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十二　　　　光宗

译《宋论》卷十二　光宗 一 孝宗急于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究竟是为什么呢？他正值盛年，国势还没有安定，朝廷中没有可以作为心腹辅弼的大臣，儿子又具有愚昧蒙昧的资质，却突然把天下托付给他，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若说是因为高宗去世，哀痛思慕深切，想要执守三年之丧，谢绝各种政务，每天侍奉灵前几筵，于是把这当作孝行；如果这不是他的饰辞，那就太愚蠢了。古代君主居丧住在谅阴时，总领百官、听取冢宰的意见，六官各自的日常职务不必参与知闻。至于宗庙社稷的安危、百姓的生死，以及大臣进退等重大政务，天子本来就应居于帝位、掌握大权，不能把先君托付给自己的天下交给别人，而自己独自沉溺于哭泣踊跃。况且他所听从的宰辅，也一定是对于承担重任的亲近大臣十分宽裕有余力的人。难道是不想专心尽哀吗？把道理全部做到来尽孝，起初并不互相妨碍。何况高宗的恩德，同生养自己的父亲一样，只是因为高宗把天下授予自己。这样，能够在幽冥之中安慰高宗的，也只有社稷有了君主，成为高宗精神依凭之处。因此孝宗看待天下，就应当像看待高宗一样，也竭尽心力安定天下，这才是报答高宗到了极点。至于侍奉灵前几筵，当然也必须亲自参与；但只要不停止用心处理政务而退居安逸，不把心志分散到声色之中，停止昏祭等吉礼，暂停庆赏和广施恩泽，自然仍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表达祭祀馈奠之礼。难道一定要塞住耳朵、闭上眼睛，完全不与外物接触，然后才能守完丧期吗？所以说这是因为哀痛到了极点，已经不能再居于天子之位，我实在不能相信。自身还没有衰老疲倦，却突然把帝位传给儿子，使自己处在一人之上的地位，这在古代从未听说过，开创这种做法的只有赵主父，后来是拓拔弘罢了。这些人都是轻视礼法、败坏制度，以亵渎至尊大位的人。至于高宗的内禅，又有另一种说法：他没有嗣子，而孝宗是被长期废置的宗室支系、相隔七代的疏远宗亲，高宗把他从幼年提拔出来，使他承受太子的吉祥任命。高宗年近六十岁，实行内禅时五十七岁。这是三代以后君主中少有的情况；国家没有可以接受遗诏、辅弼顾命的宗臣，一旦危病来临而奸邪乘机而入，就不能不及早防备变故。况且当时女直背弃盟约，战争又起，高宗年老日益困乏，也没有办法支撑不稳固的疆土。高宗知道孝宗可以有所作为，便利用他初生的气势来振作长期松弛的人心；趁自己还活着，把神器授给他，也是权宜之道而没有失其中正。若不是这样，天子既然最为尊贵、没有更高的位置，若在其上层层累加，又有另一个人从上面俯临其下，那么天子的地位就不尊贵，政事权力也会彼此交错，持两端观望的人就能起来施展奸谋。也正因为孝宗还能够承担重任，所以高宗得以优游于琴书花鸟之间，对国事一概不过问。这样，两宫之间的欢乐，就不会有人从中挑拨离间。若不是这样，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不能完全从心中放下，稍有劝谏规正，就会给小人留下离间的机会。根基一旦累积问题必然倾覆，栋梁过于隆起也会弯曲；大耋之年的叹息、如同焚烧一样的灾祸，必定不能保全到最后。何况光宗愚昧顽固，从他的言语、顽固的神态和笑貌来看，千年以后仍然可以想见他的情状；他又并没有杨广那样的奸诈，能够用矫饰来欺骗君父。那么，孝宗不能把高宗托付给自己的天下再托付给光宗，这一点明明白白、很容易看出。可是为什么在仓促之间，突然把神器交给一个前途沉浮不定的人呢？把帝位传给儿子的法则，确定传给嫡长子，确实是重大的常规原则。然而汉武帝舍弃燕王旦而立昭帝，光武帝舍弃东海王强而立明帝，最终都获得了善果。因此能够变通而不拘泥，并不算错误。晋武帝拒绝卫瓘的劝谏而立惠帝，贾氏的罪恶因此得以宣扬；唐太宗顺从长孙无忌的请求而立高宗，武氏之祸因此更加激烈。因此拘守旧制而不变通，也未必就是正确。光宗同晋惠帝相比，只稍微强在能分辨菽麦；同唐高宗相比，还在更低的层次。