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十　　　　高宗

译《宋论》卷十　高宗 一 光武帝奋身奔赴河北，当时只有渔阳一旅之众，却能平定天下，是因为收编并利用各路盗贼的力量，所以有“铜马帝”的称号。宗汝霖守卫东京来抗拒女真，用的也是这个办法。考察史册，光武帝接受各路盗贼投降的，几乎有二千万。王莽末年，盗贼虽然蜂起，也不应当有那么多。大概有些投降后又反叛，归附其他盗贼，后来又再次投降，甚至反复三四次，所以才有这个数目。不然，建武初年，疆土尚未广扩，哪里有粮食来供养这么多人呢？宗汝霖收编王善等人的队伍二百余万；能够聚集到这么多人，也并不全是剽悍而轻生的壮士。徽宗时期，河北的盗贼已经兴起。到了靖康年间，女真攻破汴京却不占有它，张邦昌僭越建立大号却不能实际统治，高宗远在淮左也无法号令。郡县没有官吏，官吏没有法令；游奕的敌骑往来践踏，百姓无法自行保全性命。豪强聚集众人据寨而居，农民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商人没有可以居住经营的店铺，于是纷纷依附他们，占据太行山麓，以延续朝夕的性命。家中没有维持一年的计划，瓮中没有隔夜舂米的粮食；人们像鸟兽一样聚集，像飞虫一样游荡，不论强弱，合在一起就有了这样的数目。听说宗汝霖接受留守的任命，便依靠这些人自我维持生活，于是给他们取了“忠义”的美名来安抚他们，难道他们真的是忠义之人吗？所以宗汝霖使用他们，是希望他们迅速行动。光武任用这些群盗，只知道这一点。所以用他们来转战，而不用他们来固守。来归附的就接纳，离去的也不追赶，等到有可以归农的日子，他们便自行散去，回到各自的乡里。因此天下平定以后，这一千多万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用他们来转战而不用来固守，是利用他们刚刚形成的锐气。来者接纳、去者不追，是因为不必过度劳苦河内、宛、雒的百姓，使他们竭尽财力来供养这些人。汝霖在当时，大概东京还存有积粟，可以供二百万人食用一两年，超过这个期限就实在无法维持了。因此汝霖自奉命守卫京城，到因病去世，只有一年时间；但他迫切希望有所作为，屡次请求高宗回到汴京，以便大举渡河，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只能暂时使用，并可因粮于敌，不能长久停留，否则内部就会发生变故。奸邪之人从中阻挠，他的志愿未能实现，忧郁愤懑而死。所谓渡河的呼声，难道只是为大计不能实现而悲痛吗？恐怕也是担心这二百多万人不是一个汴京所能容留的。汝霖死后，他们又重新散为盗贼，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还没等女直人到来，江南早已糜烂不堪。若不是韩、岳迅速起兵收拾局面，宋朝必定灭亡。没有粮食就不能拥有军队，没有士卒就不能取得粮食；等粮食充足后才兴兵，适用于处在全盛时期、抵御一方寇敌的情况，像赵充国筹划征讨羌人就是这样。不能使用乌合之众，去触犯正在强盛的敌虏，来保卫已经破败的国家，这是明白无疑的。想到我们将来必定陷入困穷，知道众人不能长久聚集，又忧虑内部必然发生变乱，除此之外再没有办法处置，只能赶快利用他们刚刚形成的锐气。仓促使用而获胜，杀死的是敌人；仓促进攻而失利，杀死的就是盗贼。如何鼓舞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倒戈反攻内部，就在于主帅恩威并施。这二百多万盗贼，本来都有山寨可以作为退守藏身之处；如果收编我方训练有素的禁军，进则可以给他们援助，退则也不任由他们反过来吞噬我方。不过，这一办法绝不能让他们长久聚集停留，耗费我方的草料粮食，扰乱农民，从而使他们产生轻慢侮弄、以为自己能够取胜的念头。这样一来，汪、黄从内部蛊惑，高宗心中气馁，日子拖延下去，迟迟留在汴京，即使汝霖没有去世，事情也会逐渐变得困难。群盗流入内地以后，韩、岳竭尽全力加以剿除，杀灭了一半以上；弱小的又被迫散去，到四方受雇谋食，然后再收取其中仅存而可用的人，作为我方的力量。不能把所有这些像吃桑葚的鸮鸟一样的乌合之众，都率领到所向无敌的境地。因此汝霖也知道，凭一己之力承担这件事是不够的，急忙请求高宗回驾京城，以威压群雄；同时还可以把东南的粮帛运送过来，调发前来援助的兵卒，从而谋划可持续进行的办法。假如只是孤独地依靠汝霖的志向和义气，却没有刘裕匡复国家那样足以威慑群雄的威望，也没有郭子仪在朔方的部曲来建立根本，仰赖无穷无尽的供给，最终只会留下怨恨和轻侮；刘越石困于段匹磾，正是前车之鉴。上面没有君主，内部没有宰相，起初强盛的局面渐渐衰败，悲愤从心中产生，只能坐视失败；即使想不郁郁而终，能够做到吗？所以说，认为汝霖如果不死，凭借这批人就可以席卷燕、云，是没有真正了解汝霖含辛茹苦的用心。驾驭他们必须有相应的权术，供养他们必须有相应的物资，然后这二百多万乌合之众，才能发挥其有利的一面而不遭受其祸害。没有光武那样的聪明神武，却想驯服安抚这些不守法度的人，和虎狼争夺生死，难道是容易说的吗！难道是容易说的吗！二 高宗害怕女直人，逃窜自身而不以为耻，屈膝求降而不感到惭愧，简直不能说具有活人的气概了。然而考察他的言语行动，观察他的志向意趣，他本来又不是周赧王、晋惠帝一类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气馁呢？李纲的意见，他不是不知道应当听信；宗泽的忠诚，他不是不知道应当任用；韩世忠、岳飞的功劳，他不是不知道应当奖赏；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持议和而误导钦宗的罪过，他不是不知道应当贬斥。然而他忘却亲仇，放弃怨恨，忍受羞辱，丧失气节，甚至陈东、欧阳澈触犯众怒而在市中被一同处死，他仍把李纲视如仇敌，以此来消除女直人的怨恨。这难道是汪、黄两个小人能够强行使高宗如此的吗？况且高宗最终也看出他们的奸邪而斥退了他们。主张屈辱求和的，又不只是汪、黄。张浚、赵鼎虽然竭力主战，却首鼠两端，进退没有定见，也不敢公开说明议和的错误。因此，除了李纲、宗泽以外，能够明确认为避寇求和绝对不可行的，只不过是一两个闲散而敢于直言的士人。按当时的形势衡量，在那个时候，确实有朝不保夕的局势，迟疑退缩、畏惧不前，本来有不值得深责之处。假如不是汉光武那样见识宏大，能够屡次失败而不屈服，那么外在争战的人内部必然空虚，何况那些本来就不足以争战的人呢？高宗作为人质身处敌虏朝廷，受到剽悍、凶暴、残酷气势的熏灼，低头看看自己，本来就不是女直人的对手。后来追赶高宗的人沿海而来，到达明州；追赶隆祐太后的人逼近山岭而到达皂口。如果逃离得不够迅速，就只能彼此一起成为俘虏罢了。君主不能保全自己，臣下也不能保全君主，震恐畏惧而无所作为，是普通人的常态。那些高声直言的人，哪里足以振作这种局面呢？

译靖康之祸与永嘉之乱相等，但形势却不同。怀帝、愍帝虽然被俘，晋元帝还足以自行建立政权：从外部形势说，晋惠帝末年，五胡争相兴起，祸乱虽然已经极其严重，但争起的势力不止一家，彼此能够互相牵制，所以灭亡晋朝的图谋最终没有实现。女直则把势力统一在一处，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没有任何顾忌。从内部形势说，江南的地势中，荆、湘是上游，襄、汉是右臂。晋朝有刘弘早年接受方州之任，财赋、兵戎都听其节制，没有人牵制阻挠；顾、陆、周、贺等大族，自孙氏以来世代是三吴的望族，全部归附琅玡王，而众人的心志彼此信任，王氏全族带领部众一同前来扶助。宋朝虽然拥有广大的土地，却没有安抚整合各地的人；几个转运使在任时如同寄居，悠闲安坐，百姓不与他们亲近，既没有一支军队可以召集，也没有一粒粮食可以支撑。高宗举目四顾，除了一两个议论政事的大臣相互周旋外，还凭什么谋求一夜的安宁？区区一个苗、刘因怀恨，便仓促夺取他的君位，把他幽禁在萧寺；刘光世、韩世忠在江面上来回活动，也只是落拓无成，不能发挥将帅守护的作用。若不是有应运而生的杰出人物，他孤零零地处在这种境地，即使心怀悲愤，又有谁来为他接续一线生机呢？假使晋元帝处在这样的情势下，他难道能够临江踞坐，而不担心眼前就要被捆绑俘获吗？所以高宗飘摇不定而没有壮志，群臣高谈阔论而没有独立坚定的操守，都是必然的。由此可知，一个国家一旦彻底失败而无法支撑，原因只在于它孤立无援。有萧何在关中，汉高祖在泗水战败后，便有可以归依的地方；有寇恂在河内，邓禹在长安战败后，队伍虽散却还能重新聚合。刚刚兴起的势力尚且如此。至于唐朝屡遭倾覆，而朔方有可以依靠的元帅，江、淮有可以疏通的财赋，储备充足，任用人才又不猜疑，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宋朝占有九州土地，北面控制狡猾的夷族，西面抵御叛寇，但州一级没有安抚治理的大臣，郡一级没有掌握权衡的长官；军队和卫士被当作罪人的枷锁，租庸收入归入内库。治理这些地方的官吏，只是漂浮游荡以求任期，任期届满就扬长离去。一旦故国倾覆，逃身无处，只能零落孤单地处在江边，俯身靠近海岸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陈词，难道能够保住九个儿子中仅存的一线生机，使其不随二帝一同被囚死在燕山吗？《传》说：“周朝向东迁徙，依靠晋国和郑国。”说的是它必定有所依靠。《诗经》说：“池水已经枯竭了，难道不是因为水源早已干涸吗？”外部水源已经长期枯竭，内部保存的那一勺水也一旦干涸，便一点余物都没有了。宋朝自从在各州设置通判，以削弱州镇的权力；大臣出任郡守，也不是借此安享晚年，就是作为贬谪。富庶的江南，没有人才；险要的巴、蜀，没有人才；▯要的荆、襄，没有人才；枢纽要地淮、徐，也没有人才。那些戴着高冠、佩着长绶的人，在天下间从容游荡；上等的贤者修建宫室来谈论道理，次一等的修饰亭台楼阁来游乐，最下等的掠夺百姓财产来滋润自己。天子还对此感到安心，说：“这些人虽然没有才能，却也不至于挽起袖子接连反抗，企图觊觎我的神器。”这样看来，想要寻找像晋元帝那样凭庸懦才能延续宗庙社稷、使江淮百姓免受被异族统治的命运的人，不也很困难吗？所以把逃跑当作安定，把求和当作幸运，也不能突然只凭一时就责备高宗。后来宋朝仍然能够支撑下去，是从张浚宣抚川、陕并奉行便宜之诏开始的。宋朝于是向西望去，仍然有可以依靠的形势。况且牵制阻挠的防范逐渐放松，担当事务的意志便都振作起来。张浚、韩世忠、岳飞、刘光世等将领竞相兴起，荡平群盗，收编他们作为自己的部曲。宋朝到这时才拥有军队。捆住它的脚，它就不能行动；压倒它的身体，它就不能起身；砍断它的枝条，它的根本就不会枯萎。因此到了秦桧残酷削弱国力之后，完颜亮逼近长江，高宗没有惊惶逃跑，反而下诏准备亲征。假如在此以前，就有威望重大的大臣镇守江、淮，等待高宗到来，那么高宗未必会气馁神伤到这样的地步。最先策划这些事情的人，只怕天下不够衰弱；后来接替他们的人，私下庆幸国家败散而不必担忧。国家已经收缩，敌寇已经深入，而尸位素餐的大臣们争论是战是和，躲在穴中彼此争吵，没有一个人惩戒各路勤王军队的溃散，改走覆车的旧路，以便在外部建立援助。宋朝本来并不孤立，是猜疑的家法使它变得孤立。让天子争夺州郡的权力，在全盛时期造成贫弱寡少的局面，临近危亡却不寻求辅车相依的援助；刚有一点自我建立，秦桧又用这些道理迷惑高宗。议和再次达成，仍然是毕士安的一套策略。岳飞被诛杀，韩世忠被罢免，后来兴起的无人接替；边帅听从文官的短长，仍然是赵普的那种心思。于是把整个中原交给蒙古，简直像拾取一样容易。难道真是天骄之人不可接近吗？有可以依靠的屏障藩篱，高宗还足以继承唐肃宗平定安史的功业；没有猜忌的家法，高宗还足以像唐德宗任用李晟那样任用贤臣。