頖宫礼乐疏卷二

译，琴张实际就是琴牢，申党实际就是申枨，本应去掉这五人。如今祀典又黜退了颜何、秦冉二人，共得七十七人。汉代人只说七十二弟子，不知有什么根据。】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命太常在辟雍举行释奠礼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按：这是颜子配享的开始，历经晋、宋、齐、梁、陈、隋都没有改变。】

北魏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到鲁城祭祀孔子，改封第二十八代孔子后裔孔灵珍为崇圣侯，授予孔氏四人、颜氏二人官职。

【按：这是颜子的后裔被录用授官的开始。本朝景泰三年，录用颜、孟嫡系子孙世代为五经博士；六年，录用朱熹后裔子孙朱梴；七年，录用周敦颐后裔子孙周冕；〇治六年，录用衢州孔氏子孙孔彦绳，都为五经博士。正德元年，设立子思书院博士，以衍圣公的嫡系次子的子孙担任。嘉靖改元后，又录用婺源朱氏子孙朱墅；十八年，录用曾氏子孙曾质粹。于是四配（颜、曾、思、孟）都世代设有博士官，而朱氏于是有两位博士。】

北齐制度：每月初一，祭酒率领各位学生拜谒孔子，作揖颜子，郡学也是每月朝拜。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日，把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郑玄）、服子慎（服虔）、何休、王肃、王辅嗣（王弼）、杜元凯（杜预）、范甯共二十二人，因为世代沿用他们的经注著作，垂范于国学子弟。从今以后凡是在太学举行祭祀，都要与颜子一同配享，一并被尊为先师。【按：这是各位儒者配享的开始。丘濬说：各位儒者从祀孔子，都是因为他们对于圣人的经典有功劳。卜子夏、毛苌对《诗》有功，左丘明、谷梁赤、公羊高对《春秋》有功，伏胜、孔安国对《尚书》有功，高堂生、戴圣对《礼》有功，王辅嗣对《易》有功，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王肃、贾逵则对多部经典都有功劳，何休、杜元凯、范甯则又对三〇（三传）有功劳。然而子夏本来就在十哲之列，这里又列出他，是因为当时七十二弟子虽然画像列于庙堂，却还没能享受祭祀，只有子夏因为对《诗》有功，才得以列在从祀的行列之中。】

唐高宗永徽年间，下令改称先圣孔子为先师，将颜回、左丘明降为从祀。

显庆二年，下诏仍以孔子为先圣，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与颜回一同在太学配享。

总章元年，追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一并配享于孔庙。

【这是对弟子进行追赠以及曾子配享的开始。到开元八年，李元瓘又请求让曾子从祀，只得以坐在十哲的位次上。当时废置的缘故，史籍没有记载证明。二十七年，孔子被正定为南向而坐的位置，只有颜渊一人配享。十哲被追赠为侯爵，而曾子却只被追赠以伯爵之礼，从此位次被贬降。那么颜、曾并列配享的制度，在唐代并没有固定的典章。到宋朝咸淳年间，才与子思、孟子一同成为四配，直到如今才成为永久的定制。】

唐睿宗太极元年二月，追加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

唐玄宗开元八年，下诏将十哲改为坐像，全都从祀，曾参坐在十哲的次位，并将七十弟子及二十二位先贤的画像绘于庙壁之上。

【司业李元瓘上言：孔子庙中颜渊配享，其塑像是站立的。按照礼制，被授予坐位的就不应该站立，被授予立位的就不应该跪拜，请依据礼文，让颜渊按照礼制坐着侍奉。此外，孔门四科弟子闵子骞等人，虽然画像列于庙堂，却没有参与享受祭祀。臣谨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位贤者尚且能够沾得从祀的恩惠，怎能有登堂入室的弟子反而不能沾得配享的余泽呢？希望春秋两次释奠时，把他们列在二十二位贤者之上一并享祀。又七十弟子的画像，文翁石室的壁画尚且没有欠缺，怎能国家的学庙

译反而没有画像呢？请命令有关部门在墙壁上画出他们的形貌，并为他们撰写赞词。又曾参的孝道值得推崇，他独自受经于孔子，也应当一并塑像从祀。于是下诏将颜子等十哲改为坐像，全都从祀。曾参坐于其次位，并绘制七十弟子及二十二位贤者的画像。皇上因为颜子是亚圣，亲自撰写赞词，刻在石碑上，还命令当朝的文士分别撰写其他人的赞词，题写在墙壁上。按：这是十哲、曾子改为坐像以及皇帝亲自撰写御赞的开始。马端临说：圣人是创作者，老师是传述者。要传述孔夫子之道，从亲身受教的角度来说，没有超过十哲、七十二贤的；从传授学问的角度来说，没有超过子思、孟子的。必须是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先师，才能继承先圣。如今舍弃这些人不予录用，反而都取用那些注解经典的儒者。姑且以这二十二人来说，左丘明、公羊、谷梁尚可说是亲受经学于圣人，至于高堂生以下的人，那只能称为经师，而不是人师。像毛苌、郑玄这些人解释经文中的名物制度，同样广博详尽，但在义理方面却时有差错。至于王辅嗣（王弼）崇尚老庄之学，贾景伯（贾逵）附会谶纬之说，他们所学的已经不是圣人之学了。又何况戴圣、马融的贪婪卑鄙，本来应当被洙泗（孔门）所摒弃，如今却都列在陪食的行列之中，而登堂入室的高第弟子除了颜回之外，反而不能与祭。李元瓘虽然恳切地进言，但也只能使十哲、曾子提升到与二十二位儒者并列的地位，而七十二位贤者都没能沾得祭祀的恩泽。这是因为拘泥于郑康成（郑玄）的注解，而把专门训诂经文当作完全领悟了圣人的传承。】

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赠颜回为兖国公，配享。又追赠闵损为费侯，冉耕为郓侯，冉雍为薛侯，冉求为徐侯，仲由为卫侯，宰予为齐侯，端木赐为黎侯，言偃为吴侯，卜商为魏侯，曾参为郕伯，颛孙师为陈伯，澹台灭明为江伯，宓不齐为单伯，原宪为原伯，公冶长为莒伯，南宫适为郯伯，公晢哀为郳伯，曾晳为宿伯，颜无繇为杞伯，商瞿为蒙伯，高柴为共伯，漆雕开为滕伯，公伯寮为任伯，司马耕为向伯，樊须为樊伯，有若为卞伯，公西赤为邵伯，巫马施为鄫伯，梁鳣为梁伯，颜辛为萧伯，冉孺为郜伯，曹恤为丰伯，伯虔为鄹伯，公孙龙为黄伯，冉季为东平伯，秦祖为少梁伯，漆雕哆为武城伯，颜高为琅琊伯，漆雕徒父为须句伯，穰驷赤为北微伯，商泽为睢阳伯，石作蜀为郈邑伯，任不齐为任城伯，公夏首为亢父伯，公良孺为东牟伯，后处为营丘伯，秦冉为彭衙伯，奚容葴为下邳伯，公肩定为新田伯，颜祖为临沂伯，鄡单为铜鞮伯，句井彊为淇阳伯，罕父黑为乘丘伯，秦商为上洛伯，申党为召陵伯，公祖句兹为期思伯，荣旂为雩娄伯，县成为钜野伯，左人郢为临淄伯，燕伋为渔阳伯，郑国为荥阳伯，秦非为汧阳伯，施常为乘氏伯，颜哙为朱虚伯，步叔乘为淳于伯，颜之仆为东武伯，原亢籍为莱芜伯，乐欬为昌平伯，廉絜为莒父伯，颜何为开阳伯，叔仲会为瑕丘伯，狄黑为临济伯，邽巽为平陆伯，孔忠为汶阳伯，公西舆如为重丘伯，公西葴为祝阿伯。【按：这是从祀者被封爵的开始，一位公爵，九位侯爵，六十七位伯爵，爵位排序依照《唐书》。另有一个版本还有蘧瑗为卫伯，林放为清河伯，陈亢为颖伯，申枨为鲁伯，琴牢为南陵伯，多了五人。】

后唐明宗长兴二年，让颜子配坐，闵损等十哲从祀于堂上。

【又按照太常礼院的建议：命令在四面墙壁上绘画古代英才贤德之人的画像，各自陈设脯醢来祭祀。】

宋太祖建隆元年，亲自撰写《兖国公赞》，其余的先贤先儒的赞词由大臣分别撰写。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日，下诏进封孔子弟子颜回以下诸人：闵损为琅琊公，冉耕为东平公，冉雍为下邳公，宰予为临淄公，端木赐为黎阳公，冉求为彭城公，仲由为河内公，言偃为丹阳公，卜商为河东公，曾参为瑕丘侯，颛孙师为宛丘侯，澹台灭明为金乡侯，宓不齐为单父侯，原宪为任城侯，公冶长为高密侯，南宫适为龚丘侯，公晢哀为北海侯，曾晳为莱芜侯，颜无繇为曲阜侯，商瞿为须昌侯，高柴为共城侯，漆雕开为平舆侯，公伯寮为寿张侯，司马耕为楚丘侯，樊须为益都侯，公西赤为钜野侯，有若为平阴侯，巫马施为东阿侯，陈亢为南顿侯，梁鳣为千乘侯，颜辛为阳谷侯，冉孺为临沂侯，冉季为诸城侯，伯虔为沭阳侯，公孙龙为枝江侯，秦冉为新息侯，秦祖为鄄城侯，漆雕哆为濮阳侯，颜高为雷泽侯，漆雕徒父为高〇侯，穰驷赤为上邽侯，林放为长山侯，商泽为邹平侯，石作蜀为成纪侯，任不齐为当阳侯，申枨为文登侯，曹恤为上蔡侯，奚容葴为济阳侯，申党为淄川侯，公祖句兹为即墨侯，荣旂为厌次侯，县成为城武侯，左人郢为南华侯，燕伋为汧源侯，郑国为朐山侯，秦非为华亭侯，施之常为临濮侯，颜哙为济阴侯，步叔乘为博昌侯，句井彊为滏阳侯，公西舆为临朐侯，颜之仆为寃句侯，蘧瑗为内黄侯，叔仲会为博平侯，颜何为堂邑侯，狄黑为林虑侯，公良孺为牟平侯，邽巽为高唐侯，孔忠为郓城侯，申枨为文登侯，公西葴为

译徐城侯，琴牢为顿丘侯，并命宰相执政、翰林院各官撰写赞词。

【当初，皇帝审阅崇文院所检定的七十二弟子名单，《史记》《唐会要》所记几乎有七十七人，如今曲阜孔庙只有七十二人。皇帝说："为什么不一致？"王旦说："国子学的七十二弟子名单，是经太祖钦定商议的，曲阜孔庙应当依照国子学的画像为准。"】

七月戊寅日，追封左丘明为瑕丘伯，公羊高为临淄伯，谷梁赤为龚丘伯，伏胜为乘氏伯，高堂生为莱芜伯，戴圣为楚丘伯，毛苌为乐寿伯，孔安国为曲阜伯，刘向为彭城伯，郑众为中牟伯，卢植为良乡伯，杜子春为缑氏伯，马融为扶风伯，郑玄为高密伯，服虔为荥阳伯，贾逵为岐阳伯，王弼为偃师伯，何休为任城伯，范甯为新野伯，追赠原封兰陵亭侯的王肃为司空，原封当阳侯的杜预为司徒，并命群臣撰写赞词。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下诏国子监修建七十二贤堂，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都按其本来的官品衣冠绘制画像。

宋神宗熙宁七年，下令各州举行释奠礼时，一并祭祀十哲。

【京兆府教授蒋夔请求把颜渊称为衮国公，不要称先师，且祭祀时不宣读祝文，礼仪器物一切从简降等，同时将闵子骞等九人也纳入祀典。礼官认为孔子、颜子的称号，历代都各有依据，难以轻易更改，礼仪器物、祝文献祭也难以降等从简。所请求纳入的九人已经在祀典之中。熙宁年间制定的祀仪，十哲都作为从祀，只是州县释奠礼中还没有载明。请求从今以后，两京及各州春秋释奠，都依照熙宁祀仪办理。皇帝下诏封孟轲为邹国公。】

元丰元年五月壬戌日，封孟轲为邹国公，塑像与颜回一同配享。又封荀况为兰陵伯，扬雄为成都伯，韩愈为昌黎伯，一并从祀。【在这之前，熙宁年间，判国子监常秩等人请求设立孟轲……】

译杨雄的塑像放在庙廷，并赐予他爵号。又请求追尊孔子以帝号，交给两制礼官详细核定，认为不妥而作罢。到这时，晋州教授陆长愈请求春秋释奠时孟子应当与颜子一并配享。议论的人认为凡是配享从祀的都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如今让孟轲一并配享是不对的。礼官说：唐贞观年间以汉代伏胜、高堂生，晋代杜预、范甯这些人与颜子一同配享，至今仍从祀，难道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吗？孟子在孔门中应当列入颜子一类。至于荀况、杨雄、韩愈都阐明发扬了先圣之道，有益于求学的人，长久以来未曾配享祭祀，实在是典礼的缺失。请求从今以后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杨雄、韩愈都加封爵号，按照世代先后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从国子监到天下学庙都塑邹国公（孟子）像，冠服与兖国公相同，并绘荀况等人的像于从祀之列，荀况画在左丘明之下，杨雄画在刘向之下，韩愈画在范甯之下，冠服各依照所封的爵位。诏令依照礼部的议奏施行。按：这是孟子配享的开始，当宋朝兴盛之时，讲明圣人之道的人非常多。孔道辅是圣人的后裔，然而兖州五贤的画像中，孟轲之后紧接着列的就是荀况、杨雄，其次才是王通、韩愈。像孔道辅尚且如此，那元丰年间的诸位大臣又何必苛责呢？荀况、杨雄如今被黜落，只是要说明，这里所说的著《法言》的杨雄，又不是那个作《剧泰美新》的杨雄。胡正甫辨证得很清楚，应当被黜落的似乎唯独荀况一人罢了。

译八年二月，命令翰林学士院撰写《邹国公及荀杨韩子赞》。

徽宗崇宁元年二月，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大观二年，下诏绘制子思像，配享从祀。

【依从通仕郎孟氏的请求，将画像列于左丘明等二十四位贤人之间从祀】

四年九月，追封公夏首为钜平侯，后处为胶东侯，公肩定为梁父侯，颜祖为富阳侯，鄡单为聊城侯，罕父黑为祈乡侯，秦商为冯翊侯，原抗为乐平侯，乐欬为建成侯，防絜为胙城侯【议礼局上言：《史记·弟子传》说：“亲受学业、精通六艺的共七十七人，从颜回到公孙龙三十五人明确记有年岁姓名，其余受业于孔子而见于书传的四十二人，只留下姓名。”《孔子家语》说：“七十二位弟子都是升堂入室的高足。”查《唐会要》记为七十七人，而《开元礼》只取七十二人，二者取舍不一致。本朝议事的大臣断定采用七十二子之说，收入了琴张等五人，而去除了公夏首等十人。如今参照《家语》《史记》核定：应包括公夏首、后处、公肩定、颜祖、鄡单、罕父黑、秦商、原抗、乐欬、防絜。《唐会要》《开元礼》中也都有提及这些人，且都封有伯爵，载入祀典，请追赠为侯爵，使其得以参与祭祀享祀。皇帝准奏】

政和元年，下诏改动从祀者中封号触犯先师名讳的爵号。于是改封曾参为武城侯，颛孙师为颍川侯，南宫縚为汶阳侯，司马耕为睢阳侯，琴张为阳平侯，左丘明为中都伯，谷梁赤为睢陵伯，戴胜为考城伯。

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封其子王雱从祀，封为临川伯【新的礼仪制度制定完成：孟春正月初一行释菜礼，仲春、仲秋上丁日行释奠礼。以颜回、孟子、王安石配享，都坐在东侧，面朝西。殿上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都面朝西。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参都面朝东。东庑从颛孙师以下至杨雄共四十九人都面朝西。西庑从林放以下至王雱共四十八人都面朝东】

五年春，下诏乐正子克配享孟子庙，公孙丑至子叔等十七人从祀，各自加封爵位。

【封乐正子克为利国侯，公孙丑为夀光伯，万章为槫兴伯，告子不害为东阿伯，孟仲子为新泰伯，陈臻为蓬莱伯，充虞为昌乐伯，屋庐连为奉符伯，徐辟为僊源伯，陈代为沂水伯，彭更为雷泽伯，公都子为平陰伯，咸丘蒙为须城伯，高子为泗水伯，桃应为胶水伯，盆成括为莱阳伯，季孙为丰城伯，子叔为承阳伯】

靖康元年，罢去王安石的配享地位，仍保留从祀。

【右谏议大夫杨时上言：王安石学术谬误，请追夺其王爵，明诏中外，毁去其配享的画像，使邪说异行不再迷惑学者。诏令罢去其配享地位，仍保留从祀。又因尚书〇墨卿上言：祭祀礼馔依照元丰年间祀典陈设，五礼新仪不再遵用】

　　孝宗淳熙四年，去除王雱的画像

　　【依从赵粹中之言】

理宗淳祐元年正月，皇帝亲临太学，下诏追赠周惇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頥为伊阳伯，与徽国公朱熹一并从祀于孔子庙庭，黜退王安石。

【按：这是周、程、张、朱从祀的开始。此前绍兴年间，胡安国曾请求追赠二程、张载、邵雍爵位使之从祀，未获批复。庆元年间，李道〇请求采取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颁行太学，并请求以周惇颐及二程、张载、邵雍从祀。嘉定末年，李心传也请求以司马光、周惇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頥、朱熹七人从祀，都未能施行。到这时下诏说：“孔子之道，自孟子之后便失传，到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頥，真正体悟力行，深入圣人之域，使千年断绝的学问，开始有了归依。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

译，表里融会贯通，使《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书本末通彻明白，孔子之道因此更加彰明于世。命令学官将他们一并列入从祀，以示崇奖。”不久，因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认为他是万世罪人，不适宜从祀，于是将其黜退】

景定二年，追赠张栻为华阳伯，吕祖谦为开封伯，二人都从祀【皇太子拜谒孔子庙后，回奏说：“乾道、淳熙年间，文公朱熹与宣公张栻、成公吕祖谦，志同道合，切磋讲学。像义利之辨，像《近思录》一书，选择精当、论述详尽，开导启发后学，确实有功于圣门。如今朱熹已经列位从祀，而张栻、吕祖谦还未蒙受明诏，臣私下盼望能够如此。”因此有了这道诏令】

度宗咸淳三年，以颜回、曾参、孔伋、孟轲一并配享，进封孔伋为郕国公、孟轲为沂国公，定为十哲之位，改封闵损为费公、冉耕为郓公、冉雍为薛公、宰予为齐公、端木赐为黎公、冉求为徐公、仲由为卫公、言偃为吴公、卜商为魏公，把颛孙师、思提升为陈公之位。将泗水侯孔鲤的祭位安排在郓城侯孔忠之次，追赠邵雍为新安伯，与温国公司马光一并从祀。

【御笔】邵雍天资挺拔、人中豪杰，英雄盖世；司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曾赞扬他们，与周敦颐、程颢程頥、张载并列。邵雍所著《经世书》，探究先天玄妙之道，而其内圣外王之学，实关系于我们的圣道。司马光所著《通鉴》，留给后世治国之法，而他真实践行，是当代儒者的宗师。这难道是前代那些只以章句文词而得以在学宫立祠的儒者所能相比的吗？朕将亲临辟雍，因而想到朱熹所称赞的六位贤人，已经有四位立祠，却还遗漏了邵雍、司马光，这不是缺憾吗？命令学官将他们一并列入从祀，以示崇奖。又有御笔：只有孔子独称颜回好学，这本非三千弟子所能相比。而颜回的学问未能流传，唯独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忠恕”二字，深契一贯之道；《中庸》一篇，大大阐发了先圣的深意，而孔子之道因此更加彰明。若不是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相继阐发演绎、著书垂训，中间历经管仲、商鞅、杨朱、墨翟、佛教、道教的冲击，圣道又怎能不至于泯灭呢？如今颜回、孟子配享，曾子、子思却未能预列，仍是一项缺典。命令礼官、学官商议，可否让曾子、子思升列侑食，并商议可否升列十哲的人选，以便上报。又下诏：泗水侯孔鲤是先圣的儿子，而以子思为孙子，孔鲤又通晓《诗》《礼》以及《周南》《召南》之学，这在《论语》中已经记载得很清楚。郓城侯孔忠是孔鲤的兄长，也在祀列之中。孔鲤可以列在郓城侯之次。按：这是颜回、曾子、子思、孟子配享的开始。此前端平年间，礼部尚书李〇请求将子思升祀于堂上，位列在十哲之间。到这时才确定为四配，位居正位之东、面朝西。十哲位次稍靠后，在殿上东西相对排列，都以北为上。丘濬说：古时祭祀的几筵设在西边，神位都朝东。汉帝亲临鲁地祭祀孔子时，登庙面西再拜。唐代开元礼也说先圣面朝东，先师面朝南，三献官都面朝西，还保留着古意。自从尊孔子为王之后，才改为面朝南，而配位则朝西。献官依次站立在东庑之前，而行礼执事的人升降必定经由东阶，因为神道以右为尊，西边是迎送神灵所要回避的地方，不敢占据尊位的缘故。宋人以颜回、孟子配享，都列在孔子像的东边。后来因王安石配享，便让他坐在对面，朝东坐、朝西向。后来废去王安石从祀，增入曾子、子思，都坐在东边。这就是姚燧所说“江南增祀曾子、子思，与颜回、孟子并

译列”的说法。但说他们都是面朝南，则不知有何根据。熊禾说：颜回、曾子、子思、孟子所在的学校，都是坐东朝西。十哲及两庑从祀，都是左右排列。这大概是宋末元初的制度，已是如此了。如今则四配都是左右排列，不知起于何时？想来宋金分治时，宋朝的制度如熊禾所说，金朝的制度则是把颜回、孟子与孔子并列，其后平定宋朝，又增加了曾子、子思，于是沿袭未改吧？姚燧所见到的，大概是北方的庙像吧？郑晓说：近来议论从祀诸儒的人，多不涉及十哲，十哲原本只是取陈蔡绝粮时遇难随行的贤人，并非孔门定论。自开元以来到现在，没有人敢议论此事。有若的言论四次见于《论语》，很像圣人；公西赤有志于礼乐，有治国安邦之才，他谈论言语政事，难道不优于宰我、冉有吗？我讲求言行，不必凭借史传，《论语》中已有很多记载，比较二人优劣如何？应当把这二人升祀于殿上，把冉求、仲由降入两庑之中。潘府说：司马光是宋代的儒者，孝顺友爱、忠厚诚信、恭谨节俭、正直不阿，学问无所不通，是当时儒者师长所仰赖的领袖人物。他执掌政府，尤其有扭转乾坤之功。可惜他的见解有些偏颇，不能说没有可议之处。比如他非议孟子而喜好扬雄，那么扶持圣教的功劳就有所欠缺了。他黜蜀汉而尊曹魏为正统，那么辅助圣经的功劳就有所惭愧了。让他从祀孔庙，我担心他进则无颜面对孟子，退则诸葛亮、文天祥这类人，都因没有著述留世，不能与他同享从祀。他内心恐怕也会有所不安吧。张朝瑞说：按郑玄说周公、孔子都称为先圣，所以唐初曾经并祀二人。到显庆年间，因周公制作礼乐，应当与王者同等祭祀，于是让周公配享武王，而孔子独自成为先圣。周公画卦制易、制礼作乐，并非没有学术，但从祀之位在彼而不在此，大概是各有所重的缘故。司马光的功劳在于国家社稷，无愧于周公，用他配享哲宗庙庭是可以的。何况他的学问尚可议论，又何必要从祀于孔子庙呢？王阳明大概也应援用这个先例。我按：司马光的学术事功还在欧阳修之上，但对于继往开来之功，实在不敢轻易许可，所以保留潘府、张朝瑞二人的议论。王阳明阐发良知之说，一举匡正流俗学问，虽然其学说流于超悟，或许近于禅学，然而卓然是儒家宗师，又在司马光之上。相比之下，用司马光比拟不太恰当，况且周公本来就是先圣，既已尊崇，孔子自当另外祭祀，与后代儒者陪祀配享的意义，本来就有所不同】

　　元仁宗皇庆二年，以许衡从祀

【宋濂说：许衡嗜好学问如饥似渴，夜里思考、白天诵读，亲身体验、努力实践，一言一动必定揣度合乎义理才去做。栁城的姚枢得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的著作，许衡因此大有收获。不久他居住在苏门，与姚枢及窦默相互讲习，凡是经传子史、礼乐名物、天文历法、兵刑食货、水利之类的学问，无所不讲，慷慨地以弘扬圣道为己任。他曾对人说：纲常伦理不可一天不存于天下，倘若在上位的人无法承担此责任，那就是在下位者的责任了。他又擅长教导人，说话温和，即使对孩童讲话，也仿佛惟恐伤害到他们，所以他所到之处，无论贵贱贤愚，都乐于跟从他。依据各人才质的昏明大小，都各有所得，可以为世所用。他离去时，人们都哭泣不忍舍弃，将他的教诲铭记如金科玉律，终身不敢忘记。有人未曾亲身受业，只是得闻他的一些余教，便能自我约束、努力践行而名扬于世的，往往也有。听他讲话，即使是武人、俗士、异端之徒，也没有不感悟的。丞相安童一见

译到许衡，就对同僚说：你们这些人自认为不相上下，实际上相差十百乃至千万倍啊。翰林承旨王磐，气概不凡，很少推许他人，唯独见到许衡就说：先生真是神明啊。大德二十年，追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号文正。至大二年，加封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下诏从祀于孔子庙庭。延祐初年，又下诏在京兆设立书院祭祀许衡，拨给田地供奉祭祀之事，命名为鲁斋书院】

文宗至顺二年，加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孔伋为沂国述圣公，孟轲为邹国亚圣公。

　　国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黜退孟子从祀，过了一年又奉圣旨：“我听说孟子辨驳异端邪说，阐明先圣之道，从今以后”

　　仍照旧祭祀

二十九年春三月，罢去杨雄从祀，进用董仲舒从祀，追封为江都伯【依从行人司副杨砥的建议】

宣宗章皇帝宣德十年四月壬戌，追封元代吴澄为临川郡公，从祀。

【当时慈利教谕蒋明提出建议，杨士奇、胡濙等人复核，于是照准】

英宗睿皇帝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考订校正两庑从祀者的名爵位次，颁布图示于天下学校。

　　【采用忠州训导宋广的建议】

二年二月，以宋代儒者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

宪宗纯皇帝成化二年春正月，改封董仲舒为广川伯，又给从祀者中尚未有爵位的人加封：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沈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冬十月，议定厘正文庙从祀之事，最终未能施行。

