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译王介甫派徐禧、王古审理秀州狱案，想查出吕惠卿的罪行，却没有查到；又派蹇周辅审查，也没有查出任何事实。王▯对此感到危险，便责问练亨甫、吕嘉问。练亨甫等请求把邓绾所说的吕惠卿的事情，与其他案卷混在一起交给秀州狱官审理，而不让丞相知道。吕惠卿平日对堂吏施加恩惠、加以笼络，堂吏立即把消息报告给陈州的吕惠卿。吕惠卿分条说明情况，皇帝把奏状拿给王介甫看，王介甫回答说“没有这回事”，回去后又拿来询问王▯，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王介甫把责任归咎于王▯，王▯当时已经卧病在床，因愤怒而与王介甫断绝关系。王介甫因[原文疑有缺损]，请求退职。〔原文中“１１１１繊”疑为乱码或串入内容，无法确译。〕王介甫请求把京师通行的陕西所铸折二钱一并施行，后来宗室和各军都不乐意，出现了怨言，皇帝听说后，想要停止此事。王介甫愤怒地说：“朝廷每举一件事，都被浮泛的言论所动摇，像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成？”退下后，他便以疾病为由，卧床不出。皇帝派人去晓谕他，说：“朕对你没有嫌隙，天地日月可以作证，你为什么突然这样？”王介甫才起身。谏议大夫程师孟曾向王介甫请求说：“您的文章足以名闻当世，师孟很幸运，能与您同时生活，希望得到您为我写一篇《墓志》，也许可以流传不朽，只求您怜悯答应。”王介甫问：“先正担任什么官职？”师孟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担心不能长久侍奉在您左右，所以想预先求得一篇《墓志》，等我死后刻上罢了。”王介甫虽然笑着没有答应，心里却怜悯他。等到王▯去世，有个习学检正张安国披散着头发，铺草跪在灵柩前哭，说：“公不幸没有儿子，如今郡君怀孕了，安国愿意死后托生为您的后嗣。”京师因此传话说：“程师孟活着时求快些死，张安国死后愿意托生。” 皇帝把外间的事情问王介甫，王介甫说：“陛下是从谁那里听来的？”皇帝说：“你何必问消息的来源？”王介甫说：“陛下同别人之间有秘密，却唯独对臣隐瞒，这难道是君臣推心置腹的道理吗？”皇帝说：“是从李评那里得到的。”王介甫因此厌恶李评，终于排挤他并把他赶走。后来，王介甫又拿秘密事情询问皇帝，皇帝问他是从谁那里得到的，王介甫不肯回答。皇帝说：“朕对你没有任何隐瞒，难道你却有事隐瞒朕吗？”王介甫不得已说：“朱明之告诉臣的。”皇帝因此厌恶朱明之。朱明之是王介甫的妹夫。等到王介甫出任金陵镇守，吕吉甫想把王介甫的亲近之人引入宫中安置在左右，推荐朱明之任侍讲，皇帝不答应，说：“安石还有一个妹夫，他是谁？”吕吉甫以直讲沈季长回答，皇帝立即召沈季长任侍讲。吕吉甫又引荐弟弟吕升卿任侍讲。吕升卿平素没有学问，入宫进讲时，常常舍弃经义而谈论财谷利害、营缮等事。皇帝有时问他经义，吕升卿不能回答，便用眼示意沈季长，让他从旁代答。皇帝反复诘问，沈季长的回答屡屡理屈词穷。皇帝问他从谁那里学到这些义理，他回答说：“是从王安石那里学来的。”皇帝笑着说：“既然如此，那就暂且这样吧。” 沈季长虽然党附王介甫，却常常非议王▯、王安礼和吕吉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一定会连累王介甫。王▯等人非常厌恶他，所以他也不太能够得到升迁任用。熙宁六年十一月，有官吏不依附新法，王介甫想重重治他的罪，皇帝不同意。王介甫坚持争辩说：“不这样做，法令就无法施行。”皇帝说：“听说民间也很苦于新法。”王介甫说：“严寒酷暑、下雨时，百姓尚且会有怨言，难道值得顾虑吗？”皇帝说：“难道连严寒酷暑、下雨时的怨言也没有，才算好吗？”王介甫不高兴，退朝后称病在家。几天后，皇帝派使者慰劳他，他才出来。他的党羽替他谋划说：“如今如果不把皇帝一向不喜欢的门下士骤然提拔任用，您的权势就会减轻，将会有人窥伺机会。”王介甫听从了他们。出来后，立即上奏提拔章▯、赵子几等人，皇帝高兴他们出任，勉强同意了，因此王介甫的权势更加重大。熙宁八年十一月，王介甫因病在家。皇帝派中使询问病情，从早朝到傍晚往返十七次，医官诊脉的情况都由使者骑马迅速送来，亲自带着奏报。病愈后，皇帝又准他请假十日调养，随后又准假三日，还命两府到他的宅第议事。兴化县尉胡滋的妻子是宗室女子，她自己说梦见一个穿金紫服色的人，自称王待制，来投胎做夫人的儿子；不久妻子果然生了一个儿子。王介甫听说后，从京师到金陵，和夫人常常坐在船门的帘子下，看见船经过就问：“莫非是胡县尉的船吗？”后来果然找到了胡滋一家，王介甫全家又悲又喜，急忙前去抚慰探视，流着泪，送给他数不清的金帛，还邀请他们一同回金陵。胡滋说自己有捕盗的功劳，应当到铨司请求赏赐，王介甫便派人替他经营谋求，授予京官，留在金陵将近半年，又想索取他的儿子；孩子的母亲不答应，于是只好遣送他们离去。内侍李宪因王介甫罢免他的南征之任而怨恨王介甫，于是说青苗钱对百姓有害。皇帝以亲笔批示下令停止此事，王介甫坚持反对，事情才暂时停止。此前，州县所收取的青苗钱，使者负责催缴，必须全部散发出去才算完，官府不许留下余蓄。到这时，诏令允许留下五分，这都是李宪提出的。王介甫罢相后，冲卿取代了他，对新法作了不少更改，禹玉起初没有表示异议。御史鼓汝砺弹劾王禹说：“从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跟随并附和；如今吴充改变新法的施行，王▯也跟随并附和。如果说从前是对的，那么如今就是错的；如果如今是对的，那么从前就是错的。请下令让王▯说明。”王禹玉因此竭力主张新法，不肯改变。鼓汝砺又说：“俞充任成都转运使时，和宦官王中正共同讨伐茂州蛮，献媚侍奉王中正，所以得到都检正的职位。”又说：“李宪拥兵自重，骄横放纵。”因此鼓汝砺不能继续任台官，改任馆职，充任江南东路提刑。鼓汝砺坚决推辞馆职。吕升卿在皇帝面前说练亨甫品德污秽，却被王▯亲近，并且说：“陛下如果不相信臣的话，臣有老母，敢拿这件事发誓。”于是台谏官进言说：“王安国非议他的兄长，吕惠卿说他不友爱兄长，便放归田里；如今吕升卿在陛下面前亲口诅咒自己的母亲，比王安国的罪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诏令下达：吕升卿罢免江西转运副使，削去中允官阶，降去直集贤院，改以太祝身份监无为军酒税。当时是熙宁八年十二月。吕吉甫说王安礼任馆职时，轻薄放纵地游玩，没有节制，王安礼因此请求外任；一篇奏章上去，立即得到批准，授任润州知州。王介甫仍认为，这是因为吕吉甫先前居丧在润州，想让王安礼去搜集他的过失。

