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备志卷三十一

译。《宋史新编》从《宋史》中删出相关内容，写作“子【阙】”，这是错误；但《龟龄集》也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不敢凭自己的臆测补出字来。真西山为赵正惠希怿所作墓志说，他有三个儿子：与惁、与懃、与▯。《宋史》中希怿和与▯各有一传，一处说是燕王八世孙，一处说是燕王十世孙，源流不明，世次也混乱。柯氏《新编》把与▯附在与懽名下，也不合情理。希怿还有一个儿子叫与愿，被宁宗召见，立为皇太子，改名赵询，西山没有提到他，是有所避讳。孟至、孟垕、孟奎，《括苍汇纪》称他们是与愿的儿子，《谈志》称是与▯的儿子。《陈泾〈通鉴续编〉》【一则】。宋景定四年，派谢奕到湖州买田。张某考查《癸辛杂识》，知郡谢奕名焘，书中写作谢奕，错误。《文献通考》【一则】。书中考证说：陈舜俞《嘉禾张按》记载，陈舜俞是乌程人，罢官后回乡，迁居秀州白牛村。详见《宋史·吴兴》，那里是他的故乡。马氏所载很错误，《大明一统志》也错了，只是沿袭了这一错误。《续文献通考》【四则】。唐棣是宜兴人。“棣”误作“杕”，“宜兴”误作“吴兴”。《道学考》沈文季误写作《沈文考》。《谥法考》《宗庙考》说：“任吴兴太守的刘太和有惠政，在乌程县学内为他建立生祠。”张某考查《郡乘》和其他书籍，都没有听说过刘太和这个人。明正德年间，刘庄襄公刘天和确实以湖州循吏著称，《通考》误把“天和”写成“太和”。刘焘擅长书法，黄庭坚称赞他说：“羊欣复生。”《考》却把他误作刘谊。《太平御览》【五则】。《太平御览》引用《会稽典录》说：沈震，乌城人。按《郡国志》，从来没有以“乌城”为地名的。乌程在东汉顺帝以前隶属会稽郡，“乌城”一定是“乌程”传抄转误。《太平御览》所传的只是锡山版本，错漏非常严重。例如邱灵鞠也说成乌城人，沈崇傃却说成吴国人，把太守陆纳误作吴纳，把孝义吴逵误作吴达，这类错误无法一一列举。姚叔祥说：秀水好事之家藏有宋代流传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尤其精妙，只缺少七卷，简直像寻得一种奇异的宝物。《颜鲁公集》【一则】。我们乌程和福清都有黄蘖山。江淹任建安吴兴令，所以有游览那座山的诗。由于杼山碑中有“就是江淹赋诗的地方”这句话，谈氏的志书便沿袭了它。却没有看碑文开头所说的“闽地云气连接越地边界”。近来得到《福州志》，于是据此订正它的讹误。《元衢》《吴兴太守历官记》【一则】。周文育的儿子是宝安，孙子是防。担任吴兴太守的只有宝安，书中却把文育和防也牵连进去，又把宝安写成防的儿子，都是错误。辨析见《官师征》。《杭志》也沿袭了这一说法。《大明一统志》【三则】。书中把到仲举写成陈仲举，说他是武康人，错误；又把他列入名宦人物，两处重复，更加可笑。书中把包融、陆龟蒙、沈括都写成郡人，错误；另有考辨。钱广是晋代吴兴长城人，曾参与平定陈敏之乱。志书说他是宜兴人，错误。《浙江通志》【五则】。何叔度、何敬容都曾任吴郡太守，书中说他们是吴兴人，错误。《归安志》把戴颙误作戴融。《宋史》中有常楙，楙误作▯；《姑苏志》《劳浦唐三志》《武康志》也都写错。