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备志卷十六　　　明　董斯张　撰

译百花洲在宋熙宁年间由郡守孙觉在岘山的水边开辟。外面种植菱角和荷花，里面栽种花木柳树，亭台水榭错落有致，竹木茂密修长，水陆道路相通，来往的人像鱼鳞一样密集。钓鱼湾在乌程县西三里，古代称为张志和钓鱼的地方【上】。梅泾又名东梅堰，在乌程县西南六十里，因古梅亭而得名【《劳志》】炼丹井在东林山，天然凿成，看不出人工痕迹，宽而深，深度十寻。泉水清凉，即使大旱也不会干涸。世代相传葛洪曾在这里炼丹【《东林山志》】合溪、画溪、箬溪原本是同一条溪流；发源处称为合溪，有朱藤的地方称为画溪，下游称为箬溪【《长兴志》】小白濑在长兴县东南三里，又名白灵湍【《劳志》】石鼓堰长十四里，宽五十步，在县城北十七里。它的水源出自天目山，可以灌溉田地一百顷，是唐圣历元年县令钳耳知命修建的【上】余渔浦，又名余吾溪，是虞舜捕鱼时当地人受感化而前来居住的地方【《路史》】上池在长兴县西二十五里，是陈武帝的别墅。五官渎在武康县北二十里，吴国五官中郎将沈珩曾居住在那里，因此得名【上】虎溪在湖州安吉县，是方真人修道的地方【杜光庭《七十二福地记》】。梅溪在安吉东北，从前曾有紫色梅花盛开，又称紫梅溪【《劳志》】乳水潭宽一丈，和下潭相距数百步，水味甘甜、颜色洁白，可以用来煮茶。有时三潭的水涌出，就混合成一潭；水势平缓时，乳白色的水自然分开【《安吉志》】抛钱池在州城东面、东岳庙前。乡人每次祈祷时，都把纸钱投进池中，根据纸钱的浮沉来占卜吉凶【上】以下为园第。吴兴山水清幽旷远，城池坐落在山水之间；形容这里景色的名称有水晶宫、水云乡、极乐国。城内到处都能看见山，到处都可以引来溪水，所以凡是修建园林，都必定景物幽雅。即使靠近市区，也像身处云岩、江村一样，这正是园林可贵之处。唐开成年间，白苹洲有三座园林；钱氏统治时，清源门内有芳菲园。宋代宝元年间，定安门内有南园，如今已废弃，改作粮仓、住宅和寺院了。园林中的亭台馆舍，除白苹洲的以外，都已看不见。乡里的老人和寓居此地的官员，大多修建花圃，亭台屋宇彼此相望，池沼相连，花木茂盛，游人争相观赏。万物本来就不能同时兴盛【《谈志》】程氏园，是文简公的别业。距离城池几里，地名叫河口。园中收藏数万卷书，建楼来贮藏它们【《癸辛杂识》】小隐亭、桂芳亭、丛桂亭、探梅亭都在沈知丞园内。亭台密集排列，相传有三十多处，如今已经失传了其中的名称。这些亭子的匾额都是张即之书写的。园中有一个池塘，可以容纳船只，人们把它比作武陵园。吟望堂中水天一色。吟望堂在沈左藏园内。流杯亭，题为“风月无尽藏”。亭子在顾尚书的园林里面。（以上合并列于上面） 嗣秀王伯圭在湖州的私宅中有一座堂，名叫庆远；有一座圃，名叫小隐；有一座楼，名叫溪山胜概。匾额题字都是三朝皇帝的亲笔【楼攻愧《崇宪靖王行状》】以下为陵墓。九女冢在黄巢之乱时曾被挖开顶部，墓中有一个可以用绳索下去的洞穴，能看见一间石屋，墙壁间隐约像有碑刻和图画【《劳志》】吴越王妃许夫人的墓在安吉州东南三十里铜山乡。吴国中书令钮淑的墓在乌程县西十里【《谈志》】丹阳太守太史慈的墓在乌程县西十七里。晋代黄门侍郎潘尼的墓在乌程县西八里。宣城太守邱珍孙的墓在归安县南十八里。原乡侯章道勇的墓，在乌程县南面一百里处。（以上合并列于上面） 五代时期，钱超的墓在长兴县西七里白莲山。吴越钱氏建立政权后，钱超以宣德军节度使的身份推掌宗室事务。墓上有一株松树，像手指一样成丛生长，俗称五枝松【《长兴志》】宋代秘书监徐广的墓在县城北二十八里【上】宋代安【缺字】郡王伯□的墓在通安桥东南【《乌青志》】僧人遵式的墓在寿圣塔院西北角，朝散郎郑续撰写了塔铭【上】宗正少卿姚舜仁的墓在乌程澄静乡赵村【《谈志》】中奉大夫李弼儒的儿子朝奉大夫李迎，葬在乌程县三碑乡金山原，周必大为他的墓撰写了墓志【《平园续稿·详艺文》】龙图阁学士程大昌的墓在安吉县梅溪乡邸阁山【上】。