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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宋朝事实十五

卷十四

史藏 · 政书 · 已译 · 第 116–122 段

殿试考校之官多不精慎,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题,不能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殿试唱第则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实而务收恩之名也。历代取士,悉委有司,独后汉文吏课笺奏而上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年,始有殿试,此安足法哉往时未有糊名、 誊录之制,主文者尚可专取舍,今既无以容其私,则殿试未见所长。请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归有司,则宜如天圣二年贡举先令,考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后赐第,则与殿试无异矣。”因降是诏。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是时,王德用带平章事。

  例当谢,自谦空疏。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学问。”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诲也。”后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献谓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

  ○乐律

  太祖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翰林学士窦俨撰定乐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礼用《隆安》,奠玉币用《嘉安》,奉俎用《丰安》,酌献、饮福并用《禧安》,亚献、终献并用

  《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

  治平二年,礼官李育言:“《开宝通礼》载圜丘、宗庙,太乐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陈于县北,武舞立于县南。今郊、庙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礼时,文舞既罢,乃舍羽龠,执干戚,以为武舞。窃惟天子亲执圭币以事天地祖考,可谓极严恭矣。而舞者纷然旁午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此,非所以称严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庙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八佾。”自是二舞之数全矣。

  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

  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尝考刘昺《大晟乐论》云:五季灭裂之余,乐音散亡。周世宗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审定制度。其规模鄙陋,声音焦急,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微。盖焦急之音适与时应。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减下一律。仁祖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取京县黍累尺成律,审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乃取

译吏的笺奏才呈报到端门,也没有听说过天子亲自主持考试的。到了唐代武后载初年间,才开始有殿试,这难道值得效法吗?过去没有糊名、誊录的制度,主持考试的人还可以随意专擅取舍,如今既然已经没有办法容许他们徇私,那么殿试就看不出有什么长处了。请从今以后,尚书省放榜,如果恐怕恩德归于有关部门,那么应当依照天圣二年贡举先前的规定,先评定名次高下,混合排定名次后引荐到殿廷,然后再赐予及第,这样就与殿试没有区别了。"于是皇上因此颁布了这道诏令。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一同被召去参加考试并被选中。当时,王德用担任平章事。

按照惯例应当前去拜谢,两人都谦称自己学识空疏。王德用说:"我也曾看过你们的考试文章,确实空疏浅陋,年轻人更应该好好学习。"两位大不能忍受,宋景文公事后说:"我们碰见了一个老衙官,真是纳诲之言啊。"后来两人都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王德用已经去世,韩忠献公对宋景文公说:"王公虽然是武人出身,却还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的用心。"

○乐律

太祖乾德元年,将要举行南郊祭天大典,翰林学士窦俨撰写制定乐章:迎神时用《高安》,皇帝行礼时用《隆安》,奠献玉帛时用《嘉安》,进献牲俎时用《丰安》,酌酒献祭、饮福受胙都用《禧安》,亚献、终献都用《正安》,送神时用《高安》之曲。

治平二年,礼官李育上言说:"《开宝通礼》记载,在圜丘祭天、宗庙祭祀时,太乐令率领两支舞队的乐工就位,文舞排列在悬钟悬磬的北边,武舞站立在悬钟悬磬的南边。如今郊祀、宗庙祭祀所用的文武两支舞队共有乐工六十八人,正当举行礼仪的时候,文舞刚刚结束,便放下羽毛龠管,改拿盾牌斧钺,作为武舞。臣私下认为天子亲自手持圭璧玉帛来侍奉天地祖先,可以说是极为严肃恭敬了。然而舞者却纷纷杂乱,在下面来回穿梭纵横,进退取舍如此局促仓皇,这不符合表达严肃恭敬之意的做法。"皇上说:"从今以后,郊祀、宗庙的两支舞队各用六十四人,以凑齐八佾之数。"从此两支舞队的人数才算完备齐全。

