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十四　　　　理宗

译在当时，也没有公开主张为竑定策的人。况且竑既然不足以做一个合格的儿子，也就不足以做一个合格的君主，西山先生早已知道这一点了。同样都是宗室支派，若按族属论，还有比他更亲近的人；若按长幼论，还有比他年长的人。明知他不合适，却在册立为皇帝以前更换人选，这并不是夺取嫡位、扰乱宗法，而是道理和法制上不可改变的原则。谁都可以继承，但选择继承人只看他是否合适。理宗没有做君主的才能，却还保有做君主的气度。竑以庶支身份入继皇位，拒绝西山的劝谏，又凭言辞和笔锋蔑视史弥远，想置他于死地；他作为一个急躁暴戾的人，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急躁的人却能不丧失祭祀宗庙的资格，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孝宗锐意恢复疆土，在做皇子时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志向。秦桧掌握权力，他便缄默处世；岳飞入宫见他，二人彼此信任亲爱，但孝宗难道不是眼看着岳飞死去而不加争辩吗？即使李林甫那样奸邪，逼迫肃宗，使肃宗忧虑自身性命难保，面容憔悴，甚至妃子怀孕也想设法使胎儿堕下；肃宗却不敢斥责李林甫的奸恶，只是顾虑投鼠忌器。作为人子，本来就应当如此。梁昭明帝只是与父亲有一点意见不同，便郁结而死；戾太子因对江充怀恨，最终自身承受了国法的刑罚。竑竟然没有察觉这一点，反而把愤怒暴戾表现在声音和脸色上，并且作为一个尚未接受誓命的皇位继承人，竟盼望皇帝乘车出行而死，以便向君父的大臣逞强示威；他被废黜，确实是理所当然的。潘壬不过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罢了。名义上说是义举，有什么义可言？一个平民不能遂愿，便挟持盗贼发动战争；竑不能远离这种人，那么他的死，比起公子纠来，更是自取其祸。他同被废黜幽禁在涪陵、背弃幽冥之约、向同胞兄弟下刀相比，不是更加差得远吗？君子对此，姑且放下不论也可以。史弥远是危害国家的奸臣，即使想要为了国家而斥退他，也不愁没有正当名义。可是如果借这个名义来为竑伸冤、压制史弥远，那么史弥远就无从逃脱死罪，理宗也不能继续居于君位之上。这样一来，自己的论说虽然伸张了，国家的祸患却暴露出来了。即使孔子担任司寇，掌管国家刑法，也一定要追究季氏驱逐国君的罪恶，使鲁定公不能安坐君位，然后才改变鲁国，使它达到至道吗？言论不能不加选择，处置事情不能不合乎情理。奉行一项义理，声势显赫，却把别人逼到无处容身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君子的过错吗？二 自从史弥远纠正韩侂胄的奸恶，解除对道学的禁令，褒扬尊崇儒学先贤，并且请求赐谥、请求赠官、请求封爵、请求录用子孙、请求授予山长职位，有所请求就一定得到允准，一直到蒙古渡江、国家朝夕将亡之日仍未停止，这成了儒者的荣耀。唉！把这些当作荣耀，却使教化衰败、品行浅薄，导致后世把儒者看作腥膻之物，使儒者成为天下所鄙贱的对象，这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君子的道理不同于异端，不只是因为言论不同，更因为行为不同；不只是因为行为不同，更因为内心不同。如果内心追求的是异端所追求的，行为崇尚的是异端所崇尚的，却只表彰儒者的言论，希望借此推动天下人谋求做儒者的利益，那么想要天下人不鄙贱儒者，是不可能的。古代的治理和教化统一于一体，君主和师长的职责都是天子的事情。天子树立最高准则，作为建立教化的根本，再分别授予司徒、师保、司成等官职；这些官职都是为了负责教化而设置的，并不是因为某人能教化就用官位来宠信他。人学习善行，士人学习学业，学业有成后又在教化中实践；每个人都尽到自己职分所应做的事情，不需要依靠恩宠，难道人爵所能给予的恩宠还能超过这些吗？周朝衰微，教化松弛，孔子又不能被天下任用，于是便亲自同学者修明自己的道和学，不得已而行使天子的职责，以继承帝王的传统。因此，对上不等待周王室的命令，对下不借助鲁国、卫国的权力。他去世后，鲁哀公以下大夫的礼制为他作诔文，称他为尼父，却没有给他谥号；子思把自己列在士人之中，也没有世袭官职。这并不是七十弟子不能请求，也不是哀公不尊重贤者。君子的道理，能够实行时就用来治理国家

译，不能实行时就用来教导子弟。用来治理国家，就接受上天所授的君位，履行天子治理天下的职责；用来教导子弟，就尽到人的道义，端正人伦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没有比辨明义与利的区别更大的了。接受天位的人，是利益汇聚之处，而实际上也是义理所允许的，地位达到崇高的极点，并不是有所谦让；尽到人的道义的人，是义理所慎重对待的，必定远离利益，即使世人认为我尊贵，也一定有些东西不肯接受。

