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刻丛编卷一
或曰：文则尔也，石鼓何义乎？曰：古人制器，犹作字也，必有所取象若尊、若彛、若爵之类是也，皆是作鸟兽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则取诸畜兽；其受小者，则取诸禽鸟。先儒不达理于尊彛，则妄造不适用之器，而画以鸟兽形。爵虽象爵，而又不适用。宣和间所得地中之器为多，故仿古而铸祭器，因以赐大臣。其制作不类于常祀之器，应知先儒之説多虚文也。近陆氏所作礼象，庶防于古乎？其于礼图，固有间矣。欵识之用，则亦如是，而取诸器物。商人之识多以盘，周人之识多以鼎。盘鼎虽适用之器，然为铭识之盘鼎，不必适于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类也。呜呼！鼎鬲逺矣，世变风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渐与？然观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铜鼓。其间有有文字者，有无文字者，然皆作鼔形，此由其风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铜锡，故其鼔以铜；岐周多美石，故其鼔以石。此又由其土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间亦有得铜鼔者，南粤与楚蜀北连岐雍，岂其所习尚者多同与【郑樵石鼔音序】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苏勗、李嗣真、张怀瓘、窦臮、窦防、徐浩，咸以为史籕笔迹。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皆有墨妙之称。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歴代书，亦厠之仓颉、李斯之间。其后韦应物、韩愈称述，尤为称至。本朝欧阳脩作《集古录》，始设三疑，以韦、韩之説为无所考据。后人因其疑而增广之。南渡之后，有郑樵者作《释音》，且为之序，乃摘「防」「殹」二字，以为见于秦斤、秦权，而指以为秦鼓伪。刘词臣马定国，以宇文泰尝搜岐阳，而指以为后周物。呜呼，二子固不足为石鼔重轻，然近人稍有惑其説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汉桓灵碑，大书深刻，磨灭十八九。自宣王至今，为尤逺。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予谓碑刻之存亡，系石质之美恶，纂拓之多寡，水火风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论也。且如诅楚文，刻于秦恵文王时，去宣王为未逺，而文细刻浅，过于石鼓逺甚，由始出于近嵗戕害所不及至，无一字磨灭者。顔真卿《干禄字》刻于大歴九年，显暴于世，工人以为衣食业，摹拓为多，至开成四年，才六十六载，而遽已讹阙。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无可疑者。二疑以为自汉以来，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谓隋世蔵书最多，独无此刻。予谓金石遗文溷于瓦砾，歴代湮没，而后世始显者为多。三代彛器，或得于近嵗，其制度精妙，有马融、郑▯所不知者。又诅楚文笔迹髙妙，世人无复异论，而歴秦汉以来数千百年，湮沉泉壤，近嵗始出于人间，不可谓不称于前人，不录于隋氏，而指为近世伪物也。予意此鼔之刻，虽载于传记，而经歴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录，乃复显于世。及观苏朂叙记，尤喜余言之为得也，则夫隋世之不录，又无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学者不敢为臆説，自贞观以来诸公之説，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韦、韩也。而韦应物又以为文王时鼓，宣王刻诗言之如是之详，当时无一人非之，传记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丞、殹二字见于秦器，固无害。况防字従山，取山髙奉丞之义，着在説文，字体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为甚近，事语尚在于长老耳。使文帝镌功勒成，以告万世，岂细事哉？宜时人共知之。况苏朂之祖邳公绰，用事于周，文物号令悉出其手，岂得其贤子孙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呜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坛山、吉日、癸巳刻与此耳，而吉日、癸巳无所考据，独此鼓昔人称説如是之详。观其字画竒古，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之所自出。