所以破坏了万世以来中原大防的，是赵普。凭太祖的明察，谗言渐渐浸润，也已经深入他的肺腑，何况后来那些深居宫中、以微薄自身统治四海的人呢？光武不效法汉高祖诛灭功臣，上等的圣哲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期望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做到。三 言论有纲领，道理有宗旨；纲领和宗旨，就是最大的正理。因此，善于谈论道理的人，只要说明它的宗旨，各种不同的事物就都能得到解释；善于谈论治理的人，只要说明它的纲领，所有具体事务就都能得到安排。顺着它推究可以达到极致，推广它可以通晓事理，传给天下后世也没有人能挑出它的瑕疵。然而，还必须有建立在诚实基础上的立场，然后才不只是因为善于言说而著名；也还必须听取言论的人懂得依循、懂得推行，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坚定落实。还必须形势不紧迫，能够从容引导其头绪；事情没有疑难，能够不担心听者迷惑。这样一来，今天提出，今天实行，成效就会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然而天下崇尚言论的人，能够做到这样来发言的却很少。见识浅陋的士人剽窃正论，也能冒充正人君子的话来附会自己；宗旨不足以作为万事万物的宗旨，纲领不足以作为万项事务的纲领，寻找它找不到开头，追究它找不到结尾，只是泛泛地罗列得很宽广，好像可以实行，却不知道应当从哪里下手。天下有人以谈道为乐，但最终只成为佩囊巾帕般的华饰，那么这种喋喋不休的话又有什么用呢？

译高宗南渡以后，李伯纪多次进言。他的言论都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只是他所说的纲领和宗旨，是为君父报仇，是恢复祖宗的疆土。再进一步详细说明，就是疏远小人、亲近君子；议定巡幸之地，决定战守方略；选择将帅，简选士卒；安抚河北，镇守荆、襄。按照这个纲领推行，以建立中兴功业，确实可以说没有瑕疵。所以天下后世没有人能够指责他的意见错误，只责怪高宗不采纳。虽然如此，按实际情况考察，这些内容哪里足以称得上纲领和宗旨呢？如果足以建立纲领和宗旨，却没有相应的诚意，那么所谓纲领和宗旨就是虚设，当然不能适用。君父的痛苦、国土的缩小，确实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但是否能够容忍，取决于继承君位者的志向。有这种志向，不必多说；没有这种志向，说了也没有用。有志向却不知道怎样去实现，就不向他说明方法，本来就不能给他以助力。因此“报君父之仇”和“复祖宗之宇”这两句话，人人都能说，人人也都相信，但追究到底仍然只是空话。再进一步详细说明，本来应当把全部主张说完，引导他走出迷途；这或许是天下后世乐意听到的，也或许是高宗想听到的吧！他说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当然是高明的主张。假如不是头脑昏乱、没有智慧的人，谁会认为这不对呢？然而君子和小人，只是名称确定，所指的人却没有固定标准。把小人当作君子，他就成了君子；把君子当作小人，他就成了小人。因此诸葛亮的《出师表》一定列举具体人物来指明他们分别属于哪一类。如今不直接选拔贤能、请求任用他们，斥退奸邪、请求罢免他们，那么凭什么知道汪伯彦、黄潜善不是君子，而赵鼎、胡寅不是小人呢？议定巡幸、决定战守，是非常急迫的事。但军队凭什么作为依靠，谁能成为坚固的屏障？面对强敌争相进逼，又从哪里控制抵御？草料粮食凭什么储备才不会匮乏？兵器装备从哪里取得才能求得精良？难道天子骑一匹马走在前面，疲惫的士卒扶持着羸弱的身体前进，就足以安定百年基业、成就三次胜利的功业吗？选择将帅、简选士卒，是尤其重要的事情。难道只是从已经进入军队而多次奔逃的人中选择吗？还是要从偏将、副将中寻找，从普通士卒中寻找，从民间隐逸中寻找，然后加以选择呢？是天子亲自选择吗？还是李纲可以代替天子选择呢？如果由天子亲自选择，那么也不是完全没有任用过人。若李纲可以代替天子选择，那么为什么不应当像赵普为太祖谋划那样，在坐而议论时用心思考、反复诵说，而只是空挂着“选择将帅”的名号，任凭别人投机钻营呢？经过惊逃奔散以后，士卒长期不足。召集他们必定有方法；编成部伍、进行组织，必定有制度；训练他们、操练他们、督察他们、安抚他们，必定要有合适的将领。河北南来的士卒，以及闽海、楚、蜀新近招募的人，必须形成既能作战又能守御的态势。把散乱的队伍合并为一，使软弱者振作而变强，必定有具体途径。李纲如果真要以一身承担国家安危的重任，就应当亲自任事，默默了解这些人，日积月累地经营，逐渐达到成功；这尤其不是大声疾呼、挂出一张榜文、发布一道命令所能胜任的。因此更不能靠空话取得成效。安抚河北、镇守襄、邓，确实是形势所不容许拖延的事。河北等待安抚，难道只是在皇帝面前高喊一句“我不割让”，众人的意志就会因此凝聚得像城墙一样坚固吗？那些替朝廷守卫河北的官吏和百姓，谁可以任用？谁还不能任用，而急需另行挑选将帅来任用？张所、傅亮本来就不足以胜任。即使任用他们，又有什么办法能够安定张所、傅亮，使他们竭尽全力？襄、邓的财赋、军队和武器，哪些可以因循旧有基础？需要补缀修整的地方又从哪里着手？专门任用他们而不让旁人干扰，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所有这些，都必须针对具体事务来谋划，顺应形势来筹措，不能只凭一句话就把它确定为不可动摇的策略。国政掌握在手，成败迫在眉睫，应该赶紧和天子谋议，提出各种策略来斟酌；本来就有许多事情需要在早晚之间秘密筹划，在极短时间内研究其细微变化，难道要等到击鼓而失去儿子之后才追悔吗？然而李纲只是琅琅地发表他的言论，一句话说完，气势就已经耗尽了。于是汪、黄一党的人成了笑柄，说：“这是老生常谈，说肚子饿就应当吃饭，却想做没有米的饭。哪里足以拯救我们的君主脱离危急而使他安定呢？”在这个时候，二帝已经被俘，两宫已经陷落，从河朔直到江、淮，数千里之内城池空虚、田野溃败；他飘摇在徐、兖的郊外，回头望去，只是孤零零地独处。李纲既以一身系着九鼎般的重大责任，就应当用一句话剖析各种议论的归宿，却还在编织篇章，指出那些不能立即实行的规划，以求避免留下瑕疵。这难道是贾谊、董仲舒处在汉朝盛世、以高论树立美名的时代吗？既然不是，那么善于言说还不如不说。宋朝之所以逐渐衰弱、逐渐削损，直到灭亡，自始至终不过是被一套纲领宗旨之说牵制，白白消磨岁月罢了。继承纲常而进献策略的人，杨中立、胡敬仲也是如此。后来陈述意见的人，刘共父、真西山也是如此。再往前追溯，景祐以来，吕、范诸公以及王介甫的邪僻之论、苏子瞻的纵横之说，无不如此。用这些言论来比拟各种道理，都只是提出它的宗旨；考察各种政务，都只是提挈它的纲领；谁能指出其中的瑕疵呢？但要寻求其中那些可以实行、实行便能见效的话，万中难得其一。所以说：“说这些话时毫不惭愧，那么实行起来就困难了。”所谓不惭愧，是能够正告天下后世，而且不违背纲领宗旨的大义。追问他究竟怎样实行，却得不到答案，那就困难了。难道发表言论，只是为了求得免于惭愧吗？陆敬舆用奏议辅佐德宗，后来德宗反而奉驾逃到奉天；他的每一篇议论，不过针对一件事情罢了，并不是建立纲领宗旨、把万种事物和各类条目统摄在几张纸中。这才真是善于言论的人啊！〖四〗

译委屈自身处在叛乱者掌权的朝廷，隐忍以图谋保全国家，这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极致；但还要看他所处的具体情势。估量其中有可以谋划的机会，等待天下局势变化，暂且身处其中；如果这样做能够处在有余裕的地位，保全自己的生命和官禄，却贸然称许这就是权宜行事、用来渡过险境，那么名分义理的道路就会被放宽，忠孝的防线也会崩裂，这是君子一定要严格辨析的。若所处的情势足以置身事外，即使自身危险，仍然能够安定；使自身安定后再行动，行动而有利，就可以使君父脱离险境；行动而不利，也不丧失自身所守的节义；那么无论生死成败，都可以自行安顿，这就是上策。其次，是自身无法安定，也没有可以安身的土地，于是以自身试探未必洁净的道路，想要成就自己的志向。志向实现了，就可以在天下大有作为；志向没有实现，也不把自身当作诱饵去承担罪责，不毁坏名分义理的防线。所以陈平、周勃在吕后身旁周旋俯仰，并不只是因为志在安定刘氏。惠帝去世后，后宫之子仍是高帝的后裔，可以拥立为君；依靠他等待吕氏的变故，然后伸张诛除吕氏的大义，他们本来未曾有一天使自己在异姓之人面前受辱。王导对于苏峻，王坦之、谢安对于桓温，忍受他们的威势熏灼，表面上与他们亲近；在贼人尚未篡位、我们的君主尚在时，不容许公开表示异议，以免激成祸乱。苏峻被诛、桓温死亡，他们的志向得以实现；如果苏峻没有被诛、桓温没有死亡，晋朝的社稷已经转移，他们最终也不能挽救，但此后再死也不算晚。讥刺他们像“苏武持节”那样的说法，不足以成为他们的罪病。狄仁杰在伪周任职时，宗庙已经改换，君主已经被囚禁，已经没有可供他仕进的职位了。但是狄仁杰处在高宗时代，还没有进入大臣行列；如果舍弃武氏不仕进，就更没有人能够掌握国柄、进用忠臣贤士，以此作为复兴的基础。他明知武氏悖逆，却投身其中，不顾污辱而与那些从逆之臣并列；这不仅是不惜一死，而且心志越发深沉，怀抱贞节越发刚烈，尤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担的。明白这一点，就可知吕好问、朱胜非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共同从逆之罪，也不能替他们掩饰了。吕好问从中丞升任少宰，参与国政已经很久了。张邦昌接受金人册命而篡夺大位，这是什么时候了？马伸等人冒死据理力争，而吕好问没有发言；赵鼎、胡寅洁身自守而离去，而吕好问没有出来。张邦昌舞蹈拜受冕旒，吕好问从容地随从，充任陪列。等他已经知道众人的心意不归附张邦昌，才问张邦昌：“你是真的想要登立为帝，还是不想？”张邦昌仓促回答说“不敢当”。吕好问于是也只是探测张邦昌犹豫不决的心情，姑且谋划改变办法。既然如此，假如高宗没有把人心寄托在济州，整个国家将要拥戴张邦昌为主；吕好问接受伪命已经很久了，又凭什么能从叛逆朝廷中自行拔出呢？吕好问的内心，本来不像吴幵、莫俦那样夸耀自己辅佐新主、建立功业；也不像洪皓那样决意不受污染，发誓至死不跟从刘豫。他只是处在向前可以归附宋朝、退后可以依附张邦昌的岔路上，随风倒伏；那么派人把帛书送给高宗，也不过是两面游移、求取两全的计策，无论怎样都足以使自己容身。等到王宾揭发他的罪行已经穷尽，他还说：“世代蒙受国家恩惠，接受贤者的责备。”这是要欺骗谁呢？况且，假使他没有向张邦昌问“是否真的要登立”，也没有给高宗写一尺帛书，那么宋朝最终难道就真的对张邦昌无可奈何了吗？秘密奏书不足以作为有无的根据，后来的君主也不是因为他的拥戴保护才继统；唯有这七尺之躯，一旦受到玷污，最终便再也洗不干净。吕好问说：“闭门洁身，实在不难。”洁身而保全生命固然不难，洁身而因此死去，难道容易吗？假如他真能像段司农那样保全不受辱的自身，那么又能够闭门而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拿这一点来考察，吕好问的论断就可以定下来了吧？至于朱胜非，更是不值得列入士大夫之中。苗、刘不过是两个强悍的士卒罢了。他们的权势凭借并不深厚，党羽也不多，叛逆谋划也不早，想要逞志的对象不过是王渊、康履而已。叛乱逐渐蔓延到皇上身上，于是竟敢废黜君主，把他幽禁在萧寺。