【礼科右给事中张九功请求罢去荀况、马融、杨雄从祀。进呈礼部侍郎兼学士薛瑄的意见，下达礼官集议。尚书周经等人说：杨雄已在洪武年间被黜退，而薛瑄曾与元代儒者刘因一并被建议从祀。杨士奇认为薛瑄无著述可传，所以只作罢，其余的人都对阐发圣经有功，应仍照旧从祀。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程敏政上奏说：臣考察历代正史，马融最初应邓骘之召，任秘书，历官至河郡太守，因贪污被免官，被剃发流放朔方，又不遵守儒者的节操，先前招收生徒讲学，后来又蓄养歌舞女乐，替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写《西第颂》来赞美梁冀，被正直之士所耻笑，各种丑行集于一身，使五经的声誉因此扫地。刘向最初凭借献赋而得进用，喜好诵读神仙方术之书，曾上言说黄金可以炼成，铸造却不应验，因而被交付官吏当处死罪。他所著《洪范五行传》最为杂乱牵强，使箕子经世的精微言论沦为阴阳术数之家的小技巧。贾逵凭借献颂而任郎官，不注重小节，依附图谶之说来求得显达，是走左道邪门以扰乱朝政之人。王弼倡导清谈之风，注解《周易》专门宗尚老庄学说，范甯认为他的罪过比桀纣还深重。何休则只有《春秋公羊解诂》一书，主张黜周王鲁，又注解《风角》等书，与《孝经》《论语》并列，是异端邪说一类的人。戴圣任九江太守，为政多有不法之处，惧怕何武弹劾他而自行请辞，后来担任博士，在朝中毁谤何武。等到他的儿子招引宾客做强盗被系于狱中，何武秉公平心决断此案而没有判他儿子死罪，戴圣却又不知感激反而怨恨，自身是贪赃的官吏，儿子是盗贼之徒。王肃在魏国时，把女儿嫁给司马昭，当时司马昭篡权之势已成，王肃身为世代重臣，被封为兰陵侯，官至中领军，却坐观成败。等到毌丘俭、文钦起兵讨伐司马氏时，王肃又替司马师出谋划策来助成他的恶行，若说他只是善于阿谀奉承别人，那还是他的小过失。杜预所著也只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他的大节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比如他镇守襄阳时多次向洛阳贿赂馈赠，谋划征伐东吴之际

译，因遭人以斫瘿相讥讽，便将江陵百姓尽数杀害，作为官吏则不忠于职守，作为将领则不讲道义。凡是这些人，在名教方面所犯的过错都不小，然而议论的人认为他们能保存前代经典，辗转相传授受，不能说没有功劳。若说保存前代经典，像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之于《春秋》，伏胜、孔安国之于《尚书》，毛苌之于《诗经》，高堂生之于《仪礼》，后苍之于《礼记》，杜子春之于《周礼》，这些人是可以当得起的。让他们从祀是可以的。至于马融等人，不过是训诂之学而已，这九人所传授的也就是这些罢了。何况他们的著作只是在唐代通行，所以唐代姑且用他们来凑足经师的数目。如今《易经》用程氏、朱氏的注本，《诗经》用朱子的注本，《尚书》用蔡氏的注本，《春秋》用胡氏的注本，又何必取用这些品行不正之人，让他们安享天下的祭祀呢？至于郑众、卢植、郑〇、服虔、范甯这五人，虽然似乎没有过错，然而他们的著作也未能真正阐明圣人的学问。若这五人从祀，那么汉、唐以来应当从祀的人还有很多。臣愚以为应当将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褫夺爵位、罢去从祀，郑众、卢植、郑〇、服虔、范甯五人各自在其本乡祭祀。后苍在汉代初年讲说礼制数万言，号称后氏曲礼，戴德、戴圣等人都受业于他，《礼记》若非后氏则不能流传，请求让他与左丘明等人一体从祀。又孔子的弟子，见于《孔子家语》的，自颜回以下共七十六人，《家语》一书出自孔子之门，应当是最真实的记载，而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多出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在成都所建庙壁上所画的又多出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认为这是后人依据自己所见而增添的，恐怕不能作为依据。臣考察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申枨是孔子弟子，在《家语》中作申续，在《史记》中作申党，其实是同一人。如今庙庭从祀中，申枨被封为文登侯，在东庑；申党被封为淄川侯，在西庑，重复而无根据，竟到了这种地步。而且公伯寮曾向季孙氏诬告子路以阻挠孔子，是圣门中的害虫，而孔子却称蘧瑗为夫子，蘧瑗决非登门受业的弟子。林放虽然曾问礼于孔子，但《家语》《史记》、邢昺注疏、朱子集注都没有将他列入弟子之列。秦冉、颜何恐怕也是与申枨、申党一样字形相近而致误，只是无法考证罢了。臣愚以为申枨、申党的爵位名号应当保留其一，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五人既然不见于《家语》所载七十子之数，应当罢去他们的从祀。若蘧瑗、林放二人不可没有祭祀，那就请求把蘧瑗祭祀在卫地，把林放祭祀在鲁地，或者附祭于当地的乡贤祠，仍旧保留他们原来的爵位，以显示优待崇奉贤者的用意。何孟春说：七十弟子门人中有位公孙尼子，著有《乐记》《缁衣》，言辞垂为经典，应当列入从祀，程敏政却没有提及，这是为什么呢？程敏政又说：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杨砥建议黜退杨雄，进用董仲舒。然而荀况、杨雄实在难分高下，荀况主张性恶论，认为礼是人为的产物，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认为子张、子夏、子游是浅陋的儒者，所以程子有“荀卿的过失多，杨雄的过失少”的说法，如今议论者想一并黜退荀况的从祀，是应当的。汉代儒者没有比得上董仲舒的，唐代儒者没有比得上韩愈的，但还有一位可议之人，就是文中子王通。王通的言行，前代儒者已多有评论，大致认为他有僭越经典之嫌。臣请依据程子、朱子的说法来定论。程子说：“王通

译是隐逸有德的君子，论他精纯的地方，恐怕不是荀子、杨雄所能比得上的。”朱子说：“文中子论治国之体，比董仲舒高明，但根基不及；论爽朗畅达似乎胜过董仲舒，但纯粹却不及。”又说：“韩愈的《原道》等篇章，未能免除文人习气和追求功名利禄的痕迹。若论观览古今世变、施诸事业方面，恐怕比不上王通那样精到恳切而条理分明。”至于河汾一带师道的树立，出现在魏晋佛老之学盛行之后，到如今被人们认为是盛事，那么王通本来就是一位豪杰之士。如今董仲舒、韩愈都并列受到崇祀，而王通未能预列，恐怕是一项缺典。臣又查考宋代儒者，自周敦颐以下共九人一并从祀，但还有一位可议之人，就是安定先生胡瑗。胡瑗的言行，前代儒者已有详细评论，大致认为他著述较少。臣也请依据程子、朱子的说法来定论。程子在详论学制时说：“应当建立尊贤堂，用来延请天下有道德的贤士，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能够以他们为楷模。”朱子的《小学》一书也详细记载了胡瑗的事迹，认为可作百代的法则。臣以为自秦汉以来，树立师道的人，没有超过胡瑗的。何况宋代端平二年商议增祀十位贤人从祀时，把胡瑗列为首位，若说他没有著述，那么元代的许衡也没有著述。臣考究礼制，有道德、能教育学生的人，死后可以作为乐祖，祭祀于瞽宗。王通、胡瑗二人的师道百代如新，应当加以封爵，让他们与许衡同祀于学官，最合乎礼的本意。礼部商议后都没有采纳。国初王祎论从祀曾说：“孔子庙庭从祀的一共一百零五人，从澹台灭明到孔鲤共七十一人，都是亲受业于圣人门下、承受圣人教诲的人。从左丘明到许衡共三十四人，都是传注圣人经典、尊崇圣人之学，而有功于圣人之道的人。”大概自唐贞观二十一年开始，以左丘明到范甯等二十一人从祀。到宋元丰七年，又增加荀况、杨雄、韩愈，按世代先后列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之间从祀。淳祐元年，又把周惇颐、程颢、程頥、张载、朱熹列入从祀。景定二年，又增加张栻、吕祖谦。咸淳三年，又增加邵雍、司马光。到元代皇庆二年，才把许衡列在宋代九位儒者之后从祀，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四人。以现在来看，汉代儒者从祀的有十四人，而尚缺一人，就是董仲舒。唐代从祀的有一人，而尚缺一人，就是孔颖达。宋代从祀的有九人，而尚缺四人，就是范仲淹、欧阳修、真德秀、魏了翁。元代从祀的有一人，而尚缺一人，就是吴澄。自孟轲以后，圣学不明，邪说盛行，异端并起，历经秦到汉，诸儒完善经典、传注经义，局限于各自专门之学，而对于圣人的学问却少有真正的领会。只有董仲舒号称醇厚的儒者，他的学问博通各经，对于《春秋》大义尤其精深，他向君主进言的内容，如天人性命、仁义礼乐，以及勉力遵行、端正教义阐明大道的论述，都是其他儒者所不能说出的。至于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推崇孔子的教化，使道术有了统绪，异端得以消灭，百姓到如今还蒙受其惠，功劳大概不在孟子之下。像荀况主张性恶、杨雄事奉王莽新朝，尚且能获得从祀，而董仲舒反而不被采纳，这是为什么呢？秦代焚书之后，圣人经典多有残缺遗漏，汉代儒者收拾散失的典籍，各自作注解，然而各家学说偏颇不一，各自成家。晋宋以来，各种说法更加繁多，去圣人的时代已远，难以考证。唐初孔颖达受诏撰定各经的义疏，号称《正义》，从此以后，被奉为定论，凡是不本于《正义》的说法，就被称为异端，实在是学者的宗师、百代所取信的准则。何休注《公羊传》而主张黜周王鲁，王弼注《周

译易》而专门崇尚清虚玄谈，对圣道的危害已经很深，但他们都在祀列，为什么独独遗漏了孔颖达？圣人之道，有的显著于事功，有的记载于文章，作用虽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三代以下，人才没有比宋代东都时期更兴盛的了，其间慷慨地以圣人之道为己任、并将其体现于行事的，只有范仲淹罢了。他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是伊尹的担当也不能超过他。况且当他那个时代，天下学术还不知该宗尚什么，而范仲淹最先把中庸之道传授给张载，作为道学的倡导者，他的学问本于六经，他的议论无不主张仁义，即使功业未能穷尽施展，但他事功所及之处，光明正大，实在与司马光不相上下。自从圣道不行，世俗儒者只知道以章句训诂为务，又哪里懂得圣人经世济民的志向，本来就不专在于此呢？欧阳修与范仲淹同时代，阐明圣贤之学并体现于文章之中，他所著的《易》说、《春秋》诸说、《诗本义》等书，发挥经学最为精到，至于他想要删削各经的《正义》，把纬书之说一并归于正统，尤其有功于圣道。至于他的《本论》等篇章，比起韩愈的《原道》，又有什么愧色？而世上浅陋的人，往往只把他当作文人看待。文章是用来承载大道的，即使是经天纬地的大作，也称之为文，又怎么可以轻视它呢？既然如此，那么像范仲淹那样建立功业，欧阳修那样树立名声，都可以说是有功于圣道的人。韩愈、司马光既然已经列入从祀，那么这二人本来就是理应被采纳的。自从周惇颐承接圣贤千年不传的道统，而程颢、程頥兄弟又承继之。朱熹兴起，五经四书都有了注解论述，统贯融汇，集圣贤之大成。中间又经历学禁，真德秀、魏了翁竭力以尊崇朱子之学为己任，使圣贤之学得以重新彰明。真德秀所著有《大学衍义》《读书记》，魏了翁所著有《九经要义》，大致都是黜退异端、崇尚正理，用来印证圣人之道而不谬误，足以延续朱熹所开创的道统。这二人，应当继朱熹之后而列入从祀。到元朝兴起，许衡在北方兴起，尊奉运用朱子之学来教育人。吴澄在南方兴起，《孝经》《大学》《中庸》《易》《诗》《书》《春秋》《礼》都有注解，其中对《礼经》的辑录折衷尤其多，删削订正，都是为了弥补朱熹学说的未备之处，而他的真实修养、切实践行，大概无非是圣贤正大的学问，那么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功于圣人之道，应当与许衡一同列入从祀。按祀奉之法，有功于圣道的人就应当祭祀他，这七人对圣人之道的功劳如此之大，却缺失从祀，这是很不应当的。又按：圣人的孙子孔伋，原本列在孔鲤之下，而曾参也在曾晳之后。咸淳三年才升为四位配享者，坐在东边面朝西，而父亲祭祀在庑下，儿子却配享在堂上，尊卑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圣人之道在于阐明人伦，如今却先自行破坏扰乱，用什么来昭示后世呢？倘若说曾子、子思因传道之功而更受重视，然而儿子终究应当为父亲屈居下位。从前鲁国祭祀僖公，把他的祭位提升到闵公之上，评论的人说：儿子即使再圣明，也不应先于父亲受祭，认为这是逆祀。如今孔氏、曾氏父子失去次序，难道不是逆祀吗？因此曾参、孔伋如今应当降到曾晳、孔鲤之下。又司马光相对于程颢、程頥来说是前辈，张载相对于二程来说是表叔，但他们的位次都排在后面，其先后次序也不能不予以厘清。咸淳年间的从祀次序只是依据朱子对六位贤人的赞语，以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为序，却不知朱子的赞语只是用来形容六位

译君子道德的盛大，并未曾确定他们的先后次序，怎么可以就此作为依据呢？因此，司马光、张载如今应当升列在程颢、程頥之上。至于荀况、杨雄、何休、王弼这类人，有不应当参与从祀的，这一层我又不敢遽然全部论定。唉！天下的礼制，有的看似缓和而实则紧要，有的看似轻微而实则重大，因为都关系到名教啊。何况礼制之事，本出自儒者，那么对于有功于圣道的人，礼当予以从祀，而那些还未能合乎礼制标准的人，本来也不能置之不理不加议论。将上述情况一一列出，希望议礼的君子们能够有所采择。我按：王祎这项建议，是想要正一正曾子、子思的祀位，让他们居于父亲之下，若真是如此，那么曾晳、伯鱼在庑下的祭祀就可以安稳，孔子父亲的配享也就可以取消了。嘉靖年间那些议礼的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孔鲤的配享并非始于宋代，不好降下来又无法安置孔鲤之父吧？黜退杨雄、进用董仲舒之事发生在洪武年间，而王祎殉节在此之前，可惜他未能见到此事。程敏政的这些议论，嘉靖年间大多被采纳施行。荀况、何休等人的从祀如今都已罢去，吴沈则曾一度增祀后又被罢去。王通、欧阳修、胡瑗、真德秀如今都已从祀，只有公孙尼子、孔颖达、范仲淹、魏了翁似乎还有所等待，然而应当从祀的人恐怕还不止这些】

八年八月，追封宋代杨时为将乐伯，从祀。

【此前，祭酒魏铎上言：杨时排斥邪说、放逐异端，正如南轩所称赞的那样，继往开来，使我们的道学传到南方。他实际上是延续了朱熹的道统，虽然他晚年一度出仕，未能完全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他对新经学的辟斥，确实足以捍卫我们的圣道。吴澄生长在淳祐年间，在咸淳年间中举，受宋朝的恩泽已经如此长久。他在元朝担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历任元朝的官职，反而如此荣耀。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竟然比不上洛邑的顽民，又怎敢奢望比得上首阳山上的高士呢？请求把杨时升列，祔祀于宋代诸位贤人的位次之上，斥退吴澄，列入王莽时代出仕之大夫的行列。尚书〇瀚驳斥了这个建议，而且极力称赞前人的请求有见地，不可轻易更改。焦芳说：所谓前人，指的就是杨士奇。如今天下正议论他当权任用的时候，即使是从祀这样的大事，还能够徇私偏袒同乡，又怎么可以沿袭这种错误呢？〇瀚说：既然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就不能轻易废止。吴澄最终仍旧从祀。到这时，少傅徐〇又上言说：杨时虽然是由蔡京举荐起用的，但他入朝后首先请求黜退王安石的配享，废止他的新经学说，又请求罢除漕运以收拢人心，斥责和议以伸张国家形势，罢黜权臣以端正国家法度，培植君主的德行以崇尚治国的根本。胡安国说，当时如果能够听从采用他的建议，一定能够挽救大局的一半。杨时正当洛学遭受党禁排斥之余，向学者指明学问的根本所在，其体验之功，辗转传授。朱子得以听闻他的旨要，见于何镐的书信中。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说法，称赞杨时的见解更加精深，见于西铭的跋文中。那些认为他著述较少的人，也是未经详细考证的过错。又按《元史》记载，至正年间因杭州路照磨何瑜建议，已经把杨时与李侗、胡（文本至此截断）

译安国、蔡沈、真德秀都加封爵位，列入从祀。因时世变故，未能在天下普遍施行，如今将他们列入从祀，实在符合公论。于是列入从祀（时）。

译从豫章之门求学，潜心颜子之学，静坐澄心，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气象，体认天理，表彰阐扬圣人经典。先儒邓迪称赞他如冰壶秋月一般澄澈。

当时著述，在罗从彦一方，有《春秋解》以及《指归》《毛诗解》《中庸语》《孟说》《遵尧录》共八卷，流传于世；在李侗一方，有《延平问答》《要说录》，这些都承接圣学真传，对道统传承有功。我朝谈论道统学术，必定说孔孟，必定说程朱。但孔子在洙泗一带倡导道统，有曾子、子思相继阐发彰明，然后孟子

译才接续这一传承；程氏在伊洛一带倡导道统，得罗从彦、杨龟山、游酢（一说李侗）相继承接衣钵，然后朱子才推衍发展了这一学脉。罗从彦、李侗的功劳，与曾子、子思相当，应将二位贤者列在宋儒杨时之下，入孔庙崇祀。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

按：罗从彦、李侗二儒位列杨龟山之下，似乎是合适的。但朱熹是李侗（延平）门下弟子，吕祖谦、蔡元定也都是晚辈后学，可是他们的位次却越过了罗从彦、李侗，甚至越过了杨龟山，这在名分上还有乖谬之处，必须重

译新厘定。至于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三位，位次似乎也只是按显达与否的顺序排列，考察年代先后，陈献章、胡居仁其实在王守仁之前，议定礼制的人恐怕还没有深入考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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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享从祀位次**【两庑位次，《重修xx典》及《礼乐志》等书所列参差不一，此处遵照嘉靖年间祀典。】

**四配**

**复圣颜子【东一位】**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汉章帝元和二年配享孔庙。唐总章元年追赠太子少师。开元二十七年加赠兖国公。

译元至顺二年加封兖国复圣公。嘉靖九年厘定改为现在的称号。

宋太祖御制赞词：生逢周朝衰微之世，爵位未及于鲁，一箪食一瓢饮粗劣饭食，居陋巷环堵之室，德行冠绝四科，名声流传千古，去世后受天下敬仰，于是封于东方鲁地。

宋高宗御制赞词：德行居四科之首，显赫冠绝众弟子，怒不迁移、过不再犯，乐守其道而安居，虽吃粗食却极忠信，处陋巷而安然自若，理应称他为贤者，岂止是"不愚"而已。

宋理宗御制赞词：学问冠绝孔门，德行居首位，闻一

译知十，看似空虚实则充实，乐守其道、箪食瓢饮不改操守，追随圣人步伐，紧随其后仍望尘莫及。

王旦赞词：贤哉颜渊，唯独喜好仁德，看似愚钝却屡屡箪食瓢饮而心安，接近窥见奥妙之理，出仕则行道、不用则隐藏，与圣人志同道合，逢此封禅盛世，更增添这荣耀封号。】

**宗圣曾子【西一位】**

【曾参，字子舆，鲁国人。唐总章元年追封太子少保，太极元年晋封太子太保，开元二十七年封为郕伯。宋祥符年间晋封瑕丘侯，政和年间改封武城侯，

译咸淳三年晋封郕国公，配享。元至顺二年加封宗圣公，嘉靖年间改为现在的称号。

宋高宗御制赞词：孝道是最重要的道理，用来教化众生，作为百代圣人的纲纪，用以通达神明。因曾子侍奉老师、答问求教，成就了记述侍亲实理的经典，历代成为效法的典范。

张齐贤赞词：孝啊，唯有孝道！曾子因此被称颂。德行可与唐尧虞舜相比，在洙泗孔门中被推为贤者，牢记教诲、传承道统，终身恳切奉行。如今为他封禅加赠，将永远光耀于青史。

明陈凤梧赞词：持

译守简约却学问广博，以忠恕之道律己。圣门的传承，唯独他得其正宗。"一以贯之"的道理，"三省吾身"的功夫，格物诚正的学问，为万世所尊崇。】

**述圣子思子【东二位】**

【孔伋，字子思，孔鲤之子。宋崇宁元年追封沂水侯，咸淳三年晋封沂国公，配享。元至顺二年加封述圣公，嘉靖年间改为现在的称号。

宋理宗御制赞词：闭门居处而承担世代传承的学业，能昌明"道不可须臾离"的道理，孜孜不倦力行实践，阐发《中庸》之道，体察坚守恒常之理，

译是入德的关键枢要，是治国之道的衡量准则。】

**亚圣孟子【西二位】**

【孟轲，《正义》记字子舆，《汉书》记字子车，邹国人。宋神宗元丰六年追封邹国公，配享位次于颜子之后。元至顺二年加封亚圣公，嘉靖年间改为现在的称号。

宋理宗御制赞词：战国时道术分裂，诸子百家各自著书，分裂至极便又归于合一，于是笃实降生了真儒，他批驳斥责杨朱、墨翟之学，扶持天下大中至正之道。论功论德，堪称三圣的传人。】

译道本来就问心无愧。（先贤们）钟灵毓秀于咸阳镐京，沐浴德泽于洙水泗水，加封于汧源，皇恩由此覆被。

先贤颜子【第二十五位】

（颜）之仆，见于《孔子家语》，字子叔，鲁国人。《史记》中作字叔，唐代追赠东武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宛句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颜叔品行贤良，亲承孔子之志，一心期望大道得以尊显，因而辅佐圣人。如同陶土在转轮上任意塑造，又如木材依规矩而成器，最终获授美好的爵位，美名传扬于东武。”崔遵度赞词说：“洙水悠悠流淌，子叔品性优雅出众。学问虽仅及肩墙之高，仍蒙恩赐得以升堂，皆是承蒙天子恩典。随着时移礼成，在介丘表彰这位显达之人，封爵列为侯位。”

译）

【陆九渊，字子静，金溪人。是宋代知荆门军。他的学说主张尊崇德性，辨别天理与人欲，辨明王道与霸道，著有《易提纲》及诸经杂说和语录流传于世。学者称他为象山先生。嘉定年间谥号文安。门人中最著名的有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嘉靖九年列入从祀。宋代包扬的赞词说：繁琐的辞章侵蚀了真正的道理，应当以一而正之，铲除百家的虚妄药石，医治千古以来的病症，启发人的本心，成全人的性命，一举洗涤老庄佛教的迷障，直接邹衍、孟子之统绪。】

先儒许子（第四十八位）

【许衡，字仲平，元代河内人。跟从姚枢、窦默，得闻程朱理学。在元朝出仕，官至中书右丞，追赠司徒，谥号文正，封为魏国公。学者称他为鲁斋先生。皇庆二年列入从祀。宋濂的赞词说：濂溪、洛阳的理学，传自武夷朱子，光辉重叠照耀，如日月星辰昭示垂范。到了我们的许公，尊崇所闻并身体力行，如同亲身撩起衣襟侍立于寒泉之侧。他阐发幽微精妙之理，剖析毫厘之间的差异，如同皋陶善于审问，穷尽其中的情理言辞；如同后羿注视箭矢，从不偏离目标的轨迹。既已深入学问的门径，便登堂入室建立根基，在国子监中讲授经典，衣冠佩玉铿锵有声，去除人们的私心，开启人们的天赋常性，消解偏颇歧异，挽救天下的纷乱。德行盛美，才能通达，昭示于当世而发挥作用，辅佐帝王的治理，陶冶出太平盛世。明体达用，公实在是众望所归，德行没有不受回报的。四海之人都追念祭祀他。呜呼！许公，是百代的师表。】

先儒胡子（第四十九位）

【胡居仁，字叔心，余干人，本朝的一介布衣，受学于吴与弼，世人称他为敬斋先生，著有《居业录》《敬斋集》。万历十二年列入从祀，补谥号文敬。《圣门志》的赞词说：恭谨小心的叔心，超脱世俗，志行高远，治学则为己之学，治国则崇尚王道。学问泉涌洋溢，追随自己所好之道。青青的衣领啊，正是效法的榜样。】

以上是东庑前朝所祭祀的一共五十三位，共十三坛，如今是四十九位，分为十六坛。旧时有颜产、何休、荀况、刘向、王肃、杜预，如今罢黜了郑众、卢植、服虔，改为在乡里祭祀。曾点、孔鲤改入启圣祠祭祀。从祀总共减少了十人，增加了杜子春、胡安国、杨时、李侗、陆九渊、胡居仁六人。

西庑（四十八位，其中先贤二十九位，先儒十九位）

先贤宓子（第一位）

【宓不齐，字子贱，鲁国人。唐代追赠单父伯，宋代大中祥符二年晋封为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君子如此人，治理单父的政事，拉扯君

译主的手肘以使其醒悟，放生鱼儿而遵奉教令，使得城郭之外的百姓也蒙受恩泽，于是能够号令百代，治理城邑，以此为楷模来观察为政之道。"温仲舒的赞词说："上天生就良才，成为鲁国的君子。在堂上弹琴而治，邑中百姓得以安治。使百姓各安其业而政务清闲，受到教化而成就美德。展行礼仪崇尚贤德，封赏光彩照人。"】

先贤公冶子（第二位）

【公冶长，字子长，《史记》说他是齐国人，《史记索隐》说：《家语》说他是鲁国人，名苌，范甯说他字子芝。唐代开元年间追封为莒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高密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子长的度量宏大，远超同辈，虽然曾身陷囹圄，孔子知道这并非他的罪过。品德纯粹，行为完备，为孔子所看中，将女儿嫁给了他，足见其深知他的英伟气概。向敏中的赞词说：德行贞正纯粹，公冶长堪与谁人相比？本来不是他的罪过，却枉受了牢狱之灾。在鲁国的学堂中唯以善行为重，在孔门中结为姻亲，使他享有侯爵的尊贵，历经长久而愈加常新。】

先贤公析子（第三位）

【公析哀，字季沉，齐国人。《史记》写作公皙哀，字季次。《史记索隐》说：一作公析克。唐代追封为郳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北海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周朝衰微，虚伪之风盛行，政权掌握在诸侯公卿手中。他以耻辱和大道的式微为忧，家臣之职他反而看重节操，不肯屈节仕于权贵，隐默自守以求自安。在那个时代，他有如凛然的清风。〇准的赞词说：贤德啊季次，保持高洁，安守正道，收敛怀抱而不出仕，把在权贵家中为臣的机会视为轻贱。孔子曾为之感叹，用以昭示美好的名声。封山告成同沾庆典，侯爵的福泽广布荣耀。】

先贤高子（第四位）

【高柴，字子羔。《史记》说是卫国人，《家语》说是齐国人，是高氏的支族。唐代追封为共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共城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温婉的子羔，受业于先圣，在宗庙祭祀之间，一举一动皆出于中正，能够笃行孝道，并非愚钝而是美善。老师知晓他的天性，德行焕发着光辉。"晁迥的赞词说："美好啊子羔，孝心十分笃厚，慎终追远，怀恤亲人，从未露出笑齿。别人难以做到而他能够做到，是君子知己的表现。考察古人加以褒扬崇祀，在此可谓美事。"】

先贤樊子（第五位）

【樊须，字子迟，《家语》说是鲁国人，郑玄说是齐国人。唐代追封为樊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益都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以大道涵养才具，圣人兼容并济，起初被认为不够仁德，经过问难辨析后大为欣喜，他把心志寄托在农事园

译圃之上，似乎背离了仁义之道，那学习种庄稼的言辞，难道就应当因此舍弃他吗？杨亿的赞词说：学问优长于是出仕，年岁排列于同门之中，随军作战担任车右，誓师之时众人不敢违背，质疑问难，仁德智慧兼备，建立侯爵以追加荣耀，恩泽流传惠及后世。】

先贤公西子（第六位）

【公西赤，字子华，鲁国人。唐代追封为郜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钜野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学者践行大道，即使穿着破旧的绵衣也堪称得体。出使齐国而光耀显赫，偶尔说出乘肥马衣轻裘那样的话，"周济急难"之语，正是君子所称许的。他应答问题，确实严谨，条理彰显于经典之先。王嗣宗的赞词说：辅佐圣人的贤者，是徂徕山下的英才。他谦称自己只能担任小相，最终却成就了大名。立于朝堂而儒雅端庄，出使他国而备极荣耀，辅佐礼法制度，成为诸侯效法的典范。】

