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世宗曾对朱纲说：“从前圣祖赐给朕眼镜，朕的眼睛本来不像现在这样清晰明亮，因为圣祖升遐时，朕痛哭流泪，眼力反而比年轻时觉得好多了。像这样看来，人们所说哭得多会伤眼的说法并不确切。那时朕在养心殿处理政务，三年中坐卧都没有离开这里。三年之内，每到暑天，没有一个地方像这座殿这样凉爽。朕曾蒙受圣祖的慈训：戒急用忍。所以殿中的匾额就用了这四个字，上面仍恭敬地题写‘上谕’二字。东暖阁匾额取‘惟仁’二字，对联是：‘诸恶不忍作，众善必乐为。’西暖阁匾额取‘为君难’三字，对联是：‘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由此可见，我朝圣圣相承，心法传授是有源流的。鲁亮侪名裕，雍正年间在河南任县令，与田总督文镜不和。每被弹劾一次，世宗召见他时必定升他一级官职，真是奇特的际遇。乾隆初年，官至直隶清河道。奉新人甘庄恪公甘汝来显贵以后，他的父亲万达、弟弟汝蓬、儿子禾始，在雍正丙午科一同考取乡荐。三代人同登一榜，古今罕见。钱塘人王介眉，名延年，是雍正丙午举人。著有《通鉴编年纪事本末》。他年轻时曾梦见来到一间屋子，榻上坐着一位老人，身材矮小、满头白发，见到客人不起身，也不说话。又有一个身材高大而肤色黝黑的人，向王介眉作揖并说：‘我是汉代的陈寿。’ 我撰写《三国志》，贬低刘氏而尊奉魏国，实在是无心之举，没想到后人竟拿这件事作为攻击我的口实。” 他指着榻上的老人说：‘幸亏有彦威先生用《汉晋春秋》加以纠正，你就是先生的后身。我听说你正在撰写《历代编年纪事》，这方面的宿根就在这里，必须努力把它完成。’ 说完，亲手交给他一卷书，让他题写六首绝句后便醒了。醒来后只记得两句，说：‘惭愧没有《汉晋春秋》那样的笔力，怎敢说前身就是彦威。’到高宗在位时，他年过八十，完成书稿进呈，获赐翰林院侍讲之职。襄城人刘芳，字草青、芝，雍正丁未年考中翰林。他与哥哥刘青藜十分友爱，修建江村七一轩共同居住。所谓“七一”，是仿照欧阳公“六一居士”的含义，又多了一个弟弟，所以自称七一先生。孙文定公孙嘉淦，康熙癸巳年考中翰林，因直言敢于进谏而受到知遇。世宗连续升任他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年间历任官职，升至大学士。他在朝廷上刚正不阿，多次当面折驳、在朝廷上直谏，不避权贵，天下人都仰望他的风采。乙丑年秋审册中有福建蒋邦龄致死族匪一案，孙嘉淦上疏说：‘查照旧例，同族之中果真有凶悍不法、偷盗奸邪的人，如果事情突然发生，全族共同愤怒，来不及向官府报告，便按照家法将其打死，报官审明后，若死者所犯之罪应死或不应死，就将带头者分别拟处杖刑，减等免抵。后来乾隆二年五月，据两广总督鄂尔泰上奏说，旧例虽然合乎人情，但恐怕有人结党串通加害，地方官哪里能彻底查明而没有遗漏？如果民间倚仗有减等免抵的条例，彼此沿袭形成风气，其中难免有冤屈。于是奏请酌情删去。经熙朝新语。刑部律例馆议称：家族人数众多，贤愚不能区分。有人因为富贵而招致众人怨恨，有人因为刚直而引起共同仇视。一个人煽动在先，众人结党附和在后，共同挟持一点小嫌隙，动辄图谋报复。因此捏造事实、串通加害，难免造成冤屈。何况生杀是朝廷的大权；如果有人违法，自应依照明确的刑律处置，不应假手族人，以免给他们留下滥用的空隙。’ 奏请删除这一条旧例。臣等私下思量，旧例只是当时惩罚凶悍之人的权宜办法，长期施行，必然会滋生弊端。