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十三　　　　宁宗

译《宋论》卷十三　宁宗 一 赵忠定没有实行定策之赏，导致韩侂胄、赵彦逾怨恨他，后来逃窜并死在湖、湘一带，国家于是陷入危乱。有人说，金日磾不接受拥立之封，丙吉不谈论护养之功，这是君子的高尚风度，不应拿来要求小人；只要稍微酬赏他们，以满足这两个宦竖的欲望，国家或许就能安定。唉！这难道足以了解忠定的内心吗？忠定说：“我身为贵戚之卿，侂胄是椒房之戚，为国家宣劳，不应当接受赏赐。”这些是可以说出来的理由。至于内心深处所蕴含的、必定认为不可以拿来计功受赏的原因，却是不能用言语说出的。光宗虽说是主动内禅，实际上却是被废黜的。宁宗背弃了自己的生父，坐实了他不孝的罪名；又急忙夺取他的帝位，并把拥立自己的人说成有大功劳而加以报答。天理和民间伦理，难道还有一丝一毫存在吗？宁宗因此感激韩侂胄，便重用他，又给他无可估量的荣耀和恩宠。人们只知道光宗不孝，却不知道宁宗的不孝尤其超过光宗。忠定难道忍心这样对待自己，也忍心这样对待他的君主吗？宁宗即位时，忠定处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无法两全，只能采取非常手段。追究事情的根源，这并不是形势必然如此，而是留正造成的。在这个时候，朝廷大臣弃国逃走，太学生全体离堂喧闹，京城百姓失去依靠而惊惶。这局面难道真是必然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吗？光宗断绝了父子的恩情，确实不足以做君主；但同唐代玄武门的兵变、南宫的幽禁相比，仍算是较轻的。论及造成的危害，唐代尚且没有宗庙社稷覆亡的忧患，何况宋朝呢？当时，外戚没有吕氏、武氏那样的阴谋，宗室支庶没有七国、八王那样的祸乱；李氏虽有叛逆之心，却没有外援；杨舜卿、陈源虽奸邪，却没有兵权。只是全国上下惊慌失措，于是仿佛形成了连一天也无法维持的局势，逼得忠定只能采用这种计策，因此忠定内心更加忧伤了。忠定所希望的，是宁宗还具有人心吗？如果宁宗能够温顺地侍奉父母，消除父子之间的嫌隙；怀着惭愧面对臣民，勤于弥补过失；用修饰文辞来掩盖君父的过错，用厚重恩典报答孝宗的恩德，那么宁宗就可以对天地和人心都没有愧疚，忠定也能在日夜之间安然自处。可是他不去做这些，反而洋洋得意地佩戴着自己扶立自己的功劳，把废黜父亲的人奖赏为有功之臣，仿佛从盗贼手中夺回了大璧，便把自己的功劳刻在旗帜和常法上，向天下宣告。这样看来，忠定活着还不如逃亡而死，宋室安定还不如濒临危亡。为什么呢？即使没有君主而重新立有君主，父子伦理也绝不能灭亡。夏桀无道，商汤取代他而兴起，尚且还说这是惭愧的德行。父亲是桀，儿子是汤，做臣子的却占据匡正君父的功劳来求取荣华利益；如果对此可以不感到惭愧，那与禽兽相差还有多远呢？这是褚渊、沈约都不敢做的事，难道做君子的人反而忍心这样做吗？忠定不愿把自己当作禽兽，不敢把君主当作禽兽，也不忍心把共同任事的劳臣当作禽兽，这是厚道到了极点。只是他不能把这些话告诉别人，因为一旦说出口，宁宗就无地自容了。所以说，他内心更加忧伤了。既然如此，那么忠定为什么还要做宰相呢？回答说：宰相不是用来奖赏功劳的官职。忠定既然已经决定策划并实行非常之举，扶救危局、挽救弊病，这正是他的职责，不能推辞。光宗没有放弃帝位的意思，李后有骄横的势力，继承帝位的君主年幼昏昧，奸邪之人充斥朝廷；既然不得已而把重大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连生死都不去谋划，又何必过多谦让呢？舍弃忠定而另寻他人，旧臣中就只有留正了。当时局势艰难，他便逃到江上；事情平定后，又重新立于朝廷要职。他不能用来整顿宫闱、震慑群小，已经很久了。留正如果真能任用，又何至于颠倒行事、倒行逆施，以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呢？他再次被起用，也不过是姑且充任职位罢了。既然如此，那岂不是朱子吗？忠定于是立即引荐并提升他，与他共同谋划宗庙社稷之事。按资历和次序尚未达到而逐步晋升，这是常规，也是贤者可以接受的。若把他从同僚中破格拔擢，提升到高位，那只有英明君主可以独断决定，不是大臣能够自行专擅的事情；这也是贤者一定不会接受的。让他升入馆阁，等待继承自己而兴起，那么也只有等自己已经做了宰相，志向才可以施展。