好异者又附防异説，而诋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确硙者。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槖駞舆致太学，不从。郑余庆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搜访而足之。大观中归于京师，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絶模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后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或传济河遇大风，重不可致者，皆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则拓本留于世者，宜与法书并蔵，讵可轻议也？防绍兴己夘嵗，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郑樵二音参校同异，并考覈字书而是正之，书于帙之后。其不知者，姑两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质焉【复斋碑录】
译有人说：文字是这样，那么石鼓又有什么含义呢？回答说：古人制作器物，就像创制文字一样，必定有所取象，如尊、彝、爵之类都是这样；它们都制作成鸟兽的形状，并从鸟兽的口部注入所容纳的东西。容纳量大的，就取法畜兽；容纳量小的，就取法禽鸟。先儒不明白尊、彝的道理，便妄自制造不合实际用途的器物，并画成鸟兽形状。爵虽然像爵鸟，却也不适用。宣和年间，从地下获得的器物很多，所以仿照古代铸造祭器，并借此赐给大臣。它们的制作形制不同于通常祭祀所用的器物，应当知道先儒的说法多是空文。近来陆氏所作《礼象》，大概接近古制吧？至于《礼图》，当然还有差异。款识的使用也是这样，而是取法器物。商人的款识多刻在盘上，周人的款识多刻在鼎上。盘、鼎虽是实用器物，但作为铭识用的盘、鼎，不一定适合实际使用，只是取其器物的形状罢了。石鼓的制作，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唉！鼎、鬲的时代已经久远，世道变迁、风俗转移，石鼓莫非就是立碑的开端吗？可是看今天中原人从地下得到的器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从地下得到的器物，多是铜鼓。其中有的有文字，有的没有文字，但都做成鼓形，这是由于各地风俗所使用的器物不同。南粤盛产铜、锡，所以那里的鼓用铜铸成；岐、周盛产美石，所以那里的鼓用石头制成。这又是由于各地出产的东西不同。有人说，楚、蜀一带中间也有出土铜鼓的地方；南粤和楚、蜀向北连接岐、雍，难道是因为它们所崇尚的习俗大多相同吗？【郑樵《石鼓音序》】《石鼓文》是周宣王的田猎刻石。唐代自贞观以来，苏勗、李嗣真、张怀瓘、窦臮、窦防、徐浩，都认为是史籀的笔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有“墨妙”的称誉。杜甫《八分小篆歌》叙述历代书法，也把它列在仓颉、李斯之间。此后韦应物、韩愈加以称述，尤其推崇。到了本朝，欧阳修撰写《集古录》，才提出三点疑问，认为韦应物、韩愈的说法没有考据依据。后人因他的疑问而加以扩充。南渡以后，有个叫郑樵的人撰写《释音》，并为它作序，于是摘出“防”“殹”二字，认为它们见于秦斤、秦权，便指斥石鼓是秦代伪作。刘词臣、马定国又因为宇文泰曾搜求岐阳石刻，便指认石鼓是后周之物。唉，这两人本来不足以决定石鼓的价值轻重，但近来有人稍稍被他们的说法迷惑，所以我不得不加以辨析。《集古录》的第一点疑问说：“汉桓帝、灵帝时的碑刻，文字写得大、刻得深，仍有十分之八九磨灭。从宣王到现在，年代更加久远。石鼓文字细小而刻痕浅，按理怎么能够保存下来？”我认为碑刻能否保存，取决于石质的好坏、捶拓的多少以及水火风雨是否侵及，不能按照年代的远近来判断。况且像《诅楚文》，刻于秦惠文王时期，距离宣王并不很远，但文字细小、刻痕浅薄，远比石鼓更甚；因为刚从地下出土不久，还没有受到损害，所以没有一个字磨灭。颜真卿《干禄字》刻于大历九年，显著地流传于世，工匠把摹写、捶拓它作为谋生的行业，摹拓很多；到开成四年，才过了六十六年，却已经很快出现讹误和残缺。由此说来，年代远近不足以推断碑刻的存亡，没有什么可疑的。第二点疑问认为，自汉代以来博古之士都略过不谈。第三点疑问认为，隋代藏书最多，唯独没有这件刻石。我认为金石遗文混杂在瓦砾之中，历代湮没，而到后世才显现的很多。三代彝器，有的近年才出土，其制度精妙，有些是马融、郑玄所不知道的。又如《诅楚文》的笔迹高妙，世人已没有异议，但它从秦、汉以来数千百年一直沉埋地下，近年才出现在人间；不能因为它不见称于前人、不见收录于隋氏藏书，就指认为近世伪作。我认为石鼓的刻文虽然见于传记，但经历乱离，散落草莽，直到唐代初年，文物稍稍兴盛，好事者才开始搜集著录，于是又显现于世。等到看到苏勗的叙记，更加欣喜于自己的说法得到印证，那么隋代书志没有著录它，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何况唐代的文籍比现在还完备，学者又不敢凭空臆说；自贞观以来各位先生的说法，仿佛出自同一人，并不只是源于韦应物、韩愈。