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论卷七　　　　哲宗

译《宋论》卷七　哲宗 〖一〗 极其沉重的形势发展到最后必然会变轻，变轻以后就容易反转，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顺应这种必然形势，就是道理；道理的自然运行，就是天意。君子顺应道理而善于因循天意，人本来就不能同天争斗，已经很久如此了。天意尚未形成时就同它争斗，危害容易看见；天意将要形成时还同它争斗，危害就难以察知。为了求得盈满而同天争斗，即使是道理所允许的，也一定会超过它应有的限度。超过道理的限度，就又处在极其沉重的形势中，并逐渐转向衰轻。君子明察沉重的形势必然逐渐消退，便为天下乐于遵循这种趋势，不用言语而使是非辨明，不采取激烈行动而使事情成功，使天下各得其所，稳固长久地安定下来而不再混乱。天意已经将要如此了，却还鼓动气势、愤怒奋发，仿佛早晚都不能等待，这又是为什么呢？古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百姓陷于水深火热的极点时加以审察，观察形势将要消退，安守正道以等待，慢慢起用力量，顺应众人的意愿来谋求成功。商汤革除夏朝，周武王、周公战胜殷朝，都遵循这一道路。何况现在并不是革命改制的时候呢？汉武帝锐意进取、想要有所作为，于是繁琐苛刻的政令兴起，开拓边疆以谋取财利，滥施刑罚、崇尚奢侈，提拔群小来使百姓遭受苦难，形势极其强盛，似乎不可扑灭。然而超过限度的事物，内里必然虚弱；在不可实行之处奔驰，力量必然困竭；怨恨遍及四海，内心必然恐惧而不得安宁。因此到了晚年，他停止战争和劳役，放宽刑罚、减缓征敛，不必等待臣民的劝谏接连到来，内心已经改变，谋划也已经改变了。他未能完全革除弊政、恢复文帝、景帝的治理，是因为霍光辅佐孝昭帝而起，顺着它逐渐衰落的形势，等待它自行无法实行时便将其废止。于是汉武帝残害天下的行为，日渐消退、月渐沉落，连它已经离去、自行停止都没有察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用内心坚持它，用道理回应它，完全顺应百姓的意志；天下人看不见自己的德行，大臣也不把功劳据为己有，顺应天意来承受天助。承受上天帮助的人，自然没有什么不利。考察神宗在位的始终，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况。他即位之初，开拓边疆的意图、聚敛财富的愿望，就像水停在脆弱的土堤上等待决口一样。王安石乘此机会进用，三司条例司一设立，便震动天下，使天下服从他的意愿。于是两朝顾命的老臣将要引退，不能把话全部说出；全国敢于进言的士人，只要一开口就立即遭到贬谪流放；群小揣摩皇帝的意旨而进用，喧嚣不止。这就是形势极其沉重的状态，然而它本来已经将要变轻了。王安石坚持一定要做的事情，做了却没有成效：黄河不能疏通，淤田也不能收成；田地不能方正丈量，旧有的户籍又难以废除；青苗钱收取的利息没有多少，拖欠却不断积累；保甲马匹繁殖不旺，苑囿牧场也废弛了；百姓在下方怨恨，土地在朝廷中也表现出怨恨，这些都已经传到皇帝耳中。高遵裕战败，死尸遍野，丢弃的铠甲堆得像山一样，天子也为此痛哭。王安石又受到不肖之子的内在牵制，反目之党在朝廷上控诉他，神宗也不再把他当作心腹相互信任。邓绾、吕嘉问还受到显著的惩罚，王安礼纠举兄长的过失，于是赶快提拔任用庸人。手实、方田这些由王安石创立的制度，也都由神宗下令废止了。假使神宗有汉武帝那样长的在位年数，没有那么早去世，那么《轮台诏》一定会由他自己先下达，不必等待廷臣急切进谏。因为坏到极点就会倾覆，这是上天必然要推动的，不需要等待人来促成。苗头已经看见了，形势已经改变了。于是哲宗即位，众多正直之士被提升；他顺着王安石政策将要熄灭的余焰，撤去柴薪使它熄灭，以平和他的情绪，澄清他的思虑，压制他张扬愤怒的气势来治理局面。那些不可实行的事情，已经清楚显示出不可实行；那些没有益处的事情，也已经清楚显示出有害；弊病存在却不加修治，政事松弛却不加督察，三年之中，形势就像秋叶一天天走向凋落，只要坐等它坠落即可。