对可以得到的利益不去求取，对可能受到的祸害不顾惜，对嫌疑不躲避，对怨恨不推辞，光明正大地如同揭示日月一般去实行，这有什么可拿来指责忠定的呢？二 小人以蛊惑君主来迫害善类，只怕找不到借口；一旦给这种行为取名为“朋党”，便足以钳制罗织天下而有余。汉、唐以来，人的死亡、国家的困顿，都由此造成。到了宋朝末世，更有不同之处，又把它改名为“道学”。“道学”并不是恶名，拿它作为名称，不足以构成罪名。于是他们知道这个名称还远远不能把对方归为异类，便又给它取名为“伪学”。说它是“伪”，并不是他们的本心。那些同类的人彼此谈论、互相讥讽时，本来只说“道学”，并不说“伪学”。以“道学”为名来杀害士人，是刘德秀、京镗、何澹、胡纮等人促成的，韩侂胄承受并实行了这一罪责；但这件事实际上并不是从他们才开始的。高宗时，已经有人请求禁止程氏之学。到了孝宗时，谢廓然把程氏与王安石相提并论，请求禁止用他们的学说来取士。从此以后，这种风气逐渐蔓延到韩侂胄那里，才进一步加上削夺官爵、流窜、诛杀的刑法。这大概是数十年积聚并膨胀的毒害必然要泄发，并不是刘德秀等人突然出现就能立即造成的。人的内心各不相同，彼此不能共同谋划。诸位君子并没有伤害外物，可是全国的狂乱诋毁却发展到如此地步。随着这种风气的传播，直到近世，江陵承袭了这种暴戾之气，奄党又继承了它的威势，也发展到如此地步。考察他们用来蛊惑天下、推行恶行的手段，如果不是善于强词争辩而且有势力的人，就不能做到。那么，首先倡导这种做法的人是谁呢？推究它的由来，苏轼兄弟的罪恶，比向魋还要严重得多了。

译君子的学问，以求道为宗旨；约束自己虽然严格，却并非没有借此安身立命的好处；处理世事虽然端正，自然会有和平温厚的美德。小人的倾轧嫉妒，也不过是想在国事上与众不同，至于退居之后的讲学谈论，则与此无关。又何至于把它标举成一个名称，迷惑君臣和朝野，使他们共同排斥摈弃呢？这是因为君子为了端正人心、整饬风尚，有些事情是一定不肯做的：淫靡的音乐和艳丽的女色一定要远离，苞苴贿赂一定要拒绝，豪饮狂歌一定要断绝，诙谐调笑一定不屑于做，六博、投琼以及昼夜流连玩乐一定不容许，缁衣黄冠的游方之人以及嬉笑空谈、当面阿谀奉承的人一定不接受。所有这些，都是不肖之人所沉溺其中、用来放纵自己的东西。仅仅因为身处士人之列，名分和义理受到约束，君子又进一步加以约束；如果越过界限，那么在任官时不能获得美誉，退处士林时也不能以先生长者自居。狂放之心想要发泄，却不敢任意实现，只能伸长脖子盼望：有谁能解开我的束缚，使我既获得显赫名声，又得到丰厚实际利益的通途呢？于是苏轼兄弟便乘此机会兴起了。从他们的父亲苏洵凭借一点才华游走于丹铅之学的领域、抄取韩愈文章的规矩，便说“我是韩愈”；窃取孟子的枝叶，便说“我是孟子”开始，苏轼兄弟又用广泛博杂的记诵来增益它，用机巧聪慧的才华来装饰它，在六艺之间浮游，在异端之说中沉溺，并倡导说：“顺从我的本性，就是道；任凭我的情感，就是本性。”他们招引秦观、李廌这些品行不端的少年作为羽翼，又把浮屠、黄冠等近似道理的荒诞言论杂糅进来作为谈助；左边有妖童，右边有游妓，在花月之间放纵狂荡。他们窥测《大易》的宗旨，掠取《论语》的皮毛，拿性命之学的影迹、治道的片面枝节，来文饰自己嗜酒好色、放荡游乐和宴饮享乐的私欲。还大肆宣称：“这才是君子直道而行；那些谈论规范之言、穿着规范之服、实行规范之行的人，全都是虚伪的。” “伪学”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于是那些苟且简陋、卑下浅薄的人，认为这能解除自己的束缚，使自己遨游于浩荡天地之间。他们想凭此实现欲望，便可以凭此得到义理；凭此享受利益，便可以凭此成就名声；只要顺从人的欲望，出仕就可以做贤臣，退处就可以做师儒，人人都可以成为仲尼，世间一切都可以获得快乐和利益。于是他们撩起衣裳跟随，仿佛唯恐赶不上；一声号召，百人聚集，众人一起像仇敌一样攻击君子，把道学斥为盗贼，肆无忌惮地什么都敢做了。所以谢廓然倡导这种说法时，把程氏与王安石相提并论，那么他所推崇拥戴的对象就可想而知了。把伊川看作王安石一样的人，是苏轼。谢廓然说：“士人应当信守道义、独自守持，以六经为学问，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苏轼也不过是窃取六经、倚靠孔子和孟子，把他们当作藏身之处罢了。可是他竟把引进狭邪之地的狎客说成入室的英才，把北里的淫词说成传心的经典；还说：“这才是真实，不这样就是虚伪。”又制造深奥险诈的文字和轻薄放浪的言语，摇动昏暗的君主来逞其锋芒；这种流弊泛滥到了极点，数百年也没有停止。