陆龟蒙《吴兴郡佐寓长城志》说：“误作郡人。” 危桢任潮州知州，见《宋史·志》；书中却说他任湖州知州，错误。《劳志》【十二则】。志书说：元仲景调任吴兴太守。张某考查《梁书》，应为元景仲，不是元仲景。现予以订正。志书说：陈仲举，任长城县令。按：陈到，字仲举，并不是陈仲举；现予订正。所谓“吴兴八绝”，只有菰城妪、曹弗兴二人，是吴兴所产。考察陈寿《三国志》和张勃《吴录》，吴范是上虞人；赵达是河南人；皇象是江都人；刘惇是平原人；严

译武是彭城人。只有宋寿的籍贯不详。这里却说吴范、皇象是福增乡人，刘惇是松亭乡人，赵达是长兴人，严武是宋寿震泽乡人。不知依据何在；把“惇”写作“淳”也是错误。

译沈鄷《宋书·自叙》中，“鄷”字带邑部偏旁，各种传本都写作“豊”，不对。《陵墓》条又说：“汉代有尚书令礼的墓，在金鹅山沈氏墓地。汉代这里只有四座墓：一是海昏侯戎的墓，一是海昏侯长子尚书令鄷的墓，一是海昏侯少子河间相▯的墓，一是景子的荆州刺史彦的墓。” 志书说：“八圣寺，是梁代青州节度使沈子真的住宅捐建的。” 张氏按语说：“‘节度使’这一名称始于唐代，这里应改为‘刺史’。” 《水晶宫》所收本是唐代刺史杨汉公的诗。杨汉公字用；志书又说杨杰字次公，这是错误的。次公号无为居士，曾与苏轼交游，是宋代人，从未任湖州长官。沈君谅是武后时期的人。《唐宰相世系表》记作沈君亮，也是错误。“黄龙光”三个字，是黄庭坚的书法，见于《辍耕录》《癸辛杂识》《徐氏掌故》；劳氏却认为是苏仙所书，错误。文同在元丰年间出任吴兴太守，走到宛丘驿，忽然停留不走，沐浴、穿戴整齐，端坐而死。他从未到任，这里却把他列入名宦，错误。《谈志》记载《归安南园记》碑，称吏部侍郎万钟世代居住钱塘，在横塘之上选择宅地，洪迈为他撰写记文。万钟是庆元年间的人，劳氏志书却认为他是宋末人，并说国势日益危急，他辞官后居家。元世祖三次征召他，他始终不应，以寄居者充作郡人。既把宁宗说成宋末，又把吏部侍郎说成待制，同一件事竟有三处错误。沈括居住在钱塘，见《宋史》以及王安石撰写的《括父沈周墓志》、曾巩撰写的《括母寿昌许太君墓志》。他的文集名为《长兴》，因为沈括曾被封为长兴开国男。志书把他当作本郡人，唐代志书又把他当作武康人，大概是依据王安石墓志中“沈括的四世祖从武康迁到杭州”这句话。《文献通考》说：沈括的父亲名周，沈遘的父亲名扶，沈扶的父亲名同，三人都是以进士身份起家，官职都做到太常少卿。王荆公文集中《乐安翟太君二志》，以及文通、辽为其伯父沈振撰写的墓铭，都可以考证此事。志书把沈振也说成本郡人，错误。莫君陈的儿子不知有多少，但他的孙子取名各按伯、仲排列。莫砥的儿子有仲虚、仲珪等。看《谈志》的进士表，莫柯名下注说：“祖父仲珪，父亲漳。”可见劳氏志书把豫、漳说成伯父，而莫虚的父亲没有在《谈志》中详载。志书在《砥传》末尾注说：“孙蒙，字义也。”又说莫磻的孙子莫澄不是伯镕的儿子，也另行列出。想来他的父亲一定是以“仲”字命名的。莫仲珪官至侍郎，著有《修行净土法名后序》，见《乐邦文类》。此为《谈志》四条辨误。晋代太常殷融，被错误地当成齐代吏部尚书；宋代宁朔将军丘珍，又被孙氏错误地当成梁代太守；现一并订正。见《陵墓类》。志书把陆修静说成德清人，错误。