韦应物又认为是文王时代的鼓、宣王刻诗，并且说得如此详细，当时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传记中必定有可以考察的依据。小篆的创制本于大篆，“丞”“殹”二字见于秦代器物，本来没有妨碍。何况“防”字从山，是取山高、奉承的意义，《说文解字》中有记载，字形本来就应当如此，并不是秦代才有。唐初距离宇文周很近，相关事情和说法还保存在长老口中。假如周文帝镌刻功业、勒石成文，以告示万世，难道是小事吗？当时人应当共同知道。况且苏勗的祖父邳公绰曾在周朝任事，文物、号令全都出自他的手笔，难道他的贤能后代反而不知道祖先所作的东西吗？唉！三代石刻现存于世的，只有坛山、吉日、癸巳刻和这部石鼓；而吉日、癸巳刻都没有可考的依据，唯独这面石鼓，前人称述得如此详细。看它的字形笔画奇特古朴，足以追想三代遗风，学者也可以由此知道篆书、隶书的源流。喜好猎奇的人又附会各种异说来诋毁它，也太过分了。石鼓有十面，因石头天然粗糙，略具鼓形，文字刻在石旁；石质坚硬顽固，类似今天人们制作的确硙。起初散落在陈仓野外，韩吏部任博士时，曾向祭酒请求，想用几匹骆驼运到太学，祭酒没有同意。郑余庆才把它们迁到凤翔孔子庙，经历五代战乱后，又再次散失。本朝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又把它们运到府学门廊下面，却丢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搜访后补足了十面。大观年间运回京师，诏令用金填饰石鼓文字，以表示珍贵，也断绝摹拓损害的祸患。最初把它们送到辟雍，后来移入保和殿。靖康末年，保和殿的珍贵器物被运往北方，有人传说渡过黄河、淮河时遇到大风，因石鼓太重无法运载的，都被丢弃在江河中央。如今它们的存亡实在还不能确定，那么流传于世的拓本，就应当和法书一同收藏，怎么可以轻率地议论呢？绍兴己卯年，我在上庠得到这个拓本，高兴得不能入睡，亲手装裱整理成册，于是取薛尚功、郑樵的两种释音相互校勘异同，又考核字书，加以订正，写在册子后面。对于不能确定的地方，姑且保留两种说法，等待博学广闻的君子来验证。【《复斋碑录》】
自周至战国遗文见于金石者不过三数，祐陵悉萃之，保和寳防，甚至用金填鼔文以絶模拓。一旦干戈扰攘，四海横流，冺焉无复遗踪，良可哀叹【施宿石鼔音防】秦祀巫咸文【互见鳯翔】旧在凤翔府廨，今归御府。秦以前遗迹见于今者，絶少。此文出于近世，而刻画完好，文词字札奇古可喜【金石录】秦篆，俗谓之诅楚文。葢楚兵来代，而祷神之词也。首称穆公与楚成王有盟好，而楚王熊相倍十八世之约。以世家推之，楚自成王十八世而至顷襄王，秦自穆公十八世而至惠文王。惠文王末年，与楚数相攻伐，疑当时之所作也【集古录目】秦记》巫咸文，俗谓之《诅楚文》，总二百二十六字，灭及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以大沈乆湫文相参，其灭完字适相补，而以古文考之，可尽读云【叶石林】秦玉玺文元符中，咸阳所获传国玺也。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凢二本，以其一见遗焉【金石录】东方先生画賛晋夏侯湛撰《永和十二年书》与王敬仁。世以为王右军书。碑石旧在丁文简家，今在将作监官库【诸道石刻录】智永真草千文陈浮屠智永书字，为真草相间，末有唐虞世南小楷七十八字，石在夏守赟太尉家【诸道石刻录】世传为浮屠智永书，考其字画，时有笔法不类者杂于其间，疑其石有亡缺，后人妄补足之。虽识者览之，可以自择，然终汩其真，遂去其伪者二百六十五字，不以文不足为嫌也。蔡君谟今世知书者，犹云未能尽去也。梁书言武帝得王羲之所书千字，命周兴嗣以韵次之。今官法帖有汉章帝所书百余字，其言有“海咸河淡”之类，葢前世学书者多为此语，不独始于羲之也。智永千文后七十八字，虞世南所书，言不成文，乃信笔偶然耳。其字画精妙，平生所书碑刻多矣，皆莫及也。岂矜持与不用意，更有优劣耶【集古录】世传智永书，非也。葢智永，陈时人，而此书“虎”字、“民”字、“基”字皆阙之，以避唐讳，乃明皇以后人所书，不然笔法本出智永，后来临摹入石尔。其间二十八行字画不类，葢旧本不完，国初时人为补足【金石録】五言帝京篇唐太宗皇帝御制，禇遂良行书，贞观十九年八月【金石录】唐窣堵波幢铭唐刘仲丘撰，薛希昌八分书，天寳四载七月立【金石録】唐怀素草书自叙僧怀素撰并书。大歴十二年十月石在将作监【诸道石刻録】题禹庙寳林二诗唐防稽内史徐浩撰并书，无年月。石在宋宣献家【诸道石刻録】
唐东平王写真院记唐李嵠撰。大顺元年立。在相国寺【访碑録】唐经蔵院西天应法禅师碑【诸道石刻録】
译从周代到战国，见于金石的遗文不过两三件，祐陵把它们全部搜集起来，珍藏在保和殿宝箓宫中，甚至用金粉填嵌鼓文，以断绝摹拓。后来一旦发生战乱，天下动荡，这些遗迹便湮灭得不再留下踪迹，实在令人悲哀叹息【施宿《石鼓音释》】秦祀巫咸文【另见《凤翔》】旧时在凤翔府官署，如今归入御府。秦代以前的遗迹，至今还能见到的极少。这篇文字出于近世，但刻画完整，文辞和字迹奇特古朴，令人喜爱【《金石录》】这是秦篆，俗称《诅楚文》。大概是楚军前来攻伐，秦人向神祈祷的文辞。开头说穆公与楚成王曾结盟友好，而楚王熊相背弃了十八世以前的盟约。按照世家推算，楚国从成王传十八世到顷襄王，秦国从穆公传十八世到惠文王。惠文王末年，秦、楚多次交战，恐怕就是在那时写成的【《集古录目》】《秦记》中的巫咸文，俗称《诅楚文》，总共二百二十六字；其中已经磨灭、漫漶而无法辨认的有三十四字。拿它同《大沈久湫文》相互参照，磨灭处和完整字正好能够互相补足；再用古文考订，便可以全部读通了【叶石林】秦玉玺文 元符年间，在咸阳获得的传国玺。