苏轼兄弟的罪恶，难道还在共、欢之下吗？姑且不说他们像狐狸一样媚惑天下，使后世那些喜欢自己的人受到诱引，竟至于裁制头巾、割取肉食，形成所谓“东坡巾”“东坡肉”。难道还要争论厨人、缝人的长处，把侮辱他人、贱视行为做到这种极端吗？眉山之学不熄灭，君子之道就不能伸张；灾祸最终殃及人伦，败坏遗留给国家；禁绝讲学，毁掉书院，不久之后中国便沦亡，人人互相吞食。唉！有谁能捍卫道统、铲除邪恶，焚烧他们的书籍来挽救仅存的人伦呢？否则，又将走到哪里才是尽头呢？三 孝宗升祔太庙时，赵丞相提议把僖祖、宣祖迁出宗庙，毁掉他们的庙，朱子极力争辩，认为这样不对。由此看来，朱子讲论祭祀制度时，并不采用汉儒的说法，而是刻意解释周代制度，并且多次禁止后世君王对制度有所损益。汉儒所说的周代制度，周代本来就不完全是这样。解释周制的人说：“天子有七庙，太祖是一庙，文王、武王分别有世室，共三庙；从祢庙上溯到高祖，只有四代而已。依次升祔、依次迁祧；高祖以上，就拆除屋椽栋梁而重新建造。”但考察周公制定礼制的时候，武王已经升祔了；向上推到太王，四代已经结束。可是又说“向上祭祀先公，从祖绀以上直到公刘”。这便与“坛墠有祷告才祭祀，没有祷告就停止，撤去坛墠便成为鬼神”的说法明显相互违背。因此，六经的文字没有说毁掉宗庙，周公留下的典制以及孔子、孟子的追述，也没有不同说法。说毁庙，是汉儒开始的。郑玄、王肃彼此争论，有的说七庙，有的说九庙；有的说把神主收藏在祖庙，有的说埋在台阶之间。如果确实如此，后世君王尚且可以有所损益；何况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要安忍去做呢？古代拥有天下而侍奉祖先的人，必定要推求自己出自哪位祖先，建立太祖之庙，并不是随意为之。古代天子，都是由诸侯逐步上升而来。他们的上世凭借盛大的德行和显著的功勋，既然开辟土地、接受封爵，已经有了社稷之事。那么，有的守着侯服，有的登上大位；无论屈居下位还是登临高位，作为君主是相同的。拥有天下，并不是突然享有全部荣耀；失去天下，也不至于终身断绝祭祀。于是从太祖以后，世代守护祭祀，绵延不断；情感相互牵引而升进，礼理沿袭相承而达成。若在其中隔断，使传承中止，那么四世之祖向上承接太祖，也就相隔遥远，彼此不能相继。长久阻隔、逾越错乱，精气不能相连；这样侍奉太祖，也就变得苍茫恍惚，内心无法真正相信了。假如说“世代继承的君主，虽然承受大位，但德行不足以享有无边无际的尊位”，那么子孙侍奉祖先，就只能任凭后人的评定；而生养我的祖先，其恩德竟不足以抵得上一献之礼，这本来就不是人心所能忍受、所能自信的。何况近世祖先未必没有失德，远世祖先有时也会有损仁德，却本来不能因此铲除先世的光荣，把他们置于如同路人的地位。况且礼书还说：“坛墠有祷告就祭祀，没有祷告就停止。”能够因祷告而庇佑我的，必定是他们的精魂还存在于幽微之中，本来就有仍然存在的东西。精魂既然没有消亡，却要等到有祷告之后才去谄媚求祭，山川草木的神灵尚且会厌恶，何况同出一源、世代相承的祖先与子孙之间呢？

译他们又说：“诚意所达到的地方，祭祀才可以相通。五世以上的祖先，生前彼此没有交往，感情也没有相互爱慕；即使仁人孝子处在崇高地位，推想他的精诚也不能昭明地感通祖先，既然没有事情可做，就不必用空虚的礼文来表达孝心。”这话难道不对吗？情感和礼文相互生发，已经很久了。由情感产生礼文，礼文就轻；由礼文产生情感，礼文就重。思念爱慕深厚而举行祭祀，这是情感产生礼文；思念容易忘却，因祭祀昭明感通的时刻，感受到那专一恭敬的心意，从而使思念形成并且不忍舍弃，这是礼文产生情感。所以禘祭所出自的帝，祖祭始封之君，即使思慕之情有所不及，但祖先神灵洋洋如在，百世也如同早晚相见。祭祀的作用太大了，怎么可以因为情感有所不及，就抛弃礼文呢？况且世代继承的君主，未必都有追念先祖的诚意。中等资质的君主，只知道有父亲而不知道有祖先；至于最为愚昧的君主，父亲还在殡葬之中，感情已经离散了。难道还要连虞祭、祔祭也先询问他的感情如何，然后再举行吗？天子的祭祀没有不相通达的，名山大川和百神的祭享，即使自身没有走过那些地方，心中没有亲自了解其实际，只是从远处用耳朵听闻，因循旧制举行燔柴、禜祭、沉祭、埋祭，也从未废止。为什么唯独对祖先，因为相隔久远、彼此不相知，就淡忘得仿佛不存在呢？三代以来，随着父子法则确立，亲近亲属的道理高于尊崇贤者；对上用来侍奉祖先，对下用来传给子孙，仁德达到极点而义理得以施行，始终是同一个道理。从自己以下，传给儿子，传给孙子，传给曾孙、玄孙，以至于无穷；神器归属之处，没有限制。