译王安国字平甫，是王介甫的弟弟，常常非议他哥哥的所作所为。他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时，沉溺于声色。王介甫任宰相，写信告诫他说：“应当远离郑声。”王安国回信说：“安国也希望兄长远离佞人。”任期届满后，他来到京师，皇帝因为王介甫的缘故召他入殿，当时人们都认为一定会授他侍讲。皇帝问他哥哥执政时舆论如何，他回答说：“只遗憾聚敛钱财太急，识别人材不明罢了。”皇帝默然不悦，因此没有另外给他恩典任命。过了很久，他才得到馆职。王安国曾经极力劝谏哥哥，说天下人心惶惶，都不喜欢新法，过错全归咎于您，恐怕会成为家族的祸患。王介甫不听，王安国在影堂哭着说：“我们家要灭门了！”他又曾责备曾布误导迷惑丞相，擅自更改法令。曾布说：“您是别人的子弟，朝廷改变法令，关您什么事？”王安国勃然大怒说：“丞相是我的兄长，丞相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丞相如果因为你的缘故身死家破，甚至牵连先人，挖掘祖先的坟墓，难道能说与我无关吗？” 士大夫认为濮议不合正理，都憎恨欧阳修，有人诽谤说他与儿媳有私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听信流言，弹劾欧阳修；蒋之奇还伏在皇帝面前，不肯起身。诏令二人详细说明谣言的来源，他们都无法回答。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二人都因此获罪，被贬官。又下令把诏书张贴在朝堂，大意说：“偶然因宴饮闲谈中的话，竟传播出凭空捏造的言语，丑诋近臣，使朝廷内外都震惊。因为他们请求依法严惩，所以必须查实此事；如果有一件属实，朕也不敢徇私枉法。等到反复查问他们的供词，都是愤懑欺妄、没有依据的话，反而说事情隐晦不明，不能切实审查核实。”又说：“如果听信没有根据的诋毁，那么欺骗蒙蔽的道路就会大开。上至近臣，下至各级官员，闺门之内，都会不得安宁。”在此以前，蒋之奇极力称赞濮议正确，以此取媚欧阳修，因此被推荐为御史，后来却反过来攻击欧阳修。欧阳修不久也被调任外地，他的谢恩表说：“荐祢衡的墨迹还没有干，射羿的弓已经对准了我。” 熙宁十年七月，王韶进献自己所著的书，名叫“发明自身之学”，全都是荒诞狂妄、诡异怪谲的话。其中一篇叫《法身三门》，大意说：“敷阳子被罢免枢密副使、出任洪州知州后，在庐山北面建造法堂，堂中塑立法身像，号称太虚无极真人，于是设置三座门：第一座叫鸿枢独化之门，第二座叫万灵朝真之门，第三座叫金刚巨力之门。太虚无极真人独自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正依赖幽明显晦，有识无识之众都来会聚朝拜他。太虚无极真人从独化之门出来，树起大法旗，击打大法鼓，手持玉印，来到大庭亲自迎接他们。”这部书共有十多万字，全都像这样。后来他把书进献给皇帝，又摹印出来赠送给朝廷中的各位大臣以及天下的藩镇、学校，他的妖妄荒诞竟如此肆无忌惮。王公仪得到这部书，拿给我看。观文殿学士、洪州知州王韶的谢恩表说：“因为贫困而出仕，富贵并不是学者的本心；顺应时势而行动，建立功业只是大丈夫的余事。”又说：“自己的信念非常明确，独立自守而无所畏惧。面对朝廷当面折冲争辩，有时会招致同僚的愤怒；指斥时政弊病，有时会与大臣的作为不同。即使圣上的论断有时略有差错，臣的言论也从未曲意顺从。”又说：“明白地知道面对生死而不迷惑，清楚地看见古今并没有不同。通晓事理、穷尽本性，虽然还不能达到至道的深奥精微；立言著书，也足以赞美一朝的盛美。”知杂御史蔡确上奏说：“王韶无才，却冒居其位，自己请求就近侍奉亲属，竟敢借谢恩表之机，言辞怨愤，指斥圣上，公然欺慢。”于是削去王韶观文殿学士之职，降为鄂州知州。交趾围攻邕州时，王介甫对皇帝说：“邕州城坚固，一定攻不下来。”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后来邕州城陷落，皇帝想召两府到天章阁议事，王介甫说：“这样一来，消息会传得更加显著，不如只到东府议事。”皇帝听从了他。王介甫忧虑沮丧，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王韶说：“您身居此位尚且如此，何况处在边远地区的人呢？希望您稍稍安定并慎重些，以安定人心。”王介甫说：“如果派您前往，您能办成吗？”王韶说：“如果朝廷给予协助，为什么办不成？”王介甫因此开始与王韶产生嫌隙。李士宁是蓬州人，自称学习道术，掌握许多诡异法术，善于用巧妙的言辞，常常出人意料地应验。他不识字，却能当场口占作诗，很有才思，但辞意迂曲荒诞，像谶语一样，专门用妖妄之说迷惑人。他游历四方以及京师，公卿贵人多半看重他。人们从未见过他经营产业或拥有钱袋，但他的资财用度常常很充足，突然有十几个宾客到来，也能立刻备办珍馐美食，大家都认为他掌握了归钱之术。王介甫尤其信任看重他。熙宁年间，王介甫任宰相，把李士宁安置在东府将近半年，每天同他的子弟交游；等到王介甫将要离开金陵，李士宁才回到蓬州。宗室世居是太祖的孙子，很喜欢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声望名誉。李士宁先前也曾私自进入睦亲宅，同他交游。李士宁认为太祖开创基业，宗室子孙应当享有他的福祚，适逢仁宗曾把赐给英宗母亲仙游县君的《挽歌》略微透露出传位给后人的意思，李士宁暗中取出其中四句，改换首尾四句，秘密说宗室世居应当承受天命，把诗赠给他。世居很高兴，给他的贿赂馈赠非常丰厚。进士叶适参加考试补任监生，名列第一，王介甫喜爱他的对策；布衣徐禧得到洪州进士黄雍所著的书，偷取其中的言语，上书称赞新法，王介甫也欣赏他的话；二人都由奏请授官，命令在中书学习检正的事务。等到王介甫出任金陵知州，吕吉甫推荐二人，说他们都是王安石一向器重的人，皇帝召见他们。叶适奏对不合皇帝心意，皇帝因为王介甫的缘故，授他光禄寺丞、馆阁校勘检正官，过了一个多月就死了；徐禧的回答合乎皇帝心意。徐禧没有学问，但口才善辩，扬眉鼓髯，足以改变人的想法。皇帝有时问他旧事，徐禧回答说“这不是臣所学的”等等，他所说的其实都是黄雍的话。蔡承禧搜集到黄雍的草稿，封好后上奏。蔡承禧又说：“徐禧的母亲和妻子都不是良家女子，徐禧与妻子先奸后婚，妻子倚仗这件事淫荡放纵，徐禧不敢禁止。”又说：“徐禧以前在父亲服丧期间赌博，被官吏捕捉，于是逃亡到宫阙上书。”

译郑侠是闽地人，进士及第。熙宁七年春，皇帝因旱灾下诏，允许官吏和百姓直言政事得失。郑侠以选人身份监守安上门，上书说：“新制度让选人监守京城城门，百姓携带的物品，无论大小都要征税，使贫民忧愁怨恨。君主居住深宫，有时不知道这些情况，于是我把图画一并进献。”朝廷认为他狂妄，只是笑笑而没有追究。适逢王介甫请求罢相，皇帝没有答应，郑侠上书说：“天旱是王安石造成的。如果罢免王安石，天一定会下雨。”后来王介甫出任江宁府知府，这一天果然下雨，郑侠自以为自己的话应验了，于是屡次上疏议论政事，但都没有被理会。这年冬天，郑侠上疏将近五千字，极力陈述时政的得失和民间的疾苦，并且说：“王安石制定新法，成为百姓的祸害；吕惠卿结党营私、奸邪不正，蒙蔽皇帝的聪明；只有冯京有时提出不同意见，同他较量。请罢黜吕惠卿，提拔任用冯京。”吕吉甫大怒，向皇帝报告，请求削夺郑侠的官职，将他发配汀州编管。郑侠非常贫困，士大夫和官吏百姓大多怜悯他，有人送给他钱粮。不久，皇上问冯当世：“你认识郑侠吗？”冯当世回答：“臣向来不认识他。”御史知杂张琥听说后，暗中查访冯当世与郑侠交往的情状。有人把冯当世曾向郑侠借书画、送给他钱粮的事告诉张琥，张琥立即上奏弹劾：“京大臣与郑侠有交往的迹象，却敢当面欺骗，说不认识他。况且郑侠所说的朝廷机密之事，郑侠只是选人，怎么会知道？一定是京教给他，让他上书进言。”皇上把奏章给冯当世看，冯当世回答：“确实不认识他，请交给有关部门辨明核正。” 