崇宁四年九月,蔡京任用魏汉津,铸造九鼎,制作《大晟》乐。当时魏汉津取用"以身为度"的说法,认为皇帝当时二十四岁,正当四六之数,便取皇帝的中指长度,作为黄钟律管的尺寸,由此推算出度量权衡以制作乐器。魏汉津本是剩员兵士出身,曾担任范镇的虞候,看见范镇制作乐器,略微学到了一些方法,而蔡京又让刘昺加以文饰美化。曾经考察刘昺的《大晟乐论》说:五代分裂割据的乱世之后,乐律音声散失亡佚。周世宗观看悬钟悬磬时,询问乐工却无人能答,于是命令王朴审定制乐的规制法度。但他制作的规模粗陋鄙俗,声音急促尖利,这不仅仅是因为王朴的学识不能达到精深微妙的境界,大概是因为急促尖利的音调恰好与当时的时势相应。太祖认为那声音过高近于哀伤悲思,便下诏命令和岘把音律降低一律。仁宗朝下诏命令李照与众儒臣一起审定制乐,采用京城附近的黍粒累积成尺来制定律管,审核它的声音,仍旧偏高,于是改用太府布帛尺作为标准,才把太常寺所用的音律降低了四律。然而太府尺其实是隋代的尺子,李照知道乐声偏高却没有办法降低它,于是采用……

世俗之尺以为据。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乃私赂铸工,使减铜齐,实下旧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议者纷然,遂废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参定,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

译以世俗通用的尺子作为标准。当时乐工嫌弃歌声太浑浊,就暗中贿赂铸造工匠,让他们减少铜料的配比,实际上比旧制降低了三个音律,但检验时终究没人能辨别出来。于是议论者纷纷争执,最终废弃不用。皇祐年间,朝廷命阮逸、胡瑗参与核定,并下诏令天下懂音律的人尽快呈报姓名。

逸、瑗减下一律,三年而乐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神考肇新宪度,将作礼乐,以文治功。元丰中,采杨杰之论,驿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下王朴乐二律,用仁祖所制编钟,稽考古制,是正缺失,焕然详明,敻出前世焉。然诸儒之议,互有异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虽粗能减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

  得,以圣王为师者也。魏汉津居西蜀,师事李良,授鼎乐之法。

  良惟以黄帝后夔为法,余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逮崇宁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僚属,令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缺甚矣。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用者。

  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中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焉。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焦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忻,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龙角鬣下降。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备三献九奏,以祗谢景贶。曲再作,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

  后再习乐,群鹤屡至。黄帝大合乐,有玄鹤六舞于前,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传》曰:“不见其形,当察其影。”世

  之知音者鲜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声和也。盖声音之和,上系人君之寿考,下应化日之舒长。焦急之声,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熙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熙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

译"感人心是靠声音,声音感人便没有古今的差异。

四夷之乐,先王所不废也,虽乐不同,而声岂有二

四方夷狄的音乐,先王也不曾废弃,虽然乐曲不同,但音声之理难道会有两样吗

古今参用,永为一代之制。

古今参照采用,永远作为一代的制度。

继周勺之后,革百王之陋,以遗万世,贻厥子孙,永保用享。

接续周代《勺》乐之后,革除历代帝王的鄙陋,以此留给万世,传给子孙后代,永远保有并享用它。

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

大观庚寅年八月一日在宣和殿记述。"

政和三年五月,御笔手诏:

政和三年五月,皇上亲笔手诏说:

“乐废久矣。历世之君,千有余岁,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远。

"音乐荒废已经很久了。历代君主,千余年间,没有人能够阐述恢复它,一直到现在,距离古代更加遥远。

循沿五季之旧,非治世之音。

沿袭五代的旧制,不是治世应有的音乐。

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后兴,盖在今日。

祖宗开创基业之初,常常没有闲暇顾及这件事,百年之后才得以复兴,大概就在今天。

崇宁之初,纳汉津之说,成《大晟》之乐,荐之郊庙,而未施行于燕飨。

崇宁初年,采纳魏汉津的说法,制成《大晟》乐,用来祭荐郊庙,但还未施行于宴饮之礼。

夫今乐犹古乐也,知乐者知其情而已,循声以知音,循音以知乐,循乐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无古今之异。

如今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一样,懂得音乐的人只是懂得其中的情理罢了,循着乐声来了解音律,循着音律来了解音乐,循着音乐来了解政事,所贯通的在于政事,所相同的在于音声,而没有古今的差异。

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按试于庭,五声既具,八音始全,无怨滞焦急之声,有纯厚皦绎之美。

近来诏令有关部门,把《大晟乐》传播到教坊,在朝庭按试,五声齐全,八音才算完备,没有怨恨滞涩焦躁急促的声音,而有纯厚清晰连贯的美妙。

朕奉承圣谟,立政造事。昭功继志,一纪于兹。

朕奉承先圣的谋略,建立政制、创造事业。昭显功业、继承先志,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乃者玄圭告成,今则雅乐大备。