唯独对于祖先，却因为年代久远而把他们排斥到坛墠之外，在四世以上、太祖以下之间横加阻断。为什么爱护子孙没有穷尽，而敬奉祖先却容易到尽头？想到这里，内心能不悲痛吗？唉！一个朝代兴起，传到第五世、第七世，国运已经将要衰败；前后不过百年左右，又有灭亡的忧虑。一天宗庙失去上天庇佑、人民不再归附，宗庙便全都荒芜成草地，子孙沦为车夫和奴仆，只有陌上的纸钱和杯浆，再也没有人经过陵园，洒酒流泪。可是就在国势尚且康宁的时候，却吝惜微小的牲帛，害怕一天奔走祭祀，倡导用义理裁割恩情的说法；甚至登上屋顶砍削，抛弃神主于土壤之中，这已经不必等仁人孝子来做，就足以令人寒心了！汉儒众口争辩，说迁祧、说毁庙，奉行一种似乎相信又似乎怀疑的周制说法，割断人心不忍背弃的恩情；这本来就是君子抚心自问、推类思考而厌恶听到的说法。汉高祖的祭祀止于太上皇，也许是因为更早的先世没有传承下来；光武帝的亲庙止于四世，是因为他承继的是汉朝的大宗；或者是叔孙通、曹褒固守残缺浅陋的旧制，不顺合人心，反而使天下人节省供养亲属的礼制。这样的做法哪里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呢？四世以上，世代相承而接续统绪，是祖先与父祖宗庙所由出之处，因此亲情没有比这更亲的；保有世业而不断扩大，君临万国，因此尊贵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亲情达到极点而不可忘，尊贵达到极点而不可屈，难道竟不能与井神、田神、猫虎之鬼▯▯同列，历经百世却只享受一朝的报祭吗？考察圣人的训诫，没有明确的文字这样说；周代亲亲的道理，必定不是如此。天子有禘祭，诸侯有祫祭，大夫、士有馈食礼，庶人有荐祭；礼制因身份等级而递减，而祭祀积累延续不断，则是因为亲情。因此，后世不毁坏宗庙，而让不同神主同在一堂、分居不同室，既节省而又可以长久；顺应人情，符合天理，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会有所改变。朱子想使这个时代恢复到三代，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唯独对于迁祧宗庙的说法，他根据时势确立义理，确实表现出不忍迁祧的心意。那么后世谈论礼制的人，又怎么忍心用喋喋不休的争辩，引导君主走向薄恩呢？四 韩侂胄设立“伪学”禁令，以此清除善类；其中必定不能同时容立的，是留、赵二位宰相，其次便是朱子。蔡季通隐居论学，从未拿清议来讥刺朝政，也从未写词章来斥责权奸，他与韩侂胄的关系远没有那么近。可是朱子虽被罢免，仍能优游于山林泉石之间，做学者的老师；蔡季通却独自遭受重罚，被流窜到远方而死，还要给他加上罪名。“伪”字不足以完全概括，于是又斥责他为“妖”。真与伪，难以诬陷的是内心，而可以颠倒的是言辞。真实的人可以把自己的真实伪装起来，虚伪的人也可以把自己的虚伪伪装成真实；彼此互相诬陷，名目也就可以建立起来。如今所讲的是日常生活和人伦常道的事情，却给它题名为“妖”；即使是谄媚之人再能言善辩，难道也能毫无根据地任意说出这种狂妄言辞吗？大概蔡季通也有自取其祸的地方，而朱子在这件事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疑惑。韩侂胄深深怨恨朱熹，是因为争论殡宫的缘故。当时，韩侂胄的功劳正开始显著，恶行还没有暴露，即使想防止他的奸恶而斥退、疏远他，也没有可以施用的法令。唯独殡宫这一议题，足以使宫廷和官府震动，把他置于不可赦免的罪名之中。王孝先因为把这一罪名加在丁谓身上，俯首死于海滨，原因也不过如此。如今朱熹说：“不为宗社血食长久存在作打算。”韩侂胄因此魂魄震动、内心寒惧，同朱熹势不两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朱熹既然把这件事作为韩侂胄的罪过，却又请求广泛询问术士，以寻找吉地。他想询问的究竟是谁呢？蔡神与以葬师为世代职业，季通继承了他的家学，又参以理数，使这种学说更加精密；他推崇邵氏之学，想同濂、雒之学相抗。这个季通，是儒者沉溺于小道的人，又是术士中的首领。殡宫是否吉利，朱熹自己不能知道，而季通自称知道；即使朱熹知道，也不过是凭季通的术数知道的。那么，他所说的术士，大概就是指那些挟持术数、想借此求取利益的人，而季通暗中主持对他们的取舍。礼书说：“借助时日、卜筮来迷惑百姓的，应当处死。”