孝宗即使遵守既定制度，难道就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辅导和安排吗？那么就用正直之人辅佐他，用正当的学问引导他，惩治那些小人，整饬他的宫闱；等到自己病重将死之时，选拔有德望的大臣接受顾命、总领百官。即使有雷允恭、任守忠这样的宦官从中蛊惑，也不难施以流放或诛杀的刑罚。光宗即使昏昧，又怎么至于灭绝天性常理，使宗庙社稷陷入危急呢？这是因为教导他没有方法，辅佐他没有贤人，等待他没有等到适当时机，对他的昏庸懦弱习性没有察觉，对悍妒妻子的煽动也没有听闻。不久让他参与国政，不久又让他登上帝位。自己已经处在尊贵却没有帝位、地位虽高却没有百姓的处境，于是厌恶李氏并说出要废黜她的话，在偏僻宫中支支吾吾地说这些来激发他的悖逆，难道不是在教不肖之人暗中胡作非为吗？他郁结不舒，不能享尽天年，也算是自己造成的。高宗经营谋划、谨慎处理政务达数十年，按道义裁断，审慎权衡合宜与否，最终把一切举措交付给孝宗；孝宗却毫无谋划，仓促地把帝位交给不肖的儿子，坐看他失败。孝宗这样的孝行，也不过是末节罢了。他昏昧不明、没有选择，与他在位时任用人材、施行政务的情形很不相称。现在回想起来，实在猜不透他的心意。或许他继位之初锐意进取，后来功业毁坏而没有成功，所以早已不愿居于这个帝位；只是高宗还在世，不容许他放下，刚刚居丧，便急于脱去丧服离开帝位，愤懑羞耻之余，激发成了鲁莽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只是忧愤怨恨、意气用事，不是君子的气度。他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没有丧失，国事没有混乱，完全可以保守先人遗留下来的事业，等待后世有人兴起。功业不是由自己完成，却能够守住先人交付的事业，这本身就是功劳。又何必这样急躁呢？二 朱子任潭州知州时，请求实行经界法，朝廷下诏同意。他制定的这套法律，均衡公平、周详审慎，按理说可以推行到天下，作为统一的准则，但最终却没有推行。到了贾似道时，才窃取他的主张来危害百姓，宋朝也因此灭亡，而这项法令最终被阻止废弃。这样看来，提出得好，并不等于实行得好，原来确实如此！我曾经探究其中的根源来评论：天下的道理，思考就可以得到；思考得不到，学习之后就更可以得到。但有些事情并非思考和学习所能得到，那就是治理土地的政务。

译现在姑且取一项法令来思考：把无形的东西变得可以有形，把没有踪迹的东西变得可以留下踪迹；把它铺陈开来使之宏大，细加研求使之严密，曲折周密地经营安排，好像有一幅可以绘制、可以刊刻的图，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心中眼前。达到这种程度，就会自信认为已经完备了。然而换一个角度再思考，又会有另一种成形的方案，同样未尝不能达到完备。于是执着于其中一种，把它概括后付诸实行，其中不完全正确的地方必然很多；但执着于自己内心确信的看法很坚定，别人本来就不能辨别出来。所以思考是利与害交集的地方，因此说它“危险”。既然这样，那就学习吧！所要学习的道理，古人已经多次说过；古人所说的，也已经有人实行过。然而说出来的不是实行本身，古人的实行不是我的实行，我的实行也不是天下共同实行的办法。五味没有固定的适宜，五色没有固定的纹饰，五音没有固定的和谐。律吕虽然存在，却有师旷的调音，也有师延的淫靡之乐；规矩虽然存在，却有公输般的巧妙，也有拙劣工匠的弯曲错乱。古人教给我极深研几的学问，我却浅尝辄止便急于运用，把天下万民的情状都用名目强行笼罩、驱赶进同一个框子里，所以说这是“欺罔”。之所以这样，是什么原因呢？天下那些通过思考可以得到、通过学习可以知道的，是“理”；通过思考也不能得到、通过学习也不能知道的，是“物”。如今事物的【原文疑误：“物名利”】有边际，数量有定数。至于事物的实际情况，则都各有类别；类别之中又有类别。广泛考察并推究到底，即使耗尽一生精于计算，也不能全部列举。大树的叶子，数量有亿万之多，想找出一片与另一片完全相像、连毫发差别都没有的，也不可能；既然如此，名称哪里足以把它限定住呢？