家族众人之中，爱憎各不相同，有人因为受到侮慢而招致争端，有人因为性情刚直而产生嫌隙，有人借着义愤来树立自己的威势，有人借公义之名来报私仇。一个豪强先行倡议，众多同党随后附和，仓促把人打死，事实和罪责都难以查明。即使在一家之中，没有比祖父母、父母更尊贵的；子孙如果违犯教令，打他、杀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按照法律，殴打致死应判满杖，故意杀死则应判杖六十、徒一年。祖父母、父母对于子孙尚且不得擅自杀死，何况其他人呢？再如捉奸的条例，卑幼不得侵犯尊长；若有侵犯，就依照故意杀死伯叔母、姑母、兄姊的法律定罪。尊长杀死卑幼，也按照服制的法律拟定罪名。这确实是因为关系到伦理纲常，要防微杜渐。朝廷如此尊严，明定刑罚、申明法律，对于凡是应判死罪的人，尚且要命司法部门详细核议。至于依法不能宽免的，必定还要三次复奏。圣明天子用刑慎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任凭普通人的好恶，让他掌握生杀大权，在一个家族中横行呢？因此，原有的这项条例绝不能保留，也不必另设族匪条款；至于比照拟定罪名，则应临时斟酌，虚心援引法律，务必使轻重适当，这才妥当。’ 皇帝下旨说：‘命令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其他嘉美的谋议和正直的言论还有很多，不能全部记载，这里记录这些，以便由一斑而见全豹。雍正十年七月，山东巨野县百姓李恩家的牛产下瑞麟。它身像麕、头像牛，全身都有甲片，甲片缝隙中长有紫色毫毛，头顶有玉质的纹饰，光彩灿烂。巡抚岳濬上奏，请求下诏交付史馆，并向中外宣示。皇帝下旨说：‘山东前一年遭受水灾，如今听说产下瑞麟，实在深感惭愧恐惧。巡抚所请全是虚文。应当把朕早晚勤勉、敬对上天的诚恳心意，晓谕天下，使天下人知道。钦此。’由此可以看出圣明天子保持盈满、保守安泰，以及敬畏上天、勤劳爱民的深切心意。仁和人吴太常吴隆元上奏天坛事务的奏折中，有‘蜈蚣八字墙’这样的字样。世宗命令交给有关部门严肃议处，认为这不够恭敬。雍正十三年，皇帝告谕廷臣说：‘凡是奏章中遇到“坛、庙”等字，放在怀中、囊中都可以携带，不可夹在鞋袜之间。’世宗的诚敬达到如此程度。

译博野人尹会一，字元孚，雍正甲辰年考中进士，累官至工部侍郎。他兼有文章才华和经世济民的才能，曾作《敬陈末议疏》，分条奏陈豫省农桑事务，语言恳切而有意味。文中说：‘臣私下认为，衣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大计，农桑确实是治理根本的良策。我皇上深切忧念百姓的依靠，重视农业、看重粮食，特地下达谕旨，明确说明劝导督促的方法；又命廷臣详细筹划教导农耕的办法。臣恭敬地读了皇上的诏令，遵照有关部门的议定，已经下令各属官员因地制宜，顺应百姓的利益加以引导，设置老农，兴修水利，切实奉行。只是臣生长在田间，对农务颇为了解。谨就豫省的实际情形，尽心筹划，冒昧陈述管见，恭敬地为皇上陈奏如下：一、应当善于利用天时。万物生长，必有一定时令。因此，农事首先在于不违农时，而耕田首先在于早播。早播可以先得到土地的生气，使根株深固，生长必定旺盛，收成也会加倍。如今豫省百姓不知道节气时令，往往在适宜播种时才拿起农具下田，也有在适宜耘耔时才开始播种的。’ 既然错过了天时，也就违背了作物的生长规律。臣查考，播种麦子的时期务必要在白露；如果天气还暖，应当在白露十日以后播种。种高粱应当临近清明节，种早谷应当临近谷雨节，种棉花应当在春末夏初，豆子和晚谷则在五月割麦以后播种在麦地里，荞麦应在中伏以内播种，芝麻多种在棉花地旁边。