朱胜非亲自掌握大政，寄托着百官的希望；假使他有不可夺取的节操，正色立于朝廷，那两个贼人哪里敢这样做？可是内禅之举发生时，朱胜非还充任陪列之长，为此发布改元诏书。他的德望不厚，才能不足，志向不坚定，贼人轻视他已经很久了，所以胁迫他很容易，而朱胜非顺从他们也很容易。假使不惩治这种祸乱，那么宋朝的危亡也就更加急迫了。那两个贼人所挟持来逞志的意图，完全可以看清。女直兵临长江而想要渡江，江东的不能保全就在旦夕之间。两个贼人难道有替宋朝守住吴、会的心吗？他们起初拥立婴儿以等待事变；女直到来，就杀死高宗，擒住子旉向女直投降；女直不来，就慢慢收揽众多权力，索求九锡，图谋篡位。假使三方义军没有像流星奔驰一样迅速赶到，贼势已经形成，金兵又将进逼，朱胜非难道能够从中发动事变，斩杀贼首而恢复帝位吗？如果他能够做到，那么他日后为自己辩解说：“我苟且偷生到今天，是想图谋今日之事。”这话本来还可以解释得通。但悲愤之情始于张浚，谋略的确定出于吕颐浩，奋勇决断出于韩世忠，这些与朱胜非有什么关系？他的志向所要图谋的，究竟是什么呢？考察他内心所怀，不过是一个冯道、范质那样的心思罢了。朱胜非活着，对国家没有丝毫益处；如果他死去，就可以表明苗、刘确实是贼，并激发忠义之人的人心，使他们奋起，这实在比泰山还重。没有靖康之祸，又有可以奉戴的君主，名分义理自然已经树立，国家存亡就取决于自己。事情比张邦昌借女直势力更容易处理，却又没有吕好问通过隐秘道路传书的举动。事情平定之后，朱胜非从容退去，而不加贬谪流放，宋朝怎么还会再有王章那样的人呢？士人出仕任职来奉事的，是君主；用来奉事君主的，是自身。自身已经受辱，即使有功劳也不足以遮盖，更何况实际上还不足以称为有功。自身所采取的行为，取决于内心所能安处的地方；内心所能安处的地方，又取决于所处的时代形势。能够安置自身，内心才宽裕；能够安顿内心，所做的事情才会坚贞。洁白而不被染黑，是因为自身有真正的洁白；暂时屈曲以求最终伸展，是因为有必然伸展的东西存在。功名交给事情之外的人去评定，节义则在当事者自身的端正。吕好问死去，不必担心拥戴康王时没有将相；朱胜非死去，也不必担心革除明受时没有义军。王蠋捐躯而齐国重新振作，翟义被灭族而汉朝重新兴盛。即使死亡，也并非只是白白死去、毫无益处；然而这并不是心志真正坚定于义的人所应当期待的。立身有根本和枝末，立朝有风骨和裁度，立志甚至要对得起衾影之间的独处。怎么能有一天在乱贼面前缓和言辞，观察他们的心意，然后慢慢谋划改变办法呢？留下余地等待日后辩解，虽然可以辩解，我却不知道在开口辩解的时候，凭什么面对自己的良心！〖五〗

译兀术渡过长江向南，席卷吴、会，追赶高宗到四明，再向东延伸至海滨；他的别将追赶隆祐太后，向南到达虔州的皂口，向西掠夺楚地，攻陷岳、潭，而武昌也已在他的掌握之中。当时江南残破，宋朝没有一座可以依靠的城池，韩世忠、岳飞的军队飘泊寄居于分散的地方，也无法自行坚守。这正是苻坚曾经几乎有幸得到却没有得到、拓拔佛狸曾经迁延而畏惧前进的局面。如果把天下全部占有，又何必等到后来的蒙古呢？然而兀术急于渡过黄河返回，高宗还可以划淮河为界来防守；由此可以知道，国家安危的关键，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女直军队不能长久处在江东，仿佛有所恐惧警惕，连睡梦也不得安宁。这不是他们对江东有所厌弃，也不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依恃；而是因为他们进攻有余、守卫不足，没有别的原因。杜充投降，似乎是一个有关因素。但杜充不足以决定成败，他只是孤零零地凭自身投降，号令也不能达到众人；所以女直不能借助他来占有江、淮，是很清楚的。深入敌国境内而能够趁势据有其地，必须有拥众投降、代为招集人众的人。因而刘整、吕文焕投降蒙古以后，宋朝才不能避免土崩瓦解。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人也不是自己的人，风土的刚柔、山川的险易、人心的向背，刚刚踏上那片土地，无法立即了解。怎么能让孤军悬处异地，设置守令，搜求草料粮食，却不担心它陷入困境呢？军队行进千里而看不见敌人，内心必然危险；乌合而来归附、又没有能力安抚整顿他们，取得的信任必然不牢固。因此，兀术军队正当取胜却心怀恐惧，得到土地却不敢据为己有，是必然的。宋朝能够得到这种结果，虽然对天下来说没有一寸土地是安稳的，但将帅、州牧、郡守彼此坚持，不肯被女直利用，本来确实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对于士大夫，宋朝也几乎失去了他们的心；然而并没有加以诛杀，也更加不敢施用鞭笞。祖宗之家法已经确定，奸邪之人虽然逞强，天子却不因他们而改变原则，那么奸邪也知道禁忌所在，不能传播他们的凶恶德行。对于武臣，朝廷猜疑防范他们，不让他们施展勇略，所以国力衰弱；但他们有功时从未故意挫折压制，有过错时从未过分追究，危急困顿时从未割弃不管，失败造成祸衅时也从未按法诛杀。对待他们既使其有所余地，驾驭他们也有一定制度。不让他们擅自控制部曲、任意决定部曲去留，不让他们侥幸保存寇贼以此胁迫朝廷的权势宠遇。不在开始纵容他们、后来又突然操控他们，怨恨就不会深；不等到已经把他们逼到穷途末路才放纵他们使其骄傲，情理也不会悖乱。因此武人仍然想要取悦君主，部曲也不跟从叛逆而白白毁灭。天下的大势已经丧失了十分之八九，但士人的心意相互协同，百姓的意志安定，军队的情势仍然稳固；这就是宋朝立国一百多年始终如一、临近危亡却不改变常态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到了史嵩之、贾似道兴起，祖宗建立的成法全被毁坏，理宗懦弱而不能追究，士人的心才开始离散，民心才开始涣散。将帅擅自掌握兵权，国家存亡由自己决定，而上层不再与他们谋议，于是听到风声便土崩瓦解。蒙古军安然驱兵进入，安坐着加以安抚，拾取天下如同拾取一根羽毛，毫无疑虑。否则，刘整、吕文焕即使投降，蒙古又怎么能率领我们所豢养的官吏士卒直冲上前交战，并且像他们的父兄一样乐于依附狡诈的夷狄呢？杀戮过于急迫，小人容易被激怒；使用鞭笞，君子也会离心。部曲众多而封赏过早，他们的去留就会任意妄为；孤军处境危险而救援断绝，反过来噬主的怨恨必然深重。上下离心涣散而彼此不能了解，敌人于是坐收其利，反而成为我们腹心之中的祸患。宋朝的乱政，到蔡京掌国、童贯统军时达到了极点。但上述各种弊病还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因此高宗渡海逃生，最终没有灭亡。〖六〗 有些人发表言论，反复思考而没有边际，连绵不断而不停止；天可以指说，地可以描画，圣人可以任意攀引，六经可以任意摘取，以此来构成自己的学说。违背合宜的道理却把它当作德行，对天下造成巨大危害却把它当作利益。考察这种学说最终的结果，必然不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实行，却总想强行施行。偶尔有能够通达事理、体察万物、顺应形势来衡量道理的人，在上位主持政事，却一定不听从他们的说法来施行。于是他们向天下宣称：“我的学说不能实行，是因为世道衰败、道德沦落，没有英明的君主、贤哲的宰相，怀有使帝王实现盛治的志向。”这种说法流传于世，于是使祸害百姓、损伤国家的奸邪之臣偷取它来文饰自己的罪恶；这样，百姓的憔悴、国家的败亡，全都由此而起。总而言之，这些人的学说只能残害百姓，不能使国家获利，所以最终也不能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实行，只不过造成祸乱罢了。建炎三年，宋朝的存亡已经危如一线，百姓的生死、人心的向背，危险到连求得苟且安定都不可得。有一个叫林勋的人，强行编成一部书，请求实行十一之税。规定每个男子限田五十亩，十六夫组成一井，一井缴纳二名士兵和一匹马的赋役，丝麻之税还要另行征收。书奏上后，他求得一个官职便离去。唉！如果说林勋把它作为求取禄位的资本，那他的目的确实达到了。但他的主张足以残害天下、使国家灭亡，也太惨酷了！当时也知道这套办法不可行而没有实行，但他仍然娓娓道来，借附古代道术来欺骗天下，有人还称道不止。到了贾似道，设置限额来夺取民田作为公田，实行经界来竭尽土地的产出并增加正赋，怨恨和指责交相而起，宋朝社稷因此成为废墟，这大概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古人所说的十一之税，称为中正之赋。孟子说：“认为税轻，是貉道。”汉朝于是改为三十取一。那么汉朝难道是貉吗？为什么一个人供养一个拥有万户的城邑，经历千年仍不担心财用匮乏呢？以天下奉养一个人，礼仪交往、俸禄粮饷、宫室、车服等费用，本来就很节约，不是百里一国、制度繁多的诸侯国可以相比的。不仅如此，古代建立国家、分封土地，百姓各自向自己的都城输纳赋税；从远郊以外计算，路途遥远的地方，即使在王畿之内，也不过接近五百里。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二百多里。大夫拥有采地的，就在自己的都邑征收和缴纳赋税。这样一来，名义上是十一，实际上也确实是十一罢了。自汉朝兼并四海、把赋税输送到天府以来，郡县距离天子的王畿，有超过五千里的。那些用来输送到边塞、供养军队和百姓的赋税，路途还要更远。逆水运输，车、舆、驴、马承担牵引和载运，费用不可估量。假使一定要足额征收十一送入太仓，即使征收三倍也不足以充用。因此总计百姓实际输纳的数额，名义上是三十取一，实际上将要超过十一取一了。况且如果想立即确立向百姓征取的制度，要求足额达到十一，百姓的膏脂都耗尽于此，还能有余力生存吗？

译现在假使让林勋按田亩计算，命令百姓向京城、边疆缴纳十一之税，林勋难道能够做到而不招致怨恨吗？还是只提出这种不仁的言论，用来诱导君主贪婪暴虐呢？何况古代的十一之税，既有田又有莱地，还有一易、再易田地的差别，那么名义上是十分之一，实际上也可能是五分之一。汉朝改变制度，是为了革除李悝的暴虐，又使周制的困窘得到疏通，是历代帝王的大法。怎么容许轻率议论它呢？至于想在一井四百五十亩土地中征取二名士兵和一匹马，以充实军队，不知道林勋将要怎样做。是要用于作战吗？那就是驱使柔弱怯懦的农民，去同悍勇不怕死的盗贼、以杀戮为乐而没有满足的外夷（原文此处字样有疑，作“(外)夷[狄]”）在一起，把性命拿到血流成河、肝肠涂地的战场上交换；一个士兵死了，就再征发一个士兵，不把农民杀尽就不会停止。假如没有严酷的诛杀刑法来督促他们，那么一听到金鼓声就惊骇溃散，国家也会因祸患迅速灭亡。是要用于戍守吗？那就是扛着兵器奔赴数千里之外的荒远边塞；在饥寒冰雪之中，能够存活下来的还能有多少？或者还要加重征发，那么南亩上剩下来耕种的农民，又能有多少呢？三代的军队，所戍守的是百里以内的边疆；所交战的是暂时相互怨恨、最终仍相互友好的邻邦；争夺胜负的，是车中的甲士；追击败军不超过一天，俘获和斩首也不会杀尽所有人。如今却想把这种办法施行到后世那种血流成渠的天下，即使不是仁人，也禁不住为此痛哭。至于马，国家有坰牧，又增加商贾的征税，本来从未要求农民供给战车所用的马匹。林勋还想再次加以足额征取，商鞅、李悝不忍心做的事情，他却想做，也可以说是天地所不容的凶人了！林勋本来就说：“这是先王的法度。”跟着称赞他的人也说：“这是先王的制度。”树立一个先王作为名号，借此压制天下人的言论，确实就没有人能够非难他了。但按照先王当时的情势来衡量，推求先王当时的心意，他们难道会忍心这样做吗？还是让林勋亲自实行这套办法，就能保证百姓不会揭竿而起吗？况且假使把它实行在林勋自己的田地和住宅中，林勋难道不会抛弃家产逃走吗？