必然还会发生变化，变化之外又有变化。事物流转变化，即使从早到晚观察，也已经不像原来的样子了。晴雨的征候，不过晴、雨两端而已；但想据此断定必然如此而没有意外差异，也是做不到的，数量哪里足以预先规定它呢？事物各有自己的情状。情状，就是实际情况。所以说：“先王把人的情状作为治理的依据。”人的情状，不是一个人的思考所能全部考虑到的，也不是古人能够刻画规定今人、使今人不超出其范围的。若只是穷尽自己的思考、固守自己所学，便以为天下不会超出这些范围，要求把它推行天下并作为准则，岂不是很难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今所谓经界，是要做什么呢？是认为它能够清查户口、划分田界，防止彼此侵越吗？那么百姓自己本来就有经界，又何必等待上面的官府来规定呢？先世传下来的界限，乡邻都知道；将要耕种时各有自己的田界，将要收获时各自计算收成，年年相承，怎么会混乱呢？如果田界日积月累被隐瞒侵占，自己不能处理，乡邻也不能诘问，那么让南北异地、刚来任职的文吏，只听取诉词；即使看见这里山川交错、广阔田野相连，又怎么能凭一天的聪明，在无人明说的土地上裁断众多疑案呢？这样只会增加争讼，使诉讼日益繁多；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做。是认为它能够辨别赋税、徭役中彼此欺诈逃避的情形吗？欺诈逃避的是人，不是土地。百姓即使非常奸猾，也不能把自己的土地抹掉，使它没有形迹。土地虽然有等级，把它分为三等、九等，也只是极其粗略的概数罢了；实际上等级有十百种之多，不能穷尽。如今如果划定土地界限来征收赋税，豪强百姓自然可以利用界限有经界这一点进行欺诈，以图逃避；贫苦百姓却会因被限定在经界之内而陷于困苦，无法逃避劳役。怎么能拘守一种推排土地的方法，就使赋税徭役平均呢？所以所谓平均，其中本来就有不平均。用不平均的办法来求平均，百姓反而更无处申诉了。是认为从此可以限制百姓的田地，使豪强不能兼并吗？这尤其像割下肥人的肉放到瘦人的身上：瘦人不能因此接受肥肉而变肥，肥人却反而会死去。土地兼并，并不是豪强能够钳制贫民、强行夺取土地。只是赋税沉重而没有等级差别，徭役繁多而没有定制；官府的威势使人不敢接近，吏胥的奸诈又无法追究。于是，同样一项赋税，豪强缴纳起来轻松，弱民缴纳起来沉重；同样一项徭役，豪强承担起来容易，弱民承担起来困难。于是豪强拥有田地越多越无所畏惧，并且还能获利有余；弱民却苦于仅有的田地，所受的祸害不能除去。官府的鞭打、吏胥的挫辱，又逼得他们如同面临焚烧和溺水，于是甘愿把田地输给豪强，好像让豪强代替自己承受祸患。即使有经界，也不能把这种情况限制住。难道一定要填塞沟渠、铲平田间小路，使零碎田地各有所归，然后兼并才会停止吗？如果确实能够减轻赋税，使百姓负担轻些；节省徭役，使百姓得到安逸；禁止长吏滥施刑罚；惩治奸猾的吏胥和里中蠹虫的恐吓，那么贫富更替本来就不会固定，拥有田地的百姓也不会受苦。这样，兼并者就没有可乘之机来放纵其贪得无厌的欲望，人人都可以拥有田地，田地自然就会均平。如果不是这样，只依仗一时的严刑峻法，夺取那人的土地给予这个人，却不顾他们是否安定，那么疲惫懦弱的百姓将会藏身逃入空山，也不愿接受这种安排。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姑且假设划立疆界田畛；但土地兼并仍会照旧，只不过白白招来讥笑罢了。至于后世提出经界之说的人，却是要搜查、剔除百姓隐瞒的田地，把它们全部纳入赋税，于是逐亩追查，连一尺一寸的土地也没有不隶属于县官的。唉！这难道是仁人君子忍心说出的话吗？三代的制度中，有田地，也有莱田；所谓莱，并不是真的荒莱。有一易田，有再易田；所谓易，也不是真的更易。留下土地中有余的部分，是为了鼓励勤劳的人，使他们竭力耕作，充分利用土地的出产，而不用担忧赋税罢了。如今却彼此推排，使所有实际情形都暴露出来，连一块泥土、一株粟苗也没有办法脱免，这就叫作箕敛，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田地被奸民隐匿而不列入赋额，确实是有这种事。