先贤梁子（第七位）

【梁鳣，《史记》注说："一作梁鲤。"字叔鱼，《家语》说是齐国人。唐代追封为梁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千乘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他人到壮年尚无子嗣，此事记载于信实的史书之中。整个齐地的风俗，追溯其本源，老师的话可以再次应验，以学问推求便可知晓，揆度此事应当笃信。"周起的赞词说："〇圣人的旧邦，气象森严而精神爽朗。就是这位子鱼，恭敬瞻仰他遗留的画像。纪年之时驻跸此地，侯爵的封号赐予土地，儒家之道因此增光，为历代帝王所敬仰。"】

先贤冉子（第八位）

【冉孺，《史记》说字子鲁，一作曾。《家语》写作冉儒，鲁国人，字子鱼。唐代追封为纪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临沂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纪伯子鲁，专心致力于圣人的学问，磨砺自身而能够简约自守，喜好求问因而学问丰厚，周旋应对合乎规矩，仪容举止可作法度，确实是当年的贤人，为后世所敬慕。李维的赞词说：圣人之道，用一个根本贯穿始终，确实如此啊子鲁，已窥见了学问的堂奥。当皇帝登临泰山封禅之时，他能够陈列上等的礼仪，追封他为侯并建立祭祀，就在沂水之滨。】

先贤伯子（第九位）

【伯虔，《家语》说字楷，一作子析。《史记》说字子折，鲁国人。唐代追封为聊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沭阳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令人怀念的子折，是整个鲁国的杰出人才。以儒者的德行闻名，因此被封为〇伯。兢兢业业地承受大道，仪容堂堂头戴高冠。以美好的选拔获得嘉美的封赏，世代享受馨香的祭祀。"王曾的赞词说："肃穆庄严的鲁国学堂，众多学子聚集

译的阙里。伯氏是通达之人，能够肖似夫子。时运恰逢庆典成就，以礼制崇奉追念美德。后学之人恭敬瞻仰，如高山一般令人景仰。"】

先贤冉子（第十位）

【冉季，字子产，鲁国人。唐代追封为东平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诸城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东平的子产，姓氏著称于盛世，在私塾中奉事老师，讲习大道的精微之处，应答问题十分敏捷，深邃精妙地思索，升降于台阶殿陛之间，至今仍令人遥想他的英姿。"李维的赞词说："冉子挺然而生，禀受纯粹的资质，追随圣人之门，切磋磨砺道义，时运推移登临中正之位，礼制成就，遍及各类祭祀，赐予诸城的土地，以此昭示他遗留下来的美德。"】

先贤漆雕子（第十一位）

【漆雕哆，《史记》说字子敛，郑玄说是鲁国人，《家语》写作漆雕侈。唐代追封为武城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濮阳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子敛受封，于是居于武城。他的声名勤勉不倦地传扬，他的才华风采翩翩。撩起衣襟时时温习学业，志愿学习之心日渐彰明。广布孔子的教化，爵位与乡里都因此增添荣耀。"戚纶的赞词说："阙里称许的贤人，漆雕哆便是其中之一。他勤学以求趋近大道，名列于登堂入室的弟子之中。往昔是通达之人，如今逢遇圣明之世，使他被封为濮阳侯，承受这份荣宠的爵位。"】

先贤漆雕子（第十二位）

【漆雕徒父，《史记》如此记载，《家语》写作漆雕从，字子文。宋高宗的赞词中写作字子期，鲁国人。唐代追封为须句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高苑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遥想子期，怀抱着追随圣人帷帐的志向，深深地喜好涉猎大道。微薄的爵位便可维系他的心志，在德行上称得上贤德，在名声上得以流传。他那洋洋洒洒的风范，至今仍传扬四方。"陈彭年的赞词说："受教于圣人，勤勉地研习典籍。如同顺应当时的学问方法，所以能够日渐进益。皇帝封禅告成庆典之时，赐予他玉圭以示恩宠。为他绘制画像，刻镂在金石之上以彰美德。"】

先贤商子（第十三位）

【商泽，《家语》写作字子秀，《史记》写作字子季，鲁国人。唐代追封为睢阳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邹平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遥远啊子季，被封为睢阳伯，屏息静气地受业，延请教诲登上讲席，虽未列身于四科之中，却确实广涉六经典籍，祭祀典礼中记载着他，喜好正直的品格。刁衎的赞词说：子季追随老师，心悦诚服于儒雅之道，在阙里留下美名，如同其他通达之士一样。往昔在睢阳受到荣宠，如今在邹地旌表彰扬，

译时运恰逢封禅大典，进献并达致纯厚的福泽。】

先贤任子（第十四位）

【任不齐，《家语》说字子选，《史记》说字选，楚国人。唐代追封为任城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当阳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任城建立伯爵，其表彰之辞说：选择美善而勤于问学，风雅出众，才华驰名，志趣清远，竞相追求仁德并努力践行，日复一日地勤勉不懈。孔子的教化崇高深远，美好的传承显扬光大。"陈充的赞词说："荆山孕育了纯粹的灵气，贤人便诞生在其中。心悦诚服地追随数仞高深的学问，以诚明之心感通大道。地处邻近长坂，爵位加封彰显质朴的风尚。恭敬遵循祭祀典礼，列于儒家的殿堂之中。"】

先贤公良子（第十五位）

【公良儒，字子正，《史记》写作公良孺。张智的赞词中称他为子幼，陈国人。唐代追封为东牟伯，宋代大观年间加封为牟平侯。宋代张智的赞词说：子幼实在是贤人，追随孔子求学，心悦诚服地信奉大道，追慕古人的行迹，喜好古代之学，把诗书当作耕耘的田地，把仁义当作防身的干橹。在匡地、蒲地遭遇危难之时，他展现出十分勇武的气概。】

先贤公肩子（第十六位）

【公肩定，《家语》说字子仲，《史记》写作公坚定，字子中，文翁图也写作子中。郑玄说是鲁国人，也有说是晋国人的。唐代追封为新田伯，宋代大观年间加封为梁父侯。《圣门志》的赞词说：入门受业，都称许他具有异于常人的才能。公肩子中乐于遵行大道，左右皆有法度可循。孔子门墙之高虽不可及，他却能够踮足企及，与登堂入室的弟子一同进阶。他专心致志、仰慕圣人的行迹，外表焕发光彩，内心充实丰盈。】

先贤鄡子（第十七位）

【《史记》记载有鄡单，字子家。徐广说：又有一说作鄡单。唐代追封为铜鞮伯，宋代大观年间加封为〇城侯。按：《史记》有鄡单，没有悬亶；《家语》有悬亶，没有鄡单，疑心是同一人，因姓名相近而产生的讹误。他的字，《史记》说是子家，《家语》说是子象，字也相类似。何孟春认为应当补充追赠悬亶的爵号，另外列入从祀。张朝瑞认为应当依照《家语》祭祀悬亶，而罢黜鄡单，姑且保存这一说法以待考证。"亶"字又写作"丰"。《圣门志》的赞词说：子家学习孔子之道，从容不迫而无所偏差，以诚意凝聚思虑，以大道辅翼行为，涉过那〇津，驰骋于圣人的境域，卓越啊这样的伟大器识，正是陶铸而成的美质。】

先贤罕父子（第十八位）

【《史记》记载罕父黑，字子索；《家语》写作宰父黑，字索，一字子黑，鲁国人。唐代追封为乘丘伯，宋代大观年间加封为祈乡侯。按《氏族略》没有罕

译父氏，只有宰父氏，其注文说孔子弟子中有宰父黑，那么应当依照《家语》称他为宰父子。《圣门志》的赞词说：美好啊这位名门之后，因官职而得姓，恭敬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锐意进取，希慕圣人之道。四种教化没有欠缺，六艺之中他都力求争胜。大概近于通达之人，遵循大道而归于正途。】

先贤荣子（第十九位）

【荣旂，《史记》说字子祺，《家语》写作祈，鲁国人。唐代追封为雩娄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厌次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被封为雩娄伯的这位，致力于学问、成效显著，孔门三千弟子之中，位列七十贤人之一。不是善行便不去践行，唯有德行才是所依据的准则。这些都记载于以前的典籍之中，用以彰显他的美誉。"梅询的赞词说："圣人的门下，学者众多。那美好的子祺，德行修养、志向淳厚。对异端之害深以为惕，对精微的言论勤勉遵行。这份德行传到我朝宋代，侯爵的封号焕然一新。"】

先贤左人子（第二十位）

【左人郢，《史记》如此记载，字行。《家语》写作左郢，字子行，鲁国人。唐代追封为临淄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南华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被封为临淄伯的这位，以左行之姓被称为贤人。仰慕追随十哲的行迹，才华秀出于三千弟子之中。人们心悦诚服，家家户户〇。可爱的君子啊，文名的声誉更加远扬。"】

先贤郑子（第二十一位）

【郑国，《史记》说字子徒。《史记正义》说：《家语》记作薛邦，字徒，《史记》因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薛"字讹为"郑"字。既然如此，应当称为先贤薛子才对，如今不敢擅自更改。鲁国人，唐代追封为荥阳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朐山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被封为荥阳伯的这位，确实是美好的德行，优异地进入圣人之门，过失从不留下痕迹，大道以目传心授，精妙之处以心领神会。多么美好，多么伟大，成为后代的法则。"陈知微的赞词说：美好啊这位子徒，挺然出生于阙里，每日游学于圣人之门，亲身受到微言告诫，美好的德音十分昭著，美好的声名传扬不已。赐予朐山的爵位，以此表彰他遗留的美德。】

先贤原子（第二十二位）

【原亢，字子抗，见于《阙里志》。《家语》写作原桃，字子籍；文翁图写作字籍；《史记》写作原亢籍，《史记正义》"亢"写作"冗"。鲁国人，唐代追封为莱芜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乐平侯。《圣门志》的赞词说："不学习就会落后，闻道贵在及早，此人才智出众，一举一动都有所成就。亲身游学于芬芳的水滨，志向

译契合于学问的堂奥，他的名声能与谁人相并？浩浩荡荡的圣人大道啊。"】

先贤防子（第二十三位）

【防絜，《史记》说字庸，《家语》说字子庸，一作子曹，郑玄说是卫国人。唐代追封为莒父伯，宋代大观年间加封为胙城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兄弟之邦，有这样一位士人叫防庸，涵泳于纯正的教化之中，标举彰显儒家的宗旨，在杏坛探究精微的道理，在洙水泗水间从容游学，一时之间兴起，被封为莒父伯。"】

先贤叔仲子（第二十四位）

【叔仲防，字子期，文翁图写作叔仲哙，《家语》记载。鲁国人，郑玄说是晋国人。唐代追封为瑕丘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博平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以瑕丘为封邑，正是叔仲子期，亲身受教已有时日，学业广博于当世，四种教化确实隆盛，以五常之道持守己身，与俊杰之士并肩，声名远扬。刘锴的赞词说：这份文脉有其宗主，吾道不会穷尽，执笔更迭侍奉左右，唯有贤者才能相与并崇。自幼养成习惯，涵泳文章顺应风教，帝王东巡驻跸此地，恩泽广被儒家的殿堂。】

先贤邽子（第二十五位）

【邽巽，《史记》说字子敛，《家语》写作邦选，《文翁图》写作国选，大概也是避汉朝的名讳，应当称为先贤邦子，然而不敢擅自更改。鲁国人，唐代追封为平陆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高唐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那美好的邽子，承继着先圣的教诲，孔子门墙的高度已经企及，登堂入室即将实现，良玉经过雕琢，寒水必定结冰，赐予平陆的封地，美好的实绩蒸蒸日上。"陈谘的赞词说："诚然如此啊子敛，是孔门中的高足弟子，效法即将成为的圣人，博学而又能以礼约束自己，广涉六艺，这就是所谓的通达之人，显扬于当世，追封列为侯爵，美名流传永传后世。"】

先贤公西子（第二十六位）

【公西舆，字子上，鲁国人。《家语》及《孔子家语》古史的记载都相同，《史记》写作公西舆如。唐代追封为重丘伯，宋代大观年间加封为临朐侯。宋代范睢的赞词说：钟灵毓秀于齐地边疆，前往鲁国拜师求学，诚然啊这位人物，大道已臻圣人的境域，以礼制墨守金石般的规范，庆典广布文德，进献享受侯爵的封赏，永远光耀于庙堂的祭祀。】

先贤陈子（第二十七位）

【陈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陈国人。唐代追封为颍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南顿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正是子禽的发问，孔鲤从容作答，探求那不寻常的教诲，不过是诗与礼罢了。问一而得三，他确实退而心喜，并且知晓孔子将成为圣人，不偏私对待自己的儿子。赵昌言的赞词说：美好啊子禽，心悦诚服地追随孔子，问一而得三，垂训后世千古，名声因实际德行而彰显，德行

译以爵位而排序，时运正值封禅大典，爵位封赐于疆土之上。】

先贤琴子（第二十八位）

【琴牢，《家语》记载，字子开，一字张，文翁图作一字子张，卫国人。唐代追封为南陵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晋封为顿丘侯，政和年间改封为阳平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擅长诸多卑微的技艺，是圣人委婉的说法，正因为了解他，所以才不加以考核任用。"宗鲁虽是他的朋友，去吊唁也必定依循道义。崇尚老师嘉美的言论，祭祀也从未间断。宋绶的赞词说："返回鲁国之初，离乡背井跟从老师，因故未曾出仕为官。他的善言被记载下来，不合道义之事便不去吊唁，崇尚仁德为其美德。"在名山刻铭加以封赏，用以表彰这位君子。】

先贤步叔子（第二十九位）

【步叔乘，字子车，齐国人。唐代追封为淳于伯，宋代大中祥符年间加封为博昌侯。宋高宗御制赞词说："勤勉不倦的子车，被封邑于淳于，亲身受教时避席起立，恭敬应诺趋步于座隅。〇学识既已广博，又扶持雅正之道，这实在值得推崇，岂不是很美好吗。"张象中的赞词说："圣人的门下，子车勤勉侍奉，依时温习所学，大道应当日日更新。处于数仞高深的门墙之内，亲近涵泳于典籍文章。追封表彰他遗留的功业，旌表这位美善的儒臣。"】

先儒左丘子（第三十位）

【左丘明，鲁国人，传述《春秋》，杜预认为他是从孔子受学经义的。唐代贞观年间列入从祀，宋代大中祥符年间追赠瑕丘伯，政和年间改封为中都伯。嘉靖年间厘定改称为先儒，此后皆同此例。宋理宗御制赞词说：美好啊左氏，闻知素王孔子的大道，依据经文撰作〇防〇用以彰显文辞，留有余韵不尽，后人仰慕他的余辉，庆贺封赏赐予土地，广拓鲁国的疆域。】

先儒公羊子（第三十一位）

【公羊高，齐国人，〇《春秋》，有人说他是子夏的门人。唐代贞观年间列入从祀，宋代大中祥符年间追封为临淄伯。宋代〇迥的赞词说："公羊高解说经义、辨明疑惑，都令学宫中人心悦诚服。与左氏、谷梁齐名，追加奖赏、始行封赏。众人之心确实归属于他，弥补了典礼制度的缺漏。这份文脉记载着……】（原文至此中断）

译郁】

　　先儒伏子【三十二位】

【伏胜，字子贱，邹平人。《正义》说：他就是子贱的后代，担任秦朝博士，将《尚书》藏在墙壁中。到汉朝初年，把《尚书》传授给鼂错，后来又有大夏侯、小夏侯之学。唐贞观年间从祀孔庙，宋大中祥符年间追封为乗氏伯。宋代杨亿的赞词说：伏生精通经学，担任秦朝博士，承袭研习先圣的微言大义，历经流离直到高龄，把经文藏在墙壁之中，口授其中的微言大义，被建号旌表为儒者，赐爵于仁里】

译先儒子国子【第三十三位】

【孔安国字子国，是孔子的十一世孙，汉代任临淮太守，传授《尚书》古文，教授给都尉朝，又训释《古文论语》，作《孝经传》，并编集《孔子家语》。唐贞观年间列入从祀，宋大中祥符年间追封为曲阜伯。宋代钱惟演的赞词说：「显赫的临淮郡守，是圣人的世系传人，训解传述遗留的经文，能够昭示万代。在庙庭绘制画像，以彰显他善于继承先圣之学。到东方巡狩时受封，这是特别的褒奖。」】

先儒董子【第三十四位】

【董仲舒，广川人。汉代任江都、胶西二王的相。他的学说推崇阐明孔子之道，贬抑排斥诸子百家。所著有《春秋繁露》数十篇，《天人三策》以及《上疏条教》一百二十三篇。元代至顺元年，列入从祀，后来被废止。洪武二十九年，追封为江都伯，恢复从祀。成化二年，改封为广川伯。《圣门志》的赞词说：秦朝焚书之后，儒学的火种才重新燃起。他发愤苦读，三年不窥园圃。天人对策之后，被调往江都任职。他是一代醇厚的儒者，世代承续其贤德。】

先儒王子【第三十五位】

【王通字仲淹，龙门人。隋文帝仁寿年间，游历长安，进献《太平策》，未被采用，于是隐居在河汾之间。多次被征召都不肯出仕，著有《礼论》《乐论》各十卷，《续书》二十五卷，《续诗》《赞易》各十卷，《元经》十五卷，《中说》十卷。他的门人私下给他谥号为「文中子」。嘉靖九年，列入从祀。《圣门志》的赞词说：他禀赋灵慧、通达广博，潜心研习典籍。向朝廷进献太平之策，在河汾之间广施教化。忧虑国家纲纪，辅助扶持儒学。房玄龄、魏征也曾向他求教，为龙门增添了光彩。】

先儒周子【第三十六位】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宋代任虞部郎中、广南东路提点刑狱。著有《太极图》《通书》，二程兄弟受学于他，学者称他为濂溪先生。嘉定年间赐谥号「元」，淳祐年间追封为汝南伯，列入从祀。元代至顺年间加封为道国公。宋代朱熹的赞词说：圣道传承千年，圣人已远、言教湮没。若不是有先觉之人，谁能开启后人？书籍难以尽述其言，图像难以尽显其意。清风明月无边无际，庭前春草交相映翠。】

先儒欧阳子【第三十七位】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宋代任参知政事、太子少师，追赠兖国公，谥号文忠。所著有《易童子问》二卷，《诗本义》十二卷，《唐本纪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以及流传于世的文集杂著。嘉靖九年，列入圣门从祀。《圣门志》的赞词说：幼年以荻画地学习，摒弃浮华崇尚雅正。其道与孟子、韩愈相契合，其文追比班固、司马迁。他辨明朋党之争，撰史秉笔绝无虚假。他是龙图阁的元老，是命世的长者。】

先儒张子【第三十八位】

【张载字子厚，郿县人。宋代任同知太常礼院，著有《东铭》《西铭》《正蒙》。学者称他为横渠先生。嘉定年间赐谥号「明」，淳祐年间追封为郿伯，列入从祀。宋代朱熹的赞词说：早年脱离孙武、吴起的兵法之学，晚年又摆脱佛老之说，勇于撤去讲席，一变而至于正道。他精思力行，妙悟而勤于著述，订正顽劣的教诲，向我们展示广阔的居所。】

先儒程子【第三十九位】

【程颐，字正叔，是程颢的弟弟。宋代任崇政殿说书，著有《易传》《春秋传》，学者称他为伊川先生。他的著名门人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嘉定年间赐谥号「正」，淳祐年间追封为伊阳伯，列入从祀。元代至顺二年加封为洛国公。宋代朱熹的赞词说：他如圆规方矩般规范正直，公平公正，确实是位君子。展现出的是大成之德，如布帛般的文采、如菽粟般的滋味。懂得他德行的人稀少，谁能识得他的可贵？】

先儒胡子【第四十位】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宋代任太常博士、天章阁侍读，谥号文昭。他在苏州、湖州办学的规制，为世人所称道。他的遗著有《胡氏

译口义》，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嘉靖九年，列入从祀。宋代范仲淹的赞词说：天地凝聚精华、山川孕育灵秀，他继承孔孟的衣钵，是苏湖学派的领袖。正统的道学传承，讲求体用并重、善于诱导，雅正笃厚地教化风俗，恩泽流传于后世。】

先儒朱子【第四十一位】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求学于李侗，集诸儒学问之大成。所著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辨证》《韩文考异》。所编纂的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资治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家礼》《小学》《近思录》《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仪礼经传通解》。他的著名门人有黄榦、李燔、刘爚、张洽、陈淳、李方子、黄榦（黄颢）、辅广、蔡沈。在宋朝出仕，任焕章阁待制，嘉定年间赐谥号「文」，追赠宝文阁直学士。宝庆年间追赠太师、信国公，绍定年间改封徽国公，淳祐年间列入从祀。元代至正年间改封齐国公。元代吴澄的赞词说：义理精微深奥，如剖析牛毛般细致。他胸襟开阔，如海阔天高。他兼具豪杰之才与圣贤之学。如同景星庆云、泰山乔岳般崇高。】

先儒吕子【第四十二位】

【吕祖谦字伯恭，婺州人。宋室南渡后，在东南倡导圣道。所著有《春秋左氏博议》《读诗记》《易说》《书说》《闽范官箴》《辨志录》《大事记》《宋朝文鉴》。世人称他为东莱先生，出仕终于著作郎一职。嘉泰年间赐谥号「成」，嘉熙年间改谥「忠亮」。景定二年追封为开封伯，列入圣门从祀。《圣门志》的赞词说：他天资聪敏、才智出众，博学而擅长辞章。他广泛涉猎千古典籍，学问和谐畅达、贯通四时。朱熹、张栻与他为友，二程、张载的洛学、关学是他的师承。他是中原文献的传承者，是东浙学派的代表。】

先儒蔡子【第四十三位】

【蔡沈字仲默，建阳人，是蔡元定的次子，求学于朱熹（晦庵），隐居不出仕。所著有《书传》以及《洪范皇极内篇》，世人称他为九峰先生。正统元年列入从祀，成化三年追封为崇安伯，谥号文正。《圣门志》的赞词说：他近承父亲和老师的教诲，远尊崇古代圣贤。他阐发《洪范》的数理，为《洛诰》作注解篇。他探索深奥、钩沉隐微，帝王的典章法度，若非他阐释，还有谁能诠明？】

先儒罗子【第四十四位，依照原文编次列于此处，另有考订】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州人，受学于杨时，出仕任博罗主簿，所著有《遵尧录》《春秋解》以及《诗解》《中庸说》《孟子说》，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淳熙七年赐谥号「文质」，万历四十二年列入从祀。李之藻的赞词说：「他闻道后浸润全身，此生不虚，肩负重任、造诣极高，潜心思考、努力践行。」他隐居罗浮山，与泰山北斗齐名受人敬仰，所著《遵尧录》记载了周公孔子的心传。】

先儒真子【第四十五位】

【真德秀字景元，后改字希元，浦城人。宋代任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他的学问宗奉朱子，所著有《大学衍义》《读书记》《文章正宗》《唐书考疑》《心经》《政经》《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学者称他为西山先生，正统元年列入从祀，成化三年追封为浦城伯。《圣门志》的赞词说：他挺拔矗立、身材高大，是钟磬般的宏大器度。他慷慨激昂、文辞深沉隽永，仁义之心不改。党锢之祸既已消解，善类再度兴盛。他所著的《文章正宗》，成为千秋万代的旗帜。】

先儒薛子【第四十六位】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本朝任礼部侍郎兼阁学，谥号文清。所著有《读书录》《河汾集》，学者称他为敬轩先生。隆庆五年，列入从祀。杨鼎的赞词说：本朝的理学实际是从他开始的。若要在宋代寻求相似之人

译，恐怕只有濂溪先生周敦颐，谁能与他相比？想要考察却无从下手。他阐扬复归本性的教化，功劳最大，孔孟程朱的道统，是他一生所宗奉的。他读书有《读书录》传世，其中义理无不穷究透彻。他大大揭示了天机，使我们这些蒙昧之人豁然开朗。】

先儒王子【第四十七位】

【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任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追赠侯爵，谥号文成。他的学说以「致良知」为宗旨。所著有《传习录》以及《王文成全集》。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万历十二年，列入圣门从祀。《圣门志》的赞词说：他曾在龙场蜷曲受困，在困厄中究明心性道术。他一脉相承的良知之说，是千载以来的先觉。他在军事上戡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在学术上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他所留下的训诫，成为斯文的准则法度。】

先儒陈子【第四十八位】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朝廷聘请他任翰林检讨，他没有就任。学者称他为白沙先生。所著有《白沙集》。万历十二年列入从祀。杨鼎的赞词有评论说：「陆象山，我曾私下认为儒者把他视为禅佛之流，认为这是不对的。陈公的学问以自得为最高追求，注解经书、著书立说并非他所专注的事。他一生的议论，都通过诗作表达心意，这些诗就是他的语录，毫无隐瞒秘藏。他的门径如同邵雍（尧夫）的法门，怀抱典籍、遁世隐居。」】

以上是西庑历代圣贤的从祀，共五十三位，分十三坛。如今是四十八位，分十六坛。旧时有公伯寮、秦冉、戴圣、贾逵、马融、何休、王弼，现今都已被废黜。而蘧瑗、林放、郑众、范甯以及宣德年间增祀的吴澄，都改祀于乡贤祠。颜无繇改入启圣祠配享。又去除了申党，共减少了十四人。增加了董仲舒、欧阳修、胡瑗、罗从彦、吕祖谦、真德秀、薛瑄、王守仁、陈献章九人。

《孔子家语》记载：卫将军文子问子贡说：「我听说孔子施行教育，先教授《诗》《书》，用孝悌来引导，用仁义来劝说，用礼乐来观照，然后用文德来成就他们。能够登堂入室的有七十多人，其中谁最贤能？」子贡说：「能够早起晚睡，讽诵经典、崇尚礼仪，行为从不犯两次同样的过错，言辞从不苟且，这是颜回的德行。身处贫困却能安然如宾客，役使自己的臣仆如同借用别人之物那样谨慎，不迁怒于人，不深藏怨恨，不记旧日的过错，这是冉雍的德行。不畏惧强横之人，不欺侮孤寡之人，他的言论遵循人的本性，才能足以担任军事之职，这是仲由的德行。恭敬老者、怜爱幼者，不忘记宾客旅人，喜好学习、博通技艺，省察事物而勤勉，这是冉求的德行。庄重严肃而能恭敬有礼，志向通达而喜好礼仪，担任两国国君会见时的傧相，笃实而有节度，这是公西赤的德行。满而不溢、充实却又好像空虚，超过别人却好像还不及，他德行敦厚，对人无所不信，他在别人面前的态度总是浩然坦荡，这是曾参的德行。有美好的功绩却不夸耀，身居高位却不喜形于色，不欺侮他人也不放纵自己，不轻慢无所依靠的人，这是颛孙师的德行。送往迎来必定恭敬，与上级交往、与下级接触，都截然有度，这是卜商的德行。地位尊贵不因此而喜悦，地位卑贱不因此而愤怒，只要有利于百姓，就致力于自身的实行，这是澹台灭明的德行。事先考虑周全，等到事情发生时再运用，所以行动起来从不遗忘，这是言偃的德行。独处时思虑仁德，公开谈论时也讲仁义，他对于《诗经》，一日之内三次反复吟诵《白圭》篇，这是南宫縚的德行。自从拜见孔子以后，出入门户，从未曾跨越门槛，往来经过时，脚步从不踩踏别人的影子，惊蛰时节不杀害昆虫，草木正在生长时不折断它们，为父母守丧时，泣血三年，从未曾露齿而笑，这是高柴的德行。」又《史记》记载令尹子西对楚昭王说：「大王派出使者出使诸侯，有像子贡这样的人吗？辅佐宰相，有像颜回

