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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一人奏名的比例，其余的奏名剩余名额一并拨补给进士奏名。即使到省应试的人数很多而合格的人很少，也要把这些不合格的明经奏名名额拨补给进士。"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月一日，诏令："秦凤路效用进士窦长裕、窦解，招纳蕃部立有功劳，贡院考试没有达到录取标准，应当依照特奏名的先例，准许就殿试。"

（熙宁）七年十二月六日，熙河路经略司上奏说："自从设置熙河路以来，只有举人从未得到恩典。如今两州学校中掌管学务的士人中应当免解的，请求给予恩典；如果礼部试落第，请求准许其参加殿试；其余的一律予以免解。"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熙宁）八年五月十二日，中书门下上奏说："贡院上报，是否允许诸科举人依照本科免解后改应刑法科、便直接参加省试的问题。查得明经改应进士科的，已经有指令，凡明经得解后遭遇丁忧、疾病的，允许免解直接赴省试，并按次数通算举数。如今诸科改应刑法科的，也应当依照明经改应进士科的先例施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同一天，中书礼房上奏说："请求命令考诸科断案、大义的举人，以六场考试综合评定去留和名次高下，与其余诸科按比例分数相比较，依据合格人数全部解送。"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八月二十一日，中书上奏说国学、开封府的诸科举人孙义等人投诉，说所出的考题挑摘割裂两三个字甚至多达重叠数十字。试院也上奏说孙义等人曾经在帘前扬言，朝廷想要废除诸科，请求预先晓示，免得使贫寒的士人徒然辛苦学习。皇帝下诏一并驳回并放归，其中带头的人罚停一次科场。当初，孙义等人参加考试，拿到所出的考题后，把试卷扔在地上，相率走出考场，拦住宰相当面诉说。皇帝下诏取来考题的具体内容呈览，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熙宁）九年正月十三日，编修贡院式所上奏说："请求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京西五路到省应试的举人，以及国子监、诸路诸科改应进士科的人，各自单独编为一项考核，按比例平均录取名额。"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月一日，中书门下上奏说："举人向来在开封府冒用户籍应举，暗中花钱打点，有的一旦被举报奸弊，就要触犯刑法，终身废弃不用。如今请求，每逢科场，除国子监三舍生之外，其余人都要如实申报实际的乡贯籍地，十人结为一保，请命官一员出具担保，缴纳光监钱三贯，才发给凭证准许应举。这些钱用作试院及期集院的支出。"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六日，诏令："天下进士、诸科举人，庆历六年以前到省应试的，进士两次、诸科三次的不限年龄；进士一次、诸科两次的，年满六十岁以上；进士五次、诸科六次曾经参加御试落第的；进士六次、诸科七次省试落第的，年五十岁以上；进士七次、诸科八次曾经参加御试落第的；进士九次、诸科十次省试落第的，年四十岁以上，其中河北、河东、陕西的进士诸科各减一次以外，都委托本贯核实证明，命当职官员核查属实，依照贡举条制处理。开封府、国子监的，则命令各自召请京朝官两员出具担保后上奏，当议特别加以恩典。"

（熙宁）十年四月十八日，诏令南省进士考试依旧考策问五道。

元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诏令："从今以后在京城发……"（原文至此中断）

译解试与南省考试，《诗》、《易》各取三分之一，《书》取十分之二，《周礼》、《礼记》共取十分之二。此前御史黄廉进言：「往年按各经发解取人数目不均，如别试所，治《诗》经的十人取四五个，治《书》经的才取十分之一。虽然是糊名考校，务求录取有真才实学者，但学子们同样修习经业，不应当优劣相差如此悬殊。请求从今以后在各经中各自规定录取人数的比例，以求均等地收取各经所长之人才，用来使士人专精所习之经。」因此有了这道诏令。

译熙宁、元丰年间的旧制执行。"皇帝采纳了。

二十八日，国子司业龚原说："将来的科场考试，只命令依照旧例专治一经。"皇帝采纳了。

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下诏废除《春秋》科。

《文献通考》记载：绍圣元年，下诏命礼部把凡

译是朝廷内外的历次试题，全部收集编为一册。遇到考试时，颁发给考官参考，以防止题目重复出现。（此处）废除了《春秋》科。凡是考试，优先照顾《周礼》、《礼记》二经，这两经允许占全部名额的一半，另一半则分配给其他经科。此

译后又重新设立《春秋》博士，崇宁年间又将其废除。当时有人建议从《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义中出题来考试举人，朝廷把此议交付讨论，有关官员依从此意，认为可行。此后右正言邹浩说："这三部经的义解，是用来训解

译经文的，而这些义解之书本身并不是经。用经学来造就士人，却用非经的题目来考试他们，这很不符合先帝专门使用经术取士的本意。"此后出题最终仍依照旧法办理。

（原文日期"二十月二十一日"疑有误），监察御史蔡蹈说："

译请命礼部收集近年科场及国子监公试所出的题目，编排分类成册，收藏在礼部。每逢科场考试或国子监考试时，行文送交考官参照使用。"皇帝采纳了。

元符三年二月二十日（徽宗已即位，尚未改元），下诏："礼部落第的举人，曾经参加

译过殿试的进士考过七次、诸科考过八次，曾经参加过省试的进士考过九次、诸科考过十次，且都年满四十岁以上的；曾经参加过殿试的进士考过五次、诸科考过六次，曾经参加过省试的进士考过六次、诸科考过七次，且都年满五十岁以上的（

译均予恩例）。其中河北、河东、陕西路的举人各再减一次应举次数。凡曾经在治平四年以前到礼部应试的进士，前后实际取得两次解送资格，诸科实际取得三次解送资格，连同免解在内合计达到进士两次、诸科三次的，不再限制年龄，

译一律特予奏名。治平四年以前到礼部应试的进士考过一次、诸科前后考过两次，现年六十岁以上的，都命本籍州县出具保明文书，送礼部贡院，依次上奏，届时议定特加恩典。"

译三月一日，尚书省上奏说：泾州新科明法科范得仁的状文称，他原名叫"胥"，先前请得了文解，后来为避亲属名讳，才改用现在的名字。自那以后，他又连续参加了六次科举考试。如今贡院却依照新颁条例，只准他用旧名字应试，担心这样会影响清理核算他已取得的举数。本院查核元符二年十月四日颁行的条制，规定凡已取得解送资格的举人，不许改名，也不许将后来考取的举数合并计算，因此范得仁难以准许他按照现在改过的名字应试。本部核查，得解

译举人，旧有法不许改名。缘有司失于申谕，改名者多。今若并依新法厘革，即于举人叙年叙举实有妨碍。」诏未降元符二年十月三日指挥已前改名举人，并许召命官一员委保，依旧收使。以后改名者，依新条施行。

——举人按照旧有法令是不许改名的。因为主管官员未能明确申明晓谕，所以改名的人很多。现在如果一律依照新法加以厘正革除，那么对于举人排叙年龄、排叙应举次数实在有妨碍。」诏令：在元符二年十月三日指挥颁下之前已经改名的举人，都允许召请一名命官作保，仍旧照原来的收纳录用。此后再改名的，依照新条例施行。

十一月二十七日，徐州州学教授范柔中言：「《春秋》之书，六经中，独此经与《易》为全书。自熙宁、元丰以来，废经不讲。元佑中曾置，不久复罢。遂使学者不见天地之全，圣人之妙，深可痛惜。臣欲乞依旧立博士讲贯之，使孔子之志明于圣时，以慰学者之愿。」从之。

——十一月二十七日，徐州州学教授范柔中说：「《春秋》这部书，在六经之中，只有这一经和《易》是完整的经书。自熙宁、元丰以来，废置此经不讲授。元佑年间曾经设置，不久又被废罢。以致使求学的人看不到天地之全体，圣人之精妙，实在深可痛惜。臣想请求依照旧例设立博士讲授贯通此经，使孔子的志向在当今圣明之世得以彰明，以宽慰求学者的愿望。」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四 考试条制

宋会要辑稿 选举四

考试条制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十二日，礼部言：「周杞陈乞男无逸于元符三年秋赴郓州应进士举，准试院牓示称考中优等，于第三道策漏『谨对』二字驳放，诣本部披陈，乞依脱字例发解。本部看详，举人试卷既已立定式目，自合一体。若有不依式书写，即恐暗作弊幸，最是紧切关防去处，与不干式样处脱误一二字事体不同。虽已引用前项朝旨告示施行外，窃虑向去诸路州军等处，亦有似此疑惑，今欲乞申明行下。」从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十二日，礼部上奏说：「周杞陈情请求，他的儿子周无逸在元符三年秋天到郓州应考进士科举，按照试院所张贴的告示称考中优等，但因第三道策论中漏写『谨对』二字而被驳回落榜，前来本部申诉，请求依照脱漏文字的先例予以发解。本部审核认为，举人的试卷既然已经设立了固定的格式条目，自当一体遵守。如果有不按格式书写的，恐怕会暗中作弊侥幸，这是最紧要的关防之处，与不涉及格式的地方脱漏一两个字的情形不同。虽然已经援引前述朝廷旨意告示予以施行，但私下担心此后各路州军等地，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疑惑不明之处，现在想请求申明晓谕施行下去。」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月十八日，礼部言：「太学博士张大亨称，近复置《春秋》科，契勘《春秋》正经内可为题者不多，乞于正经内三传解经处出题外，有缘经生文，即不系解经旨处，更不出题。礼部国子司业、太学博士同共议定，将中经各随大经分定，《春秋》兼《书》，《周礼》兼《易》，《礼记》兼《诗》，《春秋》于三传解经处出题，虽缘经生文，而不系解经旨处，不许一例出题。」从之。

——三月十八日，礼部上奏说：「太学博士张大亨称，近来重新设置了《春秋》科，核查《春秋》正经之中可以作为考题的内容不多，请求除了在正经中三传解经的地方出题之外，其余那些由经文生发出来的文字，即不属于解释经旨的地方，就不要再出题了。礼部、国子司业、太学博士共同商议决定，把中经各自依附大经分别确定，《春秋》兼配《尚书》，《周礼》兼配《易》，《礼记》兼配《诗》，《春秋》在三传解经的地方出题，虽然是由经文生发出的文字，但凡不属于解经宗旨的地方，一律不许出题。」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崇宁元年二月十日，礼部言：「河中府进士常远猷状，先三次请到河中府文解，两次请到河南府文解，于今年六月内，召保官二员，经汝州自陈，乞并叙归河中府一处，依条设后投纳免解文字。看详举人曾于他处得解，欲并叙举数归一处者，久来别无立定自陈日限。昨绍圣三年创立自陈日限，在于人情，亦容有所不知。乞行下河中府、河南府，保明无妄冒，先次出给公据，许令通理，经所属投下免解文字。如更有似此之人，在去年终以前陈乞者，令所属候今来指挥到院，限十日内勘会，保明申部。」从之。

——崇宁元年二月十日，礼部上奏说：「河中府进士常远猷状告，他先前三次考取过河中府的文解，两次考取过河南府的文解，在今年六月内，召请了两名保官，经汝州自行陈述，请求把这些一并归入河中府一处叙算，依照条例此后投纳免解的文书。审核认为，举人曾在别处取得解额，想要把应举次数一并归入一处叙算的，长期以来并没有设立固定的自行陈述期限。此前绍圣三年才创立了自陈期限，从人情事理上看，也容有不知情的情况。请求行文下达河中府、河南府，保证核实并无虚假冒充之后，先行发给凭证，允许一并通融计算，经由所属衙门投递免解文书。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去年年终之前提出申请的，令所属衙门等到这次的指挥文书到达之后，限十日内查核会核，保证核实后申报礼部。」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六月二十九日，奉议郎、太学博士慕容彦逢言：「神宗皇帝以经术造士，故科举校所选之文，醇于义理，非深有得于经术者不能为也。绍圣纂承，惓惓以取士为先务，而元符之末，时事纷更，学校官稍非其选，或喜浮靡，或尚怪僻，或进纵横权变之学。其程文与上游者传播四方，谓之新格，转相袭蹈，以投时好。陛下监观治体，灼见其原，追讲先猷，以幸教多士，固乡风承德矣，然余习犹未殄也。臣愿陛下因秋试进士，特诏有司，惩革其弊。其所取以义理为先，文采为后，凡浮辞僻论、踳驳不纯者，咸沮黜之。庶几学者唯义理之从，以副陛下继述神考造士之意。」诏降付国学、开封发解所。

——六月二十九日，奉议郎、太学博士慕容彦逢上奏说：「神宗皇帝用经学来培养造就士人，所以科举考试所选取的文章，都醇正于义理，不是对经学有深切心得的人是做不到的。绍圣年间继承先志，恳切地把选取士人作为首要事务，然而到元符末年，时事纷纷变更，学校的官员选任稍有不当，有的喜好浮华绮靡，有的崇尚怪僻，有的推崇纵横权变之学。他们的考试文章和名列前

译茅者的文章传播四方，被称为「新格」，人们辗转相互沿袭效仿，来迎合当时的喜好。陛下监察观照治国大体，明察其中的根源，追随讲求先前的谋略法度，从而教化众多士人，本已使乡风归顺、承奉德教了，但残余的积习还未消除净尽。臣希望陛下借着秋季考试进士的机会，特别诏令有关部门，惩治革除这种弊端。所取士人应以义理为先，文采为后，凡是浮华言辞、偏僻议论、驳杂不纯的，一律加以摈弃黜落。这样才可望使求学的人只遵从义理，以符合陛下继承阐述神宗皇帝培养造就士人的心意。」诏令下发交付国学、开封发解所。

七月二十八日，臣寮言：「检会元符三年十一月从请置《春秋》博士，仍着令听于三传出题，此殆失神考以经术造士之意也。窃帷《春秋》之经，其文约，其义隐，非与鲁史俱传，则当时事实莫可稽考。今事不书于正经，而出于三传所记述者多矣，其虚实是非，无自而知，将何以训迪多士，发明天下义理之蕴 此臣等所谓殆失神考以经术造士之意者也。乞诏进士勿治《春秋》，省博士增置员阙，正建议者罪，以定昭代继述之休。」诏过今次科场罢。

——七月二十八日，臣僚上奏说：「查核元符三年十一月，听从请求设置了《春秋》博士，并且令其在三传中出题，这恐怕是违背了神宗皇帝用经学培养造就士人的本意。私下考虑《春秋》这部经书，文字简约，义理隐晦，如果不与《左传》等鲁国史书一并流传，那么当时的史实就无从考证。如今很多史事不记载在正经之中，而出自三传所记述的，这些内容的虚实是非，没有依据可以判明，又将凭借什么来训导教育众多士人，阐发天下义理的蕴涵呢 这就是臣等所说的恐怕违背了神宗皇帝用经学培养造就士人本意的地方。请求诏令进士不研习《春秋》科，裁撤博士增设的员额，追究提出建议者的罪责，以确定昭明当代继承先志的美善。」诏令：过了这次科场考试之后就予以废罢。

八月十六日，臣寮言：「乞检会元丰进士试论日兼试律义之文，参酌行之，此诚有助经术作人之道。」从之。仍后次科场施行。

——八月十六日，臣僚上奏说：「请求查核元丰年间进士考试论文之日兼考律义文章的做法，斟酌参照施行，这确实有助于以经学培养造就人才之道。」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并且从下一次科场考试开始施行。

二年六月八日，礼部言：「添修到《崇宁贡举通用式》，犯不考条内添入『义论策卷辄作歌辞画卦之类』一十二字，别不冲改前后条贯。」从之。

——二年六月八日，礼部上奏说：「添加修订了《崇宁贡举通用式》，在犯不考的条款内加入『义论策卷辄作歌辞画卦之类』十二个字，此外不改动前后其他条例。」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九月十日，臣寮言：「窃谓使士知经，咸欲如元丰之盛，莫若取诸经时文印板，一切焚毁。今后除府、监发解省试并太学补试、公私试第一名经义方许印行，其余悉不得贾售杂乱。仍行下国子监，严立科条，开封府常切检察。」从之。

——九月十日，臣僚上奏说：「私下认为要使士人通晓经学，都想要达到像元丰年间那样的兴盛局面，不如将各经当时流行文章的印板，全部焚毁。今后除了府、监发解、省试以及太学补试、公私考试的第一名经义文章才许可印行以外，其余的一律不许买卖流传混杂。并且行文下达国子监，严格订立科条，开封府经常切实检查督察。」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诏：「岁考月书、乡举里选之法，以其间有未便事节，近委有司别行讲究。虑修立法度忽遽，未易成就，犹须宽假岁月，精加考求，期于协顺人情，选拔寒乡俊秀而后已。所有后来科场，可更令参以科举取士一次。」

——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诏令：「按年月考核记录、按乡里选举推荐的法度，因其中有不便施行的环节，近来已委托有关部门另行研究处置。考虑到修订建立法度仓促行事，不容易成功，还需要放宽时日，精细加以考求，期望能够协调顺应人情，选拔出贫寒乡里的优秀人才才罢休。因此此后的科场考试，可以再命参照采用科举取士的方式进行一次。」

十一月十七日。诏曰：「神考尝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之令。其法始于畿甸，而未及行于郡国。肆朕纂图，悉推行之，设辟雍于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礼文咸举，制度大备。然今州郡犹以科举取士，而学校之法不得以颛行，故士心所向未一。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如故事外，并严州郡发解及省试法，其取士并繇学校升贡。」

——十一月十七日。诏书说：「神宗皇帝曾经议定用三舍法取士，而废罢了州郡科举取士的政令。这个法度起始于京畿地区，还没有来得及推行到各州郡国。如今朕承继谋划，全面推行这一法度，在国都郊外设立辟雍，用来接待经升等贡送的士人，礼仪文教都已举办，制度已经十分完备。然而如今州郡仍旧用科举取士，使得学校的法度不能专一施行，所以士人的心意所向不能统一。特诏令天下，今后的科场考试，除依照旧例之外，一并严格执行州郡发解及省试的法度，选取士人一律由学校升等贡送。」

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司成薛昂言：「今仿《周官》每岁考德行道义，三年大比之意，为岁贡之制，俟满三岁，则赴殿试。」从之。

——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司成薛昂上奏说：「如今仿照《周官》每年考核德行道义、三年一次大规模考核比较的用意，制定岁贡之制，等到满三年，就参加殿试。」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文献通考》：崇宁四年，诏：「将来大比，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辟雍太学，其亟以此意谕达远士，使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而士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不能辍身试补者，可从挟额应科举，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试兼与而两得，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时人议其法曰「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故诏书及此而加以审订，未遽废科举也。

——《文献通考》记载：崇宁四年，诏令：「今后的大规模考核比较，再参照采用科举取士的方式进行一次。辟雍太学，要赶紧把这个意思传达告知远方的士人，使他们立即知晓。」当时州县都全面推行三舍法，做官者的子弟可以免试入学，而在学的士人，则须经过多年累次考试才能达到应有的资格。那些不能抽身参加考试补录的人，可以凭挂名的名

译额应考科举，不能像在籍学生那样对待。三舍法与解试两种途径兼而有之，两方面都能获益，而贫穷又年老的人尤其为此感到困苦。当时人评议这个法度说「有利于富贵者而不利于贫贱者，有利于年少者而不利于年老者，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所以诏书说到这里又加以审慎订正，并没有立即废除科举。

五年十月一日，礼部尚书朱谔言：「奉诏令礼部将诸科六举、四举、两举已上贡举人，具姓名人数闻奏，当议别行推恩。今契勘元佑年中置经律、通礼两科，许于诸科额内解发。至绍圣元年废罢，并系一举之人，即与熙宁五年已前旧应诸科举人不同，将来别无科额。又诸科并系熙宁元年累举以来，自得解后，不曾到省，其间恐涉伪冒。」诏：「七举与本科及第，六举本科出身，五举同本科出身，四举与上州文学，三举下州文学，两举一举并经律、通礼科人，候将来科场，更令取应一次。仍依限具合推恩诸科举人所应科目、姓名、乡贯、年甲、三代、户头、举数、年月，逐一开析，勘验委是正身，于贡举条制别无违碍虚伪，结罪保明，闻奏施行。」

——五年十月一日，礼部尚书朱谔上奏说：「奉诏令礼部将诸科考取六次、四次、两次以上的贡举人，列出姓名人数上奏，应当另行商议给予特别恩典。如今查核元佑年间设置了经律、通礼两科，允许在诸科名额内发解。到绍圣元年废罢，其中都是只考过一次的人，就与熙宁五年以前旧日应考诸科的举人不同，今后再没有别的科额。又诸科都是从熙宁元年累计应举以来，自从取得解额之后，就不曾到省城参加考试，这中间恐怕涉及作伪冒名的情形。」诏令：「考过七次的与本科及第，六次的授予本科出身，五次的等同本科出身，四次的授予上州文学，三次的授予下州文学，两次、一次以及经律、通礼科的人，等到将来的科场考试，再令他们应试一次。并且依照期限，详列应给予推恩的诸科举人所应考科目、姓名、籍贯、年龄、三代、户主、应举次数、年月，逐一开列分析，核实确系本人，在贡举条例制度上没有其他妨碍或虚假之处，具结罪状保证核实，上奏施行。」

十一月十五日，礼部言：「昨开坐崇宁五年省试下诸科，止为系近曾到省人数，依十月一日诏，即未有合如何施行指挥。窃恐省试后内有事故之人，今来欲依已降指挥，本属勘验到逐旋闻奏，其未经并叙举数者，今系理举数推恩。若本属保奏到内有未并举数，亦乞通理，申明行下。」从之。

——十一月十五日，礼部上奏说：「先前开列崇宁五年省试落第的诸科举人，只是近来曾到省城参加考试的人数，依照十月一日的诏令，还没有相应如何施行的指挥文书。私下担心省试之后其中有出现变故的人，如今想依照已经颁降的指挥，由本属衙门核实之后陆续上奏，其中未曾并入叙算应举次数的，现在按照计算应举次数给予推恩。如果本属衙门保奏上来的人中有未并入应举次数的，也请求一并通融计算，申明晓谕施行下去。」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大观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中书省言：「诸路州学限年应科举之法，系未罢科举已前条贯。今来士人并由学校岁贡，应缘科举载在学令者，已依《大观新书》冲改，所有权留三分科举一次。其应举人，除太学已有专法外，其诸路不以曾系学籍不系学籍，自合取应，依贡举元条施行。其国子随行亲及今年不曾附试贡士合锁厅人，亦合令取解。」从之。

——大观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中书省上奏说：「各路州学限定年龄应考科举的法度，是在尚未废罢科举以前所订立的条例。如今士人都由学校每年贡送，凡是因科举而记载在学令中的条款，已经依照《大观新书》加以冲抵改动，所以暂时保留三分之一科举名额施行一次。凡应考举人，除太学已有专门的法度以外，其余各路无论曾经在学籍还是不在学籍，都应当照常应考，依照贡举原有的条例施行。国子监随行家属以及今年未曾附试的贡士，应当锁厅应试的人，也应当令其取得解额。」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五月二十日，御笔：「自今学生愿兼他经者听。逐经分场引试，免试《论语》、《孟子》，依格取合格者，至拆号日类聚比较，以中二经为上等，一经而在十名内者为中等，余为下等，别榜晓示。诸内舍生兼经曾入第二等以上者，听与贡士兼经人同试兼经，虽试中而本经不预贡士举升补，不在类聚比较之限。兼经每经十五号，取合格者一号。诸经兼人曾预贡士举院试入上中下三等者，遇释褐或殿试唱名日，别作一项具名闻奏。若御试唱名，上舍释褐人曾预贡士举院试兼经入上等者，与升一甲，本甲上名不及十名者，仍通升十名。中等升十名，下等升五名，已上如为第一甲者，即更不升。仍并预内外学官之选。」从之。详见国子监门。

——五月二十日，皇帝亲笔御批：「从今以后学生愿意兼习其他经书的，听凭其便。各经分场进行考试，免试《论语》、《孟子》，依照标准录取合格者，到拆封考号那天分类聚合比较，以兼通两经者为上等，只通一经而名列前十名者为中等，其余为下等，另行张榜告知。各内舍生兼经曾考入第二等以上的，听凭其与贡士兼经的人一同考试兼经，虽然考中但本经不参与贡士举的升等补录，不在分类聚合比较的范围之内。兼经每经取十五个名额，从中录取合格的一名。各经兼习之人曾参与贡士举院试而考入上、中、下三等的，遇到释褐授官或殿试唱名之日，另外作为一项列名上奏。如果是御试唱名，上舍释褐人曾参与贡士举院试兼经考入上等的，给予升入一甲，如果本甲上等名额不满十名，仍通融升满十名。中等升十名，下等升五名，以上如果已是第一甲的，就不再升等。同时都一并参与内外学官职位的遴选。」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详情见国子监一门。

十一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学教授何浩言：「朝廷一新学校，革去科举之弊，而复兴乡举里选之制，法令至具矣。每年一试，类差有出身人以充考试官，而应举之士未尝经历学校，考以素行，徒用一日空言定为去取，故诸州士人亦意有出身官必差充考试，而取其空言也。往往编集平昔所集经义、论策之类，猥以投贽文字为名，交相请托于有出身官之门，以侥幸一得。且今合格之文，有司之公取也，尚不许印卖。使天下之士各深造而自得之，岂可容私自编集，以为请托之资乎 欲乞诸路州县应有出身之人，将来合差充考试官者，不得收接见任或他州县士人投贽所业经义、论策文字，庶绝前

译日科举侥幸之风，而上称朝廷所以委任考求行实之意。」从之，仍先次施行。

——十一月五日，宣德郎、前利州州学教授何浩上奏说：「朝廷全面革新学校，革除科举的弊端，重新兴起乡举里选的制度，法令已经十分完备。每年一次考试，大都差遣有出身的人担任考试官，但应举的士人并未曾经历学校的历练，仅凭平日的品行来考核，只用一日的空言议论来决定取舍，所以各州士人也认为有出身的官员必定会被差遣担任考试官，从而看重那些空言议论。往往编集平日所积累的经义、论策一类文章，冒用「投递名帖文字」的名目，相互请托于有出身官员的门下，以求侥幸获取一得之利。况且如今合格的文章，是有关部门公开选取的，尚且不许印刷贩卖。要使天下的士人各自深入钻研而自有心得，怎么能容许私自编集这些文章，作为请托的凭借呢 想请求各路州县凡是有出身的人，将来应当被差遣担任考试官的，不得收受现任或其他州县士人投递的所学经义、论策文章，希望能够杜绝以往科举中的侥幸风气，从而上合朝廷所以委任考求实际德行的用意。」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并且先行施行。

三年正月二十日，诏：「国家承平日久，文物之盛，度越前古。今庠序之教兴，科举之制罢，试之贡院，逮七千人，有司较艺，额止百数，甚失兼收博访之意。贡院取士，可于额外增一百人。」

——三年正月二十日，诏令：「国家太平日子已久，文教昌盛，超越前代。如今学校教育兴盛，科举制度废罢，在贡院参加考试的人，达到七千人之多，有关部门比较才艺后录取，名额只有百余人，大大违背了兼收并蓄、广泛访求人才的用意。贡院取士，可以在原有名额之外增加一百人。」

二月九日，诏：「科举已罢，士有年高德邵者，苟或弃遗，非贵老急材之道。其特奏名人，应限五举、六举、七举者，各特减一举。内河北、河东、陕西又减一举。限年六十以上者，可减五年。」

——二月九日，诏令：「科举已经废罢，士人中有年岁高德行厚的，如果被遗弃遗漏，不是尊重老者、爱惜人才的正道。凡特奏名的人，应当限定应举五次、六次、七次的，各特别减去一次。其中河北、河东、陕西的，再减去一次。年龄限定在六十岁以上的，可以减去五年。」

政和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姚佑等奏乞《礼部贡举令》内收入不得援引皇帝名。从之。

——政和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姚佑等人上奏请求在《礼部贡举令》中收入不得援引皇帝名讳的条款。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一月十五日，臣寮言：「乞士大夫毋得体释氏之说为文，士子程文有引用佛书，或为虚无怪诞之言者，皆黜勿取。」从之。

——十一月十五日，臣僚上奏说：「请求禁止士大夫依照佛教学说撰写文章，士子的应试文章如有引用佛书，或者发表虚无怪诞言论的，一律黜落不予录取。」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神宗皇帝以声律偶对之文，雕虫篆刻，不足以发同日，臣僚言：「伏挥圣人之余蕴，遂罢诗赋，崇经术。元佑中，曲学陋儒，自售其私，请以诗赋取士，仍争为篇章，更相酬唱，欲天下之众而从之。哲宗皇帝深悯其弊，俄即废革，尽复熙丰科举之法。陛下兴学养士，增光前烈，亲洒宸翰，训迪多方。元佑学术政事，悉禁毋曾，然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仰渎聪聪。盖义理之学高明而难通，声偶之文美丽而易入，喜易而恶难者，世俗之常情也。傥非重行禁约，为之矫拂，恐复流而为元佑之学矣。」诏榜朝堂，委御史台弹劾。

——同一天，臣僚上奏说：「神宗皇帝认为声律对偶的文章，只是雕虫小技，不足以阐发圣人的深奥蕴涵，于是废罢了诗赋取士，崇尚经学。元佑年间，学识偏颇的浅陋儒者，兜售自己的私见，请求用诗赋取士，于是争相写作篇章，相互酬答唱和，想要使天下众人都跟从这种做法。哲宗皇帝深切怜悯这种弊端，很快就予以废除革新，全部恢复了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法度。陛下兴办学校培养士人，为前代先烈增添光彩，亲自挥笔撰写文告，多方训导教育。元佑年间的学术政事，都已一概禁止不再施行，然而士大夫这些人，学校之中，仍旧私下相互传习诗赋，有的甚至擅自投献呈上，惊扰了陛下的圣听。这是因为义理之学高深而难以通达，声律对偶的文章华美而容易入门，喜好容易的而厌恶艰难的，是世俗人之常情。倘若不严加禁约，对此加以矫正遏止，恐怕又会重新流于元佑年间的学风了。」诏令张榜于朝堂，委托御史台加以弹劾纠察。

二年正月九日，御笔：「契勘今次科举，赴省试人数颇多，取数甚少，深虑遗逸人材。如增解额，即于学校非便。若依崇宁、大观年例，增添省额，自与贡士两不相妨。今次可特添省额一百人，以朝廷之大，增士百人，食禄亦不为过举，宜依此行下。」

——二年正月九日，皇帝亲笔御批：「查核这次科举，参加省试的人数颇多，而录取名额很少，深深担忧会遗漏遗失人才。如果增加发解的名额，则对学校不利。如果依照崇宁、大观年间的先例，增添省试录取名额，则自然与贡士制度两不相妨。这次可以特别增添省试名额一百人，以朝廷的宏大规模，增加百名士人，供给俸禄也不算是过分的举措，应当依此下发施行。」

二十四日，臣僚言：「舆论以谓，士人溺于元佑挟书之习者尚多有之，蝇头细字，缀成小册，引试既毕，遗编蠹简，几至堆积。兼鬻书者以《三经新义》并庄、老子说等作小册刊印，可置掌握，人竞求买，以备场屋检阅之用。虽其法甚严，而前此有司往往爱惜士风，未之举行，遂致荒唐缪悠之人，公然抵冒，无复忌惮。窃谓义理本以待士，彼或冒法，则非士也，尚何恤乎!伏望圣慈申严怀挟之禁，增重巡铺纵容之责，印行小字《三经义》，亦乞严降睿旨，禁止施行。」从之。

——二十四日，臣僚上奏说：「舆论都说，士人沉溺于元佑年间挟带书籍应试这种习气的仍有很多，用蝇头细字，连缀成小册子，考试结束之后，遗弃的书册蠹坏的简牍，几乎堆积成山。加上贩卖书籍的人把《三经新义》以及《庄子》《老子》的注说等编成小册刊印，可以放在手掌之中，人们争相购买，用来备考场检阅之用。虽然这方面的法令十分严格，但此前的有关部门往往爱惜士人的风气，没有加以执行，以致使荒唐乖谬的人，公然抵触触犯，再无顾忌。私下认为义理本是用来对待士人的，那些人如果触犯法令，就不是真正的士人了，又有什么值得怜恤的呢!希望圣上慈恩重申严格挟带的禁令，加重对巡铺官员纵容失职的责罚，对于印行小字《三经义》的行为，也请求严格颁降圣旨，予以禁止施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月十日，诏：「契勘内外试院，自

译来晓示试人，宗庙名讳，久例全书，兼张挂于墙壁，或铺陈于涂路，与文牓杂处，略无分别，使愚俗聚观环读，宁免指斥祖宗庙讳乎 闻之嗟恻，有渎在天之灵。自今后仰离拆书写，假令「渎」字曰「水卖」之类。仍置木榜，张挂于屋下。仰立法将上取旨。」

——二月十日，诏令：「查核内外试院，向来晓谕告示应试之人时，对于宗庙的名讳，长期依例全文书写，并且张挂在墙壁上，或者铺陈在道路上，与考试文告混杂放置在一起，几乎没有区别，使得愚昧的百姓聚集围观诵读，怎能避免触犯指斥祖宗的庙讳呢 听闻此事深感痛惜，这是对在天之灵的亵渎。从今以后应当分开拆解书写，比如「渎」字要写成「水」「卖」两字之类。并且设置木牌，张挂在屋檐之下。应当拟定法令上呈请旨。」

三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蔡薿等言：「比岁学者妄相传播，谓学校以史书为禁，士子程文至于历代世次先后、古人名氏显著者，亦或差舛。乞今后时务策，并随事参以汉唐历代故实为问。」从之。

——三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蔡薿等人上奏说：「近年来求学者胡乱相互传播，说学校把史书列为禁书，以致士子的应试文章对于历代世系先后次序、古人的著名姓名字号，也常常出现差错谬误。请求今后的时务策问，都应结合事理参照汉、唐历代的典故史实来出题询问。」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四月七日，中书省内降林伯达策卷，内签贴出「虞」当作「集」，「功」当作「窃及」二项，非所宜言八十七字，意涉诋讪等。奉御宝批贡院考校：「潮州贡士林伯达试策，用字舛讹，文辞纰缪，虽已黜落，缘论议不正，趣向倾邪，有害学术，所当惩诫。」诏：「林伯达屈出学，送永州编管，仍永不得入学。点检试卷官黄唐传、参详官魏宪送吏部，与合入差遣，知举蔡嶷降两官，同知贡举慕容彦逢、宇文粹中、张 各降两官。」

——四月七日，中书省内颁下林伯达的策论试卷，其中签注标出「虞」字应当作「集」字，「功」字应当作「窃及」两处，以及不应当说的言辞八十七字，用意涉及诋毁讥讽等情况。奉皇帝御宝批示贡院加以考校：「潮州贡士林伯达的试策，用字讹误，文辞谬误，虽然已经黜落，但因其议论不正，志趣倾向邪僻，有害于学术，应当予以惩戒。」诏令：「林伯达勒令退出学籍，发送永州编管，并且永远不得再入学。点检试卷官黄唐传、参详官魏宪送交吏部，给予相应的差遣，知举蔡嶷降两官，同知贡举慕容彦逢、宇文粹中、张各降两官。」

二十六日，臣僚言：「唐开祖程试纰缪，主司校考不精，宜有薄罚，未见施行。臣窃谓程文经圣览，亲摘见其疵病，而有司失考之罪，隐忍不行。则陛下之所不见，上下诞谩以相庇覆者，岂可胜言哉!伏望睿慈详酌，正主司差失之罚。」诏：「唐开祖经义稍齐整，《孟子》义云『即水以观性，离水以观性』近佛语，又非是，策殊不工。知举蔡薿、同知举慕容彦逢、《易》义卷点检试卷官江天一、同知举宇文粹中、论卷点检官江致平、同知举张 、策卷点检试卷官段拂、参详官胡伸各罚铜十斤。其唐开祖今后不得与学官试官差遣。」

——二十六日，臣僚上奏说：「唐开祖的应试文章有谬误，主考官员校对考核不够精细，应当给予薄惩，但至今未见施行。臣私下认为，应试文章经过陛下亲览，亲自指出其中的瑕疵毛病，而有关部门失于考核的罪责，却隐忍不予追究施行。那么陛下所未能看见的地方，上下之人荒诞欺瞒相互包庇隐瞒的情形，又岂能说得尽呢!希望陛下圣明慈恩详加酌定，纠正主考官员差失的处罚。」诏令：「唐开祖的经义文章尚算齐整，但《孟子》义中说『即水以观性，离水以观性』一语近于佛家言语，也是不对的，策论殊为不精。知举蔡薿、同知举慕容彦逢、《易》义卷点检试卷官江天一、同知举宇文粹中、论卷点检官江致平、同知举张、策卷点检试卷官段拂、参详官胡伸各罚铜十斤。这唐开祖今后不得给予学官、试官一类的差遣。」

五年二月二日，翰林学士兼侍读王甫等言：「窃以贡院锁宿前，朝廷专委用开封府官一员充诸司，与所差内侍预办供帐什物等事，而于法未有前期差官点检之文，排办类不如法。乞每岁锁院前十日，令诸司官及管勾贡院什物库官具排办足备文状，申尚书礼部，差郎官一员专行点检，保明申尚书省。内贡院见管什物与举人就试书案，岁久数多，应办不足，所存亦皆弊坏，乞特命有司措置添修。」从之，仍立法。

——五年二月二日，翰林学士兼侍读王甫等人上奏说：「私下认为，贡院锁院住宿之前，朝廷专门委任一名开封府官员担任诸司事务，与所差遣的内侍一同预先办理供帐器具等事务，但法令中没有关于提前差官点检的条文，因而各项排办往往不合法度。请求每年锁院前十天，命各司官员以及管勾贡院器物库的官员，开列排办齐备的文状，申报尚书礼部，差遣一名郎官专门前往点检，核实后申报尚书省。贡院现存管理的器物以及供举人应试用的书案，年代久远数量众多，供应办理已经不足，现存的也都已破损败坏，请求特别命令有关部门措置添置修缮。」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并且订立法令。

三月十六日，臣僚言：「伏见朝廷设法取士，最为严密。陛下昨降睿旨，试院令皇城司差察事亲事官二十人。唯贡士举院别试所未有差亲事官察视明文，别试所引试宗学、太学、辟雍、武举并开封府学三舍生人数不少，与贡举事体无异，若不预为关防，深虑他日玩习，复容奸弊。」从之，差六人。

——三月十六日，臣僚上奏说：「私下看到朝廷设立法度选取士人，最为严密。陛下昨日颁降圣旨，令试院由皇城司差派察事亲事官二十人。唯独贡士举院的别试所，还没有差派亲事官前往察视的明文规定，别试所主持考试宗学、太学、辟雍、武举以及开封府学三舍生的人数不少，与贡举的事体没有区别，如果不预先设立防范措施，深深担忧日后会玩忽懈怠，重新容留奸邪弊端。」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差派六人前往。

十八日，尚书省言：「今次就试特奏名进士一千五十七人，特奏名诸科二人。检会崇宁五年、大观三年、政和二年就试特奏名诸科人并第二、第三等以上所取人数。」诏：「今次特奏名进士第一、第二等所取通不得过六十人，第三、第四等通不得过四百五十人。特奏名诸科随所试合入等第推恩，余人依条施行。」

——十八日，尚书省上奏说：「这次参

译加考试的特奏名进士有一千零五十七人，特奏名诸科有二人。查核崇宁五年、大观三年、政和二年参加考试的特奏名诸科人以及第二、第三等以上录取的人数。」诏令：「这次特奏名进士第一、第二等录取的人数总共不得超过六十人，第三、第四等总共不得超过四百五十人。特奏名诸科依照考试结果应入的等第给予推恩，其余的人依照条例施行。」

六年十二月十日，秘书省正字孙觌言：「顷年科举之法，三岁诏下，以庙讳御名大书之牓，揭于士人游集之地，腥秽混杂，途人蹂践，徒致亵慢。望特诏贡士院及内外学校，如遇试，许令前期出榜告谕诸犯名讳为不考试，更不得揭示偏傍及板榜之类。」诏更不出榜揭示。

——六年十二月十日，秘书省正字孙觌上奏说：「往年科举的法度，每三年颁下诏书，把宗庙名讳、皇帝御名用大字写在告示上，张挂在士人聚集游走的地方，腥秽污物混杂其中，过路的人踩踏践踏，只会导致对名讳的亵渎轻慢。希望特别诏令贡士院以及内外学校，遇到考试时，允许提前出榜告知，凡是触犯名讳的即为不合格不予考试，不得再张贴揭示偏旁字形以及刻板告示之类。」诏令此后不再出榜张挂揭示。

十四日，诏：「比来士失所守，假名代笔，挟书就试，干托请求，观望权要，岂朕所望于士哉!已命有司重寘于法。其令监司互察，知而不举，与同罪。提举、教授仍加二等。」

——十四日，诏令：「近来士人丧失应当持守的操行，假冒姓名请人代笔，挟带书籍应考，钻营请托，观望依附权贵要人，这难道是朕对士人的期望吗!已经命令有关部门依法从重处置。命令各监司相互稽察，明知而不揭发的，与本人同罪。提举、教授的处罚再加重两等。」

七年二月一日，臣僚言：「仰惟陛下缉熙先志，罢黜科举，以学校岁贡多士，群试于有司。间者辄敢怀挟，招致人言，朝廷始以皇城司亲从官察视其事。访闻贡院所差人，不知专以察视为职，其苛扰殆至诟詈侵辱，并及无辜，而编栏人等又或暗投文字，诬执士人，以幸赏典。欲望圣慈申命有司，礼闱之中，毋以凌蔑士人。访闻去岁贡院引试，有于学生坐次或得文字一册者，巡铺官争欲便牒送，赖知举等定验，其学生乃是治《书》，其日系试策，文字却是《易》义，事理辨明，仅逃刑宪。」诏从之，仍札与皇城司。

——七年二月一日，臣僚上奏说：「仰惟陛下光大先志，废黜科举，用学校每年贡送众多士人，群集在有关部门应试。近来竟有人擅自挟带书籍，招致他人议论，朝廷这才用皇城司亲从官前往察视此事。私下访闻贡院所差派的人，不明白应当专门以察视为职责，其苛刻骚扰几乎达到辱骂侵犯的地步，并且殃及无辜的人，而编栏之类的人员又有的暗中投递文字，诬陷牵连士人，以求侥幸获得赏典。希望圣上慈恩重申命令有关部门，在礼闱考场之中，不要凌辱轻蔑士人。访闻去年贡院引导考试时，有在学生座位处发现一册文字的，巡铺官争相要立即行文押送查办，幸赖知举等人确定核验，那名学生原来是研习《尚书》的，当天正考策论，而那册文字却是《易》义，事理辨明之后，才勉强逃脱了刑罚。」诏令听从此奏，并且下发文书给皇城司。

三月二十六日，诏诸科三经应举以上人，许赴来年学事司试一次。

——三月二十六日，诏令诸科凡应举三经以上的人，允许参加明年学事司的考试一次。

四月十四日，兵部尚书蒋猷言：「比蒙差考试，窃见试所差巡铺官，例皆年幼不甚谙练。乞自今后贡士贡院巡铺，并差三十以上者，庶几皆熟条禁。」从之。

——四月十四日，兵部尚书蒋猷上奏说：「近来蒙差遣担任考试官，私下看到考试场所所差派的巡铺官，照例都是年纪幼小不太熟悉考场规矩的人。请求从今以后贡士贡院的巡铺官，都差派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大都熟悉各项条例禁令。」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七月二十八日，礼部尚书许光疑言：「三月二十六日诏，许诸科三经应举以上人赴来年学事司试一次。契勘自来诸科人应举，并经本县自陈，勘验申州收试。其应干取应文籍，并在所属州县。既未经解发，本部别无簿籍照证。欲乞行下诸路提举学事司，预报所部州县，委官取索自来诸科应举公案勘验，令三人以上结为一保。如一州不及三人处，即召命官一员保识引问，别无违碍，本州保明申学事司收试，庶几杜绝伪滥。」从之。既而蔡薿等复奏：「京东东路提举学事司申命，本路九州军诸科举人三百四十五人，未审如何纽计分数，取合格人。其考校取人分数，即未有明降指挥。兼附试新旧科明法、《尚书》、《毛诗》、学究、五经、三传人未审合格，逐科目取人，为复通衮取人。本部契堪前次诸科一举两举人，许附学事司试一次。缘当时别无解额，止取就试逐色合格之人赴政和六年贡士举院试，具得失取定其不合格人，本部类聚闻奏。契勘今来京东路学事司申明前件事理，除前次一举两举人已有逐件赦文指挥施行外，今来三经应举终场人，止是各为应举，自来并不曾合格，比之一举两举人事体至轻，即未审合如何施行。」诏政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并七月二十八日指挥，并更不施行。

——七月二十八日，礼部尚书许光疑上奏说：「三月二十六日的诏令，允许诸科三经应举以上的人参加明年学事司的考试一次。查核历来诸科人应举，都要经本县自行陈述，核验之后申报本州收取应试。其相关应举的文书档案，都存在所属的州县。既然未曾经过发解，本部另外没有簿籍可以核证照对。想请求行文下达各路提举学事司，预先通报所辖的州县，委派官员取索历来诸科应举的公案加以核验，令三人以上互相结为一保。如果一州不足三人的地方，就召请一名命官出面担保辨识询问，如果没有其他妨碍之处，由本州保证核实后申报学事司收取应试，希望以此杜绝虚伪滥竽充数的情形。」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不久蔡薿等人又上奏说：「京东东路提举学事司申报命令，本路九州军诸科举人共有三百四十五人，还不清楚应当如何计算分数，来录取合格的人。其考核录取分数的办法，还没有明确颁降指挥文书。并且附试的新旧科明法、《尚书》、《毛诗》、学究、五经、三传等科目的人是否合格，是应当逐个科目分别录取人，还是应该混合统一录取人。本部查核先前诸科应举一次、两次的人，允许附于学事司考试一次。因为当时另外没有解额，只是选取参加考试各色合格的人前往政和六年贡士举院考试，列出得失来确定其中不

译合格的人，本部再分类汇聚上奏。查核如今京东路学事司申明前述事项，除先前应举一次、两次的人已有各项赦文指挥施行之外，如今应考三经以上应举终场的人，只不过是各自参加了应举，历来都不曾合格过，与一次、两次应举的人相比事体要轻得多，还不清楚应当如何施行。」诏令：政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及七月二十八日的指挥文书，一并不再施行。

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省言：「勘会自来赦文，进士曾经省试下人，许理年理举就大比试。昨降重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并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赦内，除许理年就大比试外，未有理举赴试之文。」诏诸路进士曾经省试下四举，就许将来大比试，仍令礼部疾速施行。

——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省上奏说：「查核历来的赦文，进士曾经省试落第的人，允许按年份、按应举次数参加大规模考核比较的考试。此前颁降的重和元年十一月一日以及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赦文内，除了允许按年份参加大比考试之外，没有按应举次数参加考试的条文。」诏令：各路进士曾经省试落第满四次的，就允许参加将来的大比考试，并令礼部迅速施行。

三年二月二十日，诏：「太学以三舍考选，开封府及诸路以科举取士，并依元丰法。内舍、国子上舍及未曾赴上舍试贡士并国子生，并与免解，赴将来省试，以合就上舍试次数理免解次数。」

——三年二月二十日，诏令：「太学用三舍法考核选拔，开封府以及各路用科举取士，都依照元丰年间的法度。内舍、国子上舍以及未曾参加上舍考试的贡士以及国子生，都给予免解，参加将来的省试，把应当参加上舍考试的次数折算为免解的次数。」

《文献通考》：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文献通考》记载：宣和三年，诏令废罢天下的三舍法，开封府以及各路都用科举取士。只有太学仍旧保留三舍法，用来甄选考核课试。遇到科举时仍旧自行发解。

三月十五日，尚书省言：「今次就试特奏名进士，检会政和五年、八年就诸试人并第二、第四等以上取人分数，依条特奏名进士第一等已上，同科出身五经、学究、三礼；第一等中下，登仕郎；第二等上中下，京府助教。已上所取，通不得过二十人，依旧注官。第三等上中下，上州文学；第四等上中下，下州文学。已上所取，通不得过一百四十五人。遇赦年六十以上，召保注权入官。第五等上中下，诸州助教，式摄助教。欲今次特奏名进士第一等、第二等所取，通不得过三十七人。第三等、第四等，通不得过二百八十人。」从之。

——三月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这次参加考试的特奏名进士，查核政和五年、八年参加各次考试的人以及第二、第四等以上录取的人数比例。依照条例，特奏名进士第一等以上的，等同科出身五经、学究、三礼；第一等中下的，授登仕郎；第二等上中下的，授京府助教。以上所录取的人数，总共不得超过二十人，依旧例授官。第三等上中下的，授上州文学；第四等上中下的，授下州文学。以上所录取的人数，总共不得超过一百四十五人。遇上赦免年份六十岁以上的，召人担保后授予权摄入官。第五等上中下的，授诸州助教、式摄助教。这次拟定特奏名进士第一等、第二等所录取的人数，总共不得超过三十七人。第三等、第四等，总共不得超过二百八十人。」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六月十五日，三省言：「已诏取士并依元丰法。应在京及诸路未行三舍以前，试院约束并叙举数、违犯刑名殿举之类，并元丰后续降申明条件，乞依旧遵守。」从之。

——六月十五日，三省上奏说：「已经诏令取士都依照元丰年间的法度。凡是京城以及各路未曾施行三舍法以前，试院的约束规定以及应举次数的叙算、违犯法令被停止应举一类的处罚，以及元丰以后陆续颁降的申明条例，请求仍旧依照遵守。」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八月十二日，两浙、江东、福建、淮南路德音：「勘会特奏名进士推恩人内，有并举未圆合，所属保明诣省，出给敕牒者。缘所属州军系被贼徒焚劫去处，别无案籍保明，可令礼部检照贡籍，如委是诣实，并令给赐敕牒。又勘会东南诸路合免举进士，昨因方贼作过，道路阻节，不曾赴省试之人，并理为到省一举。仍令所属保明申礼部。」

——八月十二日，两浙、江东、福建、淮南路皇帝恩诏：「查核特奏名进士推恩人当中，有应举次数尚未合并齐全，所属衙门保证核实后到省，发给敕牒文书的。因为所属州军是被贼寇焚烧抢劫过的地方，另外没有档案簿籍可以保证核实，可以令礼部检查核对贡籍，如果确实属实，就一并发给敕牒文书。又查核东南各路应当免予应举的进士，此前因方腊贼寇作乱，道路阻隔，不曾赴省城参加考试的人，一并按照到省应举一次计算。并令所属衙门保证核实后申报礼部。」

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诏：「今来尚书礼部贡院下第举人，进士六举、曾经御试，八举、曾经省试，并年五十以上；进士四举、曾经御试下，五举、曾经省试下，并年六十以上。内河北、河东、陕西举人，于逐项举数内特与各减一举。进士曾经绍圣四年已前到省，前后实得两解，更不限年。进士曾经绍圣四年已前到省，并免解共及两解，更不限年。令尚书礼部贡院勘会，并特与奏名，许就殿试。应进士举人绍圣四年已前到省一举，见年五十以上者，令本贯州县勘会，结除名罪保明，申礼部贡院。内开封府、国子监即各召见任承务郎以上二员，亦依前项结除名罪保明，申礼部贡院勘会，逐旋闻奏，当议特与推恩。」

——五年二月二十九日，诏令：「如今尚书礼部贡院落第的举人，进士应举六次、曾经御试落第的，或应举八次、曾经省试落第的，并且年满五十以上；进士应举四次、曾经御试落第的，或应举五次、曾经省试落第的，并且年满六十以上。其中河北、河东、陕西的举人，在各项应举次数内特别各减去一次。进士曾在绍圣四年以前到省，前后实际获得两次解额的，不再限定年龄。进士曾在绍圣四年以前到省，连同免解共达两次解额的，不再限定年龄。命令尚书礼部贡院核查会核，一并特别给予奏名，允许参加殿试。凡进士举人在绍圣四年以前到省应举一次，如

译今年满五十岁以上的，令原籍州县核查会核，具结除名罪状保证核实，申报礼部贡院。其中开封府、国子监则各自召请两名现任承务郎以上的官员，也依照前述办法具结除名罪状保证核实，申报礼部贡院核查会核，陆续上奏，届时再议特别给予推恩。」

近降指挥，未曾赴上舍试贡士，许赴将来省试。寻行下国子监勘会，指定去后。本监勘会，本人虽已授官，前系已该贡，未曾经上舍试，今来本人合依未曾赴上舍试贡士，与免解赴将来省试。如更有似此之人，亦乞依此施行。本部欲依国子监申到事理施行。」从之。

——近来颁降的指挥文书，未曾参加上舍考试的贡士，允许参加将来的省试。随即行文下达国子监核查会核，指定明确后予以下发。国子监核查会核后回复，此人虽然已经授官，此前已属应贡之列，但未曾经过上舍考试，如今此人应当依照未曾参加上舍考试贡士的办法，给予免解参加将来的省试。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人，也请求依此办理施行。本部想依照国子监申报上来的事理施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月二十八日，礼部言：「江南东路转运司管勾文字虞澈状，先因父奏补，准告授迪功郎。缘澈元系河间府贡士，随侍父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于条移籍，入邻路河间府学。宣和元年二月内，升补上舍中等，贡至辟雍，拨入审是斋。至宣和二年二月内病在斋假，宣和三年正月内系长假，并不曾赴上舍试。伏近降指挥……」（如前段）

——十月二十八日，礼部上奏说：「江南东路转运司管勾文字虞澈状告，此前因父亲奏请补官，凭证授予迪功郎。因虞澈原本是河间府的贡士，随侍父亲任职河北西路提点刑狱，依条例转移了学籍，转入邻路河间府学。宣和元年二月内，升补为上舍中等，贡送到辟雍，拨入审是斋。到宣和二年二月内因病在斋内请假，宣和三年正月内又请了长假，一直都不曾参加上舍考试。（下接前引近降指挥内容）」

十一月一日，臣僚言：「窃见河北、河东路学事司昨奏，河间府考试官引试上舍，出《书》义题『无轻民事，惟难』，作『为』字，合格学生张修等已驳放。近据张修等经辟廱陈诉，诏元出题官特冲替。辟廱看详今来张修等试程文，既以新义，所解无违背，惟引题处并写作『为』字，是依随试官出题差错，即非不知经旨。」诏张修、刘直忠、贺植并改作依旧升贡。

——十一月一日，臣僚上奏说：「私下看到河北、河东路学事司昨日上奏，河间府考试官主持上舍考试，出《尚书》义题『无轻民事，惟难』，误写作『为』字，合格学生张修等人已经被驳回落榜。近来据张修等人向辟雍申诉，诏令原出题的考官特别予以撤换调离。辟雍审核认为，如今张修等人的应试文章，既是依照新义所解，其解释并无违背之处，只是引用题目的地方都写成了『为』字，这是随从考试官出题的差错，并非不了解经文旨意。」诏令张修、刘直忠、贺植三人都改判为依旧升贡。

十二月九日，中书省、尚书省言：「怀州贡士刘叔虎与刘昺系袒免无服亲，伏望行下本州，令叔虎就试。」诏：「刘昺系造妖言，亲属不合连坐。今后并依常法，脚色内更不声说。」

——十二月九日，中书省、尚书省上奏说：「怀州贡士刘叔虎与刘昺是袒免无服的远亲，希望行文下达本州，命刘叔虎参加考试。」诏令：「刘昺是因为制造妖言而获罪，亲属不应当连坐。今后一律依照常法处理，在履历档案中不再声明说明此事。」

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诏：「天下士覢然来试礼部者踰万五千人，承平文物之盛，前未之有。深念省试有定额，不足以网罗俊彦，可特添省额百人，差知举官五人。」

——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诏令：「天下的士人纷然前来参加礼部考试的超过一万五千人，太平年月文教昌盛，前所未有。深切考虑到省试有固定名额，不足以网罗才俊贤能之士，可以特别增添省试名额一百人，差派知举官五人。」

《文献通考》：是年赐第八百余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吏，皆赐之第。先是大观三年，宦者梁师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邓洵武之子鸿胪寺丞雍进颂文可采，特令直赴庭试。自后此类颇多，八年，嘉王楷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昂为……

——《文献通考》记载：这一年赐进士及第者八百余人，因上书献颂而被特许直接赴试的将近百人。有储宏等人隶属于大宦官梁师成门下，担任使臣或小吏，都被赐予进士及第。此前大观三年，宦官梁师成考中甲科，政和四年，因邓洵武的儿子鸿胪寺丞邓雍所进献的颂文可取，特别命令他直接参加庭试。此后这类情形颇多，（政和）八年，嘉王赵楷考试名列第一，因不想让他在众多士人中夺魁，便将名次升为第二的王昂列为……（原文至此中断）

译李昉、吕蒙正的儿子参加御试考中，皇上因为权贵之家不应当与出身孤寒的人争夺进身之路，将其黜落。颜明远等四人凭现任官员的身份应进士试，皇上珍惜科第名额而不授予他们，特意授予他们近蕃掌书记之职，这都是唯恐权贵之家占据科名而妨碍了寒微之士。如今亲王却能够被立为状元。又查考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后官考中进士，皇上收回了授予他的文书，勒令他回归本局，下诏此后吏人不得应考科举，这都是唯恐杂流之人取得科名而玷污了选举之制。如今宦官及其隶属之人都能够登上甲科。可见到这时祖宗留下的良法已经荡然无存了。

译王氏《挥麈录》说：本朝开国之初，每年放榜，录取的士人极少。像安得裕中状元那年，一共才录取九人，因为天下还没有统一。到太宗朝渐渐增多，所录取的大多是江南的优秀人才。此后又另外设立名额比例，考核五路（西北等地）举子，因为北方人不擅长文辞，所以对他们优先录取。熙宁三年，殿试废除三题，专门用策问来取士，如果不是有严重违规就不再黜落，然而五路举人的策论尤其粗疏简略。黄道夫榜放榜时，唱名传胪唱到第四甲党镈的卷子，神宗笑着说："这个人凭什么能通过省试？"知贡举舒信道回答说："他是五路人，按分数规定，是以末名通过省试的。"皇上下令把他降为第五甲末名，从此以后（对五路举人的照顾）更加放宽了。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参加殿试的人数达到八百零五人，因为燕云地区免省试的人已经很多，天下赴礼部南宫应试的人有一万人，前后没有超过这一年这样盛大的。

宣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郊祭天的制书说："此前废除了各路的三舍法，其中有本应三次赴上舍考试的人，考试次数还没用完，又该永远免试的，特许他们参加将来的特奏名考试。凡是各路进士，如果将来省试落第，除依照惯例应减去应举年限外，可以特别再给他们减一次应举，并递加计算三年，允许参加特奏名考试。凡是因事被停止应举以及不能进入科场的举人，除犯徒刑以上罪行以及确实被判决、以及冒名代笔、情节严重的人以外，都可以允许应举。"

钦宗靖康元年四月九日，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进言，希望恢复设立《春秋》博士学官，三年一次通过贡举，用它来取士。皇上听从了。

七月九日，下诏说："已经下达了指挥，恢复《春秋》一经的考试。如今秋试临近，可以只就正经出题。"

《文献通考》记载：赐予出身，凡是士人不是通过科举或三舍法而被赐予进士第或出身的，他们获得出身的途径不止一条，有的因隐逸、文学、吏能、能言善辩，有的因奏对合乎皇上心意，有的因考试法律而经义律令考得优等，有的因材勇武艺，有的因幼年就能作文，有的因边将之子凭父辈战功而被上奏，他们获得出身虽有恰当与不恰当之分，但总体来看，都是有据可查的。熙宁四年，太子右赞善大夫吴安度在舍人院考试已经列入合格等第，主管官员因为吴安度所作的《绿竹》诗违背了王刍的旧说，而径直把它当作竹子来写，于是把他黜落不予录取。富弼进言说《史记》记载"淇园之竹"，正是卫地所产，吴安度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于是赐给他进士出身。熙宁五年，祝康、李举参加经书律令大义的考试，主管官员评定为优等，于是依照律令赐给他们明经出身。此后，梁子野、黄葆光被赐予出身，就等同于进士出身。熙宁七年，王韶攻破木征，派他的儿子王淳来献捷报。皇帝十分高兴，于是赐给王淳出身。此后，赵遹在政和年间擒获叛蛮卜漏，编写用兵的始末经过，让他儿子赵永裔来上奏，赵永裔也因此获得赐第。熙宁八年，章惇推荐大理寺丞欧阳发精通史学，也得到赐第。熙宁九年，中丞邓绾推荐遂州布衣冯正符，冯正符受到赐第；不久邓绾获罪，冯正符也因附会邓绾而被追夺出身。元符元年，承务郎李景夏应召对答；元符三年，上舍生何太正应诏进言时事，都被特别赐予出身。崇宁二年，又赐予右司郎官林摅、苏州进士俞焘等人出身。第二年，蔡京之子蔡攸也在其中。崇宁四年，宋乔年巡察熙河称皇上心意；大观四年，开封少尹张叔夜都因职事政绩而被赐予出身。政和年间，小学生曹芬、骆庭芝因擅长写文章被赐予出身。从此以

译后，达官贵胄获赐出身的人已经很多，又有靠上书献颂而得到出身的人，多达上百人，多得数不过来。靖康新政时，鉴于奸臣蒙蔽阻塞言路的教训，凡是德行操守有名声、议论忠直敢言的人，一律加以赐予出身，用来表明朝廷的好恶态度。张炳、雷观、陈东、尹焞、邓肃相继获得赐第，于是天下人都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了。

【宋会要】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四 举士十

举士十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大赦诏书："凡应当特奏名的人，一律准许计算举数免试。其中曾经六次以上到省应试的人，授予登仕郎；五次的，补京府助教；四次的，补上州文学；三次的，补下州文学；两次的，补诸州助教。其中两次应补助教的人，若愿意参加将来特奏名殿试的，也听凭其便。即使考试成绩在下等，本不应授官的，也奏请皇上决定升等授官。已经参加殿试、缴纳了敕牒的人，若愿意到下一次再应试，也依照此例给予推恩。应天府免解省试举人、特奏名及应就殿试者，以及再次参加殿试的人，一律给予同进士出身。免解的人给予免省试待遇。宗室中以前预贡获得解额、还未曾参加考试的人，一律给予推恩。"

六月十三日，大赦诏书："科举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如果不加以变通，那么忠实有异才的士人，靠什么途径才能出头？可以从今后的考试起，讲求元佑年间诗赋、经术兼收并取的制度，希望学者能趋于正道。"

十二月一日，下诏说："各道进士赴京师参加省试，如今年春天用兵，已经延展了一年。国家急于选拔人才，已经下达指挥，来年正月封锁考院。因为皇上巡幸在外不能久居一地，盗贼还没有平息，道路阻塞，士人赴试不方便，可以把省试应录取的名额分派到各路，命提刑司派官员在转运司所在的州进行分类考试。三省安排省试应放行的名额，综合计算正解、免解的人数，转运司的正解人数一并计算在内，应以十四人取一名，剩余不到十四人的也取一名。中途未考完全场的不计入。其中河东路应赴试的人，让他们附属到京西路转运司所在处应试。国子监、开封府应就试的人，在开封府应试。各路应就试的人在转运司设置考院的州军应试。其中国子监应赴试的人，如果人在外路州军，愿意在本路应试的，听凭其便。开封府、国子监的考生，命留守司；各路的考生，命提刑司，依照贡举法选派考官六员，两路合考的各派三员。其中开封府命留守司另派御史台官一员，各路命提刑司临时用密封文书移交转运使副或判官一员担任监试官，不得干预阅卷评定。如有应当回避亲属的人，专门委派其他官员依公评阅，被回避的官员不得干预。应当回避而又不属本路提刑管辖的，依照本路监司的办法，提前用文书通知邻路办理。应当回避的试官，将试卷密封编号送到别的地方评阅。各场考卷，不得只送一处评阅，仍命监试官专门负责督察。"

《文献通考》记载：高宗建炎元年，下诏说："国家设立科举选拔人才，制定爵位来对待士人，年月如阴阳般守信，法令如金石般坚定。近来因贼寇侵犯京城，致使召集四方俊才的科举，已经耽误了三年一次的期限。近来屡次督促主管部门，希望能在开春举行考试，但又深恐道路阻隔，宽限了十来天。而如今皇上驻跸的行宫，正巡视各方，不像在国都那样，是远近都能到达的地方，无法让四方士人都获得路程均等的方便。特此采取权宜之计，创立新制度，把礼部贡院的录取名额，分到各路的转运使衙门去，谨慎选择考官，精心搜求真才实学之士。这样士人可以节省劳苦费用，乡里也能推举优秀人才。全

译部计入将来赴京应试的名单，等候皇上亲自策问。特此告知众多士人，都能体会朝廷的深切用意。各道命提刑司选派官员，即在转运司设立考院的州军主持考试，由使、副或判官一人监督。河东路附属到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的考生在留守司应试，由御史一人监督。国子监的考生愿意在本路应试的，听凭其便。"

《朝野杂记》记载：建炎二年，王唐公任礼部侍郎，建议恢复用词赋取士，从绍兴二年科场开始实行。曾统侍御史请求废除经义、专用词赋，皇上心里也倾向于此，吕元直不同意，此事才作罢。绍兴十三年，国学刚建立，高抑崇任司业进言："士人应以经术为根本，请头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诗赋，末场考子史论、时务策各一篇。"皇上准许了。绍兴十五年，下诏把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于是学者竞相学习词赋，经学逐渐衰微。绍兴二十六年冬天，皇上对沈守约说："恐怕几年之后，经学就要废弃了。"第二年二月，下诏令举人兼习两科，其中大经、小经的经义共考三道。绍兴三十一年，有进言者认为老成通晓经术的人被迫勉强学习辞章，不合音律，请求恢复分科取士。皇上仍下诏："经义考试合格的人若有多余名额，允许用诗赋名额不足的部分通融录取，但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从今年太学公试补录开始施行。"直到如今没有改变。此前，举人既然兼习经义，又要考诗、赋、论、策，因此称为四科。但是自从改制以后，只有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两次同时施行过而已。因为举人所学，已经分为两条路，不能再合并了。

按语：熙宁四年开始废除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共十五年，到元佑元年，恢复词赋，与经义并行。到绍圣元年，又废除词赋，专用经义，共三十五年，到建炎二年，又兼用经义、诗赋。大概熙宁、绍圣年间是专用经义而废弃诗赋，元佑、建炎年间则虽然恢复诗赋但也未曾不兼顾经义。这样说来，自熙宁以来，士人就没有不学习经义的日子了。然而元佑初年刚恢复诗赋考试，想把经义、诗赋两科名额平分录取人才，而苏东坡上疏说："自从改变考试办法以来，士人中工于诗赋的十人有七人。"想让朝廷根据学经义、学诗赋人数的多少，各自设立名额来录取，由此可知当时士人虽然有十五年不学诗赋，但变法之后一旦重新学习，很快就精通而且人数众多了。到建炎、绍兴年间，朝廷以经义取士已经将近五六十年，其间兼用诗赋才十几年而已。但如果在同一考场考试，那么经义写得拙劣而诗赋写得精工；如果分科考试，那么学经义的人少而学诗赋的人多。这样流传已久，后来各处考场，大多是诗赋科占了三分之二，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建炎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国子监进言："近日下诏本监解额及免解应赴试的人，在开封府分类考试，如果人在外路，愿意在本路应试的，听凭其便。请命令所在地召集京朝官一员，让他承担除名的罪责，担保考生本人身份真实、无冒名顶替的情况，委托各路审核检验后收考。等到考院开院，具列收考到的姓名人数以及家状保状、合格人的姓名，申报礼部和本监。如有违规情况，担保官员申报朝廷听候指挥，违规的考生和担保人一律先行改正驳回，仍依照贡举条法定罪。"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月二日，礼部侍郎王绹进言："各路分类举行省试的举人，除了正解、免解的人以及前年在转运司秋试得解、随行的亲人现在仍在原任所的，就在原本得解的路分参加分类省试外，其中有虽然曾经在转运司参加牒试得解、但随行的亲人已经调离原任的，请允许他们就近在现居本乡或寄居之处，召集两名文官，承担除名的罪责，为其担保，然后参加考试。如果发现有伪造冒名的情况，即使考试合格也要驳回，担保官员分别依法处理。"皇上

译听从了。（原件此处以下有"九月"、"二十三日"两条。原文批注说："'九月'条、'二十三日'条，移到'五月十四日'条后面。"现已移正。）

三月一日，起复添差京东转运副使李祓监试举人（当时各路分类考试都以转运使、副使、判官一人担任监试官，因为京东西路缺官，所以任命李祓）。

四月七日，下诏："如今这些落第举人，进士六次应举、曾经参加过御试的，或者八次应举、曾经参加过省试的，并且年龄在四十岁以上；进士四次应举、曾经参加过御试的，或者五次应举、曾经参加过省试的，并且年龄在五十岁以上（其中河北、河东、陕西的举人特别再各减一次应举）。凡是元符三年以前曾到省应试、前后实际得解及免解合计满两次的人，不再受年龄限制，命各路转运司、开封府查明保奏申报礼部（绍兴五年以后，改为诏令只由礼部核查）。特别给予奏名，允许参加殿试。元符三年以前到省应试一次、现年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命本贯州县当值官员核实无违规情况后，承担除名罪责保明，申报礼部、开封府、国子监，再命他召集现任承务郎以上官员二人，承担除名罪责保明，委托本属官府关送礼部核验，随时逐一奏报，再议特别给予推恩。"（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改为崇宁二年以前到省；五年七月十一日诏，改为崇宁五年以前到省；八年五月二日诏，改为大观三年以前到省；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诏，改为政和二年以前到省；十五年二月五日诏，改为政和五年以前到省；十八年三月四日诏，改为政和八年以前到省；二十一年四月九日诏，改为宣和三年以前到省；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诏，改为宣和六年以前到省；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诏，改为建炎二年以前到省；三十年二月十九日诏，改为绍兴二年以前到省。以上都同建炎二年的制度。）

《文献通考》记载：按语，仁宗嘉佑二年，殿试开始不再黜落。那么此后凡是经过御试的人，没有不被授官的。熙宁、元丰年间，也曾有过曾经御试者给予推恩的命令，大概是为嘉佑二年御试未中的人而设的。如今中兴之初，又有这样的命令，那么从建炎上溯到嘉佑以前大约七十多年，难道还会有曾经参加过御试的人吗？又恐怕这是为特科考试列入下等、不受选限约束、还未出官的人而设的。大概这些人也称作曾经御试，所以命令他们再考一次而授予官职，用以显示朝廷优厚的恩典。史志记载不明确，应当再作考证。

同一天，下诏："进士领取到解牒并免解、因故没能参加这次考试的人，给予按到省一次计算举数。进士在两处取得解额已经达到这次特奏名应有举数的人，虽然已经超过期限、还没有经所属官府保明并计入举数的，特许一并计入举数给予推恩。进士元符三年得解、因故一直到崇宁二年才到省应试落第的人，按原得解那年计算，作为省试落第处理。进士门引未到、因故不能及时应试的人，如果举数已经达到特奏名标准，依照南省下第人的先例，命礼部核实，迅速办理。如果应当取会核查、并经所属官府保明的人，暂且让他们参加考试，但不给予唱名的名额。其中的敕牒等文书，一并命礼部收存保管。等到核实完毕，如无违规情况，召集担保官员当面发给。如有违规情况，就把有关情况连同敕牒等一并申报缴回尚书省。"（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改为崇宁二年得解、到崇宁五年到省；五年七月十二日诏，改为崇宁五年得解、到大观三年到省；八年五月二日诏，改为大观二年得解、到政和二年以前到省；十二年二月十四日诏，改为政和元年得解、到政和五年以前到省；十五年二月十四日诏，改为政和四年得解、到政和八年以前到省；十八年三月四日诏，改为政和七年得解、到宣和三年以前到省；二十一年四月九日诏，改为宣和二年得解、到宣和六年以前到省；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诏，改为宣和五年得解、到建炎二年以前到省；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诏，改为靖康元年得解、到绍兴元年以前到省；三十年二月十

译九日诏，改为建炎四年得解、到绍兴五年以前到省。以上都同建炎二年的制度。）

五月三日，下诏："以前规定考策论那天兼考律义、并改考《孙子》义的指挥，一律不再施行。"此前，有臣僚建议请求用七书代替律义考试，得到旨意：从此以后的考试兼考《孙子》义一道，律义考试不再施行。礼部侍郎王绹进言："以前兼考律义的举人，全都把精力用在治经之外，才顾得上论策。因为律义考试不影响去留升降，考生没空留心研习，只要没有明显错误就都判为合格。如果用《孙子》义来代替律义，又成了走过场的形式。如今已经恢复元佑年间诗赋、经术兼收的制度，元佑两科考试策论那天不兼考律义。"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同一天，中书省进言："已经下诏此后的科考讲求元佑诗赋、经术兼收的制度。现在斟酌拟定：《元佑法》规定学诗赋的人也要兼考经义，如今打算让学诗赋的人只考诗赋，不兼考经义，第一场诗、赋各一篇，第二场论一篇，第三场策三道。《元佑法》规定不学诗赋的人要研习两经，如今打算让学经义的人依照现行办法只学一经，第一场考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篇，第三场策三道。解额、省额，按旧法评定，依条例按各经考生人数占十分之几的比例平均录取。如果名额有多余或不足，允许通融相补，但各科不得超过十分之三。如今打算按各科人数分别录取，再统一评定高下，除诗赋科本身没有多余不足的情况外，其余各经的名额听凭通融相补，但不得超过十分之三。各经名额中各留出十分之一，用来增加诗赋科的录取名额。如果没有合格的人，就任由名额空缺。殿试合并考策问一道，诗赋科、经义科两科，打算规定《三经义》的注疏可以采用，取文理通顺的即可，如果音义不同，允许通用（徐氏、尹氏、平氏的音义相同）。其余的一律依照原有规格。"皇上听从了。

十一日，曲赦诏书："河北、陕西、京东路各路免解举人，凡是今年参加省试落第、而按举数、年龄符合特奏名条件的人，一律给予特奏名（例如八次应举、年满四十岁，五次应举、年满五十岁之类）。其中又因守御有功而受赏的，给予升等推恩。凡是各路举人本来因举数或年限已经符合常规免解条件、又因守御功赏而获得常规免解的人，也一并给予特奏名。"

十四日，礼部进言："打算把应享受恩典举数的举人，家状中记载因病故未能参加省试、确实有建炎元年五月十四日以前赦恩、并依条召集担保官员经所属官府发给公凭的人，给予计入举数。至于去年五月一日以后临时发给的公据，一律不许采用。"皇上听从了。

九月，礼部进言："《崇宁贡举法》是根据《元丰条令》以及后来的申明等修订建立的，其中《元丰法》与《崇宁法》不同的地方，自当遵照《元丰法》执行。如果没有记载的，就参照《崇宁条令》。"皇上听从了。

二十三日，下诏："各路分类考试拆卷，都委托提刑官负责。如果提刑官不在本州，委托走马承受负责。如果走马承受不在本州、也没有设置路分的，委托分类考试所在州的长官负责。"

十月二十三日，大理少卿吴〇进言："国家科举，兼用诗赋取士，然而《政和令》中禁止命官私下互相传习诗赋的规定，至今还没有删除，希望命令刑部予以删削。"皇上听从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赦诏书："各路省试考中、以及符合特奏名条件的考生，因为道路艰险阻隔，等到到达行在时，已经错过了考试期限、不愿参加将来殿试的人，本人亲自到礼部陈述情况，核验属实后，召集两名京朝官承担除名罪责为其担保，申报尚书省，正奏名的赐同进士出身，特奏名的授予州助教，仍依照下州文学的恩例对待。"（绍兴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译诏书："绍兴二年闰四月五日，下诏：'在外的正奏名，命各路转运使根据原来举送的奏状，核实其乡贡治经情况是否属实；特奏名的核实其年龄举数，并召集担保官员保明，申报尚书省。'"九月四日大赦，与此制度相同。）

绍兴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尚书省进言："历来省试都在正月封锁考院。如今各路进士的解试放榜，道路阻塞难行，考生还没有全部到齐，请求改在八月上旬，选定日期在行在所封锁考院。"皇上听从了。

绍兴元年正月初一日，德音诏书："太学上舍生已经应当再次免除省试、本应参加绍兴七年殿试的人，特免参加殿试，一并赐予同进士出身。下等上舍生免解、应参加一次省试、到绍兴四年再免省试、本应参加殿试的人，特命他们参加这次殿试。内舍生中优等、平等评定的人，依照此前的指挥，各自根据免解次数，一并给予递减一次省试的待遇。"

二月二十九日，下诏说："朕废寝忘食励精图治，虚心求贤。此前下诏晓谕远方地区，让他们推举贤能俊才。如今看到贤才名册的呈献，将要偕同计吏一起前来应试。想到深秋时节，恰逢祭天大典。主管部门要评定考试成绩，恐怕会因祭祀之事而受影响；许多士人还在路途中，恐怕来不及赶上考期。姑且依照近年的制度，分派到地方考院进行考试。参照往年的常规，等到举行大朝会时再亲自策问。这样既能实现朕的心意，也确实方便你们。可以把省试录取名额，下达到各路提刑司，命他们派官员在转运司所在的州进行分类考试。就在今年八月上旬择日引试，明年三月上旬择日举行殿试。"

六月九日，有臣僚进言："我私下见到近来下诏各路进士命提刑司派官员在转运司所在州分类考试。然而改革考试科目之初，考试官未必都通晓词赋。去年秋榜发布后，远方士人向主管部门申诉的已经很多。如今如果只命提刑司派官，不仅事先容易有人请托干预，也恐怕未必都是精通声律的人，那么所派的考官水平就可想而知了。请求下诏执政大臣，从各路的转运使、提刑或帅臣、郡守中，挑选精通文学的大臣总领此事，让他在所辖地区精心挑选考试官，务必做到公正审慎，才能不负朝廷设立科举、更改制度的用意。"皇上听从了。除了分镇的路分命提举茶盐司依照各路转运司的类试条例办理外，下诏两浙路派提刑施垌、福建路派帅臣程迈、江南东路派帅臣吕颐浩、江南西路派帅臣朱胜非、荆湖东西路派转运判官孙绶、广南东路派帅臣赵存诚、广南西路派转运判官王次翁，四川、陕西路则命张浚在各路帅臣、转运、提刑中挑选有出身的人担任考官。

八月十九日，下诏五路举人依照旧制单独分类考核，每十四人取一名，如有零头分数，允许再多取一名。不久滑州进士翟轸陈情，请求依照建炎二年的先例，与各路进士统一评定考核。皇上准许，此后每次考试都统一评定考核。

九月四日，大赦诏书："四川、陕西的进士，如果赶赴今年殿试来不及的人，虽然应当由本路转运使核实保明，也允许他们前往宣抚司自行陈情，命本司核实保明，申报尚书省发给敕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宰相执政向皇上呈报侍御史曾统关于进士设科的意见，请求只用词赋取士，不必依照元佑之制兼考经义。皇上说："经术、词赋取士各有各的道理。神宗皇帝尊崇经术，当时正值天下承平，王安石的主张才能施行，大概是认为经义能阐明大道，说非尧舜之道不敢陈奏于君王面前。朕观察古今治乱兴衰，大多记载在史书中，凭经义登科的人，大多不通晓史学。"吕颐浩说："经术、词赋都是凭文辞取人，如今如果暂且用词赋取士，也要看所得的人才如何而定了。"

绍兴二年五月十八日，下诏将董悯特别发配

译五百里外的州军编管，永远不得应举，其担保官员一并除名勒令停职。这是因为董悯召集担保人陈情称自己年五十二岁、五次应举应赴特奏名，但礼部按照绍兴元年的家状核查，其实年五十六岁、只有两次应举，前后不一致的缘故。

绍兴三年六月七日，下诏："四川得解的进士，若有愿意赴行在参加省试的人，发给进义副尉的驿券，护送前来。"

绍兴四年六月十四日，下诏："四川、陕西应赴省试的人，命宣抚司在设置司衙的州军设立考院，选派有出身、清廉能干、现任转运使副或提点刑狱的官员担任监试官，从各路现任京朝官中选派有出身、曾任馆职学官的人担任考试官，务必依公精心考核，杜绝请托不公的弊端。"

绍兴五年正月七日，下诏将来省试，权且展延到今年六月十六日封锁考院（当时皇上正巡幸平江府的缘故）。

……（此处原文残缺不全，文意不连贯）如今四方众多士人一起在礼部应试，怎么可以还录取那些无用的空话呢？希望能训诫主管部门，斟酌取舍标准，不要以文辞华丽为工巧，而要崇尚有渊源根基的学问。有的言论关系到教化、有益于治国之道的，不要因为言辞切直而心存嫌忌；有的言论没有根基、只是一味铺陈蔓延的，就不在采录之列。这样才能广纳人才，为将来所用作储备。皇上下诏命礼部下达给贡院知晓，仍出榜公开晓谕。

六月十五日，御史台主簿闾邱昕进言："崇宁、大观、宣和、政和以来，士人不是用心去理解经义，而是用经义来做经义（应付考试），发表出来的文辞大多空洞浮华……"

二十二日，下诏："凡省试举人的程文，允许通用古今各家儒者的说法，也允许发自己的见解，只要文理优长，一律判为合格。下达给省试院知晓并照办，仍出榜晓谕。"（绍兴七年也是同样的制度。）

七月十七日，下诏："这次省试举人，除各科录取名额外，特别再多取十名有官职、锁厅应试的宗室子弟，零头分数的，特别再多取一名。"

十一月十九日，下诏命四川、陕西宣抚司将这次符合特奏名条件的进士，设立考院派官考试时务策一道，其录取分数以及推恩等第，命礼部详细列明，申报尚书省，下达给本司知晓照办。