然而诸位君子积聚怒气来面对局势，片刻也不能忍耐，竟然连霍光都比不上，还谈什么古代圣贤调和元气、使天下处于和平呢？牛同老虎搏斗，老虎已经死了却还不停搏斗，牛于是力尽而死。王安石已经退去，吕惠卿同他离叛，二人都陷入困境。吕申公、司马温公以及孙固、吴充，逐渐起用而占据执政职位。蔡确、章惇、王圭、曾布这类人，既没有王安石博闻强记的学问，也没有他生活俭朴的操守，哪里会是元祐诸公的强劲对手呢？对他们的控制已经逼迫得很紧，却害怕得过分；对他们的憎恨已经急迫，却猜疑得很深；把势不两立的权力交给他们，又想让自己处在偏重的一方，那么过去集中在他们那边的重势就会变轻，而如今集中在诸公身上的重势，难道能够长久保持吗？上天正要把机会交给我们，我们却不知道，偏要用力量同天争斗，于是天也将要弃绝我们了，难道真有一个苍苍茫茫、不可追问的天吗？所谓天，不过就是道理；所谓道理，不过就是顺应形势罢了。对此不能明察，却说：‘上天保佑社稷，一定没有这种忧虑。’上天并不是不保佑宋朝，而是谋划国家的人错失了天时，却想在人事上强行造成这种局面，以便据此建立功德，这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二〗 毕仲游告诉司马温公说：‘全面筹划天下的大政，深入弄清财物出入的数目，把各路积存的钱粮全部归入地官，使天子知道天下财物有余，那么虐害百姓的政令就可以得到减免。’这话说得多么伟大啊！它通晓古今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温公为此受到震动，却不能实行。不能实行，是处理政务的通病，温公也未能避免。他的弊病有三条：第一，爱惜名声而废弃实际；第二，防止弊端却开启愚昧；第三，方法疏略而能力达不到。天子不谈论国家财物有无，大臣不询问钱粮，这是名声非常美好的说法。大臣自己爱惜清白的名声，又替天子爱惜，于是忌讳谈论会计，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有关官署。这是没有察明这种说法的意义，反而把它蒙混成名声。不谈财物有无，并不是禁止天子知道这些事情。不是明明有财物却说没有，以求显出还有余财；也不是明明没有财物却计算成有，妄自经营。知道收入多少，衡量支出多少，富有四海，就不应当说没有。不询问钱粮，也不是任凭上面挥霍、任凭下面隐瞒，只是借此自我标榜高尚。钱粮出入有一定常规，只要掌握大要，心里已经明白，便不必琐碎地追问每一铢每一粒。若是恭敬谨慎到仿佛这些事会玷污自己，便把它推开不管，这是轻浮浅薄的子弟所崇尚的做法，难道可以用来做天子、做大臣吗？自我夸耀高洁的名声，却忘记建立国家的根本，这就叫爱惜名声而废弃实际。长期把这种做法当作高尚，连贤者也误以为这就是道之所在，他们的迷惑已经很久了。

译主张辅佐君主成就德行的人说：不能让天子知道国家富裕，知道了就会产生奢侈之心。于是他对边功的贪求、营造土木的欲望、沉溺玩好之物的嗜好、滥行赏赐的心情，就无法抑制。李林甫、丁谓引导君主骄奢，也不过是让君主知道财富而已。禁止君主知道财富，使他常常怀有不足之心，这样不必期望节俭，他自然就会节俭。这种说法尤其荒谬，完全不是这样。天子如果想炫耀自己、崇尚奢侈，难道会因为担心财物不足而停止吗？高纬、孟曰▯永、刘鋹只有一方之地，物力能有多少，却仍然穷奢极欲以逞快。汉文帝爱惜修建露台的费用，并不是担忧汉朝贫穷。拥有九州的贡税，即使不详细知道数目，计算起来也足够一个人任意挥霍；即使极其愚昧，也不会担心财物用尽。皱着眉头坐着叹息，互相以贫穷相告诫，这种做法让鄙陋的乡野小人施加给狂妄子弟，也只会徒然招来他们的嘲笑。想制止天子的奢侈，却不让他知道国家富裕，难道要使君主像泥木偶人一样，只有别人提携摆布后才可以行动吗？推行新法的人，本来是担忧北方失去燕、云，西方防备银、夏，这也是建立国家根本的谋划，本来不应当因为守财而坐着叹息，把君主引导成抱着璧玉站着枯死的人。这就是所谓防止弊端的人迂腐疏略，谋划已经落在下乘了。