赵彦倓历任福建转运司使、直显谟阁少卿，葬在武康县上柏山【《武康志》】朝请大夫盛允升的墓在金盖山【《龟溪集》】考功员外郎、括苍人鲍慎由，字钦止，元祐初年凭借任子资格参加吏部铨选，名列第一，又考中进士乙科。刚脱离候选资格，就被任命为郎官。他的父亲鲍粹最初居住在吴地，所以葬在吴兴【《文献通考》】沈严任宁海军节度掌书记，在宝元三年二月葬于德清县永和乡，范仲淹为他的墓撰写墓志【《范文正公集》】嘉泰改元时，嗣秀王伯圭所赐的宅第遭遇火灾，火势蔓延焚烧，于是请求回到湖州旧居。他主持园庙两年，于九月去世。十一日，几个孤子奉送王的灵柩，葬在乌程县永新乡成山的原野上【楼攻愧《崇宪靖王行状》】宋代鲁詧，官至朝请大夫，葬在归安县至孝乡仙【缺字】；周必大为他的墓撰写墓志。宋代鲁訔任直敷文阁，葬在武康县庆安乡后汪村的原野上，也由周必大为他的墓撰写墓志。袁直友，字声史，建安人。他的父亲袁延孺，任武进县知县。袁直友把武进君葬在乌程厉山。起初，虞丞相推荐他，他没有接受；后来参加进士考试，也没有考中。其弟袁说友任衢州知州。光宗即位时，他拿着袁直友的表章前来祝贺。袁直友得到海盐催煎一职，不久便辞去；又任常州推官，也辞去了。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六月六日，附葬于武进君的墓旁【叶水心《袁公墓志》】赵孟頫的墓在苏湾的方屏山，如今称为学士山【《岘山志》】姜处恭，字安礼，临海人，寄居嘉兴。祖父姜仲思，官朝散郎；父亲姜訦，官从政郎。姜訦葬在武康上柏岩山。姜处恭葬在从政君墓西一百步处。叶适为他的墓铭文写道：“他的诗已经流传，难道还能忘记吗？”【《叶水心集》】胡安定先生墓地旧有表思堂。碧涧庵是墓地供奉祭祀先生的地方。田二十亩、地十三段，是墓地供奉先生所用的财产【王麟《重修安定墓记》】陈贤良的墓在乌程三碑乡苏湾里，大概盖山与他的妻子寿安县君娄氏合葬于同一墓域，清真先生为他的墓撰写墓志【《嘉兴志》】

译元代休宁县县尹唐子华的墓在乌程县西南二十五里的沈村【《劳志》】元代上元县主簿牟应龙的墓在三碑乡【上】李龏，字和父。赵文耀为他撰写墓志。他葬在何道两山之间，墓旁种了梅树一百株。赵德符为墓题写道：“宋代诗人雪林李君之墓。”【《佩楚轩客谈》】《吴兴备志》卷十五 《史部，地理类，都會郡县之属，吴兴备志》钦定《四库全书》《吴兴备志》卷十六　明代董斯张撰 田赋征，第十二 唐代每年进贡：御服折造布二百二十端，紫笋茶一万串，供应皇帝食厨的糙糯米一千三百八十三石三斗三升，黄糙米一百九十八石，木瓜糁四坩，木瓜煎三坩，单黄杬子一千三百五十颗，重黄杬子一千三百颗【《谈志》】考察《新唐志》记载的湖州土贡：御服乌眼绫、折皂布、绵防布、纻、糯米、黄桤、紫笋茶、木瓜、杬子、乳柑、蜂蜜、金沙泉。《统记》说：龙德三年进贡布三十端，供御服使用；折造布二百九十匹。大历六年才开始进贡木瓜糁。大历元年进贡木瓜煎、单黄杬子；二年进贡白蜜三石；重黄杬子在大历五年进贡。以上物品，州司都用两税钱购买充贡。黄糙米在贞元十三年进贡；糙糯米在贞元十四年进贡；砂盆在贞元十五年进贡。元和五年减免米六十六石。本郡从未遭受兵火，架阁中的典籍都保存完好。《统记》是在兴国年间由代理本州长史左文质编纂的。其中有可供考证的材料，所以所记载的年代和数目可以补充正史的遗漏。宋太平兴国三年，进贡乳柑五百颗、白编布二十匹、紫笋茶一百角、金沙泉一瓶。这只瓶子用锤打成的银制成，带有锁钥，重五十六两。大中祥符年间，进贡白编布二十匹、乳柑五百个。熙宁年间，进贡白纻二十匹、漆器三十件。绍兴以来，进贡白纻编布二十匹。私下考察唐代的岁贡，有乌眼绫、绵、防布、纻等。唐初进贡的数量虽然不详，但《统记》记载龙德三年进贡布三十端，可见数量并不多。供应御服的折造布，以及木瓜、杬子、茶和蜂蜜，都是代宗大历元年至六年间才开始进贡的，而且只是用两税钱购买供应，所以对百姓的危害不大。