译这样的人吗？统率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人吗？担任官员，有像宰予这样的人吗？」其他的评论，大多记载在《论语》之中，而其中有明确年岁、姓名、事迹的人，除了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三十五人之外，也不多见。因为孔子诞生于尼山，英才俊杰纷纷追随，如同春风化雨，塑造熏陶出各具特色的人才，他们出仕则成为国家的精英，隐居则成为士人的楷模。庙宇之中设置祭祀，既已加以举行，又怎能轻易废止呢？又考察《孔丛子》记载孔子的四位挚友：颜回是最亲近依附的，端木赐是奔走效力的，颛孙师是前后跟随辅佐的，仲由是抵御外侮的。《尸子》说：「孔子在身边时，志意不能坚定；子路在身边侍奉时，仪容服饰不加修饰；公西华在身边侍奉时，礼仪不加演习；子贡在身边侍奉时，言辞不加辩析；宰我在身边侍奉时，忘却了古今之事；颜回在身边侍奉时，谨守小节小事；冉伯牛在身边侍奉时，遵循法则。」这些都是有功于圣人之学的，所谓「七十弟子铸就了孔子」，大概不是虚妄之言。而众位贤人之中尤为突出者，就是十哲，所以对十哲的祭祀，相对于两庑的祭祀，略有等差区别。然而宰我、冉有以及后来补入祭祀的子张，世人还是有所议论。南宋咸淳年间将颜子晋升，有议论者想要晋升有若来补足十哲祭酒之位，唯独我持不同的意见，于是晋升了子张。孔子去世后，子夏、子游、子张想要以事奉孔子之礼事奉有若，如今让子张登堂入室，回头看去，他们所要北面事奉的有若却还在庑下，这在道理上恐怕不太妥当吧？蔡清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说晋升子张、抑制有若、推崇冉求，未能令万世士人心服。而郑晓、王世贞也对冉求的晋升不满，我认为堂上的祭祀，郑晓认为应当晋升有若和公西赤，王世贞认为应当晋升有若和南宫适，他们的说法各有依据。虽然如此，十哲又算是什么呢？这不过是陈国、蔡国共同遭遇困厄时孔子所评点的一时之言，并非圣门的定论。圣门的定论，就是《家语》中子贡的评论，大概与之相近。而唐代开元年间的君臣起初并没有深入考订，只是祭祀所谓的十哲，随后将曾子的牌位附加在十哲之次，与二十一位贤人一并祭祀。其余的弟子只有画像而没有祭祀，五代沿袭了这一做法。到了宋代，才将众多贤人普遍列入两庑祭祀，而十哲的名目似乎可以不再单独设立，却又依循旧制，将堂庑分开区隔，把哲提升到配享的地位，把庑降到十哲之下，想要凑足十人之数。唐代增加了曾子，已经超出为十一人，宋代晋升颜子，又何妨简省为九人呢？总而言之，依据礼制详细考察，堂上的十哲与两庑不必强行区分，都是千古以来受人尊崇祭祀的师儒，至于后学再评论其优劣荣辱，如此施行，神灵会为此而享用祭祀吗？只是弟子中有遗漏可以商议的地方，《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把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托付给孔子而使他们学习礼仪，所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是师从孔子的，那么孟懿子（何忌）本来就是弟子了。《论语》的注释说，孺悲曾经向孔子学习士丧礼，这样看来孺悲也是弟子无疑。而《家语》中的悬亶，张朝瑞认为就是《史记》中的鄡单，一字子家，一字子象，字也相近，应当依从《家语》祭祀亶而去除单，从道理上说应当如此。秦冉、颜何为什么不见于《家语》呢？所以颜之推、颜真卿都称孔门颜氏有八人，如果去除颜何，那么颜繇、颜回、颜刻、颜辛、颜哙、颜柤只有七人，不满八人之数。又《史记》记载颜何字冉，《史记索隐》的注释引用《家语》，称字如此，那么《家语》原本就有颜何，不应当废黜他的祭祀是很明显的。至于秦冉、颜何被怀疑是字形相互讹误，这也是一种臆测，不能作为依据。至于公孙尼子所作的《乐记》《缁衣》篇，已经成为流传的经典言论，而两庑的祭祀却没有涉及，这能不说是缺失的典章制度吗？还有乡饮酒礼中，又有次序排列。公罔之裘，与子路并列，

译负责扬觯（举杯劝饮之礼），或许也属于弟子之列，以及《论语》所记载的孟武伯、林放，《孟子》所述的牧皮，似乎都是登门求学之士，但历代对他们的封祀，大多没有详细涉及。近世的儒家先贤，屡次议论而未能决断的，在唐代有孔颖达，宋代有范仲淹、游酢、谢良佐、吕大临、胡宏、魏了翁、杨简，元代有刘因、金履祥，本朝有陈真晟、章懋、罗伦、曹端、吴与弼、罗洪先、邹守益、湛若水、王艮，大多还需要进一步论定，此处不再详述。又有人认为诸葛亮、文天祥也够资格从祀。文天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愧于孔孟之道，诸葛亮淡泊宁静，学术上没有瑕疵，但是在承先启后的功业方面，还不知道如何评价。而诸葛亮辅佐蜀汉，戎马倥偬，他对儒家学术的表彰，还不如黄初年间的一道诏书，尚且知道慎重对待祭祀之事。由此看来，让他侑祀于孔庙，恐怕他自己心中也未必安然吧。

考定两庑位次疏

臣藻按：四配、十哲、两庑，这三种祭祀等级，似乎是以道德的高下来区分甲乙。十哲一定贤于两庑，这不是浅学之人所敢深入议论的。至于同在两庑之中，考察其排列次序，本应当同一德行的按世代论列，同一世代的按年齿论列，然而实际情况也并非全然如此。《史记》所记载，有若比孔子小十三岁，从颜路以下算起，年岁似乎最长，却排在东庑第七位，排在他前面的还有十二人。公孙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年岁似乎最小，却排在东庑第十一位，排在他后面的还有四十人。这还是说《史记》中有明确年岁记载的只有三十五人，其余的就无从考证了。澹台子羽是东庑第一位，比孔子小三十九岁；宓子贱是西庑第一位，比孔子小四十九岁，他们的年岁都比较小。其次是东庑第二位原思，西庑第二位公冶长；东庑第三位南宫子縚，西庑第三位公晳哀，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岁，姑且不论。至于东庑第四位商瞿（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岁；西庑第四位高柴（子羔），比孔子小三十岁，他们的年岁本来都比第一位的人年长，但排列位置却是这样颠倒。这类情况很多，这样看来位次的排列又并非完全依据年齿，如果不审察位次的依据，最终又根据什么呢？如果说是依据《家语》七十二弟子的次序，那么《家语》首列子羽，其次是子羔、子贱、樊迟、有子、子华、原思；如果说是遵循《阙里志》，那么此志首列子羽，其次是子贱、南宫、公冶、原思、公晳；如果说是依循《史记》，那么从子羽到子开，相同的不过九人，此后又有更改设置。而且《史记》所记载的，从子石以上的三十五人，明确有年岁姓名、见于书传记载的算作一列；从冉子产以后，不见于书传记载的四十二人，又算作一列，本来就不能依据先后次序，来确定诸位贤人的位次。如果说是稍微依据德行事业来排列次序，那么要评论二千年以上的往事，典籍已经散佚湮灭，嘉言懿行，大多没有确切的证据。想来自唐代开元年间开始从祀之初，原本就没有加以留意考订，也不知依据的是什么书籍，随意载入祭祀的礼令，于是历代就这样相沿袭下来了。如今这已经记载于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中，又经过嘉靖年间的重新颁布，处于下位的人不能违背，明知有疑义，也只有恭敬遵从举行祭祀，谁敢擅自更正呢？但是以两庑排列相对照，比较其朝代先后的次序，那么其中的排列顺序错乱之处，终究还是有令人心中不安的地方。比如公羊高是周末齐国人，却排在西庑第三十一位，就超越了排在东庑第三十二位的申枨；伏胜是秦朝人，却排在西庑第三十二位，就超越了排在东庑第三十三位的颜哙；孔安国是在汉武帝时出仕的，却排在周末《谷梁》（谷梁赤）之前。董仲舒也是汉武帝时的人，却排在汉初高堂生之上。文中子王通是隋朝人，却超越了毛苌；周敦颐、欧阳修都是宋代儒者，周敦颐却超越了后苍

译，欧阳修却超越了杜子春。这样一来，西汉反而排在隋朝、宋朝之下了。张载又超越了韩愈，这样唐朝反而排在宋朝之下了。欧阳修曾为胡瑗（安定）撰写墓表，称他为先生，可是自己却越居于他之上六个位次。李侗（康侯，此处应为杨时后学，原文或有误）出生在熙宁年间，距离胡瑗去世已有十五年，而礼乐志改定位次后，胡瑗的牌位反而排在他之下七个位次。又欧阳修是周敦颐（濂溪）的前辈，可是周敦颐的位次在祀典中却只比欧阳修先二位；礼乐志中甚至先了欧阳修十一位。司马光也是二程的前辈，可是在祀典中却反而比二程后四位。又程颐超越了兄长程颢，是因为弟弟排在了兄长前面；朱熹超越了司马光，是因为南宋排在了北宋前面。薛瑄（敬轩）出生在洪武年间，却超越了宋宁宗时的陆九渊；王守仁（阳明）生活在嘉靖年间，却超越了元朝的许衡（平仲）。近年晋升祭祀罗从彦（仲素）、李侗（愿中）时，部里的议论对位次也没有深入考订，随意说排列在杨时之下，导致朱熹、吕祖谦、蔡沈都以后学的身份超越居于他们之上，而朱熹却是亲自受业于李侗的人啊。其他稍微颠倒错乱之处，就不一一详述了。假使各位先生在庙中的神灵，有幸能够上下往来省察；那么他们生前信服践行圣贤的教诲，死后却在祭祀中被后辈僭越超越，他们能够对此安然处之吗？大概议论祀典的人，起初就很少有加以考订研究的，后来都习惯于因循旧例。凡是有移祀、改祀、革祀、增祀的情况，都只是以原来排列的东西两庑为准：东庑就在东庑内递进，西庑就在西庑内递进，从不考虑世代、议论年齿，东西两庑各自依次递相升补。所以东庑第二十八位的颜何被移祀，就以次序中的狄黑来递补这个位置，不再从西庑第二十八位调用叔仲会来补足这个位置；西庑第六位的公伯寮被废黜，就以次序中的樊迟来递补这个位置，不再从东庑第七位调用司马牛来补足这个位置。东庑中被移祀、改祀、革祀的，仅有曾晳、颜何、荀况、刘向、郑众、卢植、服虔、王肃、杜预九人；而西庑中则有颜路、蘧伯玉、林放、秦冉、申党、公伯寮、戴圣、贾逵、马融、郑众、何休、王弼、范甯、吴澄共十四人。多寡之数既然悬殊，东西两庑的排列既已固定，就依次相承，即便古今世代的颠倒错乱也不再计较。大概是拘泥于殷周宗庙的制度，昭位永远是昭位，穆位永远是穆位，不因南北迁移而更改，认为礼制繁复就会导致混乱，遵循古制才简便。却不知道诸位儒者的从祀大多相隔世代遥远，本来就没有祖孙父子那样的亲缘关系。哪里用得着拘泥于昭穆之制呢？即便以昭穆来论，程颢、程颐是亲兄弟，又为什么不能同昭同穆，反而要东西相望而分立？又反而使长幼次序颠倒，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古礼。古礼中，先圣孔子面向东方，先师颜回一人配享，面向南方，三献官都面向西方。开元年间唐玄宗祭祀孔子，才改为孔子的牌位面向南方，而以颜子面向西方，献官在东庑前排列行礼。到宋代逐渐增加孟子以及曾子、子思成为四配，然而四配也都是坐东面西的。朱熹在沧洲精舍的释奠仪式也是如此。大概西方是先圣原来的位置，避讳不敢占据，如今四配东西相对排列，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礼制应当因时制宜为大，那么两庑也应当以相对排列作为次序，尊卑从此确定。东西两庑各自递相迁升递补，又还有什么疑问呢？如今既不能比较爵位品秩，以免伤害了崇尚德行的雅正之意，又不敢轻率评判德行的高下，以放纵月旦评这样的臧否议论。唯独按世代、按年齿来论定，在道理上最为允当。秦汉隋唐这几个朝代的世系还可以考证，宋元以来的谱系传记更加详细，不揣冒昧稍加校正，以留待将来考订。道理上存乎年齿学识，或许也可以施行。只是七十二弟子的年岁，旧有的典籍记载大多有遗漏缺失，即便是记载在《家语》《史记》中

译的，彼此之间也有互相矛盾之处。比如子游、子羽、子羔、樊迟各相差十年，有子相差二十年，叔鱼相差七年，大体上难以确切依据。从施之常（施子）以上应当姑且仍照旧制，只是改祀、废黜祭祀的部分，东西两庑之间可以通融移补。其中东庑第三十一位的秦非，应当移到西庑第二十九位，而以申枨（申颜）递补其位，使其排列在秦汉诸位儒者之前，其余的排列次序如下。

两庑对列考定位图

东庑第一位澹台子【灭明】　西庑第一位宓子【不齐】

东庑第二位原子【宪】　西庑第二位公冶子【长】

东庑第三位南宫子【适，此下改祀一位曾晳】　西庑第三位公晳子【哀，此下改祀一位颜无繇】

东庑第四位商子【瞿】　西庑第四位高子【柴，此下废黜一位公伯寮】

东庑第五位漆雕子【开】　西庑第五位司马子【耕】

东庑第六位樊子【须】　西庑第六位有子【若】

东庑第七位公西子【赤】　西庑第七位巫马子【施】

东庑第八位梁子【鳣】　西庑第八位颜子【卒】

东庑第九位冉子【孺】　西庑第九位曹子【恤】

东庑第十位伯子【虔】　西庑第十位公孙子【宠】

东庑第十一位冉子【季】　西庑第十一位秦子【商】

东庑第十二位漆雕子【哆】　西庑第十二位颜子【高】

东庑第十三位漆雕子【徒父】　西庑第十三位穰驷子【赤】

东庑第十四位商子【泽】　西庑第十四位石作子【蜀】

东庑第十五位任子【不齐】　西庑第十五位公夏子【首】

东庑第十六位公良子【孺】　西庑第十六位后子【处】

东庑第十七位奚容子【蒧】　西庑第十七位公肩子【定】

东庑第十八位颜子【柤】　西庑第十八位鄡子【单】

东庑第十九位勾井子【彊】　西庑第十九位罕父子【黑，此下废黜一位申党】

东庑第二十位秦子【祖】　西庑第二十位公祖子【句兹】

东庑第二十一位荣子【旂】　西庑第二十一位县子【成】

东庑第二十二位左人子【郢】　西庑第二十二位燕子【伋】

东庑第二十三位薛子【邦】　西庑第二十三位颜子【之仆】

东庑第二十四位原子【亢】　西庑第二十四位乐子【欬，此下废黜一位颜何】

东庑第二十五位廉子【絜】　西庑第二十五位叔仲子【会】

东庑第二十六位狄子【黑】　西庑第二十六位邦子【选】

东庑第二十七位子蔑子【忠】　西庑第二十七位公西子【舆，此下改祀二位蘧瑗、林放】

东庑第二十八位公西子【蒧】　西庑第二十八位施子【之常】

东庑第二十九位秦子【非】　西庑第二十九位陈子【亢】

东庑第三十位申子【枨】　西庑第三十位琴子【张】

东庑第三十一位颜子【哙，此下改祀一位孔鲤，废黜一位荀况】　西庑第三十一位步叔子【乘，以上是先贤，但仍照旧制东西两庑各自依次递进，不敢再更改】

东庑第三十二位左丘子【明，此下位次重新更定，所以有改动废黜，不再一一注明】　西庑第三十二位公羊子【高】

东庑第三十三位谷梁子【赤，以上是周末人物】　西庑第三十三位伏子【胜】

东庑第三十四位高堂子【生，以上是秦汉之间的人物】　西庑第三十四位董子【仲舒，汉景帝时博士】

东庑第三十五位子国子【安国】　西庑第三十五位毛子【苌，以上是汉武帝时人物】

东庑第三十六位后子【苍，汉宣帝时人】　西庑第三十六位杜子【子春，汉哀帝、平帝至明帝时人】

东庑第三十七位王子【通，隋人】　西庑第三十七位韩子【愈，唐人】

东庑第三十八位胡子【瑗，生于宋太宗淳化癸巳年】　西庑第三十八位欧阳子【修，生于宋真宗景德丁未年】

东庑第三十九位邵子【雍，生于大中祥符辛亥年】　西庑第三十九位周子【惇颐，生于天禧丁巳年】

东庑第四十位司马子【光，生于天禧己未年】　西庑第四十位张子【载，生于天禧庚申年】

东庑第四十一位程子【颢，生于仁宗明道壬申年】　西庑第四十一位程子【颐，生于明道癸酉年】

东庑第四十二位杨子【时，生于皇祐癸巳年】　西庑第四十二位胡子【安国，生于宋神宗熙宁甲寅年】

东庑第四十三位罗子【从彦，生于元丰年间】　西庑第四十三位李子【侗，生于哲宗元祐癸巳年】

东庑第四十四位朱子【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庚戌年】　西庑第四十四位张子【栻，生于绍兴乙卯年】

东庑第四十五位吕子【祖谦，生于绍兴丁巳年】　西庑第四十五位陆子【九渊，生于绍兴己未年】

东庑第四十六位蔡子【沈，生于孝宗乾道丁亥年】　西庑第四十六位真子【德秀】

东庑第四十七位许子【衡，生于宋宁宗嘉定年间】　西庑第四十七位薛子【瑄，生于本朝洪武己巳年】

东庑第四十八位陈子【献章，生于宣德戊申年】　西庑第四十八位胡子【居仁，生于宣德甲寅年】

东庑第四十九位王子【守仁，生于成化壬辰年】

从祀先贤辨析

孔子的弟子子贡，被人拟比为纵横辩士，蒙受了扰乱齐国、称霸越国的讥讽；宰予被人与阚止混淆，蒙受了参与作乱而被诛杀的诽谤。像他们那样心存宗族国家的道义、忠心护卫其君主的人，竟然遭受如此深重的诬陷。或许是子贡不听从孔子的教诲，宰予被孔子责备又能怎样呢？圣人本来就预先料到他们日后的情况而加以教导训诫，难道就像被拟比

译为刚强好斗的子路那样吗？然而他们的才干与辩才是被时势所驱使，义愤所激发过甚，本来就应当与那些邪僻不正之人有所区别。「观过而知仁」这句话，前人已经不能深入辨析清楚，我也曾经辨析过这个问题。至于姓名传承有误的，比如把薛邦误作郑国，把邦选误作邽巽。考证《孔子家语》，薛邦字子徒，邦选字子敛，记载得很清楚。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也为此辨析说：「汉朝人因避讳而把邦字改为国字。」又说：「文翁的图像上作『国选』，也是因为避讳的缘故。」按照字形来推究，讹误把薛字变为郑字，是因为把左边的『阝』旁误作右边『邑』旁的缘故。如今两庑还没有改正，仍然称为郑邽，虽然已经有人知道这个错误，但也不值得再辨析了。唯独公孙子石，《家语》称他为公孙宠，卫国人；《史记》则称他为公孙龙，都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事迹。但是都记载他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附带提及赵国有个公孙龙，是主张「坚白同异」之辩的人，接着说：「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那么主张「坚白同异」的公孙龙，也不敢确信就是受业于孔子门下的那个公孙龙。至于《史记索隐》就直接把他认作孔子的弟子了。而又说：「这里说他是赵人，《仲尼弟子列传》则说他是卫人，郑玄说他是楚人，各家都不能弄清真相，似乎还是有存疑的意思。」但是宋代的人不再存疑，而是大加排斥诋毁。近世的儒者尊崇宋儒的说法，于是认为应当废黜他的从祀。以道理来论，「坚白同异」之说荒诞不经、不合伦常，是盗取虚名、迷惑世人的邪说，确实是我们儒家之道的祸害。但是公孙子石亲自师事孔子，通晓六艺，不应当放诞到这种地步。孔子循循善诱地教导弟子，难道对他就没有加以裁正教导，而弃置不教到如此地步吗？即便流弊有所不同，就如同吴起当初师事……

译曾子、荀卿是否师承子夏，确实无法知晓。然而这也是因为圣人年代久远、言论湮没，是在辗转传授两三代之后才败坏走样的，从未有过亲身受业于孔子，而末路上却诡诞邪僻、背离正道，说出像"白马非马"这类言论的人。又，孔子的后代子孙孔穿与公孙龙辩论"臧三耳"，公孙龙未能被驳倒。既然与孔穿同时代，那么他距孔子的年代必然很远，怎么可能赶得上（孔子的）门墙受业，而与子游、子夏这些人并称弟子呢？考察他们的年代，公孙龙比孔子小五十三岁。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那么公孙龙就生于周敬王二十二年癸卯，距离周赧王即位已一百八十四年。而公孙龙是赵国公子平原君的门客，平原君在赧王五十七年联合楚、魏两国军队以保全邯郸，公孙龙就在此时阻止了虞卿请求封赏（平原君）的建议。如果说他就是孔子弟子子石，那么他的寿命将近二百四十多岁，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孔子家语》弟子名录出自孔子家传古文本，其所记载的应当是可信的。（其中记载）公孙宠是卫国人，这确实不错。公孙宠与公孙龙，名字既然不同，籍贯卫国、楚国又不同，所处春秋、战国的时代又不同，显然是先后两个不同的人，却因司马迁《史记》一字之误，《史记索隐》便将二人混为一人，贻误后学，此事之可笑，莫过于此。即便说子石年少时侍奉孔子，晚年才与孔穿交游，然而孔子死于周敬王四十年壬戌，距那时也已二百多年，就连子思与孔子问答之事，儒者尚且怀疑不敢相信，何况孔穿又是孔子七代之孙呢？或者说那位子石延年益寿，有超出常理之外的本领，但又怎么可能到了老态龙钟、垂垂暮年之时，还拖着衣裾出入侯门，与后生小辈争辩口舌呢？如果说子石实际上就是公孙龙，而不是公孙宠，是《家语》记载有误，然而古今同名之人本自不少，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正如把篡夺夏朝的后羿诡称为陶唐时代的羿，把杀人的曾参诧称为惊动曾母的那个曾参，怀疑叩马谏阻的伯夷又在虞舜朝廷主持典礼，称受尧之命的羲和又在黄帝时经营迎防之事，"流言止于智者"，说的就是这种情形。还好岁月未能磨灭一切，史册仍有依据可查，就像《法言》的作者扬雄，终究不是写《剧秦美新》的那个扬雄。士人一旦轻率考究、随意诋毁讥讽，又容易随声附和，于是就使我们孔门弟子与衍、奭、尸恔、慎到、淳于髡这类人同归一类而蒙受诟病，长达一千六百多年，难道不令人悲叹吗？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公孙龙子》十四篇，颜师古说这就是善辩"坚白"之说的那位公孙龙所作，大概也不敢认定他是孔子的弟子。这一诬妄之说，大概是从小司马（司马贞）开始的。

译启圣祠原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封禅泰山，驾临曲阜，拜谒文宣王庙，驾临叔梁纥堂，命官员分别奠祭，追封齐国公颜氏，鲁国太夫人幵官氏（伯鱼之母），郓国夫人。

【封文宣王父母诏书说：朕因登临泰山，亲自巡视鲁地，永远怀念宣圣的德行，亲身来到阙里的庭院，奠祭献礼，恭敬崇仰到极点。想到孔子降生所自出的父母，也应当施予恩泽，追溯其本源。塑像都已完备，但名号称谓尚有缺失，应当加以追赠封命，以彰显典章制度。叔梁纥应追封为齐国公，颜氏应追封为鲁国太夫人。派遣都官员外郎王励恭敬地前往祭告。封郓国夫人诏书说：朕当时巡视鲁地，亲自到孔庙，顾念风俗教化所尊崇的对象，举行典礼已经十分隆重。念及这位贤淑的女子，与圣人相配合。可是记载典籍的文字中，还缺少对她封赠尊崇的规定。趁着这次隆重的祭典，特别表示追加尊崇，垂示后来者，以彰明遗留的典范。幵官氏应追封为郓国夫人，仍命兖州派官员到曲阜庙祭告】

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追封孟子的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

文宗至顺二年九月，加封叔梁纥为启圣王，颜氏为启圣王太夫人，幵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

【诏书说：阙里有家族，血脉出自神明的后代，尼山曾祈祷求嗣，上天开启圣人的诞生，纵观人文历史，广求以往的哲人。孔氏的兴起，集聚了各位圣人的大成，追溯道统则尧传舜，一直传到周文王。论其世家则从契到汤，再往下到正考父，其显明的德行已经很久远了，所以生而知之的人才由此产生。有开创必定先有酝酿，才能使后代昌盛，就像太极生出天地，就像大海有其本源。子孙后代已经承袭了上公的封号，父母也应比照素王之爵加以追封。啊，君子之道，考察起来不谬误，建立起来不违背，用以敦厚典章、序列人伦。宗庙之礼，敬爱自己所亲近的人，敬重自己所尊崇的人，用以报答功德、崇尚德行，更加笃厚这份庆典，以助益于此文教。齐国公叔梁纥加封为启圣王，鲁国太夫人颜氏加封为启圣王太夫人，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诏书又说：我朝敦厚典礼以彰显文治，从家庭之内推及教化的完成。念及素王之庙，还缺少对其配偶的封号，如今加以举行，这是盛事啊。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妻幵官氏嫁入圣人之家，为世家留下福泽，祭祀的礼器出于内室，自然承袭了殷商礼制的流风，琴瑟在御，保存了鲁国堂上的宴乐。她美善的言辞已渺茫难寻于遗闻之中，但仪容风范俨然与圣德相合。为她塑造袆衣的像，配称她受封鼎彝的名号。使伦常秩序井然有序，我想要推广《关雎》《鹊巢》的教化，使文治光明昌盛，上天将会兴起河图凤鸟这样的祥瑞，可特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

顺帝元统三年五月，追赠颜子的父亲无繇为杞国文裕公，母亲齐姜氏为齐国端献夫人，妻子宋戴氏为兖国贞素夫人。改塑杞国公的像，戴九旒冕，服九章之服。杞国公、兖国夫人二位各自建殿，在曲阜祭祀。

本朝世宗肃皇帝嘉靖九年，命令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学校一律建启圣祠，祭祀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让先贤颜无繇、曾晳、孔鲤及孟子的父亲激公宜配享于堂上。宋儒程珦、朱松、蔡元定都从祀于两庑。

【在此之前，弘治元年，吏部尚书王恕请求设立祠庙，祭祀启圣王，让杞国公颜无繇、莱芜侯曾晳、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配享。永平伯程珦、献靖公朱松从祀。这大致是因为侍讲学士程敏政的提议，但礼官坚持认为不可，于是就此作罢。十四年，侍郎鲁铎又像之前那样重新提议，也没有得到采纳。到了这时，采纳辅臣张璁的请求，诏令天下学校都建启圣祠，其配享从祀都依照之前的疏议。又采用桂萼的建议，一并让蔡元定从祀。桂萼的建议见前面的

译厘正疏】

当今万历二十二年，增加周辅成从祀于启圣祠。

【这是采纳湖广巡抚、巡按郭惟贤等人的建议。我（李之藻）按：孔庙从祀的贤儒，大致有三个等级：亲自受教于圣人门下、身通六艺，这是第一种；道德昭著，为人伦师表，这是第二种；综述前代经典、阐发圣人教化，这是第三种。至于如今现在祭典中的诸位儒者，固然不用多说。已被罢祀的如郑玄、郑众、卢植、服虔、范宁，都是经师；吴澄，是人师。而嘉靖年间厘正祀典时，唯独把吴澄罢祀而改在他的家乡祭祀。周辅成，其品行与经学，比起诸子不知如何，却从祀于启圣祠，而且遍及天下学校。议礼的人似乎对孔庙正殿的配享很严格，却对启圣祠的推恩稍显宽松。末学不敢妄加评议，只是说人师、经师，像郑玄、吴澄这样的人，被祀又被罢。又如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游酢、吕大临、胡安国、杨时，本朝的吴与弼、曹端、罗钦顺、湛若水诸位君子，确实是一代儒林的英才，都能阐发辅翼前代经典、继承阐明圣人道统，然而却不能与程、朱、周三位（贤者）的父亲一同享受这样的祭祀。后世的学者，或许也会有进入庙中而生感慨、对这种轻重取舍未能审慎而产生疑问的吧】