它刚送到京师时，执政官拿给原将作监李诫看，李诫亲手摹印了两本，把其中一本赠给了我【《金石录》】东方先生画像赞 晋代夏侯湛撰写的《永和十二年书》，是给王敬仁的。世人认为是王右军所书。碑石旧在丁文简家，如今在将作监官库中【《诸道石刻录》】智永真草《千字文》陈代僧人智永所书，字体真书、草书相间，末尾有唐代虞世南用小楷书写的七十八字。碑石在夏守赟太尉家【《诸道石刻录》】世人传说这是僧人智永所书，但考察其中的字画，时常有不合智永笔法的字夹杂在里面，怀疑碑石曾有残缺，后人擅自补足。即使有鉴识的人看它，也可以自行取舍；然而终究混淆了真迹，于是删去了其中伪作的二百六十五字，并不以文章不完整为遗憾。蔡君谟是当世懂书法的人，尚且说不能把伪字全部删尽。《梁书》说，梁武帝得到王羲之所写的千字，命周兴嗣按韵编次。如今官家法帖中有汉章帝所写的一百多个字，其中有“海咸河淡”一类的话，大概前代学书法的人多写这些语句，并不只是王羲之开始这样写的。智永《千字文》末后的七十八个字，是虞世南所写。文字不能成篇，只是随手偶然写下罢了。但它的字画精妙，虞世南一生所写的碑刻很多，都比不上它。难道是因为拘谨持重和不用心，反而会产生高下之别吗【《集古录》】世人传说是智永所书，其实不是。智永是陈代人，而这篇书中的“虎”字、“民”字、“基”字都缺笔，是为了避唐代的讳，因此应是唐明皇以后的人所写；否则，就是笔法本出于智永，后来有人临摹后刻入石中。其中有二十八行的字画不像原作，大概是旧本不完整，国初时的人补足的【《金石录》】五言《帝京篇》唐太宗皇帝亲自撰制，褚遂良用行书书写，贞观十九年八月【《金石录》】唐《窣堵波幢铭》唐代刘仲丘撰文，薛希昌用八分书书写，天宝四载七月立碑【《金石录》】唐怀素草书《自叙》僧人怀素撰文并书写。大历十二年十月刻石，石碑在将作监【《诸道石刻录》】题写禹庙《宝林》二诗 唐代会稽内史徐浩撰文并书写，没有年月。石碑在宋宣献家【《诸道石刻录》】唐东平王写真院记 唐代李岐撰写。大顺元年立碑。在相国寺【《访碑录》】唐经藏院西天应法禅师碑 【《诸道石刻录》】
淳化阁帖十卷太宗皇帝时，尝遣使者天下购募前贤真迹，集以为法帖十卷，镂板而蔵之。每有大臣进登二府者，则赐以一本。其后不赐，或传板在御书院。往时禁中火灾，板被焚，遂不复赐。或云板今在，但不赐尔。故人间尤以官法帖为难得【集古録】唐太宗购王逸少书，使魏征、禇遂良定真伪。我太宗购古今书，而使王着辨精觕，定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间一手伪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为汉章帝，张旭为王子敬，以俗人学智永为逸少。如其间以子敬及真智永为逸少者，犹不失为名帖。余尝于检校太师李玮第，观侍中王贻永所收晋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谢安、陆云軰法若篆籕，体若飞动，着皆委而弗録，独取郄愔两行入十卷中，使人慨叹。又刘孝孙处，见柳公权所收防子敬送梨帖，然于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连在后，而云“又一帖不知为逸少也”。公权，唐名家，尚如此，顾何议着？今长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贞观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迹，余可知矣。独未知徐璹【徐浩子，能刻书】所访者何如耳。余抱疾端忧，养目文艺，思而得之，粗分真伪，因防逐卷末以贻好事同志。百年之后，必有击节赏我者。余无富贵，愿独好古人笔札。每涤一砚，展一轴，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忌。尝思陶▯景愿为主书史，大是髙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为蠧书鱼，入金题玉▯间，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维阳倦防阁书【米元章防秘阁法帖】淳化中，内府既博访古遗迹，时翰林侍书王着受诏绪正诸帖。着虽号工草▯，然初不深书学，又昧古今，故秘阁法帖十卷中瑶珉杂糅，论次乖伪，世多耳观，遂以莫辨。故礼部郎米芾元章，笔翰妙，荐绅间，在淮南幕府日，尝防卷尾作数百语，颇有条流，但概举其目，踈畧甚多。故诸部中或伪迹着甚而不觉者，若李怀琳所作卫夫人书，逸少阔别稍以帖之类；有虽审其伪而讥评未当者，若知伯英大令诸草帖为唐人书，而不知乃书晋人帖语之类；有讥评虽当，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畴字为非李斯书，而不知乃李阳氷明州碑中字之类；有误着其主名者，若以晋人章草诸葛亮传中语，遂以为亮书之类，是也。其余舛错尚多，书家责能书者备，故仆于元章慨然。古语有之：“善书不鉴，善鉴不书。”仆自防观古帖至多，虽毫墨积习未至，而心悟神▯，时有所得，故作法帖刋误，凡论真伪皆有据依，使钟王复生，不易此评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后有髙识赏予知言。大观戊子嵗六月七日，西都府院东斋序【黄伯思法帖刋误序】
