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译水浅时，杷齿会被泥沙卡住，拖不动，最后只好把杷齿朝上拖行。所记录的功劳，都是胡乱编造的，无法核查验证。正逢都水监丞程▯建议在大名河曲开挖直河，直河建成后，范子渊指使程▯声称直河水浅，发牒给浚川司，命其使用杷疏浚，希望借此把功劳归附于自己，程▯听从了他。不久，二人上报此事，程▯、范子渊以及督役指使各升一级官职。在这以前，大名府的河水每年夏天上涨，就从许家港溢出；到了秋天水位下降，又回到原来的河道，都还在大堤以内。熙宁八年，范子渊又想求取功劳，于是命指使暗示各埽向大名府申报说：“今年河水有七分流入许家港，三分流经原河道，恐怕河势最终会发生改道，请发牒给浚川司，使用杷疏浚原河道。”府司听从了。那年发生旱灾，许家港水浸泡的田地不过一万顷，范子渊使用杷不到一个月就停止了。熙宁九年，范子渊上奏说：“去年大河几乎改道，幸亏用浚川杷才恢复了原河道，使数万顷民田免于水患。请进一步奖赏督役的官吏。”事情交给都水监处理，都水监官员保奏，称范子渊等人立有奇功，请求优厚奖赏。当时天下人都说浚川铁杷、龙爪像儿戏一样，正好用来供人谈笑，王介甫也听说了不少，所以不相信都水监的话，改而把事情交给河北转运司、安抚司，命它们保奏。恰逢王介甫罢相，文潞公上奏说：“河水浩大，不是杷能够疏浚的；秋天水位降低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即使是河边最愚昧的人，也都知道浚川杷对事情没有益处。臣不敢跟着别人一同保奏明证，共同欺骗蒙蔽陛下。”奏章呈上后，皇帝很不高兴，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司、转运司一同查勘浚川杷的利弊。熊本于是与都水监主簿陈▯甫、河北转运使陈知俭共同查问，各埽的人说：“熙宁八年，原河道的水位降低了三尺，在杷还没有到达之前已经上涨了二尺，杷到达后又上涨了一尺；而且在这以前的十年中，河水也都是夏季溢出、秋季恢复原状，并不只是这一年如此。”于是上奏说：“水位下降确实不是杷造成的。”范子渊当时在京师，事先听到了这件事，立即入殿说：“熊本、陈知俭、陈▯甫以为王安石离开朝廷后，文彦博一定会入相，便迎合他的意图，把浚川杷说成不利。臣听说熊本奉命出使查办此事时，曾到文彦博那里行拜见礼，跟随文彦博饮食，陈▯甫、陈知俭也都参加了；等到屏退旁人私下交谈，他们现在的奏报必定不公正。而且从文彦博的意图来看，他不只是要议论浚川杷而已。陛下如果听信他们的话，天下那些说新法不便的人一定会群起响应，陛下所建立的法令就会大受破坏了。”皇帝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于是知杂御史蔡确上奏说：“熊本奉使时行为不谨慎，议论不公，请求另行委派官员详细审定浚川杷的是非。” 熙宁十年，诏令蔡确与知检院黄履详细审定，有是非曲直的地方就查勘后上报。蔡确于是设置狱案，逮捕拘系作为证人的二百多人，案件过了半年仍未判决。皇帝又命入内供奉官冯宗道在汴水试验浚川杷，冯宗道以生病为由推辞；皇帝命令等他病愈后一定前去试验，冯宗道于是请求与范子渊一同前往。每次测量各处水深，有的比原来深，有的被泥沙淤积而比原来浅，有的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大致三种情况各占三分之一。冯宗道每天如实具奏，皇帝的想法稍微有所醒悟，审理此案也略微放缓。适逢荥泽河堤将要决口，诏令判都水监俞充前往治理，俞充奏称河堤危急将要决口，幸亏使用浚川杷疏导才得以避免，并绘制图形上报。皇帝嘉奖了他，于是审理此案更加急迫。当时郊祀大赦将近，诏令浚川一案不因大赦而免除罪责。案件审理完毕，范子渊因上奏虚假不实而获罪；熊本、陈▯甫因赴宴违犯制度而获罪；陈知俭因向制院报告不实而获罪。