译崇尚廉耻，谨慎对待取舍，引导天下人远离荣华和利益，使人知道即使身处简陋茅屋，也承担着上天降下、作为万民宠爱安抚者的重大责任；这才是孔子的德行超过尧、舜，确实足以配享上天的原因。孔子去世后，七十弟子的门徒流散，学业分裂，教化流于放纵，于是异端兴起，如田骈、惠施一类的人。他们的学说不足以胜过天下的贤能智慧之士，便借助当时君主的推崇，诱导人们把自己当作老师。所以齐王想用万钟的俸禄供养弟子，孟子却斥责他是靠封锁道路牟利的卑贱之人，退下来著书，以启发后来的求学者。他把世间君主的尊礼看作身体上的尘垢，只怕洗涤得不够早。守住义与利之间重大的界限，然后才能不辱没君子的道理；这件事多么严肃啊！舜和盗跖之间的区别，早已不容混淆了。老子的学说流传下去，变成了神仙方术；它的言论妖妄，方术鄙陋，如果不得到权势就无法推行。所以文成、五利之于汉朝，寇谦之之于拓拔氏，赵归真、柳泌之于唐朝，王老志、林灵素之于宋朝，都是被赐予国师一类的称号，加授官爵，死后还得到祭祀；此后天下人趋附道士，就像野鸭争相奔赴一样。佛教的学说流入中国，言论纤巧，方术悖逆，如果不得到权势也无法推行。所以佛图澄之于石虎，鸠摩罗什之于苻坚，宝志之于梁朝，智顗之于隋朝，直到禅学兴起、五宗世代相承，那些占据名山利益的人，必定依靠诏令，赐给金紫，宠以师号；死后又赐给塔庙，加上美好的谥号，此后天下人趋附僧侣，也像野鸭争相奔赴一样。为什么身为君子的儒者，一旦出仕入朝，就急忙陈述自己所师法的人，把他推为教主，向衰乱时代的庸君奸相请求，求得一道任命来作为自己的光彩，和僧道争夺美名厚利，却还能够不被说成辱没他人、行为卑贱吗？君子的道理广泛流传于后世，并不只是因为外在事迹美好、名声高尚。如果后世继起的君主和宰相能够真正理解它，努力实行它，学习它所教的学问来端正自身，实行它所主张的事业来治理太平天下，那么即使相隔百代仍能相互承继，君子的志愿也就实现了。如果做不到，却只崇尚名声，那么即使把他请到同一殿堂居处，行百拜大礼来求见，提升他为公卿宰辅，仍把他看得和穿粗布衣服的平民没有不同；给他万钟俸禄，仍把他看得和草芥没有区别。那么在他死后，即使有一句褒奖的话、一道任官的命令，也只是用草茎敲击大钟，钟声寂然不应。作为他的门徒，不能推行这种志向来尊崇自己的老师，却忙忙碌碌、急急切切地伏在皇帝车驾所到之处窥伺，奔走于权贵门下，等到终于得到所求，便拿这些来向同辈夸耀。自身受辱，是自己招来的；使自己的老师受辱，进而使道受辱，难道还不算太过分吗？做这些事情的人的志向，完全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志向尚未专一，学业尚未崇高，大义不能使他们亲身奉行，精微的言论不能使他们领会其中的意义。他们把琐碎浅陋、因循沿袭的东西相互传授，不是沉溺于异教，就是把自己比作蒙学教师。他们所依仗的，是在乡里学塾中自我标榜，说自己是理学的正统传人，推究自己的学术渊源，天子又尊崇它；如此一来，天下还有什么不会尊崇我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住在高大的房屋下面，三年也见不到一个人，这样做儒者也实在没有什么意味。只是炫耀枯木上残存的火焰，接续白日的光辉，所以朱子去世后，继承他的学说和传统一脉的人竟没有一个，这实在是值得长久叹息的事！理宗时代的理学已经衰微到末流了。这样一来，朱门儒者中担任山长的人，就更加不值得称道了。他们借史弥远、贾似道权势的余光来炫耀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的。三 恰逢女直灭掉契丹，蒙古灭掉女直，随后又自行灭亡，仿佛符券相合。明明把鉴戒悬在眼前却不能看见，理宗君臣的愚昧无可救治，通观古今天下，没有不讥笑他们的。即便如此，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理宗要应对这件事，也确实困难。女直灭掉契丹，并不是女直单方面造成的。女直当时并没有借助宋朝援助的情意，也没有立即吞并宋朝的打算。童贯听信赵良嗣从间道而来的约定，后来才开启了女直无法收束的战争野心。假使宋朝闭关固守，女直就无法摸清宋朝的长短，也不会产生凌辱、夺取宋朝的想法。而且宋朝对于契丹并没有君父之仇，那么援救并保存契丹，作为宋朝在外部的屏障，也是一条策略。宋朝不考虑这些，反而主动挑起战争，这个过错无可推卸。蒙古灭掉女直时，宋朝原本没有前往迎接蒙古的打算，而王楫却自行到来，形势完全不同。蒙古蹂躏女直，女直听到消息便震恐，正面抵挡便溃败；蒙古军队左冲右突，什么逞强取胜的愿望都不能满足。蒙古将要渡河彻底消灭女直，难道还要等宋朝夹攻之后才能决定取胜吗？然而蒙古仍然派使者从间道前来向宋朝求助，其意图是很清楚的。女直已经落入蒙古掌握之中，蒙古的贪图又将及于宋朝，大概是想借此探测宋朝的真实情形，使宋朝在接受还是拒绝之间迟疑不决，并自行显露出自己的成败。因此说，宋朝应对这件事也确实困难。假如不答应蒙古的约定而拒绝它呢？那就必然要提出拒绝的理由。有了拒绝的理由，也必然要有落实这个理由的实际行动。