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可大赦天下。云云。”宣制毕，百官称贺，上御天安殿。摄太尉吕夷简等上尊号曰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财用
仁宗宝元二年，陕西用兵，辅臣议节浮费，有议减百官及军班等俸赐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舆服御至于宫掖奢侈奇巧无名之费、不急之用尔。国家当择人以任职，至于俸赐自有定制，何用纷纷裁减，以骇中外乎可下诏申谕之。”六月壬戌，诏曰：“朕猥奉鸿业，深惟永图，恭己爱人，励精求治。
欲素朴形于天下，风化始于朝廷，专命近臣议去浮费。爰自乘舆之所御以至宫掖之所须，尽屏纷华，一敦简俭。若夫设官置
吏，分总事联，经武制军，参处营卫。惟其廪稍之给，具载等差之常，务从定规，无或过议。其文武百官及军班等俸赐，宜令详定所不得辄行裁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逐州选幕职曹官各一人专监，每岁十月，别差官检视。老弱病疾不能自给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给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给，至明年二月止。有余积，量诸县大小而均给之。六月，诏诸路转运司，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初，谏官吴及言：“春秋之时，诸侯相倾，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然犹同盟之国，有救患分灾之义也。凡外灾则不书，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昭公十八年书宋、卫、陈、郑灾，然则皆外灾也。所以书者，是亦承告之辞，而患难相恤之谓也。又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鲁记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舒职事。’齐人归其玉，而与之籴。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传》云：‘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
’诸侯无书获之例，而经书曰获晋侯，贬绝之也。战国之世，王道不绝如线，一有闭籴，而《春秋》诛之。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然州郡之间，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视流离，又甚于春秋之时，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诏。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虽有东西福田院，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即宝胜、寿圣禅院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钱五千贯给之。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
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译田院，但发给钱米救济的才二十四人。
可即宝胜、寿圣禅院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钱五千贯给之。
可以在宝胜、寿圣禅院设立南北福田院，连同东西两院各盖房屋五十间，每处收养以三百人为定额，每年从内藏库支出五千贯钱来发给他们。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
起初，益州的豪门大户十余万户联保发行交子，每年替官府提供夏秋两季仓库盘点的人力，以及修筑糜枣堰所需的丁夫和物料。
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各豪门按时聚会商议，共同使用同一种纸张印制。印制的图文用房屋树木人物图案，各店铺押上花押字号，各自隐秘地标记题号，朱墨两色交错使用，作为私下的记号。
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
在票据上填写贯数，多少不限。收入百姓的现钱后，就发给交子，不论远近都可流通使用，动辄涉及数以万百贯计。
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
街市上交易时，如果拿交子去兑换现钱，每贯扣除三十文作为利息。
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每年当蚕丝、米麦快要成熟时，又印制交子一两次，速度快得如同铸造钱币一般。
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
用来收购囤积货物，广置邸店、房屋、园田、珍宝财货；其中也有欺诈作伪的，兴起不少的词讼案件。
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有时众多百姓聚集来要求兑取现钱，（发行者）聚在一起商议、扣留印章，关闭门户不出，以至于聚众争吵闹事，官府为此派遣官员出面拦阻约束，结果每一贯交子往往只能兑得七八百文，损害欺压了贫苦百姓。
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
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上奏说："臣到任之后，劝说交子户王昌懿等人，命他们收歇关闭交子铺，封存印卓，不再签发交子。
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
一直到今年春天，才把百姓交存的钱全部兑还完毕结清。
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
其余各县的交子户，也都申报缴纳，将印卓销毁完毕。
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