吕惠卿于是派他的党羽、知制诰邓润甫与御史台共同审查，派选人舒▯乘驿马追赶郑侠到御史台，搜取他箱笼中的文书，全部封存上交。舒▯回来后，特意授予京官作为奖赏。御史台拷打审治郑侠，把奏疏中所说与他交往的人都逮捕拘押。和尚晓容善于相面，经常出入冯当世家中，也被捕来拘押审问。御史台取来冯当世的门历，查阅他的宾客名单，其中没有郑侠的名字。郑侠一向拜王▯为师，但议论常常与王▯不同；他又与王安国一同反对新法，王安国亲近厚待他。郑侠上疏后，王安国索要他的稿子阅看，郑侠不给。王安国说：“家兄主持政务，一定要让天下人共同怨恨愤怒，然后才推行它。你今天说得非常好，但能够说出这些话的是你，能够向人宣扬传播的是我，你一定要把稿子给我看。”郑侠说：“已经烧掉了。”郑侠到登闻检院上疏，集贤校理丁讽任检院判官，请他入座喝茶，询问他所说的内容，并称赞奖许他。丁讽又曾见过冯当世，谈到郑侠时，冯当世称赞说：“郑侠的奏疏文辞很好，一个小臣不容易敢这样做。”郑侠被放逐后，前三司副使王克臣与他旧交，命令他的儿子驸马都尉师约资助并护送郑侠。师约说：“师约与皇室通婚，不敢同外人交往，请准备白银一百两，由大人亲自送给他。”王克臣听从了他。于是御史台拘捕王安国、丁讽等人审问。王安国自己申辩说没有说过这些话，御史台带郑侠来让他作证。郑侠见到王安国，笑着说：“平甫平日自负刚强正直，什么议论不敢说？如今却反而效法小人，想要编造诋毁之辞吗？”王安国又惭愧又害怕，立即认罪。邓润甫等人又深入追究郑侠一案，牵连引用了许多人，案件久拖不决。皇上认为牵连枝蔓太多，下令务必在年终以前结案，御史台官员都不得回家。案件审结后，吕惠卿上奏说郑侠诽谤国家，想判处他死刑。皇上说：“郑侠所说的并不是为了自身，忠诚之心也值得体恤，怎么可以重重治罪他呢？”于是只把他迁往英州编管而已。冯当世被罢免政事职务，以谏议大夫身份任亳州知州；王克臣被削夺一官；丁讽被罢职，监无为军酒税；王安国追夺自出身以来的所有敕告，放归田里；晓容被勒令回到本贯；其余与郑侠交游以及馈送财物的官吏百姓，都杖打臀部二十下，发往远州编管。仍然下诏慰谕介甫，又任命安礼权摄都检正，以安慰他的心。三班使臣王永年是宗室的女婿，从南方罢官回来，押运数千缗钱纲到京师，私自用掉一千多缗，希望妻家替他偿还，但他的岳父叔皮不肯替他偿还。三司催逼得很急。王永年知道叔皮曾在上元夜微服出游乡里，于是夜里敲开东府的门告发说：“叔皮和他的弟弟叔敖私自去见卜者，卜者说他们已经有了天命，正在谋划作乱，暗中制造的乘舆服御器物已经齐备。”皇帝下令开封府判官吴几复查验，结果全无事实，王永年被查出是虚假告发，病死在狱中，叔皮这才获免。王永年是宗室叔皮的女婿，任金耀门文书库监官。翰林学士杨绘、待制窦卞都曾举荐过他。王永年盗卖官府文书，得到钱后花在妓院，害怕妻子知道，便假造账簿写道：“买金银若干送给杨内翰，若干送给窦待制。”他又曾购买缯帛和酒送给杨绘、窦卞以及提举京城百司、集贤修撰张刍；杨绘接受了，窦卞只接受了他的酒，张刍一概不接受。他还曾召杨绘、窦卞到家中饮酒，让县主亲手捧酒给窦卞、杨绘喝。县主把王永年盗卖官府文书的事告诉父亲叔皮，叔皮报告宗正司，宗正司发牒调查此事。王永年夜里敲开八位门告发变乱，诏令吴几复审查。如今王永年告发变乱的事情已经查明，他盗卖官府文书等事，请交付三司结案处理。不久，三司使沈括上奏：“此事牵涉两制，请交给御史台彻底查办。”苑钪？依。知杂御史蔡确上奏：“吴几复没有揭发查出窦卞、杨绘等人的赃物，因而回避事情、顾惜情面。”熙宁十年五月，杨绘责授荆南节度副使，窦卞被罢职、管勾灵仙观，吴几复任唐州知州。皇上因为张刍独自没有接受王永年的馈赠，不久便升任他为谏议大夫、邓州知州。知制诰邓润甫上奏说：“近来群臣专门崇尚告发攻讦，这不是国家的美事，应当任用敦厚之人来改变风俗。”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有中旨，任命陈述古为枢密直学士，宋次道为龙图阁直学士。当时是熙宁八年十二月。韩魏公任相州判官时，有三个人拦路抢劫，被邻里追赶后逃散。不久，带头的人对同伙说：“从今以后抢劫别人，有人来救，就先杀掉他。”众人答应了。另一天，他们又抢劫一户人家，抓住一个老妇人，拉扯捶打她，逼问财物。邻人不忍听她哭喊，来对贼人说：“这个老妇人再没有别的财物了，可惜要把她打死。”同伙立即把她刺死。州府官员把三个人都判处死刑。

译刑房堂后官周清，原是江宁法司，后来任三司大将，王介甫把他引荐安置到中书，并且制定法令说：“如果刑房能够驳正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判决案件中的违法失当之处，每驳正一件就升一官。”因此刑房官吏每天调取旧案，吹毛求疵地寻找其中的过失。周清凭借此事，从任大将四年升到供备库使、代理堂后官事务。相州这起案件已经判决数年，周清驳议说：“新法规定：凡是杀人，即使死者已经死亡，只要作为从犯的人被捕，即使经过拷打审讯，只要能够先行招供服罪，都应当按照审问时拟议减四等处理。如今盗贼头目既然命令同伙说有来救的人就先杀掉，那么头目应当是首犯；他的同伙听从头目的话杀死前来救助的人，就应当是从犯。而且他们到案后先行招供服罪，应当减等。如今相州把他们杀掉，刑部却没有驳正，都是误把不应判死的人判了死罪。” 案件交给大理寺后，大理寺认为：“头目说有来救的人就先杀掉，指的是拿着兵器来交战的人；如今邻人只是用好话劝阻，并不是来救人。他的同伙自行起意、亲手杀人，不能算作从犯。相州的判决是正确的。”详断官窦平、周孝恭把这番意见告诉检正刘奉世，刘奉世说：“你们是法官，自行作出判断就行了，何必拿来给我看？”二人说：“这样说来，就不能算误判死罪了。”刘奉世说：“你们只管依法办事，难道一定要我让你们成为误判死罪的人吗？”于是大理寺上奏说：“相州判决正确。”周清坚持原来的意见，再次提出驳议，案件又交给刑部，由新任官员裁定。刑部认为周清的驳议正确，大理寺不服。正当争论尚未解决时，适逢皇城司上奏，说相州法司潘开带着财物到大理寺行贿，歪曲法律。起初，殿中丞陈安民任相州判官签书时，判决了这起案件；听说周清提出驳议后，害怕获罪，便到京师，逐一拜访亲友请求救助。文潞公的儿子、大理寺评事文及甫，是陈安民姐姐的儿子，也是吴冲卿的女婿。吴冲卿当时任宰相，陈安民写信召潘开来，说：“你应该亲自来照管此事。”相州法司拿出全部家产到京师，想用财物向大理寺胥吏打听消息。相州人高在等人在京师任司农属吏，贪图他们的财物，便与中书吏数人共同耗用了他们的东西，实际上从未见过大理寺官吏。皇城司上奏说他们带着三千多缗钱行贿求托大理寺。案件交给开封府后，查问没有行贿的事实，只查到陈安民给潘开的信。谏官蔡确知道陈安民与吴冲卿有亲属关系，便暗中进言：“此事牵连大臣，不是开封府能够了结的。”于是把案件移交御史台司，过了十多天，审查结果与开封府相同。适逢吴冲卿休假，王珪上奏，命蔡确共同审查此案，任命寺丞刘仲弓推鞫，拘捕大理寺详断官窦平、周孝恭等人，把他们戴上枷锁，暴晒在日光下，共五十七天，追查他们受贿的事情，但都没有事实。中丞邓润甫夜里听到拷打囚犯的声音，以为是窦平、周孝恭等人，其实是别的囚犯。邓润甫内心反对蔡确所为的惨酷刻薄，但力量不足以制止。蔡确提审陈安民，把枷锁放在他面前审问。陈安民害怕，全部交代说自己曾请求文及甫，文及甫说已经把事情告诉丞相，丞相非常关注。