拒绝却不讲道理，言辞先就理屈；如果言辞不理屈，却没有办法付诸实施，就会成为挑衅的媒介，因此反而会畏缩不敢把话说尽。如果准备这样回答：‘金，是我国的盟国，我们世代同它交好，盟约不可轻易背弃。如今它困窘而向南投奔我，我实在不忍乘人之危，图谋把它作为自己的利益。’把这作为答辞，那么我们就先理屈了。君父被囚禁而死在它那里，宗庙社稷被它倾覆，帝王陵寝被它挖掘，却把在胁迫下订立的盟约当作信用，这究竟是要欺骗谁呢？明明倚仗女直作为外部屏障，以拖延片刻的灾祸，却表面上假托不忍乘人之危来夸耀自己的志向和义理；怯懦的情状无法掩饰，反而使女直谋害我们的意图更加坚定。这样不仅言辞先已理屈，形势也随之理屈了。正因为不可这样做，所以史嵩之也无可奈何，宁可走童贯败亡的旧路，也不能停止夹攻的约定。昏庸的君主和大臣，处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就无法自行摆脱。

译如果真要拒绝蒙古而又把话说得恰当，就一定要这样回答：‘金是我国世代的仇敌。从前我国有不贤的臣子，听信它的欺骗诱导，资助它的兵力来灭掉辽国，以为它会把燕、云之地归还给我国；辽国灭亡后，它突然背弃盟约，乘我国没有防备而倾覆我国的宗庙社稷，我们与它不共戴天已经很久了。只是由于遭受挫折以后，国家根基尚未稳固，姑且答应同它和好，以使百姓得到休息，并借此利用它。如今经过几十年的生聚休养，正准备全部率领将帅和军队的力量洗雪从前的耻辱，而上天又把它交到我们手中，驱使它渡过黄河，送死于汴、蔡。如今河北之地，它正逐渐收取并纳入版图；河南是我国帝王陵寝所在的土地，我本来就将起兵收复它，俘获守绪，献到祖庙。平定河北，对它来说兵力有余，不需要我国参与；河南本来就在我国的筹划之中，也不必再重重烦劳它。我们将根据自己的力量推进，各自把所得之地作为疆域；等到金国这个孽障全部被消灭，彼此疆界相连，然后再派使者修好，商议睦邻的大事。如今双方正在处理中原的事务，还没有闲暇准备礼物；贵国使者到来，我们恭敬接受美好的问候，也恭敬听取了贵国的命令。’这样回答，就能伸张我们的义理，也能揭穿它的奸谋。言辞虽然不再理屈，但实际力量又不足以兑现它；对于这个狡猾而一心想逞强的敌虏，难道可以凭空洞的声势使它畏服吗？志向不能坚定，胆气不能充足，所以本来就嗫嚅不敢把这些话说出口。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时候如果真想兑现这些话，难道竟没有可以依靠的工具吗？童贯夹攻契丹时，和刘延庆等怯弱无能的将领，率领一群只会坐食军粮的军队，小规模进攻就小败，大规模进攻就大溃，残余的辽军反而竞相起来嘲笑他们。祸患已经造成，形势已经倾覆，所能仰仗来支撑危亡的，又是种师道这样衰老无能的人。到了理宗时代，形势屡次发生变化。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吴玠的威名，被秦桧挫败；成闵、邵弘渊、王权、张子盖等人又习惯于软弱怯懦，所以韩侂胄突然起兵，很快便失败覆灭。自韩侂胄乐于进用武人并重重奖赏他们以后，于是虔矫一类的才能也因此得到磨炼。孟宗政、赵方、孟珙、余玠、彭大雅这一类人兴起，军队仍然足以称为军队，将领仍然足以称为将领，作战仍然有作战的能力，防守仍然有防守的能力；胜利不只是侥幸，失败也还足以自我支撑。在淮、襄、楚、蜀之间左支右拒，不仅守住了残破的金国的一半疆土，而且还能够同蒙古抗衡。到了将要灭亡的时候，西川之争中，刚陷落就又收复；襄阳、樊城的防守越是困苦，就越是坚固。吕文焕、刘整反叛倒戈后，纵横冲突，势不可挡，带头跟随阿术、伯颜推进。假如君主不是极端昏暗，宰相不是极端奸邪，那么用尽东南的力量，扑灭分裂崩溃中的女真，收复汴、雒，本来就是可以取得的功绩。与从前一听到声息就发抖、看到影子就逃跑相比，双方强弱的差距也已经很远了。如果真能拿正直的言辞答复蒙古，又何必担心说出的话不能兑现，白白供敌人讥笑呢？掌握国家的是理宗，执掌政务的是史嵩之，后来接替他的是贾似道。同蒙古交往也是灭亡，拒绝蒙古也是灭亡，无论走哪条路都不能不灭亡，那么即使想把答辞说得恰当，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答复的了。不得已姑且答应它，明明把一个童贯、王黼悬在眼前作为清楚的鉴戒，成为日后败亡的符券，而又有无法避免的结果，这本来就是必然的。综合考察这些事情，斟酌当时形势并加以推度，本来有可以不灭亡的办法。但关键并不只是拒绝蒙古会师的约定，就能凭空洞的言辞拯救宋朝。所谓空言，就是气势骄矜而没有实际内容的话。四 我曾经这样评论：佛教徒把生死看作大事。生死，不过是一屈一伸的命数，是上天的变化，人无法参与其中；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将要倒塌的墙下，也就可以了，哪里足以担当什么大事呢？君子的大事，在于出仕还是隐居。出仕和隐居，就是君子的生死。