恳请下令益州从今以后民间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私自设置交子铺。"
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
奉皇上圣旨，命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共同裁定。
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奏称："四川境内使用铁钱，小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合大铁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只要达到三五贯文，就难以携带。
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
向来交子的办法一直方便百姓，如今街市上已没有交子在流通使用，理应把交子的办法收归官府掌管。
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搯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
臣等商议打算就在益州利用官府衙署，保荐差派京朝官员另设一处衙门，选派专知官、副知官及曹司官吏，挑选负责勾稽算数之人每日清晨进入衙门办事，委托本州同判专门负责提举管辖。
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
交子的样式一律依照过去百姓自行发行的宽窄大小，并加盖本州的铜印为印记。
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
如果民间有人伪造，允许人告发，给予告发者小铁钱五百贯的赏钱，犯人依法处置完毕后，发配到铸造铜钱的地界服役。"
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
奉敕命梓州路提点刑狱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共同裁定后上报。
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
奏称："自从停止发行（私）交子之后，市面店铺经营买卖变得冷清萧条。如今若废止私人发行交子，改由官府置办印造，是十分稳妥便利的。
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
还请求铸造益州交子务的铜印一枚，颁发到益州，交给本务使用，并加盖益州观察使的印记，同时开始设置簿册记录。
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
每一张交子上
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搯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
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
抹合同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景祐三年，置监官二员轮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曰：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
译都写明发出的钱数，从一贯到十贯文不等。都要盖印之后登记上簿，加以封押，随即交纳到监官处收存掌管。
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
等到有百姓携带现钱前来，不论大铁钱小铁钱，依照旧例折算，交纳后存入库房锁存，依照合同字号发给百姓，方便他们使用。
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
每小铁钱一贯文，依照旧例扣除三十文归入官府。所收回缴纳的交子，随即销毁涂抹合同簿册的记录。
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
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本府，到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开始随即书写发行，满一周年共发行第二界交子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
景祐三年，置监官二员轮宿。
景祐三年，设置监官二员轮流值宿。
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
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上奏说："自从天圣元年薛田规划筹办，兴办设置益州交子以来，至今屡次有大臣讲求它的利弊，请求废止。
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
但因为流通使用已经很久，一时难以改变更动。
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
加之从秦州两次借用交子六十万贯，并没有现钱作为准备储存，只是虚发印制的交子，发往秦州用来换取输送粮草。
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
如今散布在民间，流转使用困难受阻，已经破坏了原来的法度，弊端十分深重。
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
转运司虽然收集积存的余钱来拨付偿还，但再过五七年也未必能够结清，却又强令编造第十三界交子来兑换流通使用，凭空发行而没有信用保证，情形竟到了这个地步。
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
恳请今后不再允许秦州借支交子。"皇上下旨依照奏请。
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
熙宁元年，转运司上奏说每界交子发行总数中，规定六成印制一贯文的面额，四成印制五百文的面额，大小面额互相搭配，便于流通周转。皇上下旨依此施行。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曰：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言说：