至于方法疏漏而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即使博学精通如司马光，我也不能不相信事情确实如此。天子不能全面了解收入支出的数目和积蓄的实际情况，是有原因的：他还在青宫时，既没有人把这些本来应该让他知道的事情详细告诉他；等到他继承帝位，沉溺于宴饮享乐而无暇顾及这些事的，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励精图治的君主，掌握其中的大要，也不能察知详细情况，或者还会认为自从我即位以来，已有官员把这些事报告过了，因而不容许赶紧追问。至于大臣，也不过是从前的经生，所学只是用来应付人主的要求。他们小时候所学习的，长大后所交游接触的，以及政务闲暇、公事之余所涉猎的，即使不被宴游声色扰乱心志，他们所听到、知道的，大致也可以看见了。低层次的是词章；再往上，是议论；再往上，是天人性命之理。即使涉及天下事务，也只是向上推求往古数千年的兴衰得失，对于当代财政收支的制度、积聚财物的盈亏，却没有经过并加以询问的。因此，他们估计有某物，却不知道它未必真的有；估计没有某物，却不知道它并非从来没有；知道财物从某处支出，却不知道支出由什么地方供给；知道财物收入，却不知道收入藏在什么地方；知道财物散出，却不知道把散出的财物合计起来究竟有多少；知道财物汇合，却不知道汇合起来的财物又散出多少。即使凭司马光经世济民的实学，从上溯到威烈王、下至柴氏，条理清楚，仿佛亲眼看见、亲身参与过；但到了这里，却茫然如同百川奔向大海，只看见它们向东流去，却不知道归墟究竟是哪一处天池。因此，即使想要列举租税收入、度支剩余、内府收藏、州郡积蓄，计算其多少，用来估量能否满足人主有所作为的需要，也必然会有无从措辞、最终说话结巴的人。这样，学问不能适用于实际，却任凭小人妄自筹划，难道能够避免吗？王安石正是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妄自估计国库空虚，拿桑弘羊、孔仅的办法来鼓动人主，使其采取未经审察的措施。元祐诸公想要驳倒他的邪说，但昏昧不明的也还是王安石。于是双方彼此迷惑、互相抵触，不问谁正谁邪，各自只在时势中争胜，这与两个盲人在道路上相撞有什么不同？他们必然会互相争吵。正因为大臣不把这些事当作自己的职责，反而使天子最终陷于迷惘，所以造成的祸害实在说不尽。守护它的是差役，掌管它的是宦官；使它腐朽的是昏暗的房屋；登记它的是蛀蚀的纸张；它沉没埋藏而无人过问，被盗窃而无人追究。唉！这些财物全都是普通百姓一粒一粒地收获、一丝一丝地纺织、一铢一铢地经营出来的，用来完成使国家长久存在的计划，使国家得以免于夷狄和盗贼的摧残。然而君臣上下却把它们一概弃置在似有似无之间，视同粪土；这是有才智的人不能自己停止思考、仁德的人不忍忘怀的事情。天子和大臣并不是站在山椒水边、拄杖观云的奇异之士，怎么能说这些不是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呢？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难道这竟成了俗吏的先声吗？自丁谓上呈《会计录》以后，到熙宁元年，已经六十年了。其中经历仁宗四十一年的节俭，百姓没有流亡，国家积蓄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青苗、均输、农田、水利等措施所取得的财物，把其中一部分累积起来，就足以堆成泰山。诸位君子不能拿这些事实来压倒安石一党，反而舌头翘起、说不出话来，只凭意气自负，这有什么用呢？三 《易经》说：“天下的变动，最终由正道取得胜利。”所谓正道取得胜利，就是凭正道取胜。天下有三种大的正道：华夏居内而夷狄居外，君子进用而小人退处，男子居外位而女子居内位。各自依据所属类别加以区别，并相互据此治理，那么处在正位的一方用来治理不正的一方，就能取得正道的胜利了。如果所治理的是正的，而用来治理它的手段却不正，凭借不正的手段来求得事物归于正道，萧望之对付恭、显，刘琨对付聪、勒，陈蕃对付宦官，都是不能取胜而祸患立即接踵而来；即使取得小胜却不能取得大胜，最终灾祸仍殃及自身，并牵连国家。因此，君子与其采用不正的办法取胜，宁可不取胜，也一定要牢固地守住正道。元祐诸公不明白这一点，于是造成了绍圣以后的一系列祸患。善类尽空，国事混乱，宗庙社稷也因此倾覆，实在太惨了！