即使各地气候不同、寒暖各异，也一定要按照时令播种，不可迟缓。应当命令地方官刻印告示，逐户晓谕，并责令老农督率劝勉。还要恭敬遵行圣谕。州县官不拘时日，轻装简从，亲自到各乡查勘。如果过了时令还没有播种，就询问清楚原因，当面加以训诫。如果有的人缺少工本，允许老农开具名结，向仓库借粮，秋后照例归还入仓。这样，天时不会错失，耕种也能适宜，大概各种谷物都会繁茂昌盛，收获自然丰足。一、应当尽力发挥人力。南方种田，一亩的收获以石计算。北方种地，一亩的收获以斗计算。这并不是南方人聪明而北方人笨拙，南方人勤劳而北方人懒惰，也不是南方土地肥沃而北方土地贫瘠。只是南方土地狭窄、人口稠密，一个人耕种不过十亩，多的也不过二十亩，力量集中而功夫专一，所以收获很丰厚。北方土地辽阔，农民只求广泛播种，一个人耕种从七八十亩到一百亩不等，以为种得多就收得多，却不知道土地一多，粪肥就不能厚厚施足，地力便薄了；劳作不能遍及各处，人的管理也就疏忽了。因此，小户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种得少却常常丰收；佃户承租土地耕作，种得多而收成反而较薄。应当命令地方官劝告田主，多招佃户，按照能力分授土地，每个佃户种植不得超过三十亩。至于耘耔的方法，还必须把杂草除尽，厚厚培土施肥；犁地以三遍为标准，施肥以加倍为准，锄地以四次为常规，棉花更不嫌多锄。这样土地少而劳力集中，佃户既然获得丰收，田主自然也能从中获利。并且把原来分散在多处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耕种，这样游民也会减少。仍要告诫地方官善于奉行，不得强行压制、勒派，以免增加扰害。一、应当广泛种植树木。木材中好的以桑树为上，其余如枣、梨、桃、杏、榆、柳、椿、杜等，都可以利用。臣查豫省各地有很多盐碱地和飞沙地，百姓因为难以开垦种植，大多荒废不用。他们不知道，盐碱地挖去三尺，必定就没有咸味；飞沙地挖去三尺，必定会有湿气。而村尾、沟头、篱笆边、屋角等处，空隙土地很多，虽然不能播种五谷，却未尝不能栽植树木。似应命令地方官责成乡耆、保长广泛劝谕，根据土地适宜种植的树木，随处栽种，并用心培育。如果乡耆、保长中有人能在一年之内劝百姓种桑五百株、梨树、枣树等树一千株，应据实登记上报，由印官发给花红奖励。三年以内，如果每年都能增加种植如前述数量的树木，就发给匾额奖励。这样土地就没有荒废之处，所获得的利益也会更加广泛。一、应当勤勉从事女工。臣私下认为，养蚕种桑的利益固然无穷，而布匹的需求和用途更加广泛。臣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荣富庶，贫困百姓能够获得维持生活的资财，靠的不是丝而是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就能纺棉，十二三岁就能织布。一天的劳作，完全足以供一个人的日常用度而且还有剩余。如今棉花产自豫省，而商人却把它贩运到江南，正是因为豫省百姓白白耗费了妇女的劳作。臣愚见，以一寸丝的价值可以买一尺布，穿布衣的人比穿丝衣的人多百倍。而且织布容易，织丝困难；教她们困难的技艺，未必能够使她们普遍听从，教她们容易的技艺，或许可以希望她们借此就业。但豫省并不是不织布，只是家中有织机的人家百家不到一家。应当命令地方官晓谕有财力的人家，有的多制造织机，借给织布户，酌量收取租金；有的则将不妨碍公务的公项中可以动用的款项，拿出来制造织机，令百姓报名领取。