那么，那些凭借指天画地的说法来扰乱仁人孝子之心的人，称他们为“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是季通把罪名授予小人、使他们得以残害士大夫阶层的原因，确实是他自己招致的。因此，他早就知道自己不能免于祸患；说他确实不能免祸，难道不对吗？唉！学习君子的学问，却使小人能够把恶名加到自己身上而无法推辞；修养遁世而无所忧闷的德行，却使自己的心志转移到吉凶上；反而因为同凶险相触而危及自身。处在乱世末流，正学衰微、邪说得意，社会流行的好尚很容易改变人的志向。如果想站在没有过失的地位，走平坦的道路来守持贞正，难道可以损害自己的身心，去追随靠游荡求食之人的言论，自己招来罪咎吗？

译道和术之间，区别极其重大而严格。道，是衡量得失的准则；术，是推测祸福的方法。理，是道所守持的原则；数，是术所窥测的范围。《大易》依据数来穷究理，因此能够审察得失；小道术数假托理来建立数，因此把祸福说得淫滥。能够审察得失的，是明白义理的君子；沉溺于祸福之说的，是明白求利的小人。所以，葬，就是把遗体收藏起来。仁人孝子不忍让父母的形体暴露在外，所以把它收藏起来，知道谨慎对待这一点也就够了。可是明白求利的小人，舍弃死者的安危不顾，反而追逐生人的利害，于是人伦败坏，天理灭亡了。如今如果有人役使父母的手足，装饰父母的容貌和笑容，借此取得富贵，那么很少有人不把他看作禽兽。父母身体已经死亡，骨头也已经寒冷，却还想凭借这些来求得符合茫茫不可知之物，以希望获得福报，这就是利用死者来谋求非分的收获。作为君子，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呢？况且只要从祸福方面来说，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很容易看出。自古以来拥有天下而国祚长久的，没有比周朝更长久的了。诸侯世代拥有自己的国家，大夫、士世代享有自己的俸禄，家世传承长久的，也没有比周朝更长久的了。考察礼制，有墓大夫主管国君的墓，有墓人主管卿大夫的墓。先在上面确定始祖的墓域，然后后世按照昭穆次序在东西两侧安葬，并不是要选择什么形势。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五个月，大夫三个月，士超过一个月。 《春秋》说：“下雨，不能下葬，到了太阳西斜时才下葬。”也不是要选择什么时日。然而周朝享受血食祭祀的长久、子孙的众多，后世没有谁能比得上。难道只是后世的术士能够把福泽施加到尸体上，再延及子孙吗？向上天祈求国命长久，靠的是德；使国运延续并日益昌盛，靠的是功业。内政修明，能够抵御外来侮辱，宗庙社稷就一定安定；君主不贪恋女色，皇后不嫉妒，子孙就一定众多。把这个道理推及士人和百姓，厚实地传承家业，勤勉地修治事业，福泽自然会长久。舍弃这些不去努力，却想凭借死者遗留下来的骨骸，求得天地的荣宠施予，这是仁者不能容忍、尤其是智者所不屑的。小人想推销自己的术数，必定要把它伪装得像道理，以迷惑君子。所以那些充当葬师的人，也偷偷窃取理和气的某些迹象，装饰自己的说辞，使它们看起来相似，君子于是坐在那里接受他们的欺骗。扰乱道的人，必然会使道陷入困穷。所以京房劝谏邪佞，并不是不正当，却被幸臣困厄；郭璞抗拒篡逆，也不是不合义，却被权奸杀害。妄言天的人，天不会庇护他；妄言地的人，地不会承载他；侮慢阴阳的人，阴阳造成的灾祸必定会降临到他身上。京房和郭璞的困厄，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让这种说法流传并逐渐侵入后世，于是便有把尸体丢弃在野外而不下葬，以至遭受水火灾祸的人；于是又有已经下葬却重新迁葬，把尸体割裂、焚烧，终于达到惨毒极点的事。引导天下人去做如枭如獍那样的恶事，并因此获罪于天、最终使自己的家世覆亡的人，接连不断。君子正想排斥异端，以维护先圣之道，怎么能把这种琐屑浅陋的术数，连异端的后尘都远远望不上的东西，公开在朝廷上说，并且姑且拿来试探君父呢？以季通那样好学深思的资质，本来距离求道已经很近了。然而他的志向被扰乱，学问流于淫杂，最终因此使自己陷入桎梏而危及性命。作为君子，不能因为一次过失就丧失自己的大德，难道能不谨慎吗？难道能不谨慎吗？难道发言只是为了压倒对方吗？如果是正确战胜错误、正直战胜曲邪、正道战胜邪说，处在常胜的形势中，以义来衡量而义理存在，树立它作为名义而名义端正，又何必担心不能取胜呢？