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宝刻丛编》目录，类二【金石之属】提要 臣等谨慎考订：《宝刻丛编》共二十卷，宋代陈思撰写。陈思是临安人。他所著《小字录》前面有职衔题作“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又有《海棠谱》自序，题为开庆元年，因此是理宗时人。此书搜集著录古代碑刻，以《元丰九域志》所载京、府、州、县为纲，凡碑刻所在地可以考察的，按各路编纂；不能详知所在的，附在卷末；同时采录各家辨析考证、审定意见，全部写在下面。现在以《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相互考核，其中地名的改称、合并，往往不能完全一致；即使是书中所载与目录所题，也不尽相同，例如目录称“镇江”，卷中称“润州”；目录称“建康”，卷中称“升州”之类，很多都是这样。大概各家著录多依据古碑旧有的额题，陈思编次时又都沿用各家的旧文，所以出现了这些讹误和差异。至于所引用的各家说法，不标明某书某集，只称其字，如蔡君谟、王厚之之类；又有只称别号的，如碧岫野人、养浩书室之类，茫然不知道所出为何书，这尤其是宋元书坊的陋习。然而在南北隔绝的时期，不能像欧阳修、赵明诚诸家那样见到许多拓本，从而考订推演前人的记述，并广泛查考地方志；他在征集文字、考核文献的过程中，寄托了补缀图经的意图，所下功力确实很勤奋。而且宋代因记载地理而兼记碑刻的书，没有比王象之《舆地碑目》更详尽的，但黄河、淮河以北大体都缺载。只有这部书对各道郡邑分纲列目，沿革清楚，和王象之的书相比尤其完备。朱彝尊曾想取用本书所引用的《隶续》各条，来补足原书二十一卷的缺失。现在考察其中所引用的，如曾南丰《集古录》、施氏《大观帖总释序》、《集古后录》、《诸道石刻录》、《复斋碑录》、《京兆金石录》、《访碑录》、《元丰碑目》、《资古绍志录》等书，如今都已散佚失传，仍可借此略见其梗概。又如《汝帖》十二卷、《慈恩雁塔》唐人题名十卷，以及《越州石氏帖目》，都是其他书没有记载的，也可以借这部书窥见其大概，这也可以说对考证有所帮助。抄本流传下来的情况是：第四卷的京东北路，第九卷京兆府以下，第十一卷廉凤路、河东路，第十二卷淮南东路、西路，第十六卷荆湖南路、北路，第十七卷成都路，都已经缺佚；第十五卷江南东路饶州以下直到江南西路，也佚失了一半；第十八卷为梓州、利州路。只有渠州、巴州、文州三州的碑刻错入京东西路、淮南诸路，其他部分也有许多次序错乱。例如“魏三体石经遗字”条下，文意还没有说完，忽然接上“石藏高绅家，绅死，其子弟以石质钱”等语，这其实是王羲之所书《乐毅论》的跋语，是传抄者窜入的。因此朱彝尊《经义考》在刊石门内魏石经条下，引用欧阳棐、赵明诚所说的“藏高绅家”等语，大概是没有详细考察原书，所以沿袭了这一错误。现在一一加以厘正；对于缺失的卷篇无法考补，姑且仍照旧本。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宝刻丛编》卷一 宋　陈思　撰 京畿 东京 【开封府：春秋时是卫、陈、郑三国的疆域，战国时属魏，秦代属三川郡，汉代属陈留、河南、颍川、淮阳郡；东汉改淮阳郡为国。陈、晋时属陈留、荥阳、颍川；元魏时属陈留、许昌；东魏分置开封郡，同时设置梁州；北齐废除开封郡；周代改梁州为汴州；隋开皇初年废除陈留郡，大业初年废除汴州，分别并入荥阳等郡；唐武德四年重新设置汴州；后梁因周代旧制建国，升为东京开封府；后唐又改为汴州宣武军；后晋再次升为东京开封府，后汉、后周以及本朝沿袭不改。现在辖县十四：开封、祥符、尉氏、陈留、雍丘、封丘、中牟、阳武、酸枣、长垣、东明、扶沟、鄢陵、咸平。】《石鼓文》【另见凤翔】旧时在岐阳孔子庙，世代相传为周宣王刻石，史籀书写。大观年间，从凤翔迁入辟雍，后来收入保和殿。【《诸道石刻录》】《石鼓文》起初并不为前代所称道，到唐代人才开始盛加称誉。韦应物认为它是文王的鼓，只是到了宣王时才刻上诗文；韩退之则径直认为是宣王的鼓，收藏在今天凤翔孔子庙中。石鼓共有十面，早先散弃在野外，郑余庆把它们安置到孔子庙中，却丢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从民间搜寻得到这一面，十面石鼓才齐全。上面的文字能够辨认的有四百六十五字，磨灭而无法识别的超过一半。我所搜集著录的文字，以它最为古老。然而其中有三四点值得怀疑：如今世上汉桓帝、灵帝时的碑刻往往还在，距今还不到一千年，文字写得大、刻得深，却有十分之八九已经磨灭。