姑且使他的子孙延续下去，这也是仁孝之心所不能不做的事。如此看来，从秀王偁以上直到德昭，怀抱着不敢明言的忧患，等待后世兴起的人，九泉之下应当不会有不同的心情。高宗的继承人虽然夭折，徽宗的八个儿子虽然都已绝嗣，但从真宗以下，宗族中并不缺少贤能之人。于是创立合乎义理的办法来使国家复兴，把神器归还给德昭的后裔。这样看来，高宗不只是确实是孝宗的父亲，实际上还是太祖的云孙。秀王对此心悦诚服，愿意让自己的子孙成为高宗的子孙；情感达到了极点，也就合乎公正的道理了。孝宗专一地尽到自己的诚意，以孝敬高宗，也就是追承孝敬太祖，那么不特别尊崇秀王，又有什么妨害呢？懂得这一点，然后才能通晓天下事变，斟酌典礼而不使人心留下遗憾。否则，拘守一概而论的说法，坚持一种道理同天下争论，就会把空隙留给邪说的分歧，最终被邪说压倒。所以张璁、桂萼彼此反对、相互激发，最终流于泛滥。所以说：“只有忠信才能实行礼。”意思是竭尽自身来精研义理，顺应事物而不违背各自的分际。反复思考各种考虑，使内心喜悦；以道理为准绳，衡量时势；根据变化加以化裁，这在于通晓事变。等到真正得到妥善的办法，最终仍然合乎古人的尺度，没有丝毫差错。古人的尺度，本来就不是拘守一概之说所能符合的，已经很久如此了。现在姑且有一种说法：藩王的儿子入朝成为天子的继承人，等到登上帝位时，藩王还没有去世；如果只给藩王很高的官职和爵位，称作伯叔，那么天子就要把自己的叔父们置于臣下，使他们在三朝拜表，面向北方称臣，像咸丘蒙所说的那样，这难道是做人儿女所忍心做的吗？所以拘守一概而论的说法，没有不陷入困窘的。假如确实出现这种情况，而主持国政的大臣能够及早考虑，就不至于事情临头才仓促应对、群臣一起争论得失了。这样看来，只有一条办法可以使人稍稍安心，而且必须预先讲定。根据先皇的遗诏，册立藩王的次子承袭爵位，遵守诸侯的法度；迎接藩王入宫奉养，让他退居安享晚年，不参与政事，直到终其寿考。等他去世，按照王的礼制安葬，按照天子的礼制祭祀；天子废止为父母服期的制度，而在宫中为他服期。把这些作为恩情和义理两全的大致办法，能够随时变通，内心获得安适，道理也不违背，或许就差不多了！不过，按照大义衡量，顺应人子的内心，仍不能把这当作永远不可改变的经常之道。若不是像孝宗这样在上承继太祖一脉的人，有父亲在世，本来就不应贪恋帝位而出继、成为天子的后嗣。三 人才受到压制已经到了极点，天下就会没有人才；这种影响延续一百多年，若不是遇到变革，就没有能够兴起的。所以上位奸臣的罪恶，没有比设置刑法罗网来摧残士气更大的，国家也因此逐渐积累祸患而灭亡。等到后来，受摧残者的骨头已经腐朽，残酷打击、钳制罗织的风气也渐渐不能继续；后来兴起的人出来担当当世事务，本来应当充分发挥才能，建立扶危定倾的伟大功业。然而熏灼压迫的气势挫伤了他们最初的志向，局促逼迫的处境限制了他们的见闻，于是志向放纵的人，感情因此消磨；怀抱贞正之德的人，也变得孤立。感情消磨的人相互沿袭而泛滥，德行孤立的人则另行树立一道不可受辱的界限，退居以保全自己的贞正。这样一来，前代正直贤人的光明伟大遗风，最终再也不能恢复。像这样的情形，其弊端有三种，但归根到底都同样无益于国家。较低的一等，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是世上不能抗拒志向、彼此相互冲撞的情形，于是想寻找一处深渊般的空间，以便有利于自己周旋游处。正与邪交替往复，没有固定的形势。正胜过邪时，小人受到的责罚较浅；邪胜过正时，君子遭受的祸患很深。于是趋向那一边而避开这一边，求取自己行动的利益；即使有才能可以试用，也乐于把才能用在诡诈顺从上，对国家政事的治乱又有什么关系呢？其次，他的志向也怀抱贞正，不愿把脚放在邪路上。他认为士人自有使自身安定、发挥作用的办法：进身不会招来君子的讥讽，退处不会触犯小人的怒气；可以处在闲散职位，可以到州郡任职，可以登上台端之位，可以做到宰执。不用邪僻之事诱惑皇上，不制造事端使百姓疲敝，不排斥攻击而伤害忠良，不逞强自矜而激起水火般的冲突。没有非进取不可的心情，但要进身也不推辞；没有非退处不可的念头，但要退处也不吝惜。因此当时的人习惯于同这种处世方式相安无事，便获得了善人的声誉。这样一来，才能就不能充分发挥，而他也不再寻求借助人才来辅佐自己。最终逐渐浸染成风气，便再也无法过问了；开始还只是敷衍宽容，最后就变得萎靡不振。