但婢妾、臼灶之类的隐匿，对富人来说不足以造成损害，何况是仁君抚治四海呢？又有些土地本来贫瘠坚硬，而勤劳的百姓凭借多余的力量，勉强加以引水耕作、焚草除荒的功夫，幸逢丰年却只获得微薄收成；也有溪流、江边沙洲，刚刚涌出成为土丘，险岸高崖将要倾倒而尚未崩塌，眼前土地鳞次相连，日后却未必不沉陷崩坍；还有些土地过去属于一家，如今分属不同主人，中间有地块横亘在山脚水曲之间，无法划分疆界。像这样的情况，多得难以逐一计数。若一定要拘守一种办法，画定沟渠封界，使每一步土地都必须有所归属，搜尽所有土地，连细微之处也要征税，那么李悝所谓“尽地力”，就是使用这种办法。身为以仁义辅佐君主、称述君主德政的君子儒，难道忍心这样做吗？这样看来，经界的弊害，必然会流变成贾似道那样残害百姓的祸患。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暴虐？向天下人询问，向万世询问，一定会有人审察清楚这一点。

译这套办法本源于《周官》，因袭了孟子，不能说不是有学问；规划形势，把曲折细节考虑得很周全，也不能说没有思考。但是否想过，商、周时代的天下，与今天相比究竟怎样呢？诸侯国的疆域，封土不过一万井；王畿的乡遂，采邑分授给公卿。治理百姓的官吏，从酂鄙之师直到乡大夫，都只是百里以内、彼此熟悉当地情况的土著人士。哪里有利，哪里有害，他们全都了解，没有遗漏；只要因循旧有界址，稍加修补就可以定下来。如今却是四海统一于一个王朝，九州土地各不相同，有穷山曲折之地，也有广阔无边的平原。天子没有巡行察访，司农总管着无边无际的财政计簿，郡邑长官调迁不定。却想悬立一个统一的格式，驱使百姓一律遵从；贤能聪明的人必定力量无法胜任，昏庸暴虐的人反而有幸借此图谋成功。天时方面，有南北寒暖不同的气候；地势方面，有肥瘠高下不同的性质；百谷方面，有疏密、幼壮不同的品种；疆界方面，有高低斜正不同的形状；人民方面，有强弱、勤惰不同的禀性；民情方面，有质朴和诡诈不同的情状。这里认为有利的，在那里可能成为祸害；这里想要革除的，正是那里所凭借的。确实有看起来非常有利的事，百姓却把它看得像荼草荆棘一样可怕；也有看起来危害极大的事，百姓却安处其中，如同安坐在席榻上一样。既不能通过学习知道，也不能通过思考得到。说起来娓娓不绝，实行起来急切匆忙，越是执着坚持，造成的伤害越大。把这当作仁政，它的弊病就是愚蠢，而且祸害将无穷无尽，已经很久了！所以，善于治理土地的人，应当根据土地本身的情况来治理。一个乡的好政令，不能施行于一个县；一个县的好政令，不能施行于一个州；一个州的好政令，不能施行于四海。大体约略地把握原则，不使百姓遭受大的损失，天下本来就已经大体均平了。所谓均平，不是把一切做成完全相同。若设置政令强行驱使百姓整齐划一，百姓本来就不会整齐划一；那就必然还要用刑罚来继之，之后才可能勉强齐一。政令一旦有了固定形式，刑罚就必然滥用；申不害、商鞅之所以成为天下的祸害，原因就在这里罢了。至于普通人若为极小的利益，设法欺诈以逃避本来应当缴纳的赋税，那么只要等到王者统治多年之后仁政的余泽，自然会输诚献纳，岂是元后父母所应当同他们争辩计较的吗？以君子的心思去和小人争竞，以王者的法令去察看聚敛的谋略，以鸡鸣梦醒时凭空猜测的情形，以闭门读书时偶然窥见的经史，便想把四海百姓都束缚进图画和绣帛般整齐的格局之中。说起来确实正确，实行时却不敢这样做。即使如此，也不必忧虑。说这些话的人，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实行它们的。三 君主拒绝进谏来放纵自己的欲望，臣子嫉妒贤能而进献谄媚；对于那些正直进谏的人，便称他们为“沽名”。难道也不想一想，名声是从哪里产生的吗？名声，是道义显现出来的结果，是天下和后世公认是非的尺度。既然有名声可以出卖，那么名声就在进谏者身上。君主自身处在不可称说的罪恶之中，却把名声送给进谏者，使他们有名可沽，这种做法是无道之中最严重的，哪里还需要辩解呢？所以所谓沽名，是说进谏者使人君知道世间有一种名声，是不可侵犯的。君主并非没有名声，但一旦被说成沽名，进谏者也就没有什么可沽的了。