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
臣听说汉高祖进入关中，萧何收取了秦朝的图籍档案，因而全面了解四方盈亏强弱的实际情况，汉高祖依靠这些而吞并了天下。
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按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
丙吉担任丞相时，匈奴曾经侵入云中、代郡，丙吉派东曹属吏考核查验边关的琐细情况，逐条列出兵力粮饷的有无以及将吏才能的优劣，从容不迫地上前应对，朝廷的应对措施就此确定。
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
由此看来，古人之所以能够在帷幄之中运筹谋划、在千里之外决胜取胜，正是图籍档案的功劳。
盖事之在官，必见于收，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
大概官府中所经办的事务，必然记录在收藏的文档中，起初没有不齐备的，只是担心记录太多容易遗忘，年代久了容易散失，数十年之后，经办的人已去世，文书也散失了，其中不能考证的事情很多。
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
唐代李吉甫开始把元和年间的国家财计登记造册，兼收巨细各项，无所不备。
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
本朝三司使丁谓等人沿袭这个办法，编成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部会计录，网罗记录当时的出入财计，首尾长达八十余年，前后相承传授，使得有关部门能够处在今天而知晓过去的情况。
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
参照斟酌其中的异同，顺应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这就是前人编写这些书的本来用意。
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
臣以不才之身待罪于户部之职，上承元丰年间遗留下来的事业，亲眼目睹二圣（哲宗、太皇太后）的新政，时事的变化，财赋的增减盈亏，都可以说一说。
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
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按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盖事之在官，必见于收，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及其
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
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毫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
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
译；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
谨按太祖皇帝创业之初，海内四分五裂，租赋的收入不到如今的一半，然而当时宗室人数还很少，诸王不过数人；出仕做官的人也很少，从朝廷到郡县都还不能配备齐全官员；士卒精练，常常能够以少胜多。
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
凭借这三点，所以能够在财力不足之中奋发有为，而常常显得从容有余裕。
及其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
等到各割据政权相继归附，进贡的珍宝贡品络绎不绝地送来，府库充盈，因而创设景福内库来储蓄金银财币，作为消灭外敌的对策。
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
太宗承继这个基础，攻克平定了太原，真宗继承下来，安抚使契丹归服。
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
两大祸患都已消除，天下安定快乐，一天天走向富庶，所以咸平、景德年间，号称太平盛世。
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毫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
群臣称颂功德而不知道加以节制约束，于是请求封禅泰山、祭祀汾阴、举行亳社之礼，皇帝车驾所到之处，耗费达到巨万之数。
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
而上清昭应宫、崇禧宫、景灵宫等宫殿相继兴建起来，历代积累的财富，被耗费掉了很多。
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
后来昭应宫失火焚毁，臣下又建议再加以修缮营建。大臣极力谏争，章献太后有所感悟醒觉，于是果断地与天下百姓一同休养生息。
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
仁宗以仁圣清心寡欲、精简政事来造福天下，然而百姓财物蕃盛富庶的程度还没有恢复到从前的水平。
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
而西夏叛贼突然发难，边境长期没有防备，于是命令增派兵力来应对敌人，紧急征敛赋税来供养军队。
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
虽然不时拨出内藏库的积蓄，来求得缓解百姓的负担，但四方仍然骚动不安，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
此后西方的戎患平定，但已经增加的军队却不再裁减，加上宗室子弟繁衍增多，充满王府宫邸，官吏冗余积压，员额超出职位所需，财力不足供应已经很久了。