所以这样的言论一经提出，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使它屈服的了。即使有时不能被采用，反而因此遭受祸患，但言论传遍天下，天下人为之感动；传到后世，后世人诵读它，这大概就是以贞正取胜吧？以贞正取胜，就不用担心不能取胜了。虽然如此，所谓取胜，是战胜对方。对方错误而战胜他，那么胜者就是正确的；对方曲邪而战胜他，那么胜者就是正直的；对方邪恶而战胜他，那么胜者就是正道的。这样看来，胜者只是凭借战胜对方而成为胜者，还不是贞正的胜利。况且，树立两种说法来衡量它们的得失，是有一定标准的；就一件事考察它的始终，是有恒定原则的。然而世事本来就没有定准，也没有恒常。只是因为庸主和佞臣所陷溺的事情，一旦成为过失，天下人便纷纷起来憎恶它；过后又出现不一样的情形，天下人又纷纷改变原来憎恶的对象。所以一件事的两个方面，都可以拿来互相压倒。那么，凭借取胜而形成的，果真就是定论吗？所谓定论，就是能够胜过这一方，却不偏倚于另一方。所谓定论，就是随着时势处置而合乎中道，并且自己所追求的道理都能得到。这才是以贞正取胜。所以发言的人凭借这种原则扶助天下的危局、平定倾覆，都确实有不可动摇的操守；推行开来，都会形成不会穷尽的功业；并不只是凭借战胜对方来取得天下后世的感动和传诵，而是每句话都有实质，所以说“君子的言论是有实质的”。所谓实质，就是真实。说自己的正确，并不是为了驳倒对方的错误；说自己的正直，并不是为了辨明对方的曲邪；说自己的正道，并不是为了争胜于对方的邪说。所以说：“宏大的谋略能够确定国命，长远的谋划如同星辰一样昭告天下。”正因为有确定的原则，所以能够随时机发布告诫，而又都足以达到长远的目标；这才称得上是宏大的谋略。宋朝自南渡以后，所争论的只是主张议和还是主张用兵。当秦桧执政时，主张用兵的人把雪洗仇恨、收复失地视为大义，因此要战胜秦桧的邪说已经绰绰有余。当韩侂胄执政时，主张议和守成的人把巩固根本、保全国家视为根本计策，因此要战胜韩侂胄的邪说也已经绰绰有余。于是，作为君子的人不遗余力地发表言论，因此触犯权奸，遭受罪罚；而他们所据的道理处于胜势，光明灿烂，没有人能够掩盖它。可是，果真按照他们所说的，罢黜秦桧而把兵权交给他们，他们就能够雪洗仇恨、收复失地吗？还是不能呢？斥退韩侂胄而把国政交给他们，他们果真能够巩固根本、保全国家吗？还是不能呢？凭什么知道他们没有达到这些目标呢？他们的言论，只到战胜秦桧和韩侂胄为止；而在战胜之后，对于怎样取得真正的成果，却茫然无措。执持秦桧的说法，就可以战胜韩侂胄；因为秦桧也未尝不曾以巩固根本、保全国家来求得君主认可。执持韩侂胄的说法，就可以战胜秦桧；因为韩侂胄也未尝不曾把雪洗仇恨、收复失地公开向众人宣讲。反对秦桧而得到韩侂胄，反对韩侂胄又得到史弥远。执持这些说法都有理由，给它们命名都有名义，但考察它们的实际，却都是义理所不允许、名义所不能相称的。

译所以秦桧死后，议和没有坚持到底，符离之战的军队在韩侂胄之前就已经受挫失败。韩侂胄被诛杀后，军队已经停止行动，宋朝一天天坐视自身衰败，最终走向灭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主持议论的人看见当权者的错误，便仓促地想要反其道而行；至于退下来从自己方面寻求能够扶危定倾的实际政事，足以战胜对方并使其彻底心服，让他们没有机会因我一事无成而反过来讥笑我的办法，却一点也没有。不世出的功业，难道是只靠空话互相争胜，就能坐等实现的吗？韩侂胄倡议北伐，而岳飞的恤典得以施行，秦桧的恶谥得以确定；史弥远修治讲和亲善的主张，而赵汝愚的孤忠得到彰显，道学的严厉禁令得以放宽。这些本来应当足以大大快慰人心，却反而使人心更加恐惧忧虑。只知互相争胜的言论，一旦发泄完便没有余留下来，天下又怎么能把这种清议当作依靠呢？唉！宋朝自仁宗以后，互相争胜的风气越来越低下，于是又相互倾轧，这都是发言者意气自矜造成的。起初是君子想战胜小人，接着是小人反过来倾轧君子；再接着是君子一类的人自己起来互相争胜；又接着是小人反过来彼此争胜并相互倾轧。到了小人接连起来互相倾轧的时候，他们窃取名义和道义，彼此大相违背，而宗庙社稷和百姓全都不在他们顾惜之中。可是他们所窃取的名义和道义，本来正是先前君子用来战胜小人的东西。发言哪里是容易的事呢？发言却不在内心自我反省，只求成为自己所有的资本，那么正确和错误、曲邪和正直、正道和邪说之间，距离就不会很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义理一旦被置于身外，就都成了拿来助长意气的袭取之物。