蔡确得到这番供词，非常高兴，立即想与邓润甫一起入对上奏，说丞相接受请托、枉法办事，邓润甫制止了他。第二天，邓润甫在经筵上独自进奏：“相州案件的事情很小，大理寺实际上没有受贿，蔡确却深入追究此案，牵连越来越多，没有停止。窦平等人都是朝廷官员，被拷打得身体没有一处完好，全都含冤屈打成招。请早日结案定罪。”皇上听后非常惊骇诧异。第二天，蔡确想入对，皇上派人阻止他，不许他进见。皇上命谏官黄履、监察御史黄廉、御药李舜举一同到御史台审验。三人与邓润甫、蔡确在帘下就座，约定谁都不许说话，把囚犯带到面前，读给他们听此前承认的供词，命令供词属实就写属实，虚假就自己陈诉冤屈。囚犯害怕狱吏的残酷，都写下供词承认事实；但查验拷打的痕迹却没有，黄履等人回去上奏。蔡确又进言说：“陈安民请求文及甫，事情牵连宰相；邓润甫结党依附执政，不愿追究，所以早早请求结案定罪。” 皇上于是大怒，认为邓润甫当面欺骗，而认为蔡确忠诚正直。元丰元年四月丙辰，邓润甫被罢免翰林学士、中丞，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抚州知州，告词说：“上奏之事不真实，奉行法令失于适中；言辞涉及诋毁欺骗，内心怀有顾虑和回避。”中允、监察里行上官均也曾上奏说蔡确审理案件深刻严酷，于是降为光禄寺丞、邵武军光泽县知县，告词说：“不致力于审慎核实，只是苟且结党依附，使案件加以审查核实，结果与所说不相符。”蔡确由右正言授任右谏议大夫、权摄中丞。蔡确于是逮捕文及甫入狱。文及甫害怕，也说自己曾把事情告诉丞相，并说供词确实如此。他又说曾经请托冲卿的儿子、群牧判官兼太常博士吴安持。蔡确又逮捕刑房检正刘奉世。刘奉世先前任枢府检详，吴冲卿从枢府入相后，上奏任命他为检正，向来信任看重他。蔡确让大理寺说刘奉世是接受吴冲卿的暗示而从相州案件中出面，刘奉世害怕，也说自己在起居日曾接受吴安持的请托。蔡确还想逮捕吴安持，皇上不许，只命立即审讯；吴安持害怕被捕，也说曾经把请托之事告诉刘奉世。当时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韩忠彦都是皇上所厚待的人。李承之曾任都检正，韩忠彦是魏公的儿子，蔡确都让囚犯供词牵连他们。李承之得知后，多次向皇上进言蔡确阴险诡诈的情状，皇上的看法也因此改变，催促蔡确结案定罪。六月乙丑，刘奉世被罢免直史馆，改任监当；吴安持被削夺一官，降为监当；窦平追夺一官，勒令停职；周孝恭、文及甫冲替；陈安民追夺一官，勒令停职；韩忠彦赎铜十斤；其余被牵连获罪的有十多人。周清升一官。吴冲卿上表请求退职，并且闭门待罪达三四次，皇上总是派中使召他出来，让他照常办事。蔡确多次率领台谏官入对，说治罪吴安持太轻。皇上说：“子弟替亲戚接受请托，不得已而答应，这也是常事，有什么值得重重治罪的？你们只是想共同攻击吴充、把他排挤出去，这是什么意思？”皇上把蔡确弹劾的奏札退还给他，进言的人才停止。●辑佚

译宋太祖善于广泛听取意见而且明察深远，每当遇到边疆的事情，无论大小细节都一定知道。有个间谍从蜀地回来，皇上问：“剑门以外有什么事？”间谍说：“只听说成都满城都在诵读朱山长的《苦热》诗：‘烦闷暑热蒸腾，哪里可以躲避？清凉的风和清新的水汽什么时候才来？’”皇上说：“这是蜀地百姓盼望我前去征伐。”当时宋朝虽然已经攻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齿寒的忧惧，但向西征讨还没有正当名义。孟昶想朝贡，王昭远坚决阻止。乾德三年，孟昶派间谍孙遇携带蜡丸密封的帛书，取道前往太原，与刘钧结盟求援，被朝廷捕获。宋太祖高兴地说：“出兵有名义了。”他逮捕间谍，命王全斌率领禁军三万人，分路讨伐蜀地。让孙遇指点山川曲折、栈阁道路的远近，命工匠绘图，亲自传授精确的谋划，命王全斌前往，并说：“攻克的城寨，只登记器械、铠甲和粮草；至于财帛，全部分给战士。”宋军到达蜀地，孟昶派王昭远率军抵抗，不久王昭远等相继被擒，孟昶才投降，宋军押送孟昶到朝廷。大将王仁赡独自先从剑南回到朝廷，请求入见，害怕自己的罪恶暴露，便逐一列举王全斌等几名将领贪污财货、放松军纪的罪行。他害怕被这些人告发，反而想遮掩自己的罪过。宋太祖笑着对王仁赡说：“收纳李廷▯的歌妓，擅自打开丰德库取用金银财宝，这又是谁干的呢？”王仁赡惊惶恐惧，叩头伏地等待治罪。皇上又说：“这次出征中清廉正直、谨慎畏法的，只有曹彬一人罢了。”台臣请求严厉追究征蜀诸将横行越法的罪行，宋太祖把他们全部释放了。景德年间，朝廷开始与北虏通好，下诏派遣使者，准备称呼对方为“北朝”。王沂公认为这样称呼过于尊重，请求停止这样称呼，只称契丹本号即可。真宗多次激赏他的意见，朝廷舆论也认为他是正确的。祥符年间，王沂公出使契丹，馆伴邢祥很是纵情谈论辩说，极力自我炫耀，而且以新近获得铁券为得意。王沂公说：“铁券是因为功臣害怕功劳很高却得不到赏赐，所以赐给它来安定那些心怀反侧的人罢了。为什么动不动就提到亲近贤臣呢？”邢祥非常沮丧失意。范鲁公很早就辅佐周室，宋太祖接受禅让后，也没有改变他的职任。他在周、宋两朝辅佐拥戴君主，谋略嘉善，器量宏大，当时被称为名相。然而他认为自己身处执政之位，生杀、宽严都系于自身，如果不能早晚都戒惧谨慎，竭尽心力、精细思虑，就会把事情办坏，灾祸忧患也会全部到来。何况道理有曲直，时势有平险，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无论古今都很艰难。他曾对同僚说：“人只要能够用鼻子吸进三斗醇醋，就可以做宰相了。” 景▯年间，范文正公任开封府知府，忠诚正直，进言刚直，不回避任何事情，使皇帝身边的人感到不便。于是有人说他离间大臣、自结朋党，范文正公因此被罢去天章阁待制，出任饶州知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因此以朋党罪被贬。尹洙师鲁上奏说：“余靖与仲淹交情浅薄，我与仲淹在道义上兼有师友关系，应当一同获罪。”于是被贬为监郢州税。欧阳修永叔写信责备司谏高若讷不能辨明范仲淹无罪，高若讷非常愤怒，封还并上奏他的信，欧阳修被降授为夷陵县令。欧阳修又给尹洙写信说：“五六十年来，这类人沉默畏缩、谨慎自保，遍布世间；忽然看到我们这些人做这样的事，即使下至灶间的老婢女，也都感到惊讶，彼此提醒。”当时蔡襄君谟作《四贤一不肖》诗，传遍京城，人们争相传抄，卖书的人拿来印售，获得了很厚的利润。契丹使者来到后，暗中买了这首诗带回去。张中庸出使经过幽州时，馆舍中有把欧阳修诗篇抄写在墙上的。四贤就是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就是若讷。当初范文正公被贬到饶州时，朝廷正整治朋党，士大夫没有人敢去送别。王待制质却独自抱病到国门为他饯行，大臣责备他说：“您是长者，为什么亲自陷入朋党之中？” 王质说：“范公是天下的贤人，只是我王质哪里敢指望能与他相比！如果能够成为某公党中的人，那就是范公给我的厚重恩赐了。”听到的人都为此缩起脖子。范文正公镇守▯州时，闲暇日子率领属官登楼设酒宴。还没有举杯，就看见几个身穿衰▯的人正在置办丧葬用具。范文正公急忙命人询问，原来有个寄居此地的士人死在▯州，准备出殡到近郊，但▯敛和棺椁都还没有置办齐全。范文正公怅然不乐，立即撤去宴席，厚厚地周济他们，使他们办完丧事，在座宾客都感慨叹息，有人流下眼泪。景▯末年，西部边境发生战争，大将刘平战死。