他难道也不扪心自问吗？捧着一本古人的残缺之书，只抄取它的表面痕迹来发表议论，因而扰乱天下的，不只是勋一个人。庄周谈到泰氏，许行谈到神农，墨翟谈到大禹；以至于炼制丹药、房中术之类的说法假托黄帝，篡国的大恶人却谈论舜、禹，攻犯宫阙的大盗却谈论汤、武，全都有古人可以拿来作借口。古代圣王以仁爱养育百姓、以义理匡正天下，他们的精微思想存在于表象之外，微妙的言辞善于随时变通；反复思考，内心喜悦，向百姓验证而百姓没有怨言，向鬼神质证而鬼神也没有忧惧；思虑谨慎，说话迟讷。这样的人，怎么会容许有人咬文嚼字、蘸墨落笔，只求填满篇幅呢？在勋之前，王安石推行的也是《周官》之说；在勋之后，贾似道推行的也是经界法。安石急于试行他的办法，宋朝因此陷入混乱；似道竭力推行他的法令，宋朝因此灭亡。勋只是在建炎年间惊慌逃窜、无暇顾及的时候提出这些主张，所以人们知道它们不可行，姑且搁置不论。陈亮还说：“考察古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唉！怎么能把这种不仁的话拿来称道呢？〖七〗 绍兴年间各位大帅所使用的军队，都是投降的群盗。高宗渡江以后，力量已经非常薄弱。张浚、岳飞接受招讨的任命，韩世忠、刘光世接着担任此职。于是范汝为、邵青、曹成、杨么的部众都投降并编入军伍，宋军才重新振作起来。赶走刘豫，击败女直，后来又听到敌军惊慌逃窜的消息，局势因此逐渐安定。大概群盗能够耐受寒暑，敢于迎击刀箭，已经习惯这些而不感到惊惧；铠甲兵仗齐备，部队编制分明，沿用原有组织而不必另行等待安排，所以足以任用。否则，把江南厢军和配隶罪犯、怯弱之众集合起来，哪里足以抵挡强大的寇敌呢？考察古今，任用群盗，是利害极大的事情。接受他们归降要有权变，收编并使用他们要有制度。光武帝收编铜马军而成就帝业，曹操兼并黄巾军而势力强盛；唐昭宗任用朱温而灭亡，理宗安抚李全而削弱国势。盗贼本来就不可轻易任用。以弱者接受强者，宾客就会欺凌主人；以强者接受强者，双方就会凭借机诈相互争斗；以强者接受弱者，威势便会产生，使对方相信他。没有缘故而前来归附的，是欺诈；在那一方受挫而归附这一方的，不能成为助力；只是因名义相互服从、实际上并不服从的，必然突然联合而最终分离。所以想要安抚群盗，必须先对他们进行剿灭；而群盗想要投降，也往往是先战胜他们，然后他们才服从。即使已经成为我方的部曲，仍会凭借强弱同我争夺主客之权。唐朝凭什么条件接受朱温？宋朝凭什么依仗接受李全？朱温和李全还要蔑视我方，反过来把控制他们的权力握在自己手中，自由自在地逞强，又有谁能够禁止他们呢？只有绍兴年间各位将帅懂得这一点，像风驰雨骤一样急忙同他们争斗。打败一次，再打败一次；没有不可打败的盗贼，然后才没有不可收受的降众。群盗难道只是害怕我方吗？他们也相信我方可以依靠、可以作为自己的主人，于是可以不必担心因挑衅而遭受挫败和死亡。这就是接受他们所需要的权变。至于怎样使用他们，更有可用与不可用的区别。同样是盗贼，一旦成为他们的首领，本来就会袖手自大，以为我拥有这支部众。接受任命投降以后，又提高他的官秩让他统领部众，那么即使有人处在他之上加以控制，他也只是尊敬而不亲近，不能长久保住这种尊荣。他来，是因为那个人而来；那么他离开，也会因为那个人而离开。他顺从，是因为那个人而顺从；那么他反叛，也会因为那个人而反叛。天子不过拥有没有实权的虚名，元帅只是徒然成为旗帜和装饰。他们还会袒露身体，把我出卖给敌人；还会怀藏奸心，取代我而自行兴起，何况还指望他们同心协力、尽心尽力，以死报答我吗？所以盗贼可以使用，但盗贼首领不能使用。

译此外，还有一种尤其绝对不可使用的情况，就是即使他们收敛心志、没有别的企图，也必定不能指望他们建功。大概他们最初起事时，都是乡里同伴，没有权势和凭借可以互相役使，于是众人共同推举一人为首领。这个人凭什么能够使骄横傲慢的众人不离散呢？一定是有人精通做盗贼的办法，于是众人便俯首听从。他的办法，并不是谋划统一天下的方略；也不是智谋勇力超过常人，能够每战必胜。他不把失败当作忧患，不把逃跑当作耻辱，也不因今天投奔这一方、明天投奔另一方而疑虑。进攻时务必有所掳掠，以使众人吃饱；退却时知道不能抵敌，便赶快离去以保全军队。占据土地却没有固守的打算，只求善于规避；打一仗而不求再战，以节省士卒劳苦；志向只在偷偷苟安、保全部众，并不期望功业一定成功。于是他们在不幸之地往来游荡，凭借山川险要，使部众免于被屠杀的痛苦，同时获得从旁掠夺的利益。那些仓促起事的人，乐于推举、奉戴他们为尊长。像这样，想让他们为尺寸之地争夺疆界，冒着生命危险建立功业，从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失败也逃跑，胜利也逃跑，没有什么地方不逃跑，也没有什么地方不掠夺。严重时甚至坐视国家倾危，乘机从中获利。他们有的反叛，有的篡夺，都是因为这种习气没有恒常不变的操守，而人们熟悉并任用他们，却不加以顾虑。威势不足以震慑他们，恩德不足以使他们感怀，这不只是唐昭宗、宋理宗没有办法驾驭他们；即使是光武帝，又怎么能够洗涤他们顽固诡诈的本性，使他们亲附自己、共同出生入死呢？所以光武帝对赤眉军首领，只讥称他们是“铁中铮铮”，仅仅采取不杀他们的待遇；曹操收编黄巾军众，最终也没有把统领一军的功任交给他们。然而朱温、李全仍然拥有自己的部曲，屹然成为强大的藩镇；进攻就失败，退却就反叛。做盗贼首领的人，习惯与本性已经融为一体，终究不能悔改。绍兴年间各位将帅使用群盗，却废除了他们原来的首领。张用、曹成、黄佐仅仅得以保全性命；范汝为、杨么都被斩杀；李成、刘忠宁让他们向北投降刘豫，却不加以收录。这样，根已经拔除，枝条自然枯萎；污垢已经洗净，颜色便会更新。人人都是我们的人，使用时只听从我们的调遣；上下如同手指和手臂一样相互役使，作战进击便有余力了。宋朝能够安抚并占有江、淮，给后世数代留下安定，原因就在这里。荡涤干净，百姓的力量就充裕；屡次获胜，士气就高涨；大恶人被诛杀，叛逆就会受到警戒；部曲众多，分派应援就能周全；控制权集中，进退就能果断。所以能够赶走刘豫，挫败兀术，并在淮、汴取得成功。到了后来，完颜亮仍然不能凭一叶扁舟渡过长江而逞强，这些都归功于各位将帅决心消灭盗贼。若不是高宗的志向改变、秦桧的奸计得逞，宋朝本来就会兴盛起来。〖八〗 上面有不能说出的隐情，下面有不能改变的习惯，贤者尚且奉行这些，把它们当作治道的纲领，奸人于是乘机利用它们来推行自己忌刻残害的办法。等到祸害已经显露出来，却没有人知道弊病从哪里产生，只是说：“识别人材真难啊！”所以贤者被奸人迷惑，庸主和具臣就更不用说了。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曾读胡氏《春秋传》，对此感到遗憾。这部书阐明攘夷尊周的大义，对内告诉高宗，对外传布天下，用来端正人心、洗雪靖康之耻，挽救建炎年间的衰败，确实是当时可以借鉴的准则。但再想一想，如果不能攘夷，就不可能尊崇王室。王室的尊崇，不是仅靠唯唯诺诺、趋走伏拜就能实现的；攘夷，也不是凭一个人两条手臂就能完成的。军队的武力、臣下的力量，是君上所知道、所任用的。可是胡氏解释经义时，谈到公子翚讨伐郑国、 公子庆父在余邱出兵，都两次提出“兵权不可借给别人”的说法。不幸的是，翚与庆父最终都弑逆，这一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然而考察古今，人君驾驭将领的办法，难道真是这样吗？前有胤侯对于夏，方叔、召虎、南仲对于周；后有周亚夫、赵充国对于汉，郭子仪、李光弼对于唐；难道非要对初现的危险毫不警戒，而一定等到“今将”才防范吗？“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所谓自天子出，是说命令由上面发出并实行。所以《易》说：“在军队之中，王多次赐予命令。”赐予命令的是王，在军队之中承担主将职责的是“长子”。如果让他身在军中负责其事，却因为猜疑和忌惮把他置于三军之外，使恩德不能遍及、威势不能伸张，忽然任用他，随即又夺去兵权，那就只是把他当作“弟子”而已。所谓“弟子”，就是地位卑下而没有权力的意思。将领没有权力，遭遇“舆尸”的凶险，没有谁能够避免。只有胡氏的说法如此，所以他与秦桧一贤一奸截然不同，却因为志趣相合而互相称许。这并不是他识人之明不足，而是他所执守、奉为治道的原则错了。然而这并不是胡氏一家独有的说法。宋朝的君臣上下奉行这一套，把它当作保全自身的坚固屏障，已经很久了。石守信、高怀德被解除兵权，曹翰不被派去收取幽州，王德用、狄青屡次遭到弹劾，这些人都怀有烹煮肢解忠良的心思，却不惜毁坏国家的长城。天子把它含在心里作为隐忧，文臣则把它奉守为朝廷章法。胡氏受到这种余风熏染，深入心肾，得到一个秦桧，便高兴他与自己有相同的心意。唉！哪里知道被猜疑的是岳飞、韩世忠，而被信任的却是滔天大恶的秦桧；他的子弟想替他掩盖罪过，只是徒然触怒高宗而逃窜至死，最终也没有能够挽回局面吗？秦桧从金人那里逃回时，自称有两句话可以震动天下。这两句话是：把河北人送还女直，把河南人送还刘豫。他的这种主张，狂妄幼稚，必定不可实行。不仅足以招致千秋万代的讥笑辱骂，高宗也很愤怒，把他的罪状张榜公布在朝堂上。然而胡氏却把他比作管仲、荀彧，高宗最终把国政交给他并听从他的意见；即使不善于识人，也哪里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呢？秦桧想要遣送给女直、刘豫的，并不是泛指那些沦陷后居住在江东的士民。凡是随从高宗南来、分别持节建旄的各位大帅，都带着河南、河北的部曲，各自拥有自己的军队。而高宗的宿卫军，不能同他们较量兵力多少。高宗因苗、刘之乱而受到惩戒，心中惴惴不安。秦桧认为，如果把这些人全部遣送北归，那么枝弱了，树干自然强盛，像芒刺一样的忧患也就可以消除。这大概也与胡氏《春秋》的宗旨相合。只是他的奸计还不周密，说话又太突然，所以高宗也感到惊愕诧异。并且当时韩世忠、岳飞的功名还不深，高宗也处在疑忌交织的时候，因此没有立即认为此事可行。而胡氏与秦桧促膝密谈、深相契合的地方，高宗仍然不能马上明白。