绍兴七年八月十八日，宰相执政向皇上呈报礼部侍郎吴表臣关于科举应当录取诗、赋、策、论兼长之人的意见，皇上说："文学与政事，本来就是两回事。诗赋只是文辞技巧，策论则必须通晓古今，学者可贵之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取文辞，又有什么用处呢！"

绍兴八年五月十二日，下诏："韩愈《昌黎集》中有辅佐阐发六经、不违背圣人之道的文章，都允许作为出题依据。"这是听从了翰林学士、知贡举朱震的请求。

《文献通考》记载：绍兴九年，下诏说："陕西长期沦陷于金人统治下，理应特别优待。如果与四川一起分类考试，一定不能达到规定的程序标准。命礼部另行安排，另设名额单独录取。"四川、陕西分开进行分类考试的名额，就从这时开始。

御史中丞廖刚进言："本朝三年一次科举，向来以今年举行大礼、明年科场考试、后年省试殿试为标准。所以授官任命人员先后到吏部报到，不至于相互搀杂并到。如今科举考试与明堂大礼同在一年，礼部的财政开支难以应付，这是第一个不便之处。近年来新任官员等候空缺，一般要等四五年，如果让进士与恩荫入仕的人同时被分派授官，这是第二个不便之处。再展延一年，就与旧制相符了。"皇帝认为他的意见正确。第二年，下诏说："三年一次选拔贤才的制度，起源于治平年间，历经几朝，一直被奉为常典。近来因多次变故，屡次延展考期，导致取士之年，正好碰上祭祀宗庙大典，而新入仕的人员又都同时聚集到吏部

译，主管部门困于繁重的供给应办事务，众多士人苦于滞留等候。应当予以纠正，恢复旧制常规，希望能使各项事务处理得当，对国家有利，官员调任不再壅塞，对个人也方便。绍兴十年各州依条举行发解试，绍兴十二年正月举行省试，三月举行殿试。此后科场考试，都以此为准。"

绍兴十年二月十七日，下诏说："永远铭记三年一次兴举贤才的制度，起源于治平年间，历经几朝，一直被奉为常典。近来因多事之秋，屡次延展考期。导致取士之年，恰好碰上祭祀宗庙。应当予以纠正，恢复旧制常规。可以在绍兴十年举行科场考试，命各州依条举行发解试，而省试、殿试再延展一年，在绍兴十二年正月封锁考院举行省试，三月择日举行殿试。此后的科场考试，一律以绍兴十三年省试为准，绍兴十四年命各州依条举行发解试。其中将来绍兴十二年特奏名应当出官的人，如果有年满六十一岁的，允许出官一次。"此前礼部进言："建炎元年的省试殿试，因用兵而延展到建炎二年。下一次省试殿试，本应累计延展到绍兴元年。除省试分派各路转运司分类考试外，殿试又因与明堂大礼相冲突，再延展到绍兴二年。接连在绍兴五年、八年两次举行省试殿试，正好是绍兴十年秋天举行发解试、十一年举行省试殿试。如今有臣僚上奏，如果将科场考试延展一年，与今年的大礼不至相冲突，并且特奏名的人到吏部报到，与正奏名的人授官不至于颠倒次序。此后的科场考试，以绍兴十二年省试为准，绍兴十四年举行发解试。这样就能长久依照祖宗旧制，确实不会相互妨碍。"所以有了这道诏书。

九月十日，下诏："凡进士、贡士、特奏名，将来科举应当补授文学的，可以依照赦免前授命人的办法办理。"

二十五日，下诏："凡得解得贡的各路举人，从省试落第到绍兴十一年，已经满十二年的人，如果有绍兴十年秋试得解的，等将来通过省试殿试唱名时，再奏请皇上决定另外给予升名推恩。"

绍兴十二年二月四日，礼部贡院进言："另外考试有应回避亲属关系的孤经考生，打算依照《崇宁贡举令》仍送回贡院，与本院同经的考生一起收考，只需回避应回避的官员，命过卷官送到别处评阅。"皇上听从了。

三月十四日，下诏："进士、贡士已经四次应举、年满五十岁以上，或七次应举、年满四十岁以上的，各自准许……

译将昨日已展延的省试、殿试以三年计为一届，加上从到省试应试至今已满二十七年，前后实际获得两次解送贡举以及免解共两次举人资格，特准奏报姓名，允许参加殿试。十五年三月初九日的诏令与此相同。三十年二月十九日诏令：诸进士若是四年获得解送资格、五年到省试落第之人，应按三年到省试落第计算，作二十七年。其余相同。

译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国子司业高闶说：「恢复太学，应当以经术为根本。现在开列三场考试的事项：第一场，按《元丰法》，绍圣、元符、大观年间也相同。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如今太学的法令正是以经义为主，希望依旧照此办理；第二场，按《元佑法》，赋一首，现在希望改为诗、赋；第三场，按《绍圣法》，论一首、策一道，现在希望改为子史论一首并时务策一道。像公试之法，从今日起，永远作为定式。」朝廷听从了。

四月三十日，高闶又说：「《贡举令》规定，各《春秋》义的考题，允许从三传解经之处出题，这种做法很失尊经的本意。现在希望只从《春秋》正经出题，使学者专心于经术。」朝廷听从了。绍兴十四年，吏部员外郎严抑说：「正经文辞极简，出题的地方历历可数，使士子私下研习满一百篇，那么主管部门出题几乎无法逃过。废去三传，虽说是尊经，但对于考校，实在有不便之处。」诏令依照《崇宁贡举法》，从三传解经处出题。

十一月八日，

南郊赦文：「以前落第的进士、贡士，凡是政和二年以前已到礼部应试一次、年龄在五十五岁以上的，已诏令本贯州县查验属实，定罪保明后予以推恩。有本贯路途阻隔、以致未能沾恩的人，允许依照开封府、国子监进士的办法，在所在州县请见任承务郎以上二人，写明免罪条文作保，当职官一同担保，申报礼部查验属实后上奏。」此后明堂、南郊赦文都依照这一制度，只是到礼部应试的年限不同，已见于每次科举许推恩的诏令中。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宰执进呈殿中侍御史汪勃的奏疏：「如今的科场，正当国学初建之时，天下士人都拭目以待，看取舍是否得当。希望告诫主管部门，一去一取，尤其要仔细遴选。如果专门师法孔孟、议论纯正，一律出自校正者之手的，应当一定录取；如果采摭专门曲说、流于迂怪的，应当一定去除。」皇上说：「汪勃所论很好。曲学臆说，实在有害于经旨，应当加以抑制，使其无法施行，那么人的心术自然端正了。可以依照所奏施行。」

十五年正月十三日，诏令：「诗赋、经义分为两科，各自以终场人数为比例，依条纽算录取。考试经义的人，第一场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考试诗赋的人，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

十八年二月五日，礼部说：「省试是为了遴选真才实学之人。访察得知，参加考试的举人中，有权势之家，多花钱行贿，勾结应试之人换卷，代笔起草，一并誊写在正卷上，或冒名应试，或假手他人撰写文章，从外面传入，就在纳卷处誊写。应当严加禁止，依条允许任何人以及应试举人告发捉拿，一旦查实犯人，由贡院先送交主管部门，申报朝廷严办。告发查获者从优给予奖赏。」诏令依此办理，其中士人应受奖赏的取旨补官，并赐予出身。

《文献通考》：绍兴十九年，诏令：「从今以后科举考试的前一年，各军州及所属县的长

官登记确定应举之人，到次年春天，由县上报到州，州下发到学，核实引保后，参加乡饮酒礼完毕，送往试院。到时才前来投状请人担保的，一律不予接受。」

自熙宁、元丰年间程颢、程颐以道学在洛阳倡导以来，天下人都以他们为师而归附。中兴以来，才在东南地区盛行。士子科举的文章，渐渐效法程颐的学说。此前，陈公辅上疏诋毁程颐的学说，请求下令禁

译绝，而胡寅辩驳其说的不当。礼部侍郎周葵说：「科举足以选拔人才，近年来主考官迎合大臣的心意，多取经传中的言论、可用来阿谀奉承的话作为问目。学者因此，专门致力于苟且迎合当时的好尚。比如议论伊尹、周公，就争相说些归美宰相的话；《春秋》中讥讽贬斥失礼之事，就指为褒扬称赞之事。违背圣人本意，大多类似这样。至于前代治乱兴亡的变化，因为是当时的忌讳而闭口不谈。后生晚辈，往往不读史书。希望诏令主管部门，选拔通晓经术、博古通今之士置于上等，那些穿凿附会、迎合时好、议论乖僻、不合体式的，一律加以黜落。如果矫枉过正，不顾所问、专务诋毁攻讦的，也不予录取。」朝廷听从了。

二十年九月十二日，侍御史曹筠说：「近年考试，多凭个人私意录取专门之学的人。以至有一州而录取数十人的，士子愤懑怨恨，不无遗漏人才的感叹。希望告诫试院，如有不公之处，命监察御史在出院之日弹劾。」朝廷听从了。

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殿中侍御史汤允恭说：「以前省试参加考试的士人，有的凭借雄厚的资财，暗中互相贿赂勾结，传递义理、代人捉刀，预先约定宴会日期。有的六七人合撰一篇文章，定为高价，多达数千缗。今年省试，希望明确颁下告诫，有违犯者必定严办。允许一同应试的举人告发，取旨免省试。」

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诏令：「从今以后省试、太学国子监公试、发解铨试以及试刑法，命国子监印制《礼部韵略》、《刑统》律文、《绍兴敕令》格式，一并由官方供给。」皇上先前对宰执说：「向来举人允许携带《礼部韵略》进入试院，多因此夹带其他文字，难以检查。」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同日，执政进呈类试院的吏人兵士拦截阻挠赴试人、索取钱财之事。皇上说：「听说试院中整肃有序，士人极为高兴，从此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晋升而寒门俊才得以伸展，虚伪冒滥、苟且求得的行为得以革除而侥幸取巧的风气得以平息。祖宗贡举之法，无不周备。只看主管部门执行得如何罢了。可命类试所严格禁止此类行为，并命礼部制定法令。」

六月八日，宰执进呈祖宗典故：「干德六年三月，王佑主持贡举，擢升进士陶邴考中，陶邴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之子。第二天到合门谢恩，皇帝说：『听说陶谷不能教训儿子，怎么会有考中进士的呢 』立即命中书省重新考试，并诏令：『从今以后凡是各类举人中有父兄享受俸禄的，命礼部贡院在奏报姓名之时，一并另外开列说明，应当再加以重新考试，以求公道无所偏枉。』」皇上说：「秦埙考中甲科，所对答的策论叙事都是秦桧的话语，非常明显可见。朕加以抑制，置于第三名，不让他与寒门士子争先。祖宗的旧例，如今可以举行。」于是诏令贡院遵照咸平三年三月的诏旨，考试合格的举人中有权贵亲属的，列出姓名上报。

十五日，秘书省正字叶谦亨说：「以前朝廷议论专门崇尚程颐的学说，士人中立论稍有不同的，都不予录取。前些时候大臣却暗中扶持王安石之学，稍微涉及程颐学说的，一概摈弃。程、王的学说，有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取其合乎孔孟之处，去其不合孔孟之处，都可以作为学问，又何必拘泥于一家之说呢 希望诏令主管部门，精心选择、广泛采纳，不拘泥于一家之说，而寻求最恰当的言论。」皇上宣谕说：「赵鼎主张程颐之学，秦桧崇尚王安石之学，实在都有偏颇。卿所说的很对。」于是准奏。

八月九日，户部尚书韩仲通、右正

译言凌哲、御史中丞汤鹏举说：「提举淮东常平茶盐朱冠卿上奏：『已故宰相当权时，不遵循祖宗旧例，科举虽然存在，公道却已废绝。前一榜，如曹冠、秦埙、周寅、郑时中、秦焞、郑缜、沈兴杰、秦某等共八人，其中大多是乳臭未干的小儿。至于素来不通经书、完全不识字的人，也窃据儒科名额，侵占了省试名额。请求将曹冠等人的官阶，由右改为左，以端正流品。并将以前被侵占的名额，归还

到这次的省试名额中。』诏令侍从、台谏详细审核。臣等审核朱冠卿所奏，很符合公众舆论。但是有官职之人应试的，应带『右』字；如果无官职之人应试，应当予以剥夺放黜。然后将前榜被侵占的名额，在后榜中收回补上。」朝廷听从了。

十六日，宰执上奏：「科举引试中，有几人互相传授内容的，已依条处理。像宗室子弟怀挟带书作弊的，也命人搜出，以昭示天下的至公无私。从此科举的弊端，应当彻底革除。」皇上说：「朕对此事极为留意。日后的宰执、侍从都是从这条路出来的，如果容许冒名滥竽充数，那就等于是自毁根本、堵塞源头了。」

闰十月二十四日，宰执进呈权兵部侍郎兼国子祭酒杨椿的奏疏：「如今研习经学的人，白首钻研一经，如同蛀书的书虫；研习词赋的人，讲究骈四俪六，如同儿女的游戏，却都不读史书。请求下达明诏训导，使学者能博览兼通。」皇上说：「士人不学习史书，怎么能知道古今治乱兴亡的事迹呢 」沈该等人说：「诚如圣上所谕。如今大臣所言，应当下达札子给国子监，命长官次官晓谕诸生。」皇上说：「再者举人大多研习诗赋，研习经义的极少。再过几年之后，恐怕经学就要废弃了。应当商议处理此事。」沈该等人说：「此前本已让研习经义的人兼习诗赋，如果两科兼习，就不至于偏废。请求等到来春省试结束后施行。」皇上说：「很好。」

二十七年正月一日，诏令遵照咸平旧例，凡现任两省、台谏、侍从以上官员有服内亲属为权贵之家的，等到发榜之日，命礼部将过省合格人的姓名核对是否有上述服属亲属之人，详细列明后上奏。此后每次科举都照此办理。

十日，诏令：「经义、诗赋两科合格人数，如有多余不足的情况，诗赋科不得侵占经义科的名额。如果经义科文理优秀、合格人数有余，允许将诗赋科人才不足的名额，通融从优录取。仍以十分为比例，不得超过三分。」因为有大臣说学者

争相研习词赋，研习经学的很少。而且在六经之中，舍弃其中较难的部分，因此经学日渐衰微。请求在两科所取的分数中，稍稍减少诗赋的名额而优待经义。所以才有这道命令。

二月一日，诏令：「从今以后国子、太学的公试、私试以及将来的科举取士，一律命令兼习经义、诗赋。其中第一场大经、小经的经义各减去一道，其余依照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指挥施行，永为定制。」

五日，诏令：「从今以后考校，如果《周礼》、《仪礼》二礼文理优秀，允许侵用其他各经的名额，特予从优录取。」因为尚书省说近年研习二礼的人最少，理应从优对待，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二十八年二月三日，宰执进呈太学录陈良佑的奏疏：「近来诏令兼习经义诗赋，然而法令施行之初，学者不再留意声律，而主管部门考校时，又专以经义的道理来决定去留。希望申敕主管部门，从今以后考校，兼取经义、诗赋中优秀的。」皇上说：「如今兼用两科，已有定制，如果再议论更改，恐怕士人无所适从。」宰相沈该等人上奏说：「陈良佑请求命主管部门在经义、诗赋中各取其优秀者，使两者不相压过，请求依所

译奏施行。」朝廷听从了。

四月二十六日，礼部说：「参加考试的举人怀挟带书作弊，诏令重新另立法禁。现在希望凡是因怀挟被停止考试资格的，一律以实际停止考试的次数计算，不因赦恩而予以原谅赦免。如果再次犯禁，永远不得应举。」朝廷听从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进士被州县施以刑罚责罚的，依条令由所属机关审查确定，保明后上奏。担心所属机关大多是原先判案的官府，因回避嫌疑而拖延，不予保奏，命各路监司遇到申诉之人，立即调取原案审查确定，如果确实是错判，就命所属机关迅速依条保奏施行。」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宰执进呈监察御史、公试补试类试监察试官沈枢的奏疏，请求稍微放宽传递义理的禁令，担心有不实之处，皇上说：「

向来科场纵容松弛太过分，这份奏疏如果施行，又要恢复以前的弊端了。朕之所以一定要禁止的原因，是因为选拔人才的根本，实际就在于此。日后公卿大臣都是从这条路出来的，利害关系至为重大。况且怀挟带书、传递义理的人，大都不是好的士人。倘若让有真才实学、懂得廉耻的人来做，一定不肯这样做。沈枢这份奏疏大概是想博取士人的赞誉罢了。」沈该上奏说：「请求不予施行。」朝廷听从了。

七月四日，四川安抚制置使司说：「按照诏令四川类省试用九月十五日锁院。因为距离行在地理遥远，如果九月十五日锁院，依条限考校，到十一月才发榜，恐怕举人赶赴御试来不及。希望在八月内锁院。」朝廷听从了。

八日，四川安抚制置使司说：「参加类省试得解、免解的人，因为夔路州军地理遥远，临考取会不及。希望其中有小节不周全的人，先予收试。如果后来发现有违碍，即便考中也立即驳回黜落。」朝廷听从了。

九月十四日，侍御史朱倬说：「近来国学发解，凡通六经的人数共一千一百七十六人，而研习《尚书》的有七百七十八人。其余五经加起来的人数，还不及其半。至于《周礼》、《仪礼》二礼，几乎近于没有。希望委托大臣仔细商议，大致以十分为比例，大幅削减《尚书》多余的名额，用来补充二礼的不足。其他三经，一并加以裁定。仍请求选拔精通二礼的人，让他们担任博士。」朝廷听从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礼部说：「将来省试依条正月九日锁院，应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引保纳卷，其中限外陆续到达的举人，如果在锁院后引试前，有陆续到达的人，希望允许赴部引保，纳卷收试。」朝廷听从了。

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礼部贡院说：「引试中有官职应试的宗室子弟三十四人中，一名叫公高，研习《春秋》，属于孤经。希望将公高的试卷依照

公字辈亲王的规定精心考校，如果文理优秀，就请提前将合格的正卷，缴送申报尚书省，取朝廷指挥。如果不合格，就请由本部径直黜落。以后如果再有无官职应试的孤经之人，也请依此办理。」朝廷听从了。

四月二十五日，礼部说：「取应宗室子弟赵师古，三经覆试不中，年四十三岁，请求推恩。依照已下达的赦文，凡宗室子弟三经覆试不中的，命礼部详细申报尚书省，取旨推恩。同时依条宗室中非袒免亲服的取应三经，覆试不中、年四十以上的，核实后申报尚书省取旨，酌情录用。」诏令补授承信郎。

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诏令：「经义、诗赋依旧分为两科，取士的分数，依照绍兴二十七年正月十日的指挥，诗赋科不得侵占经义科的名额。如果经义科文理优秀、合格人数有余，允许将

译诗赋科人才不足的名额通融从优录取。仍以十分为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从今年三月太学公补试开始施行。」因为有大臣说：「自从经义、诗赋合为一科以来，年老而学问精深的经术之士，勉强研习词章，不合声律。后生研习诗赋的，不能深究经义的渊源。考场之内，弊病在于偏枯不全。策问太少，无法充分考察议论和器识。主管部门取舍时，不以此为重要标准。士人拘守传注，史学日渐荒废。」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二十三日，国子录邹樗说：「众多士子应试，拘泥于当时忌讳的说法，畏首畏尾、退缩回避，专务写些无用的空话。以至于有阐发个人见解、援引古今来加以论证的，只要涉及疑似有误，就被目为触犯时忌，不能入选，使人心怀遗才的怨恨。希望布告中外，凡是考场文章有涉及疑似有误而被黜落污蔑的，应依理考校，不许以时忌来加以约束。以使取舍精确公正，文风大为改变。」朝廷听从了。

五月十六日，有大臣说：「近年科举的士子，越来越崇尚奇谈怪论。科举的文章，是风俗趋向的反映，异端邪说盛行则诡诈激烈的行为就会兴起。希望严格告诫主管部门，凡是专务奇谈怪说、不以圣人的旨意为根本的，一律痛加清除。这样才能使

人们知道所应趋向的方向，学习正当的言论，听闻正当的道理，风俗才可以变得淳厚。」朝廷听从了。以上出自《中兴会要》。

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末改元，六月十三日，登极赦文：「凡举人除犯徒罪以上及已判决受刑之人外，其余因故被停止考试资格及不得进入科场的人，即便有不因赦令而予以宽宥的指挥，也一并允许应举。」

同日，赦书：「查明太学、国子学、武学的学生，都是长期蒙受太上皇帝教养的士人，应当趁此庆典，特加优待。凡是目前在籍的人，一并给予免除一次文解考试。已经免解的人，等到登第之日，予以升等第。如果参加将来特奏名考试的，也给予升等推恩。上舍中已经免省试的人，特予提前释褐，赐予进士出身。其中愿意参加将来殿试的，给予堂除差遣一次。」

隆兴元年正月十四日，右谏议大夫刘度说：「私下听说贡院因为参加考试的人多，分为三场，而第三场专门引试外州因恩泽免解的人。臣不敢认为这样做妥当，为什么这么说呢 往年因恩泽免解应试的人，能考中的最少，因此有人怀疑，说主考官特意另编字号，暗中打算将他们摈黜。虽然实际上没有这种事，但流言纷纷，难以开导澄清，这不是清明朝廷至公的体统。希望将应试之人不分本地外地，凡是得解、免解的，互相混杂，只依据经义、诗赋的人数，通融相补，分作三场，混同一起考校。将来考中考不中的多少，全由文章的优劣决定，原本就没有彼此之间的区别痕迹。这样对下可以显示主考官毫无私心、唯才是取；对上可以彰显圣恩的广大、实惠确实能落实到人。法意和人情，都能得到允当满意。」朝廷听从了。

十六日，诏令礼部贡院：把以前科举录取的人数，共增添录取一百人。

二十七日，礼部贡院说：「去年因恩泽免解的进士，除了鼎州、剑州没有申报人数外，国学一千三百零四人，建宁府一千零八十九人，洪州二百三十八人，宣州二百零七人，共计

二千八百三十八人。其中八百六十五人还未参加考试，请求在近来获得批准增添的一百人名额内，保留三十个名额，充作尚未到场的人应得的名额。」朝廷听从了。

二月十日，礼部贡院说：「以往历次省试奏报字号，多不超过三百个。所派遣的拆号官大都在下午才到试院，事先只是封弥所把

译点号整理齐全，然后才进入试院。往往夜漏已上时才拆号，直到天亮才完毕，发榜以天亮为期限。今年省试大约有七百多个字号，人数增多，担心拆封时间紧迫拥挤，导致出现差错遗漏泄密的情况。现在希望在拆号前一天四更时分先奏报字号，请从朝廷点灯时分就派拆号官到试院检点拆号，第二天不限早晚发榜。」朝廷听从了。

《文献通考》：孝宗隆兴元年下诏：「凡是命人代替自己的姓名以及替人冒名参加省试的，各按所收受的财物依条治罪外，一并永远不得应举。」

省试旧例以十四人录取一名，隆兴初年建、剑、宣、鼎、洪五州的进士，三次实际到考场应试的，都因恩泽免解。有旨增添省试名额一百人，于是改为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类省试则以十六人取一名，此后不再改动。

容斋洪氏《随笔》说：黄庭坚在元佑三年担任贡院参详官，有一份书帖写道：「正月乙丑，

入太学，考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这样算来在贡院四十四天，而是九人半取一人，比起如今来相差很大。

有大臣说：「科举的制度，州郡的解额狭窄而应举者众多，转运司的名额数量较宽，士人往往舍弃乡贡而图谋漕试的名额。请求申明严禁欺诈冒名的行为，制定统一的规定。」朝廷听从了。四年，于是裁定牒试之法：文武大臣除亲生子孙外一律罢除添差官牒试，行在职事官除监察御史以上，一律不许牒试。

十一日，诏令：「如今省试各科进士，务必录取学术深厚纯正、文辞恳切、策论优秀的人。那些阿谀谄媚、庸碌无能的人，可以予以黜落。」

十七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知贡举洪遵等说：「所考校的某字号试卷，学问渊博深厚，议论恳切正直，为前后各场之冠，已考定入选魁首。但恰好在策论卷中误犯了哲宗皇帝的旧讳。」诏令楼钥特降为末等头名。此后干道五年廷试进士，勾龙京

又犯了哲宗皇帝的旧讳，特授下州文学官职。勾龙京自己申辩说旧讳有两种读音，一读余封切，意为出卖劳役给人，这才是旧讳；一读痴容切，意为均平地任职于下面，音义都不相同。下发秘书省详细核查，与楼钥的情况相同。不久诏令，特附于第五甲末尾。

二十一日，诏令：「已下达旨意，如今各科诸科进士，

一定要录取学术深厚纯正、文辞恳切、策论优秀的人。命礼部把省试前十名的策论卷抄写呈上，以备亲自阅览。如有可行之处，应当下发三省取旨施行。」皇上刚即位时，从谏如流，如饥似渴地寻求直言，所以才有这道命令。

三月十九日，秘书省正字张宋卿谈到官员冗滥的弊端，希望订立为定法：「进士自绍兴甲子年以来，必须满二十年而后才能免除应举，必须一次应举满三十年、五次应举年满五十岁而后才给予推恩，那些援引近来的先例来相比附的，一律不得接受他们的说辞。」诏令吏部、礼部详细核查，不久各部详细核查后，遵照现行条例施行。

五月六日，赐进士及第袁枢，诏令特与第五名的恩例。袁枢是省试第五名。这一年皇上没有亲临殿廷策试士人，主管部门编排科甲名次，袁枢却排在别试所第一名之下，他自己申诉后才有这道命令。

八日，权知万州李刚中说：「本州每次科举都要到夔州附试，追究其起因，是因为士人数量少，官府爱惜费用。太平日子久了，士子日益增多，前次仲秋释奠礼，参与此事的有五百多人。请求下发本路转运司，允许本州自行设置试院解发举人

译。」礼部核查处理：「如果参加考试的士人确实达到百人以上，命本州依条设置试院；如果不足此数，暂且仍循以前的先例合并考试。」朝廷听从了。

干道元年二月七日，礼部说：「按照诏书，凡文学出身而任官的进士计算年限、免除应举的，一并依照以前郊祀赦令的先例，先予施行。希望将绍兴三十一年《明堂赦书》的规定顺次推排施行。」朝廷听从了。

十二月十七日，礼部说：「来年正月九日，省试锁院，其中流寓在外的举人，除了有贡籍的人已经按照绍兴三十二年四月的诏旨免除召集保官外，那些曾经在西北州军请领绍兴元年以前文解陈请免解、而没有贡籍照据的人，就请依照以前的办法召集保官施行。如果

所召的保官不是现任官员并且不是正解的保人，没有解发文书验证的，一律不予收试外，其余尚未周全的事项，请求一并依照以前科举的先例，先予收试。如果有违碍不实的情况，即便已经过省试，也一并驳回黜落。如果愿意在行在另外召集保官的人，如果所召的保官符合已有的条例规定，就命本部调取印纸，批注书写后施行。」朝廷听从了。

二十六日，中书门下省说：「查明近年来士人公然收受贿赂，冒名参加考试，以致窃取解发的名额，也有登科的。如今省试临近，理应加以禁止。」诏令：「凡是命人代替自己的姓名以及替人冒名参加省试的，各按所收受的财物依条治罪外，一并处以真正的刑罚，编配到千里之外的州军，一同担保的知情人永远不得应举。如果是士人告发查获的，给予免除一次文解的奖励，其他各色人等赏钱三百千。仍命尚书省张榜晓谕。」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令郑缜、曹纬赴将来省试一次。此前，皇上对辅臣说：「郑缜、曹纬请求再次参加殿试，这该如何处理呢 」洪适等人说：「太上皇帝更化之初，下诏征求天下的直言。淮东提举朱冠卿上奏说秦桧当权时，科举全凭私意行事，如曹冠、秦埙等八人窃据儒科名额，应当在阶官上由右改为左。不久台谏官员论列此事，有官职应试的人带『右』字标识，无官职应试的人一并剥夺放黜。郑缜就是被剥夺放黜的人之一，至于曹纬，是在为祖母服丧期间应试，又是曹泳的侄子，招致议论，所以一并被驳回黜落。」皇上说：「让他们参加殿试很难同意。」特有此道命令。

二月十二日，礼部贡院说：「第二场策论卷误犯了庙讳的嫌名，从『口』从『休』的字。」洪适等人说：「前次科举楼钥误犯庙讳的旧名，从『人』从『庸』的字，诏令特降为末等头名。」皇上认为嫌名比旧名分量较轻，命依名次录取放榜。

三年八月十五日，诏令：「周寅、沈兴杰、郑缜、曹纬，一并命令参加干道五年以后的省试，省试落第的人愿意参加

特奏名考试的，听任其便。」

十一月二日，南郊赦书：「凡举人因故被停止应举资格以及不得进入科场的人，除犯徒罪以上以及已经受刑而未曾改正、被编管而未获释放宽宥的人外，可一并允许应举。以及被冤枉处以刑罚的人，或者因罪被押送到州军听候审理，命所属机关详细审核原判确定，保明后上奏，其中听候审理的人应当依此类办理。命官被编管羁管的人，计算年限放还。」六年十一月六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南郊赦书都依照此制度。

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有大臣说：「科举原来的法令，规定用八月五日锁院，十五日引试。因为考官在八月五日以前，即便到了所派遣的州军，其中的监试官照

译例总是以日子未到为借口，不立即入院，拖延到初五日才入院。考官入院后，坐等很久，又没有禁约，既涉嫌疑，也生出奸弊。希望明确下达指挥，锁院不得晚于八月五日，考试官一并限令提前到达所派遣的州军，有一人先到的监试官，立即锁院。仍请修订编入贡举条例。」朝廷听从了。

五年正月十一日，有大臣说：「近年科场所录取的考试文章，忽然不如从前，议论卑浅、气势浮弱空虚，渐渐又重新出现。更有甚者强行摘取禅语充入经义，又不止是脱略形体器物的拖累，极尽玄妙精微之处，如同晋朝人清谈老庄一样。相互沿袭仿效，泛滥没有止境，这难道是士人的过错吗!是缙绅先生们造成的。恳请皇上郑重诏示辅弼大臣，明白晓谕主管部门，从今以后考试士人，一定要录取真才实学、切合世用的人，如果涉及浮华虚妄以及妄自援用禅语的，即便文辞十分华丽，也一并加以黜落。这样才能使学者洗涤心志，尽力于正统学问，以符合陛下总揽核实的政治。」朝廷听从了。

二十九日，诏令贡院以及别试所：依照以前科举的先例，每十五人按四分比例纽算录取一名，零数各取一名。

三十日，礼部贡院说：「查明『隋』字原是隋国的国名，隋文

帝最初被封为隋公，后来去掉走之底以为国号代称。这『隋』、『随』两字，如果作为国名，那么音义都相同。景佑元年所编修的《集韵》中已经收录，注解得很清楚。《礼部韵略》应当在『随』字下注明『也写作隋』，以前遗漏未收录。因为还没有明文允许压用此字，如今参加考试的举人大多用『隋』字压韵，未敢决定是否录取。希望详加斟酌，允许压用此字。」朝廷听从了。

二月十三日，礼部说：「按法令规定，各举人因子孙授官或者因进纳、摄官而应当免解的，愿意缴纳补授文书参加省试的听任其便。这是指原本没有官职作为举人请求解发时，后来因各种途径补授了官职，而想用原来得解的年月来免除应举，愿意缴纳补授文书的，才准许赴省试。以前主管部门没有弄清法令的本意，导致赴省考试出现冒滥的情况。现在希望规定原本没有官职作为举人时请求解发，后来因各种途径补官，计算年限应当免解的，才准许缴纳补授文书免解。如果是因进纳等途径补官之后，赴转运司应试请求解发的人，不准缴纳补授文书免解。」朝廷听从了。

二十八日，礼部说：「将来省试，举人缴纳试卷时，一并命令另外缴纳草稿卷一份，依照规定装订成册，以备誊录。」朝廷听从了。此后礼部说：「各地举人的纸张颜色参差不齐，恐怕多有不便。希望依照以前的做法命所属机关加价购买高质厚实的连纸，务必使其合乎规定。仍将纸样从本部印押后，封送给主考官。」

译并设置誊录所。如果誊录的内容与原本不符，或者誊录人不是擅长书写的人，都要一并从重处罚。」皇帝听从了这个意见。

《文献通考》记载：淳熙六年，皇帝下诏规定，特奏名考试从今以后三人中取一人，安排在第四等以前，其余的都归入第五等。其中末等要缴纳费用（获取出身）的，按旧例允许再考一次，如今只许考一次。原先享有免解资格的人如果因故没有参加考试，按旧例算作应考过一次，如今不再这样计算。原先的潜藩（潜邸旧地）及五路地区按旧例升甲的，如今只升等第名次（不再升甲）。此后又允许缴纳费用三次，成为固定制度。

译容斋洪氏《随笔》说：唐朝开元年间，国子祭酒杨玚说："我亲眼见到流外出身的官员，每年有三千多人，而明经、进士出身的人不到其十分之一，这样一来，勤于修习学业的读书人，反而不如胥吏容易做官。如果说是出身的人太多，那就应该对各种出身途径都加以裁减，不应该单单压制明经、进士。"当时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淳熙九年，朝廷大量削减任子的名额。当时吏部按四种选拔方式，以三年为一届统计，文官科的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出身的文武官员也差不多这个数目，而靠恩荫、流外出身做官的人竟超过两千人，这情形和开元年间的情况很相似。

淳熙七年三月二日，试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留正上言："我私下认为太学的时文，是四方士子学习的范本。而士风的淳厚浅薄、人才的兴盛衰落，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国家选拔人才，三场考试各有各的规矩，所以中选的人才叫做合格。可是这几年来，主管官员取舍全凭个人意愿，士人只志在考中而已，程文大多不合规矩。所以议论浅薄却用怪异的言辞互相标榜，对策毫无根据却用浮华的辞藻求胜。大体上对策一科尤其衰弱，不足以传示天下。这次太学正好要举行公试，恳请明诏主考官员，认真加以考校，诗赋要求合乎音律，经义要求得体，论策把学识渊博、议论有根源的人放在前列。这样才能传布四方，让士子知道该向什么方向努力，对当时的政事也会有所补益。"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五月九日，礼部上言："淮南路今年的科举，庐州、黄州如果参加考试的士人各自达到百人以上，而且所派的考官也足够，又没有其他妨碍之处，就依照条例令设置试院。如果不满百人，且所派考官不足，就按照以往的惯例合并考试，各自使用本州的解额，另外编号考取。"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八月七日，宗正少卿兼权中书舍人林机请求恢复流寓试，虞允文等人说："这是指西北的士大夫随车驾南渡的人，按照法令，居住满七年后，允许使用当地户籍。自建炎年间设立流寓试以来，到绍兴二十六年才停罢，到现在又已过去十五年了。"皇上说："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很难再议论此事。"虞允文于是请求将辛巳年以来归顺朝廷的人，仿照祖宗时陕西、河北士人赴南省考试的做法，另立编号、取人最优惠的制度，加以安排收试。皇上说："西北人大多记忆力强，只是不太擅长写文章罢了。"

九月十八日，礼部上言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知施州潘才卿应进士举，在夔州路转运司考试中列第三名获得发解资格，请求参加将来的省试。皇上下诏命令他辞去知州职务赴京参加省试。

十一月二十五日，权尚书礼部侍郎周必大上言："有些政事看似缓和实则紧迫，科举就是这样。本朝选拔人才，虽说有多种途径，但主要还是以进士科为先。陛下十分重视人才，向主管部门求试的士人一天比一天多。可是每三年一次的发解考试，凡是州县官员，只要有出身，不管有没有才能，照例都派去当考官。这里面固然不乏学识渊博的人。但也有擅长声律而未必通晓经义的，有精通经术而未必会作赋的。有的学问根基不丰厚，不懂文体；有的很久没参加考试，忘了原来的本领。出题命策，往往颠倒事实，都违背义理。所以在评校才学的时候，往往是平庸的人被录取，优异的人反被淘汰，以致使真正有才能的人被压抑而不能施展，平庸的假儒生却侥幸滥竽充数，这不是崇尚典雅、贬斥浮华，勉励勤勉、抑制懈怠，网罗英才、培育人材的做法。希望将这份奏章下发给学官，让他们广泛征询各位学生的意见，逐条上报利害，然后命令朝臣共同商议，详细处理妥当的办法，从此以后的科举断然照此施行。这样才能使名臣辈出

译，如同祖宗盛世那样。"皇上下诏命周必大先行拟定条款奏请裁决。

淳熙八年正月十三日，皇上下诏："凡国学进士不曾请举、因遇上大赦而获得免解资格的人，以后如果确实获得发解资格，以及曾在外地请举后入学、又遇大赦而获免解的人，近来的旨意都把这两种情况合并处理免除外，国学生因绍兴三十二年遇大赦，此前曾经升补为内舍生，或者在学已满十五年，曾经参加公试或私试中选的人，都特许放行参加此次省试。"

十一月二十一日，权礼部尚书胡沂、秘书省秘书郎兼权礼部郎官萧国梁编造的贡籍编成，呈报给皇上，胡沂等人于是逐条陈述有关事宜："士人如果申诉请求收试，必须用本州原来获得发解的旧籍、家状核对年龄、参试次数，确实没有差错，才允许出具保明文书，申报本部核查。如果有不符之处，就不再受理申诉。有的人在别处请得发解后返回本籍，必须用当时获得发解的确实年龄、参试次数、发解年份，等到发榜时，把获得发解的人在解状姓名下，详细注明籍贯、所治经书、三代姓名、年龄、参试次数以及终场人数，连同合格试卷一起发送到本部核查。科举之年，偏远州军如遇发解开榜，先把获得发解的举人解状及终场人数，由知州、通判验核作保明，先用紧急文书申报本部。等到发送试卷时，再核对以收试。免解进士申诉请求赴省试的，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如果确实有缘故，须一并写明超过期限的原因，由州县定罪作保明，以便核实，就不能等到临考期限才申报或者只拿着一纸公据了事。国学士人，本部自有贡籍。请求从今以后只凭贡籍、年龄、参试次数为准，并且国学进士赴解试，命国子监将所提供的家状与入学旧籍核对一致，才允许放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同一天，礼部尚书胡沂、秘书省秘书郎兼权礼部郎官萧国梁上言："核对完毕已经编入贡籍呈进的名册，其中也有因丁忧、生病等事故，往往未曾到省城参加考试，以及有死亡、以及后来改名重新取得发解过省资格的人，难以全部编入。如果将来再有像这样未曾到省参加考试的人，希望另立一册，仍照旧籍编入，用来补充备查。"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以上出自《干道会要》。

《文献通考》记载：淳熙十一年殿试，当时进士考策论，到傍晚还没交卷的有三人，皇上下旨赐给蜡烛。不久侍御史刘国瑞上言："宫廷之内，本来就有用火的禁令。贡举的条例，也不允许点蜡烛。虽然圣上恩德宽厚，宽限片刻，但恐怕玩忽成风，逐渐败坏法度。请求把最后交卷的人，交给御试所予以降黜。"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淳熙十四年殿试，录取进士王容以下。皇上天资英明，在大殿上策试士人，多是亲自决定升降，不完全依照主管官员的意见。这次考试王容原本是第三名，被皇上亲自提拔为状元。当时儒生辈出，文章雅正，号称"干淳体"。

项安世模拟对答学士院的考策说："科举的法度，是当今没有办法的法度。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一天比一天受重视，而实际的用处一天比一天轻，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把天下的人才，全都局限在科目之内。考中这一科的人，即使是凶恶贪婪之徒也一定授予官职；没考中这一科的人，即使是周公、孔子那样的人也一定被弃置不用。这种习惯久了，上面的人不以为疑，下面的人不以为怨，一旦有人跳出这个范围来取舍人才，那么上面的人就会畏缩不安，下面的人就会侧目而不服。大家都知道这个弊病，却甘心死守着它，不敢再议论了。所以说：这是当今没有办法的法度。不论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会怎么做，只要让诸葛亮、王猛处在这个位置上，他们一定会自己拿出主意，另外开炉铸造，用以熔铸容纳天下的人才，用以收罗天下的才智之士，共同来完成当时的大事，绝不会甘心受这种束缚。自王导、谢安以下，随着世事变化来处理事务的人，想要在妥帖平静之中，暗

译中达到分寸恰当的效果，那就一定不敢改变现今的说法，来选取现今的士人了。这本来是没什么可议论的。既然这样，那么用王导、谢安的手法来调度，也有办法吗？回答是：有的。在平常的规矩之中，稍稍拿出些高明特达的举措，稍微改变一下浮华已经过分的习气，略微伸张一下浑厚平直的气度，就总比不这样做要好。因为天下的事虽然贵在遵守法度，但也不能一味依赖法度。法度是用来抑制侥幸取巧的，不是用来抑制豪杰之才的。所谓侥幸取巧，是指那些才能不应该得到却妄想得到的人。一人得逞，众人就争相仿效，这个门路一开，就不可再禁止了。所以上面的人制定法度来加以拒绝，使他们想进却没有空子可钻，想求却没有借口可用，这就是法度的功效。至于豪杰之士，他们的品德应该做人上人，他们的才能应该被世所用，并不是所谓的侥幸取巧之人，这正是法度所应寻求的对象，而不是法度所要拒绝的对象。这样的人大家都心服口服，没有人敢与之相比。以此为惯例，谁还敢攀附呢？有像这样的人才，就时常提拔出来重用，以此向天下表明不专门凭借舞文弄墨来获取君主授予的官爵，这样也就足以补益风化，提高实际的德行，扶助善人而使恶人感到惭愧了。"

又说："科举之制的兴盛，是从李唐开始的，而唐朝选取士人，还没有完全出自这一途径。有靠上书而得官的，像和逢尧、员半千这类人就是；有靠隐逸而被征召任用的，像阳城、李勃这类人就是；有出于征辟推荐的，像韩愈出自张建封、董晋的推荐就是；有出于人推誉扬名的，像吴武陵举荐杜牧就是。到了本朝，法令开始严密，科场的条例，像捆绑胥吏一样严格，而乡举里选的用意，也巨细无遗地体现出来了。然而祖宗那个时候，还有超出常规的事情，比如张咏本应是解元，却把这个名次让给同乡人，这还有朋友的情义在里面。宋祁本应是第一名，却命他让给哥哥，这还有兄弟的恩情在里面。请人到客舍，先呈上自己所写的文章，这还有礼节的用意在里面。李畋、张及三人一同得解，这时还没有确立名额限制。除此之外还有陈情请求的恩典，礼聘征召的礼遇，元祐年间考经行的选举方式，三舍法考察品行的规矩，这些做法的用意也说明当时的人已经知道单凭文章不足以完全了解士人的才能。所以孙复、苏洵被起用，还是出自常规法度之外，而雷简夫、姚嗣宗被授官，有的是出于特殊擢用。然而这种想法本身并不稳固而法度已经固定下来，虽然有时稍微超出常规，但也只是千万人中的一二例罢了。片刻显现的才能德行，不足以胜过两百年来固定的科举制度。"

马端临说：据考察，选拔人才的弊病，人人都能说出来，但是晦庵（朱熹）、平甫（王安石）两位先生的说法，是不废除科举这种取士方法，而是从中就足以挽救科举的弊病，他们的说法还算确实可行。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五　贡举杂录

宋会要辑稿　选举五

贡举杂录

孝宗淳熙元年六月四日，臣僚上言："近年来的科举，士子学习诗赋的人比学习经义的人多出好几倍，至于《周礼》、《仪礼》、《春秋》这几门学问，学习的人极少。加上主管官员评校时，有时整门经全部不予录取，于是使士子畏惧学习。除《二礼》已经有指令允许借用其他经科的分数优先录取外，如果《春秋》一科文理优长的人，也请求允许借用其他经科的分数取放。"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不久，淳熙二年正月十八日，权吏部侍郎赵粹中上言："近来臣僚申请说因为《二礼》、《春秋》学习的人极少，想在科举考校时，如果某三门经科士子稀少的地方，即使没有优异的卷子，只要文理通顺的，每门经科各取一名

译。我认为科举选拔人才，正是要得到真才实学的人，如果没有优异的卷子，只要文理通顺就录取，那么其他经科优异的反而会被黜落。请求依照绍兴四年六月的指令，将五门经科终场的人数，多余或不足的，通融互相补充，各科都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中如果某一经科人数虽少，也录取一名。如果没有合格的人，就任其空缺。"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八月九日，礼部上言："此前福州进士黄启宗上表说，《礼部韵》内，有些经典中记载的字，是举人常用的，而《礼部韵》却没有收录，请各按其所属的本韵，依次列为条目，一一收录附入。绍兴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允许在《礼部韵》之后另立项目刊印补充，让士子知晓。此后在考场中，士人把这些字当作后续补充公布的韵字，往往径直使用，而主管官员因为这些不是正韵，全部予以黜落。请求把黄启宗所收集分类的字，各按声韵添入韵书，让士人可以通用。从淳熙二年省试之日开始施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一月十一日，礼部侍郎龚茂良上言："近年来举人常常向朝廷申诉，其中有的援引已久的先例请求升甲，有的临时增加年数请求列入特奏名，有的因为一次免解的恩典请求永久按年计算免试，有的说住学多年请求再次参加省试，凡是这类事情几乎多得难以一一列举。请求申明告诫在位官员，杜绝侥幸的门路。"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贡举条制规定，凡是举人因为子孙授官，或者进纳（捐纳）出身的人以及代理官职的人应当免解的，如果愿意缴纳补授的文书，也听任办理。以及绍兴二十九年沈介申请的指令，请求将本来因进纳或助教身份、或者因其他事由补授而获得发解资格的人，依照祖宗的条制，应当免解的情况共有三种举法，一律按照上述指令办理。请求继续按照干道五年白札子的申请，却把有妨碍……

淳熙二年正月六日，皇上下诏："凡是通过进纳补官，曾经获得发解文书、年龄已经到了应当免解的人，都依照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指令，允许缴纳补授文字，免解赴省试。干道五年二月十三日的指令不再施行。"不久因为乡贡进士马俦等人陈状说："我们各自因进纳而获得妨碍资格的将仕郎及助教身份，曾经获得发解文书赴省试落榜后，已经过去十八年，应当免解。"

……有官职的人不能按理算作举数，这与前面的指令相冲突。请求依照祖宗条制以及绍兴二十九年的体例，缴纳补授文书，免解赴省。"又有乡贡进士苏彦直、莫浃陈状说："虽然承奉干道五年的指令，但那是当时臣僚一时的申请，有失祖宗立法的本意，请求依照祖宗定立的旧法，按年计算免解，缴纳补授文书赴省。"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十三日，礼部贡院上言："进士陈情请求回避亲属，如果有另外考场发回的单独一人应试某一经的情况，请求依照上次考试已经下达的指令，只回避所应回避的官员，就在贡院收试，互相送到别处考校。此后陆续到来的应当陈情回避亲属的人，如果与另外考场发回单独一人应试某经的情形相同，就依照本院方面直接行文送到别的考场收试。"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八日，皇上下诏："如今的省试每十六人录取一名，有零头的再取一名。"

三月二日，皇上下诏："进士贡士，凡绍兴十八年以前曾到省参加过一次考试，现年五十五岁以上的，命本籍州县核实调查确实无误、且没有其他妨碍之处，具结除名罪的保明文书申报礼部。其中开封府、国子监就各命召集现任承务郎以上官员二人，也依照前面的做法具结除名罪保明，礼部核查后，随时上奏，到时候商议给予恩典。将来特奏名的人，命礼部仔细核查落实，迅速办理。如果应当核实、以及应当由所属机构保明的人，暂且让他们参加殿试，不给唱名的号牌，其……文牒等一律由礼部收存，等申报上来后如果没有其他

译妨碍，召来担保人当面发给。"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皇上下诏："从今以后科举策试，必须以当时的时务出题目。"这是听从臣僚的请求。

二月五日，皇上下诏："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四州这次科举，命四川制置司核查确认举人确实是本地籍贯，没有欺诈冒名的情况，才允许收试。发解仍依照各州原有的解额取放名额。将来的省试另外单独编号考校，以十四人录取一名。如果合格的人数不够，就任其空缺。"

十一月二日，皇上下诏："从今以后省试，帘外官的同姓、异姓亲属以及门客，也命依照帘内官的条法回避，行文送到别的考场考试。"

淳熙五年正月十四日，应博学宏词科的张谔说，同知贡举萧燧的儿子是张谔亲妹妹的丈夫，按法应当回避。贡院核查，淳熙二年也有词科考生陈情回避亲属的先例，只是在贡院选派不需要回避亲属的官员出题考校。皇上下诏依照上次考试的指令办理。

十九日，皇上下诏命敕令所将贡院帘外誊录、对读、封弥、监门等官员回避亲属的规定，修订编入省试条法。不久敕令所依照淳熙四年十一月二日的敕令，并参照《崇宁通用贡举敕》内其他官员回避亲属的条文，斟酌拟定以下条款："凡是试院官员，指主司及应当参预考校的官员。亲戚是指本宗袒免以上的亲属，或同居没有服制关系的亲属，或缌麻以上的亲属及其丈夫、儿子，或母亲、妻子缌麻以上的亲属及大功以上亲属的丈夫、儿子或女婿、儿子，儿媳期年以上亲属的。以及试院其他官员，指监门、巡铺、封弥、誊录、对读之类的官员。亲戚是指本宗大功以上的亲属，或母亲、妻子期年以上的亲属，以及亲女儿和亲姊妹的丈夫、儿子。都要相互回避。如果现有的门客，每员只算一名，也要回避。以上编入《绍兴重修省试令》。"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月二十一日，知贡举范成大等人上言："查对举人考卷中赋一科押韵用'惚怳'二字，有的写作'怳'，有的写作'恍'，除了'怳'字《礼部韵》已经收录外，'恍'字按《老子》所说'无物之象'，是惚恍二字从心从光，《礼部韵》却没有收录。近年来虽然曾经增补扩展，也遗漏没有收入。按《集韵》，怳、恍二字都读虎晃切，都以昏昧为义，那么'恍'、'怳'二字应当是相通的。恐怕妨碍以后举人引用，请求下发国子监详加考定并收入韵书。"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五日，知贡举范成大等人上言："近年考场中多有暗中勾结、拆换卷子的弊病，比如甲知道乙的文章写得好，就把乙的文章拆下来，换缀到甲的家状后面。卷首虽然盖有礼部的骑缝墨印，但因为印章狭长，往往可以裁去后重新粘贴。我们现在筹划，在卷首背面骑缝处另外加造长条朱印，从淳熙五年省试起卷头都要盖印为记，而且要斜着盖印，使印角横跨家状、程文两张纸，容易察觉是否被裁换。请求今后所有考场，都依此施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六月十一日，礼部侍郎郑丙上言："恭敬地想陛下振兴儒学，深切洞察文风的弊病，策问众多士子，都是选取直言进谏的人，把他们列在前面。如今秋试将临，我担心远方的士人不完全了解圣上的意思，还沿袭旧习，有的人一味阿谀奉承。希望申明告诫朝廷内外，考场选拔人才，务必寻求实学纯正的文章，不要录取迎合阿谀的言论。"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六日，皇上下诏命贡院、别试所：引试回避亲属的举人的录取比例，依照淳熙五年的标准取放，有零头的再取一名。这是根据该所的奏请，所以才有这道命令。

二月十一日，礼部贡院上言："历来省试开院之后，都应当造具前十名的进呈册及副本。如今这次考试，应当依照惯例修写。"皇上下诏等到开院之日，

译将前二十名的卷子先行呈进。淳熙十一年也照此办理。

淳熙十年三月二十三日，礼部侍郎郑丙上言："绍兴年间以来，礼部贡院和四川类试都是十四人取一名。隆兴元年，礼部免解的人多，大概十七人取一名。此后就成为定例，只有四川类试仍旧不变。用数目来比较，礼部的比例较窄，四川的比例较宽，这两处应当均等一致。"皇上下诏四川类试从今以后按十六人取一名。

十月十二日，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礼部郎官范仲艺上言："近来科举的弊端，比如假冒户籍、迁就服制关系、增减年龄、假冒姓名、夹带书籍、暗中勾结题目、在考场喧哗争闹、诋毁讥讽主考官、拆换家状、改换试卷，像这类弊端，不可胜数。而代笔这一项，弊病尤其严重。偶有败露，官府却不再深入追究，这是执行法令不力的缘故。希望申明告诫主管官员，从今以后凡有违背贡举条制的，都要依法处置，务必坚决执行，才有望使选拔的人才真正有才实学。"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二月十二日，著作郎兼权中书舍人李巘上言："国家设立科举制度，用文章选拔人才，而人才的晋升，大多由此而来。然而考场上的文章，写经义的有的取其铺陈说理支离破碎，写辞赋的有的看重其用语轻浮华丽，写论策的有的推崇其空泛言辞取胜，而真正的实学却无人过问，所以浑厚典雅的文章难以得见，而学识渊博的士人难以求得。这是科举的大弊病。希望诏令主管官员，将来选拔人才的时候，先采用体制浑厚、辞章典雅、答问详尽的人。对于浮华轻浮、空泛滥杂的文章，则置之不取。"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一日，监察御史谢谔上言："近来各州考场所录取的文章，日渐流于浮华冗杂。经义与论策，容易写得泛滥；小经的经义一篇，有时篇幅甚至超过论。主管官员所出的策题，如果策问太长，也很不合体要。如今的省试，应当加以告诫整饬，使应考的人节制浮华冗杂，而评校的考官以切合体要为首要标准。"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淳熙十一年正月十四日，臣僚上言："科举的既定法度，比如怀挟夹带、传递答案、代笔这些禁令，不能不严格执行，这是用来招徕真才实学、抑制奸邪弊端的办法。常常看到考场中谨慎守法的士人，并不以遵守法令为难，只是担心被误认为可疑。因为巡逻检查的人，未必了解事情的实情，往往草率行事，见到士人偶然相遇，就说成是传递答案或代笔；有时因为旁边有别人丢弃的纸张之类的东西落在座位旁边，就抓住在座的人，说成是怀挟夹带。士人一定惊慌失措，说不清楚，导致考场里人人不安，这恰恰扰乱了他们的写作思路。而且考官在帘内，没有办法了解实情。等到把疑似的人带来后，彼此猜忌，很难不听从检查人员的意见。我在太学任职，见过之前的考试中因可疑而被拘押的人，后来查明并无实证，才得以平反。而且可疑的地方只是一时的，冤枉一个人的罪名却很容易，而被可疑情形所牵连的人，有的甚至要经年累月才能洗清自己的冤屈。对待士人的本意，不应当是这样的。这次省试，请求晓谕众人，凡是怀挟、传递答案、代笔的，都应当依照法令严格执行以外，如果有违犯禁令而被拘押的人，也要根据确实的证据，不许在可疑之间，泛泛地加以追究。这样才能使法令严明而又讲求信用，符合对待士人的体统。"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月十一日，臣僚上言："奉旨在贡院拆号时，看到进士章仲衡的姓名，见到朝中士人都说章谦有个儿子考中了。原来章谦本籍是处州，曾经在朝廷做官。他的儿子跟随侍奉，很多人都认识他。等到查看章仲衡的家状，却是用鄂州的户籍。三代之中，父亲名叫章谈，说未曾做官。从祖父往上，与章谦的

译父祖名讳没有区别，于是人们才开始怀疑此事。近来查访得知章仲衡跟随父亲章谦担任江西参议官，按照法令应当回本籍参加科举。于是辗转钻营，冒充章谈的户籍参加牒试，在江西转运司参加考试，靠关系获得发解资格。可是不知道鄂州是否真的有章谈这个户籍。又有人说章仲衡是假称过继给章谈做儿子，想将来再改正归宗。又不知道章谈是否真的是章仲衡的亲叔叔。既然是过继，是否曾向官府陈请备案？我担心事情未必完全如此。章仲衡正在应举求官，就擅自冒用户籍，不承认自己的父亲。将来把这种心思用来侍奉君主，行吗？请求将章仲衡的案子特别加以核实，依照贡举条制处理，这也是厚重风俗的一个方面。"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淳熙十二年十月二日，太学博士倪思上言："我私下见到近来学校科举的弊病，问题在于士子把史学看得很轻。所谓史学，难道只是汉朝、唐朝的历史吗？可是现在谈论历史的人，只重视汉朝、唐朝，至于三国、六朝、五代，就认为不是盛世的事情，轻视而耻于谈论。然而这些时代进取的得失，防守抵御是否得当，谋划是否周密，思虑是否精巧，以及处理军事民政的办法，形势成败的轨迹，以前的教训，后来的鉴戒，都不是没有益处的，都是求学的人应当研讨探究的内容。近来主管官员略微了解到这个弊病，出题的时候，颇有出自史传的题目。可是仍然有所拘束忌讳，而且考场评校，专门以经义、诗赋来决定取舍，而把论策看得较轻。请求申明告诫考官，出题考试的时候，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出题，不要有所拘束忌讳，而且在取舍之际，稍微把论策看得重一些。这样才有望使士子博古通今，都成为有用的学问。"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淳熙十三年三月五日，礼部国子监上言："查对法令，规定应试的人须三人以上互相担保。如今打算依从臣僚的请求，依条例允许以三人以上结为一保。仔细查考以上条文，从二十人以下的，都算作三人以上，其中选曾获得发解的人做保头。如果没有获得发解的人，就把曾参加秋试终场、年龄稍长、才能德行为大家所推重的人，作为保头。如果保内有喧哗闹场、鱼目混珠、弄虚作假的人，就把同保的人一并依照贡举条制处理。"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七月九日，臣僚上言："请求从今以后凡各考场，如果有应当回避亲属的人的试卷，每回避亲属一份卷子，就在所回避的那门经科中，另取九份卷子凑成十份卷子，混杂在一起封弥，从省试发解程序处理。以及各考场的通例，在正式的卷子上用纸贴注明所回避的官员，送到誊录所。誊录所不得在誊录的草卷上盖真正的回避印记，只是虚贴一张纸做标注，到分发考校的地方，就揭去所贴的回避官员的标签，照常互送考校。"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六日，臣僚上言："国家设立科举来选拔人才，后世公卿大夫都从这条路出身。然而各郡间有轻浮浅薄的举子，违反规定、冒犯法令，朝廷想稍加惩戒，就取消整郡的发解资格。可是三年一次的大比，关系利害并不轻，让整个郡都停止考试，事情也很重大。事情固然有是士子自己造成的，这确实不值得同情。但是事情的起因，也有可能是别人所导致的，如果只责罚士子，难道不是很可悲的事吗？有的是因为措置不当，有的是因为约束不合理，有的是因为徇私泄漏考题，有的是因为出题有偏差，有的是因为担保违反规定，有的是因为籍贯造假冒充，引发争端的缘由，不一而足。议论的人认为，事情如果是因为知州、通判造成的，就应当处罚知州、通判；事情如果是因为监试官造成的，就应当处罚监试官；事情如果是因为考官造成的，就应当处罚考官；事情如果是因为吏员造成的，就应当处罚吏员；事情如果是某一个人单独造成的，就应当只处罚那个人；事情如果是大家共同造成的，就应当一并处罚共同参与的人。一并施行责罚，别人也无话可说。如

译今科举临近，事情应当预先防范，希望训诫各郡，如果士子违反规定喧闹，自然应当取消其考试资格之外，事情如果另有起因，委托监司依公正查究，核实上奏，从重依法处置。"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一月三日，臣僚上言："我见到四川的科举，对于学习诗赋的人，命令先缴纳购买《韵略》的钱两千文，以致有的人因为贫穷而改学经义。近来对这种科敛的做法，请求明确诏令主管官员，凡各路州郡及转运司的科举，不得以购买《韵略》为名向士子摊派钱物。四川类试的费用，一律用属于系省的钱来支付。"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二月二十二日，臣僚上言："我听说积雪之后，道路大多阻塞，远方的士子，赶赴省试，非常狼狈。加上引试的日子，是在春天还很寒冷的时候，天气寒冷、白昼短暂，笔墨都会冻结，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以前定下八月十五日引试发解，是为了防范各州举人重复冒名参加考试。至于省试，则因此定在正月十五日，不像解试那样有防范重复的需要。请求把如今锁院引试的日期，稍微延后十天，来体恤四方的寒门士子，那是极大的幸事。"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淳熙十四年正月十九日，礼部上言："如今的省试，比起上次考试人数增多，加上锁院在即，还有数百人没有申报发放，以及需要核实一些细节尚未完备的人，还没能交纳试卷。请求依照上次考试已经下达的指令，把已经取得公据但申报未到的人，先允许他们交纳试卷收试。"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二日，皇上下诏命礼部把干道八年到淳熙十一年已经命令赴省试的人，一并命令再参加这次省试一次。其中因庆典而获得免解的，等过了省试再另作升甲处理任用。

二十八日，臣僚上言："我认为近年来考场中的文章，经义还算可观，而诗赋大多空洞浮华、不够精工。至于论策，只有泛滥空洞的言辞，却不切合事理。用文章来求取人才，实在已经失去了不少真才实学。如果没有真正的好文章，那又该选取什么呢？请求宣谕这次省试的知举官，把士人三场的考试文章认真加以考校，选取那些用语明白而含义深刻、辞句简练而道理透彻、有学问根源、而没有空洞浮华毛病的人，让他们名列前茅。"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月三十日，翰林学士知制诰洪迈、权刑部尚书葛邲、右谏议大夫陈贾上言："我们看到近年来举子的考试文章，流弊一天比一天严重，本来就曾深深忧虑，因臣僚建议而将此事下达礼部，本打算整顿训诫士人的风气，革除旧的习气。可是这种风气浸染已久，未能立刻改变。恭敬地考虑祖宗时的实际做法，记载在国史之中，查考各项法令……

译不允许私自传授学习。而应试的举子左取右夺，不过是从各种传记杂说中采撷材料，以备考场之用，牵强附会地引用，大多讹误，不分轻重，虽然是不该说的话，也毫不回避。他们自称时，又全都把"愚"改成"吾"。有的在叙述时事时，接着用"吾尝闻之""吾以谓"这类话。其中若能名列前茅，都会被呈送给皇帝御览。作为臣子的本分，这尤其不应当。至于他们的考试文章，有的失之于支离散乱，有的又流于怪僻。按照现今的格式规定，赋限定三百六十字,论限定五百字。如今经义、策论一篇，有的多达三十言;赋中散句较长的达到十五六字,一篇总共有五六百言。在有限的时间里，只求贪多，堆积篇幅，无法做到精炼美好。所谓怪僻，比如说"定见""力量""料想""分量""自某中来""定向""意见""形见""气象""体统""锢心"，以及"心心有主""喙喙争鸣""一蹴可到""盥手可致"这类说法，都是异端鄙俗的文字。

译只是因为迂腐儒生和曲学之士，偶然被选中，所以相互沿袭，安然不知醒悟。臣等虽然把其中最严重的挑出来斥退不予收录，但满考场大多如此，受限于录取人数的规定，不能全部黜落。其间偶有文理优长、被列入高等的，也未免有这种毛病。恳请把这份奏章下发国子监和各州学官，公开告示士人，使他们从今以后，彻底洗去从前的弊病，专心研读经书史子，三场考试的文章，各自遵守应有的体式格调。其中胡乱议论祖宗、以及文辞支离怪僻的，一律严加黜落。这样才能使士风焕然一新，都致力于务实之学，文理端正之后，颁布传示四方，足以作为将来的典范，以上符圣明之世培育造就人才的用意。」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五月九日，右谏议大夫陈贾说：「近来臣充任考官主持科举，把各路的赋题都看遍了。其中有一时出的策问题目，无不涉及边防紧要事务，一旦流传出去，为害很大。恳请从今以后，内外考场，凡是涉及边防利害机密的事，都不许出为问目。要严格立法禁止，命令一律遵照旧例，泛问古今之事，实在很有裨益。据臣所见，如今的约束规定，除了经义、诗赋允许刊印发行外，其余策、论一律加以禁止。至于那些论卷，历来不涉及时事，恳请允许颁行。」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权知广德军沈枢说：「恳请从今以后，命令省试别试所依照大院省解试的体例，下发给封弥所，只取六经、诗赋终场各科确切的人数，依据推算取放，不得索取姓名、籍贯、所治经书的详细数目。恳请下发各路州军，遵守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一月十八日，国子祭酒何澹说：「去年春闱，有司申请今后应试文章不许引用祖宗故事。臣私下认为不妥。祖宗盛德大业，体现在二百年之间，制度典章，向上追及三代，向下超越汉唐，假使士子平日不能钻研讲习，那么将来从政时，对沿革废置就会有所不知，行动必然乖谬失当。恳请今后士子作答策论，允许引用祖宗故事。其余若有引证错误的，才不许收录采用。」不久又有臣僚上奏说：「去年省试之后，有臣僚上奏说举子文章引用祖宗事实，大多错讹舛误，不分轻重，请求下发国子监和各州学官，公开告示士人，彻底洗去从前的弊病。臣私下认为有司所请求的，不过是想让士子考究事实不至于错讹而已，并非禁止考试文章一概不得使用祖宗故事。但是中外士人辗转相传，说是自今以后考场文章，凡是引用本朝典故的必定加以黜落，往往因此士气有所受挫，文体因此有所削弱。倘若考官出题，问及时务，若使士子不得引用本朝故事，那么将用什么言辞来应对呢？臣曾记得绍兴二十七年廷试，御题专门问遵守祖宗法度之事。若说不用本朝故事，那么引证不当、剽窃不实的，全都应当黜落；其中恰当精确的自然应当收取，这样士气才能稍稍增长，文体才能自然振作。」奉诏命令礼部一并拟定条例上奏。礼部依据国子博士孙逢吉等人的申报，如今拟定前面所说的事理：「今后出题，要掺杂涉及政事的内容；士子对策，允许引用祖宗故事，只要显明而有据。如果引证错讹，或者随意引用野史杂说，就要黜落。臣等恐怕科举考试在即，各路士子还不知道上述缘由，恳请下发各路州军，遵守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以上出自《孝宗会要》。

绍熙五年七月七日，登极大赦说：「应考的举人除犯徒罪以上及已经真正执行判决的以外，其余因事被停止应举和不得入考场的人，即便有不因赦免降旨而原谅赦免的指挥，都可以一律准许应举。」

九月十四日，明堂大赦说：「应考的举人因事被停止应举和不得入考场的，除犯徒罪以上及真正判决未曾改正、编管未获释放的人以外，都可以一律准许应举。」庆元三年南郊大赦、六年明堂大赦、嘉泰三年

译郊祀大赦、开禧二年及嘉定二年明堂大赦、五年郊祀大赦、八年、十一年、十四年明堂大赦，都与此相同。

十月二日（疑为「二十八日」之误），诏令成都、潼川两路转运司的解额各留存二十名，其余名额命令四川制置司下发成都、潼川转运司，会同核查各州的解额和终场人数，酌情参考多寡，调拨取用使之均平。不久成都运判王溉上奏说：「各路转运司回避亲属门客、有官员身份而受限格的人所占的解额，成都路八十三人，潼川路八十人，相比所辖州军显得宽裕。因此举人乐于转移牒文，冒充户籍，假托亲属关系，繁多不堪。恳请各留存十名，用来等候各州知州、通判的门客，以及受限格的有官职之人，还有从东南到蜀地游宦、实际超过二千里、同姓缌麻亲属的人，所剩余的用来补充各州不足的名额，以革除奔走钻营的风气。」因此有了这道命令。

庆元元年五月四日，权礼部侍郎许及之说：「自从乡举里选之法在后世不再施行，采用糊名考校的办法，虽然未必足以尽得天下英才，但其中老成宿儒，穷年皓首，被有司摈弃而不怨恨的，是因为信服考场的公平。近年来私心过重的人，编出「得好文字不如得好士人」的说法。殊不知既然已经糊名了，好士人从何得知呢？只能是暗中沟通、私下传授，欺瞒天理、蒙蔽众人。臣私下认为暗中沟通、私下传授的行为，本来就无从禁止防范。至于那些能够形成制度约束、可以大力防范的地方，却反而不能坚守已经施行的法令，反而打开了作弊侥幸的门路，比如试官得以差遣候缺待任之人便是。他们不过是说现任有出身的官员人数不够，势必不免要取候缺寄居的官员；又不过是说现任有出身的官员人数虽多，但所习经义词赋各有不同，难以调配差遣。审察起来，那么人数够或不够，都要取候缺之人。不去思考立法本是为了防止作弊，反而因人而废法。更有甚者说现任官未必都是佳士，候缺之人往往多是名流。殊不知现任的人数，就是前些日子候缺的数目，现任人数若不够，只应延长时间考校补足。今年大比之年，恳请检照淳熙六年臣僚的请求，不要打开由寄居官员主持考校的门路。除知县、县令不差遣外，即便是总辖所属的官员，也允许本路转运司会同州县的现任官员一起差遣。根据人数多少，酌量分配到各郡，放宽考校的时限，接续供给的数目。仍将差遣不足的人数，所应支出的供需费用，也一并均衡拨给。这样一来，有司奉命承令，精心选择公正选拔，考场上的士子，考中的不认为是徇私，落榜的也不会心怀怨恨了。」

六月十三日，有臣僚上奏说：「国家三年一次大比，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使士人各占一门技艺，以方便众多士子，这是恩德极为深厚之举。只是差遣试官时，有违背立法本意的情况。有的全部差遣通晓经学的人而不差遣熟习诗赋的人，有的全部差遣熟习诗赋的人而不差遣通晓经学的人，因此考校去取之间，偶有被冤枉黜落的，也有滥中科名的。如今考试日期已经临近，恳请下发礼部行文各路转运司，凡是差遣试官，必须经义、诗赋各半，即便是偏远小郡解额较少的地方，也不可使其偏于一方。有人收拾千人雷同的陈腐言语，只辨识同门共学的旧有文字，倚仗势力凭借愚昧，故意黜落正论，勾结朋党，一同录取奸邪之徒。更有甚者，秋试竟敢提出浮夸荒诞的说法，出为策问题目，诳骗诱导后学，以致使真正贤能之士大半被有司摈弃。恳请宣谕大臣，今后的试官，必须精心选择，委任有文才德行、通达博洽、可以服众的人，方正严明、公道正直、可以敦厚风俗的人，才允许以名上闻朝廷。否则即便科目名列前茅，也不在此次选拔之内。这样一来，学校科举从此才能稍有改变，朝廷也能收到

译得人的实际功效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月九日，礼部说：「依照条例，省试应当在正月九日锁院。淳熙十六年有臣僚上奏，省试请求用二月一日引试。绍熙元年、四年的正月都是小月，用二十四日锁院。来年正月是大月，恳请用二十五日锁院。」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省试锁院，都依照此例。

十一月一日，有臣僚上奏说：「建康通判王万枢让他的两个儿子王逢、王遂嘱托试官刘大临，两人都被列入了荐书之中。虽然还没有进行彻查，但众人的议论已经断定这件事属实。臣如今查考王遂的家状，王万枢是现任建康通判；查考王逢的家状，王万枢是前任建康通判。如果认为是现任，那么历来现任知州、通判的子弟，按例不敢在其隶属的官府地界应试，正是为了避免暗中嘱托、观望徇私的嫌疑。如果认为是前任，那么王万枢实际上是在今年八月七日交接卸任的，那时必定还未离开建康，那么暗中嘱托观望徇私的嫌疑依然存在。同僚官员担任监试，有什么不能徇私放行的呢？符合驳回放黜的理由之一。如今王逢、王遂都是王万枢的儿子，但户籍所记却不相同，王逢记为江州人，王遂记为真州人，而王万枢的家状却是江州人。况且王遂年方十二岁，绝不可能会写文章，找人代笔私自录取，道理十分明显。符合驳回放黜的理由之二。恳请下发相关部门，追查王逢、王遂到礼部，取旨复试。如果他们确实能作文，与真正的试卷没有差异，也应当依照臣所说的这两件事加以驳回放黜。如果查明确实存在代笔以及私自嘱托、假冒等事，恳请移送有司追人查勘，依法处置。」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五日，礼部说：「国子监检举四川类省试，恳请依照下列条款办理：一、牒试得解的人，依照指挥除了现任帅臣、监司的子弟应赴南省试外，其余的牒试、类试，一并依照类试旧法办理。所有在任差遣离本贯户籍二千里以外的，照绍熙二年五月的指挥，只允许牒试随行的本宗缌麻以上亲属。一、陕西州军的举人，允许应赴类试。以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的指挥，本路当时刚刚收复，应当免解的人，若有凭证文书，难以取得保官，命令不拘路分，召集文官二员，结罪担保此人曾经应举的年甲属实，经所属官府陈请核验属实，批保官加盖印纸，才允许赴试。如有假冒，申报请示。一、绍兴二十七年五月的指挥，监司、帅臣、知州通判的亲属门客依法牒试，以及属官、干官以上、离户籍二千里、随行本宗异姓缌麻以上亲属应赴漕司试得解的人，一并命令应赴南省试。其余得解的人，愿意应赴南省的听从其便。仍旧发给口粮凭证，并依照绍兴二十九年八月的指挥，应当免解的进士，如果愿意应赴南省，没有州军保明的公据，不在收试之列。这些人得到免解进士资格的，应当应赴省试，命令制置司设置考院，依照历年成例进行类试，以十六人取一名，并列出合格等第推恩授官。其中愿意应赴御试的人，命令在三月以前到行在，等候御试。若是迟到的人，依照本司已考定的等第推恩授官。一、该当特奏名进士的，依照历年成例，由本司设置考院差官考试，考时务策一道，将考中的人分为五等推恩授官。一、将来类省试下发后，应当为特奏名的人，恳请照绍熙四年行在所定的成例指挥，依次递补施行。一、淳熙六年的指挥，特奏名二人取一名，人数冗滥，欲改为三人取一名，列在第四等以前的，假如三百人应试，就取一百人出仕为官；其余的一并列入第五等，允许再次应试。此后只允许再考一次，淳熙十一年三月增加为三次，至今仍遵照沿用。以及每次考试免解进士，因丁忧疾病以及关门引见未到、应试未及的人，都一并计入一举。如今

译打算将实际到省终场应试的人，才允许计算为参加考试的次数，此后各次考试都照此办理。」朝廷都采纳了这些建议。

二年正月五日，有臣僚上奏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人才的盛衰；人才的盛衰，取决于科举取士的是否得当。明年的春闱考试，恳请诏令有司，所考试的士子，必须是经术精深、文章典雅华丽、学问广博、议论中正的人，才能充选录用。其中有诡异怪僻、肤浅粗陋、狂妄诋毁、阿谀谄媚一类的，一并黜落。如果所取录用不当，有辗转传闻查实的，考官降职处罚，士子驳回放黜。这样才能使积久的弊病一扫而空，人才辈出，以符合设科取士的用意。」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同一天，又有臣僚上奏说：「科举的弊病，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近来臣僚上奏议论，已经可以看出端倪。来年既然没有殿试，省试就更应当严加防范。大体上考院帘内、帘外的弊端大致相当，帘内主持考试的人必须差遣台谏官，可以负责纠察。至于帘外，则自淳熙八年以来，差遣卿监郎官一员负责封弥。虽然比起以前差遣局务官和在部的官员职责要稍重一些，但因其职责不属于弹劾，权限还是较轻。小人贪图私利，无所畏惧，奸弊照旧存在。查考景祐五年的贡举，封弥官是殿中侍御史方偕；庆历六年的贡举，封弥官是侍御史仲简。如今打算在帘外改差监察御史一员，专门负责监督封弥等事务。如有奸弊，可以随时申报弹劾。这样才能使涂抹试卷、泄漏字号、拆换印缝等弊病，得以彻底革除。」诏令从卿监郎官中选择差遣。

二月十二日，宰执进呈奏事，皇帝亲自出御笔交给知贡举叶翥等人说：「朕聚集天下的优秀人才在礼部应试，希望能得到器识伟大深厚、议论持正公允的士子，以备将来公卿大夫的选拔。如今朕正遭逢丧亲哀痛之期，不能亲自在朝堂上策问，只有依赖你们同心协力，用心考校，精心衡量鉴别，网罗真正的人才，不要让浮夸轻躁的人冒充占用朝廷的名位器用。朕会嘉许你们的功劳。」余端礼上奏请求把这道御笔宣付史馆，皇帝说：「今年没有殿试，省试的事体非同小可，希望能得到好的试官，留意仔细考校。将来大量任用的人才，都要从这里选出。」

三月十一日，吏部尚书叶翥等人上奏说：「二十年来，士子习于伪学之陋，丧失了良善之心，认为六经子史不值得研读，刑名度数不值得考究，专门研习语录中荒诞不经的说法，用来掩盖自己空疏无学的鄙陋，又掺杂佛教语汇，就以为能够蒙骗世人。三年一次大比，太学考定成绩时，他们这一党人专门用怪异的言语暗号，私下互相识别，就得以列入前茅。于是使真正有才能的人，反而被排斥不取。臣等深知其中弊病，近来担任知贡举，出题考问经史中的疑难之处来考核他们，大多不能应答。看他们的文理，也有可取之处，但荒诞的成分尤其严重，实在令人怜悯。这是因为沉溺陋习已久，自己都不知道这是错的。希望能借着如今的弊病，特别诏令有司，训诫劝谕士子，专门以孔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学习内容，不得再传习语录，以助长他们盗名欺世的虚伪之风。再恳请让太学、以及各州军学，各自将每月考试取得的前三名文章，申报御史台考察。太学按月申报，各路按季申报。太学由学官直接申报，各路由提学司分类申报。如果仍然不加改正，就要追究学官、提学司的罪责。这样一来，何愁文风不能改变、士习不能革新呢？」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文献通考》记载：宁宗庆元二年，因居丧不亲自策问。省试进士，录取了正奏名邹应龙等人。自从韩侂胄沿袭秦桧的旧习，把道学指斥为伪学，台谏官员附和他，上章论列，诏令张榜公布于朝堂之

译上。而刘德秀在省试考院的奏疏中，甚至说：「伪学的魁首，凭一介平民窃取人主的权柄，鼓动天下人心，所以文风还不能大大改变。请将语录之类的书籍，一并加以除毁。」不久叶翥又上奏说：「士子沉溺于伪学，专门研习语录中荒诞不经的说法，用《中庸》《大学》一类的书籍来掩饰自己的荒谬。有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士人传诵其中的文章，每每用来仿效。请让太学、以及各州军学，各自将每月考试合格的前三名文章，呈报御史台考察。太学按月申报，各路按季申报。其中若有仍旧不改陋习的，就追究学官、提学司的罪责。」这次科考，凡是文章涉及道学的，都没有被录取。

同一天，都省上奏说：「正奏名及国学中恩遇覃恩免解的、临安府府学职事以及临安、庆元、安庆、英德府曾经恩遇赦文免解的，国学各州应赴庆寿恩、覃恩等免解的人，依照绍兴四年取放的分数，十七人取一名，余下的零头分数再多取一名。其中庆元、安庆、英德府连续三次考试不改姓名的人，庆元府取四人，安庆府取二人，英德府取一人。若英德府没有应取的合格卷子，就听任空缺。」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四月二十九日，礼部说：「查考干德、咸平年间的典故，省试开院时，合格举人中有在两省、台谏、侍从以上官员有服亲属为权要亲族的，由本部取来核查，列出姓名上奏，进行复试。」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都照此办理。

三年五月六日，监察御史沈继祖说：「臣前不久充数在省试考院考核文才，恭敬地领受御札，其中说：『希望能得到器识伟大深厚、议论持正公允的士子，以备将来公卿大夫的选拔，不要让浮夸轻躁的人冒充占用朝廷的名位器用。』臣私下认为，教育培养如果素来有素养，那么所选取的都是有用之才；训导启迪如果不先加以引导，那么旧有的习气就没有突然改变的道理。此前御笔虽然迅速颁布到礼部考院，但诏令还没有传播到各郡国。何况如今距科举考试，只剩一年多的时间，训导磨砺，正当其时。恳请诏令各郡国，使四方士子精勤研习，博通古今，讲求学问、积累文章，以应对圣明之世的需求。主考官出题，必须切合实际，不要空泛无实，这样才能使真才实学之人辈出。」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二月十八日，有臣僚上奏说：「嘉定府是潜藩之地，恰逢登极大赦，应赴乡贡进士中曾经连续三次终场考试不曾改名的人，免除一次文解考试。本府在赦令颁布前一次考试中终场应试人数为四千五百八十九人，因为丢失了前两次考试的号簿，没有依据得知连续三次终场不曾改名的人，难以核实取放。」礼部研议：打算在庆元四年科举中除去本府的解额外，从中就地取五百名，用来补充上述人数，特许他们赴省试一次，另行组织考校，恳请酌量制定省试名额。若有因事故未能赶赴省试的人，不允许在下次考试中补试。至于考试未中的人，也不计入到省考试的次数。」都省拟定以三人为限，其余的都依照所请。

四年正月十一日，右谏议大夫姚愈说：「恳请诏令天下，将来的秋试、春闱，主持文柄的人，只应选取文辞根本理义、正直明白、没有阿谀逢迎之处的，提拔置于高等。有的文辞虽可取，但议论涉及柔媚阿谀谄曲的，就应当黜落。这样才能使人人都有挺拔刚正的节操，以备器重任用。再恳请告诫太学儒官、各州郡教官，在训导考校的时候，严加勉励，使他们涵养气质，习成忠直刚正的品格。这样人才才能辈出，上以符合朝廷教养造就人才的用意。」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四月二十九日，右正言刘三杰说：「从前因为科举文章虚浮迂僻，主管贡举的人摘出这些文辞加以明显黜落，