近来玄圭祭告已经完成,如今雅乐也已经大备。

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庙遂谋。

功业成就然后制作礼乐,从此才真正确信是承受上天的福佑、宗庙成全了谋划。

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遗万世,嘉与天下共之。

追寻三代的盛世,成就一代的制度,以此留给万世,很高兴与天下人共享。

可以所进乐并颁行天下,旧乐悉行禁止。

可将所进献的音乐一并颁行天下,旧乐一律加以禁止。

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行下。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仍命尚书省筹划立法颁布施行。所以特此下诏晓谕,应当知悉这些内容。"

牒奉敕依已得指挥,并大晟府既颁降,候颁行日,禁止旧乐。

公文奉旨遵照已得到的指示,连同大晟府所颁布下发的规定,等到颁行之日,禁止使用旧乐。

六年闰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乞令略加磨砻,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

政和六年闰正月戊申日,大晟府上奏说:"神宗皇帝曾经命令儒臣开始制造玉磬,收藏在乐府中。请求命人稍加磨砺,使它与音律相合,并制造金钟,专门用于明堂,用来祭荐上天的神明。"皇上准许了。

○历象

历法天象

太宗诏新历载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鉴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

太宗下诏新历记载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监冬官正杨文鉴请求在新历六十甲子之外,再增加二十年。

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

此事交付有关部门,判司天监苗守信等人议论,认为没有依据可考,不能施行采用。

帝曰:“支干相承,虽止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

皇帝说:"干支相承,虽然只有六十年一循环,倘若两轮甲子,合起来构成高寿的年数,能使活到百岁的人得以看到自己出生那年的干支,不也是很好吗"

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自此始。

于是下诏新历以一百二十年(两轮甲子)为限,从此开始施行。

仁宗朝司天论月蚀分刻。皇祐五年,知制诰王洙言:

仁宗朝司天监讨论月食的分数、时刻。皇祐五年,知制诰王洙上言说:

“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状,十一月望,月蚀十分,七历并同。

"据司天监李用晦等人的状文,十一月十五日,月食十分(全食),七种历法所推算的都相同。

复圆在昼,不辨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后,《大衍》

自艺祖御极,知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寿考舒长之应,岂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

  然去圣逾远,遗声复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盖祖宗积累之休,上帝克相,岂朕之德哉!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欤其旧乐勿用。”

  《实录》不载诏旨,〔此处文字疑有脱漏〕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称、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上谓阁曰:“昨日新乐如何”阁对曰:“昨日所按《大晟》乐,非特八音克谐,尽善尽美,至于乐,莫不皆应古制。窃闻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闻此和声,但同鸟兽跄舞而已。”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士、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

  阁对曰:“牂牁夜郎接连南陆,最为荒远,所谓上仁所不化者。

  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举国内属,非陛下文德诞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在天之灵亦当顾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

  乐,臣忝侍从之末,得遇荣观,不胜幸甚。”上曰:“八音甚谐。”光凝曰:“此圣德所致,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至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古州二千余里尽内附,今正功成作乐之时。”上曰:“尽出诒谋。”光凝曰:“神考厉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继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

  大观四年八月丁卯,御制《大晟乐记》云:“在艺祖时,常诏和岘;在仁宗时,常诏李照、阮逸;在神考时,常诏范镇、刘几。然老师俗儒末学昧陋,不达其原,曾不足以奉承万一,以迄于今。朕仰继先烈,推而明之。盖古之作乐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勋未集,则虡业之声不可行于武成之后;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则大武之声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虽旧邦,乐名三易。朕承累圣之谋,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奋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绪,遗风余烈莫有存者。

译、《景福》寅初二刻。

月食复圆时正值白昼,无法分辨具体时刻,只能验证初亏的时刻:其中,《宣明历》推算在丑正二刻,《仪天历》推算在丑正三刻,《应天历》、《乾元历》推算在寅初一刻之后,《大衍历》、《景福历》推算在寅初二刻。

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

而那天夜里实际食于寅初四刻,只有《大衍历》、《景福历》推算得稍微接近。

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

但是《景福历》推算景祐三年四月初一日食二分多,而《崇天历》、《乾元历》、《宣明历》推算不食,后来结果确实没有发生日食。

《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

《大衍历》推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日食八分半,开元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日食十五分之十三,但到那天都没有发生日食。