一年以后，归还原款。同时广泛晓谕妇女，凡牌甲之内有一家织布，就命令同甲人家仿效实行。久而久之，家家户户、村村落落没有不勤于纺织的，这似乎也是推广蚕桑的一种途径。以上四条，臣仰体我皇上重视农业、致力根本、使百姓富裕而粮食充足的至诚心意，私下就豫省的地方情况，督率官民筹划办理。但臣知识浅陋，不知是否恰当，恭请皇上训示遵行。’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恰好遇上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时，瑞雪纷纷，整天积满一尺。考察占书，这是最为祥瑞的征兆。众臣上表祝贺，皇上却加以拒绝。世宗登极时，恩科中有因回避考官而没有参加考试的人。皇帝钦派大臣拟定试题，奏请皇帝批准在内阁考试，随后选取四份试卷。又命大学士王顼龄、尚书励廷仪、吏部侍郎史贻直、户部侍郎张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绂，会同南书房翰林检阅落卷，选取前两名，都赐为举人。这是特别的恩典。

译华亭人黄石牧，名之隽，于雍正元年七月上奏《呈中元祭圣祖文》，符合皇帝的旨意。第二天皇帝在养心殿召见他，当时黄之隽还在庶常馆，特蒙赏赐貂皮，并授予编修职务。后来有一天，皇上命人检查档案，凡是撰文中称‘很好’、称‘好’的人，都列名给予赏赐。当时陈编修万策、邓修撰钟岳、陆庶常奎勋、钱庶常陈群，都获赐内府缎一匹，黄之隽得到两匹。圣祖的神主附祭于太庙。乾清宫早朝时，黄之隽在两次大礼中侍班，亲自见到那盛大场面，人们都羡慕他的际遇。”}], 雍正十二年四月，直隶总督顾琮上奏说：“永定河全靠下游河口深通，才能使上游水流畅通地注入淀泊；可是陶河以南逐渐积聚淤泥。正准备疏浚时，又仰赖皇上的至诚感动上天，天赐下了引河。开挖疏通二十多里，远达四千多丈，不劳民力，完全是上天所为。”皇帝下旨扩大祭祀，以答谢神明的恩赐。雍正三年四月，吏部议奏：“原任检讨董玘请求回家奉养父母，应准许他的请求，等父母去世后再来京城候补。”皇帝下旨说：“作为人子，没有不希望父母长存的。如今却说等父母去世后再来候补，人子听到这话，心里会是什么感受？像这样不仁的话，朕不忍心看。着令删去后重新具奏。”圣明君主以孝治理天下的用意就是如此。雍正七年八月，浙江署理总督性桂、署理巡抚蔡仕舢进呈湖州百姓王熙朝所织的新奇物品。文隆家有万条蚕共同织成一幅绢，长五尺八寸，宽二尺三寸，自然形成，不是人工织成的。王大臣上表称庆。皇帝上谕说：“朕每当遇到祥瑞征兆，必定更加警醒戒惧。如果承蒙上天赐福，使百姓衣食充足，这才是朕心中所说的祥瑞。” 雍正十一年，大学士、管掌院事张廷玉遵照圣旨议奏：新科庶吉士蒙恩发给廪饩，每月给银四两五钱，器用杂物由工部支取，并拨给官房一所作为教习馆，命他们在那里学习。桐城人张宝臣廷璐，是康熙戊戌科榜眼，文端公的第三子。他任河南督学时，除车夫马匹由地方供给外，他的幕友束脩、家属生活费用，都没有经费来源。皇帝听说后，询问他的哥哥户部尚书廷玉，廷玉便如实回答。皇帝命巡抚田文镜酌情议定：每年车夫马匹费用银一千六百两，幕友束脩银一千两，供养家属银一千两，杂用供给银三千两，每年共银六千六百两，三年共需银二万两。河南学政养廉银优厚的制度从此开始。雍正十八年八月，皇帝赏赐湖北巡抚王士俊花屯绢和蜜荔枝。他的谢恩奏折中写道：“缝制的衣服光彩照人，从头顶到脚跟都沐浴着皇上的恩光；怀抱果核亲口品尝，肺腑之中长久含着玉液。”