译从此彻底洗去了从前的弊病。然而四方士子传闻不确切，只看见主考官出题，想要求得真才实学，大多采集传注，编摭故实，或者搜寻陈旧腐朽的类书，以备考场之用，至于词采议论，却完全不加留意。今年大比之年，臣恐怕外地出题设策搜求过于隐僻，导致老成士子和后进晚生专门致力于死记硬背，侥幸符合程度，而敢于直言的气节、有用的学问，或许因此埋没有才之士。恳请将来考场校阅文章，必须选取学问典正扎实、文采华美丰赡、见识明达、议论有本有源的，兼具这几方面才能，才可入选，以上符设科取士的用意。」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六月十六日，有臣僚上奏说：「科举本是用来收罗天下英俊之才，并且是给贫寒之士的机会。近年来种种方法都在谋求徇私，对内在省试考院、殿试，就有暗中记号、暗中笼络的弊病，如黄度、罗点等人私自录取陈亮而使其位居多士之首就是如此。对外在各路，如福建考官黄广被差遣之后，接受贿赂入院，不久就事情败露，被言官弹劾论列就是如此。正值大比之年，来年春闱，万一考官私相勾结约定，暗中录取同党，接受贿赂，想要与考生同行的，都命令监试官留意举报发觉，不得容许再蹈从前的覆辙。春闱由在院的台谏官负责觉察。否则事情败露，一并追究其罪责。」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九日，有臣僚上奏说：「近来有臣僚上奏建议，从今以后考场出题涉及六经的合题，深切切中了考场的弊病。但这一本意正是担心题目有限，士子得以事先揣测准备，反而使真才实学之人不能显出一日之长。臣认为如果出合题，那么合题本身也自有其限度，士子仍然照样揣测准备。恳请下发礼部，命令遍行公文告知各路，从今以后出题，或者全部出全题，或者三篇文章中合并出一道题目，听凭有司自行决定，这样才不至于拘泥不变，也不被举人所揣测。」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前，礼部侍郎胡纮曾说：「国家三年一次大比，用经义、诗赋来笼络天下的士子，凡是被众人应试于有司的人，必须精通所学之业，才能被选中。如今的诗赋，虽然不如古时那样典雅，但也贯通六艺，驰骋百家，有骈四俪六的巧妙之处。唯独经义这一科，全然是套用类书，日积月累，搜括殆尽，溢满箱箧，没有一样不是照本宣科的现成内容。主考官出的题目，很少有超出他们揣测范围的。恳请命令有司，今年秋试出的六经题目，各自从本经中摘出两段文意相近的内容，不致牵强附会的，合并为一道题目，这样才能使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举子得以充分发挥己见，足以显出一日之长，而那些倚仗抄本作弊的人或许可以退避收敛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到这时又有臣僚重新提出了这个请求。

七月二十一日，有臣僚上奏说：「臣仰惟陛下临朝以来，开明公道，训诫整饬士人风气，天下人都知道要以孔孟为师，一洗伪学的陋习，这是极大的恩惠。但如今伪学的习气虽已除去，天下人虽然知道趋向正道的方向，圣人的经义却还未能明白，求学的人仍然有疑惑不解的迷惑。恳请诏令有司，从今以后在六经、《论语》、《孟子》中，凡是能够阐发正心诚意、道德性命之处的，仍照旧出题考问，以此审察观看文章中引用趋向的邪正，这样才能使圣人的经义重新在天下昌明，求学的人不再有疑似的困惑。再命令有司在考校的时候，只要不违背经义旨意、议论正大公允的就予以录取。如果有窃取假借圣经、言辞涉及虚浮、包藏奇僻矫诞之意、蛊惑扰乱众人视听的，一律痛加屏斥黜落。」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五年正月十七日，礼部郎官陈谠说：「祖宗以来，以三场考试取士，本有深意。如今以经义取

译士，是要看他将来在经筵讲席上的表现；如今以词赋取士，是要看他将来在词林翰苑中的表现；如今以论策取士，是要看他将来崇高的议论、宏大的谋划。既然将来所期望的很大，那么如今的选取标准就不可以轻率。臣早年游学于学校，还曾见过前辈先生，曾说举子的词赋，固然不敢奢望能达到《三都赋》的水平，能像《三元元祐赋》那样就足够了；论说不敢奢望能达到《过秦论》的水平，能像《绍兴前后论粹》那样就足够了；策问不敢奢望能达到晁错、董仲舒的水平，能像近来的《擢犀拔象策》那样就足够了；经义不敢奢望能达到张庭坚的水平，能像周葵、陈宋霖的《礼记义》、徐履的《书义》那样就足够了。这些都是明达儒者的正论，不是臣的臆测之说。恳请今后士子必须以前辈的文字为法度，务必写出质朴实在、合乎义理的文章，不可再放任无根据泛滥的说法。再命令有司精心加以考校，期望选取真才实学之人。其中有浮华虚靡、邪说诡论的，都要黜落。这样文弊才可革除，所选取的人才也才能得以醇正，以备将来任用。」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礼部尚书黄由等人说：「臣等见到从前有臣僚上奏建议，凡是书坊雕印当代应试文章，必须经过国子监学官详加审查。近年来所刊印的文章，好坏参半，还不足以全部作为楷模。策论仍受近来制度的限制，不许刊行。恳请把如今省试前二十名的三场文章，一并送交国子监校定，如果词采议论确实都是纯正的，可以作为楷模，就交付刊印发行。再恳请查考陈谠所上奏的内容，将《三元元祐衡鉴赋》、《绍兴前后论粹》、《擢犀拔象策》一并加以参订，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一并交付刊行，使四方求学之人知道该遵循什么标准。由此追回古朴之风，都能资助当世所用。」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二十七日，诏令赐给黄由等人说：「朕永远以治理国家为要务，培养造就新的人才。如今聚集天下的士子在礼部应试，又将选拔其中特别优异的人，亲自在朝堂策问，朝廷对他们的待遇难道还不够周到吗？然而风气尚未淳厚，议论多有变化，安于固陋的人不能追及古朴的风气，追求浮华的人却宁愿资助当世的时俗，这难道是朕求取人才的本意吗？你们主管文柄，务必尽心竭力，秉公听断，审慎搜求采纳，使能得到文辞雅正、议论持重敦厚的士子，成为一时之选，这样的功劳就极为显著了。特此颁下诏书，希望大家都能体会朕这份心意。」

六月四日，诏令：「四川类省试的前三名，与依照省试前十名的成例一样，都授予教官差遣。」

八日，有臣僚上奏说：「国家设立科举来选取士子，士子凭借科目考中而得以进身，一得一失，关系不轻。至于封弥撰写字号，惯例是用三个不完整的字拼凑成一个字号，是为了防止泄漏。殊不知在笔画之间，便有可能相同或相异。字号都是用千字文中的字，比如方字和文字，如果缺去一笔，不知道究竟是方字还是文字？以至于目字和且字，才字和寸字也是如此。如果不用完整的字，怎么加以分辨？前后出现的差错，大多都是由此造成的。恳请凡是封弥撰写字号，一律使用完整的字，以杜绝出错的弊病。」礼部研议后，除了母、头、十、千等字仍然采用不完整字外，其余都依照所请，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七月十七日，知兴化军叶端衡说：「如今贡举的制度，是最为严密的。唯独在漕司牒试上，未免有开启作弊之端的地方。知州、通判有门客，有本治所异姓亲属的牒试；一经任命，离开原籍二千里，有随行同宗亲属的牒试，这两种弊病不可胜数。就知州、通判牒试一名门客而言，从人情法理上说，还没什么可指责的。至于异姓亲属，比如所谓女婿、儿媳的兄弟姐妹、亲家之类，强行牵连凑合，都是平生素不相识的人。如果有亲属党羽众多的情况

译，在注拟官职的时候，自然应当回避。如今拿举人的家状与他父祖的告命相对照，籍贯往往不同，还有亲兄弟各自籍贯不同的情况，蔑视欺骗朝廷，竟到了这种地步。至于离开原籍二千里、有随行牒试的情况，本来是为子孙设立的，何况这些人都是监当、兵将一类的官员，职位低微、俸禄微薄，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随行的亲属。如果确实有宗族亲属，恰逢期限远行赴任，还是可以的。如今都是拿同姓来冒充牒试，不过是为了应付亲属请托，严重的甚至是通过贿赂请求而已。恳请除知州、通判可以牒试一名门客外，其余异姓避亲的牒试，一律罢除。如果有异姓有服的亲属，作为知州、通判的人就不许担任监试，应当差遣次一级的官员。至于随行的亲属，照原来的指挥，允许牒试子孙弟侄，仍旧召集两名升朝官作保，并且让牒试的官员一并甘愿承担重罪处罚，登记在印纸之上。如果有败露的，必定依照宪典严惩。」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嘉泰元年二月十七日，右谏议大夫程松说：「科举以文章取士，文章关系到时运的盛衰，如果凭浮华靡丽的文章，掩盖那空疏虚浮的学问，岂止是无益于实际应用，恐怕将会累及盛世。恳请告诫有司，用心出题，昭示士子应有的趋向。考校的时候，审慎观察文章，确实是器识宏大深远、学问广博的，才充选录取。即便文风或许质朴，也不妨碍。至于那些立论悖离注疏、措辞违背义理，以及空疏浮靡的，一概置于不取之列。如果有司所选录不当，将来上达天听，考官就要降职黜退，所选取的士子就要驳回放黜。」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四月二十二日，有臣僚上奏说：「近来朝廷惩治科举牒试冒滥的弊病，因为臣僚有此请求，立下限制条款，增减旧有法令，稍加周密详审，使士子各自安分守己，而担任职守的人遵守法禁，不加欺罔，不是不尽善尽美，但考试日期已经临近，却有确实因随行远方、还不知道新制度的人，恐怕会有耽误时限的遗憾。恳请姑且依照前次考试的成例施行一次，暂且等到下次考试再遵照使用这次的指挥。」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二月十八日，有臣僚上奏说：「往日士风趋于虚伪，谬相传习，于是考场的文章，开始出现放任怪僻的现象。臣在淳熙年间曾蒙孝宗皇帝召见应对，恳请将近来妄自立异的名目、私自撰写的论说、策议、讲解、杂文等，依照旧有法令，凡不经过国子监审查详定的，擅自刊行的，一律命令销毁其印板。当时得到诏旨采纳施行，但那些奸伪之徒心怀怨恨，事情还没有施行完毕，祸患已经降临了。如今幸而众正之道重新彰明，文风知道了应有的方向，正当众多士子将要赴试之时，就在来年春天，恳请明确诏告四方，务必写作纯正的文章，若有沿袭从前弊病的，必定加以黜落。再告诫有司在去取之间要秉公无私，若稍有徇私，就命令在院的台谏官负责预先考校觉察，以便上闻，从重加以处罚。」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二十四

译某日，臣僚上言：「陛下至孝纯厚，至今未曾亲临正殿。来年殿试策问贡士之事，也应暂时停办。这样一来，进士科的选拔，就全部要靠礼部省试来决定，事关重大，非同寻常时候可比。所以臣斗胆将省试利害四事上奏：

第一，近年来主考官压抑词赋科太过分，录取名额已在暗中削减，被录取的词赋考生，大多被排在后面。请求今后经义、诗赋两科所取人数稍作调剂融通，不得过度侵占词赋名额。凡词赋试卷中可以列入前茅的，只要大体符合规矩，即便有些小毛病，也应予以宽容，如此词赋这门学问才能逐渐振兴。

第二，近年来主考官专门推崇《春秋》一科，大概是因为研习《春秋》的人少，故意加以引导扶持。日积月累，扶持照顾得太过分了，今年各地多把《春秋》科的考生列为首荐，而西蜀地区类省试前十名之中，《春秋》科竟占了三名。《春秋》虽有三传可依，但考生临考前结成社团，互相分工记诵。况且此科重大考题极少，容易被人揣摩把握、应付了事。请求今后考核《春秋》科，若确有经义通达明晰、文辞出众卓异者，不妨让其名列前茅；但若与其他经科相比并无明显超出之处，就不必列入前列。其录取名额，比照其他经科，不得侵占额度。

第三，研治经学应以阐明经义为主，文辞修饰为辅。近来

译经学只追求遣词造句，不顾经文本旨，这不是求学者的过错，是主管官员实际造成的。原因在于命题的时候，有的把上下文割裂开来，称为"断章"；有的把不同地方的文字牵强拼合，称为"关题"。断章本来就没有意义，而关题中那些显然浑然一体、意义完整的题目，大多已经用过了，因此往往去搜索新奇的题目，有的意思互不相属，文字互不相类，渐渐变得乖僻怪异。士子虽然想依据经文来写文章，形势上也做不到，这是主管官员驱使他们钻牛角尖、牵强附会。请求今后经义命题，必须依据经文本旨。像所说的断章、关题这类做法，一律禁止。这样学习的人才能够推究经文本义，不至于曲解经义。第四点：本朝正史以及各种实录、会要等书，一向严加保护，民间私自收藏，都有法律禁止。只有公卿子弟或许能因父兄的关系得以偷看，而有权势的人家则冒着禁令传抄。至于家境贫寒、地处偏远的士子，又凭什么能够知道这些内容呢？而近来却取本朝的典故，把首尾原委隐藏起来，出成策问题目。这是要求贫寒偏远的士子去通晓他们平素根本看不到的书籍，想让他们通习，恐怕不近人情。请求今后策问题目如果涉及本朝史实，都必须明白指出问题所在，不得隐藏事情的首尾原委，这样才能使草野贫寒的士子不至于单单被这一点所困扰。」都得到了批准。

嘉定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下诏：「太学生中遇到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两次遇恩覆免，以及入学通算前后满十五年、曾经在公试或私试中考取的人，都特别准许赴这次的省试一次。其中因故未能赴试的人，将来不得请求援用这一恩例。命令国子监开列出确实符合此项恩例的人数，具结保证属实，上报尚书省。」

三月二十八日，御史台上奏说：「庆元四年十月的指挥文件规定，今后各路转运司凡牒送应试人数过多的，要加以觉察上奏。现据两浙转运司开列出这次各州府知州、通判申报的应回避亲属而赴试的人数，对比其中牒送人数最多的：朝请郎、婺州通判汪德范牒送十四人，朝奉大夫、台州通判林谦牒送十三人。现依照指挥文件，应当予以举报。」下诏汪德范、林谦各降官一级。

五月一日，国子监（原文缺三字）试所上奏说：「已经下达的指挥文件规定，武学酌量设立国子生名额，依照太学国子的体例收补。比照太学的名额，共设立九人。现在武学国子生有名额七人，参加终场考试的有二十人，请求批示录取放榜的人数。」下诏录取放榜四人。

六月十四日，秘书省校书郎杨炳上奏说：「近来再次实行太学混补，各地士子云集京城。庆元二年的人数是二万八千多人，今年是三万九千多人，以前四处考场是把经义、诗赋合并为一场考试，现在则分为两场。锁院之后，不许再交卷。前来应试的人络绎不绝，主管官员只能随机应变，勉强应付了事。我看到绍兴二十七年以来严格申明了携带书籍、请人代笔的禁令，士子入场时，凡是包裹笔砚之类的东西，都要用青纸包裹，畏惧到这种程度。近年以来，管理却过于宽松放纵。每次考试，内侍和八厢巡查人员往往袖手旁观，不敢过问。玩弄法令的人得逞，敬畏法令的人反而吃亏，平素肚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恣意剽窃，苦读用功、真有学识的人却无从显出自己的长处，笔头稍微敏捷的人又要替人代作，于是可以一人兼顾几人的卷子，而那些平庸无能的人大多依靠请人代笔。这样一来，文章才艺的好坏，又难以核实真伪。请求申饬主管官员，从今以后凡是贡院考试，无论大小考试，对携带书籍、请人代笔的一律依法必究，这样人心才会有所畏惧收敛，公正的法令才能重新得到伸张。」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九月六日，有大臣上奏说：「宗正少卿兼权礼部侍郎施康年同知贡举，他的儿子施清臣按规定应当回避、另设考场。既然已经因为孤经的缘故把试卷退回，但卷首的字号，人人都知道是谁的。施康年溺爱儿子，始终不肯回避，结果他儿子果然被录取。请求把施康年调派到外地任职，他儿子施清臣的处理请由皇上圣裁决定。」下诏施康年改任监司一类的外任差遣，施清臣的录取资格被撤销黜落。

嘉定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左

译司谏宇文绍节上奏说：「我认为贡举是用来为天下公平选拔人才的制度，关系利害极为重大，各项条例制度都十分严格。可是近年以来，逐渐遭到破坏，臣请就一两点加以陈述。知举、参详官员，一定要用台谏官参与其中，这是为了使这件事更加慎重，可是不能没有弊端：知举官三人，虽然都是侍从、两省官员，但是议论题目、评定去取高下，大多只看台谏的意向，自己不置可否，因而不能使人心完全满意的情况有很多。按照近来的制度，宰执、台谏的子孙一律授予祠禄官，这是因为担心在仕途上产生嫌疑妨碍，但唯独在科举考试上却仍然可以应试。既然是权势所在，人心必然共同趋附，纵然他们真有学问才能，本来是公平选拔出来的，也难免有瓜田李下的嫌疑。我认为知举官由台谏参与，本来不可废除，但应当专门赋予他们纠察监督的职责，而不让他们参与议论去取，这样权力才能尊重而统一，无人能够非议。像公试、类试、监试，也都派有监察官员，却从来不曾让他们参与考校评判，为什么唯独省试却不这样做呢？其参详官，不必再另外差派台谏官，这样考官们才能各自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没有畏首畏尾的顾虑。现任宰执、台谏的子孙，从今以后免除他们应试的资格，让他们进一步涵养学问，等到日后再参加科举，也不算晚。在上位的人如果出于至公之心，那么考场的弊端，比如代笔、夹带之类，都可以逐渐加以革除。请求先革除这两项弊端，其它的等到引试之日，委托礼部国子监，条列具体利害，根据具体情况严加约束。」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四月）二十八日，下诏准许兴州自行设置贡院。当初是因为利州路转运司上奏说，兴州每次开科取士时应试的士人，都要到兴元府考场去参加考试。如今兴州在籍的士人共有三百六十三人，希望在本州自行设置考场，这样确实比较方便。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嘉定四年二月七日，有大臣上奏说：「今后漕试，如果不采用省试分日考试的制度，就应当仿照太学私试分廊隔开的办法，把有回避妨碍身份的人和没有妨碍身份的人分开考试，不要让他们混杂在一起。这样不仅能杜绝请人代笔的弊端，而且没有能力钻营应试的人自然会安于参加乡试，冒名顶替的弊端也将不革除而自然革除。」下诏命令主管官员详细审议。随后礼部国子监上奏说：「两浙漕司引试，从今以后凡是科举考试都应命令各路转运司，把有回避妨碍资格的、门客身份的、需要回避亲属的人，与没有妨碍资格的人，在相邻近的地方分设两个考场，同一天引试，这样可以革除代笔的弊端。请求下达命令给各路转运司遵照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随后两浙路转运判官陈景思上奏说：「大臣们奏请今后漕试，把有妨碍资格的人与没有妨碍资格的人分开引试，来革除请人代笔的弊端。我私下认为，有妨碍资格和没有妨碍资格的人都要在主管官员面前应试，他们要考的三场题目是相同的，但是在编排字号确定录取上却是不同的。我打算让漕司对有妨碍资格和没有妨碍资格的人，命令主考官三场分别各自命题。题目既然不同，应试者就不能一心二用，各自运用心思争相努力，来争夺一日之内的高下，绝对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干别的事情。这对严格选拔、有利于寒门孤苦之士，不是没有帮助的。请求从这一届开始施行，下达给各路转运司，统一遵照执行。」下诏依此办理，仍旧参照二月七日已经下达的指挥执行。

（二月）八日，尚书省上奏说：「查核太学混补的情况，已经是很难施行了。至于各州解试录取待补的人数，从锁院到开院之间的时间有限，因此造成审阅考卷草率，出现很多脱漏错误的地方，大大失去了选拔待补人才的本意。」下诏从今年开始，命令各路转运司根据本州历次考试终场的人数，斟酌多少，酌量增加考期天数、支给费用，下达给考场，精心加以考校。将来解送上来的待补试卷，命令国子监抽查检验，如果发现有错漏脱失的情况，一定要把原来的考校官降职处理。

十一月十三日，右正言林行可上奏说：「词科的设立，先要考察本人所擅长的学问，与制举有相同之处，其选拔标准极为重要。

译绍兴以来，所录取的人才，班班可考。近年来屡次考试，竟然一个人都录取不到，稍微放宽一些标准，才有人被录取。中间还有公然携带书籍夹带作弊、毫无羞愧之心的，这样又怎么能称得上'博学''宏词'这样的名号呢？胄子的考试，取人标准本来稍宽，难道不是因为顾念他们的父兄在朝廷任职而对他们加以优待吗？近年严格执行了对有服亲的限制规定，应当回避的牒送相当困难，明白地注明在榜帖之下，防范也算周密了。可是不久又放宽了限制，厘务官所牒送的人员，对待他们十分优厚，甚至有的根本不是他们的本宗子弟，弄虚作假、冒名顶替，毫无顾忌，这样又怎么能称得上'胄子'这个名号呢？省试考场的规矩，一旦记录在案上奏，就可以指望荣升晋级。从前考试座位一经排定，不敢随意越位。现在不但随意挪动座位，而且还越过廊道东走西窜。从前一寸纸片都不允许带入，不敢交头接耳。现在不但相互往来，而且在廊庑之间勾肩搭臂。各地士子辛苦苦读，正是想要凭真才实学一较高下来求取功名，可是携带夹带、请人代笔的人，专门耍弄奸巧手段，人人都存着侥幸之心，而真才实学的人反而被黜落遗漏。至于漕试还是照旧举行，本来是想优待远方随侍父兄的子弟。现在西北流亡寓居之人，冒充福建籍贯，大多是军中的将校。书铺定出价钱，只需花费几千钱，便能得到一次应试的机会，这难道是牒试的本意吗？武举的弊端在于，擅长文墨的人有的不熟习弓箭，考弓箭那天，多是找善于射箭的人代替自己应试，这样一场考试实际上是两个人合力完成的。蜀地考场安排在春天，东南地区安排在秋天，于是就有人本地考试被黜落后，又冒名到东南地区参加考试，这是一次科举参加了两次考试。这几项弊端，法令并非不严格，但是积弊却越来越严重。用严格来补救宽纵，正应当从今天做起。请求下诏主管部门检核贡举条例法令，刊刻榜示严加申明。同时查得省试大院大臣们曾奏请派台谏官担任，如同监试的体例一样。现在请求另设考场也派遣监察官员，来加重省试考场的规矩体统。」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国家设立贡举科目，立法极为严格，本来是想选拔真才实学，来供朝廷使用。可是每次开科多被有权势的人用金钱贿赂嘱托，暗中勾结封弥所人员——

开禧元年正月十五日，礼部、兵部上奏说：「武举发解考试中王肃等人的状纸，揭发有人作弊，有的拆开卷头，有的誊抄卷子，有的第一场卷子已经交纳，第二天又另外写一份破题冒头，秘密交给封弥所的人加以涂改。作弊手法多种多样，实际上是因为别试所所派的封弥人员，都是市井游手好闲之徒充任差役，不畏惧法令条例，肆意作弊。请求把别试所比照大贡院的先例，派遣六部诸曹寺监等处收入丰厚的正身公人入院负责封弥，才能免除弊端隐患。」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正月）二十三日，有大臣上奏说：「我私下听说仁宗皇帝在位时李淑上奏，说考官把试卷分开来考核，不能通盘比较，所以士子的中与不中，往往取决于运气好坏。希望能够斟酌旧制，把论、策、赋、经通盘比较工拙优劣，不要仅凭一场考试的得失来决定去留。近年以来，名义上是三场通考，可是往往在考校的时候，考官有的因为怕麻烦而懒得把卷子全部翻阅一遍，有的又受个人好恶不同的局限，对经义、诗赋只看一个破题就下结论，其余的就不再看了。请求下达命令给礼部，将来考试，一律以三场通盘考核来确定去留。并且在还没有上奏公布字号之前，命令知举官参酌意见，从参详官、考试官中挑选四五员，把三场试卷的字号汇总归类，混合编在一处，按照各房已经评定的等第次序加以编排，以三场分数都优秀的列为上等，两场分数优秀的次之，一场优秀的又次之，三场都差的列为下等。不要因为片言只语，就贸然录取。编排确定以后，再让知举官进一步详细审查，来确定高下次序。这样才能大致做到公平，永远作为三场通考的定法。」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正月）二十五日，下诏另外增派一名同知贡举官，其余按照已经下达的指挥文

译件执行。这是因为尚书省查核了嘉泰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大臣的奏请，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正月）二十九日，有大臣上奏说：「我私下认为科场所禁止的，有代笔、夹带、传递经义、继烛夜考这几种。法令十分明白，都应当加以禁绝。近年来习以为常，随意挪动卷案座位、夹带书册的现象，往往都有。代笔的弊端，是其中最严重的。公然行贿，毫无顾忌，有的替名入场应试，有的就在考场里找人代笔，因此有人身列进士之科，却提笔写不出文章，玷污了士大夫的名声。至于家境贫寒的士子，虽然有真才实学，反而不能被录取的很多。现在引试就在眼前，本院自有相关条例约束。可是帘外的事情，有的是帘内所不能完全察觉的。请求命令内侍省晓谕八厢巡查人员，除了依照条例巡逻之外，如果有代笔的人，必须严加追查捕获、押送到帘前，依照条例处置，不得故意生事。八厢中能够捕获作弊者的，具录上奏加以奖赏。如果有隐瞒包庇，以至于被台谏风闻查实的，就要论罪上报请旨，追究情由弊端，从重依法惩处。所有巡逻铺兵官员，都要遵照朝廷的告诫，依法公正地巡查执行。」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三月六日，权礼部尚书萧逵、中书舍人陆峻、谏议大夫李大异、权礼部侍郎李壁上奏说：「我私下认为，国家每三年开一次科举考场，招纳天下的贡士加以考试，专门致力于网罗俊杰人才，来储备日后任用，事情关系体统极为重大。凡是被差派挑选负责考选的官员，不下三四十人。假使他们都尽心竭虑，还担心有所遗漏。可是一般人之常情，闲居无事就喜欢东奔西跑，被检点约束就想要放纵自己，而考校的时间又有一定限度，稍微有所懈怠，立刻就会耽误正事。加上礼部考场是极为严肃的场所，尤其要防止轻慢懈怠。我们几人被任命入院以来，除了按照惯例应有的宴饮之外，从不曾私自置办酒席，希望与同僚同心一意专心考校。虽然其间各人的识见精力有所不同，但是懈怠不敬业的人也是很少的。请求申饬今后内外各科考试，凡是在院任职的官员，都要各自思考竭尽全力，不得在非应有的时候设宴聚会，妨碍荒废本职工作。把这订立为定制，才能使大家用心专一、不分心他顾，多得到优秀人才，来不负圣上的诏令。」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同一天，权礼部尚书萧逵等人上奏说：「我私下观察近年来考场中的文章，气度格调卑弱浅薄，辞藻空洞浮华。以经学而言，就是不曾精心思考深入研究，怎么能够探索出其中的微妙义理；以史学而言，就是不曾广泛阅读牢记，怎么能够贯通历史的来龙去脉。此外像诸子百家、前代贤人的文集，也很少诵读研习，都是套用当时流行的时文套路。因此学问大多浅薄粗陋，文章大多平庸低劣。其中学问精粹而文章典雅的，百中难得一二。往年主持知贡举的官员曾向朝廷请求，命令国子监、太学的教官选择时文百篇作为范本，有旨意同意施行，但最终还是搁置不行。我们探究其原委，是因为从前凭借儒学经义考取科第、如今身居显要官职的人很多，如果让教官匆促地在其中挑选去取，就难免会有爱憎偏私的嫌疑，因此虽然有诏令旨意最终也未能落实。请求查核相关指挥文件，委托国子监、太学教官公开共同挑选绍兴以来历次考试所录取的经义、诗赋、论策文章，选取其中文辞典雅、学问渊博丰赡而又脍炙人口、可以传诵学习的数十篇，特别下令刊印发行，使士子们有所遵循效法。如此经过数次考试，时文风气确实值得称道。那些作者如果现今在朝廷内外任官，都免除计入被挑选的名单之内，才能没有爱憎偏私的嫌疑，便于挑选。并且限定三个月内完成此事。这样一来，虚浮的文风便可以归于典雅质实，广大士人都会感到幸运。」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三月）二十一日，有大臣上奏说：「国家开设学校，对胄子（官员子弟）的考试尤其优待，士大夫本来应当自知爱惜珍重这份优待，怎能容许窜改姓名、变易籍贯、冒充服属亲属关系，来败坏这一良好的制度。近来曾经出现泛及缌麻服的远亲、甚至滥及同姓的现象，求应试的人本来就对这样的名义感到心里不安，而负责牒送应试的人又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禁令，纷纷跟风效仿，逐渐失去了本来的用意。请求命令礼部申明严格牒试的法令，如果有敢于冒名滥用

译的，一并将担保的官员依照条例从重加以责罚。」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闰八月十四日，下诏撤销谢采伯、谢棐伯两人的科第录取资格。此前嘉泰二年，宰相谢深甫让他的两个儿子一同参加省试，在还没有锁院之前，暗中招来当值的考试官，预先商定计议考试题目。又命令朝中善于写文章的人代笔作文，交给考试官，果然中了高等。当时已经有人指出此事。后来他的几个儿子发生争执，互相揭发攻讦，于是这件事就传扬开来。当时谢深甫身居相位，没有人敢说话。到这时才有大臣上奏此事，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文献通考》记载：开禧二年，下诏各道转运司、判府、军监，凡是发解合格举人的姓名，一律汇总上报礼部，等到省试录取名单公布后送交御史台，与礼部的长官、副长官一同核对字迹笔画，并转关御药院，以便对照殿试时的字迹，字迹笔画不同的，另立榜单加以黜落。按旧制，秋季的解试、春季的省试都设立别头场，用来接待需要回避亲属关系的举人。凡是缌麻以上的亲属以及大功以上姻亲之家，都要另行牒送。唯独皇帝亲临殿试，被称为"天子门生"，即使父兄担任考官，也不需要回避。这一年才因为有大臣提出建议，下诏从今以后凡是在朝中任官而有亲属参加殿试对策的，免除让他们参与考校。

开禧元年，检详官毛宪担任考官，他的儿子毛自知因为迎合用兵之议而在众多士人中名列第一。韩侂胄失败以后，就有人上奏建议剥夺毛宪的次对官职，并把毛自知降为第五甲末名。

（开禧）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有大臣上奏科举考试的弊端，说漕司差派考试官以及州郡的夹带、继烛夜考、代笔、传递经义这两方面的问题，不可不加以革除。命令礼部会同国子监详细审议。随后礼部国子监上奏说：「其一，查得漕司差派考官，是担心消息泄露而产生徇私，因此不明白告知是哪一州，只发给字号，让经过的州郡对照字号核实，亲自书写填报，以防止吏员作弊。但是州郡照例在事前派遣监门小官，拿漕司所发的字号，让他们负责核对。那些监门官大多是小官下吏，很少有廉耻之心，把所发的字号，透露给出得起高价的人，让他们提前在路上等候，以便暗中嘱托请托。我认为要革除私相嘱托的弊端，不如把漕司所发的字号交给监试官负责。监试官不是通判就是漕司属官，官职稍高，自爱之心便稍切，核对字号，才不容易泄露，弊端才能稍微消除。现在详审所买卖字号的弊端，不单单出在各州的监门官身上，其根源在于发号关防不严密，导致吏员们泄露作弊。请求下达命令给各路转运司，凡是差派考试官发放字号的时候，转运使亲自和属官一起发放分派，不得让吏人参与经手。并且限定期限迅速把字号文书交付本州守臣收存保管，不经过吏员之手，这样才能革除买卖解额的弊端。其二，查得夹带、继烛夜考、代笔、传递经义，禁令防范原本十分周密，务求得到真正的人才。现在州郡虽然不再公然违反夹带、继烛的禁令了，但是又有因为继烛而每考一场就要停考一天休息，第二天已经到中午，还没交完卷子，习以为常，从未加以禁止约束的情况。那些真正有才学的人，用一整天的功夫本来就绰绰有余，可是再加上继烛夜考，难免让人趁机代笔，何况用尽一整天一夜的时间，再加上第二天呢？于是人们大多准备三五份卷子，有的父亲替儿子代作，有的兄长替弟弟代笔，而大半是花钱买来的。因此有的人名义上擅长书法，实际上却口尚乳臭，跟随算计的书吏一起行事，所学的却是市井小技。士人本来就苦于解额名额的狭窄，又苦于糊名制度难以核实，现在又苦于这一点。想要革除代笔的弊端，不如去除州郡继烛夜考的弊端，不许以此为由休考一天。那些害怕革除弊端的人，就会说考场里勉强能够安稳无事就够了，禁令太严，必定会引起骚动闹事，这样一来法令就都无法施行了。请求在引试之前，事先制定条例法令，明白告示应试举人交卷的期限。过期不交的，另立字号不予评阅。那些擅长应对考试而又爱惜自身名誉的人，必定不会再犯，那些庸碌之辈钻营请人代笔的，也就不值得同情了。现在详审夹带、继烛、代笔、传递经义这些问题，自

译有贡举条例法令，请求遵照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十一月二十一日，国子博士朱着上奏说：「我私下认为科场的禁令由来已久，近年以来，陛下对士子的恩惠已经达到极致。士人在这个时候，谁不愿意贡献自己的才能。可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一心只想侥幸得中，仗着自己有钱财，谋划着一定要考中，考场的弊端依然存在。对内是礼部主管贡举的部门，对外是封弥、誊录、对读各自分管的部门，如果有利可图，虽然名义上分为四个部门，实际上却像一家人一样勾结。我曾经在帘外供职，看到有人拿着一份卷子慌张地走过，拿来一看，卷子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某州某县某秀才的卷子。又得到一份卷子，标记也是同样的情况。追问之下，说是吏员所授意的。其中有经义五篇文章，几乎没有任何改动痕迹。因此我心里暗自怀疑，默默记下了它的字号。等到拿到论、策两场的卷子加以比较，三份卷子字迹完全相同，如果不是精于书法的吏员是做不到的。原来听说有人不等考完全场，第二天就一并交上首卷，有的干脆从外面偷偷得到卷子带进考场，有的暗中窥探考中的字号，就把预先准备好的白卷誊抄一份，来替换掉已经考中的卷子，原因就在这里。现在要革除这一弊端，不如告诫命令封弥所，每一场都精确核实已经交纳的卷子数目，记录在专门的簿册里，每天上报，专门督察这一环节的封弥工作，使得经办官吏不能私自出入。而且发榜以后，委派官员就所录取的经义文章，抄录一个义题的开头，再抄录一二个韵脚，每次考试都更换轮流。只由委派的官员斟酌决定，并把姓名张榜公布在礼部，来告晓天下的士人。这个办法一旦实行，从前的弊端自然就革除了。誊录做得好不好，最关系到考校的准确性。曾经听说有关部门委派官员校核字迹，不过是写上某县誊录人姓名等几个字，究竟做得好不好并不能加以明确区分。因为一时急于完成任务，难免马虎敷衍，用纸包着手臂盖印，往往只是走走形式。负责誊录的人，大多是临时差遣去局里办事的官员，忽然被任命，无从查考核实。等到考核他们的工作进度，擅长书法的人有的会想办法逃避，不擅长的人则大多勉强凑合，起初还字字谨慎，夜以继日地赶工，就变得粗心大意、错漏百出，十份里能错漏四五份，颠倒句读，反复涂改，有的地方甚至看不明白。吏员们如果有利可图，就会挑选写得好的部分交给别人誊写。有的文字原本写得工整，可是誊抄多次以后就出现了很多讹误。负责对读核对的官员，眼力也难以完全辨别，而考校工作又督促紧迫，因此文字工整却出错的情况有，文字不工整却蒙混过关的情况也有。要革除这一弊端，不如在选派临时局务人员之中，事先下达命令给临安府的地方长官，挑选委派通判，责令他们负责严格挑选誊录人员，就地在其手臂上盖印记录。凡是誊录的事务，全都委托他们负责。他们知道这份责任要由自己亲自承担，那些乌合之众也自然知道要有所警惕。这个办法如果真正施行，从前的弊端自然也就革除了。」下诏命令礼部详细审核处理。随后礼部上奏说，所陈述的关于防范考场积弊的意见，认为确实十分切当，请求下达给各有关部门遵照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以上出自《宁宗会要》。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六　举士十二　贡举杂录

宋会要辑稿 选举六

举士十二

贡举杂录

【宋续会要】

嘉定元年正月九日，有大臣上奏说：「我认为国家通过各路选拔士人，得人最盛的，莫过于设立进士科目。近年来奸弊越来越严重，依仗权势的人靠请托嘱托必定能够得中，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家靠贿赂来钻营，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实学的贫寒士子，常常心怀愤懑郁闷。我今有一些浅见：其一，考校官员的选派，应当精心挑选。因为考官精明，取舍才能恰当，否则是非就会颠倒，遗漏的人才必定很多。请求下诏命令大臣精心加以挑选，不要让昏庸糊涂的人在其中滥竽充数。其二，省试考场的官员选派，分为知举、参详、点检等不同职责，本来是要相互参照、彼此考核，务必求得公正妥当。以往担任知

译举的人不这样考虑,却认为试卷的取舍可以自己专断，以至于参详官、点检官的取舍意见完全一致，而知举官偏偏不以为然，最终却由知举官一人的意见来决定。往年有宰相、台谏的子弟考中科第，后来又被撤销录取资格，大多是因为参详官、点检官认为应当黜落，而知举官却自行录取放榜。凡是担任知举官的，即便完全没有私心，也不可以只凭自己的一己之见专断。倘若借此营私舞弊，岂不成了考校中的大弊端？我认为参详官、点检官意见与知举官不同的时候，正应该由知举官平心静气地参酌考量，选择其中正确的意见加以采纳。如果参详官、点检官的取舍意见相同，而知举官却有不同的看法，就应当再加以详细考订，务求恰当，来确定去留。这样一来，不仅参详官、点检官都能够与知举官详细商议，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担任知举官的人也可以避免独断专行的嫌疑。请求命令礼部等到锁院之日，依此详细施行。其三，试卷的取舍，虽然要依靠考官的精明，但是誊录、对读的工作，尤其应当加以留意。誊录出现脱漏错误，对读工作草率马虎，文字义理产生讹误，必定会耽误考校的准确性。每次考试所差派的对读官员人数特别多，正是为了订正誊录中的脱漏错误，以便于考校。可是差派官员却不加以挑选，即使是昏聩衰老病弱的人，也拿来凑数。对待他们的待遇又都十分微薄，居住的地方狭窄，还漏雨透风，无法遮蔽风雨。而帷帐器具、油烛柴炭之类的东西，也大多供应不齐备，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尽心尽力呢？以至于造成抄录的草卷，虽然经过对读核对，脱漏错误仍然很多，帘内考校时，更加倍感费力。请求加以精心挑选，不要让昏聩衰老病弱的人滥竽充数。凡是所供应的物品，如住处、帷帐、器具、油烛、柴炭之类，不得马虎简陋。挑选精心，待遇优厚，倘若还有人不敬业谨慎地对待这件事，也一定从重处罚，绝不宽贷。其四，誊录试卷所差派的誊录人员，大多是雇人代替应差，只求雇佣的酬劳稍微便宜一些，即使是疾病缠身、年老体衰、不熟悉书写的人，也来不及仔细审查。在刚开始誊写的时候，年老体衰和不擅书写的人还能够勉强支撑，可是几天以后，精力就疲惫困乏，写出来的字大多不成样子。反复仔细查验，才能勉强看出其中的意思，如果脱漏错误太多，甚至根本无法阅读，这实在是很大的危害。请求命令礼部下达给相关部门，必须挑选熟练书写、精力强健的人来应差，并且要地方长官加以担保确认。地方长官是指县里的押录、州府的都吏。如果仍然沿袭旧习凑数，允许誊录所申报考场，转告原来的差派官府，把办事经手的地方长官加以责罚惩处。其五，代笔、传递经义、夹带书籍、移动座位的禁令，贡举条例规定得十分明白。近年来奸弊越来越多，甚至有应考博学宏词科的人，竟然携带文字资料，公然在考场翻检查阅，其它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那些充当代笔、传递经义的中介的人，大多是靠贿赂嘱托来安排座位，否则就趁入场的时候，交叉互相调换位置，这一点尤其应当加以禁止。请求命令礼部申明严格既有的法令，采取措施加以防范，才能让人心存警惧，奸弊才能杜绝。」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正月）十五日，礼部上奏说：「已经下达指挥文件，把开禧三年发解录取举人的试卷以及省试合格的试卷，一并转发御史台，会同本部的长官、副长官核对字迹笔画，转关御药院核对殿试字迹，笔画字迹不相符的人，依照指挥文件加以黜落。现在各路州军的免解进士，应当赴考今年的省试。如果有过省试而未经廷试的人，既然没有解试的卷子可以比对，就无从查验辨别字迹。现在打算告知书铺，如果有免解进士赴省应试交纳试卷的，一律要亲自题写卷首以及三代家状，不许让人代写。如果不遵照告示，以致被本部查出，一定要把犯规的人和书铺一并送交有关部门追究处理。如果免解人已经通过省试，就由本部再次告知在帘试时亲自书写一份三代家状，加盖印章，与过省试卷一起归类汇总，转发御史台，会同本部长官、副长官参照核对，把字迹笔画加以比对，如果有不相符的人，依照前项指挥办理。」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在此之前，太常博士张声道上奏说：「各州科场，大多有人冒名顶替、践踏法度的弊病，冒名与本人混杂不清，无从查

译究是谁。这大概是因为那些豪门大户不务实学，专门以抄写套用范文为业，广泛冒用不同的名字，交纳多份试卷，带着雇来的书吏，假扮成读书人的模样，分头抄写，侥幸求取万一的机会。等到发榜的时候，有的一人两卷都考中，或者全部考中待补，就由父子兄弟分别认领各自的名目。等到赴省试的时候，就用重金换取试卷，有的甚至整个人被替换代考，窃取科第功名。这都是因为朝廷从来没有把字迹加以比对核实的缘故。最严重的是待补考试，竟然公然把待补的文牒拿出来买卖。士风的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认为每次科场考试，等到发榜那天，把所得的解试及待补试卷，命令举送监试、考试等官员，都在真正的试卷背面签上官衔盖印，密封发送到礼部国子监，不许滞留延误，以免给吏员留下作弊的机会。等到省试录取名单公布以后，礼部要把省试、解试两项试卷一并转发御史台，由御史台与礼部的长官、副长官一同参照核对字迹，字迹相同的转关御药院对照殿试，字迹不相同的，另立榜单加以黜落。至于待补考试之后，也由国子监依此办理。所有铨试，虽然也有帘引的制度，但不过是用来防止文理不通的人蒙混过关。至于换卷、代笔的弊端，从来没有真正革除过。请求把考中的卷子，进一步与之前的笔迹加以比对。同时我以前在国子监任职的时候，也曾经条陈上奏，卷前的草稿纸书写的文稿，都必须保留存档，不许涂改抹去。」皇帝下诏依从了他的请求。到这时省试，礼部才开始据此施行。

（正月）二十四日，有大臣上奏说：「近年来省试考场取士，弊端侥幸的手法层出不穷。最严重的是夹带、代笔，尤其是考场的祸患。原因是从前有宰相的门客夹带书籍被查获，反而是巡逻官吏遭到处分。从此以后习以成风，完全没有顾忌。加上巡查案卷惯例差派的都是局务小官，那些曾经参加过科场考试的人都被安排去做对读工作，挑选剩下的人，才轮到去做巡查案卷的工作。他们势力本就微弱，待遇又十分微薄，完全不加以用心。所差派的内侍，也大多是官职卑微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有所约束制止。八厢巡查人员亲眼目睹这些弊端，大多也加以包庇隐瞒。绍兴初年，秦桧当权，专门用子弟亲信窃取科第，士人无不扼腕叹息。后来高宗皇帝总揽朝纲大权，严加禁止革除弊端，特意任命汤鹏举掌管科举考试大权，一举洗刷了历来积存的弊端，考场因此为之肃然一新。如今正当朝政更新的开始，凡是从前变乱旧有章法的事情，都在逐一加以惩治革除。唯独省试考场的禁令，尤其不可放松延缓。请求下诏三省，挑选派遣有风骨魄力的朝廷官员担任巡查案卷的官员，赋予他们相应的职权，给予相应的礼遇体面，遇到抓获夹带、代笔的人，立即飞报帘内，同时上报三省。所派遣的内侍，请求下诏内侍省挑选派遣地位较高、能够管束八厢巡查人员的人，让他们互相监督察觉。如果互相包庇纵容，以致被他人察觉揭发的，请求从重加以降职罢免。这样才能使士子有所畏惧，不敢触犯法令。」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四月五日，有大臣上奏说：「国家每三年设立科举考试，来接待天下的士人。又设立待补制度，收拾遗漏的人才，可以说是很好的制度。中间偶尔也实行混补，那是出于特别的恩典，可是……

译必须先下达指挥命令，使四方士子无论远近都聚集齐全，才算公平一致。临安府学是皇帝驻跸之地，历来都从优待遇，但是在学的多是外地士人。此前开禧元年临近考试期限时，放行了在籍二千余人，以致冒名滥竽充数，几乎酿成喧哗混乱。后来又有人陈情请求，于是自开禧元年开始规定：每年将堂试中选拔分数较高的人，考核挑选二百人连同任职人员，遇到补试时直接予以收试。对于选拔考核未达到一分以上的人，在补试前一个月进行分类考试，选取四百人，赴太学参加补试，如今正在施行此法。如今正值朝政更新之初，四方士子欣喜地想要瞻仰京城的光彩，不约而同地聚集而来。如果一概加以杜绝，又恐怕士子远道而来，却得不到一次考试机会，这也是值得体恤之事。请求将现在留在京城不应参加补试的士人，仿照漕司附试的先例，特地在漕司收试。等到查明终场人数后，酌情再给予一次录取放行的机会。同时下令国子监，晓谕士人，让他们各自体会朝廷优厚待遇的用意，除了准许参加此次补试之外，各州取中待补以及临安府学校确定分类考试的条例法令、指挥命令，此后仍须遵守，永远不得更改冲撞。」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译闰四月十三日，大理少卿费培言说：「近来我负责查看封弥，私下看到五处幕所设在中门外廊上，排列在誊录所旁，请由官员接受试卷，而负责收卷的往往都是从远方外地调来候选的官员。至于幕吏，则是漕司、临安府所委派的，无不是靠嘱托关系来充当此役，一心谋求私利，毫无顾忌。用远方外来候选的官员，去统御这些没有顾忌的吏人，既没有实际的职权，怎能约束他们，不过是低头听任他们自行其是罢了。当士人刚开始交纳试卷的时候，幸而时间尚早，还能登记入册投入柜中。到了天色昏黑之后，人群拥挤堵塞，势必只能向幕所抛掷试卷。吏人们等到人群稍微安定，才动手收拾代为交纳。柜口开得很大，已经投入的试卷，还可以再伸手取出，柜子实在不足以依靠。所谓监督管理的官员，只等到中门一锁上，便匆匆离去。帘内深远，无从查考核察。封弥所距离尚在百步之外，也没有人过问。吏人们肆意作奸，全无顾忌，想要拆换卷头，把甲的卷子换成乙的，誊写正文，以假乱真，接受他人的嘱托，毁坏有名望考生的试卷，也是做得到的。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革除，危害不小。臣对此有个建议，不需要大加更革，也不必另差官员，请在封弥所前面就地新建幕屋，仍旧差誊录官来接收试卷。省试封弥院的门官，都是郎官以上的职位，尚能稍微弹压吏人。其余各场程试，本所也有长官，遇到夜晚出来到幕所，一同监督此事。所收纳的试卷，不必投入柜中，只用布袋盛装，装满即封口。等到应试的人全部出场后，请在院内的封弥官出来到幕所，与受卷官清点数目、交接授受，不经过吏人之手，奸计便无从施展。这样一来，内有官员负责巡查稽察，外有簿册用来核对字号，幕所的防范，再加严密，考场的弊病虽不能全部除去，也能革除十分之七八了。请下达吏部、礼部、国子监，今后行在贡院，不论是何种程试，都命令一律照此施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侍御史刘某说：「国家用经义、诗赋来选取人才，学习诗赋的人有的荒疏于经义，专攻经学的人大多不熟悉声律。士大夫往往不肯自认为自己不是素来所习，勉强加以取舍，被黜落的士子难免有遗憾。请今后在省试、解试等考试中，分房阅卷之时，让监试官选择考官中原本熟习诗赋的专门考校诗赋，治经义的专门考校经义。如果诗赋卷多而经义卷少，就用论策卷来补充。论策一并通考，本不必拘泥。词赋虽然看似雕虫小技，但士人的器量资质，从中却可以看出。先朝王曾、范仲淹还是举子的时候，有见识的人就凭他们所作的赋，看出他们将来有辅佐宰相的才具。近年来主考官大多认为词赋的毛病容易被人指摘，怕被人借此议论自己，所以应试词赋的人虽多，其中最优秀的也仅仅被排在三五名之外，严重违背了国家一贯崇尚词赋的本意。请今后省试、解试等考试，选拔词赋优长的人与经义优异者一同排在前列，以革除考校偏重的弊病。臣年轻时在考场中游历，每逢科举诏令将要颁下时，士人们互相议论说，某人家财丰厚，某人有攀附关系，必定能够获得荐举。等到发榜时，先前所议论的人只有十分之一二应验，臣当时还不敢完全相信。近年来这种风气颇为盛行，有些人实在不通文墨，有的却名列前茅，大概是上面暗中做了记号，下面则找人代笔，内外勾结而得手。如同不久前泉州黄广的案子，就足以证明并非虚言。臣仔细询问了其中的弊病，起初是由于点派考官之时，漕臣有的不加留意，属官吏胥得以从中营私，暗中确定所要委派的地方，考官大多以亲属嫌疑应当回避为由申请，以求一定能去到自己想去的州郡。等到考校分卷时，监试官有的又不够精明审察。所谓封弥、誊录等人员，暗中互相指点授意，以便让人知晓自己被分在哪一房。士大夫中懂得自爱的人固然不肯做这种事，但其中昧着良心贪图贿赂的也占十分之一，于是前面所说的私弊便都能得逞了。请下令各路州郡，凡是漕臣委派试官、监试官时，分派试卷务必亲自审查，务求革除欺瞒作弊之事。其中有考官多以亲属嫌疑为由请求回避的，就秘

译密加以审查追究，将其中欺罔者查办治罪，以革除暗中嘱托做记号的弊病。」朝廷听从了。

六月七日，礼部、国子监审议臣僚的意见说：「请求把太学解试中将要应试的士子人数拨出四分之一，与应回避亲属的士子一同在别院应试。仍在大院也按同样比例拨出试官和录取名额，都以四分之一为标准。经查核，臣僚所陈述的另设考场的利弊，想把大院人数分拨四分之一到别院引考，确实可行。近来省试中治经的人数，最少的一科也接近二百人。按照所录取的名额分拨出四分之一，很容易安排处理。只是太学解试是十三人取三人，诗赋应试人数多，尽可以分拨。其中经义恐怕有人数较少的科目，难以硬性拘泥于四分之一。想让监试官根据情况，或者全部留下，或者全部拨出，或者拨出一半左右，临时酌情处理。至于待补国子生，是二十五人取三人。如果太学生中有分拨到别院的，应当与待补国子生各自另出题目，仍分东西廊，严格加以隔开，才不至于混杂。别院的房屋狭窄，应当加以扩建。请下令临安府筹措安排所有别院事宜。省元向来只从大院中甲等第一名产生，如今录取人数既然增多，希望把别院上两名的待遇比照大院省试前十名的恩例办理，才能显得公平。」朝廷听从了。

七月六日，权礼部尚书章颖说：「臣认为科举的法度施行已久，如果没有大的弊病，不应轻易更改。臣见庆元二年正月的指挥令，宗室一律不许差充试官及监试官。后来遵照嘉泰元年为常州所作的申明，委派监试官时下国子监审议，如果是通判双员的地方，若有宗室担任通判，自然不许委派其监试。而独员通判如果恰好是宗室，若不许其担任监试，就要用次一等的曹官，其职权轻、声望浅，恐怕不能起到弹压作用，于是依从了常州所申请的意见，委派通判赵师岌担任监试。唯独常州虽然获准这样差遣，而各地州军仍然受此前指挥令的拘束，不委派宗室通判担任监试。臣认为各路每三年一次的科举，是极为重大的事情。大郡应试者多达万余人，小郡也不下数千人，考场之内，事务繁杂，监试官职责在于弹压秩序，以至于分派士人试卷、支付钱粮、防范泄漏、革除欺弊，事情不计其数，实在难以委托给职位卑微、声望轻浅的人。此前权臣有意压制宗室，臣僚们观望其风向意图，于是有了前面那道请求。当时各州郡都明知这样做不妥，唯独常州率先申明此事，已获准照此办理。科举的法度只有一种，既然准许在常州施行，却唯独不能在其他郡施行，这怎么行呢?如今科举日期迫近，臣担心外地州郡仍对此前颁下的指挥令心存疑虑，或者委派普通曹职官担任监试，各地士子都会觉得不便。请尽快颁布命令，把嘉泰元年七月常州所获得的那道指挥令，即委派宗室通判担任监试的做法，推行到各地，以造福士子。」朝廷听从了。

八月二十九日，太府寺丞唐吉先说：「省试的考官，虽然都是从天下精选而出，但近年所出的题目，诗赋如『太宗得至治之体』、『圣人之道犹日中』，经义题如『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与各州解试的题目如出一辙。至于策论题目，大体上也不过是摘取一些时事，乡试与省试所问的问题，虽间或有一二处不同，大体也相类似。甚至省试的策题，事先互不照应，到临考时才临时商议，可题目都已经各自拟定完毕，不再更改，结果事理意旨全都雷同。以众多贤才聚集一堂，肩摩袂接，六经诸子百家的书堆满案头几案，难道就没有可以出的题目、可以问的问题吗?正是由于各路相隔遥远，无从相互查核，才导致题目重复。臣恭闻祥符年间，朝廷曾命礼部贡院抄录各州发解试的题目，呈进宫中，供皇帝日后亲自考试贡士时参考，正是担心题目重复。从此便成为常规惯例。既然如此，那么汇集解试题目以防止重复，本是选拔人才的家法传统，难道就不能在今天施行吗?请诏令各路漕臣，在科举结束之后，把本路各州解试的题目汇集成册，呈报礼部，礼部再汇总各司呈报上来的题目，转送省试考场。使出题的时候，必须参考近三次考试的题目，出策发

译问、命定题目、讲论时事、品评人物、质询疑难之处，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不致造成重复。」朝廷听从了。

十一月八日，臣僚说：「自古以来省试，对其他考试的防范尤为严格。考场四角设有八处厢屋负责巡查，分立四方。士子提着考篮进场，未曾敢怀藏夹带；端坐在案前，未曾敢私相传递文义；凭借平日所学作答，未曾敢请人代笔。自从韩侂胄窃取权柄以来，内心畏惧公论，放松了考场禁令，用以博取士子的赞誉，蝇头小册堆积如山放在案头，往来传递交加，与集市毫无区别。掌管衡量文才高下的人，又反过来观望形势、徇私舞弊，士人心怀不平，无不愤慨叹惋。更换朝政以来，首先严格整治这一弊病，搜出怀藏夹带者四人，虽然对他们免罪但驳回不予录取，一时之间引起震动，众人耳目为之肃然。可是近年来省试考场，忽然又感觉松懈了。一件事、一项规矩不能守住常规，那么大的纲纪法度就会从此败坏，更何况省试中选，公卿将相都由此路径而出，怎能不严加禁止、多方防范呢?如今秋试已经结束，省试临近，请尽快下令礼部提前申明严格考试条令，若有敢怀藏夹带、传递文义、请人代笔的，必定驳回并终身禁止应举。其中若有考官观望容忍徇私的，一律连坐治罪。【贴黄】近来臣僚论及近年省试题目，多与各州解试题目相冲突雷同，其间或有预先泄露考题的情况，还有很多人整篇抄袭古人旧作的，而真正有才学的人反而多被埋没落榜。请依照祥符年间的旧制，提前命礼部汇集国子监及各路各州解试近三次的题目，使省试出题之时，能精细参考比对，不致重复，以防止侥幸取巧之事。」朝廷听从了。

四年二月十七日，礼部贡院说：这次省试，各州军国学应试经义、诗赋的进士，贡院终场共计四千三百一十一号，其中有国学中应因恩赦而免解及还应省试的人，他们的录取名额比例，请给予指挥办理。诏令依照嘉定元年收纳录取的比例，每十七人取一名，剩余零头再多取一名。

四月十一日，臣僚说：「私下听说考试院的誊录所，向来沿袭旧例，凡是士人试卷中有触犯科举条制、不合考试格式的，都听凭誊录人员自行发觉标记，免于誊录。由此誊录人员懈怠于书写工作，动辄擅自改易正本，遇到考生名字中的忌讳字，便借此免去誊写，甚至有焚毁隐匿、丢弃试卷的情况发生。即便有合乎标准的好文章，也无从送达考试官那里。士子三年辛勤苦读，千里迢迢前来应试，却被誊录人员毁弃了试卷，在暗中遭到黜落。有的试卷只有第一场、第三场而缺失第二场的，有的被撕去一半而无法誊录的，虽然有时是因为拥挤混乱所致，但封弥官也有不亲自到场监督的情况，明知这种弊病，却大多不加上报。请今后士子的试卷，凡是有触犯忌讳及不合考校格式的，都仍旧依照原本誊录，抄写完毕后送入内帘，听凭试官考察评判，不许誊录所暗中擅自黜退。凡是试卷首尾不全的，也必须开列具体数目，报告给内帘官员。还须在内帘试官中专门委派一员，将封弥所每日交纳试卷的数目与誊录所每日接收封弥试卷的数目相互核对，看是否相符，到拆封编号前五天，再把各位试官分房所接收的试卷数目汇总核计，若稍有不符，必须加以彻查。这样一来，官吏便会心存畏惧，封弥、誊录必定不会再有毁弃试卷、改易字迹的祸患了。」朝廷听从了。

十二月二十七日，礼部说：「国子祭酒兼权刑部侍郎刘爚说：『国家用科举选拔人才，三天的考试，虽然兼考策论，但录取与否，必以经义、诗赋为根本依据。近年来经学不够昌明，出题时喜欢断章取义，求学者以巧妙迎合题意为擅长，而不以推究经文本意为正道，忽略前人传注的解说，轻慢圣人的言论。词赋方面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文体字句全都类似歇后语一般支离破碎，用字不考究义理，大都是从类书中检阅摘录而来，而非根源于扎实的学问。文章义理既无可取之处，从中又怎能看出士人的器识格局呢?请命令学官选择中兴以来经义、词赋科考中魁首之作，其中根本于经义旨意、词气浑厚朴实的作品数十篇，刊刻颁发下去，作为写作的范式标准。今后出题，不许断章取义，题目长短不加拘限。《春秋》这一经，照嘉定四年省试的先例，以事实前后贯通的段落作为出题依据。命令礼部下发到各路，在委派试官的公文中，一并备录此项要求加以施行。』本

译部审议后认为，请下令国子监，命令监学官精心选择、刊刻版本颁发下去。至于经义出题的规定，也请下令国子监、各路一并遵照施行。」朝廷听从了。

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臣僚说：「考试院中设有平安历，本来不过是用来报平安。如今却不是这样，历簿出去的时候，上面所写的项目，看守监门的人无从查看；历簿传入的时候，所传递的件数，看守监门的人也无从查核。包裹又重新加以封识，不知道里面所藏的是什么物品。名义上说是送药的包裹，怎知道里面没有夹带书信往来?名义上说是家书，怎知道里面没有泄露考场消息?这里面的弊病，实在有难以尽言之处。嘉泰年间，议事的大臣也曾经推究过这方面的防范措施，却没听说要求先拆开检视之后才准许传递。请下令有关部门，从今以后，平安历不论早晚出入，监门官都要逐一加以查验，不许用帕子包裹缠绕、私自封缄，即使是药品、家书，也须先行拆开，才能予以收纳传递，监试官再加以复查，这样一来，主持考试的人就无从徇私，参加考试的人也就无法借机谋私利了。」朝廷听从了。

三月十七日，臣僚说：「自中兴以来，取士的科考已举行了将近三十次，积弊已久，弊端侥幸之风愈发深重。如今这一年的科考，如果不严加申饬，恐怕弊病会愈演愈烈，试举几件事情来加以说明。乡贡本应是本地士子应试，法令条例不能说不严格。可是那些游手好闲之人奔走于远方郡县，有的买通同姓之人假冒宗族，有的指着坟墓假称祖坟所在，千方百计谋求，只为求得一次应试的机会，于是虚假冒名、荒诞欺骗的风气便由此形成了。请人代笔、私相传递文义，这类罪名本来不轻。可贫穷饥饿的士子贪图眼前的近利，竭尽自己平日所积累的学问，替人代笔应试，有一人代替二三名考生答卷的，也有二三人合力完成一份答卷的，凭侥幸估算屡屡得逞，最终遂其私愿，于是那些贪图钱财而假冒儒生的人也就得志了。委派考官进行考试，逐州核对字号，这本是漕司为防止请托嘱咐而设置的措施。可是那些贪财好贿的吏人，不念及昔日寒窗同窗之谊，却私下把〇〇叟这类关节暗号秘密传授给亲信仆人，四处兜售，满载而归，于是富家子弟便竞相效仿行贿之风。通判为门客发放牒文应试，本是为了回避监试之嫌。但是别厅考试也同样援引此例，士人侥幸想走捷径，不惜千里之外假冒本地人，以求获得漕试举荐的机会，于是从最初进身之时，欺君罔上之恶行便已顾不上考虑了。封弥、誊录，一向是就近委派本州本县的吏人担任，这是既定的惯例。可是那些庸俗的吏人相互勾结，暗中取来同经的卷子，增删字句笔画，妄称触犯规矩，暗中加以黜落，或者拆换卷首，于是真正有实学的士子便无处申诉了。校阅文艺已经评定完毕，编排上报字号，这本是有司的职责所在。可是长官进入考场后，妄自卖弄聪明，舍弃合格的人才，取用那些勉强凑数的谬误之作，有的是偏爱旧识，有的是要显示自己的恩德，于是漕司所委派的考官便无法贯彻自己的意愿了。因循现今的制度，革除现今的弊病：严格执行冒充籍贯的处罚法令，使各自归于原籍应试；加重代笔的罪责，永远不得再进入考场；试官出卖录取名额的，按赃罪论处并革除名籍；违法为人发牒应试的，专门追究主管者的责任。至于书吏作奸犯科、长官越权干预的，一并依法治罪。同时还要告诫考官，专门选取醇正博雅的文章，彻底扫除轻浮剽窃的风气。如此一来，乡举里选便能不断选拔出真才实学之人，以符合圣朝设立科举选拔人才的本意。」朝廷听从了。随后两浙转运司说：「臣僚上奏科举之事，说通判为门客发牒本是为回避监试之嫌，而别厅也同样援引此例，应当因循现今制度革除现今弊病，违法发牒应试的专门追究主管者责任，请交由省部施行。本司查核，每次科举，各州若有通判双员的，即使其中有不委派担任监试的，依照条例也准许其为一名门客发牒到本司应试。如今这份奏请，不知道将来若有未担任监试的通判为门客发牒，是否准许其应试?查核各州军府通判同为举送官员，其门客本应发牒到转运司应试。」诏令各路转运司依照原来的惯例施行。

四月二十

译七日，殿中侍御史石宗万说：「国家使各郡国推举贤能之士，是要真正求取实用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应付惯例而已。至于说到涵养培育人才、成就人才，在于朝廷的选拔；而录取与否，则在于考官。至于主持考场事务、防范各种弊端侥幸之事，虽说是有司的职责，但关系却不轻。如今各州郡照例委派通判，漕司照例委派主管文字之人，只是依从旧例，不问其能力如何。其中有才力不足、不熟悉考场事务的人，贸然承担此职，很少有不误事的。因为各科考生终场所试的经义科目，多寡本不一致，而考官所治的经学也各不相同，由此可知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分房阅卷的安排。如果让平庸的吏人担任监试，必定不能按经义、诗赋的比例加以斟酌调配。如今各考官各自凭所擅长分别考校，也不过是让胥吏依照旧例行事罢了。这是其中危害最大的一点。至于门禁不严，就会出现传递泄露考题的弊端；封弥不谨慎，就会出现拆换姓名籍贯的弊端；纳卷登记有历簿可查，若结算稍有延迟，就会出现增减数目的弊端；字号编排有簿册记录，若封缄标识不严密，就会出现涂改的弊端。誊录的吏人，如果钱米、灯火供给不能按时发放，想要他们不出差错，怎么可能呢?甚至有考生已经入座却拿不到考题，太阳已经升起却还未打开考场大门的情况，想要不引起喧哗骚动，怎么可能呢?凡此种种，都是监试官的职责所在，不如命令各路转运司从主管干办官中、各郡从通判和幕职官中，选择有才干能力、熟悉考场事务的人，提前用密封的公文檄书传递到各郡，等到锁院之日才拆开，请所委派的官员进入考场任职。不得徇情妄自委派，这样才有希望使监试得人，弊端侥幸之风才能稍加革除。」朝廷听从了。

五月一日，臣僚说：「臣私下见到贡院内帘之中的弊端侥幸，监试官尚可随宜加以处置，凭其智虑能够察觉应对。但外帘的事情，有耳目所不能触及之处，实在难以防范。如今科举日期已近，臣不敢不预先陈述。其一，贡院的围墙，本来就低矮，多年来又已倾颓破损，如西边一带，紧靠着别试所旁的晨华馆，断墙只与人肩齐高，被践踏出了一条小路，泄露考题的弊端，大多由此而生。最靠后方，正对大理寺前面的一段，居民在墙上搭盖了简陋的浮屋，也成了作弊的场所，无法防范。东边的墙虽然稍高一些，却与封弥、誊录所相邻，而缝隙孔洞最多，需要严密防范。请将贡院周围内外的围墙，都在原来的基址上增筑得更高更宽厚，墙内挖掘成沟池，宽约五六尺左右，深度也相应挖深。这样不仅取土筑墙可以节省搬运的费用，而且四周积水，也可以排泄贡院潮湿低洼的积水。墙内再加上壕池，人就无法翻越了。同时还要约束附近居民，不得依靠围墙搭盖浮屋，才能革除泄露考题的弊病。其二，以往考试院是在中门外两侧厢屋悬挂布幕，作为收纳试卷的场所，士子们感到很方便。后来因为有人建议，把纳卷处改到封弥所门外，须从中门绕行约一百来步，才能到达纳卷之处。应试的人每每到了黄昏时分，就记不清转路的方向，于是只顾径直往前走，有的甚至带着试卷走出考场外面，这才发觉走错了地方，却已不容许再重新进入，实在令人怜悯。况且新搭建的席棚简陋草率，被风雨侵袭浸湿，很难加以爱护保存。如今想仍旧就在中门外两侧厢屋下设置纳卷之所，这样对双方都比较方便。其三，誊录所从入夜到天亮，都在廊庑之间排列灯烛照明，只用芦席隔断，此外别无取火照明的地方。也只是就着廊屋摆放灶台锅釜，很容易引发风吹烛火之类的隐患。请求从锁院之前起，就命令负责安排事务的官司在誊录所、封弥所各处摆放水桶备水以防不测。其中每逢封弥、誊录官员进入考院，都必须先行检查点验，如有疏忽松懈之处，就上报试厅加以处置，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其四，各处委派前来担任誊录的人员，大多是游手好闲之辈，所得的雇佣报酬，往往随手花光。他们空手进入考院，每日的食钱只有五百一十文，既没有地方可以买米，往往就在考院内买饭吃，日夜不停地誊写，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饮食，也吃不饱肚子。请今

译后每人每日拨发大米二升半，命钱粮官检验点收，发给誊录官，由官方当场发放，以防止吏人从中克扣减损。至于食钱部分，则相应按米价折算扣除。其五，封弥试卷时，必定要有簿册登记抄录姓名，以备日后核对打编号码。平常发生泄露、拆换的弊端，大多出于此处。如果核对试卷、打编号码，都由监试官亲自到场加以封记，不经过吏人之手，那么弊端侥幸便可革除。同时真正的试卷核对完毕后，发回封弥所，应当设置橱柜加以封锁。若遇到需要抽调调阅试卷的情况，也须由监督官员亲自开启，以防偷窃。如今却只是把试卷放置在架子上，并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这怎能不发生更换试卷之类的事情呢?请从今以后锁院之时，先命临安府就着封弥所隔出一间库屋，可以安置封锁的架子，开启库房时须由监督官员亲自到场，才能革除以前的弊病。【贴黄】臣查核到两广地区科举所委派的考官，正值秋天暑热瘴疠盛行之时前往赴任，常有十几人在路途中患病去世，实在令人十分怜悯。臣认为广南地区的士人，大多贫穷没有恒产，善于写文章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广东则广州、潮州两地，以及西南的静江府，都号称人才众多，时常也有请托嘱咐之事。所委派的考官，必须精心遴选，以杜绝外界的议论。至于其他地方，只需从邻近的郡县，或者相隔一两个州的范围内选派前往，才能使路途稍近一些，可以携带准备好行李，饥有食渴有饮，不至于遭受缺乏供给、丧命途中的祸患。请下达两广漕司依照此意施行。」朝廷听从了。

二十六日，监察御史倪千里说：「朝廷选拔人才，没有比大规模的科举考试更为重要的了；士子求取仕途，也没有比最初进身应试更为重要的了。近年来士大夫徇私而破坏法度，士子冒名而触犯法令，这种情况并非仅有一次。就拿漕试来说，有人舍弃自己的乡里籍贯而冒充他郡籍贯参加考试，有的背弃自己的父祖而冒充同宗族人，买卖行为蔚然成风，廉耻之心荡然无存。近来俞廷臣请求加重对担保官员的责任，都是说明漕试发牒的弊病虽然还没能完全革除，但比起以往，已经减少了不少泛滥的情况。至于国子学设立科目以优待公卿大夫子弟，本意是认为他们承袭父兄的教导，通晓政事的体统，所以给予优待的名额，可如今伪冒之事却尤其令人感到奇怪。前次补试中，有一位姓许的考生，假托本寺法官为自己的同族亲属，两次冒名接受发牒，侵夺了同经其他考生的名额，这些事情台谏的奏章中都已详细记载。这只是其中已经败露的事情，其他行踪诡秘、漏网逃脱惩罚的情况，恐怕还有不少，致使真正有才学的贵胄子弟不能得以自我展现，而那些不肖不检点的士人，却借此机会窃取名额，士人心中都感到愤慨怨恨。臣查核贡举条例法令，国子学所应发牒的名额本已有明确规定，如今秋试即将来临，如果不加以申明告诫，恐怕旧有的弊习仍不会改正。有人或许假托同宗族的名义，有人或许曲意攀附亲属关系，广泛招引串通，又会造成新的伪滥情况。请将臣此奏章下发，告诫朝廷士人各自遵守既定的法度，不得妄自申报亲属服制关系，多方为人发牒。发榜之后要加以审查核实，如有伪冒的情况，一定要将其驳回不予录取，发牒的官员、担保的官员也要一并弹劾。这样才能使法令从近处开始施行，士人心中也都能信服。【贴黄】臣私下见到各路漕试，像江东西、湖南北、福建、广南等地，大多只看重权势，只图取巧钻营的办法。臣曾在汉东担任分教之职，亲耳听闻湖北漕试考场第一场经义及赋的破题，第二天就已经在场外传抄流出，甚至还有人抄写出整篇文章的。至于考官方面，则事先就知道某位士人是由某位官员所发牒的，某位官员的子弟正应某经应举，考官有的畏惧那人的权势，有的顾及交情关系，有的接受了婉转的请托，有的被虚假的名声所迷惑，必定会想方设法为其寻求录取，以此讨好上级官员，作为自己晋升的手段，致使寒门有真才实学的人白白与殿举失之交臂，一旦被黜落就要等待三年，实在令人怜悯体恤。本台除亲自查访弹劾之外，请下令各路漕司具文告知各考试院，务必秉公考校，不得沿袭故态，私自选取录用。」朝廷听

译从了。

七月二十三日，臣僚说：「国家设立科举用来网罗天下人才，可近年来奸弊之风愈演愈烈，有司录取与否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委派考官进行考校、逐州核对字号，本是为了防止请托嘱咐。如今富家子弟事先就与漕司胥吏商议勾结，暗中打听到考官的姓名，在路途中拦截等候，暗中行贿，预先买通泄露题目，暗中做上记号，侥幸得以中选。铜臭之徒得志称心，而真正的人才却老死在山林岩穴之中了。这是考官出卖解额的弊病。举人应试的经义、赋、论、策各有所长，如果三场成绩平均衡量，才应当决定是否录取。可如今有的因为第一场经义、赋恰巧合乎主考官的心意，就先入为主，以致后面的论、策一概不再过问。也有的只看破题，而对全篇文章无暇仔细考究，论、策部分甚至从未过目。这是只重头场的弊病。各州解试的名额，经义、赋所占的多寡各不相同，而考官中治经的人有的并不擅长赋，习声律的人对经旨的钻研又大多不够深入。如今漕司委派考官，受限于人数编制，难以灵活通融调配，既然各自都有所偏长，又有谁肯自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呢?想要求得通情达理、秉公商榷的考官，实在是很难做到啊!这是考官各执己见的弊病。主考官出题命意，去取标准本应以古代注疏、正统经义为依据。这样才能使议论持论公平中正，人们不会有异议。如今大家所见各不相同，各自逞其臆测之说，只会助长后辈学子穿凿附会的私心，而那些学问老成、博学多闻的人，反倒被弃而不用。这是举子标新立异、自立说法的弊病。至于更换试卷的情况，奸猾的吏人与富家勾结内外呼应，有的拆换卷头，有的暗中毁弃真正的好卷子，各种奸弊层出不穷。这些人只知道贪图钱财贿赂，却不顾士子的得失利害。凡是以上这几种弊病，都是科举中深重的弊病。如今秋试就在眼前，请下令礼部，普遍行文各考试院，秘密切实地加以查访，革除出卖解额的弊病，严格施行全面考校的法度，命令考官务必通融考校，不得固执偏见，出题及录取取舍都必须以古代注疏、正统经义为依据。同时还要检查稽察吏胥更换试卷之事，严加防范，如此一来，真正有才能的人才就能被选拔录用了。」朝廷听从了。

八月七日，臣僚说：「臣私下见到各州考校，除正额之外，对于待补生大多不予留意，有的甚至从落选的卷子中随意取来凑数。经义部分只看开头，诗赋只阅读一两联韵脚，论策全然不加过目。其中尤其恶劣的，只是检点一下有无违犯规定的地方，便草率地录入选中之列，出了考院辞别本州，急忙设法脱身离去。士子对此怨声载道，到处都有这种情况。如今考试日期虽然临近，但以待补生录取为重的，不过是两浙、江东西、福建等路而已。若立即加以申明告诫，还来得及补救。请下令礼部尽快行文各州，严格要求考官，精心选拔正额录取之外，待补生的卷子也要加以认真考校，并且要清楚地批注评语，对录取的要批明文理在何处见长，对黜落的要批明文理在何处欠缺，卷首要写明考官的职位姓名。考院开启之后，把所录取的草稿卷送到转运司加以检验，如果发现有草率马虎之处，一定加以责罚。对于卷子多而试官少的地方，可酌情延展考校的日期，不要吝惜些许费用，这样才能使考官留心选拔，不敢再因循懈怠、忽略草率。」朝廷听从了。

十二月十五日，臣僚说：「近年来省试委派考官，有提前恳求免除、不愿就任的情况。公道不能昌明，人人都不免偏私对待自己的亲属子弟，趋向宽松而畏惧严苛，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自从设立回避亲属、另设别院考试的制度以来，录取的名额变得极为狭窄，朝廷中应当担任试官的官员，多方回避推辞求免，到了临考之时，竟然无官可以委派。有的就用在朝中办事的干办官到部里凑数充任，外任官员比起朝中官员，等级本有差别，往往只知一味顺从迎合，不敢有所可否。臣曾经仔细思考过，士子不愿意到别院应试的原因，是因为那里应试的人少。假如应试的人多，那么录取的名额也相应增多，又何须回避呢?如今不如把各路漕司新旧发解

译试中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士子，全部拨出到别院应试。因为凡是发解录取名额优厚的，除了太学及国子学胄子之外，就要数各路的漕试了。凭借天子的教养恩泽与公卿的子弟身份，按照法度理应受到优待。可是四方游学的士人若没有亲故关系，却也四处钻营请托，侥幸挤进二十人的名额之中，得到的好处已经不少了。臣曾经粗略估算过，此前与各路转运司合计录取的人数将近四百人，若再算上原本申请了漕举资格、还试时理应免解的人，也不下一百余人，以这数百人规模的考场，与录取张榜的比例相比，比起以往已经大不相同了。这样一来，再把大院中应回避亲属的人归入别院，而别院中应回避亲属的人归入大院，将会看到应试与主考的双方都能各得其便，不再有回避求免的问题了。如今既然已经减少了大院的人数，而增加了别院的考试规模，那么应当与大院一并商议详定，并从点检试卷官中分拨二三员，增派到别院担任考校工作。同时还应扩展考场座位，凡是别院考试中中选的前三名，请依照四川类省试的先例，授予教官之职，才能避免偏重大院轻视别院的弊病。臣私下见到近来的制度是委派台谏官一员共同主持贡举，此人既不参与考校事务，而贡院内的一切事务，又要让知举官员负责裁决处理，恐怕精力心力难以两全兼顾。请从今以后，贡院内外的一切事务，都由共同主持贡举的台谏官裁决，使他能够专心一意检查约束吏人的奸弊，防范各种弊端侥幸。而三位知举官则专门负责录取取舍，不要被其他事务牵累分心，这样才能各自尽好自己的职责。」诏令礼部审议后申报尚书省。

二十九日，臣僚说：「臣恭敬地认为国家三年一次的大规模科举考试，经义考察的是讲学的源流传承，诗赋考察的是文辞的润饰修养，论用来考察对古今事理的评议见识，策用来测试对当今时务的通达程度。真正的人才实学，虽然不是仅凭纸面文字所能完全体现出来的，但如果能让考官互相参照考核，详细观察、精心选拔，那么应试者胸中的抱负才干，大致也就可以看出来了。旧有的制度是，点检试卷官批注等第高下，参详官再加以复核，一并呈交知举官，用意是要使三场考试互相参照评定，不以一人的见解来决定取舍，也不以一场的表现来判定得失优劣。除了知举官挑选出的房内卷子之外，其余的都要送到过落司加以统计计算分数，成绩相同的则按本经的高下依次排列。历次考试以来，虽然委派了一名参详官掌管过落司，但试卷却未曾经过详细核查，得失往往在仓促之间就被决定了。精力毕竟有限，而卷数实在繁多，在汇总归类的时候，来不及仔细斟酌抉择，取了这一份就顾不上那一份，其间的升降情况也就随之出现偏差。其间即便有想要纠正的地方，也难以真正着力去做。比如知举官所分的三房中，甲房批注某一场可以录取，而另外两场却在乙、丙房中未能被钩取出来一并核对，于是这份好卷子便就此埋没了。有的房又吝惜不肯发出所批的卷子，导致两方面都有所缺失，甚至出现有一场文章确实可取，另外两场却批语较低，而此人竟侥幸忝列被选中之人的情况。也有的考生专精于本经而论、策部分表现不相称，却也得以凑数入选。还有的考生虽然两场表现优异，但本经这一场却略显生疏胆怯……