译再高一等，则确实是执守正道的君子。他的志向和作为，是天下所向往、后世所推崇的；伊尹、傅说那样的德行功业，若离开这种道路便不能相比。所以一时有志之士都乐意归附他，以此树立风范和法则。然而最终不能成功，只是因为他的德行孤立。天下没有能够同他的德行相匹配的人，他的德行就孤立了；他看天下没有能够同他的德行相匹配的人，于是把天下都置于德行之外，他的德行就更加孤立。他喜爱善行十分坚定，但树立善行的道路已经狭窄；他憎恶恶行十分严厉，但从隐微处挑剔恶行又过于苛刻。用义理来端正名分，名分端正了，却忘了追求实际；用言论来捍卫道，言论越多，反而越助长争论。拿他同前代正直贤人含弘广大、默默持守如深渊涵养、谨慎裁断如高山挺立的道术相比，前代贤人掌握扶助阳正、抑制阴邪的权力，秘密施用，奸邪自然收敛；接受众人汇集而来的智谋声名和勇功，然后谦抑地吸收，使左右各方都适宜；他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但考察他实际造成的结果，确实也不能做到这样。他想凭借伊尹、周公那样老成安定天下的根本功业，却还没有达到；即使要像韩琦、李沆那样端洁自身、确定国是、救济危疑的大谋略，也有尚未及于此之处。假使身处清明盛世，没有奸邪残余的威势来激发他的坚忍，没有诡诈顺从的积习来触犯他的憎恶，没有异端纷纷兴起来使他劳于琐碎辩论，也没有庸弱怯懦的风气流行来等待他逞强自矜，那么正道会因相互扶持而兴盛，功业会因相互辅助而成就，他所达到的难道只是这样吗？所以，摧残压制人才的人，即使自己没有受到这种摧残压制，最终也仍然会造成摧残压制；其祸害竟延续一百多年而不停止。所以说，奸臣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宋朝自从王安石倡导“舜诛杀四凶”的说法来打动神宗开始，等到他执掌大政，广泛设置祠禄之职，用来排斥异己；他的党羽因此不断攻击异己，毫不停息。直到蔡京掌握国政，刻石题名，连子孙也受到禁锢，天下士人中凡是可以任用的，没有不被纳入罪网。延续到靖康年间，女直长驱而入，二帝被俘，百姓呼号着逃出城郭。而宋齐愈、洪刍一类人，并非没有才智，也曾有一时的声名；有的谈笑之间就写下逆臣的姓名，有的挟持敌虏，扰乱宫嫔的名次。正在这时，即使有怀抱愤恨羞耻、想要自强的君主，也无法对付这种如同麻痹不仁一般充塞天下的局面！高宗远在江表，士气尚未恢复，秦桧又重新起用，再次严重摧残士气；赵、张、胡、李几乎不能保全性命，众人的情绪震恐畏惧，茫然无所适从。奸邪相互沿袭，压制、割裂天下士气的做法将要延续近百年。士人出生便听见这种声势，长大又看见这种形状；浮泛的人被那样摇荡，危惧的人又这样惊叹，那么要想扩展胸怀、振作精神，远远超出流俗，在心中谋划天下大事，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孝宗即位后，振作志气，想要有所作为；他环顾四方寻求人才，远离奸邪佞臣，厚待并尊重礼遇人才，谨慎选择后又笃定信任他们，于是他所得到的人才，大致可以看出来了。陈康伯、叶颙、陈俊卿、虞允文，都不能说不是一时的人才。对内不失身辱，对上不误国事，兴办可以兴办的有利事业，而百姓也不受伤害；辨明可以辨明的奸邪，而君主也不受蒙惑。恰逢君主没有迷惑，幸而敌国没有强盛进逼，国家因此达到小康。至于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杨万里这一类人，也都表现得铮铮有声，不过只是文雅从容，足以为太平政治增添文饰而已。往上追溯，王茂弘、谢安石、李长源、陆敬舆那样匡正救济国家的宏大才能，固然没有人能窥见其边际。即使拿他们同郗鉴的方正严明、谢弘微的高雅器量、崔祐甫的清正执守、杜黄裳的通达见识相比，也还不能与之并论。再往下说，叶适、辛弃疾以才华自负，有空泛的愿望而没有坚定的操守，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再往上推，朱元晦、张敬夫、刘共父三位君子，难道不是旷世难遇的大贤吗？但他们因为惩戒奸邪已经过度，所以气度必须崇高，任用人才的途径却有时过于狭窄；因为鉴于风波没有定数，所以洁身自好的念头很迫切，但担当重任的志向却不坚定。