秘阁续帖十卷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蔵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刋于石。有防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内出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本帖防尾】崇宁丙戌嵗夏，调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旅食无事，因假信安刘正夫赐本自摹凡十卷，用桐纸六十枚，凡再浃月乃竟。晴窻洁几，寂无尘虑，从容坟郭纎防，弗差苐。此书当时绪次，间有乖舛，及第十卷文陋书恶，姑因其旧，弗删除去。惟此卷逸少诸子书中，乃有▯白一帖【▯白一帖乃王方庆八代祖，见湖州墨妙亭王氏宝章集】书既恶甚，语尤浅俗，谬厠诸王间，殊伪不伦，故十卷中止去此一帖耳。然第四卷中得四月三日问一帖，尚可删也【东观余论】
译《淳化阁帖》十卷 太宗皇帝在位时，曾派使者到天下搜购前代贤人的真迹，汇集编成十卷法帖，刻在版上收藏。每当有大臣晋升为二府官员，便赐给他一部。后来不再赐给，有人传说刻版在御书院。过去宫中发生火灾，刻版被烧毁，于是便不再赐给。也有人说刻版如今还在，只是不再赏赐。因此民间尤其把官家法帖看作难得之物【《集古录》】唐太宗收购王逸少的书法，曾让魏征、褚遂良鉴定真伪；我太宗收购古今书法，又让王著辨别精粗，定为法帖，这十卷就是其中的法帖。这里面出自同一人的伪帖，大半都很严重，例如把《千字文》说成汉章帝所书，把张旭的书说成王子敬所书，把俗人学习智永的作品说成王逸少所书。像其中把王子敬以及真正的智永作品说成王逸少所书的，尚且还不失为名帖。我曾在检校太师李玮府第，看过侍中王贻永收藏的一卷晋帖，其中有武帝、王戎、谢安、陆云等人的书法，笔法如篆籀，姿态如飞动；王著却把它们全都舍弃而不收录，只取郗愔的两行编入十卷中，实在令人感慨。又在刘孝孙那里，见到柳公权收藏的王子敬《送梨帖》，但在太宗所收的法帖中辨认出来，原来是把一帖王逸少的作品接在后面，却说：“又有一帖，不知是不是王逸少所书。”柳公权是唐代名家，尚且如此，难道还要责怪王著吗？如今长安李氏收藏的王逸少法帖，就是贞观年间所收的第一帖，著名的已经不是王逸少的真迹；其余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只是还不知道徐璹【徐浩之子，善于刻书】所访求的作品究竟怎样。我抱病而深感忧虑，借养目之暇研习文艺，思考所得，大致分辨真伪，于是附在各卷末尾，赠给爱好此道的同好。百年以后，一定会有人击节赞赏我。我没有富贵，只愿独自喜爱古人的笔迹。每洗一方砚台，展开一卷书画，便不知道身旁有如雷的声音，而其中的滋味却足以使人忘忧。我曾想，陶弘景希望担任主书史，实在是高雅的志趣。这一念头始终不能消除；如今我年近四十，恐怕死后会变成蛀书虫，进入金题玉轴之间游走而不受伤害。元祐三年，维阳倦游阁书【米元章《跋秘阁法帖》】淳化年间，内府已经广泛搜访古代遗迹，当时翰林侍书王著奉诏整理校订各帖。王著虽然号称擅长草书、隶书，但起初并没有深入研究书法学问，又不通晓古今，因此《秘阁法帖》十卷中真迹和伪迹混杂，编次颠倒失误，世人大多只凭耳闻观看，于是没有人能够辨别。所以礼部郎米芾，字元章，书法精妙，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他在淮南幕府任职时，曾在卷末写下数百字，颇有条理，但只是概括列举大纲，疏漏之处很多。因此各卷中有些伪迹十分明显，王著却没有察觉，例如李怀琳所作的《卫夫人书》、王逸少《阔别稍以帖》一类；有些虽然看出了伪迹，但讥评并不恰当，例如知道伯英、大令的各篇草帖是唐人所书，却不知道那是抄写晋人帖中文字一类；有些讥评虽然恰当，却不能辨明作者姓名，例如认为《田畴字》不是李斯所书，却不知道那是李阳冰明州碑中的字一类；有些错误地标明了作者，例如把晋人的章草《诸葛亮传》中的语句，便认为是诸葛亮所书一类。这些就是其中的情况。其余错误还很多，书法家责备能书写的人，要求他们能够鉴别；所以我对元章深感慨叹。古语说：“善于书写的人不善于鉴别，善于鉴别的人不善于书写。”我从前观看古帖很多，虽然笔墨方面的积习还未达到很深，但心里有所领悟，精神上也常有所得，所以撰写《法帖刊误》；凡是论定真伪，都有依据，即使钟繇、王羲之再生，也不会改变这番评定。元章如今已经去世，只遗憾不能把这篇文章给后来具有高明鉴识的人看，让他们赏识我的正确见解。大观戊子年六月七日，西都府院东斋序【黄伯思《法帖刊误序》】《秘阁续帖》十卷 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求把秘阁收藏的、未经太宗朝摹刻的墨迹刻在石上。皇帝批准了。到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宫中拨出缗钱十五万，催促工匠施工。到八月初一完工校理，编成十卷进呈【本帖卷尾】崇宁丙戌年夏天，我调任官职前往上都，寄居在城南昭化坊李表伯家中，旅居无事，于是借得信安刘正夫所赐的本子，亲自摹写，共十卷，用桐纸六十张，经过两个月才完成。晴日窗明，几案洁净，寂静无尘世忧虑，从容摹写碑帖纤微之处，一点也没有差错。这部书当时的编次，间或有错乱；到第十卷，文字浅陋、书法恶劣，也姑且沿用旧本，不删去。只有这一卷王逸少诸子书中，有一帖署名弘白【弘白一帖是王方庆八代祖的作品，见《湖州墨妙亭王氏宝章集》】，书法极差，言语尤其浅俗，错误地混在诸王作品之间，十分伪妄而不伦，所以十卷中只删去了这一帖。不过第四卷中还有《四月三日问一帖》，也可以删去【《东观余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枚〕