译者，就不在录取的名单之内。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把过落司(负责核算分数的部门)当作一个摆设，舍弃了分数核算的办法而不用。三场考试选拔人才，本来就不只是看一天的高下优劣；分房互相考核，也是不想局限于一个人的见解。立法的用意，不是不详尽周密，可为什么沿袭旧习却不加以省察呢?请求下令礼部,今后省试的考核评定,除了各房呈出的卷子外,其余的全部交付过落司,汇总三场的成绩核算总分来决定取舍,还希望能更加详细地委派官员复核核算。」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译七年正月六日，监察御史倪千里说：「治理国家以人才为当务之急，培养人才是首要的事。先朝苏轼曾说：仁宗皇帝搜罗天下豪杰之士，数量多得数不清，既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股肱心腹用来实现太平盛世，又留给子孙后代百年之用。多么兴盛啊！历代圣君相继承传，世世代代都以此为家法。中兴以来，培养扶植人才又已将近百年。高宗凭借宽厚待人而得到人才，但也从未不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孝宗凭借精明识人而得到人才，但也从未不放眼长远、广泛搜求。既能在广泛接纳之后加以任用，又能在量才使用之后加以储备培养，就像建造房屋的木材，在幼小时培植它，等长成材后再取用。况且科场是人才产生的源头，而礼部主持的考试，考官嫉恨士人如同仇敌，主考官对待举子，互相争论不休。对渊源正论一类的文章，都加以憎恶；对迎合时文风气的，一定予以录取。有时仅仅一两个字不合考官心意，就说这是道学一派，全部予以黜落。奏报录取名单已到期限，而名额数量不足，窘迫之下没有办法，只好胡乱录取来凑数。这就是人才被科场所败坏的地方。如今省试临近，应当加以申明告诫，革除请人代笔、夹带怀挟的弊病，选拔真才实学、见多识广的士人，见识要求本源，议论必须醇正，不要沿袭旧例，把这些当作空文对待。请求把我这份奏章下发，向众多士人晓示。至于刊刻发行的监学所选的经义赋格范文，每经大概十几篇，赋文一百多篇，不过是士子们向来所曾观览的，其中偶有一两篇古义文章，也并非一定要仿效其句法，因袭其余绪。而远方的士人不知道有司只是借这些作为可以效法的文章范例，起初并非认为可以效法的文章仅限于这些，于是拘泥地诵读练习，只顾捡拾一些糟粕，窃取表面形式，去迎合有司的喜好，见识局限而不广博，议论拘束而不通达，文章义理卑弱而不振作，与古代文章的本源渐行渐远。日后如果因此被黜落，又反过来归咎于主考官的过错。文章丰富多样才算富足，各人应随其所长发挥，只求都能通达义理，纯正地出于正道。前辈的文章值得效法、值得师承的，何止一家，不必都拘泥于这十几篇范文。培养人才的方法，没有比师承更重要的。」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二十四日，礼部上奏说：「湖北转运司根据鄂州申报的学生郑次侨等八十三人的状文：查得礼部颁布《韵略》内的规定，凡是诗赋出韵，都属于不合考试格式。如今本州所申报的解额第四名宋倬，赋文押官韵『有』字，本应属于上声四十四有韵部，依照读音注释、文理都应押此韵。而宋倬赋文第六韵中，『诏劝农桑，及乎令守』，其中『守令』的『守』字属于去声，收在四十九宥韵中，注释说『诸侯为天子守卫土地叫守』，这与上声『有』字韵中『守』的『守义理』之义不同，确实是出韵，应当列入不合格之列。请求申报朝廷，依照贡举条例施行。州司已将宋倬的解牒寄存收入军资库，并把郑次侨等抄录呈交的宋倬出韵赋文粘连在前面，一并申报转运司，请求施行处理。一、据鄂州本州揭榜公布，宋倬忝列榜中。随后据江夏郑次侨等妄自上状，控诉宋倬第六韵押『守』字为出韵。承蒙本州备文申报转运司，并将解牒收入军资库，至今已过了很久，才蒙下令发还。窃念宋倬当时所押『守』字，在《礼部韵》以及考核经史与古文时文中都有依据。郑次侨等诬陷诋毁的用意，只因今年科举，蒲圻士人联名向使台陈诉江夏历年私自科场舞弊的弊病，蒙令予以禁止革除，公道既已伸张，下面县邑的士子于是得以联名获荐，郑次侨等心怀此不平，所以捏造诬词。念宋倬十年寒窗勤苦读书，仅仅获得这一次中举机会。如今距离考试期限已经很近，若不哀鸣申诉，必定赶不上参加省试。请求发送鄂州立即处理。」乡贡进士宋倬状文说：恳请发给解牒让我赴礼部投考。转运司随即送交鄂州教授查核。据教授锺兴俯首请求转报礼

译部，交国子监详细议定『令守』二字是否应当与上声通押，同时请求把双方的说法告知宋倬，让他自行赴礼部陈情申诉。转运司除已经将两方说法告知宋倬外，礼部又转送国子监会同商议。」随后国子监上奏说：「据太学博士陈与行等申报，查得《礼部韵》中『守』字在上声、去声中都有收录，其中上声『守』字没有注释，去声『守』字排在『狩』字之下，注释说『诸侯为天子守卫土地叫守』，这就是『令守』的意思。如今宋倬赋文所押官韵『有』字，同时又押『令守』的『守』字，就属于去声韵内，确实是出韵、不合格。」礼部又送交国子监更加仔细核查确认真实情况，国子监再次核查，依照贡举条例，宋倬的诗赋确实是出韵不合格，应予以驳回黜落，请求予以施行。朝廷下诏依照礼部所申报的意见驳回黜落。

三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曾从龙、礼部侍郎范之柔、刑部侍郎刘爚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国家设立进士一科，网罗天下的英才俊杰，考经义是为了考察其是否通晓经典，考赋是为了考察其是否博通古今，考论是为了考察其见识，考策是为了考察其才能。日后谋划国事、决断国政的人才，都由此选拔而出。臣等忝任主考重责，用心考核，期望能选得真才实学之人，供圣明之世任用。然而科场沿袭旧习，文风不振，近来越发严重。其中学问精深醇厚、文辞雅正的人固然不乏其人，然而如同晨星相望般稀少，寥寥无几，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大抵是学问不注重根本，文辞不崇尚要旨，有的因袭古人文章达二三百字之多，有的整篇文章雷同仅改动几个字，涉猎不精深，议论浅陋，缀合编辑虽然繁多，但气象萎靡。这类文章，虽然被黜落不取，但恐怕四方士子习以为常，未能有大的改变。请求把这份奏章下发，勉励督促中等水平的士人，同时命令礼部每逢大比之年，申饬各路转运司遴选考官，使其精心把握去取标准。要澄清源头、端正根本，没有比这更切要的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二十四日，国子监上奏说：「太学补试的名额中，太学生名额空缺二百四十七人，依照嘉定四年七月三日的指挥令，拨出十五个名额充作蜀中候补入学的名额。其余二百三十二人是各路前来应补试的士人，应当用来补足空缺名额。」此前在嘉定四年七月，国子正张方曾上奏说：「蜀地距离京城，遥远万里，士人如果不参加类省试，就没有途径见到京师的风采。然而三年一次的大比之年，州郡转运司按例放出候补名额，却往往形同虚设，那些怀才抱艺的人难道不愿意在贤能选拔的关卡上奋力争取，只是因为受困于地处偏远，不能亲自赶到。偶有到达的，也不过是做出一两个凑数的姿态，未能广泛惠及天下士人，臣对此深感惋惜。朝廷念及蜀地士人路途遥远，选取士人设有类省试，选拔官吏设有外铨制度，唯独对于初次应举的布衣寒士，难道不应当表示恩泽之意吗！不如每次考试从太学空缺名额中分拨出二三十人，在蜀中类省试之后，合并六十州候补的士人，其中选中的人可以直接进入太学就读。这对太学名额占用不多，却能使远方的士人常常通达于京师，振奋士人之心，所补益之处不小。请求交付有司施行。」礼部上奏说：「国子博士楼观等详细审议，候补的办法，是用来收录贡举遗漏的人才，在天子的学府中加以造就培养的。蜀中三年一次大比，州郡转运司按例录取候补名额。蜀地距离行在万里之遥，士人一旦应试，得失未必能如愿，因此候补中选的人大多不能前来应试，几乎成了虚设。张方所陈述的意见合适恰当，如今议定每次考试从太学空缺名额中拨出十五个名额，充作蜀中候补考中太学的名额。」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请求。到这时举行补试，本监上奏申请施行。

二十五日，皇帝下诏令榷货务监官比照左藏库官，允许依照厘务官的规定牒送应试。此前因为在行在榷货务都茶场任职的宋济、唐仁杰上奏说他们都是升朝官出身、曾担任过知县的

译人，请求援引左藏库监官奚士逊等人的先例，依照旧法比照厘务官放行牒试，朝廷依从了这个请求。

四月七日，皇帝下诏认为合门祗候的职任与职事官的事务体例相类似，允许放行牒试。此前因为乡贡进士邢渤等上奏说：「堂叔邢镆现任合门祗候，位次排在太学、武学博士和两令之上，与职事官同等对待。凡是编入位次排列的，都属于纳入职官制度之官。如今太学、武学博士和两令既然凭职事官身份获准牒送本宗族人应试，而合门祗候却未能获准比照牒试。邢渤等粗略修习举业，岂敢企望援引皇族子弟的先例，只是仰望能够副合朝廷造就培养人才的用意。请求比照职事官放行牒试。」朝廷依从了这个请求。

五月二日，监察御史黄序上奏说：「士人最难的是初次进身之时。三年一次大比之年，向朝廷献上贤能之士并亲自考核他们，公卿大夫都由此选拔而出。然而风气越来越败坏，就应当大力加以防范，应当从现在开始。进士唱名后的第三天，在别试所聚集，皇帝有旨赐给他们餐钱。前三名进士可以自行挑选同榜登第的优秀人才分担职务，从纠弹、牒表以下的职位，人数在绍兴年间才四十人，淳熙年间达到八十人，绍熙年间就超过一百人，开禧年间超过二百人，前几年虽然稍有减少，仍有一百八十九人。整个进士榜不过四五百人，担任期间职务的几乎占了一半，期集所并没有多大的好处，却人人争相钻营奔走，这是为什么呢？用意是为日后请托谋私预留地步，向礼部下属机构索要糊口的费用。近年来唱名刚一结束，请托嘱托便纷至沓来，于是该差遣的名额被忽略，不该差遣的人却滥竽充数。如今殿试临近，请求把这份奏章下发给进士期集所，凡应当差遣担任职事的，应当优先选取甲科省试前十名、太学上舍生、各路州类试首选以及有名望的士人，参酌绍兴、淳熙年间的名额数目来折衷取舍，这也是涵养士风的一个方面。」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九月四日，临安府通判孔元忠上奏说：「奉命差遣监理类试所门并兼管撰写字号，查核试卷封弥编排字号，字头既然相同，历来是按照千字文顺序排列。其中有些字形相类似，可以增添笔画改动，例如『乃』可改为『及』，『王』可改为『玉』，『白』可改为『百』，『止』可改为『正』，『心』可改为『必』，『比』可改为『此』，『旦』可改为『且』，『壁』可改为『璧』，『乂』可改为『又』，『中』可改为『甲』之类，一共一百五十四个字。万一有人从中作弊，甲擅长文章、乙不擅长，如果有人请托嘱托，就把甲乙两份试卷中及字、玉字之类被选中的字号，把乃字、王字的试卷添上一笔取出，有司仓促之间，只看到草卷、真卷字号相同，不加以对照核实文字，便直接开拆，怎么能够辨别清楚呢？这岂不是给应试者造成不幸。请求下发给封弥所，不允许再重复使用这类字。并下发给礼部、国子监核查确认。」随后礼部上奏说：「国子博士曾焕等详细审议，孔元忠所指出的字画相类似的问题，不应当兼用，他所请求的确实恰当。如遇到考试场次，就应当遵守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殿中侍御史黄序上奏说：「臣私下以为，国家设立科举来选取士人，只有进士科选拔人才最为兴盛。所以每逢三年一次大比之年，都格外加以重视。然而世风越来越败坏，奸弊越来越滋生，四川地区尤为严重。蜀地号称人才众多，却僻处一方，担任主考的人难以克服其中的弊病。贪图私利的考官把座号卖给出得起钱的富家，急于进身的士人向权势之家纳贿求得座号，试卷分配到的不是本房考官，就辗转私下到旁边已被黜落的试卷中搜寻，或者出自其他房考官，就相互回护涂改。批阅评定的差错，有的偏袒同乡上官，有的偏袒同官所居的郡邑，都能借此谋取私利，这岂不辜负了国家求贤的用意。臣曾经采集蜀地的舆论，得知四路转运司的考试、各州的解试、四川的类省试，都存在私相录取的弊病，而参加殿试的士人还有旅途劳顿的弊病。转运司考试设有别院，是用来安置举子与考官之间有妨碍嫌疑的人的

译。如今听说四路转运司考试在正试院内隔出几间房作为别院，与正院同门出入，三天考完，往来毫无阻隔。所以父兄担任正院考官，而子弟在别院被举荐，每次考试都有这种情况。而一路之中有出身资格可以差遣的人，也是屈指可数。事先在转运司约定暗号，辗转传授，务求必定考中，这就是转运司考试的弊病。各州解试设有监试官一员，有的由通判、幕职官担任，依法不得参与考校，但寡廉鲜耻之徒事先接受请托贿赂，凭借自己私下的交情向考官恳求，一定要在各房中搜寻，曲折周旋，无不遂其心愿，而考官又有卖座号、私相录取的风气，这就是各州解试的弊病。四川的类省试，是朝廷施恩给远方的士人，设立别院，是用来安置有妨碍嫌疑的举子的。凡是有亲属嫌疑的，应当在别院应试。如今听说帘外官的亲戚因为有妨碍嫌疑而被安排到别院，而帘内官的亲戚反而被认为没有嫌疑而被安排为避嫌房，前后凭私情中选的人，如果不是帘内官的亲戚，就是他们的馆客，都被当作避嫌房对待。虽然掺杂了别人的试卷，但因试卷数量少，特别容易辨认。又如蜀地士人在类试中名列前茅以及在殿试中位居鼎甲的，正值现任官员，估计一定会参与考校，无不事先有所祈求，屡次考试都遭到舆论不平之议，这就是类省试的弊病。至于类试在仲秋月末举行，揭榜在季秋月底，而夔州、利州路要过半个月才能看到榜文。所以前往参加殿试的人，路途万里，很不容易办理准备。登船大多在寒冬时节，既受船夫的要挟，又苦于渡口关卡的阻碍，所经之处甚至有人投掷瓦石、持弓箭伤害其船只。每次考试都有数人死于非命，这又是殿试路途中的弊病。请求下令四川转运司，在正试院旁边再设置别院，让考官不能与正院相通。所属选派差遣的监试官，责令他们负责监察检举考校，不许私自查检誊抄的试卷，从旁搜寻暗号。所有考中的试卷，都聚集到公堂会同考核，决定去留，监试官不得干预其中。请求下令四川制置司，今后类省试，凡有妨碍嫌疑的举人，不分帘内帘外，都在别院应试，不得设置避嫌房。如果不愿意在别院应试的，允许寄放举荐名额等待下一届科考。再下令制置司及各路转运司，查访科场的弊病，坚决加以革除，精心选拔有文学德行、廉洁自律的士人来担任考校官。凡有应当参加殿试的人，责成制置司命令所在州郡派人送发催促，在年前动身出发，约束沿江的税务关卡，允许他们立即通行放过。等待士人的心意要周到详尽，但如果到了四月初一还没有进入京城的，就不再赐予应对。这样希望殿试不至于要在盛夏时节举行，也可以革除迁延的弊病。」【贴黄】臣私下见到，行在每年的类试，大法科只录取一两人，以备补充评事一职的空缺。而四川也有这一科，凡是应试的人在法令方面都不是平素所熟习的，中选的人大多是私下录取，士人们都能议论此事，名位官职的泛滥，实在令人叹息。请求下令四川，大法试今后停止不再举行，这样庶几能够满足公众的舆论。」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以上出自《宁宗会要》。

嘉定九年三月二日，有臣僚上奏说：「朝廷礼待招揽人才的礼制不能说不重要，但州郡把它当作一纸空文；贡举的制度不能说不详备，但有司未曾用心对待。臣挑选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来说明：一是考官人数不足，二是誊录工作粗疏草率。如今若在各州人数较多的地方增派考官，省试、解试、铨试、太学公舍等考试，都事先选择擅长楷书的人拨入贡院。誊录所用的册页纸张，也提高价钱购买置办，不至于粗劣破损。官府所需花费也不算多，能使士子积累三年的勤学苦读，一较高下于一日之技艺，文才优异的，必定能够入选，不再有枉遭黜落、侥幸中选的弊病。」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六月三日，监察御史李楠上奏说：「近来科场的文章，根本的学问浅薄却致力于剽窃抄袭，纯正踏实的心意少却大多流于浮华靡丽。夸夸其谈、张扬造作，从早到晚只讲计谋权术，全无谋国的忠诚；险峻浮躁、诡辩激烈，跟着浮言妄动，哪

译里有爱君的至诚？文风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而考核甚为简略，任用又太过仓促，秋试、春闱一经其中挂名，脱去布衣换取官服，简直易如探囊取物。比起古人在评定确立之后才授官、在担任官职之余才封爵的做法，相差就更远了。上面凭空洞的文章去求取实在的人才，下面凭一日的短长决定去留，一生的富贵，怎么能把文章当作小技艺，不去想办法振兴它呢？世风的转移开合，全在于上位者如何引导罢了。先朝景德年间，李迪、贾边参加省试，李迪因赋出韵、贾边因论述命意与注疏不合，都未被录取。当时王旦担任宰相，认为出韵是出于无心，而标新立异则是刻意穿凿，于是录取李迪、黜落贾边。张方平主持贡举时曾建言，近来文风各自标新立异，争相取胜求奇，以怪诞讹诈讽刺为高明，以浮荡繁杂为丰赡。并且说『策试题目中设有所问之事，考生却妄自逞其胸臆，杂陈其他事情作答』。如今的弊病，与此有何不同。请求把臣的这份奏章下发，布告中外，使学子们知道应当趋向的方向，使考官知道应当取舍的标准，一律以王旦、张方平的用心为准则。凡是文辞崇尚要旨，议论事理不怪诞迂曲，命名一定要言之有据、言之必可行，有关系于治理国家的大体、有益于风俗教化的文章，就予以擢升选中。这样庶几能够一洗陋习，稍稍振兴颓靡的风俗。」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九月二十七日，有臣僚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立科举选取士人，所得人才之盛，比起古代毫不逊色。近年来条例规章逐渐宽松，士人的风气也日益低下。上位者致力于包容宽厚以显示宽德，对下不加严格的检核；下面的人则把苟且求进当作得计之策，越发滋生侥幸求取的心理。况且由秋试选拔，再经由礼部考核，如果不在起初就加以精心审核，又怎么能在最后加以考察呢！携带书籍入场有明令禁止，这是旧有的制度。如今各郡直到贡院，太阳还没到正午，残缺的书本零散的文卷，已堆满了台阶。更严重的是把经史编纂成类书，或者把赋论编成全篇，刻印成小本，以便携带入场。善于抄录夹带的人凭此侥幸得中，而真正有学问的人反而未免遭到遗弃。代人考试也有明令禁止，这是旧有的制度。如今不在应举之列的人，有的擅自参加省试，冒用他人的贡籍，凭借长久旧交之名，作为找人代笔的机会。部里的小吏和书铺，相互勾结作弊，撺掇冒名递纳试卷，入场代笔答题，图利的人越来越多，冒犯法令的人也日益增多。请求申明告诫，严格执行携带书籍的禁令。凡是免举应试的人，在本贯地进行核查，召集担保官批注文书出具担保证明。有游学在京城不能返回本贯的，召集在朝士人担保，这样庶几能够一举扫除旧有的弊病。」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后礼部上奏说：「臣僚上奏，凡是免举应试的人，各自在本贯所在州军召集一名担保官，批注文书出具担保证明。本部查得如今距离考试期限已经不远，如果遵照申请办理，再下令各路州军重新逐一担保证明，恐怕各州军申报发文会耽误时间，那些士人已经启程在路上，却要让他们再返回申请，必定造成迂回耽误，赶不上参加省试。如今按照臣僚所请，暂且允许这次一并收试，等到将来嘉定十二年免举参加省试的人，再依照这次的指挥令遵照施行。」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年正月九日，有臣僚上奏说：「科场的弊病不止一种，有司的见解也各不相同。国家每三年选取士人，是想借此网罗英才俊杰，以供日后任用。如果条例规章不明确，弊病侥幸就百出不穷，好恶各不相同，去取标准不精确，其中的关系难道不重大吗。巡查铺位是用来察查夹带的，如今八个厢区放松纵容，一概不加过问，翻阅书本卷帙也毫不忌惮夹带作弊。排列考案是用来防止传递答案的，如今小吏收受贿赂，巧妙地为人安排考位，让同伴坐在同一走廊，传抄答案就更加方便了。分派誊录官员，允许雇人代劳，所抄写的草卷，甚至到了无法辨读的地步。有司拘泥于时限限制，

译大多草率粗疏，所派遣的仆役差使，也不加约束整肃，四处央求打扰哗闹，扰乱了考生的文思。士子被时间所迫，怎能不感到窘困忧虑？法令既已明文禁止，怎能不申明告诫呢？初考以点检为名，是要点检程序，辨别优劣，然后呈报给覆考官。覆考以参详为职责，是要参酌校订文辞义理的精粗工拙，然后呈报给知举官。到了知举官这里，才最终确定取舍。如今初考批阅试卷的人各不相同，谨慎守分的人即使遇到杰出的文章，也不敢给予过高的评价，而任性随意的人偶尔遇到合己意的，就径直批为优等。即使知举官加以参详审核，或提升或驳回，但在过落合计分数的时候，把各项分数加总计算，得失就不能不出现偏差了。此外，还有像坚持专门学问的人，自然所见的取舍标准不合于公众舆论，喜好穿凿附会议论的人不顾及经义本意，衡量标准就不能与人心相符，使得辛勤治学的真才实学之人遭受不遇的哀怨。请求下令礼部，等到将来锁院考试时，备文送交考场，严格防范夹带、排位等弊病，誊录书手一定要命令官司先核验字迹笔画，封臂后押送贡院，由门官复试核验，然后才准许押入考场。如果不熟悉书写，立即予以退换。初考批阅分数，一定要先由知举官召集考官商议其取舍高下，所批的字号分数，务必要恰当合适。过落司如遇到初考的分数问题，一并交给参详官、知举官，允许值班官员上呈试院，公开商议予夺。这样庶几弊病侥幸能够稍稍革除，真正的人才不致遗漏。」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二十八日，有臣僚上奏说：「臣听说一项法令确立，就会产生一种弊端，禁防已经很严密，而奸邪侥幸之徒又会再度出现。在防禁之外，如果不预先阻断其萌芽，那么奸弊就会越来越滋生，法制就不足以依恃了。议论的人说省试考场的弊病，比起前几届考试尤为严重。携带夹带的弊病没有革除，巡查视察流于形式，安排考案暗中作弊，传递答案纷纷扰扰，这些弊病都显而易见。近来多有冒名入场的人，颇为骇人听闻。比如甲是正式报名赴省试的人，乙却冒用他的名字入场，各州士子人数众多混杂错乱，书铺都难以分辨，冒名者却能安然入场应试，毫无顾忌。十年之前，哪有这种弊病？公布名次之后，唯独核验字迹笔画真伪，不能不说是严格了。却不知奸邪弊病的产生，出人意料之外。考场准备备用试卷，是为了防备正卷的缺失。如今却预先购买备用卷，冒名出场应试，把考场中所写的文章，让本人誊抄到正式试卷上。等到中榜之后，就贿赂小吏，抽换考场中的试卷，即使花费一两千贯钱也在所不惜。小吏们为其打通关节，什么办法办不到呢？这样一来，核对字迹笔画的办法，也就不足以依恃了。备用试卷加盖条印、试卷首页通行盖印，是用来防止调换的。而这些人大多是事先买通，或者在帘前公然请求，暗中把试卷交给本人誊写。帘前纷纷陈请备用试卷，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核查呢？这种弊病尤为严重，不是夹带、传递答案所能相比的。请求下令礼部，从今以后省试，只允许监中官员盖印士人的正式试卷。至于备用试卷，只允许以白卷纳入考场，命令监试官专门差遣官员监督盖印，计数封存。开考当天，如有请领备用卷的，必须逐一登记姓名籍贯，以备日后核查。私自购买、滥行请领的弊病，仍命巡查等人予以巡查禁绝。有正式试卷又请领备用卷、冒名入场的人，一定要重罚绝不宽恕，这样庶几冒名顶替的弊病可以革除。」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三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黄畴若等上奏说：「臣等以庸碌浅陋之才，忝任贡举主考之职，私下思忖。恭念祖宗承平盛世，垂意关怀众多士人，选拔举荐制度极其严格，曾当面命令侍从之臣，精心考求真才实学。又依赖有司澄清浇薄的风气，直到景德二年的诏书，说道：『文辞尚未从师授学成，就已专攻经典却不明章句，剽窃古人的文章，怀藏平素所习的书籍，请人代笔写成文章，从旁口授文义，士人求取科

译名，难道应当这样吗！』于是订立章程，不许随意变换座位次序，夹带书册，从考场中带出，并严格实行终身禁考之令。绍兴二十六年的诏书说：『近年以来，士人风气逐渐浇薄，一到礼部试场，不遵守规矩法度。夹带书籍代人捉刀，传递答案接续灯烛，种种欺诈弊病，无所不为。凡是出于礼制之外的，就触犯法律，稽查纠察弹劾，务必坚决执行。』历代圣君相承，反复申明规矩法度，如此郑重其事地告诫，难道是乐意如此设立禁防吗？只因为冒滥的弊病不除，真才实学就无法伸展。近年来科场日渐宽松，习以为常反成弊病。那些勤学好问、心怀敬畏的人，入场时没有任何夹带，就在一时之间因偶然的疏漏而陷入窘境；那些擅长剽窃、怠慢法令的人，怀藏夹带的东西既多，就掩盖了众人所不及之处。臣等入院之初，检查申明条例规章上报礼部，恭敬承接皇帝颁降的黄榜，士子们都欣然知道改正。开考共历时十七天，只有一两个人尚未悔改，未能逃脱查处纠劾。其余考场廊庑肃然安静，人人都竭尽全力应试。往年考试结束后，废弃的书册满地都是，今年历经十天，庭院之下却如同打扫过一般干净。由此可知先甲后庚的道理，己日方能取信于人，效验竟如此迅速。然而在刚刚严格申明之时，近处的人固然已经知晓，远处的人未必知晓。人之常情，起初知道有所畏惧，时间久了未必仍然畏惧。请求把这份奏章下发，宣告布告中外。如今省试刚刚结束，命令士子们各自致力于进修学业，崇尚务实的学问，不要再沿袭旧有的习气，以革除荒诞欺谩的风气。今后科举考试，申明告诫有司，一律依照贡举条例执行，这样庶几人人都知道应当努力的方向，都能专心向学。」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有臣僚上奏说：「臣私下见到，祖宗祧庙的名讳，考场中常常用作命题的文字，这很有失陛下恭敬奉事祖宗的心意。请求今后凡是考官在出题之时，一律不许触犯。至于举子所作的文章，仍旧依照原有法规处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监察御史张次贤上奏说：「立法贵在遵守法度。三年一次选取士人，是国家既定的法度，在这法度之中特别优待选拔的，是国子监学生，这难道是偏私于公卿大夫的子弟吗！这是因为他们亲身受到父兄的教诲，熟悉政事的体统，平素讲习听闻已很熟悉，选拔举荐他们，唯恐不够宽厚。作为公卿大夫士人的，应当体察朝廷的美好用意，遵守既定的成法就可以了。如果心怀私念、徇私情，攀附旁支别族、夤缘钻营，又怎么能显示公正呢？臣私下考察绍兴年间的规定，文武职事官，本宗同居五服以内、以及虽异居但属大功以内亲属的厘务官，文臣是京官、武臣是朝官的，本宗同居小功亲属，都允许应举取应。庆元年间，职事官允许牒送子、孙、亲兄弟、兄弟之子应试，厘务官牒送本宗同居大功以内亲属应试。前后沿革变化，虽然略有不同，但优待这一选拔科目的用意，由此可见。然而担心牒送有不实之处，因此设有牒送官员隐瞒欺骗、担保官不实、伪冒者予以终身禁考驳落的罪责。在牒送之初，由长官核实。入场应试之时，卷首要写明是何官职何种亲属关系。揭晓名次之日，姓名之下要写明牒送官员的亲属关系。中选之后，不许再归入本宗。防范并非不严密，申明告诫，屡次勤加奏请，实在是因为这项法令的用意本就优厚，人情容易侥幸求取，旁门左道，冒名求取，也就不足为怪了。只可惜那些享受朝廷俸禄、身居朝列的人，不顾廉耻，破坏既定的法度，这岂不是因为权势相互依附、贿赂相互勾结吗！职事官牒送仅限小功以内亲属，这是法度，却有人把缌麻亲冒充小功亲；厘务官牒送仅限大功以内亲属，这是法度，却有人把小功亲冒充大功亲。这还只是轻微的冒犯法度。至于把服外亲说成服内亲，把侄子说成弟弟、侄孙说成侄子，勉强凑成亲属关系，紊乱了宗族的辈分秩序。甚至有隔州隔

译路，平生踪迹毫不相干的人，只要姓氏相同，一旦攀附依附，竟然就成了嫡系亲属。既定的法度虽然存在，却毫不顾及，这样一来幸进的门路一开，上行下效，冒滥之风相互煽动，以至于转运司的牒送中姑姑姨母满街都是，同宗纷纷冒认，售卖假冒身份的事必然接踵而至。如今公道彰明，国家纲纪振作整饬，未必会有前面所说的那些顾虑，这或许是臣过分担忧。私下认为凡是以国子监生、进士身份进身的人，朝廷把他们视为公卿大夫士人的后裔，使贫寒清素的士人不能与他们同列，对待他们的方式就有所不同。正应当廉洁知耻在先，扶持公道，怎能容许沿袭旧有的习气，或者放纵造假冒名，辜负朝廷优厚的本意。请求把臣的这份奏章下发，告诫朝中官员，不要徇私情，紊乱国法，坚决革除假托宗族支系、勉强凑合服属关系的弊病，一律端正名分，各自安守本分道义。如有触犯法律的，应当依照绍兴年间的指挥令，一定严惩不贷。」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七月二十六日，皇帝下诏，命令步军司中军统制暂时代理照管侍卫马步军司事务的黄之颖，让礼部特别予以放行牒试。此前因为尚书省上奏，黄之颖请求牒送子侄应考监试。据礼部核查国子监上报，虽然还没有先例可循，但因为黄之颖目前管理马步军的职事，与其他小使臣任军将官的情况不同，应当予以议定施行。所以有这道诏命。

九月二十七日，国子司业王棐上奏说：「科举取士，自唐代以来，已经数百年。鸿儒名士、社稷之臣，都是由此选拔而出。当他们应试之时，杂乱地广泛录取，侥幸得中的，不知有多少。所以我朝太祖皇帝常常担心选拔标准的问题，因而兴办学校，专设师儒，想要先教育再任用，先培养再选取。乡举里选的旧法既已废除，兼采士人的声誉名望，有司仍能借此执掌取舍之权。自从糊名誊录之法实行严密以来，取舍就只取决于言语文字的工拙而已。这一法令施行已久，不容易骤然改变。应试的人越来越多，有司考校，精力有限，去取如果草率苟且，那么连言语文字的选择也不能精当，也就难怪人才越来越差了。南渡以来，朝廷崇尚正学，其间诸位理学前辈所得的学问渊源虽然不能完全相同，但他们究析义理，如日月星辰般昭然明晰。士子们亲手抄录口中诵读，讲习疑难问题，程度高的能够深入体悟、有所自得，程度低的也不失为遵守规矩准绳的士人。权臣误国，把这树立为标榜之物，严厉禁绝理学，以谈论《中庸》《大学》为忌讳，士子们所趋从的只有时文，前后相互因袭，越发陈腐。积渐数十年之久形成的这种风气，正当盛行之时，却在短短几年之间被彻底破坏，理学的言论几乎熄灭。朝廷政令更新以来，虽然极力崇尚奖掖理学，但风气至今未能有大的改变。所以文章体贴描摹越发精细，字面虽新却不贯通义理；辞藻越发华丽，浮言虽多却不以义理为根本。致力于纤巧却气象越发卑弱，相互因袭沿用却见识越发低下。臣认为在此次大比之年，应当告诫考官，用心选取，务必要依据经典、考求古义，文风浑厚典雅质实，义理深邃纯正，辨析该博通达，出于自己的胸臆，有气魄骨力的文章，以说理胜过文辞繁复的为上等，文辞繁多而说理稀少的为下等。」

译科举既已精心选拔，再呈报礼部，进献于朝廷，成为日后国家所用的人才，这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

译二十八日，右谏议大夫李楠说："自古以来选拔士人必定通过学校，后世改为科举考试，还说是先学习然后再做官。如今的弊病，有的叫传义（夹带经义），有的叫挟书（夹带书籍），有的叫见烛（借灯光传递），但都不如代笔的危害大，最违背科举的本意。科举本是因为士人研习儒学、擅长文章而设立的，所以贡院的防范、门禁的限制、监考有专门官员、巡逻有专人，处处设防、暗中查察，就是担心出现弊端。如今贿赂公开盛行，靠代笔考中的，十个里常有两三个。秋试已经结束，省试在即，请求核查科举的相关条法，重申严格执行，重新制定赏格，如有代笔的，允许他人告发。同时下达州县，事先让人知晓。"【贴黄】臣私下见到丙子年科举，曾奏请由州郡召人担保、发给凭证，前往参加省试。后来因为考期临近，暂且由礼部核查原来的解送文书发给凭证应试，可是贪婪没有操守之徒，竟然用已死之人的姓名冒名顶替去申报，或者用弟兄亲戚同乡的姓名冒领遗漏的凭证，专门找人代考完毕，之后就丢弃不用了。请求下令给相关部门，按照指示由各州担保核实后发给凭证再赴省试。如有违反,一律不予收考。这是革除代笔弊端的一个方面。至于还有在门外找人代笔起草文章后送入考院的，或者内外勾结交换试卷登记册，先报上姓名，随即把已写好的卷子传入填报，或者在密封之初，私下另存一份记下应试者的姓名字号，串通吏人涂改，图谋一定录取。请求订立刑罚赏格，严格告诫巡逻的官吏，凡是替人代考及请人代考的，依条例治罪。如有行贿的，按赃物数额从重处置。皇帝准奏。

十二月九日，有臣僚上言："安排考校的官员，精力有限，居所条件不安适，怎能充分运用精神，评校士子的优劣。每逢大比之年，在礼部举行考试，知贡举主持文衡评判，参详审定是否恰当，至于考校去取的责任，实际上都落在点检试卷官身上，每次科举照例选派二十名，都是文才见识出众之人。考试过后一天，就要分房阅卷，从早到晚，一个月才勉强能完成。假如有生病的，又难以分担阅卷。不如就在点检官中增添一两名，使他们能胜任文卷，不被文卷所困，这就是所说的精力有限的问题。贡院地势低洼，春天阳气上升，如果没有木板铺地，恐怕会被湿气侵袭。有关部门已经铺了一半，不如全部铺满，使人能舒展四肢，专心致志于文字，这就是所说的身体不安适的问题，怎能算是虚妄之言呢。请求把臣的这份奏章下发，详加讨论，尽快予以施行。"都省查明，近来宗室子弟到省应试的人数是往年常例的一倍，其点检试卷官如果仍旧只派二十员，恐怕考校不够精细，应当商议施行办法。皇帝下诏再增设点检试卷官两员，专门负责考校宗室子弟的试卷。

二十二日，有臣僚上言："科场弊端已到极点，法禁应当严格。请让我先说说秋试的一两件事，再谈谈省试应当谨慎的地方。近郊今年的贡试，词赋用韵有误的，却被排在前列；小义解说有错误的，却被列为魁首。有人竟用杜预《左氏传》的序言出题作为传题，粗疏草率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本人未曾入场，放榜时却名列高第，官司诉讼至今未了。浙漕类试，弊端尤其多，有的姓名籍贯年代都相同却交了两份卷子，有的第二场把赋卷夹带一起交上，有的两人姓名籍贯虽然祖上不同，但父亲的名讳和出生年月却相同。设立别试之所，本是为了回避亲属嫌疑，浙漕闱应回避的有二百六十多人，都以孤经（无同科亲属关系）的名义送还大院，别院所试的只有二十人，哪有孤经如此之多的道理？就算说是为了避开考校，又怎能保证没有暗中嘱托？别院考完后，仍归入大院一起评阅，别院的设立，只是走个形式罢了。试卷密封处所使用的涂改印记，誊录时如果没有留下相应痕迹返还密封处，这种情况不止一两次，难道不是吏员随意毁坏试卷吗？近来查获的涂改案件，都是这一类。

译近郊尚且如此，各地情形可想而知。精心挑选详加审察，正是要依靠省试来甄别人才。八厢巡查是为了防范夹带书籍、找人代笔。但近年来玩忽懈怠成习，锁院之前，富家权贵勾结串通入场，暗藏夹带的东西，率先留下祸根。考题一出，就暗中派人查阅传递，苍蝇般的密写字迹布满庭院，毫无顾忌。成群结伙找人代笔，是八厢应当巡查的；冒名顶替入场应试，是书铺应当辨识的。请托贿赂盛行之后，都无人过问。传递经义答案用绳线从地下牵引进来，饮食公然传送入内，用弹丸随水流注入答案，机巧手段层出不穷。密封和誊录环节，弊端幸中之事尤其多。监考官员和贴写人员，本不许相见，却正大光明地互通消息，公然往来。密封完成之后，转交誊录，编号簿子落到吏员手中，姓名都能被知晓，怎能不加以防范呢。让天下的士人都在礼部考场应试，他们怀抱真才实学正想表现自己，而圣明之世也盼望能得到人才，如今奸邪欺诈、冒名滥竽充数之事横行，真才实学之人却被埋没压抑，这哪里是选拔人才的本意。请晓谕大臣，严加整治，巡查八厢、书铺若知情故意放纵，应依法从重处置。密封誊录环节，请派遣两名朝廷官员前去稽查。考试当天，命临安府多派厢官，四面巡逻，签厅官员负责督察，如有捕获作弊者，按条例给予奖赏，若因此事而败露责任，也应当议定责罚。传水作弊的地方，考试当天，厢官应当监视，卯时（早晨）就要把水注入完毕。入场之后，不许再注水。查明贡举制度规定，考生怀挟经书舞弊达四次以上，有官职的人应当予以撤换，规定代人应试与被人代考同罪，规定不可谓不严格，可是士子们大多仍然夹带书籍，堆积如山，条例制度已成空文。今年秋天宗室子弟解试，有人怀揣文章入场，所出的考题，一个人竟准备了十二篇文章，用了其中一篇，其余的用来送人，全部都预先在名榜之上，真正有才学的人反而落榜，无不为之痛心愤慨。用心机取巧得逞，本来就不应该，何况清要官职都要经此选拔而来。如今省试将至，深恐这种积习相沿不改，请把臣的这份奏章，严令加以禁止，专门委派监试官员整顿措置，搜查缉拿违犯之人，必定严惩不贷。巡查各铺舍及八厢若不加察觉，应奏请皇帝加以责罚。"皇帝准奏。

二十六日，右谏议大夫李楠说："我恭敬地听说高宗因辅臣呈上殿试等第名次时，曾经说过：'当初召见考官，把刚正不阿的排在上等，谄媚阿谀的排在下等，这是用来表明我的好恶取舍。凡是士人应当从他刚入仕之初，就分辨出他是忠是佞，这样才能期望他将来有所作为。'这真是伟大的圣训，实在是选拔人才的良法。近世的科举，也本是古人'明白考察其言论'的用意，可是却常常为缺乏人才而叹息，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人才本身的过错。想要校正六律之音，必须委托精通音乐之人；想要得到千里马，就要托付善于相马之人。如今想要得到魁伟出众、忠诚正直的人才为世所用，就必须选择公正而不偏私、见识超群而周详练达、气节刚正而肃穆恭谨的人，再加上学问博通，委以评定文章的重任，这样大概才行。然而我还有一得之愚见，甲戌年的省试，臣忝列点检试卷官，因为撤去封条到放榜时间太短，考官们通宵达旦，片刻不得空闲，恐怕点检审阅难免有所疏忽吧？请求比照通常的期限稍微延长三天，适当增加日常用度，使考官能够精心详审，编排取舍名次，这不是更好吗？"皇帝准奏。

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殿中侍御史胡卫说："查明知贡举一员，同知贡举二员，都是选择朝中亲近大臣、素有儒学声望之人，又用台谏官员来参与其事。嘉泰年间，认为司谏、司业考校时不免有迎合之嫌，就请求让他们专门负责纠察，而对评定去取高下的事不再参与，于是增设同知贡举一员。但更改制度之后，所派遣的台谏官员，既没有试卷可以参与评阅，至于贡院中防范怀挟、代笔一类应当整治的

译弊端，却在其间悠闲度日，仅仅与三位知举官共同签署文书而已。既然不参与考校，就不应该称作同知贡举；既然专门负责纠察，就不应当没有监试的正式名分。如今科举的法度，各州解试、别院省试，都设有监试官，怎么会唯独省试大院没有监试官呢？如今锁院在即，请把台谏同知贡举一员改任为监试，考评文章的官员如有勤惰不一的加以察看，办事的吏员如有内外勾结奸弊的加以纠察，凡是贡院中不属于考校去取范围的事务，一律听从监试官处理，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责任才有所归属。而且能使知贡举官免于亲自处理琐碎事务，专心致志于评定文章，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皇帝准奏。

四月二十七日，刑部员外郎徐瑄、监六部门张国均、大理评事郭正己上言："我们私下认为贡举之事没有比省试更重要的，而利害关系又没有比密封更重要的。过去常听说有掉换卷首的事，深感痛恨，可是都不如我们这次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如果考试完毕后不再上奏陈述，那么这个弊端就永远没有革除的时机了。谨条列如下。一、掉换卷首，都是户部监临的官吏与书铺相互勾结、在密封环节作弊而成。其中作弊者往往想要遮掩罪迹，临时从各司抽调吏员贴写，虽然是生员，也可以免于被掉换。所说的书铺与户部监临吏员勾结，是因为这两类人经常留在帘内（考场内部），弊端的根源无从铲除。至于卷缝上加盖长条背印的设置，本是用来防范这种弊端。可是印章并不盖到卷子的正身，大多只盖在家状（个人信息栏）上，也有盖不到卷缝的，也有完全没盖到密封处的，还有密封后书写应试科目及正文之处完全没有正面缝印的，因而能够公然掉换。请求下令户部委派一两名郎官监督盖印背面，必须一直盖到密封后的第一、第二道缝的背面都完整齐全，还要在锁院前一天把印章全部盖完，不得在贡院内再用印。等到考试当天，在帘前张榜公示，如有没盖印缝的，允许当场申请补盖印章。还要在每份卷子上加盖主管官员的印记。如果仍像以前那样简略疏漏，从重处分，如有作弊情节，则送交司法机关查办。一、密封处设立的号簿登记试卷，姓名三代籍贯详加稽核，事先交到吏员手中，等到拆封放榜时却完全不用，只是拿草卷与真卷核对后拆取，号簿就形同虚设，掉换窜改，都无从查考。请求在监督密封处卷首的官员职衔中，添加专门保管号簿的职责，将号簿封锁存放，一直等到台官拆榜时，才取来交给知贡举官，把真卷与号簿核对，确认姓名三代相符后，才书写正式名榜。同时在卷子第二幅纸的角上添写编号字样，以备核对，这样就可以革除掉换的弊端。一、掉换的弊端，还有在考试之前就先把真正的白卷寄存在密封、誊录的吏员贴写人处收藏，入场时却另外呈交预备的卷子。吏员贴写人接受嘱托后，专等钩取真卷全篇誊写完毕，就把原先交纳的预备卷销毁隐匿，于是无从查考。请求在需要准备预备卷时，先把姓名报给密封处，在号簿内明确注明第几场使用预备卷，等到拆榜时如果是真卷而不是预备卷，就立即追查究办。一、密封处交出的试卷，应当立即加盖印记送到誊录所，其间如有漏盖印章的，应打回补盖；也有不盖印章而誊录人员趁机私自拆封的，混同已誊录的卷子一起发还密封处，到时两处相互推诿，无从查考，因而或被掉换，或被泄露。请求在密封、誊录两处各安排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查点进出的印记，如有漏盖印章的，限定时刻内发回补足；如果拖延超过一个时辰，已经交到誊录所收管的，不许以漏盖印章为借口打回；等到已经誊录完毕，就发回密封处点检。如有擅自拆开封条的，限期内报呈试院追查究办。一、誊录的书手动辄有三百多人，照例都是从各县科房吏员贴写人中临时雇用，游手好闲之徒混杂其间，也有落魄士人，一同参与抄写。书铺等人接受嘱托为人钻营，等到誊录时，专门挑选文章写得合乎格式的人来掉换卷首，

译仿照原来的字迹书写。写完应试某经的题目后不过一两行，如果不是精通书法的人绝对分辨不出真伪，掉换卷首之事实在难以防范。请求在科差雇用之际，责令各县出具担保书，每五人结为一保互相监督察看，不许让落魄流落的士人混杂其中解送到府，先委派通判察看核实臂膀（身份），并委派誊录官加以察看，如有作弊，一并将同保之人一律送交司法机关查办。一、书铺交纳试卷大多不按规定格式，有的卷子行数在写完应试科目之后只写第一道题目的字样，一幅纸就用尽了，正文却写到了第二幅纸上，又粘连缝隙占据一寸左右，接口重叠粘贴，这也为日后揭开再重新粘贴留下了余地。应当一并张榜告示士人，如有类似欺诈弊端，允许在帘前自行陈明改正，违反的密封后另放一处存档。如属被录取的，一经查验发现有掉换嫌疑的，奏请皇帝驳回不予录用。一、书铺没有不是精通作弊之道的人，凡是富家人经营此事，没有不通过书铺的。假设官吏都秉持公心，弊端也仍然难以杜绝。请求在尚未交纳试卷之前，约束书铺，三人结为一保，如有一人作弊，三人一并处以流放并没收家产。请求严格予以施行，专门作为省试的约束规定，行文交付礼部，等到日后省试年份，提前予以检举施行。"随后礼部上言："如今遵照指示逐条陈述：一、试卷用印遗漏，导致有换卷首之事。查明书铺收接试卷后，存放积压在家中，也有士人特意留存，不肯立即交纳，一直等到锁院时，才把白卷送入。但院内人手不够，导致条缝上的印记有所遗漏。这次省试，增加免解考生二三千人，事务十分繁重，不仅有掉换之事，也恐怕书铺与考生互相勾结夹带，使不该应试之人乘机作弊，实在难以查考。现在打算设立期限，试卷一律要求在锁院前三天交纳，超过期限一律不予收接。请下令礼部通行文书给各路州军，晓谕士人知晓遵守。如有书铺收藏试卷不立即交纳的，送交司法机关追查究办。一、密封处设立的号簿，请求委派监督密封院门的官员，在文书中添加'保管号簿'的字样，从礼部行文给密封处，照此指示施行。一、请求准备预备卷需报告密封处一事，请下达礼部相关贡举部门，照此指示施行。一、密封处发送卷子给誊录所时遗漏盖印一事，请从礼部行文给密封、誊录所，遵照指示施行。一、誊录所的书手，不许让流落的士人混杂其中一事。查明嘉定十五年的指示，今后凡是锁院收考誊录的人员，务必要求熟习书写、通晓文义并本人亲自应役，除了行文告知礼部各相关部门外，应当另行请示施行办法。一、约束书铺，张榜告示士人，试卷要依照规定格式排列行数，如不合规定，允许在帘前改正一事，请从礼部严格告示士人，书铺依照规定格式排列并粘贴缝隙。如有违反，从重处置施行。一、约束书铺，三人结为一保，如有一人作弊，三人同罪，请从礼部告知各方遵照施行。"皇帝准奏。

五月二十五日，有臣僚上言："臣听说古代教育贵族子弟的用意，在后世已不复存在，如今仅存的只有国子监的各种考试而已。皇家优待国子监学生的选拔，对待士大夫可谓优厚。倘若轻易更换宗族、紊乱姓氏，依从私情而废弃法度，这是上位者对待下位者优厚，而下位者自处却轻薄，这样怎么可以呢？今年国子监应试终场的有八百四十多人，比起前两届科举，人数超出一倍还多。朝廷中济济一堂的官员队伍，编制并没有增加，可是所发的凭证却相差如此悬殊，这是为什么呢？近年来曾经有过严厉革除假冒迁就的请求，最近又有重申保官批注文书的命令，但玩忽懈怠已久，宽严不定，奉行只是流于形式，若要拔本塞源，必定要有相应的办法。查明凭证考试中作假冒名最严重的，一是武臣，二是京外官员的子弟。武臣未必都是用钱财贿赂，都是靠利益买通，因为力量本来就单薄，又慑于权势，有不得不听从的情况。泉州、福州是人才众多的地方，

译每次科举所发的凭证，大多占据了上等的名额，有的地方路途遥远间隔，实际上是本宗族的凭证，却转手卖给别人的情况很多。请求把臣的这份奏章下发，在朝廷内外予以劝勉督促，使人人怀有不欺骗的心，遵循至公无私的法度。凡是冒名滥竽充数考中的，行文下达发凭证的官员，按照指示允许其自首陈明，即使已经批注登记的，也一律限五天内申报省部，怜悯他们是沿袭陋习，都可以既往不咎重新做人。从今以后如不悔改，就请加重处罚，按绍兴年间颁布的规定，凡是发凭证的官员、担保的官员一律革职罢免，接受凭证的人停止应举资格。至于武臣，只应发给武举的凭证，考试外任的宗丞、主簿、粮料、榷货等官职，凭证只能发给儿子及孙子。因为武举趋附的人少，子孙难以迁就顶替，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制度约束，委婉地加以防范，又可以弥补法令所不能顾及之处。"皇帝准奏。

九月二十八日，殿中侍御史胡卫上言："臣听说河图洛书因文而兴，六经因文而起，这虽然是天地自然的道理，但也随时代而有高下之分，那么治乱兴衰所关系的道理，不可不加以考察。三坟五典、诰命誓词，由来已久了。汉唐的兴盛，都足以自成一代的典章制度。本朝承接五代衰败之后，士气卑弱，二三位圣明君主兴起而革新之，朝廷之上号称大手笔的，如杨亿、王元之虽然仍然拘泥于西昆体，可是考场之中王曾曾试作《有物混成赋》，有识之士当时就以公辅之才期许他。此后欧阳修、尹洙专门以古文相互推崇，天下人竞相以此为楷模，于是文风为之一变，就超越了唐代。熙宁年间以来，凡是典章号令，像王安石那样立意平实典雅，苏轼那样发语纯正明晰，文体格律达到极致，无人能及。这好比种树，重在扶植根本以立主干，而不仅仅止于枝叶垂条。程颢、程颐又把孔子、子思一脉的学问在伊水、洛水之间兴起，士人的趋向，都归于正道，于是文风再次一变，就超越了汉代。南渡之后，起草诏令的职任，其间也偶有能人。大抵对仗工整精密，加上辞藻温润华丽，可是弊端却发展到用歌颂皇上的言辞变成谄媚下属的话语。近来在淳熙年间，惟独太上皇（孝宗）崇尚正统的理学，当时有大儒，所传授的学问更加纯粹，士人受此熏陶感染，一时间求学的人都以义理为根本，从章句中阐发义理，文风第三次改变，几乎接近于道。可是奸邪当权、不学无术之人，嫉恨憎视品行良善之人，公然树立标榜、大力禁绝理学，把致力于学问视为迂腐，把谈论道理视为忌讳，粗疏浅薄的文风，未能得到革除。奈何听任文风越来越向下滑，不加以磨砺整顿呢？请求明诏天下，革新文体，使大小考场，从今以后，能够精心选拔人才。凡是六经义理背离经文旨意的、词赋缺乏讽咏韵味的、议论不明趋向的、答策专事套用旧式的，都应当铲除清理，一见到就予以摒弃，这样真才实学或许可以从言辞之间显现出来，而制诰王言也必定要剪除浮华、剔除冗余，阐明道理、垂示训诫，这才算得体。这样就能看见斯文之盛，贯通于上下，郁郁乎可与周代盛治相媲美，而无愧色了。"皇帝准奏。

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帝下诏命令礼部通行各路转运司及各州军，遵照淳熙四年七月五日原先颁降的指示，每次解试终场的人数，按照百人取三人的比例，充作待补的名额。随后由都省上言："查明淳熙四年的指示，科举年份，各州将解送不能到考场应试的名额，每百人取三人赴补试。又淳熙十年的指示，解试终场人数，按百人取六人充作待补名额。这样取放的比例既然优厚，反而滋生弊端泛滥，以致有臣僚请求废除待补制度，想改由州县考校确定。如今如果不依照旧有制度，就无法重视待补的选拔。"因此才有这道诏令。

十五年二月十二日，礼部上言："秘书郎何淡奏称，祖宗的制度，各科举人考问大义十道题，能够依据本经的注疏来作答，并加以文辞润色阐发的列为上等，有的不能明确指出义理，只是引用注疏比较齐备的列为次等，如果引用注疏达到六成的列为粗通。至于不理解本经义理，或者连带引用其他经典，文意乖谬矛

译盾、章句支离破碎的列为下等。经文本来依据注疏，学问才有源流；文章先讲求义理，士人才有器量见识。世人所说的时文，也并非不知道注疏应当参考，义理应当精研，然而受限于命题的长短，又受制于立论关键的束缚，穿凿附会以求新奇，牵强附合以求工巧，反而认为经义主旨难以拘守，先儒之说难以遵从。作为主考官，只见到因循守旧的文章太多，可以出的题目太少，于是勉强割裂句读，出一些考生意料之外的题目，专门断章取义，考验他们难以理解的内容。这样一来我方已经先脱离了经义本旨、割裂破坏了经文，又怎能责怪考生的作答不能完全符合大义呢？难怪科举录取的大多是新进之人，反而遗漏了老成持重的人才。请求趁着科举诏令即将颁布之际，预先下达给相关部门，命题不允许断章取义，允许出'关题'（跨段合并命题），只凭主考意愿选择，不必拘泥于每道题句数的多少，追求文字上的对仗工整，只要致力于阐明纲领、认识大体要义，这样学问就有本源，文章就不流于浮华。至于诗赋命题，不必拘泥于经传子史，只要以体要为先，不要用怪僻的题目来求标新立异。策论应当参考义理是否兼通，用道义来陶冶人心，用器量见识来选取人才，这样士人的品行就会美好、风俗就会淳厚了。"后来皇帝批复送交礼部详加研究。随后礼部转交国子监，据国子博士锺震等人聚议："所陈述的考校命题事宜，对于选拔士人不无补益。但是经义关题这一条，庆元四年的指示允许在本经中摘取两段合为一题，又要求全部出全题，或者三篇之中想要合为一题，听凭主考官自行方便处理。后来因为外地州县考场命题，大多牵强附会字面凑成对仗，却不再考究经文的旨意。比如把'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和'七旬有苗格'合并起来之类，只是凑齐七个字，却毫无义理可言，难道不是有碍经文旨意吗？所以关题的做法从嘉泰元年之后就不再出现了。如今的奏请认为全题有局限性，此后考场如果间或出关题，道理上也是可行的。"皇帝准奏。

《文献通考》记载：新进士按旧例有期集之礼，渡江之后设局于贡院，特旨赏赐给他们餐钱，在集英殿赐第之后的第三天前往聚会。名列前三名的可以自行选择同科登第中的贤才，分别担任职务各有等差。朝谢之后按黄甲名次排列，其仪式是在堂上铺设座褥，东西相对而立，都相互行两次拜礼完毕后，选择榜中年纪最长的一人，由状元向他行拜礼，再选择年纪最小的一人，向状元行拜礼，这是用来彰显荣宠、看重聚会、明确长幼之序的做法。再过几天前往国子监，拜谒感谢先圣先师，用释奠之礼，随后赐予闻喜宴。侍从以上官员以及知贡举官、馆职官员都参与其中。

《文献通考》记载文武杂试：高宗建炎元年，追复祖宗旧有的做法，在科举之外，对于文武才能特别杰出的人，加以考试后授予官职。当时郡国举荐的士人有四人恰好到达，命令中书省分别考试策论一道。何烈应对策论时，依照廷试的礼节自称为臣，皇帝因他来自边远贫寒之地，一并加以恩赏。随后有人揭发他有欺诈行为，于是降为末名，补授为下州文学。考官汪藻等人都因此获罪被黜，而当时军中随宜借补官职的人却很多。皇帝下诏，凡是内地有武勇之人，委托各道提刑、安抚司依照弓马选拔的标准法规进行比试，合格的人送往御营使司审核复试，拟定名目上报大省部，发给进武、进义校尉两个等级的文帖以换取正式官职。随后有上言者说，立功之人的情况类别各不相同，有的是拿出家财资助国家的，有的是携带蜡弹密信冒险犯难的，有的是进呈献策的，如今一律只用弓马来考试，可是过去借补授官到升朝官、大使臣一级的人也照例得到校尉职衔，恐怕不够公允恰当，应该让借补的文臣考试兵书战策来评定优劣等第，其余的都核验属实即可，免试而直接注授官职。

东莱吕氏说：选拔士人的科目，在夏商以前不见于经典记载，可以看到的记录到周代才开始出现。自周代以后

译数千年间，凡是其间科举制度的废置沿革、轻重变化，就其各有偏重之处来看，都是可以考证的。然而考察议论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废置沿革、轻重变化，从大略来看，大体上是越往前越受重视，越往后就越轻视。就拿《周礼》来说，用乡三物来教化百姓，称之为"宾兴"。单看这个"宾"字，当时是极为尊崇看重的。仔细考察前面这一段，那时候一个人的品行才具，还没考核完备，本来就不用多说。只看它说三年一次的大比之年，把贤能之人的名册献给天子，天子亲自跪拜接受，登记收藏于天府之中，由内史副贰其事，如此重视。可是到了后世，比如像饮墨水（受罚）、夺席（争位）、脱容力（失去容止）之类的说法，又像棘围、糊名之类的防范措施，就像防备奸盗一样，做士人的应当深思其中的缘故。为什么古代如此重视，后世却如此轻视呢？必须要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三代的时候，士人一旦修养品德学问达到极高的境界，只等待上位者主动来延请求取，所以才如此受重视。还要看到当时对待士人非常尊重，可是考核他们却十分详细。后世对待他们既已轻慢，考核也就更加简略。就拿《王制》来说，讨论乡里优秀之士升到司徒那里的称为"选士"，《司徒》篇又讨论其中优秀的人升到学校的称为"俊士"，然后才能免除他们的徭役，《大乐正》篇又讨论造就出的优秀人才升到司马那里的称为"进士"，到这一步才可以接受爵位俸禄。司马是掌管政事的官员，因为这些人已经可以让他们参与政事了。总共经过四个等级，然后才可以从政，可是还没有完呢。司马又要辨别评论其才能，评定其中贤能的人，报告给天子，来确定评议结果，评议确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等到职位确定，才给予俸禄。一个人的一生，在没有入仕之前，总共要经过四个等级，已经入仕之后，又要经过三个等级，一共经过七个等级之后才能得到俸禄，其考核之详细如此。成周之时，可见官职爵禄都被视为上天所授之位、上天所赐之禄，不敢轻易授予。到了后世给予得就太仓促了，完全以文字水平的高下来决定进退，甚至有凭一日之长就决定终身富贵的情况。当时考核如此详尽，可是总体而言，汉唐以来，大体上是从重视逐渐变得轻视，从缓慢逐渐变得急速。从汉代以来，虽然不能像三代那样有跪拜接受的礼仪，可是仍然有州长亲自劝勉、为其驾车前往应召的做法，即使是当时号称谄媚阿谀的公孙弘之流，也还是由乡人劝勉才前来应召，未曾自己主动求进。到了后来，唐代才开始让士人自己投递名帖求进，士人之地位才逐渐变得轻贱，这就是所谓从重视逐渐变得轻视。从汉代到唐代，进士登第的人尚且还没有正式释褐为官，有的要等被人推荐举荐，有的要再次应试都考中，有的要经藩镇征辟任用，然后才能释褐为官。到了本朝，才开始一放榜进士及第就立即释褐为官，这就是所谓从缓慢逐渐变得急速。科举的科目虽然很多，但其中历代常年施行的自有一定数目，从汉代到隋代以前，只有孝廉与秀才两科常年施行。从隋唐到本朝，只有进士、明经两科常年施行。到了熙宁以后，王安石当政，改革选拔人才的办法，从此进士科独存，明经科开始被废除，熙宁四年，明经科被废止。这是它的大致情况。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是历代常年施行不曾废止的。汉代则是有事才举行，六朝也是间或举行，到了唐代及本朝也未曾废止。到了熙宁年间，王安石得政，孔文仲以对策议论新法，制科才被废止。到元祐初年又重新恢复，举行了两三次。到绍圣初年章惇为宰相，想要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又再次废止制科。景德四年，皇帝说："近来设立这一科目，是想求取有才识之人。如果只是考核文辞义理，即使有济世救时的才用，怎能了解到呢？如今策问应当采用经义，参照当时的时务。"熙宁二年，贤良科孔文仲考入第三等，皇帝下诏

译说他诋毁诽谤当时的政事，不值得收录，将结果告知发回其原任所在。天圣八年，茂才科取录了富弼。景祐二年，体用科取录了吴育。景祐六年，贤良科取录了苏辙、苏轼。大抵三代之时，选拔人才不专门看重言语文章，到汉代以来，就有了所谓的射策、对策，这时已经形成了科举的风气。虽然如此，还是要理解经义，又要结合时事议论。到隋炀帝的时候，风俗浮华，才开始有进士科，才有了律赋。自唐代以来，孝廉、秀士的科目还存在，只是明经、进士两科兴盛，而秀才、孝廉逐渐衰落。这时候擅长记诵的人就考取明经科，擅长辞藻的人就考取进士科。当时南北方尚未统一，两边各自设立科目。统一之后，后周尚未设立进士科，仍旧沿用秀才、孝廉两科。这时南方人推崇南方的师法，北方人推崇北方的师法，各自坚守自家的学问传统，无法统一确定。当时主考官有想要评定优劣的，反而被认为难以做到。隋炀帝时，风俗浮华，进士科才开始设立。到唐初期间，进士、明经两科都受重视。到了中唐以后，则进士科受重视而明经科受轻视。这是因为唐代文华之士很多的缘故。到了本朝，两科的待遇便不相同了。进士科出身的人往往都能做到将相，都极其显达；至于明经科出身的人，不过是做个学究一类的小官。当时的人有一句话形容说：焚香迎接进士，怒目相待明经。刚要设立进士考试的时候，就要摆设香案，行跪拜之礼；刚到明经考试的时候，就要设置荆棘监督守卫，唯恐考生传递经义答案作弊。当时进士科有帖经的制度，那些文士都不屑于去记诵这些经义，于是就有了"赎帖"的做法。只要是进士科考帖经，不管是写一篇文章还是一首赋，便可以用来抵偿赎回帖经的分数。到了熙宁年间，王安石废除词赋，把帖经、墨义都并入进士一科。齐鲁河朔一带的士人，往往坚守先儒的训诂之学，为人质朴敦厚而不擅长写文辞。所以自从进士科合并之后，放榜大多是南方人入选，北方人入选的极少。从哲宗以后，设立齐、鲁、河、朔等五路的特别制度，凡是北方人都另外考核，然后录取人才南北才开始均衡。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韩琦执掌朝政，想要先考试论策，让擅长文辞的人议论古今治乱，简化考试的程式，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才能，考问大义，使他们不专门死记硬背，从此古文风气渐渐恢复。可是仅仅一年三位大臣就都被罢免政务，这项制度也就随之停止。王旦担任宰相时，尚书省考试进士，遇到当仁不让于师这样的论题。当时边让、李迪都在考场中很有名气，等到放榜时，两人都未被录取。考官取来他们的文章察看，李迪是因为落韵，边让是因为其立论与经师传承的意见不同，与注疏解释相异，特别奏请皇帝下令重新殿试。王旦认为落韵是审查不够仔细的缘故，但如果舍弃注疏而另立新说，是不能允许的，于是录取了李迪而黜落了边让。前辈坚守注疏的做法如此严格。到王安石才开始认为注疏不可采用，撰写《三经新义》，命令天下士人凡不遵从《三经新义》的一律不得入选。废除词赋考试，又因为《春秋》有三传难以贯通，也一并废除。到元祐年间，才恢复词赋考试，增设《春秋》科目。又到绍圣年间，章惇执政，想要恢复王安石的新法，于是又重新废除词赋，去掉《春秋》科目。后来到钦宗时，又重新恢复元祐年间的制度。

大抵必须要有乡举里选……

译先要有了好的风俗，然后才能推行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恢复乡举里选，不久就停罢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这样的风俗。如今既已身为士人，就应当想一想：形成风俗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又要深入考察三代之所以醇厚、后世之所以浅薄的缘故究竟是什么？这样也就差不多能恢复古道了。二十二日，礼部上言：「直秘阁、知潼川府魏了翁申报：据潼川府学教授费洸状称，私下看见学校考课士人所试的文章之中，有

译犯祧庙讳字，先前依照嘉定十年的指挥，祖宗祧庙的名讳，考试中多有用作命题的情况，（朝廷）深知这是恭敬侍奉祖宗的用意。请求降旨，凡是试官出题，一律不许触犯（祧庙讳字）。至于举子的程文，仍按旧法处理。除已经遵照执行外，查得祧庙讳字被收入《韵略》，公私使用已久，朝廷用它拟写诏诰，臣僚用它撰写章奏，士大夫用它取名字，考官用它出题目，举人用它写程文，相沿已成惯例。如今上述指挥只是不许出题，若举子程文仍按旧法，举人因为看到不许出题，所以也私下相互回避，也有的完全不回避。考官往往过于谨慎畏惧，认为不可以出题，因此也不敢录取，有的舍长取短，不符合朝廷选拔人才的本意。请求详细列出旧法及新颁指挥，下发本学，晓谕士人，使他们能够遵守。科举考试在即，仍需备文牒发下试院，明白晓谕，以免产生疑惑。本府查得州县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弊病，因为原先下达的指挥是考官不得出题，举人只依旧法。考官与举人原本是一体的，如今在回避与不回避之间，似乎有所矛盾。加上"旧法"二字，举人有的未必都能全部知晓。如果只由本府施行，终究难以让众人的议论一致。请求下发国子监详加审查，明确颁布指挥，在四川解试之前下发，以便晓谕。这样才能使考官、举人的看法归于一致，不致相互产生疑惑，枉遭黜落。"（此事）送礼部详加审查。随后礼部又送国子监详加审查："据国子博士锺震等人聚议，查阅《礼部韵略》文书体式内，记载名讳，如顺祖、翼祖的祧庙讳字，即不须回避，各自都已收入《韵略》之中。后来因为本监申报审定僖祖、宣祖两庙的祧庙讳字应否除去，礼部行文下达，比照此前翼祖祧庙的先例，随即在上声筱字韵和平声登欣字韵中收入了。后来因为臣僚奏请祧庙讳字不许试官出题，若举子程文仍按旧法办理。所谓旧法，即文书体式内记载的不须回避的规定。况且本监申报审定之后，已经收入韵书之中，那么举子作文时不须回避是很明白的。只是因为外州试官被'不许出题'这一句所迷惑，因此举人也因此被黜落，导致潼川府有前面的申请。如今详加审查，应当依照原先颁下的指挥，祧庙讳字，举子不须回避，但仍依照新制，试官不许出题，行下遵守。仍请礼部下文诸路贡举司，一体遵照执行，这样今年科举有司便不致疑惑，实在有利。"本部如今打算依照国子监审查所得的道理施行。"朝廷依从了这个意见。

三月十七日，臣僚上言："设立科举选拔人才，务求得到真正的人才。乡举学校之外，有漕牒来网罗遗漏的人才；大比登名之外，有免举来振济滞留的人才。法令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病，冒名滥竽的情况层出不穷。近年以来，禁防日益周密。曾经论究其中缘故，互有得失。嘉定九年，奏请免举赴省试，有游学在京城的，允许到礼部陈情请求，召集朝士一员担保后赴试。近来礼部却因为免举冒名难以防范检查，想要今后必须经过本贯及原来得解之处发给凭据才能前来应试，如此周密防范，确实不算过分。但事情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人情也有难以通达之处，而以一刀切的办法限制，不权衡可行与否，因噎废食，损失就多了。那些在乡里出众、闻名乡里的人，他的存亡可以查籍而知，是非可以按容貌核实，让他们从本州请领凭据，情理顺畅、事势便利，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只有诸路漕试与此不同，如果是随侍父兄的子弟东西南北聚集一处，一时之间已经难以全部核查，何况到了免举阶段，事情已经过了很久，却又要让他们到原来得解之处办理凭证，路途遥远，岁月已久，官府文书难免散失，音信怎能再相通！臣往年在外地任官，亲眼目睹这种弊病，大多是因为贫穷孤寒，不能亲自前往办理，甘心束手不能应试的人很多。如果他们的财力足以经营，用贿赂求得必然通过，那么本是用来补救

译弊病的办法，反而变成了开启奸弊之门。让人到礼部请求，本应考核得极为严格，责成缙绅担保才最为郑重。舍弃这个办法不用，反而取信于外地官吏的文书，这是为什么呢！请求下发礼部，除各州乡举免解人就本贯保明给据外，各路转运司的免解人，必须核查当年漕司所申报的省试卷子，辨明确非伪冒的，才允许依照原先游学在京的指挥，到礼部陈情请求，召朝士担保发给凭据赴省试。"朝廷依从了这个意见。

四月十五日，臣僚上言："闽、浙数郡，每逢一次大比，终场应试的人数比以前更多，而原定的解额却很少，士人苦于进身之路艰难，因此有人冒充籍贯以求得漕牒，有人假冒亲属关系以图谋胄试，有人购买凭帖以赴国子监补试。躁进求仕的行为固然令人厌恶，但是士人众多的地方，每数百人才能有一人得到举荐，也是值得体谅的。臣听说补救弊病的办法，有应当宽松的，也有应当严格的。议事的大臣曾经担忧待补买帖的欺诈行为，想要效法乡举里选的遗意。继而因为待补法施行已久，不想轻易废除，姑且让解试每百人取三人作为待补。私下听说购买凭帖应试的人，大多是因为解额狭窄不足，数郡的士人，从前百人取六人尚且感到不足，如今又减去一半，弊病将会更加严重。至于江、湖、淮、襄等地，即使有待补的名额，前来应试的百中不过一二。至于两广地区，则整郡都没有前来补试的人。近来国子监请求严申乡郡保官的规定，才允许参加学业，这就是所谓补救弊病中应当宽松的方面。国子监的解补，取人本来是优待的，但图牒伪滥，甚至用财货换取。前几年心怀不安的人，已经率先陈情驳回放归了，那些顽固无耻的人也大多侥幸得以幸免。查得国子监牒试的年份，本监行文给牒官不是不详尽周备，但是监丞权力轻微，牒官、保官照例不在印纸上批注，直到中选之后才批注，这就是所谓补救弊病中应当严格的方面。孝宗皇帝在位时，科目取士，开导的方法、防范的措施，两方面都做到了极致。解试每百人以六人为待补，是淳熙十年的制度。国子监试牒官、保官，必须用批书印纸，是淳熙年间屡次申严的制度。请求斟酌祖宗之道，将臣的这份奏章下发，让礼部沿用旧制。如有欺诈作伪之人，一经查获必定惩罚。"皇帝下诏让礼部详加审查。随后礼部、国子监上言："据国子博士葛从龙等人聚议，臣僚请求恢复待补六人之额，都是现行条制，确实可行。如今又蒙再次下发审查，尚未有已经降下的指挥（可依循）。查考待补百人取三人，是熙宁四年初次施行的办法。仅仅施行了两次科举，到了熙宁十年，便改为百人取六人。至今已施行四十多年。近来作伪冒名的人增多，请求把待补的办法改为乡举里选之制，想要改变其办法，但不减损其名额，也是百人取六人。查考各处补试常有二百四十人的名额，如果百人取三人，所取的人数未曾增加损减；如果百人取六人，所取的人数也未曾增加。已经降下的指挥是取三人，如今请求恢复六名，都是淳熙年间已经施行的办法，本监难以擅自决定，请求依照礼部查考的道理，申报尚书省等候指挥施行。"都省查得："国子监牒试，牒官批书印纸，是淳熙年间屡次申严的制度；太学待补生每百人取三人，是淳熙四年所施行的办法。加上还有嘉定十四年五月的指挥。如今科举在即，自当遵守。"皇帝下诏令礼部照依已经降下的指挥施行。

嘉定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臣僚上言："近年考场多有弊端，前次科举增设了巡铺官，以防止夹带、传递答案

译。不久便有败露的情况，奸弊不止一种。春官（礼部）设立考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不申明严格戒饬，那么作伪冒名的情况将会滋长。臣摭拾其中最突出的共十二件事加以陈述，即门关、纳卷、内外通传、全身代名、换卷首纳白卷、吊卷、吏人陪《韵略》钱、帘内胥吏向帘外胥吏乞讨、试宏博人怀挟传递答案、各色人等的弊病、帘外诸司官回避亲属、印制卷子，现谨条列于后。臣仔细梳理这些弊端已存在很久，比如门锁应当责成胥吏采买牢固的，监门官检查不能马虎草率。引导考生入场结束后，每日辰时、酉时请门官前来监督开门，传送饮食。如果遇到紧要文字需要请示复核监试官，随即请出钥匙。监督查看封闭情况，不使传递不断绝，才能革除其他弊病。引试纳卷时，请选派职事官率领本辖属的吏人，监督封弥处贴司交纳试卷，当场清点数目、登记姓名，编入座号封押，并申报给帘前官，不许私自誊录。已经封好的卷子，发送誊录对读之后，发回封弥处，装入柜中封锁盖印，严加防范。帘内调阅试卷，必须经过监试官批准才能誊写，才不至于纷乱混杂，仍只允许辰时、午时两次调阅。所调阅的试卷，请官员打开柜子，监督誊写后封锁，只允许白天抄写，第二天早上继续誊写，以免夜深时发生作弊行为。封弥、交纳卷子、监督誊写、调卷等事务繁琐，官员只有两员，不足以分辨处理。请求增添两员充任封弥官，才能使换卷之弊稍有革除。小册《韵略》，本来估计价值一百五十文，交收之际，书铺却收取钱财。如果是诗赋卷，每名考生就要向交卷的吏人拘罚偿还，国子监每年花费数百千文，不必再向封弥吏人拘收饮食费用。礼部提辖官临入贡院当天，在主管命令内点选差遣，仍依照解试的先例，在御史台选派资历较高的吏人兼任提辖，处理相关事务，不许向各色人等乞求财物。仍令礼部普遍通知所属各部门，将以前入过院的人不许再次差遣。如有违反，将原本差遣的人予以刺配充军。试卷限定在锁院半个月前委派郎官监督加盖印章，考试前三日发入，未加盖条龊印的不许带入。如有漏印，请监试官带到现场加盖使用。锁院之后交纳的卷子，依照惯例让别院收考。如果帘外诸司官与考官需要回避亲属，不再采用两员条法，一并移牒别院收考。凡是应试宏博人，巡铺、八厢巡查缉察，如有夹带，拘留送至帘前，请旨予以惩处，并且给予赏钱五百贯文。如果有传递题目出外、答案文字带入内、替考人入场的情况，杖责并追赏钱二千贯文，允许他人告发，从重处理，追缴赏钱偿还官府。至于内外收买食物，由临安府轮流指派职官，方便地采购，不许强行摊派抑配。将来考场，还要斟酌加以措置。"皇帝下诏令礼部迅速严格施行，并且下令封桩库拨出二千贯钱交付临安府、五百贯钱交付礼部贡院监试所，用作堆垛充当赏钱使用。

七月十日，国子博士杨璘上言："恭敬地想到陛下光荣地登上帝位，至今已三十年，向慕正道日益勤勉，求取人才日益急切。到了这次大比之年，选拔进用众多士人，皇上亲自在殿廷考策，岂止是应付惯例而已。近来士人的风气卑陋，志在侥幸求得，编写套类文字，准备夹带，一进入考场，就争相趋赴帘前，以'上请'为名，过了很长时间才散去。人数纷乱嘈杂，私下相互检阅（答案），抄写在卷首，随即又丢弃。巡查案察无从检查，所写的文章大多雷同，极难挑选录取，侥幸得中的人很多。如今书坊自经、子、史、集各类，以及州县所考试的程文，专门刊刻成小板，名叫'夹袋册'，士子出高价争相购买，

译专门作为夹带的工具，那么书就不必读了。私下见到科举条制规定，夹带作弊要殿罚五举，不因赦免而宽宥。现有几举前犯此禁的人，都应依照实情予以殿罚，不予放行，而书坊却公然违抗禁令。如果不加以约束，将会日渐沿袭成风，学问不务求实，文章不合乎义理，科举制度的设立，将越来越难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请求重申严格夹带的禁令，并下达各路转运司，命令州县收缴书坊的夹袋小板，一并焚毁，严格订立罪罚与赏格，不许贩卖。就从临安府的书坊开始做起。"此后批交礼部详加审查。随后礼部、国子监根据太学博士胡刚中等人的意见说：夹带的禁令并非不严格，近来考场违反禁令，书坊谋取利益，编撰印制小册子，名叫'夹袋'，以方便夹带之用。如果不痛加革除，这种弊病将日益滋长。想要下达礼部，行文诸路转运司，通知各州县，凡是书坊的夹袋小板夹带书籍，即日焚毁，不许贩卖。严格订立罪罚与赏格，务必坚决施行。本部打算依照国子监审查的结果施行。朝廷依从了这个意见。

十一月九日。臣僚上言："请求下达礼部，明确订立取士的制度。今后科举，委托各路漕臣核查各郡应举经义、诗赋的人数，品评选择试官。凡是经义人数多的地方，就用擅长经义的人检点试卷，诗赋人数多的地方，就用擅长诗赋的人检点试卷，其余所差遣的官员，都依照他们原本擅长的科目，分别考核省试、监试等考试。凡是差遣考官，经义、诗赋各依照所擅长的科目，先自行考校，再与主试官一同酌定分数，以决定取舍。郡学的二补考试，除已经考中的教官人选外，擅长经义、诗赋不同的，令州郡长官选派官员一同考核。仍不得刻意求异出题，违背题旨。文辞必须追求典雅华丽，经义学术必须追求纯正明晰，不要穿凿附会以求新奇，不要怪僻荒诞以求异于常，取向既已确定，考核选择既已精当，从此文采斐然的文学之士，便可无愧于祖宗盛世了。"朝廷依从了这个意见。以上出自《宁宗会要》。○

【宋会要】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六 举士十二 贡举印

贡举印

仁宗天圣七年十月，下诏铸造封弥院印三面，誊录所印三面，发解印三面，送交礼部收藏保管，遇到科举考场，发给各处使用。又，神宗元丰六年闰六月十四日，尚书礼部上言："旧制，贡院专门掌管贡举事务，它的印章称作'礼部贡举之印'，遇到锁院考试就由知贡举官总领掌管。此前废除了贡院，销毁了旧印，把这项事务归入礼部，依照规定遇到科举考场就用牒文加盖印章办理公事。但因本部分曹处理事务，共有十五个部门，贡举只是其中一事。如果遇到锁院考试用牒文加盖印章，那么其他曹的事务实际上会有所缺失。请求另外铸造'礼部贡举之印'。"朝廷依从了这个意见。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七 举士十三 亲试（页眉原批注："一作殿试。"）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七

举士十三

亲试（页眉原批注："一作殿试。"）

【宋会要】

太祖开宝六年三月十九日，皇帝亲临讲武殿，复试新科及第进士宋准以及落第进士徐士廉、终场落第诸科等人，皇帝亲自出题《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召殿中侍御史李莹、右司员外郎侯陟、国子监丞郝益担任考官。共取得进士宋准以下二十六人，诸科五经以下一百零一人，于是下诏说："国家设立科举选拔人才，考校才艺求取贤人，有关部门虽然致力于广泛搜罗，但积年累月难免有所遗漏。所以朕亲自莅临考试，精心辨别优劣，有的怜悯他们困顿多年，有的

译准允他们才学有进，使他们都能登上上等名第，确实做到了公正无私。这些进士宋准等一百二十七人，一并赐予及第、出身。"此前礼部已经放榜取录宋准等十一人、五经郝镕等二十一人及第，在讲武殿谢恩。进士武济川、三传科刘浚因为人品资质粗陋以及应对失当，命令黜落。又，落第进士徐士廉等人击打登闻鼓上诉，说自己长期困顿于科场无从施展抱负，并控诉知贡举李昉取舍不当，皇帝当即下诏令贡部将录取的策论进士以及终场经学的落第者，一并同宋准等人一起在殿庭亲自复试。皇帝亲试举人，从此开始。仍赐给宋准等人钱二十万，让他们设宴聚会。武济川是李昉的同乡，被黜落之后，李昉也因此被贬为太常少卿。

《文献通考》：开宝六年，李昉主持贡举考试，录取宋准等十一人。皇上因为进士武济川、三传科刘浚材质最为粗陋，将他们黜落。武济川是李昉的同乡，皇上颇为不悦。恰逢有人告发李昉徇私取人，皇上便下令登记终场落第者的姓名，得三百六十人，全部召见，从中选出一百九十五人连同宋准以下诸人，于是亲临讲武殿，各自赐给纸札，另行考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人担任考官，共取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都赐予及第。又赐钱二十万，用来举办宴会。不久李昉等人都因此获罪被贬。从此以后殿试便成为定例。

这一年新修的《开宝通礼》编成，下诏令乡贡《开元礼》应改称乡贡《通礼》本科，并且都用新修的书来命题考试。

江南进士林松、雷说考试没有中式，因为他们中途归顺朝廷，也一并赐予三传科出身。

这一年，下诏令落第贡士特许免除将来的请解手续，允许直接到贡部（应试）。

马端临说：按，殿前试士开始于唐代武则天时期，但是唐代的制度是由考功郎中负责取士事务，武后不过是下行其事，以博取取士的声誉，并不是在考功已经考试之后再重新考试一次。开元年间以后，才开始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把结果送中书门下详细复核。但只有元和年间钱徽担任侍郎主持贡举时，宰相段文昌指责他取士不公，复试之后有很多人不中选，钱徽因此获罪被免官。长庆年间以后，礼部所录取的士人，都是先经详细复核而后才发榜，那么虽然有详细复核之名，实际上却未曾再考一次。五代以来，所谓的详细复核，间或有所升降黜落。到了宋代太祖干德六年，命令中书省复试，是因为皇帝怀疑陶谷的儿子不能作文却中选，所以才加以复核，也未曾另外为此升降黜落。到了开宝六年，李昉主持贡举，放榜取录进士之后，落第人徐士廉等人击鼓论议榜单，皇上于是在讲武殿出题重新考试，殿试自此开始。李昉等人所录取的十一人，重试之后共录取了二十六人，但是在李昉等人所录取的十一人之中，只黜去了武济川一人，其余十人则高下完全依照原来的名次，而新录取的二十六人，不过是附在这十人名次之后，合为一榜。既然如此，那么这一年虽然另行考试而合为一榜，也未曾有过省试与殿试之分。到了开宝八年，复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人于讲武殿，皇帝亲自出题，取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第一名。王式是礼部所定合格第一名，此时却排在第四位，从此殿试才开始另外区分等第高下，才开始有了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