译不久，群盗平定了，各位将帅的军队更加振作，屡次挫败女直的功绩也不断传来。三军归附的心意已经很深，万民依赖他们的情形已经很明显，士大夫歌颂的声音已经喧腾，河北人的企望也已经达到顶点，高宗对他们的忌惮才开始加重。秦桧的权术更加精巧，心志更加惨毒，认为要把他们驱赶到北方而又办不到，不如杀掉或罢免他们，这样兵权便能全部削除，事情也容易成功。所以和议不能达成，岳飞的狱案就无法兴起；韩世忠的兵权就无法夺取；刘光世、张俊也不会收敛锋芒、献媚求保全。高宗的打算，是解除兵权并急于求和；秦桧的打算，则是为了巩固和议而一定要解除各将的兵权；两者相互利用，曲意配合而成事。朝廷中的臣子还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杜绝子翚、庆父之类的祸患于百年之后。唉！又有谁知道秦桧另有心腹之谋，已经在觊觎宗庙社稷；如果不杀掉他，怎么能够制伏呢？〖九〗 高宗作出决策，选择太祖的后代立为嗣子，这是公正的道理，是正当的义理，也是保全巩固宗庙社稷的大计。而这一建议，是由上虞丞娄寅亮提出的。一个地位低微、官职卑小的臣子，一开口，天子继承人的位置便确定了；大臣们没有参与其中，宋朝无人可用已经很久了！寅亮的话，确定了一代的纲常，符合千秋万代的公论，确实伟大啊！但考察他的为人，在此以前没有显露出学术才能，在此以后也没有流传下德行功业，本来就不是因为忠诚而提出这项议论、把天下大任视为己任的人。高宗此时还正值盛年，按照常情推测，必然会遭遇暴怒。他越过职分发表危险的言论，竟然不担心获罪受罚，娄寅亮凭什么能够这样做而没有疑虑呢？大概高宗积蓄这种志向已经很久了，他告诉范宗尹的话就是明证。因此这件事在外面流传开来，寅亮听说后深信不疑，以为自己先发言，说出了别人尚未说出的话，功劳一定可以取得，声名一定可以成就，只有荣耀而没有耻辱。这个谋划，宗尹听到了，朝廷内外也传开了；寅亮身处下位却深知此事。在位大臣们全都充耳不闻、闭口不言，竟没有一个人能够附和一句，所以说宋朝无人。宗尹这个人确实不值得称道。张德远刚刚平定内难，被任命分陕而治；赵惟重属于皇室本支，被尊为参与议论的人。君主有志向，他们却不能理解；君主有善政，他们却不能促成；君主有关系宗庙社稷和生民的宏大谋划，他们却不能决断。所谓“哪里用得着这样的宰相”，这样的责备难道还能逃避吗？所以高宗任用两位宰相并不专一，谋划和战也不能确定，是因为他们没有忧虑国事的热诚。于是让从金人那里归来的秦桧，有朝一日越级升到他们之上，掌握诛杀和赏赐的大权，实在是有原因导致的，也不值得过分惊怪。治理事情的末端，要先从根本着手；治理外部，要先治理内部。匡正君主过失的人，必须奖赏他的善行；想要推行自己的志向，必须有办法使君主、百姓、上下人等的心都受到充分折服。当时，雪洗二帝之耻、收复祖宗之地、端正夷夏之防，确实是迫切需要谋划的事，但这些仍然只是末节。阐明太祖隐而未彰的功业，掩盖太宗的过失，以自身树立义理，从而感动天地人神的大力回应；把国家交付给合适的人，使统绪长久传承，这才是根本。所以张子房处在草创混乱之初，便急忙垂示家法；李长源处在扰乱的时代，便果断解决嫌疑。这样之后，天子才知道有把忧国当作忧家的忠诚和爱护，身旁的浸润也就无法侵入；小人知道我们有赞助确定大策的首要功劳，像瓯臾之类的流丸自然会停止。从宫中直到四海，都知道国家的继承血统正在更新。而谋略由我们制定，道义只由君主建立，于是大家便倾心一志，等待我们的施行。身居百官之长，每天参与机密要务的谋划，竟然不去谋划这件事，却借助手下而寄望于一个轻视大志、只顾末节的小臣，让他进而同天子商议天位继承人的选择和授予，这样的人还足以推诚相待、托付国政，同强敌争夺存亡胜败吗？张德远没有想到这一点，还可以有个说法。皇子旉很快夭折，舆论对此有所议论，所以不敢在高宗面前提出立嗣，是有所避忌。赵惟重又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也茫然无知而不追问呢？高宗在位时，人才本来不会缺乏，但宰相却长期形同虚设。其中所谓贤者，都自负意气、接近求名，一旦行动便一往直前，却没有像深渊停水、高山屹立那样宏大的谋略。高宗对他们时而信任、时而怀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可依恃之处。所以汪、黄、秦、汤虽然术略浅陋、志向邪曲，却仍能倾心吐露意见，违背众议而直行，敢于自行负责，没有迟疑观望、拖延等待的情态。因此高宗舍弃这些人而选取那些人，跟随他们就像山崩一样迅速。假使能够得到韩、范这样的心腹之臣，把社稷存亡系于一身，以生死相随，并且一切密谋都预先筹划好，奸邪之人哪里能够突然夺走大权呢？朝廷上人才济济，却不能说出寅亮那样的话；他们被君主轻视，遭斥责、放逐，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处置不当而招致的吗？〖十〗 自宋以来，州县官府都树立戒石铭，这是蜀地孟〔曰▯永〕的言辞。黄庭坚为它书写，高宗命令刻在石上。读它的人都说：“这是勉励有关官员守廉洁的界限、体恤百姓疾苦的话，是仁人的言论。”唉！儒术不明，申不害、韩非一派的学说混杂推进，抹杀做人之道的大经，轻视君子的风操，引导臣民丧失忠厚和平的本性，使他们怀着利欲相互交往、彼此结怨，这些全都是这段话造成的。孟〔曰▯永〕是僭伪而亡国的君主，他这样说而没有选择，也就算了。可是君临天下的人，是人心和风俗教化的宗主，怎么可以把这段话揭示出来，用来正面告诫天下呢？所谓官吏向百姓暴虐索取，都是百姓的膏脂，指的是借公事名义征敛钱物，严厉处罚而收取赎金，接受贿赂而出卖狱案，进行买卖交易却不给价钱。至于俸禄的颁发，只由君王下诏，官吏并不是自行取用。先王制定的制度，通常并非专门为某一人创设。小人耕作，把自己的剩余用来供养君子；君子治理政事，接受他们的供养来勤勉办理民事。征取有一定的经常制度，分发有不同的等级，百姓不会因输送赋税而怨恨，君上也不必辛劳督促责令。天尊地卑，尊卑的道义由此确定；典章次序和礼制等级，使各自的名分清楚。如果说官员俸禄也是百姓的膏脂，那么天子接受天下各方的贡赋，就更加不忍心这样说了。顺着这句话推论，必定要天下没有官吏才可以；或者还必须天下没有君主，才没有什么不可做的了。这就叫作抹杀做人之道的大经。君子的原则，是把不伤害外物作为表明自己志向的准则；如果不是人们乐意给予的东西，即使一丝一毫也不取，并不是要等到别人吝惜不给才停止。至于他所接受的俸禄，如果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百姓的膏脂，那么哪里会有君子去吃人的膏脂呢？上面既然酬报他、提升他、作揖请他进用，把民众和社稷托付给他，却又对他说：“我取百姓的膏脂来供养你。”侮辱人的话、轻贱人的行为，到了这种极点，还想指望他自我警戒、自我约束、珍重名节，以保全平素的操守，他还能做到吗？因此说，这会毁坏君子的风操。

译容易激动而难以安静，是百姓的气性；得到利益就感恩，失去利益就怨恨，是百姓的常情。因此，先王担心他们怀有私心、挟带怨恨的习气无法涤除，便在政令的褒贬和言语的劝诫上务求有所培养，使他们游息于和睦、恭敬、谦让的良好风气之中，以恢复他们忠顺的天性。所以在饮烝时使他们相合，在乡射时观察他们，在大蜡祭时使他们休息，在劳作时使他们勤勉，用礼来安排他们，用义来裁制他们，使他们远离利益之争，禁止争斗，使怨恨和诽谤不发生，使百姓的心志真正安定。如今却把这种话揭示给他们说：“凡是从国家领取俸禄的官吏，都是你们小民的膏血。”于是他们暂时取得了欢心，却开始痛恨地看待长官。他们这种情绪一旦被开启，怒气一旦奔涌，就会认为父母从子女那里取得的食物也是子女的膏血；于是趋逐利益、抛弃道义，彼此怨恨发怒，人的道义就降低到禽兽的程度了。先王以君子长者的道德要求天下，即使有人仍然自行放弃，也只是克制自己、责备自己，用不言的教化去感动他们。如今对于土木营建、狗马、声色、宴饮游乐这些耗费民财的事情，竟不曾自我反省；却把升斗之粮的颁给指称为剥削，鼓动百姓以喧嚣凌辱、叫骂诋毁为借口，使他们损害自己的天良，这就叫作引导臣民丧失忠厚和平的本性。用仁道引导君子去爱护百姓，是教导有方法；进用贤士来安抚百姓，是选拔有方略；整饬吏治使其不虐待百姓，是驾驭有法度。仁道不能施教，道义不能用来选择，法令不能整顿，于是便借助祸福来恐吓他们说：“上天是难以欺骗的。”实在无可奈何，只好依靠鬼神暗中的监察。只有孟曰▯永凭借不合道义的身份，统御交错混乱的众人，所以不得已姑且采用诅咒的办法；身为人君，难道竟要做这种事吗？王者之道，不过在于无不敬畏罢了。敬畏上天，就要想到上天所监察的只有我一人，并不是群工庶尹可以分担这份责任。敬重百姓，就要想到百姓具有秉持常性的本性，不应因为怀有私利而侍奉长官，务必要奖励他们，使他们坦然地喜好道义。敬重臣下，就要想到我率领百姓来供养贤者，礼数一定要周全，物品一定要完备，言辞一定要恭顺，并与他们共同尽到上天赋予的职责、勤劳处理民事。天子敬重臣民，臣民彼此相互敬重天子；官吏敬重百姓而不侮辱他们，百姓敬重官吏而不喧闹。人人都敬重，就人人都和睦；这样即使有贪墨的官吏，也还会以受到讥刺非难为耻；即使有顽劣的百姓，也还会安于井田和牧地。畏惧清议，超过畏惧鬼神；轻视货财，超过害怕鞭打。以宽厚之心，说忠厚之语，平息万族的情绪，安定上下的纲纪，这哪里是性情急躁、刻薄严峻的人所能参与的呢？君子一旦说出不善的话，天下人都会背离他；诅咒怨恨的话，怎么能出现在以百姓为子女的父母官的庭院中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一一 用尽南宋的力量来实现岳侯的志愿，再加上韩、刘锜、二吴，能够收复汴京、取得陕右吗？回答说：可以。由此渡过黄河向前推进，如果成功，就能收复石晋割让的土地，把女直赶到塞外；即使失败，也能据守三关，东边拥有沧瀛，西边拥有太原，仍然保有北宋原有的疆域吗？回答说：不能。凡是得失的形势，估量对方，必须察知对方的实情；估量自己，必须审察自己的形势；不只是看力量的强弱。形势上有必争之处，力量即使弱，也不能夺取，强者更不用说；形势上有不便之处，力量即使强，也不能依仗，弱者更不用说。就河南、陕右来说：女直刚兴起时，因为长期怨恨契丹而寻求发泄，获胜以后，也只是想夺取契丹所有的燕、云二地。等到得到燕地而俯视河朔，得到云地而向下窥伺汾、晋，那里都像伸手就可以收取，于是产生了吞并关南的志向。女直从海上兴起，席卷朔漠，向南侵入燕南，直达数千里之外，路途险绝而难以从远方控制，所以乘虚袭取三河、两镇，想要的东西已经满足了。汴、雒、关、陕，宋朝不能守住；女直本来可以坐拥神皋，却像受惊一样离开，不愿自行占有而把它交给叛臣，这就清楚说明中原土地并不是它必然要争夺的地方。朱仙镇一败，女直军队卷起铠甲准备逃跑，不只是因为力量不足，也是因为其内心并不愿意继续争战。而宋朝自从收编各路盗贼以后，各位将帅都充满愤怒，东西两路夹击推进：东路清理淮、泗，攻取梁、宋，有席卷之势；西路扼守秦、凤，直指长安，有从高处倒水般迅疾的形势；岳侯从中路锐意推进，彼此互相辅助而不担心势单力孤，赶走兀术，收复京城，划定黄河为界来守护新收复的疆土，气势充沛而没有什么不足，所以说一定能够成功。就河北、燕南来说：女直自从背弃盟约以后，力量还不能完全取得这些地方，却在众人胁迫下要求割取它们：因为这些地方是燕地外围的屏障，是取得草料、粮食、金帛的来源，也是其士卒战马可以安抚收编、从而使力量更加增强的地方。郭药师一度挑起战事，女直垂涎于从中获得利益，河北、燕南早已成为必争之地。女直军队虽然屡次受挫，但老将尚未凋零，余威仍然振作。假使宋军渡过黄河向北，那么女直必定会全部率领海上的凶悍部众，拼死抗拒；黄河阻断其退路，敌军又摧毁其前进道路，想要使军队不全军覆没，十支中也难有一支。宋朝诸将，地位相近，权力相等，力量相当，功劳也大致相次。岳侯凭借年轻而崛起，却不能被任命为元戎，是因为张俊作为主将，从中阻挠他的缘故。韩、刘、二吴难道会降低身分而甘心接受他的指挥吗？这样一来，各军像雁阵一样并进，却又像麋鹿受惊一样奔散，功劳无人能够承受，过错也无人归属。所以五国合纵的军队在函关受挫，山东讨伐卓的军队在兖、豫受阻，九节度北伐的军队在河南溃败；这些都比不上刘裕孤军直进，擒获姚泓、俘获慕容超。军队的联合与离散由内部决定，成败的契机在外部形成，这一点从未有过差错。竟想使我方军队合在一起而不加约束，去触犯对方必争之地，面对百战骄横的敌虏，扼住它的咽喉却不担心遭到反噬吗？如果这样做，那么即使没有高宗无端畏惧的私心，没有秦桧从内部作祟的祸害，没有张俊、刘光世从旁阻挠，而且还要担心重演吴明彻在淮北的结局，退一步甚至担心河南也守不住；至于遥指黄龙府，约定在那里饮酒庆功、等待授予策勋之爵，也只不过是这样说说而已，必定不能侥幸实现。