大观法帖十卷大观初，徽宗视《淳化帖》板已皴裂，而王着一时标题多误，临摹或失真，诏出墨迹更定，彚次订其笔意，仍俾蔡京书签及卷首，刻石太清楼下【施氏《大观帖总释序】孙过庭书谱羲之十七帖大观二年九月，奉圣防，摹勒刋石，太清楼下【新增】开封县汉边韶碑蔡邕书在开封县东北五里墓前【访碑録】汉边让碑在开封县东北五里，墓前【访碑録】汉董袭碑在开封县东北八里墓侧【访碑録】尉氏县汉西平令杨期碑在县西南四十里，三亭乡杨万村墓南二十步，以唐武徳四年自南迁北，此【缺】然【寰宇记】唐右庶子于府君碑侄孺卿撰，沙门重润分书。开元十年七月【复齐碑録】唐莱州刺史于府君碑撰人姓名缺，沙门重润分书。开元十年七月【复齐碑録】唐灵岩寺碑唐李邕撰并书，天宝元年立【诸道石刻録】唐灵州都督李公碑撰人姓名残缺，杜混元分书，李公讳琳碑，以天宝三载析木月立【金石录】唐刺史封公徳政碑文字缺落，惟余首尾【访碑録】唐征西大将军杨仅碑在三亭乡路中【访碑録】晋阮籍碑在县东四十五里，阮台乡石马村墓，南二十步，文字缺落，惟首尾存【访碑録】唐尉氏令李良清徳颂在县衙公门外，天寳五载立【访碑録】唐立晋阮籍啸防碑唐独孤及撰：在县衙东南二十步，籍每追游名贤，擕酌长啸，登此也【寰宇记】陈留县汉丞相陈平碑在县北二十里，文字磨灭，其额云「汉丞相陈平之碑【访碑録】汉大司农陈羣碑在县北二十八里，有碑篆文，大司农陈羣墓【水经】魏河伯申碑在县东北十五里【访碑録】雍丘县汉太尉髙峻碑在县南五十里，大善乡墓下【访碑録】汉执金吾髙褎碑在县南五十里，大善乡墓下【访碑録】魏征虏将军南州刺史王思贤碑》在县北五十里，义阳乡墓下。
图经云：思贤，名亮【访碑録】封丘县汉陈留太守程封碑在县东二里墓下【访碑録】魏隠士程仲碑程隠君坟在县西南四里，碑在墓下【访碑録】程仲，字孔礼，陈留封丘人，有志行。明帝青龙三年，征，不起。景初二年，正始五年，征，又不就。晋武帝泰始二年卒，封元乡亭侯【寰宇记】魏节妇白氏碑晋咸宁二年，建立白氏程仲妻也，二碑同处【访碑録】隋寳善寺碑大业中，安乡司功程、式等同修佛像，立此碑【访碑録】徐州刺史宁逺将军程超碑在县西北十六里墓下【访碑録】中牟县魏太傅钟繇碑在尉氏西北三十五里，钟城南三里，其地今割属中牟，碑断折，文字磨灭【访碑録】晋潘岳碑在县西北七里，平秩乡墓侧【访碑録】
东魏正觉寺重修佛殿记东魏武定四年建【访碑録】
北齐正觉寺重修佛殿记北齐天统三年建【访碑録】唐立頴考叔庙碑唐王利用撰序，刘彚铭，李琚八分书。开元二十九年嵗次辛巳嵗【复斋碑録】唐浦孝子碑唐崔称撰《屈突寘八分书》：孝子名季通，与其父良瑗相继有至行，亲丧皆庐墓。大历中，宣慰使李季卿以闻，有诏褒美。坟垅祥符中。章圣皇帝西祀汾隂，过之，诏有司封其墓，且禁采樵。云碑以大歴三年十月立【金石録】
唐冲虚真人庙记唐刘三复撰《李徳裕八分书》太和元年十二月【金石録】列子观题名唐李徳裕王起题名【访碑録】
中牟县壁记【诸道石刻录】阳武县东魏征虏阎孝侯碑天平三年立【访碑録】
译《大观法帖》十卷 大观初年，徽宗看到《淳化帖》的刻版已经皴裂，而王著当时所作的题名多有错误，临摹也有失真之处，于是下诏取出墨迹重新确定，汇集编次并订正笔意，仍命蔡京书写签题和卷首文字，刻在太清楼下【施氏《大观帖总释序》】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大观二年九月，奉圣旨摹写刻石，置于太清楼下【新增】开封县 汉边韶碑 蔡邕书写，位于开封县东北五里的墓前【《访碑录》】汉边让碑 位于开封县东北五里，墓前【《访碑录》】汉董袭碑 位于开封县东北八里墓旁【《访碑录》】尉氏县 汉西平令杨期碑 在县西南四十里、三亭乡杨万村墓南二十步处；唐武德四年从南面迁到北面，这……【缺】然而【《寰宇记》】唐右庶子于府君碑 侄子孺卿撰文，沙门重润用分书书写。开元十年七月【《复齐碑录》】唐莱州刺史于府君碑 撰文者姓名残缺，沙门重润用分书书写。开元十年七月【《复齐碑录》】唐灵岩寺碑 唐代李邕撰文并书写，天宝元年立碑【《诸道石刻录》】唐灵州都督李公碑 撰文者姓名残缺，杜混元用分书书写。这是李公名讳为琳的碑，天宝三载析木月立碑【《金石录》】唐刺史封公德政碑 碑文已经残缺脱落，只剩下首尾部分【《访碑录》】唐征西大将军杨仅碑 在三亭乡的道路中间【《访碑录》】晋阮籍碑 在县城东面四十五里、阮台乡石马村墓的南面二十步处，碑文已经残缺脱落，只剩下首尾部分【《访碑录》】唐尉氏县令李良清德颂 在县衙公门外，天宝五载立碑【《访碑录》】唐代建立的晋阮籍啸台碑 唐独孤及撰写：在县衙东南二十步处，阮籍每次追随游访名贤，携带酒杯长啸，都曾登临此台【《寰宇记》】陈留县 汉丞相陈平碑 在县城北面二十里，碑文已经磨灭，碑额上写着“汉丞相陈平之碑”【《访碑录》】汉大司农陈群碑 在县城北面二十八里，有一通篆书碑，内容为“大司农陈群墓”【《水经》】魏河伯申碑 在县城东北十五里【《访碑录》】雍丘县 汉太尉高峻碑 在县城南面五十里、大善乡的墓下【《访碑录》】汉执金吾高褎碑 在县城南面五十里、大善乡的墓下【《访碑录》】魏征虏将军、南州刺史王思贤碑 在县城北面五十里、义阳乡的墓下。《图经》说：思贤，名亮【《访碑录》】封丘县 汉陈留太守程封碑 在县城东面二里墓下【《访碑录》】魏隐士程仲碑 程隐君的坟墓在县城西南四里，碑立在墓下【《访碑录》】程仲，字孔礼，是陈留郡封丘县人，有志向和德行。