皇帝看后批示说：“衣服只能覆盖身体，怎么能说覆盖到头顶和脚跟？果核哪里值得品尝？也难以进入肺腑。凡是掌管章奏的人，都应当知道这一点。” 新安人汪谨堂由敦寄籍杭州，进入钱塘县学时，巡抚徐元梦听说他的名声，便邀请他到幕府中。等徐元梦升任工部尚书，汪由敦援照成例进入成均馆，跟随徐元梦来到京城。雍正元年，徐元梦上疏推荐他。皇帝下旨任命他为《明史》馆纂修官。按旧例，史馆编纂通常任用词臣；汪由敦以诸生身份奉命任职，当时人都以此为荣。无锡人邹小山一桂，雍正丁未科传胪，官做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擅长写生，设色明丽秀润，构图安排自然，即使南沙相国也不过如此。祁阳人陈文肃公大受，雍正癸丑科翰林，官至大学士。他死后，儿子准备把他葬在祖坟中。下葬日期已经择定，有一天梦见有人拿着帖子来拜访，说：“我是河神王清本，带着十二个人。”他惊醒了。第二天到坟地砍伐挡路的树，发现树上的纹理正好形成“王清本”三个字，数一数共有十二根树枝。于是命令停止砍伐。翰林学习国书，是为了准备承担翻译、编纂的任务。因此必须专心熟习，辨析《熙朝新语》，剖析精微之处，积累深厚学问和功力，随着年岁一同进步，这样才算没有辜负所受的选拔。康熙年间馆选的制度是，庶吉士中四十五岁以下的，都分别学习清书。世宗即位以来，只选择年少而资质聪敏的人，每科不过十多人，大概是因为他们年富力强，可以收到记诵、翻译的功效。但是翰林刚经过散馆，就被认为没有办法再考察，束之高阁，以至于教习三年成为虚设。雍正十一年四月，皇帝上谕说：“今后庶吉士等即使已经授职，或者数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朕还要再次考察他们是否有才能。如果仍然精通熟练，必定从优录用，以表示鼓励；如果有所遗忘、错误，也一定加以处分。”这就是翻译翰林大考的开始。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大学士张廷玉请假回乡。皇帝下旨说：“给他驿递夫马，他所经过的地方，派拨弁兵以及文武官员迎接。一切都照去年鄂尔泰进京的成例办理。到明年回京时，也照这个成例办理。” 过去馆选不分省份，以致边远省份常常缺额。通江人李雪原钟峨，官任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上疏说：“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省份，各省无论大小都有庶吉士。到了元年癸犯，汉军以及河南、四川的进士没有被馆选的。二年甲辰，蒙古以及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的进士，都没有被馆选的人。请拓宽储备人才的途径。”皇帝交给吏部议定，准许实行。如今各省都有馆选制度，就是从钟峨上疏奏请开始的。景州人魏君璧廷珍因为李文贞公的推荐，由举人进入内廷任职。他与王兰生、梅珏成在馆中担任校对官，编纂《乐历渊源》等书。他曾奉命与文贞公共同斟酌乐律、韵学，士大夫都以此为荣。后来考中康熙癸巳科探花，世宗时官至工部尚书。慎郡王是世宗宪皇帝的庶弟，擅长作诗，也善于画山水，笔意超逸。他有一幅《山静日长小景》，高宗纯皇帝题诗说：“就眼前景物绘成图，笔法格外高古老练。一座山峰插入青天，池面上亭子显得很小。山腰瀑布飞泻，亭旁清流环绕。再没有其他装饰点缀，写意却格外清楚。我听说诗与画兼擅，古来这样的妙品很少。王摩诘的真迹已经无从见到，倪云林的清逸风韵也已渺远。我的叔父已经登堂入室，何况还正值年少。由此可知他是上天赋予奇才，并不凭借人力技巧。”我恭敬地读过一遍，想来慎郡王的画笔确实是世间罕见的。雍正十一年六月，广西巡抚金鉷上疏说：郁林所属富民乡藤厘坡突然涌出两处瑞泉，味道甘甜，颜色清澈，足以灌溉田地三千多亩。皇帝下旨建祠，供奉泉神。