乌程县令万彧，志书误作万瑊。胡仔，字同父；舜陟，字叔；舜申寓居湖州。谈氏没有说明他们是寄居者，浦氏直接说他们是乌程人，错误。这是浦氏志书的八条辨误。志书记知州王回，字深甫。张氏按：宋代有三个王回：一个字深甫，是闽人；一个字景深，是仙游人；二人都是神宗、哲宗两朝的人。这里所说的是南渡以后另一个王回，字亚夫，是瑞安人，见杨万里文集，并非闽地人。志书又记知州王信，字公亮，错误。张氏按：字公亮的王信是太原人，宋初骁将，屡立战功。这里是丽水人王信，字诚之，《宋史》可以证明。吴兴旧志“园第”条记载，崔元亮故宅在长兴县西的崔湾；他在元和年间任吴兴刺史，于是就在这里安家。浦氏志书也这样记载。黄氏志书却说：湖州刺史崔植是本地人，崔元亮字晦叔，历任湖州、曹州二州刺史，后来任虢州刺史，死后归葬滏阳，根本没有在长兴安家的说法。又考崔植字公修，是京兆人，长庆初年任宰相，从未出任湖州刺史。后来查到藏衍旧志说：崔祐甫之后有居住在崔湾的崔氏，家中收藏韩愈所作的祐甫墓铭，又收藏崔逖、崔植的诰敕数轴，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以下三条见顾应祥《长兴志辨证》。宋末，赵卯发代理池州通判。元兵渡江后，池州太守王起宗弃官离去，赵卯发代理州政，修缮城墙、聚集粮食，筹划防守。元兵抵达城下时，都统张林已经投降，赵卯发知道城池无法守住，便对妻子雍氏说：“城将要攻破，我作为守土之臣不应离开，你先逃出去。”雍氏说：“您是朝廷任命的官员，我是命妇；您做忠臣，我难道不能做忠臣的妻子吗？”于是散尽家财，把弟弟、侄子、仆婢全部遣散，留书在案上说：“丈夫不可叛国，城池不可投降。”夫妻二人一同赴死，忠节义行成双，和雍氏在从容堂上吊自尽。巴延入城询问：“太守在哪里？”左右以已死回答。巴延叹息，为他们准备棺材和殓衾，将夫妻合葬并祭扫墓地后离去。志书因此错误地把《节义成双》诗说成安吉太守赵良淳所作，浦氏志书于是说赵良淳和妻子雍氏在集芳轩上吊而死。把赵卯发的诗说成赵良淳所作，已经错了；又把赵卯发的妻子说成赵良淳的妻子，假如雍氏地下有知，难道不会愤怒吗？所以特意为此辨正。吴贵归是孝丰县鱼池乡人。他的父亲吴贵州在军中服役，娶了贵州的妇人，生下儿子带回，因此给孩子取名“贵归”。如今他的族裔非常繁盛，就是孝丰的吴家。他们所据有的山在吴氏墓地附近。《西吴里语》错误地记载，正统十三年，长兴吴贵归与安吉梅富作乱。浦氏志书又说，永乐十二年，安吉梅富和两个长兴吴贵归结党谋乱，阳武侯薛禄率兵讨平。这些说法都没有考察事实。况且安吉州志明确记载，永乐年间鱼池乡吴贵归作乱，长兴、安吉相继骚动；他又与梅富并非同时代的人，现予改正。吴均传记说：“刺史柳恽征召他为主簿。”这里把太守写成刺史，错误；刺史制度创设于隋唐之间，在此以前没有这种称呼。浦氏志书和归安旧志都说，咸淳十年的状元是赵良健。按《宋史》记载，状元其实是王龙泽；而劳氏志书的进士表只记到咸淳七年。浦氏这里应当是把施宪副为儒姥溪创建祠堂所作的疏文误记了。元衢按语。张稚通有一部前朝的《归安志》，是抄本；我向丁长孺借阅，但还没来得及索取，衢氏托朋友去访求，也没有得到回应。如果这部书还在，一定有许多散佚的史事；但两位状元的姓名，难道会错到这种程度吗？