即便如此，臣子用这种方式事奉君主，国家又能依靠什么呢？君主有重大的罪恶，应由大臣承担责任；大臣不能进言，然后由谏臣承担；谏臣也不能进言，然后群臣百官，下至士人百姓，都可以奋起进言。至于众人一齐争相起来，大小臣民唯恐落后地共同进言，那么首先提出这项议论的人，大概确实是出于不得不说。然而后来相继附和，不问是否听从，喧闹争论不止，其中以沽名为目的而喋喋不休、相互接续的人，十之八九就在这里面了。于是他们激怒庸主和奸臣，使双方互不相让；进言的人又竞相把被削职斥退当作荣耀，使全国的贤士都被排斥离去，置宗庙社稷于奸邪之手，却徒然自我夸耀说：“我是忠臣，是因获罪而被罢斥的正人。”那么，沽名的罪责又怎么能逃脱呢？况且，君主的过错如果还没有达到伤害天理、断绝人望的地步，日后仍可洗除，那么相互激怒而不肯退让，过失还算小。若是天伦秩序败坏，人与禽兽的界限只剩一线，一旦陷入邪恶，最终便再也无法脱身；这难道可以让众人雷同争竞，把事情推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吗？子女侍奉父母，是仁心的发露，也就是恒常的义。然而难道要认为，只有在义要求孝的时候才开始孝顺吗？那些不孝的人，当然不是说不孝合宜、孝顺反而不合义。所以，在孝子面前称说孝道，都不合孝子的心意；在不孝者面前称说孝道，也不能感动不孝者的内心。没有别的原因：能够说出口的，只是道义本来如此；而内心悲悯痛切的感动、深厚不解的真情，本来就不是言语所能达到的。有时利欲使人心昏乱，妇人和小人从中离间，夺走他的本心，使他背弃最初的志向；这些都隐藏在细微之处，不是能够用言语说明的。所以舜的孝已经达到极点，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但他以人伦教导契、教化百姓时，却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关键在于宽厚。”上位者不可以用法令绳墨强制下位者，而应宽缓从容地对待他们，乘着间隙加以引导，除去那些迷惑、离间他们的因素，使他们自己显露本来的初心。这样，知道悔改的人，仿佛在我的训导下逐渐开启仁爱本性的胸怀；至于执迷作恶的人，也不要相互激怒，以致造成破坏人伦的大变故。宽厚的作用，多么大啊！能够用这个道理引导人主来保全恩情的人，除李长源之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了。长源开始把它用于肃宗，后来又用于德宗，因为这两人都是以父亲的身份对待儿子的。长源流着眼泪长篇劝说，暗中把自己的情意转移到朝廷议论中而不泄露，独自承担调停的责任，不等待群臣的帮助。他转移人主长期积累的【原文疑误：“怨”】愤怒，就像拾取轻羽一样容易。至于肃宗违逆父亲的事情，他却独自闭口不言，难道是忘了那是重大的罪恶，舍不得规劝纠正吗？如果没有力量同张良娣、李辅国争斗，那么即使进言也不会被听取，反而会激成不可预料的祸端；所以不如姑且相互包容，还能使不孝者有所顾惜，并消除其谋反的心思。长源的苦心到了这种地步，而唐朝也因此姑且获得安定。

译唉！人君忍心断绝亲情，公然以不孝对待天下而不感到惭愧的，只有光宗一人罢了。难道光宗是旷古至今、具有人形而怀着禽兽之心、无人可比的人吗？到了这种地步，留正的罪责也就不能逃脱了。他叩击宫门、牵拉衣服，百官士人喧闹争论，没有人去平息，却把大臣的责任倒过来交给百官。于是使宁宗的即位不合正当，韩侂胄的奸谋得以实现，毒害流及士人，祸患遗留边疆，这种危害难道还小吗？大概那些哄然群起争论的人，都有追求名声的心，并不能以推己及人的孝心来成就自己完全尽忠的责任。留正自处的原则是，进谏不被听从就离去罢了。离去，是名声所归之处。君主更加彰显自己的不孝之名，而自己则获得洁身自好的名声而离开。天理民彝在一线之间争夺存亡，作为心腹大臣，怎么忍心把天地都不能容纳的恶名归给君父呢？如果以离去作为标准，那么光宗显然不足以同他共任宰辅，这是很容易看出的。既然知道不能辅佐，为什么不早些离去？等到离去时，又边走边停，在郊外和关隘之间反复徘徊，反而动摇众人的意志；这种轻率的举动，恰好只能资助奸邪者的嘲笑，已经很久了。