所以君子知道实行它很难，发言时必定谨慎迟疑。难道只悬置一个义理作为标准，使天下后世争相诵读它，就足以扶持三纲、流传百世，并且对天地人神都没有愧疚吗？应当在退处时反复熟虑，在进用时慎重决断；舍弃它时确实有所收藏，采用它时确实有所施行。掌握最正确的原则，充分发挥最正直的作用，完全遵循最正当的常道。有不该说的就不说，一旦说出就能够实行。纵横贯通、反复运用，使道理完备于自身，功业同自己的志向相称。这样，奸邪的异己者不能攻击，相互倾轧的人不能窃取其名义，这才叫作以贞正取胜。〖六〗 唐朝中叶，祸乱屡次发生，但武宗、宣宗时期仍然能够重新振兴，抵御外来侮辱，整治内政，已经有可以兴盛起来的机会。宋朝则自南渡以后，孝宗想有所作为却未能成功，继此之后一天比一天衰弱、一天比一天“艹▯▯”，直到灭亡。并不是宋朝君主像唐僖宗、懿宗那样狂妄昏惑，只是当国大臣擅自掌握最高权柄，一个奸相倾轧另一个奸相，后来者又接替前者，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仿效，彼此剥夺，从辨析是非发展到伤及肌肤，却从来没有人在其中想到为国家效力。然而，这里面也有需要辨别的地方。《春秋》的法则是根据实际情状来确定罪名并区别等级；同样的恶行，罪名可以不同；同样的罪名，适用的法也可以不同。栾书、荀偃不与公子归生同样接受污潴之刑。齐国灭掉纪国，晋国灭掉虞国，也不与卫国毁灭邢国一样受到灭亡同姓国家的惩罚。知道这一点，然后才可以制服小人的心，使元凶无从分担罪责。再说，君子驾驭小人，如果处置得当，就足以消除他们的恶行，有时还可以收取并利用他们的才能。秤的标准有确定性，但权宜之变可以移动；如果权宜之变不能移动，秤的标准就不能成为准则。既然如此，把史弥远同三凶相提并论，还不可以；把韩侂胄、贾似道这两个小人同秦桧相提并论，也还不可以。秦桧这个人，心机深沉，手段凶狠，心情和意图不可测度，欲望每天增长而没有止境。所以他不过是俘虏余党，却凌驾于元老旧臣之上；凭一个人的力量，折服朝廷内外众人的公论，任意诛杀。如果让他有儿子可以授予职位，再假给他寿命，江左的土地封域就不会属于宋朝了。这是最大的凶恶元凶，不能用一般的是非标准来评论。韩侂胄、贾似道只是狭隘邪僻的小人罢了。他们依托宫中的宠幸，趁机窃取权力，心中经营的事情，不超出受贿、贪恋女色、骄横傲慢、游乐嬉戏这些范围。他们对上不知道国家已经濒临危亡，对下不知道自身也不能保全。他们挑起边境事端、加重赋税虐待百姓，都不是他们本来的志向，而是献媚之人替他们怂恿，以便分取侥幸得到的荣华利益；他们自己也昏昧无知，只姑且把这些当作游戏。因此，他们不过是杨国忠、王黼一类的人，确实不如秦桧阴险惨毒。然而凭他们的所作所为，足以使国家灭亡了。至于史弥远，本来确实有所不同。第一，他擅自掌握废立君主的权柄，出于私怨贬黜济王竑而拥立理宗，这并不是宁宗的本意。但宁宗也有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竑也有自取其祸的地方。仁宗立英宗时，同韩魏公秘密谋划，韩公甚至不敢公开说出英宗的名字，等待仁宗独自决断。高宗立孝宗时，是因为秦桧挟持权力欺瞒皇上，使高宗不能参与其事。宁宗却把一切交给史弥远，自己不表示可否，空悬储君之位，任凭史弥远反复观望。史弥远虽然怀有改变继承人的心思，但仍秘密嘱托余天锡、郑清之慢慢考察他们的德性；不像王莽、梁冀那样贪图拥立幼弱昏昧的人，以此作为窃取国家的基础。他本来是想远离自身的祸害，却也没有忘记安排国家的安全。同为旁支，理宗的沉静本来就比竑的躁急贤明。这一点可以原谅。第二，他把韩侂胄的首级装入匣中送给女直，以讨好女直，损害国威而松弛边防。但他诛杀的只限于韩侂胄，并没有牵连将领；秘密谋划和预先准备，也确实没有忘记北顾之忧。不像秦桧陷害并杀死岳飞一族，又完全解除各路将帅的兵权，严重破坏军政，粉饰太平，影响延续到孝宗时期，最终也没有人能够振兴。第三，他把李知孝、梁成大提拔到台省，去攻击真德秀、魏了翁。而李知孝、梁成大的进用，史弥远确实起了推动作用。等到济邸之难难以施行时，这两位公卿便执持清议，把史弥远置于无法保全自己的地步，反而激起他进行反击。祸福生死决定于转变的片刻，如果不是内心自省而无所愧疚的人，没有谁不会破裂决裂而逞强；也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地坚持同君子作对、空耗国家。因而史弥远这个人，自身利益的私心与有利于国家的情感交织缠绕在内心，而有利于国家的一面不如自利的一面，所以成了他成为小人的原因。平心静气地品评他，大概还处在吕夷简、夏竦之间。因为君主昏庸而得以逞志，所以他的恶行比吕夷简、夏竦更严重；但拿他同那三大凶人相比，难道不是还好一些吗？