他们以正名报仇复国为号召，当时固然本来就是巩固根本、自强不息之道，也是其规复疆土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可是只长于言论的人，却使他们洗心藏密的神武之才，仿佛有所顾忌而不敢轻易施展。唉！他们能够不被乱世迷惑，独立自守而不烦闷；然而最终还是被乱世遗留下来的风气困窘，所体悟的道术没有得到弘扬。德行孤立，是宋朝积渐形成、以乱世败坏德行的结果使它孤立了。既然不得不孤立，却最终又不能不使自己的德行孤立，那么天下还能够再有什么希望呢？即使孝宗反复沐浴斋戒，把三位君子提升到百官之上，也不敢断定他们一定能够制定宏大的谋略，廓清九州。假如他们所受的压抑并不深，那么难道只有三位君子才足以承担国家的大业吗？凡是当时能够保全自身、侍奉君主而少犯过失的人，都已经预先寻求以尊俎折冲解决大事的作用，希望使百姓免于沦为异族衣襟之下的奴役。只是他们受到熏染心灵的恶劣风气影响，又因贪图安逸享乐的谋划，日渐削弱、月渐衰败，只坐等中原在万古之中沦于异族。追究这场祸患的根源，王安石嫉妒人才、刚愎自用的罪恶，完全等同于驱赶野兽去吃人；并不只是变法扰乱纲纪、残害当时的百姓而已。《诗经》说：“周王长寿，怎么不造就人才呢？”这就像鸢鸟飞上高天，鱼儿跃入深渊，各自都能得到自在。周王长寿而造就人才，恩泽延及远方。所以周朝衰微时，鲁国、卫国有许多具备君子器度的人才，齐国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于是能够维护中原、排斥四方夷狄，使文王、武王的恩泽不至于断绝。世代显贵人家的子弟，不受患得患失风气的污染；突然崛起的英才，也不抱有孤立危惧的忧虑。他们沉潜深厚却能够刚强制胜，不因拖延苟且而忘记忧患；坚强果毅却能够宏达通变，不因孤高清正而违背众人。言论可以昌盛，却不在外表露得过分以泄露内在的蕴藏；气节可以高亢，却不过分与外物断绝而废弃它的作用。即使后世没有传留下来的书籍，天地也将顺从他们的志气。造就人才的作用太大了！不懂得这个道理，却拘守申不害、商鞅的法术，用来解散天下人的心志、挫伤天下人的气势，还喧嚷着说“天下没有人才”，于是天下果然不能有才了。这实在是值得痛哭的事！四

译乾道元年，和议再次达成，宋朝与女直之间四十年没有发生兵戈之争。评论者说，两位君主都以仁慈宽厚存心，天下人都受到他们的恩泽。唉！这些苟且偷安的人，难以同他们一起谋划长远，只知道乐于接受眼前利益、使三军停息，却不顾无穷的祸患。流俗的言论一经倡导，天下就纷纷附和议和，谁还能听取其他意见呢？宋朝决定议和，并不是孝宗的本意。孝宗继位以来，日夜不忘的就是兴复大业，哪里忍心以割让土地来结束呢？完颜雍虽然收敛了雄心，难道真会满足于现状，不再垂涎江左吗？所以议和都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姑且以休养百姓为名。那些糊里糊涂的人随即相信了，纷纷起来称赞他们，难道不可笑吗？宋朝与女直彼此相依而亡，灭亡的征兆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宋朝自从秦桧掌握权力，摧残折损忠勇之士，那些仅仅免于死亡的人，也只能沿着墙根行走，不敢有所激昂作为，以等待国家日后用他们充当干城之臣。各位将帅老死以后，充任将领的，都是拘守文法、躲避指责的庸才。他们的士卒则铠甲破损、长矛弯曲，安闲坐着吃饭，抱着孩子嬉戏，把扛戈守垒的劳苦看作像滚汤烈火一样不敢靠近。他们的士大夫，嘴上虽然争辩，内心却疲惫；心里虽然愤怒，气势却萎靡。不肖的人沉溺于一日的游乐，贤能的人顾惜自己一生仕进或退处的得失；只求不犯过错，即使这样也自夸是君子一流的人，谈到边疆，甚至把它看作前世的梦境。这样一来，孝宗即使奋力兴复、心急如焚地疾呼，又怎么能对这些充耳不闻的人有所作为呢？所以苻离那次小小的冲突，本来并没有严重损害国威，但因战事而劳民的怨言已经喧嚣而起。等到稍微端正对待敌国的礼仪，略微减少岁币，下面的人便拿这件事献媚，上面的人也不得不借此自我安慰；无可奈何，只好把它归之于命运，于是国家一蹶不振，再也不能重新振作，奄奄一息地衰败下去，完全失去了生人的活力。