译新法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已经很严重了。诸公顺应百姓的愿望，立即奋起加以改革，并不能说这不是正道。即使有人怀疑改动父亲的错误做法似乎不合孝道，但奉行祖宗形成的法宪，以此纠正先君的过失，也不能说不是合乎孝道的正当行为。然而负责改革的人，诸公不自行承担责任，继位的君主也没有参与谋划，所有事情都抬头听命于太后。于是满朝士人都说太后就是尧、舜；天下人也都说太后就是尧、舜；甚至把这种说法写入史册，以至后世道听途说仍说太后就是尧、舜。把太后抬高到尧、舜的地位，说太后就是尧、舜；如果反过来压低尧、舜而让他们与太后相提并论，说尧、舜就是太后吗？所以说：“比拟人物一定要放在同类之中。”所谓同类，就是彼此不能互相夺取名分。诸公把太后抬高并比作尧、舜，群小却压低太后而把她比作吕后、武则天；按类别来考察，吕后、武则天虽然不肖，毕竟还属于同一类，而尧、舜与她们相差悬绝。这样一来，吕后、武则天的说法就足以争胜而不必顾忌了。同类，就是类别；上天生出这些事物，就是要使它们彼此有别。草和树一同生长，但芝兰的芳香不能用来建造栋梁；鸟和兽共同繁育，但翟雉的美丽不能用来驾驭战车；天子和皇后地位相当尊贵，但母后的贤明不能用来制定治国法则。不是这样做的人，自己丧失了正道，却想凭此战胜万物；这样做不只是小人反过来反咬时有了借口，连上天也不会保佑，祖宗的神灵也不会凭依，天下臣民也会心怀疑虑，不能坚定不移。不守正道的人不能取胜，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不可违背。哲宗即位时，虽然只有十岁；等到高太后去世，又过了七年。太后有一天不死，皇帝就有一天不能亲自处理政务；那么这七年，就像夜里的月光，而不是白昼的日光。白天即使阴暗，也能照见事物；它使人洞察一切的能力，远胜于月光。天子虽然年幼，却要临御群臣；他使人信服、听从的能力，远不如太后。还不只是这样：太后地位尊贵、权力重大，可以任意行事，但她尚且因为害怕留下恶名而勉强行善；若不是最明智的人，也不过是顾忌名声罢了。做恶却把恶名归给别人而自己不承担，就无所畏惧，还多了一条推卸罪责的道路。做善却把善名归给别人而自己不承担，就不能强行施行，只能怀抱不平之情。实际上借助自己的权力去做这件事，名义上却把功劳推开；严厉的父亲尚且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这种做法，而作为人臣，却想从君主那里得到，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新法的弊端，神宗晚年自己也已经知道了。永乐的失败，使他后悔没有采用王安礼的意见。王安石的儿子去世、精神衰败，他的志向已经衰退。王雱、吕惠卿彼此攻讦，而神宗也已经厌恶他们了。邓绾、吕嘉问的污秽行迹明显，已经被贬黜；蒲宗孟诋毁司马君实，已经受到斥责；孙固、吕公著逐渐受到进用，登上两府之位。如果当时执掌国政的人能够承述神宗的志意，以遗诏推行，免除青苗欠款，放松保马繁殖的规定，缓办保甲训练，依次等待哲宗懂事以后，告诉他百姓生活的艰苦，向他说明祖宗法度的宽厚，逐步加以废除；使天下仰慕新君的仁德，而不把功劳窃取来归于母后临朝，那么这难道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吗？但他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却拥立女主来推行自己的意志。太后一天不死，天子就一天只能偏坐一旁批诺，像掌管文书的宦官一样奉行命令。即使让韩维、苏轼、刘挚、朱光庭这些人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难道会低头听从吗？