魏明帝青龙三年，朝廷征召他，他没有出仕。景初二年、正始五年，朝廷又征召他，他仍然没有接受。晋武帝泰始二年去世，追封为元乡亭侯【《寰宇记》】魏节妇白氏碑 晋咸宁二年建立；白氏是程仲的妻子，两通碑在同一处【《访碑录》】隋宝善寺碑 大业年间，安乡司功程某、式某等人共同修造佛像，并立下这通碑【《访碑录》】徐州刺史、宁远将军程超碑 在县城西北十六里墓下【《访碑录》】中牟县 魏太傅钟繇碑 在尉氏县西北三十五里、钟城南面三里处；这一地区如今划归中牟县，碑已断裂折损，碑文也已磨灭【《访碑录》】晋潘岳碑 在县城西北七里、平秩乡墓旁【《访碑录》】东魏正觉寺重修佛殿记 东魏武定四年建成【《访碑录》】北齐正觉寺重修佛殿记 北齐天统三年建成【《访碑录》】唐代建立颍考叔庙碑 唐王利用撰写序文，刘彚撰写铭文，李琚用八分书书写。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年【《复斋碑录》】唐浦孝子碑 唐崔称撰写，《屈突寘八分书》：孝子名叫季通，他和父亲良瑗相继有至孝的德行，父子亲人去世后都在墓旁结庐守墓。大历年间，宣慰使李季卿将此事上报，皇帝下诏予以褒奖。坟墓建于祥符年间。章圣皇帝西行祭祀汾阴，经过这里时，下诏命有关官员封护他的墓，并且禁止砍柴放牧。碑文说，此碑于大历三年十月立【《金石录》】唐冲虚真人庙记 唐刘三复撰写，李德裕用八分书书写。太和元年十二月【《金石录》】列子观题名 唐李德裕、王起题名【《访碑录》】中牟县壁记 【《诸道石刻录》】阳武县 东魏征虏阎孝侯碑 天平三年立碑【《访碑录》】
唐阳武县令陶公复故县记唐唐衢撰《郑乃中八分书》据记，县圮毁，二十五年宦吏寓于佛寺。贞元己夘嵗，县令陶锽修而复之。后令李伦以贞元十九年立此碑【集古録目】长垣县唐左骁卫大将军翟仵碑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墓侧，永徽二年塟【访碑録】唐戎州刺史董宝亮碑唐李俨撰，张遂隆分书，咸亨四年十月【金石录】唐长垣令郑諲清徳颂在本县衙门内【访碑録】酸枣县魏酸枣令毌丘悦碑在酸枣废县内，按其文，名悦，字抱僖，魏正光三年任酸枣令，民为立碑【访碑録】唐建福寺三门颂成碑唐中书舍人卢蔵用按前华州郑县尉吴光壁集王羲之行书《建福寺在滑州酸枣县开元中寺僧增葺之并建三门初成故曰颂成碑以开元五年正月立【集古录目】东明县魏徐州刺史韩陵碑在县南二十里【访碑录】扶沟县汉国三老袁良碑碑为▯书，不著书撰人名氏。良字阜卿，陈国扶乐人也。歴议郎、符节令，尝为三老。其额曰「国三老袁君碑」。碑以永建中立【集古録目】汉故国三老袁君碑，篆额在开封之扶沟。袁君名良，歴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议郎、符节令、国三老。梁相以顺帝永建六年二月戊辰卒。其孙卫尉滂立此石。滂以光和年中为相，其作九卿当在灵帝之初。《水经》云：“扶沟城北有袁梁碑。”云陈国扶乐人事，与碑合。惟《水经》误以良为梁尔【▯释】唐扶沟令马公徳政颂唐崔灏撰，分书姓名残缺。开元二十九年，立马公名光淑【金石录】鄢陵县汉故民吴公碑其额题汉故民吴公之碑，碑云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吴公仲山，少立名迹，其他刻画完好如新，文词颇拙陋，书迹恠而不工。然汉时石刻存者渐少，而此碑特完【金石录】宣和中，知鄢陵县穆延年得之于民间。碑无其名，仲山其字也。汉之仕者，没有遗爱。其州之民为之采石镵铭，则自称曰：“故民吴公。”匿迹韬光，不答聘召。作碑者体其谦晦之操，故以民称之。所谓“故民”者，物故之。民也，其字画【缺】笔【▯释】唐立汉文范先生陈君碑在鄢陵庙内，裴延休文【访碑録】
宝刻丛编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宝刻丛编卷二宋 陈思 撰京东东路青州【周为齐国，秦置齐郡，汉属北海、千乗，后属齐国、北海、乐安，兼置青州。晋属齐国、济南、乐安、北海。隋并废之，大业初复置北海郡。唐武徳四年曰青州，天宝元年曰北海郡，陞平卢军节度。皇朝淳化五年改镇海军，政和元年曰齐郡。今县六：益都、夀光、临朐、博兴、千乗、临淄】后魏郑道昭哀子诗延昌四年立【金石録】后魏宣武皇帝御讲诗延昌四年【金石録】后魏尧庙碑正光元年八月【金石録】东魏张烈碑文字磨灭，以事考之，葢张烈也。按《北史·列传》，烈为家诫千余言，临终勅子侄不听求赠，但勒家诫，立碣而已，即此碑是也。其卒▯年月残缺不可辨，传亦不载，惟《青州图经》称卒于元象中云【金石録】东魏贾思同碑思同与其兄思伯，《后魏书》皆有传。云青州益都人，今其墓乃在夀光县，而思伯之碑亡矣。兴和二年五月立【金石録】北齐牟道志等造寺碑青州刺史牟道志功曹刘徽逺，天保元年，嵗次庚午，六月己未朔，二十九日丁亥建【复斋碑録】北齐临淮王造像碑武平四年，嵗次辛巳，六月乙未朔，二十七日辛酉，建临淮王者，娄定逺也【复斋碑録】北齐常将军庙碑在临朐县【诸道石刻録】
唐云门山投龙记唐北海大守赵居真撰序言：天宝▯▯嵗，下元日，居真投金龙环壁于此山。有瑞云出洞中，有声云：“皇帝夀一万一千一百嵗。”葢天宝中，▯宗方崇尚道家之説，以祈长年。故当时谄防矫妄之徒，皆称述竒怪，以阿其所好。而居真遂刻之金石，以重欺来世，可谓愚矣。碑字行书，天宝中立【金石録】唐鹡鸰颂唐明皇撰并行书，天宝中立【金録】当皇祐至和之间，余在广陵。有勅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乆之后，二十年获此石本于国子博士杨褎。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集古録】唐龙兴寺长明灯颂唐邵贞撰，王则行书，并篆额。永泰元年五月【金石録】