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而所失甚多。’

所以一行在《大衍历议》中说:"假使治历的人因为开元年间这两次日食(未验证),就随意改动交食界限来迁就它,那么相符合的很少而所失误的却很多。"

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

李用晦等人也不敢确定《大衍历》、《景福历》就是精密的。

缘历算日交月食,诸历互有疏密,不可常准的。

因为推算日月交食,各家历法互有疏密之差,不能常常作为准确的标准。

盖月日岂不少有盈亏,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

大概月亮太阳难道不会稍有盈亏变化吗,其运行也时常变化不定,历法推算天象一定不会完全精密。

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

所谓天道遥远而人道切近,自古以来撰写历法的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人尚且不能穷尽推究,何况李用晦等人学识浅薄,只是依照古法推算天象,很难确定日月食的疏密精粗。

又据编修《唐书》官刘羲叟状:据历官等称参校诸历,互有疏密,及称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历准的参定者。

又据编修《唐书》的官员刘羲叟的状文:据历官们所说,参照校对各家历法,互有疏密之差,并且说只是依照古法推算,不敢指定哪部历法准确来作为参定的标准。

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豫考定交会,不必□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

古代圣人推算历法天象的用意,只在于恭敬地把时令颁授给百姓,虽然也预先推算测定日月交会,却不一定要与实际时辰刻数完全吻合,所以才有修养德行以应对日食月食的道理。

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

天道神妙变化,其中的道理不是能够穷尽的。假使说一定能够穷尽,那么前代的儒者就不应当自己制定出疏漏欠缺的历法。

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厘。

再者《大衍历》等七种历法所差不多,历法数据大同小异,也是相互沿袭借鉴,经过乘除积累计算,渐渐产生毫厘之差。

且辰刻更筹,惟据漏刻,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

况且时辰刻数、更筹的计时,只是依据漏刻,也许略有快慢误差,未必单单是历法本身的差误。

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

按隋朝《历志》记载,日月食本来就有起讫早晚的不同,有时也会一反常态提前或推迟,应在正常应见时刻前后十三刻半以内进行观测。

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

如今只相差三刻,或许是天道有变,未必是历法错误。

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极》得十。

另外,一行在开元年间修订历法,用《大衍历》以及李淳风的《麟德历》、刘绰的《皇极历》三种历法核校三十七次日食,《大衍历》考核成绩第一,但也只推算准确二十二次,《麟德历》推算准确五次,《皇极历》推算准确十次。

以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宜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

凭一行的聪明博学,当时人们称他为圣人,应当能够贯通古今,尚且不能穷尽历法的精微,像李淳风这等人,与他相比就更加疏远不及了。

况圣明《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议改移。

何况圣明制定的《崇天历》颁行使用已超过三十年

夙夜以思,赖天之灵,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贱,献黄帝后夔正声、中声之法;宋成公之《英茎》,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范模之度,协于朕志。

  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诸身,以指为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乐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鸠工,一年制器,三年乐成,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器备。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谐,不相夺伦。越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乐九成,羽物为之应,有鹤十只飞鸣其上。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备三献九奏,奉祠鼎、鼐,复有双鹤来仪。自后乐作则鹤至,形影之相召。于以荐坛庙,和万邦,与天下共之。乃按习于宫掖,教之国子,用之大学辟雍,颁之三京四辅以及藩府焉。及亲笔手诏,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欤!孟子曰:‘今乐犹古乐。’盖感人以声,则

  无古今之异。四夷之乐,先王所不废也,虽乐不同,而声岂有二古今参用,永为一代之制。继周勺之后,革百王之陋,以遗万世,贻厥子孙,永保用享。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

  政和三年五月,御笔手诏:“乐废久矣。历世之君,千有余岁,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远。循沿五季之旧,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后兴,盖在今日。崇宁之初,纳汉津之说,成《大晟》之乐,荐之郊庙,而未施行于燕飨。夫今乐犹古乐也,知乐者知其情而已,循声以知音,循音以知乐,循乐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无古今之异。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按试于庭,五声既具,八音始全,无怨滞焦急之声,有纯厚皦绎之美。朕奉承圣谟,立政造事。昭功继志,一纪于兹。乃者玄圭告成,今则雅乐大备。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庙遂谋。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遗万世,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并颁行天下,旧乐悉行禁止。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行下。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挥,并大晟府既颁降,候颁行日,禁止旧乐。