议论的人认为朝廷委派宦官监军，主帅的节制有不能专断之处，所以刘平失利；皇帝下诏杀掉监军黄德和。有人请求罢除各路主帅的监军，仁宗拿这件事询问宰臣吕文靖公。吕公说：“不必罢除，只要选择谨慎厚道的人担任即可。”仁宗让吕公负责选择，吕公回答：“臣身为待罪宰相，不应当与中贵私下交往，凭什么知道他们贤能还是不贤能？希望下诏让都知、押班负责保举，如果有人不称职，就与他一同治罪。”仁宗听从了。第二天，都知叩头请求罢除各处监军宦官，士大夫赞赏吕公有谋略。庆历初年，仁宗服药，长时间不上朝。有一天，圣体康复，想见执政大臣，便坐在便殿，催促召见二府大臣。宰相吕许公听到诏命，过了一会儿才前往；等到他到达时，几批中使都催促吕公，同列也劝他快走，吕公却更加放慢脚步。见面后，皇上说：“我久病刚刚痊愈，很高兴能和你们相见，你为什么迟迟才来呢？”吕公说：“陛下身体不适，朝廷内外都很忧虑，突然听说皇上急召近臣，如果我们奔跑着赶来，恐怕会惊动人心。”皇上认为他深得辅佐大臣的体统。李常，字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白石庵的僧舍读书，那里藏书近万卷。公择显贵以后，想到应当把这些书留给后来的求学者，不愿独自占有，于是把书藏在僧舍中。后来山中的人思念他，便把他的居所称为“李氏藏书山房”，苏子瞻还为此写了记。欧阳文忠公出使辽国，辽主每次都选择有学问的显贵大臣主持宴会，这不是惯例。辽主还说，是因为欧阳公在当代声望很高。欧阳公受到外族敬仰和佩服，竟到了这种程度。王魏公和杨文公大年交情深厚。王魏公病重时，把大年请到卧室，托他起草遗奏，说自己忝居宰相，不能用临终前的话为宗亲求官，只应叙述一生遭遇的意思。奏表呈上后，真宗叹息惋惜，立即派人到王魏公府第，取来他的子弟名册，记录后进呈。吕文仲是歙人，任中丞时，曾暗中积德。咸平年间，他审理曹南滑民赵谏的案件。赵谏财产丰厚，结交士大夫，势力根基特别牢固。忽然间，御宝封记的七十多名官员姓名从宫中下发，都是过去曾受赵谏委托经营产业、购买姬妾的人，命令全部彻底追究。文仲从容地上奏说：“请进一步考察他们的为人，秘密登记姓名，等到他们参加举选、接受朝廷考察的时候再斥退，也还不晚。”真宗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王文正太尉气度宽厚，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发怒。饮食有不精洁的，他只是不吃罢了。家人想试试他的气量，便把少量尘土墨汁投入羹汤中，公只吃饭而已。家人问他为什么不喝羹汤，他说：“我只是偶然不喜欢肉。”一天，家人又把墨汁涂在他的饭上，公看见后说：“我今天不喜欢吃饭，可以准备粥。” 他的子弟向公诉说道：“厨房里的肉被负责做饭的人私下侵吞了，吃肉也吃不饱，请求惩治他。”公说：“一斤肉，如今只能得到半斤来吃，另外半斤被做饭的人侵吞了。”公又问：“如果给足一斤，能吃饱吗？”回答说：“给足一斤，当然应该能吃饱。”公说：“从今以后，给做饭的人备料一斤半就可以了。”他不揭发别人的过错，大多都是这样。有一次，宅门坏了，主管的人拆掉房屋重新修建，暂时在廊庑下另开了一道门供出入。公走到侧门，便低头伏在马鞍上，弯身俯伏着通过，完全没有过问。门修好后，他又从正门通行，也没有过问。有个控马卒，服役期满后向公辞行。公问：“你控马多长时间了？”他回答：“五年了。”公说：“我怎么不知道有你这个人？”他离开后，公又把他叫回来问：“你就是某某人吗？”于是厚重地赠送他财物。原来这个人每天都替公控马，公平时只看见他的背，从未看过他的脸。那天他离开时，公看见他的背，这才想起来。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纪》，读到曹参代替萧何担任相国，完全遵循萧何原来的规章制度，便说：“曹参用无为之事来镇抚天下，掌握了守成的道理，所以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日益充足。”皇上说：“假使汉朝始终守着萧何的法令，长久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哪里只是汉朝呢！所谓道，是万世都不会有弊病的。夏、商、周的子孙，如果能够始终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也是可以的。周武王灭商时说：‘于是恢复商朝的政令，政事沿用旧制。’即使是周朝，也采用了商朝的政令。《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制度。’既然如此，祖宗的旧法怎么可以改变呢？汉武帝听从张汤的话，取用高帝的法令而多次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地区；宣帝采用高帝的旧法，只是选择贤能的二千石官员让他们治理百姓，于是天下大治；元帝刚即位，颇多改变宣帝的政令，丞相衡上疏说：‘臣私下痛惜国家放弃已经取得的成就，白白制造这些纷乱。’陛下看看宣帝、元帝的施政，谁做得更好？荀卿说：‘有能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之法。’ 所以治理国家在于得到贤能的人，不在于改变法令。”皇上说：“人和法令，也是相互配合、互为表里的。”司马光说：“如果得到贤能的人，就不必忧虑法令不完善；如果得不到贤能的人，即使有好的法令，也会失去施行的先后次序。因此，应当急于寻求贤能之人，而对制定法令放缓一些。” 壬午日，吕惠卿讲解《咸有一德》，因而说：“法令不能不改变。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调和，把法令置于象魏’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五年巡视诸侯’，‘在诸侯那里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一代一变的，‘刑罚随着时代而有轻有重’就是这样；有百代不变的，‘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就是这样。前些日子，司马光说汉朝守住萧何的法令就能治理，改变它就会混乱，臣私下认为不对。汉惠帝废除诛灭三族的罪法、妖言令、挟书律，汉文帝废除收捕妻子儿女为奴的法令，怎么能说没有改变呢？汉武帝因为穷兵黩武、奢侈淫逸、横征重敛而盗贼兴起；宣帝因为综合考核名实而天下大治；元帝因为任用石显等恭、显之党，杀害萧望之而汉朝衰弱，这些都不是由改变法令或不改变法令造成的。法令如果已经产生弊病，就一定要改变，怎么能坐视弊病而不改变呢？《尚书》所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制度’，是说实际上并不聪明却强行自作聪明，并不是说旧有制度绝对不能改变。司马光的用意，大概不是没有原因，必定是因为国家近来多次更改旧政，所以借此规劝讽谏。又因为臣主持制定三司条例，以及参与审看中书条例，所以才发表这番议论。