糯米、黄糙米和砂盆，是德宗贞元十三年至十五年间才开始进贡的；到元和年间，米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乳柑没有记载开始进贡的年份。紫笋茶在大历五年开始于顾渚设置贡茶院，院旁有碧泉涌出细沙，灿烂得像金星，因此金沙泉也是大历以后才开始进贡的。唐高祖、唐太宗以慈爱节俭保养天下，物产进贡有固定制度，从未任意索取。后世继承这一做法，直到肃宗，也没有听说有变更。大历、贞元年间，屡经战乱，权贵掌权，竟然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责令远方进贡，不怕烦劳费用，贡物不断增加；这也足以看出唐朝政治的盛衰。进入本朝后，吴越归还版图，郡县归入职方，才重新修订进贡制度。每年只进贡编布、乳柑、茶、角瓶和泉水，正如《统记》所载；与唐代数量相比，已经大为减少。后来又减去茶和泉水，所以旧图经只记载乳柑、布两种物品。后来又免除进贡乳柑，所以《九域志》只记载白纻和漆器。如今只进贡白编布而已。历代圣明君主相承，都把节约作为治国的家法。古代先王所说的根据土地所宜来贡献物产，后代应当逐渐减少，完全可以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以上均见《谈志》】熙宁十年以前，天下各州商税的年度定额中，浙西路杭州有十三处税务，税额在十万贯以上；湖州有十处税务，秀州有七处税务，税额都在五万贯以下。酒税的年度定额中，杭州有十处税务，税额在三十万贯以上；湖州有六处，秀州有十七处，税额都在十万贯以上【《文献通考》】张氏按语：浙西三郡中，湖州最为险远偏僻，十条苕水也抵不过一条钱塘江；至于秀州的富庶繁华，又岂止像在天上？可是宋代的税额，湖州看起来竟有杭州的一半，实际上同秀州相比，湖州百姓的生活在这个时候难道没有“苌楚之叹”吗？圣明的时代豁然开朗，一次性免除这些负担，是多么幸运啊！绍兴年间，三丁共同缴纳绢一匹，折合钱七贯。按省钱计算，每丁缴纳两贯三百文。百姓因此负担沉重，很多人迁徙逃离。绍兴三十二年，转运司下令，发给甲帖交给各户，让各户自行登记丁口，因此杜绝隐瞒漏报的弊端，登记数额增加了许多。知州陈之茂陈请，要求把增加出来的丁口分别抵充原来的数额，朝廷同意了。从此五丁共同缴纳绢一匹，每丁只缴纳一贯三百文，负担减少了一半多，百姓稍稍得到缓解。然而与其他郡相比仍然较重。乾道八年，乌程县知县余端礼竭力向朝廷请求，丞相曾怀又用相府的另外款项抵缴，于是改为七丁共同缴纳绢一匹。如今每丁缴纳省钱一贯，又折纳官会，通常折合五百钱。这两位官员的恩德，乡人不应忘记【《谈志》】景定四年，贾似道因国家财政困窘于发行楮币，富民又困窘于和籴，想通过变法改变现状，却没有想出办法。临安府知府刘良贵提出买公田的计策。二月，朝廷在浙西购买公田，临安通判陈言前往湖州、秀州催促督办，谢奕焘、赵与訔、王唐珪、马元演负责买田。湖州等浙西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多万亩。起初买田时，只求数量多，不管田地肥瘠好坏。到了收取田租时，田亩有的少、有的贫瘠，佃户有的贫困、有的顽劣，凡是欠缴以及不足的数额，全都向田主追偿。于是六郡百姓没有不倾家荡产的【《通鉴续编》】张氏按语：《癸辛杂志》说，知郡谢奕焘、寓居官赵与訔、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五月又设立分司，派董楷主管安吉公田。赵与訔就是赵孟頫的父亲。元延祐元年秋，朝廷下诏命江南百姓自行申报田地。在此以前，张驴说浙江、江西田地有很多隐漏不实之处，请求加以清理整顿。朝廷于是命张驴前往，限令百姓在四十天内把自己拥有的田地如实申报给官府。期限突然逼近，富民和狡猾的吏员都乘机作奸，百姓无法生活。