有人说司马光守正有原则，却不懂得通权达变，这是不对的。司马光所欠缺的，恰恰是没有做到守正。最大的正道，是上天的常经、土地的义理、人的常伦、事务的纲纪。用阴来驾驭阳，用女子来制约男子，与用夷狄命令中原、用小人治理君子有什么不同？《坤》卦初六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在坤卦初始阶段，阴并没有丧失德行，并不存在坚冰造成的祸患；但在事情刚刚开始、与乾相互变革的时候，所秉持的已经不正，只是在极其细微的阶段显露出来，方向也已经偏离，便不可能再回到温暖晴朗的境地了，本来就不必等到血战之后才知道它的危害。司马光为什么没有听到这个道理呢？唉！国家将要动乱时，年高的老臣相继老死，却没有人能够接替他们。神宗末年，韩公、富公先后去世；文潞公虽然还在，年纪已经老迈，而且性情仁厚柔弱，招致众议，众人也不再归心于他。假使有一个执掌国政的人，像韩公在英宗、仁宗两朝继位初年那样，凭德行和威望辅佐拥戴君主；到了元祐三四年间，撤去太后的帘幕，把兴革政事的权力、进退用人的权柄归还天子，那么群小就没有可以抓住的话柄，也没有可以利用的空隙，国家就安定了。司马光的权力基础已经很轻，所持的道理也退让了，只依靠愚民浮动的意气和被贬官员突然奋起的情绪，在迫切需要有所作为时没有时间选择，他能够成功吗？权力轻弱，不是形势能够胜过他；道理退让，也不是原则上的正当。迅速反复，迅速覆败；刚刚兴起便迅速废弃；天下人都丧失了正道，而女子失去正位又先发生了。因此说，古今共同的道理是不可违背的。四 撇开一套说法的是非长短，全面考察一个时期的施政措施，那么它的治乱安危，即使尚未形成，也可以预先断定其必然结果；相隔千年以后再来验证，也能确实知道它为什么会如此，没有不相符合的。哲宗在位十五年，政权出自太后的共有八年，哲宗亲政以后共有六年。绍圣改元以后，进用小人、恢复苛刻政令，给天下造成祸害的事情，就不必说了。元祐的政治，却有难以反复推究之处。绍圣所做的，是反对元祐而实际上把元祐的做法贯彻到底。元祐所做的，是纠正熙宁、元丰，却也未尝不是在实行熙宁、元丰的某些做法，并且为绍圣提供了可以继续实行的条件。唉！宋朝没有因此陷入动乱并走向危亡，又有多少呢？

译天子录用进士，是为了谋划国家；君子出仕，是为了谋划君主，难道只是借朝廷作为确定士人等级、区分清浊的场所吗？一定应当有具体事务。所谓事务，就是国家事务。它的根本，是君主的德行；它的主要功用，是治理、教化、政令和刑罚；它所急于谋划的，是边疆。施行到百姓身上的，要看他们所勤劳的地方加以休养，要看废弛的地方加以修明，救济他们的天灾，惩治虐待百姓的官吏，切实采取措施使他们安定。进用士人，要培养他们恬静的心性，使用他们新进的气象，把他们从衡门茅屋中拔擢出来，互相勉励去实践君子之道。哪里只是绍圣如此，元祐诸公能够做到这些的又有多少呢？能够卓然拿出自己独到的诚意，超越纷纭争论而向上陈告的，不过刘器之劝谏不要寻找乳媪，以及伊川请求到崇政殿、延和殿讲读，不要因为暑热而停止讲读；范淳夫劝皇帝喜好学习，也不过如此。除此之外，全都在同已经死去的王安石争论是非，寥寥无几，见不到一项实际施政。他们所进用的人，确实并非不肖之徒；但他们只是把熙宁、元丰所贬斥的人急急忙忙地竭力起用，仿佛唯恐来不及。难道新进士人中，竟没有一个可以推荐来承担大任、为国家树立百年屏障的人吗？难道只是为岭海一带被贬官员发泄长期郁积的怨气，就可以荒废上天授予的职任吗？他们抚恤百姓，王安石的新法本来就是必定要改革的。连年难道没有水灾旱灾吗？却没有实行救济；四海难道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吗？却没有加以清查访察；在督促施行新法之外，难道没有盘剥百姓的贪官吗？却没有实施按察弹劾；触犯、违逆王安石的余党中，难道没有施行仁惠的良吏吗？却没有迅速特别擢用。西部边境的覆败极其紧急，却没有听说选择一名将领抵御侵扰；契丹的岁币屡次增加，却没有听说提出一条谋略来阻止他们欺凌侮慢。