臣希望陛下深思司马光的话：如果光的话是对的，就应当听从；如果光的话不对，陛下也应当把它公开宣布，不要隐瞒其中的旨意，召司马光来诘问，使议论归于一致。” 皇上召司马光到面前，对他说：“你听到吕惠卿的话了吗？惠卿的话怎么样？”司马光回答：“惠卿说汉惠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治乱的根本情况，这一点是对的。他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五年一变、一代一变，这一点就不对。‘正月开始调和，把法令置于象魏’，说的是旧有章程，并不是一年改变一次。又如州长、党正、族师在每年四个孟月的初一召集百姓，宣读国家法令，难道能说这是随着时势改变吗？天子担心诸侯改变礼制、变易乐制，所以每五年巡视一次；如果发现有改变旧章的，就削减封地、贬黜他们，并不是每五年改变一次法令。刑罚随着时代而有轻重，是说新建的国家、混乱的国家、安定的国家，应当根据时势分别使用刑罚，并不是每一代改变一次刑法。而且治理天下，就像居住的房屋一样，坏了就修缮，不是坏得厉害，就不必重新建造。若坏得厉害而重新建造，必须有良匠，还要有美材；如今这两样都没有，臣恐怕连风雨也遮挡不住。讲筵的官员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如果没有才能，罢免他可以；但不能让两府侵夺他的职事。如今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宰相以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拘泥成例？” 如果只需依照成例办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又设立看详中书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吕惠卿说：“司马光充任侍从，见到朝廷的事情有不便利之处，就应当逐条论奏。有官守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职；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进言就应离职，怎么可以只说到这里就算了？”司马光说：“从前诏书责令侍从之臣论奏政事，臣曾经上疏，指陈得失，像制置条例司之类的事情，全都包括在其中，只是不知道是否已经进达圣听？”皇上说：“我看到了。”司马光说：“既然如此，臣不能说没有进言。至于进言不被采用却不离职，这就是臣的罪过。惠卿责备臣，确实说中了臣的罪责，臣不敢逃避。”皇上说：“你们只是共同讨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呢？”王珪进言说：“司马光所说的，大概是认为朝廷所要更改的事情，有的获利很少、造成的危害却很多，这种事也不必更改。”说完便示意司马光退下。

译王珪进读《史记》，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完毕后，他们走下台阶，准备退下。皇上命令把座位移到门内御榻前较近的地方，又命他们坐下。王珪以礼辞谢，皇上不许，于是两人都拜了两拜后坐下。左右侍从都退避开去。皇上说：“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士大夫都喧嚷着认为不可，却又不能指出究竟哪里不便，这到底是为什么？”王珪回答：“臣地位疏远低微，身在宫门之外，朝廷的事情不能全部知道；即使从道路上传闻，也不能知道其中的虚实。”皇上说：“就根据你听到的来讲。”司马光说：“朝廷发放青苗钱，这件事不妥。如今乡里的富民趁贫困者缺钱之际，放出钱来收取利息，等到他们收获时，再要求他们用谷麦偿还。贫民在寒冷时耕作、成熟时除草，所得收成仅有一斗一斛，还没有运离田地，就已经全部被富户夺走了。他们都是编户齐民，并没有上下等级的势力和刑罚的威势，仅仅凭借富有，尚且能够蚕食平民，使他们困苦疲惫，何况县官督促责罚得更加严厉呢？臣恐怕平民将无法生活了。”吕惠卿说：“司马光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由富户来做，就会危害百姓；如今由县官来做，正是为了使百姓获利。” “昨天，青苗钱规定，百姓愿意领取就给，不愿意领取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昧的百姓知道借债能得到的好处，却不知道偿还债务的危害；这不只是县官不强迫，富民也不会强迫。臣听说，制定法令是为了满足贪求，后患将会怎样呢？从前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米每斗十多钱，草每捆八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和籴却没有停止，于是成了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臣恐怕将来的青苗钱，也会像河东的和籴一样。”皇上说：“陕西实行这种办法已经很久了，百姓并不认为它是祸害。”司马光说：“臣是陕西人，只看见它的祸害，没有看见它的好处。朝廷原先并不允许这样做，但主管官吏尚且能够借此使百姓受害，何况如今立法许可它呢？”皇上说：“坐仓籴米怎么样？”王珪等人都起身回答：“坐仓很不便利，朝廷近来已经废止了它，这是非常好的。”皇上说：“从来没有废止。”司马光说：“如今京师有七年的储粮，但钱财常常缺乏。如果实行坐仓，钱会更加缺乏，米会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如果得到一百万石米，每年就可以减少从东南运来的漕粮一百万石，用省下的钱供应京师，又何必忧虑没有钱呢？”司马光说：“东南钱少而米多，如今不买米却运输钱，是丢弃那里有余的东西，取来那里缺少的东西，农民和商人都会受害。” 侍讲吴申起身说：“司马光说的是至理名言。”司马光说：“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劳烦圣上忧虑。陛下只应当选择贤能的人来任用，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这才是陛下的职责。”皇上说：“对。‘文王没有什么事务，兼理众多言论、众多案件和众多慎重之事，只把它们交给主管官吏和地方长官’，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皇上又和众人讲论治理国家的道理，一直到申时以后，王珪等请求起身，皇上命人赐汤，又对司马光说：“你不要因为刚才吕惠卿的话，就因此感到不快。”司马光回答：“不敢。”于是退下。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司马光进呈《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设立编修机构，每修完一代史，就进呈一次。