译所以《易》谈到讨伐鬼方时，忧虑的是难以继续；《春秋》承认在陉亭驻军，意思是说在那里可以停止。自从赵普阻止曹翰的策略以后，燕、云二地就不可能再问津了；自从徽宗激怒郭药师使其叛变以后，河北也不可能再问津了。如果把诸位将帅授予边境以外的权力，斥退奸人请求议和的主张，放弃敌人不争夺的地方，进攻敌人无法防御的地方，东面收取徐、兖，西面收取关、陇，用这些地方环绕拱卫汴、雒，使其牢固保存；支撑一百年，等待兴王崛起，不让完颜氏逃到蔡州送死，从而引导蒙古的毒害流遍四海，仍然还有希望。然而也只能做到这里罢了。如果说要凭借朱仙镇的胜利乘胜渡河，恢复汉、唐的疆域，不到几年就使九州全部清平，那不是见到弹丸就想索取烤鸮肉一样荒诞吗？一二 宰相而建立武功，自周公以后，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将帅而追求美好的声誉，我不知道尹吉甫是否确实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将帅获得美好声誉有三种途径：严明军令以禁止掠夺，用温和的言语安慰编户百姓，于是声誉归于自己；修养谦让以谨慎交往，学习文辞以彼此唱和，于是士人的声誉归于自己；参与朝廷议论而坚持公正的意见，排斥奸邪以同君子交往，于是公卿百官的声誉归于自己。岳侯死后，天下和后世的人都为他扼腕叹息，称颂和传述从未停止，确实是由于这些原因。正因为如此，君子又为他感到惋惜，惋惜他处在功名进退的关头，前进却无法为国家建立成就功业，退后又不能保全自身。他遇到秦桧的奸邪而不能免祸，即使没有遇到秦桧的奸邪，恐怕也很难免祸。《易》说：“先使自身安定，然后再行动；先使交往关系确定，然后再提出要求。”这是说名声不可急于占有，功业不可突然取得。何况将帅统率大众、掌握大权、建立大功，承担君父安危存亡的大计，要想使自身安定、使上下关系确定，尤其不是容易的事。自身不安定，志向就不能安宁；交往关系不确定，权力就不能稳固。志向不安宁，权力不稳固，力量就不足以施展，而从中阻挠的人便会出现。阻挠者一出现，就想忘却自身来挽救君父的危难，却不能把事业完全实现；这不只是自身亲自踏入不可测的深渊而遭遇沉溺。君主若不是大有作为的君主，才能就不足以胜过他；才能不足以胜过他，就常常怀疑自己不足以统领他。当世有才能勇武的人都归附于他的掌握，经历多次战斗而不受挫的威势又使敌人畏惧，于是天下将要忘记位居他之上的还有天子，只被他的声名震服，形势既然到了这一步，而朝廷内外又都争相推崇夸赞他体恤百姓、礼贤下士的极大美德。他还不觉察，又修饰儒者的仪容，用文章辞藻抒发悲壮之情。于是浮华之士听到声名便来依附，诗歌吟咏叹息之声充满朝廷内外，流传的风气所到之处，里巷也争相编作歌谣，而且已经被平庸的君主和小人侧目而视了。这样一来，君主有得失，人的贤能与奸邪，朝廷谋略的进退，廷臣没有匡正挽救的力量，便把自己当作援助他的力量，他又以自身承担这一切；君主的猜忌更加深重，奸人的嫉妒憎恨更加急切，像这样却想使自身安定、为国家效力，从来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汉朝的功臣，负责发号施令、指示方向的事情，都听从萧何、张良；绛侯、灌婴没有文才，不去同随何、陆贾争夺春花般的文采。郭子仪亲自承担国家安危，知道李泌、崔祐甫贤能，却不与他们结交来缔结君子的友好关系；知道元载、鱼朝恩邪恶，也不互相攻击揭发，以免触发奸佞的机心。李光弼改革整顿军政，却不争夺自己的长处；仆固怀恩牢牢统属自己的部曲，却甘愿同他们并列。后来郭子仪以被废黜贬斥后的余力，一旦重新奋起，最终拯救了吐蕃造成的危难。凭借这种态度行动，行动没有不顺利的；凭借这种态度求取，所求没有不得到的。岳侯确实有亲自承担天下责任、安定赵氏宗庙的志向，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加以讲求呢？宋氏以猜忌防范的态度对待武臣，来由已经很久了。高宗因苗、刘之变被废黜而更加猜疑，其实情很容易看出。张浚性情褊狭而没有定见，这种情形已经从他的言辞中显露出来。张俊、刘光世凭借旧日将帅和先达的身份，不能互相谦让，彼此的嫌隙已经形成。秦桧的阴险，不是可以用言语争辩、用名分道义折服的，他的势力已经稳固。而且他彰明军纪，放低声音、和颜悦色，以招来牛酒相迎的欢迎；而且搜集文辞、铺陈文章，网罗文士，同张九成等人相互融洽；而且在内廷同谏臣交替互相赞扬，以辨明和议的错误；而且自负有棱角，标榜刚正的名目，以同奸臣形成互不相下的势头；而且讥评张俊，历数诋毁各位将领，以挫败张浚的辩说。他把宰执、台谏、馆阁、守令的美誉全部汇集到自己身上，接受众人对他的赞颂。军队归附他，百姓归附他，游士、文人、清流、名宿没有不归附他的。他结交的声势已经很盛大了，却唯独不能确定与天子的关系；他立身已经很卓异了，却不知道自身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像这样还想保全自己作为社稷之臣的身分来捍卫社稷，难道能够做到吗？唉！得失成败的关键，不过在于屈伸而已。在这里屈服，就会在那里伸展；没有两方面同时得到的规律，也没有永不反复的形势。所以文武要有不同的用法，然后才能协调为一体。在应当屈服时屈服，到了可以伸展时自然伸展，并不是强行追求便什么都能得到。因此进退没有固定的模式，然后才能善于运用。岳侯遭受祸难时，年纪还不大。假使他收敛光芒、隐藏才华，竭力推辞众人赞美的声名；知道困难而勇于退避，不争一朝一夕的功劳，那么秦桧之死本来可以等到，完颜亮背弃盟约也还来得及应对。高宗君臣本来将会把社稷全部交给他听从，那么他的壮志就可以伸展。韩、刘锜、二吴不因风波之狱而受到惩戒，而保存自己的余威等待时机，乘女直内部动乱之际追击其归师，黄河以南就没有难以席卷的地方。即使不能彻底扫荡敌巢以安定中原，又何至于日益衰敝、月月削弱，直到灭亡呢？所以君子深深惋惜岳侯失去了安身定交的方法，尤其痛恨那些赞誉岳侯的人，反而正是用这种赞誉害死了岳侯。长久流传的歌颂，比诽谤讥刺更有毒害，真是可怕啊！知道畏惧这一点，那么消除这种祸患，也一定有相应的方法。一三 岳鹏举在郾城获胜时，太行义社以及两河豪杰，卫、相、晋、汾各地都约定日期起兵，会合起来向北讨伐；秦桧假传诏令命令军队班师，因此事情没有成功。既然如此，如果秦桧没有从中阻挠，率领这些竞相起兵的部众，能够长驱直入河朔吗？回答说：所能寄予希望的，只是岳鹏举屡次获胜的军队，以及刘锜、韩世忠、二吴彼此形成掎角之势罢了。至于所谓豪杰义社，本来就没有什么作为。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义兵的兴起，开始于翟义，继承其后的是徐敬业；他们的志向值得嘉许，但其成败本来就可以看得清楚。因此，凡是谋定大略、平定大难、摧毁强敌、成就大功的人，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力量上。

译依靠别人，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已经很久如此了。所依靠的人比自己强吗？那就说明自己本来就是弱者。自己弱小却依靠别人，眼巴巴地每天有所期望，自己的志向也就不坚定。弱者作为主力，强者作为客军，敌人将会专门攻击弱者，主力便会溃败；强者失去主力，也会惊慌溃散而丧失自身的强势，没有谁能够救自己。所依靠的人比自己弱吗？那弱者本来就不值得依靠。自己并不弱，却还借助弱者来辅助自己，弱者不能战胜敌人，敌人一交锋便把它击溃，那么形势将先受挫，三军的士气也会因此衰竭；敌人的气势因获胜而更加增长；自己虽然强大，但士气不能胜过敌人，也必然倾覆。凡是谋定大略、平定大难、摧毁强敌、成就大功的人，力量足以相抗，智谋足以相乘，气势足以相震；一对一地彼此相当，只有死战而没有生路，只有前进而没有退却，上不依靠天时，下不依靠地利，然后才可以在白刃交锋之下决出胜负，除此之外还可以依靠什么呢？何况义兵，是尤其不足以依靠的。义军兴起，是因为痛惜故国沦亡，悲伤衣冠毁灭，念及百姓陷入涂炭；从内心发出悲悯、不惜九族肝脑涂地的人，不过数人。有些人听到义兵的名声，羡慕它而起兵；有些人希望功业成功，侥幸期待自己能够得到好处。再其次，有些是喜欢行动、乐于生事的百姓，踢跳着起兵。再其次，有些是想侥幸掠夺财物，借机谋利的人。又其次，有些人软弱而不能自主，被众人逼迫，不能自行停止。又其次，有些是佃客和奴仆，听命于主人，不能自行脱身。名义上说有万人，实际上连一半也不到。即使实际上有万人，其中能够作战的也不到千人。能够作战的有千人，但能做到大胜时前进、小挫时后退的，不到百人。没有军令来整齐约束他们，就会游动出击而没有常规；没有草料粮食来供给他们，就无法禁止掠夺。游动出击没有常规，敌人到来就察觉不到；掠夺无法禁止，百姓就会怨恨而反过来拿起武器。因此，即使王莽、武氏容易诛灭，翟义、徐敬业也是刚起兵便很快失败，何况女直凶悍暴戾、驰突而来，难以抵挡呢？梁兴渡河率领他们，却取得垣曲、沁水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果真足以战胜敌人。义军的名号都称作“岳氏”，梁兴前往为他们声援，女直分辨不出他们并非真正的岳家军，因而受到震动。垣曲、沁水的守军，不过是河北刚刚投降后残留下来的余烬，并不是海上精锐勇猛的军队，所以义军前往便得以取胜。假如让他们反复试战，一旦情况完全暴露，女直将要派出精锐军队来猛攻他们，那么他们必然会溃烂殆尽、无一幸存。一个地方已经覆灭，而那些勃然兴起的义军都疲惫地返回；屡次前进又屡次受挫，那么我方三军的士气也会沮丧，失去凭借。当时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因为军队班师的缘故。现在试着设身处地审察女直与宋朝双方的情势，他们蜂拥向前、翻飞四散的情形，难道不清楚地呈现在心中眼前吗？义社依靠大军才能成事，所以岳鹏举一旦班师，数十万人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大军依靠义社来决定进退，那么义社一旦失败受挫，大军也不足以孤立存在。双方彼此依靠，便会彼此丧失；女直凭借专一集中的军队直向前进而不等待援助，左冲右杀、所向披靡，又哪里能够抵挡呢？用众不如用独，早就是这样。所以，谢安石竭力拒绝桓冲前来援助的军队而取得胜利，苻坚兼统鲜卑、氐、羌以及河西的军队却遭到灭亡。那些揭竿作旗、挥锄作兵器、在野外取食、像鹑鸟一样栖息聚集的队伍，正是群羊抵抗猛虎的形势，怎么可以依靠他们呢？宗汝霖使用群盗，还算可以。既然已经做了盗贼，就是不怕死的人。把他们编入盗匪队伍，是为了自行淘汰那些不能任兵的人。盗贼中有首领，本来就可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编制。离家做盗贼，就没有家室的拖累，也不把失败当作忧患。所以各位将帅在江南收编他们，借助他们的力量。至于义社，既然已经以“义”为名，淘汰他们又不忍心使他们无所归宿；统率他们又不能依法执行军法。他们进退只听从自己的意愿，而我们又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主人，那么驾驭他们就很困难了。驾驭尚且困难，更何况可以依靠他们吗？宋朝将要灭亡时，江、湘、闽、广之间起兵的人很多，但最终都没能挽救碙门的祸难。文信国在无可依靠之后才依靠他们，这是不得已到了极点的打算，并不是应当依靠的可靠力量。〖一四〗 没有可以凭借的形势，也没有可以乘取的机会，只因一时突然兴起一个念头，便谋划夺取天下，并且期望自己一定能成为天子，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种事。帝王兴起时，并不是存心求取禄位，而是天命自然归附于他，先儒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并非虚妄附会。帝尧在位时，四岳、州牧充满朝廷，尧的九个儿子也并非都是败类；即使有人耕种、烧陶、捕鱼，难道就会认为帝尧将要把帝位禅让给自己吗？周武王韬光养晦，年纪已经很大了；假使天命尚未实现便去世，也不是因为寿命不长，只是当时成王年幼，连保全国家都来不及，何况治理天下？然而他还是等待了十三年，后来才手执大钺发号施令。即使假借寿命来成就他的精力和精神，那也是天意，不是武王自己可以预先决定的。所以圣王并没有夺取天下的主观意图，只是乘着时机来驾驭天下，顺应形势而已。圣人尚且不能预先决定，何况比圣人更低下的人呢？一个普通士人，在当时求取功名，有的成为偏将、副将，有的成为文吏；他的眼界所能规划的、内心所能成就的，即使有时困顿而不可限量，但大致情况还是可以知道的。生死、屈伸、荣辱、贵贱，还要取决于不可预知的命数。志向所达到的地方，只能仰望而不能保证一定到达；志向尚未达到的地方，姑且试着前进，逐渐取得进展，那也不是原先所能预料的。假使一个人刚刚稍有得志，就突然跳跃起来说：“我要完全占有一方国土，面南而坐，驾驭四海的英雄豪杰，使他们低头称臣称妾。”除非是疯子，谁会想到这些？即使真有这种想法，也一定会突然站起来急速走向诛灭。所以由此可知，那些乱臣贼子最终成为篡夺者，起初也并没有这种已经稳操胜券、必定获得的心思。曹操自己说“死后墓碑上只题为征西将军”，难道完全是在欺骗人吗？桥玄从未预期他会成为天子，但曹操感念桥玄把自己当作知己；因此，他最初出身入仕于汉朝时，并没有窥伺篡夺刘氏宗室天下的志向，这是很清楚的。懂得这一点，就知道君主驾驭臣下时，防备那些本来不必防备的事情，却不防备真正应当防备的事情，并不是明白预先防范之道。