  六年闰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乞令略加磨砻,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

  ○历象

  太宗诏新历载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鉴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

  虽止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自此始。

译,广布海内,百姓已经熟悉,正打算长久施行下去,而且所差不多,不可以偶尔因为天象异变,就议论改动更换。

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

追究它的本源,其实也是出自《大衍历》。

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

至于《景福历》施行于唐朝末季,不是治世应有的历法,不能沿用。"

诏仍用《崇天历》法。

下诏仍旧采用《崇天历》的方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赐新历名曰《明天》,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序之。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赐新历名为《明天历》,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为它作序。

初,上即位,司天监奏《崇天历》五星之行及诸气节有差,诏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同造新历。

起初,皇上即位后,司天监上奏说《崇天历》推算五星运行以及各节气有偏差,下诏命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共同编造新历。

历成,而中官舒易简、监生石道、李遘各献其所造历。

新历编成后,宦官舒易简、监生石道、李遘各自献上自己所编造的历法。

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分攵详定。

皇上下诏命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分攵审定核实。

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历。迁琮等各两官,赐物有差。

结果周琮等人编造的最为精密,于是采用他们的历法。晋升周琮等人各两级官职,按等次分别赏赐物品。

然琮等历后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得官。

然而周琮等人的历法后来也无法使用,周琮等人所得的官职也都被剥夺了。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

天文官李自正进献《星变图》,并且说月亮与太白金星都侵犯了昴星,应当会有边境的大规模用兵。

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之说,或中或否。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盛衰之理,何其异也

皇上对辅臣说:"阴阳占卜的说法,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商纣在甲子日灭亡,周武王也在甲子日兴起,盛衰的道理,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由是言之,王者当祗畏天道,要在人事应之如何尔!”

由此说来,为王者应当敬畏天道,关键还在于以人事如何应对天道罢了!"

●卷十五

○耤田

籍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谓宰臣曰:“朕观古之兴王,皆重农桑,以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耤田,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

明道元年十二月,皇上对宰臣说:"朕看古代兴盛的君王,都重视农桑,把它作为使百姓生活富足的根本。朕想要亲自耕种籍田,希望能驱使天下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都回归农田耕作。"

宰臣贺曰:“陛下亲发德音,躬耕以劝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备位宰辅,不胜庆幸。”

宰臣祝贺说:"陛下亲自发出仁德的旨意,亲自耕作来劝勉天下的百姓,这些都是达到治世的根本大计。臣等忝居宰辅之位,不胜庆幸。"

乃下诏曰:“庶政之本,盖先于农;五礼之经,莫重于祭。

于是下诏说:"各项政务的根本,首先在于农业;五礼的常法,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

所以敦化阜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兹道。

用来敦厚教化、使风俗富足,昭显孝道、使百姓安息。达到治理的根源,大都出于这个道理。

朕祗若灵命,临拊万方。守积累之洪基,荷清宁之大德。

朕敬顺神明的旨意,君临抚育四方万国。守持历代积累的宏大基业,蒙受清明安宁的大德。

然赖母仪训助,衡宰辅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职。

然而这都仰赖太后的教导辅助,宰相大臣的成全,以及朝廷内外的众官员都日夜辛勤地履行职守。

是致九围静谧,百姓康熙。

因此使得九州安定,百姓安康。

内惟凉薄之姿,取怠寅威之戒。

朕内心自忖以浅薄的资质,谨记怠慢会招致敬畏之戒的教训。

圜丘告类,虽屡展于国容;千亩躬耕,尚缺修于古制。

祭天于圜丘、以类礼告祭的礼仪,虽然屡次展现国家的威仪;但亲耕千亩籍田之礼,却还没有依照古代制度修举。

念太宗在御之日,行东郊执耒之议,宪度具存,典章咸备。

念及太宗在位之时,曾经议行在东郊亲执耒耜耕田之礼,法度都还留存,典章都已齐备。

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规,申命攸司,因时蒇事。

如今想要继承先辈的功业,遵循祖考先前的规制,申令有关部门,顺应时令完成此事。

恭惟皇太后恢宣圣范,保佑冲人,于兹十年,克成丕业,亦未尝亲诣太室,祗荐嘉羞,伸昭事之诚,答眷怀之祉。

恭敬地想到皇太后弘扬圣德典范,保佑幼小的朕,到现在已经十年,成就了宏大的功业,但也未曾亲自到太庙,恭敬进献美好的祭品,来表达敬事祖先的诚意,回报祖宗眷顾的福泽。

复以岁时大顺,宫寝肇新,元历载更,休祥沓应,顾兹缛礼可举而行

  仁宗朝司天论月蚀分刻。皇祐五年,知制诰王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状,十一月望,月蚀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后,《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缘历算日交月食,诸历互有疏密,不可常准的。盖月日岂不少有盈亏,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编修《唐书》官刘羲叟状:据历官等称参校诸历,互有疏密,及称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历准的参定者。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豫考定交会,不必□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厘。且辰刻更筹,惟据漏刻,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