开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皇帝亲临讲武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桥梁渡长江赋》、《龙舡习水战诗》，取得王嗣宗以下三十一人，赐予及第出身。

第二天

译，考试诸科，取得三礼科纪自成以下三十四人，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七日，皇帝亲临讲武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训兵练将赋》、《主圣臣贤诗》，取得吕蒙正以下一百零九人，一并赐予及第。命令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审阅所考试的卷子，评定优劣分为三等。

正月九日，考试诸科，取得九经以下二百零七人，一并赐予本科及第。九经、五经科中有一人不合格，皇帝怜悯他年老，也赐予同三传出身。自从隋朝大业年间开始设立进士科以来，到了唐代尤其兴盛。当时每年录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年间，增加旧有的名额到七十人，不久又恢复原来的规定。开成年间，连续几年放榜四十人，很快又恢复旧制。进士之外，凭经术登科的人也不到一百人。自从皇帝即位以来，因为州县缺官很多，所以旬日之间，贡举录取的士人几乎达到三百人，用来补充缺员并振济滞留的人才。

《文献通考》：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皇上刚刚即位，想要振济沉沦滞留的人才，回头对侍从大臣说："朕想要在科场之中广泛求取才俊贤能之人，不敢奢望能提拔十人得到五人，即使只得一两人，也可以作为致力治理天下的工具了。"于是礼部呈上所考试合格的人的姓名，皇上亲临讲武殿复试，亲自出诗赋题目，赋韵平仄相间依次使用，李昉、扈蒙评定优劣分为三等，取得吕蒙正以下一百零九人。过了两天，复试诸科，取得诸科三百余人，一并赐予及第。又下诏令礼部查阅贡举名籍，取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的进士、诸科共一百八十余人，一并赐予出身。九经科有七人不合格，皇上怜悯他们年老，特别赐予同三传出身。总共五百余人，都先赐给绿色笏板，在开宝寺赐宴，皇上亲自作诗两首赐给他们。第一、第二等的进士及九经科被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的都优等安排授职，恩宠殊异，历代都未曾有过这样的情况。薛居正等人进言说录取人数太多，任用人才太急促，皇上没有听从。

唐朝有"赐及第"来表示特别的恩宠，到了此时御试中第的人都称作"赐及第"，此后有文学才能的大臣有不是经由科举出身的，有的献上文章另行考试，也被赐予进士及第。

马端临说：按这一年各道所发的贡士，共有五千三百余人，赐第的共五百余人，是十取其一。

石林叶氏说：国朝初年录取进士，沿袭唐代旧例，每年录取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刚即位时，天下已经安定，有意于修明文治，曾经对宰相薛文惠公谈论治国长久之术，于是说不如参用文臣武将之士。这一年的御试题目，以《训兵练将》为赋题，《主圣臣贤》为诗题，正是表示参用文武的意思。特别录取了一百零九人，自唐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多的人数。于是取得吕文穆公为状元，李参政至为第二名，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好几人都在其中。从此连续放榜五次，共取八百零一人，一时的名臣都从此中出身了。

太平兴国三年九月二日，皇帝亲临讲武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不阵而成功赋》、《二仪合德诗》、《登讲武台观习战论》，取得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一并赐予及第。

第二天，考试诸科，取得九经以下八十二人，一并赐予本科及第。此前去年各州已经发解，皇上突然下诏停罢贡举，皇上担心考场之间有滞留未及应试者，又下诏令各郡国除三礼、三传、学究等科外，全部在今年八月到达京城。到了此时，皇帝亲自考试而特别加以放榜录取。按照旧例，礼部只在春天发榜，到此时改为秋天考试，

译这并非通常的惯例。

《文献通考》：兴国三年九月，皇上亲临讲武殿考试礼部贡试举人，进士加考论一篇，从此以三道题目为准。按旧例，礼部只在春天放榜，到此时改为秋试，并非通常的惯例。这一年冬天各州举人已经聚集，恰逢将要亲征北汉，于是停罢了这次考试。从此每隔一年或两年，才举行一次贡举。按《选举志》记载，这一年考试进士开始加考论一篇，但考证《登科记》所记载的，建隆年间以来，历次科考试士人都是一赋、一诗、一论，共三道题目，并非从这一年才开始的。

兴国五年闰三月十一日，皇帝亲临讲武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春雨如膏赋》、《明州进白鹦鹉诗》、《文武何先论》，取得苏易简以下一百一十九人，一并赐予及第、出身。十四日，考试诸科，取得九经以下五百三十四人，一并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文献通考》：兴国五年，复试进士，取得苏易简以下一百二十一人，一并分为甲乙等第，赐宴。当时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等四人，都是以现任官员的身份参加进士考试，皇上因为可惜科第名额不给予他们，特别授予近藩掌书记的官职。这一年有一个叫赵国昌的人，请求参加百篇举考试，所谓百篇举是指一天之内作诗一百篇，因为没有设立这个科目，请求参加考试的人当即予以考试。皇上出了二十个杂题字，即"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命他各作五篇，每篇八句。到了日暮时分，才仅仅完成了数十首，大多没有什么可观之处。皇上因为这个科目已经废止很久，特别赐予及第，用来劝勉后来的人。并且下诏令有关部门，今后凡是应试百篇举，都要以这个题目为标准。

兴国八年三月十五日，皇帝亲临讲武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六合为家赋》、《鹦啭上林诗》、《文武双兴论》，取得王世则以下二百二十九人，一并赐予及第、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取得九经以下七百六十四人，一并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雍熙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颍川贡白雉赋》、《烹小鲜诗》、《玄女授兵符论》，取得梁颢以下一百七十九人，评定为三个等第。

第二天，皇帝亲临殿前唱名，当面赐予及第、出身。梁颢先前已经把考试文章呈上，皇帝嘉许他敏捷迅速，把他列为首科。十七日，考试九经以下诸科，取得三百一十八人，评定为三个等第，一并赐予本科及第出身。这一天，召考官分别拟出考题，举人就座之后，派遣左右侍从监督审视，不是参与考试的人不得进入殿门。

这一天，下诏令殿前不合格但南省已经奏名的进士之中文采可取的人，允许再次应试。

十八日，皇帝再次亲临崇政殿亲自考试，皇帝亲自出题《庭燎赋》、《淡交如水诗》，又取得进士洪湛以下七十六人，一并赐予及第，把他们的姓名附在本等之内，洪湛因为文采流畅华丽，特别升为第三名。

第二天又考试御前落第的三传、《毛诗》、《尚书》学究三科，取得三百零二人，一并赐予本科出身。当时有一位精通五经的人叫王从善，能够背诵并注解这些经书，皇帝取来五经，举出开头一句，王从善应声背诵，皇帝非常赞叹赏识，赐予九经及第。

《文献通考》：雍熙二年，命令考官的亲属另行考试。这一年亲自考试举人（原缺，据《文献通考》卷三十补）。起初唱名赐第，取得梁颢以下一百七十余人，诸科一百余人，李昉、吕蒙正的儿子都在录取之列。皇上因为豪门权势之家不应该与孤寒之士竞争，罢黜了他们。左右侍从说仍有遗漏的人才，于是又复试，又取得洪湛等七十余人，诸科

译三百余人，一并赐予及第。

端拱元年闰五月十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不合格的进士，皇帝亲自出题《暑月颁冰诗》，取得马国祥以下五十四人。第二天又出题《冰壶诗》，取得张熙尧以下四十七人。十九日，又考试诸科，皇帝亲自出题《夏雨翻萍诗》，取得王又言以下六百二十一人，命令枢密院发给凭牒，以考试中式作为凭证。此前，南省落第的举人击打登闻鼓请求再次考试，到了此时皇帝再次亲自临场考试。

六月十一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武成王庙合格的进士，皇帝亲自出题《一叶落知天下秋赋》、《堂上有奇兵诗》，取得叶齐以下三十一人，一并赐予及第。又考试诸科举人，取得卢范以下八十九人，一并赐予本科出身。当时郡县缺官很多，此前下诏令礼部发榜，皇帝担心有关部门遗漏人才，所以又命令王世则等人在武成王庙重新考试各道的进士、诸科，取得合格者数百人，又亲自加以考试。

端拱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圣人不尚贤赋》、《五色一何鲜诗》、《禹拜昌言论》，取得陈尧叟以下一百八十六人，一并赐予及第。

第二天，考试诸科，取得九经孙奭以下四百七十八人，一并赐予本科及第、出身。当时越州进士刘少逸年仅十三岁便中了礼部选拔。等到皇帝亲临殿前，亲自考试刘少逸诗赋之外，还召他升殿另外赐予御题诗数章，都很有旨趣，特别授予校书郎，命他在三馆读书。

《文献通考》：端拱三年，亲自考试举人，有中书省吏人及第的，皇上下令收回所授予的凭牒，并下诏禁止吏人应举。

淳化三年三月四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卮言日出赋》、《射不主皮诗》、《儒行论》，取得孙何以下三百五十三人，评定为五个等第，一并赐予及第、出身。当时皇帝亲自出赋题，孙何等人不知道题目的出处，相顾惶恐惊骇，搁笔不敢下笔措词。有人教他们上表请示，于是相继叩拜殿槛请求皇上指示。皇帝起初不作解释，等到再三请求之后，才为他们陈述其中的大义。命令三司使、翰林学士、丞郎、两省给事中舍人以上、三馆职事官等人糊名考校，评定优劣分为五个等第，第一至第三等赐予及第，第四第五等赐予出身。

七日，考试诸科，取得九经王惟庆以下七百四十七人，一并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真宗咸平三年三月十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皇帝亲自出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赋》、《崇德报功诗》、《为政宽猛先后论》，取得陈尧咨以下三百六十五人，评定为六个等第，一并赐予及第、出身、同学究出身。当时命令（翰林……）

译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侍读学士夏侯峤、吕文仲、工部尚书张宏、给事中董俨、右谏议大夫李若拙、知制诰梁周翰、师颃、朱昂、知杂御史冯拯担任考官，安排在大殿的东阁。又命令直昭文馆的安德裕、句中正，直史馆

译姚铉、孙何、曾致尧，秘阁校理舒雅，诸王府翊善张蔚、杨澈、郭成范，三司判官施护担任考官，安排在大殿的西阁。又命国子博士雷说、著作佐郎梅询在大殿后面为试卷卷首封印。起先命德裕等人主持考试，接着命白等人复核，然后把入选者的试卷取来皇帝亲自阅览，赐第一、二、三等及第，第四等出身，第五等同三传学究出身。第二天考诸科，得九经科马龟符以下四百三十二人，分为三等，一并赐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命翰林侍读学士邢昺等十五人担任考官，赐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同本科出身，其余等第降为与诸科出身相同。又考试参加进士科五次、诸科八次以上，以及曾经参加过先朝御试、年满五十岁以上的人，皇帝亲自出题《礼乐刑政致理何先论》。当时皇帝对左右的人说："这些人在科场中屡试不第，都已年老。如果照例考三道题，那么被淘汰的人就太多了。"所以只让他们考一篇论，粗略考察他们的见识。得进士张浩然以下二百三十六人，分为四等，一并赐同学究出身，授予试衔官，第一、二等赐同学究出身，第三等授试校书郎，第四等授试主簿。

十九日，考试诸科，得三史科刘昌以下六百九十七人，分为二等，一并赐本科出身。

《文献通考》记载：咸平三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亲临殿前三天都没有倦怠的神色，得进士陈尧咨以下四百零九人，各科共四百三十余人。又考试参加进士科五次、诸科八次以上，以及曾经参加过御试、或年过五十的人，得进士及诸科总共九百余人，与前面合计一千八百余人。其中还有从后晋天福年间就参加科考的人，考核选拔之详尽、施恩之广泛，近代未曾有过。皇帝下诏说："孔门四科，德行最为可贵。近年来私下想到，风气日渐浮薄，热衷于结党钻营，以谋求功名进身，暗中相互诋毁攻击，挑剔别人的毛病，玷污了士人的名声，很伤风化。从今以后两京各路所举荐解送的举人，应当先考察品行操守，如果文才可取但品行有亏，或者匿名投书，用言辞诽谤诋毁的，都要严加惩处，勒令回乡承担课役，永远不得参加科举。如果有胆敢擅自解送这类人的，负责的官吏，必定要论罪。还要命令御史台加以察访。"又亲自考试河北的贡举人，赐进士齐革等十三人、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有落第后请求考核武艺以及量才录用的五百余人，都赐给装束的钱财加以抚慰遣送，命礼部把这算作一次科考。

容斋洪氏《随笔》说：本朝科举取士，到太平兴国年间以来，恩典才开始加重，但各次都出自一时的旨意，未曾完全相同。士子按各自所得的待遇接受，起初并不因官职大小而有所祈求诉求。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一百零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授将作丞，其余都是大理评事，充任各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为将作丞，其余都授评事，充任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都是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从王世则以下十八人，以评事、知县任用，其余授判司簿尉。不久王世则等改任通判，主簿、县尉改任知县、县令、录事参军，第二年一并升迁为知州、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从

译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度推官、观察推官之职。端拱元年二十八人，从程宿以下，只能暂代各县主簿、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得授光禄丞、直史馆，而第三名姚揆只得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两人为将作丞，两人为评事，第五名以下都由吏部注授官职。咸平元年，孙仅只得防御推官。二年，孙暨以下只是免除铨选直接注授官职。这是因为这两次科考真宗正在服丧，由礼部放榜，所以礼节从简。到了三年，陈尧咨登第，此后六人为将作丞，四十二人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为节度使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为防御团练推官、军事推官。

五月十八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河北进士，出题《以贤为宝赋》、《膏泽多丰年诗》，得齐革以下十三人，分为三等，一并赐及第、同出身、同三传出身。召直集贤院梅询在殿内为试卷糊名，命两制官、侍读、枢密直学士等考核评定，取才艺优长的呈皇帝亲自阅览。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通礼科以下三百四十五人，分为三等，一并赐及第、同本科出身。这一天召见殿试落第的举人以及先前考试武艺、请求量才录用的五百六十八人，各赐装束钱三千，加以抚慰遣送。还诏令礼部把这一并算作一次科考。并且命令他们回乡募集勇士抵御敌寇，等到有战功，用官职爵位加以赏赐。

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有物混成赋》、《高明柔克诗》、《君子黄中通理论》，得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一并赐及第。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高丙以下一百八十二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出身。

《文献通考》记载：五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得进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经诸科一百八十人。这一年，赴京城参加科考的举人聚集在宫阙之下多达一万四千五百余人，陈恕主持贡举，所录取的人很少，进士、诸科共录取二百一十八人，大约六十六人才取一人，各州举送的官员被贬黜问责的很多。

景德二年三月六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天道犹张弓赋》、《德輶如毛诗》、《以八则治都鄙论》，得李迪以下二百四十七人，分为五等，一并赐及第、出身。第一、二、三等赐及第，第四、五等赐同出身。又得特奏名五次以上应举的进士江白以下一百一十一人，分为三等，一并赐同进士、三传学究出身。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以下五百七十人，分为三等，一并赐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又得特奏名诸科三礼以下七十五人，分为三等，赐同学究出身，授试衔官。当时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人糊名考核，皇帝取来封弥的试卷阅看，对宰相说："考官仗着没有私心，不把选拔人才当作要事，一律把人考入末等，其中郭贽尤为严重。这样的话会有很多人被淘汰，不是用来帮助朝廷求取人才的做法。"于是命知制诰李宗谔等十人在殿东留宿，重新加以考核评定，其中被录取的人很多。

《文献通考》记载：景德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余人，特奏名一百余人，诸科五百余人，诸科特奏名七十余人。在此之前，李迪与贾边都在科场中很有名声，等到礼部奏名，两人都未列入

译。考官取他们的文章看，李迪的赋用韵有误，贾边的论说"当仁不让于师"，把"师"解释为"众人"，与经典注疏不同。特意命令他们参加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认为用韵有误只是不够详审罢了，而舍弃经典注疏另立新解，不可轻易允许，担心士子从此放纵不羁，没有准则依据，于是录取李迪而黜落贾边。当时朝廷的舆论，大多如此。

虞部员外郎、知郑州王矩上书自荐，请求赐进士及第。皇帝因王矩从燕蓟归顺朝廷，为官清白而又自我勉励于学业，特赐及第，用驿马召他赴闻喜宴。皇帝因为去年河朔用兵，百姓非常惊扰，那些登城抵御敌寇的，多是出自士人之中，所以广泛表示甄别采用。

皇帝下诏，凡是赐进士、诸科同出身、试将作监主簿的人，都要遵守守选制度。按照旧例，登科都有守选的期限，近来的制度是登第后立即授官，皇帝当初恢复廷试时，赐出身的人也免除守选。到这时候登科的士人特别多，设了很多等级，用来照顾那些落魄未第的人，即使才艺不够格，也都赐同出身、试授官职、解褐做官，所以命令有关部门按照常规选任的办法处理，以示区别。

皇帝下诏说："科举的门径，因循守旧成为弊端，急躁争竞越发严重，弊病日益显现。应当暂停两年，使士人能够勤奋进取，专心学问，不失去大成的途径，以符合朝廷虚心等待人才的心意。还要委托礼部贡院，从今以后的科场考试，务必精心考核，不得容许滥竽充数，以革除浮薄的风气。近来又有州郡完全没有解送举人的，这是旷废职守。今后各路府州的秋季科考，如果主管官员依然像以前那样推诿回避、完全不解送人，以致有人向朝廷申诉的，必定依照朝廷法典处置。"

礼部贡院上奏，请求各类举人都在本籍贯地取得解送资格，不得寄籍应考，以及趁机购买田产、在其他州立户以取得解送资格的，寄籍应考的举人及以下地方长官请依照条例治罪，犯罪的处罚也是如此。有乡里遥远，长久居住在京城的，允许在国子监取得解送资格，但须由本乡在职官员出具担保，经国子监长官核验，才能附学，解送时上奏。

五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河北举人，出题《建用皇极赋》、《昭德塞违诗》、《汉文宣二帝政理孰优论》。皇帝召王钦若等十一人，在内阁糊名考核，分为六等，另外抄录一份去掉姓名，召两制官、尚书丞郎、两省给事中谏议大夫、馆阁官共三十人，分别在大殿东西两厢复核。皇帝派中使宣谕，命令务必公平，不得压低等第，命王钦若总管此事。这天晚上又有十人在殿后考试诸科举人，糊名评定如同惯例，得进士范昭以下一百四十六人，分为三等，一并赐及第、同出身、同学究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以下六百九十八人，一并赐及第、本科出身、同出身，授试监簿、诸州助教。

十六日，考试特奏名进士，出题《射不主皮诗》、《文武之道何先论》，召枢密直学士边肃、李浚在殿东阁考核，得马至以下二百零五人，一并赐及第、同出身、同学究出身，试监簿、助教，补授三班奉职。

十七日，考试特奏名诸科以及瀛州防城的举人，得九百九十七人，一并赐及第、同本科出身，授试监簿、州助教、摄州助教，补授殿侍，隶属三班。皇

译帝因为河朔用兵之时，士民受到惊扰，有的人登城抵御敌寇，大多十分辛劳，所以广泛表示甄别采用，没有遗漏抛弃的人。又亲自阅览试卷，所问经义中有两种说法的，应试士人有的都引用来作答，考官打算加以淘汰，皇帝特意为他们说明道理。有特奏名进士李正辞，所作的论说："文治本于静，武功本于动，动到极点乱起来才要归于静，那么孰先孰后就可以知道了。"皇帝赞赏他说得近乎道理，打算提拔他到较高的等第，恰逢有人说他曾犯过杖刑之罪，于是只补授三班奉职。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十二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清明象天赋》、《明证定保诗》、《盛德大业论》。起初在殿廊设置帷幔，排列座位，标明姓名，又张贴榜文标示座次，命应试者看过后就座。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八人担任考官，直史馆张复等八人担任覆考官，侍御史周师望、秘阁校理慎镛负责糊名，给事中张秉、知制诰周起等评定等第。皇帝到达帷帐旁，告谕李宗谔等人务必精心详审，不要遗漏贤才俊杰。当时尚书省落第的举人周叔良等一百二十人控告主考官晁迥等人压制排斥出身贫寒的人，罗列世家子弟四十余人，称他们文学水平浅陋，不应当奏名。皇帝说："贡举中的是非曲直，前代都难以避免。朕现在召这些子弟另外安排座位应试。"结果周叔良所陈述的都是虚妄之词，命令流放许州。考试奏名的诸科考生时，先前命李宗谔等人出经义题，又命孙奭详细审核后进呈，还抄录题解刻板印制样本，命中使到座位分发给考生。此前有进士牛颖参加考试尚未完成，自称有病，考诸科的那天，又召他补考诗、赋、论三篇，考官说他的文辞义理稍差，皇帝责问他，牛颖回答说前几天刚到殿庭，仓促慌乱失去了常态，所以没能符合考试的要求。皇帝诏令暂停他三次科考的资格。等到李宗谔等人呈上评定的进士试卷十五份，皇帝诏令宰相王旦等人一同加以详细评定，开列名次呈进。皇帝于是亲临殿前拆封唱名，得姚晔以下三百七十人，分为四等，一并赐及第、同出身、同三礼学究出身。皇帝召见姚晔等人告诫说："必须知道功名来之不易，各自要修养官德学业，不要荒废学问。"这些人都感激皇恩再拜而出。这一天，皇帝下诏命吏部尚书张齐贤等人观看放榜。

十六日考试诸科，得九经科以下三百二十人，一并赐及第、同出身，试监簿、诸州助教。起初，考官评定诸科的经义试卷，通与不通判定有差错，皇帝召李宗谔等人质问，李宗谔等人惶恐叩头谢罪，随即命王旦等人与孙奭一同重新考校订正。

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的举人，出题《大德曰生赋》、《神无方诗》、《升降者礼之末节论》，得进士梁固等三十一人，一并赐及第、同进士、三礼出身，得诸科九经、五经、三礼学究、明法五十四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同出身。考试前一天，命职方员外郎判国子监孙林、学士晁迥等十人担任考官，在崇政殿后廊设置座位。直史馆查道等十一人担任覆考官，在景福殿西廊设置座位。龙图阁待制戚纶等二人负责编排试卷，直史馆王希逸等二人负责封弥卷首，从《玉篇》中取字

译作为编号，再抄录副本考核评定。开始规定进士考试分为五等，即上次、中次、下上、下次，皇帝取来考官、覆考官所评定的试卷参照校对，等第有不同的，命令再次考核，又交付右仆射张齐贤等人详细审定。又把等第高的十份试卷交给我复核，王旦请求把编号为"璯"字的定为第一名。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查阅晁迥等人所核定的结果，以"璯"字号为第一卷，即是梁固。

四年十一月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服勤词学经明行修的举人，出题《礼以承天道赋》、《神以知来诗》、《何以为大道之序论》，得进士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一并赐及第、同出身。得诸科五经以下五十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同出身。这一天，进士得到题目后，在殿前叩问请求解释题目出处，皇帝命人抄录出示给他们，命令赋、论中不得使用小臣避讳的字。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人担任考官，直史馆张复等人担任覆考官，派中使带着新定的条例规章出示给他们。皇帝到达考官的帷帐处，因白昼短暂不许继续点烛夜考，次日早晨退朝后，命中书省、枢密院在崇政殿奏事，常规事务全部停止办理。又因为考官所评定的等第有很多分歧不一致的，皇帝下旨问明情况，李宗谔等人上表待罪，皇帝下诏赦免了他们。

马端临说：按，自雍熙、端拱以后，选拔人才的方法，省试之后就要有殿试，已经成为定例。唯独这一年，《会要》所记载的是停止贡举的年份，礼部未曾放榜进士。既然如此，那么这六十余人，应当是封禅时特别恩赐考试的，就像后来的免省到殿之类的制度一样。

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铸鼎象物赋》、《天险不可升诗》、《以人占天论》，得徐奭以下一百二十六人，一并赐及第、出身。当时把皇帝所出的题目摹印后赐给考生，官府发给起草的纸张，从此成为定制，命两制官、三司使、龙图阁学士、待制、馆阁官共二十六人，分别到殿后帷帐处考核评定。此前，考卷入选第四等的只有九十人，又命令取五次应考以上的人重新考核，才凑够这个数目。皇帝诏令列入第四等的，以赋、论为先，诗次之。又因为列入高等的共十份试卷，命辅臣重新复核，才诏令放榜。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贺有孚以下三百七十七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同出身。

七年九月十五日，皇帝亲临景福殿考试经明行修服勤词学的举人，出题《道无常名赋》、《冲气为和诗》、《天地何以犹橐钥论》，得进士张观以下二十一人，一并赐及第，得诸科《毛诗》科李规以下二十一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出身。当时告谕中书省，因白昼短暂，退朝后未及时奏事，就到后殿处理，是担心举子得到题目稍晚。张观原名的第一个字读音与仁宗庙讳相同，皇帝下诏去掉。林宥现在的名字叫肖，皇帝下诏改名。

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合格奏名及特奏名的进士，出题《置天下如置器赋》、《君子以恐惧修省诗》、《顺时慎微其用何先论》。起初，有关部门请求让应考六次以上的特奏名者各自单独应试，皇帝说："姑且让他们一起考试。其中如果有达到及格标准的，就随正奏名的人一并列入等第，更能彰显朝廷至公无私。"得蔡齐以下一百九十七人，一并赐及第、出身，特别赐给不合格的进士许大

译同以下六人同五经出身，应考六次以上的特奏名进士郭震以下七十八人赐进士、同进士、三礼三传出身。

二十七日，考试诸科，得九经科李周武以下六十五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出身，特别赐给不合格的应考九次的三礼、三传科贾德润等二人同本科及第、学究出身，应考十次的特奏名不合格三礼科张敦化以下四人同本科及学究出身，张之才以下六十六人试授监簿。起初，皇帝亲自考试贡士时，前一天把三京及天下各州郡科考解送的题目和科目经义题全部取来阅看，是担心与之重复。

天禧三年三月九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君子以厚德载物赋》、《君子居易以俟命诗》、《日宣三德论》，得王整以下二百四十人，分为五等，一并赐及第、同出身、同学究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以下一百五十四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同出身，试授监簿。命翰林学士承旨晁迥、学士盛度、龙图阁直学士陈尧咨、谏议大夫朱巽、张士逊、王随、知制诰宋绶、张师德、直史馆张复、直集贤院祖士衡担任考官，直史馆崔遵度、兵部员外郎李若谷、都官员外郎张谷、屯田员外郎郑立、直史馆麻温舒、右正言刘烨、太常博士郭弁、太常丞富言、著作郎张暐担任覆考官，知制诰晏殊、起居舍人吕夷简担任参详官，太常博士闾邱梦松、萧贺担任封弥官，直史馆陈尧佐、右正言陈执中担任编排官，在崇正殿后设置座位。皇帝写了一首七言诗赐给考官等人，又拿出另一份抄本赐给辅臣，那是皇太子所写的。大家都依韵唱和。十日，皇帝亲临考官们的帷帐处，慰问了很长时间。殿试的制度是，举人交纳试卷，先交给编排官，去掉卷首的乡贯状，用字号编次，交给封弥官誊录后加以比对，才交给考官评定等第完毕，再次封弥送给覆考官重新评定等第，又送给参详官启封查阅其中是否有异同，参详官到场，才交给编排官，取来乡贯状，用字号相合，把姓名依次排列在试卷上呈报，就此放榜。编排官的职责，没有覆核检验的权力，只是依据参详官所评定的结果而已。这一年陈尧佐、陈执中却擅自作了改动。第二天内部核验发现许多不一致，把所有试卷取出交给中书省，命鲁宗道、冯元审核检验，召陈尧佐等人以及参详、覆考官对质辨明，都承认了草率的过失，各自被夺去官职、停职。其中已经落第又重新收录及第的，进士二人，诸科二人。免除省试的，进士十四人，诸科二十三人。免除解试的，进士十四人。已经获得及第、出身而后又被追回的二十一人。

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皇帝亲临崇正殿考试礼部落第的特奏名举人李宗孟以下一百五十五人，出题《泽及四海诗》、《礼乐何以合天地之化论》，命翰林学士杨亿以下担任考试官。第二天，把李宗孟以下一百零五人补授三班奉职。其中五科考试不合格的，特别授予本州上佐官以及东西班殿侍、三班借差，其余才艺全面的补授本州长史、司马、文学。

仁宗天圣二年三月十八日，礼部上奏合格进士吴感以下二百人，皇帝诏令翰林学士晏殊、龙图阁直学士冯元编排等第。第二天，皇帝亲临崇政殿召见，赐宋郊以下一百五十四人及第，翟翕以下

译四十六人同出身，曹平以下七人同三礼出身，诸科李九言以下三百五十四人一并赐及第、同本科出身。

《文献通考》记载：仁宗天圣二年，赐举人宋郊、叶清臣、郑戬以下及诸科共四百八十余人及第、出身，等第各有不同。此前，有上密封奏疏的人说经学考试没有深究经义要旨，请求在本科加试策论一道，回答的人错谬很多。皇帝认为专门研习经典学业的人，不擅长写文章，特意命令取其所长，用来拓宽入仕的途径，一并不予黜落。本朝以策论选拔为高第的，从叶清臣开始。宋郊与弟弟宋祁都以词赋闻名，当时奏报宋祁第一，太后不希望弟弟排名在兄长之前，于是提拔宋郊为第一，宋祁为第十。当时天下考中进士的人，不出几年就显贵起来，选拔人才的途径，可以说是很兴盛了。即使是年老愚钝的士人，多次在考试中被淘汰，后来大多也被收录进入仕途，称为特奏名。以至于有的人因循懈怠不肯用功学习，想凭借考试次数多来应付朝廷的恩典。于是皇帝下诏说："学问如同种植庄稼，不学习就会衰败。要抓紧时间勤勉努力，这样修养才会有所成就。朕忧虑天下的士人或许有被遗漏的，既然已经亲临考核得失，又担心他们屡次不能中第，那么就会衰老而无所成就，退下去不能回到家乡，进取又不能获得禄位，所以在正常的名额之外，特别为他们加以甄别录取。但是有人习惯了这种宽厚的恩典，于是荒废了平素的学业，懈怠敷衍，逐渐成为风气，实在很可耻。从今以后应当努力增进学业，不要习惯于侥幸取巧。"

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赐礼部特奏名应考六次以上的进士李宗道以下四十三人、应考八次以上的诸科王播以下七十七人诸州司马、长史之职，试授将作监主簿。

五年三月二十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圣有谟训赋》、《南风之熏诗》、《执政如金石论》，进士吴育等人因为御题深奥而上请解释。皇帝宣谕了很长时间，后来抄录三个题目所出自的经疏出示给他们，命翰林学士宋绶以下二十六人在崇政殿各自设置帷帐，封弥誊录考核评定，编排等第，得王尧臣以下三百七十七人，分为六等，一并赐及第、同进士、学究出身、试衔。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同进士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第六等试衔。

第二天，得九经科杨中和以下八百九十四人，一并赐及第本科出身、试衔文学。

四月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召见礼部特奏名举人进士，考试《天地节而四时成论》，经科只考墨义五道，还命翰林学士宋绶以下考核优劣呈报。得进士孟楷以下一百零九人，赐同学究出身及试监簿、四门助教、诸州文学长史，诸科崔用化以下二百三十四人，授试监簿、国子四门助教、文学。

八年三月十一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藏珠于渊赋》、《溥爱无私诗》、《儒者可与守成论》，进士欧阳修等人因御题深奥而上请解释。皇帝宣谕了很长时间，还抄录所出自的经疏出示给他们，命翰林学士章得象等三十五人在崇政殿后各自设置帷帐，封弥誊录考核评定，编排等第，得王拱辰以下二百四十九人，分为四等，一并赐及第、同出身。第一、二、三等赐及第，第四等赐同出身。王拱辰原名拱寿，皇帝下诏改

译为现在的名字。

十三日考试诸科，得九经科徐摭以下五百七十三人，一并赐及第、本科出身。

景祐元年三月十八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房心为明堂赋》、《和气致祥诗》、《积善成德论》，命翰林学士承旨盛度以下三十六人锁院留宿考试，如同新的制度规定。得张唐卿以下七百一十五人，分为五等，一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赐出身，第五等赐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王元亨以下四百八十一人，一并赐及第本科出身。

二十一日，考试礼部特奏名进士、诸科，出题《六律为万事本论》、《群玉山诗》，得田谅以下八百五十七人，一并赐及第、出身，授予长史、别驾之职。

五年三月十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富民之要在节俭赋》、《鲲化为鹏诗》、《廉吏民之表论》，得吕溱以下三百一十人，分为四等，一并赐及第、出身。等第标准与元年相同，此后便定为惯例。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傅褒以下六百一十七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出身，授长史、文学。

十九日，考试特奏名举人，出题《修词立诚诗》、《大德曰生论》，得进士钱仲师以下二十六人，诸科李安上以下五百八十七人，一并赐同出身，授长史、文学、助教。

庆历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吹律听凤鸣诗》、《顺德者昌论》，得杨寘以下四百三十六人，分为五等，一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进士，出题《亲将征关外诗》、《五帝宪老不乞言论》，得刘嘉正以下三百三十二人，一并赐同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出身，授诸州长史文学。

十七日，考试诸科，得九经科以下若干人。

六年三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戎祀国之大事赋》、《形盐象武诗》、《两汉循吏孰优论》，得贾黯以下五百三十八人，分为五等，一并赐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得九经科刘孝显以下四百十五人，一并赐本科及第、出身。

十六日，考试特奏名进士，出题《宜木名社诗》、《安危在出令论》，得郭震以下二百二十三人，一并赐同九经、五经、三礼学究出身，授长史、司马、文学。

同日，考试特奏名诸科，得一千六百五十五人，一并赐本科出身，授长史、司马、文学。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奏名的进士，出题《盖轸象天地赋》、《日昃不暇食诗》

译以《天听君人之言论》为题（进行考试），录取了冯京以下四百八十九人，评定为五个等级，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录取了九经科于观色以下五百五十人，都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译五年三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圆丘象天赋》《吹律听军声诗》《乐本人心论》为题，取中郑獬以下五百二十人，分为五等，分别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取中九经科夏侯圭以下五百二十六人，都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十六日，考试特奏名及广南进士，内定出《致美黼冕诗》《强兵务富民论》为题，取中吴骧以下一百六十六人，都赐予出身，试授文学、长史官衔。

同日，考试特奏名诸科，取中王德润以下四百三十人，都赐予出身，试授文学、长史官衔。

嘉佑二年三月五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民监赋》《鸾刀诗》《重巽命论》为题，取中张衡以下三百八十八人，分为五等，分别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取中九经科单至诚以下三百八十九人，都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七日，考试特奏名进士，内定出《斋居决事诗》《乾坤示人易简论》为题，取中张应以下一百二十二人，都赐予同五经、三礼学究出身，授予文学、长史官职。

同日，考试特奏名诸科，取中一百二人，都赐予同本科出身，授予文学、长史官职。

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尧舜性仁赋》《求遗书于天下诗》《易简得天下之理论》为题，取中刘辉以下一百六十三人，分为五等，分别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取中明经科一百八十四人，都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三月一日，考试特奏名进士，内定出《云覆丛蓍诗》《中者天下之大本论》为题，取中康师服以下二十九人，都赐予同五经学究出身，授予试监簿、长史。

同日，考试特奏名诸科，取中五经科张亨以下一十六人，授予试监簿、助教、长史。

六年二月十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王者通天地人赋》《天德清明诗》《水几于道论》为题，取中王俊民以下一百八十三人，分为五等，分别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诸科，取中明经科吕房以下一百二人，都赐予本科及第、出身。

十九日，考试特奏名进士，内定出《作乐荐上帝诗》《谨用五事明天道论》为题，取中翟诏以下四十四人，都赐予同五经、三礼学究出身，授予长史、文学。

同日，考试特奏名诸科，取中四十一人，都赐予同本科出身，授予长史、文学。

八年三月九日，在崇政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皇帝未亲临殿试，内定出《寅畏以飨福赋》《乐通神明诗》《成败之机在察言论》为题。

第二天，考试诸科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温洛呈图诗》《治天下自五事始论》为题。

同日，考试特奏名诸科。

二十二日，皇帝亲临延和殿，赐予进士许将以下一百九十四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诸科一百四十七人赐予本科及第、同出身，特奏名进士刘景阳以下七十二人，诸科程铭以下二十八人，都赐予同五经三礼学究出身，授予长史、文学官职。以上内容出自《国朝会要》。

（没有一物不能各得其本性的，君主的富有足以完备礼制，君主的智慧足以推广乐教，君主的治理足以促成刑法。诸位士大夫认为要如何施行才能达到这种境地 当今的弊病，可以说很多了。挽救的办法，必定有本有末，施行的先后次序，必定有先有后，这是诸位士大夫应当明白的。自有百姓以来，所谓的至治盛世，一定要说是唐尧虞舜、周朝成王之时，《诗经》《尚书》所记载的事迹是可以看到的。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睿智的臣子，相互勤勉努力，来经营一代的功业，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归结其所以能有所成就的原因，也必定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请详细论述，朕将亲自阅览。」按照旧制，殿试进士考诗、赋、论，特奏名进士只考一篇论。到这时进士入座，有关官署仍照旧发给《礼部韵》。等

译到试题公布，却是策问题。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对策难道就能真正考察出人材吗，但总比用诗赋取人要好一些。」取中叶祖洽以下三百五十五人，分为五等，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八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德行不足，却居于士民之上，所依靠来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只有向四方万民广求良策。详细延请贤才到朝廷之上，询问当世的政务，这岂止是考察诸位士大夫的学识，也是想借此广博朕的见闻。大凡圣人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得其序。有所不做，但做起来没有不成功的；有所不改革，但改革起来没有不顺服的。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繁茂，鸟兽鱼（原文残缺）……凡是没有一物不能各得其性的，国家的富足足以完备礼制，智识足以推广乐教，治理足以促成刑法。诸位士大夫认为要怎样施行才能达到这种境地 当今的弊端，可以说很多了。挽救的办法，必定有本有末，施行的先后，必定有先有后，这是诸位士大夫所应知道的。自有百姓以来，所谓至治，必定说是唐虞、成周之时，《诗》《书》所记的事迹可以看见。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智的大臣，相互勤勉，以经营一代的功业，虽未尽善，但推究其所以成就的原因，也必定有可称道之处。请详细论述，朕将亲自阅览。」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进士，内定出策问说：「诸位士大夫求学已久，阅历义理已经很多了。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治理中原兼及夷狄，以及秦汉以来天下所以存亡兴衰的道理，其要旨能说给朕听吗 尧舜是圣人，尚且有不能尽知之处，而以能明察是非、施惠于人为难事。乃至担忧驩兜，畏惧巧言令色的共工，却不能使有苗归化于圣道，这怎能说是神明呢 伯夷、柳下惠，都是古代的圣人，但孔子说：『我却与他们不同。』杨朱、墨翟，虽然不合乎中庸大道，但杨朱专主为我，墨翟专主兼爱，在道义上也并非太过悖离。但孟子贬斥他们，把他们比作禽兽。这是什么缘故 请各自根据所学所闻，详细写在文章中。」

同日，考试特奏名明经诸科大义十道，取中许铨以下四百七十四人，赐予本科及第、同出身，授予试监簿、诸州文学、长史、助教官职。

《文献通考》记载：熙宁三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初次采用策问。按照旧制，进士考试一天要兼考诗、赋、论，称为三题，特奏名的人只考论一道。到这时进士入座，有关官署仍照旧例发给《礼部韵》。等到试题公布，却是策问。叶祖洽的对策中，说祖宗多有因循苟且简略的政事，而陛下立即加以革新。初考定为三等，覆考定为五等。皇帝命宰相陈升之当面朗读，把叶祖洽列为第一名。考官苏轼厌恶他阿谀奉承，于是拟写了一篇进士策论进呈。这一年南郊祭天大赦的诏书中，访求有节操德行、才识学术的人士。各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送到中书舍人院考试后授予官职。熙宁初年，下诏规定：进士、诸科经历仁宗朝殿试，或进士经历明经三次应举、殿试五次而省试落第，诸科经历五次应举、殿试七次而省试落第的，一并免除解试。因应举而被授予诸州司士、长史、文学、助教、参军等职的，不受选官年限限制，年龄未满六十岁的，注授权任官职。熙宁三年，又下诏规定：景佑五年以前礼部试落第的进士经历一次应举、诸科经历二次应举，年满六十五岁的，如果再多经历一次应举，则不限年龄。由州县上报姓名，特予恩泽照顾。府监举人，须有两名京朝官作保识。进士经历七次应举、诸科经历八次应举，年满四十岁，曾在礼部考试中被奏名的，一并特许参加殿试。只有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少一次应举次数以示优待。以前只考论，到这时改为如同进士一样考时务策一道，从同五经出身，降为第九等。考中上等的注授官职，其次守选待缺，其次遇郊祀恩泽注授官职以及不受选限的，各有等

译差。下诏各州举送发解考试的监试官，凡是亲属或门客，不得在本州应试，将其名单上报转运司，让他们与外地相应人员一同应试，大致七人特设一个名额予以解送，不占用应回避州的解额。

六年三月六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古代的贤明君主，访求贤才并听取他们的意见，选择善者而任用他们。法度不足以推行的时候，改革它就是了；人才不足以彰明道理的时候，培养造就他们就是了。用来守持君位就能安定，用来治理财政就能富足，用来禁止过失就能被听从，用来讨伐罪恶就能使人臣服，用来交通鬼神就能得到享祀，用来招徕蛮夷就能使其归附，向上治理就能使日月星辰各得其序，向下治理就能使鸟兽草木各得其性。朕早起晚睡，心中希望能达到这种境地，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诸位士大夫请各自根据所闻，为朕陈述。朕即位到现在已经七年了，行事施政的失误，加于天下的已经很多了。已经过去的事情或许无法挽救，将来的事情还可以谋划。请据所见直言，不要隐瞒。」取中余中以下三百四十八人，都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学究出身。

七日，考试特奏名进士，内定出策问说：「唐虞三代圣人的事迹消逝已久，然而他们用以修养心性、用以修身、用以知人、用以养民、用以事奉天地、用以交接万物的道理，见于典籍记载，大概是有一定法则的。诸位士大夫请各自推究自己所学，明白地告诉朕。《论语》说：『谨慎地统一权衡度量，审定法度，修复废弃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能推行了。』这四件事推行，就只依靠这些吗 又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举用隐逸的贤才，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了。』天下百姓归心，就只依靠这些吗 而且怎样才可以称为隐逸的贤才呢 」取中进士李仲熊以下四百七十五人，诸科廖舜元以下二百一十七人，都赐予同出身、本科出身，试授监簿、诸州文学、长史、助教。

九年三月六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想要士人懂得道德，所以用经术来教导他们；想要官吏懂得政事，所以用刑名之学来开导他们。想要百姓粮食充足，所以以农为本并加以赈贷，为他们免除徭役赋税并整治土地的利益；想要军队强盛，所以选拔将领、搜求士卒，编组壮丁，教授他们旗号、坐作进退的战法。士人也已经知道所学了，但忠信可用的人还是很少；官吏也已经知道应遵守的了，但轻慢法令、触犯法律的人还是很多。有的地方遭遇水旱，百姓就流亡饿死，蛮夷的骄横悖逆也没有停止。想来是朕设施的方法有不完善的地方吗 如果不是这样，原因又在哪里 朕听说先王治理百姓，有礼来引导他们归于中正，有乐来引导他们归于和谐，从而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各得生育，这些根本的道理和具体的制度，应当有可以考察并重新施行的地方，请详细为朕陈述，不要隐瞒。」取中徐铎以下四百二十六人，都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学究出身。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恩泽举人，内定出策问说：「先王对待百姓，懂得用什么来教化他们。等到他们不顺服的时候，又懂得用什么来惩治他们。所以百姓都能安居乐业、顺从良善，没有人做邪恶之事，聚集起来询问政事就能献出他们的忠诚，率领他们冒险犯难就能使他们献出生命。等到王道衰落，并非不想使百姓生存，却恰恰因此害了他们；并非不想教化百姓，却恰恰因此败坏了他们；并非没有刑罚，而刑罚有时却不施加在有罪的人身上。百姓开始穷困失业，用鄙陋欺诈的手段来欺骗上级，而没有人肯为上所用。大概先王治理天下，必定有一定的规律；后世的动乱，必定也有其根本原因。这是诸位士大夫所应当知道的，请为朕详细写在文章中。」取中进士杨烨以下四百四十七人，诸科李均以下一百九十四人，都赐

译予同出身、本科出身，试授监簿、诸州文学、长史、助教。

元丰二年三月十一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上古人才最鼎盛的时候，莫过于唐虞之际。任用为司空就使水土得到治理，任用为后稷就使百谷得以繁殖，推行五常之教就使百姓顺从，彰明五种刑罚就使百姓信服，以至器物制作精良，动植物和谐生长，礼乐得以成就，出纳赋税允当合宜，加上内有四岳、外有牧伯，相互倡导响应，从而成就天功，这些都是因为有人才啊，这难道不是人才鼎盛吗!其次莫过于周朝，但当时贤良之臣中有一位是妇人，总共也只有九个人。那么夏商之间，以及周文王周武王之后，人才不足是可以知道的了。天下的事情常常绰绰有余，而人才常常不足。用不足的人才，来治理绰绰有余的事务，那么那些圣贤之君能够成就功业，靠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的人才虽然比不上唐虞成周那样齐备，但得到其中的杰出者就足以振兴国家了呢 还是靠君主自己努力，而不必倚仗人才的丰富呢 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所成就的功业又怎能与前代相提并论呢 从嬴秦到五代，有的君主独揽天下大权，有的称霸割据一方，他们的兴衰作为以及所成就的功业，从史书传记中还是可以看到的。诸位士大夫请各自根据所闻加以陈述。」取中进士、明经诸科时彦以下共六百二人，分为五等，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学究出身。

十三日，考试特奏名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想到前代圣帝贤王，考察治道、揆度时势，制定法度、驾驭政事，虽然隆盛程度各有不同，但获取的功业、显扬的名声，终究都有所成就是可以看到的。朕德行不足，愧承先辈的功业，自即位以来，早已有志于治理天下的政事了。所以延揽师臣，制定治国的法度，推行于四方，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然而成效并不显著，风俗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设施的先后失去了次序，而朕的浅陋不足以倡导这一切吗 还是好恶还未昭明，奸邪之人还能够动摇迷惑遵从法令之人的心呢 如果不是这样，是不是需要日久才能取信呢 诸位士大夫研习先王的经典已经很久了，对当世的政务，应该有所验证。请各自为朕详细陈述，不要隐瞒。」取中进士、明经诸科共七百七十八人，赐予同学究出身，授予试将作监主簿、国子四门助教、长史、文学、助教。

五年三月十一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听说礼用来辨别上下等级，法用来安定百姓的心志。三代之时，制度完备，朝聘、乡射、宴飨、祭祀，以及冠礼、婚礼的礼仪，隆杀繁简，高下广狭，多少的数目，尺寸铢黍的规定，无不恰如其分。地位尊贵的不敢逾越礼制，地位卑贱的不敢僭越，用以辨别嫌疑、彰明细微，消除邪僻、增益美德，在祸乱未生之时就加以制治，在邪恶未形成之时就加以遏止。上自朝廷，下至乡里，恭敬谦让、克制有节，欢乐融洽、上下沟通，百姓因此不苟且偷生，国家因此太平无事。到了后世，礼制逐渐衰败，秦汉以来，没有值得称道的了。平民百姓住诸侯的宅第，诸侯乘牛车，贫穷的人因为供给不足而废弃了礼制，富有的人因为财物有余而僭越了本分。宫室的规格，器物服饰的使用，冠礼婚礼的礼仪，祭祀宴飨的礼节，大都纷乱苟简，不再有防范规矩，先王的礼制遗迹因此而消亡了。《礼记》说：『礼虽然过去没有，也可以依据义理创立。』后世的学者，大多认为不是圣人就不能制定礼法。唉!正道不能推行已经很久了，礼乐文明不能振兴也已经很久了。是任凭它废弃不救呢，还是要根据当今的人才来振兴它呢 」取中进士、明经诸科黄裳以下五百九十二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前面所治理的古代盛世，等到考察其所成就的始末，也不过是一时的美好景象罢了，

译并非有什么先王的成法。朕才智不足，承受祖宗积累已久宏大的基业，想与有德有为的士人共同承担，所以尊崇延请师儒，阐发讲解经典训示，希望学者们能够启迪德行。至于用具体事务来示范教化，用具体形象来教导启发，则朕日思夜想，还未能得到实现。如今想让读书人对外具备文采，对内养成良好的品质，用以修治文事而无不适宜，用以整训军队而无不及格。诸位士大夫认为要怎样施行才能趋向这个目标呢 请为朕详细论述施行先后的次序，参考古法而适合当今的做法，分条写在文章中。」取中进士、明经诸科八百三十六人，授予假承务郎、文学、助教、摄助教。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进士，内定出策问说：「古代学校的兴废，未尝不关系到天下的治乱。郑国的《子衿》，鲁国的泮宫，都记载于《诗经》中，为诗人所歌颂或讽刺。周朝衰落，秦朝凭借夷狄的粗野作风占有天下，于是先王教养百姓的遗迹断绝消灭，后世不再听闻，所以历代有作为的君主，虽然感慨地想要仿效……

哲宗元佑三年三月十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刚刚承受重大使命，于治道涉猎尚浅，唯恐不能奉承太皇太后的慈训并彰明先帝的美德，日夜思虑，乐于听取天下的忠言良策，希望能以此有所补益。如今诸位士大夫齐聚朝廷，朕深感欣慰。听说上天降下的灾祥依照类别而至，古代善于谈论天道的人能推究这些变异来应验这些事情，就像符节相合一样。自去年冬天大雪，一直到今年二月还未停止，百姓大量失业，广泛遭受冻饿，饿死的人很多。异常寒冷的惩罚、久阴不晴的异象，必定有招致它的原因，这原因在哪里呢 朕执政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因此免除天下的积欠赋税，减轻征税并散发钱财救济，只要能有益于百姓的事，没有不去做的，然而百姓的力量仍然没有富裕起来。拿出如今的钱币加以赏赐，扩大信义的度量，用来安抚边疆、怀柔远方，然而戎狄的野心仍然没有改变。难道是所谓的至恩还不能算作根本要务吗 还是施行设置的次序有所失当呢 官职的门路太多了，举天下的官职都不足以安置那些人；财物的耗费没有限度，量天下的收入都不足以支付那些开支。是要加以革除呢，还是恐怕会伤害恩德；是要因循下去呢，又担心无法善后。这其中必定有一定的道理，朕未能洞察其中的关键。先王之时，上则阴阳调和、风雨适度，下则庄稼繁茂、衣食充足，官职精简而士人尊贵，财物流通而礼制通行，四方蛮夷诚心归附，边境安定无事，这又是靠什么修治才达到这样的境地呢 恳切而不急迫，宽缓而不迂阔，朕并非只求虚言，而是要有所考察并加以施行，希望诸位尽心详明地论述。」取中李常宁以下五百二十三人，都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诸科进士，内定出策问说：「古代的圣王，选拔士人必定有其法则，所以广泛设立学校；任用人才必定要与职务相称，所以分设六官；役使百姓必定有法度，所以均衡地征发劳役；胥吏差役必定有所供养，所以给农夫俸禄。先帝知道这是为政的关键所在，所以兴办太学，修订教养之法，本想以此推崇经学德行，然而求学者有的却拘泥于荒诞迂阔的一偏之说。设立省台寺监等官署，使人各专其职，官各任其事，然而公文往来、限期会集又有迟延拖沓的讥议。按照百姓资产多少的等差，以此征收钱财，本是用来宽减劳役，然而编户百姓大多苦于每年的输纳。按官吏的等级发给俸禄，本是用来培养廉耻之心，然而有关官署常常担忧冗员费用过多。议论这些问题的人已经很多了。缴纳钱财以免除劳役的做法，已经废止而恢复旧法了，然而有人仍然认为不便。要想使学校兴盛而士人趋向正道，六官修治而政务敏捷，劳役均衡而百姓不受劳苦，

译胥吏得到供养而冗费得以节省，要怎样施行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 诸位士大夫本来就曾讲习听闻过其中的要旨，请明白地写在文章中。」取中王邻臣以下五百三十三人，赐予同出身，假承务郎、京府助教、诸州文学助教。

六年三月十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以微薄之身，继承大统，想到要仰承太皇太后的慈训，不辜负祖宗的盛业。如同涉过深渊薄冰，不知如何才能成功。因此广泛延请天下的士人，都来到朝廷，希望能有所闻，用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虚心求问。请诸位尽心回答。曾听说汉朝兴起四十多年，汉文帝专门用德治教化百姓，于是能够移风易俗，兴起礼义之风，判决的案件只有数百件，几乎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汉章帝继承光武帝、明帝建立的太平政绩，行事崇尚宽厚，百姓仰赖他的恩德，各郡国上报符合图书记载的祥瑞有几百上千处。啊，多么兴盛啊!朕正当继承六位圣君之后，凭借祖宗建国百年的美好基业，恭敬敬畏地侍奉上天，哀怜体恤地治理百姓，然而每年判决的死罪，多达数千。有的已经宽贷了，却又相继因故而死。乃至寒暑失调，水旱成灾，何况还敢奢望美好的祥瑞降临呢。他们是怎样修治才达到那种境地的，如今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与此相反呢 朕深感惭愧。舍弃已经成就的功业而去做纷乱之事，是朕所不取的。垂拱无为，悠游于朝堂之上，是朕所欣慕的。上天何曾说话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这是朕所恭敬听闻的道理。然而贤能与不肖尚未辨明，徭役赋税尚未公平，法令屡次更改，戎羌尚未加以警戒，蛮夷边境尚未清靖，很想加以改革匡正，但怎样才能做到不加骚扰而使局面安定呢 农业，是先王最重视的事务，用什么办法才能使百姓尽力于农事呢 礼制，是治世的重要典章，什么时候才能制定得合宜呢 用什么办法使百姓不趋利而崇尚节操 用什么办法激励士人不畏劳苦而建立功业 古代的典章刑法必定有切合当今实际的，应当以哪个为先 如今的设施制度中固然有违背古法的，其中过失最大的是哪个 又听说祸患往往产生于安逸之时，而事端往往隐藏在被忽视之处，天下地大物博，隐患也在其中萌生，以天下之广大、百姓之众多，恐怕有尚未萌发而应当预先防范的事情吧 消除隐患、平息祸患的办法，又是怎样的呢 诸位士大夫请详细陈述，不要琐碎也不要笼统，务求恰当，不偏激也不阿谀，以求切中要害。只有存留久远的事情才能详尽，理解深刻的道理才能通畅，望诸位努力，朕将亲自阅览。」取中马涓以下六百二人，都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诸科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曾经观察汉代以经术选拔士人，而《春秋》之学尤其被广泛运用。凡是朝廷有重大议题，天地间有重大变异，赏罚有不恰当之处，风俗有未安定之处，必定向朝廷外的臣僚征询意见，并援引经义加以印证。所以董仲舒讲阴阳之说，公孙弘讲典章法度，刘向父子阐述《洪范》，都是推究天意，来裨益当时的政事。前代史书记载称述，朕深为赞赏。前不久下诏有关部门，恢复经传取士的科目，才俊之士，逐渐被选拔任用。如今将依照汉代旧制，遵循先王之法，用以明辨是非，判定疑难，推究天意，合乎人事。但又担心未能洞悉隐微之处，只是引起异端邪说，用来判决案件时，言辞辨析曲直，褒善贬恶，一律以道义来裁断，恐怕与如今的律令条文有不相合之处吧 有人说古今情势不同，应当搁置而不讲求，那么先圣立教，岂只是空话，学者们潜心研习，也就成了无用之功。诸位士大夫研习先王之道，通晓当世的时宜，请试着分条陈述，以解开这些疑难议论。」取中刘必以下三百二十三人，都赐予同出身，假承务郎、京府助教、文学、州助教。

哲宗绍圣元年三月十四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想到神宗皇帝亲身具有神明的德行，

译有舜禹一样的学识，垂手听政决断，在位十九年间，凡是用来惠及天下的礼乐法度都十分完备。朕想要继承先帝的遗志，兢兢业业，日夜不敢忘怀。如今广泛延请天下豪杰英才，来到宽广的殿堂，用当世的政务加以策问，希望能听到至理良言，从而有所作为。是非得失的迹象，体现在施政上，并显现于当世。朕临朝治理天下将近几十年了，恢复了词赋取士的科目，士人却不知道受到勉励；废除了常平仓的官职，农民却没有更加富裕；可以差役也可以招募的说法混杂在一起，使得役法出现弊病；有的主张往东、有的主张往北治河的议论不同，使得河患更加严重；赐予土地来怀柔远方，然而羌夷的侵扰仍未平息；放宽利益来便利百姓，然而商贾的通道仍未畅通；以至于官吏冗员过多，兵备残缺不全，饥荒接连发生，盗寇仍然很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可以施行的就依循，不可以的就革除，只以恰当为贵，圣人又何必拘泥于一定之规呢 诸位士大夫请尽情陈述，不要隐瞒。」取中毕渐以下五百一十三人，都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诸科进士，内定出策问说：「古代天下大治之时，法度得到修明，教化得到彰明，学术归于纯正，议论归于统一，研习学问的士人都以道德之意、天地万物之理作为根本。等到人才各得其位，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天下，以及修身正心，都一律以六艺为法则，用来安民就能施以恩惠，用来施政就能公平合理，用来节制费用就能上下富足，用来变革旧制就能使刑罚搁置不用，是多么兴盛啊!朕十分仰慕这样的境界，如今承继六位圣君的功业，太平已历百余年，未曾动用兵革，恩泽流布无穷，功业教化之盛，程度远远超过汉唐。然而议论的人仍然认为，典章文物、礼乐制度，比照先王之制还不完备。学校的制度、科举选拔的方法、人才的兴盛，比起古代的太平盛世还赶不上。至于社会风俗，则廉耻仁厚的节操淡薄了，奢侈浮夸的风气形成了。百姓所置办的产业，不足以供日常之用，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四散流亡到各地。触犯法律的人很多，虽然多次下达诏书，安抚招徕、慰劳安置，然而官吏有的却不能奉行承办，这是什么缘故呢 想要凭借如今的形势，协同运用各种谋略，以求在一定程度上追及先王的治世，那么增减兴革，应当遵循什么途径 矫正浮薄之风、归于忠厚，应当从哪里开始 古书上说：『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而未能推行之处，所以政令有蒙蔽而不能施行的地方。』又说：『夏商周三代的教化，所崇尚的各不相同，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汉朝应当稍稍减损周朝的文采，达到周朝、夏朝的忠厚。』照这样说来，那么要举正偏颇、弥补弊端，应当以什么为先 要使天下真正得到治理，应当崇尚什么 至于恭敬地依照五事以彰明天道，凭借大福以成就太平，运用九种考验来观察君子，谨慎地听取三方意见以求与国人同心，崇尚贤能以建立功名，平息邪说以彰明法度，这些都是先王曾经试行过的办法。诸位士大夫学问渊博，通晓时务，应当分条列出其中的是非得失以及可以施行于当今的地方并写出来，不要拘泥于文辞，切磋研究，朕将亲自阅览。」取中陈希伋以下三百四十六人，分别赐予假承务郎、助教、文学等官职。

四年闰四月二十四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以道来衡量事务，以贤才来任命官职。人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法度足以推行君主的意愿，大小的名分各得其当，远近的风俗归于统一。因此能够辅佐君主的志向而君主没有疑虑，慰劳臣民以勉励辅助而下级没有违逆之心。用来治理地上的政事，就能使山林得到省察而树木繁茂，河流得到疏浚而水流通畅；用来协调上天的纲纪，就能

译使日月星辰各循其运行轨道，岁月各得其序，以至于礼制完备、乐章制成而宣告成功。

唉，要怎样施行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呢 朕能够奉守宗庙，唯恐自己不够聪敏英明，无法彰显先帝的美德，所以自从亲政以来，很高兴与诸位卿士大夫共同修明先帝留下的功业，反复申明朕的心志，至今已经好几年了。然而推究其中的本意，或许还未能全部体察，百姓各自按自己的理解行事，恩泽未能普及到下面。这是什么缘故呢 《尚书》不是说过吗：『上天的旨意，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审慎细微。』如今应当办理的事务，应该有所增减，顺应时势而创制的，必定有其次序，要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有所准备，在征兆尚未显现之前就有所谋划，必定有其关键所在，这是诸位士大夫所应当知道的。大概从唐虞到周朝，经历了六七位圣人，而后法度才大为完备。如今这些典籍都还保存着，可以考证而论述。那么哪些是相违背而不能相合的，哪些是可以推行的呢 请详细写在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取中何昌言以下五百六十九人，都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考试特奏名诸科进士，内定出策问说：「朕听说先王之时，依照才能任用而依据实情裁减，并辅以赏罚的政令，善恶分明，贤才众多，人人以自己的德行为荣，百般志向因此而兴盛。作为君主的，垂衣拱手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了。这就是《尚书》中『万民都能作君主的臣属』这句话之所以在虞舜时代被称道，以及《诗经》中『济济多士』这首诗之所以在周朝创作出来的缘故。朕承继先帝美好的基业，以微薄之身，托身于王公之上，长久思考万事的根本，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因此修治学校的政令，设立师儒的官职，用来培养人才极其周详；开辟荐举晋升的途径，略去资历出身的拘束，用来延求人才极其广泛。这本应使才俊之士纷纷涌现，多到用不完的地步。如今却并非如此，各种官职大多空缺而所司之事得不到治理，遇事求才，常常苦于求不到人。难道是朕培育人才的方法还不到位吗 如果不是这样，弊病又在哪里呢 以至于扶助耕作、征收赋税却百姓不富裕，表彰功绩考核实效却官吏不勤勉，供养士卒却兵力不足，严厉刑罚却奸邪之事不能止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诸位士大夫讲习听闻这些道理已经很久了，请尽情为朕陈述，不要隐瞒。」赐予同出身、诸州文学、助教等官职，各有等差。

内中谢师古、陈汉奇因为是远方之人，各赐绢二十匹。又李惟岳因为年高，赐绢十匹。

徽宗崇宁二年三月八日，皇帝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录取上报的进士，内定出策问说：「从前圣人治理天下，用道来治理，用政令来确立，又用人才来推行，所以推行五常之教则百姓顺从，修明九种事功则百姓有序，教导百官则政事得到整治，安抚四方蛮夷则蛮夷归服。朕十分仰慕这样的境界，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达到。想到先帝盛大的德行、伟大的功业，施及后……（原文至此中断）

译世代已经很久远了。追述并恢复它，不敢使其坠失。因为要以恩情使宗族和睦，所以制定俸禄品级来区分亲疏等第；因为要用经术造就士人，所以广泛设立师儒之官，兴办学校教育。平抑市场物价，互通有无，来整顿理财的政令；明定功赏，收复疆土，来宣扬抵御外敌的威势。表彰善行、憎恶恶行，来彰明君臣父子兄弟的伦常大义。凡此种种，在朕看来，大概已经可以了。然而道德难以彰明，风俗不能统一，这是为什么呢？效法先王、使德教光明相继，想要使成效更加显著而恩泽施及百姓，惠及万世，那么必定有其方法才能达到这一地步。诸位大夫要尽心为朕说明这些道理，不要有所隐瞒。」结果录取了霍端友以下五百三十八人，都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第一名赐予及第，其余从略。

译五年三月八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考察成周之隆盛，用善道来养育人民，士人由乡里选拔，用武力来禁止祸乱，而兵源出自农民，用八法八柄来辅佐君王治理邦国，用九职九赋九式来丰厚财物、富裕百姓，向上感通则七政得以齐一，向下通达则万物得以顺遂。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人们不明白这些道理已经很久了。只有我神宗皇帝，追随效法先王。振作培育人才，用学校来造就他们；联合编排百姓，用兵法来教导他们。治理官府，驾驭群臣，任用百姓，征收财物并加以均衡调节，可与周朝相媲美。中间经历诋毁诬蔑，几乎被全部改革掉。如今朕继承大业，永远悼念先烈的功业，早起晚睡，想要将这些举措施行于天下，至今已多年，好恶已经明确而百姓尚未彻底改变，国是已经确定而士人尚未完全信服，法度已经彰明而政事尚未大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整顿光大的工作还没有深入，遵循发扬的工作还没有到位吗？各位大夫们要考察周代、验证当今，推究先帝的本意，明白地告诉朕。至于古代圣人辅佐君主、裁定成就而使天人之间和谐相应，君臣应答商议而安坐观看百姓富足，要怎样施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请写在文章中，朕将虚心倾听。"取中蔡薿以下六百七十一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缺。

大观三年三月六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从前先王在天下安定后制定礼仪，在功业成就后创作音乐，用来契合天地的造化。礼的类别有五种，施行于七种教化，体现在八种政事上，有典章有职守，用来确定亲疏，决断疑惑，辨别同异，明辨是非，这样以后大小贵贱的名分才能确定。乐的类别有六种，用五声来文饰，用八音来传播，有秩序有政令，用来和睦邦国，调和万民，取悦远方之人，感动万物，这样以后神灵、百姓、万物才能和谐。朕承继祖宗的美好功业，遵循并加以创作，来追随先王的事业并继承神宗的志向。各位大夫认为要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礼崩乐坏已经很久了，距离古代十分遥远，若要矫正改变风俗，这是非同寻常的开端，百姓会对此感到畏惧。有人说三代帝王不相沿袭，如今的音乐仍是古代的音乐，不必改动，那么先王事奉神灵、治理百姓、移风易俗的做法，终究不可企及了吗？如今音乐已经制成而百姓尚未被感化，礼仪正在商议而制度尚未颁布，请考察古代、验证当今，为朕详细说明，不要有所隐瞒。"取中贾安宅以下七百三十一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缺。

政和二年三月十二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从前贤明的君王用道来统御天下，用德来教化百姓，用三种教化来教导他们，用八种刑罚来纠正他们。那时的百姓恭谨而不苟且，谦逊而不争斗，相亲而不怨恨，和睦而不乖离，所以道德统一而民心安定，名分职守明确而礼俗形成，是非取舍都合乎道义，没有人凭私智冒犯上级，这种流传下来的美好风气，即使是衰败时代的公子、守城的武夫、砍柴的妇人、汉水边的游女，也没有不喜好道德的，不会想着触犯礼法，还会勉励丈夫走正道。朕乐于与天下万民共同遵循这条道路，日夜思考，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实现。朕效法古代，用来使天下向善。距离古代十分遥远，世风流于末俗陋习，卑下的僭越尊贵的，下位的僭越上位的，贵贱失去了名分，强弱互相欺凌，大小先后失序，不再有约束规范，忘记道义、昧于私利，互相攀比效仿。习以成俗，士人没有操守，浅薄虚伪，结党营私、蒙蔽君上，毫无忌惮，朕十分不赞成这样。要改变这种风俗，革除这些弊病，来趋向先王的盛世，要怎样修治才能企及呢？古书说：'您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像汉文帝那样，亲自实行节俭，自己穿黑色

译粗绸衣，而百姓家里却用锦绣做被子，难道是因为习俗积久，已经不能感化了吗？还是因为施政有所差错，不足以做表率呢？各位大夫要考察古代、验证当今，为朕详细说明。"取中莫俦以下七百一十三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殿试特奏名诸科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孝道没有比尊崇父亲更大的，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于天更大的。先王在明堂祭祀文王，用他配享上帝，这是仁德的极致、义理的穷尽。深深想念神宗皇帝，其德如天、其业如地，施及万世，可谓宏大了。朕继承了美好的基业，早起晚睡，不敢有片刻安宁，期望能够报答先德，然而尊崇的典礼还有未能达到之处。不久前曾下诏给有关部门，测量土地、聚集工匠，准备兴建明堂。可是议论的人有的采用四时五行的形象，五室九室的规制，有的说应设在寝宫，或设在郊外，或设在国都南边。想要考求古制，却有不合之处；想要遵循近制，又恐怕过于浅陋。想要根据道义创制，又恐怕不效法古代。然而其中的义理、方位、规格、制度，必定有所依据可考。各位大夫应当尽力阐明这些道理，光明地事奉昊天，崇高地报答先烈，这不是很正当的吗？"

《文献通考》记载：政和二年，皇帝亲自考试举人，开始废除赐诗，改为赐箴。此前御史李章说作诗有害于经术，从陶渊明到李白、杜甫，都遭到讥讽诋毁。皇帝下诏交由有关部门立法。

宰相何执中于是奏请禁止人们学习诗赋。又下诏士人不得学习史学。

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前从崇宁年间以来，专门推崇王安石的学说，士人不学《三经新义》、《字说》就不予录用。到致和初年，公众舆论不认为这样是对的，蔡嶷担任翰林学士，慕容彦逢担任吏部侍郎，宇文粹中担任给事中，张琮担任起居舍人，联名上奏希望今后时务策问都能随事参照汉唐历代的史实来出题，得到皇帝御笔批示："经典用来记载道理，史书用来记录事迹，本末都要通贯，才称得上通儒，可以依照所奏施行。今后时务策问都要以历代史实为据，希望能造就博学之士，不辜负朝廷选拔人才的用意。"不久，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上奏说："诗书礼乐，是三代的旧制，而史书记载的是秦汉隋唐的事情。学习《诗》、《书》、《礼》的，是先王的学问。学习秦汉隋唐史事的，是流俗的学问。如今近臣进献的建议，不阐述尧舜之道，反而提倡汉唐的陋习，不让士人专心研习经术，反而让他们学习流俗的学问，这样可以吗？希望废止前几日的诏令，让士人专心于先王的学问，而不流于世俗的习气，那将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又降御笔批示："经典用来记载道理，史书用来记录事迹，本末都要通贯，才算是通儒。如今再三考虑，记事的史书，是士人应当学习的，不是君主用来教化的内容。况且诗赋之家，也都涉及史事。如今废除诗赋，而让士人兼习史学，那么士人就不能专心于先王的学问，流于世俗的爱好，恐怕不是先帝用经术造就士人的本意。可以依照先前的奏请，先前降下的指令不再施行。"这是政和元年三月戊戌日的事。

马端临说：按，尊崇经书，抑制史学，废除诗赋，这是崇宁、大观以后设立科举、造就士人的主要宗旨。这种说法似乎很正当。然而经书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有王安石（荆舒）的《三经新义》。史书和诗赋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有司马光（涑水）的《资治通鉴》，苏轼、黄庭坚的唱和之作。这些奸邪之人借着正大的言论来成就他们的私心，他们内心真的认为六经胜过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吗！

五年三月九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古代的圣人用道

译来治理天下，处于无为的境地，实行不言的教化，用之不尽而万物自然化育。朕不明白这个道理，君临天下四方，早起晚睡，想要推行这个道理，使之神妙而明达。然而万物有的前行有的随从，有的嘘气有的吹气，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承载有的败坏，互相化生互相成就，互相形成互相倾覆，没有谁能够使它们统一。这就是大道之所以难以推行，奸邪祸乱之所以难以感化的原因，要怎样才能化解这些纷乱，融合这些差异呢？以前谈论道的人，有的说天效法道，又说道的大本源出于天。道不是阴阳，又说一阴一阳就叫做道。道是无为的，却又说道生育万物、长养万物、成就万物、养育万物。道是没有名字的，却又说可以称之为大，可以称之为小。道本来只有一个，可是这些说法各不相同，是为什么呢？尧、舜、三代凭借这个道理成就帝业、成就王业。从汉代以来，历代君主，没有谁能明白这个道理。朕正想在千年之后仿效",让千差万别的见解归于一致，辨明同异的言论，来消除蒙蔽愚昧的习气，还不知道方法。各位大夫不要流于浮华虚伪，为朕详细说明。"取中何以下六百七十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缺。

（此处原文有阙失）……顺应，通达于神明，就能裁定成就、辅佐相助，赞助天地的化育，使天人和谐相同，让他们之间没有间隔。到底要怎样施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从前周武王虚心询问，箕子尽道陈述，从五行开始，接着讲五事，最后讲五福。各位大夫平常所学知晓的，都请写在文章中，朕将把它施行于政事，不要让前人独占周代的美名，这不是很正当的吗？"赐予太学生权适等上舍及第，除去布衣身份，授权适为承事郎，赵奭、金端一并授为文林郎，甄惟氐授为从事郎，命他们随进奉使李资谅返回本国。七年二月九日，皇上驾临集英殿，考试高丽留学生金端等人的策文道："朕认为道体现在政事上，从上而治来观察天象，那么七政可以得到齐整，五辰可以得到抚顺；从下而治来考察地理，那么万物各得其宜，山川富饶，鸟兽鱼类……

（原文残缺）

八年三月十六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认为古代的圣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来引导百姓的日用。所以黄帝开始厘正天纲，观临八方极远之地，考订建立五常之道，推原阴阳的变化，归类万物的情状，穷究性命的道理来启迪后世。尧、舜于是命令羲氏、和氏，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用璇玑玉衡来测定，以齐整七政。箕子陈述《洪范》，协调水火木金土五行，推而体现在貌言视听思五事上。左丘明有取于六气之说，说的是阴阳风雨晦明而已。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他们的道理是一致的。可是他们的说法和运用却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今年戊戌年是赫曦纪年，太阳主运，是运气太过之年。太过与不及，互相为终始，太过的就抑制它，不及的就扶助它。然而五行相生相克，相互沿袭相互承接，高低相互感召，升降相互因循，它们的变化没有穷尽。要怎样才可以裁成其道，辅助其宜，使之适中平衡，没有过多或不足的祸患，而和谐相同没有间隔呢？朕将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运筹于殿堂之上，兼明于天下后世。各位大夫要详细写在文章中，不要疏略。"取中嘉王以下七百八十三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缺。

宣和三年三月十二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考核效法前代帝王，遵循追求先帝的志向，只是德行未能相类。深深想到神器之重大，不可强行作为，不可固执把持，所以用道来治理它，早起晚睡，只遵循道，效法无为的益处，来驰骋于天下万世都没有弊病的境地。然而行道在于每天减损，事物有时减损它反而增益，增益它反而减损，减损又减损，达到无为的境地，那么这就是没有弊病的道，损益都随之

译而来。各位大夫认为要怎样才能做到无损无益呢？朕自从即位以来，想到承继历代帝王的基业，在百世之后有所作为，继承先志、述说前事，不敢有丝毫懈怠疏忽，确立政令、制定法度，无论大小都不遗漏，希望能够继承光大前人的功业。推行这些政令，间或用人不当，怀奸罔上，谋私背公。所以学校的教育虽然广泛，可是士人的风气却衰败凋敝；理财的方法越来越多，可是国家用度却日益匮乏；重视农业、注重粮食，可是饥荒却接连发生；禁止奸邪、制止暴行，可是盗贼却屡屡出现。近来已下诏给有关部门，稍稍抑制浮华虚伪之风，凡是不利于时势、不便于百姓的事情，一律加以更张改革，全都遵循熙宁、元丰年间的旧制了。大概可行的就沿用，不可行的就变革，这是权衡时势的适宜之举，用道来衡量，本来没有损益。然而当务之急，那损益因革，就在于今天了吧。各位大夫在朝廷上详细陈述，为朕说明，不要隐瞒。"取中何涣以下六百三十人，赐予及第出身。特奏名缺。

六年闰三月二十三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从前圣人用道来统御气，用气来统御变化，用变化来统御万物，从而弥合贯通天地，经营治理阴阳，委曲成就万物，依循万物的盛衰、奇偶多寡、盈亏的定数、左右的纲纪、上下的位置，而范围裁成的道理就显现出来了。后世弊陷于末流习俗，见闻浅薄，不足以与之说明白。朕承受上天的美意，效法上古，想要使万物和谐相同没有间隔，来施惠于百姓。然而万物产生以后才有形象，有了形象以后才有数，数不能划一已经很久了。天数是五，地数是五，可是有说法认为天以六六为节度，地以九九来制定会合，又说二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这是天地之数，交错综合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易经》说一年应有三百六十天，《尚书》说一年是三百六十六天，《黄帝内经》说七百二十个节气为一纪，年岁的纪数，本应可以坐而推算得出，却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传书上说万物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面对万物之数，数目不可穷尽，不能划一，不能统一到这种地步，将凭什么来推原本始、探求终末，融合其中的同异，统一其中的旨归，贯通它的变化，穷尽它的数目，来穷尽天下的道理呢？朕将要有所施行设置，各位大夫要详细说明，不要疏忽。"取中沈晦以下八百五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缺。以上出自《续国朝会要》。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八 举士 亲试

宋会要辑稿 选举八

举士

亲试

【宋会要】

高宗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听说治国之道本于天，天道本于民，所以视听从违不急于运用算数、占卜观测，而只考察民情。用至诚之心来对待，无论多远都能达到，古代的贤明君王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朕在天下动荡、危险濒临的时候承受宗庙社稷的托付，在父母兄弟离散、孤单势弱的时候怀着这份忧虑，想到必须抚恤百姓来感通上天，或许可以借此消解祸患、平定灾难。已经过了一年，无论睡卧起居都念念不忘这件事。所以国库枯竭匮乏，军费成倍增加，而赋税征收也相应减薄；外患尚未平息，盗贼还有很多，可是征收赋役仍有期限。选择郡守县令来厚待抚养百姓，责成廉访官吏来惩治贪污暴虐，为百姓着想而颁布的政令十之六七。凡是聚集百姓所想要的、去除百姓所厌恶的事，朕没有不闻问的，没有听闻而不体恤的，体恤而不施行的。然而迎接亲人的使者接连不断在路上，可是敌方的情意还未能取信；保卫国家的谋划专注于军事，可是军队的声势还未能张大；亲身实行淳

译朴节俭以厚植根本，可是骄纵奢侈的习气还未能改正；扩大公道来示范于人，可是私自枉法的风俗还占上风。刑罚赏赐不足以振作懈怠懒惰的风气，颁布文告不足以改变狂妄迷乱的心思，田地尚未安定，旱灾蝗灾损害年成。难道是朕没有德行，不能感动上天吗？还是政令失当，百姓因此而困苦呢？为什么至诚之心未能感通，而祸患又难以平定呢？想要收复亲族失地，安定边疆，清除盗寇祸害，改善风俗，使百姓安居乐业而勤勉地辅助国运，要怎样修治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各位大夫跋涉艰险来响应朝廷的详细延请，确实也很辛劳了。你们必定有至理之言，想要向朕陈述的，都请毫无保留地说出来。至于那些只夸耀空洞文辞而无补于实际，责怪过去而无益于现在的话，不是朕想要听到的。请把朕所未曾听闻而适宜于时势的道理说出来，朕将亲自阅览。"取中正奏名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分为五等，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其中何元仲等五人同学究出身。这一年因为战事阻隔道路，各路进士没能赶上殿试的，河北路李汇等二人，京东路祝师龙等二人，四川类试正奏名进士八十三人，陕西类试正奏名周忠厚等十六人，都赐予同进士出身。特奏名进士张鸿举以下，赐予进士及第、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特奏名照惯例常规，第一等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名、第三名一并赐学究出身。当时皇上刚刚即位，亲自主持殿试举人，是特别的恩典。

绍兴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承受国运衰败之时，获得继承大统，至今已六年。想到九庙尚未归还，二圣尚在远方，早晚警惕，不敢安宁。哀悯国运步履艰难已久，痛惜以往政事的失误，虚心求治，不惮于改弦更张，所以在朝廷上详细延请各位大夫，咨询当世的急务，希望听到长远的计策，来振兴大业。朕将考核你们的言论，采纳你们的见解，不只是遵循旧例、设立科举，敷衍人情而已。古代贤明的君王，继承中衰之世，凭借思治的百姓，芟除大乱，事半功倍。少康凭一旅之众而恢复了夏朝，周宣王振兴衰败而使成周复隆，光武帝三年而复兴汉室，唐肃宗两年而收复两京，都是承蒙前人留下的基业，拨乱反正，像这样容易。如今依赖四方百姓辅佐拥戴朕这渺小之身，是因为历代圣君遗留下来的恩泽还不算遥远啊。朕忧心劳神，不敢爱惜自身而不勤于为民。然而屈己求和以对待外敌，可是戎狄仍然内侵；招抚以平息盗贼，可是盗贼仍然猖獗；以粮食为急务，可是漕运接续不上而粮仓缺乏储备；以军事为重，可是选拔训练还不精良而军队多有冗员空额；官吏人员过多，可是失职的士人却还很多；田地大多荒芜，可是恢复耕作的农民却还很少；严惩贪官污吏，可是不能革除贪污的风气；优厚军功的赏赐，可是无法消除冒功滥赏的风气。当今如果不对外攘除夷狄就不足以安定百姓，不向百姓征收有节制的赋税就不足以供给车马兵员的众多需求，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要盘剥他们的子女，那又怎能保有百姓而称王呢？朕不明白治国之道，又暗于时事机宜，凡是以上这几件事，常常在心中交战，只能躺着而不能入睡，面对饮食也不禁叹息。各位大夫与国家共患难已经很久了，应当考察前代中兴君主的做法，他们施政的先后次序中有切合当今的地方，祖宗传承数代的制度，其中有可以举而施行的法度，平日研习学问、待人问事，有奇谋良策，本于自己心得，可以扶危救颠的道理，请都尽情陈述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这一天，皇上亲笔批示给殿试考校官说："这次殿试对策，说话正直的人要