到这时全书完成，共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皇上告诉辅臣说：“前代从来没有这样的书，比荀悦的《汉纪》远远高出。”辅臣请求观看，于是皇上命令交付三省，并仍命令赶快进呈。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下诏褒奖晓谕。旧制度规定，文武群臣从一命官以上，由外地到京师，必须先到正衙拜见，拜见完毕后才能入宫见皇上。辞行谢恩时也是这样。太祖皇帝即位之初，亲自总理各种政务，曾经用驿马召一名边臣入朝应对，准备授给他方略，却惊讶于他到京已经几天仍未能入见。左右有人奏报说，他还没有经过正衙。太祖对此很不高兴，于是下令从今以后都先入宫拜见、谢恩，完毕后才能到正衙，于是成为固定制度。崔翰是京兆人，以镇安军节度使身份兼任高阳关都部署。皇上召他回京，他因病留在京师。病情稍有好转后，他请求入见皇上，说：“臣把自身托付给国家，不愿死在家中。”太宗认为他壮烈，又命令他赴任。崔翰勇猛善战，有谋略，所到之处都建立功劳。赵延进驻扎在定州，契丹入侵，他与崔翰、李继隆率领八万军队出战。太宗赐给他们八阵图，命令他们按照图形行事。军队返回驻扎在蒲城时，敌军大批到来，崔翰等依照图形布阵，彼此相距各一百步，众人害怕，没有战斗的意志。赵延进说：“不如合兵攻击他们，即使违背命令而获得胜利，难道不仍然胜过使国家受辱吗？”于是改为两个阵势，交战三次，大败敌军，缴获人马、牛羊、铠甲几十万，升任右监门卫将军。王章惠公任扬州知州时，许元以举子的身份前来拜谒，自称出身世家，是唐代许远的后代。章惠率同僚上表，推荐他出自忠烈之家，请求朝廷推恩，但通判以下的官员都不赞成。章惠于是独自写状推荐他，朝廷任命许元为郊社斋郎。许元有才干谋略，通晓钱粮事务，任江淮制置发运判官，后来升任使者，前后共十多年，被称为能臣，最终官至天章阁待制。富公任青州知州时，青州当年丰收，而河朔发生大饥荒，饥民向东流徙。富公认为，过去救济饥荒，大多把饥民聚集在州县；人一多，仓库就无法供应，只能分发粥饭，其中欺骗和弊端很多。因此饥民大多饿死，死者尸气熏蒸，疫病也随之发生，原有居民也因此染病死亡。当时正值春季，野外有春菜，富公在交通要道张榜，命令饥民分散进入村落，使富民不能独占陂泽的利益，并按等级出米接济他们。百姓重视富公的命令，米谷大量积聚。富公分派寄居的闲散官员前往主持此事，又从中选用有能力的吏员，招募流民中曾经做过吏胥、走隶的人，给他们双倍的食物，让他们负责簿书、给纳、守御等事务；借用百姓的仓库储存粮食，选择地点作为场地，挖沟作为界限，并与流民约定每三天发放一次，出入收支的详细手续，完全如同官府。富公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境，官吏所在之处，每天都有人亲自送来酒肉，人人欢欣拥戴他，替他竭力办事。等到麦子成熟，就给每人发放路粮，遣送他们回去。饿死的人没有几个，就把他们合葬在丛冢中。期间，强壮而可以充任禁卒的人，招募到几千人，在他们脸上刺上“指挥”二字，上奏请求把他们拨充各军。当时朝廷中有与富公不和的人，压下这件事不予上报，人们都替富公担忧。富公接连上奏章恳切请求，并且请求治罪，才得到答复。从此以后，天下安置流民的地方，大多把青州作为榜样。

译二月戊辰朔，诏令天下贡举人从今以后只让各州的解头入见。当时举人集体入见，进退举止大多不合礼仪；又有百姓缑化隆、高惟志，总是擅自闯入殿廷进献封事。梁适和任中师有姻亲关系，知道任中师曾贿赂吕夷简的事情，便公开前去察看，说：“应当依法惩治你们府第的人。”不久，梁适改任修注。起初，▯州肥乡县的田赋不公平，长期无人能够治理，转运使杨偕为此忧虑。大理寺丞郭谘说：“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让我去一趟，就可以立即解决。”杨偕当即让郭谘代理县令，并派秘书丞孙琳和他共同办理。郭谘等采用千步方田法，分赴各处丈量清查，得到实际数目；免除没有田地却承担田租的四百家，纠正有田地却不纳租的百家，收回拖欠的赋税八十万，流民于是重新返回。后来王素任谏官，建议均平天下田赋，欧阳修立即说郭谘和孙琳的方田法简便易行，希望召用二人。三司也认为可行，并请求在亳、寿、汝、蔡四州选择田赋最不均的地方加以均平。于是派郭谘和孙琳先到蔡州，首先清查上蔡一县，查得田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把赋税均摊给百姓。后来郭谘说州县有许多逃亡者遗弃的田地，不能全部清查，朝廷也不愿过度劳烦百姓，于是停止实行。孙琳是共城人。己丑日，诏令古渭寨修筑城墙的士卒暂按保捷军的待遇发给请受，又任命蕃官左班殿直讷支蔺毡为本地分巡检，每月俸钱五千；等到满一年，如果能够镇压蕃部，就授予顺州刺史。蔺毡世代居住在古渭州，那里紧邻夏境。夏人在边境上放牧牛羊，蔺毡便抢掠了它们。夏人很愤怒，想要进攻蔺毡。蔺毡害怕力量敌不过，于是献出自己的土地，希望朝廷派戍兵来抵御夏人。范祥想建立奇功，立即前往筑城。蔺毡的先祖曾占有九谷，后来逐渐衰弱，只保有三谷，其余全被其他部族占据。青唐族最强，占有当地的盐井，每天所得利润可以买马八匹。蔺毡告诉范祥：‘这里本来是我的土地，也请汉家夺取它。’范祥又大量夺取各族的土地，用来招募弓箭手，所以青唐族和各族都很愤怒，起兵反叛。范祥获罪被责罚贬黜后，张▯请求放弃古渭，不再筑城。夏人又来传话说：‘古渭州本来是我们的土地，如今朝廷把州设在这里，违背了誓诏。’朝廷派傅求负责制置粮草，专门考察其中的利害。傅求说：‘如今如果放弃而不筑城，夏人一定会占据这片土地，今后会成为秦州的祸患；况且已经得到它又放弃，也不是用来增强国威的办法。查考蔺毡的父祖都曾接受汉朝官职，那么这片土地不属于夏人，显然是确定的；只应改名为古渭寨，不设为州，以符合誓诏罢了。’ 随即召来青唐等族的酋长，告诉他们：‘朝廷如今筑城，实际上是替你们各族守卫，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叛？’众人都说：‘官府夺取了我们的盐井和土地，我们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傅求说：‘如今不夺取你们的盐井和土地，怎么样？’众人都很高兴，听从命令，于是停止了用兵。傅求便把土地的四分之三分给青唐等族，终于建成了古渭城，这才给蔺毡加授爵秩。嘉祐四年秋七月丙申日，任命太子中允王陶为监察御史里行。起初，诏令中丞韩绛举荐御史，但又限定了资历和任用条件，屡次举荐的人都不符合资格。于是韩绛请求举荐监察御史里行，便任用王陶担任，诏令批准了。王陶推辞不接受，诏令强令他接受，他才就任。…… 己酉日，诏令殿前马步军司都设置检法官一人。在这以前，有一名禁军士卒的妻子和儿子都被人杀害，殿前副都指挥使许怀德认为那名士卒不能防护约束家人，便把他贬配到下军。侍御史知杂事吴中复说：‘三衙使用刑罚大多不合乎法理，请设置检法官。’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又有人说这样不便利，于是重新罢免了检法官。自从郭谘推行的均税法被废止后，议论者认为朝廷只是白白耗费了一时的劳力，却失去了长远的谋划。到了皇祐年间，全国垦田数比景德年间增加了四十一万七千多顷，但每年的九谷收入却减少了七十一万八千多石，大概是因为赋税不均，所以弊病才这样严重。