　　位次

　　正祀

　　啓圣公孔氏

【叔梁纥，是鄹邑大夫，黄帝的后代，传到帝喾生下契，被封在商地，赐姓子氏。帝乙的长子微子启接受周朝的封号成为宋公，传了四代到湣公，湣公生下弗父何，弗父何把国君之位让给弟弟，于是世代担任宋国的卿。他的曾孙正考父，是三次受命而越发恭敬的人。正考父生孔父嘉，才开始以孔为姓氏。孔父嘉生木金父，为躲避华督之难，逃奔到鲁国。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孔防叔，担任防邑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了九个女儿而没有儿子，他的妾生了长子叫孟皮，有足疾，不能承担祭祀之责。于是向颜氏求婚，颜氏到尼山祷告求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生下孔子，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齐国公。元大德十一年，加封为启圣王。本朝沿袭此制，嘉靖九年改为如今的称号。《圣门志》赞语说：水精降生福祚，勇力过人驰骋。神灵监临尼山，祥瑞吐出玉书。丹山威武之凤，沧海皎洁明珠。启迪圣人百代，与天地共存长久】

　　配享

　　先贤颜氏【东一位】

【《史记》记载颜无繇，字路；《家语》写作颜繇，字季路，担任鲁国卿士。孔子最初在阙里教学，颜无繇便向他求学。娶齐国姜氏，生子颜回。是孔门中的高足弟子。唐开元年间追赠杞伯，从祀于孔庙。宋大中祥符年间加封曲阜侯。元元统年间加封杞国公，谥文裕。嘉靖九年改为现今称号，祭祀于启圣祠。宋高宗御制赞语：「谁说没有儿子，你的后嗣特别出众。行为成为世间的典范，学问成为众人的师表。请求用车虽然是圣人的家事，但也可见其无私，千年之后仍足以显示其慈爱。」丁谓赞语：「素王将要成圣，实际是我的老师。颜子几乎近于圣道，跟随庭训学诗。请求用车没有惭愧，居于陋巷心安理得。追赠荣耀封为侯爵，逢此上等的礼仪」】

　　先贤曾氏【西一位】

【《家语》记载曾晳，是曾参的父亲，字子晳，《史记》写作曾蒧，字晳。唐代追赠宿伯，从祀于孔庙。宋大中祥符年间加封莱芜侯，嘉靖年间改为如今的祭祀。宋高宗御制赞语：正是遵循教子的正道，儿子确实孝顺，怡然自得于圣人的境域，共同秉承此道。暮春时节在舞雩台，咏歌以至于教化老师，因此与他相和悦。理应表彰。丁谓赞语：在鲁国的堂上侍坐，各自说出自己的志向，放下瑟而回答，超过冉有、公西华。在舞雩台沐浴，咏歌道义，遇到我朝的庆典大成，赐予封地进升爵位】

　　先贤孔氏【东二位】

【孔鲤，字伯鱼。孔子十七岁

译时，娶宋国幵官氏。二十岁时，在鲁国担任委吏，生下伯鱼。恰逢鲁昭公，把鲤鱼赐给孔子，于是取名为鲤。这是荣耀国君的恩赐。在孔子之前去世。宋崇宁年间，追赠泗水侯。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嘉靖年间，改为现今的祭祀。《圣门志》赞语：商王开创基业，微子启开创先河。周公召公予以教训，诗礼并行不悖。父亲成为至圣，儿子传述上等贤德。天伦福庆繁殖，世代绵延万年】

　　先贤孟孙氏【西二位】

【激公宜，是鲁国公族的后代。娶仉氏，生下孟轲，孟轲三岁时便失去父亲。母亲有三迁其居的教导，如今邹县孟庙有断机堂祠祭祀。元延祐年间，封亚圣的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嘉靖年间让孟孙氏从祀于启圣祠。《高士传》孟母赞语：母亲是何等圣善，能够如此教导子女。墓地、市场、学宫，不是可以屡次迁居就能做到的。若妇女能像她这样美善，可显示教化没有不能成就的。这样的贤名儒者，无从超越啊】

　　两庑从祀

　　先儒程氏【东一位】

【程珦，字伯温，洛阳人，程颢、程颐的父亲。克己奉行道义，内在的品行淳厚谨饬，崇尚正道、辟除邪说。担任南安军副职时，在狱吏中认识了周敦颐，并与他结交为友，让两个儿子跟随他求学。熙宁年间，因诋毁新法而被罢官，最终官至大中大夫，追赠永年伯。嘉靖九年入祀。明代张朝瑞赞语：约束自身谨慎德行，克己而崇尚道义，历任官职一介清廉，成就两个儿子如骏马奔驰，清廉的节操昭示世人，对新法抗议直言，甲科科第与熙宁年间的恬淡参照可见其中的四种品德】

　　先儒朱氏【西一位】

【朱松，字乔年，婺源人，朱熹的父亲。曾拜罗从彦为师，绍兴年间官至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因诋毁和议而被外放，不久去世。学者称他为韦斋先生。元至正年间追谥献靖，不久又追封齐国公。嘉靖九年入祀。《圣门志》赞语：早年怀抱才思，寻求沉浸于道的精华，追寻宗承洛学，直言抗辩不阿附权贵。传授儿子三位友人，成为一代大儒。彰显出美好的父道典范，蔚然而华彩绽放】

　　先儒蔡氏【东二位】

【蔡元定，字季通，建阳人。蔡沈的父亲。被举荐征召而不肯出仕。师事朱熹，因党禁之祸死于道州。所著有《律吕新书》《燕乐原辨》《皇极大衍》《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大衍详说》。嘉定年间，追赠迪功郎，谥文节。学者称他为西山先生。嘉靖九年，入祀《圣门志》。赞语：曾经学习吃荠菜以砥砺志节，行事不愧对自己的身影。阐说义理精妙晶莹，深入通达道的要领。腹中藏书如同百家，情怀如同万顷良田。三代人都传承家学，如同丹青般彪炳照人】

　　先儒周氏【西二位】

【周辅成，道州营道人，周敦颐的父亲。担任桂岭县令，万历二十二年，因楚地巡抚、巡按上奏，列入从祀。张朝瑞赞语：周氏家族繁衍昌盛，营道一支最为兴盛。族中兄弟相继连翩，谏议大夫尤为超群。六次科举而成名，在花封（县令）任上施展政事。厚重地生育出这位大儒，享受着启圣祠的祭祀】

　　祀典存疑

我（李之藻）按：宋代以来，颜回、曾参、子思配享于堂上，颜路、曾晳、伯鱼从祀于两庑。自从洪迈、姚燧认为这是尊崇儿子而贬抑父亲，于是熊禾便说应当另设一室祭祀叔梁纥，把三位贤人的父亲迁去配享。我朝程敏政也主张这种说法，嘉靖年间的厘正，已经通行实施，不必再有异议。然而仍有值得怀疑之处：孔庙从祀，四配已是崇高地位，十哲次之，两庑地位渐降到启圣祠，再推及到孔子等人的父亲，似乎又更降一等了。曾晳的学问见解宏大，想要修明礼教，孔子对此表示赞许。颜路是鲁国的卿族，比孔子小六岁，却能屈节向孔子求学；颜渊死后，颜路甚至没有外椁可以安葬，因而请求孔子的车

译子来置办。这里所体现的如羔羊皮衣、素丝般的节操，以及师友一体的情谊，是可以想见的。既然如此，这两位贤者在孔门之中，本来就都是所谓的高足弟子。因为是儿子的缘故，就让父亲侑食于别的祠堂，竟不能与公西华、澹台灭明、句井疆等诸位公一起，享受金声玉振之乐，似乎和近世因子孙显贵而追封父祖、竟至排列在同等品位上的情形相类似，其他的暂且不论。曾子的孝行，怎能忍心疏远自己的父亲？以自己的贤德而降低父亲的祭祀等级，自己却侑享于四配之列作为荣耀，恐怕未必是这样的。就说颜氏一姓在两庑从祀的就有六人，怎知其中不会还有父兄在内，却偏偏只迁走颜路？这也是颜子内心所不能安然的地方。唐代以前，只有颜子一人配享，本来是因为他好学不倦，达到几近圣人的造诣独冠群贤，所以如此。其余的人有画像却没有专门的祭祀，等到贞观年间才把子夏列入经师之中，开元年间渐渐提升到十哲之列，元丰、咸淳年间渐渐增加到四配，而两庑贤儒的祭祀于是遍及天下。于是儿子祭祀在堂上、父亲祭祀在庑下的议论便兴起了。可是又有谁知道，儿子祭祀在庙庭之中、父亲配享在别的祠堂，这礼制的隆重与降杀，难道仅仅是堂上与庑下的差别而已吗？王充曾说：曾子、子思仍然应当降低到父亲之下，这话是对的。然而颜子却无法这样处置，颜子配享自曹魏正始年间到如今，本来不可以降低；而曾子、子思、孟子又都是圣道的嫡传，四百年来与颜子一同配享，天下没有人认为不对。假使让颜子配享而降低曾子、子思、孟子的地位，万世学者的心中必定不会认为满意。只是这"配"字的含义，是有可以论证的地方的：所谓配，是神主所依附的对象。《郊特牲》说："大祭上天而以太阳为主。"方氏认为天尊贵而无为，所以以太阳为主，就像天子设宴饮酒则以大夫为主，天子嫁女则以诸侯为主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主"。《祭义》说："大祭上天而以太阳为主，配以月亮。"陈澔认为，有那样的祭祀就必定有那样的配享，就像祭祀社神必定配以句龙氏，祭祀稷神必定配以后稷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配"。祭祀必定有主，所谓从外面来的神灵，没有主就不能安止。主没有两个配偶，这是说郊庙的尊贵，明确表示不敢亵渎。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帝喾，殷人禘祭帝喾而郊祭冥，周人圜丘的禘祭以帝喾配享，感生帝的祭祀以后稷配享。《曲礼疏》说：后稷是天地的祭主，文王是五帝的宗主，那么祭祀都只有一个配享而已。所以西汉只以汉高祖配天，东汉只以光武帝配天，唐初三位祖先轮流配享，到干封年间才一并配享，而韦绦对此提出非议。宋初二祖二宗轮流配享，到皇祐年间才以太祖太宗一并配享，而杨畋对此提出非议。开元、嘉祐年间最终确定了一位配享的制度。本朝各种大祭祀，恪守古代典章，也只有一位配享，唯独孔庙沿用宋代四配的制度，独自有所不同。到底是说我们孔夫子享受祭祀，需要借助各位贤者作为神主吗？还是说必定不是这样？还是说礼制尊崇圣师，义理如同天道，由卑及尊，取法于配享，就像祭天必定以祖先配享一样呢？如果是后者，那么一位已经足够，礼制不以多为贵。贞观年间的二十二位贤者，开元年间的十哲，以及后来把曾子提升到十哲之列，当时都只是称为从祀，不称为配享，大概还是遵行古代的做法，不能说是不完备的礼制。我私下想，配享的对象有四位，大体是以道统而论，除颜子之外，曾子、子思、孟子依次演绎传承道统，因此以孔子为祖，以四配为宗，礼制如同宗庙，而制度又不同于郊丘之礼，那么堂上的配享，本来就是后学尊崇道统的情怀，与先前贤者展示亲情的典礼无关，其中的敬意各有专属。

译七十子都仰望其风范，颜路、曾晳、伯鱼即使被抑制在两庑，也没有什么妨碍。如果一定要拘泥于父子的名分，岂止是颜路对于颜回，曾晳对于曾参，伯鱼对于子思？那些七十子，大体上就子思来看，都是父辈；就孟子来看，都是前辈。而他们却俨然凌驾于其上，虽然辈分上是父子关系，但礼制中存在同辈相待的规矩，那么师友渊源的推演，若推展到极致，也必然会有阻碍。而如今不必尽论此理，本来就知道重点在于道统，那么两庑的祭祀都可以相安无事，不必崇尚儿子而故意疏远父亲。况且颜路、曾晳、伯鱼相较于激公宜，又有所不同了。看孟母三迁的教导，至今仍传为美谈，而激公宜治家的典范，也自有可思之处。将他们提升到祭祀之列并非过滥，然而可以配享启圣，未必可以与三位（曾子、子思、孟子）并列。这三位，品德高尚而志向宏大，是登堂入室的英才，学问传承家学，祭祀有同堂异室的典制，从贤德、从辈分来说，都以做儿子为重。若论贤德，即使将他们提升到四配之上，让父子祖孙同堂享受祭祀，以彰显千古独一无二的盛典，似乎也不为过。或许这样更能安慰圣贤的英灵吧？只是配享的意义不在于多，而过度的祭祀反而容易被认为是亵渎。所以从前宋濂的建议，认为天下学校应当祭祀颜、曾、思、孟，其余的各自祭祀本地的先贤。虽然七十二弟子的祭祀应当在被罢黜之列，却只在国学中设立。他援引唐开元礼，国学通祀七十位贤者，各州只配享先师颜子作为佐证，这也是一种说法。只是既然已经举行，最终也没有人敢废除。如今的配享既然不同于古代典制，颇类似于宗族祠堂的祭祀，而祭祀只限于春秋上丁日，也不同于古代学官四时释奠的礼制。我私下认为应当仿照宋濂的意思，稍加增益修饰。春秋只配享颜、曾、思、孟，每年占卜择定一日，把七十子请进堂中一同祭祀，如同古代祫祭的礼制。而把颜路的位次安排在颜渊、曾参之上，让伯鱼恢复到原来的位置，暂且让子思、孟子居于七十子之次，其余的儒者仍旧从祀于两庑。祭祀结束后，再另设一室，用以收藏他们的神主。这样情理或许可以两全，只是不知道是否可以实行呢？如果有人质疑复圣、宗圣、述圣、亚圣这样的尊号，不适宜再让先贤位于其上，那么这些封号本来就是出自前朝，圣贤又岂会因此而计较轻重呢？我常常想到两庑的众多贤儒，除了《论语》《家语》的记载之外，他们美好的德行大多已经湮灭无闻。主祭的儒者们捧着祭器，大体上是在依稀仿佛中回忆姓名，所说的几案供桌，如同亲见其人，进门时感慨叹息，如同听到他们的叹息一般，这些都不能勉强顾及全面。不如唐代那样只祭祀经师，诵读他们的著作，修明他们的祀典，或许还能表达如见其人的敬意。本朝崇尚儒学、议定礼制，屡有增减损益。想要安顿好三位（曾子、子思、孟子）的祭祀，所以增设了启圣祠，实际上是借助启圣的尊崇，来表明三位虽然配享在别的祠堂，但礼制上并不比两庑更为贬抑。这也是祭祀之礼溯源于先河，明确教化天下以孝道。所以与其增加配享的位次而使道统不专一，不如推尊叔梁纥，而使圣人的孝道更加广大。庙堂的谋划幽深精微，或许正是要恰当地把握其中的分寸。孔子是万世的老师，所以天下学校可以普遍祭祀他。汉代各帝设立庙宇，若在各诸侯国也一并设立，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是亵渎。启圣祠有祭祀、有配享、有两庑从祀，这难道是为了尊崇我们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道统吗？可是孔、孟、程、朱的道统，正是伏羲、轩辕、尧、舜、汤、文王的道统。伏羲、轩辕、尧、舜、汤、文王，这几位圣人，实际上开创了道统的源头。然而自帝王庙一并祭祀之外，礼制并不推及到他们的父母。即便是皇师、帝师、王师，祭祀在文华殿，也不属于太常寺所掌管的范围

译。而唯独让素王的门徒承受这样破格的尊崇旷典，大概是当年议礼的诸位大臣，一概推恩，自己也不曾察觉。恩泽施予得太广泛了，恭敬地诵读圣人的谕旨，僭用王号的就削去，僭用八佾之舞、十二笾豆的就减省。虽然礼意务求极尽褒扬尊崇，但制度节度要谨慎，其中的分寸难道不值得惋惜吗？诸位大臣秉承皇上的美意，他们的考察大概还有不够周全的地方。凡是天下之所以普遍祭祀孔子门徒的原因，是因为看重他们所传承的道统。看重道统，就必须使细微之处也不违背，然而道近的瞿布衣也不安于在三贤、启圣的配享之列。又有人说，林放、公孙尼、琴张、牧皮、孟懿子、孟武伯都是弟子，应当祭祀在颜回、冉有之列，颜何为何不应当被黜退？王世贞认为八佾、十二笾豆不应当减省，大成殿的名号不应当更改，与宋濂关于位次、面向庭燎、献醋等各种议论，都确实有所依据，姑且保存这些疑问，等待精通礼制的人来审定。

　　頖宫礼乐疏卷二

<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頖宫礼乐疏>

　　钦定四库全书

　　頖宫礼乐疏卷三

　　明　李之藻　撰

　　祀典名义疏

学校的设立，除了德行、艺能、制度之外，没有比先师的祀典更重要的了。父师、司成，其官名称为祭酒，大概是因为释奠祭祀先师而得名，这记载在圣祖的诰命中，是可以追溯考证的。古代成均之教，有乐德、乐语、乐舞，用来宴飨、用来祭祀，大乐正实际主持管理这些事务。而《王制》记载："天子受命于祖庙，受成于学宫，出征讨伐有罪之人，回来后在学宫释奠，用俘虏来报告战果。"那么学宫与祖庙同样受到重视，是说武事都不能忘记祭告，何况文德呢？《周礼》记载大胥"春季入学，举行释菜合舞之礼"，注释说："入学释菜是祭祀先师的礼节。"《文王世子》记载："凡是刚开始设立学校的，要向先圣先师释奠，到东序，向先老释奠。"疏解说："设立学校是重大之事，所以要祭及先圣，日常的祭奠是较轻的，只祭先师，四时释奠，不涉及先圣。"仔细推敲经传，三代的学制，先圣与先师必定有所区分，释奠、释菜之礼有隆重与简省的差别。像说"只献上苹藻，没有牲牢币帛"，那么释菜之礼较轻；像说"祭奠有牲牢，有合乐，有献酬"，那么释奠之礼较重。长乐陈氏说："学校是礼乐所从出的地方，小的祭祀有释菜而以进食为主，大的祭祀有释奠而以饮酒为主。至于演习舞蹈与音乐，大合六代之乐，那是一样的。"然而颁布音乐、合奏声乐，没有释菜的记载。大胥所说的"入学释菜合舞"，大概是将要演习舞蹈，才先行释菜之礼，并非是通过合舞来举行释菜之礼。释菜不用舞蹈，不授予乐器，礼制上有明确的证据。所以宋濂说："释菜没有音乐，释奠有音乐，没有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这就是二者的区别。正因为没有迎尸等事，所以王应麟说："释奠、释菜，是祭礼中比较简略的。"这种礼制不仅用于学校，只是学校的祀典仅限于此而已。周代以前，各诸侯国分封立国，各自设有学校，东序祭祀先老，西学祭祀先贤，所祭祀的对象都已无法考证。有人说各自祭祀自己的老师，比如唐虞时有夷、夔，周代有周公，鲁国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天下的学者都尊奉他，他是天下万世的老师，那么就应当是天下万世共同祭祀的对象，鲁国怎能私自独占呢？遭逢秦朝焚书灭学，祀典因此断绝。虽然汉高祖经过鲁地时，曾以太牢之礼开始祭祀，但晋、魏以前学庙尚未设立，太常寺的释奠之礼始于正始、元嘉年间，权且奏起豋歌。北齐才开始用六佾之舞，春秋二仲月，每年都举行祭祀，拜孔子、揖颜子，每月朔日都要举行一次。隋代备齐四仲月的祭祀，日子用上丁日，这大概

译还有古代四季都祭祀的意思吧？贞观年间定名号为先圣，开元年间乐制完备，用宫悬，而天下各州的配享从祀，都彬彬然十分兴盛。宋代初年用上丁日释奠，东序则用上戊日释奠，西序也是如此。这时登歌虽然完备，但音乐仍只用判悬。元丰以来，礼乐渐渐丰富起来，历经变化直到如今，虽有小的增减，但春秋丁祭的名称一直没有改变。用丁日是取象文明之意，不用丙日，是因为内事要用柔日。国学每逢吉月拜谒孔庙，以及各州县依附于府城的学校，春秋两次祭祀都举行释菜之礼。进士及第释褐时也举行释菜之礼，各有颁行的固定仪式。设立诚敬、致力施行，这就要靠主管的官员了。

　　释奠仪

国学祭祀先师的释奠礼，由朝廷派遣重臣行礼。南京国子监则由祭酒主持，这就是献官。国子监属官四人分别负责分献，御史监礼，礼部祠祭司监督宰牲，鸿胪寺引导班次，太常寺赞礼。祭祀所用的牲畜、祭品，都由太常寺提供。祭祀前十天移文通知各有关部门，前四天散斋、演习音乐、检查牲畜。礼部尚书、太常寺卿、祭酒、司业都前往观看。礼部、太常寺的属官也随同前往。博士撰写祝文。祭祀前一天致斋，太常寺官员骑马，教坊司准备音乐引导护送祝文、祭品进入孔庙，行一拜之礼，到彝伦堂，填写献官的职名。当晚到宰牲所，检查牲畜完毕后，返回住宿于斋房。祭祀当天，五更时各官员省视陈设情况，先到孔庙，行一拜礼，等候献官到来，然后开始祭祀。至于外地郡国，则以当地长官一人担任献官，郡县佐官及教官担任分献官，若缺少官员，就由应贡的生员代替。担任赞礼的则由诸生担任。观乐、省牲、斋宿，都在祭祀前一天进行。凡是释奠祭服与社稷坛的祭服相同，儒生陪祭的，穿深衣戴幅巾。

　　陈设目

正坛【按照祀典的旧制，先师祭祀所用笾豆各十件，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谟奏准笾豆各改为十二件，嘉靖九年厘正祀典，笾豆恢复各十件，去掉左笾中的糗饵、右豆中的糁食】

犊一头【九个部位（分割方式）】，外地祭祀不用】羊一只【五个部位】猪一只【五个部位】

豋一件，盛太羹【煮的肉汁不加盐酱】

铏二件，盛和羹【用猪腰、羊膂肉制作】

笾十件，盛形盐、干鱼、榛、栗子、榛子、菱角、芡实。

鹿脯，白饼【白面制作】黑饼【荞麦面制作】

豆十件，盛菁菹、芹菹、鹿肉酱、韭菹【将韭菜切段，去掉头尾，取中间四寸】醓醢（肉酱，用猪肉制成，以盐酒调料腌造）兔肉酱、笋菹、鱼肉酱、脾析（牛羊的百叶，切细用汤煮熟以盐酒制成）豚胉（猪肩上的肉）。

　　簠二件，盛黍、稷

　　簋二件，盛稻、粱

篚一件，盛制帛【坛的东南面向西】

共设酒尊三个，爵三个【献爵用】，馔盘一个。

祝文案【设在坛的西面】，罍洗一具，盥盆二个【设于露台下，东西相向】。

　　四配四坛

每坛用羊一只【五个部位】猪一只【五个部位】铏二件，爵三个，簠二件，簋二件，笾十件，豆十件【如今笾豆各改为八件】篚一件，馔盘一个。

十哲【东哲五位，共一坛；西哲五位，共一坛】

每坛共用猪一头【分为五个部位，每位一体】篚一件，爵三个【献爵用】馔盘一个，每位爵一个，铏一件，簠簋各一件，笾豆各四件。

　　东庑【西庑同】

共用猪【原来一头，景泰六年增至三头，共分四十份】篚一件，爵三个，酒尊一个，罍洗一具，盥盆一个，馔盘一个。

每三位为一坛，簠簋各一件，笾豆各四件，爵四个。

　　乐器目

钟十六枚，磬十六枚，柷一件，敔一件，建鼓一面。

　　搏拊二件　琴六张　　瑟二张　篴（笛）六支　笙六支

凤箫二件，横笛六支，埙二件，篪二件，翟籥（舞具）各四十八件，麾一件，引节二件，共乐生四十一人。

　　舞生五十人　　　歌生六人

<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頖宫礼乐疏,卷三>

<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頖宫礼乐疏,卷三>

　　仪注

祭祀前一天，执事者在牲房外摆设香案。赞引

译官引领献官身着常服，赞引唱"诣省牲所"。唱"省牲"（执事者将牲畜牵到香案前经过）赞引唱"省牲毕"（于是宰杀牲畜，用少许毛血盛在盘中，其余的毛血用干净的器皿盛装保存，祭祀完毕后埋掉。这一天还要观乐并演习礼仪）。

正式祭祀之日将要行礼，起鼓头遍（点燃庭中的燎火、香烛），鼓第二遍（乐舞生、执事者按名次依序排列在丹墀两侧），鼓第三遍（赞引官引领各献官到辕门下等候）。通赞唱"乐舞生各就位"（乐舞生各自按顺序进入殿庭奏乐之处，负责节乐的官员分别引导舞生到丹墀东西两阶各按顺序排列到舞列的位置，负责节乐者在东侧则退到东侧第四班舞生的排头，在西侧则退到西侧第四班舞生的排头，相向而立）。通赞唱"执事者各司其事"（各执事也各自按顺序进入岗位完毕）。通赞唱"陪祭官各就位"（众官员就位完毕）。通赞唱"分献官各就位"（各赞引官引领各分献官到拜位，各赞引官退到东西两侧站立完毕）。通赞唱"献官就位"（赞引官引领献官到拜位，赞引官退立于献官东西两侧相向而立完毕）。通赞唱"瘗毛血"（执事者捧着毛血，正殿的从中门出，四配、东西哲的从左右门出，两庑的随后跟从，埋在土坑中，然后打开祭器的盖子）。通赞唱"迎神"（舞生手执羽籥，麾生举起指挥旗）唱"乐奏咸和之曲"（击柷开始奏乐）。通赞唱"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献官以下都行拜礼完毕，麾生放下指挥旗，音乐停止，敲击敔）。通赞唱"奠帛，行初献礼"（捧帛的人各自捧帛，执爵的人各自执空爵，赞引官引到献官前）唱"诣盥洗所"（引导献官到盥洗所，负责盥洗的人捧着盆）赞引唱"搢笏"（献官插笏盥洗完毕，进呈毛巾）赞引唱"出笏"（献官取出笏板）赞引唱"诣酒罇所"（引导献官到酒罇所）赞引唱"司罇者举羃酌酒"（执爵者用爵接酒，同时捧帛者在献官前先行，先圣的帛与爵从中门进入，四配的帛与爵从左门进入，各自站在神案的侧边朝上而立，赞引官随即引献官也从左门进入）唱"诣

　　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麾生举起指挥旗）唱"乐奏宁和之曲"（击柷开始奏乐，赞引官引献官到神位前）唱"跪"（献官下跪）唱"搢笏"（献官插笏，捧帛者转身面向西跪着，把帛进呈给献官右侧，献官接过帛）赞引唱"奠帛"（献官献帛，把帛交给接帛的人，供奉在神位前的案上，执爵者转身面向西跪着，把爵进呈给献官右侧，献官接过爵）赞引唱"献爵"（献官献爵，把爵交给接爵的人，供奉在神位前）赞引唱"出笏"（献官取出笏板）赞引唱"俯伏、兴、平身，诣读祝位"（读祝位设在庙中香案前，赞引官引领献官到祝位，麾生放下指挥旗，音乐暂时停止，读祝者跪着取出祝文，退立在献官的左边）赞引唱"跪"（献官与读祝者都下跪）通赞随即唱"众官皆跪"（陪祭官都跪下完毕）赞引唱"读祝"（读祝者读完后仍将祝文跪着放置在祝案上，退到殿堂西侧朝上而立）赞引与通赞一同唱"俯伏、兴、平身"（麾生举起指挥旗，不唱乐生就接续演奏先前未奏完的乐曲）赞…