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
英宗继承帝位，慷慨激昂地有救治弊病的心意，群臣肃然瞩目，几乎能见到日新月异的新政。可是大业还没有完成（英宗就去世了）。
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
神宗继承帝位，愤恨积久相沿的弊端，忧虑财力的耗损，在开始亲览朝政之初，就制定了强兵富国的方略。
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
但有关部门奉行承办时，却违背失去了本来的宗旨，先是推行青苗法、助役法，来损害农民，接着又推行市易法、盐铁专营，来困扰商贾。
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
生财的门路百般开出，不再专属于三司统管，于是国家的经常收入在上面枯竭，民间的财力在下面耗尽。
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
接着又南征交趾，西讨西夏拓跋氏，用兵的费用一天耗费千金，虽然内库私藏时常拿出来资助军费，但国家也因此疲惫不堪了。
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
如今二圣（哲宗、太皇太后）君临天下，正以恭谨清静无为的态度治国，寻求百姓的疾苦而加以救治，凡是不便利百姓的政令没有不废除的，百姓也因此稍得休息了。
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
但是西夏不肯臣服，水灾旱灾接连发生，
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
译凡是国家的用度，大体都比前代要多。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思考补救的办法，难道不危险吗？我遍观前代，能够守住盛世、保住已成基业的君主，比开创基业的君主还要艰难。因为盛满了必定要溢出，功成了必定要毁坏，这是事物的必然规律，是无法逃避的。在盛满与功成之间，没有德行的人不能安守，没有法度的人不能长久。从前秦朝、隋朝的强盛，并非没有法度，对内设立百官，对外分置郡县。
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
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馈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览观焉。
苏辙《民赋》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
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 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
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
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
译至于汉朝、唐朝沿袭这种做法，终究不能改变，然而都是传到第二代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德行来保持安定。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心致力于以德教化百姓，百姓富足而国家安定，后世没有能赶上他的。然而他去世之后，七国发难作乱，几乎导致国家动乱灭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用贤能之人，能够容纳接受直言，有明君的风范。然而灭亡不出转瞬之间，子弟在内叛乱，
羌胡在外作乱，于是因此丧失国家。这两位君主都没有长久之法。如今二圣治理天下，安定而清静，仁爱而宽恕，德行积累于当世。秦、隋那样的忧患，臣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然而国库空虚到了极点，法度没有建立，虽然没有汉、晋那种权臣、敌国的祸患,但几年之后，国家用度枯竭，臣恐怕还不能高枕无忧啊。所以臣愿意把话说完，凡是会计的实际情况，取元丰八年的数据，其分类有五项：一是收支，二是民赋，三是课入，四是馈运，五是经费。这五项具备之后，再用现存数目加以标明，用通表加以罗列，那么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画地而谈了。至于内藏、右曹的积蓄和天下封桩的实数，不是从前三司所掌管的，就不列入会计，将另外记载在别的书中，以备查阅。
苏辙《民赋》序说：古代的民政，有三件事不能恢复。自祖宗以来，议论政事的人常常提及这些，执政的人也曾尝试实行过。然而做得越详尽百姓越受骚扰，事情推行得越用力功效越难达成。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代把军队隐藏在农民中，无事时耕种，有事时打仗。太平之世，没有供养军粮的花费，征伐之时，能得到勤劳强健的士兵，这是儒者所叹息而称道的事。然而熙宁初年，推行保甲法令，百姓开始出嫁母亲、招赘儿子，甚至截断毁伤肢体，以求免除丁役。等到法令实行以后，子弟依仗官府的势力来要挟父兄，凭借弓箭的技艺来欺凌乡邻，直到今天河朔、京东的盗贼，都是保甲制度遗留下来的祸患。此后元丰年间，又推行保马法，让百姓按照家产养马。
养马的人多了，马却买不到，百姓甚至拿金银布帛到江淮去买马，稍不合规格，就被斥退不用，县里每年按时检查。马的好坏由医生、马贩子说了算，百姓不堪忍受。民兵的害处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恢复的第一件事。周官泉府的制度，凡是百姓借贷的，按国家规定收取利息。借贷而收取利息，三代的政令中就没有这样的做法。《诗经》说："那广大的良田，每年收获万石。我们取其陈粮，来养活我的农人。"自古以来年年丰收。
而《孟子》也说："春天视察耕种情况，补助不足的人；秋天视察收成情况，帮助不够的人。"大概是有这样的道理，但未必有固定的数额，也未必有固定的利息。至于熙宁年间的青苗法，凡是主户、客户能够互相担保的，就借给他们钱并收取利息，一年收取十分之二。出借收纳之际，官吏借机作奸，请领缴纳的辛劳，使百姓的花费加倍。凡是从官府借出到私人手中的，大概取二成实得一成；从私人交纳到官府的，大概应交十成实得五成。钱财积聚在上面，布帛米粟低贱得