题识此语，以寄托感慨。旧志说：绍定二年状元黄朴，是归安人。福州志说他是侯官人。《癸辛杂识》也说，这一科的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都是福州人。所以真德秀《回黄状元启》说：“鳌头两人一同出自九仙。”元衢按语。《癸辛杂识》说：张先是天圣八年进士。志书却说是康定年间；但康定年间根本没有举行科举考试的年份。参照《宋史》和各郡史料，事实自然明白。元衢按语。唐氏志书二十条。沈约《宋书》记载，元嘉十九年有白龟出现在余杭，吴兴太守文道思把这件事上报。如今第一卷写成元嘉十年，并把文道思误作袁道思。

译郡守杜孺休所作，杜孺林盛所作；把申甫写成申辅，错误。湖州总管郝鉴元，志书附在安定墓下，误作郝镒。宋代道判陈能，见《建宁府志》；志书误作陈能。江淹任建安吴兴令，并不是苕地人；把他混入此处，错误。江秉之误作江原之。余端礼任乌程县令，见《宋史·志》，这里把“余”误作“俞”。梁代沈浚为侯景之乱殉难，志书误作沈峻。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沈浚，见《南史·文学传》，志书把两人混成一人。吴喜是临安人，卜天与是余杭人。临安、余杭在南宋都属吴兴，现删去。沈重在大同八年任博士，后来进入北周，制定钟律。志书说：“天监年间。”这里误作陈夷行。志书说：“长兴人张【原文缺名】。” 考察各种书籍以及劳氏、浦氏两部志书，都没有记载此人。《唐宰相世系表》说：“颍川陈忠，不知出自哪一支。”陈忠就是陈夷行的父亲。志书根据什么把他列入？按：姚崇从吴兴迁往陕地，前后不超过五代；从陈亡到武后时期，也不超过一百年。难道唯独不能援引沈括的例子来记载他吗？舍弃元之而列入夷行，实在无法解释。施延字君子，是沛国人，见《后汉书·顺帝纪》和《太平御览·海盐志》。他当时或许寄居吴兴，并非本郡所产。唐氏仍沿袭《劳志》的错误，应当订正。何防是仙井人，《志》说是郡人，错误。景定二年榜首方山京，见《宋史新编·志》；志书把他误作方嵩，劳氏《志》又误作方景。政和八年，进士榜列嘉王。按《文献通考》，当时朝廷认为帝王后裔不能排在众进士之前，于是擢升第二名王昂为第一名。志书把嘉王写成王嘉，错误。《八闽通志》又记为重和元年。《寺观类》记载，恭惠王赵澧，错误。按：秀王赵师揆获赠太傅，澧王的谥号是恭惠，见《宋史》。

译《古迹类》把孔姥墩的“姥”误作“老”。《陵庙类》记载汉代礼部郎中钱敞，错误。汉代只有尚书郎，宇文氏才开始设置“礼部”这一名称。唐高祖初年设置礼部郎中，两汉没有这种官制。《学校类》记载安定书院，称由鲁翀撰记。按：《劳志》所载《安定书院夫子燕居堂碑铭》，是江浙参政富珠哩翀撰写的。现予订正。志书说：令狐绹镇守湖州时有惠政。按《新唐书》《旧唐书》，令狐绹是奇章党人，排挤李德裕不遗余力。他任淮南节度使时，懦弱迟缓，不作防备；贼将庞勋假装投降，令狐绹信以为真，请求授予庞勋节钺，庞勋乘机攻击令狐绹，将其大败。令狐绹出任将领、入朝为相，竟然如此，足以令人捧腹。又广泛查阅各类郡志，从谈钥以下数种，都没有说令狐绹在湖州有惠政。难道新志是在千年以后另有所得吗？这一段实在无法解释。孟之缙的妻子赵氏，名孟桂，后来出家为尼，改名妙惠。