元丰元年正月辛未，敕令：熊本罢去知制诰，削夺一官，以屯田员外郎身份分司；范子渊、陈▯甫各削夺一官，原职任不变；陈知俭削夺一官，充任替职。前任判都水监李立之说：王介甫从前任宰相时，曾召见李立之问道：“有人建议决开白马河堤，用河水淤灌东方的田地，你看怎么样？”李立之不敢直说不可行，回答说：“这个办法虽然好，只是恐怕河堤一决口，所造成的损害会非常多。从前天圣初年，白马河在东南方向决口，洪水泛滥十多个州，并且与淮水相通，徐州城上伸手就能舀到水；又横贯韦城，截断了北方使者往来的道路，这恐怕不行。”王介甫沉吟了很久，说：“即使听任它淤灌一次又有什么妨害？只是恐怕会妨碍北方使者的道路。”于是作罢。集贤校理刘▯贡父喜欢诙谐，曾去拜访王介甫，正好有一位客人在座，提出建议说：“如果决开梁山泊使它干涸，可以得到一万多顷良田，只是还没有选到合适的地方来储存它的水。”王介甫低头沉思，说：“是这样。但到哪里去找地方储存这么多水呢？”贡父提高声音说：“这没有什么难的。”王介甫高兴起来，以为他有办法，立即问他。贡父说：“另行挖出一个梁山泊，就足以储存这些水了。”王介甫大笑，于是作罢。王介甫掌握政权时，凤翔百姓提出建议说：“陕州南面有涧水，向西流入黄河；如果疏导使它加深，再凿开硖石山使它与谷水相通，趁机引导大河向东流入谷水，从谷水流入洛水，到巩县再与黄河汇合，就可以用来通行漕运，能够避免砥柱的险阻。”王介甫认为有道理，敕令下达京西、陕西转运司，派官员查勘。京西转运司派河南府户曹王泰前往。王泰想说不可行，又怕违逆朝廷而获罪；想说可行，又怕被人讥笑，于是发牒申报说：“如今到谷水上游查勘，如果疏导引入大河之水，使它流到渑池县境内，再引导它流入谷水，确实有利而且可行。”这是因为出了渑池县境就是硖石大山，属于陕西路。陕西方面说不可行，于是作罢。自祖宗以来，汴口每年都随着河势的向背改变位置，没有固定地点，到了春季开始时，就征发数州的夫役治理。应舜臣上奏说：“汴口本来有适宜的位置可以每年固定使用，何必屡次变更，耗费公私的人力财力？大概是汴口官吏想每年兴起夫役来谋取自己的利益罢了。如今訾家口在孤▯百岭下，正处在河流冲击的要害，水势一定不会枯竭，从今以后请固定使用这里，不要再更改。有时水小，就在下游开辅渠来增加水量；水大，就打开各个斗门来泄水。”王介甫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便采纳了，并提拔应舜臣代理三司判官。

译几年以后，王介甫出任江宁知府，适逢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前去察看。宋昌言向政府官员请求堵塞訾家口，只保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都赞成。此时监丞侯叔献恰好在外，没有参与议论。宋昌言到达汴口后，发牒询问提举汴口官王▯充等人两个河口的水势，王▯充等人报告说：“訾家口的水占三分，辅渠的水占七分。”宋昌言于是奏请堵塞訾家口，朝廷采纳了。侯叔献一向与宋昌言不和，等到王介甫再次入相后，侯叔献诬陷宋昌言迎合韩、吕二人，堵塞訾家口，故意改变了宰相在政府中施行的事情。王介甫发怒，宋昌言害怕，请求外任，获任陕州知州。适逢熙宁八年夏天，黄河在新口改道，汴水断绝，侯叔献多次上奏说这是宋昌言堵塞訾家口造成的，朝廷命侯叔献把它挖开。水流恢复后，宋昌言和王▯充各降一级官职，宋昌言仍改任丹州知州，都水监的众官各按可以赎罪的方式处理。侯叔献因功升任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出任陕州知州，由侯叔献代替他。李立之还没有离开京师，黄河又在訾家口改道，汴水再次断绝，和前一天一样。朝廷又命侯叔献把它挖开，也没有治侯叔献的罪。