译唐阳武县令陶公复故县记 据唐代唐衢撰写的《郑乃中八分书》记载，县城毁坏后，二十五年间官吏寄居在佛寺中。贞元己卯年，县令陶锽修缮并恢复了县城。后来县令李伦于贞元十九年立了这块碑【《集古录目》】长垣县 唐左骁卫大将军翟仵碑 在县城东南二十五里的墓旁，永徽二年安葬【《访碑录》】唐戎州刺史董宝亮碑 唐代李俨撰文，张遂隆用分书书写，立于咸亨四年十月【《金石录》】唐长垣县令郑諲清德颂 在本县衙门里面【《访碑录》】酸枣县 魏酸枣县令毌丘悦碑 在酸枣废县城内。考察碑文，毌丘悦名悦，字抱僖，魏正光三年任酸枣县令，百姓为他立碑【《访碑录》】唐建福寺三门颂成碑 唐朝中书舍人卢蔵用考定：这通《颂成碑》是前任华州郑县尉吴光壁集录王羲之行书所刻。碑文说，建福寺位于滑州酸枣县，开元年间寺中僧人扩建修缮寺院，并修建了三座门；三门刚刚建成，因此题名为《颂成碑》。此碑立于开元五年正月。【《集古录目》】东明县 魏徐州刺史韩陵碑 在县城南面二十里【《访碑录》】扶沟县 汉国三老袁良碑 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署撰文者和书写者的姓名。袁良字阜卿，是陈国扶乐人。历任议郎、符节令，曾任三老。碑额题为“国三老袁君碑”。此碑立于永建年间【《集古录目》】汉故国三老袁君碑，篆书碑额，现藏在开封的扶沟。袁君名良，历任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议郎、符节令、国三老。梁相于顺帝永建六年二月戊辰去世。他的孙子卫尉滂立了这块石碑。滂在光和年间任相，他担任九卿应当是在灵帝初年。《水经》说：“扶沟城北有袁梁碑。”所说他是陈国扶乐人的情况，与碑文相合。只是《水经》误把良写成了梁【《隶释》】唐扶沟县令马公德政颂 唐代崔灏撰文，分书书写者的姓名已经残缺。立于开元二十九年，马公名光淑【《金石录》】鄢陵县 汉故民吴公碑 碑额题为“汉故民吴公之碑”。碑文说，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吴公仲山年少时便树立了名声。碑上其他刻画保存完好，像新刻的一样；文辞颇为拙劣浅陋，书法奇怪而不工整。但汉代石刻现存的已经越来越少，而这块碑尤其完整【《金石录》】宣和年间，鄢陵县知县穆延年从民间得到这块碑。碑上没有记载他的名，仲山是他的字。汉代做官的人去世后，往往留下遗爱；当地百姓为他采石刻铭，于是自称“故民吴公”。他隐匿踪迹、收敛才华，不接受征聘召用。撰写碑文的人体察他谦逊隐晦的操守，所以称他为“民”。所谓“故民”，就是已经去世的百姓。是百姓；他的字形笔画【缺】笔【《隶释》】唐立汉文范先生陈君碑 在鄢陵县的庙内，裴延休撰文【《访碑录》】《宝刻丛编》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宝刻丛编》卷二 宋代 陈思 撰 京东东路 青州 【周代时为齐国，秦代设置齐郡，汉代隶属北海、千乘，后来隶属齐国、北海、乐安，并设置青州。晋代隶属齐国、济南、乐安、北海。隋代合并并废除这些建置，大业初年又设置北海郡。唐武德四年改称青州，天宝元年改称北海郡，升为平卢军节度。皇朝淳化五年改为镇海军，政和元年称齐郡。现辖六县：益都、寿光、临朐、博兴、千乘、临淄】后魏郑道昭《哀子诗》立于延昌四年【《金石录》】后魏宣武皇帝《御讲诗》延昌四年【《金石录》】后魏尧庙碑 正光元年八月【《金石录》】东魏张烈碑 碑文字迹已经磨灭，根据事迹考察，大概是张烈碑。考察《北史·列传》，张烈撰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家诫，临终时命令子侄不要请求赠官，只须刻写家诫，立碑而已，说的就是这块碑。他去世和安葬的年月已经残缺，无法辨认，传记中也没有记载，只有《青州图经》说他死于元象年间【《金石录》】东魏贾思同碑 贾思同和他的哥哥贾思伯，《后魏书》中都有传记。书中说他们是青州益都人。如今贾思同的墓却在寿光县，而贾思伯的碑已经亡佚。立于兴和二年五月【《金石录》】北齐牟道志等造寺碑 青州刺史牟道志和功曹刘徽远所立，天保元年，岁次庚午，六月己未朔，二十九日丁亥建立【《复斋碑录》】北齐临淮王造像碑 武平四年，岁次辛巳，六月乙未朔，二十七日辛酉建立。临淮王就是娄定远【《复斋碑录》】北齐常将军庙碑 在临朐县【《诸道石刻录》】唐云门山投龙记 唐代北海太守赵居真撰写序言：天宝▯▯年下元日，赵居真在这座山中投下金龙和玉璧。有祥云从洞中出现，有声音说：“皇帝寿命一万一千一百岁。”大概天宝年间，唐玄宗正崇尚道家的学说，以祈求长寿。因此当时那些谄媚、虚妄的人，都称述奇异怪诞之事，来迎合他的爱好。赵居真竟把这些事刻在金石上，以加重对后世的欺骗，可以说是愚蠢了。碑中文字为行书，立于天宝年间【《金石录》】唐《鹡鸰颂》唐明皇撰写并用行书书写，立于天宝年间【《金录》】在皇祐至和年间，我在广陵。有位名叫黄元吉的勅使，把唐明皇亲自书写的《鹡鸰颂》摹本给我看。我把玩很久以后，过了二十年，又从国子博士杨褎那里得到这块碑的拓本。又过了三年，我到青州任职，这才知道刻石在已故宰相沂公的宅第中【《集古录》】唐龙兴寺长明灯颂 唐代邵贞撰文，王则用行书书写，并篆书题写碑额。永泰元年五月【《金石录》】