见《癸辛杂识》。志书说她名妙惠，错误。《掌故集》十六条。《周乔传》把王诞误作广陵王诞；应当改为广陵王诞。袁玄瑛就是袁秀的字，文集中两次出现，似乎误当成两个人。顾宪所作《西陵增税议》，应收入《田赋考》，却误收入《宦业》。张搏任湖州刺史，见《新唐书》。谈志说：“由中大夫授为徐【原文不完整】。”志书把张搏列在太守中，或许是说他由郡丞升迁授官，为什么呢？张氏按《唐书·职官志》说：各州有别驾一人、长史一人、司马一人。《通典》说：“到了唐代，郡丞就废除了。”《唐书·陆龟蒙传》也只说：“张搏征召陆龟蒙，使他担任自己的佐僚。”有什么根据把陆龟蒙说成郡丞呢？按《诗话总龟》说：磁湖镇道士矶在楚地中部西塞山下。薛能《西塞山诗》说：“西塞收尽云气，南湖一片月斜。”《宋书》记载臧质败逃到南湖，用荷叶遮蔽自己，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徐氏把磁湖镇道士矶也说成在吴兴，错误。《艺文》所载陶岘的诗也错了，把“岘”写作“现”，是错误中的错误。此事见《甘泽谣》，载于《太平广记》第四百二十卷。吴柔胜是空城人。起初娶某氏，生下吴源泳，后来寄居新市；再娶吴兴沈氏，生下吴渊、吴潜。后来吴渊的儿子又回到宣州。如今甲子年，孝廉吴休明也是吴柔胜的后裔。从吴柔胜到吴休明共十四世，家谱记载非常详细。因此，新市有状元桥一事可以作为凭证。吴潜临终时有“湖州生，循州死”几句话，长谷公根据什么把宣城改作溧水？而且还说吴柔胜从未寄居湖州，难道吴渊、吴潜不是新市所生吗？凌▯翁是安吉人，志书误说成归安人。程郃是乌程人，因荐举入仕；把他说成归安进士，错误。姚昌言是静海人，姚铉是合肥人。《唐文粹》的序文如此说，这是说他们的郡望。徐氏说他们是吴兴人，错误。《愚斋集》是林静所著，见《宋濂集》。徐氏误作沈觊。唐代施肩吾被说成湖州人，掌故资料依据晁公武《读书志》记载了此事。《严州志》说施肩吾是分水人，和同县的徐凝一同考中进士，后来学道成仙、隐居。洪氏写信招请徐凝，后来不知所终。他的后裔施宪家中收藏着及第告身，上面题写：“乡贡进士施肩吾，年三十五岁。”注文说：“睦州分水县桐岘乡宝城里人，身为寄客，学习《礼记》、杂文及时务策。”根据“寄客”二字，施肩吾是否是从吴兴迁去的呢？《安吉太守赵公防节之碑》的错误已经在《浦志》中辨明。《万岁历》说：“太和年间，乌程阁下生莲花。”张氏按：“太和是晋废帝的年号。”徐氏却认为是唐宪宗时期，还凭臆测加以解释，不知道宪宗的年号是“元和”而不是“太和”。现予订正。宣和二十八年，苏州、湖州发生大水，错误。宣和年号只有七年。考《宋史》，湖州、秀州发生饥荒是在绍兴二十九年。徐氏误把绍兴二十九年写成宣和二十九年，现予订正。卞山楚王神庙的碑文由梁简文帝撰写。徐氏认为“事佛不杀”说的是楚王英，并不是项王。张氏按《南齐书》说：吴兴有项羽神，太守到任后必定祭祀，并把牛牵到神祠下。李安民奉行佛法，到任后不献神牛，等等。如今梁简文帝碑中所称的楚王，弘扬佛教，只献车和牛，正是指李安民这件事。徐氏根据什么把楚王说成楚王英呢？倪偁，见《文献通考》；徐氏把“偁”误作“称”。《西吴里语》十条。后汉范晔《书》中关于“抗徐封乌程东乡侯”的记载，附在《度尚传》之后。《里语》错误地认为是度尚受封，应当订正。