正当出仕而选择隐居，是把伸展转为屈抑，但只有自己使自己屈抑，外物不能使他屈抑；正当隐居而选择出仕，是使自己曾经屈抑的志向得到伸展，但只有自己使自己伸展，外物不能使他伸展。有可以出仕的时候，也有不能不出仕的时候；有可以隐居的时候，也有不能不隐居的时候。以大正道坚持这种选择而保存义理，按照时势和适宜程度加以斟酌，懂得其中的关键。因这种选择而生，因这种选择而死，生不是徒然，死也不是妄为。不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去试探天下，也不轻易拿天下来试探自己的生命。终身坚持它，片刻作出决断，都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说，出仕和隐居，就是君子的生死。君子的处世之道，出仕是他的义务，退隐是他的常态；懂得什么时候应当出仕，也就懂得什么时候应当退隐了。所以君子出仕，原则并不只有一种，但关键都在于：凡是自己心中认为可以做的，也就是合乎道的，这一点是相同的。天下等待着安定，百姓等待着安宁，君主等待着匡正；道确实在自己身上，而时势又不容违背，这就是不可不出仕的时候。鲁国两位隐士的德行不足以胜任这种责任，却自高自大地说了些骄傲的话，实在没有道理。次一等的情形，是天下已经治理安定，出仕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但君主以诚意求贤，贤人汇聚而被擢升，治理因辅佐而更加兴盛，那么按义理就必定应当出仕，而时势又顺利，即使可以隐居，也不应隐居。周党、严光、魏野、林逋这些想要自行逃避的人，是不对的。再次一等的情形，是治与乱交错，国家的政局还没有确定；贤人与奸人混杂，人物品流还没有澄清；君子急切地呼求贤者相助，小人则深深地侧目嫉妒。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可以不出仕吗？只要能够接受自牖之约，能够得到同声相应的人，也不乏其人；只要志向确实坚定，忧患确实不能使自己中途停止，那么即使出入风波之中，也仍然不必因恐惧而退缩，这本来就是有志之士自我期许的样子。最下等的情形，是君主昏聩而不能明察，宰相奸邪而不能容人；君子怀着悲愤，忧悯国家的倾覆，触犯权臣而争论邪正，于是被斥退、罢免、流窜、驱逐，甚至被诬陷加罪、以朋党之名罗织罪状，最终横尸都市。这才确实是不可出仕的时候。但既然已经身居其位，无法躲避斧钺之刑，那么逢、比遗留下来的忠烈事业，也未尝不可追继；不要为了保全性命、保护妻子儿女，便谋求抽身退居。出仕与死亡相互关联，死亡不可畏惧，出仕也不可因此而中途退阻。

译唉！小人杀害君子，君子却不逃避，是因为小人借用君主的威势，假借国家的刑法来诬陷他，君子既然在义理上不能逃脱；而且君子死后，真相昭然，仿佛揭示于日月之下，正告天下，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说死比生更好呢？凡是小人残害贤人而扰乱国家，大多就是由此而来。只有理宗一朝，史嵩之掌握国政时，他杀人却不同于此。他对人的忌恨越深，仇恨就隐藏得越深；不在议论上争斗，不剥夺俸禄官位，交往应酬好像彼此忘怀，宴饮谈笑好像彼此友好，却把酖毒投入杯酒碗羹之中，使人仓促间死亡，连一句话也不能为自己申辩。天子不能察觉他的阴谋，满朝官员也不能替死者申诉冤屈。像这样还同他一起立于朝廷，与他相抗衡，正如抱着毒蛇睡觉、采堇菜来吃一样。这确实就是所谓置身岩墙之下了。哪有君子会死在杯酒碗羹之中的呢？还要迟疑观望，不能在一天之内勇敢退隐，不也是糊涂吗？既然不能去死，就不能出仕；既然不能出仕却又不谋求隐退，那就可以做到不把死亡看得可怕、也不把活着看得可贵，死得比鸿毛还轻，徐元杰、刘汉弼、杜范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当时环顾朝廷，竟没有一个人抽身离去，这样看来，当时的人才也就很清楚了；还指望他们能够挽救即将灭亡的国家、使它转危为安吗？唉！不能出仕却还可以隐居，与那种进身不能出仕、退身又不能隐居的情形相比，又怎么样呢？史嵩之杀害士人的时候，距离宋朝灭亡还有三十多年；由此可知，懂得命运而珍惜生命、不使自己受辱，本来还有余地可以安置自身。像史嵩之这种人，只要不与他争夺权力，他的毒害也会消解。过了这个时机，事情就更加艰难了。谢皋羽、龚圣予、郑忆翁、汪水云这些人，出仕已经没有君主，隐居也没有土地；想求得一曲水、一卷山，披散头发放声吟咏，同中原遗民共同谈论晴雨，采食橡实和梠实，却都不可得。到了这一步，君子的处世之道果然穷尽了。怎么可以明明能够隐居却不隐居，反而用死亡来殉葬官帽官服呢？〖五〗 不仁的人，不可以同他谈论；明知不可以同他谈论却仍然与他谈论，就是失言。不仁之中最严重的，是冒犯不孝的罪恶，受到清议攻击，却还多方发表言说来抗拒；恶行到了这种地步，已经达到极点了。既然如此，难道还可以拘守名分义理，同他争辩是非得失吗？尸居大臣之位，求取起复的诏命，以招致言官的攻击，从史嵩之开始，李贤、张居正、杨嗣昌又相继如此。