译提拔到高等，谄媚奉承的人要置于下等，言辞尤其谄媚的人授予诸州文学。仍限十天内完成考核。"取中正奏名张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分为五等，一并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这一年，四川类试正奏名杨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第一名依照殿试第五名的恩例，其余都赐予同进士出身。特奏名石公辄以下一百五十八人，赐予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文献通考》记载：绍兴二年，皇帝亲自策问进士张九成等人。当时凌景夏排名第二，吕颐浩说凌景夏的文辞实际胜过张九成，请求更改赏赐名次为第一。皇上说："士人刚刚进用，便须辨别他是忠是佞。张九成的言论上自朕本身，下至各部门官员，说话没有丝毫畏避。"于是提拔他为第一名。张九成因为类试和亲试都是第一，特别晋升一官。四川类试正奏名第一名，依照殿试第五名的恩例。

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德行浅陋，承继大统，遭遇国家多难之时，想要救济却未能达成。所以广泛延请豪杰俊才，都聚集在朝廷上，希望听闻治国之道的要领。各位大夫务必尽心竭力思考，乐于为朕陈说。听说从前圣明君王治理天下，端正内心、真诚意念，亲身实行于上位，本来自有正道。而落实到具体事务上，则有时宽厚有时严厉，有时朴质有时文饰，变通随时势而定，不拘泥于形迹，所以他们的成就记载在史册上，昭然可见。朕十分仰慕这种境界。自从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九年了，想要洗雪父兄的耻辱而恢复祖宗的功业，日夜敬畏戒惧，不敢有丝毫荒废懈怠。可是施政有所差错，治理的成效却很缺乏，深深思考其中的缘故，不惮于改弦更张。近来曾颁下铨选考核的命令来选拔官吏，可是真正的人才仍未显现；严格禁止苛捐杂税来体恤百姓，可是实际的恩惠仍未取信；谨慎制定选练之法来治理军队，可是冗员冗食仍未革除。吏治没有整肃，民力没有恢复，兵势没有强盛，这就是朕的治理还未能有成效的原因。要怎样才能成就事功，消弭祸乱呢？提出建议的大臣，有的想要用考核课试来评定政绩优劣，减省官吏来抑制俸禄；有的说劳役不足以供应粮饷，就设立屯戍营田来宽缓；赋税收入不足以供给调度，就设立平准均输来辅助；爵位赏赐尚未停止，就制定武功的等级；纪律尚未严明，就参酌府卫的制度。凡是这些做法，是否合于古制，便于当今呢？还是其中有不恰当的地方呢？话虽如此，这些都只是治理的表面形迹。往上说，想要日月星辰各得其位，四季有序运行，灾害不生而动植物各遂其性；往下说，想要风俗教化推行，习俗淳厚，奸邪之事不再发生而朝廷内外齐心协力，这样就可以推知上天和百姓的帮助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中兴大业，或许就可以实现了吧。各位大夫认为要怎样经营谋划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请分条列举、详加阐明，务必切合实用，朕将以此为依据。"取中正奏名汪洋（赐名应辰）以下二百二十人，分为五等，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其中王日休犯了规矩，赐同学究出身。特奏名汪乔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赐予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八年六月十八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礼部正奏名、特奏名进士，正奏名与四川类试合格的人一同参订排定，分为五等，取中黄公度以下二百九十五人，赐予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林恪以下赐予进士出身、同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凭借浅薄的资质

译，抚理艰难的国运，早起晚食，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有所成就。如今朕虔诚敬奉上帝，可是恩泽绥抚百姓的成效还不显著；追述发扬先帝的功业，可是继承开创的功勋还未能成就。至德要道，是圣人治国的根本，可是还未能获得；散发财利、薄减赋税，是王政首先要做的事，可是形势还未能推行。设立科举来选拔士人，可是有人认为这是虚文；休整军队来休养生息百姓，可是有人认为这样不够威武。至于宗庙社稷迁移寄放，扈从护卫单薄稀少，士人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而专用私智，百姓习于苟且懈怠而不知返归根本。这些都是各位大夫应当共同忧虑的，你们要怎样帮助朕拯救几近坠落的国运，振兴中兴的大业，请详细写在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取中正奏名陈诚之以下二百五十三人，分为五等，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叶侁触犯规矩，赐同学究出身。林观国触犯庙讳，授下州文学。特奏名胡鼎才以下五百一十四人，赐予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听说古代贤明的君王广泛访求贤能之人而任用他们，所以治国的功业十分显著，名声流传，遥远得难以企及，朕十分仰慕。如今朕居于士民之上，不聪敏不英明，蒙昧于大道，所依赖以成事的，只有真正的贤才实能。然而扶助世道、引导百姓，需要德行，可是有人却混同于表面上忠厚老实实则同流合污之人；排解困难、化解纠纷，需要智谋策略，可是有人却专门用来谋取私利。为政如果只求敏捷，就不修饬廉洁的操守；写文章只追求华丽辞藻，就不以忠信为根本。平日在下位的轻视上位的爵禄，放纵贪得的心思；遇事时躲避繁难趋就简易，蔑视以公事为先的节操。难道是古人所说的德行智略、政事文章、心术节操，与如今的标准不同了吗？还是教化不够明确，拘泥于浅陋的习气才这样的呢？各位大夫学问优长而入仕，对于以上这几点，你们自处的道理必定已经审慎思考过了，要使风气大为改变，必定有其方法。请把这些道理全都陈述出来，详细写在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取中正奏名刘章以下三百人，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其中汪安仁触犯规矩，特赐学究出身。徐涓、李程触犯庙讳嫌名，特授下州文学。特奏名林洵美以下二百四十七人，赐予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十八年四月三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看自古以来中兴的君主，没有比得上光武帝那样兴盛的。他既攻取了王莽新朝的天下，又恢弘光大一代的宏伟规模，巍然与汉高祖相媲美，都延续了二百年的国祚，朕十分仰慕这种境界。如今各位大夫通晓治国的体要，都聚集在朝廷上，希望听闻当今的治国之道，要怎样兴革才能挽救晋、唐的衰败，要怎样奋进才能接续东汉的轨迹？既然要抑制臧宫那种锐意用兵的作风，谢绝西域那种质子外交的手段，那么用柔和之道来治理，必定要有相应的规章条例，既要兼顾创业和守成的美德，比起夏朝少康中兴、周朝宣王中兴还要更加光大，这本来就是各位大夫平日积蓄的学问。请写在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取中正奏名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一人，分为五等，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俞舜觊以下四百五十七人，赐予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这一年京府助教改为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二十一年闰四月十七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想到祖宗创业守成的宏大规模，足

译以掩盖夏商周三代五帝的功迹，然而中间遭遇厄运，变故起于意料之外，是因为效忠国家的臣子没有几个，而只为自己谋划的人却很多。如今朕承担中兴的国运，肩负拨乱反正的责任，所依赖于居官任职的君子的地方是最为迫切的。可是他们拘泥于耳目见闻，以小聪明互相争先，认为处理好官事是愚蠢，认为身体力行忠信是笨拙，把明哲保身当作深谋远虑，把两面讨好当作圆通机变，像这样国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各位大夫研读圣贤之书，通晓当世的事务，你们该如何深究改革，用什么方法可以洗涤旧习，用什么陶冶可以成就美好的教化，请明白地写在文章中，回应朕的殷切期望，并且借此可以看出各位大夫踏入仕途的志向，不要疏忽。"取中正奏名赵逵以下四百四人，分为五等，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其中杜时可四次触犯规矩，触犯庙讳嫌名，特授下州文学。特奏名昌永以下五百三十一人，赐予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二十四年三月八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朕承受列位先帝的美德恩泽，恰逢国运不顺的时期，肩负重大艰难的责任，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有所成就。幸赖上天悔改降下的祸患，使国家内外安定统一。趁着闲暇之时，接见儒生，广泛咨询当务之事。各位大夫众多聚集，请精心思考经学，详细探究史传，详细陈述师友传承的渊源，你们志向所仰慕的，行为怎样修养才没有虚伪，心思怎样修治才能达到真诚，这不只是要观察各位大夫立志的情况，也是国家选拔人才实效的体现，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请详细写在文章中，不要有所隐瞒。"取中正奏名张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分为五等，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吕克成以下四百三十四人，赐予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二十七年三月八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亲自出题策问道："听说以先王已成的法度为鉴戒，就能永远没有过失。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仰思祖宗以来，确立纲纪法度，各种制度都昭然明白，无论大小都全部具备，这都是历代圣君相互传授的谋略，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典章。朕继承这宏大的基业，恭谨遵守宏伟的功业，凡是一项号令、一项施政，没有不参照过去的成规，只以祖宗的成法为准则、为遵循。然而统一的禁令、赏罚的规定还和从前一样，可是奸邪弊病没有完全革除；赋税征收的制度、经常性的法度还和从前一样，可是财用还未十分充裕；选拔士人的科目、造就人才的方法还和从前一样，可是人才还未十分兴盛；升降官员的典章、训导启迪的方法还和从前一样，可是官吏或许还未能振奋。这毛病出在哪里呢？难道是道理虽然长久却不会改变，法度却有时会产生弊端，其中损益的道理，有不能停止的地方吗？还是推行这些法度的人不称职呢？

译人吗？朕想参考典籍中的训示，讲明推行治国之道的要领，使祖宗治理天下的太平景象重现于今日，这一定是有办法的。你们这些研习古学、进入仕途的士大夫，通晓治国之道，蓄积学识以待朝廷垂询已经很久了，请把见解详细写在卷子上。朕将亲自审阅。

正式录取奏名的王十朋以下四百二十六人，评定为五个等第，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皇上宣谕宰相沈该等人说：殿试的卷子当中，有的人极为直言，论及理财时说想要节省营造修建之事，比如建造高台亭榭、修筑楼阁，认为这些都是白白浪费钱财的事。朕虽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但喜欢他敢于直言。至于说到销金铺翠（用销金、翠羽装饰服饰器物）之事，朕多年来一直加以禁止，可至今仍未能彻底革除，应当把这些东西在大街上当众焚毁，并且可以订立法令，务必严加禁止。以往历次殿试对策，都不曾见过这样的话。朕认为……

译祖宗设立科举，不只是为了网罗人才，也是要借此寻求敢于直言的士人。朕前几天告谕考试官，让他们录取敢于直言的人，把他们排在前列，这不是虚文空话。可以把任贤辉字号的卷子列为第一。"特奏名李三英以下三百九十二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文献通考》记载：绍兴二十七年，此前蜀地士人赶赴殿试没能及时到达的，都赐予同进士出身。皇上考虑到其中有优秀者能够取得高第，不应该都被列在末等，因此提前告谕都省，放宽考试的日期以等待他们。宰相沈该上奏说："天气渐渐转热，皇上亲临考场不方便。请让后到的考生由臣等在中书省对其策问，评定高下。"皇上说："三年才对士人策问一次，朕难道会吝惜一日的劳累吗？"到唱名时，王十朋为第一名，第二名阎安中，第三名梁介。阎安中、梁介都是蜀地士人，皇上非常高兴。

三十年三月九日，皇上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颁布制策说："朕承继祖宗美好的德业，临朝治理宏大的基业，至今已三十六年，天不亮就起床、天黑才吃饭，以求治理的功效，志向勤勉、道路遥远，还不知道能否成功。如今广泛延请诸位大夫到朝廷之上，希望听到古代治国的良法，用以裁定当今的政务。望诸位竭尽心思，朕将垂听并加以询问。听闻善于治国的人，以仁德获得民心，以道义处理政事，宽严相济，政事因此和谐，没有别的道理。而《礼记》说商朝尊而不亲、周朝亲而不尊的差异，论者于是有崇尚严厉则受尊敬、崇尚恩德则受亲近的说法。史书记述齐国、鲁国有举荐贤能崇尚功业、尊崇尊者亲近亲人的差异，论者于是有齐国的政治接近商朝、周公治理周朝也就是用来治理鲁国的说法。圣贤治理国家，难道真是如此不同吗？还是说道本来没有两样，只是因时制宜而有不能强求相同之处呢？施行于当今，是否也应当有所取舍呢？汉朝的七位贤明君主都是贤君，汉文帝亲自践行恭敬节俭，以德教化百姓，宽厚足以推崇了，然而论者却说他不如汉宣帝

那样严明；汉明帝法令分明，幽隐的冤屈必定能够申达，严明足以推崇了，而论者却说他不如汉章帝那样宽厚长者。既然如此，那么治国之道应当崇尚什么，又该听从谁的说法才对呢？如今当务之急的事情很多，官吏之道还不够勤勉，士人风气还不够淳厚，民力还不够宽裕。若用宽厚来驾驭，就无法革除苟且怠惰的习气；若用严厉来督责，又担心会有苛刻烦琐的过失。要想使风气淳美、政令通行，实政修明、声名树立，追比两汉的功业、接近三代的盛治，应当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呢？诸位大夫要好好阐明，朕将亲自阅览。"取正奏名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二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黄鹏举以下五百一十三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以上出自《中兴会要》。

孝宗隆兴元年四月十二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礼部奏名进士正奏名木待问以下五百三十七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

第二天，引见特奏名梅瑛以下二百七十七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引见武举进士正奏名孙显祖以下三十七人，孙显祖补授保义郎，其余全部补授承节郎，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材武科汪国材降二等，补授进义校尉。

干道二年三月九日，皇上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奏名、特奏名进士，颁布制策说："朕以不才，继承大统，遵循尧的治国之道，至今已五年，日夜思念贤才俊杰，才得以在朝廷之上亲自策问。诸位大夫众多而齐聚等候问询，

译必定有高深的见解、深远的谋虑，来响应朕的广泛延请。听闻唐尧虞舜之世，法度彰明，礼乐昌盛，不需奖赏而百姓自我勉励，只需画像示警而刑罚搁置不用，君臣应和唱酬，不出殿堂而天下大治，朕非常仰慕这样的境界。如今朕早起

晚食，兢兢业业，唯恐无法配合祖先的荣光而继承祖业，如同踏在深渊薄冰之上，不知能否成功。近来设立举荐的科目，下达聘请征召的命令，然而实实在在的人才仍未能涌现。堵塞侥幸取巧的门路，申明禁止奔走钻营的规定，然而公正之道仍未能推行；广开言路，扩大治国的规制，然而纲纪仍未确立；选择郡守县令，致力于宽厚体恤百姓，然而民风民俗仍未富足；贪赃枉法的刑罚不可谓不严厉，然而还不能使人人都行君子之道；钱粮的政务不可谓不勤勉，然而还不能使国家有多年的积蓄。屯田以充实边塞，有人说士兵不如农民耕种得好；改革弊政以充实国用，有人说用铁钱不如用楮币。难道是施行的方法没有抓住要领吗？还是说文饰过多而弊病难以革除呢？为何比起古代来还差得这么远。内修政事，是周宣王振兴周朝的原因；核实名实，是汉宣帝振兴汉朝的原因。考察史书典籍，他们施行的实际效果如何？诸位大夫通晓古今，明白当今的政务，凡是可以移风易俗、富国强兵的方法，都要毫无保留地陈述出来，朕将阅览。"取正奏名萧国梁以下四百九十四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黄硕以下二百九十五人，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京府助教、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颁布制策说："有阵法就必定有名称，有名称就必定有数目。吴国的常山阵，郑国的鱼丽阵，太公的五行阵，李靖的六花阵，从名称就可以知道其含义，从数目就可以知道其法度，本来就有不需考证也能明白的道理。至于掘机之阵，其制度出自黄帝，依据丘井之法而分开九个方位，依据方位而区分奇正，即便后世有极高的智慧谋略，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如今考察那些一问一答的记述，所谓数目起始于五，为何不起始于四？数目终结于八，为何不终结于九？四为正，不知何者为正？四为奇，不知何者为奇？阵与阵之间容纳着阵，

队与队之间容纳着队，所容纳的是什么地方？分散开来成为八阵，聚合起来成为一阵，所区别的又是什么形状？后来又有论述风后八阵的说法，说横向的阵抵御在外，纵向的阵排布在内，风云附着在四角，用来防备万物，虎张开双翼向前推进，蛇朝向敌人蜷曲盘绕，飞龙与翔鸟，上下其势，用来发挥效用，不知这又是如何区分的呢？诸位大夫对这些非常精熟，请详细写在文章中，朕将亲自阅览。"取正奏名蔡必胜以下二十人。蔡必胜补授成忠郎，其余全部补授承节郎，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第二名李可久、第三名林桂与第一名享受同等恩例。李可久先前已有官职，又晋升官阶两等，这是采用龙飞榜的恩例。

五年三月八日，皇上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奏名、特奏名进士，颁布制策说："听闻虞舜无为而治使天下太平，周文王则太阳偏西都没空吃饭；汉文帝宽厚长者，致力于以德教化百姓；而汉宣帝则严格核实的政事，以法度约束臣下。这四位君主，为治之道各不相同，却同样归于天下大治。既然如此，那么劳逸宽严的适宜，也是各自根据其所处的时代吗？朕以菲薄之才，承继宏大的基业，遵循唐尧之道，兢兢业业地处理万般政务，不敢有丝毫懈怠安逸，也只是以古代帝王为效法的榜样，至今已八年了。然而德行还有未能达到的地方，信用还有未能取信于人的地方，缺失的政事还很多，虚浮的文饰仍占上风。倡导敦厚朴实以示教化，

译而僭越礼制的人仍然众多；以谨慎体恤来审慎用刑，而触犯法律的人仍然众多；严格入仕的途径，而铨选部门仍未清明；考察治理百姓的官员，而奉公守法的官吏仍未显着。至于士人风气还不够醇厚，民间习俗还不够淳朴，广开储蓄而粮食仍未丰足，减免赋税而百姓仍未富裕，设有劝农的官员而田地并未增加开垦，委派观风的使者而百姓有时仍申诉冤屈，虚心礼待隐居之贤者而贤才仍有遗漏，礼遇勇武之士而猛将仍然缺乏。屯田积粮，有人认为士兵不如农民；选择将帅安定边境，有人认为文臣不如武将。挽救弊政的方法，因时制宜的适当措施，正是诸位大夫所熟悉讲习的，望竭尽心力作答，

不要辜负朕的委托，朕将亲自阅览。"取正奏名郑侨以下三百九十一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刘鼎以下二百九十一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颁布制策说："从前唐太宗与他的臣子李靖讨论兵法，到最后，提出最深奥的问题，李靖将其分为三等：一是道，指神圣威武而不轻易杀戮；二是天地，指天时地利；三是将法，指任用人才、利用器械。唐太宗也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是上策，百战百胜是中策，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是下策，务必使学习兵法的人从下策进到中策，再从中策进到上策。这些话是对的，然而任用人才、利用器械，深挖壕沟高筑营垒，这些在我方是本来就可以自我完善的方法，至于不轻易杀戮的武德，不战而胜的功业，虽然是我方的本心所愿，然而有不能自己确保实现的地方。我想用诚信来对待敌人，敌人却可能用诡诈的谋略来回应我；我想用德义来怀柔敌人，敌人却可能用强暴来对付我。这样又怎能使学习兵法的人经过习练而达到上策呢？唐太宗亲身经历百战平定祸乱，李靖在沙漠边地竭尽兵力，都常常只用中下之策，最终没能实践上策，难道也是因为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吗？还是说自我修治的策略、以谋略挫败敌人的兵法、以精神威慑敌人、以道德安定边疆，也有其他说法呢？诸位大夫是懂儒学又谈论兵法的人，请把兵法中最深奥的道理，都为朕条陈出来，不要有所疏略。"取正奏名赵鼐以下二十九人。赵鼐补授保义郎，其余全部补授承节郎。特奏名郑砺晋升武校尉，吴嘉宾晋升义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八年三月十七日，皇上亲临集英殿考试礼部奏名进士，颁布制策说："朕承继宏大的天命，治理万民，恭敬谨慎、心怀敬畏，唯恐德行不能与先王相称，因此顺应考察历代帝王的法度，广泛探寻典籍的记载，寻求可以效法的榜样，

用来辅助治国。想到七位贤明的君主，如同三宗那样显赫的贤王。巩固根本、培植基业的，是致力于德行的君主；整顿军队、治理兵事的，是拥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听闻他们的名号，也观察他们的成就，都各有所偏，未能达到极致。像汉文帝的德政，则是罪不牵连妻儿，宫中不蓄女乐。爱惜修建露台的费用，免除租税的征收，可以说是仁德了。然而收敛锋刃的施行，放弃斧钺的使用，只崇尚宽厚，威严未能伸张。朕认为凭借汉文帝的文德，如果又能辅以武威，岂不是更好吗？像汉武帝的功业，则是选拔贤明的将领，讨伐不臣服的外族，匈奴远遁，各方蛮族归顺，可以说是兴盛了。然而尸横遍野、白骨暴露，快意于征讨胡人越人，财力谋略耗损却难以为继，战乱因此日益滋生。朕认为凭借汉武帝的武功，如果又能以仁德为根本，岂不是更好吗？唉！文治是帝王的利器，武功是文德的辅助。文治施加得深厚，那么武功所能使人臣服的就大。唐太宗实在是文武兼备的君主。看他对内平定祸乱，对外驱除戎狄，使百姓安居乐业，各有其生计。史官因此称赞他功德兼备兴隆，是自汉朝以来所未曾有

译过的。瞻望这清明的风范，朕由衷地向往仰慕。想要效法他的成就伟业，追随他的功绩，要如何修治、如何整饬才能使夜不闭户、行旅不需携带干粮呢？要如何取舍、如何经营才能使刑狱几乎搁置不用、米价每石只需三钱呢？家家富足、人人充裕，这样的治道要从哪里入手呢？仁义、功利这四者的适宜之处，应当如何施行呢？诸位大夫熟习先代圣人的治国之术，通晓当今的政务，志向相合、度量道义，想必已经知晓答案了。请明白地开导启示朕，尽心作出正确的论述，不要辜负朕的委托，朕将亲自阅览。"取正奏名黄定以下三百八十九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陈瑀以下四百八十一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颁布制策说："朕想到从前修治攻战的器具，设置防御的装备，常常是在国家太平无事的

时候准备的。而富国强兵之道，大都取法于人事。用锄头耙子当作长矛戟这样的兵器，用竹笠当作铠甲盾牌，春天收割夏天耕作就是他们平时步兵骑兵的训练，乡里之间互相编组就是他们的符信凭证。凡是从百姓中征取所用的东西，为何如此顺当便利，而教化管理百姓，又为何如此简便容易呢？如今江淮、襄汉一带草木丛生绵延千里，原本号称肥沃之地。是想效法古人已经施行过的做法并适时加以措施，留驻屯兵一万人，如赵充国在金城那样吗？那么士兵就不能安心于务农，反而或许妨碍了操练；还是让士兵与百姓混杂耕种，如诸葛亮在渭南那样吗？那么士兵与农民就不能相安无事，或者以致两者都荒废了。为何古人施行时，功效能如此地必然见效，而如今施行，却如此地困难呢？难道是规划得不够周全，还是奉命执行的人不得其人呢？诸位大夫请为朕推究其中的缘由，不要有所疏略。"取正奏名林宗臣以下三十三人。林宗臣赐武举及第，补授保义郎，其余全部赐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吕庭彦补授进武校尉，李元老补授进义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天头原有批注："'林宗臣'一作'林管'，以下同。'三十三人'一作'四十一人'，'保义郎'一作'秉义郎'。'减'字上一个版本有'各展'二字。"）。以上出自《干道会要》。

宁宗庆元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宰相执政上奏说来年在殿前策问考生的事，依照祖宗旧例应当暂且免去。皇上说："如今正当国丧，应当等到下一次举行科考时再施行。"余端礼等人上奏说："下次科考正好是新皇即位后的第一次科考，仍应举行皇帝亲临考场的礼仪。"

同一天，皇上下诏："庆元二年礼部奏名进士，可以依照祖宗旧例，不再进行皇帝亲临考场的策试。"

庆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阁门官员上奏说："已经下达指挥，庆元二年礼部奏名进士不再进行皇帝亲临考场的策试，依照旧例，由阁门引见，退朝后到幕次，等授予

牒、袍、笏完毕后，引导他们到宫门谢恩，分作两天引见。此前有一次引见举人的时候，依照礼仪在后殿引见，采用七拜的大起居礼节。班首出班致辞完毕归位，行五拜礼后退下。查检绍兴八年六月引见举人的情况，当时正值徽宗皇帝显肃皇后的服丧期间，尚未完全恢复吉服。当时

对举人只令行四拜起居礼，致辞完毕后再行两拜。如今引见举人，正值孝宗皇帝的服丧期间，尚未完全恢复吉服。依照旧例只令行四拜起居礼，致辞完毕后再行两拜。查检绍兴八年、隆兴元年引见举人的情况，都是在射殿举行。不进行谢恩、辞别之礼。上殿的班列只限三省、

译枢密院官员，奏事完毕后，移动椅子。皇帝亲临殿堂坐见举人。若逢假日，命令合门以下应值的各司官员、承旨、修注、管军、御带、环卫等官行门起居礼，其次是三省、枢密院起居奏事，其余官员一律免于参加。按旧例引见举人完毕后，退出殿外等候有司发放

牒和袍笏完毕，各甲的人到殿门外，谢恩后退下。按旧例在引见举人前两天，合门差遣舍人一员、承受官二人，到净慈寺演习礼仪，命令礼部告知通报。按旧例引见举人，要等礼部把编排好的黄榜姓名下达，合门再取旨引见。"皇上下诏因为正值孝宗皇帝的服丧期间，暂且在后殿引见，依照惯例分作两天，只让前三甲进入殿中站立班列，其余的在门外相见，并且都令从和宁门出入，经过的门户也都提前一刻开启，其余依照所奏施行。

五月十二日，皇上亲临后殿引见礼部奏名进士，正奏名邹应龙以下五百零六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程维显以下五百七十八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引见武举进士正奏名周虎以下五十九人，周虎补授秉义郎，林仲虎、游叔昌补授保义郎，都赐武举及第。其余全部授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庆元五年四月十八日，皇上亲临集英殿引见礼部奏名进士，取正奏名曾从

龙以下四百一十二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谢藻以下七百八十九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陈良彪以下四十五人。陈良彪、

胡应时都补授从义郎，李亮补授成忠郎，都赐武举及第。其余全部授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补授进武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十九日，皇上亲临幄殿，引见武举人射箭。

二十六日，皇上亲临幄殿引见文士正奏名射箭。

二十七日，皇上亲临幄殿，引见文士特奏名射箭。

五月七日，皇上亲临集英殿，皇帝亲临殿堂唱名，赐进士及第。唱名到第一、第二甲完毕后，进膳。御药院想沿用近来的惯例，从第三甲以后，只按各甲一并宣布。京镗等人一同呈上札子，请求遵照祖宗旧例，一一唱名宣布。皇上欣然听从了这个请求。到再次临轩时，京镗等人上奏说："臣等刚才冒昧陈述意见，这本是祖宗的旧有制度。孝宗皇帝晚年难以久坐，只有一两次科考权宜地改为这样，从此以后就成了惯例。陛下如今一旦恢复旧有的制度，众多士人在朝廷之上，都能一一仰望天颜，实在是盛事。臣等与众多士人都感到无比荣幸。"皇上说："既然是祖宗的旧有制度，岂能轻易废弃？"同一天，下诏曾一龙可以改名为曾从龙。

十三日，宰相执政进呈奏事时，京镗上奏说："凡是祖宗的法度，都不可以轻易更改。就像臣等前几天冒昧陈奏第二甲以后的进士要一一唱名宣布，这本来就是自古以来的旧制。陛下能够从善如流，立即赐予施行。"皇上说："那天虽然觉得汗流浃背，但也不以为劳累。"京镗上奏说："三年才策问士人一次，他日多有能为国家所用的人才。一一唱名宣布的制度，实在不可以废弃。不只是新皇登基之初应当这样，以后的科考也应当如此。"谢

深甫上奏说："唐宪宗与宰相讨论治国之道，天色已晚、暑热难耐，汗水浸透了御服，宰相请求退下，唐宪宗挽留他说：'与卿等讨论治国之道，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疲倦。'史官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作为美谈流传。"皇上说："曾经见史书记载唐宪宗的这件事，深切感叹

译仰慕。"

十四日，下诏："正奏名的射箭考试，凡射中箭靶的依照标准给予恩赐晋升。特奏名免于射箭考试。"这是听从礼部的建议，参照绍熙四年的旧例的缘故。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下诏："嘉泰二年礼部奏名进士，可以依照祖宗旧例，不再进行皇帝亲临考场的策试。"

嘉泰二年五月十八日，合门官员上奏说："已经下达指挥，这次省试举人，不再进行皇帝亲临考场的策试。"所有正奏名、特奏名进士引见的日期，下诏定于本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引见。

二十六日，皇上亲临后殿引见礼部奏名进士，正奏名傅行简以下四百三十九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何峄以下四百九十七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引见武举进士，正奏名叶□以下四十二人，叶□补授秉义郎，林贯道、缪震补授保义郎，都赐武举及第。其余全部授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特奏名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开禧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皇上亲临集英殿引见礼部奏名进士，取正奏名毛自知以下四百三十三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特奏名陈思以下六百一十一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郑公侃以下四十六人。郑公侃补授秉义郎，方震、孙应

龙补授保义郎，都赐武举及第。其余全部授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二十七日，皇上亲临幄殿，引见武举人射箭。

六月六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文士正奏名射箭。

七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文士特奏名射箭。

开禧三年八月七日，下诏："大行太皇太后驾崩升遐，已下达指挥，宫中自行守三年之丧，明年正值殿试之年，是否应当皇帝亲临考场，命两省礼官讨论。"不久吏部尚书陆峻等人讨论本朝典章旧例，哲宗皇帝元佑八年九月三日，宣仁圣烈皇后驾崩升遐，以嫡孙承担丧礼重任，曾有诏令在宫中实行三年的服丧。第二年绍圣元年三月十四日，皇帝亲临集英殿策问进士。"下诏依照旧例施行。

嘉定元年三月四日，下诏毛宪革职罢官，毛自知降为第五甲，追回第一名的恩例。不久有臣僚上言："恭闻绍兴更化之初，首先革除了大殿策问士人的弊端，高宗皇帝曾经说：'秦埙考中甲科，答对策问的话都是秦桧的言语。朕将他的名次退后，列在第三名，不让他与寒门士人争夺前列。'"不久淮东提举朱冠卿上奏说："故去的宰相当权时，前一次科考曹冠、秦埙等八人滥竽充数窃取儒科名位，英明的决断赫然彰显，一并加以驳斥罢黜。近来奸臣窃取权柄，破坏祖宗的法度。贡举的公正选拔，也又一次徇私舞弊。前后臣僚的奏陈，都只涉及省试考场的欺诈弊端，从未听说殿试对答也可以用计谋取巧的。往年陛下亲自策问众多士子，毛自知唱名第一，公众议论纷纷，都说毛自知本名毛自得，冒用了他弟弟的解额，才得以侥幸列入奏名。他的父亲毛宪当时担任都司，与苏师旦

关系一向密切，暗中谋划泄露策题，提前把策文写成全篇，毛宪执笔的部分居多，只是差人另行编排，文字仍可辨认，优先批给高分，于是获得第一名。毛自知无以报答苏师旦对他私下的恩情，亲自登门拜访，跪拜致谢。京城百姓甚至编成歌词讥讽嘲笑，众口喧传。苏师旦又替他谋划，任命毛宪为察官，那些心怀不平的人这才不敢再说话了。当乙丑年春天时

译，边境安定太平，两淮、荆襄、全蜀一带的百姓安乐祥和。毛自知献上策论，认为上天要灭亡这个胡虏，决定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如今若不趁此机会平定中原，恐怕必定会有豪杰之士凭借大义，占据关中，来号令天下。又担心朝廷议论不够坚决，又在文章末尾说朝廷的威势还不够尊崇，台谏的权力还不够重要，意图想要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而决意用兵的策略。不知道毛自知见识到什么才会这样说呢？毛自知趋炎附势、迎合当时的喜好，以求取世俗的资本，为自身谋划确实算得高明了，可对国家社稷、百姓生灵又该如何交代呢！何况皇帝亲临殿廷策问士子，如今又到了这样的时候，如果不大力端正纲纪，彻底革除以前的弊端，那么忠诚正直的言论，又从何而进呈呢？希望陛下英明决断，首先将毛宪予以罢黜，以此惩戒他阿附奸邪之人、想要谋私利于自己儿子、忍心欺骗君主的行为。至于毛自知的名次，取决于圣上的裁夺施行。"因此才有这道命令。

六日，礼部、太常寺上奏说："讨论皇帝亲临殿试时的服饰等事宜，查照宣仁圣烈皇后驾崩升遐，哲宗皇帝以嫡孙承担丧礼重任，在绍圣元年三月亲临集英殿策试进士的旧例。如今这次殿试，应当依照绍圣年间已经施行过的旧例。所有的御服，因为尚未完全恢复吉服，恳请就穿现有的黄袍、黑犀带。"下诏依照讨论的结果施行。

四月三日，臣僚上言："臣私下观察贡举的条例规定，凡是应当发文送到国子监应试的考生，都有一定的差等，而所要回避的只限于同姓，至于被差遣担任考校官的，凡是应考的士子，按法律应当回避的，如果是同姓则不以服丧的亲属关系为限制。若是母亲、妻子、姐妹这类缌麻以上的亲属，都要发文送到别头考试的地方应试，以防止利用人情关系，杜绝私心。等到省试奏名之后，凡是现任两省、台谏、侍从官员的亲属，必须开具姓名呈报，让他们到后省复试，以此打开寒门贫士的进身之路，以防止权贵子弟的

弊端。奏名之士，陛下亲自在殿廷策问，垂询治国之道并决定取舍，虽然最终决定都出自陛下，然而中间要经过初考、覆考、编排、详定等官员。这些官员的子弟亲属若有参与考试的，本来就没有回避亲属的规定，有时名列前茅，往往被人议论，而当事人自己也安于没有相关法律约束，不认为这是徇私。恳请从今以后殿试对答，应当仿照后省复试的制度，下达文书给礼部，开列出所有在朝任官、有服丧亲属关系且现在正参加殿试的人员名单，一并给予回避。这样才能杜绝侥幸取巧的门路，昭显公正之道。"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

嘉定元年五月六日，皇上亲临集英殿，引见礼部奏名、特奏名进士，取正奏名郑自诚以下四百二十五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刘黻以下六百四十一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周师锐以下四十四人。周师锐补授秉义郎，杨煜、周轼补授保义郎，都赐武举及第。其余全部授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补授进武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七日，皇上亲临幄殿，引见武举人射箭。

六月二十三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文士正奏名射箭。

二十四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文士特奏名射箭。

七月十二日，下诏保义郎、被授予全州文学一职的赵汝易特别加恩，附于第五甲末尾赐予出身。赵汝易殿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因为姓名触犯了皇帝庙讳的嫌名，才改授文学一职。赵汝易恳请依照以前进士林一鸣、宗室子弟

译希旦触犯庙讳的先例，比照降甲改正出身，皇上特别准许了他的请求。

嘉定四年五月八日，皇上亲临集英殿引见礼部奏名进士，取正奏名赵建大以下四百六十一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

出身。特奏名石继喻以下六百七十九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林汝浃以下四十人。林汝浃补授秉义郎，黄宋祥、王国定补授保义郎，都赐武举及第。其余全部授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九日，皇上亲临幄殿，引见武举人射箭。

六月十三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文士正奏名射箭。

十四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文士特奏名射箭。

嘉定七年五月四日，皇上亲临集英殿，引见礼部奏名、特奏名进士，取正奏名袁甫以下五百零四人，分为五等，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特奏名张彻以下六百六十九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刘必万以下四十八人。刘必万补授秉义郎，林景衡、林武子补授保义郎，都赐武举及第。其余全部授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各按等差减少磨勘年限。

七日，皇上亲临射殿，引见文士特奏名射箭。

二十七日，左谏议大夫郑昭先上言："仰念陛下登基以来，日夜勤于政事，求贤若渴，难道不是认为民间的议论，足以补正朝政的缺失吗？所以每逢大考之年，颁发明确诏令，让

四方的士人，在八月分别在各自的乡里应试。第二年，选拔乡贡的士人，在二月由礼部主持考试。其中合乎标准的，就把名单奏报朝廷。陛下想要向他们咨询当世的政务，于是在三月内亲自在殿廷策问，又在四月在集英殿唱名。朝廷有既定的法度，士人有既定的志向，都能按期而到。四

川的士人距离京城遥远，考虑到他们赶路来不及，参加乡试是在二月，参加省试是在八月，提前半年完成这两次考试，才能够赶赴殿廷对答，这是既定的规矩。如今蜀地的士人大多延误行程，就像商贾一样滞留不前，往往要拖到四月末旬才选定日期来等待他们。到了期限却仍不到，又不免要拖到五月上旬再另选日期。进退迟速，全凭他们自己决定。虽然陛下急切地想要听取直言，不惜为此而迁就变通，但士子……

译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上言说："国家选拔人才，只有进士科选拔的人才最为兴盛。所以每逢三年一次的大规模考试，都要格外详审、用心对待。四川地处偏远一方，赴京参加殿试的士人有长途奔波之弊。至于类试在仲秋（八月）末举行，放榜在季秋（九月）末，夔州路、利州路两路，要过半个月才能见到榜文，因此赴殿试的士人，要跋涉万里，登舟启程大多已到隆冬季节，又被船夫要挟、渡口关卡阻滞。请求从制置司下令各州放行渡口，务必在年前全部起程出发，并约束沿江税务关卡及时放行通过。如此周详安排，若到孟夏（四月）初一，举人仍未能进入京城的，就不再赐予殿试对策。这样，希望皇上亲临殿试之日，不在盛夏酷热之时，也革除殿试拖延的弊病。"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年四月二十二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接见礼部奏名、特奏名进士，取正奏名吴潜以下五百二十三人，分为五等，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特奏名陈珏以下六百六十三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州下州文学、诸州助教等官职。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朱嗣宗以下四十五人。朱嗣宗补授秉义郎，华岳、朱同宗补授保义郎，都赐予武举及第。其余都赐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的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并按等第减少磨勘年限。

二十七日，皇上驾临幄殿，接见武举人考核他们射箭。

五月二十二日，皇上驾临射殿，接见文举正奏名进士考核他们射箭。

二十三日，皇上驾临射殿，接见文举特奏名进士考核他们射箭。

高宗皇帝在大殿上亲自策问士人，曾对宰臣说："朕这次举措是要求取人才以供当世之用。如果他所说的话刚直恳切，那么他日必定是个端方不阿的士人；如果他所说的话阿谀软弱，那么他日必定没有真才实用。所以朕借此举崇尚奖励恳切正直之言，希望士人知道该崇尚什么，从而养成好的风气。"多么美好啊!这才是我朝选拔人才的家法。近年来应对策问的士人，大多因袭纸上的空话，说话直率的不是矫激就是攻讦，说话空泛的不是夸大就是虚妄，往往揣摩时事情势，追逐一时风气，只求争一日之长短，以此窃取科第而已，其他的都无暇顾及。

十三年五月二日，监察御史徐龟年上言说："国家用策问选拔人才，是古人'敷奏以言，明试以功'遗留下来的用意。然而了解一个人本来就难，通过言语来了解一个人尤其难。从前唐代陆贽曾说：'一个人怎么能凭一次应答、一次诘问，就说已经了解了他全部的才能呢。'如今使天下的士人亲自在天子的殿堂上接受策问，正是要通过他所说的话来窥察他内心的存想，就着他胸中的抱负，来考察他日后的作为，这岂止是应付故事而已。臣恳切地看到，我朝历代圣君相承，爱护辅弼之才，正是要借此培养他们的心志，磨砺他们的品行，为国家数代培养可用之才。何况那些隐居山林、穷困潦倒的士人，滞留学校、久困场屋的人才，本来就怀抱学识，久久不能上达天听，一旦让他们得以近距离面见天颜，陈述得失，这实在是布衣士人平日的夙愿，因此必定要有所崇尚奖励、激励振作，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学识底蕴才行。恳请将臣这份奏章下发，以此激励勉励众多士人，开启不避忌讳的言路以招来直言，表明激励劝勉的用意以收取真才实学之人。这对于治国之道，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七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接见礼部奏名进士，取正奏名刘渭以下四百七十五人，分为五等，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特

译奏名温若春以下六百四十七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州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陈正大以下四十四人。陈正大补授秉义郎，曹翥、戴鹰扬补授保义郎，都赐予武举及第。其余的赐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的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并按等第减少磨勘年限。

六月一日，皇上驾临幄殿，接见武举人考核他们射箭。

七月二日，皇上驾临射殿，接见文举正奏名进士考核他们射箭。

三日，皇上驾临射殿，接见文举特奏名进士考核他们射箭。

嘉定十五年八月十六日，臣僚上言说："臣私下看到，国家选拔人才，自太祖开宝六年起以三月在讲武殿复试，历代圣君相承，殿试大都在三月举行。南渡以来，皇上特别体念蜀地士人道路阻隔遥远，便将类试分别在成都举行预试，以便利他们入京应对。从绍兴到淳熙年间，殿试都不出三月举行。类省试中选之人赶紧整装准备行程，不敢拖延，都在冬至之前就动身上路。开禧丁卯年，恰逢类省试延误了期限，行程稍有延缓，殿试便推迟到五月，这是出于特殊的恩典。此后便习以为常，直到次年正月才动身启程。以往士子必定四五人合雇一艘船，船只容易安排。近几次考试以来，有的只是一两个人合雇一艘船，船夫渐渐拖延误期，水陆行程万里，风波险阻，途经各州县，关卡渡口滞留耽搁，势必要到夏天才能到达京城。多次承蒙皇上颁旨延展考期，以等待士人齐集。盛夏酷热难当，皇上亲临殿前，汗水浸透御服，臣子们也颇感不安。嘉定七年、十三年，臣僚屡次申明此事，然而积习已久，终究未能革除。以致烦劳朝廷，多次提前类试的日期，以图士人能尽快到达。如今类省试即将举行，恳请下令四川制置司，严加告诫晓谕，要求在冬至之前各路一并派船启程出发，所经州县随即放行通过，不得苛刻扣留。至于殿试的日期，遵照祖宗旧制，在三月之内选定，不再延展。这样才能使四方士人云集，觐见应对都能适逢其时，以符合朝廷培育人才的本意。"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九月十九日，臣僚上言说："恭敬地想，国家重视士人，三年一次的大比，解试在八月，省试在二月，都有固定不变的日期。唯独殿试唱名，都是临近期限才请旨决定，每次考试都不相同。臣以前忝列甲辰科末第，省试还是正月十五日引入首场，三月二十三日殿试，四月十一日唱名。淳熙己酉年，臣僚上奏请求将省试引试提前到二月一日举行。如果殿试通常在省试榜文张贴一个月之后，那么在四月间择日殿试，自然互不妨碍。近几次考试以来，殿试最迟也不过在五月上旬末或中旬末，而唱名却迟到六月十五日，这特别是庚辰年才出现的情况，此前未曾见过。陛下乐于礼待士人，整个白天临殿，起初毫无倦色，然而臣等侍立一旁，却局促不安。何况在殿中的士子，整日露天站立，遭受酷暑逼迫，其间不乏疲惫不堪的人，这实在有损朝堂礼仪的体统。臣详细查考庚辰年殿试，是因为蜀道多有阻隔，担心赴殿试的士人未能如期齐集，所以屡次延展考期。后来据剑南节度判官任一鸣申请，认为潼川路、夔州路、利州路距成都颇远，希望提前十天，用八月十五日举行类试，朝廷特别准许了他的请求。这样赴京参加大殿对策，比起往年，又可以提前十天准备行程，岂不是大为便利。臣广采众人的议论，认为蜀地士人迟迟才到达，本来自有其缘故。按法令规定，凡是赴殿试的人，允许随身携带一定数量免税的货物随行，以此资助路费。以往一船五六人合伙，行程容易安排。后来变成每人各雇一

译船，货物不足数，最终难以启程，于是就造成了拖延滞留。士人若不急切求取功名，反而汲汲于财利，那么一旦入仕，已经丧失了应当坚守的操守了。恳请皇上恩准，命令四川制置司行文各路州军，今年类试既已提前十天，来年士人一并要在三月初到达京城，如果仍照旧习拖延滞留，就只收录已经到达的蜀地士人，不再延展考期。这样才能使唱名的日子，不至到酷暑之时，朝廷仪典肃穆整齐，以符合皇上亲临殿廷策问士人的本意。"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皇上驾临集英殿，接见礼部奏名、特奏名进士，取正奏名蒋重珍以下五百四十九人，分为五等，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特奏名李大同以下六百七十九人，赐同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授登仕郎、将仕郎、上州下州文学、诸州助教。

同一天，考试武举进士，取正奏名杜幼节以下五十八人。杜幼节补授秉义郎，陈梦□、程一飞补授保义郎，都赐予武举及第。其余的都赐武举出身，补授承节郎。特奏名的补授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并按等第减少磨勘年限。

二十三日，皇上驾临幄殿，接见武举人考核他们射箭。

五月二十六日，皇上驾临射殿，接见文举正奏名进士考核他们射箭。

二十七日，皇上驾临射殿，接见文举特奏名进士考核他们射箭。

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臣僚上言说："至和年间，富弼曾奏请一举三十年推恩的办法，是想让那些久困场屋、稍感自慰的人，以及年岁已迫暮年的人聊以自娱。至今仍在施行，恩泽可说是十分优厚了。作为士人应当体念圣恩，安守本分才是。近年来的特科考试，富家子弟，不顾法度规矩，铤而走险、心存侥幸，千方百计钻营，预先安排门路，重金贿赂御药院的人，在殿试结束之后，暗中抄写卷头一两百字，让贿赂之人收执，等到考试完毕，比对真正的卷子，有的原本在第五等，便被搀入第四等，这就是冒用更换姓名的弊端。亲临殿前考试射箭，又将考核射中与否，来决定升等与否。天子威严近在咫尺，竟敢肆意欺瞒。事先重金贿赂唱箭、撒箭之人，不把射中箭靶的箭数算入应中的数目里，于是第五等的人便滥被提升为第四等，这就是冒用更换箭靶的弊端。这样就使得许多资财丰厚而才能平庸的人得以厕身仕籍，而勤学苦读、老成持重的士人却终身困厄于穷途。恳请将臣这份奏章下发，明确晓谕详定官，将第一等到第五等的试卷，都在御笔所试的策文之下用大字朱笔标注。唱名宣布名次之后，将前四等的真正卷子发给礼部，委派长官、副长官，会同御史台一起当众核对，若有作伪冒名之事，从重处置，这样才能革除冒用更换姓名的弊病。同时还要派遣清正干练的官员监督射中与否的箭数，重新制定赏罚制度，禁止查办喝箭、撒箭、受贿的人。如果有人违犯，士人就押送回原籍，勒令闭门读书。至于行贿受贿的人，一并送交有关部门追究，从重处置，这样就能杜绝箭靶作弊的弊端。"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四月二十七日，臣僚上言说："臣私下想，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亲临殿廷策问，礼遇十分优厚。至于场屋屡试不第、困顿失意的人，又特设特科，以表示兼收并蓄、不遗漏人才的用意，皇上的恩德是很大的。臣听众人议论，认为其间不乏有资财丰厚之人夤缘请托，本来名列第五等，被暗中更换到前面，侥幸得以谋得一官半职。前次考试有严州特科进士呈递状纸，控诉印发的榜文中他的名次原在第四等，恳请更正，纷纷议论不止。虽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然而众人议论纷纷，都说每次考试都有这种情况。臣私下想，这件事关系到御药

译院，主管此事的官员应当不至于如此。只是为了消除寒门士人的疑虑，不如加以申明严格处置。至于特科的射箭考核，也有找人代考冒名顶替的情况。前次考试中，第五等射箭考核的人多有补官的，人们更加议论纷纷。唯独皇上亲临考核的场合，事关体统，至为重大，岂能容许果真如此。宁可相信没有这种事，万一真的有，关系就不小了。恳请命令详定编排所会同御药院长官一起商议，将特奏名的真卷、草卷严密安置管理，不要让胥吏得以从中更换，一并下发礼部，明白晓示阑入的禁令，将参加特奏名射箭考核的人，每三个同乡士人相互担保，若有违犯，同保之人一并治罪。至于正奏名、特奏名在皇上面前射箭的人，都要让书铺认识并登记编号，在宫殿、皇城门各设登记簿以记录出入，亲笔登记籍贯。将来射箭考核时，与省试、殿试的卷子比对，若字迹稍有差异，就予以追查究办。这样才能革除虚假冒滥的弊端，以此敦厚士人的风气，实在是有真才实学之人的幸事。"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八 举士 亲试杂录

亲试杂录

真宗景德二年三月九日，赐给辅臣酒食果品，翰林学士等人在本院设宴，馆阁官员在秘阁设宴，这是为了犒劳御试评阅考卷的辛劳。从此便成为固定制度。

天禧四年六月十八日，下诏说："今后皇上亲临殿试举人的日子，前殿不办理政事，放假不须早朝。"

仁宗天圣五年三月十八日，下诏说："在崇政殿引试举人时，不得携带文字书册进入殿门。《礼部韵略》由官方在当天发放。"

二十四日，合门上奏说："今日放举人出场，因为都聚集在内门之外，请通知贡院清点核实姓名，放他们到门外等候。"下诏只让进士在崇政殿门外等候。

八年三月十三日，下诏在考试举人期间，凡文武臣僚、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等的觐见、辞谢等礼节以及正衙朝会，应命合门、御史台暂且一并停放，等到十九日再恢复照旧。

七月二十三日，下诏说："这个月二十五日皇上亲自考试应制科的人，当天是大忌辰的前一日按例放假，后殿的政事也不再引见处理。"

九年五月六日，下诏说："这个月九日，在崇政殿皇上亲自考试应书判拔萃科以及武举人等共七人，命合门告示两制官员以及三馆秘阁、直馆、校理等，届时在崇政殿门外等候。"

景佑元年二月四日，中书门下上言说："今后殿试举人，选派初考、覆考、详定等官，一并委派有文学才学的官员充任，并给予十天的限期，仔细审慎地考校。"下诏依从。

十一日，下诏说："此后殿试举人结束，皇帝返回内宫，考校举人试卷尚未完毕的，崇政殿后门命令入内内侍省派遣使臣严密监守，并命令职位较高的内臣负责督察。至于崇政殿、延和殿依照惯例呈引政事，皇帝乘舆回宫，都依照惯常的礼制程序办理。"

三月十四日，下诏说："皇上亲自考试进士、诸科举人，应命合门告示两制官员，并让三馆秘阁校理都在当天于崇政殿门外等候。"

二十三日，天章阁待制张宗象、殿中侍御史庞籍上言说："御前续试特奏名进士、诸科人等送来的卷子，依照惯例进行封弥，送交相关部门考校。因为这些举人都是南省考试落第的人数，皇上体恤他们长年困于科场，特别加以恩泽。他们的学识才艺大多没有可取之处，不必再加以详细考校。恳请将他们分作等第，交由中书，依据他们的等第以及年龄、应考次数请示定夺。"下诏命张宗象、庞籍负责编排。

二十五日，下诏为放举人出场，命令宗室允宁以下以及驸马都尉都到崇政殿祗应侍候。

三月十六日，下诏说："皇上亲自考试进士的三道题目，根据

译其出处义理，命御药院随题目雕版印刷，届时各赐一份，不再让解元上前请示题目。"

六月二十六日，臣僚上言，恳请今后皇上亲自考试举人都在集英殿举行，并恳请制定条例，规定封弥、誊录、编排卷子的办法，同时减少诸科举人覆考的环节。下诏不批准减少覆考，其余的听从建议。

四年三月七日，御药院上言说："宫中降旨，丁度所奏贡举条例规定，皇上亲自考试举人在集英殿考校，其中位次、防范等事项，都必须加以改易。"下诏仍旧在崇政殿考试。

五年四月十六日，知制诰李淑上言说："臣昨日充任崇政殿试详定官，私下见到考试条例，原本是贡院编定的，颇有不完备之处。又因为临时委派到任的官员不熟悉以往的惯例体制，以致原有的规定被拘泥执行，屡屡烦劳圣上过问裁决。又在初考、覆考评定等第之时，大多互不参照，彼此评定相差颇大。详定官既然不另外评定等第，只是斟酌折中定为一致。有时未必恰当，而朝廷选拔士人授予官职，事关重大，恳请下令御药院取来相关条例，从以往负责皇上亲试的官员中，委派熟悉前后惯例的人参详增补修订条例，或者将考官一并集中考校，另设点检官三五人，先行点检然后再考校，这样或许能更加精审，希望能够建立经久可行的制度，以符合朝廷求贤纳才的本意。"下诏准许。

庆历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说："放举人出场完毕后，依照赐宴后一日放假一天的惯例，前后殿都不临朝议事，永远作为定制。"

皇佑元年三月九日，翰林学士赵□等人上言说："臣等被差遣暂任知贡举，如今已经考校完毕，恳请依照前次科场的惯例，免去正衙朝参。"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凡是先前充任贡院考试官等人，仍命令在皇上亲试及发榜之日于殿门等候。

十九日，合门上言说："放举人出场之日，曾经宣召皇亲以及管军臣僚、使相、节度使以下至刺史。"下诏特别宣召正任刺史以上的官员。

嘉佑四年三月五日，天章阁待制钱象先等人上言说："臣等昨日前往资善堂，出示明经诸科的经义题目、义由已经完毕，正在崇政殿等候放榜。私下听闻南省负责小试的考官都被准许进入殿门等候，恳请依照惯例。"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三日，光禄卿、直秘书赵良规等人上言说，听闻崇政殿放榜，依照旧例应当一同被召见。下诏命令宣召他们入内。

二十五日，翰林学士胡宿等人上言说："向来南省点检进士试卷、诸科出义的考试官等，在皇上亲试之日都到殿前起居，放榜之日也在殿前立班。近年来却只在殿门外等候，恳请依照旧例取来合门的仪制，规定知举官等在皇上亲试之日一并在崇政殿门外等候。如果奉旨宣召便进入，等到放榜完毕，承受官在殿门外通知知举官进入赴殿谢恩。查考近来的惯例，知举官都是等到放榜之日被宣召入内起居、等候谢恩，贡院考试官等则在皇上亲试及放榜之日在殿门等候。"下诏应命令合门每逢宣召知举官时，南省点检试卷、诸科出义考试官等，一并让他们同时进入。

六年四月十二日，权御史中丞王畴上言说："臣认为殿廷亲试，最紧要的是防范泄露的禁令。臣私下见到，放榜之日，皇上御驾还未升座，殿后负责考校、详定的官员竟有径直走到殿门的。这是因为借着朝拜起居、排列班次之际，得以出去与外人相见，谈论举人的答卷程文，这难道不是泄密吗？即便临近唱名只剩几刻钟，也应当格外谨慎缜密。因为向来没有专门的条例，理应加以防范。恳请今后放榜之日，殿后的臣僚不得径自走到殿屏之外，等到皇上升座才能下殿排班起居。如果违反，允许合门弹劾上奏。"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以上出自《国朝会

译要》。

神宗熙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下诏说："将来在崇政殿皇上亲自考试举人，负责考校的臣僚以及各司幕次，依照如今御药院图示所标定的位置安排，凡应当施行的事项，命本院加以检查举办施行。"

三月五日，下诏中书门下：另外制定皇上亲试举人封弥的式样，送交御药院。仍由本院誊录两份，分别送交初考官、覆考官。

七日，合门上言说："向来遇到假日，崇政殿也照常办理政事，带御器械的侍卫先在延和殿起居朝拜。如今在集英殿举行皇上亲试举人，起居祗应的次第，依照假日的惯例，其中带御器械的侍卫，请让他们先在需云殿起居。至于军头司祗应的军员，因为没有别的政事需要引见呈奏，请让他们不再进入。"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十八日，下诏御试详定所：如今初考、覆考官所考校的试卷内，如果评定的等第相差悬殊，应再酌情折中另立等第。

十二月十四日，编修合门仪制例册所上奏说："各发解、考试、对读等官员，都要辞行入见，殿试官不再另行接见，只是随班起居朝拜。如今参详，除知举官要辞行入见外，负责封弥、发解、考试、对读等官，只在门前领受敕令，不须辞行，只须进门谒见，殿试官不再另行接见，只随班起居，恳请将此规定编入仪制。"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六年三月十一日，中书上言说："御药院误将《义由》散布的《通礼》义题给张簨等五人，请求另外在中书重新考试张簨等人。"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命御药院具体说明情况上报。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说："从今以后，南省第一甲十人以上，放榜之日第四甲还没到的，等候听候旨意。"

二十六日，下诏说："殿试进士初考官翰林学士陈绎、集贤校理孙洙、王存、崇文院校书练亨甫、范镗、审官东院主簿陆佃各罚铜二十斤，覆考官翰林学士杨绘、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同修起居注钱藻、秘阁校理陈睦、崇政殿说书沈季长、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王震各罚铜十斤。"这是因为他们考校第一甲进士时不够精审的缘故。

元丰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下诏御试所考官苏颂等六人，覆考官安焘等六人，详定官蒲宗孟等三人各罚铜三十斤。苏颂等人把黄裳的卷子评在下等，皇上亲自提拔他为第一，所以加以处罚。

《文献通考》记载：元丰五年，此前皇帝见到黄裳所写的文章，十分喜爱，到此次考试，礼部奏报进士名单中有黄裳的名字，等到进士朗读试策，排在前列的都不合皇上心意，皇帝下令寻找黄裳的名字，找到末甲才见到，于是提拔他为第一。考官因为评定高下失当而被罚金。

八年四月六日，下诏说："重新考试进士以及诸科武举人，罢除今年的皇上亲试。凡应当直接赴殿试的人，按前次考试的等第名次编排在这次正奏名之下；没有参加过省试的人，就与正奏名进士在同一考场另设编号考试策问一道。"这是因为此前贡院大试的卷子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合格，所以重新考试。以上是在服丧期间，罢除皇上亲试。

哲宗元佑三年二月十六日，下诏殿试经义、辞赋举人一并考试策问一道。这是听从监察御史赵挺之的请求。

三月二日，三省上言说："奉旨，在集英殿皇上亲自考试举人，请依照天圣年间的旧例，由皇帝在崇政殿考试举人。"礼毕谢恩之后，转移班次到内东门，向太皇太后谢恩。礼毕之后，再排班到延和殿，向太皇太后谢恩。下诏说："旧例，崇政殿考试举人，在景福殿考校复核，自熙宁年间以后改到集英殿。可依照已经颁布的指令，就在集英殿考试。至于殿试的进呈文卷、唱名发榜，都由皇帝亲临殿堂，等到赐予公服。"

二十二日，太皇太后与

译皇帝一同驾临延和殿垂帘听政，宰臣以下大臣进呈文卷，皇帝驾临崇政殿，唱名放榜，赐予公服。

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下诏说："从今以后，考校特奏名举人，进士考入第四等中以上、诸科考入第三等以上的，各自不得超过参加考试人数的一半。"

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宣谕说："今年皇上亲试，考校评定完毕后两天才唱名，宫内期间生火照明的禁令有所不便。此后命令，等看考试的进度次第，随即再确定唱名的日期。"

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中书省上言说："进士皇上亲试所答的策论，大多是事先在外准备好的文章，工拙相差不大，难以考校区分优劣。祖宗旧制，皇上亲试进士考诗、赋、论三道题目，施行已久，前后都能选拔到不少人才。何况如今朝廷现行使用的文字，大多讲究声律对偶，如果不是学问渊博融会贯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如果不恢复祖宗的旧法，那么求学的人就不知道朝廷所提倡的方向。查考已经颁布的指令，将来一次科场考试，如果有尚未熟习诗赋的举人，允许依照旧法应考，解送录取的合格人数不得超过解额的三分之一，此后一并兼考诗赋。取得国子监的报告，太学现存的学生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其中二千零九十三人熟习诗赋，八十三人熟习经义，不兼诗赋。由此可见，朝廷内外学习考试诗赋的人数极多。"下诏明年皇上亲试，对熟习诗赋的举人重新考试三道题目，学经义的举人暂且考试策问，此后一律全部考试三道题目。至于违反规定作弊的举人，暂不予黜落，另外列作一项上奏。

绍圣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礼部上言制定皇上亲试三道题目的条例以及相关约束规定。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六日，三省上言说："如今南省下第的举人中，进士考过七次、诸科考过八次、曾经参加过皇上亲试的，进士考过九次、诸科考过十次、曾经参加过省试的，并且年满四十岁以上的；进士考过六次、诸科考过七次、曾经参加过省试的，并且年满五十岁以上的；其中河北、河东、陕西的举人，在各项应考次数内特别各减免一次。曾经在嘉佑八年以前到省试的进士，前后实际得过两次解送资格，诸科实际得过三次解送资格；以及嘉佑八年以前到省试的进士，免解次数合计达到两次，诸科合计达到三次的，不限年龄。恳请命令礼部贡院审核核实，一并特别给予奏名资格，允许参加殿试，并知会御药院依照惯例施行。"

三月六日，下诏这次皇上亲试举人依照旧例考试策问。

十四日，下诏说："南省下第的举人，已经曾经在嘉佑八年以前到省试，进士前后实际得过两次解送资格，诸科实际得过三次解送资格的，不再限制年龄，一并特别准许参加殿试。仍规定进士考入第四等以上、诸科考入第二等以上的，各自不得超过参加考试人数的十分之三。曾经在嘉佑八年以前到省试的进士，免解次数合计达到两次，诸科合计达到三次的，也不限年龄，同样准许参加殿试。仍规定进士只以第四等以下、诸科只以第三等以下作为评定的等第，知会御药院依照惯例施行。"

十七日，中书省上言说："诸科初考所上奏，元佑八年四月敕令恢复设置通礼科，皇上亲试考墨义五道、本经义三道。又河北、河东、陕西、京东、京西五路的通礼科经义委托初考所负责，《刑统》义、《通礼》墨义委托诸科初考所兼管，其中评定等第、施行处理的具体办法，一并依照进士试卷的规定。如今请求申明，将五路通礼科的墨义只依照旧有诸科墨义的办法，以熟悉经义、擅长考校的人来核实评定。"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年八月十一日，礼部上言说："举人在皇上亲试时如果有夹带、代笔、传递义理等作弊行为的，一并交付有关部门依旨处置，其罪责

译刑罚一并依照省试贡举的法令。"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徽宗大观三年三月七日，皇帝亲笔批示："贡士是从乡里推举而来，而科举考较的是一日之内的才艺，那么贡士本应当胜过科举出身的人。近来阅览贡士已经考试的文章，还不足以在众多士人中夺魁。可以命令详定所会同贡院，把所奏报中选的试卷，与参加殿试的人的卷子参照比较，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一名作为殿试的榜首。如果所选取的并非贡士，那么贡士就排在其后。"

四年八月十三日，下诏说："在殿廷策问士人，询问他们对时务的见解，深思神宗皇帝美德善意，理应遵照秉承，以此昭示后世万代。近来查阅学校制度，贡士考入上等的，就直接引见授官、脱去布衣，只由有关部门考核而不再于殿廷亲自策问，这难道是神宗皇帝的本意吗？从今以后考入上等的，与考入中等的一并留在太学，等候参加殿试。其中考入上等的人，遇到唱名之时另行请示旨意。此规定加入已经颁布的学制之中。"

十九日，下诏说："宗室子弟升补上舍，这是比照旧日宗室应举之人得到解送资格。他们参加贡士考试，是比照省试。如今不经过殿试，便径直分为三等授官，因为熙宁年间并没有这项规定，可以依照贡士已经颁布的指令，一并留下等候殿试。其中上等、中等的人，遇到唱名之日另行请示旨意。"

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下诏说："集英殿唱名之时，有个叫褚永的人，答非所问，言语狂妄，将他押出殿外，命开封府押送回原籍。同时下令学士司，具报教师、儒官的职位姓名上奏，请旨予以责罚降职，其所考试的乖谬文章送交国子监公开晓示。"

八年三月十一日，下诏十六日嘉王赵楷令其前往集英殿参加考试，仍供给饮食，就在东廊布置设立帷幕和用具。

二十五日，下诏嘉王赵楷依照贡士唱名的礼节赐敕谢恩。

二十六日，皇上驾临集英殿唱名，下诏说嘉王赵楷经有关部门考校列为第一，不想让他夺得众多士人之魁首，改以第二名王昂为榜首。

宣和六年四月十一日，皇帝亲笔下诏奖谕周武仲说："朕承继祖宗宏大的规制，从各路招揽贤能之士，用制度选拔人才，在殿廷亲自策问，正是要斟酌士人的议论，招来忠直之言，以此广开朕的视听。委任你主持选拔，正是希望不辜负这份虚心期望。你确实主持文衡评判，考核评次精审缜密，凡是列入鼎科名次的人，都是选拔出的英才。名次刚刚传出，众人的舆论都一致赞同。推举善才用其善处，本来应当遵从此类求才之道；唯有贤能之人才能识得贤才，这也自有其不远的法则。朕因此感到欣慰，此刻正是你的荣光。"以上出自《续国朝会要》。

高宗建炎二年九月十日，宰臣黄潜善上奏说："昨日唱名一直进行到申时，皇上圣体十分辛劳。"皇上说："昨天回宫后，看书看了很久才……"朕因为身处艰难之中，四……

译四方的士人前来行在参加考试，以当今政务策问他们，成绩优异者大多是来自远方的士人，朕心中十分高兴，不觉得辛劳。」

同一天，皇上向宰相执政大臣宣谕说：「御药院曾经奏报，殿试前十名，按惯例要先呈上卷子，由御前来评定高下。朕认为选拔士人应当务求至公至正，既然已经设有初考官、覆考官、详定官，自然足以凭信。哪里适宜凭朕一人的心意，再对名次有所升降呢！已经吩咐这次不要先呈进卷子。」

译绍兴二年三月十六日，御药院上奏说：

「历来皇帝亲自考试进士，引试唱名共分两日进行，第一日为正奏名及应举宗子等，第二日为特奏名及武举取应宗子。昨日扬州御试，因特奏名及举人数量不多，共作一日引试唱名。如今尚不知应当作几日。」诏令一并依照扬州的先例办理。

二十六日，权礼部侍郎赵子书上奏说：「御试正奏名中有资格未核实完备的人，先行参加考试，不给唱名号。其中有考在前三名或高甲的，应当在殿前授予恩命，另有专门致谢仪式。恳请暂且给予号次唱名，其敕牒等资格核实完备后再发给。」朝廷依从了。绍兴五年九月九日，诏令考在第一甲的人先发给敕牒。二十七年三月八日、三十年三月九日，诏令第一甲前三名先发给敕牒。

二十九日，诏令：「特奏名进士中如考在第五等的人，特准依照扬州先例补授下州文学一职。」

四月一日，进呈殿试升降名册，因奏报有触犯御名及文理错乱的考生，皇帝说：「触犯御名依规格应当剔除，然而如果文理确有可取之处，也很可惜。至于文理错乱的，则不应再收录。」宰臣吕颐浩等说：「陛下的胸襟如此宽宏，真正得到了取士的要领。今后应当遵守此例作为定法。」

五日，唱名殿试，有进士触犯庙讳，皇帝说：「触犯宗庙名讳应当依规格降等。」至于触犯御名的，皇帝说：「这虽然是规矩法度，朕又岂能因自己的名字妨碍士人的进取呢 」特命将其收录在原本等第之内。

十七日，进呈新科正奏名助教名单，请求依照特奏名的先例给予推恩。皇帝说：「当初降旨令考官以正直为上等，以谄媚阿谀者为下等，这是用来表明朕的好恶。凡是士人应当从最初入仕便须辨别忠奸，才可望日后有所建树。就如张九成对策，上至朕本人，下至百官，都直言不讳，被擢升为首选，这难道有谁说不该如此吗。然而举子们远道而来，朕都要给予优待包容，命助教九人，一并依照特奏名的先例给予推恩。」

闰四月一日，皇帝宣谕宰辅说：「廷试举人，以直言正直者为上等，谄媚阿谀者降等，朕此举是要借此培养人才，为将来所用。如果其言辞刚直恳切，他日必定是端方不阿之士。如果其言辞谄媚萎靡，他日必定没有可用的实才。所以朕借此次考试推崇奖励直言，希望士人知晓朝廷所崇尚的，进而养成风气习俗。崇宁年间以来，宰相厌恶敢于直言的人，当时士人的气节不振，流弊延续至今，不可不加以革除。」

五年六月九日，中书舍人刘大中上奏说：「前一次科举登第授官的人中，有文理错乱得特别严重的，四方都在传为笑谈。恳请诏令主管官员，精心加以考校，不要崇尚虚浮空泛，也不要忌讳直言恳切。凡是文章不背离道理，言论有益于治乱者，就应当录取选用，希望所选拔的都是可用的真才实学之人。请求提前张榜晓谕。」朝廷依从了。

八月九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孙近上奏说：「祖宗时殿试进士，差派官员分别担任初考、覆考、详定，是想要综合参考众人的意见，以求取得真才。初考评定等第之后，就加封印，送交覆考，重新评定等第，而详定处或采用初考的等第，或采用覆考的等第，不许另行自立等第。到嘉祐年间，因王安石担任详定官，才开始请求不用初考、覆考两处的等第，而另行自立等第，至今沿袭成为定法。这样一来，高下

译升降，全部出自详定官之手，而初考、覆考几乎形同虚设。恳请恢复采用祖宗旧制，如果初考、覆考都判断不当，就应当具明不当之处的缘由上奏，方才允许另立等第。」朝廷依从了。右谏议大夫赵霈上奏说：「崇宁年间御试贡举令中，本就有『隔两等累计涉及五人以上，允许上奏』的条文。臣近来担任详定官，将与初考、覆考等第不同的试卷上报，奉皇帝旨意令编排所裁定。这样一来使编排官得以兼任详定的职权，不仅是废弃法度，恐怕从此就成为定例。恳请今后隔两等累计涉及五人的，各自开列集号，某人说可以录取应升为某等，某人说不妥应当降为某等，允许依令上奏，免得再重复裁定。」朝廷依从了。

二十四日，御药院上奏说进士祝公达虚假声称应当免解而赴试过省，诏令特准免于驳回罢黜，等唱名时降等给予推恩。

九月四日，诏令唱名时凡不发给敕牒的人，依照惯例一并赐给袍笏。

同日，特奏名进士吕衍等人上状说：「祖宗对五路的人优待抚恤，唱名时请求特赐升等。」朝廷依从了。七年二月九日，诏令王岩叟等三十四人、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诏令李斐彝等人各自一并升一等。

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诏令：「川、陕两地应参加殿试的进士，遣发赴行在，仍旧支给五人份的衙官驿券，所经由的州县，依条例施行。」

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诏令：「来年礼部奏名进士，可以依照祖宗旧例，不再举行临轩策试。」当时皇帝正处于居丧期间，主管官员查检典故，预先申请，所以有此命令。

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御药院上奏说：「在京御试举人，引试唱名共作两日，建炎二年以后三次科举，赴试人数不多，各作一日。将来御试，打算作一日引试，两日唱名。」朝廷依从了。

四月十三日，诏令：「唱名时正奏名进士进卷内『升一甲』字样下面可添入『末』字，『降一甲』字样下面也应添入『首』字，其余举人升降依此作为定法。」

十八日，诏令：「张弼在唱名时唐突失礼，又进状告论主管官员，因其属于举子身份，不打算交付法司处置。命临安府差人押送回原籍收管，日后不得再参加科举奏名。」

十一月二十五日，诏令：「特奏名中不应当出官任职的人，免于缴纳敕牒，允许赴十五年再次应试。」

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皇帝宣谕宰辅说：「廷试的策论题目，也是想使士人初入仕途，都知道趋向正道。」秦桧说：「士人趋向不正已经很久了，也是风俗使然。正应当靠陛下大力加以变革。」皇帝说：「朕观察五十年前的人才，都是仁宗时期涵养教化所形成的，正因为在于培养造就。」

四月三日，诏令：「太学博士杨邦弼在御试进士对读试卷时有所遗漏，罚铜十斤。」

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诏令：「今后内外臣僚不得擅自因子弟亲戚陈请赴殿试。」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宰执奏事，皇帝说：「蜀中举人，此前有赶不上殿试的，都赐予同进士出身。恐怕其中有优秀能取得高第的人，照例都被置于下等之列，实在很可惜。这次如果来的人数尚少，应当酌情延展考期稍作等待。」

三月十四日，御笔宣示殿试官说：「对策中有指陈时事刚直恳切的，一并置于上列，不要遗漏忠正之言，不要崇尚阿谀奉承，以符合朕取士的用意。」

十六日，皇帝宣谕宰臣说：「这次考选士人，考校官编排处理极为详密，其中有触犯名讳等各种违犯规定的人，也命

译令姑且予以考校，并且告诫勉励主管官员，要抑制谄媚阿谀，进用忠直之才，这是因为亲临殿试考选士人，正是想要听到恳切直言。」

十八日，皇帝宣谕宰臣说：「这次殿试，举人的文章议论纯正，而且多有恳切直言，从此看来人才极为可用。」

二十四日，宰执奏事，宰臣沈该等人说：「两日唱名，有劳圣躬。」皇帝说：「这次科举魁首选拔，文武两科都得到了人才。朕以得士为乐，即使亲临殿试整日，也不觉得疲倦。」

三十二年五月九日，诏令：「来年礼部奏名进士，可以依照祖宗旧例，不再举行临轩策试。」当时因钦宗丧事，所以有此命令。以上出自《中兴会要》。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尚未改元。六月二十三日，诏令：「绍兴三十三年礼部奏名进士，依照祖宗旧例，不再举行临轩策试。」

干道二年三月九日，主管官员上奏说唱名当日资格核实尚未完备的人，前三名暂且给予敕牒。皇帝询问辅臣三名以后的人如何处置，洪适等人上奏说：「三名以后的人等资格核实完备后再发给。」朝廷依从了。

十日，皇帝亲临幄殿，引见呈报武举人射箭。

十六日，御药院上奏说正奏名宁远嘉字号试卷触犯不予考核的规定，洪适等人上奏说除去抄写御题之外仅有二百字，皇帝说：「这必定是他人代笔。朕想先拆开查看姓名，取省试卷加以比较，以便看出实情。你们负责一同取来拆开。」洪适等人奉诏进呈，第二日呈报拆开后所见的姓名，乃是宗子忠郎伯山，因锁厅试两次获得文解，恰逢此前的覃恩，特准免于省试。洪适等人请求给予改换授予文资，带右字，因文章不合格，依法应当不予考核，予以罢黜。

四年七月十四日，礼部上奏说：「太学上舍生杨应在绍兴三十一年升补为下等上舍，到绍兴三十二年凭借上舍恩例得以免解，隆兴元年赴省试落第，干道二年应当免省赴殿试，因遭遇父丧未能赴试。如今应当改为赴干道五年的殿试。恳请比照赦文的先例，计算龙飞恩例。」诏令等到将来殿试时，允许收录录用。

五年三月七日，诏令：「四川正奏名进士李延上、冯直臣、文伯振暂且准予赴殿试。等考试结束后，各自令其陈请改正户籍所贯。」李延上等人各自使用西北户贯，主管官员援引绍兴二十六年一并使用东南户贯的指挥，认为不合法。因考试日期已经迫近，将此情形上奏，因而有此命令。仍下达至各路漕司，凡类似这种西北籍贯的人，一并予以改正。

十一日，皇帝亲临幄殿，引见呈报武举人射箭。

二十九日，御试主管文字使臣刘伯适上奏说：「本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两日，未能赴唱名的举人中，正奏名第二甲第二十名杨子方等共六人，都因患病未能赴试。」诏令尚书省将杨子方等六人的敕牒降付礼部，等每人痊愈之后，各自召集保官二员，当面核实后发给。

八年三月十三日，诏令四川正奏名进士雍大荣令其参加殿试。雍大荣遗失了赴殿试的凭据，以文书档案为凭证，并召集四名相识者作保。礼部将此事上报，朝廷予以准许。

十八日，皇帝亲临幄殿，引见呈报武举人射箭。

四月一日，诏令蜀州正奏名进士赵甲等六人，一并依照规格惯例升等定名。因赵甲等援引太上皇帝在潜邸时的先例自行陈请。

二月（疑为「五月」之误），御药院上奏说：「查核御试举人中有应举宗子漏写超过一千字以上的，属于违规不予考核，自绍

译兴二年以来，尚未有此先例。查检绍兴二十四年赵不同系应举宗子，本应升一甲，因触犯怀挟规定应当降一甲，得旨比照折抵，不再升降。如今打算依照赵不同的先例，比照折抵，不再升降。」朝廷依从了。

十月八日，诏令：「自今以后御试唱名，第一日唱文举正奏名、应举锁应宗子、武举正奏名，第二日唱文举特奏名、取应宗子、武举特奏名。」以上出自《干道会要》。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九 赐及第 赐出身 赐童子出身 赐及第 赐及第

宋会要辑稿 选举九

赐及第、赐进士及第、赐本科及第

赐出身、赐同出身、赐本科出身、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

赐三传出身、赐同三传出身、赐学究出身、赐同学究出身

赐上舍出身、赐同上舍出身、赐明经出身、赐同明经出身

赐童子出身

赐及第

太宗雍熙二年正月，诏令著作佐郎乐史首先赐予进士及第，应当附在太平兴国五年第一甲进士名单之下。

淳化三年三月，赐予太常寺奉礼郎杨亿进士及第。杨亿当时年方十二岁，在秘阁读书，因仿照《文选》中的《两京赋》创作《东京赋》《西京赋》二篇进呈。太宗阅览后甚为嘉许，诏令学士院以《舒州进甘露颂》为题加以考试，杨亿立刻写就，皇帝更加赞赏他的杰出才华，因此有此任命。

至道元年四月十四日，诏令布衣潘阆前来应对，赐予进士及第，试任国子监四门助教。潘阆在京师卖药为业，喜好结交权贵近臣。有人说他擅长作诗，因而被召见而有此任命。不久后皇帝又追回了诏书。

真宗咸平二年正月十二日，赐予隰州进士杨尹本科及第，仍附于春榜之内。杨尹上疏谈论边防事务，被召至舍人院加以考试，考中，因而任命他。

四年九月五日，赐予太子中舍张宗诲进士及第。张宗诲是兵部尚书张齐贤之子，进献《屯田论》三篇，命其在舍人院应试，因而有此任命。

景德二年三月九日，虞部员外郎、知郑州王矩上书自我举荐，请求赐予科名。皇帝因他从燕蓟归顺朝廷，历任官职清廉，勤于文学，特赐予进士及第，仍附于新榜之内。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十八日，赐予大理评事苏耆进士及第。苏耆是礼部侍郎苏易简之子，进献文章，被召试而有此任命。

五年正月十三日，赐予大理评事舒昭远进士及第。舒昭远借应对之机自陈情由，命其在中书省应试，皇帝认为其文辞内容优异而赐予及第，仍升迁为寺丞。

五月四日，赐予进士范木及第。祀汾阴之年，范木进献文章，被召试而受命。

八月十六日，赐予虞部员外郎贾守正进士及第。贾守正是礼部侍郎贾黄中之子，进献文章后被召试，因而受命。

六年十一月一日，赐予大理评事李昭迥进士及第。李昭迥是已故宰相李昉之孙，进献文章请求赐予科名，因而受命。

天禧元年四月十四日，赐予进士杨伟及第。这一年举行大礼，进献赋颂的人很多。诏令近臣仔细考校，认为杨伟等人的词章才艺值得采用，因而召至学士院加以考试而受命。

二年九月十四日，赐予太常寺奉礼郎钱暧进士及第。钱暧是翰林学士钱惟演之子，进献《醴泉赋》，被召试而受命。

三年九月十二日，赐予大理寺丞王质进士及第。王质是已故宰相王旦之侄，进献文章，被召试而受命。

仁宗天圣五年八月十四日，赐予卫尉寺丞赵良规进士及第。赵良规进献乾元节祝圣寿古赋，被召至学士院应试，考中，因而

译受命。

九月十二日，赐予大理寺丞公孙觉、王举善进士及第。公孙觉等人被召至学士院应试，公孙觉的策论稍优于颂，王举善的策论优于论。

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赐予光禄寺丞、集贤校理李淑进士及第。当时李淑参与编修国史，同修史官刘筠等人联名上奏说李淑素来负有文学声望，当时被称赞为才思敏捷，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所作颂文颇为优异，因而有此任命。

八年五月二日，赐予将作监主簿唐询进士及第、王田同进士及第。唐询、王田被召至学士院应试，考中，因而受命。

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赐予太常寺奉礼郎、馆阁对读书盛申甫进士及第。盛申甫是翰林学士盛度之子，上表请求应试，命舍人院加以考校，赋作稍优，诗作勉强合格，特予嘉奖。以上出自《国朝会要》。

神宗熙宁元年八月七日，赐予茂材异等科王安国进士及第。此前，有人上书说王安国是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素来品行道义端正，学术为士人所推崇。近来阅览其所著文章，文辞优美丰赡，义理说明透彻，可命舍人院召试策论。因其所试成绩为优等，因而任命他。

三年七月五日，赐予大理寺丞王钦臣进士及第。此前，参知政事赵抃举荐王钦臣的文才，有旨等他任满后予以考试。到此时学士院加以召试，成绩为优等，因而受命。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赐予太庙斋郎王震、试将作监主簿陈彦弼进士及第。因考试经书律令大义，文辞义理稍优。以上出自《续国朝会要》。《中兴会要》、《干道会要》中没有此类目。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九 赐及第 赐出身 赐童子出身 赐及第 赐出身 赐同出身

赐出身、赐同出身

太祖开宝三年十二月，赐予献策人樊若水进士出身。樊若水在江南应举进士未考中，于是谋划北归，因而到朝廷上书，陈述江南可以攻取的形势，以求得进用。被召至学士院应试，因而有此任命。