译秦桧专权的晚年，大肆兴起刑狱，几乎要把张、赵、胡、洪诸公全部杀掉，甚至牵连宗室。当时，诸公逃窜居住在偏远地方，不能再进言一句；他们议论和议的错误，对秦桧也没有任何触犯。和议已经达成，各将领的军队已经解散，秦桧总领百官，享受世代承袭的俸禄，他想要的没有一样不能实现。秦桧死后，高宗忽然释放赵汾，召回被贬谪的官员，这就说明秦桧深深忌恨诸公，并不一定只是迎合高宗。秦桧排斥、驱逐异己，不愿意留下一人，难道只是为了发泄一时的愤怒嫉恨吗？他把自己的党羽遍布在重要职位上，不让宋朝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信大臣；正直刚强的大臣已经被清空，别人只要迅速起来，乘机揭开蒙蔽、振动凋落的局面，便能将其全部收取，秦桧深厚地培植自己的势力，这种势力没有不能成功的。高宗年纪已经很大，普安王又是从疏远宗室中选拔出来的，还没有确立嫡长继承人的名分；一旦皇帝驾崩，秦桧如果还没有死，就会扶立本来不该立的幼童暂时即位，随即再发动夺取；外有女直作为援助，内有群奸作为辅佐，赵氏的宗庙社稷，在他看来就像拾取草芥一样容易。秦桧的志向，难道还要等到刻意搜求才看得出来吗？然而在靖康年间，他刚刚担任台端，和马伸等人一起请求女直拥立赵氏之后，却从未想到过这些。等到他从女直俘虏中返回，接受挞懒的诏旨，竭力主张和议，也只是希望和议成功后居功受赏而已。即使后来迎合高宗的意愿，部署北伐军队，解散各将领的军队，独自位居百官之上，他仍然不能立即认定自己一定能够实现邪逆的事业。不久，贤臣们逃亡了，岳侯死了，韩世忠辞职闲居，刘锜、二吴收敛锋芒听命于人，张俊总领各军的愿望没有实现，也被废黜闲置了。他想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能做；不能得到的东西，也没有一样得不到。他环顾四周，知道天下没有人能够对付自己，高宗也惴惴不安，不知用什么办法驾驭他；然后他才开始觊觎帝位，并先用诛杀、驱逐来试探自己的凶威。形势激发到这种程度，老鼠将要变成老虎，难道还要等到他长久蓄谋之后才成为大恶吗？所以《易经》说：“脚踩到霜，阴气开始凝结；顺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就会形成坚冰。”所谓顺势发展，是说起初并没有达到最终的程度，却逐渐发展而达到最终的程度。唉！宋朝猜忌、防范臣下，太过分了！它以陈桥旧事为鉴，以五代的前车之覆为戒，有功劳的人一定压制，有权势的人一定夺权；到了高宗时，国势已经极其衰弱，仍然害怕臣下势力强盛，横加削弱。秦桧却是凭借文才墨学起家，孤身一人从远方来到朝廷，本来可以相信他不会有别的图谋。然而内部一旦出现裂缝，就会形成滔天的洪水，最终造成像萧衍、杨坚那样的势力。高宗把刀藏在衣襟中，想着要和秦桧拼死相争，却无法振作自己；这本来不是此前能够预见的。那么，想在霜刚出现时就辨认出冰的趋势，又怎么能够辨认呢？霜毕竟不是冰，但阴森惨烈、寒冷凛冽的气息一夜之间流布天空，令人悲怆恐惧的感情自然会触动人的意志；如果要辨别它，又有什么难处呢？不能预先辨别的，是人的志向；可以辨别的，是人。志向是没有定准的：立志于正道的人，势力过盛时，志向有时会因此放纵；立志于邪道的人，力量穷尽时，志向也会因此屈服。人却是有一定状态的：贤人的志向虽然已经改变，也一定有所顾忌而不敢去做；奸人的邪念虽然尚未萌发，也一定有所凭借，可以操持获利。所以在开始时考察秦桧，不能说他已经怀有曹操、司马懿那样的心思，不应当苛刻地议论他。考察他后来所做的事，却不难发现他能够做石敬瑭、刘豫所做的事，难道还有观察后不能轻易看出的道理吗？他被囚禁向北而去时，和何樐、孙傅、司马朴一同被拘押，却只有他没有被杀；他被女直羁留时，和洪皓、朱弁一同滞留，却没有和他们一起被拘禁；他脱身返回时，保全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全家平安归来。由此可见，他能够亲近凶狠骄横的敌虏，使他们安然听任自己来往，这一点很可怕。张浚、赵鼎、李纲、胡寅都是高宗患难中的君臣，多次被罢退又多次被起用，却不能彼此舍弃；朝野上下、军民百姓的众望都归向他们，共同倚望他们成事。秦桧一旦得志，他们却噤声逃窜，没有人敢同他抗争，这一点很可怕。岳侯所收编的群盗，在中原奋力作战，将士们乐于为他战死；秦桧却削夺其职权、斥退、囚禁、杀害他，竟没有人敢替他申诉，这一点很可怕。韩世忠统率数万军队，使高宗脱离幽禁，上得君主之心，下得众人拥护；却唯独不敢对秦桧说一句拒绝的话，低头解散军队，只求苟且保全自己，这一点很可怕。张俊地位声望最高，与秦桧合谋，灭掉岳氏一族，想取得岳飞的军队；秦桧转眼之间就违背前约，夺走他的军权和职位，张俊竟不能以从前的约定责问秦桧，反而贴耳低头服从，这尤其可怕。秦桧凭借这些令人畏惧的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刚刚做成一件事又继续推进下一件。他的力量非常凶猛，心机非常巧诈，锋芒一旦向前便无所定止的情状也非常狡猾；他把持关键之处，并操纵局势以求必定获得成功，也非常坚决。因此，他不必长久怀有篡夺之心，只要遇到可以篡夺的机会便去篡夺，又有什么会使他收敛而中途停止呢？主张和议的人，前面有汪、黄，后面有汤、史；人们敢于同他们争辩，是因为当时有可以争辩的形势。君主如果不能坚定地信任臣下，就是没有可以使臣下信服的办法。所以这些人刚任用不久就被罢黜，最终不能胜过公众舆论的归结。唯独秦桧把天下人的嘴都钳制住，把几十年来的事业全部反过来；狡猾的敌人也进入他的牢笼，六军都安于解散。像这样张牙舞爪、伸角抵触的局面，难道是一天之内就能痛快搏击吞噬的吗？在当时，只要看见他的面貌，观察他的措施，听到他的言论，如果稍微有鉴察细微、由小见大的用心，哪里还用询问他的志向呢？只看这个人本身，就已经足以了解他了。所谓坚冰，并不是霜的志向，而是形势。有的顺势发展到最后，有的没有最终发展到那里，关键在于能否辨识它。既不必妄加猜防，也不必过分禁制，更不必进一步追问他的内心，这本来就已经辨明了。胡康侯被秦桧欺骗，是因为只根据眼前的志向，忘记了顺势发展所可能发生的变化，难怪会被迷惑。〖一五〗 凭借威势震慑别人的人，失败一定很快；受到震慑却不被震动的人，防守一定坚固。他们中间必然会有意料之外的祸患与之相乘，也会有意料之外的福分与之相合。这并不是一次侥幸、一次不幸，而是事理必然如此，形势必然导致如此。楚虔公在干溪，夫差在黄池，苻坚在淝水，完颜在瓜步，迅速倾覆，都有相同的征验。他们依仗威势震慑别人这一点相同，所以迅速倾覆也相同。因此，羊祜取得西陵后坚守，高颎听说陈朝丧乱便回师，拓拔佛狸兵临长江却不渡江，周世宗取得淮南后答应讲和。他们确实知道，外表极其强盛的势力，内部将会空虚，困难也必定从内部发生；先巩固自己的根本，然后才可以从容谋划后来的行动。懂得这一点，那么面对别人以不可抵御的形势震慑自己，却凝然站立等待对方自行败亡，本来一定是有方法的。

译德行不足以安抚人，义理不足以匡正人，名义上没有可以把持的依据，形势上没有可以利用的空隙，却竭尽自己的威力施加于人，这只是浮动不定的气势。气势一旦浮动，就没有什么不会随之动荡。聚集数十万人而发动这种浮动的气势，那么一个人突然倒下，九军的情绪都会动摇。何况不顾内部已经空虚，却沉溺于对外炫耀，给别人留下余地，使别人无所顾忌地萌生反抗之心，难道能坐等他们自行败亡吗？况且他们以极盛的势力相互震慑，人数虽有数十万人，但士卒中有强有弱，将领中有忠有奸。抚慰约束不能周全，内部便会产生怨恨；拖延观望、彼此等待，进攻便没有决断。取得功劳却没有明确归属于谁，想要继续进取时士气已经涣散；败逃时又不能把所有人都追究，即使退却也可以逃避罪责。各部分军队前进而彼此不知消息，就不能指望互相援助；拥挤着前进而堵塞道路，名义上人数众多，实际上也会变少。彼此交相依赖、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我巩固的谋划必然疏漏。原本只是为了相互震慑，并不是要以生死相拼，所以一旦不受对方震慑，就一定会自行沮丧。这样看来，用我方孤立的军队对抗对方云集的军旅，主动权在我而不在彼方，这是明白的。所以谢安谈笑自若地等待捷报，虞允文刚到便决定进攻交战，并不是侥幸，而是确实有可以与敌相抗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晋、郑的锐兵迅速出动，进攻楚虔公时，本来应当使楚国灭亡；赵鞅突然兴兵逼近夫差时，本来应当使吴国灭亡。然而他们没有做到，是因为受到对方威势震慑，却不知道对方其实没有足以震慑自己的力量。至于公子比入楚、句践兴起、慕容垂叛变、完颜雍篡位，难道可以侥幸期待这些事情一定发生吗？但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不顾退路；那种一定要成功的心情，不防备失败，那么原本不可侥幸期待的事情，确实就可以预期了。因此，处在整齐严整的一方来抵御散乱的一方，以少数独立的力量制服多数，散乱的一方必然溃败，多数的一方必然离散。处于安静状态来等待躁动，奋起弱小力量来抗拒强大力量，躁动的一方必然折损，强大的一方必然被摧毁。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虚实的区别，也是祸福转化的关键。君子观察这些道理，就知道怎样要求自己，也知道怎样应对天下。看见值得忧虑的事情，并不等于真的有忧患；看见值得恐惧的事情，并不等于真的有灾惧。真正应忧虑的，是还没有显出可忧形态的事；真正应恐惧的，是还没有显出可惧迹象的事。《姤卦》的危险开始于羸弱的猪，《剥卦》的孤立最终以得到屋舍结束。守住最大的常道，以抵御极大的变化；正道能够取胜，只是用正道取胜罢了。〖一六〗 处在荣盛与衰败的关头，实在难以言说。贫贱的人，处于衰败而且更加难以承受；地位尊崇显贵的人，越是荣盛越不能割舍。所以，面对世代更替的悲哀，天子和普通百姓都一样，只是天子的感受更加深重。宋太宗册立自己宠爱的儿子为太子，仍然不高兴，说：“人心很快就归附太子了，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呢？”高宗对于孝宗，并没有多少像毛发包裹那样微薄的恩惠。