徐元杰以抗争的言论强行压制他，最终死于毒害；至于不仁的人变成蛇蝎来螫人，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既然如此，罗彝正、邹尔瞻、黄幼元反复畅谈名分义理，娓娓不绝，岂不是已经多余了吗？孔子斥责宰予时说：‘你既然安于这样做，那就去做吧。’并不与他争辩，只说一个‘安’字；但宰予的天良已经被彻底摧毁，天地也不能再容纳他。君子只用一个字，便比斧钺还猛烈；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同不仁者争辩的了。先王规定人子服满丧期以后才从政，难道是为了禁制他们吗？是以仁人孝子的道德标准来期待他们，对他们深表哀悯并加以安慰，心意实在深厚。先王认为，子女对于父母所能尽的孝道已经做到极致；只是这三年之内，可以稍微表现哭踊、祭奠、送葬的诚意。父母新丧，创伤巨大、悲痛深重，还有因毁瘠而伤害性命的忧虑，因此不忍心再用国事劳累他们，使他们更加困顿。这正是君上对他们的待遇：本来要举拔他们，使他们登上君子的行列；他们却反而自行毁坏自己，陷入禽兽的陷阱，那么恻隐之心就消亡了，羞恶之心也断绝了。一个人既然连羞恶之心都断绝了，污秽的言语就会从口中说出，谁还能按住他的舌头？至于立身扬名、移孝为忠之类的说法，也不过是凭口才与别人互相争斗罢了，还有什么顾忌，哪里还能够同他正面讲道理呢？况且，平庸的君主顺从自己的邪念，非要违背众议而下令起复某人，难道真是认为这个人一时一刻都不能不在朝廷任职吗？即使借口他遭受严寒、冒犯酷暑，五天不出汗便会死亡，国家就果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吗？不仁之人要从平庸君主那里得到这种待遇，也并不容易。有的向宫闱侧身献媚，以改变君主的心意；有的结交宦官寺人，以窥探君主的内心；有的援引邪党，以夸耀他的才能；有的煽惑官吏百姓，以颂扬他的功劳。在父母尚且健在的时候，便早早料定他们将要死亡，预先制造自己不可离开的情势，以祸福威胁君上，留下未了的残局，等待君主始终为自己保留位置。昏昧的君主于是落入他的诱饵而深信不疑，说：‘这个人确实不能让他一时一刻离开我。’这样看来，他为此所费的心力也很大了。等到起复任职之日，他厚着脸皮处在百官之上，气势必然有所受挫，办事必然受到牵制，终究不能像从前得志骄傲时那样昂首舒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服满丧期的日子很短，而出仕进身的日子很长，又何必吝惜这三年暂且退处，等待日后重新起用呢？然而要决意忍受禽兽般的行为，也确实有其原因。掌握大权，居于高位，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而且进退从容，可以因时势而施展自己的志向，这只有君子能够做到。否则，内心坦荡，行为谨慎，没有险恶偏邪、苛刻深峻的政令，便可以少犯过失，免受弹劾。早晨任用他，晚上就可以罢免；晚上罢免他，早晨又可以起用。任职几十年，一旦在一天之内离去，可以；闲置已久，一旦在一天之内复出，也可以。至于不仁之人，心胸狭窄而嫉妒，妨害贤人，积累的怨恨很深；粉饰奸邪来欺骗君上，隐藏的事情很多；擅自专权而疏远众人，想要取而代之、借此兴起的人很多。他所依仗的，不过是掌握魁柄，每天能够同宫廷接近往来，使想指责他的人抓不住他的要害罢了。并不是没有共同作恶的淫朋，但两个奸人互相包庇，也必然会暗中互相倾轧。因此他一旦离开职位，大则灾祸立即跟随而来，小则也不能再得到升进。所以史嵩之一退，徐元杰果然大幅改变了自己的作为。他不得已用酖毒杀害正直之士，来保全自己。不然的话，史嵩之误国的罪过，与丁谓、章惇被流窜处死相比，又相差多少呢？知道小人的心术出于这里，也就知道他们灭绝天理人伦的原因，实在是国家的大祸害。应当直接揭露他们求得容身的隐情，不要只因为他们求取君子之名，便用仁孝的标准去责备他们；这样奸邪无处容身，恶行也会收敛。若恭恭敬敬地拿仁人孝子依恋亲长的悲哀、天经地义以及人与禽兽区别的道理，同他们反复争辩，使他们得以施展违背本心的邪说，蒙着脸来反问，那么又怎么能禁止他们呢？斩蛇的人，不是责怪蛇以大吞小，而是要防备它的毒；驱逐枭鸟的人，不是责怪它的幼鸟吃母鸟，而是厌恶它的妖异。成为毒物、成为妖物，就足以判处死刑了。因此，诸位君子用仁孝来攻击史嵩之、李贤、张居正、杨嗣昌，是亵渎大道而又说错了话，不如停止这样做。〖六〗