  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极》得十。以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宜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明《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

  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诏仍用《崇天历》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赐新历名曰《明天》,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序之。初,上即位,司天监奏《崇天历》五星之行及诸气节有差,诏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同造新历。历成,而中官舒易简、监生石道、李遘各献其所造历。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分攵详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历。迁琮等各两官,赐物有差。

译。

又因为岁时顺遂,宫室寝殿刚刚建成,新的历元刚刚更改,各种祥瑞纷纷应验,念及这隆重的礼仪可以举行了。

朕则躬稼穑之艰难,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则谢祖宗之贶祐,精意以告虔。

朕将亲身体验农事耕作的艰难,以身作则来率领臣下。皇太后则要答谢祖宗的赐福庇佑,以精诚之心祭告表达虔诚。

信有合于经彝,庶永光于简册,爰伸诞告,用示先期。

确实合于常法经义,希望能永远光耀于史册,于是特意发布诏告,用来预先昭示日期。

朕以来年二月内,择日行耤田之礼。

朕将在明年二月之内,选择吉日举行籍田之礼。

兼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未曾恭谢宗庙,朕已禀奉慈旨,于耤田前请皇太后恭谢宗庙。

并且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未曾恭谢宗庙,朕已经禀承太后的旨意,在举行籍田礼之前,请皇太后恭谢宗庙。

其来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

明年冬至,就不再举行南郊祭天之礼了。

所有合行诸般恩赏,并特就耤田、恭谢恭庙礼毕,一依南郊例施行。”

所有应当施行的各种恩赏,都特意在籍田礼、恭谢宗庙礼完成之后,一律按照南郊祭祀的先例施行。"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庙,亲享七室,礼成,还宫。

明道二年二月乙巳日,皇太后前往太庙,亲自祭享七室祖先,礼成之后,返回宫中。

上御天安殿,发册,上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仁慈保寿皇太后。

皇上驾临天安殿,宣读册文,为太后上尊号为应天齐圣显功崇德仁慈保寿皇太后。

礼毕,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斋于朝堂。丙午,宿斋于东郊。日旁有黄云如龙凤。

礼成之后,这一天皇上留宿在天安殿,百官在朝堂斋戒留宿。丙午日,在东郊斋戒留宿。太阳旁边出现黄云,形状像龙凤。

丁未,祀神农氏于坛,乃就耕位,执耜行耤田之礼。

丁未日,在坛上祭祀神农氏,然后来到耕作的位置,手执农具举行籍田之礼。

礼仪使张士逊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将耕终千亩,以劝天下之力农。”

礼仪使张士逊奏请推耕三下就停止,皇上说:"朕要耕完整个千亩籍田,以此劝勉天下人努力务农。"

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观耕坛。

张士逊坚持请求,皇上才耕作十二步后停止,登临观耕台观看。

公卿以下执耒,耤田令奉穜稑之种,司农卿受而洒之,率属以终其事。

公卿以下的大臣手执农具耕作,籍田令捧上早熟晚熟的谷种,司农卿接过来播撒,率领属官完成这件事。

还御正阳门,下制曰:“朕钦承皇统,遵奉母仪,底定万邦,勤劳一纪。

返回后登临正阳门,颁布制书说:"朕恭敬地承继皇统,遵奉太后的教诲,安定天下万邦,勤劳治理已经十二年了。

阳郊严配,既屡展于孝思;储驾躬耕,尚未遵于祖则。

南郊祭天配享祖先的礼仪,已经屡次展现了朕的孝思;但储备车驾亲耕籍田的礼仪,还没有遵照祖宗的成法举行。

是用秩开元之遗事,述端拱之旧章,毖祀农坛,亲临帝耤。

因此依照唐开元年间的旧事,遵循端拱年间的旧典章,慎重地祭祀农坛,亲自登临帝王的籍田。

复慈闱之宪古,款清庙以谢成,圭瓚告虔,翚珩从献,乐崇九奏,礼备三牺,嘉夷夏之骏奔,感神灵之降格。

又效法太后仿照古礼,虔诚祭告清庙来答谢礼成,用圭瓒祭器献上诚敬之心,佩戴翚珩饰物随行献礼,音乐奏至九成,礼仪备办三牲,欣喜于华夷各族的迅速奔赴朝贺,感念神灵的降临感格。