译君子的道，是用合适的人来治理人的道。任用合适的人来治理，诛赏的法令就会公允；由合适的人治理，而又能接受约束，驾驭人的方法就得当。否则，任凭一时的感情发展下去，看见天下没有一个小人不该杀，反而会激起事变，使朝廷沸腾，这是汉、唐以来走向乱亡的阶梯，又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所以，假使明主在上面执掌明镜，大臣持守正道来辅佐他，再斟酌罪行以明确刑罚，那么只有秦桧，应当在他刚出现危险征兆时，就及早谨慎地采取防范大祸的措施。他从敌虏一方归来，巧妙地实行反间之计，所应受的上刑，不应排在宋齐愈之下。因为他阴险凶狠的才干，压制他，他自己就会伸展；疏远他，他自己就会靠近。用严厉手段制约他，却不能抵挡他心中毒蝎般的恶毒；用柔和手段感化他，却正好会落入他的罗网陷阱；因此不施以最重的刑罚，就没有办法使他收敛。至于韩侂胄、贾似道，世上本来不缺少这样的人。不把权力授予他们，他们也不过同姜特立、张说一样，成为受宠的佞幸，不能成为天下的祸首。至于史弥远，应当扶正他、引导他使其顺从，削弱他的威势和施福作威的权力，记录他的勤劳，那么他的邪心就不会膨胀，也还能收取尺寸之功；本来不必等到把他驱逐，他的恶行也不会危及宗庙社稷。驾驭他们的方法，关键只在于是否用对了人。秦桧专擅时，赵鼎、张浚不能阻止他；韩侂胄专擅时，赵汝愚、留正不能战胜他；贾似道横行时，全国都不能责问他：这就是君子的困穷。到了史弥远当政的时代，君子还没有陷入困穷，却自己走向困穷，也实在可惜啊！实在可惜啊！《宋论》卷十四　　理宗 〖一〗 济王竑死后，真德秀、魏了翁两位公卿极力为他的冤屈申诉，责斥史弥远妄杀，匡正理宗，使他保全恩义、端正人伦、扶持风化，他们的话说得正确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了。虽然如此，善言之所以为善，也在于说得合乎时机；两位公卿在这里所说的话，难道不是已经太晚了吗？潘壬被诛杀后，湖州平定，济王在这件事中的处境实在十分危险。史弥远积累的怨恨又增加了恐惧，理宗暗中忧虑，反而更加重用了对济王的疑忌。如果真想保全竑而以敦厚之道对待他，本应趁他还没有被杀时，启发理宗的天良，向理宗说明大义，告诫史弥远，选择安全的地方，挑选守令来保护竑，使他远离奸人；这样既可以保全竑，也可以使理宗免于残忍的过失。如果理宗不听，就应当退身离去，在无可奈何之时姑且求得自我保全。君子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竑既然已经被杀，后来又恢复他的王爵，厚加祭祀安葬，立嗣子世代奉祀，这些都只是名义上的补救。用这些来粉饰，以掩盖先前的罪恶，并不能真正稍稍补救人伦纲常。既然竑所受的诬陷已经昭雪，那么史弥远擅杀宗室亲属的罪责就不可逃脱。史弥远的罪责不能赦免，就必然要追究他废立皇帝的罪恶，为潘壬昭雪。既然追究废立之事不合义理，理宗就不能毫无所受命，听任史弥远牵连自己，最终成为天下的君主。既然追究了事情的开端，就必定要追究它的后果；凭这一点去要求庸主和无德之臣，他们难道做得到吗？潘壬起事所造成的祸患也十分惨烈。假使李全按照潘壬的约定，发兵向内进攻，那么这同何进召董卓有什么不同？宋朝的宗庙社稷，难道不会在一旦之间糜烂吗？天下正处于危险之中，而我们又追究过去的事情来掀起风波。这样说固然正确，但又凭什么保证事情最终的结果呢？认为竑先是为了躲避而藏匿，后来又入宫告发并讨伐潘壬，就说他没有争夺帝位之心，最终也不会另有企图，这是不对的。李嗣源曾被乱兵劫持，和他们一起反叛；后来李嗣源逃出，集合军队讨伐叛军，也未曾立即与他们同谋，更没有考虑自行脱身。但后来他究竟又怎么样了呢？竑起初也曾同潘壬约定不得伤害太后和官家。李全没有到来，哄然起事的都是太湖渔民；他们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后来才改变计划，入宫告发，依势决定顺从或违抗，并不是依据义理来判断叛逆或顺正。竑可以不杀，但难道就一定不可杀吗？至于废立的缘故，宁宗糊里糊涂地把事情交给史弥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