译刑具中有木棓、竹根、箍头、拶指、绞踝、立枷、匣床等各种酷刑器具，受刑的人求死不得。自唐代武氏以后，再没有使用这些东西来残害百姓的人。宋朝末年，有司才开始重新使用。一直流传到今天，法司、郡邑，以下甚至丞、尉，都用它来发泄暴怒，弄得血肉横飞，不只是北寺缇帅如此。唉！宋朝因此恶名上达苍天，天命急速断绝，不得已把赤子交给异姓异类，希望借此平息暴虐，实在太惨了！宋朝先世凭宽仁建立国家，所以得到天下并不正当，却能保有国家并不断扩大，受到上天的保佑；没想到后世的残酷竟到了这种地步！推究其原因，自光宗以后，君主都昏聩衰弱，把国家交给权奸；官吏靠贿赂升迁，肆意施行污秽暴虐之政。虽然理宗制定了‘疾痛犹己’的刑法箴言，颁布‘延及无辜’的禁令，却没有人加以制止。祖宗怜悯体恤百姓的深意，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足以屡次消灭小人的罪恶而有余。小人的祸害也实在猛烈啊！即便如此，端正根本、澄清源头，追究这种祸害从哪里兴起，也不能只说是从小人开始。大臣不守法，小臣不廉洁，像唐代有韦保衡、路岩，宋朝先世有蔡京、秦桧，他们的恶行难道比史嵩之、贾似道少吗？而有关官署却没有因此对他们施加酷暴。所以由此可知，滥用酷刑的祸害，也不只是从小人开始的。异端学说中谈论治理、同王者之道相违背的，有黄、老之学，也有申、韩之学。黄、老之学的弊病，在于摒弃礼乐，排斥刑政，解开纲纽、冲破防禁，任凭天下随波而行，使百姓放荡逸乐，不能在仁义的园圃中遨游。然而以黄、老为师而施政的，只有汉文帝、汉景帝，而天下也因此达到小康。它更严重的弊病，是晋人反对曹魏的苛细严酷，荡尽廉耻和分寸，从而招致永嘉之祸。后来王导、谢安不纠正这种弊病，反而继续实行宽纵，最终凭此安定江左，使五姓的国祚延续二百余年；即使有苻坚、拓拔宏那样强大的人，也不能毁灭它。这大概也算有几分胜残去杀的风气吧。至于申不害、韩非之学，它残害仁义尤其厉害。以它为师的，有嬴政、曹操、武曌、杨坚；他们的灭亡都来得很快。他们把天下制定成一套划一的制度，用威势使一切齐同；百姓不怕死，便用死亡来威吓他们，而百姓不怕死的情形反而更加严重。于是他们心中只产生残酷狠毒，乐于看人痛彻心脾，并以此自夸有本领。用君子谨慎修养、害怕获罪的道理去责备小人，小人本来就不能理解；用禁止小人愚昧懒惰、顽固邪恶的办法去约束君子，君子也不会防备。因为闺房、醉饱之类的过失，便用名分义理来督责人，最终反而陷入污秽；因为赌博、下棋、嬉游之类的过错，便把人拘束在昏暗夜晚之中，使其处境更加困苦。于是稍加惩罚却不知道警戒，便怒气冲心，愤然说：‘这些人骄横强悍，仗着自己的罪过不至于死，必定不肯服从我；那么就一定要使他们的肌肤受到惨痛，求死不得，然后我的法令才可以施行。’这种说法似乎也近似于治理人的方法。宋朝那些自认为君子的人，因为严格要求自己，便责备愚昧卑贱之人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暗中反而迎合了这种邪说。他们还说：‘先王明白地制定法令、严明刑罚，用来端正风俗、兴起教化，必定应当如此；这样才不会同黄、老学说那种解散纲常维系的做法相同。’于是有些狡猾强悍、不肯交代实情的奸民，以及屡受惩罚仍不知悔改的疲弱百姓，触发了他们的愤懑，他们便把酷吏虐待百姓的刑具施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认为，使人痛苦也是这些人应得的，死在狱中也是他们自取的，于是反而完全放下了怨恨愤疾之心，说：‘我已经有办法纠正恶劣风俗、使它归正了。’ 正因为那些自称君子的人，不把刑罚当作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反而主动利用它，虐暴的风气便乘势扩散，酷吏也更加借此贩卖威福，引导天下产生以祸害他人为乐的情绪。懦弱的百姓看见豪强遭受这种刑罚，就感到痛快；愚昧的百姓看见狡黠的人遭受这种刑罚，就感到痛快；贫穷的百姓看见富人遭受这种刑罚，就感到痛快；无所依凭的百姓看见那些自负的人遭受这种刑罚，也感到压抑中的痛快。百姓愚昧，彼此相互助长这种快意，反而兴高采烈地安慰自己说：‘我们所做的事，大大快了人心。’唉！人与人本来同属人类，却以看见别人肌肉撕裂、筋骨折断为快，这就是引导天下走向残忍；大家以此为快、以使别人痛快为快，而那些使人痛快的人将来就会遭报，甚至还会有本来应当悲悯的事情，人们却把它当作快事；这种风气逐渐蔓延，甚至会波及父子兄弟之间，使人对此也不觉察。治理国家的人，只求缓解一时愚昧卑贱之人的愤怒，使他们感到痛快；这样率领天下残害仁义，不是太过分了吗？毒刑器具已经陈列，败坏法制的行为又无人禁止，那么还会使贪污的人用它来逼取贿赂，使怀有毒心的人用它来报复细小的嫌隙；还会使只顾饮食的人用它来责罚厨役、驿传，使放纵酗酒的人用它来发泄酒后的狂暴。人们来不及躲避道路，尸体便陈列在市街；连鸡犬也不能收殓，鲜血流满妇女和幼儿之间。那些自称君子的人，即使想挽救这种局面也无能为力，谁知道竟是他们自己先开启了这种风气呢？帝王不得已而使用刑罚时，对于罪恶中最重大的，罪行达到死刑即可，不应使犯人求死而不得。次一等的罪，流放要有确定的地点，释放也要有适当的时机。再下一等的罪，杖刑、笞刑都要有规定的数目，荆条竹板的长短大小也要有尺度。这是为了涵养君子的愤怒，使它有所止而不越过限度，其中的用意非常深远。若没有限制，愤怒即使出于正当理由，也会反过来遮蔽恻隐之心，伤害天地间的和气。明白这一点，就知道黄、老不崇尚刑罚，远远胜过申、韩。君子痛恨恶行到了极点，却开启滥用酷刑的器具，难道会自认为是在效法申、韩吗？然而一次愤怒不能停止，有时反而会做出申、韩也不会做的事。