威仪卒获,福禄来同。可大赦天下。云云。”

威仪礼节都已完备实现,福禄同时降临。可以大赦天下。等等。"

宣制毕,百官称贺,上御天安殿。

宣读制书完毕,百官称贺,皇上驾临天安殿。

摄太尉吕夷简等上尊号曰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代理太尉吕夷简等人给皇上进上尊号为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财用

财政用度

仁宗宝元二年,陕西用兵,辅臣议节浮费,有议减百官及军班等俸赐者。

仁宗宝元二年,陕西用兵,辅臣商议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有人建议削减百官以及军队将士等人的俸禄赏赐。

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舆服御至于宫掖奢侈奇巧无名之费、不急之用尔。

皇上说:"朕想要去除的,是从皇帝车驾服饰用度到宫廷内苑那些奢侈浮华、无名目的花费、不急需的用度罢了。

国家当择人以任职,至于俸赐自有定制,何用纷纷裁减,以骇中外乎

国家应当选用贤才来担任官职,至于俸禄赏赐自有固定的制度,何必纷纷加以裁减,来使朝廷内外惊骇不安呢

可下诏申谕之。”

可以下诏申明晓谕这个道理。"

六月壬戌,诏曰:“朕猥奉鸿业,深惟永图,恭己爱人,励精求治。

六月壬戌日,下诏说:"朕承受这宏大的基业,深切思虑长远的规划,恭谨自持、爱

然琮等历后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得官。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之说,或中或否。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盛衰之理,何其异也由是言之,王者当祗畏天道,要在人事应之如何尔!”

  ●卷十五

  ○耤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谓宰臣曰:“朕观古之兴王,皆重农桑,以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耤田,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宰臣贺曰:“陛下亲发德音,躬耕以劝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备位宰辅,不胜庆幸。”乃下诏曰:“庶政之本,盖先于农;五礼之经,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兹道。朕祗若灵命,临拊万方。守积累之洪基,荷清宁之大德。然赖母仪训助,衡宰辅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职。是致九围静谧,百姓康熙。内惟凉薄之姿,取怠寅威之戒。圜丘告类,虽屡展于国容;千亩躬耕,尚缺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行东郊执耒之议,宪度具存,典章咸备。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规,申命攸司,因时蒇事。恭惟皇太后恢宣圣范,保佑冲人,于兹十年,克成丕业,亦未尝亲诣太室,祗荐嘉羞,伸昭事之诚,答眷怀之祉。复以岁时大顺,宫寝肇新,元历载更,休祥沓应,顾兹缛礼可举而行。朕则躬稼穑之艰难,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则谢祖宗之贶祐,精意以告虔。信有合于经彝,庶永光于简册,爰伸诞告,用示先期。朕以来年二月内,择日行耤田之礼。兼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未曾恭谢宗庙,朕已禀奉慈旨,于耤田前请皇太后恭谢宗庙。其

  来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所有合行诸般恩赏,并特就耤田、恭谢恭庙礼毕,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庙,亲享七室,礼成,还宫。上御天安殿,发册,上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仁慈保寿皇太后。礼毕,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斋于朝堂。丙午,宿斋于东郊。日旁有黄云如龙凤。

  丁未,祀神农氏于坛,乃就耕位,执耜行耤田之礼。礼仪使张士逊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将耕终千亩,以劝天下之力农。”

  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观耕坛。公卿以下执耒,耤田令奉穜稑之种,司农卿受而洒之,率属以终其事。还御正阳门,下制曰:“朕钦承皇统,遵奉母仪,底定万邦,勤劳一纪。阳郊严配,既屡展于孝思;储驾躬耕,尚未遵于祖则。是用秩开元之遗事,述端拱之旧章,毖祀农坛,亲临帝耤.复慈闱之宪古,款清庙以谢成,圭瓚告虔,翚珩从献,乐崇九奏,礼备三牺,嘉夷夏之骏奔,感神灵之降格。威仪卒获,福禄来同。