这样一来，宋朝怎么能够拥有天下呢？不过是元祐诸公扬眉吐气、舒展愤懑的一片天地罢了。马、吕两位公并不是没有忧虑国家的诚心，只是刚强正大的气势一旦发泄，便一点也没有剩下。当时那些屈身求伸、被放逐的臣子，在蛮烟瘴雨中得到抚慰，默默自得。上面不知道还有志向未定的年幼君主，宫内不知道还有不可依靠的女主，朝廷不知道还有没有修明的法令制度，民间不知道还有难以向上申诉的疾苦，国外不知道还有伺机而动、图谋不轨的强敌；他们一下子把这一切丢到梦想也无法到达的地方。众人一起奉马、吕两公为领袖，每天提出改变方针的主张。两公也眼花耳鸣，以为只要停止这些政事，贬黜这一党，召回这些人，恢复实行这些法令，那么巩固社稷、保全民生的长久办法就不会超出这些了。唉！这难道足以报答天子对心腹大臣的托付，面对上天、对祖先作证，慰藉天下孤苦无依的百姓，挫败西北狡猾的敌寇，并真正称得上大臣的职责吗？如果我确实在正道上培养君主的德行，那么邪恶自然无从窥伺；如果我确实以务实精神整治政事，那么虚妄自然无从进入；如果我确实谨慎选拔捍卫国家的将领来巩固边防，那么邀功生事的说法自然会止息；如果我确实整治剔除从中饱私囊的弊端来充裕国家财用，那么苛刻盘剥、毒害百姓的计策自然会消失；如果我确实以醇厚宁静的风气培育士人，从难以进用的同辈中拔擢贤才，为国家储备百年人才，那么奸佞的觊觎自然会收敛，善类也能得到更广泛的磨炼。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却日夜不停，像追赶逃跑的孩子一样：进用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罢退的；罢退一个人，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进用的；兴办一项法令，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废除的；废除一项法令，就说这是熙宁、元丰所兴办的。那么，假使元祐诸公处在仁宗、英宗时代，难道就会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悠闲地混日子直到年终吗？我没有看出这其中有什么所谓道理，不过是意气罢了。意气一旦发动就无法停止，于是吕、范不能在黄扉相协，雒党、蜀党、朔党不能与群臣相合；上面一个人孤立而立，下面百官大多随从，这还怎能说元祐仍有君主、宋朝仍有国家呢？于是绍圣的奸党骑着四马驰骋在宽阔大道上进用，没有人能够抵挡了。反对前一种做法的人，本来也就是以它的做法为师。因此，通观哲宗在位十四年，没有一天不是在制造动乱的媒介，没有一天不是在为危亡铺路，并不只是绍圣时期才如此。当时，耶律氏的君臣也昏庸荒淫而不能自保，元昊的子孙也只图苟安而没有足以施展的力量；假如不是这样，靖康之祸就不可能等到后日才发生。而契丹衰弱、夏人疲弱，正是汉宣帝时期向北折服匈奴的时机。可是整个国家却任意把精力消耗在彼此争论长短上，不能振作自己。唉！难道这只关系到宋朝的存亡吗？无穷无尽的祸患，就是从这里遗留下来的。站在今天，回头考察哲宗时代所做的事情，它的言论充斥史册；但如果根据实际来求取，没有一件足以符合人心。假如明白得失的道理，怎么能和登上屋顶、堵塞道路的愚民一起称庆叫好呢？君子的自立有原则，应对天下也有方法。内心没有私欲，不必等到外物不再侮辱我，才感到荣耀；做事有实际，不必等到法令毫无弊病，才算治理得好。因此，进入朝廷，就观察他所做的事；阅读他的著作，就观察他所成就的事业。聚集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和力量，来奉事一个君主、治理万事，不要求一开始就完全端正而没有任何不正，然后国家才会兴盛；这才是必然的。这样，君子先使自己安定，再使天下安定。难道只有伊尹、吕尚如此吗？两汉盛世和唐、宋初年，没有不是这样的。像哲宗临朝的时代，竟然整天茫然无措，不知道将要做什么的人，又有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