因此我非常替宋朝的君子惋惜，尤其替宋朝以后的愚民悲哀。残杀已经十分急迫，又把性命交给异类；如果有王者兴起，希望他还会想到这些教训！〖七〗 世道日益衰败，道义日益衰微，于是有了所谓‘士气’的说法。是谁倡导的呢？众人纷纷跟随趋附，却不知道戒惧。它对天下没有补益，对风俗没有好处，反而激发祸患，使士人遭灾，有的死亡，有的受辱，而受辱甚至比死亡更严重。因此，以‘士气’自我标榜的人，是士人中的莠草，嘉谷因此荒芜了。士人应当有志向、有操守、有守持；修养这三者，士人的正道才能建立。用志向统率气势，气势就会端正；用气势驱使志向，志向就会骄纵；用行为舒展气势，气势就会通达；用气势鼓动行为，行为就会躁进；用操守树立气势，气势就会刚强；把气势当作操守，操守就会闭塞。养气的人不守住自己的原则，急于把它施加于外物，这是拔苗助长。激起天下的祸患，诱导风俗日益浇薄，最后反而使自己遭受死亡和羞辱；这种所谓气，也不过是习染而成的习气罢了。

译况且，气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有，具备于自身之中，听从心的驱使，彼此不能相借。所谓不能相借，是说自己的气不会因为别人激发它而增加；别人的气也不是从自己的气中溢出，彼此鼓动便可以伸张的。所谓士气，就是把众人的气合在一起称为气。唉！难道把众人的气合在一起作为气，就能合乎道理吗？假如把老少、羸弱、强壮、饥饿、饱食、劳苦、安逸等不同状态的几十、几百个人聚集起来，让他们哄然同别人搏斗，那么不被敌人扰乱击败的很少。所以气，是要独自运用的。假使士人以天下为志向，以道义为行为准则，以轻视生死、忘却贫贱为操守；因而忧虑君父的危难，痛惜人伦道德的败坏，体恤百姓的疾苦，愤恨忠臣贤者被贬黜，并且上面触犯君主、下面触犯权奸大臣，以求得正直；那么一人与一人相当，舍弃头顶和脚跟来争论是非得失，即使从草野间起身，冒犯九重宫门，越过界限，也仍然气势充盈。若担心个人力量不足以取胜，便向众人借力，借袭道义来夸耀自己的群体，这在开始时就已经气馁了。自己力量不足，却借助哄然众人的气势来兴起，哪里还有至死九回也不改志的义气呢？他们把这当作名声高，把这当作势力盛；可是名声和势力本来都没有固定所在，强有力的人便能乘机掌权，占据有利地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这样一来，死亡和耻辱降临到自己身上，反而增加了那一类人的恶行，成为天下的祸害；这难道足以称为浩然的士气吗？宋代常有这种情况。不明察的人以为这是士气旺盛，却不知道这种士气已经空虚了。李伯纪被废黜时，学宫中的士人哄然第一次起来；等到史嵩之重新起用时，又哄然第二次起来；徐元杰、刘汉弼被毒死后，蔡德润等人哄然第三次起来；丁大全驱逐董槐时，陈宜中等人哄然第四次起来。他们所说的，无非都是忧虑国事、痛恨谗佞、整饬伦理、端正风俗的话。理可以驾驭气，而气本来可以伸张；但要用理驾驭气，使气与理相配，也不过取决于个人内心是否独正罢了。自己正直，邪曲者就会屈服；自己刚直，枉曲者就会伏倒。然而，这些争相起来的人，考察他们的志向，果真都能像忧虑自家一样忧虑国事，足以胜过那些诬陷君上、谋求私利的奸人吗？考察他们的行为，果真都能孝敬父母、信实友爱，足以胜过那些玷污风化的奸人吗？衡量他们的操守，果真都能甘于贫困卑贱、困厄死亡，即使极小的事情也必定严守原则，足以胜过那些贪得无厌的奸人吗？最初倡导的人，或许还差不多；但听到风声便起来、看见影子便奔走，像马一样奔驰，跟着队伍行动的人，不能保证的，十之八九。那些奸人还会冷眼旁观，把他们看作飞鸟聚集在树林里；平庸的君主也厌烦听这些话，把它们看作群蛙在夜里喧叫。于是，他们猎取国士的名声，自夸属于清流党人，渐渐让他们担任职任；这本来不足以挽救危急的祸患，国家又何必依赖这样的士人呢？政治纲纪败坏，君主没有德行，奸人不能收敛，而祸患随时会到来，这些都没有能力挽救；他们却只是一味大声呼喊，怨恨诅咒甚至波及平民百姓，污秽行迹又在强敌那里暴露，使众人的情绪动摇，丧失亲近君上、效死长上的感情。这样，国家形势的衰败、风俗的浇薄，实际上都是从这里遗留下来的。往来纷乱，游谈之风盛行；事物发展到极点必然反转，灾祸也必将降临自身。等到蒙古军进入临安，众人被驱赶着向北迁徙，脚冻伤、脚趾坠落，只能在原野上哭着求食、租食；竟没有一个人舍弃这种蟪蛄般短暂的生命，走进孔子的学堂，选择一块干净土地作为死所。那么，先前那种浮躁之气蓬勃兴起、仿佛山摇川决的气势，如今到哪里去了呢？先王培养士人，让他们在饮礼中作为宾客，在射礼中排列次序，用礼节约束他们，用音乐调和他们。尊重他们时，要请他们来然后才同他们说话；观察他们时，要先让他们会集然后才同他们交谈。把他们分置在党塾、州序中，使他们的志向安定；选拔到司马那里，立即用功绩来考核他们。这样做既是为了树立国家的体制，也是为了敦厚士人的品行；驯服他们的气质使之安定，也就是使他们专一其气而使之昌盛；让他们从自己身上求取，而不依赖外物，也就是使他们的德行公之于天下而与众人相协调。因此，即使有乱世、暴君、奸人和叛党，也不能用不合正道的刑罚杀戮他们。