枢密副使吴元珪入朝觐见时说：“江南平定以来已经四十年，户口有固定的簿籍，田地有确定的亩数。如今负责清理整顿的人只把增加田亩数作为有能力，百姓困苦不堪，恐怕会发生意外变乱，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于是命令遵守旧制，免除江西、浙江自行申报田地的租税。张驴在浙江，又以丈量、括取田地逼迫百姓，有人因此死亡。御史台屡次上言说明其危害，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函史》】洪武七年甲寅五月，皇帝认为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的租税太重，特令户部计算数额；凡是每亩征税七斗五升的，免除一半，以减轻苏州百姓的负担【《松江新志》】洪武十七年甲子七月，命令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用黄金代替缴纳当年的田租【上】

译建文二年三月，翰林院侍书史仲彬上疏说：“国家有正常的赋税供给，但赋役不均，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江浙本来赋税就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又因为把沈万三列入户籍，史有为、黄旭、纪定按照租额起征赋税。这是为了惩罚一时的顽民，怎么能据此作为固定制度？请求全部减免，以缓解百姓困苦。臣私下考察各地每亩起科不过一斗，即使江南土地肥沃，又怎么能加到两倍？无奈有的地方重到一石以上。臣往年当面向先帝奏报赋税征收太重，百姓已经十分劳苦；只是因为臣本是苏州人，而史有为又是臣的族亲，恐怕被认为徇私，所以不敢把话全部说尽。幸逢皇上圣明，处理事情常常从宽，臣冒昧竭尽愚忠，恭敬地等待采纳。”奏疏上呈后，答复说可以【《致身录》】正统元年三月，命令浙江、嘉兴湖州直隶地区、苏州松江等府的官田征收秋粮：每亩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的，减为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的，减为一斗。这是听从巡抚周忱的建议【《资治通鉴》】本朝湖州每年进贡南京：僵蚕十五斤、干葛五十斤、桑白皮二十斤、牛胆南星二斤、乌梅三十斤、蔓荆子三斤、草决明五斤。礼部所需僵蚕一百三十五斤、乌梅三百七十斤、干葛五百五十斤、桑白皮二百八十斤、牛胆南星十八斤、蔓荆子二十七斤、草决明四十五斤、枳实三百八十斤【《浙江通志》】《吴兴备志》第十六卷 钦定《四库全书》《吴兴备志》第十七卷，明代董斯张撰。水利征，第十三。三江疏通以后，震泽才得以安定。孔子把太湖称作震泽，却没有说明三江的名称，意思似乎是以北江、中江和南江为三江：在荆州境内，汉水、沱水分流，便另分为三条；在扬州境内，因为流入海中，便合而为一。所谓北江，就是今天从丹阳以下直到钱唐的水道。孔子本来没有到过吴地，所以他解释北江时，认为它是从彭蠡江分出的三条水道之一，流入震泽后再入海，却不知道北江原本与震泽相通，把太湖说成震泽也不对。《周官》所说的九州，有泽薮、川流和水泽。扬州的泽薮是具区，水泽是五湖。既然把具区称为泽薮，那么震泽就是具区。太湖只是五湖的总称罢了。凡称为薮的地方，都是人们凭借它取得利益的地方，所以称为薮，并以富饶得名；浸则只是水流汇聚之处。如今平望、八尺与震泽之间，水面广阔而且很浅，同太湖相接；水从这里流入太湖，再由太湖入海。水虽浅而面广，所以积水暴涨时无从排泄，便会泛滥而危害田地。这就是称为“震”的原因，正如说三川都震动一样。蒲草、鱼、莲、芡等物产，人民赖以获利的地方很多，也有的可以筑堤围成田地，这与太湖不同。