这些石鼓按照太史公《年表》计算，从宣王共和元年到今天嘉祐八年，实际已有一千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小而刻痕浅薄，按理怎么能够保存下来？这是第一点可疑之处。它的字古老而有法度，文字与《雅》《颂》同样的文体，而在《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的真迹现存的只有这些。然而自汉代以来，博古好奇的人都略过不谈，这是第二点可疑之处。隋代藏书最多，隋代书志所著录的，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都有，唯独没有石鼓的遗文。近世的东西反而比远古的还不应当这样，这就是第三点可疑之处。前代传记所记载的古远奇异之事，大多虚诞难信，何况传记中并没有记载，不知道韦应物、韩愈二位先生凭什么知道它是文王、宣王的鼓呢？隋、唐时期古今书籍大体已经齐备，难道当时还有所见而现在反而看不到了吗？但是韩退之好古而不妄言，我姑且采信他的说法。至于字形笔画，也不是史籀不能写成这样。【《集古录》】欧阳文忠公认为，如今世上汉桓帝、灵帝时的碑刻往往还存在，距今不到一千年，文字写得大、刻得深，却有十分之八九已经磨灭。这面石鼓从宣王时期到现在，确实已有一千九百多年；鼓文细小而刻痕浅，按理怎么能保存下来？他据此认为可疑。我看秦代以前的碑刻，如这面石鼓、《诅楚文》和泰山秦篆，都使用粗石，就像今天人们拿来做碓臼的石头。石质既坚硬顽固，不容易损坏，又不适合另作他用，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汉代以后的碑碣，石质虽然精美，却容易剥落残缺，而且常常被人取去做柱础之类。大概古人考虑深远，做每件事都有道理，大多就是这样。何况这些文字笔画奇特古朴，绝不是周代以后所能达到的。文忠公也认为不是史籀不能写成这样，这个判断是对的。【《金石录》】欧阳公《集古录》所著录的石鼓文字，能够辨认的有四百六十三字，磨灭而不能识别的超过一半。如今《资古录》所著录的，能够辨认的有四百七十四字，磨灭而不能识别的只有十二三字。大概我家先世收藏的拓本还在欧阳公编《集古录》以前。本朝崇宁年间，蔡京修建辟雍，把十面石鼓放置在讲堂后面，我曾经见过。辟雍废弃后，迁入宫禁之中，而岐下还有摹本，已经大大失去古意；我一并把它们著录下来，用来显示三代书法的踪迹，不是后世摹写所能比的。【《资古绍志录》】石鼓十篇，大致是为渔猎而作。甲篇说捕鱼，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篇说狩猎。乙、癸两篇说修整道路，都是说为了田猎而修路。戊篇说策命诸臣，己篇说祭祀土地神，但都与田猎有关。辛篇说渔猎归来。十篇依次用十日作篇名，是后人编排的。石鼓在前代不受称述，到唐代才出现在岐阳。早先散弃在野外，郑余庆把它们取来安置在凤翔孔子庙堂中，却丢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从民间搜寻得到它，十面石鼓于是齐全。大观年间，把它们送到辟雍，后来又取入保和殿。经过靖康之变，不知道它们是否再次迁徙。世人说石鼓是周宣王所作，大概本于韩退之的歌。韦应物认为是文王时的鼓，到了宣王时才刻诗，不知道二位先生的话根据什么见闻。可是前代都以石鼓文字难以释读为忧虑，我如今所得的本子，除去漫漶磨灭之处，字字都可以看懂。只是它的文字并不完整，所以有的地方可以得到完整文辞，有的地方则不能形成完整文辞。不过，篆书的起源大致有三种：皇颉以后，开始使用古文；史籀以后，开始使用大篆；秦人以后，开始使用小篆。我续作《汗简》，考察古代《尚书》，编纂分音的韵书，撰写辨析物类的字书，对于古今文字的变化，大体有所了解。看这十篇，都是秦篆。秦篆就是小篆，字形简近而容易看懂。其中有些字值得怀疑，例如把“也”写作“殹”，把“丞”写作“丞”这一类。等到考察铭器，发现“殹”见于秦斤，“防”见于秦权。正如写越国的语言，难道会不知道那个人生长在越国吗？写秦篆的人，难道会不知道他生长在秦国吗？秦篆本于籀书，籀书本于古文。石鼓文字间或使用古文，是因为古文正是篆书的本源。秦人虽然创制小篆，实际上是对古文、籀书加以增减，取其形成类别罢了；不能增减的地方，就使用旧文字。有人说：石鼓固然是秦代文字，但怎么知道它是哪一代的文字呢？回答说：秦国自秦惠文王称王，秦始皇称帝。现在文字中有“嗣王”，也有“天子”。“天子”可以指皇帝，也可以指王。因此可知它是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