女直最初兴起时，凭海上的孤军，横行跳跃而无人能够抵御，逐渐拥有中原，是依仗自己的力量强大。凭力量立国的国家，兴衰取决于它的力量。到了完颜亮时，凶悍雄杰的将领、敢死的士兵，有的老了，有的死了，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逆贼完颜亮又以猜忌的威势，残杀自己的部众，强行带着南侵的，都是疲惫羸弱、离心离德的下等兵马。所以在采石询问渡口时，虞允文凭未经训练的士兵就把他们打败，而且绰绰有余。完颜雍虽然为众人所推举，实际上是篡位弑君。他趁机顺从众意，以此藏身，并侥幸保住富贵；难道还能手持斧钺一声号令，掌握生杀大权来控制众人，使他们冒着刀刃奔驰纵横于天下吗？众人都说：“逆贼完颜亮毒害我们，而借助你来谋求安定。”完颜雍也说：“我也是惩罚完颜亮好战的行为，使你们安定。”哪里还顾得上江左呢？何况他们这些居处海滨洞穴、漂泊寄居于中华的人，穿锦衣、吃甘食，沉湎于笙歌宴饮，已经消磨了他们像小牛犊和雏鸟般的悍勇之心。完颜雍正四处彷徨，没有可以凭借来施展雄心、窥伺江海的条件。于是伸长脖子等待宋王来临的希望，同宋朝共同谋求暂时苟安，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同宋朝一样。能够讲定敌国之间的礼仪，得到四州之地，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还能再要求什么呢？这样看来，宋朝之所以成为宋朝，就是一个女直；女直之所以成为女直，就是一个宋朝。彼此仿效而一起走向消耗衰亡，有什么贤明可言呢？难道真是因为不忍百姓受苦，想让他们脱离战争、安睡在席上吗？君主给这件事取名说：“我是为了使百姓休息。”下面献媚的人全都说：“使百姓休息，是大君的仁德。”糊里糊涂的百姓贪图朝夕的安宁，争相顺从地说：“是我们的君主和执政者有能力使我们安宁。”你想要休息，却有不让你休息的人从旁边起来窥伺你。一时休息的余波之下，形势日益衰败；大到无法平息的祸患，延续一百多年而不停止。从它必然导致的结果看，哪里还用等到祸患已经猛烈才知道呢？可是祸患已经猛烈，评论者还不知道它的征兆早在这里出现了，那么古今积累的迷惑实在太深，已经不可救治了。所以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处于安定之中却忘记战争，危险是必然的；何况身处危难，却把忘记战争当作安定呢？女直离开了原来的巢穴，把全部部落迁到客地暂时栖居，沉溺于掳掠所得的快乐，消解了骄悍之气，占据辽阔空旷的中原，却没有江、淮地区的米粮，它的危险就是这样。宋朝则冀、代地区的士卒战马已经不存在，河山的险阻也已经丧失，面对文弱的江东，居处海边偏远的绝地，它的危险又是如此。处在危险中却不知警戒，灭亡还将凭借什么？即使把它系在坚固的苞桑上，还担心不牢固；却把它系在春日浮艳的花草上，难道要等到有见识的人才会因此寒心吗？女直已经衰弱，宋朝却仍对它无可奈何，那么比女直强大的势力，其强大程度就更可以知道了。宋朝积弱，而女直却对它无可奈何，那么如果不是女直，本来就会有别的势力能够这样对待宋朝。女直一旦倾覆，宋朝也会随之崩溃，奇渥温氏将会谈笑之间轻蔑地俯视它，只是在等待自己的羽翼长成罢了。羽翼长成以后，难道还能凭一朝一夕延续下去吗？假使宋朝能够深入进攻女直，那么威势就会伸张到北方，后来兴起的势力也会有所畏惧。宋朝不能对女直充分施展志向，而女直的军队也没有解散，那么女直就会天天习于战争，不会自行放松防备。即使女直能够窥伺宋朝、侵犯江、淮，宋朝也会知道警戒，谋划使自己壮大的办法，还不至于蒙古军队一到，就仓促逃入海中而灭亡。所以完颜兀术南侵越急，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璘的军队就一天比一天强盛。逼迫它，是激发它成长。拓拔氏同齐、梁通好，安坐在雒阳举行宴饮，粉饰文雅，而六镇的寇乱兴起，元氏一族因此陷入危亡。骄纵它，是使它陷入沉溺。突然暂时休息一下，国家已经危险，百姓也终究不能保全生命。这是有通达见识的人才能洞察的道理，不是流俗之人所能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