（原文至此中断，后文疑似未完）

译引唱：请到复圣颜子神位前。

赞引唱：跪下，把笏板插入衣带。（献官插好笏板，捧帛的人跪在献官右边，把帛进献给献官，献官接过帛。）

赞引唱：奠帛。（献官献帛，把帛交给接帛的人，安放在神位前的桌案上，捧爵的人跪在献官右边，把爵进献给献官，献官接过爵。）

赞引唱：献爵。（献官献爵，把爵交给接爵的人，安放在神位前。）

赞引唱：取出笏板。（献官取出笏板。）

赞引唱：俯身伏地，起身站直。

赞引唱：请到

译"平身"【献官以下都行拜礼完毕】，通赞唱"阖户"【庙内的两名礼生随即关闭庙门】，通赞唱"礼毕"。

木主诂

从前祭祀我们的孔夫子，有的用画像，有的用塑像。《阙里志》记载的司寇像、凭几像、乘辂像、行教小影，以及唐代吴道子所画的像，都是画像中著名的。可是孔子有没有胡须眉毛，《孔丛子》记载的说法不一，那么画像哪里能得到真容呢？

汉代光和年间、唐代开元年间，都曾绘制七十二弟子的画像；宋代绍兴年间，也有画像题赞的石刻，如今还在杭州府学尊经阁下。孔子的画像尚且未必真实，何况众弟子的画像，又怎能一一画出他们的真实容貌呢？

塑像本来源自佛教，距孔子的时代已将近五百年，不过是仿照画像、用泥土木料塑出形貌罢了。

〇宗时，把帝王的衮服冕旒给孔子穿上，仿佛木像也可以披上衣裳一样，而门下弟子也都穿上衮服冕旒，不再有等级差别。祥符年间，用九旒九章、桓圭，把原来的木质礼器改用玉制；崇宁年间用十二旒而穿九章之服；元代于是又沿用而使衣襟向左掩。

到了正统年间，绛县的学博还曾上书请求纠正左衽的服制。正因为神主只是泥塑木雕的偶像，所以才会出现戴着章甫却又用冕旒、系着左衽这种种混乱的做法，这都是庸俗妄为之人所干的，全然没有道理可言。

而且塑像的胖瘦高矮，塑匠都随自己的心意胡乱制作，即便做得形似，孔子那温良恭俭让的神态风貌也不复存在了。孔夫子的神灵，又怎会依附在这样的塑像上呢？

朱子说："祭祀宣圣本不应该设立塑像，只应设立神主牌位来祭祀。

译因为塑像只是仿佛其形貌，而神主才代表神灵；用束帛、结菆来象征神位，又太过简朴，不适合作为常规祭祀之用。只有设立木制神主，才最合乎礼的中正之道。"

所以我朝太祖高皇帝毅然改用木制神主，世宗肃皇帝又下令彻底撤去塑像，从此千百年来祭祀典礼中的谬误，一举革除而焕然一新。洪武年间沿用旧有的形制，嘉靖年间又删去过于繁复的文饰而返归质朴，合乎古代的礼法，天下学校都恭敬遵行。现将其规格记录如下。

洪武年间钦定的"大成至圣文宣王"木主，长三尺三寸五分，连上部云纹、下部底座共五尺二寸，宽七寸，连左右云纹共二尺一寸五分。嘉靖年间制定的"先师"木主，高二尺三寸七分，宽四寸，厚七分，底座高四寸、长七寸、厚三寸四分，朱红底色、金字书写。

四配【规制与正位相同，只是尺寸略小】

洪武年间制的木主，各长一尺九寸五分，连上部云纹、下部底座共三尺，宽五寸，连左右云纹共一尺一寸。嘉靖年间改制，各高一尺五寸，宽三寸二分，厚五分，底座高四寸、长六寸、厚二寸八分，红色底、墨字书写。启圣公的神主与四配相同。

十哲、两庑

洪武年间制的木主，各长一尺九寸，宽四寸，连底座共二

译尺五寸。两庑诸贤的木主，各长一尺七寸，宽三寸，连底座共二尺一寸。嘉靖年间制的，十哲及两庑木主，都高一尺四寸，宽二寸六分，厚五分，底座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红色底、墨字书写。

嘉靖年间制的，左丘明以下诸位的木主，各高一尺三寸四分，宽二寸三分，厚四分，底座高二寸六分、长四寸、厚二寸，红色底、墨字书写。

凡是从祀的贤儒，木主背面都写上姓名和位次，以防止混乱。

释奠诂

释奠也叫舍奠。贾公彦说："奠"的意思是"停"，把祭馔陈设停放好就是了。陈祥道说："奠，就是陈设并安放祭品。"郑玄说："只是陈设祭馔、斟酒安放而已，没有迎尸等后续的仪节。"

考察《仪礼》，宾客聘问归来到祢庙，进献脯醢，陈设酒杯，"陈"就是用来"奠"的。由此可知，释奠只是陈设祭品而已。

《特牲馈食礼》中，在尸到来之前就先把觯安放好，由此可知释奠没有迎尸的仪节。孔颖达疏说："释奠没有立尸，是因为其重点在于行礼，而不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

古时释奠用于山川、宗庙、社稷，也用于学校。《周礼》中，大祝在祈祷禳灾时到宗庙祭告、到社坛行"宜"祭，经过大的山川就举行祭祀，返回后就举行

译舍奠。又，甸祝在祖庙、祢庙举行舍奠，也是如此，这就是用于山川、庙社的释奠。

大司乐在瞽宗祭祀乐祖，《文王世子》说："春官在瞽宗向先师行释奠礼，秋冬也是如此。"凡是刚设立学校的，都要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行礼时必定用玉帛。天将破晓、击鼓召集众人时，就命有司举行仪式，依常规祭祀先圣先师以及在东序举行。向先老举行释奠礼，《王制》说："在学校举行释奠礼，用俘获的敌人耳朵来祭告。"这些都是用于学校的释奠。

学校中的释奠有四次常规祭祀，《文王世子》记载中提到春、秋、冬，没有提到夏。郑玄认为应当也包括春，由此可知一年共有四次祭祀。

此外还有三种非固定时节的祭奠：始立学校时、天子视察学校时、出征告捷献俘时，就是这些。所谓释奠有牲畜玉帛、有合乐、有献祭，是大祝举行释奠告祭时的仪节。凡是"告"祭必定用牲畜玉帛，这记载于《曾子问》以及始立学校时用玉帛举行释奠，这就是用牲畜玉帛的证据。

《文王世子》说释奠必定有"合"，刘敞说："这是合乐的意思。"这就是有音乐与舞蹈相合的证据。《聘礼》说："陈设酒杯，在阼阶设席，进献脯醢。"举行三献，一人举爵献酒，

译随从的人依次酬酢，然后退出，这就是有献酬礼节的证据。

如今牲畜、玉帛、音乐、舞蹈都具备了，而献酬之礼却仅仅保留了一部分，饮福礼安排在三献之后举行，这大概是从简的做法。

古时一年四季的常规祭祀，只祭先师。《周礼》中凡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被任用来教学的，都在瞽宗受祭，这称为"先师"；而像礼学有高堂生、乐学有制氏这一类人，则称为"经师"。学生的常规祭祀只祭这三类。《礼义宗》所说的"四季入学时不涉及先圣，天子视察学校时才祭先圣"，以及创立学校、告捷献俘时兼祭先圣先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说舜、禹、汤、文王是先圣，当时辅佐这四位圣人成就德业的人是先师，古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舜、禹、汤、文王都是帝王之师，天下的学校若祭祀他们就是僭越，若作常规祭祀又显得亵渎。唯独我们孔子这样的圣人，是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人人都以他为师。

因此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与之配享、从祀的人，则只称"先贤""先儒"，礼制上有隆重与稍简之别，但祭祀通行于天下，这大概是万世都不能改变的。祭祀的名称叫"释奠"，所以〇治年间曾

译把"分献"改称"分奠"，如今赞礼的人还称"分献"，似乎是有误的。

释菜诂

释菜也叫舍菜，也叫舍萌。大胥在春天入学时举行舍菜、合舞之礼。郑司农认为"菜"是指蔬食菜羹之类的菜。郑玄说"舍"就是"释"的意思，"菜"是指苹、藻一类的水草。所谓"舍萌"，是指占梦官在季冬时在四方举行舍萌之礼，就是这个。注文说"舍萌"如同"释菜"，"萌"就是刚生长出来的菜。

《士昏礼》中新妇拜见公婆时，手持竹器盛的菜。《毛诗》中"采苹"一诗说，把采来的苹藻奠放在宗室的窗下。释菜之礼大概就如同拜见礼所用的贽礼一样。新妇拜见公婆，贽礼用〇、栗子、腵脩；如果公婆已经去世而在庙中拜见，就用释菜之礼。弟子拜见老师，贽礼用束脩；如果是对先师行礼，也用释菜之礼。

至于用"舍萌"来消除恶梦，则是用来祓除不祥的。《丧大记》记载大夫、士停殡之后，国君前往吊唁，在门内举行释菜之礼，也是用来祓除不祥的。这些都不仅仅是作为贽礼来用的。由此可知释菜之礼较为轻简，不能与释奠相比。

而给《王制》作注的人，把释奠、献馘说成是释菜、奠币，于是就把释菜与释奠混同为一了。南齐的王俭

译认为，开始教学时穿皮弁行释菜礼，是表示尊敬圣道。自中原王朝以来，释菜之礼已经废弃，如今所施行的只是释奠礼罢了。难道释菜反而比释奠更隆重吗？

《文王世子》说，刚设立学校的，先举行"衅"礼，使用玉帛，然后再举行释菜礼；释菜不用舞蹈，也不授予舞具。释奠时才有舞蹈，有舞蹈就要由司兵、司戈、司盾授给舞者器具，释菜则不是这样。

虞庠中在东序设傧相，行一献之礼、没有介，礼节都最为简单；即使大胥所行的"舍菜合舞"，也是先举行舍菜、后合舞。乐正教习舞蹈，在释菜时也将要教习舞蹈，是先行释菜礼后教舞。入学时、衅器时、行皮弁礼时，泮宫的舍菜共有三种情形，但总起来说都是用芹菜、水藻来表达诚敬之心。

只要心中真诚可信，即便是涧溪、池沼中生长的野草，苹、蘩、蕰藻一类的水菜，用筐筥、锜釜这样简陋的器具，用低洼积水、路边雨水这样的水，也可以用来祭献鬼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今的制度，每月初一举行释菜礼，只在国子监施行，各地州郡则只是在每月初一、十五的清晨焚香瞻拜而已。然而焚香之礼古代是没有的。

《郊特牲》说："把萧蒿与黍稷之气相合，使阳气之

译气达于墙屋。"所以先安放祭品，然后再焚烧萧蒿，使其与祭牲的膏脂之香相合。凡祭祀都应谨慎于此。陈澔说："萧，是一种香蒿。"取这种香蒿与祭牲的脂膏，混合黍稷一起焚烧，使其香气向四周弥漫、直达墙屋，这是用香气来求告于阳。如今不先安放祭品就焚烧香木，以及只安放祭品却不焚烧萧蒿使其与膻香相合，都不合古代的礼义了。

香木大多产于岭南，在西周鼎盛之时，还没有被列入贡品之中，近代才多用它来祭祀。朝廷有时会派遣使者送香致敬，所谓"礼要顺应时代而定其大者"，大概就是这类情形吧？又或许圣人的教化声威既然已经推行到边远地区，把当地的特产附加于祭品之中，本来也未尝不可吧。

译用禋祀之礼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之礼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之礼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埋沉之礼祭祀山林川泽。”《礼记》说：“在泰坛上焚烧柴薪，是祭天；在泰圻埋物，是祭地。”又说：“陈列祭品祭祀、埋藏束帛”，可见古礼焚烧的不只是束帛，埋藏的也不只是毛血。关于礼仪先后的说法，各家也不相同。崔灵恩认为：“祭天以燔柴为开始，祭地以瘗血为先，可见燔祭、瘗祭各自有其先后次序。”贾公彦则认为：“燔祭、瘗祭是在作乐降神之后进行的，而向神行礼又是在燔祭、瘗祭之后，那么燔祭、瘗祭都在正式祭祀之前。”曾子问说：“天子将要出行，一定要用币帛、皮圭祭告祖庙、祢庙；返回时也一定要祭告。设置祭奠、举行卒敛之礼后，把币玉埋藏在两阶之间，然后才出行。”这里所说的“瘗缯”，是在事情办完之后才埋藏的。郭璞说：“祭天完毕后，把柴堆积起来焚烧；祭地完毕后，把祭品埋藏起来。”这样看来，燔祭和瘗祭也都是在祭祀之后进行的，这与崔灵恩、贾公彦的说法不同。周代、魏代之间，燔柴都是在祭祀的末尾进行。所焚烧的祭品，汉代用牲畜的头，晋代用左边的半边牲体，唐代用牲畜的胁肋。用《祭义》来考察，进献牲首是为了报答阳气，那么祭天地时燔祭、瘗祭本来就应当用牲首。而《周礼》中“羊人”“犬人”也有埋藏之礼，可见凡是牲畜都要埋藏。《诗经》说：“圭璧的礼仪已经完成，把册文藏入金縢。你若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把璧与圭归还给你，等候你的旨意。”这也是币、玉都要埋藏的证明。如今的制度是币帛在祭祀结束后焚烧，毛血在迎神时埋藏，与古代不同。至于毛血为什么要埋藏，《礼运》说：“进献牲的血和毛。”《礼器》说：“血和毛要在室内祭告。”《国语》说：“进献毛是为了告知牲体完整，进献血是为了告知已经宰杀。”大概血在内是为了祭告幽冥，毛在外是为了祭告牲体完整，用来表明表里俱纯，所以在祭祀开始前使用它们。《仪礼》中大夫、士没有祼礼，所以是先宰杀牲畜然后迎接牲体，迎接牲体之后再迎接尸；天子、诸侯有祼礼，所以是先迎接尸然后再迎接牲体。大概尸进入后就行祼礼，牲体进入后就在庭中使用币帛，以祭告将要宰杀；宰杀之后就在室内进献血和毛，以祭告幽冥与完整。行祼礼之后再点燃萧蒿，这就是所说的“焚烧脂膏和黍稷的香气，用萧蒿的火光显现出来，以此来报答气”的道理。羶指的是脂膏的气味，芗指的是黍稷的气味，用萧蒿混合脂膏、黍稷来焚烧。就朝事的礼节而言，燔祭大多在前面进行，而血毛只说祭告而不说埋藏，那么埋藏似乎是在后面进行的，然而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了。祼礼、瘗礼、埋礼，都是向阴间求神；燔柴、点燃萧蒿、焚烧束帛，都是向阳间求神。如今的祭祀没有祼礼，这是古代大夫、士的礼制，或许也是因为宗庙有祼礼，而天地之祭没有祼礼的道理，各自有所侧重，但仍不失为极其恭敬的表现。

译迎神乐诂

　　周朝人尊崇礼仪而在幽暗中辨识鬼神，所以先行祼礼而在阴间求神；殷商人尊崇鬼神而在光明中求神，所以先奏乐而在阳间求神。《郊特牲》说："殷商人崇尚声音，牲牢的滋味未成熟之时，先荡涤其声，音乐奏三阕之后才出去迎接牺牲。声音的号令，是用来告知于天地之间的。"《周官·大司乐》说："凡是奏乐，用黄钟为宫音，大吕为角音，太簇为征音，应钟为羽音，在宗庙之中演奏。如果乐曲变换九次，那么人鬼就可以得到礼遇了。"实在是因为人与神相隔遥远，二者的接触不容易，在冥漠幽远之处，想用声音来召唤神灵，不经过三阕九变是不容易感通的。宋代大观年间释奠迎神曲，黄钟为宫音，大吕为角音，太簇为征音，应钟为羽音，各奏一遍。元代的制度是黄钟宫要奏到三遍，大吕角、太簇征、应钟羽，也各奏三遍，以凑合九变之数。如今所演奏的迎神曲，只用宋代的黄钟一曲，而把调式改为太簇羽。以道理来衡量，九遍固然繁复，只奏一遍就又太仓促了。而且乐曲刚一奏响，赞礼者就立即唱"鞠躬"，这是音乐还未畅达，而神明已经来享用祭品了。既不燃烧艾蒿使香气随阳气升达于墙屋之间，又不行祼礼灌鬯酒使香气随阴气下达于九泉之下，虽然几筵摆设如同神明在场一般，但神明的降临似乎太容易了。依理说来应当在迎神之后，献官陪祭的人肃立等待，等到乐曲奏过大半，然后再下拜，或许才比较合适。

拜仪诂

　　两手垂下称为拜。《周礼》写作"〇"。如今赞礼所说的"鞠躬拜"，就是《尚书》所说的"拜手稽首"。《礼记》说：拜，是表示服从。稽手，是服从之极。拜手，是手拜。稽首，是头至地并停留片刻。稽颡，则是用头叩地。荀子说：手与腰平齐叫拜，手低于腰叫稽首，头触地叫稽颡。《周礼》大祝辨别九种拜礼：一是稽首，二是顿首，三是空首，四是振动，五是吉拜，六是凶拜，七是奇拜，八是褒拜，九是肃拜。大概是按轻重排列的。稽首之礼最为隆重。《礼记》说：大夫的家臣不行稽首礼，是为了避讳国君。孟武伯说：若非天子，寡君没有向谁稽首的道理。知武子说：天子在场，国君要稽首，寡君会感到惶恐。由此可知稽首是诸侯对天子、大夫士对本国国君所行之礼。所以用它来事奉先师。顿首则是头触及手就止住而已。《说文》说："〇"，是低头之意。何休注说：叩头即起。晋国穆嬴抱着太子对赵宣子顿首，鲁国季平子对叔孙顿首，可见顿首并非施用于尊者的礼节。空首不至于手，只是低垂其首。何休注认为是头至手而不相接触。振动，是用手振动，是礼节中较轻的一种。郑玄认为是王动容变色为振动之拜，恐怕是误解。吉拜，是先拜然后稽颡。凶拜，是先稽颡然后拜。解释见于《檀弓》。奇拜，是一拜。《仪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士相见礼中，凡是礼节从简的场合，都是一拜。肃拜，是俯身低手示敬，是妇人与介者所行之拜。《少仪》说：妇人虽然受到国君的赏赐，也行肃拜；为尸而坐时，则不行手拜，而行肃拜。所谓手拜，是手触地。《士昏礼》中新妇拜时手伏地即是。褒拜，郑玄注解释褒读为报，即再拜。古时候若非国君、非父亲、非老师，只行再拜而已。所以礼节没有比四拜更隆重的了。唐宋释奠只行再拜，就未免太简略了；然而唐制中行再拜的场合有九处，宋制中行再拜的场合有二十六处，那又未免太繁琐了。至于送神时又都不拜，繁与简大概都有所失当。如今的制度前后都是四拜，饮福时再拜，可以说是符合礼的适中之道了。

奠帛诂

　　《周官》大宰用九种赋税征收财物货贿，其中有币帛盈余的赋税，用来祭祀五帝。祭祀

译之日，负责玉帛爵器等事宜。祭祀大神与地示，也是如此。小宰凡是遇到祭祀，也协助玉帛爵器之事。《国语》中说以酬币宴币来表示容礼相合、和好，所以宴享宾客有侑币，用飨礼有酬币，而礼神也有奠币，是用来表达诚敬之心的。肆师设立大祀，用玉帛牲牷；设立次祀，用牲币；设立小祀，只用牲。然而考察典瑞所掌管的职事，中祀也未尝没有用玉。日月星辰的祭祀有圭璧，山川的祭祀有璋邸，就是例证。小祀有时也用币，如释币于祢庙，释币于行神，以及为安息百姓而祈祷用币，遇大灾时奉献玉币之类，事例不一而足。凡是用币之礼，其颜色则天地四方各自对应其类别。《大宗伯》说：各依照器物的颜色。宗庙祭祀则黑帛与浅红帛杂用。《聘礼》中制"〇纁"，注解认为黑帛与浅红帛的比例，黑帛占三分，浅红帛占二分。其数量则以十端为一束。《曾子问》中说穿禆冕执束帛，《聘礼》中"〇纁束"即是。其长度则为一丈八尺，《天子巡狩礼》所记载即是。奠放之处，或在几案之上，或在几案之下。《曾子问》中奠于殡宫东侧几案之上，《聘礼》中"〇纁束奠于几下出"即是。其埋藏之处在于庙阶之间。《曾子问》中说收敛币玉藏于两阶之间，《聘礼》中埋于西阶之东即是。古时有燔烧瘗埋之币，有礼神之币，有随爵而行的酬币。酬币是施用于宾主之间的侑币、酬币，并非祭祀所用。如今祭祀礼神所用的币，名叫制帛，正位用绫，其余用绢，都是白色，长度与古制相同。祭祀完毕后焚烧而不埋藏，奠帛设在初献之前，而音乐与初献同时演奏。考查《大成释奠乐谱》，乃是成化年间所刻。其中奠帛、初献各有自己的乐章，奠帛所奏的是宁和之曲，初献所奏的是安和之曲。亚献奏景和曲，三献重奏景和曲。据此则奠帛完毕后应当从西阶下去，等音乐奏完再从东阶登上以行初献之礼。这也是唐宋旧礼，但如今的仪注却是奠帛、初献同奏宁和曲，而用安和曲来演奏，亚献专用景和曲，三献的次第完全等同于社稷之祭。有人说大社稷、帝社稷都没有奠帛的乐章，所以应当与初献同时进行。孔庙明明有奠帛、献礼两首诗，那么奠帛、献礼分别举行才是恰当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奠帛、初献分为两次举行，那么亚献、终献也不免要重奏一曲。到送神、望瘗时又要重奏一曲，这样就是六首诗要奏八次了。太庙迎神奏泰和曲，初献奏寿和曲，亚献奏豫和曲，终献奏宁和曲，撤馔奏雍和曲，还宫望瘗都奏安和曲，而没有奠帛之曲，只用六曲奏七次。如果孔庙有所增加，恐怕就过于隆重了。国朝的各大祀典，圜丘用九曲奏九次，方泽用八曲奏九次，朝日夕月、社稷用七曲奏七次，历代帝王、先农用八曲奏八次，都没有一诗奏两次的情况。只有方泽、太庙在望瘗时重奏一曲，释奠也在望瘗时重奏一曲，祭祀先师之礼等同于祭祀先祖、地示了。既然已经极为尊崇，本来就不必重奏，景和曲也不妨奠帛、献礼同时演奏。既然如此，那么现行的仪注并没有错误。

三献诂

　　《礼器》说：一献是质朴之礼，三献是有文饰之礼，五献是详审之礼，七献是通神之礼。《郊特牲》说：郊祭用血，大飨用生肉，三献用半熟之肉，一献用熟肉。郑玄认为：一献是祭祀群小祀，三献是祭祀社稷五祀，五献是祭祀四望山川，七献是祭祀先公。然而社稷之祭并不低于山川之祭，而大祫祭用十二献，四时之祭与禘祭用九献，也不止七献。而且祫祭大于四时之祭，禘祭又大于祫祭。若禘祭等同于四时之祭，而祫祭的献数反而增多，那么就于礼理不合。《周礼》所记载的九献，用圭瓒斟酌鸡彝中的郁鬯为第一献，用璋瓒斟酌鸟彝中的郁鬯为第二献，斟酌牺尊中的醴齐为第三献，斟酌牺尊中的醍齐为第四献，斟酌象尊中的盎齐为第五献，斟酌象尊中的醍齐为第六献，斟酌牺尊中的醴齐为第七献，斟酌象尊中的盎齐为第八献，各位臣子从罍中斟酌为第九献。而《祭统》

译说：尸饮五次酒后，国君洗净玉爵献给卿；尸饮七次酒后，用瑶爵献给大夫；尸饮九次酒后，用散爵献给士及各位有司。解释的人说：凡是祭祀中前两次祼礼用郁鬯酒，尸只是奠而不饮。到了朝献两次、馈食两次，以及祭祀完毕后酳尸时，都是尸饮的，所以说尸饮五次。接着由主妇酳尸、宾长献尸，此时九献已经完毕，因为最初的两次祼礼尸不饮，所以说尸饮七次。此后长宾、长兄弟再加爵，尸又饮两次，加上前面共饮九次，主人才用散爵献给士及各位有司，这样尸饮共九次，而献酒次数不止九次。至于所说的十二献，似乎在礼中也是有的。《周官》掌客篇说：诸侯之长用十二献，这些都是所谓以多为贵的做法。陈氏说：司尊彝篇中，朝献用两个尊都配有罍，馈食用两个尊也都配有罍；笾人、醢人有朝献的笾豆，有馈食的笾豆，还有加笾加豆，那么朝献时王献、王后亚献、各位臣子所酢的，是三献；馈食时王献、王后亚献、各位臣子所酢的，也是三献；再加上酳尸三次，共九献，而加爵还不包括在内。这是宗庙九献之礼。加爵不计入内，那么就是九献之外还有献酒。大概古时候宗庙之祭，君王与王后共同参与，又有卿大夫士辅助，酳尸献户，王与后各四次，各位臣子一次，凑成九献。这个礼节就是这样的。汉代以后南北郊、宗庙、社稷之祭，都只用三献，本朝也是如此，没有所谓九献的做法了。祭祀若行至九献，仪节就太繁琐了，恐怕会不够肃穆。所谓天色将暗还在祭祀，白天不够用，就要接续点烛，即便有强作精神的仪容，肃敬之心也都已经疲倦懈怠了。这才是最大的不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太祖皇帝告谕中书省时，也怀疑献牲、致帛、酬酒、奉肴这些做法过于华丽繁饰，恐怕修饰过度而产生弊端，礼节繁琐会使人疲倦，那么受祭祀的神明也会不安。所以作乐奏献虽然从六奏到九奏不等，但礼节却止于三献。大概既然没有迎尸以下的种种仪节，那九献自然就用不上了。有人认为祭祀天地祖先都用九献，而孔子的祭祀降杀礼数，只用三献，大概是没有考证典章故实的缘故。

饮福受胙诂

　　古时候祭祀必定要迎尸，尸酢主人，主人接受尸所赐的嘏辞，饮福，这是古代相互酬酢之礼。《礼运》说："修其祝嘏。"正义解释说，祝是主人的言辞用来飨神，嘏是祝代尸的言辞用来致福并嘏赐主人，祝辞是以孝道告神，嘏辞是以慈爱告人。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辞嘏辞都不敢更改其常规。《周礼》司几筵设置王的酢席，郁人、大祭祀时与量人接受举斝的余爵而饮之，这就是所谓的饮福受胙。然而考察《仪礼》特牲馈食礼与少牢馈食礼，饭酳礼之后，尸酢主人，佐食把黍稷捏成团授给尸，尸就命祝致嘏辞，或者尸自己致嘏，主人再拜，士饮尽角中之酒，大夫饮尽爵中之酒，接受啬米并散写啬米，以及三进爵、三祭酒、三奠爵。大概从皇尸酳饭到亚献、三献，无不互相酬酢，只是酳尸时才把黍稷捏团受嘏，而亚献、终献不过是接受尸所酢的爵而已。从开元、开宝礼的仪注以及熙宁祀仪起，就于亚献、终献时饮福，如今只在终献时饮福，割取生肉为胙。洪武六年下令另用一头牲畜，先割取胙肉放在酒尊左右，赐胙时用它，于是成为固定的仪式。大概如今的胙肉，相当于古代的酢礼；如今的肉，相当于古代的黍团；如今的终献饮福，相当于古代馈食礼中亚献、终献的酬酢，相差已经很远了。至于摄祭，也都要饮福受胙。自唐代以来，太尉摄祭之礼都是如此，然而考之古礼，《曾子问》说："摄主不厌祭，祭不设旅酬，不受嘏辞，不受绥祭，祭不配享。"梁代天监年间，明山宾建议郊庙祭祀受福，只有皇帝才能再拜，表明神灵降福，臣下不敢与皇帝相同。既然如此，那