这就是称它为泽薮的原因。其他州的泽地没有暴水骤至的忧患，只用一个名称就够了；而具区与三江的通塞关系到利害，所以有两个名称以便区别。《禹贡》正是以水患已经平定为意，所以只说震泽而不说具区。这不是吴越人不知道，而是先代儒者都是北方人，只根据文字作解释，难怪明显违背地理却仍未察觉。【《避暑录》】三江与震泽相通，有的排泄震泽之水入海，有的汇合震泽之水入海。其中一条是吴淞江，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条不能确定名称。如今青龙、华亭、昆山、常熟都有江通向大海，并且与震泽相连，想来第二条江一定在这些水道之间。韦昭所说的浙江、浦阳江、松江，其说法本来就是妄说，不必再加以考辨。至于王氏所说的“入”，也不能解释成入海。凡说流入渭水、流入黄河，都是说由此通行，并说明它的终点。三江既然各自是不同的水道，就不是有所从来的水流。前文又没有说流入海，不能径直说流入海岛。知道“入”是入海，只是文字恰好相同罢了。应当像“既陂、既泽、既导、既潴”这一类说法一样，各自就所指的水来说。“既入”，是说水道在地中通行。凡靠近海边的江都狭窄，不能同大江相比。海水昼夜两次涨潮退潮，潮水初到时浑浊而且冲击猛烈，便会带着泥沙一同涌来；潮退以后，只留下泥沙，水独自退回。因此不过三五年，就会淤积，堵塞水道。水不能流入江中，就不能通向海。由此可知，震泽承受这种淤塞便会造成水患。若江水能自由地在地中流行，分别入海，震泽怎么会发生决口泛滥呢？【《避暑录》】唐宪宗元和年间，湖州刺史范傅正开挖平望官河，清除淤积。【《吴江志》】按：平望古代属于吴兴。苏轼说：“三吴的水汇聚成太湖，太湖的水溢出成为松江，再流入海中。海水每天两次涨潮，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海潮常常想要淤塞江道，而江水清急流驶，随即把淤沙冲刷掉。海口经常畅通，吴中便少有水患。”过去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用篙撑行，没有用陆路牵挽的。自庆历以来，松江大规模修筑牵挽道路，又建长桥来阻塞江道。因此如今三吴水患很多，有人想挖开牵挽道路，修建十座桥，以加快江水流势，但最终也没有实行。人们都为此感到遗憾。【《宋史》】苏文忠的奏疏谈吴中水利，十分切合实际。弘治年间，工部侍郎徐贯治理水患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先把吴江长桥一带长满茭苇的地方疏浚得深而宽，随后疏浚吴淞等江，使水流入海；然后开通湖州各处港道，排泄天目山诸山的水，使其流入湖中。几十年间，太湖没有水患。如今长桥一带日渐淤塞，又在各江中打桩以防海盗，使江水不能迅速流动，海潮带来的泥沙便停滞下来，以致湖水不能排出。有志于经世治事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长兴志》】张纶，字公信，是汝阴人。天禧年间任江淮发运副使。在任两年，增加米八十万，疏通五条渠道，引太湖水入海，又使租米增加六十万。【《合璧事类》，参见《宋史》】干兴元年五月丁亥日，下诏说苏州、湖州、秀州积水危害庄稼，命令调发邻郡士兵疏通堵塞淤积之处，并命发运使负责督办。甲午日，派尚书职方员外郎杨及前往苏州、湖州、秀州催促督察疏通工程。【《姑苏志》】庆历二年，郡守臣下因松江风浪使漕运船只多有倾覆，于是官府修筑长堤，横跨松江与太湖之间，截断五六十里水面；又修整荻塘，使其通往湖州，共九十里。【《吴江志》】葛书举，字规叔，是江阴人。熙宁年间，调任余杭县主簿。当时朝廷正在兴修两浙水利，议论者认为苕溪、霅溪两条水都发源于天目山，流入太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