孟东野《送从叔简东归》诗载于《文苑英华》，其中有“归吴兴何据”的话。孟简是平昌人，任常州刺史，见《唐书》，并不是苕地人。唐人大多重视郡望，所以称他为“从叔”，只是这种称谓而已。唐询字彦猷，是湖州太守。这里说成“唐询彦”，把名和字混在一起，又少了“猷”字，错误。李商隐《西亭诗》没有指明地点，这里却说是湖州西亭，错误。施宿的父亲是施元之，历任左司谏，见《渭南集》；这里说施宿担任司谏，错误。《南齐书·王僧孺传》说，虞义是会稽人，死于晋安王侍郎任上。丘国宾是吴兴人。《里语》把丘国宾说成晋安王侍郎，实在可笑。张氏又按：晋安是闽地的郡名。宋代有晋安王子勋，齐代有晋安王子懋，可以证明《里语》竟把它理解成“晋的安王”，更加可笑。丁度任湖州知州时，有百姓触犯茶禁，丁度收取一千钱，代替鞭打其背。这里说成盛度；《宋史》把二人合列一传，恐怕是记忆混淆了。把释通惠和赞宁当作两个人，错误。彭祖、丁令威、房颇、伍员、荆轲、蔺相如、萧何、严光、石崇、毛宝、王僧辩、狄仁杰，都被说成吴兴人。这和盲妇弹琵琶、演说书故事有什么区别呢？《后周书·乐俊》说：“冀逊任湖州刺史。”按：后魏废帝元年，把南襄州改为湖州；天和二年，又省并洞州入湖州，取楚地洞庭之意，并不是苕地的湖州。《里语》把它混载于此，错误。后周的席固、薛慎、皇甫道周，都任过湖州刺史。姚僧垣获赠荆州、湖州二州刺史，并不只有乐冀、乐俊二人。《长兴志》两条。陈夷行被错误收入，已经在《郡志》中辨明。赵卯发，见《宋史》；志书把“卯”误作“昴”。宋德祐初年，元兵进入四安镇，镇将吴明战死。

译志书说：“陈明是错误的；赵昂发写作赵邛发，也错误。” 《臧衍长兴志》一条。《通鉴》记载魏国有安州刺史钳耳康买；《姓氏英贤传》说，梁天监初年有钳耳期陵从河南归化，父亲钳耳同、祖父钳耳光，都曾在魏任三品官。《隋书》有九门令钳耳文彻，《唐书》有钳耳大福，《广异记》有竺山县丞钳耳含光。《北史》说后梁萧综把从父之妹嫁给钳耳氏，这大概是夷族的姓。唐代长兴县令钳耳知命，臧氏却把“钳耳”当作姓，把“知命”当作字，实在可笑。《德清志》一条。紫极观是沈道思捐出的住宅，见劳氏志书；志书却误作文道思。张氏按：刘宋时期吴兴先后有三位太守：一位是文道思，一位是沈道思，一位是袁洵，字道思。这几个人很容易混淆，所以特意列出说明。《安吉志》两条。袁说友是建安人，寄居苕中；志书把他说成安吉人，错误。胡长孺《汲仲》是金华人；志书说他是胡砀山人，错误。《苕霅野史》所载王道隆一条。沈烱为仇敌而牺牲自身，王氏讥讽他，这是正确的。不过当初沈明从宫中向南归来，是陈朝世代闻名的人物，死后谥为“孝子”。王氏说他最终受到显著的侮辱，是没有读史书所致的错误。《岘山志》一条。衢氏按：劳氏志书说宝元年间滕宗谅在南国修建五亭，庆历九年马寻曾在这里宴请六位老人。把宋代宝元写成唐代宝历，又把宴请宾客的马寻说成滕宗谅，都是错误。《乌青志》两条。乌重胤见《唐书》。志书所载《乌赞传》说：“乌仲胤应当以《唐书》为证。”索度《明王庙碑》说：“孙氏世代居住在湖郡。”考《陈寿书》说：“孙坚世代在吴国做官，家居富春。孙坚最初封为乌程侯，后来孙皓也封为乌程侯。”从未听说他们是本郡人。张氏按：“汉代富春尚且隶属吴郡，碑中‘湖’字无疑应当是‘吴’字。” 