元丰元年春天，曹村决口的河道被堵塞，诏令征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说：“打算凿通原来的河道来疏导河水；如果行不通，就决开黄河北岸的王莽河口，任凭河水流向哪里。”这是担心河水浸漫扩展，向南波及京城。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会、河北运判汪辅之负责掌管此事。旧制度规定，河南、河北，以及曹州、濮州以西、秦州、凤州以东，都食用解盐；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四路都食用井盐；河东食用土盐；其余各地都食用海盐。自仁宗时期起，解盐实行通商，官府不再专卖。熙宁年间，市易司开始在开封、曹州、濮州等州以及利州、益州二路实行官府专卖，由官府自行运输解盐出售；其中益州、利州的井盐，等官府没有解盐时才允许自行出售。熙宁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求在河中、陕、解、同、华五州实行盐专卖，由官府自行卖盐，提高盐价；百姓不肯购买，于是规定百姓每天必须购买官盐，并根据贫富和所从事的行业规定购买数量的差别；有人买卖私盐，就允许别人告发，重重赏赐告发者，赏钱从罪犯家产中支付；买来的官盐没有吃完，留过一夜的，也按私盐法处理。于是民间怨声载道。盐价折算成钞钱，旧法规定每席六缗，到这时只值二缗多一点，商人不再运粮，边境储备因此失去保障。朝廷对此产生疑虑，于是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朝商议此事，皮公弼极力陈述这样做的不便。诏令让他与三司商议，三司使沈括因为过去迎合王介甫的意旨，说张景温的办法可以实行，现在不能改变，不敢完全说出它的弊端。朝廷虽然不能罢免皮公弼，却改用另一份札子说，根据张景温的申报，官府卖盐每年可以获利二十多万缗，如今实行通商就会失去这项利益。再次请示后，皇帝又命令他们与皮公弼商议。皮公弼逐条陈述，实际上根本没有这项利润。于是停止在开封、河中等州以及益州、利州等路卖盐，只在曹州、濮州等几个州实行张景温的办法。吴冲卿、蔡子正等任枢密副使时，上奏请求废除河南、河北监牧司，文潞公任枢密使，认为不可。元厚之任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奉诏详细审定。元厚之计算了官吏和士兵的俸禄，以及牧田可以耕种的收益，因而上奏说：“两个监牧司每年耗费五十六万缗，所养的马匹中，用三万缗就可以买到的马。”诏令废除天下所有马监，只保留沙苑一监，挑选其中可以充作军马的马匹，全部送往沙苑监；次等的供给驿站使用；再次等的卖掉。牧田听任百姓租种。又命令转运司把每年节省的五十三万缗输送给市易务。马匹既然分给各军，就应当供应草料、粟米以及兼衣粮，所需费用非常多。各监送往沙苑的马只有四千多匹，在路上瘦弱病死的几乎有一半。国家的马匹就这样耗尽了。当时是熙宁八年冬天。熙宁初年，我罢任中丞，又回到翰林院，有一位成都进士李戒投书来拜访，说：“李戒年轻时学习圣人之道，自认为不在颜回、孟轲之后。”他言辞荒诞，极力自我夸耀，大体都是这样。他又献上《役法大要》，认为：“百姓苦于繁重的徭役，并不苦于繁重的赋税。只听说有人因徭役而破产，没有听说有人因赋税而破产。请把天下田税的钱和谷各增加十分之一，招募人来充任役夫。又命令按照徭役轻重分为三等：上等每月给钱一千五百、谷二斛，中等和下等依此递减。计算下来，雇役仍会有剩余，可以补助经费。明公如果能替我向朝廷说明，幸而得以施行，那么公家和私家不久都会富足充实了。”我举出一件事来诘难他，说：“衙前属于哪一等？”李戒说：“上等。”我说：“如今衙前掌管官府财物，财物损坏丢失的人有时会损失万金家产，他们难道肯只顾一千五百钱、两斛谷物，来应募吗？”李戒无法回答。