光宗的罪恶，并不像刘劭那样凶暴威严、使人不敢接近；不过是悍妇和小人聚在一起，造成蒙蔽闭塞的局面。留正作为大臣，上承孝宗的知遇，内有两宫太后的倚重任用，如果确实能够忘却生死来保卫社稷、挽救人伦的败坏，难道没有雷允恭、任守忠那样的家法可以效法吗？杨舜卿、陈源也并没有李辅国、鱼朝恩那种拥兵自重、倚仗党羽的威势；只要得到两宫太后的一纸诏令，顷刻之间就能把他们放逐。可是留正做不到。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留下来密语劝说，流泪陈述，沉着地引导，暂且对外避讳其大恶，使光宗保留自我改过的道路。即使李氏强悍，而光宗被改立，也不能从中兴起事端，那么本来未尝不能加以约束，使其驯服；但留正又做不到。如果做不到，那么姑且停止。唐肃宗违逆父亲时，猜忌嫌恶极其严重；迁到南内以后，几乎有了主父偃那样的危险，但朝廷并未因此惊扰，国家正处于混乱之中，却没有妨害其稳固存在。当时，强敌没有压境的危险，宗室没有觊觎争夺的祸端，大臣没有逼迫篡位的谋划，草野没有兴兵作乱的变故；朝野安静清正，本来可以在无事中获得安宁。留正却无故仓皇奔走，舍弃大臣的职责，把自己的责任分给百官，招引新近进用、喜欢议论的人，下至太学中高谈阔论的士子，一人发声百人应和，呼天喊地，同昏庸的君主和嫉妒的皇后争论口舌上的长短。一旦争论不过，便相互率领奔走，如同烈火焚身，片刻也不缓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昏昧悖逆的君主本来就会说：“我不孝的名声，大臣已经加在我身上了，群臣已经加在我身上了，天下士人百姓没有不加在我身上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向后世谢罪的了！即使拿自己的性命去试探危机，到了两宫太后那里，被幽禁废黜，人们还会说不是我有能力侍奉双亲；全国的人都用大义束缚我，叫我去修守寝门之礼、倚庐居丧的制度。罪恶既然不能洗除，又何必洗除呢？那些分裂离去的人，不过是因为缺少滋味才回头，我有什么可顾虑的，不能任凭我高卧吗？”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张皇失措，好像大祸就在旦夕之间，不知道其实根本不会妨害什么。疑心越深，人心越震动，后来改立皇帝的策略突然兴起，以此夸耀再造国家的功劳。推究事情的由来，不是留正使它成为这样，又是谁使它成为这样呢？一个人同别人争夺名声，名声即使得到，实际也已经亏损了；大臣同君主争夺名声，名声归于自己，祸害却落在国家。何况君子同最不肖的人争名，去争本来不必争的东西，只是白白开启对方争斗的端绪，岂不是更加鄙陋吗？进一次谏就离去，又怎么足以增加留正这个君子的名声呢？所以说以留正为社稷考虑，并不对；社稷还没有危险，使它陷入危险的，正是留正倡导众人离开朝廷。说以留正为大伦考虑，更不对；光宗的不孝，是光宗自己造成的，留正无法挽救；宁宗的不孝，是背弃父亲而即位，实在是留正促成的。即使满朝呼号、奔散之后，光宗因恐惧而到苫次守丧，对于不孝的名声，十成也不能减去一二分；对于不孝的实际行为，百成也不能挽救丝毫。留正却把这件事据为己有，说：“这是我率领众人争取来的力量。”那么称他为“沽名”，也不是对他的过分指责。怎么知道大臣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呢？不倚靠谏臣来制造雷同的议论，那么他体念国家的诚意就极其深厚了。怎么知道谏臣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呢？不牵引群臣士庶来制造沸腾的舆论，那么直道就得到了伸张。像留正这些人，任凭意气去追求名声，意气充盈却容易耗尽；手中有权力却不掌握，面临机会却不审慎；进退没有常态，于是招致别人轻视；生死之事反复挂怀，却不能承担由此造成的祸害。难怪他们被庸主、悍后、宦官看着嘲笑，而不顾惜他们的去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