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召九经科李符在内殿询问经义，赐予本科出身。

五年十一月四日，赐予献策人郑伸同进士出身，仍授开封府酸枣县主簿，赐予袭衣银带器币。郑伸就是枢密使李崇矩的门人，依附李崇矩以图谋仕途，经过十余年却没有成就，郑伸不胜愤懑，于是搜集摘取李崇矩的隐秘阴事，到朝廷上奏，因此李崇矩有了贬往华州之行，而郑伸有了此项任命。

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赐予已故右赞善大夫陆光佩之子陆垣同进士出身，监察御史王楷之子王衮同三传出身。此前诏令朝臣中有奉命出使远方而死于王事的，录用其子孙，主管官员将陆垣等人的情况上报，命学士院考试其所学而后任命他们。

八年八月，赐予草泽王德方同学究出身。因其上书陈述河堤利害而受此赐。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六月，赐予江州陈裕三传出身。陈裕以讲学为业，皇帝听闻后而有此任命。

雍熙四年九月二日，赐予殿前承旨徐半千同进士出身，仍赐予绿袍及钱十万。因其上章陈述时政。不久又赐名严叟，授任陈州司户参军。

淳化四年十一月一日，赐予襄州旌表门闾刘方同进士出身。刘方一家五代同居，长幼共约一百口人。雍熙初年，本道将此事上报，特予旌表。此时因寿宁节前来进贡，被召对而有此任命。

五年五月十日，赐予乡贡学究杨允升同本科出身，授任汉州绵竹县令。杨允升就是绵竹县人，在王小波之乱时，纠集子弟，招募乡里敢死之人，合力攻打

译贼寇，屡次挫败贼锋。又为王师充当向导，所向皆获成功。昭宣使王继恩将此事上报，因而有此任命。

至道三年四月十二日，赐予进士张庶凝、杨嵎同进士出身。杨嵎就是谕德杨砺之子，与张庶凝一同在春坊勘校书籍。皇帝即位后，于是有此任命。不久二人一并被授予光禄丞、直史馆之职。

真宗咸平二年闰三月二十八日，赐予草泽邱续同进士出身。他上书陈述政事，被召至舍人院应试而有此任命。

五月五日，赐予进士高舆本科出身。高舆自陈从太祖朝就开始应举，历经科场三十年，被召至舍人院应试而受此任命。

三年四月十一日，赐予御书院祗候夏温其同进士出身，授任保信军节度推官。夏温其自陈本为进士，请求应试所学，命舍人院召试而有此任命。

八月十一日，赐予草泽张嵩同进士出身。张嵩上书陈述政事，被召至舍人院应试而有此任命。

九月十七日，赐予太子左赞善大夫宋贻序进士出身。宋贻序是已故宰相宋琪之子，自幼嗜好学习，喜好谈论边防事务，被召至学士院应试而有此任命。

六年六月二十日，赐予滔州诸科举人孙璧等五人学究出身。孙璧等人都曾遭遇蕃寇侵扰掠夺，本州将此事上报，皇帝怜悯他们而有此任命。

十月十六日，赐予进士罗白本科出身。罗白进献其高祖罗隐的文集，被召至学士院应试，因而受命。

景德元年二月六日，赐予进士柳察同出身，任楚州团练推官。柳察自幼立志求学，曾到朝廷进献文章，被召试，赐予出身。到此时又仿效白居易创作策问七十五篇，题为《赞圣策林》。又续写李德裕的《丹扆箴》五篇以进献，再次被召试而受命。

七月十四日，赐予翰林天文周克明进士出身。周克明上表陈述自己颇习文词学业，愿意接受正式考试，因此命舍人院试以赋作而受命。

十月九日，赐予进士张起同出身，任寿春县主簿。张起到登闻鼓院上书谈论边防事务，皇帝阅览后甚为嘉许，起初赐予出身，此后又有此任命。

二年四月九日，赐予进士董经同进士出身。因其父董为安定郡王府翊善，致仕后推恩所致。

五月十五日，召抚州进士晏殊试以诗、赋各一首，大名府进士姜盖试诗六篇，赐予晏殊进士出身，姜盖同学究出身。此后两日，召晏殊在殿内以诗、赋、论三题应试，移时便完成，提拔为秘书省正字，赐予袍笏，命其在秘阁读书，跟随值馆的陈彭年学习各科经典。当时晏殊十四岁，姜盖十二岁，都以才思杰出而闻名。这一日皇帝亲自考试礼部举人，特意召晏殊等人当面考试而有此任命。

七月初五日，前陇州汧源县主簿刘质赐同进士出身，授任试秘书郎知陈州项城县事。刘质上书进献《边防兵要论》，被召至中书省应试而受命。

十一月初二日，赐予进士姚孝友同进士出身。姚孝友上书自陈，昔日应诏参加贤良科考，撰写《政通》十卷，主管官员考校后上报罢黜，未能参加正式考试。且孤苦贫寒无依无靠，愿沾得一官半职以自效于朝廷。命中书省召试而受命。

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赐予进士李仲翊本科出身。李仲翊是李炟的后人，进献文章被召试而有此任命。

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赐予河南府进士李籍本科出身。起初，皇帝驾临西都，李籍迎接车驾进献自己的文章，特命召至中书省应试而有此任命。

十月十四日，诏令：「祠部员外郎何炳的三个儿子，习进士科的何知道、习学究科的何知古、何知常，一并赐予本科出身

译。」何炳知象州时，正逢陈进作乱，防守有功劳，既优待地为他升迁官阶，又推恩及其子，因而有此任命。

大中祥符三年正月十四日，赐予进士孙籍同出身。孙籍上书献策，陈述封禅告成，颂扬皇帝的盛德美政，同时希望皇帝以持盈守成为念。皇帝嘉许他，召至中书省应试而有此任命。

六月九日，赐予草泽许申、进士祖高进士及第，洪矩同进士出身。此前东封泰山，迎接车驾进献文章的有数百人，皇帝阅览许申等人的文章认为有可取之处，召试后赐予科名。不久因祖高乃是监察御史之子，因奸赃罪而死，祖高不宜列于科第之中，命他改补三班借职。

四年七月十三日，赐予进士晏颖出身。晏颖是晏殊之弟，自幼擅长作文，东封那年也曾进献文章及业绩。到此时晏殊生病，皇帝派遣中使张怀德带医官前去探视，因而索取晏颖的文稿，晏颖献上十卷。皇帝十分嘉奖，将其展示给辅臣看，尤其赞赏其中的《宫沼瑞龟赋》。不久召至便殿，考试三题而后任命他。

十七日，赐予进士史昊出身。枢密直学士李士衡等人举荐史昊的文才品行，被召至学士院应试而有此任命。

五年五月四日，赐予进士陈某同出身。祀汾阴之年，此人进献文章，被召至中书省应试而受命。

天禧元年四月十四日，赐予进士贾昌朝同出身。举行大礼之初，贡举人中进献赋颂的很多。诏令近臣仔细考校，认为只有贾昌朝与杨伟的文章值得采用，因此召至学士院应试而受命。

六月二日，赐予秘书省校书郎夏有章同进士出身。

二年九月十四日，赐予卫尉寺丞钱延年同进士出身。钱延年是已故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之子，以其父的文集作为进献之物，被召试而受命。

十二月十六日，赐予宣州学究陈画出身。因其进献宣州泾县赐茶场的经营利益方案，使岁入课税增加十万之故。

三年五月二日，赐予梁山军山人冯兑同学究出身。因本路提点刑狱庾孝基举荐其人的文才品行。

四年二月十六日，赐予光禄寺丞沈惟温进士出身。沈惟温是已故宰相沈伦之孙，进献太祖赐给沈伦的御书，请求赐予科名。

仁宗天圣四年闰五月十六日，赐予奉礼郎杨纮同进士出身。杨纮是翰林学士杨亿之子，被召至舍人院应试，所作策与颂都算稍优。皇帝对辅臣说：「杨纮颇为好学，文才学业如何 」王旦等人说：「观其这次考试成绩，用词虽然还不够精当，但颇显敏捷丰赡，勤奋不辍，前途也未可限量。」

五年二月二日，赐予将作监主簿范宋杰同进士出身。范宋杰是权三司使范雍之子，因范雍陈情请求，被召至学士院应试，策论成绩尚可，因而受命。又依从范雍的请求，附于王尧臣榜第四甲的名次中。

五月二日，赐予进士顾洵美、高辅元同学究出身。顾洵美久历科场，曾在开封府预先获得首荐。高辅元就是已故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之孙。

十二月九日，赐予奉礼郎张子思同进士出身。张子思是宰臣张知白的侄子。张知白陈情请求，召至学士院应试合格，因而受命。

六年二月六日，赐予乡贡进士马房同出身。马房被召至学士院应试，策论成绩为优、论文尚可，因而受命。

八年五月二日，赐予将作监丞夏安期、太祝李徽之、前越州新昌县主簿苏舜元一并同进士出身。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赐予殿中丞范亢同进士出身。范亢是枢密副使范雍之兄，曾经参加进士科考，被赐

译予学究出身，范雍请求为其翻磨勘验以赐予科名之故。

十年二月十九日，赐予前京兆府长安县尉卢咸同进士出身。卢咸在华州锁厅参加考试合格，遇母丧，其父合门使、知秦州卢鉴陈请，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明道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赐予将作监丞、秘阁校理张友直同进士出身。张友直陈言其父张士逊遇覃恩，请求不转官阶，援引枢密副使范雍为其兄陈奏的先例，换取一个出身，因此如此。

二年五月九日，赐予大理寺丞吕公弼进士出身。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六月八日，赐予大理寺丞陈宗古进士出身。

八月十三日，赐予国子博士李定同进士出身。因李定七次进献文章，被召至舍人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十二月十六日，赐予国子博士吕居简同进士出身。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景祐元年四月三日，赐予高丽宾贡进士康抚民同进士出身。被召至舍人院应试，诗论成绩尚可，因而受命，仍附于今年榜单的第五甲。

四日，赐予处中进士出身。处中原本在御前赐予同出身，因病未能到场。到此时被召见，依照先前的名次予以任命。

十二日，赐予光禄寺丞刘某同进士出身。此人是枢密副使李谘的女婿。李谘以恩例陈情请求，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二年八月五日，赐予大理寺丞王举元同进士出身。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九月二十七日，赐予太子中舍陆东同进士出身，仍换任太子中允。因进献其所学文章，被召至学士院应试合格，因而受命。

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赐予祥符县丞王端同进士出身。其兄集贤校理王质因磨勘恩例陈情请求，被召至舍人院应试合格，因而受命。

五年五月二日，赐予右班殿直李正卿同进士出身，仍换任将作监主簿。李正卿是真定总管高化的部属，以恩例陈情请求，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中等，因而受命。

四日，赐予国子博士向约同进士出身、殿中丞张子奇进士出身。向约、张子奇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八日，赐予说书进士张宗雅同进士出身。张宗雅是国子监说书，经义通达，因而受命。

宝元二年四月二日，赐予太常寺太祝宋敏求进士出身。宋敏求是参知政事宋绶之子，因恩例陈情请求，被召至学士院应试成绩为中等，因而受命。

康定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赐予太常寺太祝李寿朋、将作监主簿李复圭同进士出身。李寿朋、李复圭因其祖父李若谷罢去政府职务及缴纳……

译因恩荫陈请，召至学士院考试，(合格后)授予他出身。

五月十一日，赐赞善大夫周延隽同进士出身。他父亲凭恩荫起家致仕，(周延隽)被召至学士院考试，授予他出身。

六月十一日，赐太子中允王顾、大理寺丞吕公孺、将作监李仙卿同进士出身。王顾等人被召至学士院考试，成绩都合格；吕公孺等人成绩优异，因为所作赋中缺少字数，特意授予他们出身。

八月七日，赐殿中丞王缜、太常寺太祝晏承裕、韩绎、斋郎李孝孙并进士出身。王缜等人都是执政大臣的子弟，凭恩荫陈请，被召至学士院考试合格，授予他们出身。

译庆历二年二月六日，赐予右赞善大夫赵承裕同进士出身。赵承裕是已故参知政事赵安仁的儿子，因父荫而请求，召来在学士院考试中列中等，于是授予他这一身份。

六月二十八日，赐予国子监直讲王纯臣同进士出身。因端明殿学士李淑举荐，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合格，授予他这一身份。

闰九月二日，赐予延州通判、国子博士马端同进士出身。枢密直学士韩琦、范仲淹举荐马端有才干，免试授予他这一身份。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赐予殿中丞任颛同进士出身。

五月六日，赐予太常寺太祝宋敏修进士出身。宋敏修是已故参知政事宋绶的儿子，因先人恩荫而请求，召来在学士院考试中合格，授予他这一身份。

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赐予归顺朝廷之人、大理评事蒙守中进士出身。

八月五日，赐予将作监主簿杨纮同进士出身。

九月十九日，赐予蔡州汝阳县主簿裴明允进士出身。因宣徽使夏竦举荐，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合格，授予他这一身份。

十月十九日，赐予大理寺丞晁仲绰、大理评事刘宗宪、太祝孙珪都授予同进士出身。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合格，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五年五月六日，赐予光禄寺丞谢晔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李淑进献谢晔所编的《集鉴》，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列中等，授予他这一身份。

十二月四日，赐予进士朱亶同进士出身。朱亶居住在澧阳，为父母守丧期间，亲自背土筑成坟墓，天圣年间朝廷曾下诏令州县慰问安抚他。至此因应当合祭祖庙的诏书，本州又以其孝行上报朝廷，因此特地表彰录用他。

六年三月十九日，赐予前延州司户参军雷宪同进士出身。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合格，授予他这一身份。

六月五日，赐予大理评事吕希道、太常寺奉礼郎王拱己进士出身，大理寺丞杨士彦同进士出身。吕希道是已致仕的太尉吕夷简的孙子，因先人恩荫而请求；王拱己因资政殿学士王举正举荐；杨士彦因参知政事宋绶的遗留恩荫，三人都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合格，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赐予将作监主簿杨公度同进士出身。

皇佑元年十月十三日，赐予新任歙州歙县尉张唐民同进士出身。因资政殿学士任仲舒举荐，召来在学士院考试，授予他这一身份。

十一月二十四日，赐予泉州晋江县主簿陈世昌同进士出身。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合格，授予他这一身份。

二年五月九日，赐予将作监丞程嗣隆同进士出身。程嗣隆是使相程琳的儿子，因父荫而请求，召来考试后授予他这一身份。

十一月一日，赐予将作监丞杜欣、太常寺太祝任逸同进士出身。

十日，赐予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金部员外郎许元进士出身。

闰十一月八日，赐予贵妃张氏堂弟卫尉寺丞张希甫、太常寺太祝张及甫都授予进士出身。

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赐予国子博士冯洁己、大理评事张德淳同进士出身。冯洁己是已故司徒兼侍中冯拯的儿子；张德淳是已故太傅张逊的孙子。二人都因先人恩荫而请求，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列中等，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九月十三日，赐予国子博士梅尧臣同进士出身。因宰相宋庠举荐，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列中等，授予他这一身份。

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赐予大理评事李上卿进士出身、大理评事张子瑾同进士出身。

五年四月九日，赐予大理寺丞宋克国、太常寺太祝郑民彝进士出身。宋克国是宰相宋庠的儿子，因父荫而请求；郑民彝进献其父郑戬的家集，二人都召来

译在学士院考试，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至和二年三月十八日，赐予光禄寺丞梁彦昌同进士出身。梁彦昌是宰相梁适的儿子，因父荫而请求，召来在学士院考试，授予他这一身份。

九月二日，赐予光禄寺丞庞元英、太常寺奉礼郎郭源中都授予同进士出身。庞元英是宰相庞籍的儿子。庞籍出身郓州，因父荫而请求；郭源中进献家集，二人都召来在学士院考试，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嘉佑二年五月二日，赐予卫尉寺丞叶均同进士出身。叶均是已故翰林学士叶清臣的儿子，进献家集，召来在学士院考试列中等，授予他这一身份。

六月二十二日，赐予虞部员外郎张仲松、大理评事盛南仲同进士出身。张仲松进献家集；盛南仲因枢密使贾昌朝举荐召来考试，二人都授予这一身份。

三年五月十五日，赐予大理寺丞杨南仲同进士出身。因翰林学士王洙举荐其校勘石经有功劳，召来在学士院考试，授予他这一身份。

四年五月十六日，赐予太子中舍张宗益同进士出身。因枢密副使张升举荐召来在学士院考试，授予他这一身份。治平三年七月，赐予大理寺丞姚复同进士出身。因枢密副使文彦博举荐召来在学士院考试，授予他这一身份。以上出自《国朝会要》。

【宋会要】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九 赐及第 赐出身 赐童子出身 赐及第 举士

举士

神宗熙宁三年七月，赐予秘书省正字唐垧进士出身。唐垧因屡次上书议论政事被召见问对，特地考试后授予他这一身份。

十二月十一日，赐予布衣陈知彦进士出身、太原府进士王辅同出身。陈知彦因枢密副使吴充等人举荐；王辅因太原府举荐，二人都召来在舍人院考试列中等，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赐予太子右赞善大夫吴安度进士出身。此前宰臣富弼进言说："吴安度被召到舍人院考试，听说考试成绩本列入三等，评论时列为四等，只因《绿竹青青》一诗未依照规定解作王刍篇竹，于是被定为五等，因此原先授予的官职被撤销。仔细推究吴安度的立意，是说王刍篇竹这种柔弱易折的寻常野草，不足以歌咏卫武公这样有德之人，认为旧注解说迂回曲折，并非诗人本意。又查考《史记·河渠书》中'淇园之竹'一语，可知'淇澳之竹'只是竹箭之竹的意思。又据陆德明《经典释文》：'菁字只读作菁，是茂盛的样子。'所以吴安度径直以绿竹茂盛为题意立论，道理上很讲得通，不能算不理解题义。请求将吴安度所试的三道题目重新详加审定，如果都符合标准，就依照他的文才学识，特赐给他一个科名。"此事交给学士院详加审核，认为所试各题都合格，只是诗作不应自己擅自作出与常规不同的解释，但也不算是错误，因此有此任命。又追还了先前被撤销的官职。

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赐予祝康、李举之明经出身。因为二人考试经书律令大义、文辞义理都稍显优异。

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因端明殿学士王韶之子王淳担任大理评事，赐予进士出身。王韶派王淳带着木征的归降表到京城，因此奖赏了他。

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下诏赐予大理评事梁子野同进士出身。因为他考试经书律令大义、断案能力列为上等的缘故。

闰四月十五日，赐予大理寺丞欧阳发进士出身。因三司使章惇举荐他精通史学，请求特加奖励提拔，安置在馆阁任职，因此有此任命。

五月七日，赐予太学进士杨伋进士出身。杨

译伋最初进献所撰《李靖兵法》并附图，被提拔到武学传授，后来又被召来考试列中等，因此有此任命。

十月二十九日，赐予已故龙图阁直学士、知渭州王广渊之子王得君同进士出身。

九年六月九日，赐予遂州布衣冯正符同进士出身。因御史中丞邓绾举荐召来在舍人院考试，不久邓绾因奸邪之罪被贬黜，冯正符也因依附于他而被追夺此项恩赐，遣送回原籍。

元丰二年七月三日，赐予右千牛卫将军赵叔盎进士出身。因秘阁考试列中等的缘故。

哲宗绍圣二年十月九日，太常少卿王子韶进言说："奉礼郎陈觉民在熙宁七年被选中为国子监上舍生并登科，当时列为第五甲，赐予同学究出身，希望能援用丁执古等人免除省试、升甲的恩例，改赐进士出身。"朝廷下诏特准陈觉民依照升甲的先例，与当年第四甲一同赐予同进士出身。

元符元年七月十九日，下诏特赐承务郎李景夏进士出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

十月十八日，赐予赵士暕进士出身。因三省进言，考试所选拔的宗室子弟中艺业合格者共八人，下诏各自升迁官阶，其中赵士暕赐予进士出身。

三年四月十八日，徽宗即位，尚未改元。赐予太学上舍生何大正同进士出身。因其应诏上书内容有可取之处，因此加以奖赏。

徽宗崇宁二年六月四日，赐予尚书右司员外郎林摅进士出身。

三年正月十九日，赐予通直郎、鸿胪寺丞蔡攸进士出身，并任命为秘书省秘书郎。因其上殿应对详明周详、学识渊博而儒雅，下诏特赐此身份。

九月三十日，赐予宣义郎陈彦文进士出身，任命为尚书屯田员外郎。

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下诏："宋乔年可特赐进士出身，并任命为集贤殿修撰，充任京畿转运使。"因其受命考察熙河一路的利弊得失，条分缕析上报朝廷，见解精深、学识渊博，文理充实丰富。

同日，下诏："宣德郎、议礼武选编修官王相可特赐进士出身，任秘书省校书郎。"因其上殿奏对详尽审慎，学问渊博，因此有此任命。

大观元年闰十月二十九日，赐予皇叔祖、右监门卫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克家进士出身。

四年八月八日，赐予承议郎、开封少尹张叔夜进士出身。

政和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特赐假将仕郎黄葆光进士出身。因贡院别试所进言，核查春试外放出官人员，依照敕令条文核实推恩合格中的优等人员，请示朝廷推恩赐予出身。

三年五月六日，赐予承议郎徐禋同上舍出身。有大臣进言说："三舍法革除了延续千年科举制度的弊端，进士科目因此被废止。徐禋所被赐予的名号，仍沿用旧有制度，在名实上有不相符之处。"因此有此任命。

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下诏曹芬、骆庭芝同上舍出身。因大司成冯熙载奏报国子监小学生中合格优等的曹芬、骆庭芝，不久在太学私试当天，又令二人在敦化堂当场出本经义题，当面测试，二人文理都有可取之处的缘故。

五年二月十五日，赐予盛草上舍出身。

九月二十二日，礼部进言说："荆湖北路靖州新学上舍生田汶考试合格，文理优异出众，依照规定补入上舍生，请求依照杨晟等人的先例给予推恩。核查辟廱一事，虽然与杨晟等人情况相同，但因杨晟是特赐同上舍出身。"下诏准许田汶依照先例特赐同上舍出身，若今后再有类似的新归附之民子弟升补上舍生，就只依照贡士法，依照原贡例送到辟廱（天头原批注："'依贡'，《大典》作'津贡'。"），依规定选拔考试后施行。六年闰正月十一日，赐予王鼎上舍出身。

八年

译七月二十九日，赐予赵遹上舍出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因其生擒卜漏，开拓疆土千里，使一方安定，使各方蛮夷震慑动摇，上奏请求编纂记载其事迹，以便永久流传，其子赵永裔进献相关书籍，因此有此任命。

宣和元年九月二十九日，赐予中散大夫、知袭庆府钱伯言进士出身，并任直秘阁。

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赐予已故吴王的弟弟的二女婿承事郎李源上舍出身。下诏依照已故益王女婿郭璋的先例特赐此身份。

二十四日，赐予程俱上舍出身。

三年十月三日，赐予王羲叔同进士出身。

十二月十三日，下诏通议大夫、充任徽猷阁待制、知河阳王序特赐进士出身。

二十五日，赐予保和殿学士、中奉大夫、礼制局详议官、校正《内经》同详定官蔡儵进士出身。

四年八月十四日，赐予王桐进士出身。因其为王安石的亲孙子，因此特赐此身份。

六年五月二十日，下诏通议大夫、守殿中监、兼校正御殿前文籍蔡行特赐进士出身。

七月三日，赐予朝散郎郭毅进士出身，任命为尚书考功员外郎。

十一月七日，赐予开封尹燕瑛进士出身，兼任侍读。

七年二月十二日，特赐奉议郎、开封尹蔡绍进士出身。

三月二十九日，赐予蔡绦进士出身。

四月三十日，特赐新除京东东路常平杨逴进士出身。因其上奏应对有条理，人物优秀，又曾受国学举荐。

八月二十九日，特赐新任知虢州安泳进士出身。因其进献了《周易解义》。

钦宗靖康元年二月六日，下诏："太学生雷观、进士张炳上书议论时政令人嘉许，都赐予同进士出身。"

三月二十八日，下诏陈东补授迪功郎，赐予同进士出身，任命为太学正录。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进言说："太学生陈东遭逢圣明朝代，忠义之情激愤而发，率先提出铲除奸臣的建议，接着又上奏请求任用贤能之人。陛下虚心纳谏，立即听从了他的话。恳请录用其忠诚，授予官职任用他。"陈东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

四月八日，赐予秘书少监颜岐进士出身。

九日，下诏布衣江端友任命为承务郎，赐予同进士出身。以上出自《续国朝会要》。

光尧皇帝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赐予御史台主簿韩璜同进士出身。韩璜因被召到中书省考试，因此有此任命。

绍兴元年四月三日，赐予太学免试上舍生高闶、元盥同进士出身。因二人依照德音诏令得以免除殿试的缘故。

二年二月三日，赐予朝散郎李汇同进士出身。李汇安排招收王企中一行归顺朝廷的蕃族叛贼，自己陈述曾在河北转运司参加解试，通过三舍考试合格，但因道路阻隔未能赶上殿试，请求依照惯例赐予出身，因此有此任命（天头原批注："'十月十三日，赐徐俯进士出身。御批："志气刚方，早闻于世。其于文学，直余事。"故命之。'添二年二月三日下。"）。

十月十八日，赐予右朝请郎、尚书左司员外郎曾统进士出身。因曾统上言新任命的殿中侍御史一职，按本朝旧例，没有出身之人不得担任台官之职，请求将此任命作罢。朝廷下诏说曾统是元佑年间石刻记载的名臣之子，特此授予这一身份。

三年八月十二日，赐予右通直郎唐恕进士出身，任命为太常少卿。制书称唐恕经学造诣深厚醇正，议论坚定正直，自身引退，隐居多年，因此有此任命。

四年九月六日，赐予史馆校勘邓名世进士出身。详见举荐遗逸一门。

十二月九日，赐予右迪功郎王苹进士出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王苹因权

译发遣平江府孙佑举荐授予右迪功郎，接着又赐予出身。王苹推辞不接受，皇上对辅臣说："王苹出身寒微，但他论政见解及为官行事，就好像一向在朝为官一样。大抵儒者能通晓世务，才算是有用之才。"最终还是赐予了他这一身份。

五年五月一日，赐予右承务郎、尚书礼部员外郎任申先进士出身。当月九日，任命为秘书少监，制书说："朕念及元佑党籍之人，无论子孙，都无不加以甄别录用，用以褒奖忠节之士。然而贤者的后代，未必都是贤才。此前有小人迎合旨意窃取美名，是援引孚之流的浅薄不肖之人，与你一同擢升。你在当时，坚守正道不阿附权贵，被那些不肖之人所嫉恨，因此辞官离去。后来那些人相继跌倒失势，都如你所预料的一样。你的先见与卓立，就是如此。朕正要招揽延纳英才俊杰，将他们培养于秘书省中，以道义相互勉励，尤其需要老成持重之人。前往主持秘书省事务，望你能恭谨尽职。"

十月二十八日，赐予苏符同进士出身，任命为司勋郎官。

十一月四日，赐予右迪功郎周孚先同进士出身，添差充任临安府学教授。

六年二月八日，赐予右朝议大夫、试兵部尚书、诸路军事都督府参议军事折彦质进士出身。当月十六日，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

七月七日，赐予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吕本中进士出身，任命为起居舍人。制书说吕本中"学术渊源承袭前代贤哲，文采声誉冠绝士大夫之间，历经艰险与太平，遂成为德高望重的耆宿"，因此有此任命。

九月二十三日，赐予布衣胡宪进士出身，添差任建州教授。胡宪先前被召赴行在，因母亲年老而推辞召命，因此有此任命。

十月九日，赐予张解同进士出身，并给予升迁调任。因其上殿奏对内容有可取之处，因此有此任命。

十一月十六日，赐予赵卫同进士出身，调任各州教授。因其上殿奏对受到称许，因此有此任命。

八年八月三日，赐予右丞事郎陈渊进士出身，任命为秘书丞。陈渊是谏臣陈瓘的从孙，学问有家学师承，通晓国家大体，因此有此任命。

十月三日，赐予右朝奉大夫邵博进士出身，任行秘书省校书郎。制书说邵博"祖父的道德学术堪为万世师表，而父亲学问明达、品行高洁，邵博的志趣操守和文词才学，不辱没父祖的声名"，因此有此任命。

十二月二十五日，赐予右朝奉郎莫将同进士出身，任命为起居郎。九年正月二日，任命为司农卿，制书称莫将从边远之地上奏时政，议论慷慨激昂，因此有此任命。

九年正月五日，下诏右朝奉大夫王伦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并赐予同进士出身。当月十七日，任命为东京留守，制书称王伦奉命出使远方邻邦，修好两国邦交，并且因疆土重新归入版图，因此有此任命。

六月十七日，赐予史愿同进士出身。

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赐予直秘阁、荆湖南路提刑何麒同进士出身。因其召对时言论有可取之处，因此有此任命。

十二年六月四日，赐予张本同进士出身。以上出自《中兴会要》。

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寿皇即位，尚未改元。赐予枢密院编修陆游、尹穑都授予进士出身。枢密大臣举荐陆游等人勤学而有名望，因此有此任命。

寿皇圣帝隆兴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赐予兵部尚书兼户部尚书钱端礼同进士出身，并拜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兼提举德寿宫。

闰十一月十四日，赐予少保

译、尚书左仆射陈康伯之子陈安节同进士出身。依照庆历年间宰相庞籍之子庞元英的先例，因此有此任命。

干道四年二月十二日，赐予兵部侍郎王炎同进士出身。不久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七月七日，赐予遂宁府布衣雍山进士出身，添差任遂宁府府学教授。

九月二十七日，赐予兴化军仙游县布衣林彖进士出身，添差任兴化军军学教授。

十二月十八日，赐予建宁府布衣魏掞之同进士出身，任命为太常录。因知福州王之望等人进言魏掞之节操品行孤高出众，才识超越常人，不求闻达于世，召见对答符合旨意，因此有此任命。

八年二月十四日，赐予吏部侍郎王之奇同进士出身。不久拜任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二十七日，赐予户部尚书曾怀同进士出身。不久拜任参知政事。

三月十七日，赐予吏部员外郎苏峤同进士出身。不久擢升为起居郎。

八月十六日，赐予工部侍郎姚宪同进士出身。不久擢升为左谏议大夫。

九年十一月四日，赐予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陈升卿同进士出身。以上出自《干道会要》。

【宋会要】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九 赐及第 赐出身 赐童子出身 赐及第 童子出身

童子出身

太宗淳化二年十月十日，赐予秦州念书童子谭孺卿出身。

至道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赐予念书童子段佑之出身。段佑之是京班重会之子，年方十一岁，能诵读四经典籍。下诏送到国学考试后，授予他这一身份。

真宗咸平二年正月二十五日，任命睦州童子邵焕为秘书省正字。邵焕曾被召见问对，赏赐布帛后遣送回家。至此又来到京师，才十二岁。皇帝听闻此事，命阁门引见问对，当面命题作《春雨》诗一篇，提笔即成，皇帝赞赏他才思敏捷，于是命他为官。

四年五月二十日，赐予南康军童子重轲出身。重轲六岁便擅长诵读经书，江南巡抚使夏侯峤等人将其才名上报朝廷。皇帝召他入宫，让他诵读《周易》数卦，颇为精熟通晓。又让他作诗一首，也是提笔即成，于是加以奖励录用。

十月，赐予抚州童子陈炫出身。陈炫十二岁，能诵读经书。本州将其才名上报，因此授予他这一身份。

五年四月三日，赐予童子张待用出身。张待用才七岁，到朝廷自陈能诵读《周易》、《论语》，并进献自己所写诗文一卷。皇帝在便殿召见问对，让他诵读《易经》二卦，考试作诗二首，赏赐彩帛后授予他这一身份。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赐予饶州童子夏有章出身。夏有章九岁，能够作诗。本州送他到京城，皇帝亲自考问他，因此有此任命。

四年五月十三日，赐予吉州童子黄敖出身。当时召黄敖到内殿赋诗，又送到中书省再次考试，因此有此任命。

五年正月十三日，赐予建州童子刘济出身。刘济十三岁，父亲在建州任监军，上奏说他擅长作文，召到中书省考试后授予他这一身份。

六年七月十日，赐予童子李仲芳、李仲安出身。李仲芳十一岁，李仲安九岁，都是合门祗候李惟正的儿子。因擅长诵读经书而闻名，召见问对后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赐予童子李淑进士出身。李淑就是通判亳州李若谷的儿子。皇帝乘车前往朝拜太清宫，制置使丁谓进言说李淑年方十二岁，聪颖领悟力强、勤奋踏实，进献了歌颂描述盛大典礼的颂文。皇帝在行宫召见问对，当面命题作《朝谒太清宫》诗，提笔立成。皇帝嘉许赞赏，下诏派宦官

译送到中书省，随即有此任命。

二月，赐予楚州念书童子徐世长、徐世昌出身。徐世长十二岁，能诵读五经；徐世昌八岁，能诵读三经。本州上报朝廷，召见后授予他们这一身份。

五月二十六日，赐予代州念书童子姚育材出身。姚育材十一岁，精通三经。本州上报朝廷，引见考问，因此有此任命。

八年闰六月二日，下诏任命念书童子蔡伯俙为秘书省校书郎。蔡伯俙才四岁，擅长诵读经书。皇帝赞赏他才智出众，特此有此任命，还以御笔书法赐予他。

王明清《挥麈录》说："《真宗实录》记载，召见考试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后，便再无相关记载。我明清因而在旧书中找到他的一份奏状，说：'臣先于大中祥符八年，蒙真宗皇帝派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予召见对答，考试诵读真宗皇帝御制歌诗，当天便蒙受恩典释褐为官，授予守秘书省正字之职。臣遭逢此遇之年，才刚满三岁。当时皇帝赐臣御诗说："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接着又蒙旨宣召到东宫，侍奉仁宗皇帝读书，朝夕亲近，历经多年。此后臣十七岁时，因家境贫寒而陈情请求外放差遣。仁宗皇帝体恤怜念，特准所请，还下旨说其他人不得援引此例。自此以来屡次担任各种职务，如今这一任职务到明年二月便将期满。臣又念及自己生计萧条，家族人口众多负担沉重，又没有得力的儿子可以侍奉照料。一旦辞去俸禄，便无以为生。幸而遇上陛下至仁至治，天下万物无一处不得其所，对于年长之人，体恤照顾尤为深厚。臣在祥符八年时三岁，以干支推算是甲子年庚申，如今尚未到衰老之年。恳望圣上恩慈，特准允臣再任江州太平观管勾一职，希望能仍旧领取俸禄，以此赡养孤苦贫寒的家人。'大概元丰初年时，计算他的年纪还不到七十岁。所任司农少卿一职，相当于如今的朝议大夫。他一生碌碌无所建树，难道是他的聪慧才智不及从前了吗？"

朱兴仲《续归田录》说："蔡伯俙字景蕃，与晏元献（晏殊）都是五六岁时，以神童身份侍奉仁宗于东宫。晏元献一开始便性格耿直刚正，蔡伯俙则最为柔顺谄媚，每次太子经过门槛较高之处，蔡伯俙便伏地让太子踩着他的背登过去。仁宗即位后，晏元献受到赏识重用，官至宰相。蔡伯俙终究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凭借旧日恩宠常年担任地方官，却颇为不遵守法令。有时被弹劾请示处置，皇上认出他的姓名，必定说他是藩邸旧臣，还下令为他升官。历经四朝，元符初年才退休，那时已经八十岁了。监司官员举荐他，请求撤销致仕、恢复官职，让他领取祠禄官俸。举荐奏文大略说：'蔡伯俙已八十岁，领取俸禄已达七十五年。'我认为人生的名位固然可以得到，但很少有像他这样绵延长久的。"

马端临说：按史书记载，晏殊是在景德二年被召见考试，当时十四岁。仁宗是在大中祥符三年出生，那么到仁宗出生那年，晏殊已经十九岁了。如今说晏殊与蔡伯俙都是以五六岁的年纪作为神童，侍奉仁宗于东宫，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仁宗天圣元年九月六日，南康军都昌县进士王用舟进言说他的儿子王国祥八岁，能诵读五经典籍以及诗赋，希望能予以呈报考试。朝廷下诏等他年长后再让他应举。

《文献通考》记载：仁宗即位以来，以童子身份赐予出身的一共有十人，宝元元年因认为此举没有实际益处而废止了这项制度。

三年四月

译二十九日，赐予江宁府童子夏锡出身。夏锡年幼便擅长写文章，本州上报朝廷，召来考试后授予他这一身份。

七年二月三日，赐予童子乐九出身。乐九因擅长诵读经书被召见，考试后授予他这一身份。

三月十日，赐予阶州读书童子刘应祥出身，令其到国学听讲学习。

十月二十日，赐予楚州童子周应期出身。

景佑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州童子朱思黯、朱公谊，楚州童子周应辰，年方八岁，能诵读《孝经》、《论语》、《周易》、《毛诗》以及各种诗作，皇帝召见他们，各赐绢二十匹。

五年六月十三日，婺州童子廖之才七岁，能诵读经书，皇帝召见，赐绢二十匹。下诏今后不得再奏报念书童子。

康定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赐予童子谭仲衍出身。谭仲衍七岁，在便殿召见问对，诵读经书精熟通晓，因此有此任命。

庆历四年二月十四日，赐予能诵九经的童子郭永孚出身。

六年五月十一日，赐予念书童子邹汉卿出身。

七年五月十三日，赐予念书童子郑佐尧出身，并准许他到国子监听讲学习。

皇佑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赐予念书童子曾天麟出身。

三年九月十五日，下诏："今后各地不得再上奏及派遣念书童子到京城朝见。"以上出自《国朝会要》。

《韶州府曲江志》记载：宋代谭必字子思，是伍汪市人，六岁便通晓九经。天圣年间殿中丞王益出任韶州知州，当时岭南地区自五代战乱之后，文风凋敝衰败，人们都不知道有童子科举这回事。王荆公（王安石）喜爱谭必聪慧过人，每日能诵读上万字，于是将此事写成奏状上报朝廷。谭必到达京师后，接受考试，应对合乎旨意，特地免去了他的解试，还厚赐银两布帛以补贴路费。

神宗元丰七年四月八日，赐予饶州童子朱天锡五经出身。朱天锡九岁，在礼部考试中诵读七经都能通晓。皇帝召他入宫中，取各种经书考问他，随问随答，皇帝叹息说："这个孩子诵读经书，一字不漏，毫无畏惧之色，这真是天生的禀赋啊。"又赐钱五万，让他买书回去，并告诫他以后不要荒废学业。《文昌杂录》记载：四月初五日，礼部考试饶州童子朱天锡，年方十一岁，诵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共七部经书，每部各考五道题，全部通过，没有一个字有误。当天，礼部侍郎召集本部郎官前来就坐观看，左右围观的人有数百之多，这个孩子诵读讲解自如，丝毫没有畏惧慌张的神情。过了几天，又召见……

译到睿思殿，赐予五经出身。从前晏元献公籍贯抚州，近年何正臣籍贯临江，都是靠童子举出身的。江南多有奇才伟士，也是山川灵秀所致吧。

十月十四日，赐童子朱天申五经出身。礼部上奏说朱天申在睿思殿应对，诵读十经都能通晓。

《文昌杂录》记载：十月四日，礼部考试饶州进士朱天申，年方十二岁，诵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孟子》《扬子》《老子》共十经，全部通晓。此人是前几天所试童子朱天锡的再从兄，也被召至睿思殿，赐予五经出身。

译十一月六日，皇帝下诏赐予抚州神童黄居仁五经出身。礼部上奏说黄居仁年仅十一岁，考试五经都精通。

《文昌杂录》记载：二十七日，礼部测试抚州进士黄居仁，年十二岁，能诵《尚书》、《毛诗》连同正义、《礼记》、《周礼》、《孝经》、《孟子》、《老子》以及《太玄经》共九部经书，合计七十五通，又测试《论语》大义三道题，文理还算通顺，被赐予五经出身，合门（阁门）送去袍笏，到礼部领受赏赐。

哲宗元佑元年三月十六日，赐予秦伯祥童子出身，并赐予官服。此前潞州进士秦鹏上言其子秦伯祥年十二岁，能通诵《孝经》、《论语》、《孟子》、《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扬子》、《荀子》、《庄子》，请求依照惯例召试。皇帝下诏命礼部测试后上报，随后礼部上奏说测试都通过了。

二十一日，皇帝下诏，某州童子张师古特赐童子出身，并赐予官服。因为礼部测试他所诵读的内容都通过了。

五月十二日，皇帝诏令礼部：「从今以后凡请求测试童子诵书的，所属官署不得受理接待。」

六月二十二日，皇帝下诏赐朱君陟童子出身，并赐予官服；赐朱君升绢三十匹。因礼部上奏，测试朱君陟诵《易》、《诗》、《书》、《论语》、《孟子》、《老子》都通过，列为第一等；朱君升诵《易》、《诗》、《书》、《论语》、《孟子》各十通，程度略粗，列为第二等。

徽宗大观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皇帝下诏：「童子李天宠支给绢十匹，林天与等交由尚书省测试，如果确实精熟，也各支给绢十匹。今后再有像这样的人，不许陈请求试。」

政和二年二月十一日，知成都府吴拭上奏：「蜀州小学生张通安年七岁，能通诵《诗》、《书》、《易》、《礼记》、《周礼》、《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等书，没有一字脱漏错误。恳请依照近来的先例，赐予一命官职以示恩宠。」皇帝下诏准许。

九月七日，皇帝下诏：「童子陈请诵书的，如今又有九人，越发增多。近来命辟廱长官等通试的人数，此后一律不再测试。」当时饶州进士范天佐等上书，都是因为有弟弟、侄子、孙子能诵书，请求召试，所以有此诏令。

十二月，皇帝下诏：「童子陈请诵书的，两个月内又有八人，可依照已经颁布的指令，尽快发布告示予以制止。」这是因为饶州进士朱天端等上书，都是因为有儿子能诵书，请求召试的缘故。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皇帝下诏金时泽、李徽赐予童子出身，一并赴将来的廷试。因为大司成冯熙载上奏，国子监小学生中合格优等的李徽、金时泽，此前在太学私试当日，当着众学官的面，在敦化堂出本经义题目当场测试，文理可取的缘故。

《文献通考》记载：政和四年，小学生将近一千人，还有陆续到来的，分成十斋来安置他们，增加教谕的俸禄，不许收取学费。从八岁到十二岁，按诵经书字数多少依次递补内舍、上舍。如果能作文，就让博士测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题，稍微通晓的补入内舍，优秀的补入上舍。后来曹芬因文章优秀赐予同上舍出身。崇宁五年，制定京城小学的规章条约，颁布给州县，小学在州隶属教授，在县隶属学长，那些小学生都自备伙食费附食，到宣和年间废除了这个办法。童子科，元丰以后赐出身的有五人。元佑年间，皇帝下诏礼部自今以后请求测试童子诵书的，不得收接。大观以后恢复此科，赐补官的有五人。

政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皇

译帝下诏念书童子十岁以下才允许应试。

宣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皇帝下诏，童子十岁以下才允许应试的指令不再施行。

宣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包茂实、程渊诵书贯通，一并补授将仕郎。以上出自《续国朝会要》。

高宗建炎二年，起初测试童子，祖宗朝时都是天子亲自测试，那些任命官职、免除科举的都临时请旨，没有固定的规格。

绍兴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皇帝下诏任命饶州童子朱虎臣为承信郎。朱虎臣十岁，能诵七书，能排列冲方阵，兼习步射。

八月二十三日，皇帝下诏任命汀州童子万顷为文林郎，并改赐名为严。万顷十岁，能诵经子书十一种，在内殿被引见，皇帝下诏说万顷既通文又通武，诵读的声音如流水，毫无差错，所以有此任命。

绍兴三年三月十一日，辅臣呈报向有关部门求试的诵书习射童子共九人，皇帝说：「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更加迎合。这都是因为先前曾对一两个童子施恩，所以求试的人云集而来。这虽是好事，但也可以借此看出君主的好恶，不可不慎重对待。」皇帝下旨各赐束帛，遣返原籍。

四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任命童子彭兴祖为迪功郎，刘毂为进武校尉。彭兴祖是神武右军将官彭胜的儿子，刘毂是小校刘武的儿子，各自年方五岁。本军都统制张俊上报此事，在内殿引见测试，彭兴祖能诵《孝经》、《论语》、《孟子》，刘毂擅长骑射，都合格，赐予袍笏后又有此任命。

五月八日，皇帝下诏任命饶州童子张揉为迪功郎。张揉九岁，能诵经子书九种，能作古风诗、《孙子论》，都能就题目应答，皇帝亲自测试他，所以有此任命。

六月一日，皇帝下诏徽州童子林佐国给予免除一次文解，赐绢十匹。林佐国九岁，能诵经子书十六种。

二十二日，皇帝下诏童子邹庭闻、林次融给予免除一次文解。

七月二十日，荣州文学郭滋自己陈述说，政和五年曾奉敕赐予童子出身，历任已满三考，因立下收捕建州军贼的功劳被转授从事郎。如今吏部把他当作崇宁、大观以来不经科举而补官的人，核查后追改为荣州文学，请求予以改正。皇帝下诏发还他迪功郎的官职。

八月五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卓玙给予免除一次文解，赐予束帛。卓玙十岁，能诵经子书十七种，还能拉开二石的弓，亲自引见测试都通过。

绍兴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王文明给予免除一次文解，赐绢二十匹。王文明十岁，能诵经子书十三种，兼习步射。

绍兴十年五月十三日（页眉原批：「『十三日』，一作『三十日』。」），赐予处州孝童周智童子出身。周智六岁丧父，哀伤毁损超过常制，不吃荤食，在墓旁结庐守孝，灵芝生长在旁边。乡里父老向州府列状陈报，守臣上奏，所以有此诏令。

九月十七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安晏求免文解。安晏十岁，能诵经子书十二种，兼习步射，能排布变阵章法。

绍兴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江安国、江定国给予免除一次文解。江安国九岁，能诵经子书九种，江定国七岁，能诵经子书六种。

绍兴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程宏远给予永久免除文解，其父程宏给予免除一次文解。程宏远十一岁，能诵经子书十种，兼习诗、赋、论、策。程宏九岁，能诵经子书七种。

四月五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章林给予免除一次文解，并赐予束帛。章林九岁，能诵经子书九种，兼习步射，能排布诸葛八阵形势。

十二月三日，

译皇帝下诏童子张岩叟、张岩卿各给予免除一次文解，张岩叟另支给绢十匹。张岩叟九岁，能诵经子书十四种。张岩卿九岁，能诵经子书十二种。

绍兴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皇帝下诏福州童子陈丕绩给予免除一次文解。陈丕绩十岁，能诵经子书九种以及大字书写。

十二月五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朱绶给予免除一次文解。朱绶九岁，能诵御制《劝学》、《渔父词》以及经子书十四种。

绍兴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宁伯拱给予免除一次文解。宁伯拱七岁，能诵御制《建炎古诗》、《渔父词》以及经子书十六种。

四月四日，皇帝下诏童子潘汝功给予免除一次文解。潘汝功十岁，能诵经子书十一种。

十一月一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戴松、戴槐给予免除一次文解。戴松十岁，能诵御制《渔父词》以及经子书九种，并能讲解《禹贡》、《说命》、《无逸》、《周官》。戴槐八岁，能诵御制《渔父词》以及经子书九种。

绍兴二十八年三月四日，皇帝下诏福州童子庄大成给予免除一次文解。庄大成七岁，能诵御制《宣圣七十二贤赞》以及经子书十种。皇帝对辅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因诵书而对童子施恩的已经很多了，却没听说有考中科举显名的。以前有个万顷，自称能作诗，曾指着金唾壶命他即景赋诗，他停笔不能作答，大概是因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罢了。」沈该等人上奏说：「这类人只能读诵，未必能通晓义理、写作文章。」

六月五日，礼部上奏说：「讨论童子引试的旧例，大中祥符四年，吉州童子黄敖因为能作诗，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并施恩，应当遵照祖宗旧例。今后遇有上奏请求，以及各州保荐推举来的童子，应当先送国子监核验，如果合格，请旨送中书省复试。宰相执政聚集在政事堂，各自批阅测试。如果合格，请旨施恩。如果除了记诵之外还能作诗写文，另外具文请旨。」皇帝准奏。

八月八日，皇帝下诏饶州童子孙材给予免除一次文解，并赐予束帛。孙材八岁，能诵御制《为君难说》以及诸子书十种。

绍兴三十年三月十三日，皇帝下诏童子姚亿年给予免除一次文解，并赐予束帛。姚亿年能诵御制《损斋记》以及九经，兼习步射弓矢，引见测试都通过，所以有此诏令。

《文献通考》记载：高宗一朝，童子求试的共三十六人，授予官职的有五人，即万顷、彭兴宗、张揉、朱虎臣、刘毂。永久免除文解的有一人，即晏章。免除一次文解的有一人，即绍兴三年的林佐国。刚赐予帛匹便遣返的有九人，在绍兴三年四月。兄弟童子有三对，饶州的江安国、江定国，戴松、戴滋，还有张嵒叟、嵒卿，不知是哪里人。只有朱虎臣能排布阵法、步射并诵读七书，所以补授承信郎。刘毂是小校之子，五岁就擅长骑射，所以补授校尉。朱虎臣是浮梁人，被召见之后，特地又赐予金带以示特殊恩宠，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孝宗隆兴元年四月十五日，皇帝下诏福州念书童子陈绎永久免除文解。陈绎八岁，能诵经子等书十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隆兴二年八月十二日，皇帝下诏念书童子柯仲博免除一次文解。柯仲博能诵《诗》、《书》、《易》、《二礼》、《论语》、《孟子》、御制赞记共十三通，被送到中书省复试后有此诏令。

干道元年四月七日，皇帝下诏福建路念书童子何迈永久免除文解。何迈八岁，能诵经子等书十六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干道二年二月三日，皇帝下

译诏右承事郎韩格免除一次文解。韩格十四岁，能诵《易》、《诗》、《书》、《周礼》、《春秋》、《道德经》、御制赞记、《文选赋》共十一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干道二年二月四日，皇帝下诏平江府念书童子吕伯奋免除一次文解。吕伯奋年八岁，能诵《易》、《书》、《诗》、《二礼》、《论语》、《孟子》、御制赞记共十三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闰七月十日，皇帝下诏福州念书童子高应免除一次文解。高应八岁，能诵《易》、《书》、《诗》、《二礼》、《春秋》、《论语》、《孟子》、《孝经》、《老子》、御制赞记共十八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十月七日，皇帝下诏福州念书童子张光祖免除一次文解。张光祖能诵五经、《论语》、《孟子》、《孝经》、《扬子》、御制赞记共二十一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干道五年二月三日，皇帝下诏平江府念书童子吕仲堪、吕叔献一并免除一次文解。吕仲堪九岁，能诵《易》、《诗》、《书》、《二礼》、《论语》、《孟子》、御制赞记、赋、论共二十一通。吕叔献八岁，能诵《易》、《诗》、《书》、《二礼》、《论语》、《孟子》、《孝经》、《老子》、御制赞记、《春赋》共二十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四月十二日，皇帝下诏念书童子陈骥免除一次文解。陈骥八岁，能诵《易》、《诗》、《书》、《二礼》、《论语》、《孟子》、《孝经》、御制赞记等共十八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十二月三十日，皇帝下诏福州念书童子陈师孔免除一次文解。陈师孔八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共十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干道六年二月十一日，皇帝下诏泉州念书童子陈应之免除一次文解。陈应之八岁，能诵六经、《论语》、《孟子》、《孝经》、御制《春赋》，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干道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皇帝下诏福州念书童子詹伦免除一次文解。詹伦六岁，能诵《诗》、《书》、《易》、《周礼》以及其他书籍共十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三月二十日，皇帝下诏隆州念书童子张寿免除一次文解。张寿五岁，能诵《易》、《诗》、《书》、《论语》、《孟子》、御制赞记等共十九通，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七月十九日，皇帝下诏隆州念书童子张维永久免除文解。张维七岁，能诵六经子书等共二十三通，起初只免除一次文解。张维援引陈绎等人的先例自己申诉，才又降下这道诏令。

干道八年二月十一日，皇帝下诏赐予衢州吕嗣兴童子出身，补授右从事郎。吕嗣兴四岁，能诵《易》、《诗》、《论语》、《孟子》、《孝经》以及《天官》、《中庸》、《儒行》、《左传序》以及其他杂文。虞允文等人上奏说：「近来应此科的人很多，然而都是六七岁以上，像四岁这样的极少。」皇帝说：「已经赐予束帛，等他测试完毕，从优施恩。」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十一月十四日，皇帝下诏饶州念书童子方宋英永久免除文解。方宋英十岁，能全篇诵读《易》、《书》、《诗》、《周礼》、《论语》、《孟子》、《孝经》、《扬子》、《老子》，并能摘要诵读《春秋左氏传》、《礼记》、《荀子》、御制诗赋、诸家故事，还能排布阵法，开弓射箭，能全篇作诗赋，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

干

译道九年三月二日，赐予吉州李如圭童子出身，补授迪功郎。李如圭六岁，能全篇诵读《诗》、《书》、《易》、《论语》、《孝经》、《老子》，能摘要诵读《二礼》、《春秋》、《孟子》以及御制诗赋三百篇，还能说出《礼记》各篇篇名、《周礼》三百六十个官名，《诗》、《书》、《易》、《礼记》、《论语》、《孟子》、《老子》中的重复句子，讲解书中大义都能通晓，还能画出《易》六十四卦，所以有此诏令。

六月二十七日，皇帝下诏福州念书童子邵应祥永久免除文解。邵应祥八岁，能诵《诗》、《书》、《易》、《礼》、御制诗赞，又能讲解《尚书·尧典》、《礼记·学记》、《论语·学而篇》以及《孝经》、《扬子》各篇章，能辨析字音，被送到中书省再次测试后有此诏令。以上出自《干道会要》。

《文献通考》记载：孝宗淳熙八年，开始下诏将童子分为三等：凡是能全篇诵读六经、《孝经》、《论语》、《孟子》并且能作文，比如能作大经义三道题，《论语》《孟子》义各一道题，或者赋和诗各一首的，列为上等，给予施恩。除诵书外，还能诵读一部经书的，列为中等，免除两次文解。只能诵读六经、《论语》、《孟子》的，列为下等，免除一次文解。复试不合格的，赐予帛匹。孝宗一朝，童子求试的共七十四人，而被授官的有七人。有个吕嗣兴，是衢州人，四岁就能诵读《尚书》、《切韵》，能辨别四声，能画八卦，皇帝召见他，当面命他吟诗，于是授予右从政郎，赐钱三百缗，让他陪伴皇孙荣国公读书，那是干道八年春天的事。又有临川的王克勤，尤其机敏聪慧，最初被任命为右从事郎。庐陵的李如圭、三山的林公洽、何擢都被任命为右迪功郎，三山的何致远被任命为将仕郎，庐陵的郭洵直被任命为下州文学。宁宗嘉定十四年，皇帝下诏从今以后每年录取三人，规定于季春时节齐集京城，先在国子监测试，然后由中书省复试，成为定制。光宗一朝，童子求试的共十七人，没有被补官的。只有从事郎吴刚，九岁，能诵读六经、《论语》、《孟子》，因是寿圣太后的亲侄孙，特地改任承务郎，仍依照最初补官的办法，那是壬子年四月的事。晏元献当初以童子身份被召试，就被赐予出身，命他在秘阁读书，过了很久就被任命为正字。干道末年，皇帝仿效这个旧例，任命临川的王克勤（字敏叔）为秘书省读书，俸禄按正字的一半发放。淳熙初年，皇帝驾临秘阁，馆职官员都升了官，选人改任京官品秩。有关官员向皇帝提及王克勤，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文林郎。过了很久，台官中有人指出他的过失，于是被授予初等职官。后来他又通过锁厅试考中，担任太学博士。此后就没有再出现类似的人了。自从设立童子科以来，从未有女童应试的。从淳熙元年夏天起，女童林幼玉请求应试，中书后省对她所诵读的经书共四十三件逐一测试，全部通过，皇帝下诏特封她为孺人。

【宋会要】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九 赐及第 赐出身 赐童子出身 赐及第 念书童子

念书童子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一〇 试判 一作书判拔萃科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一〇

试判一作书判拔萃科

太祖建隆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下诏说：「书判拔萃科，历代都曾设置，近来因战乱离散，于是被停罢。为求得到人才，特地重举旧有的规章，应当命尚书省吏部拟定条例上奏。」

九月十六日，有关

译部门上奏说：「依照《选举志》以及《通典》，选人当中有资格未到而能测试判词三条的，称为拔萃。应试的人各自取得本州府本司的文解，按照普通选人应举的惯例，十月三十日以前随文解赴京集合，其中有已经获得出身并授京官的、使府宾佐、州县官、新及第进士，都允许赴京集合。如果还没有官职，不得自称应试举人。设立标题取解，按规格派官考试，当天面试完毕，送交知录、铨选的尚书侍郎一同考核后上奏。考判的规格分为五等：上面两等超越同辈，可以破格提拔，前代很少有这样的人；第三等上取义理优长、文辞丰赡的，破格授官，次等的如果义理优长或文辞略欠，则视情况从宽或从严授官；第四等上取文理切当的，按资历授官，次等文理不太切当的，视情况从宽或从严授官；第五等上放选授官，次等放选赴冬集，不合格的一律淘汰。」皇帝准奏。

干德元年闰十月八日，皇帝召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在内殿复核吏部测试中应拔萃科的田可封、豫迈、宋白、谭利用。皇帝亲临殿前观看，测试完毕后称许他们的表现，任命谭利用为左拾遗，宋白为著作佐郎，各自赐予袭衣犀带。田可封、豫迈都被授予县尉。

真宗景德四年闰五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上奏，请求允许流内选人应试宏词拔萃科，皇帝下诏准许。

大中祥符六年二月十三日，流内铨引见前泉州观察推官公孙简，皇帝审阅他所作的判词，发现荒谬错乱，只命给他加阶。公孙简不谢恩，自称有功劳，请求改任京官品秩。皇帝命人拿出他所作的判词给他看，公孙简坚持请求不止，声音十分严厉。皇帝下诏交御史弹劾他。第二天，被贬为房州文学。

天禧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书说：「凡在铨选部门未获注拟幕职、令、录职位，以及刚就任令、录之职的官员，任满两任五考没有公私过犯，任满三任八考没有贪赃罪行的，命铨选部门查核后上奏。届时命近臣与掌管铨选的官员一同测试其身、言、书、判，考核他们的历任表现，并将测试结果一并呈上请旨。」干兴元年二月一日皇帝登楼受贺、天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南郊赦书，都重申颁布了这一制度。

十二月，皇帝下诏命翰林学士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晓、右谏议大夫王随与掌管铨选的陈尧咨、宋绶一同测试，盛度等人将测试结果上报，皇帝命送中书省，其中判词优秀的授予京官，其次的幕职官按资历升迁，令、录职位授予幕职官，再次一等的补授较近便的大郡官职。

干兴元年四月十三日，翰林学士李谘等人依照诏令测试幕职、令、录官共六十五人的身、言、书、判，按等第上报，皇帝在便殿引见。前怀安军判官宗文礼等六人，都被授予京官、知县；前武安军节度推官王瑜等二人各按一资升迁，授予距家较近的官职；前连州桂阳县令刘希孟等十六人，都被授予节度推官；前知郓州观察支使王信臣等四人，加授阶勋、检校官、试衔。从刘希孟以下，原本分派较远地方的改派较近地方，原本分派较近地方的改派距家较近的地方。前密州录事参军孙士衡等三十二人，原本分派较远地方的改派较近地方，并按一资升迁，原本分派较近地方的改派距家较近的地方，并按两资升迁。前泉州观察支使蒲传庆等五人改派较近地方。皇帝下诏说：「国家思虑弘扬政道，详细复核官吏的治绩。念及这些按常规升迁的官员，担心其中或有才能被埋没的，于是借着这场恩泽普施的机会，表彰记录善绩，一个不漏，广施恩典，依次有序。有的依次升迁到宾佐幕职，有的被提拔安

译置在幕府之中，至于用优厚的常规资历对待、安置到便利的地方，以及加授阶勋、暂代职衔，都表明得到褒奖提升。这体现了我责求实效的方针，望各位勉力恪守为公的节操。应命李谘等人与流内铨一同注拟官职，都用成资阙位安排。」……的途径，那些为官长久、谨慎行事很少过失的人，念及他们长久辛劳服役，希望能借此使那些沉滞不得升迁的人有所振作。只有三铨的选拔方式，本来是依据身、言、书、判四项来衡量才能，特地命令近臣，一同加以精心测试，审阅他们的等第奏报，借此对……

仁宗天圣三年二月七日，翰林学士晏殊等人依照诏令测试到身、言、书、判合格的选人共五十四人，引见皇帝。第一等的前惠州军事推官林冀等七人，授予京官、知县；第二等的胡比按一资升迁，前湖州司法参军郭凤等二十二人，都授予节察推官，前知和州含山县雍铨授予右班殿直；第三等的荆仲举等十六名，原本分派较远地方的改派较近地方，原本分派较近地方的改派距家较近的官职，并按情况不同加授阶勋、试检校官，都注拟成资阙位。其中令、录职位原本分派较远地方的按一资升迁，原本分派较近地方的按两资升迁。

天圣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翰林学士章得象等人依照诏令测试到身、言、书、判合格的选人共八十二人，引见皇帝。第一等的掌禹锡等八人，都授予京官、知县；第二等的吴利用等人，都授予职官、知县；第三等的按情况不同注拟官职。

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皇帝下诏设置书判拔萃科，应选的人如果不是流外出身，只要确实有才能，不曾犯有贪赃罪及情节较轻的私罪，都允许上状请求应试上述科目。仍要先誊录所作判词三十篇，一并呈交流内铨。掌管铨选的官员详细审阅，如果发现文辞义理优长的，将其姓名列出上奏，届时降下朝廷旨意召其赴京，派官测试判词十道，以二千字以上为合格，随即进行御试。

十月六日，流内铨上奏说：「依照诏令设置书判拔萃科的条例上奏。臣等私下认为国家精心讲求治国之道，广泛搜求出众之才，既已设立科举考场，搜访众多士人，又开设特殊科目，选拔特异之才，这实在是完善建制的长远谋划、恪守文治的长久策略。这书判拔萃科，先誊录所作判词，在流内铨投递，委托掌管铨选的官员详细审阅，如果文辞义理优长，明确说明够资格应试上述科目，将姓名列出上奏。如今详审诏旨，本意是要提拔那些被埋没的英才，使他们达到异乎寻常的等第，不单单是取其擅长文笔，更是要考察他们的才能。如今审核收到的判词，有的人才刚离开考场，没有经历过实际事务，有的人正踏上仕途，对政事经验十分生疏，有的人担心被调离而蓄意防备远调，有的人正在边远州郡任职而盼望早日调回，各自怀着不同的用心，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若不加以约束，必然难以符合详加考求的本意。如今拟定条例一份，若蒙准许，不仅能堵塞奔走钻营的门路，也有助于澄清吏治的风气。又详审投递所作判词，虽然在文采方面粗略有些规范，但担心有人假借他人之手代作，恐怕责求真实情况反而无从查证。应当把判词分成三等编排，列出姓名上奏，请求由两制官员另外派人考核评定。凡是初任官员请求应试的，必须任满四考以上，才能投状申请。那些如今在沿边、川、广、福建等地任职以及正被铨选部门要求移官的人，都必须等到任满返回后再投状，这样才不会有滥竽充数之人蒙混进用，也比较

译合乎规制。」此事下发交由两制商议，翰林学士章得象等人说：「详审掌管铨选的官员都是朝廷选任的台阁大臣，审阅判词优劣，必定能做到公允恰当，希望仍依照原来的诏令，交由掌管铨选的官员审阅。如果文辞义理优长，明确说明够资格应试上述科目，列出姓名上奏，不再另外派官考核评定。仍依照旧制，不限定任职考数上奏列名。至于那些正在沿边、川、广、福建等不需搬家地区任职、以及正被铨选部门要求移官的人，如果应当调往沿边、川、广、福建等不需搬家的地区，就依照铨选部门的要求处理，暂不允许请求应试。」皇帝下诏，规定必须历任三考以上，才允许投状申请，仍命掌管铨选的官员详细审阅，分成三等上奏，按两制官员商议的办法执行。

天圣八年正月二十六日，流内铨上奏，详审书判拔萃科分为三甲的余靖等二十四人，皇帝下诏命两制官员重新详细核定等第上报。

二月七日，中书门下上奏说：「铨选部门所选出的职官、知县，大多是才能、判词平平，历任没有功绩劳绩，公事过失情节较重。希望命铨选部门一律依照原来的诏令，仔细详审，必须是历任确实有功劳劳绩，公事过失情节较轻，才能人品、判词值得选拔的，才准许将其历任情况和判词卷子一并呈报，引见皇帝。」皇帝准奏。

五月二十五日，皇帝命龙图阁待制唐肃、梅询、直集贤院胥偃在秘阁测试应书判拔萃科的余靖等二十五人，殿中侍御史王嘉言、直集贤院柳植负责封弥誊录。

六月二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测试应书判拔萃科的选人，宣州司理参军余靖考入第四等，被任命为将作监丞、知县、安德军节度推官；知邵武军光泽县的尹洙考入第五等，按一资升迁，任命为距家较近的知县。

天圣九年二月十二日，翰林学士盛度等人依照诏令测试到身、言、书、判合格的选人三十人，引见皇帝。皇帝下诏，信州判官萧禋、均州判官周湛、邕州推官黄中、真州判官郭维、黄州判官周渭、明州推官顾祥都被任命为著作佐郎，知县于房等二人按资历升迁，知县王永等七人按资历升迁并注拟距家较近的官职，刘范等十人注拟距离较近地方的知县，赵定基等五人凡原本分派较远地方的改派较近地方，原本分派较近地方的改派距家较近的地方，都允许注拟成资阙位。那些被替换罢免的人，允许随时赴京参加集选。从今以后凡是应书判科考试及被荐举的人，只要已经被引见并接受过恩泽的，不得再次参加选试。

四月二十五日，皇帝命翰林学士盛度、知制诰郑向、直集贤院胥偃在秘阁一同测试应书判拔萃科的人。

五月九日，皇帝亲临崇政殿测试应书判拔萃科及武举人，在南边廊庑设立帷帐，安排座位。皇帝亲自出题十道……

译召来资政殿学士晏殊、翰林学士宋绶担任考校官，翰林学士章得象、知制诰石中立担任编排官，侍御史王轸担任封弥官，集贤校理王湜、钱延年担任对读官。申时之后呈上所试的卷子，召宰臣阅看，赐茶良久。

十三日，下诏：「书判拔萃科考入第四等的前颍州司理参军李惇裕，授任大理寺丞、知秀州华亭县；洪州新建县主簿毛询，授任镇东军节度推官、就近知县；颍州汝阴县主簿张孝孙，授任忠武军节度推官、就近知县；第五等湖州归安县主簿吴感，授任江州军事推官；不入等的魏京、李宗，罢黜其职。」

译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诏令书判拔萃科今后不再设置。

六月四日，诏令凡是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的人不再进行御试（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

十七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等人上奏说，考试录取了书判拔萃科的潞州司法参军江休复等七人。诏令江休复考试成绩稍优，任命为大理寺丞、知长葛县，阎询等三人分别授予不同官职，魏申以下的人全部落选。

十二月十三日，知制诰李淑上奏说：「幕职官、州县官被举荐充任京朝官的人，另外派官员与判铨官一同主持考试。希望从今以后不再每次都上奏请求派官，只委派判铨官自行考核评定优劣。如果文辞稍优，或者刑律名目完全不通晓的，就用贴黄的方式进呈皇帝。」诏令吏部铨司详细拟定后上奏。后来按照所奏请求执行，皇帝同意了。

神宗熙宁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南郊赦书规定：「现任等待铨选注拟官职的人中，凡是职官令、录事以及初次入仕的职官令、录事，历任两任共六考没有公罪私罪过犯，以及三任共八考没有贪赃私罪的，曾经有两名以上举主推荐的，由铨司审核，列出姓名上奏，应当议定派官员与判铨官一同考试其身、言、书、判，评定等第。凡是磨勘历任情况的，随卷宗引见听候皇帝旨意。」

三年三月八日，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判流内铨官一同考试选人的身、言、书、判。当初议定派吕公著等人主持考试时，皇上问及考试判词的旧例，于是说：「从这种考试就足以看出人的才能。」辅政大臣有的回答说先朝有考中后授予京官的先例，有人认为授予京官太可惜，皇上认为说得对。

五月十六日，翰林学士吕公著等人上奏说：「遵照手诏举荐上来的被淹没埋没之人，其中选人不属于磨勘范围的，按照身言书判考试人的先例办理。随后依照旨意考试了三十七人，分为五等，命流内铨将每人的卷宗依照赦令规定引见皇上。现已确定引见日期，先申报中书省。打算本月二十一日上殿引见。」诏令阁门依照所定日期安排引见。

二十一日，诏令：「所举荐的被淹没埋没之人，第一等，京兆府法曹参军汪辅之、剑南西川节度推官赵炎、前龙州江油县令许醇，汪辅之曾犯私罪被杖责，应只升一资，赵炎、许醇都升两资；第二等，前恩州司理参军李逢、前同州司法参军盖士安、前信州司理参军黄敏用、前雅州录事参军齐诏、前深州司理参军崔辟、前江宁府左司理参军刘嵩、前威武军节度推官宋瑜，李逢不经磨勘考核，应只给予优先指定家乡附近的差遣，盖士安等六人都升一资；第三等，前吉州司户参军潘魏、前海州东海县令张师尹、前权郑州观察支使刘忠举、前黎州军事推官李伸、剑南西川节度推官王采、前权知集州军事判官明注、前江阴军司理参军董叙、前信阳军信阳县令刘琮、山南东道节度推官顾希甫、前权知融州军事推官李让、前权知和州防御推官李世康、前曾定府司录参军刘舜理、前饶州录事参军陈延范、邓州司理参军宋环，潘魏曾犯公罪判徒刑而被勒令停职，又曾犯私罪判徒刑而被勒令停职，张师尹曾犯私罪被杖责冲替，又曾犯私罪判徒刑而被勒令停职，都应只给予家乡附近的差遣，刘忠举等十二人，都给予优先指定家乡附近的差遣；第四等，前知兴州顺政县事王谷、前京兆府观察推官何广渊、前权知鄂州观察推官马照、前权知漳州军事判官周彭孺、前权知歆州军事推官乔震、前辰州司理参军王保民、前郢州长寿县令于敷言、前凤州司法参军周纯锡；第五等，前戎州僰道县主簿兼知县事仲淡成、彰德军节度推官前兴国军司事崔宗望、前权知施州军事推官李彭、前权知眉州防御判官赵庭坚、前权知施州司理参军陶稷等十三人，都应给予家乡附近或优先指定的差遣。」

四年十一月一日，中书门下省上奏说：「历来幕职官、州县官以及尚未出官任职的选人，每逢恩赦，照例都给予放选，最为不公平。因为选人中有实际守选满三年的，也有刚罢任就恰逢赦令而放选的，以至于因奏补初次出官的人，二十五岁以上要考试诗一首才能注授官职，尤其没有可取之处。其中有才能的人，必须等候多年，颇为拖延迟滞。才能平庸的人，也未曾考核过他们的能力，就让他们处理政务，往往荒废职守。而铨曹按规定应注授官职的人，照例必须考试判词三道，因循积累成为弊病，于是变成了空文一纸。现在打算，凡是任满该替、应当守选之人，允许到流内铨呈递状纸，考试断案，或律文大义，或议论

译，派官员会同铨曹主判官一起注授官职并考试，评定为三等后上报中书省。……其中上等的都免除守选直接注授官职，进入优等的按照判词超格的先例升资，没有出身的人授予出身。如果经过考试不合格，或不能应试的，必须实际满三年后，才能注授官职，而且不能出任县令、司理、司法官。凡是录事参军、司理、司法官，从今以后不再考试判词，也不免除守选，只是历任中曾任举官职官、县令满五人的，可以免试注授官职。此外因停职换替而应当叙官的人，也允许依照得替人的先例参加考试录用。」

【宋会要】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一○ 制科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三

制科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三

宋朝建国之初设立的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共三科。凡内外职官、曾任现任官员、黄衣草泽（未仕）之人，都允许由各州及本司选送到吏部，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对御试策一道，以三千字以上写成，取文理俱优者为合格入等。

太祖乾德二年正月十五日，下诏说：「汉朝能得到人才，是由于贤良的选拔；唐朝能称治世，是由于制策之科。朕仰慕前代帝王，精心求取治国的根本，日夜操劳不敢懈怠，寤寐之间都在思念贤才，希望能得到超凡脱俗的人才，向他们询问治理国家的方略。以前设置的制举三科，一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二是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三是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都由州府选送吏部，考试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天之内写成，取文理优长、人物出众爽朗者中选。自从设立此科以来，没有人应举，莫非是那些自视不凡的人耻于被日常官阶所局限，效法刚直之士的人难以在有司面前尽情陈述，必定想要直接面对朕本人，以陈述自己的至理主张。士人若有郁积未申之志，朕能够替他们抒发。今后不限内外职官、曾任现任官员、黄衣布衣之人，都允许直接到合门，进呈奏状请求应举。朕将亲自考试，以录用当今的贤才。各地要明白宣扬此意，不要有负朕的心意。」

乾德二年四月一日，任命前博州军事判官颖贽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当时制科已经废止很久，诏令允许人到朝廷自荐，皇帝亲临殿前召见考试。颖贽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召试后符合皇帝旨意，所以有这项任命。

乾德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帝在紫云楼下，召见翰林承旨陶谷、学士窦仪、知制诰王着、卢多逊、王佑、秘书监尹拙、刑部郎中姚恕、国子监丞冯英等人，共同考试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堪为师法科的人。郝益、涉等人所试的文章道理粗略，不能切合策问，都赐予酒食后遣归。《宋史·选举志》说：制举没有固定的科目，是用来等待天下杰出人才的，天子常常亲自策问他们。但宋朝得到人才，大多是通过进士科，而通过这种科目应诏的人很少。只有召试馆职以及后来的博学宏词科，才得到忠直文学之士，这些人有的是从山林中起用，有的是从朝廷官员中选取，有的是从州县中召来，大多得到了重用。

真宗咸平三年四月十五日，赐予应制举之人林陶同进士出身。林陶在学士院考试未能及格，皇帝正想招揽优秀人才，所以特别奖赏他。

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下诏说：「汉朝命诸侯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唐朝诏令吏部设立直言极谏之科，都是希望寤寐之间寻访英才，广泛延揽遗漏在野的贤能之人。朕继承祖宗基业，到现在已经五年，何曾有一天不到日头偏西还忘了休息，深夜还不肯就寝。忧劳勤于政事，效法前代圣王。修明教化，咨询访求从不知疲倦。倘若有德之人还沉沦在下位，有才能的人不能显达于朝廷，那又拿什么来告慰朕的殷切期望，辅助朕所做不到之处呢。应当命令众多士人明白推举各自所知的贤才，命令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官员，在朝廷内外的京朝官、幕职官、州县官以及在野之人中，各举荐贤良方

译正之士一人，朕将以当今时务策问他们，亲自审阅。」

三月十九日，诏令所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士，如果已经在馆职任职或已担任转运使的，不在举荐范围之内。

咸平四年四月十三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科的秘书丞查道、著作佐郎李邈、前定国军节度推官王晓、前奉国军节度推官鲁骧、进士陈越。制策说：「汉朝诏举贤良，延续了三百多年；唐朝策试才俊之士，悬列了四十多科。能得到人才的国家就昌盛，从这一点来看确实兴盛。因而能够辅佐帝业，光大儒家风范。历代以来，这种制度中途废止过。本朝建国，又重新举行。朕承奉祖宗基业，不敢有所失坠，一心想得到天下博闻通达之士，能通晓先王之法，明晰当世事务的人，来辅助朕所不及之处。古书上说：『三皇缓步而行，五帝快步而走；三王驱车奔驰，五霸疾驰不息。』这皇、帝、王、霸各自代表不同的时代，其名号有何区别；步、骤、驰、骛这些不同的行进方式，其含义又在哪里。诏令的宗旨，治理天下的方法，必定有始有终，存在于历代典章制度之中。再加上姬周开创基业传了三十六位君王，刘汉继承传了二十五位皇帝，权力授受的原委，治理国家的要旨，都应当依次考订，务必探究其根本源流。而且周朝有乱臣，应当如何评定等级；秦朝不算正统，又该如何阐明其中道理。在燕然山刻石记功的，是哪位官员的功业 剪除阴山胡虏的，是哪位将帅的功绩 十代的兴亡足以历数，九州的风俗应当一一陈述。辨析六位丞相谁先谁后，论定三位豪杰谁优谁劣。颜渊、闵子骞的德行事业，为何位居孔门四科之首 卫青、霍去病的功名，为何在众将领中最为显赫 探究元凯（八元八恺）的世系本源，叙述周公、召公的世家，阐述九流学派的宗旨归趋，议论五礼制度的沿革变化。六经作为教化之本，哪一种在当时最为急需 诸子百家的著作，哪一种最合乎正道 汉朝的丞相中，谁称得上是社稷之臣 晋朝的公卿中，谁称得上是国家栋梁之才 天策府的学士中，升任宰辅的是谁 凌烟阁的功臣中，能保住富贵的又有几人 必须从李唐王朝之后，朱梁以来，经历五代的战乱离散，看历朝的衰败更替。这难道是时运所系，教化未能深入人心的缘故吗 还是这为我朝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开创了我朝的基业呢 应当考察古籍旧说，查考前代史书的遗留文献，务必解答疑惑，都写成文章来回答。」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人评阅所对答的文章。查道、陈越列入第四等，王晓列入第四次等。任命查道为左正言、直史馆，陈越为将作监丞，王晓为著作佐郎。李邈、鲁骧都未能入等。

咸平四年八月十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科的秘书丞何亮、怀州防御推官孙暨、舒州团练孙仅、大名府成安县主簿丁逊。制策说：「朕恭敬地承受天命，为万民之主，天不亮就起身，日理万机而德行光大，恭敬谨慎，唯恐自己的德行不能与先王相比，忧虑政事未能取信于民。从前周朝命百官各自，都要匡正君王的过失；汉朝设立三条求言之道，用来征求直言。今日重申旧典，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你们这些贤士正逢盛世施展才能，正是应当直言进谏、毫无隐讳的时候。五种军事器械并列陈设，用兵之事还不能废弃，八项政务都要施行，充足粮食是首要之事。如今国家北面抵御强悍的胡人，西面防御党项，每年都要派遣精兵，来防备秋高马肥时敌人的侵扰。边防戒备则担心逾越常规，穷兵黩武又会造成粮草转运的骚扰。坚壁清野防御敌寇，固然使得兵车不得休息；重修盟好休养生息，又恐怕文治之政有所不及。所以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弓箭也无从收藏起来。至于百姓仅仅获得几年的余粮，才刚能免于饥荒；国家要有九年的储蓄，才称得上太平。如今荒芜的土地还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尚未恢复劳作，劝勉农耕的措施并非不够周到，赋税的数额也

译没有增加，然而万钟粮食的储藏在城乡都很少听闻，一旦收成不好百姓便流离失所。如今想要增加征调舟车的数目，路途遥远难以尽归而使得运输壅塞；想要减免赋税，又恐怕恩惠还未惠及贫民而经费已经不足。恢复常平仓制度，市场上的粮价恐怕会出现两种价格；平整土地实行井田之法，土地经界的制度恐怕又难以施行。若不是风调雨顺、年成丰收，就难免陷入困穷而流离迁徙。再如总领各类职务，没有比访求贤才、审慎用人更急迫的；申明严格刑罚，没有比明确惩处、整饬法令更优先的。如今疆域辽阔，官吏众多，必须得到贤才，才能授以重任。所以周文王的德行在于能够善用人才，东汉的兴盛根本在于重视吏治之事。如今只是委托有司考核政绩，也只是凭借门第资历来求取精英，只是派遣使者去考察廉洁与否，又要整饬驿站招待而造成负担。汉武帝想要撤换官吏，田蚡认为这不是他应有的权力；唐德宗选择县令，柳浑讥讽他做法失当。遵循荀寔精简官员的主张，那么难以裁减的官员实在很多；效法薛宣调换县令的做法，那么真正称职的人才却很少。虽说名义上追求名实相符的期望迫切，但政事清平、诉讼平息的目标尚未实现。至于那些金科玉律，竹简丹书法典，用来禁止各种违法行为，期望达到无人犯罪的境地。其中条文三千，大概是为了防止逾越法度；断案四百件，用意在于期望能够战胜残暴。虽然如此，仰慕陶唐氏时代人人尽戴帽子（意谓人人自重守法）的风气，尚且能够免于刑罚而不感到羞耻；效法汉初宽疏的法网，奸邪之事却因此更加滋生。必须等到皋陶担任士师，律法才不会被荒废；难道一定要张释之出任廷尉，百姓才不会蒙受冤屈吗。等待案件审结上报，则恐怕长久羁押令人担忧；只是责成下属办事，则又恐怕玩弄文法之人众多。倘若耳目不能周全察及，就会有一人蒙受冤屈而向隅哭泣。有人蒙受无辜之罪，就足以损伤天地间的和气。诸位贤良才思充盈胸臆，智谋方略汇聚而来。兵器是凶险的器物，必须做到放马归山、释牛耕田；粮食是百姓的根本，必须做到家家富足、人人自给。考究设官分职的用意，应当使得百官都能各尽其职；稽考制定法律的缘由，希望能够做到虽设五刑而实际不必使用。请一并陈述历代的治国方略，兼论当今时宜。请畅所欲言，朕将亲自审阅。」命翰林学士宋白、梁周翰、师颜、知制诰李宗谔、赵安仁、薛映、杨亿评定所对的文章。丁逊、孙仅列入第四等，何亮、孙暨列入第四次等，任命丁逊、孙仅都为光禄寺丞、直集贤院，何亮为太常博士，孙暨为光禄寺丞。唐朝贞元年间，魏弘简以状元身份应举贤良科，从此以后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到这时孙暨、孙仅同时以贤良科登第，是近古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事。