孝宗年纪还正盛，高宗就早早把他养在宫中；天下大体安定，就急忙立他为嫡长继承人；自己的精力还没有衰退，就突然把皇位内禅给他。等到自己退居德寿宫养老，按时节举行宴会，正如周密所记载的那样，和气融洽，充满脸色笑容，自在无累，忘却自己本来拥有的天下尊荣，这难道不是高出常人一等吗？人对于得失的看重，超过对于生死的看重。一个普通士人可以舍弃自己的身体和性命，却不能对价值百金的财产忘情。如果能够平静淡泊地对待得失，没有怨恨嫉妒的心，这一定是具有坚定意志的人。那么，让他承担天下的艰难危急，关怀君主和父亲的隐痛，他还有什么可顾惜的，又有什么不能贯彻自己的志向、独自实行而建立大节的呢？外物本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种人。然而高宗忘记父兄的怨恨，忍受宗庙社稷的羞辱，向骄横的敌虏屈膝称臣，却没有惭愧的神色；残酷杀害功臣，以满足自己的猜忌防范，却没有不忍之心；倚重任用奸人，把患难中的亲信大臣全部驱逐，却没有宽容赦免的尺度。他怯弱无能，只求苟且保住一隅安稳，侥幸残存而享受湖山之乐。困守残破的疆土，沉溺于残存的安逸，对耻辱毫不顾及，竟到了这种程度，想求得一个念头超越利害关系都做不到。由此说来，只在名利道路上表现得恬淡的人，还不足以参与大道，并不只是相差咫尺而已。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时，他的志向已经把自己撑得过满，气势已经张扬得过分；抱持着一定要成功的心情，就必然要借助权势，而不能自行放下。一个人想要有所止息时，他的志向刚刚萌发便立即自我怀疑，气势刚刚发动便立刻寻求平静，总是留下余地来藏身；这样就必然爱惜自己的精力而不能坚定自守。这两种祸患，都根源于存心的器量；有时超过限度，有时又阻塞了时机，不能依据中道来成就自己。总之，偏离大道所应遵循的方向而败坏大业，都是志气一张一弛造成的。假如任由志气松弛，只求安于自己力量所能承受的范围，那么对于建功立名的事情，本来就会把它看作愿望之外的追求，不愿同天地人事争取以正道取胜。所以像严光、周党、林逋、魏野这一类人，假使出仕而承担天下重任，不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救济天下，我恐怕他们对于忠孝之义，也会有许多推辞委避而不能使自己安定。倘若一旦松弛下来便不愿再坚定地振作志气，那么后来弊端的发展，将有说不尽的地方。自己与外物相互交往的冲突中，存在着彼此进退的时机。自己前进而加于外物，外物就会退缩而听从自己的驾驭；驾驭外物的人有得有失，但都不能不受到外物被驾驭这一事实的影响。自己退缩而忘却外物，外物就会环绕而来，反过来逼近自己；逼近自己的外物有顺有逆，但总归不能胜过它们的逼近。如果实在不能抵挡它们的逼近，难道力量不可以与之相抗吗？那么，采取柔顺谦卑、低头屈服的办法，暂时求得免除祸害，也就没有什么可吝惜的。如果力量可以与之相抗，那么就会非常畏惧、非常疑虑，甚至忍心施加嫉恨伤害，希望保全自己。所以庄子沉溺于逍遥之道，竟至于认为天下处在后羿的箭弓射程之中，没有任何名分义理可以依靠来逃避刀箭。不得已而有机会可乘、有威势可借，就滥用刑罚来逞强，好像锋刃刺入被褥席子的缝隙，只求一夜安稳。高宗正是这样。因此，对于力量无法抗拒的对象，可以称臣，可以接受册封，可以割让土地，可以输送财币；对于力量可以抗拒的对象，可以驱逐就驱逐，可以杀掉就杀掉。等到得到孝宗并把皇位授给他，就像脱去枷锁，在阆风之圃中游玩一样，不知道天子的尊严，不知道宗庙社稷的重任，不知道使别人受辱、使自己做卑贱行为的可耻，也不知道不共戴天的仇恨不可忘记。他萧然自在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在无何有之乡拍着大腿雀跃，只把这当作快乐罢了。

译三代以后，君主中能够享有长寿的，没有谁比得上宋高宗。他的志趣安逸，性情柔和，嗜好欲望浅薄；对于富贵可能造成的损害，也没有沉溺其中。这大概是他恬淡知足、自己保全生命的结果。然而，使天下的生气逐渐消磨殆尽，把历代皇帝、帝王、霸主勉强留存的天下交给异族，却也是从他开始的。所以说：“没有欲望，然后才可以谈论王道。”懂得这句话的人，并不是说王道只靠没有欲望就能实现，而是退一步不贪取过多的利欲，进而必定要把道义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若不是圣人，那么凭借权势地位来使天下免于凶险危难，仍然是最重要的。难道这只是君主如此吗？鸡鸣时还不起床，做什么都不勤勉，进不能成为舜，退也不愿成为盗跖，只是行走吟咏、坐着长啸，想求得不受任何事物沾染。等到自己的势力已经穷尽，就会不知不觉地混入盗跖一类而不能自我收敛，这是必然的。放逐李纲，杀陈东，杀岳飞，使李光、赵鼎死在瘴疠之乡，这些行为属于盗跖一类，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君子应当以此为鉴，切不可安然自得地自夸清白、洁身自好啊！《宋论》卷十一　　孝宗 一 汉朝对待匈奴时，高帝曾被围困，吕后受到侮慢，官吏百姓遭到掠杀，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宫；文帝却好像忘了这些事，只暂且同匈奴讲和。到了景帝时，休养生息了几十年，人心稳固，士卒马匹充足；武帝承接这一基础，才开始举用有余力，起用出身寒微的将领，任用正当锐气初发的军队，直到荒漠以北穷追匈奴，于是匈奴遭到破败而逃亡。东晋的形势弱得不能支撑，祖逖死后，桓温失败，朝廷几十年都不再议论收复中原。谢安沉静端庄，凝神站立，表面上不显露声色，暗中把谢玄交给他训练的北府兵；苻坚百万大军于是望风披靡、溃败而逃。刘裕承接这一局面，俘获姚泓，斩杀慕容超，拓拔、赫连也没有谁能够与他抗衡。假使孝宗懂得这些道理，又何至于在符离一败之后衰敝不振，直到宋朝灭亡呢？孝宗刚即位时，锐意图谋兴复，国仇不可在早晚之间忘掉，时机也不可拖延而错失，他确实是不容缓慢的。只是当时宋朝凭什么力量来抵御敌人呢？在遭受摧残之后，人才凋零殆尽，只剩下张德远一人孤立存在。孝宗把腹心之任专门寄托在德远身上，本来除了他也没有可以一同谋划的人。然而，德远能否胜任这一重任，却不能轻易肯定。他为人志向很大，但器量不够宽宏；意气很盛，但谋划不够周密。器量不宽，谋划不密，天下人就会纷纷违背他的志向，而意气越盛也越容易受挫。所以，自从秦桧专擅权力以来，他只是一味以盛气争论得失，却没有及早自行谋划：在与敌人的盟约已经破裂、秦桧的奸恶已经暴露之后，事权一旦归还给我方，究竟凭什么掌握必胜的办法？军队中谁是老弱，谁是精壮？将领中谁贤能，谁奸邪？草料粮食从哪里取得而不会缺乏？马匹兵仗从哪里供应而能满足使用？一声号令就立即响应，凭什么才能取得官吏士卒的民心？各方合在一起而不发生分歧，凭什么才能形成同舟共济的局面？谋划不早，临到事情发生时就会四处张望、犹豫不决；信任不坚定，托付的人就会因人而改变。于是他一再被放逐，在奸邪之人的手中颠沛反复，不能获得君主的真诚信任，也不能得到群臣的归心；旁观观望的人来回徘徊，料定他的志向难以实现；嫉妒他的人则侧目而视，庆幸他的功业不能成功。当他漂泊远迁、灾祸迫近自身、避开他人视线而不发声时，在当时世上没有参与周旋、咨询访求政事的机会；虽然称得上老臣，但他是从贬谪之中突然被提拔起来的，仍然属于新进之臣。一旦突然兴起，便在内廷同天子谋划，随即想奋勇迅速地求取最大的功业，只凭一往无前的情绪，却没有可以接续的谋略，难道仅仅靠执掌军权、树旗建旆，大声疾呼，宣扬复仇、驱逐奸邪的正义声势，就足以抗衡身经百战而不可摧毁的骄横敌军吗？一败之后终于不能再兴起，本来就是必然的结果。假如孝宗果真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德远果真能够建立再造国家的功业，那么面对这种局势，本来是有办法的。完颜亮南侵而自取灭亡，完颜雍刚刚安抚他的部众，无暇作长远谋划；又没有派遣追寻盟约、索取财物的使者渡过淮水南下。那么本来可以赶紧整顿内政，选择将帅，简练军队，修缮防备，积聚储备，从容寻求必胜的办法。汤思退可以驱逐却没有驱逐；尹穑、王之望可以放逐却没有放逐；史浩可以用正道告诫，却听任他随波沉浮；虞允文、陈康伯可以召来与他们同心协力，却来不及信任任用；朱元晦、刘共父可以让他们执掌国政，却还滞留在闲散职位上。假如能够进用贤能、疏远奸邪，建立统一的朝廷法度，那么国事的是非就会确定，也不会有潜伏的奸人乘一次小挫折而散布邪说。这样一来，朝廷的议论就会协调，人心也会团结；仍然没有必要仓促张皇，迫切地追求立即取得战果。杨存中、吴璘虽然年老，仍然可以去访求他们所托付的偏将裨将；张、韩、刘、岳的部曲虽然已经凋零，仍然可以寻找惯于作战的勇士。将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民间并不缺少杰出的英才；军队虽然已经松弛，淮、襄、川、陕一带自有许多擅长武艺作战的人才。停止游览湖山的巡幸，以鼓舞人心；严惩侵渔欺诈的奸弊，以扩大草料粮食的储备。修缮淮、泗、襄、汉一带的城堡，进可以作战，退可以凭借；选练西南溪峒的蛮兵，他们的士气正新，力量正壮。把谋划在深宫中周密确定，使宫外统军将帅的威望和信任不受猜疑；竭尽十年生聚教训的功劳，收取逐渐积蓄力量、观察敌人破绽并乘时而动的成效。然后断绝同敌人的使者往来，责备他们仓皇逃奔。敌人会怀着愤怒发动不能收束的军队，我方则坚定地站立等待他们狂妄兴兵后的失败。这样谋划，即使燕、云地区还不能期待收复，但向东收复汴、雒，向西扫平秦、川，大概可以有八九成把握。对此不加考虑，却在摧抑之后突然起用德远，使他积蓄的不平之气和志向爆发出来，把满朝大臣看成醉梦之人，只有自己清醒；排斥众议而愤怒奋起，又激发了别人的嫉妒。孝宗踮起脚来盼望澄清天下，德远则挽起袖子争求在早晚之间见效。孤独地派出一支军队，悠然前进，横向攻击敌军猝然出现的腰部，姑且试探一下像捅马蜂窝一样的刺痛。李显忠从万里之外刚刚归来，众人没有人与他亲近；邵宏渊没有经历过百战，心怀私意，想求得试用；因此符离的溃败之后，敌军没有乘胜追击、趁势扩大战果，已经算是我方的幸运了。萧思话一败，刘宋便日渐削弱；吴明彻一逃奔，陈氏便灭亡；契丹把自己送上死路于女直，女直又把尸体载送给蒙古，也都是这种情形。宋朝没有灭亡，还能支撑多久呢？别人说应当和议，而我说应当作战；道义足以压倒对方，声名足以压制对方。但强敌看出我方没有成算，气势反而更加振作；与我方意见不同的人坐等我方不能取得成绩，彼此相互动摇；天下也共同盼望我方取得成功，却最终始终不能实现。史浩说：“一次失败之后，恐怕陛下就不能再希望收复中原了。”这未必不是深刻见识之言。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远虽然已经去世，也未尝不可以有继承者来谋求功业；可惜他一旦跌倒，最终再也不能振兴了。情势越紧迫，办事越应舒缓；志向越专一，咨询谋划越应广泛；名义越正当，越要把实际内容做到充分；决断越坚决，考虑就越应周密。大有作为的君主和宰相，只需致力于这些罢了。二 孝宗奉养德寿宫中的高宗，极尽爱戴尊敬之情，使高宗能够安享晚年、终其长寿。这是三代以来帝王侍奉双亲所未有的情形；作为后代而成为人家的后嗣，却能如此奉养老人，在道理上已经没有更高的了。考察他即位以后，经历了许多年，多次举行大典，却没有听说对自己的生身父母有进一步尊崇的举动。他奉行大义，尊重正统，抑制私人恩情，纠正定陶王、濮王府一类的失误，这难道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