译桂林人朱蕴叔龙耀任蒲县县令时，县城处在万山之中，山势高峻、坡道陡峭，没有雨水就不能获得丰收。于是刊刻《区田图说》，劝百姓实行。区田法始于伊尹，古法已经无法考证。元代王桢推究汜胜之的方法，认为每田一亩，宽十五步，每步五尺，共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共分为五十行。长度十六步，每步五尺，共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共分为五十三行。长宽相乘，得到二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留出空地以便浇灌，也可以疏通风气，不致因成熟过密而腐坏，同时还可以用余土培壅根部。除去间隔的空地外，可以种六百六十二区。每区深一尺，施用熟粪二升。突然施用生粪，恐怕因猛烈的热气伤害幼苗。把粪与区土混合，均匀播种并覆盖，用手按实，使土与种子相互贴合。幼苗出土时，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区十行，共留一百株。另制宽一寸、带长柄的小锄，锄得多，糠就少；如果锄到八遍，每一斗谷子可以得到八升米。若雨水按时降下，就可以坐享其成。遇到旱灾时，只要浇灌不过五六次，就可以收成。结实的时候，锄取四周的土，深深培壅根部，使庄稼不至于被风吹折。区田应当在农闲时逐步挖成。春天种大麦、宛豆，夏天种粟米、黑豆、高粱、糜黍，秋天种小麦。要根据天时的早晚、地气的寒暖以及土地和作物的适宜情况，按次序进行，不必贪多。无论平地还是山庄，一年都可以经常获得成熟收成。靠近住宅、临近水源的地方最好；种植时不必用牛犁，只用锹、▯和垦属刂，更适合贫困人家。大致说来，区田一亩，足够五口人食用。成年男子兼做此事，妇女和儿童也量力分工，把它定为日常功课。如果施肥得法，按时灌溉，即使遇到灾害和旱情，也不会有损失。衢州人詹文焕在官舍空地上监督大通实行这种方法，计算一亩的收成是普通田地的五倍。聊城人邓钟音在雍正末年也曾实行这种方法，一亩的收成比普通田地多二十斛。劝导农民治理生计的人，应当对此加以考察借鉴。漳浦人蓝任庵鼎元幼年丧父，努力求学，在山中读书。家贫，不能备办蔬菜，每月带一罐白盐，用盐佐餐。同学都拿这件事嘲笑他，蓝鼎元却安然自若，作了《白盐赋》来激励自己。雍正初年，他以恩贡身份进入成均馆。在内廷校书，分任编修《大清一统志》。献上《青海平定雅》三篇、《临雍颂》、《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河清颂》各一篇，一时声名震动京城。高安朱相国推荐他，授任广东普宁县知县。引见时，皇帝对廷臣说：“这个人即使任用为道员、府官，也完全能够胜任。”到任三年后，他与观察使不合，被弹劾免职。总督鄂专上密折奏请恢复其职，皇帝下特旨命他进京。雍正十一年三月引见时，他奏对很久，皇帝命他署理广州府，赐给御书、貂皮等物。他能遇到这样的圣明君主，真是特别的际遇。●卷十 雍正十一年四月，奉皇帝上谕：“国家的声教广泛传播，文化人才蓬勃兴起；又对科举加以恩遇，乐于培育众多人才，文采济济，真是盛况啊！