战国时士气张扬，于是招来了嬴政坑杀士人的祸患；东汉时士人争竞，于是招来了宦官为害；南宋时士气喧嚣，于是招来了蒙古的羞辱。如果真能用先王培养士人的方式来对待士人，士人也真能用先王培养士人的方式来培养自己，哪里会到这种地步呢？《诗经》说：“鸢鸟飞到高空，鱼儿跃入深渊。”各自安处于自己的位置，造就人才的教化便完成了。鱼在水下乱动，鸟在空中乱飞，于是罗网就兴起了。气机一旦发动，就没有中止的趋势，怎么能轻易谈论士气呢！八 依仗险要而亡国，是违背治国之道；放弃险要，更是必然亡国的道路。依仗险要而亡，并不是险要使它亡国。任用不合适的人，推行不合适的政令，民众怨恨而不能成为自己的民众，军队羸弱而不能成为自己的军队，积聚的金钱粮食又被糜费；这样，险要没有人守卫，就等同于没有险要，依仗险要而亡，也就是放弃险要而亡。《易经》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他的国家。”所以守卫国家的人不能不知道险要。懂得险要，就是明白险要与非险要的道理，并不是一座山的高峻、一条河的波涛就足以成为险要。拥有可以凭据的险要，又处在高处、积蓄深厚的力量，向下应合广阔平原上的精锐之地，就像手足处在末端而卫护头部和眼睛，这才叫真正的险要。善于进攻的人期望争夺的就是这里，善于防守的人也只是守住这里罢了。江东自孙氏以来，东晋、南宋依凭它建立国家的，都有一百多年。长淮和大江成为屏障，“天堑”这个称号也由此兴起。但如果从实际情形考察，险要本来不在这里。曹魏逼近濡须后退兵，石勒到寿春便返回，苻坚渡过淝水后败逃，拓跋氏到江边饮水便停止，周世宗攻破滁阳后收兵，完颜亮窥伺采石后溃败；这些已经都是完全占有长淮、分据大江的险势了。可是兀术直捣建康，在金山勒马驻足，向东攻陷四明，向南驰骋到豫章，最终仍然睡不安席，仓促请求向北逃走。大概一叶苇舟就可以渡过，并没有重重关隘足以[字词疑误]凭恃；江东的险要不在这条悠悠的水带，已经很清楚了。

译险要不在这里，那么江东能够建立国家而不可拔除，当然另有所在。昭烈拥有汉中，曹仁于是退却；刘弘镇守襄、汉，琅邪王于是兴起；桓温擒获李势，氐、羌便不敢从内部侵犯；张浚督领荆、襄，二吴争夺秦、巩，女真便停止了向南窥伺。它们灭亡时则是：秦灭掉巴蜀，捍关被攻破，鄢郢全部陷落，楚军逃往吴地，楚国因此衰灭；魏灭掉蜀汉，逼近西陵，王浚便趁机发兵向东进军，孙氏因此灭亡；宇文氏灭掉萧纪，攻下萧岿，隋军渡江南下时长驱直入、无所顾忌；宋俘获孟昶，攻下高季兴，南唐的灭亡就像摧折枯木一样容易。由此验证，江东的险要在楚地，楚地的险要在长江、汉水的上游。依仗大江，并不是所应依仗的；放弃上游，就是放弃自己的依托。得失的关键，没有不在这里的。大概吴、越是末端，江、汉的上游是源头。从进攻方面说，顺着源头把力量输送到末端，是顺势；不能取得源头，却到末端去求取，是逆势。援军接连而来，草料粮食相互接济，铠甲兵器、车辆和牛相互辅助，顺势推进，军队就没有中途匮乏的忧虑。顺流向下进攻容易，逆流向上退却困难。知道进攻容易而退却困难，人们便有拼死作战的决心。这就是横渡长江者不能成功，而凭借高处向下进攻者能够取得胜算的原因。从防守方面说，攻击它的头部，手足就会相互救援；控制它的手足，头部就不能救援。江、汉上游是草料粮食供给的地方，也是才勇之士产生的地方。所以即使吴、越已经糜烂，巴、蜀、湘、粤仍可凭借险要来争衡；上游一旦陷落，吴、会、越、闽便会先夺去魂魄，坐等死亡。苏峻占据石头城，陶侃、温峤率领江、湘的义军，像从笼中捉鸟一样突然夺取了它；侯景攻陷台城，王僧辩、陈霸先凭借柔弱的粤人，像用网捕游鱼一样将他擒获。险要虽在千里之外，军事机应却能像鼓槌击鼓一样迅速响应，古今的事迹没有不同。这样说来，宋朝处在理宗时期，难道一定非亡不可吗？放弃险要而自取灭亡，贾似道的罪过不可胜数。其罪不只是向拖雷（忽必烈）纳款后又背弃约定，从而招来敌寇。他靠贿赂来取悦边帅，靠柔媚来掌握兵权，把刚正不阿的人视为仇敌，以个人爱憎决定刑罚和赏赐；于是余玠死后，川蜀的危局无法支撑；刘整叛变后，川蜀的灭亡成为必然；吕文焕的援助断绝后，阳逻的渡口再也无法阻挡敌军。等到临安已经被攻破、江南瓦解，扬州的守备仍然巍然存在。江、淮的险阻不足以固守江东，形势所不趋向的地方并非存亡的关键，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懂得险要的人，懂得的是天下的大险，而不是只在眼前看见一山一水，便认为可以依恃，从而使人骄纵玩忽。以南方为防守，却丧失汉中、巴蜀，使江、湘成为孤立之地；以北方为防守，却丧失朔方、云中，使河朔陷入危险。北方依靠南方供给粮饷，却没有徐、泗相接的运输；南方依赖北方作为屏障，却没有相、魏屯驻训练的军队；即使是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因此安抚中原，何况是才智中等又遭逢时运艰难的人呢？所以险要不可依仗，尤其不可放弃；这是千秋万代永远的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