景德二年七月十八日，下诏说：「朕继承宏大的基业，效法前代典章制度，广泛设置各种职位，使百官各尽其职，因而广泛延揽人才，希望能得到杰出优异之士。至于设立科目来比较才学，设座前来听取陈述。你们各自举荐自己所知晓的贤才，朕屡次广泛地向公卿士大夫询问；不要因忧虑日后祸害而有所隐瞒，朕将再次策问贤良之士。这些人无不登上朝堂，享受优厚的爵禄。朕仍担心耿介的优秀之士遗落在田园之中，品行高尚之人隐没在屠夫渔者之间，怀抱文武才能的人未能在当今施展，胸怀经世济民之谋的人多沉沦在下位，十户人家尚且必有忠信之人，泱泱大国自然多有贤才，倘若进用贤才的措施还不够周到，或许就要坐等时机而兴起感叹。如今重新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武足安边（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等科目，命令尚书吏部下达各路，允许文武群臣、在野隐逸之士应此科目考试。考核的规章制度，方略策问的具体条文都已具备。要考察这些人是否真有才德，必须先由公府考核；要选拔其中的杰

译出者，才能在朝廷上加以任用。这都是为了慎重地选拔人才，遵循施行旧有的典章制度。委托中书门下先加以考核，如果才能学业确实可观，就列出姓名上奏，朕将亲临殿前亲自考试，废寝忘食地咨询访求。要考核才艺务必做到最为公正，推行恩宠荣耀应当不拘常规，向全国宣布这一诏令，使大家都知晓此事。」皇帝对寇准说：「如今文武官员众多，难道就没有才识优异却尚未得到升迁重用的人吗 至于统兵将帅之职，尤其难得人才。前代用制策考试来观察他们的能力，寻求真正的人才，这也是治理国家的长远之计啊。」于是取出唐朝制科的科目，采纳其中六种加以施行。

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诏令开封府：凡应制举之人前来投递状纸的，都要以宾客之礼相待。

七月二十九日，将应制举人所呈交的文卷交付中书省详加考核。当初命翰林学士晁迥等人评定，又命侍读学士吕文仲、吕佑之、龙图阁待制戚纶、陈彭年重新评阅。皇帝仍担心遗漏人才，所以命辅政大臣加以裁定。

八月二十二日，下诏说：「朝廷设立的制科，本是希望得到人才。近来经过推举选拔，颇担心遗漏了人才。朕在处理政务之余，便亲自审阅了这些文卷。其中所写的文章，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特意广泛加以搜罗，都应当一并加以考试。赵宗古、陈高、陈绛、令狐讼、陈贯等人应依照惯例到中书省参加考试。」当初，学士院考核赵宗古等人所呈文卷，都不合格，特命就试。当时浚仪县尉祁房上表应贤良科考试，正当应试而未被召见就去世了，特赐钱五万。

景德二年九月十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科的光禄寺丞钱易、广德军判官石待问。制策说：「朕践行先王的教诲，谨慎守护宏大的基业。深深忧虑政事纲纪未能协调统一，因此依循常法，广泛延揽豪杰俊才，广泛咨询求取良策。诸位贤士纷纷前来应召，正好符合朕殷切期盼的心意，理应问询当今时政的要务，举出救治弊政的宏大纲领。高山以低下为根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圣人设立教化，以体恤百姓为先，都是希望能达到富庶的境地，登上仁德长寿的境域。然而百姓繁衍众多称为庶，财物流通丰足称为富，克服残暴、废除杀戮称为仁，长久安享太平称为寿。百姓所依赖的，这四者难以兼得，应当怎样施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 农业是四民中最紧要的，粮食居于八项政务之首。要谋划使百姓丰衣足食的办法，就要重视务农之道，然而游手好闲、舍本逐末之人众多，良田大多荒芜，如何惩戒并劝勉他们，办法在哪里 先王制定法度，是希望君子能够尽心竭力。舜帝有体恤囚犯的话语，大禹曾为罪人哭泣，百姓触犯法律，实在令人悲痛。姑且致力于爱惜生命，常常思虑谨慎用刑。至于唐尧虞舜时代画像示罪而百姓便耻于犯法，成王、康王时代刑罚搁置而不必使用，各自是用什么方法，使得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天灾流行，历代国家都难免发生。所以水旱造成的灾害，即使是尧、汤这样的圣王也曾为此忧患。《尚书》说要「调理阴阳」，《周易》说要「裁成辅相天地之道」，只有这两种方法，可以用来施行。广泛听取各种言论，难免会产生疑惑，若加以阻塞则忠直谏诤之路便会闭塞，若一味诱导则谗言谄媚之路便会打开。要能明辨是非，就必须辨别忠奸正邪。辨别忠奸正邪的说法，应当从何处入手 推举贤才、礼让能人，这是贯穿于儒家经典教诲中而不曾过时的美德；难进易退的品格，则被列入儒家的德行而备受推崇。近世以来，这种风气已经不再盛行，奔走钻营之风盛行，退隐守节之风日益衰落，也应当思考如何堵塞奔竞钻营的源头，重建风俗教化的根本，那么劝勉激励的要务，应当以什么为先 祭祀与用兵，事情缓急各不相同，都称为国家大事，这是什么缘故呢 古代圣王的旨意，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周礼》中有用八种权柄驾驭臣下的宏大规制

译，《伊训》中有防范三种恶劣风气以保守国家的深切告诫。先王的制度，是可以举而施行的。请为朕陈述阐明，来完成你们的陈述进言。齐国委任管仲执政发号施令，其推行如流水般顺畅；商汤任用伊尹辅佐成就王业，具有感通上天的功业。用什么办法能比得上流水那样顺畅，用什么缘故能称得上感通上天呢 如果能辨明其中缘由，就可以有助于成就大业。役使百姓必须顺应民心，才不会有昆虫为灾之患；在郊外祭祀上天，才能得到寒暑得当的顺序。这些说法出自何种经典依据，应当加以陈述其中缘由。《周易》的彖辞，老子的经义宗旨，都讲到化育成就天下，那么什么叫做人文 而不可以随便展示给人看的，那又叫做什么利器 贤良文学之士，本来就应当周知这些道理。等待听取你们的正直议论，以符合朕的心意。」命翰林学士晁迥、知制诰杨亿、周起、朱巽担任考官。当初诏令两制官员分别撰写策问，皇帝选取了晁迥所撰写的一篇采用。石待问、钱易的对策都被列入第四次等，任命石待问为殿中丞，钱易为秘书丞。

十一月十五日，进士李孜上书说：「臣此前应诏举荐参加贤良科考试，撰写了《政通》十卷。有司考核后却将臣罢黜，未能参加考试。臣孤苦贫寒无所依靠，希望能得到一官半职的俸禄以效力朝廷。」皇帝怜悯他，命中书省召见考试。诏令授予越州余姚县主簿之职。

四年闰五月四日，中书门下上奏说：「考试应制科的陈绛等十人的文论，其中陈绛与夏竦、史良三人文辞义理稍微优异。」皇帝说：「近来设立此科，是想要求取有才识的人。如果只是考核文辞义理，那么只有博学的人才能考中。如果有人有济世救时的实际才能，又怎能因此而察知呢 朕认为六经的宗旨，圣人的用心，本来就与子书、史书不同。如今策问应当用经义结合当今时务来考核。」王旦说：「臣等每次奉旨回答询问，谈到儒家教化，未尝不以六经为首要。近来文风大为改变，正是由于陛下用这种方式教化的缘故。」于是命两制官员各自呈上策问，从中加以选择。

初七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科的著作佐郎陈绛、升州溧水县令史良、润州丹阳县主簿夏竦。制策说：「朕恭谨地遵循先王的教诲，怀抱长远的宏图，希望能以人文教化成就天下，因而顺应考察古代的治国之道。仍担心自己视听不够广博，心志未能通明，日夜警醒更加勤勉，殷切期待忠直的规谏，因此广泛延揽杰出之士，渴望听取良言善谋。从前姬周德业兴隆之时，周朝的官制得以建立，建立中正之道、确立法度准则，经营天下、施惠于民，因而产生了颂扬的诗歌，从而刑罚得以搁置不用。周朝的礼法不再兴盛以后，战国纷争交相而起，治理之道贵在因时制宜，风俗大多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古制。汉朝的政令，十志（《汉书》十志）大致保存下来；唐朝的典章制度，《六典》完备记载。这些制度既然沿革不一，其中的损益增减是可以推知的。曲礼三千条，经礼三百条，实在难以一一列举，请试着加以陈述。将这些制度施行于当今，古代的这些事情有哪些已经过时了 从古代来衡量，当今的法度又有哪些不合乎古义 希望能斟酌探讨其中的重大原则，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孔子的志向，寄托在《春秋》之中。他考订旧史的文字，阐明未来治国的法则，使善恶各自彰显，惩恶劝善的用意就在其中，因此后世君王都遵奉《春秋》作为常法准则。至于朝聘祭祀的礼仪，刑赏兵农的政令，君臣勉力辅佐的功绩，官员恭谨奉行职守的言辞，有的可以举而施行，应当如实记述这些事情，精心……公正，近来听闻有滥用私情晋升官员的现象，起初是由于结党营私，最终陷入刑罚之中。想到这些，日夜忧虑不已。想要一定使有才能的人能够显达，使举荐贤才的人杜绝私心。奏章呈报上来，善恶可以复核；爵位赏赐颁布下去，名实不能相违背。请畅谈澄清选拔弊端的办法，以供朕日夜操劳

译时参考。况且诸位贤良蕴蓄的才具器识，……应当选取其中的精华，糟粕之处不要陈述。六经的存在，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为世人所仰赖；诸子百家的学说，则如小小的火把一般相形见绌。厌恶浮华而崇尚真实，虚浮不实之类的东西实在太多；要斲除雕琢华丽而归于质朴，难道没有恰当的时机吗 希望能使缙绅之士都尊崇经学，青年学子都专心学习圣人之言，能够摒弃异端邪说，等待听取正直的言论。设立科举取士的制度，正是要寻求杰出优异之才，从唐朝以来，只单独考核辞赋。虽说辞赋只是雕虫小技，有志之士以此为耻，然而在有司那里评定文章的好坏优劣，考察作者的工拙才能，如果舍弃这个衡量标准，实在担心会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误。要使得才俊之士得以彰显重用，文风大为改观，应当用什么方法，才能符合朕虚心求贤的心意 《礼记》记载有四民，农民位居其一；《尚书》记载有八项政务，粮食居于首位。要致力于劝勉百姓努力耕作，确实应当减轻赋税。若是减轻赋税调派，则国家的财用便不充裕；若是加重百姓的赋役，则平民百姓的力量就会更加困顿。至于专卖酒类的法令，关卡集市的征税，本是用来惠及百姓的，也应当考虑省减免除。但又担心经费因此不足，游手好闲怠惰之人日益增多，大概应当蠲免百姓的赋税，又不禁绝山林湖泽的开发利用，从而使得田野中没有荒废的土地，官府有充裕的财物，百姓不再趋于逐末的私利，朝廷也更加丰厚储备。这其中必定有相应的方法，希望不要有所隐瞒。地方官吏的职任，是百姓所依托的，关键在于铨选任用得当，朕对此尤为关注挂怀。也曾在朝堂上考核官员的政绩，听取有德望之人的保举，等到……在职，又相继败坏了官职。有的人不修边幅、行为不检，官仓账目难以廉洁；有的人不知警惕自省，如虎狼一般贪暴，虽说国家有常规刑罚可以惩治，然而百姓已经蒙受其害。如今如果严厉加以督责，必定会像凝脂一般（喻指法网严密而百姓动辄触犯）令人叹息；如果放宽律法条文，又恐怕会有罪犯漏网。水火相济，如同重新调整琴瑟的音律一般，你们认为应当如何处置 朕实在殷切盼望良策。深切思考致治之道，实在在于得到贤才，常常担心下层官员中，实在埋没了不少英才俊杰。有的凭借才能被同类举荐，有的自行上表推荐晋升，以清白廉洁闻名的，每每都得到破格提拔。能够办事有成效的，也都予以破格升迁，然而这样的人才实在很少。……才具器业，通晓治国的常道，配合朕的殷切延揽，济济一堂地站列于朝廷之中。不要重蹈以后的祸患，都请各自陈述正直的言论。」命两制官员评定这些对策，陈绛、夏竦被列入第四次等，史良未能合格。任命陈绛为左正言，夏竦为光禄寺丞。

十月二十三日，任命前京兆府鄠县主簿高志宁为大理评事。高志宁通过明经科考中，请求应试识洞韬钤科目，要求写三千字，但最终未能完成。皇帝念及他历任官职没有过失，所以特别升迁他的官阶。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十四日，下诏说：「以前设立六科制度，广泛咨询三道策问，务求得到杰出优异的人才，尤其重视广泛延揽的用意。于是有缙绅士大夫之列的人，以及在野儒生一流的人，自行前往公车署投状应举，被召到宰相府中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在野人士刘若冲、周启明等人，虽然才思敏捷可以称赏，但对治国之道的阐述尚不够周全。正当责求真才实学之际，难以符合朝廷选拔的标准。姑且加以一些褒奖，以此广泛延揽人才。刘若冲等人都允许应举，并免除其取解（初选）的手续。知南康军都昌等县的江任，在野人士徐陟、高问、徐奕，进士陈高、陈宏，因文理没有可取之处，听凭他们自便。」

《文献通考》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当时有上密封奏疏的人说：「两汉举荐贤良，大多是因为发生兵荒灾变，所以借此

译询访政事的过失。如今国家承受祥瑞、封禅泰山，不应当再设立这种科目。」于是全部废止。凡是皇帝特旨命令考试才艺的，有在中书省、学士院、舍人院进行的，也有特派官员专门主持考试的。所考试的内容为诗赋、论、策、颂、制诏，有的三篇，有的一篇。景德年以后，只有将要任命为知制诰的人才考试制诰，东封泰山以及祭祀汾阴时献文的人大多因此考试获得官职。

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壬子，皇上驾临延和殿，对宰相大臣说：「近来夏竦上奏说，自古以来得到贤才国家就治理得好，失去贤才国家就陷入混乱。汉、唐之间，多次选拔贤良文学之士，用来条陈时政的得失。朕也想让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能够登上朝堂，应当扩大科举的科目来收揽贤才。」于是下诏说：「为王者抚有天下、统御四方，务必要努力实现天下大治，广泛访求杰出之士，以此辅助朝政的纲纪，希望能够达到超出常人的贤才，……得到思念皇天美善之意。朕继承宏大的基业，到现在已经累积多年，何曾不是常常追怀考察古代的治国之道，谨慎地选择百官。既在科举考场中推荐选拔人才，也亲自考核他们于明堂之上。中间又颁布了举荐贤才的诏令，重申严格考核政绩的法规。仍担心杰出雄伟的英才有的还沉沦在下位，卓越出众的优秀人才长久被埋没在众多平庸之人中，因此要广泛加以搜求延揽，全都要设法使他们得以登进。汉、唐兴盛的时期，都有科举取士的旧有规制。何况在先朝，已经恢弘了前代的功业。其中如果有在朝廷中声名显著、在京师各部门任职、通晓典章制度、熟悉治国之体的人，就一定要向他们咨询策略谋虑，让他们条陈己见。又如按常规调任的三铨（吏部三铨）官员，向来怀有奉事君王的志向，要让他们在文辞诏制上得以施展才华，将根据他们的吏事才能加以铨选品评。至于隐居山林、修养朴素的人，虽只是稍加考核铨选，也都一并咨询于殿廷之上，尽量发挥他们各自的所长。而且都要考核士人的评价没有瑕疵，采纳乡里评议中众人认可的意见，都要写成文章呈报上来，然后由有关部门核实真伪。同时又命令考试官员，先从分辨等第开始。朕将亲自登临殿陛，向他们询问才略谋划，希望能得到博闻通达之人，来配合朕大公无私的举荐用意。如同古人分薪授爵一般，朕不会吝惜推恩加赏；怀抱珍宝而生逢其时的贤才，不应当自我隐没埋没。现在重新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凡是朝廷内外的京朝官，不兼任台、省、馆阁职事，未曾犯有贪赃罪以及所犯私罪较轻的，都允许由少卿、监以上官员上表举荐，或者本人自己进状申请应试上述科目。仍须先呈进自己所撰写的策、论共五十篇，送到合门或者通过驿递投进，委托两制官员详细审阅，如果文辞义理优长，具……

译姓名上报后，应当降下朝廷旨意召其赴京，派官员考试论六篇，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随即参加御试。又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凡是草泽之人及贡举人中不属工商杂类的，都允许本路转运使、各处长官奏请举荐，或者自己在本籍贯投状请求应考上述科目，州县考察其确实品行端正、别无过失的，就令其呈纳所习策、论五十篇，由本州详细审核，确认词理优长的，即呈报转运使复核，审访其乡里名声，选取有文才学识者再加审查。开封府则委托知府亲自审访其品行，选取有文才学识的佐官详加审查，确认其文才品行（优良）。

译可称赞的，就把文章卷宗送交尚书礼部。委派判官详细审看，选择文辞义理优秀出众的人，具名奏报朝廷，应当降下朝旨令其赴京，派官员出题考试策论六篇，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然后由皇帝亲自殿试。又设置书判拔萃科、武举，条目分别见于本篇。各处负责审看的官员，不得对文辞义理平常的人一概奏请朝廷取旨。如有违反，必定依朝廷法典处置。仍限定在十月底以前，将姓名整理奏报到京。还有应当施行的事项，委托各主管司拟定条例奏闻。」皇帝对宰相大臣说：「文武人才稀少，担心地位低下、身处草野的贤才被埋没，命令重新设置制科，中书门下逐项拟定条例施行。」

《宋史·选举志》记载：仁宗天圣七年，下诏说：「朕开辟多条途径详加访求延揽天下贤士，而制举科目唯独长久搁置不设，我担心豪杰之士或许因此被遗漏。应当恢复设置这一科目。」于是增加科目名称，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于体用科应作）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才任边寄科，共六科，用来接待在京朝官中被举荐及自行应选的人。又设置书判拔萃科，用来接待应选人员中应考书判的人。又设置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用来接待布衣百姓中被举荐及自行应考的人。又设置武举，用来接待有方略勇力的人才。这些科目的办法，是先把才艺学业呈送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加以考核比较，然后到秘阁考试，合格之后，天子再亲自策问。

过了几年后，李淑上书说：「吏部政事中，选人凭考核资历未满而参加书判三场考试的，称作拔萃科，这本来只是有关部门的日常事务罢了。而陛下却亲自策问，与之名分不相称。又所谓茂材异等科，本来是用来求取超出常人的杰出人才的。而那些在乡试推荐中不得利的士人，才出来应考这一科。臣认为这两个科目都不是国家求取人才的本意，应当有所更改。」于是废除了书判拔萃科，命令幕职官、州县官都可以应考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凡是在常规乡试中被淘汰的人，不得再应考茂材异等科。

此后十多年，又下诏从今以后制科必须由近臣论荐举荐，不得自己申请报考。

当初，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嫌隙，皇帝多次称赞近年制科选拔出了人才，认为吴育贤能。而唐询上奏说：「自古以来遇到灾异，才策问贤良。如今这六科大都不用公卿推荐引荐，只是特意视同进士考试的期限。凡是应考这类科目的人，甚至自称是贤良方正，是茂材异等，是博通坟典。臣认为习染浮华侥幸之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全部废除。」而吴育又上奏说：「策问贤良从晁错开始，晁错并非因为灾异而被举荐。」皇帝认为吴育所说有道理。因此制科得以不被废除，而只是特别禁止自行推荐罢了。

《文献通考》记载：公是先生刘氏《杂着》说：自己申请报考与由别人推荐，为的是激励世风、矫正习俗，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如今不仅进士自行申请，就连贤良方正也是自行申请的，岂不是过分了吗！贤良是美好的称号，方正是良善的品行，古时候担当这个名号的人，正要高卧隐居、潜藏不出，不知道聘请的礼物（羔羊大雁玉圭玉璧）三番四次送到才肯出来应召。如今的人都循规蹈矩地看人脸色、追求便利而争相求进了，争夺门路、咬牙切齿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心情，侧身争夺财物都不足以比拟他们的姿态，鼓着肚子自我兜售都不足以比拟他们的羞耻，恐怕实际情形和名号已经不相符了。如今世人都只知道贤良科比进士科高

贵，却不知道贤良科对世俗风气、对进士科的危害。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人说：「南城的沼泽里有兔子，可以追逐捕获它。」听到这话的人一定争先出力，然而真去追逐的人一定是游手好闲、荒废农事的人。又有人说：

译「那里有鹿。」那么就不只是游手好闲荒废农事的人才去争抢了，一定会有放弃本业前去的人，这是因为兔子小而鹿大的缘故。进士好比兔子，贤良好比鹿，二者都足以打动贪图利益的心，而被贤良所打动的人更多，能不慎重对待吗。

六月二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绶等人上奏说：「屯田员外郎刘夔请求应考制科，先前诏令规定台省官员不得参与此项考试。如今刘夔担任尚书省六品官，没有这样的先例。」诏令罢免其应考资格。

十月二十二日，中书门下上奏说：「先前颁降诏令允许幕职官、州县官应考茂才拔萃科，听说不少人未能详细领会诏令本意。其中有已经授官尚未赴任的人，希望晓谕他们各自回到任所听候旨意。」奏请获得批准。

十二月四日，工部郎中、判尚书礼部康孝基呈报考核复审茂材异等科富弼等十人文辞义理都属优秀，皇帝认为康孝基的品评鉴定不够恰当，命礼部郎中、知制诰李仲容主管礼部，重新加以审看后奏报。按照旧例，茂材异等三科，委托礼部考核评定，到这时康孝基改为共同主管此事。

仁宗天圣八年三月十六日，下诏：「应考制科的人，今后遇到科场考试，允许依照天圣七年的办法投送文书。」

六月十六日，命翰林学士盛度、龙图阁待制韩亿到秘阁考试制科。盛度等呈上何咏、富弼的策论各六篇：《两仪生四象》、《刑罚何以任治世》、《军礼同邦国》、《育材之道如何》、《九仪之命正邦国拱璧》、《驷马何以不如进此道论》。

七月二十五日，皇帝驾临崇政殿，殿试贤良方正科太常博士何咏、茂才异等科进士富弼。

何咏的对策说：「朕承继帝王基业，抚临四方疆域，咨询治国之道，希望保持治世太平。因此详加延揽杰出人才，分设科目选拔，欣然听取正直的言论，用来辅助长远的谋略。你们几位卓然出众、名列前茅，在朝堂上受到彰显，必定有宏大的谋略，能够阐明长久的国策。国家想着以政事为根本，精心求取官员的实效，一并设置职位机构，让他们申明训练考核之法。至于授予职务、内

外职责，处理事务的大小，升降的次序，考核的期限，最终都有固定的规章，记载在律令之中。等到他们从政以后，多数导致官吏失职，有的懈怠以求自安，有的苛刻残暴而对下属刻薄，有的放纵恣肆而藐视法令，有的贪污聚敛而谋取私利，与任用贤良的初衷相违背，颇有招致弊端。大概评论人才的人，只看重他们的门第资历罢了。至于他们立身行事的正直与否，居官任职的善恶好坏，应该用什么办法去考察，才能全面了解？从前京房的考功之法，刘邵的都官之制，三元制度的取舍利弊，九品中正制的是非曲直，崔鸿不拘泥于阶级次序的做法，慕容既济专行征辟任命的做法，前人的成规可以恢复施行，应当详细陈述。考察当今情况，一定要做到折中权衡。又说食货二事，是王政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如今天下物产丰富，包容极广，田亩的赋税已经形成常规，山泽的产出却没有充分获利，而计算征收的数量，用度还是不充足，也曾节约开支，但没有达到富足有余的程度。关市设立本来是用来抑制末业的，但粗劣产品却仍然很多；榷酤（酒类专卖）本来是用来防止糜费粮食的，但相关产业却很少兴旺。用什么办法才能使百姓财力富足，都能保有厚实的生计；国家储备充盈富余，才能够放宽禁令。至于恢复租庸调而废除两税法，均平钱币而使轻重适宜，使百姓没有繁杂的徭役，市场没有飞涨的物价，农业商业都能兼顾发展，丰年灾年费用一致。参考历代的制度文献，符合当今时代的实际事务，为国家改革制度，写出精辟的言论。又比如边境虽然安定，戍守的军队却未能减少；官吏员额有限，占据空缺等待任用的官员却日益增多。科举取士的设置，追求功名的人越来越多，而真正有才艺成就的人却越来越少，只

译是徒然滋长侥幸之心。刑罚律法的设置，重刑虽然减少，但被发配充军的人却越来越多，不能忘记哀怜体恤。详细探究其中的原委，写在对策条文中。乃至于社会风俗的崇尚，政务纲纪尚未振举的地方，都应当加以阐发商讨，力求措施得当，以不辜负朕虚心求教之意，不要有所隐瞒。」

富弼的对策说：「从前周朝崇尚文治，兴起了有贤能道艺的士人；汉朝考稽古制，举荐了方正茂异的人才。都是用来擢用杰出人才，采纳正直谏言，来

辅助治国之道，从而达到太平和谐。所以享国超过三十世的期限，享国长达四百年的国祚，记载在典籍之中，光辉如同日月星辰。我朝

拥有广大疆域，安抚四海，仰承祖宗的治国典范，顾念幼小之身要守成基业，整理历代的旧有文献，振兴前代帝王已废弃的典章制度。还担心朝廷的政务纲纪或有欠缺，百姓风俗淳厚长寿的境界尚未达到，因此申明旧有法令，广泛咨询嘉言美论。这正是你们几位努力学习以待策问、发表对策决出科第的时候啊。既然如此，要施行于当今，必定要求证于古代。如果对方策典籍广博通达，就在于取舍是否恰当。至于百代不同的风气，总括起来说就是皇、帝、王、霸之道；六经不同的学说，确立教化就是礼、乐、诗、书。想到要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应当

陈述其中的大要。况且尧作为君主，八元未曾举用，四凶尚未流放，洪水淹没高山，百姓生活艰难缺粮，他的忧虑是很大的。而孔子却称赞他聪明睿智、恩泽普及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舜作为君主，巡视四方名山大川，依次祭祀神祇，布施教化、慎用刑罚，年老仍不懈怠，是很勤劳的。而孔子却称赞他无为而治、恭谨自守，这是为什么呢？夏禹拥有天下的时候，奠定山川的方位，平治水土，谨慎地整理财赋，虔诚祭祀鬼神，上帝赐给他龟书，箕子据此阐述为《洪范》，其中的道理要义是什么呢？周文王、周武王拥有天下的时候，安抚亿万百姓，恭敬承奉天命，经营治理国家和地方，各项

事务都任用有才能的人，成王写作《周官》，周公旦阐明其中的治国道理，其中要旨归结起来是什么呢？又比如秦朝、汉朝以下，隋朝唐朝之间，致力于建立便利的措施，来救济国家。他们理财方面，晁错建议重视粮食，赵过提出代田之法，桑弘羊设置均输的官职，耿寿昌兴办常平仓的制度。他们选拔士人方面，董仲舒论述选择官吏的办法，左雄采取限定年龄的办法，杜预陈述官吏升降的规章，杨绾论述贡举制度的弊端。这些都是当世曾经施行、垂范后人的做法，希望都能加以阐发说明，用来作为折中取舍的参考。你们几位辞章雅正华丽，学问兼通各科，深究文史的精微之处，洞悉圣贤的旨趣意图，应当加以辨析论述，以不辜负朝廷详加延揽的期望。」

何咏的策论考核列入第四等，富弼列入第四次等。诏令任命何咏为祠部员外郎、通判永兴军，富弼为将作监丞、知河南府长水县。

明道二年六月五日，中书门

下上奏说：「制科应举的人从今以后必须依附贡举，允许依照诏令投送文书应试。」诏令批准。

景祐元年二月四日，下诏：「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六科，从今以后凡是京朝官、幕职官、州县官不曾犯有贪赃罪以及私罪情节轻微的，都允许应考。其中京朝官必须是太常博士以下官员，不担任省、府推官、判官、馆阁职务以及发运使、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差遣职任的，其幕职官、州县官必须任职经过三次考核以上。那些现任官及应当调任到沿边不能携家眷前往之地及川、广、福建等地区的官员，等到任满回朝之日再允许应考高蹈邱园、沉沦草泽、茂材异等三科以及武举。已应考进士诸科而未能取得解送资格的人不得应考。」

六月十六日，命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知制诰宋郊、天章阁待制孙祖德、直集贤院王举正到秘阁考试制科。李仲容等呈上吴育、苏绅、张方平的策论各六篇：《治民》、《事天莫如啬》、《九德咸事》、《天保采薇治内

译外道何以万世无弊》、《六经之道礼乐为急》、《周秦之士贵贱论》。

二十一日，皇帝驾临崇政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常博士苏绅、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大理寺丞吴育、茂材异等科张方平。策问说：「朕承担纯正光明的功业，守持神圣英明的国器。兢兢业业，不敢有片刻懈怠安逸，想要达到大道，浩浩荡荡如同渡河一样艰难。朝内虽有得力的辅弼大臣，朝外则倚仗藩镇屏障的护卫，然而教化或许未能普及，政事有未能昭明之处，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来弥补我的不足。你们几位怀有超群卓越的才干，正当被荐举彰显的时候，一定有探究天人关系的学问，深明道德的渊薮。发挥你们的特长，以不辜负朕虚心等待的期望，希望得到良好的对策，以此安定天下百姓。治理天下，一定要上参照五帝之道，下效法三王之制，至于霸主的规制，是圣人之门所耻于谈论的。详细思考达到治世的关键，一定要任用贤能的臣子。朕未及天明就已起身求

衣，侧身反省思考治国之道。虽然要通达耳聪目明，恭敬遵奉圣人的谋略，但是移风易俗，仍然受制于世俗官吏。难道是求贤之道未能达到，还是教化尚未使人信服？希望极力陈述其中的方法，以启发尚未开悟之处。礼义廉耻，是国家所应当松紧掌握的；阳德阴刑，是探求根本时所应当取舍的。求取所应任用的人才，难道没有优先次序吗。身居土台的尊位，唐尧考稽古制，怎么用得着征收舟船税；游历朝廷的殿廊之上，虞舜无为而治，怎么会有三苗叛乱而以文德感化使之来舞的事。如果说天道渺远难测，宋景公凭什么能使荧惑星退避三舍？如果说人心各不相同，周武王凭什么能有十位治乱的贤臣辅佐？又夏后氏的德行美好清明，为什么还要铸造九鼎？周朝的风俗忠厚朴实，专门崇尚文治。修建高台深池，不能损害霸业，而拥有十家产业的人，为什么不能建造它呢？京畿地区不征收赋税，是用来救济荒年的，但六道关卡的废弃，凭什么能兴起讥刺呢？这些都是前代贤人尚未深究的问题，是治理国家的人所应当明了的。你们几位极力精思，举一反三，考察前人未能达到之处，彰明前人尚未预见的方面，不要泛泛而谈、语焉不详，把自己的言论谏议全部说出来。帝王之道博大，希望能详细列举。古今适宜的方法，请陈述其详细情形。朕将亲自阅览，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迎合，不要遗漏长远的谋划，以免招致后患。」吴育的策论考核列入第三次等，苏绅列入第四次等，张方平所对答的不足三千字。诏令任命吴育为著作佐郎、直集贤院、通判湖州，苏绅为祠部员外郎、通判洪州，张方平特别擢升为秘书省校书郎、知苏州昆山县。

闰六月二十七日，下诏：「今后殿试制科、武举人，各自分日应试，制科考试设置座位供应饮食。」

景祐五年六月十六日，命御史中丞晏殊、翰林学士宋郊、知制诰郑戬、直史馆高若讷到秘阁考试制科，晏殊等呈上田况、张方平、邵亢的策论各六篇。《乐者天地之命》、《三公为乡老》、《治地莫善于助》、《禘尝治国之本》、《圣王处民于瘠土》、《治乱刑重轻论》。

二十四日，详定科场条例的部门上奏说：「贤良方正、博达坟典、才识兼茂、茂材异等四科，从今以后皇帝亲自

主持考试，一同出示策问题目，须援引古代典义以切合当今形势。其中详明吏理科，或者涉及武经方面的举荐科目，一律另外出策论题目。」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七月二十七日，皇帝驾临崇政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子中允田况、秘书省校书郎张方平、茂材异等科进士邵亢。策问说：「朕统治疆域广阔的国家，敬畏天命，用来安定万民，想要恢复祖宗的远大谋略，追及帝王的极致成就，使风俗跻身仁寿之境，使百姓沐浴于礼义教化之中。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殚精竭虑，至今已有十七

译年了。然而明察不能照及远方，智慧不能通达幽微，奉承祖宗的谋略训示，唯恐有所失误违背。所以诏令有关部门，广泛延揽天下杰出特异的人才，希望听到忠诚正直、切实可行的言论，以补助朕的不足。你们几位卓然出众超越

群伦，堂堂正正来到朝廷，一定有宏大正直的言论，来满足朕虚心期待的心意。国家承受重大的天命，广泛拥有中原疆土，三代圣君相继光明，天下万国得以治理，铲除残暴而革除暴政，蠲免苛捐而减轻赋税，农政修明，礼乐文章繁盛，爱护百姓胜过爱护婴儿，招揽贤才如同拴系白驹一样殷切，才智杰出超群的人才在朝中列位任职，善良仁惠的地方长官在外分掌政务。如此求治，可以说是勤勉而周到了。然而对照前代典籍，仍然有不同的议论。法制逐渐讲求而未能恰到好处，经费实在繁多而未能得到节制，音乐尚未达到韶乐、濩乐的和谐境界，刑罚尚未能像成王、康王之时那样搁置不用，官吏或有昧于廉洁公平之处，风俗颇有亏损于淳朴之本，四方夷狄虽然归顺教化但仍时有侵犯，边境地区虽然安定但仍时有警戒防备，这些灾异现象，是朕的德行不够所导致的呢，还是事物运数本当如此呢？你们几位应当精心竭虑思考，不要有所隐瞒。古代的制度可以用于今天，今天的规章制度也可以从古代得到印证，都应当条列举例，不要泛泛而谈、语焉不详。建立礼乐的方法，怎样才能感格神祇而招来祥瑞之物？详审刑罚的要领，怎样才能使监狱空虚而招致和气？至于选拔众多人才，努力建立各种官职，都有前代的规章，可以作为效仿的典范。唐代考核功绩的规格，善恶最劣都

详细陈述；汉代刺史部的仪制，科条都详细列举。士人百姓这类人，愚昧的众多而贤能的稀少，奢侈僭越相互崇尚，习以成风，不用严刑而能感化，其中的办法在哪里？微不足道的蠢寇，用什么方法感化他们不善之心？浑然无知的百姓，用什么方法使他们顺应秩序？况且道是万世不变的，而前代却有仁德文治相互补救的说法；法是历代帝王不能更改的，而旧典却记载着轻重不同的使用规则。《礼记》说治理国家有九项常道，应当详加排列次序；《周官》辨别土地用五种物产为标准，都应当详加陈述。以此满足朕的咨询询访，姑且看看你们通晓融会的程度。这本应当施行于实际政事之中，而不是只从空洞的文辞中获取。请尽情陈述，不要顾虑冒犯执事之人。」田况的策论考核列入第四等，张方平列入第四次等，邵亢未列入等次。诏令任命田况为太常丞、通判宣州，张方平为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庆历二年七月十一日，命翰林学士吴育、权御史中丞贾昌朝、直集贤院张方平到秘阁考试制科。吴育等呈上钱明逸、齐唐的策论六篇。《左氏崇君父》、《孝何以在德上下》、《王吉贡禹得失孰优》、《经正则庶民兴》、《有常德以立武事》、《序卦杂卦何以始终不同论》。

八月六日，皇帝驾临崇政殿，殿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殿中丞钱明逸、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处州军事推官齐唐。策问说：「朕继承先辈的基业，遵循圣人的功业，广泛咨询访求，期望达到安定美好的境界。四次诏令郡国，科举选拔贤能俊杰，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帮助整饬政务纲纪。你们几位怀抱学识、正逢其时，来到朝廷等候策问，一定有深厚的学养蕴藏，以满足朝廷详加延揽的期望。治乱的道理，有常规也有权变，有隐微也有显明，向上借鉴百代，遥远却可以求索得到，如果不是学识渊博、见识深远的人，就不能预先明了这些。朕想要听闻姜姓三正的典章制度，《周官》五礼的区别，用来辨明上下等级以定治国之道；泠州鸠论律吕间隔的意义指归，隋朝开皇年间尺度的名称数目，用来订立均等衡量的器具以制作音乐，请你们谈谈。朕想要听闻《吕刑》训示疑难刑罚的条文，司寇纠察禁止的法令，与邦国（此处应缺一字）；控制臣下的二柄，治理百姓的七法，用来统一法令，请你们说明。朕想要辨

译明贡赋功

绩的会计，参照《山海经》田地物产的记载，用来制订财用制度，修明九种法度四种教化，七种正法四种守卫，用来兴起军旅，请你们陈述。朕想要考察虞舜时代的官员黜陟制度，魏晋时期的考课制度，用来整顿各级官员；本着《诗经》大小雅谨慎对待征伐的道理，《春秋》端正对待夷狄的原则，用来安定外藩之臣，请你们记述。如今的礼制，是聂崇义等人所刊定的，器物服饰的规格，朝会祭祀的仪容，难道没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吗？如今的音乐，是王朴、和岘所考订的，均衡声律、审察度量，观察风候节气，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精妙的技艺呢？谈论刑罚的人说折杖之令是仁政，盗窃赃物的律格是纵容。仁政固然没有出现刑罚清明百姓归服的效果，纵容大概也造成了许多隶属流亡的祸害。谈论法令的人说开塞之法容易明白，革除（此处文字残缺）……不要冒犯执事之人。」钱明逸的策论考核列入第四次等，齐唐未列入等次。诏令任命钱明逸为太常博士、通判庐州，齐唐特别授予许州节度推官。……繁多交错，然而事情屡屡兴起就不能因循旧规，风俗已经败坏就不能专门督责苛求。如果仍旧要有所变革，怎样才能适宜恰当？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国家不匮乏财用、不损害百姓、不夺取民力违背农时而财货更加充足，不劳师动众、驻守戍卫、转运粮饷耗竭民力而边境更加得以拓展？管理左右职事、施展才力于四方的官员，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人人都能各得其人？畏服朝廷威德、诚心归顺、世代来朝的边疆民族，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他们不在边境上狡诈生事？希望都能借助长远的谋略来加以解决。你们几位应当就前面所说的加以条陈论述，全面探究时事，审察准则、订正标准，务求切中要害。如果空洞荒谬的言辞，不切实用，只是死记硬背而应付，又不是纯正的学问，那就不是策问选拔人才的本意所在了，难道是朕所期望的吗？希望你们尽心竭力。」（齐唐原授权处州军事推官，因左正言田况的请求，后来恢复升任两使推官。）

九月初二日，下诏：「从今以后幕职官、州县官应考制科，未满三次考核期限的也允许应试。」

庆历六年六月十八日，下诏礼部贡院：「从今以后制科一律随贡举一起举行作为固定制度，也必须由近臣论荐，不得自行申请报考。」

当初，监察御史唐询说：「汉代制度，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从汉代到唐代，虽然沿用这个科目，但并不常设。如果上天显现灾异，政事有所缺失过错，就下诏令有官位的人举荐贤才到朝廷，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没有什么忌讳的。又有茂

才异等科，本朝考稽沿用旧有的文献制度，直到真宗一朝，三次设立这个科目。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增设修订为六科，用来招揽众多贤才，命令两省官员以及少卿、监以上官员各自可以奏请举荐。又只用贤良、茂才两科，随进士科一起设立，近年来大都不用担保推荐的官员，都是自己申报科目名称，标榜为贤良方正、茂才异等，都是美好的名号。让人举荐而担当这些名号，还可以说接近古制，如果是自己专擅这美名，那就闻所未闻了。没有经过皇帝亲自策试，事先集中在有关部门，而所出的策论题目全都采用经史名物制度，这对治乱的根本实在没有什么补益。等到应对皇帝的策问，大都不过是分条对答经义条例，考稽符合注解罢了，又受制于文字数量的限制，即使是杰出的人才，胸中即便有奇特的见解，也不能充分发挥。何况又是人们平常所熟习的，主要在于强记博闻、广泛的言辞泛泛的论述罢了。至于挽救辅佐国家大体、开陈治国方略，又能依靠什么呢。所以起初应诏的才几个人，后来竟到十几个人，如今几乎到了三十多人。既然升入这个科目，还没经过几年，全都做到了显要的官职。虽然并非合适的人选

译，但按惯例也不可以压制。何况直言极谏本非当世紧要之事，却要求得茂材异等之才，难道说这是遵循常规的选拔方式，其中的弊端如此严重，理应加以图谋改正。现今详列两汉设置贤良方正、茂材异等科的情况，都是因为灾异而设，诏令举荐贤良方正。前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令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封元年，因名臣文武人才想要尽数选用，诏令州郡察举官吏百姓中有茂材异等可以担任将相的人。共五十四年间，一次举荐贤良，一次举荐茂材。孝昭帝始元元年，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荐贤良二人；地节三年，命令内郡诸侯国举荐贤良方正能够亲近爱护百姓的人；元康四年，派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巡行天下，考察官吏治理的得失，举荐才能杰出的贤才异士。共二十五年间，两次举荐贤良，一次举荐茂材。孝元帝初元二年，因地震下诏命令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举荐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永光二年因日蚀，命令内郡诸侯国举荐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共十六年间，一次举荐直言，一次举荐茂材。成帝建始二年，因元年灾异屡次出现，诏令三辅、内郡举荐贤良方正各一人；河平四年，因日蚀水灾，派遣光禄大夫嘉等巡行沿黄河的郡县，举荐忠厚有才能、直言的人士。鸿嘉二年，诏令因多次遭遇水旱灾害，举荐忠厚有德行、能直言的人；元延元年，诏令因日蚀星陨，命令内郡各举荐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各一人。共二十六年间，四次举荐方正直言之士。后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因日蚀，命公卿举荐贤良方正各一人；七年因日蚀，诏令公卿、司隶、州牧举荐贤良方正各一人。共三十二年间，两次举荐贤良。章帝建初元年因地震，诏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各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五年因日蚀，诏令公卿以下各举荐直言极谏的人各一人。共十三年间，两次举荐直言。和帝永元六年，因饥荒诏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各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共十年间，一次举荐贤良方正。永初元年因日蚀，诏令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各一人；五年，因日蚀地震，诏令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各举荐贤良方正极谏之士各一人。共十年间，两次举荐贤良。顺帝延光四年，京城发生大瘟疫，诏令公卿、郡守、相国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永和六年因日蚀，诏令大将军、公卿各举荐贤良方正的人各一人。共十七年间，两次举荐贤良。

本朝只是沿用了两汉的名称，却没有沿用两汉的制度，请从今以后不再与进士科同时设科。如果因为国家灾异屡次出现，不是特意举荐擢用贤才俊杰，就临时下诏令近臣审慎举荐。他们所举荐的人，应当依照汉代的旧例，由皇帝亲自策问当世的紧要事务，废除秘阁所考试的六篇策论。」

参知政事吴育说：「自三代以来，选拔士人的兴盛，没有比得上汉代、唐代的。只是汉朝兴起之时，高祖、惠帝时期还没有闲暇顾及此事。到文帝十五年九月，诏令举荐贤良文学之士，皇帝亲自策问，于是有像晁错这样的人才出现，这时并没有灾异而举荐。到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令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及元光元年诏令贤良对策，于是有像董仲舒、公孙弘这样的人才出现，所举荐的也不是因为灾异。只是策问中的言辞有时涉及灾异，也不过是陈述事理的一个由头罢了。唐朝开元二年六月甲子日的制书，规定有茂材异等的人才，都令其自己申请报考。这一年设立直言极谏科。到宪宗元和年间，制科最为兴盛，有像元稹、白居易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观察当时策问题目所访求的，是帝王治国的要道，国家的重大事务，可以反复查验，本来就不是专门针对灾异而设

译的。这是汉代、唐代有据可查的旧例。其中或许因为天象变异，又不是按时令而临时亲自策问的情况，那也是有的。此后有的君主平时安于常态，认为没有政事缺失，等到天灾已经显现、时弊已经形成，然后才下诏举荐，想要临事补救。这是选拔士人的弊端风气，是后代帝王治国的末流做法，难道足以作为师法的准则吗。陛下自从恢复制科以来，至今已有多年，随贡举一起开设，科目

数量适中，忽然因为一个人的言论，就要商议更改常规的制度，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现灾异谴责才下诏举荐，不但违背了设立科目的本意，而且尤其有三点不可行之处：第一是使天下贤能杰出的人才被埋没滞留，等待灾异发生才得以进身，这不是爱惜他们廉耻之心的做法；第二是平时不去咨询访求，遇到事变才去询问，这不是用来敬畏灾异的做法；第三是轻易改变已经颁布的诏令，向天下显示没有渴求人才的诚心，这不是用来拓宽贤路的做法。况且汉代、唐代所设立的孝廉以及进士等科目，都是每年经常选拔的，所以制举科目并不随之开设。如今礼部贡举大约几年才举办一次，因此把制举附带一起举行，这样的安排恰到好处，对时政有什么妨害，何必要如此纷纷更改呢。况且灾异的出现，没有固定的期限，或者整年都没有，那么这个科目又该怎么设置呢？或者接连几年都有，那么在事务上又太过繁琐。既不因为天灾，又不随贡举，却说非按时令下诏举荐，这样的说法没有头绪，实际上是要废除这个科目。刍荛之人稍有议论，就体现出言路畅通；一旦废除，就完全忘记了礼贤下士之意。如今无缘无故地更改制度，使遗漏的人才绝望，这对国家体制的损害，不是很大吗！请求把臣的奏疏一并交付两制官员详细审定。如果汉唐的旧例并非专门为灾异而设立，那就应当坚守不变，不要轻易更改，以免迷惑众

心。臣曾经应考制科，不容许不知道这些情况，知道而不说，罪过就大了。」

等到中书省进呈奏议，皇帝认为吴育的意见正确，没有交付两制官员详细审定，就颁降了这道诏令。

《涑水记闻》记载：鲁平说：宋朝初年以来，到真宗时才设立制科，陈越、王曙是首批入选的人。此后夏竦等几人都以制科登第。不久这个科目一度废止，仁宗即位后，天圣六年才开始恢复设立，此后每逢开设科场就设置这个科目，有官职的人应考贤良方正科，没有官职的人应考茂材异等科。其余四科大都很少有人应考，都是自己投递文书，进献所著的文章论说，委派官员考核校定，考中的人召来在阁下考试，考试策论六篇。又考中之后，就在殿廷考试策问一道，要五千字以上。其中被选中的人不过两人，然而几年之后，就已经做到了很好的官职。庆历六年，贾昌朝执政，商议想要废除这个科目。吴育任参知政事，与贾昌朝在皇帝面前争论，因此贾昌朝、吴育二人产生了嫌隙。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应考制科的人，不允许自己投递文书，都必须由两制官员举荐才能够参加考核。

七月二十八日，命权御史中丞张方平、知制诰

彭乘、杨伟、集贤校理胡宿到秘阁考试制科。张方平等呈上钱彦远、齐唐的策论六篇。《大有上吉》、《三王之郊用夏正》、《史记不记少》……

译《道非明民》《大史掌叙事之法》《乐循理为君子论》。唐朝认为进言的人没有实际德行，罢黜了他。

八月十六日，皇帝亲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学博士钱彦远。策问说："我承奉宗庙社稷，统御四海。常思天下大治之要，浩然如渡越大河般广阔艰巨。日夜恭敬戒惧，不敢有片刻安宁。因此广泛延揽才俊贤良，在殿陛之上应对策问，希望能得到美好的言论，以辅助各项政务。诸位大夫学识精深、见识深远，通晓政事的根本要领，必定能够阐发古代圣王之道，来开启帮助我的心意。二帝三王遗留下来的法则，淳厚仁义流传下来的恩泽，能使政治大治、汇聚太和之气的，必定是举措有纲纪、引导有本源的缘故。至于说君王的政教向上通达于阴阳，用什么办法才能使百姓生活富足，没有饥荒疾疫的困苦？贤人的德行操守向下关系着风俗教化，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众多士人品行端正，没有骄矜浮夸、险诈虚伪的巧诈之心？谈论官职的人说郡县的职权太小、势力太轻，因而奸邪之人得以肆意妄为；议论法律的人说律令条文议论繁多、科条严密，因而暴虐的官吏得以舞弄文法。我想要统一贫富，平均强弱，使百姓之家没有兼并之患，平抑贵贱差别，流通有无，使货物不致壅塞积压，用什么办法可以逐步达成？我想效法唐尧考核九德的方法来任用人才，参酌《周官》六计的宗旨来考核官吏的得失，用什么措施才能详加考究？如今军事并非不加训练，可是征战攻守之志尚未完全坚固；农业并非不加体恤，可是荒芜、低洼的田地尚未完全开垦。近来安抚边远归服之地，广布恩德信义，可是蛮夷部落仍然依恃险要、屡屡骚扰；近来考虑给编户百姓减免徭役赋税，可是盗寇抢掠仍然乘机窃发作乱。这些积久的弊病，该如何加以整治？至于九官受命于舜，他们职责任务的轻重如何；十位治国能臣称誉于周朝，他们功勋谋略的高下如何。贾让治理黄河的三种策略，刁雍筑城的五种利益；《管子》说执政的要旨在于明晓四顺，《淮南子》所述的为

译君主治国的要务，应当运用六律。这些都记载于典籍之中，都应当加以条陈解释。应当讲论大的道理，阐明美善的经义，参酌以往古代治乱安危的经验，斟酌当今的利弊得失，事情要考核于实际，道理要恰当适中。不要隐瞒真话，不要高谈空论，朕自会详加审阅。"吴彦远的对策考列为第四等，诏令任命他为祠部员外郎、知润州。

选举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一一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

宋会要辑稿 选举一一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

皇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命观文殿学士丁度、知制诰嵇颖、李绚、直龙图阁王洙到秘阁主持考试制科。丁度等人呈上吴奎所作的策论六篇：《损益弗违之吉孰先》、《教诗以六德为本》、《三有俊克即俊》、《因神以明道》、《韩延寿杨阜人不忍欺优劣》、《圣人文质论》。

八月二十日，有上封事的人进言说："臣伏见国家每次设立制科，用来收罗贤才。考中之后，大多得到重用，由此可知这并非只取其文笔才能，而是要考察他们的器识才能。旧制中秘阁先考试六篇论文，合格的然后再由皇帝亲自考策问一道。先考论文是想探知其学问广博与否，后考策问又是想观察其才能实用与否。近来御前所出的策题，其中大多询问典籍名物数目以及琐碎的经义，这是又重复想探知其学问广博，竟不能观察其才用，这难道是朝廷求贤的本意吗？希望将来御试策题中，只让考问关系到治乱、系乎安危、施用则国家昌明、舍弃则国势衰弱、古代已经验证过、当今可以施行的十余条，限定三千字以上作答。所对答的人如果文理优长，见识深远，所言真能施行于世，议论确实有补于时政的，就定为优等；如果文意平常，照例无可采纳的，就定为末等。酌量给予恩泽。至于名物数目以及琐碎经义，就不必详细询问了。这样就不至于成为空话，可以获得实际的效果。"诏令撰写策题的官员先问治乱安危的大体，其余询问经史名物数目的仍依照旧制。

十四日，皇帝驾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殿中丞吴奎。制策说："朕敬畏上天的圣明，以此治理万邦。上天在上监临，每日监察于此。至于礼乐政教、刑罚威狱，无不以此为法则。为了兴起大治，所以亲自策问俊杰贤良之士，到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应当说是得人才最盛的时候，无愧于古代先贤。而且想询问变化之道，以知晓神明的作为，求探述作的本源，以体察圣明的根本所在，在昏暗处明察事理，在安定时图谋危难。诸位大夫穷究天人之间的端绪，识见治乱的征兆，希望你们恭敬聆听朕的旨意，用文辞铺陈论述。《尚书》说：'在于知人，在于安民，能够明智而又仁惠，这是帝王所感到困难的。'朕想取用众多人才来安排各种职务,可是才能有的没有得到发挥，职务有的没有整治好，这是为什么？爱护养育万民，如同看待婴儿，赋税没有加重可是百姓已经匮乏，徭役没有耽误农时可是民众已经困顿，减损微薄的赋税增加丰厚的收入，可是贫富仍不均等，这是为什么？《礼记》说：'礼乐刑政四方通达而不违背，那么王道就完备了。'朕遵循上天的秩序，恭敬地施行五礼，顺应民心的和顺，考订校正雅乐，可是没有出现甘露呈现瑞象这样的感应，这是为什么？谨慎地施行政令，详审刑罚，力求出入公允得当，没有师保之类的贤臣辅佐，如同承奉祭祀一样谨慎，可是仍然违背了使民有耻且能归服的效应，这是为什么？假使大河决口泛滥，河水不循故道，比较财力、计量人力，将要商议堵塞修补，可是年谷歉收，百姓因而流离转徙。军队屯守防备本无战事却耗费巨大而供给不足，奸邪盗贼虽有防禁却时常窃发而不能禁止，从常理来推求，过失究竟在哪里？那刘毅论损益的建议、唐代官员考核善最的科目、周代应对荒年的政策措施、管仲版法的经义，礼乐制度何者应当损益，谁能知晓，刑罚在哪个朝代应当或轻或重？东汉以上，堵塞黄河的方法从何而来？西魏以前，用兵的制度可从何处得见？斟酌古代的良法，切合当今的时宜，明白地陈述出来，不要因顾虑祸患而有所隐讳。"吴奎的对策考列为第四等，诏令任命他为太常博士、通判陈州

译。

五年八月初三日，命观文殿学士高若讷、王举正、端明殿学士杨察、直史馆唐询到秘阁主持考试制科。高若讷等人呈上赵彦若所作的策论六篇：《哲人惟刑》、《贷以国服息》、《五官为上公》、《舜明庶物》、《治天下审所尚》、《施孟梁年易学如何论》。

十五日，皇帝驾临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太常寺太祝赵彦若。制策说："朕听闻太古盛世，民风淳厚，王道平易，人心相通、诚意相孚而天下的道理得以彰显，因此六气顺畅，三光明亮，妖祲厉气消除，吉祥美好之事纷至沓来，神灵安享，各种物产丰美茂盛，朕对此十分向往。后世渐渐浇薄，智巧诈伪日益滋长，做君主的越发困难，习俗多有弊病，所以善气很少感应而阴阳失调。朕承受祖宗的美德，执掌天地的政务，深深思虑帝王大器责任至重，处理国政极需机敏，恭敬威严、兢兢业业，不敢有片刻懈怠安逸。所忧虑的是明察有所未及，正道有所未彰，天时不顺，民生更加困苦，所以隔年就下诏，选拔学问通达、才能超绝之士，用直言来补救政事的缺失。诸位大夫怀抱学识、才能优异广博，正当盛年而位居举首，希望能够回答阐发精微之理，阐述朕的心意。王者之道，有统绪，有气运，有文有质，历代的顺序，有的悠久有的短促，难道是所遭遇的时运不同，还是所崇尚的方法有差异呢？五帝的时代太过遥远，无法详知。三代绵延长久，其法度足资借鉴。两汉以降，以七制之世最为美善。等到朝代分列南北，帝王光辉不振，衰败一直到唐朝，贞观、开元两位君主，相继在两百年间，可是大乱三次发生，国祚危如一线。五代末年，衰败到极点而又复兴。上天眷顾我朝烈祖的宏大使命，两代圣主相继而治，光辉交相辉映。到朕继承大统，已经超过三十六年，未曾因一时喜怒而轻率使用刑赏，未曾因一时奢欲而耗费财用，未曾因一时偏听而违背谏诤，未曾因一时劳役而耽误民务，虚心以待，遵循正道，正是想要光大先王的谋略、开拓帝王的事业。可是为何近年以来，星辰运行失常，蛮夷屡屡骚动；狂风迅雷，屡屡成为惊人的灾变；黄河承载大地，近来常常泛滥；虫害旱灾成为灾异，风俗日益浇薄；居位的人有的拱手沉默以博取虚名，怀抱道义的人有的隐身退让、放弃志向，民力仍然屈竭，王泽未能广布，朕日夜忧思浩茫，如同涉水渡渊。如今想要远鉴历代兴衰的根本原因，近察当世得失的宜与不宜，对上探求天意的端绪，消解变异灾祥的征兆，对下革除时政的弊端，教化推行忠厚之风，使大臣尽忠而小臣尽力，仁德恩惠普施而百姓得以纾解。啊，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诸位大夫要详尽陈述、明白阐发，以助朕参酌省览。还有，王政的急务在于知人善任，在于整齐风俗，在于务本重农，在于富裕民财，用礼乐文物来经营，用武备来辅助，那么治国的条件就齐备了。然而似玉之石类同美玉，杂草混乱禾苗，能够明察而又仁惠，正是帝王所感叹的难事。奢侈放纵、以下犯上，贫富几近相等，流弊由来已久，要改变实在很难。普通百姓的生计，常常不如躬耕之士；九年的积蓄，赶不上连续三年丰收的年份。想要任用忠良而判别奸邪，敦厚风气而使民俗归于正轨。若根据财产多寡来辨别人物，那么九种偏颇七种类似的情形，或许会陷入烦琐；若崇尚法制来端正上下秩序，那么赏罚生杀四种权柄，还不知该如何执掌得当。考察按地授田的制度来限定农田，可以适用于今天吗？设立平准均输的法令来调控物价，果真便利于当世吗？董仲舒阐明情性之说，贾谊论述国家体制，二者的学说哪个更为精粹？管仲陈述七法，荀子论述六术，论兵法谁更周全？商代因袭夏代的礼制，所因袭的是什么内容？汉代杂用霸道，所杂用的是什么方略？至于当今世上最紧要的事务是什么？前朝的政令有哪些值得遵循的规范？已经过去的过失，哪些应当引以为戒？将要发生的隐患，哪些应当预先防备？诸位大夫要竭尽心思、深思熟虑，据实陈述。这是朕内心的期望，不要因顾虑主管官员而有所隐讳。"赵彦若的对

译策考核不入等而落选。

嘉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诏令说："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士人，怎能一面凭借选拔人才的途径，一面又轻视所要任用的人呢！士人之所以成为士人，是因为有道德才艺、品行道义，怎能不自重自爱而专一追求功名利禄呢。古代先王对待士人，审慎于所求而宽裕于任用。《诗经》说'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是说要审慎地选取其中的贤才；'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是说要宽裕地任用众多人才。朕承受祖宗的美德，想与天下士人共同达到至治，所以设立贤良等以下共九科，选取人才难道只有一条途径吗。可是每次一道诏令下达，应诏应试的人不过数十人，考中的才一两个，难道是主管官员考试选拔得不够精当，因而有所遗漏吗？还是士人不自我勉励因而被自然淘汰呢？这些都不是朕对待天下士人的本意。从今以后太常博士以下，充任台、省、阁职以及提点刑狱以上的差使、选人，不限定有无考核等第，以及在野未仕之人，一并听凭待制以上官员奏请荐举，不得自己陈请。在野未仕之人则一并允许本路转运使采察其文才品行，予以保明奏举。如果所作文章空疏浅陋，考中的才能品行不符合所荐举的，一并连坐举荐之人。主管官员要致力于精心考核校验，以便广泛搜罗人才，不要造成遗漏。那些最初考中所推恩授予的官职，另行加以裁定，此后须根据才能品行是否称职依次晋用，不得再援引旧例，无端超拔擢升，其余仍按照旧制执行。布告朝廷内外，明白晓谕朕的旨意。"此前因为制科取得的人才数量太少，诏令两制官员详加商议。等到孙暨等人呈上议论后，才颁下这道诏令。

八月七日，命三司使张方平、龙图阁直学士陈升之、知制诰吴奎、直秘阁王畴到秘阁主持考试制科。张方平等人呈上王彰、夏噩所作的策论各六篇：《设卦以尽情伪》、《德者性之端》、《作稽中德》、《君子知微知显》、《周寔助法》、《两汉儒林治经孰深论》。

十九日，皇帝驾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秘书丞王彰、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明州观察推官夏噩。制策说："朕承继祖宗的洪大基业，掌管天下这一重器。临朝理政、思求治道，至今已三十六年，何尝不是每日夜半戒惧谨慎，清晨即起、大展德政，延请访求贤能之士，询求正直之言，期望达到太平治世，以垂范久远宏大的功业。诸位大夫杰出出众地应诏赴试，都来到朝堂之上，能不想要抒发智谋才蕴，开导滋润朕心吗？如今各项政务略有起色，至治的境界还未达到；兵戎虽已止息，但军需粮饷仍颇为繁劳；学校虽已兴办，但礼让之风却十分稀少；官吏冗余而虚食俸禄的人众多，百姓疲敝而失去职业的人也多；阴阳失调，灾异不时发生；水利渠道逐渐废弛于常规，淫雨常常冲溢旧有的堤防；赋税征调仍然繁重，水灾困顿不止。难道是朕的明察还有所未及，德泽还未能取信于民吗？招致过失的原因，在于我自己心怀恐惧。自古以来继承先业、恪守成法的君主，承接先圣的功业，凭借累世积累的资本，达到牢狱空虚的兴隆局面，博得颂声美誉。只有光武中兴，极力修明文德；唐太宗特起而致治，很快就实现了太平。这难道是天时的协和相符，还是人事的相互成就？功业成就的迟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朕侧席求贤，展望古人，深感惭愧。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必定以仁义为统帅，用道德的学说来教化，以儒雅来润饰。颁布教令，遵循汉宣帝的治道；崇尚刑名之术，效法汉明帝的政令；根本于理法，恰当处于两位君主之间。做到信赏必罚，刑罚清明、国家富强，凤凰屡屡降临于各郡国，神雀多次聚集于京师，招致这样美好的祥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今公卿大夫与朕共同谋划治国大略，想要美化风俗，可是官吏的治理还不算淳厚，百姓的德行还不算敦厚，豪门大族超越礼制，奸猾之徒冒犯法禁。以至于地方长官

译的任用，很少听闻有循良的政绩，招待过往使客的厨传耗费奢侈，而征发徭役却逼迫贫苦百姓，开始有了愁叹之声，尚未消除郁结之气。难道是朕亲身教化尚未达到，还是图治之道还不够彰明呢？从前晁错以贤良被举荐，公孙弘以文学对策，都深切陈述治国之道，并且都以术数为先。管仲治国的器度，内史掌握辅佐君王的权柄，都留下了典范的训诫，应当如何设置施行？至于《春秋》推崇的一元之说，《洪范》推演的九类，用什么方法才能端正根本，用什么施政才能建立准则？诸位大夫熟习先圣的学说，通晓当世的政务，识见古今王事的体统，深究天人精微感应的本源，想想如何消除饥荒、招致祥瑞，革除弊端、兴办利民之事。接受策问、应当对答，都要如实相对，不要因顾虑主管官员而有所隐讳，以符合朕殷切延请的旨意。"夏噩的对策考列为第四等，王彰未入等。诏令任命夏噩为光禄寺丞。夏噩经过磨勘考核后，本应改任著作佐郎，加上对策又入第四等，宰相富弼因为有亲属嫌疑而对此加以裁抑。

三年闰十月十二日，诏令："从今以后科场，制科考入三等、进士第一名及第的人，一并授予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厅公事，或者知县任满回朝后升任通判，再任期满后可参加馆职考试；制科考入第四等、进士第二名第三名的人，一并授予两使幕职官，任满回朝后改授较低等级的京官，送交审官院；制科考入第四等次一级、进士第四名第五名的人，一并授予试衔知县，任满后送交流内铨，可授予两使职官。使厅人比照类推、听候旨意。"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命翰林学士吴奎、权御史中丞韩绛、知制诰范镇、起居舍人知谏院范师道到秘阁主持考试制科。吴奎等人呈上陈舜俞、钱藻、汪辅之所作的策论各六篇：《萃致考飨》、《鱼丽废则法度缺》、《汉制因时之宜》、《陶叙九德》、《君子所养》、《徐有功比干张论》。

八月十三日，皇帝驾临崇政殿，考试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明州观察推官陈舜俞、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宣州旌德县尉钱藻、汪辅之。制策说："朕承继先圣的宏大基业，守护天下这一重器，兢兢业业操持万般政务，天色已晚方才进食。接见公卿大臣，与他们商议政事，又延请方正、茂异等科的人才，用以咨询治国之道，一心想要使当世达到仁寿之世，光大彰显前代的光明政治。至今已三十六年，策问已经是第八次了。诸位大夫杰出出众地前来应试，来到朝堂之上等候对答，必定有奇特的见解，正应虚心以待。天地的运行之道，帝王的功业，难道不是经历长久才能成就的吗？如今朕立志求治却尚未融洽，亲身教化却尚未取信于民，修饰礼制而教化未能驯服人心，制作雅乐而功效未能彰显，法度采用中正的典章而刑罚仍未能搁置不用，赋税已经从轻征收而颂扬之声尚未兴起，山泽物产全都收归公有而仓库府藏却未能充实，边塞已经安宁而转运粮饷却仍未停息，灾害有时发生，盗贼间或兴起，必须经历一世才能实现仁政，这难道不是虚妄之谈吗？加上承接五代交相丧乱之后，历经百年的全盛之世，官制驳杂不一，官吏员额大为膨胀，尚书省的职务未能迁并于中台，京师的官员仍旧管辖着外地的事务，必定要以正名为重来加以改革。想要采用夏代的忠厚之道，来挽救时政的弊端，可以条陈应当如何施行设置；参照汉代的制度，摒弃霸道，试着陈述应当如何取舍。巡视四方的礼制已经废弃，将要接受各郡国的会计上报，以此来劝勉风俗，用什么方法才能使人们知晓廉耻礼让、认识廉洁谦让呢？考核政绩的法度已经松弛，将要记录内外官员的考核，来考课文武百官，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官吏称职、安于其业呢？北方戍守繁重，想要收取三品之力役以供给屯守卫戍，会不会招致加重赋税的讥议呢？南方边境屡屡告警，想要依照五管的策略来治理蛮夷，会不会招致留兵屯守的耗费呢？史书记事秉笔直书，《春秋》所避讳的有四种情形；议事按照礼制，《甫刑》所列的刑罚将近千条。申不害、韩非之学本源于道家，其道理究竟何在？司

译马迁、班固赞扬循吏，其含义有所不同。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根源，水旱变异纠正的方法，《洪范》所说抵御六种灾异，《皇极》所说收敛五福，其中循序渐进的道理，必定有其要旨。诸位大夫讲习上古的学问，通晓经世的实务，平素蕴蓄有素，正应当在此详加论定。请尽心陈述，辅助朕的不足之处。"陈舜俞等人的对策都考入第四等。诏令任命陈舜俞为秘书省著作佐郎，钱藻为秘书省校书郎、无为军判官，汪辅之虽然同样入等，却因为言官指其没有良好的士人品行而将他罢黜。

六年八月十七日，命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到秘阁主持考试制科。吴奎等人呈上王介、苏轼、苏辙所作的策论各六篇：《王者不治夷狄》、《礼义信足以成德》、《刘恺丁鸿孰贤》、《礼以养人为》、《既醉备万福》、《形势不如德论》。

二十五日，皇帝驾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著作佐郎王介、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河南府渑池县主簿苏辙。制策说："朕承继祖宗的大统，先帝的丰功伟业，深自思虑自己见识浅陋，尚未通晓治国之理，虽然志向勤勉、治国之道尚远，治绩却未见增进，早起晚睡、勤勉不辍，至今已经三十六年。朕的德行还有未能达到之处，教化还有未能取信之处，缺失的政事还有很多，和顺之气因而郁结。田野虽已开垦，百姓却大多无所依靠；边境虽然安定，兵备却未能撤除；利益的来源已经开凿殆尽，多余的开支却更加繁广；军队冗余而未加训练，官吏冗余而未加澄清；学校虽然接连兴办，礼乐制度却未完备；家户之中很少有可以表彰的良好风俗，士人也轻忽廉洁谦让的节操。这就是为什么虞、芮之间的争讼还没有平息、成王康王时代的刑罚搁置不用的盛世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恐怕是居于官位的人不把教化放在心上，治理百姓的人大多拘泥于律法条文。禁令防范繁多，百姓却不知如何回避；叙法宽疏泛滥，官吏却不知有所畏惧，被羁押牵累的人众多，愁苦叹息的人也很多。连年以来，灾异屡屡出现，六月壬子朔日发生日食，淫雨超过常度，阳和之气不能显效，江河决口，各条河流泛滥。深切思虑这些过失，实在是朕自身的深切忧虑。变异不会无缘无故产生，是随着政事而生起的。五事的失误，六种灾异的产生，刘向曾经传述过，吕氏也曾经记载过。五行如何修治才能得其本性，四时如何运行才能顺应其时令。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日以应对变异，这符合经义吗？正当盛夏之时，却论决囚犯、加重刑罚，这与古礼相符吗？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是王道教化的渊源，可是各种工艺的过度奢巧却无所禁止，豪门大族的僭越差等却不遵法度。治理应当从京城内部开始，有人说为什么要把治理的重心放在京师；政事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以扰乱狱讼和市场。推寻前代的历史，观察治理的成效，汉文帝崇尚老子之学而天下富庶繁殖，汉武帝任用儒术而海内财力耗尽。治国之道本身并无弊端，为何治理的成效却不相同呢？王政所依据的道理，体现在诗歌之中。周公所作的《豳风》诗，讲述的是王业大事，却被列入《国风》之中；周宣王北伐，是件大事，却被记载在《小雅》之中。周代以冢宰掌管国家的财用，唐代则以宰相兼任度支。钱粮是国家的大计，军队是国家的大众，为什么陈平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来管理？韦贤则说不应当由宰相兼管？钱币的制度，是轻重相互权衡的；官职俸禄的差等，是虚实相互调养的。水旱灾害的积蓄储备，边疆守卫防御的方略，圜法之中有九府的名目，乐语之中有五均的含义，富民强国、尊崇君主重视朝廷、消弭灾异招致祥瑞、改变浇薄之风归于淳厚，这些都是前代的急切政务，也是当今的紧要事务。诸位大夫要竭尽心意来陈述，不要因顾虑日后的祸患而有所隐讳。"苏轼的对策考入第三等，王介考入第四等，苏辙考入第四等次一级。诏令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

译佥书凤翔府判官公事，王介为秘书丞、知通州静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

《文献通考》记载：石林叶氏说：按照旧例，制科分为五等，上面二等都是虚设不用的，只用下面三等来选取人才，然而考中的人也大多都是第四等。唯独吴正肃公曾经考入第三等，此后再没有能够继承他的人。到了嘉祐年间，苏子瞻、苏子由才开始都考入第三等。不久苏子由因为言辞过于直率被考官胡武平所驳斥，想要将他黜落，后来才降为第四等。自设立此科以来，只有吴正肃公与苏子瞻考入第三等。所以苏子瞻在谢启中说："错误地占据了这久已空虚的等第。"

八年六月十七日，英宗即位，尚未改元。诏令说："今年应考制科的举人赵某等十七人暂且停罢考试，等到将来科场开考时，再让他们前来秘阁参加考试。"

英宗治平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命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直史馆邵亢、直集贤院韩维、秘阁校理钱藻到秘阁主持考试制科。司马光等人呈上范百禄、李清臣所作的策论各六篇：《一为君德》、《礼以本民性》、《五经简易》、《道体君德尽变》、《五古从其多》、《羊陆非纯臣论》。

九月十二日，皇帝驾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秘书省著作佐郎范百禄、晋州和州县令李清臣。制策说："自古以来想要实现大治的君主，何尝不推举招纳贤能之士，与他们共同商议天下的政务呢！最终使名声播扬、功业施行，以此流传美誉于无穷后世。朕十分仰慕这样的境界。近代设立策试士人的科目，却失去了选取人才的实质，所询问的内容有的并非要务，而所回答的内容也未必与之相合。以至于使忠愤的极端言论得以蔓延，靡曼浮华的虚文相互角逐，情理与实际相去甚远，上下相互脱节，这对宏大之道究竟有什么补益呢。朕在位的时日尚浅，深深思虑责任重大而守护责任更重，想要听闻正直的言论，以此鉴察自己的不足之处，可是至今未曾获得。诸位大夫杰出出众地应诏赴试，希望你们的对策能够考察古代而不迂阔，质证当今而容易施行，为朕端正思虑、发扬光大地阐明道理。天人之间，灾祥各随其类而应验。所以到了大治之世，必定有祥瑞的符应，表现为星辰雨露、草木鸟虫的吉兆。若不能建立皇极的大中之道，就会有六种灾异一并发生危害百姓，而做君主的如果不思考如何挽回天变，就会终至荒谬悖乱而不可扶持，这些都是前代已经验证过的效验。朕即位以来，并非沉溺于歌钟犬马的享乐，以及家庭女宠、爵赏赐予的过度。可是二月乙巳日出现大风昼晦，四月丁未日西方出现白气，丁丑日太白星白昼经天而现，八月庚寅日京师降下大雨成灾。半年之间，异象四次发生，难道是朕不够恭敬诚信，处事不够果决通达所导致的吗？因此朕日夜反省自己的过失，深感不能安宁。何况如今官吏的治理还未淳厚，民风还未敦厚，官员冗滥、滥入的源头尚未堵塞，士兵众多、选用的法度尚未精当，工艺技巧在京城中过度奢巧，豪门大族在朝廷之上僭越奢侈，田野虽然更加开垦却仍有农民饥寒的忧患，关市虽然放宽了禁令却商人的货物仍不能畅通。难道不想让人们践行名节，可是廉耻之风却常常不能确立；难道不想让人们远离刑罚，可是触犯冒犯法禁的行为却常常不能止息。想要用六政八疵来考察忠奸的端倪，却担忧不能凭情理察见；想要用七教三法来教化善恶之类的人，却忧虑不能以家庭为单位来安抚。招徕远方之人、临治百姓，节制礼仪应当有什么样的异同论说；发展民生、事奉神明，安抚百姓难道没有先后的宗旨吗。在乡里设立饮酒之礼，按年举行，使人们知晓恭敬老者、敬爱长辈的礼节，古人唯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吗？在社中储藏谷物，按时发放，使人们知晓救济贫困、体恤荒年的政策，如今唯独认为这样做很难吗？宋景公一句话就消除了妖异灾

译祸，朕下达了罪己的诏书，也十分敬畏谨慎，可是却没有转祸为福的感应。汉宣帝终生致力于核实名实，朕颁发责成官吏的诏书，也十分谆谆告诫，可是却没有整饬职守的响应。从前董仲舒推演灾异之说，专门治理《春秋》之学。刘蕡对答朝廷的阙失，深切陈述社稷的大计，远的借鉴历代帝王兴衰的原因，近的仰慕本朝历代先帝功业的成就，用什么方法才能适应世事的变化？如何修治才能符合天心？诸位大夫要思考消除灾异、招致祥瑞，挽救弊端、兴起治世的方法，反复深思熟虑，不要辜负朕的期望，以符合朕殷切延请的心意。"范百禄等人的对策都考入第四等。诏令任命范百禄为秘书丞，李清臣为秘书郎。以上出自《国朝会要》。

《宋史·选举志》记载：治平三年，命宰相执政大臣各自推举馆职人选五人。此前英宗对中书省说："水灾成为祸患，进言的人说是过失在于不能推举贤才，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说："近年来进贤的途径狭窄，从前进入馆阁有三条途径，如今已经堵塞了两条。进士考中高科，是一条途径；大臣荐举，是一条途径；因为差遣按照惯例授职，是一条途径。以往进士考中五年以上的都能够参加馆职考试，第一名及第的人不到十年就有官至宰相的。如今第一名要经过两任才能参加考试，而第二名以下的人则不再能够考试，这是高科的途径已经堵塞了。以往大臣荐举后就立即召试，如今只让登记在簿册上等候空缺才能应试，这是荐举的途径已经堵塞了。只有因差遣按惯例授职的一条途径，可是大半又是任职年久、年老多病之人。这就是臣所说的荐举途径狭窄的原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有了这道诏令。韩琦、曾公亮、赵概等人推举蔡延庆以下共二十人，都命令他们前来应试。宰相因为人数太多而感到为难，皇帝说："既然委托各位大臣推举人才，如果确实贤能，又何必担心人数太多呢。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其余的等以后再说。"

神宗熙宁二年十二月九日，诏令："今后的科场考试，制科考入第三等、进士第一名及第的人，第一任回朝之后不再授予升任通判的差遣，也不再考试充任馆职，一并命令审官院依照惯例授予差遣，其余的依照嘉祐二年诏书执行。"

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直舍人院吕大防、集贤校理孙沐、李清臣到秘阁主持考试制科。司马光等人呈上吕陶、钱勰、孔文仲、张绘所作的策论各六篇：《先王上礼》、《禘郊祖宗不报如何》、《天刚不失时》、《治道在知邪正》、《九家皆股肱之材》、《王肃不好郑学论》。

九月二十四日，皇帝驾临崇政殿，考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太常博士吕陶、殿中丞钱勰、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太庙斋郎张绘。制策说："从前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仁德之风翔飞流布，恩泽浸润广大。四时节令在上调和，万物在下和顺。兵革不用，刑罚不施。对内则俊杰贤能居于官位以光大王朝的职守，对外则夷狄仰慕教化而按时前来朝贡。建立皇极大中之道以承受天心，收敛应时的福祉来赐予百姓。这样然后日月星辰、雨露甘霖，鸟兽草木，种种祥瑞纷至沓来，史书记载不绝。朕十分仰慕这样的境界，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呢？朕承受祖宗的基业，身托于士民之上，明察有所未及，教化有所未能取信，而责任重大、守护更重，深感难以承担，所以详尽延请杰出的贤才，希望听闻正直的言论，以辅助自己的不足，庶几可以达到大治。大凡君主即位，必定要在天意中求得端绪、并端正自身，只有使五事得其常道，那么各种政务才能与之相应和。朕即位以来，不敢有丝毫的放纵懈怠，可是和顺之气仍然郁结不畅，灾异屡屡出现。元年正朔日出现三次日食，到了仲秋又有数路地方发生地震，而冀州一带地域广大，受灾最为严重。难道是朕的德行有所不

译足吗？朕日夜早起晚睡，思考其中的缘故。因此谋划讲求政务，虽然每日操劳到日头偏西，可是仍然多有敷衍苟且的习气；用心提拔进用人才，虽然官职没有虚设冒滥的，可是却颇为缺乏实际功效的美誉。西羌并非不加以安抚招徕，可是边境的警报有时仍然纷扰不安，以至于要派遣辅政大臣前往，凭借昭明的神武之力加以安定；百姓并非不加以爱护抚养，可是生计有的仍未能富足，以至于要向外派遣使者，宣布施行惠政教化。国家用度虽然已经节省，可是仍然苦于调度繁难；兵籍虽然众多，可是仍未能精简核实。放宽关卡的禁令，可是商业仍不通畅；减损器物玩好的奢巧，可是工艺却未能有所戒止。风俗浮薄，根源在于选拔士人没有根本的标准，道德教化未能彰明。而广泛征询台阁大臣的议论，各人所持的意见不一，难道就没有挽救弊端的方法吗？刑罚繁重，出于立法的门径太多，沿袭旧法而不加以革新，而将要施加仁厚恩德的政令，使死刑犯得以稍加缓刑，这其中必定有可以施行的方法。朕想要兴起七教，兼顾三至，以达到圣人之道的极致，那么应当条陈其先后的次序；朕想要明晓六亲之道，穷尽五法之义，以达到天下大治的极致，那么应当阐述其本末的要旨。至于董仲舒的言论，班固认为切合当世之用，其中可以施行于今天的是什么方略？崔寔的议论，范晔认为明晓政体，其中有益于时政的是什么事务？不要认为古人的事迹已经年代久远而不可举行，也不要认为本朝的成法已经确定而不可更改，只要更改得恰到好处，施行得当，不急迫也不迂阔，归于至当之理即可。《书经》说：'说出来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是困难的。'诸位大夫要竭尽心思来陈述，朕也不惮于有所作为。"孔文仲的对策考入第三等，皇帝亲手写下诏令说："殿试初覆考核详定的调字号试卷，评定为第三等。仔细观察他的条陈对答，大体上是崇尚流俗、颠倒是非，又诋毁薄待当今政事，援引先王的经义而每每背离义理。朝廷近来设立直言极谏这一科目，用来广开聪明才智，招纳天下贤能有才智之士，难道不是说能够把天下的实情禀告君上的人才叫做直言吗。君主如果有污秽的德行、丑恶的政事，而能够忘却尊卑高下的形势，用正道与他争辩，这才叫做极谏吧！这个人的学识，恐怕不足以录用，以免迷惑天下人的视听。可以另外拟定处理意见再进呈。"随后诏令流内铨告知孔文仲，发遣他前往本任；吕陶升迁一任，由朝廷堂除授予差遣；张绘由朝廷堂除授予判司簿……

译尉，勰没有入选等第。

《文献通考》记载：玉山汪氏说：范子功也考入制科第三等。后来熙宁年间，孔文仲考中第三等，因为忤逆了王安石，皇帝特意下旨黜落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