志书又载《索靖庙碑》说：“孙权是张伯英的后代。” 这种说法极其荒诞，不能作为依据。就像利济院、张循王香火院，如今竟讹传成睢阳。三高祠祭祀的是苏子瞻、米元章、陈贤良。《嘉禾图经》《桐乡志》都把陈贤良说成简斋曾祖，又是大错。张氏按：“令举是乌程人，简斋则是洛中八俊之一，《宋史》记载清清楚楚。”没有查阅史籍就随意写入地理志，难道能免遭旁观者讥笑吗？《书录解题》一条。方勺是婺州人，详见《泊宅编》和《吴思道集》。直斋却说是严濑人徐长谷，也沿袭了这一错误。《米襄阳志林》一条。

译《志林》说：“苏养直是苏绅的后代，是苏颂的族人。”这说法非常可笑。按：苏颂就是苏绅的儿子。苏颂在元祐年间任执政，苏养直和他的父亲苏坚都曾跟随苏轼交游。如果苏养直是苏绅的后代，那么苏坚和苏颂实际上是同辈兄弟，苏颂就是苏养直的伯父或叔父。把亲侄称为疏远的族人，难道可以吗？《七修类稿》两条。周密号泗水潜夫，因为霅溪汇合四条水流成为一条，所以把“四”改作“泗”，说成出自山东鲁县，错误。又有“前有沈宋，后有钱郎”的说法，其中“郎”指郎士元。把周密和郎士元等同排列，也错误。《史书占毕》一条。南宋南渡初年，尚书左丞叶梦得居住在卞山，因此号称石林。根据《水东日记》记载，他所撰家谱称曾祖叶纲葬在苏州宝华山，于是应当算吴郡人；这样看来，《宋史》似乎并没有错。另有一位与真西山同时代、任抚州太守和秘书丞的叶梦得，从贵溪迁到金溪石门，别号是斋，建有石林书院。《性理大全》引用的石林叶氏，就是这个人。胡元瑞却把籍贯说成松阳，把官职说成尚书，而且说两人都迁居湖州，错误。天圣年间有两个进士都叫张先，都字子野，号称“张三影”。其中享年八十二岁的张先是湖州人，只擅长书札；享年四十八岁的张先是博州人。胡氏却说两人都能作诗，都长寿。至于把“三影”归给博州人，竟然连《齐东野语》和欧阳修文集都读得如此草率，实在太过分了。这说明著书立说实在困难。《碧里杂存》一条。《碧里杂存》载有成化年间宫人周氏的一首诗，说：“乌程周溥的姐姐，周溥以贡士身份做到别驾。”考察郡志的贡士表，没有周溥的名字。以孝廉身份做到别驾的，是沈溥。《乌程新志》详细记载了沈大姑的事，又载有宫词二首。王氏《耳谈》认为这是永陵沈太妃所作，也错误。《春渚纪闻》一条。何防把余拂说成南宫第一名。按马端临《通考》说：“元符三年的进士省元、状元都是李釡。”《纪闻》说：“余拂，错误。” 《北梦琐言》一条。《沈询传》说他是沈传师的儿子，孙光宪说：“是沈亚之侍郎的儿子。”沈亚之的官职并没有做到侍郎，这又是一件事中的两处错误。《道山清话》一条。宋代有两个张先，都字子野，号三影。其中吴兴人张先号三影；另一个是开封人，是孝章皇后的外戚党羽，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铭。见《玉照新志》。《清话》说“就是三影”，错误。《史记正义》一条。《吴太伯世家》说：“中原的虞国灭亡，经过两代而夷族兴起；蛮地的吴兴起。”《正义》引用杜预说：“吴兴，是乌程县南面。”按司马迁的意思，是说虞国灭亡以后吴国才兴起。张守节却把吴兴当作郡名附会解释，实在可笑。《函史》两条。《吴澄传》附载宇文谅。按：宇文子贞名公谅，把“公谅”说成“谅”，错误。长卿难道可以称作司马相如吗？