只是博学宏词科，是用来对待卓越而学识渊博之士的，使他们为皇朝谋略增饰文采、润色宏大事业，承担著作之任，充任顾问之选。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地下诏命内外大臣推荐博学宏儒，召来考试并授予官职。当时名儒硕彦，大多入选，得人之盛号称极盛。直到现在几十年，馆阁词林储备人才虽然很广，但博通雅正、贯通古今的人，却未曾广泛搜罗，以示鼓励。自古以来，凡是文教昌明的时代，必定有奇异而高雅的人才。何况承蒙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高寿并盛大兴学育才，教化恩泽浸润天下，四海都随风归化。朕反复阅览思考此事，开启荐贤之门，倡导崇尚实学，谕旨已经多次颁布。应当有品行端正淳厚、文章才华优长、以经书为枕席、以史籍为坐席、博见广闻的人，足以称得上博学宏词科的入选者。对此应当特别修明久废的典制，广泛地访求人才。除现任翰林、詹事府官员不必再次接受推荐外，其他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的人，在京城的，着令满汉三品以上官员各自推荐所知人才，汇总送交内阁；在外地的，着令督抚会同该学政，悉心访察，选拔考验，保举题送吏部，再转交内阁。务必做到公正、周详、谨慎，搜求并选拔真正的人才。朕将亲临殿试，优先加以录用。广泛彰明兴办贤才之典，充分显扬考察古人之荣。应办理的具体事宜，着令会议后具奏。钦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奉皇帝上谕：“朕命令推荐博学宏词，是为了扩大培养人才的典制。作为督抚，本应秉公访察，特别留心搜罗，以符合朕爱惜人才的至意。然而圣旨下达已经两年，外省上奏保留的推荐却寥寥无几。像江、浙两省这样人才众多的地方，至今竟没有见到题报。这不是人才不足以入选，而是督抚等奉行不力的缘故。大凡推荐人才的典制，如果臣工能够借机办私事，往往就踊跃办理，争先恐后；如果不能借机办私事，就观望迟疑，任意拖延。他们的表现似乎是慎重周详，实际上却把公事看作与己无关。督抚、学政所考取的人，不过是他们耳目所能接触到的人；那些隐居山野、学问渊雅、素有抱负的人，未必肯用文章笔墨向主管官员求取进身，以侥幸获得一朝的际遇。因此，督抚、学政应当留心访察，特别加意旁求，摒弃虚名而崇尚实学，以辅助国家崇尚文教的治理。像李卫、吴应棻合荐二人，吴应棻又单独荐举二人，其中还有宣化府的进士。宣化府不过是北部边疆的一个郡，尚且有可以推荐的人，何况各省广大内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由此可见，李卫、吴应棻确实是诚心为国家留意人才的人。着令再次通行宣谕：无论已经奏报还是尚未奏报的省份，都必须重新选拔推荐。如果因为朕这道旨意，反而滥行推荐来办理私事，也难逃朕的察看。如果确有才华出众而又不符合成例的人，着令具折陈奏，等候朕下旨。在京三品以上的大臣，都有推荐人才的责任。把这些一并晓谕他们知道。钦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皇帝上谕：“国家长久承受治理，教化已经成功，文化人才蓬勃兴起；皇考乐于培养人才，特地下谕旨，命各省督抚以及朝廷大臣分别保举博学宏词之士，以备著作之选。然而各省奉诏已经两年，所推荐的人数却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