译么摄祭而饮福，也都是僭越的做法，即便是祭主所谓的饮福，也应当称之为"饮酢"才是恰当的。

五齐三酒诂

　　《周礼》酒正掌管酒的政令，用规定的方法授予酿酒的材料，辨别五齐（剂）的名称：一是泛齐，二是醴齐，三是盎齐，四是缇齐，五是沉齐。辨别三酒的种类：一是事酒，二是昔酒，三是清酒。《郊特牲》说："先王所进献的祭品，可以食用而不可以真正品尝享用，用来沟通神明的东西，不可以等同于人所安享之物那样过分讲究。"《礼器》说："醴酒的使用，是崇尚酒本身而不重口味。"大概祭祀中使用五齐，并非人所饮用，不追求其滋味，只是求取其意义罢了，所以只说"辨别其名"。太古时代以明水为礼，后来才有了醴酒，醴酒演变为泛齐，泛齐是酒滓浮在上面漂浮之意；又演变为醴齐，醴是酒滓与酒汁混合成一体的意思。这两种酒最为浑浊，其次是盎齐，盎是浓郁翻涌呈葱白色的意思；再次是缇齐，缇是酿成后呈红赤色的意思；再其次是沉齐，沉是酿成后酒滓下沉的意思。这三种酒较为清澈。以上五种都是酒的初始形态，还不能算作真正的酒，只能称作"齐"（剂）而已。三酒则是可以饮用的，供给酿造的材料，所以要辨别其种类：事酒是正在细致过滤的酒，昔酒是经过长久酿造已经成熟的酒，清酒是澄清后可以饮用的酒。祭祀中使用五齐，是用来事奉神明的；使用三酒，是用来奉养活人的。酒正供给五齐三酒，用来充实八种酒尊，陈列而不斟酌饮用，是为了表达事神与养人的意义。大祭时每尊备三份副贰，中祭时每尊备两份副贰，小祭时每尊备一份副贰，各尊都有副贰，根据祭祀的大小来决定副贰的多少，都是斟酌献用的，是为了体现事神养人的实际用途。朝献时，牺尊要献两次，象尊都配有罍尊，是为了齐备器具。牺尊、象尊所盛的是泛齐与醴齐，由国君献用；罍尊所盛的是盎齐、缇齐、沉齐，由夫人进献，是区分其各自的用途。《礼运》说："醴酒放在室内，醴醆放在户内，粢醍放在堂上，澄酒放在堂下。"《坊记》说："醴酒放在室内，醍酒放在堂上，澄酒放在堂下。"《礼器》说："罍尊放在阼阶，牺尊放在西边。"国君在西边斟酌牺尊、象尊之酒，夫人在东边斟酌罍尊之酒。国君亲自主持祭祀，夫人进献盎齐；国君亲自宰割牺牲，夫人进献酒。祫祭要备齐五齐，禘祭要备齐四齐，四时之祭要备齐两齐。朝献用醴齐，馈食用盎齐，各位臣子自酢用一般的酒。这样五齐三酒的使用就齐备了。释奠之礼，唐代用牺尊盛醍齐，象尊盛盎齐，山罍盛酒，都陈设在堂上，混杂而没有分别。宋代把泛齐、醴齐陈设在堂上，是用神道来对待孔子；把盎齐、醍齐、沉齐三酒陈设在堂下，是用人道来对待众弟子及诸位儒者。元代沿袭了这个做法，如今的制度只说牺尊、象尊、山罍，而不说用什么齐、什么酒，各尊各罍中盛的是什么，所用的酒仿佛是清酒，大概是因为乐章中有"清酤维馨"的句子，或者是拘泥于《信南山》诗中"祭以清酒"，《旱麓》诗中"清酒既载"、"凫鹥尔酒既清"、"烈祖既载清酤"等语句，而对于礼经中重视五味本源的道理，没有详加考察吧？还是另有说法呢？太古时代还没有酒，凡是祭祀天神、地示、先农、社稷，用五齐来表达其意义，是适宜的。孔子"唯酒无量"，又说"不为酒困"，可见酒是他生前所曾品尝享用之物，又怎么能取那不可食用的五齐来进献呢？天下的酿酒方法，随水土不同而各异，古人缩酒用茅草，醆酒用清水或醴齐来调和使之清澈，用盎齐来缩酒，用郁齐来渗透，用事酒来斟献，用醴齐过滤，用清酒过滤盎齐之类，恐怕是某一地方的酿造方法。如今释奠之礼通行天下，如果用古人一方的酿法来

译拘泥限定，或许难以成事。这样一来势必要苟且以搪塞祭品的粗疏，从事这类事情的人已经很多了，又何必再增加这难以统一的酒齐呢？用如今的酒来供如今的祭礼，与时俱进最为重要，或许也没什么妨害。只是醴酒应当特别设置，市面上买来的酒绝对不可以使用罢了。

郁鬯诂

　　《周礼》"郁人"负责凡是祭祀宾客中的祼礼事宜，调和郁鬯酒来盛满彝器并陈列出来。肆师在祭祀之日，参与祼礼、舂捣煮制之事。《礼记》说："郁草与鬯酒相合。"又说："用椈木做捣臼，用梧木做杵。"正义解释说："椈是柏树，梧是梧桐；用柏树因其香，用梧桐因其洁白，用它们来捣制郁鬯来敬神是适宜的。"这样看来，椈木、梧木，都是用来捣制郁草并使其和畅的工具，也就是所说的舂捣煮制。郑众说："郁是一种草，类似兰草。"许慎说："鬯，是用黑黍酿造并加入郁草，香气芬芳广布，用来降神的。"其中的"中象米〇"，是用来舀取的。《易经》说："不丧匕鬯。"郁，是一种芳香的草。十片叶子为一贯，捣一百二十贯来煮制。苏恭说："郁金产自蜀地及西戎，苗像姜黄，花是白色的，质地是红色的，到快秋天时才长出茎心而没有果实，根是黄赤色的，采取四周的子根，去皮后用火烘干。"苏颂说："郁金产自郁林郡，又生长在大秦国，二月、三月开花，形状像红蓝花，它的花就是香料。"各家说法不一。朱震亨说："郁金本身没有香气，但性质轻扬，能够使酒气通达高远，古人用它来治疗郁结不畅的病症，这个说法是对的。"用叶或用根，共有两种用法。如今药铺所用的，苗像姜，根的大小像手指，形状是圆的并有横纹，像蝉的腹部，外面黄色里面红色，也有香气，所以用来调和黑黍酒。如果说产自郁林，那么周代时郁林还未纳入职方版图，圣人不看重远方的物产，未必会取用它来供祭祀。何况西戎、大秦之说，就更为荒诞了。又有人认为郁就是鬯，如"黄流在中"的笺注，以及朱子对"秬鬯一卣"的注解、蔡氏对"秬鬯二卣"的注解，都认为秬是黑黍，一壳两米，鬯就是郁金香草。又有人认为秬黍本身就是鬯，郑玄注《周礼》"鬯人"以鬯为秬黍。孔颖达疏《曲礼》说："凡是挚见之礼，天子用鬯，鬯是用黑黍酿的酒，它的气味芬芳调畅，所以称之为鬯。"又有人认为郁与鬯是两种草，《证类本草》说："郁鬯，是百草之花，是远方之人由郁人进贡的，用芳草合酿以降神。"《五音篇》说："郁不是鬯，是另外一种香草。"周官"郁人"掌管郁鬯，"鬯人"掌管秬鬯，明明分为两个职位，怎么能说是一回事呢？只是鬯取其芬芳调畅之义，本来不能称之为草。正义说："凡是鬯有两种，如果调和郁草的，称为郁鬯，是郁人所掌管的、用于祭宗庙行灌礼的酒；如果不调和郁草的，称为秬鬯，是鬯人所掌管的黑黍所酿之酒，就直接称为鬯。"用来事奉上帝。《诗经·生民》说："维秬维秠。"李巡说："黑黍又名秬。"郭璞说："秠也是黑黍，只是中间的米有所不同罢了。大的叫秬，中间有两粒米的叫秠。"大概宗庙之祭，只有祼礼最为重要。秬有一壳两米，是嘉美异常之物，是天地和气所生。它的芬芳本身已经能上下调畅，不需要郁金来调和。这就是秬鬯与郁鬯的区别所在。周人崇尚气味，灌礼用鬯的香气，用郁草调合鬯酒使其香气，阴气下达于渊泉之下，以求神于阴间。所以宗庙祭祀有郁鬯，但没有礼神之玉。天地之祭有礼神之玉，就只用秬鬯而已。社稷、山川等外神之祭，也只用秬鬯，不用郁鬯。

粢盛诂

　　黍稷称为粢，装在器皿中称为盛。《尔雅·释草》说："粢，就是稷。"《礼记》称稷为明粢。郭璞说："如今

译江东一带称粟为粢。"《周礼·小宗伯》辨别六种盛黍稷之器，注解认为读作"粢"，用黍、稷、稻、粱、麦、苽来解释，那么各种谷物都可以通称为粢了。《大宗伯》中奉玉齍，太祝五曰齍号，那么说粢就可以知道有盛。《闾师》说不耕种的没有粢盛，《廪人》供给接续的粢盛，《馔人》供给粢盛，"〇人"凡祭祀供给粢盛，那么说盛就可以知道有粢。《甸师》供给齍盛，《舂人》供给齍盛所用的米，《小宗伯》陈列齍盛并告知洁净，又兼说齍盛。其他经典直接说粢盛，其意义是一样的。粢盛只是祭品之一罢了，但甸师供给它，舂人舂捣它，"〇人"实放它，大小宗伯奉献它、迎接它，而且王后必须亲自舂捣粢，夫人必须亲自舂捣盛，这样还不够。周公将鲁公进献的祭品与群公的仓廪也记录下来。《公羊传》记载天子亲自舂捣郊祭禘祭所用的粢盛，这也记载在《楚语》中。古人对馨香祭品的进献，物品齐备，官员齐备，又必须亲自出力，来盼望神明降临，而如今的粢盛却未必物品齐全。簋中盛黍稷，簠中盛稻粱，如今有黍、稻、粱而没有稷，用芦粟来充数。黍就是秫，是旱地所种；稻就是粳稻、糯稻，是水田所种；粱就是粟米。汜胜之说："粱就是秫，大概大的叫粱，小的叫粟，是同一类。"这三种谷物人们都知道，唯独不能辨别稷是什么谷物。芦粟本名叫薥秫，北方人称之为高粱，高约一丈，用来酿酒，或者喂养牛马，怎么能是祭品呢？《说文》说稷是五谷之长。罗愿说："稷、穄、粢都是同一种东西，只是语音轻重不同罢了。"红色的叫〇，白色的叫芑，黑色的叫秬。《吕氏春秋》中说米饭最美的有阳山所产的穄，高诱注说："关西称之为〇，冀州称之为防。"《月令章句》说："稷在秋天播种，夏天成熟，经历四季，兼备阴阳，所以是五谷之长。"寇宗奭说："稷米比其他各种米先成熟，它的香气可爱，所以取来供祭祀之用。做成饭不粘，味道清淡。"另有一说是三月下种，五六月可以收获，与黍是同一类。两种中粘的叫黍，不粘的叫稷，就像稻有粳稻与糯稻之分一样。稷苗像粟但更矮小，有毛，结出的籽实成枝而分散，籽粒像粟一样光滑。北方人通常都称为黍，不辨别是稷。稷是谷物中最尊贵的，土神谷神称为稷，上古的厉山氏与周代的始祖弃都以稷来祭祀，为什么如今要用其他东西来代替呢？这种谷物并非难得之物，应当特意种植它，或者从北方购买它来供祭祀使用。诗中说："怎样祭祀呢？有的舂米，有的舀米，有的簸米，有的揉搓米。淘洗时发出叟叟的声音，蒸煮时冒出浮浮的热气。"粢盛不齐备，怎么能轻率地用来祭祀呢？

豚解体解诂

　　古时候正式祭祀，天子诸侯有豚解、体解，大夫士只有体解、没有豚解。《礼运》说："爼上放生肉，肴中放熟肉，把犬豕牛羊分解成体。""爼上放生肉"是指豚解后使其呈生肉状态，分为七体；"肴中放熟肉"是指再进一步分解并用汤稍煮，成为二十一体。豚解，是分开左右肩、髀而成四份，再加上两胁一脊，成为七体。体解，是把左右肱分为肩、臂、臑，左右股分为肫、胳、觳，共十二份，加上左右胁骨各三根，叫作代胁、长胁、脰肩，再加上脊骨三根，叫作正脊、脡脊、横脊。然而两觳不进献到神尸主人的爼上，两髀不升到主人主妇的爼上，膉不升到吉祭的爼上，那么祭祀所用的，去掉髀和膉，二十一份去掉两觳就剩十九份了。《国语》中说禘祭郊祭之事有全脀，王公设饫礼时有房脀，亲戚燕饮时有肴脀。全脀就是豚解，房脀就是体解，肴脀则是骨骼再分解。《祭统》说："商人看重髀，周人看重肩。"考察礼经，周人的礼制大抵是胁部以中间为贵、以两端为贱，骨以右边为贵、以左边为贱，以前部为贵、以后部为贱，以上部为贵、以下部为贱。祭祀

译不进献髀，是因为髀在后部；祭祀不用膉，是因为膉虽在前部但不是体的正部分。《仪礼》中有的说合升，有的说升左胖，有的说升右胖，大概用整只牲体就升其半边，合升则连髀也一并升上。《士丧礼》中把两髀放在两端就是如此。升胖就要去掉髀。《既夕礼》中说用羊豕的左胖，髀不升就是如此。《士虞礼》也升左胖，《公食大夫礼》《乡射记》《少牢馈食礼》都升右胖，《特牲馈食礼》中尸爼用右肩，大概礼制都以右为贵，只有丧礼崇尚左边，那么左右也是有区别的。《少仪》说，凡是把膳食禀告国君，太牢用牛的左肩、臂、臑分为九段，少牢用羊的左肩分为七段，独用豕的用左肩分为五段。膳食用肩而不用髀，是因为看重前部；肩用左而不用右，是因为右边留作祭祀之用。唐代的制度，肉载在爼上都升右胖，还保留有古意，而体分为十一份：前段三份为肩、臂、臑，后段三份为肫、胳、觳，正脊一份，脡脊一份，横脊一份，正胁一份，短胁一份，代胁一份，都是连骨分开祭祀，而髀、膉、两觳也不在其中。然而说是分开祭祀，那么比照礼经所说的肩、臂、臑、〇、胳放在两端，脊、胁、肺、肩放在上面，以及正脊两根骨头、长胁两根骨头，这也已经简化了。宗庙祭祀，开始时是以事神之道对待，所以用生肉；结束时是以养人之道对待，所以用熟肉。豚解而使其为生肉的做法，是上古的做法；体解而用汤稍煮的做法，是中古的做法。把犬豕牛羊之体陈设在堂上，行馈食之礼，进献如今世上所吃的食物。释奠之礼有生肉有熟肉，而不敢用当今的食物来进献那些经过剥割烹煮、燔烤炙炒的做法，都在祭祀之前进行，也不完全采用古礼。至于生肉，太学的制度是：正坛用牛一头分九体，羊、豕各一头分五体；四配羊豕各一头分五体，东哲用豕一头分五体，每位一体；西哲也是如此。东西两庑各共用豕三头，东侧分四十六份，西侧分四十三份。外地郡国的正坛没有太牢，两庑都只用一头豕，其余都相同。然而大抵是用整体而不分解，大概是因为距离古代越来越远的缘故。学校之礼是礼制的本源所在，是博士弟子应当讲求的。

庶品诂上（脯腊薧鱼）

　　《周礼》腊人掌管干肉，凡是四种野兽的脯、腊、膴、胖之事。分割后再晒干的叫脯，整只晒干的叫腊。脯放在笾中，腊放在爼上。脯排在醢之前，腊排在鱼之后。腊有的用于祭祀，有的不用于祭祀。如今祭祀只用脯，特别是鹿肉。《内则》中有牛肉修脯、鹿脯、田豕脯、麋脯。《仪礼》大夫用麋腊，郑康成说士用兔腊。大概凡是脯腊之类都是用野兽制成的，所以不用新鲜的肉。《郊特牲》说大飨崇尚腶脩，先儒认为薄薄削制的叫脯，捶打并加入姜桂的叫腶。这样看来，腶就相当于浊氏所说的冒脯。切断的叫腶，长条的叫脩。学生用束脩来拜见老师，所以释奠必定要致送脯。不仅如此，冠礼中有牲爼取脯来拜见母亲，昏礼中新妇执腶脯拜见公婆，燕礼中宾客执脯来赏赐。钟人则将脯用于礼，其用途十分隆重。脯也称为尹，《曲礼》《士虞礼》称之为尹祭就是例证。也称为脡，《士虞礼》中脯四脡就是例证。脡也写作挺，《乡饮酒礼》中荐脯五挺就是例证。也称为膱，《乡射礼》中荐腊用笾五膱，祭祀用半膱。膱长一尺二寸。又《曲礼》中说藁鱼叫商祭，鲜鱼叫脡祭，那么鱼也可以称为脡了。献人凡是祭祀供给鱼的鲜鱼与干鱼。薧也叫鱐。笾人在朝献时用事笾、膴、鲍鱼、鱐来作为加笾之实，菱角、芡实、栗子、脯是笾所进献之物，又先鱼而后脯。古时候礼制看重进献鱼，然而捕鱼有一定的时节。《月令》季冬之月渔师开始捕鱼，《周礼》〇师春天进献王鲔，夏天出行

译则用干鱼。如今春秋二丁祭祀用鱼并非缺乏新鲜鱼，却一定要用干鱼。大概不是进献鱼、献鲔的季节，用干鱼还保存着古意。鱼摆放在爼上，有的竖放有的横放，有的放左边有的放右边，有的进头有的进尾，有的进鳍有的进腹，礼制各不相同。然而鳍是鱼体所在之处，腹是鱼气所聚之处。礼制以右为贵，神明重视气味，那么以头朝右、进献鱼腹为恰当。

庶品诂下（笾豆之实）

　　《周礼》说笾有四类，豆也有四类，进献的笾豆有四次：第一次是朝献，第二次是馈食，第三次是加笾加豆，第四次是羞笾羞豆。王进献生肉、王后亚献，于是进献朝献的笾豆；王进献熟肉、王后亚献，于是进献馈食的笾豆；王酳尸后，于是进献加笾加豆；酳尸后，于是进献羞笾羞豆。如今的制度中，笾所盛的白饼、黑饼、形塩、薧鱼，就是《周礼》朝献的笾中所盛之物；〇栗、榛子就是馈食的笾中所盛之物；菱角、芡实、鹿脯就是加笾之实；糗饵、粉餈就是羞笾之实。豆所盛的韭菹、醓醢、菁菹、鹿醢，就是朝献的豆中所盛之物；脾析、豚拍就是馈食的豆中所盛之物；芹菹、兔醢、笋菹、鱼醢就是加豆之实；酏食、糁食就是羞豆之实。然而《周礼》中朝献的笾还有防、蕡、膴、鲍鱼，其豆还有菖本、麇臡；馈食的笾还有桃干、橑，其豆还有葵菹、蠃醢、蠯醢、蜃、蚳醢；加豆还有深蒲、箈菹、鴈醢。这些物品，水陆飞潜、家畜田禽、草木昆虫，各有其所取用之处，称之为"备物"，而寻常的滋味却不在其中。有人说笾豆之实是四时的和气所生，又说恒常的豆中所盛之菹是水草的和气所生。然而天下的物产非常多，凡是肥美硕大、丰盛众多的，大抵都是聚集和气而生的，如果论食物的性味，也都各有偏向。人禀受五常之性而生，尚且多有偏差乖戾，却说这几种物品独独聚集和气，这是汉代儒者的迂腐之说。如果一定要备齐物品来致享，那么《内则》所记载的子女事奉父母、媳妇事奉公婆所用的谷部有白黍、黄粱、秫、稌、蕡、菽、麦食、苽食，草部有芗、藿、芼羹、藙、芥、荼、蓼、薤、葱，果部有桃诸、梅诸、棋、柤、棃、栭、楂，禽部有爵、雉、鹑、鸡、舒雁、舒凫、鷃、鴽、〇、鸨、鹗，虫部有范、蜩、蜗，鱼部有鲂、鱮、鱼脍、卵酱、鳖，而牛羊豕则有臛、有胾、有脍、有炙，又有野豕、田豕脯、豕麇肤、麇腥、麇脯、麑、犬、马、狸、狐、狼，种类非常多，难道都不是和气所孕育的吗？而笾豆却没有全部取用这些。大概圣人固然想要备齐物品，但又不想用四方难得的物产来接续供应，所以用于祭祀的都是中原一带常有、可以随取随给的东西，而且又不用一般寻常的滋味，所以笾豆所需要的仅止于此。只是要按照各地物产的实际情况来取用，那么北方或许缺乏菱角、芡实，南方或许缺乏榛子、枣子，虽然未能完全合乎古代典制，也并没有太大的妨碍，可以用羌桃来代替。

译葡萄、扶荔、莲实这些东西也都足以表达馨香的祭献，难道五齐三酒可以不必齐备，而只是拘泥于笾豆所盛的祭品吗？

洪武年间，溧水的丁祭用牛肉酱代替鹿肉酱，明太祖为此加以问罪，说鹿是江南容易得到的东西，却敷衍从事，所以应当治罪。

到正统三年，仍有规定：凡不是当地出产的祭品，可用当地所产之物代替。

因为天下一统，疆域万里，五方风土各有不同，各地进献本地所产之物，正是为了彰显圣朝教化广被、文字统一之远。

孔子是圣人中懂得因时制宜的，他必定不会用祭祀尊俎之献强人所难。

至于朝践、馈食、加笾加豆、羞笾羞豆，明明分为四次进献，而如今却都预先一并陈设好，那么《礼记·郊特牲》为什么既有恒豆，又有加豆呢？

大概陈设之初，只应当先摆设朝事所用的祭品，馈食加荐、羞荐这些，都应当在再献、三献时依次进献，以合乎古礼。

主管此事的官员办理时，不可因为重新制作有困难，就借口从简行事。

周代的制度，笾、豆各二十六件，汉魏六朝直到宋元，笾豆的数目，史书都没有记载。

只有《唐书》记载，大祀用笾十二个，盛放石盐（即形盐）、藁鱼、栗子、枣子、榛子、菱角、芡实、鹿脯、白饼、黑饼、糗饵、粉餈，而比《周礼》减少了防、蕡、膴、鲍鱼、干防等物，共十四种被减去。豆十二个，盛放：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鱼醢、脾析、豚胉、酏食、糁食，而比《周礼》减少了昌本、茆菹、葵菹、深蒲、箈菹、鹿臡、麇臡、蠃醢、蜃蚳醢、蠯醢、鴈醢等物，共十四种。

中祀用笾十个，就减去糗饵、粉餈；用豆十个，就减去酏食、糁食。

小祀用笾八个，就又减去白饼、黑饼；用豆八个，又减去脾析、豚胉。

本朝的释奠礼，大都沿袭唐代旧制，不完全与《周礼》相合，也已经算是简省了。

而所进献的笾豆，又不完全依照古礼的次序，这是议礼之人感到不安的地方。

但唐代乾封年间，曾下诏规定宗庙荐享时，酒爵以及簠簋、登铏都应分别奠设，虽然没有提到笾豆，大致也不是在祭祀之前一并陈设的。

【炒熟的麦子叫"防"；大麻的果实叫"蕡"，就是芝麻；炒熟的稻米叫"白"，炒熟的黍米叫"黑"；"膴"是把生鱼切成大块；"鲍"是把鱼放在密闭的室中晾晒使其干燥；"鱐"是折断晾干，就是干鱼；"干防"就是干梅子；"蔆"就是菱角；"芡"就是鸡头米；"糗"是炒熟的大豆与糯米，就是蒸饼；"粉"是豆屑，也有人说是糯米粉舂成的；旧注说合起来蒸熟叫"饵"，做成饼状叫"餈"。以上是笾中所盛之物。

带骨的肉酱叫"臡"，不带骨的叫"醢"；"醓"是肉汁；"昌本"是菖蒲根；"菁"是蔓菁；"茆"是凫葵；"蠃"是蜗牛（螺）；】"蠯"是蛤蜊；"蜃"是大蛤；"蚳"是蚁卵；"深蒲"，指蒲草刚长出来的嫩芽；"箈"是箭竹的嫩芽；"笋"是竹子的嫩芽；"酏食"是用酒酏做成的饼，也有人说是用狼胸间的油脂和蜂蜜拌糯米饭做成块状；"糁食"是用牛、羊、猪肉与米合在一起做成饵，再煎制而成。以上是豆中所盛之物。

"芗"是紫苏一类的东西；"藙"是茱萸；"椇"是石李；"栭"是小栗子；"楂"是山楂；干的野鸡肉叫"腒"；鹅叫"舒"；雁鸭叫"舒凫"；"鴽"就是鸽子；"麕"是（原字缺）；蜜蜂叫"范卯"；"醤"就是"鲲"，也就是鱼子。这些都见于《礼记·内则》。

○"菹"读音同"葅"，"醓"读音同"毯"，"臡"读音同"泥"，"茆"读音同"卯"，"麇"读音同"均"，（缺字）读音同"皮"，"蚳"读音同"池"，"箈"读音同"台"，"酏"读音同"移"，"糁"读音同"散"，其余见后面的"祭品"篇。

译制作祭品的方法

大羹【淡牛肉汁，如果没有就用羊肉代替】

和羹【猪脊背上的瘦肉，切成薄片，用滚水焯过，捞起，用盐、酱、醋拌匀。腰子切成荔枝形，盖在上面，临祭时用，淋上热的淡牛肉汁】黍、稷、稻、粱【这四样各自拣择干净完整的，用滚水淘过后做成饭】

形盐【用洁净的白盐印成老虎形状】

薧鱼【用一斤重的白鱼，用白盐腌过晒干，使用时用温水洗净，用酒浸泡片刻】

黑饼【用黍米粉制作，或用荞麦面制作】

白饼【用稻米粉制作，或用小麦面制作，都用砂糖做馅，印成小饼子】

鹿脯【宰杀活鹿制成，如果没有，用獐或麂代替】

韭菹【韭菜切段，去掉根部和末梢，取中间二寸，不加盐调味使用。如果没有韭菜，用韭菜根也可以】

醓醢【猪的脊背肉，细切成小方块，用油、盐、酒、葱、花椒、莳萝、茴香拌制成肉酱】

菁菹【蔓菁，稍微用沸水焯一下，切成长片，不加盐调味使用】

鹿醢【鹿肉，切成小方块，制法与醓醢相同】

芹菹【生芹菜，切成长段，如果没有芹菜，用芹菜根】

兔醢【宰杀兔子取肉，切成小方块制成肉酱，制法与鹿醢相同】

笋菹【干笋煮过，洗净，切成长片，不加盐调味使用】

鱼醢【活鱼切成小方块制成肉酱，制法与兔醢相同。凡是制作肉酱的原料，每一斤净肉，所用的盐：春秋两季二两五钱，夏季三两，冬季二两。香油一两，净葱白一两五钱，花椒、茴香、莳萝末各一钱】