我于是谢绝并送走他，说：“我已经离开言职，你应当去找现在主管此事的官员献上这项建议。” 过了不久，他又来投书，说：“三皇不是圣人，五帝也不是圣人，自从有百姓以来，只有孔子是圣人。孔子去世以后，从孟轲以下大概都不值得一提；如今又有明公，可以继承孔子了。”我惊骇害怕，立即把他的书退还，说：“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他坚持请求我留下这封信，我说：“如果留下您的书，就是承认并接受这些话了，我至死也不敢这样做。”他又想把书交给我的随从，我呵斥随从不许接，他才退去。我认为他狂妄，常常把这件事告诉同僚，作为取笑的材料。当时韩子华任成都知府，李戒也曾把这项建议献给他，韩子华非常认为有道理。等到韩子华入朝任三司使，想上奏施行它，我和同僚一同嘲笑并加以驳难，韩子华的意愿受挫，于是作罢。等王介甫任宰相后，与韩子华共同主持三司条例司，韩子华又把这件事告诉王介甫，王介甫也认为很好，雇役的议论从此兴起。当时李戒已经患了心病，停止应试回到成都。王介甫第二次入相时，张愕进言说：“从前衙前经历了繁重艰难的差役，都得到场务的酬奖，享有的利益太丰厚。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请依照新法，根据等级应当发给的钱数，追查其余所得的利益收归官府，称为‘打抹’。专门委派各州长吏进行检查核算；如果有查核不尽的，就以违犯制度论罪，不因大赦、降职或离任而免除。”于是各州争相刻薄剥削，有的人几十年前曾经得到酬奖，如今已经解除差役，家产贫困破败，却被追缴应交的钱，有的达到二三千缗，往往无力偿还而自杀。

译王介甫申明审问时使用刑讯的办法，说：“即使经过拷打，最终也是本人自己说出的，都应当减二等论罪。”因此抢劫盗窃的贼人没有被判死刑的了。从先朝以来，夔州路减免赋税，向朝廷输送的贡赋没有定额，官府不专卖酒，也不禁止茶盐，专门把安抚远方百姓作为宗旨。熙宁八年五月，内批说：“任命张方平为枢密使。”王介甫立即想发布文书，吕吉甫把文书留住，说：“应当等到晚上集议时再讨论。”他又私下对王介甫说：“安道一旦入朝任职，一定会对我们这些人不利。”第二天再次进呈时，这项任命于是搁置，没有施行。三司使章▯曾经入殿应对，皇帝称赞张安道的优点，问章▯是否认识他。章▯退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吕吉甫。第二天早晨，吕吉甫与张安道一同入朝，便把皇帝的话告诉他，并且说：“您将要受到重用了。”张安道只是缩了缩鼻子。当晚，张安道正和客人坐在一起，章▯呵斥并引导随从来到门前求见，张安道让人推辞说：“一向互不相识，不敢相见。”章▯惭愧地退去了。所以蔡承禧弹劾章▯说：“早晨登上陛下的门，晚上进入惠卿的居室。”就是因为这件事。于是皇帝厌恶章▯，王介甫厌恶张安道，不久二人都被调出朝廷。王介甫刚参与执掌政务时，章辟光上奏说：“岐王、嘉王不宜居住在禁中，请让他们出居外地。”太后大怒，和皇帝说：“章辟光离间兄弟，应当加以诛杀或流放。”章辟光扬言说：“王参政、吕惠卿教我上这封奏书；如今朝廷如果重重治我的罪，我最终也不会放过这两个人。”吕惠卿害怕，把这件事告诉了王介甫。皇帝想把章辟光流放到岭南，王介甫竭力营救，最后只降职为监当。吕献可攻击王介甫，把章辟光的话奏报给皇帝，吕献可因此被罢去中丞，出任邓州知州。苏子容负责起草制书，曾鲁公召见并告诉他说：“章辟光在治平四年上书时，那时王介甫还在金陵，吕惠卿监理杭州酒务，怎么能教他这样上书？”所以制词写道：“结党小人，交相构陷，肆意说出欺骗皇上的无根之语。”制书发布后，士大夫很以为苏子容的制词不对，苏子容把曾鲁公的话告诉他们，这才知道治平四年章辟光所上的奏书是关于别的事情，并不是说岐王、嘉王的事。苏子容深深后悔，曾对人说：“王介甫即使贬逐我，我对他的怨恨也不如对曾公的怨恨深。” ●卷十六 过去掌握政权、玩弄权术的人，虽然暗中根据自己的喜怒施加威福，尚且不敢扰乱资历次序、废弃赦令。