后来田京任沧州知州，均定无棣的田税；蔡挺任博州知州，均定聊城、高唐的田税，每年增加赋税、谷物、帛匹等收入：无棣共增加一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共增加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后来有人说沧州百姓认为这样不便利，诏令仍按旧制输纳。当天，又派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别前往各路均定田税，这是根据中书门下的奏请办理的。高本独自认为，田税制度废止已经很久，不能再重新均定。朝廷也没有立即停止，后来虽然均定了几个州郡的田税，但在全国不能完全推行…… 乙酉日，罢免各路同提点刑狱使臣，设置江南东路、西路、荆湖南路、北路、广南东路、西路、福建路、成都路、梓路、利路、夔路转运判官。此前，同提点刑狱使臣中有人盗窃公用银器和乐倡的首饰，议论者因此说，使臣大多不熟悉法令和民政，不能担任监司，所以罢免了他们。十一部路过去只设置一名转运使，到这时各增加设置一名判官，以三年为一任。第二任知州担任判官，任满一任后授予提点刑狱；初任知州如果第二任通判担任判官，任满两任也照此办理…… 甲戌日，起复富弼为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富弼辞谢不接受任命。按照旧例，执政大臣遇到丧事都起复。富弼认为，金革之事可以改变礼制，但这种做法不能用于太平时代。皇帝先后五次派使者起复他，他最终也不奉诏。有人说，富弼起初和韩琦同在二府，互相扶持，谋求实现太平，天下人称他们为‘韩、富’。后来两人又一同做宰相，韩琦性情果断，富弼性情审慎谨慎。韩琦质朴直率，说话有时流于俗语。俗话把话多称为‘絮’。有一次议论政事，富弼几次对疑难之处表示疑虑，韩琦心里不高兴，说：‘又絮叨了吗！’富弼变了脸色，说：‘“絮”是什么话！’又有一次谈到宰相起复的旧例，韩琦说：‘这并不是朝廷的盛典。’于是富弼极力推辞起复，并且说：‘臣在中书时，曾经和韩琦谈论过这件事。如今韩琦身处有嫌疑的位置，一定不肯替臣完全诚实地陈奏，希望陛下不要再询问此事，直接由圣心裁断，允许臣服满丧期。’韩琦见到这番话很不高兴，从此两人之间渐渐有了隔阂。

译庚子日，工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韩琦加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枢密使、礼部侍郎曾公亮改任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张▯改任工部侍郎，加检校太傅，充任枢密使。皇帝既已允许富弼服满丧期，于是升任韩琦为首相。有人对韩琦说：‘富公服丧期满后，应当恢复原来的职务。您难道不能辞去昭文馆大学士来等待富公吗？’韩琦说：‘这个职位哪里能够长久保有。等富公服丧期满时，我还在哪里呢？如果我辞去昭文馆大学士来等待富公，那就是我想长久保有这个职位；这样我还有什么理由向皇上申辩呢？’听到这话的人也认为韩琦说得对。嘉祐初年，韩琦和富弼一同任宰相，中书省有疑难的事情时，常常私下同枢密院商议。自从富弼出任枢密使后，除非得到诏旨命令两府共同商议，韩琦从未向富弼询问，富弼很不高兴。等到太后归还政权，韩琦突然撤去东殿的帘幕，富弼大为惊讶，对人说：‘我充任辅佐大臣，其他事情本来不敢参与过问，但这件事韩公难道唯独不能和我共同办理吗？’有人因此责怪韩琦，韩琦说：‘这件事当时是太后的意思，怎么可以公开对众人明说？’富弼从此更加怨恨韩琦。韩维劝说慈寿将要归还政权时，颍王对韩维和孙思恭说：‘慈寿想替曹佾求得使相之职。’两人没有回应。颍王最终还是派王陶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政府，果然使曹佾得到了这个职位。有一天，两人单独会见颍王，韩维以此劝戒颍王说：‘如今陛下已经亲自执政，内外上下的事体都已归于正轨，只应专心奉行孝道，均等奉养三宫罢了，其他事情不要参与。’ 工部郎中、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钱藻被罢免直舍人院之职。御史中丞邓绾说：‘冯京性情庸俗固执，结交邪佞、顺从世俗，嫉恨并损害圣政。陛下宽仁没有诛杀他，他镇守藩镇没有多久，又调任边帅。钱藻代替陛下撰写训诰，却称赞冯京“持守正道而不改变，气节始终不屈”，又说“大臣的进退关系到时局的安危”。冯京在政府任职时，未曾有所补益，只是在退职后留下非议，这怎么能说是保持气节呢？况且冯京罢去政务已经超过一年，哪里曾有过什么危急？钱藻专门从事谄媚奉承，请求加以贬黜责罚。’皇帝同意了。邓绾知道王安石厌恶冯京，又害怕冯京重新被任用，所以这样做来附和岚彩▯病？凡是被拘系入狱的朝廷官员，蔡确都命令狱卒和他们同住一室、同席而睡，饮食和大小便混在一起，共同处于一间屋子里。在他们面前放置一个大盆，凡是送来的食物，无论羹、饭、饼、饵，全都投入盆中，用勺子搅拌均匀后分给他们吃，像对待狗和猪一样。置不问。过去被拘系的人幸而得到审问，就算无罪也不承认。韩魏公统帅定武时，夜里处理文书，命令一名侍兵在旁边拿蜡烛。侍兵转头看别处，蜡烛烧着了韩公的胡须，他立即用衣袖把火扇灭，仍像原来一样继续写文书。过了一会儿回头看，侍兵已经换了人。韩公担心主管的官吏鞭打那名侍兵，急忙呼喊说：‘不要换他，他刚刚已经学会拿蜡烛了。’军中因此感激佩服他。太祖皇帝尚未即位、潜居未显达时，虽然屡次凭借善于用兵建立奇功，但天性不喜欢杀戮，所以受命之后，攻取江南时告诫曹秦王、潘郑王说：‘江南本来没有罪，只是因为朕想实现大一统，不能容许它继续分立。你们到了那里，千万不要杀人。’曹、潘二王的军队逼近城池，过了很久仍未攻下，于是起草奏章说：‘军队久攻没有功效，不杀人就无法树立威势。’太祖看后勃然大怒，把奏章批回，说：‘朕宁可不能得到江南，也不能随便杀人。’等到批示诏书送到时，城池已经攻破。查考城破的时间，正是批回奏状的那一天。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第一次出行，经过大溪桥时，飞箭射中了黄纟散，禁卫军惊慌害怕。皇帝敞开衣襟露出胸膛，笑着说：‘教射！教射！’回到内宫后，左右近侍请求逮捕刺客，皇帝不答应，过了很久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建隆年间，竹木务的监官担心所积存的财物长短不齐，请求把它们剪截得整齐。太祖在他的奏状上批示说：‘你的手脚和手指难道没有长短吗？为什么不把它们截得一样齐？长的任凭它自然长，短的任凭它自然短。’《御批》记载，宣和年间我亲戚中还有人亲眼见过这件事。建国初年，宰执大臣中有些人在前朝曾和太祖一起向周朝称臣，他们仍有许多人的地位在太祖之上。太祖一即位，没有更换或重新安排他们，左右近臣都萎靡顺从，没有一个人敢于傲慢不服。太祖开始处理政务时，有司按照旧例设置了宰相以下的座次，他立即呵斥让他们撤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