豚胉【取猪肩上的整块肉使用，如果坛数多，肩膀部位以下依次都可以用】

脾析【牛百叶刷去黑皮，切成细条，用沸水焯过，用盐酒拌匀。如果没有，用羊肉代替】

枣、栗、榛、菱、芡【这五种不论干的鲜的，都拣选干净的使用；如果没有，则胡桃、桂圆、莲子都可以代替】

数量六十二个，外方内圆，两旁有纽，上面盖有盖子，高一尺，厚半寸，唇边厚一寸，口径五寸二分，深七寸二分，底径与口径相同。

簋诂

《明堂位》说：有虞氏用两个敦【音对】，夏后氏用四个琏，殷代用六个瑚，周代用八个簋。注解认为都是盛黍稷的器具，那么簋与瑚、琏用途相同，周代称之为簋。然而尧舜时用土簋，那么这器物又并非从周代才开始的。《考工记》中旊人制作簋，那么也是用陶土制成的，先儒认为祭天地用的簋用瓦制，宗庙用的簋用木制，那么各种用途各有其适宜之处。它容量为一觳，高一尺，厚半寸，唇边一寸。豆的容量三倍才等于一觳。《左传》说四升为一豆，这样簋的容量就是一斗二升了。它的形制外圆内方。《易经》损卦的彖辞说："两簋可以用来祭享。"四以簋进献黍稷给神明，初爻与二爻真正是它的主体，四爻与五爻承接上面，所以用二簋对应四这个巽爻。巽为木，五是离爻。离的卦体为圆形，木制的器具为圆形，这就是簋的象征。所以宗庙用的簋用木制作。用瓦制的，是因为祭祀天地之外的神灵崇尚质朴，器具用陶匏一类的东西。《周礼》舍人：凡是祭祀，供应簠簋，把祭品盛在里面，陈列出来。〇人供应簠簋中盛的祭品。《祭统》说："三牲的俎，八簋盛的祭品，美好的东西都齐备了。"祭祀之后有馂食礼，用四簋黍。《玉藻》：每月初一用少牢祭祀，用五俎四簋。《诗经》说："砍伐树木陈列食馔，用八簋。"而掌客中五等诸侯的礼制，簋都是十二个，那是兼顾了西夹室、东夹室分开馈送所用的，而陈列在堂上的，本来不过八簋而已。簋内髹漆用朱色，天子的簋用玉装饰，诸侯的簋用象牙装饰。它上面有盖子。《仪礼》说："打开簋的防防，防就是盖子的意思。"簠簋敦的盖子都做成龟的形状，近来的制度铸铜制作，或者用瓷器。《博古图》所记载的有实簋、旋簋、飨簋、煮簋，方形圆形形制各异，有的

译四足，有的无足，这些大概是玩赏之器而不是祭祀之器。

数量六十二个，它的形制外圆内方，有纽有盖，口径六寸，深七寸二分，底径五寸二分，厚八分，足底径六寸，厚半寸。

簠诂

簠与簋相互配合使用。正义说："方形的叫簠，圆形的叫簋，都是就外形而言。"按《孝经》说："陈列簠簋。"注解说："内圆外方，容量为一斗二升。"这大概是说形制虽然与簋不同，但容量却与簋相同。它盛放稻、粱，《公食大夫礼》说："宰夫给公进献粱，公摆设它。宰夫将稻米摆在粱的西边。"注解说："膳就是进献的意思，用簠进献稻粱。"《周礼》掌客说："公用簠十个，侯伯用簠八个，子男用簠六个。"注解也认为是盛稻粱的器具，上面覆盖有盖子，四角有云状的棱角突起。《仪礼》说："簠有盖巾。"古代用金玉装饰，近代的制度有的用铜有的用瓷，与簋相同。

数量二百零二个，形制如同豆。用竹子制作的豆叫笾，口沿有藤条镶边，容量四升，面径一尺，柄长一尺。

笾诂

《周礼》笾人掌管四种笾中盛放的祭品，就是朝事所用的、馈食所用的、加笾所用的、羞笾所用的祭品。作为荐献之用的笾共有四种。朝事之笾，盛放的是麷【方中切，第一】、蕡【符文切，第二】、白【第三】、黑【第四】、形盐【第五】、膴【第六】、鲍【第七】、鱼鱐【第八】。所谓朝事，是说清晨还未进食，先进献干粮，用这八种笾荐献。馈食之笾，盛放的是枣、桃干、䕩、榛实。按馈食所荐献的都是果实，大概是因为进食之后接着用清淡的馔食。加笾中盛放的，是菱、芡、䕩、脯。菱、芡、䕩、脯【重复说这四样东西，是为了说明共有八笾】。所谓加笾，是说尸受祭之后，亚献时所增加的笾。羞笾中盛放的，是糗饵、粉餈。所谓羞笾，是说如少牢礼中主人献尸时，宰夫把房中准备的美食进献给尸的做法。《周语》说品尝那百笾中的食物。汉代的《郊祀歌》说美好的笾陈列排开，庶几可以宴飨神灵，而所用的数量则各有等级。《礼记》中特牲、少牢，士用二笾二豆，大夫用四笾四豆，那么诸侯应当用六笾，大夫应当用八笾。笾是竹制器具，也叫篹。鲁国祭祀周公用雕篹，注解说篹是笾一类的东西，用竹子制成，雕刻纹饰在它的直纹疏纹上，说的是雕刻它的柄。

用木头制作，高一尺，口和足的直径都是一尺，脚部直径二寸，容量四升，数量与笾相同。

豆诂

豆就像脰（脖颈）一样，它盛放的是菹（腌菜）和醢（肉酱）。《周礼》醢人掌管四种豆中盛放的祭品：朝事之豆，盛放的是韭菹、醓醢【醓音毯】、昌本、麋臡【乃兮切】、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麋，京伦切】。馈食之豆，盛放的是葵菹、蠃醢，脾析、蜯醢【蜯，蒲迷切】、蜃【市轸切】、蚳醢【蚳音移】、豚拍、鱼醢。加豆中盛放的，是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笋菹、鱼醢。羞豆中盛放的，是酏食【酏，陈知切，食音嗣】、糁食【糁，素感切】。它的献馈用途与笾相同。《明堂位》说："夏代用楬豆，殷代用玉豆，周代用献豆。"方氏说："楬豆用木头做柄，就像蜡氏所用的楬那样罢了。玉豆在楬豆的基础上，又用玉来装饰。献豆就如同周代官制中再献所用的献一样。"于是外宗辅佐王后进献玉豆，可见周代也用玉豆。内宗荐献加豆和加笾，宗伯代为荐献豆笾，司士率领属官进献俎豆，这就是所谓笾豆的事务，有专门的官员掌管。它的数量古时有二十六个，祭祀与宴飨用的数量相同。所以《礼器》说："天子的豆有二十六个，诸公十六个，诸侯十二个，上大夫八个，下大夫六个。"《掌客》所记载的，则上公用豆四十个，侯伯用三十二个，子男用二十四个。这大概是《礼器》所说的是实际使用的数量

译，《掌客》所说的是陈列的数量。《聘礼》中致送熟食给上大夫，堂上摆八豆，西夹室摆六豆，这就是证明。总之以数量多为贵重，这是尊贵之人礼数要隆重的道理。乡饮酒礼中，年满六十岁的用三豆，七十岁的用四豆，八十岁的用五豆，九十岁的用六豆，这也是尊崇年长者的道理。豆是木制的器具。醢人所用的四豆用木制，但也有用瓦制的。旊人制作豆就是如此。吕氏《考古图说》以及政和年间的近代制度用铜制作，它的足叫做镫，中央竖立的部分叫做校。《祭统》说："夫人荐豆，手持校；夫人接受，尸手持足。"郑氏注解说："校，是中央竖直的部分。镫，是豆下面的足座。"豆口圆形，直径一尺，用黑漆装饰，朱色装饰内部，大夫以上的画上云气纹，诸侯的口沿用象牙装饰，天子用玉装饰。

数量一个，用金属铸造而成，高一尺四寸，用来盛放太羹。

登诂

《尔雅》说："木制的豆叫做豆，竹制的豆叫做笾，瓦制的豆叫做登。"登，就是拿着来登进的意思，用来盛放太羹的湇（肉汁）【音泣】。《唐书》写作"防"。《公食大夫礼》说："太羹的湇不加调和，盛在登里。"湇，是肉汁，是太古时代的羹。不用盐菜调味，因为它的质朴，所以用瓦器来盛放它。《诗经·生民》说："或盛于豆，或盛于登。"《仪礼》写作"镫"，那么也是用金属制成的了。大体上是食礼中使用它，饮礼不设置它，所以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都没有这种器具。唐代的制度是释奠礼、国学中的祭祀共用三铏，三是说州县不完全具备铏这种器具。现今的制度，先圣用一登、二铏，配享的先哲以下没有登。其余簠簋笾豆的数量，嘉靖年间加以厘正，都与唐代制度相同。南雍的《太常二志》所记载的就是如此。现在各地郡国四配、十哲都具备太羹并使用登，恐怕不是正规的典制。

数量二十二个，三足，口上有两耳，覆盖有盖子，用来盛放和羹。

铏诂

《礼运》注解说："铏就像鼎但形制较小。"《周礼》"脯修刑膴"注解说："刑与铏相同。"《韩非子》说："尧拥有天下的时候，用土制的簋吃饭，用土制的铏饮食。"亨人负责祭祀宾客时，供应铏羹。铏羹大概是用来具备五味的东西，而铏鼎则是用来盛放羹的器具。就羹而言称为铏羹，就鼎而言称为铏鼎，也叫陪鼎，因为它是正鼎的陪衬；也叫羞鼎，因为它盛放各种美味佳肴。王每日用食九鼎，而陪鼎三个；大夫用七鼎，而铏鼎四个；掌客记载，上公用铏四十二个，侯伯用铏二十八个，子男用铏十八个。聘礼中招待宾客的飱食、饔食所用的羞鼎都是三个，上介的飱食、饔食所用的羞鼎也是三个。少牢礼中设置羊铏、豕铏，特牲礼中主妇设置两个铏，那么铏的用途十分广泛，不仅仅用于盛放和羹。现在的释奠礼则只用它来荐献和羹，用铜铸造而成。

数量三个，形状像壶，用梓木雕刻而成，画上山云的图案，就是山尊。高九寸八分五厘，口径六寸七分五厘，深七寸五分。颈部高三寸，颈部以下横向直径九寸，足高二寸。用来盛放初献时所用的酒。现今的制度有的用瓦制，有的用铜制。两旁有螭首形的纽，叫做罍洗。也叫罍尊，用勺舀酒。

尊彞诂【云雷尊、象尊、牺尊、壶尊、太尊、着尊】

《周礼》司尊彞掌管六尊六彞的方位，指导它们的斟酌方法，辨别它们的用途和它们所盛放的内容。彞用来盛放鬯酒，是用来行祼礼的。尊用来盛放酒，是用来进献的。献尊、象尊、着尊、壶尊、太尊、山尊，这就是所谓的六尊。郑司农说："献读作牺【音娑】，牺尊用翡翠装饰，象尊用象征凤凰的图案装饰。"孔氏认为牺、象是画上沙羽的图案以及用象骨来装饰尊。阮谌《礼图》说："牺尊用牛的图案装饰，象尊画上象的图案装饰尊，"

译这是说在尊腹的上面画上牛和象的形象，这种说法与郑氏相同。而王肃引用子尾送女器的说法："牺尊，就是用牺牛的形状做成尊。"由此可知象尊的尊做成象的形状，那么现今制度所用的就是这样。防也写作大虞的瓦尊。山罍就是云雷尊，画上山云的形状。罍取雷的意思，雷有声音而没有形状，雷从云中兴起，云从山中出来，所以刻画山云的图案。另一种说法是刻上木头做成云雷的形状，用来象征恩泽施予不穷尽。着尊没有足而底部贴着地面。壶尊，就是用壶做成尊。《左传》说"用鲁国的壶做尊"，《燕礼》中"两方壶"，"左〇酒"说的就是这个。六彞，是鸡彞、鸟彞、斝彞、黄彞、虎彞、蜼彞。凡是行祼礼，春祠、夏禴之祭，用鸡彞、鸟彞，配以牺尊、象尊；秋尝、冬烝之祭，用斝彞、黄彞，配以着尊、壶尊；追享、朝享之祭，用虎彞、蜼彞，配以泰尊、山尊。虞、夏以上只用虎彞、蜼彞而已。夏代用鸡彞，殷代用斝彞，周代用黄彞。《明堂位》说："泰尊，是有虞氏的尊；山罍，是夏后氏的尊；着尊，是殷代的尊；牺尊、象尊，是周代的尊。"而《说文》认为壶是昆吾时代的尊，那么这也是商代以前的器具了。周代兼用这些器具，而且各自都有副器。大祭祀用三倍的数量，中等祭祀用两倍的数量，小祭祀用一倍的数量。所以大祫祭的尊有十八个，禘祭的尊有十六个，四时祭的尊有十二个，都是备齐器具来表达孝敬奉献之意。唐代的制度中，释奠先圣先师，每一座位用牺尊盛放醍齐，象尊盛放盎齐，山罍盛放酒，都是两倍的数量。宋代的制度，牺尊四个，象尊四个，摆在殿上作为酌尊【用来注酒的尊】；泰尊三个，山尊二个，牺尊二个，象尊二个，着尊二个，壶尊二个，摆在殿下，只陈设而不斟酒。元代的制度用牺尊盛放泛齐，用象尊盛放醴齐，都是三个。摆设在堂上的，用泰尊盛放泛齐，山罍盛放醴齐，着尊盛放盎齐，牺尊盛放缇齐，象尊盛放沈齐，壶尊盛放三酒。摆设在堂下的，用象尊盛放醴齐，摆设在两庑。本朝的礼制与唐代相同，只摆设牺尊、象尊、山罍。而《阙里志》仍然完备六尊的制度，这大概是承袭前朝的旧制。有人说祭祀先师应当完备四代的尊罍，增设副尊来表示恭敬谨慎。我认为古时候设置一件器具必定有一件器具的用途。如春祠朝献尊、王醴的馈献之礼，献礼用两个象尊，后来斟酒的都有罍。诸位臣子……它们的容量则是彞受二斗，尊受五斗，罍受一斛。彞用于祼礼，所以它的容量少；尊用于献礼，所以它的容量多。罍则因为助祭的臣子众多，所以它的容量加倍。因此应当在正尊之外，再设有副尊，来备用于不足之时。现今三献礼之外，祼鬯、迎尸、酬酢一概不举行，那么用云雷尊供初献，象尊供亚献，牺尊备三献，用途就已经足够了。虽然没有副尊，本来也不失质朴的道理。摆设而不斟酒，岂不是用空有的形式来侍奉我们的孔夫子吗？如果说要遵循阙里的规制，备齐各种彞器，使进入庙中的人知道要讲求礼制，这在贤明的有司官员那里，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数量一个，象的形状，用铜铸造而成。背部有孔用来受酒于腹中，上面覆盖有盖子。盖子后面有纽，用来便于开合。倒酒从鼻孔通出。盖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宽九分，深四寸五分。口径二寸二分，通长一尺二寸七分，宽三寸八分。容量三升三合，用来盛放亚献时所用的酒。

数量一个，牛的形状，用铜铸造而成。背部有孔用来受酒，上面覆盖有盖子。形制与象尊相同，只是纽在前面。倒酒从口部通出。高九寸四分，耳高二寸二分，宽一寸，深三寸五分。口径二寸，通长一尺二寸，宽五寸二分。容量三升三合，用来盛放终献时所用

译的酒。

以上象尊、牺尊二尊，记载在《阙里志》中，与《博古图》所记相近似。我们杭州府学的祭器也使用这种，然而似乎更像是几案上摆设的器物。古代的尊都有棜禁，用木头做成方形的案子，凿孔放置尊，那么牺、象两种形状似乎不太合适。像毛氏、郑氏各家的说法，则是在尊腹上刻画牛、象的图案，与云雷尊的形制相同。其他地方的学校像这样使用的很多，典制中只有三献所用的尊，没有说堂上、堂下分别用什么尊。《南雍志》也只是说"酒尊"，不知道四配、十哲、两庑又该用什么尊？《阙里志》记载象尊数十个，牺尊、壶尊各数六个，这大概是通用于两庑的。泰尊、山尊、着尊各二个，似乎只是摆设在堂下，如同元代的制度。然而牺尊、象尊，各家的说法不一致，所以配享、从祀都用云雷尊，或者壶尊也可以。

高八寸四分，口径四寸五分，腹径六寸，深七寸一分。《礼运》说："门外用缶，门内用壶，君主用瓦甒作尊"，那么壶尊是瓷器，应当兼用于堂上堂下，它的数量是九个。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径五寸七分，腹径六寸一分，足径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用瓦制成。

高八寸四分五厘，口径四寸三分，腹径六寸二分，深八寸三分。用木制成。以上三种尊，《太常志》《南雍志》等书都没有记载。

数量二十八幅，宽二尺二寸，用粗布制成。释奠仪谱中，用绛色帛画上两条龙，四角用镀金的钱作为坠子，用来覆盖尊。

巾幂诂

幂人负责祭祀，用粗布巾覆盖八尊，用有图案的布巾覆盖六彞。盖八尊是用来献祭天地的，所以用粗布做巾而不画图案，是崇尚质朴。六彞用于祼礼，施行于宗庙，所以巾上画图案而不用粗布，就稍微有文饰了。凡是王所用的巾都绣有黼纹，那么又在巾上画上斧的图案，而且颜色为黑白相间，虽然有文饰但不至于过分奢靡。除了宗庙之外，凡是祭祀所用的尊彞都有巾幂，而冠礼、聘礼中则有醴酒而没有巾幂。国君所用的尊有巾幂，而大夫的方壶、士的圆壶，则没有巾幂，都是因为尊卑地位有隆重和降杀的差别。燕礼中，公所用尊的巾幂用粗葛布或者细布，大射礼所用的巾幂用细布或者细葛布，士丧礼所用的巾幂用做工粗糙的布，士虞礼所用的巾幂用粗葛布，乡饮酒礼、士昏礼、特牲礼所用的巾幂都用粗葛布。国君冬夏所用的巾幂有区别，大夫、士冬夏所用的相同。然而巾幂不仅仅用于尊彞，也施用于笾豆簠簋。礼经所记载的，如《郊特牲》中笾巾用粗葛布加深红色里子，士丧礼中笾豆用布巾，士昏礼中笲用黑色表面深红色里子，聘礼中竹簋方用深红色里子。《有司彻》中簠有盖子有巾幂，那么巾幂的用途不止一种，而用在祭祀中则尊彞尤其重要，所以历代都不敢废弃它。如果论到极其谨慎极其洁净，那么笾豆簠簋都应当各自设置一层巾幂。现今的制度只有尊有巾幂，大概相沿的礼制就是这样。

数量二十八柄，长一尺二寸九分，口宽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纵向直径三寸五分。

勺诂

勺是用来舀酒并把酒注入爵中的器具，《明堂位》说："夏后氏用龙勺，殷代用疏勺，周代用蒲勺。"《周礼·梓人》制作饮器，勺的容量为一升。龙勺，是说勺做成龙头的样子；疏勺，是说在勺头上刻镂，使它疏通；蒲勺，皇氏说："把勺刻成凫头的样子，它的口部渐渐张开，就像蒲草的根部合拢而末端渐渐张开一样。"这三种说法都是指勺柄而言。《开元仪》中，"先圣先师每座位用牺尊二、象尊二、山罍二，都配有勺。"元代的制度中，堂上的六尊，两庑各自的尊，也都有勺，但没有说明具体用什么样的勺。金代用龙勺，现今的制度是仿照它制成的。临祭进献时，由掌管尊的人举起巾幂来斟酒。

数量一百二十八件，通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径长六寸二分，宽二寸九分

译，前面低俯后面昂仰，有两柱三足，有流有鋬。爵，是用来进献的器具。夏代叫琖，殷代叫斝，周代叫爵。琖，是用玉来装饰的。《尔雅》说钟中小的叫做栈，爵中浅的也叫做琖。爵，《说文》写作□，象征爵鸟的形状，中间盛有鬯酒，又用手拿着它。用来饮酒，器物象征爵鸟的形状，是取它节制有度、举止安稳的意思。两旁有柱，使人饮酒不能一次喝完，是用来警戒人不要过度饮酒，借此寄寓警戒之意。《祭统》说："尸酢劝夫人，夫人手持柄；夫人接受，尸手持足。"柄就是它的尾部，有足有尾，因此命名为爵。它的形制就好像雀鸟一样。《明堂位》说的是玉琖，《周礼》说的是玉爵，《春秋传》说的是瓘斝，那么这三种都是用玉装饰的了。此外还有瑶爵、散爵、琥璜爵、废爵、足爵、繶爵的名称。玉爵，是太宰、少宰所协助进献的。散爵，是加献时所用的。琥璜爵，是《礼器》中记载的。废爵没有足，足爵没有篆纹，繶爵口部和足部都有篆纹。爵上的繶，就好像鞋子上的繶一样。宗庙所用的器具，以小为贵重。地位尊贵的人用爵进献，地位低下的人用散进献。《仪礼》中少牢礼、乡饮酒礼、乡射礼都用爵来献酒，用觯来酬酒。梓人制作的献酒器具用爵，酬酒用觚。容量一升的叫爵，二升的叫觚，三升的叫觯，四升的叫角，五升的叫散。觥也是五升。先儒的说法是："爵是尽的意思，觚是寡的意思，觯是适的意思，角是触的意思，散是讪的意思。"总的名称叫爵，实际上叫觞。觞，是饷的意思。觥也叫兕爵，它们的用途不同。自唐代以来，释奠礼所用的饮器都用爵。陆佃《礼象图》记载古代铜爵说：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现今的制度有的用瓦、有的用木、有的用金玉制成。

高俎三件，有足，有盖，用朱漆髹饰，两端中间用黑漆盖住，设有两个环，祭祀时就举起环来取下盖子，正坛使用它，其余的用古俎，尺寸见前面所述，数量共一百三十件，而没有盖子。

俎诂

《明堂位》说："俎，有虞氏用椀【款】，夏后氏用嶡【贵】，殷代用椇【矩】，周代用房俎。"陈氏说："截断木头做成椀，横着支撑的做成嶡，椇木的枝条多有弯曲，房制就像门槛一样。大概有虞氏时还没有文饰，截断木头做成四条腿罢了。嶡的意思就是蹷（支撑），俎的足间有横木好像有支撑的意思，少牢礼中所说的"俎距"就是这个。大禹时制作雕刻的俎，外面染成黑色内面画成红色，用来向鬼神致以孝敬，就渐渐趋向文饰了。椇的意思是枳椇树，把它的足弯曲屈折，就更加文饰了。周代人在足下加了跗座，上下两部分之间好像堂和房的样子。《鲁颂》中"笾豆大房"，《国语》中"王公设立饫礼就有房烝"说的就是这个。周公的庙用椀和嶡，鲁公的庙用大房，这大概是兼用四代的制度吧？鼎和俎以奇数为贵重，笾和豆以偶数为贵重，奇数用来象征阳，偶数用来象征阴。所以少牢礼用五俎，特牲礼用三俎，《玉藻》中说诸侯每日进食用三俎，每月初一用五俎，大概都是崇尚奇数。而《司彻》中用六俎，那又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做法，不必完全拘泥。房俎长一尺八寸，宽八寸，高八寸五分，用来盛放分解好的牲体，陈列在笾豆之间。而《礼乐志》所记载的却是高二尺七寸，宽二尺三寸，长三尺，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古人席地而坐，祭祀的时候也是扫地陈列俎豆，它的高度不过几寸罢了。太高了就不适合使用，近代改设高案，所以承载牲体的俎与案一样高，这只有正坛的全牲祭祀才可以这样使用。四配以下的仍然应当完全遵从古代的制度，才能够陈列在笾豆之间。现今的祭祀大多用牲盘，失之过于简单了。

数量十四件，长二尺，宽五寸，深四寸，上面盖子深二寸八分，足

译高一寸五分。

篚诂

篚是箱子一类的器物，通常写作匪，是象形字。《汉书·艺文志》写作棐。应劭注解说：方形的叫箱，圆的叫篚，篚是圆而狭长的【音妥】。《尔雅》注解说隋是狭长的意思。《禹贡》"厥篚织文"，大概是用篚盛放有花纹的锦缎来进贡，那么它的形状狭长可以想见。也叫箧。《士冠礼》中"缁组纮"放在同一个箧中。《礼记》中"入学鼓箧"，郑氏说：隋方形的叫箧，大概是用来盛放书籍的，也就是篚。用竹子制成，上面覆盖有盖子，后世用木头制作，用朱漆髹饰，用来盛放帛匹。

高六寸，深三寸一分，口径一尺四寸，足径六寸，容量九升。用铜制成，两旁有环，中间装饰有龟和鱼的图案。

盥洗匜盘诂

《周礼》"郁人"负责祼礼的相关事宜以及沃盥（浇水洗手）之礼，小祝在大祭祀时负责沃尸盥御，仆在大祭祀时负责相助盥洗，登上天府。凡是吉礼凶礼的事务，在祖庙中举行沃盥礼。士师祭祀五帝，就要负责沃尸以及为王盥洗，以及镬（锅）中的水，大概祭祀的盥洗礼备有专门的官员这样来设置，那么就设在东荣（堂东侧屋檐下）。这是《士冠礼》的记载，设在阼阶的东南方。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燕礼、特牲礼中的记载，罍水都设在洗的东边，匜水都盛在盘中。大概祭祀的时候，有罍用来盛水，有枓用来舀水，而洗则用来盛放弃掉的水。祭祀的礼仪严肃，不想让水停留污染在地上。特牲礼中尸盥洗【停顿】，匜水盛在盘中，那么匜的用途如同罍，而盘的用途如同洗。匜也叫做匜，盘的形状是圆的，有耳，四足，做成兽的形状。洗的形制也类似匜盘，但没有耳而有环。现今的制度设在台阶东侧，将要行献礼时就用它来盥洗擦拭，用白布擦手。

高四寸五分，深八分，口径一尺四寸。高二寸二分，宽二寸八分，容量一斗。也是用铜制成。

用木头制成，高九寸，宽一尺二寸，用白纸写上祝文，粘贴在版上，祭祀完毕后，揭下来焚烧。

祝案一件，高二尺一寸，宽一尺九寸，长二尺二寸。酒尊案，高二尺七寸五分，宽一尺五寸，长五尺。桌面上挖出三个孔，仍然横放木板在孔下，用来承载酒尊，用来代替古代的棜禁。凡是三先师、四配、十哲，都用云雷尊。

爵帛案，高二尺七寸五分，宽二尺三寸，长三尺。盥洗案与爵帛案相同。

以上四种案都是近代的制度，所以不再另作图说。

此外还有毛血盘、涤牲桶、籸盆，都按数量备齐。

庭燎（根据使用情况配备）

香案、香合。洪武七年，下令祭祀都免去上香这一项。

頖宫礼乐疏卷三

（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頖宫礼乐疏》）

钦定四库全书

頖宫礼乐疏卷四

明 李之藻 撰

乐律疏

祭祀进献时使用音乐，是用声音来感召神灵的。声音出自于气，气充盈在天地之间，空虚广阔而看不见它的形状，这就是所谓的至阳。有物气蓬勃震荡，就发出而成为声音。人与鬼神，形体不能接触而气可以相通，气是那样寥廓广大，它们相通的时候没有什么能贯通它。所以音乐作为一种道，用声音号呼，在天地之间感召，或许神明能够听到，因而降临吧？所以祭祀必定要向阳求索，商代人祭祀祖先，先奏乐来向阳求神；接着灌地，向阴求神，通达到深渊泉水之处。周代人崇尚气味，祭祀祖先先灌地，那么是先向阴求索。然而成均之教、祭祀之礼，对于音乐的制度是十分完备的。典同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用来制作乐器。凡是制作乐器，用十二律来作为它的尺度，用十二声来作为它的容量标准。大司乐用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用来招致鬼神地祇，用来使邦国和睦。王制中命令典礼官考察时节月份，确定日子，统一律吕，宣布八风之气，顺应五行的运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