王介甫起用那些新近入仕、资历浅的人，常常借给他们官职；如果他们暂且替自己尽力，就趁机提拔；如果稍微违逆自己的心意，就收回所借官职并斥退；如果没有功劳，也没有过错，就暗中计算资历考核和通常的格次，然后升迁官职。例如吕吉甫的弟弟吕升卿刚刚考中，任真定府观察推官，原本没有资历考核，却让他出任京东察访使，回来后授任淮南转运判官。转运判官都必须由升朝官担任，又借给他太子中允的官衔，不久召入任崇政殿说书。后来王介甫与吕吉甫有了嫌隙，吕升卿又在皇帝面前攻击揭发王介甫的短处，因此被斥退；但因为他长期为王介甫效力，特意升任太祝，监无为军税。练亨甫由泗州军事推官任崇文院校书兼检正官，后来因邓绾一事获罪，也因为长期效力，按资历升一级，任漳州军事判官。王介甫当权时，因违背、忤逆他而获罪被斥逐的人，即使多次遇到赦令，也不能恢复原来的职务。例如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因为封还李定的词头，被削夺官职、调出任外官；过了将近十年，经历三次大赦，李大临才得任待制，苏颂才得任秘书监。到了熙宁十年圜丘大赦时，苏颂才被授任谏议大夫。熙宁七年圜丘大赦，中书奏请应当复职的被贬官员有四十多人，皇帝从中直接下旨，全部恢复原职。吕吉甫任参知政事后，凡是他厌恶的人，都一概搁置不办。比如胡宗愈、刘挚，都因担任台谏官时进言而被罢职，外调任官；到这时，只有刘挚恢复馆职，胡宗愈任苏州通判，两人中有一个没有沾到恩典。刘挚曾经议论过曾布，正因为曾布被吕吉甫厌恶的缘故。熙宁十年圜丘大赦，胡宗愈才恢复馆职。王介甫任用新进士担任提举、转运等职，资历在通判以下的称为“权发遣”，知州称为“权”；再升迁时，就去掉“权”字。何浃以录事参军的身份提举梓州路常平仓等事务，所到之处横暴无理，鞭打官吏百姓来树立威势，众人都逃窜躲藏，无处可以容身。他气势压过提转官，直接凌驾于他们之上，发给州县的公文说：“没有得到本司的指挥，提转官发来的公文都不得施行。”转运使李竦、判官陈充同他议事，意见不合，他就动辄斥骂二人。知州到他那里报告事情，在门外下马，沿着廊道走进去，到了他的坐榻旁边，他也不起身。何浃想要废除广安军，众人议论认为广安军旁边远离其他州，不可以废除。有章辟方得到他父亲、集贤校理何涉所撰的《鼓角楼记》，拿来呈给何浃，说：“先君子也详细说明了设置军镇于要害之地的意义。”何浃说：“凡事应当听从公论，这只是妄言，有什么值得凭据的？”李竦等把他的情况全部上奏，诏令罢免何浃，召回京师。何浃沿途上奏，控告李竦等人，什么话都说。到了京师，交给开封府审问，何浃索取纸一万幅来答辩，府司只给了他几百幅，于是他每一张纸写一件事。因被判定上书所说不实，共有一百四十件，因此停职。当时所派遣的提举官，大多狂妄自大、作威作福，而何浃尤其严重。当初，韩魏公任扬州知州时，王介甫以新进士的身份签书判官事。韩公虽然看重他的文章，却不认可他的办事能力。王介甫多次援引古代义理来争论政事，他的言论迂腐空疏，韩公大多不采纳。王介甫任期届满离去。适逢有人给韩公写信，信中多用古字，韩公笑着对属官说：“可惜王廷评不在这里，那个人很能辨认生僻字。”王介甫听说后，认为韩公轻视自己，从此怨恨韩公。等到王介甫任知制诰时，他议论政事又多次被韩公阻止。后来适逢母亲去世，他服丧期满，当时韩公仍主持国政，王介甫于是留在金陵，不参加朝参。曾鲁公知道王介甫怨恨韩公，便极力向皇帝推荐王介甫，强行起用他，其意图是借此排挤韩公。皇帝将要召用王介甫时，向大臣们询问，众大臣争相称赞他。当时张安道任承旨，只有他说：“安石说话虚伪而善于辩饰，行为虚伪而意志坚固，任用他一定会使天下大乱。”因此王介甫深深怨恨他。曾布把助役法改为免役法，吕惠卿非常痛恨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