史书删去了“崇简”。不过有些字句确实不能删，这一类就是如此。陈枢官至尚书员外郎，见曾巩所撰志文；邓直却把他写成尚书，错误。《南畿志》也犯同样错误。《松雪斋集》两条。《先侍郎阡表》中的女子孟艮，《松雪斋集》误作孟银。赵孟頫有亲笔书写本，如今玄宰先生把它刻入《鸿宝堂帖》，可以作为依据。《观堂记》把澧王赵师拨写作赵师拨，“拨”应当改作“揆”。这部集子藏在大同府署中，错字特别多。倘若我郡有人志同道合，把它刊刻在吴中，也足以替《水晶宫》争一口气。《道园学古录》三条。牟隆山墓志说：祖父子才谥号清惠。按《元史》和黄溍《隆山集序》都说子才谥号清忠，应当以史书为准。墓志又说应龙字伯成。按黄溍序和戴表元《寿席诗序》都说字成甫，这是虞公偶然写错了。《元史》也作成甫。《开国功臣录》一条。辛丑年十月，张士诚进攻长兴，刘成将他击败，擒获他的将领宋元帅以及甲辰年十日的俘获者。又说擒获了他的元帅宋兴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删去其中一条，保留甲辰年所获者的姓名。《崇德志》一条。志书称时檄长于识人鉴人，曾经为女儿选择女婿，选中了湖州张孝祥；张孝祥后来及第，成为当时的名士。按《宋史》，张孝祥是乌程人，唱名授第后，曹泳在殿廷上向他作揖，以请婚之事相告，张孝祥没有回答。又按《万姓通谱》，喻樗有两个女儿，富贵人家争相求婚，他都不答应；后来见到汪洋、张孝祥，说：“这是佳婿。”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把喻樗写成时檄，有什么根据？《两浙名贤录》也沿袭了这个错误。《太平府志》【一则】胡仔是舜陟的儿子，绩溪人，寄居吴兴，凭“防”入仕。宋史、《徽志》和《浮溪集》都可以作为证明。《志》却认为他是当涂人，又说他是崇宁五年进士，这两处都错了。《氏族大全》【一则】沈光，号称“肉飞仙”。隋朝灭亡后归附唐朝。张按：据《隋书》记载，沈光为复仇而死于宇文化及之难。他是杨氏的忠臣，怎么会归附唐朝呢？《万姓统谱》【一则】沈戎劝说剧贼尹良投降，被封为海昏侯，却推辞不接受。见《谈志谱》。《谈志谱》把尹良说成乌程人，又说他被封为海昏侯，这两处都是大错。《东林山志》【二则】薛昻是杭州人，谄媚奉承蔡京，越级升任尚书左丞；他曾误称蔡京的名字，便自己掌掴自己的脸。见《宋史·志》，其中说：“里人误。” 《志》说：“孟淳，太平总管。”按：守卫太平的人，是孟淳的父亲之缙。《志》错了。刘凤《吴释》【传】【一则】端师子居住在吴山的解空院；那是长兴的吴山，却误传并归属于姑苏。《陕西通志》【一则】沈下贤居住在乌程，在小敷山可见杜牧为他写的凭吊诗。此事从晁公武起就误说他是长安人，而《志》也把他列入艺文一类。《广西通志》【一则】刻印胡铨封事的人，是宜兴进士吴师古；见《宋史·志》却改作吴兴人，错了。《临川集》【一则】沈遘被封为长兴县伯，见《西溪集》；《临川集》却把“长兴”误作“长安”。错。《南丰集》【一则】《寿安县君钱氏墓志》说：“曾祖考为宣德军节度使湛。”这是错误的，“湛”应当作“偡”。见《宋史》。《吴兴备志》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