卖不出去。到年终岁末寒冷困苦之时，官吏差役上门催逼，百姓叫苦无处申诉。二十年之间，百姓无论贫富，家产全部耗尽，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恢复的第二件事。古代治理百姓，一定要周详地了解他们家庭、田亩、牲畜、器械的数目，没有不了解这些数目而能控制他们贫富的，也没有不能控制贫富而能得到民心的。所以三代的君主开辟井田，规划沟渠，谨慎丈量田亩，严格登记版图，根据人口的多少来授田，根据田地的肥瘠来制定赋税，田界一旦确定，仁政自然形成。到了隋唐时期，这种遗风已经远去，然而他们授给百姓田地还有口分田、永业田，都是从官府那里取得的；他们征收百姓财物有租、庸、调，都是按人口计算的。此后世道混乱、法度
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少而税多，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多而税少。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扰，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
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万余，岁得钱数百万缗，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
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
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党。
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
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
●卷十六
○兵刑
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不复制，以及五代之乱。太祖即位，罢藩镇权，择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余年，生民受赐。
每一诏下，虽拥重兵，临大众，莫不即时听命。
建隆二年，太祖谓宰臣曰：“五代以来，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令诸州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覆视之。”
奏案自此始。
太祖尝读《虞书》，叹曰：“尧舜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措刑也。
译败坏，变为两税法，户籍不分主户客户，以现居地登记造册，人口不分成丁中丁，以贫富作为等差。百姓的田地，从这时起逐渐变化，买卖之间，就无法再弄清楚了。贫穷的人急于出售田地，就田少而税多；富裕的人乐于逃避徭役，就田多而税少。侥幸之风一兴起，赋税和徭役都出现弊端。所以丁谓记述景德年间的事、田况记述皇祐年间的事，都以均税作为议论的话题。然而嘉祐年间，薛向、孙琳才开始建议方田法，丈量步亩，审查肥瘠，以此来确定赋税的征收数额。熙宁年间，吕惠卿又建立手实法，揭发私人隐匿的财产，崇尚告发揭露，以此核实贫富的等级。元丰年间，李琮追查逃亡断绝的户籍，均摊虚增的数额，苛虐编户之民，以补足失陷的赋税。这三种做法都为国家招来怨恨，所得到的补不上所失去的，事情不久就被废止，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恢复的第三件事。所以臣愚昧地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致力于务实罢了，不必追求名声。真的让百姓尽力耕种田地，用赋税收入来供养军队，终身不再有征戍的劳役，而朝廷招募勇力强悍狡黠的百姓，教他们作战布阵来保卫良民，两者各得其利，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富裕人家拿多余的财物借贷给不足的人，虽然有加倍的利息，但本金利息的债务，官府不为他们裁断处理。到了偿还的时候，布匹麻线、豆类粟米、鸡豚狗猪等各种物品都能卖出，州县安然无事。处理是非曲直的裁断，就让百姓自己相互调节供养，也就足够了。至于田赋的轻重多少有所不同，虽然有小的不一致，但安定平静不受骚扰，百姓乐于从事本业，赋税按时缴纳，损失的也没多少。趁着交易之机核查他们隐瞒欺诈的行为，用法律加以约束，也足以禁止太过分的行为。
从前宇文融清查各道的客居户口，州县官员观望迎合，虚报增加数目，把本地户口算作客户。虽然得到了八十多万户，每年获得钱数百万缗，但百姓却困顿疲敝，实际上招来了天宝之乱。
均税的害处，与此有什么不同呢！以上这三件事，都是儒者平日所称颂的，认为是先王遗留下来的法度，运用它足以达到太平的。然而几十年以来，屡次试行都屡次失败，
足以作为后世追求名声的人的警戒。只有嘉祐以前各种劳役都由百姓承担，衙前役中大的要主管仓库、亲自负责运输，小的要负责宴请招待、承担迎来送往，破家之祸，比反掌还容易发生。
至于州县的差役人员，都是贪官暴吏所勒索、依靠他们来谋生的对象。先帝深入探究这个弊病，卖出坊场来招募衙前役，均摊役钱来雇用各种差役，使百姓能够关起门来经营生计而官吏不敢苛刻地追问。有关部门执行时没有处理得当，坊场索要数倍的价钱，役钱征收多余积存的部分，百姓因此开始困顿窘迫、不堪忍受这种生活。如今二圣鉴察观照前朝的事情,了解其中得失的实情,既已全部废除保甲法、青苗法、均税法,至于役法方面，在差役法和雇役法中只选取便利百姓的方法来施行，郡县执行虽然还不能完全到位，但天下的百姓都知道天子在关爱我们了。
所以臣在《民赋》这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其中的得失，使后人有所借鉴。
●卷十六
○兵刑
自从唐朝天宝年间以后，历经肃宗、代宗，藩镇不再受朝廷控制，一直到五代的动乱。太祖即位后，废除了藩镇的权力，选拔文臣派去治理州郡，到现在一百多年，百姓受到恩惠。
每次一道诏令下达，即使拥有重兵、统率大批人马的将领,也没有不立即听从命令的。
建隆二年，太祖对宰臣说："五代以来，各地诸侯跋扈专横，有枉法杀人的，朝廷放置不问，刑部的职能几乎荒废。况且人命最为重大，姑息藩镇，难道应当这样吗现在命令各州判决死刑完毕后，记录案卷上报，交由刑部复核审查。"
上奏案卷从此开始。
太祖曾经读《虞书》，感叹道："尧舜时代，四凶的罪行只是流放驱逐，为什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