译护百姓,励精图治,力求治理好国家。

欲素朴形于天下,风化始于朝廷,专命近臣议去浮费。

想要使质朴的风气显现于天下,而风化教育要从朝廷开始,特命近臣商议去除不必要的开支。

爰自乘舆之所御以至宫掖之所须,尽屏纷华,一敦简俭。

从皇帝车驾所用一直到宫廷内苑所需,全部摒除繁华奢丽,一律崇尚简朴节俭。

若夫设官置吏,分总事联,经武制军,参处营卫。

至于设置官员差吏,分掌统领各项事务,治理军队武备,参酌处置营卫。

惟其廪稍之给,具载等差之常,务从定规,无或过议。

唯有俸禄粮饷的发放,都记载着固定的等级差别,应当遵从固定的规章,不要过度议论削减。

其文武百官及军班等俸赐,宜令详定所不得辄行裁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文武百官以及军队将士等人的俸禄赏赐,应命详定所不得擅自裁减。所以特此下诏晓谕,应当知悉这些内容。"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逐州选幕职曹官各一人专监,每岁十月,别差官检视。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日,下诏命三司把天下的广惠仓隶属于司农寺,各州选派幕职官、曹官各一人专门监管,每年十月,另外派遣官员检查视察。

老弱病疾不能自给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给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给,至明年二月止。

对老弱病残不能自给的人,登记确定姓名,从下月初一开始每天给米一升,年幼的给半升,每三天发放一次,到第二年二月停止。

有余积,量诸县大小而均给之。

如果有多余的积存,就衡量各县的大小而均匀分配。

六月,诏诸路转运司,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

六月,下诏各路转运司,如果邻路邻州遭受灾害而擅自封闭粮食买卖的,就以违反制度论罪。

初,谏官吴及言:“春秋之时,诸侯相倾,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然犹同盟之国,有救患分灾之义也。

起初,谏官吴及上言说:"春秋时代,诸侯互相倾轧,窃取土地擅自分封,固然不以天下百姓为忧,但同盟的国家之间,还有救助患难、分担灾害的道义。

凡外灾则不书,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昭公十八年书宋、卫、陈、郑灾,然则皆外灾也。

《春秋》体例,一般国外的灾害不予记载,(但)庄公十一年记载宋国发大水,昭公十八年记载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这些都是别国的灾害。

所以书者,是亦承告之辞,而患难相恤之谓也。

之所以记载它们,也是因为接到了通告的缘故,这体现的是患难相互救助的道理。

又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鲁记之。

又如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到齐国求购粮食,鲁国史书记载了这件事。

又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舒职事。’齐人归其玉,而与之籴。

又用鬯酒、圭玉、玉磬前往齐国求购粮食,说:"不成器的先君遗留下的破旧器物,谨此禀告我国粮食积压不足,请求得以舒解职事之难。"齐国人归还了他们的玉器,而卖给他们粮食。

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僖公十五年,晋惠公与秦穆公在韩地交战,秦国俘获了晋惠公。

《传》云:‘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左传》说:"晋国闹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给它;后来秦国闹饥荒,晋国却封闭粮食买卖不卖给秦国,所以秦穆公才征伐晋国。"

诸侯无书获之例,而经书曰获晋侯,贬绝之也。

按体例诸侯之间交战没有记载"俘获"的先例,而经文却写作"获晋侯",这是贬斥并断绝晋惠公的做法。

战国之世,王道不绝如线,一有闭籴,而《春秋》诛之。

战国之世,王道虽然衰微如同一线尚存,但一旦有封闭粮食买卖的行为,《春秋》就加以谴责。

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然州郡之间,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

陛下的恩泽施及动植万物,看待百姓如同看待受伤的人一样怜惜。但州郡之间,官府各自专擅治下的百姓,擅自制定封闭粮食买卖的禁令。

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矣。

一路发生饥荒,邻路就为此封闭粮食买卖;一郡发生饥荒,邻郡就为此封闭粮食买卖。

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视流离,又甚于春秋之时,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

郡守以上的官员,应当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传布君主的恩泽。如今却坐视百姓流离失所,比春秋时代还要严重,这难道是圣朝抚育万民的本意吗"

故下是诏。

所以才颁下这道诏令。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虽有东西福田院,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日,下诏说京城中年老、患病、孤苦、贫穷、乞讨的人,虽然设有东西两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